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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反贪局专案

　　作者：杨晓升

　　内容简介：

　　一个地方有两大核心机构，一是组织部，管干部；一是财政局，管钱袋。

　　腐败的痼疾，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备受社会舆论关注，也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痛恨。可悲的是，腐败似乎不在乎社会舆论的抨击，它一如久治不愈的牛皮癣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冒出，大有前赴后继、不怕斩尽杀绝之势。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欲望应该是有止境的，没有止境而且是没有节制的欲望，肯定是犯罪的渊薮，最终害的只能是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人。……

　　正文

　　引言：当作家走进专案组

　　杨晓升

　　腐败的痼疾，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备受社会舆论关注，也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痛恨。可悲的是，腐败似乎不在乎社会舆论的抨击，它一如久治不愈的牛皮癣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冒出，大有前赴后继、不怕斩尽杀绝之势。

　　什么原因？贪欲也。有一句成语：欲壑难填。

　　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欲望应该是有止境的，没有止境而且是没有节制的欲望，肯定是犯罪的渊薮，最终害的只能是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人。

　　本书着力解剖的，就是一些形形色色没有控制住自己、任欲望之蛇蹿出灵魂随意横行肆虐的人。这些人，大都高居职位，按理，他们也有优越的待遇，羡慕者多，追随者众，衣食住行已经无限风光。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并不满足。他们想的并非尽职尽责，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当好人民的公仆，而是在欲望的支使下，利用人民给予的手中的权力，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地大肆敛财、四处挥霍。

　　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卷宗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数目从几百、几千到一万、几万、几十万不等。马向东夫妇共同受贿以及转移家财折合人民币总数高达2000多万！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原本是堂堂的一位社会治安监管部门的高官，不想却知法犯法，可见贪欲的诱惑是多么巨大、多么难以抵挡！

　　再看看“中国第一大款警察”，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每年敛财500万，平均每天敛财竟然达到1万！如此明目张胆巧取豪夺，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仔细想想，无非是要满足自己罪恶的欲望……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贪官们如此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呢？

　　“马向东在没有坐上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宝座以前，肯定没有听过太多人对他的批评，因为在他的成长记录中，46岁往前几乎都在积极进取，一路提升；1997年在他当了常委、副市长的前后几年，他也不可能听到任何微词，包围着他的只有连绵缧叠的阿谀奉承；等到他仕途落马，双规受审，这个时候他再想听听人们对他真实的评价，已经没有机会，此时他可以面对的不是纪委、司法机关的人，就是冰凉的监室。这不知道于他是幸、是憾？”

　　这是《之前》作者长江对贪官马向东犯罪轨迹的剖析，这也可以说是其他贪官一步步走向犯罪的写照。

　　对权力监管机制的缺失和贪官个人欲望的不断膨胀，使得官场犯罪屡斩不绝，贪官络绎不绝接踵而来。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利令智昏者，最终大都没有好下场。贪官虽然也能够风光一时，却随时都可能锒铛入狱、痛悔一生，最终还落得遗臭万年的骂名，甚至还祸及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披露的一个个贪官，每一个都是绝好的反面教材，它能在让我们经历令人咋舌惊心动魄的阅读之后，掩卷长思。那一道道曲折的前车之辙，那一声声洪亮的人生警钟，会让我们每一位读者冷静地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把握自己的人生的航向。

　　这是一本可读性极强警示性极强的人生纪实读本，不可多得。

　　马向东走向刑场 长江

　　作为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多次与临死前的马向东面对面，采访下来总觉得心里像塞了一团东西似的难以吞咽，寻了机会一定要对什么人说说才好解闷，特别，原本采访为制作两集大容量的《新闻调查》电视节目，后来节目因故停播，有些事情，尤其是一些当时的感触如若不说，也就会随时间麻木掉，混淆于人生的种种凡俗和琐碎当中。

　　不晓得今天已入冥界的老马（我就曾这样称呼他）还记不记得，在他临死前有位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曾受命和他长聊过？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坐在我的面前，没有忘记他的相貌、眼神，没有忘记他话语中的可怜、绝望，没有忘记或者说无法忘记他是怎样从一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到失去人生自由的“阶下囚”，在看守所里任看守“提”来“提”去的天地变化，以及这天地变化的错位给他带来的措手不及与无可奈何，那无奈是飞扬的马车在仕途上狂奔猛跑，忽然间将其掀翻在地，然后在他眼前一路绝尘而去宿命般的追悔莫及与难以玩味。

　　2001年12月19日，我为“慕、马大案”最后一次采访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开始采访前曾经不经意地问到马向东的生死结果，恰好当天马向东选择了最新死亡方式——接受针头注射，刚刚于上午被执行了死刑。我又感到了那团难以下咽的东西，采访结束回到办公室，人其实已经回到了三个月前的南京，回到了绿园宾馆，那是我和摄制组住的地方，我们刚刚从后院儿回到前院儿，“前院儿”就是绿园宾馆，“后院儿”就是江苏省“省看”，马向东就被关在那里，每天和我只有几十米的距离相隔，但是为了能让他接受采访，为了让他在接受采访时真正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已经做了好多天的准备——

　　烟屁股

　　当他接过我剩下的半截烟屁股猛抽几大口，那份贪恋没法儿让人想像他曾经是一位“老板”派头的副市长，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

　　人的记忆有时会因为某个细节而挥之不去。采访马向东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首先是一个细节，我把这个细节叫做“死亡细节”，因为对于我，现在已经消失于人间的老马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首先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一个细节，一个“死亡细节”。

　　老马嗜烟，对于嗜烟如命的人来说，关在看守所，失去抽烟的自由可能比失去什么自由都更现实般的让人难以忍受。

　　与老马“长聊”，我是事先备好了香烟的，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红梅”，备着我自己抽，也备着给老马。一盒廉价的香烟能冲淡敌意，能支撑仁慈，当然也包括我的另外一份儿用心：“老马，老烟鬼，你说不说，说了，就给你烟抽！”在这一层面上我是有一点残忍的，而这一点“残忍”对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的良心也许不算过分。

　　老马的可怜和贪恋全都被这一盒“红梅”给勾引了出来。开始他一如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猜想的那样不会一坐到记者面前就“竹筒子倒豆子似的”说出他的相关罪恶，让老马最后开口，我知道不都是香烟的作用，但一定有那盒香烟的作用。总之采访之前我和他先坐下来拉家常，第一次休息，我拿起就放在身旁的“红梅”，自己抽，同时也问老马：“老马，抽吗？”不用说，老马还没等我问完，眼睛就早已把“红梅”给卷去了。

　　谁都能想象羊的舌头饥饿时怎么对待青草。老马对烟的急切让人怜悯，他熟练到炉火纯青的点烟动作更让人想到谗嘴而不知害羞的孩子。“抽吧，抽一支以后还有。”那一刻我竟忘了坐在我面前的他是一个罪恶难赦的腐败典型。

　　到了老马主动要求休息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烟瘾又犯了。一支烟在他手里很快便抽完，用做烟缸的纸口杯因为放在他脚下，我和他又是面对面而坐，我就把我手里抽了一大半的烟屁股递给他，说：“老马，帮我把烟扔到你那边的烟缸里。”谁知老马接过我的烟蒂，一连猛吸几大口，那份贪恋没法儿让人想像他曾经是一位“老板”派头的副市长，在场的摄录和工作人员看见了的都来不及反应，愣在了那里，老马却半点不好意思都没有，他的动作就像贫苦家妇刷锅前用舌头添去孩子碗边上的一口剩粥一样自然。我的天呀，这么大的市长还拣烟屁股？如果不是在看守所，谁会相信？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

　　马向东自由的时候，当他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穿着名牌儿、坐着名车做他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时候，一截儿烟屁股对他是什么？四块五一包的“红梅”想必他是永远不会动的。想抽烟了，许多时候都会有早已伺立一旁的人闪身上前麻利地把烟递上，温柔地点上火儿，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可是现在，在江苏省条件上乘的看守所里他的很多物质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他是回民，只能吃素，看守所就给他专门开“回民灶”。再比如2001年是他的“本命年”，他老婆章亚非提出要给他买条红裤衩儿，大过年的办案人员就上街去给他买“红裤衩儿”，可惟独香烟，按看守所的规矩被看管人员一律不得吸烟，因此，马向东只有在个别提审或谈话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向别人要根烟来解解谗，所以他接过我剩下的半截儿烟屁股才那么本能地不舍，才让我们看到一个高官往日的威风显贵如何在半截儿烟屁股面前被瞬间一扫而光。过去他大笔一挥，说给谁批一块地就一块地，说给谁减免几百万税费就是几百万，但到了看守所，这么个大人物的尊严竟敌不过几毛钱一根儿的烟卷儿。人啊，有烟瘾的人们啊，千万别犯事让人拿住，千万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不知道这样的话老马在“里面”有没有一遍遍对自己徒劳地问过？反正我看了老马的“可怜相”已经发下铁誓：这辈子，为了不失去抽烟的尊严，我是不会贪污受贿以卵击石触犯什么法律的。

　　采访结束，大家开玩笑：“你呢？你呢？”谁心里都会顿生一个残酷的答案。

　　账本

　　马向东的卷宗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数目从几百、几千到一万、几万、几十万不等。我惊奇他们两口子的记忆力怎么会好到这么完整而又琐碎的地步？

　　在素有新闻“航母”之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做记者，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逢采访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必先反复研究其预审卷宗，“重量级”人物的大卷摞在地上往往要两三尺高。没有哪一个人的卷比马向东的更枯燥无聊，即便“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汕头惊天税案”所涉及的各路要犯。马向东的卷总共68本，这当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地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数目从几百、几千到一万、几万、几十万不等。我惊奇他们两口子的记忆力怎么会好到这么完整而又琐碎的地步？

　　看着老马的“账本”，问及预审人员为什么要把他的受贿事实弄得这么细，有个大数够判刑的不就完了？其实我也知道法院量刑、定罪重证据，哪怕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认贪污受贿有多少多少，也必须一件件地锁定言证、物证。马向东夫妇共同受贿以及转移家财折合人民币总数高达2000多万元，想想这么多的钱，如果要一笔笔地记账那要记掉多少张纸，费掉多少笔墨和时间？可是他们两口子就是有这个耐心。下面是我随便从老马的卷中摘出的两笔“回忆”：

　　某某某，沈阳某大厦总经理。1990年送2000，91年送3000，92年送5000，93年5000，94年5000，95年2000，96年10000，97年10000，98年20000，另：95年章亚非煤气中毒住院送10000，96年马向东生病送5000，96年10月单送10000，96年某天又另送17000，97年马去党校又送10000.

　　某某某，沈阳某商城董事长。1991年送1000，92年送1000，93年2000，94年2000，95年2000，96年5000，97年10000，98年10000，99年10000，另：95年章亚非煤气中毒住院送2000，96年马向东生病送5000，98年5月马向东过生日送一个玉件（不知多少钱），98年下半年送10000，这次是美金。

　　老马坐在我对面开始给我“翻”他们家的“账本”，那已经是“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

　　“起初就是一两千块，两三千块，到1995年以后，收入水平提高了，有人就送一万，个别的有两万的。”

　　我问：“送钱这事儿也能水涨船高？”

　　马：“对。97年末我当上常务副市长，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分管的部门越来越多，而且在工作中、在城市建设上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来，在成绩面前我就有点忘乎所以了。”

　　问：“你能告诉我人们都以什么借口给你送钱的吗？”

　　马：“春节、给小孩压岁、生病、出国、上学，什么借口都有。”

　　问：“那你能记得给你送钱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能分分类吗？”

　　马：“能，三类。主要的部分是沈阳市的政府官员，委办局的和区县主任；另外就是下属干部；再就是几个私人老板，几位外商。”

　　问：“你一共收过多少人的钱？”（我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马：“我一共向司法机关交代的是130多人。”（马向东受贿涉及行贿人总共189个，其中被核实、认定的是130多人）

　　我继续问老马：“你记得最多一次收了人家多少钱？”

　　马：“记得，50万。”

　　问：“收的谁的钱？”

　　马：“泰明，我们市政府副秘书长，他直接对我负责。”

　　问：“泰明为什么要送你这么多钱？”

　　马：“他到计委来是我建议的，当副秘书长也是我建议的。”

　　问：“也就是说泰明是你一手提拔的？”

　　马：“怎么讲呢，这话？他的成长进步有我的帮助。”

　　问：“那泰明的钱是从哪来的？”

　　马：“他说是一个搞房地产的同学的。”

　　问：“他搞房地产的同学和你有什么关系？”

　　马：“他说是他给我的，没说是他同学给的。”

　　问：“这样的钱你收的塌实吗？”

　　马：“对泰明我是比较了解、比较信任的。”

　　问：“这个信任是什么含义？”

　　马：“我觉得不会出问题。”

　　问：“是他不会给你说出去吗？”

　　马：“对！”

　　马向东如数家珍般地跟我讲这些年他的“收成”，我曾经设计了这样一个采访方案，具体点出一个个人的名字，问这些人都送了老马多少钱，我想用一口气点出71个人的名字，可是人名实在太多，一口气根本问不下来，只好中间的打“隔断”，而对这71个行贿者，马向东一一承认，没有在听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后打过一次愣，点头并回答的速度也非常快。也许，他知道这71个人的名字我肯定是从哪一本卷宗上抄下来的，这71个行贿者的身份和行贿过程办案人员早已知晓。不过即使是这样依然让我十分惊诧，更没想到我这么问着显得并不够咄咄逼人，老马却还要补充：“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人我也主动向司法机关交代了，只不过在取证当中没有核实下来。”我又忍不住要叫天，怎么谈到这么一筐的行贿者老马听过都显得很平常，平常到面无愧色。那么过去他在面对这些人一次次登门送钱时又该是何等的麻木啊！

　　那么，老马有没有什么人的钱他不收呢？“有！” 老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问：“这么说你是想告诉我，你收钱也是有原则的？”

　　马：“不，不是，我收钱是错误的，怎么说也是没原则的，只是要寻求一种安全感，争取不出事，就能得实惠。”

　　沈阳一位行贿者不知道属不属于马向东所言行贿者的三种人之一类，开始老马拒收过这个人的钱，后来却收下了这个人送来的价值16万元的一尊金佛，老马告诉我：“那一万美金开始我觉得不把握就没收，后来我去党校他送一万元人民币，我收下来了，以后的金佛也收下了。为什么开始不收，后来就对这个人开了口子，具体原因老马没有解释，好像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他的表情已经让我明白：后来他可以收下那个人的钱，肯定是因为彼时认为这个人的钱可以收了，此人已经”有把握“了，不会因为一万人民币和一尊”金佛“要了他的仕途之命，这一点难道还需要什么过多的解释吗？

　　私分公款

　　马向东向我解释他是怎么具体“私分公款”的，我不觉得，起码从他的态度中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慌张、胆怯，好像这么“玩儿”并没有什么不应该，好像是在用一个什么“变通”的手法处理一件公务，受益者哪怕有他自己也在情理之中，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在马向东所有经济犯罪的条目中“私分公款”是赫然醒目的一条。

　　1998年年底至1999年年初，马向东、李经芳（原市财政局局长）、宁先杰（原市建委主任）三人拧在一块儿策划并“玩儿”了一个“猫儿腻”，为了奖励香港某大公司对沈阳大二环路建设的投资，经市里面同意，在马向东的指使下将100万奖金打入香港，这100万本该悉数用做奖金支出的费用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被马向东准备先拆成两份，再派三个用场：首先他们用被拆开的第一份40万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取名为“定志”的私人有限公司，李经芳为董事长（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后文我还要讲到）；然后决定将第二份60万中的48万真正作为奖金拿出来交给领奖人；而其余的12万由马向东做主，马、李、宁三人每人4万，以“自我奖励” 为名目分别装入了个人腰包——请注意，这里的100万、40万、48万、4万都不是人民币的概念，而是美金，4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可是要翻上8倍还多！

　　马向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哪来这么大的胆量，或者他并不认为做这样的事需要什么胆量？听听坐在我对面的他怎么说？

　　问：“当时要用100万美金奖励香港外商是谁提议的？”

　　马：“我提议的。”

　　问：“是谁决定的？”

　　马：“市政府决定的。”

　　问：“市政府决定总共要奖励几个人？”

　　马：“两个。”

　　问：“每人奖励多少？”

　　马：“24万。”

　　问：“24万的数目由谁说了算？”

　　马：“我。”

　　问：“为什么100万美金奖励香港外商你只决定给两个人各24万？”

　　马：“——”

　　马向东的表情显得很复杂，好像在告诉我要说清楚这件事很费工夫。

　　问：“那么到了香港以后，怎么具体把钱给的那两个人？”

　　马：“我让外商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来，分别给了他们。”

　　问：“钱是谁给的？”

　　马：“我本人。”

　　问：“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马：“没有。”

　　问：“钱是用什么东西装的？”

　　马：“事先准备好了的鞋盒子。”

　　问：“名义上你打算给两个外商多少？”

　　马：“60万嘛。”

　　问：“那到了香港为什么每人只给了24万，两个24是48 ，剩下的12 万呢？”

　　马：“为了弄到那笔投资，我们三个人也跑了十几趟，也挺辛苦的，外商也有那个意思，也想给我们仨表示表示。”

　　问：“外商想从他们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感谢你们？”

　　马：“对，确实有这个心意。”

　　问：“那为什么不通过其他途径，你们为什么要分走人家的12万？”

　　马：“是我错了。”

　　问：“老马，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我说你错不错，我不是法官，我只是想知道你当时到底怎么想？”

　　马：“你要是这么说，我，我当时就是觉得大头60万给人家香港人了，当然，12万美金也不是小数，但是对于60万来说，是20%，外商也有这个心意，我，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给他们俩点奖励，我自己也留一点，说老实话，我想以后还要和外商打交道，公款不能报销的一些费用，我想我留点备用金将来用。”

　　马向东就是这样向我解释他是怎么具体“玩儿”的这个“私分公款”的“猫儿腻”，我不觉得，起码从他的态度中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慌张、胆怯，好像这么“玩儿”并没有什么不应该，好像是在用一个什么“变通”的手法处理一件公务，受益者哪怕有他自己也在情理之中，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我接着往下问：

　　问：“老马，咱们这样说吧，从这60万中你们仨就这么拿走了12万，这个事情你跟其他人商量过吗？”

　　马：“没有。”（老马显得更理直气壮也更义气）

　　问：“完全是你自己做主？”

　　马：“这个事我已经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然承认，这个决定是我做出来的，是我决定的。”

　　问：“那么这么做算不算私分公款？”

　　马：“司法机关怎么定，我就怎么接受。”

　　问：“我不管司法机关怎么定，你自己认为这个行为是不是私分公款？”

　　马：“我认为这个行为没有经过组织程序去办。”

　　问：“是不是私分？”

　　马：“是。”

　　采访到这里，老马终于有点被迫地承认了他这么做是属于私分公款，但他的理直气壮并没有减少些许，为什么他依然如此理直气壮？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是因为这么“变通”在当时的确没什么大不了，还是他知道别人也曾这么“变通”过，只不过他也学着干了一把，没干好那是他功夫还不到家，或者是命运不济？！

　　赌徒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1997年马向东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就因他在境外豪赌开始，后来一系列疑问也都源发一个“赌”字。

　　现在我可以解释一下马、李、宁当初打到香港去了的那100万美金当中其中用40万注册了一个私人公司，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私人公司？40万美金打入这个公司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办案人员所讲，那40万是留给马向东、宁先杰日后到香港赌博之用，为“备用赌资”；二一种说法是老马的一面之词，即成立“定志公司”是为了沈阳市将来在香港运作股票上市做准备，是给公家办事的“备用金”。两种说法都没有结果做证实，因为这个公司还没有运转，这笔钱还没有来得及“使用”或“糟蹋”，马向东已经被“双规”，马案爆发，以后那40万先被冻结，很快就被退回到了沈阳。

　　老马好赌，他的东窗事发毁就毁在这个“赌”字上，1999年初，有人举报几位大陆高官多次出入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经查“几位大陆高官”之一就有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氏向东。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一系列疑问都源发一个“赌”字。我是和他这样进入的——

　　问：“关于你赌博的事，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

　　马：“第一次到境外赌博是1996年，去马来西亚招商引资，对方的客户领我到赌场去赌过。”

　　问：“你好赌吗？”

　　马：“应该说这个事我没有把握住自己，因为我的确是去澳门赌过，去玩了，当然我不能强调别人领我去的，我还是自己没把握住自己。”

　　问：“你好不好赌？”

　　马：“我只是说我确实是参与过赌博，但开始我没有好赌成性。”

　　问：“后来呢？”

　　马：“后来喜欢去了。”

　　让老马承认他好赌，没想到比让他承认受贿还难。如果不是面对记者，如果在他锒铛入狱之前，我想恐怕不只我一个人听说马向东一向好赌成性，人们谈论他赌博时虽然算不上一身豪胆，却也有几分当仁不让之气。

　　俗话说“常赌必输”，老马赌博却是赢多输少，当然这是指开始的时候。

　　我问他：“开始去赌场的时候花的是谁的钱？”

　　马：“开始都是自己的零花钱，几百、几千，自己玩的。”

　　问：“一般赌多大？”

　　马：“每次都是一百、二百地往上押。”

　　问：“在哪儿赌？”

　　马：“澳门。我一般没去过葡京那种大赌场，我一次都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小的地方，因为我怕在葡京那种大赌场会碰到熟人。”

　　问：“什么时候玩得比较大了？”

　　马：“1998年下半年。”

　　问：“那时候赌多大，赌资从哪来？”

　　马：“每次去一两天，宁先杰给我5万港币，后来赌得大了给10万。”

　　问：“为什么每次都是宁先杰给你赌资？”

　　马：“因为宁先杰，赌博是他张罗，领我去的，讨好我，他是建委主任，我的下属，再一个，后来他从我们沈阳借了50万美元，我们就用这个钱做赌资。”

　　问：“你有没有问过宁先杰这50万是跟谁借的？”

　　马：“问过，他说是从一个私人集团老板那借的。”

　　问：“宁先杰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说借50万美金就50万？”

　　马：“宁先杰在1997年为这个集团免、减了1200万费用，是建委打的报告，当然我在报告上也签了字，请慕绥新市长酌定的。”

　　为了过赌瘾、搞赌资，权钱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易。被捕前马向东、宁先杰从官场到赌场沆瀣一气堪称“哥们儿”，事发以后，二人背对背，各执一词，一点都没有“攻守同盟”的意思。说到从沈阳借的那50万美金，按宁先杰的交代，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相反是马向东先打好了招呼，他宁先杰只不过是跑跑腿儿，把钱取了回来；可马向东听了宁先杰这么说显得十分伤心：

　　“怎么会是这样？1998年年初，宁先杰说要借点钱，我说你可不能动公款啊，后来他借了这50万美金，另外他说这些钱他能把握得好，这个钱他管借管还。”

　　我问：“你当时说不能动公款，这么说你是同意去借钱赌博？即使是和私人借，这合适吗？”

　　马：“很不合适，是很不合适。”

　　老马承认自己借钱赌博“很不合适”，事实是就在他用着“很不合适”的钱到境外豪赌的时候他的赌瘾已经大过于从前，1998年老马曾连续9次到澳门赌博，借口都是“谈项目”，时间都是安排在周末，这样的安排无法遮掩，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能有“赌”的日程安排，对这一点老马丝毫不否认。

　　问：“那么你在澳门赌博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你的副市长身份吗？”

　　马：“我自己正是会想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不去葡京那样的大赌场。”（老马竟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个问题的）

　　问：“你想过万一有人认出副市长的身份，那样会有什么影响？”

　　马：“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不过我的身份的确没有暴露过。”

　　问：“在北京党校学习时间你也去赌过吗？”

　　马：“赌过，两到三次。”

　　问：“老马，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作为副市长，沈阳有多少国企，有多少下岗职工，你知道吗？知道他们每个月只有多少生活费吗？”

　　提到沈阳的国企，提到下岗职工，老马脸上的表情有所紧张，但没有愧色，他接着说了这样两句“实话”，一句是：“我去澳门赌博，忘了自己的劳动人民本色，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犯了错误。”第二句：“我一直觉得我为沈阳引进了那么多资金，已经给了那么多人就业的机会。”后面的话我已经听出了他的心安理得——这样，赌博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输掉50万

　　“没告诉你吗，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金烟嘴儿，还带什么护身符——”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带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吆喝着——”

　　马向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到他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我又犯了错误”，从来不说他“犯了罪”。赌博是不是犯罪？中国的法律已经规定赌博为治安管理所不容，中国的党纪、政纪则规定党、政干部不得从事赌博行为。即使在澳门那样的特区，官方也明文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只有在节假日可以出入赌场。马向东借款赌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答案自有法院来定性，那50万美金很快被输光倒是事实，这一点最清楚的人当数他的“赌友”宁先杰。

　　宁先杰：“不到一年，那50万美金就输光了。”

　　我问：“这一年你们都在哪赌？”

　　宁：“澳门、香港赌船。”

　　问：“那时候老马赌注押到了多少？”

　　宁：“尤其到11月份，有时候十万八万都押。”

　　问：“老马赌博不是总是赢吗，怎么会把钱很快就输掉？”

　　宁：“赢什么？每次去都输。他上去开始玩儿赢一点，赢了就不撒手，继续想赢，最后玩来玩去就都没了。”

　　我问这个时候马向东赌瘾到底大到什么了程度，宁先杰的回答带着一种明显的嗤之以鼻：“赌瘾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想方设法，无论公还是私，想方设法找理由。我们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到香港去办，这个李经芳都可以讲，在沈阳就可以办了，但是马每次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去香港，然后就是到澳门赌博。”

　　此时宁先杰对老马的“嗤之以鼻”不排除争取立功做戏的痕迹，他对马的声讨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两个坏家伙是“狗咬狗一嘴毛”，因为宁本人也是一个赌徒，要不马向东为什么一去香港总是带着他，以致招来身边人嫉妒，连宁妻都觉得马市长每次出差都带着她丈夫，“这很奇怪”。

　　实事求是地讲，在采访的时候，马向东没有在我面前讲过宁先杰太多的“坏话”，宁先杰倒把老马赌博时的“德行”抖落了个底朝天：

　　“没告诉你吗，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金烟嘴儿，还带什么护身符——”

　　对于老马的“赌态”，他生前的副秘书长泰明也有“精彩”回忆：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带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吆喝着——”

　　无论有没有遇见熟人，在赌场，身边人都一味地称马向东为“老板”。我问老马：“为什么你手下人都叫你老板？”

　　马：“我没让他们叫，是他们自己这么叫的。”

　　问：“那你听着心里舒服吗？”

　　马：“开始有点别扭，后来也就顺耳了。”

　　问：“你在赌场里更愿意让人叫你市长还是老板？”

　　马：“当然是老板！”

　　马向东在赌场十分中意手下人把他称作“老板”，据宁先杰等人的交代，这样的叫法即使在开始也不是人们主动叫起来的，而是老马让人们这样叫的。

　　也许只有在老马对我不无得意地说“当然是老板！”的时候，我才能想象当初他带着手下左右时常出没于澳门、香港赌船，那时候他的“风采”。“马老板”当初是何等的牛气冲天，他的“牛”和外国真正的大老板出手几十万、上百万也许不能相比，但他在赌场上“一掷千金”，那些钱都不是掏的自己腰包，那些钱，除了有人不断“进贡”，大部分都是借来的，那怕只有50万美金，试想，哪个外国大老板能有他这样的“牛气”？况且那50万输光也就输光了，要不是老马被审查，哪家“借”钱的集团会和老马计较，这件事又有谁会知道呢？！

　　“恶”评如潮

　　一会儿他跟小姐要赌一种色子，小姐说你要输了就给我一百块钱，马向东说：那我要赢了呢？小姐说你要赢了，赢一把我脱一件衣服，马向东也不愧是老赌客了，连赢了四把，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我当时非常紧张，这要叫别人看见多不好——“

　　马向东在没有坐上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宝座以前肯定没有听过太多人对他的批评，因为在他的成长记录中，46岁往前几乎都在积极进取，一路提升；1997年在他当了常委、副市长的前后几年，他也不可能听到任何微词，包围着他的只有连绵缧叠的阿谀奉承；等到他仕途落马，双规受审，这个时候他再想听听人们对他真实的评价，已经没有机会，此时他可以面对的不是纪委、司法机关的人，就是冰凉的监室。这不知道于他是幸、是憾？

　　在对马向东以及相关“马案”人员的采访中，为了节目的需要我对每一个人都设计了对马向东的评价，这些人在马在位时都是“马市长”、“马老板”的鞍前马后，随马翻车后却没有一人肯对他施舍半句好话。

　　沈阳老百姓没准看到城市里的某个大桥、公路还会偶尔感念那是老马在位时修的建的，而我所采访的这些人知晓马向东许多事情的细节却对老马怀着不言的愤怒。相形之下，老百姓的评价显得散漫而又盲目，对缔造和颠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起不到直接的作用，而这些身旁的“知情者”，特别是在面对预审人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他人，争取立功”的咄咄目光却能对准老马身上的癌瘤戳一刀是一刀。这也真是，群民众生哪里会懂得年年忙、月月忙、天天日理万机的市长大人究竟每天都在忙什么，怎么会知道他是怎样的忙中取乐，乐在何途？

　　李经芳，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在马向东这一圈子犯罪嫌疑人中是最木讷的一个，当我几次问到他对马向东的评价时，他都没有成串儿的话语。

　　问：“你认为马向东属于哪种人？”

　　李：“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挺好，属于那种比较辛勤的人，当然这只是指以前。”

　　问：“能干吗？”

　　李：“能干，武断。”

　　问：“你怎么评价他的人品？”

　　李：“我觉得从心里讲，好像心胸不是很宽。”

　　迟若岩，原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沈阳市少有的三十几岁的正局级干部，1998年连续给马向东行贿，“炮轰马向东”，他的评价颇有学术味道：

　　迟：“他的工作能力我还是非常钦佩的，沈阳市太原街动迁，大二环建设，整个环城水系，他都功不可没。”

　　问：“那么如果立体地看马向东，怎么评价？”

　　迟：“在我看来，他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缺点，我看是致命的。”

　　问：“他的缺点是什么？怎么致命？”

　　迟：“这个人欲望无限，就像赌博，赢了还想赢，人哪有老赢的道理？我在想一个人要是老想赢，欲望无边真不是一件好事。”

　　宁先杰，原沈阳市建委主任，不用说，他对马向东的评价肯定是磨得最快的刀子。

　　宁：“我现在才算看清了这个人，手心手背。”

　　问：“什么是手心手背？”

　　宁：“用你的时候手心，不用你的时候手背。”

　　问：“在我看你和毛马是最近的人了，他好像比对谁都更信任你？”

　　宁：“出了事以后还这样吗？！”

　　马向东等一批贪官受到法律的审判

　　宁先杰话里有话，他以为他俩结伴豪赌，事发后马向东总说是他带他去的赌场，这真是本末倒置。其实马向东也明白，每次他要去赌，总不能自己赤裸裸地去邀请别人，总得有人替他把话说出来，宁先杰在这方面最“善解人意”，所以他和宁关系走得最近，只不过没想到，关系走得最近的人到了看守所里却分的最远。

　　宁先杰又说到那借来的50万美金赌资的事，那50万，一开始也不是50万，马向东最初是让他去借100万！

　　宁：“他当时是以私人名义，说借100万，我这个人呀，就是太实在了，当时就是惟命是从，给他去借，结果，人家说先拿50万行不行？我跟”老板“讲先拿50万行不行？他说行，就先拿50万。”

　　我问宁先杰那么到底马向东在北京党校学习的时候一共去外边赌过几次，宁先杰说“八九次吧”，这说法比老马自己所说的次数多了三倍。宁先杰对老马的评价还有结论性的如下语言：

　　“他这个人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围着我、顺着我，就提拔你；你逆着我，我肯定就让你靠边儿站！”

　　在所有对老马人品的评价中，原来直接和他对口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泰明所言简直让我毛骨悚然：

　　泰：“1997年，我和马向东去北京开会，晚上他叫了几个人说咱们出去放松一下，我以为他说的”放松“就是去外边歌厅唱唱歌，没想到到了歌厅他就叫了几个三陪小姐，小姐要陪我们跳舞，我既不会跳舞，也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他就在那一个人尽兴。一会儿他跟小姐要赌一种色子，小姐说你要输了就给我一百块钱，马向东说：那我要赢了呢？小姐说你要赢了，赢一把我脱一件衣服，马向东也不愧是老赌客了，连赢了四把，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我当时非常紧张，这要叫别人看见多不好——”

　　我不愿意相信泰明告诉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多年做女人的经验告诉我，男人要赌不一定就色？但是要色，必然下流。如果泰明说的在北京歌厅里的事都是真的，那他马向东还是人吗？如果他还是人，如果这才是他最隐秘、最真实的一面，我很难想像我怎么能那么平静地对他曾经做了好几个小时的采访却没有爆发女人对这类男人最本能的愤怒？可惜，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马向东的采访已经完成了。

　　当时的沈阳官场

　　有人的地方就有场，有做官的地方就有官场。

　　曾几何时沈阳的官场一度是什么样子？

　　据有关部门介绍，“沈阳腐败大案”俗称“慕、马大案”已被查处的一共有106人，移交司法机关的84人，这些人中23人是副厅局以上的领导干部，17个是单位的一把手。他们贪污受贿，疯狂敛财，以人划线，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善于伪装，大有“官员群体腐败”的猛虎下山之势。在这样的“官场”形势下，诞生慕绥新、马向东这样的“大贪官”是不是就顺理成章？

　　问到马向东对那几年沈阳“官场”形势的看法，老马并没有特别强调“时势造英雄”，他的表达中最对抗的就是慕绥新，仿佛慕绥新贪，他就不能不贪，和慕绥新相比他贪得还不够档次，手法还不够狠，有慕绥新在，做官、为人的所有标准都化为乌有：

　　马向东：“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好大喜功，他在个人捞钱上胆子也非常大。”

　　我问：“慕绥新的胆子大到怎么样一个非常的地步你能给我一些例子吗？”

　　马：“比如说沈阳有一个搞房地产的人，欠了建委500、600万的赔偿金，这个是不能免的，老慕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就同意给免掉了。这种事，说老实话，我的胆子就不小了，但是再大胆，也不敢干这种事，他就敢干。还有还是某个人有走私车，老慕就公开推销给我们市接待办，四台奔驰，推销给北京办事处两台旅游车。所以我看他这么做，我没和他作斗争，反正他公开捞，我送上门的不拒绝就得了。”

　　老马的“愤愤不平”让我证实了两个信息：一、他在官场上和慕绥新的确展开过一场疯狂敛财的大赛；二、他们和行贿者进行“钱权交易”的诸多管道之一就叫做“减免”。

　　我曾问过接受我采访的所有沈阳“案犯”：“前几年，在沈阳，只要官场上混，都得会玩送钱的游戏吗？”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肯定。

　　我问过宁先杰，沈阳的送钱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宁这么说：“比较重一点是从97年开始的，慕绥新来了以后沈阳的确是肆无忌惮。”

　　问：“什么叫肆无忌惮？”

　　宁：“就是这个送礼，你不送不行。”

　　问：“他们会公开索要吗？”

　　宁：“不用，不支持你工作，大会上批评你，批你几回，不就完蛋了？！”

　　问：“如果我想进步呢？”

　　宁：“想进步必须得送！”

　　看来宁先杰完全懂得我所说的“进步”在这个语境里是什么含义。

　　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我多少知道了一点“木讷”的李经芳为什么“木讷”，用宁先杰的话说，要不是给老慕送钱，跟着马向东跑，他这位市财政局长早就坐不住了。

　　问：“你给马向东送过钱吗？”

　　李：“送过。”

　　问：“送了多少？”

　　李：“8000左右美金。”

　　问：“为什么要给马向东送钱？”

　　李：“怎么说呢？现在看来是犯罪，但从前来说是一个坏习惯，特别是春节期间，好像送的比较多。”

　　问：“你是说都送吗？”

　　李：“反正我知道范围很大。”

　　问：“大到多大一个范围？”

　　李：“包括政府机关之间送来送去是事情很多。”

　　问：“送来送去，这不成了八月十五送月饼？”

　　李：“不一样。我们往上送，下级的人给我们送，钱数不一样。”

　　问：“每一级都有每一级的价格？”

　　李：“水准我不知道。”

　　问：“像你们这些局长给市长、副市长送要多少钱？”

　　李：“一般要一万。”

　　问：“你们钱从哪来，出手就一万？”

　　李：“反正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小金库，有的是别人送来的钱。”

　　问：“有没有人单纯从自己工资、自己腰包里拿出钱来给市长行贿的？”

　　李：“好像没有。”

　　没有人出自己的血，那么用来行贿的最下一层的钱是不是就有可能源于民脂民膏？总有没人送钱的小官儿，小官儿也要靠金钱铺路成为中官儿、大官儿？

　　马向东是泰明的主管市长，泰明不想做只扮演幕僚角色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有求于马向东，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同学那里拿来50万给马向东装修房子。泰明的解释是：“我只是延续了一种风俗，因为沈阳官场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得入乡随俗，你做了，领导也不当回事，不这样做，就该觉得你怪，而且我相信这种风气恐怕也不仅仅是沈阳有。”

　　多么可怕的“恐怕”，泰明拿出50万，只是为了别让领导认为他是个“怪人”！不过反正这50万并不是他个人的，马向东如果领情只会领他的，而等他那位同事能得到马市长的好处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天下没有播种不期待回报的，泰明花 了50万到马向东案发还在做着他痛苦的副秘书长，还在被人取笑“秘书长，秘书长，接待群众接上访，开会之前讲一讲，试试喇叭响不响”，而迟若岩，沈阳市政府另一位副秘书长（当时沈阳市政府共有14位副秘书长），在做副秘书长之前是沈阳市自来水公司的经理，1998年曾连续多次用美元、人民币向马向东开炮，企业获利甚丰，迟本人也获利匪浅。

　　问：“你第一次给马向东送了多少？”

　　迟：“15万美金在马来西亚云顶。”

　　问：“第二次呢？”

　　迟：“2万，也是美金，也是给他的赌资。”

　　问：“以后还给他送过吗？”

　　迟：“送过多次，送到党校、送到他家，还有办公室。”

　　问：“你给他送钱想得到什么具体好处吗？”

　　迟：“当然。”

　　问：“得到了吗？”

　　迟：“得到了。”

　　事实证明迟若岩的大炮轰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前后算一下，自来水公司在1998年总共给了马向东8万美金、12万人民币，用迟自己话说：“这些钱加到一块才合人民币100万，90万，我们单位得到了多少效益呢？应交的费用3000多万免掉了，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安排了1000多下岗工人；第三，公司得到了固定资产几个亿；第四，因为马向东给我批了地我还给职工开了五栋楼房。市长开会多次表扬，公司后边好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

　　迟若岩用公司的钱“滋润”了马向东，一方面，这种行贿不是个人行为，另一方面他本人在仕途上潜在的实惠也搭上了一辆“特快”，对此，迟本人一点也不否认，这样在官场上行舟驾船真可谓一箭双雕、两全其美呀。

　　翻供

　　1999年7月马向东被中纪委“双规”，接着被辽宁省检察机关立案审查，2000年11月“马案”整体移至江苏，这中间时间长度为17个月。那么这17个月的时间究竟是怎么的一段日子？究竟生发了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在17个月以后，沈阳“慕、马大案”要拆开，一分为二，其中“马案”要“北案南审”。

　　这17个月的时间，中国出了多少领导干部腐败案？社会有人议论：“哼，一旦出了事，到底就是得看谁在中央的关系硬，东北的马向东抓起来有一年多了，就是有人保他，案子就是查不下去。”

　　马向东在中央有什么过“硬”的关系纯属人们臆想，“案子就是查不下去”倒是让人们不幸而“猜”中。为什么“马案”就是查不下去 ？谁在中间捣乱，干扰办案？“搅屎棍子”不是别人，正是马向东的爱妻——章亚非。

　　章亚非，辽宁省人大代表，原系沈阳医学院副院长、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这些职务和头衔不知道是不是“富贵妻荣”的结果，对丈夫马向东的忠诚和爱却是可圈可点。

　　马向东被“双规”后，章亚非就四出活动，提溜出一条条可用的人头线索，用重金拉关系、求保护，刺探案情、买通看守，其目的就是要营救马向东尽快将马向东“捞”出来，到章亚非也被“双规”时，她已经花出去的“营救经费”已高达130万。

　　在江苏看守所我曾问老马为什么在沈阳的时候要“翻供”？老马不喜欢“翻供”一词，说他在辽宁办案人员只查了他两件事，一是贪污，二个是涉嫌挪用公款，换句话讲，老马在辽宁没有“翻供”，他只是“停”供，有关他如何巨额受贿，包括收受刘涌（涉嫌黑社会犯罪）的4万美金、用受贿的钱置办的三处房产（每处价值100多万）、怎样将万元资产转移至马来西亚，还有大量股票、财物藏匿何方等等都咬死不讲。

　　的确，在辽宁办案的时候，检察人员在审查中除了发现马有赌博行为，涉嫌私分12万美元、挪用公款40万美元，此外一角冰山之下面还隐藏着什么更大的罪恶？马向东就是不交代。为什么不主动交代？因为他知道章亚非在给他活动，知道办案进度，能够在看守所和外面通电话，手中握有“底牌”。

　　好家伙，一个已经被逮捕关在看守所里的人竟能和外面通电话，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哪来的机会打电话？谁给他提供保护？

　　问：“你在辽宁看守所的时候往外打过电话吗？”

　　马：“打过。”

　　问：“哪来的电话？”

　　马：“谢文秀给的手机。”

　　谢文秀，马向东在辽宁看守所的看守，男性，老马出事后被章亚非买通，照顾马向东身体，也“照顾” 马向东与外界联系。我们采访小组曾专程到东北他的关押地对其进行了采访：

　　问：“你过去和章亚非认识吗？”

　　谢：“不认识。”

　　问：“章亚非给过你钱吗？”

　　谢：“给了。”

　　问：“给了多少？”

　　谢：“开始是一万，后来又给过我、我爱人、小孩一共一万九。”

　　问：“马向东向外打电话用的是谁的手机？”

　　谢：“我给他的。”

　　问：“安排他在哪儿打电话？”

　　谢：“一次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没人的地方，还有在监室。”

　　问：“马向东给章亚非打电话你在干吗？”

　　谢：“可以说我在望风。”

　　问：“他给章亚非打电话都说些什么？”

　　谢：“身体什么的。”

　　问：“他们说的东西如果涉及到案情了，这个东西你控制得了吗？”

　　谢：“我控制不了。”

　　问：“你是因为拿了章亚非的钱，才给他们办事的吗？”

　　谢：“不完全是，我以为马向东是冤枉的。”

　　谢文秀身为看守所干警执法犯法，有可能是以为马向东是冤枉的，这里面排除不排除他想在马身处囹圄的时候伸一伸援手日后图报打算呢？谢文秀内心的全部想法我说不准，可另有一人，在马向东案发后，主动找到马家给章亚非四处活动充当“跑腿儿”却实实在在出现在“马案”中，给这一贪污受贿为主色的腐败大案平添了一笔怪异的色调。

　　还有人在上“贼船”

　　此人姓名于海洋，沈阳浑南开发区　。在主动为章亚非四处活动“跑腿儿”之前只与马向东纯属工作关系地见过三次面，自言与马没有一点私交，那么，他为什么在马向东已经被抓起来以后还会干出后来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后悔莫及的“傻事”呢？还是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于海洋：“我在单位一直不顺心，人的矛盾，一直就想能找到市里、省里某位大领导，以便逃脱工作环境，回避矛盾。后来省里的一个大领导和我谈起马向东的案子，说了一些内幕，当时认为马向东是冤枉的，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希望我能在这困难的时候照顾照顾他的家属。”

　　问：“你就决定去照顾了？”

　　于：“我当时没多想，我一贯是比较听话的，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长让我听老师的话，老师让我听家长的话；参加了工作，我母亲说在外面一定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我认为现在大领导说让我去照顾照顾马向东的家属，我就决定去。”

　　问：“那你认识章亚非吗？”

　　于：“不认识。”

　　问：“她能信任你？”

　　于：“开始不信任，我去了有三四次，当时认为自己还是比较虔诚的，去照顾她妈妈、孩子，逢年过节还送些水果、吃的什么的。”

　　问：“后来章亚非是怎么求你帮忙的？”

　　于：“她拍着胸脯说老马绝对没问题，我一去她和她妈就都哭，说老马绝对没问题，非常冤枉，后来打电话让我给她跑跑腿，因为她不便出面，她说：嫂子求你了，就给我跑一趟，都联系好了，就跑一趟。”

　　问：“她说的跑一趟指的是什么？”

　　于：“她为了马向东求了一些人，就是让我去送个包裹、联系一下，送个礼、送个材料。”

　　问：“你帮她送过吗？”

　　于：“送过。”

　　问：“你也帮她送过钱吗？”

　　于：“送过。”

　　问：“送过多少吗？”

　　于：“我这边数字都不大，两万、三万。有一次送过大的，后来办案组的同志找我谈，我才知道，当时就是一个皮包，包都封好了，我也没看，也不知道是钱。她送我上的飞机，后来才知道那是钱。”

　　问：“是多少呢？”

　　于：“好像是10万。”

　　章亚非干扰办案，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特别是在“马案”由当地审理的时候，于海洋与刘实刚好是十几、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安排于海洋去找刘实也就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向东异地受审时，刘实也因“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而同时接受审查）

　　问：“为什么要去见刘实？”

　　于：“就是让我去送一封信，送个律师材料。”

　　问：“你向刘实打听过马向东案子的进展情况吗？”

　　于：“他也没跟我说什么，给他材料的时候，他用手弹弹材料，说沈阳是管不了这个事，沈阳听中央的，中纪委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你也别管。就是有一次，说过一点，是开政协会，散会以后他告诉我，马向东有些证据有些翘角，就是慕绥新的事，慕绥新下去，意思是有可能别过来，翻过来。”

　　问：“别过来，翻过来是什么意思？”

　　于：“当时的情况，当时马向东的案子。”

　　问：“是指翻案吗？”

　　于：“我理解好像是。”

　　问：“那你把这个情况告诉章亚非了吗？”

　　于：“我给章亚非打了呼机，通了电话。”

　　于海洋为章亚非大致就做了这些事，我好像可以相信于海洋所言，因为在我对“马案” 采访接触过的所有被访对象中，于海洋是一个小人物，虽然他在“马案”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但他是最盲目的，最可怜的，他的交换目的也最小，只是想通过“照顾”马向东家属，买那位曾经托付于他的那位“大领导”的“好儿”，日后寻机求那位“大领导”帮他改变改变工作条件，如果，万一马向东真是冤枉的，日后能出来，特别是能官复原职，他可就成了马向东的患难知己，得到提携好处自不待言，这是“小人物”的一点“小心眼儿”，更为可怜、可悲的是，他为章亚非忙前跑后，那是在“你大哥一出事，都躲了”（章亚非曾对其说的话）的时候，为章亚非送钱，他自己却没从章亚非那里拿过一分钱，于海洋说：“章亚非曾经告诉他，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是向别人借了50万，这样的话，我一直认为他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花她一分钱，不能趁人之危。”

　　我至今有时还在想，要是于海洋当初在困难的时候相助的不是马向东，而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一位蒙冤入狱的老教授，最好是一位“地下党”什么的大人物，那他的人格该有多伟大？他的行为该有多么的可歌可泣，只可惜他这一次投错了机，认错了人，下错了赌注，把自己也搭进了“马案”中，呜呼！起诉马向东案的公诉人队伍

　　怎样一种爱

　　马向东出事后，过去他身边和他贴得最近的人，要么跟着他一块儿“翻了车”，要么一个个“都躲了”，要么落井下石、隔岸观火；相助者，不怀目的者几无；但只一人，表现了对他无限的忠诚和固执的爱，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产生于官场，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婆章亚非，老婆就是老婆，到了自己仕途折“跟头”，能有老婆为自己守身已经不易，况且还“痴”到死心塌地一意孤行、不惜钱财、干扰办案，“头拱地”也要把老公“捞”出来，这对男人来说真乃人生大福，对犯了“事儿”男人来说也是人生大幸，也可以招来四方艳羡。

　　那么章亚非到底是怎样一个老婆？她对马向东是怎样的一种爱？这爱是单纯到像旧世妻子“守节”般的没道理可讲，还是混杂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船”色彩？

　　我曾经问过马向东你受贿的钱都怎么处理了？老马告诉我“都交给我妻子章亚非了”，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章亚非对丈夫的情感就有理由让人怀疑其单纯性而想到“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利益关系？但是据说，章亚非自从跟了马向东，一直就对老马好到真像一个“旧世妻子”，最好的例子就是老马每天回来，不管多晚，必有一盆热呼呼的洗脚水端到脚前。年轻时，若论门当户对，章、马绝对搅和不到一起，因为章亚非出身高干，马向东出身贫寒，不仅门第太低，而且父母早亡，贫寒中靠姐姐拉扯草草长大，但是章亚非不嫌贫爱富，不听别人劝告，认定情窦初开时的恋人就一爱到底，这又让人不愿意怀疑她后来对马向东的爱。

　　两口子的事怎么说得清？到了马、章这样层次的“两口子” 怎么说得清？毕竟他们是“共同受贿”。

　　采访中其实我特别想知道马向东对妻子章亚非是一种什么感情，作为一个女人，我偏执地要找出老马的态度，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就是偏执地认为男女之间除非利益关系很难存在不顾一切甚至不顾法律的盲爱，除非都“痴”到同一个档次。老马对章亚非有这么“痴”吗？我很怀疑，老马在歌厅可以让三陪小姐把衣服一件件脱到精光，这时候对妻子的爱还有什么“痴”？（章亚非知道这件事吗？）

　　我问马向东：“这么多年你受贿，曾经回避过你妻子吗？”

　　马：“没有。”

　　问：“你妻子也替你收钱吗？”

　　马：“收过，有时我不在家，有时有的人觉得把钱直接送给我情面不好看，就送到我妻子手里。”

　　问：“你有没有嘱咐过你妻子不要掺和这种事，你不要接钱？”

　　马：“没有。”

　　问：“你同意她替你收钱，就构成那么夫妇共同受贿，这在当时想过吗？”

　　马：“没有。”

　　问：“你在吉林看守所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是谁的主意？”

　　马：“我的。”

　　问：“你让你妻子在外边为你四处活动，没想过会把她牵连进来吗？”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问：“那是肯定的，但我想话不能说得怎么简单。一开始你同意你妻子和你一道收钱造成你们夫妇共同受贿，你接受审查后又让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这是又一次害了她，你们夫妇关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马向东连连说“我对不起我妻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从他的嘴里、眼里、话里、心里感觉到他对章亚非一如章亚非对他的感情，更清晰的感觉他说这话主要是在敷衍我、对付我。当然，非常可惜在南京整个的采访中，我也没能有机会和章亚非一次面谈（办案不允许），不了解章亚非内心到底怎么想，

　　我只有从老马那里继续挖东西——

　　问：“你在外面赌博的时候你妻子知道吗？”

　　马：“不知道。”

　　问：“一次也不知道？”

　　马：“个别的时候知道。”

　　问：“你妻子劝过你吗？”

　　马：“劝过，我没听。”

　　问：“你收钱的时候她劝过你吗？”

　　马：“经常劝我，让我注意一点。”

　　好容易有点要美好一点的东西，没想到只是让他“注意一点”。

　　好多好多次我真希望章亚非是一个爱到单纯、爱到能消灭丈夫在政治上被金钱引诱每一次闪念的“贤达”之妻，然而事实上我也说不清在他们夫妇共同受贿的问题上到底是谁更为金钱所引诱。据泰明说他用他同学的50万给马向东“进贡”的时候，钱根本就不是交给马向东而是存了一张存折由他本人直接交给章亚非的，存折上写的也是所取章亚非名字的谐音，章当时接过存折根本没有拒绝，就是反复问泰明：“你的同学可靠不可靠？”然后“叮嘱我别让你同学出去乱讲”！马向东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应该说知道了这个细节，知道了章亚非在替丈夫收钱时原来竟是这样的平常、自然，知道了章亚非在收下50万巨款的时候，并没有手忙脚乱、战战兢兢，我对这个女人心存的那份美好的希冀也就绝望地破灭了 .那一刻，我想哭，为我 “希冀的绝望的破灭”而想哭，为章亚非看来没有怀着对丈夫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尚的女人”而想哭我就是想哭！

　　马向东在东北“扛”了17个月，到了南京只有4天就“吐噜”了他的全部罪行，然后他给章亚非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心里哪怕还有一点情感的女人都会感动：“即使我在你面前长跪不起，我也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悔罪”，我不愿意继续否定马、章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的想法，章亚非就是在看了丈夫的这封信后才打破了她那比马向东还难开的口，开始交代实质问题。我还是不明白丈夫犯法，她也犯法，丈夫有罪，她也冒着犯罪的可能为丈夫四处活动，丈夫不“扛”了，她也不“扛”了，这样的女人，到了这份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有一线之机，我们的摄像人员被允许进入章亚非的监区进行拍摄，回来我听说章亚非在他们的镜头里正在跟监友聊天，一边聊一边笑，一边笑还在一边不停地嗑瓜子。对于人这下我可是更糊涂了。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 无法面对老百姓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100年以后我们都死了。

　　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听到敲门，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待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待了。先扫清外围。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他的。

　　迈着沿重的脚步，慕绥新走进法庭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抹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待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待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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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省。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 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 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法庭上的慕绥新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会被人依次带下去，先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后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去了。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进来时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思不在马向东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只听到马在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着：“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他却有些害怕了。中央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呢？马向东会不会把他也带出来？

　　但是“两规”马向东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便恢复了自信心。以往的成功者的经历又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想，党是信任他的，他跟马向东是不同的。他必须跟马向东划清界限，他们决不是一个团伙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向党表示忠诚的大好机会，他必须站在中央纪委一边。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告了马向东，是中纪委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面自己交待的。我对12万美元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方话不入圆耳朵。章亚非万万没有想到慕绥新是这么一个态度。好吧，咱们走着瞧。在高人的指点下，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企图“打慕保马”。一时间，专案组收到了许多对慕绥新的举报信，慕绥新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

　　“5号不错”

　　转眼到了2000年的夏天，马向东的案子仍然处在艰难突破的阶段，但是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纷纷举报慕绥新和马向东的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真切地感到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可是他实在不愿意马上结束自己辉煌的事业和幸福的爱情。

　　他跟梅花才刚刚结婚一年。1999年4月与贾桂娥离婚，5月8日就跟梅花结了婚，前后只隔20多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梅花比慕绥新小24岁。她那种活泼、可爱、天真的样子实在让老慕着迷。但老慕更看中她的文化素养。她也喜欢音乐，二人一起欣赏名曲，她给老慕轻轻地唱歌。老慕下了班就回到她的身旁，抚摸着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

　　贾桂娥就像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被他甩掉了。

　　他不想再失去这位娇妻。

　　梅花是一点心计也没有的，她就是爱老慕，崇拜老慕，不具体地图他的钱、图他的官，而是图他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她不知道老慕还有没有钱。她也不问这个。她猜想他是没有钱了。她是被贾桂娥“扫地出门”的。

　　老慕就喜欢她这一点。他实在是被贾桂娥攫取金钱的大胆和疯狂吓坏了，她到处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摇撞骗。现在梅花根本就不跟他周围的人来往，除了个别的几个人，她谁也不认识。她在一个单位当工会主席，本本分分，下班就回家里呆着，等着老公。

　　老慕陪她去转商场。她喜欢上了一个样式新颖的皮鞋，围着转了好几圈。老慕说，喜欢就买吧！她说哪儿有钱啊！我只是欣赏欣赏，说完赶快拉着老公走开了。

　　老慕立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幸福感，那就是没有钱的安宁和轻松，以及在没有钱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的珍贵。

　　难道现在就要大祸临头，把这新的生活一笔勾销了吗？

　　从本质上讲，他不应该走到贪官这一步。他有理想，有抱负，聪明能干，人品也不错。

　　他只是没有解决好腐败的问题。

　　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婚姻之外，为自己寻求一个感情的避风港。这也不能认为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他跟梅花相识多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关系。有梅花的诗为证：“你我相恋十四载，九年之后才有爱。”

　　他第一次见到梅花是在他当海城市长的时候。电视台选拔节目主持人，请慕市长去做评委。他一眼就看上了5号，年龄不大，但气度不凡。当台长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5号不错。5号就被选上了。

　　5号是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她就是梅花。

　　以后二人便有了许多工作上的接触，市长进行公务活动，梅花去采访。当二人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慕市长才说，小梅，你是我选的，咱们是一见钟情，枣木棒槌，一对儿！

　　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经常到鞍山去看她。二人在咖啡馆里听着音乐，很有情调地坐上几个小时，便依依惜别。他从来不住下。后来就把梅花调到沈阳工作，两人的关系才进一步升温。

　　婚外恋，算个问题，但比起有些贪官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来，还要算好一些。他的堕落主要是受贿和纵容家属子女打着他的旗号捞钱。

　　当他离开梅花坐着小车回沈阳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越靠近沈阳，他的愉快的心情便越减弱，许多不好办的事情在等着他处理，一个复杂的官场在等着他去面对，疯狂的贾桂娥又不知给他招揽了多少事情！

　　好像是为了逃避这一切似的，他跟刘宝印说起话来。

　　每次去看梅花他都不用自己的车和司机，而是用刘宝印的车。

　　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刘宝印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出手特别大方。他从国外给老慕买来名牌西装、衬衫、领带、裤带和皮鞋。慕市长穿着满身名牌出现在电视上时，他便眉飞色舞地对人宣扬，这全是我给买的！影响十分不好，但老慕并不知道。在老慕面前他非常懂规矩，处处加小心。

　　就这样开车送慕市长去会梅花，前后已有好几年，但他愣是没见过梅花是什么样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直到老慕结婚时，他才一睹市长夫人的风采，果然美人一个。

　　可是梅花很不喜欢刘宝印，认为他形象猥琐，档次太低，今后不想再见到他了。

　　果然刘宝印就再也见不到慕市长了，打电话市长夫人接自然没戏，秘书接也说不在，市长从地球上消失了。

　　总不见真有点想。后听说得了重病住进北京某大医院，便带领妻子小袁去看，提着一书包钱。

　　梅花开门一看是刘宝印，坚决不让进。

　　他就跟妻子在楼道里蹲了一天。

　　第二天小袁说我再去试试，就去敲门。梅花一开门，见是一位漂亮少妇，从心里特别喜欢，一把拉进去。

　　从此二人成了好朋友，经常通电话，谈论电视广告上哪儿的化妆品好，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共同去买，一般都是乘上飞机去香港或北京。

　　慕绥新也很高兴，说这不是宝印爱人吗？

　　因为喜欢小袁，梅花就准许刘宝印进了病房。

　　刘宝印见了市长唏嘘不已，市长也很感动。临走时放下书包，抖抖地拿出一张纸，求市长在上面签了字。这时候你还能说什么？钱权交易？对，是钱权交易，一点也不错，但很有人情味，也很真诚，也很感动。这时候慕绥新如果严肃起来，把钱隔着窗户甩出去，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无例不兴，有例不灭。大家对此已经非常习惯，非常认可，好像在游乐园里，一同坐在一个大转盘上转，转得特别舒服，即使有个别感到不舒服的想停下来，他也达不到目的。

　　慕绥新对记者说：“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交易的概念淡化了，就把这作为一种人情往来，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卡也不送了，送两个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把这条路铺开了。”

　　前妻的摇钱树

　　与刘宝印说些话还是比较开心的。他很会顺着市长的意思说，让他高兴。但到家之后他就不高兴了，贾桂娥最会给他出难题。

　　贾桂娥仗着市长的势力又收钱又做生意。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向夫人投资，向丈夫要效益。你不给提官，不给办事也行，但你欠了我一笔人情，今后得想着我，关照我，起码不会批评我、整我了，你再看不上我，也奈何我不得了。我胜利了，慕绥新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掂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正想批评他，教育他，训斥他呢，正想免了他的职呢，怎么能收他的钱？那不是让自己被动吗？不是让自己当孙子吗？他是一个脾气很大，说一不二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他的这个特点，贾桂娥虽然也知道，但凭她的智商，怎么能衡量得出什么人的钱该收，什么人的钱不该收？所以她就收了记了一大笔糊涂账。

　　慕绥新说：“我不是全部都收的，有许多都推辞掉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关系不是很亲密，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道理，也没有什么理由。有的是印象不好，当然也就推辞掉了。但是关系比较亲密一些的，谈得比较投机的，一般是不推辞的。”

　　这是慕绥新的原则。

　　贾桂娥盲目收钱，破坏了他的原则，弄得他老需要做补救工作，有的实在补救不了，他也只得认了。

　　这无疑就增加了收钱的数额和出问题的可能性。

　　他不认识周伟，但一笔收了周伟20万元。

　　这是由贾桂娥这条线上来的。他最终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贾桂娥只告诉他收了人家钱了，你就给办了吧！

　　周伟本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想调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去发展。沈阳是副省级市，差着级别呢，应该是特别不好办的一件事。他知道慕绥新权力大，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是绝对高攀不上，很难直接对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也送不上去。

　　于是想到了夫人路线。辗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贾桂娥的妹妹，请求帮忙。妹妹找姐姐贾桂娥商量后，对周伟说自己想买台车，能不能给凑点钱。周伟就给她“凑”了20万。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

　　妹妹给了姐姐10万，自己要了10万。贾桂娥真是胆子不小，这事能不能办根本没向老慕透过，就先收了人家的钱。她很有主意，只要慕绥新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慕绥新一听就火了，周伟是谁？沈阳烟草局是个人就能进吗？

　　但是没有办法，她说收了钱，而且收得还不少，反正是退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把周伟招到家里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印象非常一般。但他已经通知组织部了，已经开始起动了，着手去办了，停不下来了。

　　自然是一办就成功了。周伟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又赶上局长就要退休了，周伟到“贾姨”家跑得更勤，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穿插着送。断火不蒸馒，蒸馒不断火。于是当上了局长。从过去的副处级一跃而为副厅级，时间只用了几个月！

　　周伟哪儿有这么多的钱向外送？他说是借的。那么现在局长当上了，就赶快搂吧！果不其然，他开始收获了。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索贿9次，共得100万元，给贩卖走私烟的货主返还50万元，得回扣20万元。

　　这只是贾桂娥“参政”的一件事，还有很多。她不仅收钱，还“挣钱”。

　　她说：“在不懂法的情况下，有人情送的钱，还有我跟着挣的一点钱。”

　　她很会使用语言，“跟着”，也就是依仗慕绥新的权力经商捞钱。

　　为了得到某项工程，她对一位局长说，你赶快向市政府打个报告，让老慕给你批。报告打上去，果然就批了：“这个项目好，抓紧上！”她经常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办事，人家问你是谁呀？她就说我是慕绥新的爱人！

　　她成了慕绥新的“二传手”。

　　她说：“有的人直接找慕绥新的机会没有，他就得通过我。有的一开始找到慕，慕比较忙，有官腔的时候，他不死心，千方百计地说服我，让我帮他说一说。”

　　她一说，一般都能成功。有些事情虽然不是慕绥新的初衷，不想办的，但二人的利益毕竟是一致的，还是得给办。如果说老慕在以权谋私方面还多少有点分寸，有点原则性的话，那么这分寸、这原则性也让贾桂娥完全出卖了。老慕实在是搪不了她。

　　以为离了婚就能摆脱掉她了，非也。老慕出国回来，梅花是不能去机场接着的，因为当时还处于秘密结婚阶段，贾桂娥便乘虚而入了，到机场去接着“丈夫”，献上大把的鲜花。还共同出席公众集会。给人的印象，他们还是夫妻。

　　原来这都是贾桂娥向老慕提出的条件，老慕必须答应她这么做：在外人面前还说是夫妻，并且一个星期还得“回家”住几次。晚上有人来家串门，贾桂娥便很张扬地把老慕从书房里叫出来，跟来人见面。大家就有点纳闷，听说老慕离婚了，怎么还住在一起？也许离婚是传言，不是真的。

　　除了这些，贾桂娥还提出，老慕在多长多长的时间里，还得允许她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办事，并且他还得诚心帮着贾桂娥办成几件事等等。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和秘密结婚的事给抖落出去。所以慕市长还要受制于前妻一段时间。

　　慕绥新是贾桂娥的摇钱树，她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她说：“我主要是考虑经济上的东西太多了。当时他当官挣的不多，他也不能赚钱，我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对这个钱的重视太多了，总觉得帮人办事收点钱是人情，没有觉得是受贿、犯法。只要慕不张口说，不去告诉别人，这事怎么办他有个意思就行，我自己去办，偷偷求人去办，觉得托人、帮人说情不是违法的。现在认识到，慕虽然没有讲过话，但他的权力在那儿，人家是看慕的面子才给我办事的。反过来我和慕离婚以后我再去做也就不好使了。”

　　准确地说，是在离婚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伪装，直到慕绥新把跟梅花结婚的事公开，她的“权力”才不好使了。这个非常傲气的女人也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她说：“我们离婚以后，很明显地有变化，没有离婚前，人家一听说这个事，一般都想给办，但人家也得想法让慕知道，问问慕。有些事我不想让慕知道，他们也要让慕知道，想瞒他也瞒不住。但事情还是给办的。离婚之后，就变了。他们是看着慕的权力，慕和我不在一起生活了，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就不是市长夫人的地位了。我在市长面前说话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理我了，我再求他们办事，不好说不办，搪塞了。”

　　自从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慕绥新一直是不安宁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中央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结合调查马向东的问题，也对他的问题做了核实，他早已进入了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2000年1 月20日，办案人员得知慕绥新让前妻贾桂娥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便立即由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动员贾交出机票。开始他说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干涉。后来答应说服，但做不通贾的工作。看来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贾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他们二人的计划，因为女儿、女婿已经先期到了美国，贾再一跑，慕绥新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跑不了和尚，但庙已经跑了。

　　领导们就到贾桂娥家亲自做她的工作，说马向东事件后，这是非常时期，不要出国。她不听，又哭，又闹。好说歹说，做了6个多小时工作，才把护照和机票要出来。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两规”的，当时她正在北京开会。她已于一年前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正处级调研员退休，但又被聘为沈阳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所以还能开会。经过艰难开导，她终于承认了一些问题，移交检察机关立案，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果然搜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万元人民币！

　　“老板，你好！”

　　慕绥新反思说：“这是一笔债。简单说，对送钱人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嘛，所以关系要进一层。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在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

　　记者问：“刚才你也讲了，在市长任期的4年中，你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始终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不对的。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来自心里的这种声音，是它太微弱了吗？”

　　慕绥新回答：“是外面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又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这个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当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他并不喜欢钱，更不需要钱。作为一个市长他需要很多东西，荣誉，地位，信任，赏识，拥护，爱戴，威信，权力，爱情，鲜花……但就不需要钱。他收了那么多钱，只能一笔一笔存起来，作为罪证，等着最后的清算。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使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

　　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

　　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

　　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当时给不给周伟办调动，他只有20万元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如果欲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话。但是，周伟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就要大得多了，到他被宣判罪行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索贿受贿190万元。

　　真的，他追求的不是这个，不是钱。他还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比如要把沈阳建设得更美丽，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他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比如对梅花的爱情，希望过上一种高雅的生活。他更不认为他所亲近的人，给他送钱的人都是罪不容诛的恶人，而是自己带坏了他们，害了他们。他们都很聪明而有本领，很能干一番事业的，这也是当初他所以能看上他们的前提。但现在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他很惋惜。

　　刘宝印已经进去了。他没有说慕绥新跟自己的事，他知道拘留他是冲着慕叔来的。早在他进来之前，他就感到了风声不对，与马向东有牵连的政府官员已经抓起好几个了，能不能捅出老慕来？慕叔有没有问题他是最清楚不过了，谁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捅出去。乱捅，那还不乱了套？从各方面着想，他也得保老慕。他认为老慕对他有恩，所以他不往外捅老慕。专案组那么攻他，他就是不说。他后悔没有继续在外面躲着了，因为他感到风声不对的时候，就到外面躲起来了，后来看到慕市长还在电视里露面，就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弄到专案组里来了。电视真是个骗人的东西！

　　但电视也帮他过足了自我表现的瘾。电视新闻里经常播放本市的领导人物，他一个个体户是上不了电视的，但是他可以借着电视上的慕绥新来表现自己。慕绥新的穿戴全是他给买的，慕市长的镜头一出现，他就开始从头到脚报价。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几千几万地从嘴里往外蹦，好像电视上的慕市长是他花钱买的，是他的模特和化身。这么一白话，感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他的自尊心便得到巨大满足。

　　他现在虽然也是个民营企业高明集团的董事长了，也可以跟某些官员搭上个关系了，但总觉得人家是看上了他手中的钱，感情上总是有些别扭。而慕叔是真心看得起他，不把他当外人，交的是人，而不是钱。当然他也送钱了，但送多送少，慕叔全不在乎，看得出来，他给你办事是出于一种人情。所以算总账他给老慕的钱并不多，共计才24万元，但慕市长给他办的事可是太多了，太重大了。

　　他倒卖走私汽车被扣了，老慕一出面，放车。刘宝印的走私车销不出去，老慕让让市政府接待办买了6辆奔驰和2辆丰田。他承揽工程，老慕批示，减免税费400万元。

　　更使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歌厅打架，老慕看到他脸上的伤痕，说打个报告上来。刘宝印是省政协委员，这个报告就由政协口打了上来。慕市长批道：“沈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投资环境安定，建设好一支保卫环境的队伍，要认真查处这件事。”歌厅老板吓跑了，回来后被拘留。

　　当歌厅老板向他赔礼道歉的时候，他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比面前这个小老板高级得多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刚从部队复员之后，打零工，住车站，饥寒交迫的小人物。是慕叔帮他打了这个暴不平，只有慕叔才真正心疼他这种人。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刘宝印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刘宝印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刘宝印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杨某也交待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杨某心情很沉重。他不愿意看到老慕会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下场。他们曾经合作得很愉快。是的，有的人你就是行贿850万也不见得能合作得很愉快。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一千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杨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杨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两面性”

　　送钱的人中也有大手笔。

　　他叫夏任凡。不高的个儿，胖胖的，特别健谈。他很看好慕市长，认为这是个能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是人才。

　　他是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学毕业，80年代初期，当电车公司经理，大搞改革，名燥一时，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上下交流，全场轰动。

　　他的外号叫“夏大胆”。特别敢干。

　　这应该很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开始老慕愣是不喜欢他，开会时看到他在下面松松垮垮地一坐，不像个干事的样子。

　　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

　　他决定给“慕大哥”来点新鲜的，开个国际玩笑。得知老慕要出访某国，便派人先期到那国去，重金聘用一女电影明星，届时到机场给慕市长献花。这事办成了。老慕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过后一想，有点不对劲，问谁搞的名堂？夏任凡。

　　于是对他有了好感。慕市长到客运公司视察，夏总铺上红地毯迎接，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下一步就可以送钱了。

　　你能说他不是个大手笔吗？

　　他并没有因为上边调查慕绥新的问题，而不敢说出他跟“慕大哥”的关系和他对老慕的评价。他情绪激昂地说：“我与慕市长，关系是不错。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是不谋而合。他来沈阳这几年，沈阳市大变样。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到处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都市的样子。老慕来了没几年，整个变了个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举荐我当交通局局长的原因吧。”

　　但进一步问他向慕绥新行贿的事，他就不说了。

　　贾桂娥却全线崩溃了，她说了很多事。她除了帮着老慕收钱受贿，还利用老慕的权力求人办事，打着市长夫人的旗号替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出面办的事，她敢办。她帮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余元。帮某公司办事，得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收钱230余万元。打了两次电话帮人办事，得款30万元。

　　记者问老慕：“我真地很难理解，在你担任市长的这4年里，有很多媒体对你进行过采访，你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一个政绩市长，一个有魄力，敢想敢干的市长。可是为什么当你转过身去时候，你却做出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呢？”

　　慕绥新回答说：“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我们是否能够把慕绥新所说的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比喻成红与黑呢？

　　慕绥新是一个在红与黑中行走的人。

　　慕绥新也承认说：“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

　　这就把“两面性”更加具体化了：一手干事，一手捞钱；装金是人，刮金也是人。

　　他很自觉地在两种颜色中行走，他没有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壮大一方，而消灭另一方。他在红黑两方中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非常惬意。

　　2000年的夏天，真是个多事的季节。他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但又心存幻想。人是很不容易认输的。

　　事情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而奇怪。2000年3月至5月，慕绥新在中央党校学习。5月31日，秘书给梅花打电话来，说市长下午乘飞机回沈阳。梅花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就心神不定，坐卧不宁了，站起来在屋里走遛儿。屋子收拾打扮得又干净，又新鲜，像他们去年在大连结婚时的新房一样。是去年5月8日结的婚，今天回来还没有出月，正好可以庆祝结婚一周年，慕绥新和梅花结婚一周年！她看着老慕和自己的合影照片，幸福地笑着。等啊，等啊，秘书怎么还不打电话来，快上飞机了，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过去秘书都是上飞机前两个多小时就打电话来，这次是怎么了？而且过去老慕会亲自给她打电话来，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主动把电话打了过去。

　　秘书说市长明天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明天回来？今天为什么不回来？我要今天回来，不要明天回来！她太激动了，她一点也接受不了这种只差一天的现实。秘书说今天市长要看一场交响乐演出，这个交响乐团不可能到沈阳去演，而且在北京只演这一场，就是今天晚上，市长要去看。

　　刘涌案揭开了慕绥新头上的面纱

　　梅花不说话了，市长是那么喜欢音乐，看就看去吧，听就听去吧。市长是懂音乐的，艺术节时他穿着白衬衫在辽展馆的广场上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演奏《欢乐颂》，那挺拔的身姿，飘逸的动作，艺术家的气质，征服了沈阳市民、各方来客和港台商人。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想不到啊，市长太内行了。他怎么能不内行呢？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演奏小提琴，并且是乐队指挥。梅花在沈阳音乐学院读过研究生，她不仅看到了内行，还看到了美。

　　不过今晚北京的那场演出就那么重要吗？她忽然伤心起来，自己不如交响乐重要，交响乐胜过了她，市长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为了看一场演出把回家的日子推迟了。陷在爱情中的人总是很会折磨自己的。

　　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在承受着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跟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那个政治打击，几乎是等量齐观、不相上下，因为都是对他宣判了死刑。他被查出了癌症。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大医院当副院长，去中央党校看他，见他气色不好，问过去得过什么病。他说得过肺结核，钙化了，没事了。同学说，还是到我们医院检查检查吧，以防万一，没事更好。他就在5月31日这一天，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用非常先进的进口仪器做了检查：肺癌。

　　慕绥新挺住了，什么也没说，让秘书通知梅花，今天不回去了，明天回去，今晚去听一场交响乐。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镇静一下，理理思绪，确定自己该怎么做。长时间以来，对于不祥的政治命运，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潜意识里早已感到难以逃脱。他以被处以极刑的高级干部作参照，觉得自己很难是个例外。他非常害怕。没想到现在又得了癌症，在政治上的死刑没有宣判之前，先宣判了一个生理上的死刑。这样就相对地把两个死刑的分量都减轻了，反正总得一死，那就随便吧！

　　人到这个时候才更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回沈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进光明之中，走进红色之中，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嘣嘣嘣嘣！

　　在飞机上

　　6月1日，梅花到机场迎接老慕，献上鲜花，热情拥抱。慕绥新掩饰得很好，说交响乐很不错，然后就忙着说工作上的事，不再提交响乐。

　　他在做访问日本的准备，召集部门开会，部署工作，要情况，听汇报，视察。晚上回到家，带着一大摞文件、材料，看累了，就躺在床上，让梅花念给他听。什么地方重要或者有问题，就让梅花用笔勾上。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梳理着她的长发。她稍微停顿一下，还接着读。他又抚摸她那漂亮的前额。她停下了阅读，感觉着他的动作。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到他正深情地注视着她。

　　事后梅花对记者说：“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你说作为我来讲，也想不到，也不敢想会得这种病啊！然后他就说，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又总是直直地看着我，总感觉有什么话要说，可又不说。”

　　没过几天，慕绥新就到日本访问去了。她就坐在家里回忆老慕的眼神和一下一下不紧不慢给她捋头发的情景。老慕从日本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她以为是劳累的，劝他好好休息几天，但他说不能休息，马上就得去美国。梅花说，如果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跟美国通用公司总裁一年前就定好时间了，定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次如果我不去，等于我们自动放弃合作，项目就转到别的城市去了。

　　慕绥新于6月中旬去了美国。他是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的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太需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支柱了，他拼上性命也要把这个项目谈成。别人去他是不放心的，他去了才能给对方以极大的诚意，而且他不仅有诚意，还有热情，还有智慧，还有威严和气魄。这都可以使中国人占便宜。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做成一件事，跟美国人做成一件事，一件漂亮的事。光会在家门口干事不算能耐，出国跟白种人过过招才算本事。前几天去日本，现在又到了美国，这也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值了。

　　谈判是很艰难的。他们果然要把项目转到别的地方去，条件提得很苛刻。但老慕是好对付的吗？中国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攻关辩论谋划运作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什么没见识过？再说老慕那风度，那得理不让人的劲头，把洋人震住了。终于达成协议，雪佛莱生产线安家沈阳。

　　本来计划7月中旬回国，但既然谈完了，就赶快回来吧，不要考察了。这事如果放在过去，是必须考察的，考察就是变相旅游，还要跟着几个大款给提供资金保障。这回全免了。老慕要洗心革面，做一回人民的公仆。再说他的病也顶不住了，身体支持不了啦，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7月3日就回来了。回来向省委做了一个汇报，就直接往北京医院送。老慕把医院的专家、大夫、领导气坏了，他是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副省级干部，堂堂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怎么能够已经查出了癌症，并且开好了住院单，却还把人给弄跑了呢？

　　他的副院长的同学对下属大发雷霆，他的上级又对他大发雷霆。但是谁也不敢对老慕大发雷霆。他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发雷霆的人，那就是慕市长的妻子梅花。

　　这回让她知道真实情况了，一点也不对她保密了。这也是老慕的指示，老慕在上飞机前下达的指示，把我的病情由组织上出面通知我的妻子。大家理解，这肯定不包括前妻。两个妻子都到机场迎接，那就有好戏看了。

　　7月2日那一天，组织上派有关人员来到了梅花家里。她正好出去了。等她回来进屋一看，领导、院长、大夫、秘书、司机都坐好了，面孔特别严肃。她进来，这些人也没跟她多说话，只是哼了哼。她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了？他们还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尤其是那位领导，表情非常痛苦。梅花就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她说：“院长同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说罢还夸张地冲大家笑了笑。大家却还是绷着脸，没有对她的笑做出任何反应。还是院长先开口了：“我和你说之前，你必须把心放下，市长3号回来。”梅花笑了一下说：“回就回来吧，回来不是挺好吗？”

　　但她猛然就不笑了，表情变得比哭还难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傻了，她应该想到市长可能有麻烦了，肯定是有病了，而且不是小病。市长临走前对她说，你好好在家等着我，回来我有话告诉你。现在不能告诉吗？他摇了摇头。她追着问秘书和司机，他们什么也不对她说。走后通过几次电话，他说话很疲惫样子。这不都是先兆吗？自己怎么还不明白！

　　现在她明白了，挺了挺身子说：“说吧，我受得了，市长得了什么病？”

　　院长说：“肺癌。”

　　她立刻晕倒了。

　　她跟着大家到北京机场去接老慕。她以为会看到一个被人背着抬着的老慕。她伤心得不得了。她等着那一致命时刻的到来。但是老慕却谈笑风生地走出来，西装笔挺，潇洒精神。老慕这不好好的吗？你们为什么骗我？

　　她捧着鲜花迎上前去，跟老慕热烈拥抱。

　　刚下飞机，又上飞机，老慕始终情绪饱满，跟周围的人谈个不止，主要是说谈判如何成功，这条生产线的能力有多么强大等等。

　　再次上飞机后，二人并排坐下，老慕拍拍她的肩膀说，他们跟你谈了？她点点头，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原来这一切还是真的！他说，别哭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我的心愿了啦。他们本来已经签到别的城市去了，在我的努力下，又签回来了，签回咱们沈阳来了！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的时候，他静静地看着舷窗外面，看着曾经被他亲手描画过的沈阳城。那些街，那些路，那些广场，那些水上公园，现在又多了一条雪佛莱汽车生产线。沈阳有金杯汽车，现在又将添上一种从世界最先进生产线下来的雪佛莱汽车，还有也是采用引进生产技术，却是全部自己设计制造的中华牌轿车也将投入生产。但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句话应该是他追求的一个理想，希望他的人民骄傲起来，希望自己能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好的口碑，现在却怎么也好不起来了，慕绥新原来是个大贪官！悬崖上扭秧歌——乐到头了。

　　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城市，他看到了他在任期间留下的那些建筑，这毕竟是抹不掉的，他少许得到了一些安慰。他有一个很知名的城市建设的理念，即建筑是形，文化是魂，环境是本。他以此为着眼点，建设改造这个城市。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城市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慕绥新上任后，把城市建设作为工作重心，改造治理旧河道，建成了百里带状水上公园，建设现代化立交桥、大二环路，开辟草坪，建设广场，布置灯火，改造棚户区，建设现代化居民小区，让全市亮化起来，绿化起来。于是市长慕绥新于1999年荣获了联合国颁发的“城市环境人居奖”。

　　意想不到的联系

　　慕绥新向省委汇报了工作并郑重请了假之后，便到北京住院去了。潜意识里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所以就把这些工作做得非常正规，好像这是最后的晚餐。他还要特别地反一反现在的送红包之风，向组织提出要求，这次他住院一律不接受探视和看望，希望不要把他住院的消息传出去。住院是最好的送钱时机，可以跟研究干部人事变动前的时机相媲美，但他现在必须舍弃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要做一个廉洁的人。

　　再说他收了钱也没用了。可以给梅花用。还是让她干净一些吧！过去他收了那么多钱，自己都不知道准确数字，可是有什么用呢？不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吗？这个时候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可惜这种清醒来得晚了一些。也不晚，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要较一较真，做一个真正的人。

　　梅花陪着慕绥新住进了北京某大医院，医生不敢责问市长，只能拿她来撒气。说你是病人的家属吗？你这家属是怎么当的，怎么一点也不看好你的丈夫？她低头不语。听着！5月31日检查出肺癌那一天，我们就把住院单开好了，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丈夫来住院？你不知道癌症发展得很快吗？她不敢低头不语了，她说不太知道。医生说，啊！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这怎么能当好家属？告诉你吧，肺癌这种病是以每天成百万成千万的细胞指数增长的！

　　她吓了一大跳，但这回她的气势也上来了，她冲着医生喊，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市长，除了有自己的病，还有许多事情，为了工作他连命都不要了，他瞒着我，不说他的病啊！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为我捋头发，就是不说他的病。还带着病出了两回国，让癌细胞吞噬着他。我心里好受吗？谁来安慰安慰我？

　　医生这才安静了，不再说什么了。

　　慕绥新做了化疗手术，很成功，8月返回沈阳，继续当市长。

　　同年7月，沈阳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又使人担忧的大事情，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刘涌被公安机关抓住了。虽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刘涌等黑恶势力跟市长慕绥新还没有直接和重大的政治经济关系，但是随着刘涌案件的逐步揭露，人们看到一大批政府官员被刘涌拉下了水，或者说是他们自愿去趟刘涌这片浑水的，黑红两道，司法腐败成了社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政府和司法机关本应是保护人民，惩治黑恶势力的，但是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领导干部，却走向了这种职能的反面。

　　刘涌是沈阳市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却因少数政府官员和司法干部的庇护和赏识，而长期逍遥法外，最后一举成为拥有资产总额超过7亿元的嘉阳集团董事长，并且挂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等头衔。这是一个典型的党内腐败势力与社会黑恶势力相互勾结的实例。刘涌不惜动用百万巨资向政府官员行贿，然后得到庇护和好处。

　　他两次向马向东行贿4万美元，马副市长便在“申请免交建筑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使他如愿以偿地免交了“四费一税和土地转让金”，在沈阳市的黄金地段中街大搞房地产开发，据有关部门评估这块地价值35亿元人民币。

　　他认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为“干爹”，孝敬刘实20万元。

　　他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为“焦姨”，给她送高档家具、手机、2万美元和3万人民币，焦玫瑰便推荐他加入了中国致公党，为其当选市人大代表增添了政治砝码。1999年刘涌连打带砸抢占了中街大药房，但原承租人拥有那块地皮的使用权，便告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焦玫瑰的关照下，立案厅未予立案，后又按照刘涌的要求把案子转到区法院审理，直至对方败诉。

　　正因为刘涌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有自己的代言人，他才能靠非法手段积累财富，而逃脱掉法律的制裁，并且摇身一变，成为“优秀民营企业家”。

　　作为打黑除恶的公安机关曾对刘涌犯罪团伙作过坚决的斗争。民警刘宝贵见刘涌一伙正在行凶杀人，便举枪高喊：“把刀放下，我是警察！”但刘涌在暗中开枪，将刘宝贵打成重伤。逃跑两年之后，于1994年初被公安局抓回。但是其父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一庭庭长，到公安机关展开活动，看守所医生贪赃枉法，采取给刘涌注射肝炎病毒，服用降压药等办法，使本应判重刑的刘涌得以保释出狱，继续为非作歹。这一回他知道了公安的厉害，除了收买公安干警，还雇用警察做保镖。

　　当然我们还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慕绥新收过刘涌的钱。但是他手下的一些官员收了刘涌的钱，并对刘涌起到了保护作用。而这些官员中有的，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烟草局长周伟等又向慕绥新送过钱，你能担保没有哪一张钱是刘涌的吗？

　　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可以说，慕绥新的事首先是从刘涌这里突破的。二人本来谁也牵扯不上谁，没想到红萝卜记在蜡烛账上，周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中央纪委虽然在举报材料中知道周伟通过向慕绥新行贿得到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务，但怎么取得证据呢？慕家的人不能随便动，周伟也不能随便动，一动，一问，没这码事，就把问题暴露了，下边就不好查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刘涌交待，他曾经通过个体烟贩赵某向周伟行贿过10万元。行了，这下可以对周伟采取措施了，“两规”，拘押，审讯，再大的问题他还能不交待吗？花20万元向慕绥新买官的事很快就交待清楚了，慕绥新也就难逃党纪国法了。

　　但这些情况慕绥新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还在庆幸自己没有沾上刘涌的边儿。在这个暴风雨即将到来前的相对平静时刻，他错误地认为自己也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癌症经过化疗，也情况良好，只要从此谨慎，不再收钱，全身心地为党努力工作，并且跟梅花在一起好好地生活，享受爱情，这不是非常幸福的吗？

　　要把过去的麻烦，一个一个全都甩掉。贾桂娥已经甩掉了，女儿女婿也到美国去了，只剩下了决心重新做人的他和没有受到污染的梅花。

　　离婚之谜

　　当他捋着梅花的秀发的时候，他不仅真切地感到自己拥有一个美丽温顺的妻子，还感到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现在虽然不在自己的身边，但她们是幸福的，安全的。

　　慕绥新很喜爱自己的两个女儿。小女儿聪慧，稳重，早年到美国留学，办了绿卡，不回来了。大女儿慕洋幼师毕业，开始在社会上干点事，没有什么出路。那时候慕绥新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格的，还不怎么谋私，而且他的意识很西化，主张子女不要靠父母，要自己去闯。他就让慕洋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去闯荡。女儿很听父亲的话，到深圳去打工。但她文化素质不高，又没有什么特长，所以生活得很艰难。但她坚忍不拔，不向父母诉苦，报喜不报忧。过了几年，慕绥新到深圳去开会，看看女儿吧，女儿正在“上班”，样子惨不忍睹。他转过身走出来时，已是满面泪水。

　　从此慕洋回到了沈阳，与丈夫李伟一起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开始靠父亲的权势，非法经商办企业。一个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前途的女儿，现在成了被追查的对象。

　　慕洋打着市长女儿的旗号，以经商的名义，捞了许多的钱。在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的4年中，慕洋夫妇在沈阳开办了10家公司，其中广告公司5家，什么广告传播公司，广告有限公司，广告设计工作室，商务广告有限公司等；房地产公司2家；商贸公司2家；保安公司1家。没有势力的人办一家公司也有可能倒闭，他们开10家公司，却个个兴旺发达。

　　怎么能不发达呢？代表沈阳市形象的，按照慕绥新的建议塑有3个图腾式“太阳鸟”的市政府广场建成了，这么一个大的景观，不宜再建高立式广告牌，但是慕洋要建，慕绥新就在她送来的报告上批道：“我意见，如广告箱不阻挡市府大路视线，可以设。”于是开会研究，许多人反对，最后副秘书长拍板说：“从市容景观上看不太合适，但有慕市长批示，就照办吧！”一个高大立柱式广告牌建了起来。澡盆里洗脸，还是市长的面子大。

　　也许是慕洋打工的那段经历使慕绥新觉得欠了女儿的账，现在便加倍地补偿给她。一个堂堂的市长在参加完隆重的电话号码升位仪式后，居然郑重地对电信局长说：“以后你们有建筑工程，关照一下慕洋、李伟。”紧接着慕洋就来要工程，局长就把建设住宅楼的项目交给她，她的公司没有资质干，转包出去，从中获利1400万元。

　　慕洋过去打工是人下人，现在办公司是人上人。到大企业拉广告，总是开门见山：“我是慕市长的女儿，给你们做个广告，开票吧！”人家只得给她奉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广告费。

　　她还想尽各种办法偷税漏税。据调查，仅一个广告公司和一个房屋开发公司就偷漏税款1000余万元。

　　马向东等人出事以后，慕洋夫妇感到形势不利，便把5410万人民币转入北京、上海、福州、蚌埠等地的33个银行账户、8个股票资金账户和设在银行的4个保险箱。现在这些款项除被提走的还下剩2000多万元，已被依法冻结。同时还扣押了他们在沈阳、北京、上海等地的6处房产和一部轿车。

　　对于大多数沈阳人来说，慕绥新与贾桂娥的离婚和与梅花的结婚，是一个迷。人们闹不明白，贾桂娥那么厉害，怎么会同意跟老慕离婚，连法院都没去就协议离了，其中必定有诈。有什么诈呢？又实在想不明白。

　　至于跟梅花结婚，大家也都很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老慕就算不错的了，没有在外面包着几个。在这次的“慕马”案中，法院院长、副院长、财政局长、国资局长等不都是在外面包养情妇吗？有的还不只一个，而是好几个。老慕只跟梅花相好，互相还真有感情，比那些人强多了。

　　只是这个谜解不开

　　其中必定有诈。说对了。这个诈是慕绥新搞的。他支持女儿经商是一种心情，支持贾桂娥经商是另一种心情。前者是对女儿的关爱，是“爱”令智昏；后者却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他和贾桂娥的共同利益，是利令智昏。“爱”令智昏更为严重，他始终在支持女儿，利令智昏到后来却使他有些清醒了，他不再支持妻子，最后离婚了断。

　　事后他对记者说：“我和前妻离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参事参政参权太多，影响很坏，我已经挡不住了。她参与很多事情，比如包工程的石料，人家都说，为什么老慕要修马路，因为马路上的石头都让姓慕的一家包了。我这个市长还能当吗？不能当了。所以没有办法，我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最终与我的前妻解除了婚姻关系。”

　　当然离婚的目的不全为这个，摆脱贾桂娥这个麻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名正言顺地跟梅花结合在一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老慕认为这对自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老慕是有智慧的。他处理政务，往往能抓关键，高屋建瓴，把问题解决得很利索。处理跟老婆的关系，平时他马马虎虎，致使自己吃了不少的亏。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他要稍微动点心眼儿了。像他这样高智商的人，只要用点方法，贾桂娥肯定玩不转了。平时她那么凶，敢跟老慕吵、闹，就是因为老慕让着她，没拿她当回事，没有认真对付她。现在要认真对付她了，看她还能闹吗？老慕这种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要不在离婚这个大事上贾桂娥跟你闹起来，可就会没完没了啦。必须采取策略，先把她稳住，让她自己上钩。

　　按照老慕的计划和谋略，他自己是不能主动提出离婚的，离婚得让贾桂娥提出来，而且还要提得特别迫切，老慕想不同意都不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女人只听她自己的，而不会听别人的。于是老慕的方法就有了。

　　现在反腐败的风声这么紧，贾桂娥有时也很害怕，但老慕显得很自信，她也就不往心里去了。忽然老慕也紧张起来，她就觉得糟了。老慕是故意紧张的，因为现在需要紧张。他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这一天一个熟人来串门，带着一位从北京来的易经大师。贾桂娥立刻很高兴，没有怎么过渡，马上就跟大师特别谈得来了，反把熟人亮在一边。但熟人却偷偷地笑，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三说两说，她就觉得这位大师有水平，再加上熟人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大师在北京的名气，给大人物都算过什么的，她就更加崇拜。贾桂娥是非常信这个的，经常求神拜佛，测算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老慕就抓住她的这个特点，略施小计，就让她上钩了。这一切都是老慕安排和导演的。

　　贾桂娥坐直了身子，深吸了几口气，郑重其事地对大师说：“给我和老慕算一算。”

　　大师不慌不忙地问：“算什么？”

　　她慌忙回答：“算算我们今后是不是很平安，有没有什么事。”

　　大师说：“还是让我先说说你们的过去吧，看看准不准。”

　　“对对对，说说！说说！”贾桂娥更加来了兴致。

　　大师一项一项说起来，说一项，贾桂娥点一次头，说对对。那还能不对吗？“托儿”就在旁边。说完了过去，又说现在，都是特别的对。该说未来了。说未来的时候，又做了许多铺垫，说了许多现象，马上就要水到渠成了，才说最关键的话。

　　贾桂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大师说：“怕要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不保。”

　　贾桂娥愣在了那里。她已经预料到了，她想从大师这里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明察秋毫的大师还是给她指出来了，而大师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

　　“有破法没有？”她问。一般都是有破法的，她准备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只要能保住老慕，她就虔诚地去做。

　　大师说：“有。那就是离婚。”贾桂娥在法庭受审

　　她又愣在那里了。离婚，这比牺牲自己还不容易做到。当年她追老慕，一见老慕要变心，她就不准备活着了，当时她觉得死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死给老慕看，那简直是一种幸福。可是老慕没给她这种幸福，而是给了另一种幸福，跟她结了婚。所以她还欠着老慕的账，这回老慕有难，如果需要她去死，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大师没有表示出这种需要来，而是需要她跟老慕离婚，这就有点难度了。她咬了咬牙，离，只要能保住老慕，离婚就离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没有向大师讨价还价，她知道这种事情都是说一不二的，斤斤计较就不准了。

　　她说：“好吧，我离婚。”

　　大师说：“灾过去后还可以复婚。”

　　刚刚打进地狱，马上又见光明。大师的神通太广大了，她匍匐在活神仙脚前，流下了虔诚的眼泪。

　　大师接着说：“100天之后就可复婚。”

　　她欣喜非常，前途太光明了！

　　瞧瞧，老慕硬是把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指挥到这个份儿上！本来是她绝对不愿意办的事，前途绝对黑暗的事，现在却完全反过来了。

　　那天老慕回家后，贾桂娥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商量这件事。老慕好像还很忙的样子，急着看文件。她说都放下吧，这可是个大事。她就说起了今天请大师来测算的情景。最后坚决地说，我必须跟你马上离婚，早一天办早安全，晚一天办晚安生。老慕心不在焉地说，信那个呢，不离。贾桂娥说，你必须离！

　　她认准了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三下五除二，离了，秘密的，对外他们还是夫妻，老慕还回家里来住，她单等着100天以后再顺利复婚。

　　新婚

　　但是她等不这一天了。老慕在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在大连与梅花秘密举行了婚礼。是让那位姓杨的大款朋友给操办的，只请了几个特别要好的人，连省委、市委的领导都没汇报，外界根本就不知道市长又结婚了。只有大连某街道办事处的那位老大妈知道，因为办结婚证时必须有本人到场。老大妈非常坚持原则，杨先生怎么通融也不行，只得把慕绥新请来让老大妈过目。老大妈特别爱看电视新闻，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沈阳市的慕市长吗！

　　真相大白之后，贾桂娥差点气疯了，慕绥新居然敢骗她！她过去也知道老慕跟梅花有来往，当面教训过他，说那可是个坏女人，你怎么跟她来往？有事没事？老慕一本正经地说，你想哪去了，没事！我们只一般工作关系，同志关系。对我你还信不过吗？

　　她信得过他，他是个好人，老实人。当年他是那么帅气，又到了文艺宣传队，飞机打哆嗦——抖上天了。会拉手风琴，会唱歌，有多少好看的姑娘追他，哪个都比她贾桂娥有档次。他也动了心，想不要她了，但一想到她为他得了癔病，怎么能抛下人家不管呢？就跟她结了婚。老慕心眼儿多好使啊！

　　可是现在变了，变质了，堕落了，欺骗了她，跟那个坏女人结了婚。

　　她知道生米做成了熟饭，挽救不了啦。老慕也不是那种可以回头的人。她就找老慕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求给她办成几件事，离婚的事也暂时别让外人知道。老慕也想有个过渡，就答应了，继续跟她过假夫妻生活，直到有一天梅花以夫人的身份到机场去迎接市长，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但有的人不知道这一情况，还去原来的慕家送钱，市长不在，就给贾桂娥留下了。她也不明说，因此又得了许多好处。

　　谈起这一重大变故，贾桂娥很是后悔，她说：“都怪我听一个搞易经的人，说我们俩不离婚要出问题，有一方死了什么的。这个大师挺有名气的，大首长都信，挺灵。算了以后相信他，就跟老慕离婚了。离婚以后快点复婚就好了。当时我说100天以后再复婚，他说你想复就复吧！可是他下个月就跟那个女人结了婚。”

　　为了惩罚那个女人，她把梅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一个巨大的工艺品玉石斧头之下，让斧头剁着她。还不解恨，又把写有梅花名字的纸条塞进一对铜狮子的嘴里，让狮子把她嚼个稀巴烂！

　　然而，梅花和自己的丈夫生活得很幸福。在争夺男人的战争中，梅花是得胜者。她也知道贾桂娥恨她，但她并不恨贾桂娥，她很同情她。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去爱一个男人，并且得到那个男人的爱。贾桂娥没有得到，她得到了。她们都爱这个男人，但回报不一样。

　　她认为慕绥新是值得她一爱的。他是中国官员中的一个佼佼者，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她看到了他对爱情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没有看到他有多么贪婪。爱情是指跟她的爱情，贪与不贪是指她的亲眼所见。结婚时她以为慕绥新没有什么钱了，后来他陆续地往家里送来一些钱，她就问这钱哪来的？他总是说，你放心吧，这绝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是发的奖金。奖金能发这么多吗？但她不愿意多想，所以无论如何，慕绥新也不能在她面前形成一副贪官的嘴脸。当然，她是妻子嘛，妻子还有认为自己丈夫是坏人的吗？

　　可是我采访时，好多人也对慕绥新恨不起来，认为他这个贪官是情有可原的。

　　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使用“恨”这个词。慕绥新是一个悲剧。他把自己的价值亲手撕得粉碎。所以才让人恨不起来，而只是惋惜。于是在涉及慕绥新的话题时，咬牙切齿是没有的，多少带有一些同情的成分，认为他还是干了一些事情的，贪就贪点吧！贪，居然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原谅的东西。是人们对廉洁失去了信心，还是认为机制有什么问题，而慕绥新正是某些不合理机制的牺牲品？有些人素质本来就不高，牺牲了也就算了，而对于慕绥新，就多少有点可惜。

　　所以当梅花怀着感情在记者面前夸慕绥新时，记者并没有打断她的话，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慕绥新。梅花说：“在我眼里，在我心里，慕绥新是一个工作极端认真的人。可以这么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当中，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他为人非常豪爽，非常豁达，非常非常的坦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从来不会跟人家玩什么心眼儿。他做人比较坦荡。为了工作他可以把命都不要了，命不要了，也得把事儿做成，比如顶着癌症到美国去引进汽车生产线。”

　　如果不是被查处，他可能会上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现在却只有上《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的份儿了。所以我们极想知道，像这样一个人物，在接受别人贿赂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梅花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俩有过一次交锋。有时候他把一万、两万的钱拿回来，我问是什么钱？他说，小梅，既然我们俩是夫妻，就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你要相信我，我也实话对你说，不能对你不负责任。这钱，我拿回来的这些钱，肯定没有去索贿，去吃拿卡要，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没有他托我办件事，我索要多少回扣，索要多少好处，这些都没有的。我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从他说话时的表情我看得出，他真没有干那种索要的事，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慕绥新没有索要，都是大家自愿给的。于是，他在新婚的妻子前，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别人很能谅解他，贪就贪点吧！他自己也能自圆其说，没有张手要。于是腐败在人们的心理上畅通无阻，在社会上大肆蔓延。谁要对腐败说个不字，委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保险箱

　　还是让我们接着说梅花被办案人员带走之后的事吧。

　　带走她就是让她交待慕绥新的问题的。前妻交待了，现妻也得交待。她对这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像贾桂娥知道早晚会有那一出，打定主意扛着，当然最后也啥都说了。

　　梅花虽然也30出头了，但还非常天真，还沉浸在她和老慕的感情里。一下子被“两规”起来，见不着老慕了，也不准随便活动了，干什么事都受到了监视，真是受不了。

　　她是搞音乐的，搞艺术的，自由，浪漫。跟老慕认识以来，结婚以后，都非常地浪漫。因为这正是老慕的追求和需要。老慕在工作中十分劳累，在官场上十分劳心，在家庭中没有格调，只有到她这里来寻求格调，然后组成新的家庭，继续追求格调和浪漫。

　　现在这种生活被阻止住了。表面上看是被办案人员阻止住了，实际上是被广大人民阻止住了。你想一想，沈阳这个老重工业基地有多少下岗工人，而且很多是全家都下岗，没处去挣钱，冬天没钱取暖，屋里太冷，就整天逛商店不买东西，或者花一块钱，坐上环城路的公共汽车，来回来去地转。而他，慕绥新，这个市长，平均每个月受贿十几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无钱镬灶当棺材，有钱桌子当戏台。所以就必须止住了。不止住可不得了。贪点贪点吧，那是不知道他竟贪了那么多，知道贪了那么多早就吓坏了。

　　梅花更不会想到这一层，她想的是，跟刘宝印的妻子坐上飞机到北京去买化妆品，一天打个来回。都住在大沈阳，想的问题不一样。现在不讲忆苦思甜了，眼面前的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钱的想没钱的事，有钱的想有钱的事。贪了钱，犯了法的，想办法把钱交出来。

　　办案人员阻止了梅花的浪漫，让她想钱的问题。有那么多钱，别人干几辈子都挣不下，让你想想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了，然后找出来，交给国家还不行吗？

　　她不说。她觉得，她一说，老慕就完了，老慕一完，自己也就完了。自己跟老慕好了这么多年，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妻子的地位，而且是市长的妻子，多么骄傲啊！可是自己一说，他收了那么多钱，他的市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所以不能说。

　　不说她又实在受不了办案人员的反复追问。他们问得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们的话往下说。你要瞎编瞎说，肯定说不了几句，就行不通了。人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让你说真话。她又是个特别心直口快，爱讲真话，不会说假的人。

　　眼看着她就要坚持不住了，就要说真话了，可是她又万万不能说真话，这可怎么办？脚板上长草——慌（荒）了手脚。

　　她就疯了。

　　也许是假疯，也许是半真半假地疯，总之行为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办案人员问她话的时候，她不说话，她唱歌。办案人员说不要唱歌了，她就不唱歌了，她就跳舞。说不要跳舞了，她就停止跳舞，冲着办案人员笑。一边笑，一边七扭八歪地走过来。办案人员往后退，她就满屋子又唱歌，又跳舞，又笑。就这样，一次谈话让她搅黄了。

　　她总这样。办案人员就说，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她如果是真疯，她就不应该听懂这句话，但是她听懂了。她就不唱歌跳舞了。唱歌跳舞办案人员不相信，她就改为能让办案人员相信的行为，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她就脱了裤子撒尿。办案人员掩面喊停，并教训她说，你一个文化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来！连一个农村妇女都不如。赶快把裤子提起来！她就提起来了，很羞愧的样子。她说我是真疯了，刚才是真疯了，脑子里有幻觉。

　　装疯、真疯都不管用。为了继续不说，她决定死了算了。这样老慕就会因为她的死而没事，而继续当市长，就会非常感谢她，想念她，还像她活着的时候那样爱她，所以她仍然是幸福的。这真是一个最佳选择。办案人员肯定没有办法了，面对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他们肯定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她把一个盛化妆品的玻璃瓶在卫生间里偷偷地摔碎了，然后攥着锋利的碎片上床睡觉。她乘同屋住的监视人员不太注意的时候，钻进被窝里，蒙住头，用玻璃碎片割手腕上的动脉血管。非常地疼，她就动了一下。她感到血在流，就非常地害怕，就连续扭动起来。完全是下意识的。最后她还喊起来，喊的是什么，她不知道。但事后据办案人员说，她喊的是救命。既然想自杀，为什么还喊救命？显然非常不合逻辑，所以在所有的材料里都说她表演了割腕自杀的把戏。但是她坚持说，我是真想自杀。

　　监视人员见她在被窝里动，还喊，就把她救下来，送进了医院里。

　　既然不是尸体，办案人员就有办法叫她开口了。办案人员说，慕绥新是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了，你想用两只手给他堵住，办得到吗？办不到的。这时贾桂娥等已经交待了慕绥新的许多问题。他的确是漏洞百出，问题不少了。办案人员没有骗她，也不是诈她。的确是这么一个问题。她想一想，冷静思考一下，觉得以前自己真是太天真了，怎么没有想到那个贾桂娥呢？她也能像自己一样忠于老慕吗？不会的。她肯定把老慕出卖了。

　　其实贾桂娥一开始也是不说，最后办案人员帮她分析，说老慕骗你离婚，根本就不爱你，你还保他？她一想也是啊，就说了。办案人员专门会“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然保不住老慕了，那就说吧。不说也没办法了，自杀的招儿都使了，到头了，可惜没有成功，人家还不认可，说是假装自杀，再杀一次，再不成功，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所以她只得说了。她说在沈阳有个保险箱，在朋友家放着。马上带办案人员把保险箱取来，里面是现金、字画、首饰、手表等。办案人员分析，不会只有这么多财产，起码还应该有一些存折，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雪里埋小猪，总会露出个蹄脚来。就继续问她，反复问她，她就抵挡不了啦，五迷了，不知怎么就说漏了嘴，说还有人送过7万美元，说了就非常害怕，打定主意，办案人员如果接着问，她就什么话也不说。

　　幸好办案人员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没有接着问她这件事，而是又问别的事，她就把心放下了，而且还觉得办案人员也不过如此，自己完全有能力对付他们了。

　　正在非常得意，放松警惕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问：“你说的7万美元在哪儿？讲！”猝不及防，她一下子就傻眼了，双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把原来制定的什么也不说的战略完全忘记了，她觉得只有说才能挡过去，其实只要一开口，她必定要失败。她说在卡上。

　　卡在哪儿？

　　又说没有在卡上。

　　没有在卡上，在哪儿？好好想一想，别慌。办案人员开始安慰她，给她倒水喝。他们特别会揣摸人的心理，知道她快投降了，赶紧显出优待俘虏的样子。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别急。果然，这种很自己人的样子使她受到了感动，她感到很温暖，作为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总想靠近温暖，而不愿与人为敌，感受寒冷。所以她立刻就放下武器了，说在保险箱里，保险箱在大连。

　　办案人员同她一起去大连。到了银行里，走过好几道门，才到了那间放保险箱的密室。人们看看她，又看看一排排的保险箱，希望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存钱的那个保险箱是哪一个。但是她偏偏就忘了，忘记号码了。她说忘记号码了。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但办案人员无法让她想起来，可又不能退回去，不把近在咫尺的赃款取到，错过时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银行的规定非常严格，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只认开户人，不认其他任何人。任何行政命令在这里不起作用。

　　办案人员说挨个试验。这个办法很笨，但万无一失。

　　她只得向保险箱走过去。其实她并没有忘记号码，只是不想去碰那个定时炸弹。有一万多个保险箱，你们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吗？她开始一个一个摸过去，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会摸到那个定时炸弹。

　　办案人员看出了门道，说不要这样摸了，从那头开始摸。那头的保险箱很高档很豪华。保险箱也分三五九等。办案人员估计，市长夫人的保险箱肯定是最高档的。而最高档的保险箱不多，只有一百来个。很快就会摸一遍。

　　梅花不情愿地走过去，动作很慢地摸起来。所谓摸就是用手指按保险箱的某个地方，哪个有反应，哪个就是你的保险箱，这叫活体指纹密码。

　　但是摸了一遍，哪个也没有反应。没在高档的里面，而在中、低档的里面吗？再试一遍那可就要费功夫了。也许手指用错了，她故意把手指用错了，刚才她用的是食指，现在让她改过来，用中指再摸一遍。她一听，本能地退后一步，不肯去摸。办案人员说，刚才已经摸了一遍，现在再摸一遍怕什么？怕保险箱还打不开吗？不会的，肯定能打开。

　　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退路了，就一个一个很程式化地摸过去，突然在一个保险箱旁停下来。毫无疑问这个保险箱就是了。

　　大家却没有催她，大家等待着。她看了看大家，说：“我害怕。”样子很可怜，几乎在发抖。在慕绥新的财产面前，可怜得发抖。财大并未气粗。大家赶紧给予温暖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她就颤抖着把右手的中指伸过去，一按，绿灯亮了。

　　银行工作人员拿来钥匙，打开了这个保险箱。里面有4个纸袋和一个布袋。纸袋里装满成捆的美元，布袋里面是名贵手表和金银首饰。

　　一清点，4个纸袋里的美元共计：70万元。

　　不想谢幕

　　随着前妻和现妻的相继被突破，慕绥新的问题被抓住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采取措施了。于是，在2001年3月21日，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赴沈阳向慕绥新宣布了对其立案调查和实行“两规”的决定。

　　这时慕绥新的心情复杂极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被“两规”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胡长清、成克杰的形象不断在他脑子里闪现，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吗？不！他从小就想做好人，不想做坏人，他努力地干事情，而且干成了事情，他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他看着刘丽英，刘丽英的表情很沉重。他想知道上级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我们的官员在紧要的关口，总是想到上级，岂不知群众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多少起着一些作用。他的问题最终能暴露出来，就是群众的举报信引发的。不过如何查处，那就由上级说了算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像慕绥新这样的人不会被放过。他想知道中央对他有个什么看法，有个什么结论，这显然是太早了。这得通过调查，才能最后下结论。他太着急了。不过，叫谁，谁也是沉不住气。这好比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心里没底。

　　但他很快也就把问题想明白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保护。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太大，或者说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能太大。他收了许多人的钱，也给许多人办了事，但是收了钱而没有给办事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一律非常小心地把钱退回去了。一是为了心理平衡，不欠人家的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心存怨恨，事后举报他。

　　但他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有人举报，上边知道了，怎么办呢？风气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这个风气嘛，法不责众嘛。所以对有人会告他，反映他点问题，他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哪个领导干部不挨告？女人怕生孩子就不要跟男人睡觉，干部怕挨告就不要当领导。但没有确凿证据，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自己说清楚也就算了。

　　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得看自己的综合实力，即上边是否有领导赏识你，下边是否有自己的势力支撑着你，中间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他经营多年，自认为这三方面都不弱，铜帮铁底，牢不可破。正因如此，平时他才认为不会有问题，才那样大大咧咧，一种不严加防范的样子。如今出事了，他该怎么办？

　　看来上面的态度他是左右不了啦，下边的支撑也许还会发挥一些作用，主要是看自己了，能否把问题承认得最少，把“政绩市长”的形象保持下去。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大闺女上轿——头一遭。不知是什么“待遇”，是否很严厉？自己的病肯定是保证不了治疗了。但是令他非常感动，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慕绥新案的公诉人在法庭上

　　“进去”以后，没有急着跟他谈话，好像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话的意思，把谈话的事给忘了。这使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是上边有人在关照他，发下什么话来了。其实发下来的话就是“办案服从治疗”，这不很对吗？先不跟你谈话，别影响你的病。还是住在很高级的病房里，对他的病却比过去还当真了。那些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过去是怎么治的，经过几个阶段，都用过什么药，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能说出过去治疗的某些重要的细节，很流利地说出那些非常绕口的进口西药的名称。功夫下得真到，功夫下在了办案之外。那些很知名的大夫本来是有些派头的，但在这些高水平的“陪护”人员面前也不敢摆了，恐怕稍一不慎被挑了眼。

　　专案组又为他抽调来更知名的医生，连护理人员也换最高级的。他非常感动，他有点躺不住了，病不下去了。

　　他也知道了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奉了谁的关照，在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怎么说更好呢？与其说放过他就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倒不如说查处他才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党的政策一贯是“治病救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绝不是要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要抓住他，就必须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

　　但也用不着这么精心和重视啊！用得着。这是在让他受到感动，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虽然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还是感动了。感动了就好办，就是要你的感动。鏊子好了，烙的饼也好。感动了你就不对立了，至于你说不说先不管，那是下一步的事，下一步你也必定会像第一步受感动一样，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种设定好了的程序之中。现在你已经感动了，好，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感动的，总之你感动了。也许你觉得大家伙都很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组织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一套不行，又换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你明知道这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大家的专业，大家不会特别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赶快拿到你收钱的数字，但是不行，大家得强制着自己干这个，干医生这行的事，还得像背外语单词一样，把洋药名背个烂熟，你说这有多么不容易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上感动了。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其实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真正科学的比重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看火候。火候正好的时候，才跟慕绥新谈。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最能接近谈话的大方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不会指望他第一次谈话，他就会说出什么问题的。

　　后来知道，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地被感动之后，特别感觉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也感觉到了党组织的强大。党要专心办一件事情是没有办不成功的。他出任市长的时候，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很难，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那么就由组织给你解决吧。腐败没出现的时候，或者正在出现的时候，解决起来的确很难，腐败者一旦暴露，并且被列入目标，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非法起跑线

　　第一次谈话开始了。本来双方都筹划了这么长时间，慕绥新一方应该早就做好了防守的准备，任你怎么攻，我都有应对之策，稳如泰山，巍然不动。专案组这一方肯定也想好了进攻的招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待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肉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看看，很马虎，根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把什么事情办坏了。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到现在的非常懊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低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操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内裤，没有必要露出来给别人看看。现在专案组却让他露出来，他捂着盖着不露，他就非常虚假了。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以为不会要求他暴露到那种程度，露出衬衫来就可以了。哪知道完全不合格。

　　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照党的要求，把自己保护好，做一个让老百姓真正满意、真正放心的好市长！”

　　听了这些话每个人都是很感动的，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犯罪而拒绝听这些话。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是装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感情，让你装，你也装不出来，让你说，你也说不到位。而慕绥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说他假装，目击者马上会指责你不人道。

　　过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现在他要保护自己了。这很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央纪委。过去他面对自己，面对送钱人的时候，他也曾想到保护自己，但下不了决心，感到有很大难度。他失去了良好的机会。现在要保护自己了。晚了。

　　而且方法也错了。现在要保护自己，只能是按照党的政策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他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走“从宽”的道路是最容易的，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不能很客观地判断自己、对待自己了。他糊涂了。他在经受痛苦的炼狱。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他就能很清醒地向我们反思了。这个阶段不会很长的，他坚持不了多久。他绝不会像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样，17个月没有承认，没有开口，但是一开口却也了不得：180万美元！

　　他感到很痛苦。这又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他当“两面”人，又干事又搂钱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人情往来，心理却比较平衡，现在让他把这些事情谈出来，他不谈，装作没有此事，他反而受不了啦，也就是说，实践的时候很容易，让他承认这个实践，或者不承认这个实践，他反而为难了。

　　比如那个周伟，现实中的周伟已经让他很为难，这时候再要把他隐瞒住，或者干脆把他交待出来，那就更难了。他实在是不好给自己当时的行为定性，也不好给周伟定性。

　　他慕绥新本人确实没有收到过周伟送的20万元，全是前妻和前妻的妹妹搞的，而且当时要求干部交流，周伟的父亲又是老干部，住在沈阳，需要照顾，所以把他调到沈阳来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贾桂娥又确实告诉他收过周伟的钱了，没有说收多少，只说是收了钱了，不调不行，不调交不了账。开始他没理她的荐儿，拖着没有办，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位与自己连面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周伟调过来不可。但是贾桂娥认定的事，你不给办又是绝对搪不了的。他就只好不情愿地给办了，一办就成功了。这么一来，这就是个问题了，不说不行了，但说了算成卖官，又确实有点冤。所以就出现了，说也为难，不说也为难的情况。

　　这件事只要说出去，就是一个20万元和一个官位的问题，非常的典型，非常的可怕，买官者和卖官者非常的可耻！

　　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对了，不是这样。当我听了慕绥新的录音自白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了。

　　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了解，也不认识周伟。他没有直接找过我，是我原来的妻子的妹妹，他们亲属一帮人找到我，是一定要办，不办好像是天要塌，地要陷。这事我拖了半年多没办，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不想办。但是我毕竟办了，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办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需要，从我做市长来说，我不需要，结果听了夫人，听了几个亲戚，他们无休止的一些工作吧，就抵挡不住，就把这事情给办了。我和组织部长打个招呼，他们就去调查，回来跟我说这个人不错，没有说不行。”

　　是的，点了戏就得有人去唱，而且还得唱好。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周伟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周伟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部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种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点补品，给他留了1万美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感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种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

　　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

　　他在人情交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头脑异常清醒。慕绥新案的辩护人在法庭上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艺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刘宝印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多手表干什么呢？名表。名表又能怎么样？值钱。难道你的钱还少吗？他无法解释。他很被动。他实在是对那些美丽而价值连城的表，看都没有看上几眼，就扔进抽屉里不管了。但是它们在这场游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表是很冠冕堂皇的，能登大雅之堂，不像红包只能在没有人的场合偷偷摸摸地塞。所以它很走红，可以在豪华饭店的高级雅间里献上来，把气氛整得很浓烈，使收受者特别威风和舒服。在北京王府饭店，他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大厦，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还是“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只是价值9万元。同样在沈阳某大酒店，又接受了某人赠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16万元。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办法，用美丽的东西来掩盖赤裸的欲望。

　　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儿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就放开了，因为慕市长谈的都是实情，他对县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说到县里的事，县领导们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就很激动的样子，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也试着发表意见。慕市长就很注意地听，但一般不等他们说完，就全明白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慕市长说：“你们就靠种粮食，脱不了贫。今年丰收了，天气好，咱们就脱贫了，明年天气不好，旱了一点，咱们又返贫了。这样反反复复，怕有四五个来回了吧？”

　　他们就说是是，老打不开思路。

　　于是，慕市长就把思路打开了。

　　“我在县里工作过，在海城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老慕来了劲头，认真地说，“搞庭院经济！市里面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养点鹅，市里到处都是烧鹅店嘛！你养鹅，我不让收别人的，大家都收你康平的鹅仔，保证你鹅都有卖处。你还能养多少鹅啊！是不是保证家家都有收入。你们还可以养猪，我保证我们屠宰场，绝对收你康平的猪。这样行不行呢？”

　　他们赶紧说行行行，听市长的。慕绥新很得意。他出的点子很好。他可以开个点子公司了。但他是市长。市长就是点子大王。市长就得给他的老百姓解决困难。沈阳市区很现代化了，但还有康平这样的贫困县。平时关心不够，今天终于做成了一件事。等于给了他们一个金寿桃。他很高兴，督促他们回去赶快抓紧落实。

　　但是他们却没有抓紧的意思，还磨磨蹭蹭地坐着，不肯走。

　　还有什么困难吗？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不能老陪他们坐着。有困难就说嘛，如果没什么事情了，今天是不是暂时就先到这里。他们却越发地为难和不好意思了。老慕忽然明白了，说放心吧，市里肯定支持你们。如果需要资金，由财政给你们拨一点款，帮助买猪仔、鹅仔。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资金。

　　事后慕市长在康平县关于发展庭院经济所需资金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支持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要求财政安排200万元资金。

　　康平的庭院经济搞起来了，猪啊，鹅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沈阳市里来。

　　千纸鹤

　　事情如果就这么完了，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慕市长剥夺了我们讲“好的故事”的权利，哪怕只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故事。漩窝里洗澡——越陷越深，慕绥新又收人家钱了。

　　贫困县的钱很少，一次只能一两千、三五千地给。这对大笔大笔收惯了钱的慕绥新来说，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笔的钱他都不在乎，何况这点小钱呢？但是他收下了。他不能不收。不收，嫌少吗？看不起我们贫困县的这点情谊吗？得，又跑到人情上去了，老慕最抵挡不住的就是人情。

　　谈到这一节，慕绥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他说：“说起来也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内疚。我为什么要收呢？现在想起来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当时也推脱过，说你们不要搞这个东西了，你们自己也很困难。推脱几句，人家也要让一让的嘛，一让两让三让就收下了。”

　　老慕帮助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可，说是本来就应该办的一件小事也行，都不过是一种公务活动，哪儿有那么多感情、人情掺和在里边？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办事要花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大家都在照此办理。可是，已经收了钱的老慕却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他说：“我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不收钱不办事。可是大家却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才给我那么一千块钱、两千块钱。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这样认为，我不收钱不办事，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钱呢？

　　老慕接着说：“但是我接受人家的钱，接受得那么痛快，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受贿。我只觉得这是一个人情，这是一种同事之间的来往，是一种感情的交换。”又是人情往来，还多了个感情交换。想得很美好，但也很天真。

　　幸亏，他还是终于醒过味来，明白了。他沉痛而不无忧虑地说：“很遗憾，我认识得这么晚。这种所谓的‘人情往来’还在进行，而且是越演越烈，价码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收不住。说是人情往来，但我什么时候给人家送过？所以用人情往来去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只能说我的演变是从人情往来这儿开始的。”

　　他终于把问题说明白了。我认为。

　　所以他就越发地悔恨：“我没有脸来面对我的老百姓，因为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正直的眼睛一直是支持我的，喜欢我的，是了解我的，认为我能够为他们做很多好事情。但是，这双眼睛现在会变成一把犀利的剑，向我刺来：你怎么是这种东西！”从康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想到慕绥新给这么一穷县办事还收钱，并由此想到慕绥新的满身名牌，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些名牌全是刘宝印给他买的。

　　刘宝印什么都交待了，并且都有证据。办案人员用这个点了点慕绥新，谈话就结束了，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

　　第三次谈话时，他不跟专案组对抗了，开始说问题了。说收了别人的钱。但是说得很概括，也不准确。让他想好了再说，他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将来以前妻贾桂娥和现任妻子梅花的交待为准。

　　他不想对过去那些耻辱的事情做痛苦的回忆，还是另有什么想法？慕绥新的豪华住宅专案组分析，他是另有想法。他估计两个女人是不会说的，如果她们不说，自己反倒先说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呢？同时他也会想到，即使她们说了，只要他自己不说，哪怕笼统承认有这码事，将来在法庭辩论时也可以全部推翻。

　　他在做着本能的抵抗。他知道阵地已经一个一个失去，但是不这样步步为营又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那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绝地，那是一个比死亡更为可怕的黑洞。他实在是不愿意进去。他太留恋外面的世界了。然而他自己制造的黑色的欲望之水掀起了波澜，把他向那个黑暗的地方冲去。

　　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不可改变。他在等着转机的出现。希望常常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好像是那出“样板戏”里的一句话。他必须坚持住，只有坚持住，来了救兵，给他说话，才能管用。要是自己先倒了，那就谁也保不了啦。

　　专案组必须加快进度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打出了“感情牌”。慕绥新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感情往往会彻底冲毁理智的堤坝。慕绥新现在最惦记的一个人就是梅花。

　　他说：“我现在的爱人，与我结婚两三年就跟着我受罪，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那么你不想解除她的痛苦，满足她的愿望吗？

　　当然想。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为自己的女人做些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了。

　　可以做。真的吗？那就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能让梅花幸福。

　　他冲动起来，他很想再为女人扮演一次英雄的角色，竟管是一个极不宜扮演英雄的时刻。

　　专案组先做梅花的工作，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封信。她瞪大了眼睛问，这是真的？没有骗我？不是开玩笑？

　　你不想写就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梅花自交待问题后，她和办案人员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了，说话也很随便，甚至可以互相开几句玩笑。她一直偷偷地给老慕叠千纸鹤，叠了一口袋。跟办案人员不再对立后，也给他们叠千纸鹤。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也会笑。过年的时候还给他们发贺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都已经说了，她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最担心的是老慕。她只是很习惯把自己感情化，忍不住要对大家笑，对大家好，不这样她就别扭。后来她知道，这些人也同时跟老慕谈话，就觉得给他们叠千纸鹤叠对了，她没有得罪他们，她讨了他们的好，他们自然也就会对老慕好一些了。

　　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她没有反应过来，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办案人员也很感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但她并不叹气。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爱情。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为买房发愁，为孩子上学发愁，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无疑，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不要给她划框框了。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

　　是的，办案，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志斗勇、互相戒备的过程，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很人情味儿，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梅花在给老慕写信，一边流眼泪，一边写。

　　一盒烟

　　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让人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还是个负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心里没底了。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而不做个坏人，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

　　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他回答：“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我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再一个目的是，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入是1亿8，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就这么两个目的。”

　　这钱能不收吗？不收就是没有把梁副院长当成自己人，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那不就得罪了他吗？法院院长，哪怕是副院长，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棵，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人着想吗？所以他说：“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

　　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和尚不亲，帽子亲。

　　他举例子说：“像过去我和马向东有些矛盾，主要是后期在政治上有些矛盾，他愿意搞团团伙伙、朋友这样一些事情，我就要防备一点，这样他的一些好朋友就怕我另眼相看他们，尤其是在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原来跟他好的那些朋友都纷纷向我靠拢，给我送点钱，送点东西来看望我。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不收的，我全收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暴露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如果暴露出来有看法，就等于把自己置于矛盾的漩窝中了。我收了。有一个宁先杰，我收了10万，然后把这10万转给贫困户，也就是希望小学和贫困点。我不能退给他。”

　　因为建委主任宁先杰是马向东的铁哥们，一伙的。

　　收钱的慕绥新这样说，送钱的人怎么说呢？

　　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夏任凡对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他说：我们研究问题都有一个极端性，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我给老慕钱就起作用了，不给老慕钱就不起作用，只能说给老慕钱增加了浓度和气氛。在腐败的风气下，他如果不收我的钱，就是对我不信任，对我不放心。他收了我的钱，我很感动。他不属于廉政干部，但也不属于专门钻营捞钱的干部，他属于不拘小节，给我送也行，不送也可以，来者不拒，不来，你要有能力我也能用你。老慕不是一个纯粹的贪官。当然我送钱是有目的的，好了能起到激励作用，即对公让我的企业得到市长的支持，对私让领导信任我，最差也对企业和我个人起到一些保护作用。

　　把送钱收钱这样的行贿受贿行为，很温和地人情化了，并且归纳出很多理由，所以让夏任凡停下这种行为是很难的，让慕绥新承认巨额受贿的事实，他也很不情愿。

　　但是梅花的信来了。

　　他很想知道梅花的信息，她到底怎么样了，他很惦着她。办案人员说这是梅花的信。他一愣，当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后，他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打开一看，开头就是非常亲切的“老公”两个字，他便幸福地闭上眼睛，让妻子的呼唤声在空中久久盘旋。他太需要这个亲切的呼唤了。呼唤之后是什么呢？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老公：我把家里的钱和物都交给组织是正确的……”

　　他立刻不再往下看了，什么都完了，结束了。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只是你正确了，我却错误了，犯罪了。

　　他不由得骂道：“妈的，她好了，我完了！”

　　“这些钱原本就不属于我们。这虽然是我俩的全部家产，但这些就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上。”

　　他硬着头皮读下去。她说得当然都是真理。批几个字，说几句话，就能得到数万元，或者数十万元。谁给定的这么高的稿费和讲话费？可是他全都受之无愧了。他履行职务给人办了一点事，却认为这是一种人情，对方认为是人情，他也跟着认为是人情，就把回报人情的钱收下了。能这么简单吗？人情，人情，你不当市长，哪儿有这么大的人情？就是不敢承认这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因为这就太赤裸裸了，就是受贿了，要避开受贿这个词。所以叫做“人情往来”，很好听的。好听是好听，不等于没有压力，不等于能够踏踏踏实实地睡觉。“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上”，她说得太准确了，她怎么能有这种体会和感觉呢？他已经对她说了这是奖金，这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但聪明的女人还是什么都明白了。他想使爱情摆脱金钱的污染，但又不肯釜底抽“金”，所以终未成功。

　　他忽视了，梅花也在他住院的时候参与了收钱。她也卷进去了，当然也有压力，当然也非常害怕。这是为什么呢？本来都很害怕，很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却顺顺利利地做下去了呢？

　　他回忆说：“住院时给我送钱的，人数很多，面儿很大，影响很坏。当时我已经挡不住了。不是我无所顾忌，顶烟直上，不是那样，我心里非常紧张，非常害怕，非常不愿意，每天我都如坐针毡。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奈何不了他们。”

　　痛苦啊！在被人奉若神明，众星捧月的时候，也非常地痛苦。贪官容易吗？不容易。他们挡不住诱惑的原因，主要是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

　　慕绥新说：“贪官，应该说他已经自觉地进行着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他整个的工作就是在交易。我也是贪官。”

　　他说：收钱不是我的初衷，但“为什么越收越多，越收越厉害，就是因为麻木不仁了。私心和贪欲达到一定的程度，就麻木不仁了。”

　　“润滑剂”

　　应该说慕绥新的麻木已经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甚至是艺术的境界。他收钱收得干净利落，毫不推辞。如果是拖泥带水，半推半就，就显得太小气了，也使送钱的人不舒服，活受罪。这好比做手术——人们不是经常把出钱比做从身上割肉吗？你割半天也割不下来，慕绥新却一刀拿下，多痛快！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含义非常深广的微笑，就像是给你开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拿这张支票买下了你身上的一块肉。你还心疼什么呢？值啊！

　　多少人被慕绥新的这种微笑，征服得五体投地，如醉如痴。就连老谋深算的夏任凡也被老慕征服了，征服得至今还不说老慕一句过头的话。

　　第一次给老慕送钱的时候他是忐忑不安，非常害怕的。恐怕老慕拒绝。拒绝了，不仅脸面上挂不住——脸面算什么呢？那简直就是对他政治生命的否定和枪毙！

　　他敲门进屋后，慕市长正在家里，便说听说大嫂出国，表示表示，就掏出1万美元放在了桌子上。当时他紧张极了。但慕市长向他微笑一下，就伸手把钱收起来了。笑得和做得都非常自己人的样子。他立刻感到：“关系到位了！”支票到手了！

　　的确是一张能够兑现的支票。慕绥新提出让夏任凡当沈阳市交通局局长，但市委常委会没有通过，此后再提任何人当交通局长，慕绥新全部一票否决，致使市交通局3年没配局长。为了给夏任凡解决级别问题，慕绥新另辟蹊径，提议把客运集团从交通局里划出来，升格为市政府直管企业。这样夏任凡这位客运集团总经理就跟市交通局长平起平坐了。当然慕绥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许多充足的理由。他认为夏任凡能干，是个人才，这么动一下也很符合改革的要求。

　　从此夏任凡忠心耿耿地拥护市长，爱戴市长，成为市长可以任意移动的一个可靠的棋子。慕市长太需要下级的拥戴和忠心了，太需要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了，这样沈阳这盘棋才能走活。

　　而下级们也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市长的赏识和重用。

　　怎样把两个“需要”连接起来呢？正常的渠道不是没有，只是被人们有意地忽视了，最终使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程序和装点门面的东西。人们在走捷径，在使用秘密武器，那就是送钱和收钱。虽然是行贿受贿，但手伸磨眼也得挨。

　　慕绥新反思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钱来做润滑剂。”

　　上润滑剂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时间选得不对，就会出师无名，显得生硬，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把事情搞糟。汽车需要保养的时候，才能上润滑剂，人也一样。逢年过节，出国住院，上党校学习，都是好机会。所以，2000年夏天，慕绥新在北京住院，成了送钱的黄金季节。

　　那时候马向东已经倒了。慕绥新从外界看还没有什么问题，他还照常出国，照常到各部门去发表指示，意思是，你们大家可要看好了，我慕绥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假象的确把人们唬住了。

　　过去沈阳的天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也占着一部分。现在马向东一倒，就全是慕市长的了。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重要时刻，人们得赶快向慕市长表个态。过去关系好的，要表个忠心，好上加好。过去不好的，或者是马向东那边的人，更要赶快向老慕表态，晚了可就不好了，晚了就赶集不带口袋——存心不良（量）了。此前写过慕绥新举报信的人，一看这阵势，担心撼不动老慕，也赶紧筹好了钱，准备向老慕靠拢。

　　人们的心情，其中也包括老慕的心情，就像夏季的洪水一样越涨越高，一定要把他淹没。

　　他怎么能抗拒得了，抵挡得了？

　　况且从内心深处讲，从潜意识里讲，他也不愿意抗拒和抵挡。

　　但是他一开始还是很明确的，抗拒，抵挡，不过最终仍变成了徒劳的挣扎。

　　标明主人姓名的高尔夫球袋

　　慕绥新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当时很担心，很害怕，我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措施也没有顶用。我在北京住院，而且病也比较重，大家来看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会来那么多人。我住进医院后，已经和我的书记打过招呼了，让各单位各部门不要来看我，你们替我做做工作。随后我又让秘书通知了两个办公厅，通知市委各大机关不要到北京来。而且我还和医院打过招呼，不要放人进来，我不接待。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自己没有这个决心，没有把钱给摔出去。另一方面，这个攻势确实相当强大。他们不仅通过医院内部的人领来看我，还通过北京一些重要机关的人领来看我，守门的卫兵挡不住。”

　　市物价局长王秀珍坐在了他的病床前。

　　她后来承认说：“我是在2000年7月份给老慕送过1万美金，当时老慕在北京住院……我怕物价局合并、撤销、降格，看老慕的时候重点谈机构的事，希望在机构改革当中能够保持物价局机构不合并，不降格。”

　　又有许多人来到了他的病床前。

　　一拨一拨地来，却一个一个地见。

　　得留下“一对一”的机会。筷子夹豌豆——一次一个。

　　这次住院，他收了100万元！

　　他继续读妻子的信：“现在好了，交给组织后，我的心里轻松多了。……你是真正的男子汉，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

　　他的心里也平静多了。交给组织吧！把一切都交给组织。“把一切献给党”这种英雄说的话他是没有资格说了，那就把一切交给党吧！把所收的人民币、美元、港币、澳元，存折、股票、卡，名画、名表、金寿桃，西服、领带和皮鞋，全交出去吧！

　　这样他就干净了。

　　干净了吗？真地干净了吗？

　　已经是一个贪官了，还怎么再干净？只要都交出去，那就是上千万元的财产，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贪官了，还能再干净吗？！

　　可是在梅花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他心爱的女人心中，他还在站立着，他还没有倒下。世界很大，但也很小。有时候可以小到只有两个人，形成一个两个人的世界。“一对一”是两个人的世界，他们有着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有着法律无法判断的是非。同样，夫妻也是两个人的世界，他们拥有更多的秘密。不幸福的夫妻，这两个人的世界对他们是一个灾难。幸福的夫妻，在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两个人的世界就会成为掩护身体的避风港，守护灵魂的温柔乡。

　　慕绥新已经感到港湾里有习习的凉爽的风向他吹来。他躺在梅花的怀抱里，不，是他背着梅花在院子里绕圈儿，梅花指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说这说那。这是他们婚后一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了，梅花经常幸福地向人炫耀说，老慕背着我转圈儿。

　　还能再背吗？回答并不是肯定的，而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写得多么含蓄啊！没有人捉刀代笔吗？这是在动员他交待问题呢，交待了，就是没有选错人，不交待，就是选错了人。而她是相信前者的。那就是说，要想继续做梅花的“老公”，必须得交待问题了。夫人的攻势太大了，他抵挡不住了。

　　“现在虽然你不做市长，身患癌症，而且又犯了错误，但是我相信你能够正确地来对待这一切，组织上会对你的问题和你的一切有一个结论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组织。我们是夫妻，现在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是老公你不要担心，我还年轻，我还有自己的专业，我会用自己全部的爱，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撑起这个家。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配合好组织的调查，我等你回家的那一天……”

　　2001年3月31日的下午和晚上，慕绥新将爱妻的信读了18遍。为什么偏偏读18遍？因为他从信纸上看到有18滴眼泪，梅花的18滴眼泪，所以他就配合她的眼泪读了18遍。

　　他对办案人员说：“我想她是真心配合组织。我不能辜负她，从今天开始，我如实交待我的问题。”

　　然后递给办案人员一封信，写给梅花的。

　　他对爱妻有火山一样炽热的感情，但表现在信上却是标准的公文腔，习惯了：“来信收阅，内情尽知……我现在正在准备全面彻底交待问题……”

　　然后他就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问题都交待了。

　　时间是2001年3月31日，距3月21日进来，仅仅用了10天。而马向东用了17个月。

　　他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喜欢嘎叭干脆，快刀斩乱麻。

　　对自己的罪行也如此。

　　这就是性格。

　　从2001年8月15日开始，连续6天，慕绥新接受了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强打精神坚持着，有问必答，思维敏捷，很有礼貌。

　　在最后一天的庭审中，他左胸剧痛，倒下去了。但注射了镇痛剂又站了起来。输人不输阵。他坚持做最后的陈述：“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普通的日子，对我来说，却是个不普通的日子，我犯下了罪行，理当接受法律的审判……”

　　2001年10月10日，大连、南京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慕马”案的第一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庭认为，慕绥新受贿财物共计人民币661万元，并有269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马向东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现已执行）。

　　此后的日子是梅花陪他在病房里度过的。只是监管他的已不再是办案人员，而换成了狱警。

　　梅花还是那样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老慕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的小夜莺！”

　　慕绥新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这样说：“如果我再做市长的话，我会把钱退回去，并且希望以后不要再送了。从此把这个事情了断掉！”

　　他还说：“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

　　然后，他就走了。

　　来自专案组的“内幕故事”

　　罗学蓬

　　如今人们对于刘中山、郑道访贪污受贿案也许已经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知道，导致刘、郑二人东窗事发的直接原因，则是一位处长首先落入法网。然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其中的“内幕故事”至今值得反思和回味。

　　2004年3月，身居重庆近郊小城江津的笔者应四川省检察院宣教处之邀，只身前往成都，担任省检察院正紧锣密鼓筹划之中的一部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的编剧。

　　由于四川省检察院近年来接连破获了几桩在全国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大案要案，检察院决定根据以上几桩案件为素材，创作一部既能以腐败官员的可悲下场为教训警醒教育各级干部，又能反映检察官们辛勤工作的电视连续剧。

　　笔者到成都后，由省检察院宣教处罗世军处长（现任院党组成员、纪委书记）接待并为笔者的创作提供一切必要的生活条件与创作素材。

　　所谓的创作素材，其实就是看一摞摞的案件卷宗，看一盘盘的录像资料，而收获最大的，则是听取当初领导与参与破案的检察官们的情况介绍。

　　笔者现在要为读者朋友讲述的，就是当初从这几位检察官口中流泻而出的一个个精彩纷呈则又鲜为世人所知的“内幕故事”。

　　毫无疑问，侦破四川省交通厅以厅长刘中山，副厅长郑道访为首，并导致该厅17名处级以上干部锒铛入狱的特大贪污受贿窝案，是四川省检察院近年来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战果。

　　关于刘中山、郑道访的犯罪事实，法律已作了确认，并经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已使他们成为了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捞取大量金钱的典型代表人物。

　　此案的侦破经过，自然也成为创作本电视剧的主要情节线。

　　然而，通过与办案人员的直接深透的交谈，笔者方知，判决书上的犯罪事实与媒体上的泛泛报道，只不过是将一桩案件的大致经过作了客观交待，而办案过程中闪现出的许许多多鲜活生动的“内幕故事”，以及当事人（侦办人员与犯罪分子）的内心世界，却远不能为有着特殊行文要求的法律文书和受到诸多客观限制的新闻稿件所涵盖，因此提供给社会与世人的，也就仅仅是事件的简单经过与当事人物脸谱化的表相形态。

　　笔者仗着近水楼台之利，在深入的采访过程中非常认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比如，如今人们对刘中山、郑道访贪污受贿案大都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知道，导致刘、郑二人东窗事发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交通厅物资供应处处长甘业民首先落入法网，然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而更少有人知道：这样一桩特大贪污受贿窝案进入检察官的眼中，却是成都某报的一名“懵懵懂懂、少不更事”的记者周正（化名）用自己的惊人之举，为警方提供出的重要线索。

　　对于周正，专案组人员对笔者谈到他时对他所做出的荒唐之举既是哭笑皆非，也对为侦破本案立下“首功”不仅得不到半点褒奖反而在法庭上遭到败诉的周正带有几分同情。

　　这是一个带有点儿黑色幽默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起因原本委实简单，成都一位名叫谌虹的少妇状告某投资公司老板黄某违反合同，不仅到期未支付她应得的红利，而且当她愤怒地要求黄老板退回其一百万投资时，黄老板竟以种种借口拒不归还。

　　谌虹起诉前，黄老板已因非法集资诈骗罪锒铛入狱。

　　显然，这不过是一桩并无任何传奇色彩的普通经济纠纷。但是，该案却有三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一是，本案原告谌虹不仅年轻，不到三十岁，而且美艳惊人，言她“貌可倾国”想必会有些夸张，但在美女如云的九里三分锦官城中，谌虹肯定也属于容易让男人眼睛陡然一亮的一位绝色佳人。关于谌虹的外表，不仅得到了具体参与办案的检察官们众口一词的公认，就连罗世军处长在陪笔者吃饭时也颇有感慨地言道：“要说漂亮，谌虹真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顶尖人物，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更稀罕的是那种华美高贵的气质……依我说啊，现在当红的影视大明星，莫看一个个全都披金戴银珠光宝气的，要论本钱，还真地很少有人能比上她……”

　　其二是，有着如此倾城之貌的谌虹，年纪并不大，哪儿能够拿出一百万来投资？而且，据办案人员说，按照一般进行投资的富人的心理规律，凡能一次性拿出一百万投资的，那他手里必然还攒着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资金……

　　其三是，本案的原告谌虹几年前尚是一家效益不好的企业的青工，据云下岗后的谌虹仗着自己的过人条件，很快便进入成都的一些富翁云集的场合，并且大红大紫起来。

　　鉴于以上三点原因，当本案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法庭的爆满，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本案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对后来事情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原告谌虹的一位朋友出庭为其作证。此人向法庭证明，谌虹向黄老板的公司投资一百万的两次会谈，他均在场，也是惟一的证人。

　　这位证人姓甘名业民，时任四川省交通厅物资供应处处长。一般人可能不太可能理解一个省，尤其是像处于西部大开发热潮中的四川这样一个大省的交通厅的物资供应处长意味着什么？手中执掌着多大的权力？而笔者却从检察官们口中得知，四川省交通厅当时其他的在建工程略去不提，仅是正在修建的七条高速公路所需的物资，便无一不经过这位甘处长之手。那是上百亿之巨——一个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的天文数字！

　　在当今社会中手中掌握着这样一种实权的甘处长何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愿意出庭为一位美艳惊人的少妇作证？

　　金钱的诱惑让人无法抵挡

　　四川省交通厅与武侯区人民法院近在咫尺，甘处长为何敢于不惧瓜田李下之嫌公开上庭替一位绝代佳人两肋插刀？

　　公字号的大富翁与这位美妇人之间究竟有何超出常人的关系？

　　而这些问题的本身便足以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笔者在办案人员口中听到了太多的关于《×××报》记者周正“歪打正着”的故事，但是，笔者虽然从罗世军处长那里将不下二十公斤的案件卷宗拿回了宾馆房间，看得脑袋发昏，眼睛发涩，却从未在任何一份卷宗里看到周正是如何异想天开灵光乍现，以笔作枪“歪打正着”，将本案的证人甘业民作为巨款被骗人公然在《×××报》上点名予以报道，并对甘处长被骗的一百万巨款的来历提出质疑的任何依据。

　　无法律文字可据，笔者只能将几位检察官口述的故事，加以笔者的合理想像，重新以尽量生动的文字剪裁整理，以飨读者。

　　读者可能不知，中国报业竞争的激烈程度，除了首都北京与处于开发前沿的广东，便当数天府之国中心的成都。几十年养尊处优“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地方党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一改严肃得近乎刻板的面孔，也纷纷办起了各种子报，以贴近民众的形象力图争取更多的读者。成都的《×××报》，便是《四川日报》属下的一份子报。

　　以下，便是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开庭时出现的几组画面：

　　画面一：几名法官正襟危坐。旁听席上坐得满满的，其间，还有几名胸前挂着照相机的记者。

　　原告席上，坐着容貌出众的原告谌虹与律师。

　　戴着手铐，身穿黄马甲的黄老板孤零零地坐在被告席上。

　　审判长：“现在，由原告证人甘业民出庭作证。”

　　甘业民神色镇定地走上证人席，回答审判长的程序性提问。

　　旁听席上，周正和同学埋着头低声说话。

　　同学：“周正，你跑到这法庭上能挖到什么内幕猛料，我告诉你，这案子可没法庭上说的这么简单哩。你看看那位女原告，临风玉树，光彩照人，这样的人间尤物，能没有点精彩故事？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告诉你吧，她和我们交通厅物资供应处的甘业民处长过从甚密，密到什么程度，你恐怕怎么想像都不会过分。”

　　周正大感兴趣：“老同学，你可不能不帮帮我啊！不弄出点叫座的猛料，让老总高兴高兴，我这个实习记者，还得继续实习下去呀。”

　　同学：“这儿说话不方便，走，我们到洗手间去抽烟，接着说，我啥都告诉你。”

　　画面二：法院洗手间里。同学正与周正抽着烟交谈。

　　同学：“这位叫谌虹的女原告，一次就被骗了一百万……老兄，一百万呐，那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她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让人骗？她能一次拿出一百万让人骗，就完全能够证明她还有不会少于这一百万的钱，这是投资人的基本常识，没有一个搞投资的会倾家荡产地把自己的全部资金都押在一宝上，我可以对你这老同学说一句大实话，这钱，肯定是甘业民的。”

　　周正：“甘业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他能有这么多钱？”

　　同学：“亏你还是个满天飞，遍地钻的记者哩，对我们交通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告诉你吧，现在的交通厅，早已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随着中央西部开发的热劲儿上，全省已经建好的不算，眼下正开工建设的高速公路就有七条，国家每年下拨给厅里上百个亿，眼下吃路费的全都暴发了，在我们厅里，十来万算贫下中农，百来万算富农，上千万的地主老财，至少也有好几十个。交通厅里如今的三大肥缺就是物资供应处、高速公路管理局、计财处，这三个部门的头儿，只要自己有胆儿收钱，那百元一扎的大票子就会像洪水一样涌来，能把他们的房子塞满。”

　　周正：“看你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模样，你现在肯定早已越过了贫下中农线，介乎于富农和地主老财之间吧？”

　　同学讪讪地：“我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算个啥？手中没权，整日琢磨着想腐败……呃，也没腐败的条件哩。”

　　同学把烟头扔进便池里：“可能法庭辩论开始了吧。走，进去听听。”

　　周正：“你今天可是帮我的大忙了！”

　　同学：“唉，你千万别把我刚才说的弄到报纸上去了，要是惹出麻烦，我可不承认。”

　　周正：“你放心，你讲的，只不过帮助我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这个案子的背景罢了，我能给你这老同学添麻烦？”

　　画面三：周正与同学回到法庭，看见被告黄老板正在向法庭作最后陈述。

　　周正埋头写稿，满面疑惑地听着黄老板的陈述，黄系广东人，口音难以听懂，再加之紧张，语无伦次，更让人糊涂。

　　周正站了起来：“老同学，谢你了，我得马上赶回去发稿，现在报纸竞争得如同打仗，要让别的报纸的记者抢了先手，我今天就白辛苦这一趟了。”

　　同学：“怎么，急得连判决也不听了吗？”

　　周正：“怎样判决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鸭子怎么会生出个鸡蛋来？哈，我就拿这句话做文章的标题，妙不可言……简直是妙不可言！”

　　第二天早上，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响起了报贩的吆喝声：“早报，早报！快看省交通厅一处长被骗一百万巨款！快看《鸭子为什么生出鸡蛋》来！”

　　过往行人 纷纷购报

　　这天的《×××报》一版上采用了通栏大标题：“《鸭子为什么生出鸡蛋》”，并配发有两张庭审照片。

　　甘业民处长一到交通厅，便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当天的《×××报》。他匆匆将文章浏览了一遍，顿时又惊又怒，一掌砸在了报纸上：“混账！妈的狗屁记者，那一百万关我什么事？怎么说成是我的？混账透顶！简直是混账透顶！”

　　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甘业民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了正在四川省警察学校就读的独生儿子焦急的声音。

　　“爸爸，你看今天的《×××报》了吗？记者说被骗的一百万是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爸爸，你要真是……真弄了一百万，我在警校可怎么处得下去啊？我今后还有资格当警察吗？”

　　甘业民安慰道：“儿子，你放心，这是那早报记者胡编乱造的，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那钱，是当事人谌虹的，我不过是履行公民的责任，出庭为她作证……唉，这样吧，今晚你请假回家一趟，亲眼看一看法院的判决书就清楚了。”正与儿子说着话，手机又响了。甘业民道：“儿子，爸爸的手机响了，晚上见。”

　　甘业民放下电话，拿起手机，原来是朋友见了报纸，担心他出事，特地打电话前来关心。甘业民又作了一番解释：“是老李啊，见了见了，这是记者搞错了，报社张冠李戴，硬把这一百万栽到我头上，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手机正通着话，桌上的电话又响了。打电话的都是他的朋友和亲人，弄得他苦不堪言。而且，当他上洗手间时，看见楼道上有人在窃窃私语，猛一见他，赶紧转过脸，溜进了旁边的办公室。

　　而此时，正赶往红星中路川报大院上班的周正的心情恰好与甘业民截然相反。

　　一路上，他路过几处报亭时特意停下来，向报贩打听报纸的销售情况，得知今天的《×××报》因为他撰写的头版文章而导致销售量一路飒升，他像喝下一杯浓醇老酒，欢喜得脑袋瓜子有些儿发晕。

　　待他走进充满现代色彩的采编办公室，同事们纷纷向他打招呼祝贺。

　　一位女记者嚷道：“嗨，周正，你怎么姗姗来迟啊？刚才老总纡尊降贵到我们采编室来专门夸奖你哩。你知道吗？今天的早报连续加印了两次，把我们老总那张苦大仇深的老脸笑得来阳光灿烂，温暖无比。”

　　另一位同事也恭维道：“老总这一高兴，你娃的实习期就算是提前到点了。”

　　女记者又道：“老总还夸你灵光乍现，说这么吸引人的标题，咋个就让你这脑瓜子想出来了。”

　　而此时他们的老总正独自呆在总编室里，怡然自得地斜靠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将茶几上的报纸展开，再一次浏览《鸭子为什么会生出鸡蛋》。

　　正浏览，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老总放下报纸，拿起电话：“又是印刷厂吧？什么，法院啊……什么什么，我们搞错了。《鸭子为什么生出鸡蛋》与事实严重不符……好，好，我等着，我马上接收你们的传真。”

　　老总看着传真机传过来的法院判决书，不停地用手帕揩额头上的汗水。老总撕下传真过来的法院判决书，大步出屋，闯进了采编室，冲着一帮男男女女的小记者们一声大吼：“周正，你……你写的什么狗屁文章？你……你这下可给报社找来大麻烦了！”

　　所有人瞠目结舌！

　　周正回过神来：“老总，我写错了吗？”

　　老总怒不可遏：“不是一般的错，是大错特错，错得来匪夷所思，错得来荒唐透顶，你简直是把牛胯扯到了马胯里！这是法院刚刚传过来的判决书，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吧？”

　　同事们伸了伸舌头，知趣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小格里。

　　周正匆匆浏览了一下判决书，重重地跌坐在皮椅上，双眼发直，吓呆了：“怎么会这样？那广东人是这样说的呀！”

　　老总：“广东人说的？广东话你要是也能听懂，那广东省政府还有必要逼着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尽快地学会讲普通话吗？”

　　周正：“老总，这下怎么办？你得救救我，我这是一心为了挖猛料，为了提升我们报纸的销路啊！”

　　老总：“还能怎么办？简单得很，把你和你老爸老妈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等着法院的传票，到法庭上去向人赔礼道歉，然后掏腰包吧。”

　　两个月后，甘业民诉《×××报》记者周正以及早报的名誉侵权官司有了结果。法院判决周正和报社败诉；并在《×××报》上向受害人甘业民公开道歉。

　　一封独特的举报信

　　虽然周正受到了报社的处分：一，不再担任记者的工作，负责报纸小样的校对；二，停发半年奖金。但是，却幸亏甘业民处长高风亮节，待人宽厚，主动放弃了赔偿，这总算让已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周正多少松了一口气。

　　法院的判决看似已给这场风波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可是，令胜诉者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却会向着他最为担心的方向飞快地发展……

　　几天后，一封“别具一格”的群众举报信被送到了四川省检察院韩中信（现已升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检察长的办公桌上。

　　说它是举报信，是因为它来自检察院设置的举报箱里；说它“别具一格”，则因为信封里仅有两份不同期的《×××报》，而并无举报人留下的只言片语。而举报人送来的，正是登载着周正撰写的《鸭子为什么会生出鸡蛋》和周正与《×××报》向甘业民的致歉信的两期报纸。

　　举报人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却颇有深意地用红笔在两篇文章的四周勾了边……

　　韩检双目紧锁，入神地将这两篇互为因果的文章反复看了几遍。随后，他提笔写下了如下批示：

　　“甘业民的职务虽然不高，但他控制的物资供应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这笔巨款究竟是不是他所有？如果是，他到底是贪污，是受贿，是挪用公款？而且，他与谌虹的关系其中必有隐情，一定要组织力量，紧追不放，一查到底。”

　　具体落实韩检这一批示的是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经侦二处处长连小可。

　　在省院办公大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当穿着皮夹克的连小可匆匆赶来时，此君的形象令初次与之蒙面的笔者不禁暗暗感到了惊讶，以致在他介绍完侦破甘业民一案的详细情况后，笔者在与他分手时握着他的手异想天开地开玩笑说：“小可处长，你这副光辉夺目的正面形象，理当在这部电视剧中出演头号主角啊，要不，肯定会造成最大的资源浪费了。”小可处长笑呵呵回道：“我这一口川腔拍电视剧，那咋个行？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我的本行吧。”

　　毫不夸张地说，三十出头的连小可看上去绝对典型的一个英俊青年，不仅身体高大强健，而且目露精光，无论形象气质绝不亚于眼下当红的硬派影视男明星。

　　连小可详细地向笔者谈起了他和他领导的行动小组是如何侦破甘业民受贿案的经过。

　　接受任务后，首先进入行动小组视线的即是与甘业民有着暧昧关系的谌虹，连小可当下率人前往曾经审理谌虹、甘业民诉案的武侯区法院，了解谌虹的情况。然而，法院提供的情况却并不太理想，只知她是一名下岗女工，人长得非常漂亮，独自来成都闯荡，曾经吃过几年风尘饭，属于那种档次比较高的角色，在成都居无定所，不太好找。此行最大的收获，则是在案件卷宗里找到了一张谌虹的身份证复印件。

　　在此后的日子里，行动小组为寻找谌虹的踪迹四处奔波，却终无所获。采用特侦手段对甘业民的手机、电话进行监控，居然在长达两月的时间里，甘业民从未给谌虹打过一次电话，当然更未与谌虹见过一面。

　　在看守所审讯室里。连小可提审了黄老板，想从黄口中挖到一点有关谌虹的线索。

　　凯料，黄老板却向他诉苦道：“你们检察院不是专门查贪官污吏的吗？找我能挖到什么呀？我看，你们直接找谌虹算了。我告诉你们，能和谌虹这种女人上床的，都是些有头有脸有权有钱的人物哩，她要一开金口，我保证你们抓他几十个贪官污吏不成问题……”

　　连小可打断了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道：“黄某某，我现在明确地要你回答，你是怎么和谌虹认识的。”

　　黄老板回道：“这问题我可以实话实说，再高级的妓女，说到底做的也还是皮肉生意，只不过玩家要舍得多出几锭银子罢了。和谌虹上过几次床，自然就混熟了。不过，后来这女人就不再干那事了，听说这女人傍上个大款，捞了不少钱，从良了。我做这空壳投资公司生意，就是专门骗那些想发大财的有钱人的，所以，就盯上了她。谌虹有了钱，还想以钱生钱，对床上那一套她手段高明，可对投资却是一窍不通，很容易就上了我的当，乖乖地拿出来一百万。”

　　连小可问：“你说谌虹傍上个大款，这个大款是谁？是不是省交通厅物资供应处的处长甘业民？”

　　黄老板叫了起来：“这，我向老天爷发誓，我可是真不知道！这姓甘的，以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在法律面前，我不能说假话呀，检察官先生，你们说对不对？”

　　真应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一句老话，就在行动小组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某日，省检察院又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

　　这位举报人与前一位将报纸寄给韩检的举报者不同，他明明白白地写下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职务，以及姓名和家庭住址。

　　连小可谈到此处时，特意叮嘱笔者，万不可将举报者的姓名、单位和职务公布出来，保护举报者，这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殊要求。所以，笔者在撰写本文时，也不得不作一些必要性的技术处理。

　　这位举报者是成都某厂对财务工作非常熟悉的一位同志，他举报他所在的工厂以党委会和职代会的方式，通过了向四川省交通厅某重要人物实施重金行贿的方案，并因此获得了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大量订单的情况。

　　毫无疑问，这样的举报内容对行动小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连小可当即决定，事不宜迟，当天夜里，即按照举报材料上留下的电话号码，请举报者出来与他见上一面。

　　然而，有勇气在举报材料上落下大名的举报人在接到连小可的电话后却显得有些惊慌，捂住话筒紧张地说：“呃呃，连处长，千万不要上我家来。这里是某某厂的宿舍区，让人看见了我在这厂里可就没法活了！这样吧，我悄悄出来一趟。”

　　“这我们能理解。这样好了，我们开车来的，一辆普通的黑色桑塔纳，就停在你们宿舍区外面的工商银行门口，你出来后看见我们的车，上来就行了。”

　　黑色桑塔纳轿车在街上缓缓行驶。

　　连小可手里的微型录音机记录着举报者的声音。

　　“实话说吧，就在我把举报信塞进你们检察院的举报箱之前，我思想上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清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你们举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我同样清楚，我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帮助你们清除腐败分子，可直接会受到伤害的，却是我们厂的上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妻儿老小。在我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的同时，我也会被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看成是吃里扒外的败类、叛徒。所以，我要求你们替我保密，尤其不能到法庭上为你们作证。”

　　连小可心中猛然一酸，点头说道：“你放心，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处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这决不是因为我胆小，害怕受到腐败分子的报复，而是我无法面对我的同事和全厂的工人。我的举报信你们已经看过了，那是一位熟悉工厂财务工作的人才能掌握的情况，而且数据非常充分。如果我们的厂领导知道你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也会猜出向你们提供这样情况的人，肯定是我们这种工厂内部的财务人员。”

　　连小可说道：“你的举报材料，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非常感谢你。不过，我想了解一下，你说你们厂的领导以党委会和职代会的方式，通过了向省交通厅某重要人物实施重金行贿的方案，这位交通厅的人物，你知道是谁吗？”

　　举报者：“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有这样的事。因为，厂长这次把发往高速公路上的货，全部交给一个叫贺仁鹏的运输包工头承运。这位姓贺的可是个人物，解放前，他爷爷就是成都市的袍哥舵把子，他这人也特讲江湖义气，各条道上都混得很熟。而且更蹊跷的是，吴厂长指示我们以高出平常运价百分之二十的运费付给贺仁鹏。这里面的猫腻，连傻子也看得出来。有一次，贺仁鹏请我们财务科的人过年，喝多了，说他是猫翻甑子替狗干，他出面，替坐在交通厅办公室里整天喝茶看报纸的人挣钱。我问他这人是谁，他哈哈一笑，封了口。”

　　随着对往事回忆的逐渐深入，谈锋甚健的连小可也不时在他的讲述里闪现出感情的火花。

　　他说道：“我们虽然对甘业民实施了密控，但此人反侦查意识很强，因为谌虹的原因，他和妻子闹离婚已经闹了两年，至今没有离成的原因是他儿子反对，甘业民很喜欢他那个正在省警察学院读书的儿子。同时，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到全市所有的派出所寻找谌虹的踪迹，但是，此人却始终无踪无影，好像从这地球上蒸发掉了一样。而且，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甘业民与谌虹一次电话也没有通过。好在，成都某某厂的财务科长的举报，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不过，我们去抓他们厂的吴厂长时，那样的场面，着着实实地让我们的灵魂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在成都市某厂的厂长办公室里，当连小可向吴厂长出示了拘捕证后，这位情绪激动的犯罪嫌疑人向检察官们吐出一腔足以令他们振聋发聩的话：“连处长，恐怕你们不会不知道，这某某厂是成都市的国有中型企业，正规军，曾经在建筑业创下了响当当的‘口口口口’牌的金字招牌，可是，两年前厂子居然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我这成都市工业局的副局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于危难之际，被组织上派来兼任该厂厂长的。我的重任，就是能尽快地让企业起死回生，让一千三百多名工人和几千名家属有碗饭吃。我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到除了工厂自身管理方面的手段混乱、陈旧，更严重的是货卖不出去，产品大量积压在仓库里的原因，是我们无法适应当前建材市场的营销要求。说白了吧，我们的货就算是比别的厂再好，可没有给采购人员足够的好处，也卖不出一斤一两，现实社会就是如此，世人皆浊，惟我独清从人格的角度讲是值得赞美的，可要在商场上独善其身则是绝对不行的，这独清者就非得要饿饭不可！我吴某是国家干部，有固定的奉禄拿着，工厂弄好我发不了财，弄垮了，饿饭没我的份，可是，工厂真要倒闭了，我的工人怎么办？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办？要知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不给社会添乱吧……正常而纯洁的愿望，必须通过恶或龌龊的方式才能达到，这是一种怎样的扭曲的生存图景。 呃，呃，我把话扯远了，我知道，作为你们的工作性质，你们要的是违法乱纪的证据，对我的愤激之言，不会感兴趣的。”

　　连小可说道：“吴厂长，那就请你随我们换一个地方，你所认识的贺仁鹏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然后再直奔我们所需要的主题吧，我们一定洗耳恭听。”

　　然而，仅仅不过片刻工夫，越来越多的工人已经聚集到了办公楼廊道上和楼下的庭院上。到处是一派激愤的议论声。

　　“妈的，我们厂里肯定出了内奸！要不，检察院的人咋知道得这么清楚？”

　　“得关起门来查一查！查出这家伙，把他一家老小赶出厂门，喝西北风去！”

　　连小可注意到，那位举报者也挤在人群之中，和其他的工人一样对他们狂呼乱吼。

　　连小可等检察官将吴厂长带出了厂长办公室的大门，然而，却被工人们堵在了楼下的廊道上。

　　连小可大声喊道：“工人师傅们，请你们让一让，我们是依法执行公务，请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

　　一位老工人愤怒地冲他嚷道：“吴厂长是难得的好官呐，到我们厂没日没夜地和大家一起干，头发都磨白了许多，才两年多时间，工厂就让厂长起死回生了，这样的好人，你们凭什么把他抓走？”

　　另一位工人也叫道：“检察官同志，我们厂花钱揽活是党委会、职代会上通过的，全厂人人皆知，出了事，得由全体党员和工人担着才是个道理，让吴厂长一个人为大家顶罪，我们还有良心吗？”

　　一名女工也尖厉地喊叫起来：“你们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饥，吴厂长这么做，也是没法子啊？他没往自己口袋里揣一分钱，冲这一条，我们就敬重他！”

　　“要没吴厂长这样的好干部撑着，厂子垮了，我们找谁去呀？”

　　吴厂长热泪涟涟地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想让我吴某戴个聚众抗法的帽子，罪加一等吗？大家要是还支持我的工作，就赶快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上去！这节骨眼上，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

　　那名女工哭吼道：“吴厂长，放心去吧，出来那天，我们全厂工人敲锣打鼓来接你！”

　　连小可等几名检察官目睹着眼前的情景，眼中泪光盈盈……

　　通过全面地调查，行动小组对吴厂长何以能得到全厂工人的爱戴有了更加准确地了解。据查，吴某到该厂兼职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问题，他以提高运费的方式向贺仁鹏行贿，而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贺仁鹏不过是一个代人收钱的小角色。吴某在接受审询时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说在高速公路的物资供应发包会举行之前，有一次贺仁鹏请他到酒楼里明白告诉他，中标的事，包在贺仁鹏身上，但是吴必须承诺中标后，将所有产品交给贺仁鹏承运，并且必须以高于平常运价的百分之二十的价格付费，否则，他就拿不到一张订单。而且还说，这百分之二十的运费，他自己得不到一分一文。这就是说，在贺仁鹏身后，有一个神秘的人物。但对贺仁鹏的审讯却极不顺利，这家伙的爷爷解放前是成都市有名的袍哥舵把子，他对他的爷爷至今仍顶礼膜拜，好像是血缘关系吧，顽固不化，江湖习气十分浓厚，舍得为朋友三刀六洞，行动小组用了一切手段，眼下，仍然没办法让他开口。

　　谈到这里，连小可深有感慨地说道：“谈起吴厂长这件事，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们通常讲，对于任何胆敢以身试法的人来说，法律的利剑都是无情的，可是，我们这些执法者也都是有情有义的血肉之躯啊！像吴某这样正直清廉，洁身自好的领导干部，为了众多工人弟兄的衣食饭碗，也不得不违心地卷入腐败的漩涡，这让我深深地认识到，机制的腐败，才是造成腐败现象的万恶之源啊！否则，目前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现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

　　小可处长敲山镇虎

　　虽然行动小组难以撬开贺仁鹏的嘴巴，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遍寻不得的谌虹终于有了消息。侦查员从前些时候与谌虹曾有过一次邂逅相遇的老同学口中了解到，谌虹正在眉山县的一个风景区投资开发一个什么度假村。

　　连小可即刻率人赶到了眉山县，在风景区所在地的镇政府，连小可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谌虹已经中止了在此处的投资，而前期投入的资金，该镇政府尚欠谌虹三十万未归还。出面接待他们的一位姓刘的副镇长还谈到，谌虹每次来风景区谈判，都有一个省交通厅姓甘的人陪着，那人说话不多，但看得出，是个在背后摇鹅毛扇的角色。

　　连小可心中暗喜，立即让这位向他们介绍情况的副镇长说道：“刘镇长，请你马上给谌虹打个电话，就说请她马上到这里来谈一下还款的问题。”

　　刘镇长苦着脸叫了起来：“这咋个行？我们眼下没钱还她呀！她高高兴兴地赶来，我又掏不出钱来还她，到时我这张脸还不得抹下来往裤裆里塞啊？”

　　连小可道：“你不用担心，呆会她来了，你回避一下，由我们和她见面。我倒想见识一下，这个女人厉害到什么程度。如果姓甘的也和她同车到来，那就更好。”

　　果然，谌虹一听对方通知她去拿欠款，很快便驾车赶到了眉山。待轿车驶进了镇政府大院。车门打开，谌虹却是一愣，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三名身穿制服威风凛凛的检察官。

　　连小可客气地说道：“谌虹女士，请允许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成都市检察院经侦处的，请你来，是想向你了解几个重要的问题，唔，里边请吧。”

　　虽不情愿，谌虹也不得不随检察官们向办公室走去。

　　几句必要的问询后，连小可直奔主题：“谌女士，你总不能对我们说，你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甘业民吧？”

　　谌虹扬眉对视着连小可，坦然言道：“我当然认识，不仅认识，而且在曾经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可以说是交往甚密。检察官先生，像我这样一个还不算太老，也不算太丑的未婚女人，身边有一两个男人，应该不算奇怪的事情吧？可能你们也知道，甘业民也是个正在和老婆闹离婚的男人嘛。”

　　连小可道：“如果你和甘业民的关系纯粹是你个人的隐私，我们当然无权过问。不过，我想你和我们一样清楚，甘业民和你，恐怕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关系？”

　　谌虹：“连处长，你说得太对了，我和甘业民除了你们所能理解的那种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关系，还有经济关系。我看错了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和那广东骗子是一样的货色，看到我手里有几个钱，就想来骗我，被我识破了，就把他一脚给踹掉了，我和姓甘的关系，就这么简单。对不起，我能告诉你们的，全都说完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我现在已经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全告诉了你们，如果需要我配合你们的调查，请随时找我。”说罢，提起手袋，扬长而去。

　　一位检察官说道：“这女人果然厉害，很明显，她这是有意在保护甘业民啊。”

　　另一位检察官也道：“连处，这样做……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连小可当机立断：“不是打草惊蛇，而是要敲山震虎。马上赶回成都，对甘业民、谌虹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谌虹在检察官们面前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镇定的模样，但毕竟是做贼心虚，急欲和甘业民商量对策。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她终于沉不住气了，偷偷地和甘业民见了一面。

　　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和甘业民的一切行动，均已在连小可行动小组的秘密监控之中。

　　一天早上，蒙蒙薄雾，笼罩着都市。甘业民骑着自行车，在车河中随波逐流。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大街上缓缓而行，几名侦查员紧紧地盯着他。

　　突然，甘业民的手机响了。他在街边停下车，掏出手机：“喂，哪位？请讲。”

　　面对邪恶，检察机关就是正义之剑

　　“你是省交通厅物资供应处处长甘业民吧？我是市检察院经侦处的连小可处长，请你现在马上到市检察院来一下，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甘业民惊愕不已：“连处长，你能告诉我……什么事吗？”

　　“可以。甘处长，我们不但知道你昨天在百花苑的哪一套屋子里，和什么人一起过的夜，而且还知道你数次三番地陪着什么人、跑到眉山县去干什么。你别着急嘛，来了你就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找你了。”

　　甘业民额头上冷汗直冒，手直哆嗦。听到手机里已响起了忙音，似乎才恍然大悟。他揣上手机，将自行车推到一小摊前，抓起了电话。

　　黑色轿车里，侦查员开着手机，密切地注视着他：“连头，他现在到小摊上打电话了。”

　　甘业民：“谌虹，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上了！”

　　“是业民吗？出什么事了？”

　　甘业民咬牙切齿地：“你这个叛徒，到了阴间，我甘业民也不会放过你的！”重重地搁下了电话。

　　甘业民规规矩矩地来到了连小可的办公室里。

　　连小可给他指了一条道儿：“甘业民，你就当做我们现在对你的情况啥也不知道，如果你明智一点，能抓住我们提供给你的这一个难得的机会，主动地、老老实实地全讲出来，我们可以考虑视你这一表现为自首情节。”

　　甘业民冷冷地回道：“法律我懂，政策我也懂，我更清楚，我甘业民的脑袋现在就拴在我的嘴巴上。所以，有什么证据就全端出来吧，是判刑是枪毙，听天由命好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随后闭上眼，犹如老僧入定，再怎么问，也不开口答一句话，也不睁一下眼。

　　但是，这种顽固的态度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在行动小组接连不断地攻势下，甘业民终于抗不住了。连小可精心安排的一次“别有用意”的审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在审讯甘业民时，故意让其他的检察官带着谌虹从廊道上走过——他注意到，就那一瞬间，甘业民的精神被打垮了。一种求生的本能，促使他决定抢在谌虹交待之前将他所犯下的一切受贿行为和盘托出。

　　连小可对笔者说道：“当时甘业民很矛盾，他受贿数额巨大，担心即使坦白后也有可能保不住性命。但抢在谌虹开口之前主动交待，总还可以争取到一个自首的机会，而且以后他的表现也证明，他不仅抓住了自首的机会，还立了一功，让我们抓住了他的顶头上司郑道访的尾巴……当然，甘业民在彻底交待之前，也向我提出了他的最后两个条件，因为他和妻子闹离婚已经很久，夫妻感情早已破裂；他真心所爱的谌虹，他认为已经背叛了他——其实这一点是我们的安排给他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谌虹这个女人，从始至终对甘业民都是死心塌地的，他们之间，也可以说是有真正的感情的——所以，他最关心的就是他那正在省警校读书的儿子。他提出的两个条件，都是为他儿子着想的，一个是，不能因为他的犯罪行为而牵连到他的儿子，影响儿子的前程；另一个是，他目前所拥有的金钱中，虽然绝大部分是受贿和贪污来的，但是，毕竟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他的合法收入，他要求我们能够将合法收入部分区分出来，将这笔钱转到他儿子的名下，以保证儿子将来的生活。我向领导请示后，郑重地向甘业民作了承诺，答应了他的两个条件，这样，交通厅的多米诺骨牌终于开始倒塌了……”

　　笔者问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那么，你当初对甘业民的承诺，已经兑现了吗？”

　　连小可答道：“当然，从甘业民提供的财产清单上，我们通过核实，将他多年来的合法性收入，大概有十二万多一点吧，全部转到了他儿子的户头上。他儿子从警校毕业后，虽然没能当上警察，但已经有了一份正当的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了。”

　　除此以外，还有令连小可足堪自慰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当初他们去抓吴厂长时受到了工人的阻拦，那一幕让他终生难忘记，而此后不久那家工厂的工人代表给他送来的一份“请柬”，更让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尊敬的检察官先生：明天是一个值得我们彼此关注的重大日子，由于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厂优秀的厂长吴某身陷囹圄，工厂被解除供货合同，直接导致我厂明天被断电停产，1342名工人的饭碗被打破，这上千名工人和数千名家属最终沦为了社会的新一代扶贫对象。为此，我厂职代会决定在明天工厂被拉闸断电时，举行隆重的庆祝工厂倒闭仪式，特邀贵检察官光临指导，因为，工厂的今天，正是你们努力的结果。成都市某某厂职代会。”

　　笔者问道：“你去了吗？”

　　连小可神情严肃地回答：“我能去吗？工人们情绪很大，对我们的工作不能理解啊。”他激动地说道：“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因为厂领导有行贿行为，就解除了整个工厂的供货合同，工人因此而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让他们怎么能没有情绪？而且，据我所知，那时候省纪委对行贿单位还规定三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投标。这样做，不是把腐败分子造成的恶果直接转嫁到工人的头上了吗？连小可将此事形成专题报告，汇报到了韩检那里，韩检说，这是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的复杂情况，对此省里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后遗症！他还叫我把这份‘请柬’送到他那里去，说正好过两天省里有一个研究反腐工作的常委扩大会，韩检决定把它拿到会上，当面向常委们汇报。建议省委根据新情况，制定出新措施，决不能让工人弟兄代腐败分子受过。”

　　韩检在省委常委会上的努力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说，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还专门为此作了批示。而最直接的受益者，恐怕就是曾经故意给连小可难堪的那家工厂的工人们，在省市领导的直接关心下，那家工厂虽然倒闭了，但是，工人们的饭碗并没有被砸掉，市里对他们进行了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在原来的厂址上，改建成了西部最大的一家建材交易中心，在交易中心挂牌开业那天，连小可再一次受到了工人们的邀请，这一次他去了。去后才知道，工人们对他感激不尽，说水泥厂倒闭后，是你们检察院的同志帮着做了许多工作，还专门为水泥厂工人的生活问题打了报告，省委周永康书记也作了批示，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一切。

　　连小可感慨万端对笔者谈道：“其实，工人弟兄应当和我们一样清楚，人民群众是腐败行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而亿万中国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正是党中央狠抓反腐败工作的终极意义所在啊。”

　　凉山雄鹰出任专案组长

　　甘业民归案，只不过使四川省交通厅这个庞大的吞金噬银的黑洞暴露出了小小的一条缝隙而已。

　　韩检迅速将获得的最新情况汇报给了省委，

　　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常委会上表态：“你们是一把利剑，终于把马蜂窝捅开了，可以说是重点突破，很好。这个案件不管涉及什么人，不管他们有多高的级别，都要一查到底。”

　　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精神，韩检亲自调兵遣将，组成了侦破郑道访一案的专案组。考虑到郑道访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有着严密的社会关系网，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韩检还决定，专案组人员，大部由市县检察官抽调。随着一道道调令，全省检察系统的各路精兵强将迅速集中到了省院，集中居住，改变手机、呼机号码，进入全封闭工作状态，力争以此案作为突破口，把早已涉嫌严重经济犯罪问题的交通厅的盖子彻底揭开。

　　统领这支专案组的重任，落到了全省优秀检察官、二等功臣、凉山州安宁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江意华的肩上。

　　如今已经出任四川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江意华，于百忙中抽出宝贵的半天时间，向笔者详细介绍了侦破郑道访（也包括后来被郑道访供出的另一巨贪、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玉书）的经历。

　　江意华属于那种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男人，他不像年轻英俊的经侦处长连小可，生机勃勃，英气逼人，他坐在面前，让笔者感受到仿佛是一尊沉雄坚毅的石雕——的确如此，这位彝族壮汉粗糙黝黑的脸膛简直就像是刀戳斧锉而成的，更让人难忘的他那一双深邃得几乎能够洞穿对方心底的眼睛和明显带有鹰勾形状的鼻梁，笔者当时便惊讶地想到：郑道访之类的腐败分子坐在这位有着如此一张独特的脸膛、一双独特的眼睛，一副独特的鼻梁的专案组长面前，不心惊肉跳那才是怪事！

　　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除了破案经过，老江也满有兴趣地向我谈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谈到了一个处于反腐前沿的干部及其家人会如何经常性地受到某些意想不到的暗算与伤害，还谈到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检察官他所拥有的不同于一般人的心态。当然，更令笔者大感兴趣的，是老江娓娓叙述中所描绘出的那个并非是法庭与媒体报道中出现的特大型腐败分子郑道访的许许多多真实的一面。

　　关于如何侦破郑道访一案的经过，因各种媒体均已作了详细报道，笔者故而略去不提，笔者在此要转述的，是郑道访（以及此后的李玉书）鲜为人知的一面。

　　老江回忆道：“二〇〇〇年三月中旬，我正带着人到下面一个县里查案子，突然接到了省检察院的紧急通知，要我立即前往成都报到。我马上意识到此行一定有很重要的任务。当我风尘仆仆赶到省检察院，发现会议室里不仅有省院反贪局的精兵强将，还有从全省各地市州抽调来的反贪高手，我立即感觉到：一次反贪大战就在眼前！果然，这次要”动“的大人物是郑道访。郑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仅拥有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职位，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作为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的技术权威，他还竞选过中科院工程院士……让我出任这样一个专案组的组长，我既感到光荣，当然，压力也是很大的。”

　　在此之前，老江也涉及过高速公路上的案子，对郑道访在四川省高速公路建设方面的至尊地位，早有所闻。

　　社会是一道流水线，造就出大致相同的人类产品。郑道访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清贫、动荡和忙碌中走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他们强调奉献，极少索取，故而虽然一贫如洗，却也有着属于一代人共有的精神上的充实感。尤其是像郑道访这样一个出自长寿县贫苦农家的子弟，一个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重庆交通学院学业的莘莘学子，对物质生活更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奢求。

　　改革开放后，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佼佼者——时任交通部四局技术员的郑道访已经锻炼成一名业务骨干，并多次因为工程技术创新，善于节约工程造价而受到组织嘉奖——郑道访受到了上级的重用，第一次走上了领导岗位。

　　江意华说道：“像郑道访这样的人物，从业务方面讲，的的确确是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案子发了以后，很多媒体上说他走上领导岗位后，权迷心窍，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实，这话不一定准确，‘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或许正是体现了一个人的超前意识与超群能力的时机。比如说，郑道访在主持成渝高速公路重庆段建设时，就有一个重大的贡献，他提出将成渝高速公路两侧各加宽一米，但施工图纸是经过交通部严格审定的，资金的投入事前也是有严格规定的，谁也不敢私自更改。而偏偏郑道访就有这个魄力，敢于负责任，担风险。当郑道访的意见未获通过后，他竟然胆大包天，利用职权，将他负责的重庆段按照他的意见擅自加宽。而此后的事实恰恰已经证明，郑道访是对的，他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他负责建设的重庆段也比成都段更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老江还谈到，郑道访身上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悲剧因素，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最初也能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且像他们这一代人，从普遍的角度看对生活并没有更多的要求，对金钱物质看得也不是太重，更看重的是事业和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足以让人的私欲充分膨胀的合适的土壤和气候——说白了，就是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基本不受任何有效的制约而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律的程度——要让郑道访这类人物单纯为金钱而导致人格堕落，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具体到郑道访身上，将他推向深渊的还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他的儿子郑勤，一个是他的老婆高家兰。

　　一九九四年，郑道访因他主持修建的成渝路重庆段受到各方好评和交通部的表彰；同年，便从重庆市交通局副局长一职调任省交通厅副厅长，分管全省高速公路建设。

　　老江以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向笔者讲起了一个令他敬重的普通农村老太太绝不普通的故事。

　　这位老太太，就是郑道访的亲生母亲韩素清。

　　郑道访到成都上任之前，特意回长寿老家看望了一下年事已高的老母亲。当地各级官员得知郑道访即将赴省城担任要职的消息后，纷纷赶来奉迎巴结，提前作感情投资，短短两天时间里，便收到了三万多元的礼金。面对这样一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一般的农村老太婆可能是欢喜得要死，可是，郑老太太却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喜出望外，相反，她却似乎从这一大堆金钱中看到了儿子前程似锦如日中天的人生道路上即将面临的陷阱和危机。没有任何令人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朴实的老太太只坚持一条为中国老百姓所认同的朴素信条：不义之财切莫贪。这些钱不是自己的，要了会伤自家的清白。她硬是逼着儿子答应把这笔钱一分不少地交给组织才放下心。

　　这一次，郑道访也果真没让母亲失望和担心。

　　而且，更令郑道访感动的是，在他临离家门的前一夜，母亲居然把家中大大小小几十口人全召集到堂屋里，开了一个家庭会，当着儿孙们的面，她把自己靠种地卖菜一分一文攒下为自己备办后事的一千元钱交给郑道访，对儿子说道：“妈老了，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你在城里，喝口水也要钱，用度大，这点钱，你拿去用吧，我们一大家子在乡下凭劳力吃饭，虽说苦累一点，但活一辈子图的就是个心安，可我眼下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当了大官，就有那么多小官来讨好送钱，妈怕你把持不住，会在这个钱字上栽跟斗啊！”

　　就在这次家庭会议上，郑老太太为了让儿子能够安安心心地做一个清官，宣布了一个“约法三章”：一是不能打着郑道访的招牌随便接受别人的礼品和吃请；二是不准答应帮助别人办事；三是全家任何人都不能去找县、乡、村领导办私事。

　　谈到“郑母教子”这件事，老江也禁不住唏嘘感叹，他还继续说道：“世间很多事情是让人想不到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肯定没有学习过多少，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偏偏她就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郑道访当上主管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的副厅长后没多久，长寿县的一位领导到她家慰问，并主动提出让郑老太太的一个儿子到县城里工作，老太太没有半点犹豫，当面便谢绝了这位领导的‘好意’。还有一次，她和女儿用三轮车拉着桔子到县城里卖，被交警没收桔子并罚款一百元。女儿准备向交警亮出哥哥郑道访的招牌，被老人家制止，最后她们因交不起罚款三轮被交警拖走。第二天，韩老太太借来一百元钱交了罚款才把三轮赎了回来。”

　　有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是郑道访的福气；可是，他最爱的妻子和儿子，却是与母亲截然相反的另一类角色。

　　一九九四年九月，郑道访刚刚到成都走马上任，第一个给他送“财喜”的不是别人，却正是厅长刘中山的公子刘川，对于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来访者，郑道访自然会客气地接待。刘川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请求郑叔叔帮助某某公司在广邻路D段工程中中标。郑道访明白刘川是利用老子的地位在中间为自己谋私利，虽然心里有些不痛快，但考虑到初来乍到，又是个副职，不便因刘川的关系而影响和刘中山的关系，便勉强应承了下来。

　　谁料这件事办成之后，没过几天，刘川把十万元所谓的中介费交给郑道访的儿子郑勤，让他转交其父，并代他感谢郑叔叔的帮忙。

　　这是郑道访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大额受贿。面对如此轻易得到的这笔巨款，他的心动了，虽然表面上他装模作样的评批了郑勤几句，叫他以后不要再收别人的钱物，却并没有叫儿子将这笔钱退还刘川。

　　贪婪的心灵之门一旦打开，便再也难以关闭。自那以后，郑勤便经常会收到别人赠送的巨额金钱，

　　1996年，某工程处处长为了在隆纳路、成雅路工程中中标，一天晚上揣着一个装有两千元钱的信封来到郑家。郑道访不在，高家兰接待了他，当这位处长拿出两千元现金请高家兰转交郑厅长时，高家兰鼻孔一哼，斥责对方简直是不懂规矩，让这位处长碰了一鼻子灰，高家兰并别有用意地将儿子郑勤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叫他今后别老往家里跑，有事找郑勤，比找郑厅长还管用。处长感谢“高人”指点，第二天便找到了郑勤，郑勤直言不讳地给他开出了价码，告诉他如今通常的规矩都是承包方必须拿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五来作为中介费，少了这个数，事情便不好办。在郑勤的“开导”下，处长答应了郑公子提出的条件，结果如愿以偿。当然，这位处长也忍痛给郑勤送上了三十五万元的好处费。

　　一九九八年，某局为使本单位在达渝路中中标，找到郑勤。酒酣耳热后，局长助理试探着问郑勤：“这次投标，两次议标我们都排在第一，可能中标没有问题吧？”

　　郑勤笑道：“议标的前三名都可以中，不是你们认为合理就会中，而是要省交通厅认为合理的才会中。”言下之意，他父亲认为合理的才合理。

　　本来中标是情理之中的事，经郑勤一说，对方没把握了，“吓”出了一百三十五万元（至案发前已交给郑勤八十五万元）。

　　而高家兰的贪婪，比起其子毫不逊色。这个出生于重庆市中区一个小市民家庭的女人，打着丈夫的招牌日进斗金不说，她还鼓动郑道访利用职权，为其妹、其侄分包工程，专门为高速路推销建筑材料，仅从暴富的妹妹妹夫手中，她便拿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元好处费。

　　金钱，像滚滚洪水一样向他们涌来，上任之初还有所顾忌的郑道访，目睹耳闻高速公路建设中四处充斥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开始明目张胆地收钱了。一九九八年五月，四川某公司为感谢郑道访在九寨环线牛角垭隧道和广邻路老山梁子隧道招投标中给予的“帮助”，主动拿出九十万元人民币送给郑道访，郑看了一下那口精致的大皮箱，嫌“体积太大”，要对方兑换成美元再给他，公司只得兑换了十万元美元再派人送去，郑道访也就欣然笑纳了。

　　从此以后，郑道访敛财日甚一日。据案发后他自己交代，1995年，他受贿人民币20万元，1996年29万元，1997年150万元，1998年160万元、美金10万元，1999年286万元，2000年1至4月163万元。而他最后一次受贿是2000年4月13日，数额为10万元。五天后，郑被实行“两规”。

　　2000年9月12日，郑道访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死刑。法院认定，郑道访受贿人民币六百二十一万元、美元十万元，尚有人民币四百八十余万元、港币四万五千万元来源不明，创下了建国以来四川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之最。

　　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家级津贴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到万人唾骂的“蜀中第一贪”，这就是郑道访以自己的行为写就的反差极大的人生。

　　老江回忆道：“2000年4月18日一早，郑道访刚上班就被请到省纪委谈话。与此同时，省检察院批准对郑道访、其子郑勤、其妻高家兰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中午一时许，我带领八名办案人员和两名法警，依法对郑的住宅、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搜查发现：在郑氏夫妇卧室的梳妆台上、抽屉中、公文包里，甚至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口袋里，处处装有大量现金。从梳妆台搜出一个信封，竟装着早被虫蛀的十万元钞票！一黑色小包中的10万元现金郑道访还未来得及打开。办案人员还发现，在厕所的垃圾筐中，有撕碎的存款利息清单，后又在逍遥椅的皮套内搜出存额高达一百余万元的存单！据介绍，当时从郑家搜出的现金、存单及有价证券、股票、房产证等投资凭据达数百万元，手表、手机、摄像机、金银首饰、名贵皮大衣以及其他收受物品整整捆了四十多包，装了满满一汽车。”

　　老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

　　就在办案人员紧张搜查郑道访住宅时，其子郑勤恰好赶来父母家，发现情况异常，没有敲门就匆匆离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了几名办案人员火速赶到郑勤家，发现郑勤正同他的妻子、保姆在收拾行李。

　　办案人员质问他：“你准备干什么？”

　　郑勤惊慌失措地说：“孩子生病了，要送他去重庆治疗。”

　　办案人员立即将他带到省检察院。

　　二十一日，办案人员在双流棠湖小区，起获了郑勤藏匿在其朋友处的一辆价值120万元的奔驰新款280轿车，这辆车的附件柜和后备箱里藏了一百二十多万元现金。

　　老江还谈到，同是郑氏家庭成员，却也并非一窝黑，郑道访的大儿子郑某，原先因案侦工作需要被刑事拘留，但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郑某不仅与父亲、母亲、弟弟的犯罪行为无直接关联，有时还与他们作过斗争，曾拒绝使用父母用钱给他买的房子。鉴于他与“郑案”无任何牵连，检察机关很快对他解除了刑拘。

　　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郑道访落网后，交代的行贿者中有一个名叫刘川的人，而此人正是郑道访的顶头上司、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的公子，时任蜀道机械工程公司总经理。

　　其实，在郑道访交待之前，就有人举报了刘川有经济问题，且刘川以通过操纵高速公路工程等手段谋取暴利的行为同身为交通厅厅长的刘中山的纵容密切相关。

　　刘中山被圈入调查范围。

　　五月七日，专案组成立，决定先从刘川那里打开缺口。可是，与刘川数次谈话，他都一口揽下了所有的责任，声称他所做的事与其父无关。

　　真的无关？办案人员这时想起了这样一件事，郑道访被“双规”的次日（四月十九日），韩忠信检察长和省纪委副书记赵廷运前往省交通厅向厅党组通报情况。会上，时任厅党组书记、厅长的刘中山有这样一段发言：“郑的问题，在民主生活会上、‘三讲’中都严肃批评过。我作为一把手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在省委领导下，在人民支持下，我们做了点工作，创了‘四好’班子，出了这样的事，我很痛心。”

　　难道刘中山真的是一个清官？专案组心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排查线索时，办案人员发现董事长为刘中山的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简称川高公司），在资金投放和资本运作上有很多暗箱操作。调查中，川高公司总经理向南阳承认自己有受贿行为，其中有10万元是在川高公司收购北海招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海招商）过程中，从一个名叫王进的人手中得到的。

　　王进是何许人？北海招商公司董事长。此人一浮出水面，刘中山“亮相”也就为时不远了。

　　就在办案组调查取证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5月21日晚，在夜幕掩护下，如惊弓之鸟的王进、刘中山，以及北海招商、川高公司的法律顾问刘西荣躲进了成都棕北小区一茶馆内密谋订下了攻守同盟。

　　第二天，检察机关与王进正面接触，王口头表示愿意配合，但一直回避与刘中山的关系，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王进行贿款的来源着手，专案组先牵出王进手中掌握的九千多万元总经理奖励基金，接着牵出王进将此款拿到二级市场炒作自己所在公司股票的严重违规违法行为。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在与办案人员几度交锋后败下阵来的王进最终吐出了与刘中山、刘西荣共同贪污一千万元之事?

　　?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刘中山被“双规”。当天晚上，从北京返蓉的刘西荣刚下飞机舷梯就被早已等待在此的检察官“接”走。

　　职称为高级工程师的刘中山，在面对专案人员时还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为四川交通建设呕心沥血的事。至于是否有经济问题，他的回答很坚决，“绝对没有。”五月二十九日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同志找刘中山谈话，希望他珍惜机会，如实讲清自己的问题。这次谈话击碎了刘中山的幻想。刘中山终于承认了那一千万的来由。六月八日，刘中山案移交省检察院后，刘向检方交待了与王进、刘西荣贪污的全部事实和接受贿赂的事实。

　　就在郑道访、刘中山初尝法律威严的同时，办案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重。由于此案涉嫌犯罪的是省级机关厅级领导干部，且数额巨大，行贿人员众多，调查取证极为困难。尽管初查期间采取封闭式办案，办案人员的家属都不知他们“出差”去了何处，但消息仍不胫而走。打探情况的、说情的，甚至威胁电话也打到了省院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连检察长韩中信某一天在上班的途中也差一点出了蹊跷的“车祸”。

　　省委周永康书记得知这一系列情况后，七月十七日，特意与秦玉琴、王景荣等省委领导同志到省检察院看望反贪一线的干警，周书记勉励检察官们：“我知道，你们办案遇到了很大的压力，不要怕，不要信这个邪 ，大家要相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你们的责任重于泰山，反腐败任重道远，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辱使命。省委支持你们，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你们。”

　　老江还谈到了有关郑道访的不少细节，虽然他和郑道访是敌对的双方，但随着彼此之间高密度的接触，郑道访不仅交代了自己的受贿事实，还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其他腐败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且，郑道访还深为老江的人格力量所折服，把他当成了可以吐露心中块垒的“朋友”。

　　作为“朋友”，老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也真的很为郑道访的堕落而感到惋惜。

　　老江娓娓言道：“郑道访是犯罪嫌疑人，我是专案组组长，但我们之间除了正式的审讯接触之外，平时他有什么事，也愿意找我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真的就像朋友一样的摆谈。郑案一审，郑道访被判死刑，老婆高家兰被判了十五年，儿子郑勤被判了十二年，好好一个家庭，全都毁了。回到看守所后，郑道访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他向警方要求，想见见我，我去了，我们俩面对面谈了几个钟头。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无比显赫，而现在面临死之将至的人，心情的复杂，不是用语言能表述清楚的。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事情需要我帮助他办理？郑道访说，不，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想找你来陪我说说话。我注意到他眼神呆涩，思维跳跃性很大，说起话来也有点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我还是能听明白的。他絮絮叨叨地给我摆谈了他的一生，幼时在农村过的穷苦生活，大学里如何刻苦发奋，工作中如何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最初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如何严于律己，老婆用公家的木料做了一个衣柜，他知道后也曾大发雷霆，但后来权力大了，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想办法为自己大把大把地弄钱，而且也没出什么事，所以自己也就产生了不弄白不弄的心理，以至发展到后来越弄越多，越多越想弄，因为那钱实在是来得太容易了。”他甚至痛悔道：“其实，我这个人一辈子从不讲究生活上的所谓享受，我弄那么多钱来做啥子呀？”

　　老江说：“的确如此，据我们调查，郑道访长期养成了俭朴的生活方式，穿着上从不讲究，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穿的衣服像是从腌菜坛子里抓出来的，吃东西也很随便，即便当上副厅长，家中有了金山银海，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他从不上舞厅、夜总会，想求他办事的人要请他吃顿饭他也不给面子，家中的摆设也显得很简陋。他休息时喜欢去交通厅老干活动中心的小茶馆里打麻将，一块两块的，打得极小，连一块钱的茶钱，也是自掏自买，从不给人买单，也不允许别人替自己买单，认真得近乎吝啬。而这样的生活，仅凭他的工资，便绰绰有余。可以说，他学会了大把大把地接受贿赂，却不懂得如何用钱。”

　　这种角色，大概也算得一种“人间另类”。

　　郑道访对专案组长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姓潘的包工头，郑在主持成渝高速公路重庆段建设时，这个包工头就在他手下承包土石工程，一字不识，但做事很踏实，工程质量完成得也不错。后来他调到省里以后，姓潘的也就经常来找他要工程，因为对此人印象还不错，也就满足了他。几年后，这包工头不仅置起了上千万的家产，而且还成了他所在地区的政协委员，地方上一位大名鼎鼎的实业家，而自己呢，无论学识，专业、地位，影响，都非姓潘的所能比，可每月的收入却不过一千多元，和姓潘的手下几百号农民工差不多，这种不平衡像一把火，烧得他的心中的五腑六脏痛得不行！他后来滑下深渊，与这位包工头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个包工头至今也不会知道这一点。

　　当然，郑道访也对老江谈到了他的家事，他首先谈到了他的母亲，语未出，泪先流。原来郑道访案发后，郑母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为了帮儿子还脏款，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带着六岁的曾孙女上街卖菜攒钱。当老人在电视上看到儿子案情的报道，得知儿子受贿了上千万元时，一口气没上来，就活活气死了。死的不只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岳母，也是在案发不久，无法忍受这突发的变故，岳母服安眠药自杀了。

　　说到两位老人的死，郑道访已是老泪纵横，无法自禁，痛不欲生地斥责自己是对国家不忠，对母亲不孝……弄得冷面如铁的老江，也鼻梁发酸，眼睛发潮。

　　寒门出公卿吗

　　郑道访一审被判处死刑，但是，直至笔者在省检察院创作剧本期间，郑也迟迟未被推上刑场。

　　这个中，自有重大缘故。据笔者从罗世军等检察官口中得知，郑道访因有重大立功表现，很可能会保住一条性命，不过，这得等待法律来作最后的决定。

　　就在自己的生命即将提前结束之际，郑道访供出了另一个涉嫌腐败的政府官员的名字——此人，便是不久后与郑道访、刘中山一样利用职权，暴敛国家巨额财产而名震华夏的大贪官李玉书。

　　而江意华领导的专案组，早已将目标锁定了李玉书。而且，就在老江向笔者介绍情况时，李玉书一案已全部查实，罪犯已经落网。

　　李玉书与郑道访虽然同系江意华领导的专案组挖出的巨贪，但从老江对笔者的讲述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如果说江意华对郑道访多少还有几分惋惜的话，那么，对李玉书，他心中却只有痛恨和蔑视——因为，在他看来，身为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李玉书，利欲熏心，天良丧尽，简直就是一个衣冠禽兽之徒！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五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原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玉书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对其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收缴；数罪并罚，决定对被告人李玉书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一九九六年四月至二〇〇一年四月间，被告人李玉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其担任乐山市交通局局长、副市长期间，利用其先后兼任成（都）乐（山）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乐（山）峨（眉）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乐山大渡河大桥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乐山星源交通开发总公司董事长职务之便，接受杨树清、徐建洪、余大明、梁瀛、严正西、雷志彬等人的请托事项，为其谋取利益，并先后分别索要和收受贿赂现金人民币八百一十六万元、凌志IS200型轿车（销赃后获款人民币五十七万元）和马自达929轿车（销赃后获款人民币十五万元）各一辆，劳力士手表（价值人民币五万四千六百元）一只，以上款物共计人民币八百九十三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除劳力士手表一只，凌志IS200型轿车和雷志彬所送五万元外，其余均系索要所得，具备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此外，被告人李玉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收入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本案中有二百四十二万元人民币、九万一千元美金，李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这起继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副厅长郑道访贪污受贿案之后的又一特大案件，再次轰动四川，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

　　老江谈到，他带着专案组深入到乐山，将案情一一查实后，最后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对其进行拘传。

　　抓李玉书那天，是老江带着人去的，这位以精明干练，观念超前，办事果断著称的副市长正在市政府礼堂主持一个会议，一名办案人员将李玉书从主席台上叫到旁边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当江意华向他出示了拘传证后，李玉书眼睛眨巴了几下，居然显得十分镇定地说：“我知道你们来找我干啥子，不要着急，吃了饭再走，来者是客嘛，让我最后当一回主人，这点面子，你们还是要给的呀。”

　　李玉书入狱后，自忖必死，四十多天不开一句金口，专案组对他采取了车轮战术，连身子骨还算壮实的江意华也累得两次在审讯中昏倒。

　　但是，铁证如山，李玉书怎么抵赖也照样于事无补。

　　和郑道访一样，李玉书也出生于农村，一九五五年九月，他出生在四川资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家境极为贫寒，就在他刚刚五岁时，在全民族遭受的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中，他的母亲也像许许多多的乡亲一样，患上了流行的“水肿病”，过早地离他而去。小小年纪便失去母爱，靠着干杀猪匠行当的父亲既当爹又当娘，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他们几个孩子辛辛苦苦拉扯大，这不单使李玉书第一次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如此艰难的生活，也造就了他超乎常人的坚韧品质与忍耐力。

　　老江说：“正像样板戏里李铁梅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玉书上小学时，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竹篼满山转，捡满一竹篼狗屎然后才去上学，放学回家后马上就背着背篼上山放牛、割草、砍柴，由于他年纪小，每次割的草砍的柴都比自身还重，他咬着牙背回家，常常累得眼冒金星，所以，李玉书身材比较矮小，据说就是那时累的。上中学时，李玉书每月以两斤大米和三十斤红苕度日，靠一盏煤油灯照亮前程。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乐山市五通桥一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李玉书常以“寒门出公卿”这句老话来自勉，他也深知这其间所包含的艰难过程，所以，他生性好强，工作勤奋，兢兢业业。厂里搞基建，他主动要求参加义务劳动，带头光着膀子干得大汗淋漓。这一切，都被厂领导看在眼里。厂领导觉得李玉书年轻上进，又有文凭，是棵好苗子，便有意培养他。不久，他迎得了一个姑娘的芳心。两人恋爱一段时间后，结婚生下一个女儿。李玉书工资微薄，多亏妻子精打细算，才使三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李玉书一心扑在工作上，年年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和“生产技术标兵”。后来，李玉书从一名技术人员提拔为副厂长。

　　当上副厂长的李玉书，令人羡慕不已。因此，逢年过节便有厂里职工提着礼品登门巴结。开始，李玉书说啥也不肯收，怕影响不好。送礼的人背后骂他假正经。李玉书觉得老是这样把送礼之人拒之于门外就意味着不给别人面子，他开始半推半就笑纳礼品。时间长了，就觉得这没啥了不起。再到后来，李玉书自己也成了送礼之人，他觉得有些人和有些礼是非送不可的。送了，办事顺利，不送则寸步难行。由于李玉书很懂事，他的朋友和关系日渐多了起来。

　　一次很偶然的机遇让李玉书双眼发亮，他盯上五通桥区空缺着的副区长位置。动了许多脑子和关系，终于如愿以偿从厂里调到五通桥区担任该职。从此，他的仕途平步青云，先后任五通桥区副区长、区长、乐山市交通局局长，直到案发时任乐山市副市长和乐山市市中区人大代表。

　　副市长“空手套白狼”的秘笈

　　老江说：“的确，李玉书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他的才能发挥到工作上，也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出色的成绩，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李玉书近些年才官运亨通，仕途显达吧。但是，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也绝对比平庸的人为害要大得多。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便大致可以了解李玉书的思维模式异乎常人了。这是我们向乐山市的一个坐台小姐调查时了解到的情况……”

　　在调查笔录里，笔者看到了这位十九岁的坐台小姐的讲述：我认识李玉书是在去年冬天。那时，我在一家娱乐城上班。我记得那晚下着毛毛雨，刚上班不久，娱乐城就来了一拨人，经理叫我去陪一个四十多岁的先生唱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气度不凡、穿着讲究的先生是我们乐山市的副市长李玉书。吓得我直吐舌头，因为我讲了许多自认为不该讲的话。陪他一同来的是我们娱乐城的常客，乐山市大名鼎鼎的澳商老板卿太辉弟弟卿某。在我记忆里，李玉书来过几次。又一天晚上，卿某陪李玉书来耍。我与李合唱了一首歌，坐下来休息时他忽然捏着我的手说：“江雪，我给你讲一个赚钱的办法。如果你想出来了，我就奖你一千元钱。”我忙问：“啥办法？你说来听听。”他故意在那儿摆着架子说：“比如八十年代初，买什么都要凭计划。一个朋友托你买一辆自行车，而这车只有你才能买到，因为你有一定权力。但你朋友只给你一百八十元钱，商场里买多买少每辆车都这个价。你想想怎样赚钱？给你三天时间。”

　　我回家想啊想啊，就是想不出在买车上怎样赚钱。三天时间过去了，李又来到我们娱乐城，并详细给我讲解赚钱的办法。他说：“一个人买一辆自行车一百八十元，你再去发展第二个，又有一百八十元，加起来你就有三百六十元。你拿出一百八十元去商场买一辆自行车给第一个人，你手中始终有一百八十元钱，像这样的项目发展十个、一百个或一千个，你算算你手中有多少钱？这么大一笔资金，你就可以做很大的生意。”原来，他绕了一个大圈子是想向我说明：如何空手套白狼。

　　以李玉书的脑筋的“活络”以及足以“点石成金”的权力，要弄钱，那钱还不像洪水般滚滚而来。以下，便是老江讲述的有关李玉书不费吹灰之力成功弄钱的几个实例：

　　从李玉书家搜出的赃物：一块劳力士手表

　　一，专案组在关某（李在成都的跑腿人，受李委派，负责照看监视李在成都的情人赵某，李到成都时，关也为其开车）口中查实，李玉书看上了四川京川交通工程公司新买的一辆929型马自达小轿车，并经常借用此车。他嫌借用起来太麻烦，于是，索性将该公司的经理雷志彬约请到宾馆吃饭，雷经理平时想请李副市长吃饭还担心自己没那么大的面子哩，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李副市长居然请自己吃饭！还不乐得屁颠颠地赶去了。

　　在饭桌上，李玉书直截了当地向雷志彬提出把马自达便宜处理给他，多少钱，让雷经理开个口，他一分不少照付就是。雷志彬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仍强装笑脸打着哈哈说：“李市长看上了我这辆车，是给我脸面，说啥钱不钱的，你喜欢，拿去用就是了。”李玉书虽然表明会付钱，但事过多日也没有兑现。雷志彬自然半点也不敢吭声。

　　随后，李玉书便吩咐关某，将该车先过户到关的名下，然后再卖出。关某照李的指示此办理，实得车款二十二万元，关某给李玉书谎报说卖了二十二万元。后来，李从关某处取走十五万元，另五万元案发前仍保存在关某手中。

　　二，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关某曾与杨树清、俸世雄及李玉书的侄儿王德军等人在成都成立了成都蜀达实业公司，在中央花园购买了一套房子，没有具体运作过什么业务，只是一次按李玉书的安排，同俸世雄与成都罗德园艺公司总经理梁瀛签订一份虚假的草籽购销合同。罗德公司后来就以预付草籽款的名义划来二十四万元，关某与俸世雄又按李玉书的指示将此款取出交给了杨树清。

　　专案干警先后赴南充、遂宁等地，最终在成都找到了梁瀛。梁交待了送钱给李玉书的事实：一九九九年十月，罗德公司在成乐高速路取得了九百六十万元的绿化工程后，李玉书多次找到梁，称梁在成乐路取得这样大的工程应该有所表示。梁瀛后来按李玉书的要求，采取签订虚假草籽购销合同等分四次通过转账和付现金的方式，送给李七十四万元。同时，李玉书在给其情妇赵某买车时叫上他和乐山人严正西一起去，严出了十万元的车款，梁没有出钱，只是按李的吩咐将车上到自己的名下。

　　专案干警同时找到俸世雄，俸是李玉书的外侄。他证实了有关虚假草籽购销合同及划款的情况，还交待他曾经手的大笔现金都是由李玉书的妻弟媳马卫交给他，让他全部交给了王德军。

　　当专案干警第三次找到王德军时，他才刚刚知道李玉书被抓起来了。据他陈述，俸世雄每次转交给他的钱，都是由李玉书安排的，前后共有三百多万元，都按照李的吩咐全部投入到一家电气公司。

　　专案组判定：如果情况属实，这家公司极有可能是李隐匿赃款的地方。

　　专案干警赓即对这家电气公司进行全面调查。

　　该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注册资金五十万元，办公地点设在成都百花芳邻吉祥楼和名人楼的两套房子里。工商文件记载出资人为另外三人。二〇〇〇年七月，该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法人代表叫柳建，持加拿大护照。在调查该公司固定资产时发现，两套用来办公的住房价值为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元，户主为李玉书的妻弟媳马卫。此外，该公司还在百花东路购买门面房一套，登记房主为柳建，价值九十一万元，而该处正是李玉书交给情妇赵某开的“悠悠茶坊”的门面。

　　专案组指派专业司法会计对该公司的账务及业务往来进行审查，渐渐地，这家公司的真面目浮出了水面：公司五十万元注册资金系李玉书所出，两套办公住房和茶坊门面的购买资金由李玉书提供，公司收购四川大邑西岭镇政府沙坪水电站的四百一十五万元中，承接原电站债务一百万元，实际付出现金三百一十五万元，加之用于公司其他支出，共花费三百八十一万元。从账上看，这三百八十一万元是柳建个人借给公司的，实际上全部是李玉书交给其侄儿王德军的现金存折及存单。

　　通过调查取证，这家公司实际就是李玉书开的，该公司收购沙坪电站和购买三处房产及公司注册资金的钱共计六百五十八万八千元均系李玉书个人所出。李玉书这么多的财产是从哪来的呢？徐建洪和马卫进入了专案干警的视线中。

　　在专案组的强大攻势下，徐交待了李玉书伙同其妻弟媳马卫向他索要三百五十万元的经过：一九九八年初，在李玉书的“关照”下，徐建洪以其两家无资质的公司，承接到了成乐高速路的一个路基工程和绿化工程，一九九九年底，李玉书得知这两个工程盈利七百万元后，当着马卫向徐表示，他要三百五十万元。之后，在马卫的协助下，李如愿以偿。

　　在徐建洪交待了李玉书伙同马卫索要巨额贿赂后，马卫更加重要了。专案组干警发现，马卫与乐山市交警支队的某科长经常联系。干警找到该科长后，他交待几天前曾与马卫一同前往上海，马离开乐山时将二百八十余万元的股市资金转移到他名下，要他保管。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一日，干警在监控该科长时发现一个从无锡打给他的电话，而马卫的老家就在无锡，她很有可能在老家。两名干警急赴无锡，在马卫的父母宿舍外等了三天，然后跟着其父母一路到上海，次日又乘飞机到福州。干警从接机人群中发现了马卫，迅速将其带往福建省检察院，于八月十六日押解回川，并向专案组如实交待了李玉书以上犯罪事实。

　　副市长身边居然美女如云

　　人嘛，七情六欲天生就，英雄难过美人关，李玉书好色，这在乐山是早有传闻的，只不过如今的人们强调“观念更新”，不仅未将个人——特别是事业有成的人物——作风问题看得有多么重要，反而将其视为一个人是否“能干”的一个标准。

　　据专案组查实，李玉书早在担任乐山市五通桥区区长时，就与一颇有姿色的曾姓女人有染，直到他后来调任乐山市交通局局长，也没有断绝关系。当然，曾女也有所图，以自己的肉体从李区长那里换来了许许多多的好处。但令曾女没有想到的是，李玉书吃着碗里的，又盯上了锅里的，竟然又看上了与她来往密切的同学陈某某，竟然厚颜无耻地向陈某某下了手。李玉书看中陈身材好，人又比曾女漂亮。当然，陈某本身也是一个有缝的蛋，巴心不得也能像同学一样轻轻松松为自己弄些好处，如今李区长主动召唤，自是喜出望外，踊跃上前解衣投怀。和陈某云雨初度后，李玉书觉得乐在其中，为长期霸占陈某，他居然跪在陈的脚跟前许诺说：“你离婚吧，和我在一起。现在你们厂效益不好，只要你答应，我就把你调到某某局进入正式编制。”

　　和令人敬畏的堂堂区长的一夜情竟需要她付出毁灭家庭的高昂代价——何况，她的丈夫虽然系小民百姓，但视她若心肝宝贝般宠爱——陈某某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如此跪在他脚下苦苦央求他的绝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高踞在数十万人之上大权在握能改变她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人物，她怎么能够拒绝？思想上的斗争不过是片刻之间的薄雾云烟，很快，烟雾散尽，她决定以实际的态度来地应对这一突然袭来的人生大事。

　　在陈某某离婚的过程中，李玉书绝对没有出面，但他的影响力却显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终，懦弱的丈夫同意与妻子协议离婚，在签字的那一霎那，陈某某哭了，因为丈夫给她留下一句撕心裂肺的话：“家里的门永远都向你开着，如果有一天你累了，想回来，我和女儿随时都盼着你。”

　　陈某某铁心进入李玉书的情人行列后，李没有失言，很快便利用职权将陈调到了某局上班。

　　而且，李玉书并非像猴子扳包谷，扳一个丢一个，他对委身于他的女人也颇有情义，有了陈某某以后，他并没有冷落曾女。他花巨资在乐山思太大厦为两个女人各购买了一套住房，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李玉书楼上楼下两处享受着人生之大快活。他希望两个女人“和平共处”。据知情人透露，两个女人还真未因争风吃醋闹过别扭。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某某眼角皱纹多了。为了保持恒久魅力，青春永在，把这只爱吃腥的“猫儿”套牢，陈还为李玉书先后做过两次美容手术，拉过一次皮。

　　陈某某也曾与李玉书闹翻过。那是因为李当上乐山市副市长后，在担任成乐高速公路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的日子里，李常常借口工程工期忙不能回“家”，引起陈某某猜疑。有一回，陈某某跟踪李玉书到成都，发现他又有了新“巢”，气得她觅死寻活，李玉书费了许多心血方平息了这场风波。

　　以上的曾女、陈女，以及下面将要重点谈到的十六岁的赵女，只不过是李玉书相定较为固定的“二奶”，除此以后，他还短期地在成都包养过空姐、歌舞团女演员和在校的女大学生。

　　更为荒唐的是，李玉书在多个“二奶”处熬红了眼睛，掏空了身体，回到乐山市政府后却叫苦道：“哎，成乐高速路工期短，要赶在国庆前通车，只好打夜战了！”为此，他曾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表扬。

　　在李玉书硕果累累的“二奶”行列中，只有十六岁的赵某能够艳压群芳，独邀专宠。

　　对此事，老江却是不能理解，他对笔者谈道：“李玉书的好几个情妇我都见过，这姓赵的除了年轻，年轻得就像个不懂事的小娃娃，面相显得很‘甜’，要真论漂亮，甚至还比不上其他的好几个情妇，而且，据我们了解，这赵某被李玉书金屋藏娇后，并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还寻死觅活的，不像其他几个情妇那样对李玉书忠心耿耿，可偏偏，李玉书就最喜欢她。”

　　当然，这也并非是专案组必须要查清的内容。弄不清楚，也就只好作罢。

　　被李玉书养在笼中的“金丝鸟”

　　这位被副市长“买断”青春的赵姓少女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个偏僻山村。由于家境贫寒，她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岁的赵某来到成都打工，很快，她见识了腰缠万贯的老板们挥金如土的生活，也看到了自己的卑微。从那时起她就在想，自己要是有一天也能过上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

　　就在赵某做着这个梦时，一位改变她生活的“贵人”果真出现了。

　　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赵某到成都市一家海鲜城当了服务员。老板见她相貌出众，人也乖巧机灵，仅让她在前台干了几天，便将她“破格”提拔为大堂领班。老板的用意很明显，当时，虽有一些官员和商人常来海鲜城用餐，但生意很不稳定。为了留住这些高消费的客人，海鲜城的老板不禁在赵某身上打起了主意。得到了老板的重用，赵某自然要有所回报。于是，每次有达官贵人来海鲜城用餐，赵某必主动出面给他们陪酒。客人们见海鲜城突然来了个小美人，也乐得天天来找她取乐。这样，海鲜城的生意一天天火了起来。

　　李玉书对赵某一见钟情颇有点戏剧色彩。一九九九年四月的一个傍晚。李玉书与他在成都的一帮狐朋狗友来海鲜城用餐，赵某接待他时，一不小心将一盆菜汤打翻溅在了李玉书身上。没想到李玉书丝毫不予怪罪，他一边招呼赵某入席，一边对她说：“如果你是真心道歉，就好好地陪我喝几杯酒！”为感激李玉书，当天晚上，赵某陪李玉书喝了很多酒，还跳了几支舞，她给李玉书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赵某出乎意料地接到了李玉书打来的传呼，邀请她到喜来登酒店吃饭。在喜来登酒店的一个包厢里，赵某和李玉书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李玉书谎称自己是新加坡来华经商的商人，名叫李理。他许诺，只要赵某听他的话，他可以帮助她赚到很多钱，并帮她开个店。

　　有这样的好事，赵某当然求之不得，她也非常清楚这位论年龄比他爸爸还要大上几岁的男人为何会对她如此的“乐善好施”。当李玉书提出要她陪他过夜的时候，她虽然害羞，最终却仍然点了点头。令李玉书惊喜不已的是，赵某居然还是个守身如玉的黄花闺女。

　　赵某失身于李玉书之后，李答应她将户口转到成都，并以她的名义购买一套别墅送给她。之后，李玉书果然说话算数。一九九九年六月，他以赵某的名义在成都丽都花园为她买下一幢价值六十一万元、面积一百六十二平方米的豪华公寓。而此时，赵某也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竟在不经意间傍上了一个高官，赵某心中不由一阵狂喜……

　　身边有年轻漂亮的美人做伴，李玉书仿佛自己也年轻了许多。他虽然身在乐山，心却早已飞到了成都。每天李玉书一下班，就通过高速公路飞车赶到成都与赵某过夜。次日一大早，他再飞车回到乐山上班，天天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两地之间。即便如此，两人分开的时候，赵某的影子也时时在他心中闪现，是的，她太年轻了，年轻得脸蛋上还带着稚嫩气，小小的乳房结实而坚挺，还有着两条修长的大腿和一张焕发着甜橙般光泽的美丽脸蛋。她一点也没有那些同样和他保持着肉体关系的成熟女人的做爱功夫。但惟其如此，李玉书才觉得她更加可爱，因为她天真烂漫，无比柔顺，无论李玉书要她做什么，她都答应，毫无矫矜之态，就像一只竭力讨好主人的波斯猫。每次完了事，他要看电视或文件报纸了，她便安详地躺在他的身旁，一丝不挂，纯朴自然，两眼半开半闭，呼吸均匀，给他营造出一种安适恬然的气氛。

　　李玉书与赵某的关系发展到三个月后，他将赵某的户口从攀枝花迁到了成都。除此之外，他还花十七万元在成都百花东路为赵某购买了一处旺铺，开了一家“悠悠茶坊”，让赵某做起了老板娘。另外，他还为赵某买了一辆白色富康车。

　　靠上李玉书这座大山后，赵某就像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只是，这样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打消她内心的失落和寂寞。时间一久，她便有了许多烦恼。

　　烦恼来自她实在难以适应这种“金丝雀”般的生活——李玉书在乐山上班，除了回来陪她的时间外，她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更要命的是，慢慢的，她发现李玉书这个大人物的心眼小得连一根丝线也穿不过。每当李玉书看见她与一帮打工仔来往，就会在她的耳边讥讽他们文化层次太低，担心她跟着他们学坏。从表面上看，李玉书对赵某很关心，但他内心深处却十分警惕。赵某越是化妆打扮，他的心里就越紧张，到后来，甚至连交水电费这样的事，李玉书也要亲自去办理，他生怕赵某有单独和异性交往的机会。

　　李玉书的狭隘之心还差点引出一场大祸。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当晚，李玉书专程从乐山市赶回成都与赵某共度良宵。晚上，就在两人推杯换盏之时，一位送花小姐按响了门铃，称一位男士指名要将花送给“二栋二单元402号的赵小姐”。赵某一下子傻了，她不知道谁会和她开这样的玩笑。她急着向李玉书辩解，可李不愿听她的解释，一把将花扔在地上：“我看，恐怕是你的情人太多了吧，竟连谁送的花都搞不清楚了！”李玉书一番阴阳怪气的话，让赵某满腹委屈。更有甚者，李玉书还硬逼她承认与一个打工仔有染。赵某不承认，他就打她骂她，这使赵某的精神一下子到了崩溃的边缘，她趁李玉书不备，猛地打开窗户企图跳楼自杀。李玉书怕出人命，不得不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过，他虽然对此事不再追究，却逼赵某写下了一份“坚决不再勾搭男人”的“保证书”……

　　此事过后不久，赵某发现，这场闹剧竟然是李玉书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原来，在那段时间里，赵某几次提出要李玉书与妻子离婚，李当然不愿意，他怕因此而影响自己的仕途。于是，他只好设计了这场闹剧，企图以赵某的这份“保证书”来要挟她。

　　果然，自从有了这份“保证书”，李玉书便堂而皇之地将赵某“看管”了起来，还取消了她茶坊老板娘的资格。从那以后，即使赵某外出购物，也要事先向李玉书打电话请假，说明外出的时间、地点等，回家后再及时销假。不仅如此，李玉书还在赵某的卧室里偷偷安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监视赵某的一举一动。后来，赵某实在无法忍受他的折磨，便以打电话、写信甚至下跪等方式哀求李玉书，她不再要妻子的名分，只要做人的起码的自由。但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赵某最后想到了死。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赵某匆匆给父母和李玉书写下两封遗书，然后下厨房为李玉书做了一桌他喜欢吃的菜。晚上七时十分，李玉书回到“家”中。赵某默默地给他敬了几杯酒后，泪眼汪汪地哀求李玉书给她一点自由。说话时，赵某的指甲把自己的额头顶出了血，但她这些异常的举动，李玉书全然没有理会，他烦躁地说：“只要你赔我二十万元损失，就可以走人……”说完摔门而去。

　　绝望了的赵某一边哭喊着，一边掏出安眠药吞进了肚里。随后，她举起水果刀就向自己的手腕动脉割去……这一幕恰巧被回屋取公文包的李玉书碰到，他慌忙叫司机把赵某送进了医院。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日，尚在康复之中的赵某就听到了李玉书因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消息。

　　到案时才十八岁。面对专案干警，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干警们的提问也总是避而不答。经过其母的劝说，赵某才终于向干警们坦白了她与李玉书的不正当关系。

　　案情大白后，乐山军分区宋司令员扼腕长叹：“这家伙太会伪装了，当初我还真把他当成了焦裕录、孔繁森那样的优秀干部哩！”

　　江意华对笔者说，李玉书能够屡获上级嘉奖，青云直上，这实在是因为此人太会伪装了，在案发之前，和他共事的人也大都对他印像不错，所以，李玉书落网后，很多人还以为是一桩检察机关搞错了哩。

　　关于李玉书的伪装，老江讲了许多，但限于篇幅，笔者仅举上一例，便足以说明。

　　二〇〇〇年七月的一天，李玉书应邀去乐山军分区军械库施工现场指导工作。在烈日下，他比比划划，从城市规划说到资金运作，与司令员宋某在工地上满头大汗地忙到中午一点钟，还顾不得吃饭。宋司令员打心眼里佩服李副市长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工作结束后便热情邀请他到乐山有名的西霸豆腐酒店进餐。还请了分区其他领导作陪。

　　这餐饭，六个人一共吃了两百多元钱，应当说绝不奢侈。谁知李副市长得知价钱后，当场以一种严肃的神态语重心长地说道：“老宋啊，军分区经费那么紧，你何苦这样铺张浪费嘛。我们作为党的干部，要节约。我这人是农村里的苦孩子出身，从来最讨厌讲排场的，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哟。”这番义正辞严的告诫虽然弄得宋司令员有一些儿尴尬，但从内心，他却是更加佩服李副市长清廉的作风与高尚的精神境界，送走李副市长后，他对同事们发出了由衷地感叹道：“李副市长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啊！”

　　同年八月底，工程即将结束。一天，李副市长又来到工地上，忙碌到中午十二点过。李副市长挥挥手对宋司令员说：“走，该吃饭了，上次是你请我，礼尚往来，这次轮着我做东了。”宋司令员嘴上客气着，仍被李玉书拉上了他的专车。他们一行坐车来到乐山市公安局斜对面，李副市长急忙叫驾驶员停车，他下车后带领大家直奔一家面馆，且边走边说：“我最爱吃这家面馆的面条了，面质好，味道不错。我经常来。”随后他又大声说：“大家随便吃，今天我私人办招待。”接着他又对宋司令员说：“老宋呀，我这人一点不讲究，在修成乐高速公路时，我车上只有两样东西：矿泉水和饼干。饿了，随便吃几口照样干工作。”

　　那天，李玉书自掏腰包请大家吃了一碗面条。从此，他留给宋司令员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极好印像，而且，宋司令员在军分区的干部会议上，还以此举例，来教育军队的干部。但这一美好的印象，后来被现实击得粉碎。案情大白后，李副市长原形毕露，宋司令员扼腕长叹：“这家伙太会伪装了，当初我还真把他当成了焦裕录、孔繁森那样的优秀干部哩！”

　　一具被权力严重异化的灵魂

　　笔者从江意田的摆谈中了解到，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四日，李玉书被式收审。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李玉书不服，提出上诉。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一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死刑。李玉书提出上诉后，越来越惧怕黑夜，渴望阳光。常常半夜蒙在被子里抽泣，双手也会不时地发抖。会在睡梦中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豆大的泪珠不时从眼角滚出来。后悔已晚的李玉书对管教说：“我奋斗一生，本来应该成为最值得女儿骄傲的慈父。我对不起女儿，真不知道女儿如何面对外界的舆论 ！”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三日，李玉书接到核准裁定，他将于十月十四日被执行注射死刑，这一结果让李玉书的精神彻底崩溃。在看守所的最后一夜，李玉书不时从噩梦中惊醒，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哀叫，管教民警只得起来给他几颗安眠药。

　　李玉书平生进过两次看守所，第一次是在他平步青云仕途最得意的时候，他作为乐山市副市长到当地的看守所视察；第二次是他东窗事发被执行逮捕以后。

　　作为一名阶下之囚，他在新都区看守所呆过了两年多的时光。这两年多，该所教导员兼看守所副所长刘恒是他的专职管教民警和“贴身护卫”，曾与李玉书长长短短摆谈过三百多次龙门阵。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二日，李玉书在民警的押送下走进了新都市看守所。

　　经过慎重考虑，所里决定让教导员兼副所长刘恒对李玉书进行帮教，从此，刘恒作为管教民警和“生活顾问”，开始了和这个巨贪两年多的交往。

　　尽管已经是待死之囚，但第一天李玉书与刘恒见面时依然是傲气十足，刘恒依照惯例向他大声宣布狱规时，李玉书很不习惯有人敢这样大声高气地和他说话，而且还勒令他必须这样那样的。他居然背着手，不等刘恒宣读完，便趾高气扬地说：“两杠两星的（指局级干部），我招之及来，你算老几？等你爬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再来和我说话。”

　　第二天，刘恒依照管教干部的工作要求来看望他，本想和他多聊上几句，没料到他刚一开口，李玉书前一天对他的怨忿未消，大手一挥，没好气地说：“我是副市长，不是囚犯，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面对着这种沐猴而冠的变态者，刘恒依然和气地告诉他：“我是你的管教干部，有权力和责任帮助教育你，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到了看守所，就应该好好地反省自己的问题。”

　　李玉书听后一声冷笑：“我反省问题？我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给我搞清楚的，这是你们公检法机关在搞新的冤假错案，等着看吧，要不了几天，织织上就会把我重新请出去的。”

　　刘恒告诫李玉书：“触犯了党纪国法，谁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李玉书更是恼羞成怒，大吼道：“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权就是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要不了半年，我就能出去，照样当你的领导，管着你！”

　　在李玉书眼里，整个看守所没有人“有资格和他说话”，所以最初那段时光，他常常是一个人闷着，长时间在屋子里发呆。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忍受不住这样的孤独了。

　　“喂，警察同志，过来陪我杀几盘象棋。”有一天看到刘恒过来，他第一次主动同他说话。

　　刘恒说：“我棋下得不好，三号监室有个人棋下得不错，我叫他来陪你下。”

　　没想李玉书立即大怒：“犯人怎么可以和我这样的人下棋，你要不陪我，我宁愿不下。”

　　刘恒正想寻找机会接近犯罪嫌疑人，便陪李玉书下了三盘，没想李玉书棋下得极臭，三战三败。这时，刘恒注意到李玉书脸色变得很难看，尴尬中满含怒色，嘴巴上又决不愿认输。为了打开对方的话匣子，刘恒故意让对方接连赢了自己三盘，不想李玉书一下子变得眉飞色舞，话也多了起来。

　　从此后，刘恒常常陪李玉书下棋，而且故意“屡战屡败”，李玉书也为自己的棋术大进而心花怒放，每次看到刘恒，眼神也渐渐地变得温和，也就愿意和他摆龙门阵了。

　　李玉书有个习惯，在监狱里读书只读英文原版，中文书籍他不屑一顾。而且他看英文书时还特别喜欢向周围的人炫耀：“喂，你们看得懂吗？告诉你们，这种书是专门出给社会上高层次的人看的。”

　　一天深夜，李玉书有个单词弄不懂，硬嚷着让值班民警起来帮他找一本英汉辞典。民警跑到图书馆折腾了大半夜才给他找到。

　　不久，李玉书又用英语说出系列的原版英文书名，让民警帮他找，民警又往成都的各个书店里跑，按他的要求把书买了回来。前前后后，民警给他买了四十本英文书籍。

　　除了读书看报，李玉书给家人写信，记日记，也一律用英语，写完后还得意洋洋地向旁边的人“冒”上一句：“想偷看，给你看你也看不懂。”

　　刘恒跟他谈法律问题，李玉书根本就听不进去，常常几句话，便扯到了自己当初威风八面春风得意的日子，他谈话滔滔不绝，谈锋极健，还偶尔冒出几句“官腔”。但李玉书谈得最有感情的，还是当年寒窗苦读时“身揣两个红苕就吃一天”的苦日子。

　　不过，当他对刘恒谈到他当副市长视察看守所的经过时，还是颇有些感慨。

　　李玉书说：“我当副市长时，到看守所视察过一次，那些看守民警抓住机会不断地向我倒苦水，说所里的居住条件太差了，民警艰苦不说，犯人们也很容易患感冒，那时我根本听不进去，心里还很反感，说这么多，还不是想我多拨点款给他们。我当时就想，看守所是用来关犯人的，而犯人就应当接受惩罚，把看守所修这么好干啥？”李玉书说那一次视察他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就算完事，顶多也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

　　刘恒听后当即问他：“现在你自己进来了，还这么认为吗？”

　　李玉书满面愧色地说：“现在我才有了深刻的体会，人就是犯了罪，基本的人权还是应该得到保障的。”

　　李玉书被关进新都区看守所初期，管教民警每次给他送饭，他都会大发雷霆：“我堂堂一个副厅级干部，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饭是人吃的吗？”

　　管教民警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看守所民警的伙食标准，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李玉书提高嗓门说：“我胃不好，给我把伙食标准提上去，你们看守所要没钱，我自己掏腰包！”

　　最后，经上级批准，看守所同意李玉书自己掏钱“开小灶”，每顿饭都由他亲自点菜，鸡鸭鱼蛋、北京烤鸭等基本上每顿都离不了。凡是李玉书点的菜，民警不管跑多远也得“不厌其烦”风雨无阻地给他买来。有了可口的菜肴，李玉书的饭量也就大增，每顿都要吃好几碗饭。

　　有些时候，李玉书看到民警为他跑前跑后的，似乎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硬要给民警塞上个百十元的“感谢费”。见民警断然拒绝，他又会幽上一默：“既然不要，就不要在背后议论我高人一等。我告诉你们，我这是看得起你，我这人活了几十年，还从来没有送过别人的钱。”

　　听到这样一些情况，笔者心里既酸涩，也有点犯嘀咕，想，倘若换成一个平民百姓，民警也能这样“不厌其烦”，忍辱负重对犯罪嫌疑人做好管教工作，那我们这个社会的狱政建设，就真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了！

　　附三罪犯档案：

　　郑道访　中纪委处理情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刑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子郑勤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减刑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其妻高家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刘中山　中纪委处理情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名：贪污、受贿

　　刑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玉书　中纪委处理情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名：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刑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已于二○○三年十月被执行死刑。

　　反贪局专案调查“中国第一大款警察”

　　关庚寅

　　如果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计算，林福久在任处长、局长的10年时间里，每年敛财500万元。也就是说，他的非法收入平均每天超过1万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疯狂敛财的警官在本单位还大力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税侦分局办公室保存着一本《廉政登记簿》，专门用来记载林福久拒贿赂退礼金的“廉政事迹”……

　　在官员腐败的档案里，林福久的官并不算大，充其量不过是个副处级。可名声却雀跃而起后来居上，超过了许多位高权重的腐败“封疆大吏”；在官员腐败的档案里，林福久挣的工资也不算多，充其量不过1000多元，可他敛财5800万元，手段老到毒辣、如探囊取物，使所有的贪官望尘莫及；当然，在官员腐败的档案里，林福久搞女人也不算多，被发现的不过就两位，可他搞女人的诀窍，却可以给许多贪官当老师……

　　无疑，林福久的出名，从表面上看源于新闻单位对于他的“偏爱”；如果究其根源，这恐怕源于林福久丰富多彩的人生，源于林福久的三恋：恋权、恋色、恋钱；更源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严肃的法庭上，仍然执迷不悟，公然赤裸裸地宣称他少年时代的理想：一个是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一个是金钱，我应该比别人多；其实他还有一个理想羞于启齿，那就是做了不说，在女人上，他也必须比别人好。无疑，这些都是他一生贪得无厌的真实写照。

　　本来警察的职业与千万富翁风马牛不相及。警察是法律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表，是人民的公务员；而千万富翁是财富的化身，是经济的宠儿，是物质财富的享受者。但是，这两个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的职业，最后竟不可思议地统一在林福久身上，不能不说是对警察职业的一种嘲讽……

　　难怪，林福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很遗憾地没有醒悟，还是没有发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说出的一个真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于是，他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恋命”，然而，晚了，一切都晚了！

　　2004年12月24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对“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执行死刑的刑事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原鞍山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局长林福久犯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庄严的公判会上，林福久大声喊道：“我冤枉，我都已经交代了，为什么还判我死刑？”临死之前，林福久为什么还大呼冤枉呢？

　　无疑，作为一个曾经的“执法者”，今天林福久呼天抢地也没有用了。但是，他临刑前的呼喊，无疑将凸现他在中国官员腐败档案里知法犯法者的丑恶形象，作为反面教员，林福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秋遗臭，万代唾骂……

　　建筑在沙滩上的理想

　　林福久曾直言不讳地对纪委调查组描绘过自己的少年心态。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就发誓：一个是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再一个是钱应该比别人多。

　　然而，林福久像许多贪官一样，并非生来就贪婪放纵，就飞扬跋扈。相反，他也曾有过积极的人生追求，有过清教徒般的纯洁品质，也有过天堂般的美好理想。他的早年岁月，他的不凡经历，他的人生搏击，和他后来疯狂地敛财贪色的劣行，却有着天堂地狱般的强烈反差。

　　林福久1950年4月25日，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从小家境十分贫寒，兄妹4人，他排行老三。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懂得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父母对于爱写爱画，从小就聪慧过人的他格外偏爱。

　　然而，当时他家庭生活实在困难，一家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对此，父母只得忍痛割爱，放弃对其他子女的培养，只想保林福久一人读书。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把全部力量都投放在一个爱学习、有希望的子女身上，才能取得实效。

　　尽管后来文化大革命打破了父母的梦想，但是林福久随父亲进城后，还是那样爱写写画画，还是那样爱舞枪弄棒。尽管父母不知道他写的、画的这些有什么价值，但还是把他看成惟一的希望。他要什么，父母都尽量满足，把他惯得脾气大长，在家里就养成了说一不二、惟我独尊的坏习惯。当然，林福久也萌生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俗语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林福久自幼就懂得生活艰辛，就懂得家庭对他的厚望，更懂得读书求学，是他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惟一出路。因此，在求学的路上尽管十分艰辛，但他从不流露畏难情绪，始终顽强努力。

　　他小小的年纪，每天走上十多里路到镇上上学；书包里总是放着一把小挖刀、一把镰刀，因为放学后的路上，他不是捡几十斤柴火，就是挖一大筐野菜。常常是走一路，挖一路，割一路。由于他年龄小，皮肤嫩，无论是每次背几十斤柴火，还是肩上挎着沉重的背筐，他都咬紧牙根背起来。这股狠劲儿，特像他日后贪财的那股狠劲儿。而回到家里，他还要剁菜喂鸡喂猪，因为每次到集市卖鸡蛋的钱，尽管三角、两角的，但是日积月累攒下来，就能够交学费。

　　他小时候从来没有买过新衣服，总是捡两个哥哥已经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他上学带的饭，数年一贯制，就是咸菜窝窝头。

　　后来，父亲进城当了一名工人。林福久一家人，也随着父亲迁到了城市。

　　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肉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张，可并不影响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由于他勤奋好学，不断锻炼，虽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部队也是难得的“秀才”。于是，曾先后被抽调搞简报、起草材料等等。由于与上级机关接触多了，他的级别也不断上升，排级、连级、营级……

　　1984年，在部队大裁军的背景下，林福久看到了年龄的劣势——没有希望当将军了，便毅然决定转业，离开整整锻炼了16年的部队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于是，他的人生旅途又一次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一年，他转业到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他本来文字基本功扎实，又在解放军大学校里培养锻炼过，保持了部队严明紧张的工作作风，再加上他有了较好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在单位自然很受领导器重，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精神在物欲冲击下坍塌

　　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

　　大概因为贫穷，他自私自利的习性，在早年就潜伏到内心深处了；因为穷，他的吝啬小抠，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形成了；还是因为穷，他那不甘寂寞、穷则思变的想法，在物欲渐强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也像正发酵的馒头一样，日渐膨胀起来。

　　当他转业来到鞍山市后，他不仅敬业，还埋头苦干，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因此，很快就被提拔为鞍山市检察院调研室的副主任。检察机关的调研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部门。调研室的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科室服务和为办案服务。表面看来，调研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什么限期完成的硬指标，其实，要想干好这份工作，还得有一套真本事。这个时期林福久确实干得不错。领导也比较满意。

　　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调研室副主任尽管名声不错，可谁都清楚那是个有职无权的官位。换句话说那是权力机关的闲职。本来就没有权力，再加上一个副字，自然不像那些掌管业务审批权的部门，每天登门拜访者趋之若鹜，有案子相求者更是说客盈门。而他的办公室冷冷清清，别说有人请客送礼，就是连每年年底，挂历都得不到几本。因此，他的内心也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使他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旁门左道去获得利益，以满足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比方，他为了求业务部门帮助他的一位犯事老同事说几句公道话，他不得不每天对人家点头哈腰；还比方，他为了让领导看到他的成绩，看到他的能力，逢年过节，他都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竹子画，或者自己收集到的名画，给人家送货上门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福久不仅发了一笔小财，还让他思想开了窍。

　　一天，一位老同学溜到了林福久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后，便切入正题，试探性问道：“想弄点活钱花吗？”林福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活钱？”

　　老同学不得不点化他：“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靠死工资永远发不了家。什么是活钱？活钱就是‘外快’呗。”

　　林福久还很警觉：“违法的事儿我不干。”老同学说：“我能让你干违法的事吗？事情很简单，我手里有一批工具书，你帮我推销出去，拿提成赚回扣。这是光明正大的。”林福久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并不违法，便帮助老同学推销了一批工具书，赚了人生的第一笔“外快”。

　　1988年春，是林福久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他在餐桌上认识了香港某公司的杨老板。杨老板问道：“林先生，鞍山是闻名世界的‘钢材之都’，你现在怎么守着金碗要饭吃呢？”

　　林福久和许多有责任心的官员一样，正愁鞍钢怎样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呢，根本没理解杨老板的意思。

　　杨老板不得不开导他：“现在内地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倒爷’了，怎么？你不想当‘倒爷’？”

　　林福久回答：“检察院能倒什么？”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倒’钢材呀！这样吧，我带你到香港转转，开开眼。”当时，对于他这一级的政府官员来说，“出境考察”，不仅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是一种荣耀、一种奢求，还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福久立即来了精神头：“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做梦都想出去转转。”

　　商人无利不起早，岂能不见缝插针？杨老板点点头，说道：“好说、好说！请朋友赏光到香港玩玩小意思嘛。林先生，我明人不说暗话，想在鞍山弄点儿计划内钢材指标，这个忙你能帮吗？当然赴香港考察的费用，我全包了。”

　　本来上香港开开眼，就是梦寐以求的事儿。精明的林福久又算了一笔经济账。那时赴香港旅游的全部费用，大概3000多元人民币。仅这笔钱，就相当于林福久当时的两年工资，值了！

　　由于到香港去有极大的诱惑力，林福久尽管开始摸不着头脑，还是四处琢磨弄钢材指标。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是他在检察院干了几年，有点社会关系，还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过去没有挖掘。反正不出10天，他还真从一位领导同志手里，搞到了一批钢材指标。杨老板大喜过望，当即与林福久签了“口头合同”，称钢材出手后，送给林福久一笔可观的利润。杨老板没有食言，两个月后来到鞍山，果真送给林福久吓了一跳的一笔巨款。据林福久交代：“杨老板送给我的佣金是600万元人民币。”

　　特别是1988年9月的一天，林福久接受杨老板的邀请来到了香港。那迎接他的奔驰豪华轿车；那香港某宾馆带客厅双卫的高级套房；以及在香港的一家海鲜坊签单消费，一次就12880元港元。当时，不仅把林福久吓了一跳，还增加了无限的新鲜感。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他误认为杨老板是香港的大富豪。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实话实说吧，我算什么？是小老板，才10亿港币啦！这还能算是有钱人吗？在香港‘属于无产阶级喽’。你知道吗？在西方国家，什么算富有？拥有私人飞机，拥有私人游艇，最好再拥有私人银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富豪了。”

　　那天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杨老板看了看表说：“林先生，男人出门在外，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一会儿，找两个小姐陪陪你。”林福久吓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嫖娼是违法的。”杨老板笑道：“瞧你吓的，这儿是香港。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据，香港警察是不能随便闯入民宅的。走，我带你出去转转，体验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就这样，林福久在香港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无疑，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改换灵魂的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他那培养多年的文人儒雅、高傲的心态，在巨大物欲冲击下，从羞愧开始不断地坍塌；他那当过16年军人挺拔的身躯，高傲的头颅，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开始弯腰点头。何况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短短的时间里，他实实在在地得了600万——6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要是靠领死工资，他就是干几辈子都拿不到啊！随之，他作为司法机关公务员原本的骄傲，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了，内心深处的欲望之河开始汹涌奔突。

　　当他在香港上完这一课，突破口被打开后，他的贪欲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在鞍山这座城市，林福久拥有了双重身份——鞍山市检察院的调研室副主任，资本初兴时期的精明商人。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官场“怪物”，一边把事业做得惊天动地，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边把自己放纵得穷凶极恶，一边把自己装扮得美好无比；一边是圣女教徒，一边是险恶魔鬼……

　　其实，早在1990年前，他就借着略懂书画、古玩，往来于鞍山与北京之间，把鞍山收购的旧货古玩，偷偷地倒到北京潘家园去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潘家园永远无法破译的神秘传说。比方一张旧字画，在窃窃私语中，只卖了160元，谁知日后在拍卖会上，竟驴打滚般不断翻番，卖出了2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一个破蓝花小瓷碗，声称“元青花”，标价12万元，被买主用放大镜不知看了多少遍，好说歹说，花8万元买到手中，最后经鉴定，是一个连30元都不值的仿造品；还有一个破茶壶，摆在那里，受冷落一年多无人问津，后来竟黄袍加身，被一海外行家100万元买走。据说，这把壶原是明代皇室的藏品，后来散落民间……等等。他在倒弄中，虽然没有发大财，倒小有收获赢利颇丰，长了不少见识，开了不少眼。他体验了一种冒险的快感，这为他日后敢于铤而走险奠定了基础。1990年之后，国家经济提速的时代来临，他就像当年的那些最具胆略的投机者一样，自然不会放过那为数不多的几次发大财的机会。据林福久向专案组交代，在1988年至1993年5年间，他仅与香港商人经营钢材一项，就赚到700万元；1993年，他又依靠可以拿到认购证的便利条件，以及敏锐的嗅觉，购买20万股鞍山合成的企业原始股，一年后净赚230多万元。此后，他还大胆地从黑市买下10万股合成股票认购证，倒手炒卖之后赚了180多万元。

　　当他做完这一切，物质上极大丰富之时，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政治赌徒，精神支柱顿时坍塌了！

　　他觉得他那美好的理想，就像建立在那松散沙滩上的“美丽雕塑”，就像那虚无缥缈大海上的海市蜃楼，当那急风暴雨般的红色风暴刮过，当那无比美妙的大海雾气散尽，他的最大资本青春没有了。而他在那个年代培养出来的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退。而他面对的现实是：他所在的检察机关，是鞍山的特权机关；他的官衔也不高，但掌握着生杀大权；往往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许多利益便唾手可得，且没有成本，没有麻烦，没有后顾之忧……

　　“酷吏”在转型投机中诞生

　　现在新闻的时髦说法是：林福久的腐败生涯，从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又被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终结。换句话说，他的腐败生涯是进入司法队伍开始的，也是在司法队伍中终结的。

　　无疑，在林福久看来，要不断地谋取私利，就必须掌握权力，并逐步掌握更大的权力。因此，他对权力看得特别重，处心积虑地接触更高的权力。他也曾掩盖起不满，努力工作，提高素质；同时不断地展示自己的书画方面的才能。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他如果遇到影响他仕途发展的障碍，他如果通过主观努力无法扭转，无法打通，他都会强压怒火、忍辱负重，想方设法绕过去，重新延续他向上攀登的轨迹。

　　也许他早年攀登仕途备尝艰辛屡屡受挫，也许他攀登的过程中积压了太多愤怒的火焰，他人到中年得志后，把满腔的怒火，都流氓、霸道地发泄到无辜的受害者身上。这大概应验了那句老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然，他的流氓，他的霸道，他的吝啬，也使他获得了人人皆知的钢城“黑酷吏”的雅号。

　　当然，这时的林福久还没有忘乎所以。正是因为为人低调，1993年4月，林福久顺利地当上了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按照当时检察院的内部分工，检察院税检处拥有对涉嫌偷漏税企业的判定权和处罚权。因此，当上了税检处处长后，林福久有一种感觉，自己确实是权倾一方了。

　　以前，林福久曾多次出席过当地企业家举行的联谊宴会。然而，当他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后，便开始坐“冷板凳”了。林福久虽然也是一名检察官，但在企业家眼里，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如今不同了。上任不久，林福久出席了一次企业家举办的宴会。走进包间，当地名气最大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恭维地说道：“林处长，今后，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接着，大小富豪们争先恐后地向林福久敬酒。林福久感受了一种为官的乐趣。

　　手里有了权，林福久开始享用了。

　　在鞍山市检察院期间，林福久在举手投足之间，常常愿意以豪爽的“东北大汉”自诩，又愿意以个性张扬、不善掩饰的文人自居。

　　他的办公室不算大，里外套间。外间屋联翩站着一排书柜，书柜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国书法大全》肩挨肩，《中国税法》和《国画技论》身贴身，的确是一景。

　　因此，自打他在1993年被任命为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开始，在漫漫的10年间，这种双重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有关“林福久太黑”的议论，就早已在鞍山市众口相传，越来越响，早就不成其为秘密了。在鞍山市政府举行的行风大评比中，他担任领导的税侦分局在103个处级单位中，曾被评为倒数第一名。不过即使如此，林福久还是安枕无忧地享受了10年的特权生活。

　　1993年对于林福久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精明”地利用职务之便，还注意一些影响，有一些掩饰，让人们难以抓牢他的把柄；在那之后，他已经肆无忌惮地敢享受一言九鼎的乐趣，再也不愿意往自己头上套紧箍咒了，甚至不必节制对权力的使用。

　　事实上，林福久在担任税检处长之前，就已经攫取了2000万元横财。

　　是的，如果他没有升官，也许会像其他一些灰色小人物一样，利用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和制度的空隙，钻国家的空子而发大财，然后及早收手保住平安，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暗自庆幸、孤芳自赏。

　　然而，大概正是他这样的人也能升官，才使他更加有恃无恐地“官场寻租”，使他更能敏锐地寻找到可以利用职权的发财空隙。

　　他很快发现获得财富的空隙——当时税务检查还没有实行“两权分离”制度（即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属不同部门）。这意味着他在某种意义上执掌着企业的“生杀大权”。换句话说他既可以判定哪家企业违规，又可以决定对其如何罚款。无疑，这个空隙，使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当地的潜在的“官商交易”体系。大量企业均存在税务问题，又使他的权力，具备了无所不在的广泛力量。而改革初期正常经济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管理非常混乱，又导致了即便是没有问题的企业，也不得不臣服于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个容易导致腐败发生的体系中，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甘愿与不甘愿之分，但索贿者和行贿者，都难以避免地登台，扮演自己的角色。

　　还是1993年，经鞍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当时的队长邵正杰同意，林福久垄断了在交警支队车检科的检车线上为受检车辆安装汽车防盗报警器的生意。每安装一台防盗器就收取898元，每台净赚500多元。他有了这样的“名正言顺”的机会，有了领导授权的上方宝剑，岂能装聋作哑？岂能不大捞一把？于是，这笔持续一年多的生意，帮他赚到了50多万元。

　　邵正杰升任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后，2001年因涉嫌贪污、受贿受到纪委调查。奇怪的是，在司法部门严密关注下，他却在一个凌晨逃跑了，逃得无踪无影，至今仍被公安部门通缉。

　　事实的真相很容易发现，那就是林福久利用职权之便，参与各种生意，是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而公诉方用以起诉他的索贿、贪污事实，并非其主要财源。但是，他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金钱，在索贿的同时，他更要发泄昔日的郁闷，享受凌驾他人之上的快感。

　　为了追求这种快感，他从来不尊重他权钱交易的对手。他就像在部队时发号施令一样，要求对方只能执行命令。不通融，不谈判，不给对方留下思考的时间，每一句话都是指令。因为他发现这是掌握实权的小官们，最便捷、最省时、最减少麻烦、最讲效益的手段。

　　当然，这也成了被索贿者们对林福久的印象最深刻之处。无疑，他以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气势索要贿赂，对企业恩威并重，威过于恩，惟我独尊。这在许多企业经营者看来，早就超出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但是，他们又无能为力，只要林福久在国家权力机关管事，大家就只得忍气吞声。否则，就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曲继成说：“林福久这个人太恶劣，他太黑，不是一般的黑，是过分的黑。”

　　1994年9月，鞍山市银达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黄镇，曾经被林福久叫到检察院税检处的办公室。一进屋，林福久根本没打一点伏笔，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我看你的房子盖得挺好啊，给我弄几套行不行？”无疑，面对强权豪夺，黄镇像大多数后来被索贿的企业家一样，只能无奈地先答应着说：“那你什么时候看看房子吧。”

　　林福久根本没有耐心，因为耐心降低了索贿的效率。为此，他拿出早已写好房号的纸条说：“不用了，你照这个单子办。”

　　如果对方不屈服，他就会牢记在心，三天两头派人到企业找小脚，闹得你无法正常生产；如果你屈服了，那更麻烦，他会变本加厉对那些屈服于他的企业负责人，开口就骂，稍有不逊，就以罚款惩戒。

　　于是，林福久以这种“黑酷吏”的方式，非常迅速地向鞍山市第四建筑工程开发公司，索要了一套219平方米的房子，价值72万元；又以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换”到了银达房地产公司三套面积共255平方米、总价91万元的新房。

　　鞍山市银座集团的总经理王金昌，也曾深受林福久的讹诈之苦。1995年初，林福久看上了长城房屋开发公司的4套住房，他依靠自己算计精准的天赋，又联想到了银座集团。银座集团和长城房屋开发公司都涉嫌偷税，前者尚未受到林福久的查处，后者则已被查处。

　　于是，林福久采取了“隔山打虎”的策略，先找到已经臣服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在他的淫威之下，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只得乖乖地将4套总面积460多平方米的房子，标出76万元的超低价，“赔着笑脸”拱手相让；而银座集团本来就有问题，当林福久上门软硬兼施一恐吓，银座集团不得不以购买建筑材料的名义，开出4张转账支票，为林福久支付了房款。这样两家公司的损失加在一起，也正是林福久的所得——130多万元。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林福久把3套商品房转手后，又盯上了鞍山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推出的新楼盘，选中了这里的4套商品房。

　　据权威部门披露：当时，鞍山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因涉嫌偷税漏税，已经被林福久主持工作的税检处查处了。林福久选中了4套商品房后，又开列了一张清单，走进了长城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某的办公室。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当李老板看林福久虎视眈眈地来了，心里有点儿发毛。赶紧张罗着敬茶敬烟。林福久抽烟品茶，慢条斯理地问道：“房子不错呀，销售进度如何？”

　　李老板回答：“还行。”林福久点点头，说道：“是不错，如果我们检察机关不为你们保驾护航，不查办你们偷税漏税的问题，乖乖，你们今后还会捅更大的娄子！你说对不对？”

　　李老板哭笑不得地回答：“对，你说得对！”

　　这时，林福久才感到水到渠成，便从衣袋里掏出清单道：“你们的房子，我实地考察了，确实盖得不错。李老板，我想买你4套房子，你算算，能不能优惠一点。”

　　李老板按了一下计算器，很快显示4套商品房，建筑面积是460平方米，价值130万元人民币。林福久瞥了一眼计算器，脸顿时变了：“我说，你别对谁都黑呀？我说优惠一下嘛，你给我打个五折怎么样！”

　　李老板苦笑道：“林处长，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林福久大嘴一咧：“什么最低价？你唬谁呀？现在市场上什么不打折呀？这样吧，我也别为难你，咱们六折图个吉利，76万元。”

　　李老板岂敢得罪林福久？只好自认倒霉了。而林福久呢，虽然拥有2000万元家财，却舍不得往外掏一分钱。回到检察院税检处，林福久又开始琢磨让谁来给这4套商品房买单。想来想去，林福久想到了鞍山市银座集团。

　　据权威部门披露：当时，鞍山市银座集团也因涉嫌偷税漏税被群众举报了，案件查处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天后，林福久亲自出马，登门拜访了银座集团总经理王某。当然，对付这样有毛病的企业，林福久向来都是丝毫不客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王老板，你们偷税漏税的事，上边催得太紧了。有人想让银座集团破产。我知道办企业难，一直护着你们。”

　　王老板连连回答：“谢谢！谢谢！”

　　林福久马上问：“怎么谢？拿嘴呀？你还是老总呢？这么点事理都不懂？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今天我要是不帮你，咱公事公办，罚上个几百万，很正常呀！倒过来，今天我遇到了困难，你们拔几根牛毛帮我一把，你好我好，互相帮助，不是皆大欢喜吗？”说着，林福久从衣袋里掏出4套商品房，76万元的清单说：“你替我买单吧！”

　　王老板看着清单吓了一跳，急忙说道：“公司没有这么多现金呀！”

　　林福久胸有成竹有备而来：“要现金干啥？你开4张转账支票不就行了？”

　　王老板有些不情愿：“那资金用途一栏填什么？”林福久瞪了王老板一眼说：“你跟我装傻？这招还用教吗？资金用途你就写‘购买建筑材料’。”

　　王老板只好乖乖地照办了。

　　权力在欲望中失去制约

　　失去制约的权力，在林福久手中，变成了脱缰野马，任意驰骋，且一发而不可收。

　　1998年，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更名并改变隶属关系，正式成立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非常荒唐的是“酷吏”林福久，并没有因为贪赃枉法被查处，反而担任了要害部门——税侦分局局长。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监督制约的决定》，税务人员的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两权分离”，税侦分局不具备罚款权。但是，直到他被查处之前，林福久一直无法无天地坚持越权行事。

　　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神圣不可犯，税侦分局不仅敢于违法关押涉税人员，甚至还安装了一只特制的铁笼子。为了表示铁笼子不是摆设，鞍钢下属某厂厂长姜某，只因为与税务人员发生了争吵，就被林福久拿来“祭刀”了。

　　2000年4月，姜某被办案人员带回税侦分局后，因为与办案人员意见不一样，发生了争吵。林福久感到权威受到了挑战，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就把他像关动物一样，关进了狭窄的铁笼子，而且双手被吊铐在铁栏上，半站半坐地被吊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林福久还觉得不过瘾，又作出了进一步的举动，把姜某送进了拘留所。

　　第三天，姜某被放出来了，一想孙悟空还跳不出如来佛手心，自己的地盘在鞍山，今后还得与税侦分局打交道。于是，不得不违心地赔着笑脸请林福久吃饭。席间，他对林福久说：“林局长，你放我出来，我表示感谢，请你吃个饭。但是，你这么做是违法的，我要起诉你，我太憋屈了。”

　　林福久黑着脸说：“怎么，不服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不拘留你，你能认识我吗？”

　　事后，姜某左右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没有起诉林福久。但由此“认识”了林福久，试图与其建立“不打不成交”的关系。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恰恰为他日后的噩梦埋下伏笔。于是，他的厄运从他们认识那天开始，频频降临了。

　　果然没出10天，林福久便得寸进尺了。他先以“有个朋友要在鞍山办画展”为由，让姜某拿两万块钱去“买画”。姜某以为是林福久和好的信号，所以，他二话没说就把画买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林福久又以鞍山民政局开办养老院为名，让他“赞助一下”，帮着安装一个电动门。姜某吃一堑长一智，岂敢违命，又老老实实地花了两万多元钱，把电动门安好了。于是，他满心欢喜地给林福久打电话请功，谁知林福久在电话里，却对他破口大骂：“你他妈怎么把活干一半儿，扔一半儿？”

　　姜某被骂愣了，在相当长时间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林福久岂能一骂了之。为了惩罚他，又指令他在养老院的电动门上，安装一个直径12米的白钢球，用于大门的装饰美观。直到林福久案发后，伴随着他罪恶行径的新闻发布，姜某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养老院，实际上正是林福久自己的庄园，难怪，他那么精心修饰！

　　林福久对外一言九鼎，横行霸道；在税侦分局内部，为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他要求办案大队的所有人，不得受理案件，一切案件必须由办公室直接受理，随后由林福久一个人批案，再交给办案大队调查。案件怎么处理，也由他直接向办案人交代。

　　因为这样一来，通过查税罚款这块“肥肉”，税侦分局每年都能收缴到数百万元资金。上级有关部门只是简单规定要统一上缴财政，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具体上缴哪一级财政。因此，一些县、区财政局、乡镇财政所，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非常积极主动地与林福久挂钩，建立起非正常的转税关系。这无疑正对林福久胃口，因为他没有必要巧立名目了，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几十万至上百万元的税款，转请托单位入库上缴。而请托单位则以高达25%～45%的比例，给税侦分局回扣提成。

　　几年来，林福久仅此一项，就收到贿赂110多万元。

　　正是在这样权力不受制约、违规行为普遍的大背景下，林福久的个人语言，渐渐向流氓无赖们的“切口”靠拢。

　　在向私人承包的鞍钢矿山、奇选绿达选矿厂厂长刘影索要了10万元时，林福久采取了如此荒诞的说辞：“做生意的人不要太黑了，挣10万块钱，自己花2万就行了嘛，有钱应该想着朋友，大家花。”

　　林福久为了索贿受贿，常常还会捏造和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人。

　　2000年，林福久虽然与鞍山市合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殿斌不相识，但他却知道这个企业在鞍山很赢利。他先大造舆论，到处说贺殿斌自以为企业大，不知道天外有天，太傲气了，傲气得连地球都摆不下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欠收拾！

　　舆论造得贺殿斌心惊肉跳后，为了给贺殿斌留一点面子，他先礼后兵地对贺殿斌说：“老贺呀，我有个老姐姐下岗了，家里挺困难，去年进了一批苹果，到现在没卖出去，你帮我买点儿苹果吧。”

　　林福久没有姐姐，这个“老姐姐”，就是他林福久自己。无疑，这也是林福久发家致富的诀窍之一，那就是在不同的企业负责人面前，他会分别把自己的“要求”，委托给“一位没有人管的老干部”、“我的一个下岗朋友”以及“局里的一个困难警察”等等。

　　有了这样光明正大的借口，他索起贿来就理直气壮。当然，在这个人情味最浓的国度里，合成股份有限公司岂能跳出三界外，岂能不懂人情世故？最后推脱不过，也乖乖地买了8万块钱的苹果，解决了他“老姐姐”的困难。

　　在林福久索贿的字典里，任何积压的物资和废弃的东西，都成了他点石成金——索贿的魔杖。那些腐烂的水果、枯萎的鲜花，只要贴上林福久名字的标签，都成了“金果银花”、山珍海味；都会变成滚滚而来的钞票。这在鞍山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比方他以14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千山区唐家房镇一座价值280万元的恒温库。

　　林福久接连不费吹灰之力搞到了7套商品房，尝到甜头后，“捞房”便上瘾了。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1994年至1999年，林福久先后向鞍山市10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商品房10余套，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价值370万元人民币。此外，林福久还以“解决职工住房”和“解决领导住房”的名义，向鞍山的房地产公司索要20余套商品房。当然，在林福久看来，这20余套商品房是“合理合法所得”。为什么林福久认为这20余套商品房是“合理合法所得”呢？

　　据知情人透露：“林福久是个精明的人。向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这些商品房时，林福久的做法是‘以旧换新’、‘以小换大’、‘以次换好’。”一天，林福久走进一家房地产公司，要求用10平方米的破旧平房换一套105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商品房。开发商觉得太吃亏了，没满足林福久的要求。林福久冷笑了一声，说道：“你是不是想逼着我立案、查税？”话音刚落，开发商马上按照林福久的要求，乖乖地办理了过户手续。

　　在此后多年间，林福久继续利用查税职权，先后索要住房十余套。当然，他都会打出解决单位职工或领导住房的旗号，以关心单位和关心职工的名义索取。房子到手后，他就偷梁换柱，把其中少量住房，调换给下属或同事使用；其余大部分房产，除了给自己亲属居住以外，都被他转手倒卖掉。经他手索要、调换和倒卖的房产总计多达30多套。

　　显然，在检察院税检处工作时期，林福久的权力很少受到制约。

　　据林福久向鞍山市纪委交代，他主管税检处和税侦分局期间，所掌握的不构成犯罪嫌疑的企业涉税问题，有90%没有按规定移送税务机关处理。

　　1999年水果大丰收，果农们都在地窖囤积和储藏了大量水果。本来林福久买水果是想在春节前大捞一把，没有想到弄巧成拙，果农们也把宝押在了春节，结果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暴跌销售不利。到了2000年夏天，新鲜的水果下来了，而囤积的水果，多开始腐烂变质。林福久怕“钱”烂在自己手里，急得火燎蜂房，还好，他还是想出了一个“损招”——那就是给有钱的各家企业打电话，强迫对方来买水果。最后，其他水果贩子赔得跳了楼，而林福久不仅没有赔钱，反而赚了三四十万元。

　　再比方他建造的那个著名大花窖吧，有人说比鞍山市著名的“二·一九公园”的花窖还要大。“二·一九公园”对面有一家酒店，这个酒店老板又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开业那天，林福久找到老板王某：“兄弟，你公司开业了，大哥送你几盆鲜花吧。”随后，几盆鲜花被送到该公司门前。

　　王老板感觉林福久很赏脸，正琢磨着怎么想办法报答。没有想到几天后，林福久找上门来了：“兄弟，那几盆花得给钱啊。”

　　“多少？”王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不多，就10万元。”

　　“好……吧……”王某说他当时差点哭出声来。

　　一位知情者曾经给记者掐指算了一下，“在鞍山市的企业和酒店开业，差不多都得买林福久的鲜花。鲜花到了他手里，就会身价百倍，多则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少则也得几万元。”一位看守被查封的林福久建造的老年公寓的老先生也说：“老林的一盆花值10万元，你信不信？”

　　1997年7月，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涉嫌漏税100万元，林福久要对该公司处以最高金额——5倍即500万元的罚款。公司总经理曲继成害怕了，多次找林福久解释，说明这家国有企业出现的涉税问题，与市政府给予的某些政策尚未兑现有关，请他酌情处理。林福久说，行，你买些鲜花吧。

　　这样，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只得哑巴吃黄连，被迫花了18万元，买了总价值不超过2000元的4盆贵妃竹和4盆榕树。

　　此后每逢林福久要对外召开座谈会议，就指名邀请曲继成参加，让他称赞林福久领导下属如何“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服务”等等。“让我们唱赞歌的时候，心是哭的心，脸还得是笑的脸。”曲继成说，“那感觉就无法形容了。”当然，这也是许多被林福久坑害过的企业家的共同心声。

　　如今，那个遵命称赞林福久的“买鲜花楷模”的曲继成，已经不在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的办公室中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人员说：“公司现在要黄铺儿了，卖给私人了，每个工人都要面对残酷现实买断工龄。”

　　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公司已被鞍山市政府委托给拍卖公司拍卖。

　　林福久由于擅长书画，他的办公室里也摆满了琴棋书画，笔墨砚台。那无疑是他故作风雅、吹嘘自己才华的展示厅。不过，他不仅仅是展示，每天真是有事没事就挥毫演练。他的画作之多，书法之多，难免销售不畅。

　　他岂能甘心这些文雅的玩意儿受到冷落？于是，他采取与文雅截然不同的手段——野蛮推销。他经营的玉器、古玩，也常常被用做索贿的道具。

　　2002年1月底，刘某作为个体建筑公司总经理，为了给工人开工资过年，不得不低下头，向林福久借贷。林福久来者不拒，不过，他是以“我的朋友”的名义，发放了高利贷200万元的。但是，就在达成协议的200万元现金中，却作为贷款的条件——夹有15万元“很有收藏价值”的三幅画和一个檀香扇相抵。

　　通过违规经商和以权勒索，林福久积累了巨额钱财，以此为资本，大放高利贷，以钱生钱，这是林福久进行“可持续”敛财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保证其财富几何级数般增值的渠道。

　　2002年10月29日，刘某资金周转不开，未能如期还款。他找到林福久商议延期。林福久金口一张，提出再加60万元利息，可以再延期一年到2003年8月29日。这样，刘某最终还款360万元。

　　“他高息借给你钱，你不借肯定不行。”

　　“谁敢和他说个不字？他的权力大得很！他高息借给你钱，是看得起你，你不借？不给面子，肯定不行！”一位曾在鞍山市干得红红火火的某个体公司老板，就是因为得罪了林福久，最后不得不到外地另谋出路。

　　再把时间往前推，当年林福久在税检室当主任时，就曾经靠放高利贷发家。那时，他曾经办了一个鞍山市利达实业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则为“挂羊头卖狗肉”的陈某，他才是躲在幕后摇羽毛扇的老板。

　　1994年5月31日，利达公司作为甲方，某个体A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不平等”的借款协议书——乙方向甲方借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时间为10个月（1994年6月起至1995年4月止），每月付息5万元，每月1日至5日付息，超期一天罚款1万元；乙方用自己的宾馆、酒店、桑拿浴池作为抵押。到期不还款，甲方有权接管。当时乙方作为个体企业想发展，苦于银行歧视个体企业，到处借不到钱。于是，不得不低下头，承受高利贷的剥削。

　　1994年8月11日，A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不得不与利达公司又签订了同样的一份合同，利达公司再借给A公司100万元，也是每月付息5万元。

　　在这两份借款协议书上，林福久是作为中介人身份签字的。按照协议规定，A公司每月必须付清5万元的高额利息。当利息付到还差最后25万元时，因为A公司业务耽误了几天，林福久就迫不及待地指使几个人，持枪威胁A公司老板马上交款。1996年5月29日，林福久收到了A公司的25万元现金。

　　“我借款200万元，却还了320万元！”A公司老板告诉记者。

　　林福久曾经借给原百货大楼一位老板700万元，“仅一年时间，连本加利变成了1500万元！”

　　一位知情者说，“林福久还借给某厂厂长200万元，一年后得还他360万元。”

　　林福久究竟放了多少高利贷，现在已经无人能够说清。但是专案组仅从林福久的外甥王春江处，就搜查出大量借据，其中借贷款总计2100多万元，虽然都是以王春江名义借出的，但这些钱都归林福久所有。其中借款最多者累计达1500多万元。

　　从1993年至2003年间，林福久先后向他人发放高利贷累计高达3000多万元，利率从2分到5分不等，仅利息收益就高达1260多万元。

　　“林福久不仅放高利贷大发横财，他还强行交易巧取豪夺。小到一部手机，三折腾两折腾能挣15万元，大到把鞍山市的税收都弄没了！”一位市级领导曾无可奈何地扼腕叹息。

　　1996年，鞍山市某KTV公寓十分红火，有人出价193万元，准备收购该KTV公寓。林福久获知可以发一笔财后找到老板，硬要170万元买下。老板迫于其淫威，只好同意。结果，林福久只付了150万元。可半年后，林福久发了一笔小财后，又以不赢利为由，将公寓以原价150万元强行退回。

　　在林福久拥有的数套房屋中，有一户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地点在鞍山市铁东区财会培训中心附近，后来他让别人借助自己的势力，强行变卖，获取人民币60万元。

　　大约是1994年，林福久购买了一部号码为900028的手机，没用几天，就强行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老板。几天后又强行要回手机，然后以5万元的价格，再次卖给某证券公司经营部一位经理。没过几天还是以同样手段，以5万元强行卖给某集团董事长。一部手机在林福久手里，仅几天工夫，三折腾两折腾，随心所欲就能赚到15万元。

　　1998年六七月份，林福久与鞍山市碧湖园俱乐部（林福久的妻子在碧湖园任会计）合作，想收购鞍山第二制药厂，打算搞房地产开发，但制药厂厂长坚决不同意。很快，厂长就被抓了起来。厂长被放回来之后，制药厂已经被碧湖园收购了。

　　再让我们看看林福久最大的工程——“府福养老院”。这座养老院位于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镇，当地人通常称为“林家庄园”。养老院占地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建筑气派壮观，院内楼阁亭台，斗拱飞檐，小桥流水，别有洞天，一派精致小巧的苏州园林风格。养老院里有花窖、养鱼池、游泳池、单体别墅、主楼客房，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福利机构，事实上却是林福久的私有财产。养老院的合作公司，曾向林福久借贷累计1500多万元，经他们私下商定，借款产生的利息，就以合作公司的名义转为养老院投资。

　　2001年7月，林家庄园动工兴建。这个素有吝啬本性，每年过年时只给母亲100元钱和一双袜子的林福久，却在这一工程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林福久需要水泥，鞍山税侦分局的干警们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水泥建材生产企业的专项税务调查，在全市范围内打了一场“水泥战役”。

　　在这场大检查中，林福久派人从鞍钢水泥厂拉走混凝土1000余立方米，总价值近40万元，而林福久只付了10万元。厂长崔子君催要余款，林福久愤怒地质问说：“就那么一点混凝土，10万元还不够吗？”

　　金钱让林福久走上了不归路

　　养老院整个工程预算为1000万元到1200万元，而最终只花费了750余万元。案发后，有关部门对养老院的评估结果表明，养老院实际价值1300万元。而林福久的权力，仅在此处就兑现550万元。

　　在林福久的淫威下，鞍山市许多老板在鞍山无法生存，不得不含着眼泪背井离乡。这样的老板有多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统计。但是林福久的做法，确实使鞍山市的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几个知道的例子。比方那个被强迫花10万元买花的酒店老板，只身来到上海，开了同样一家饭店，还好，大上海张开了欢迎的臂膀，他现在生意十分火，可以说财源茂盛。“离开鞍山，省心了。”听说林福久东窗事发，这位先生笑了起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早晚的事儿。”

　　再比方原本在鞍山生意红火的一位个体老板，也因“受不了那份气”，于1997年离开了鞍山，到北京去闯荡。还好，首都北京不欺生，在北京仅几年时间，他的公司便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伪装在财色双恋中曝光

　　犯罪分子林福久及重婚小妾供词。

　　林福久曾大言不惭地说：好男占九妻。

　　林福久的小妾：他对我好对我妈好，对孩子好，对我家里人也好。我一直认为他对我最好。

　　犯罪分子林福久：自己从主观方面认准了，不管怎么，最后有儿子，一儿一女不挺好的吗？正好可心，一方面，我自己趁这么多家业，就这么想的。

　　是呀！在腐败分子的档案里：权力、金钱、美女，似乎在经常交叉联姻中，已经演变为一种“腐败铁三角”的替代符号，已经成为腐化堕落的陷阱，也成了他们无法逾越的怪圈。

　　林福久这个骨子里是农民的“凡夫俗子”，岂能跳出三界外？

　　林福久说过：“我的骨子里全都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林福久自问自答，“我认为：在外边，要活出质量让人羡慕，要顶天立地说一不二；在家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么多年来，没有儿子，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当然，他那拙劣蹩脚的“成功”，并不完全像所有新闻报道那样，靠政治流氓的蛮横霸道，靠权力寻租的冷若冰霜，靠行政命令的一言九鼎。其实，他也有“令人感动”、“令人佩服”的时候，也有“高大完美”、“神圣庄严”的形象，也有怜香惜玉、温柔多情的“举动”，甚至也有充满人格魅力的伪装……

　　否则，在他出事前，就不会骗过许多新闻人的慧眼。按古人的相书，把此公描写成文武双全的儒警，什么：虎背熊腰，豹头环眼，肤色黧黑，站在那儿块头十足，如同铁塔；走起路来虎虎生气，如同疾风；工作起来，如风扫残云，他坐镇指挥警车，命麾下闻警出动，侦查，破案，审讯，定夺，无往而不为；闲余时间，他气运丹田，舞文弄墨，挥洒丹青，颇得神韵，可谓写一手好字，画一笔好画，尤其是他的笔墨，大概以天地造化为师，天然自成一家，其山水画云雾空蒙，笔墨秀润，浓淡相间，富有节奏，浓破淡，干破湿，亦见章法。其竹子画得绝佳，难怪敢自称“竹王”……真是造物主的偏爱，把彪悍与俊秀，豪爽与涵养，武运与文气，都奇妙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因此，也有人把他捧上了天，称他成为警界儒将，孤胆英雄，福尔摩斯，甚至柯南道尔。

　　无疑，说心里话，他无论是自身形象，还是从被上级官员所注意到的角度，林福久都把“自我形象”掩饰得还不错。在工作单位，他大力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来掩盖自己的疯狂贪婪。他自打在检察院税检处当处长那天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廉政建设登记制度”，税侦分局办公室保存着一本《廉政登记簿》，专门用来记载林福久拒贿赂退礼金的廉政事迹。

　　据统计，多年来，林福久共上交的廉政金有100多万元。但是上缴的这些廉政金的去向，仍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牢牢地控制在林福久自己的手里，直至东窗事发。

　　税侦分局办公室主任介绍说：“从1997年5月到2001年5月，林福久共向我交了18笔廉政款，共计人民币437万元，还有一块价值126万元的雷达表和1万美金。后来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林福久从我手里要走，由他返给当事人。之后他再交给我一个条子（退钱证明），我这边账就平了。林福久给我条子时说，是当事人写的。”

　　林福久在案发前，除了在社会上一副流氓霸道的嘴脸外，在单位，在家庭中，他一直都是以正面人物身份出现的。他在同事和亲人眼中，不仅是一个廉政的楷模，更是一位生活作风严肃的好男人、好丈夫。

　　以至有些同事和亲人，还感到他对腐败行为疾恶如仇，对乱搞男女关系也是深恶痛绝，因为他曾多次在大小会上提醒大家：金钱面前不动摇，面对美女坐怀不乱。

　　其实，就在他叫得最欢的时候，他除了把原配妻子的孩子送到美国，已经又“左环右顾、拥香怜玉”，包揽了两个年轻美貌的“小媳妇”——一位是在天龙洗浴中心认识的陪舞女郭萍，一位是在酒桌上认识的大专毕业生、现在某广告公司当业务员的王歆。

　　那位叫王歆的女孩儿，在接受我的独家采访时流着眼泪说：“我是一个把女人的贞洁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女孩儿，然而，我却将它心甘情愿地献给了一个大贪官、大罪人，回想起来真是一场噩梦。”

　　当然，在王歆眼里，这一切源于林福久的人格魅力、相貌堂堂；源于林福久的儒雅温柔、体贴多情；源于林福久的真诚可靠、出手不凡。

　　换句话说，林福久只略施小计，欲擒故纵，就把她们乖乖地拿下了。并使她们心甘情愿为他做小妾、小姘，二奶、三奶；心甘情愿地为他生儿育女，心甘情愿地为他独守空房。

　　林福久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还是让我们听听王歆的叙述吧。

　　王歆当时只有23岁，刚刚到鞍山市一家广告公司当业务员。也许她冷手抓热馒头有些摸不着头脑，也许她初出茅庐有些急于想建功立业。一周后，当一位“好心”的老广告员李大姐，要带她参加一次权威人士安排好的聚会时，她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那是鞍山市最上档次的大酒店。晚上9点，她在一位穿旗袍的服务员的引导下，走进那间豪华包房。当李大姐把她介绍给那些官员时，她立刻感到被一群男人透视的目光包围了，那毫无掩饰的贪婪目光，就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瞅得她心里直发毛。相比之下，惟有那位姓林的似看非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使她微微感到一丝文明。

　　在4个多小时的推杯换盏、天南地北海聊之后，大家在散伙前都按惯例，相互留了通讯方式，仅此而已。尽管李姐特意把她领到姓林的面前暗示说：“林哥可是个好人，就爱帮助别人，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有啥事可千万不要客气。”

　　事后她才知道那顿饭是李姐买的单，一共花了近三千元。我的老天爷，她真敢破费！可李姐却对她说：“这你就不懂了，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不是担心拉不来广告吗？找他呀！”

　　那些日子，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去，还是不去？去，没那勇气，不去又不甘心。最后在单位三个月考验期，“按成绩录用”的催命时间逼近时，她不得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硬着头皮拨通了林福久的手机。还好，对方听出她的声音后，显得非常高兴地说：“晚上正好有点时间，我请你喝茶。”

　　那是一个挺有情调又挺安静的小茶楼，她没发现有其他人，像是专门接待他们两个人似的。尽管是二人世界，林福久一点不轻浮，笔挺的西装，坐得板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坐怀不乱的风度。

　　在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为人一定要走得正，行得正。钱是好东西，但一定要取之有道，违法的事坚决不能做。

　　这使她想求他拉点广告的事，话到嘴边了，嘴却张不开了。还好，临近分手时，他才话锋一转，非常幽默地告诉她：“谢谢你陪我这么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乐。我这个局长是公务员，是为大家办事的，其中就包括你王歆，要是信得着我，就不用跟我客气。人都有亲情，我是局长，可也是人嘛，愿意为你服务，真的，这不是酒话。我今天根本没喝酒，你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嘛，为你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嘛。”

　　当她三天后，借着这股热乎劲儿，闯上山门时，林福久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她。他果然没有食言，二话没说，就很爽快给她龙飞凤舞地写了两张条子。大意是：此人刚参加工作，没有经验，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她。

　　他那两张小纸条还真是管用，对方见了就像见了圣旨。无疑，她不仅拉来了一大笔广告，还得到挺大一笔提成款。

　　那笔广告成交后，她兴奋了好几天，也想了好几天，中心内容就是一个——怎样报答林福久？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按着惯例，把林福久约了出来。约会地点是一家挺温馨又挺有情调的那种用蜡烛照明的小包房。她记得她先举起酒杯，说了一些由衷感谢的话，随之将事先装好的五万元的红包，推到他面前，告诉他这是你应得的。

　　谁想，林福久不仅把钱又推过来，表情也顿时变得异常严肃：“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局长就是为大家办事的，谁让咱是共产党了？办了事就要回报，那还有什么人情亲情？”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击垮了！这番话太义正词严、太出乎她的预料了！那一刻，她似乎看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随之，一种从没有过的崇敬感油然而生。说心里话，她作为当代大学生，还是有能力分辨好人坏人的，凭她的姿色，傍个大款，靠上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不难。可是，她最后能毅然舍弃处了半年的帅哥男朋友，把林福久当成靠山，看的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朦胧胧的复杂感情。

　　那是1998年5月的一个春夜，她在一个酒店的包房里，把处女之身献给了林福久。一阵疯狂的风扫残云之后，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小声对她说：“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她把他揽在怀里，像哄孩子似的对他说：“别说傻话了，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一不在乎你能不能娶我，二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在乎你能对我真诚。”

　　打那以后，她就下决心不再接受林福久的任何帮助，更不接受他的钱和物，因为他已经为她付出挺多了，她没有再伸手的权利，只有回报的份儿——那就是她和林福久平均每个月，都能见上两次以上的面，平均一个月发生一次关系。而每发生一次关系，她的心就多一份渴望。

　　往后的日子里，她像一个偷东西的贼，一直生活在尴尬和喜悦交织的感情中。她为他怀过孕，有过将为人母的喜悦，她体验到了那种浑身懒洋洋，又时而要吐的感觉。她曾偷偷到医院检查：天呐！她怀孕了！当她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她的想法非常多，也非常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并想以此成为他合法妻子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她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他非常明确告诉她说：“我和妻子是不可能离婚的，起码在我当局长的时候不能。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可我是个头上戴着国徽的公安局长，不能不考虑影响。”

　　那一刻，她嘴上虽然说没什么，可心里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在打掉孩子那天晚上，她一个人非常失落，在屋里哭了很久。哭够了，又感到自己是自找没趣，只得自我安慰：人家啥时候答应要娶我啦？现在已经这样啦，就顺其自然吧！再说这更说明林福久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既然选择了他，就是选择了他的一切，就不要难为他啦！

　　然而，每当她小鸟归巢般地靠在他那坚实、有力的肩膀上，偎依在他那宽厚、温暖的怀抱里，顿时就会滋生几分安全感：她的委屈，她的苦恼，她的尴尬，她的彷徨，以及她那做贼般的感觉，都会消失得无踪无影。那一刻，她只有一个希望，也是非常可怜的希望，那就是林福久除了老妻，她是惟一的二奶……

　　然而，就这个简单、可怜的希望，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2003年4月，她听到一个令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林福久让纪委管起来了。她不信，可又不敢太张扬。在那些日子里，又怀孕五个月的她，别无选择，只得每天都为他祈祷，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一个月后，又传来了一个更让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检察院正在调查林福久包二奶的事呢，并要以重婚的罪名，追究两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那一刻，她终于知道了：她这个自认为跟林福久最“铁”的惟一二奶、惟一小妾、惟一的情人，其实完全是自作多情。林福久最“铁”的情人，原来就是有重婚责任的那个女人，此人是1995年林福久在歌舞厅认识的一个小姐，人家那才是“正宗的二奶”，有名分的小妾。林福久在鞍山、深圳都为她买了别墅，1997年，人家就为林福久生了儿子！难怪，她怀孕后想留下孩子，林福久义正词严。现在看来，她别说是小妾，就连三奶也够不上！她只是人家在怀孕生孩子期间一个无聊的玩物，一个廉价的替代品，她上当受骗了！

　　事实上，直至2003年5月，林福久被多次举报之后，他还相信自己根基牢靠、永不会跌倒——因为他坚信手中握有三张保命的牌：他迷信他手中无所不能的权力以及能使鬼推磨的金钱，因为这是他50多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他坚信只要一手握权，一手拿钱，交替使用，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就没有化解不了的问题；他还迷信他那多年经营、编织起来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网，因为在他网中的人物，都与他一样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当然，他更迷信还是那稳固、可靠的大后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因为他们是他腐败的直接参与者、财产的忠实守护者。他们最知情，最了解内幕，只要他们不反水，他就有了最后摊牌的资本与底线，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起死回生。

　　结果，他不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在他生命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竟连续干了三件愚蠢透顶的事，用他自己手中的“矛”，攻破了他手中那三张王牌的“盾”。

　　第一件，当时中纪委接到无数举报信，已经要求辽宁省和鞍山市两级纪委，认真查处相关事实，并等待报告；可偏偏在此时，林福久自己把软肋暴露出来，自己往枪口上撞。

　　说起来很有趣，那是2002年初，他被调整到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当局长，突然失去了税侦分局炙手可热的权力。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有些失落，也感到了官场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预测、变幻无常。于是，他不得不为日后的生计作铺垫——那就是决定从名义为法定代表人的外甥王春江手中，收回府福养老院。

　　2003年3月，林福久耗费了不少心血，动用了权力，经过三变两变，终于把“府福养老院”的所有资产收归己有。事实证明，这个明目张胆的举动，成了专案组调查取证的突破口、导火索。

　　你们想想，那么一座明晃晃的，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特大豪华庄园，本来就招惹是非，他还敢顶风把它变成法律文书，牢牢地收在自己皮包里，岂不是犯了政府官员的大忌？岂不是成为查处他的突破口？他那家长式、恶霸式、强盗式的掠夺，岂能不引发众怒，通过举报火速送到中纪委？加速中纪委办案的决心。

　　2003年5月26日，鞍山市纪委领导找来林福久，让他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市纪委主要领导“请君入瓮”，每位干部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特殊“待遇”，无疑等于是给干部的最后通牒、也是最后的机会，应该非常珍惜。谁知，这时的林福久利令智昏，不知是迷信自己的权力金钱，还是迷信自己的关系网。第二天上午，林福久将书面说明直接送到了鞍山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庆岩的办公室。他还是执迷不悟，抱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顽固态度，把自己的问题推得一干二净，放弃了主动坦白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2点，张庆岩召集书记办公会，研究部署查案工作。由于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张庆岩书记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先期的调查要低调快速稳妥，如取得突破，“市纪委将马上采取相应措施”。

　　纪委选择的突破口，正是那座被称为“林家庄园”的“府福养老院”。因为对于案情来说，如果这一资讯确定，那无疑是最直接的突破口。5月28日，鞍山市纪委派人前往养老院调查。当天即初步查明，这座养老院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手续，而且所投入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尽管明面上养老院的法定代表人是林福久的外甥王春江。

　　当天晚上，办案人员火速查找王春江未果。5月29日，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王春江到案。办案人员几乎不需要王春江供认什么，在他的汽车里就找到了再明显不过的证据。

　　在王春江的车上，办案人员搜查出两个密封的材料袋。一个袋里装的是以王春江的名义向他人私放高利贷总计高达2100多万元的借据。另一个袋里便是“铁证”——林福久与王春江签订的协议书：府福养老院所有资产归林福久所有。

　　事关重大，鞍山市纪委连夜分别向鞍山市委书记李英杰和辽宁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唯众汇报。晚上9点30分，鞍山市纪委决定对林福久采取“双规”措施。次日凌晨1点30分，鞍山市纪委办案人员找到了林福久的家，把他堵在被窝里：“林福久，市纪委决定对你实施‘双规谈话措施’，请你跟我们走吧。”临行前，林福久虽然很紧张，还是没有忘记把廉政记录本揣在兜里。

　　到了纪委会议室，本来应该态度端正，老老实实。他却先发制人地将廉政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放，反客为主地为自己一条一条地评功摆好起来：“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敬业和自律。1994年，从我当上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的那天起，就在我管辖的部门建立了一整套的‘廉政建设登记制度’，出任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后，我特意设立了廉政记录本，请领导同志看一看……”

　　说罢，林福久又煞有介事地向调查组成员介绍自己的“廉政事迹”：“1997年5月到2001年5月，我一共上交了18笔廉政款，共计人民币427000元，还有一块价值12600元人民币的雷达表，此外，还有1万美金。”

　　林福久刚说完，调查组一位成员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账面上应该有5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现在存放在哪里了？”林福久滴水不漏：“都退给当事人了。你们看，这个廉政记录本上还有当事人写的回款收据。”

　　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语重心长道：“组织上收到了许多举报信，我们应该给举报人一个明确的说法。林福久同志，你应该清楚，组织上今天找你谈话，是关心、是爱护，也是对你的挽救。希望你端正态度，珍惜这次机会。”

　　林福久顿时提高了八度声调，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说：“我是什么人？组织上应该最清楚，面对打击报复，我只有一句话，问心无愧。”面对态度蛮横的林福久，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说道：“这样吧，你先回去，冷静冷静，明天你给组织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也好有个交代呀。”

　　林福久离开小会议室时，已经是将近下午5点钟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顿觉脖子后冒凉气。凭直觉感到事情不妙。于是，他立即把大哥林福昌叫到了办公室说：“今天市纪委找我谈话了，你赶紧准备一下，你弟妹和侄女早就安排好了，在国外没有什么危险，郭萍在深圳，也不会出大问题，你必要时到大连躲一躲，记住：一定要带着王歆。”林福昌问道：“带她干什么？”林福久回答：“让她留在鞍山，早晚是祸害。”

　　林福昌点点头走了。林福久下意识地拉开抽屉，突然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缉拿邵正杰的通缉令。望着这张通缉令，他眼睛像触了火，心头猛地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逃离鞍山。

　　亲人在醒悟中纷纷叛离

　　他在部队与司法机关多年的生活，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一旦萌生了想法，便立即去实施。于是，林福久6时许走出办公室，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联系，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就直奔沈阳。

　　他在出租汽车里与司机闲聊时，听说距沈阳不足50公里的某镇，有一个百里闻名的“算命大师”。他立即就像许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政客一样，让司机把他先送到那里。他那神态，无疑像一只被追赶得顾头不顾腚的野鸡，诚惶诚恐，一头扎到那间普通的民房，恳请算命先生给占卜吉凶，指点迷津。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已经跑了出来，本来也可以跑掉。结果他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头脑发昏，听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鬼话。他如果不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鬼话，也许至今仍然像被通缉的前上司邵正杰一样、在法网外亡命天涯。

　　“算命大师”本来就是靠察言观色、靠嘴皮子吃饭的。他一看林福久仪表堂堂，神色惶恐，便胸有成竹地故作神仙状，摇晃着脑袋问：“先生，求什么呀？是求官问路？还是寻机发财呀？”

　　林福久习惯了说上句，张口就把话兑回去：“我说了，还用你算吗？”

　　“算命大师”尽管已经看透了他的心理，还是点点头说：“此言极是，贵人话语迟，来，男左女右，请先生把左手亮出来。”林福久乖乖地将左手平放在桌子上。

　　“算命先生”扳着林福久肥厚绵软的手说：“男人手如绵，身边多闲钱；女流手如姜，财帛满仓箱。瞧瞧你的手相，先生是大富大贵之人哪！好，您五指并拢，请告知生辰八字！”

　　“算命先生”听完生辰八字，又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林福久的掌纹，便说：“先生，按照卦书上说，人生的命运与掌纹的三大纹路息息相关。我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先生的十字纹、星纹和岛纹，可以断言，你今年53岁，命中注定有一劫！”

　　林福久顿时一惊，失态地手一哆嗦，顾不得端架子了，急忙问：“何为一劫？那你看我是出去躲一躲好呢，还是……”

　　“算命先生”得意地笑了：“我再仔细看一看。”他扳起林福久的手腕子：“不过现在问题不大。你看你这条‘事业线’，清晰而富有活力，尽管现在‘劫’已经来了，躲不是上策，躲也躲不掉，弄不好还会躲出车祸！不过，你别害怕，这是虚惊一场，3个月后，自然会云开日出，烟消雾散……”

　　不知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他恶贯满盈、在劫难逃，连靠骗人挣钱混饭吃的算命先生都忽悠他。看来，他注定难逃法网了。

　　离开了“算命先生”，司机问道：“灵吗？”林福久回答：“灵！不去沈阳了，返回鞍山。”夜里10点钟，林福久回到了家。

　　2003年5月27日，星期二。联合调查组在鞍山市纪委小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针对林福久的态度，考虑到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和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会议决定：“尽快查清‘府福养老院’的资金来源，如有证据证明该养老院，属于林福久个人独资兴建的，就对他采取措施。”

　　这时，林福久最后一道屏障，最信赖的坚硬底牌出麻烦了。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麻烦出在他那日深年久的吝啬上。

　　早在1999年4月，林福久父亲病危时，林福久就怕自己的财产被隐藏在父亲名头下，父亲死后被别的亲人瓜分。他相信这是天赐良机——使这份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良机。

　　于是，他便替早年务农为生、没有任何财富记录的父亲，草拟了一份遗嘱。然后，不管父亲身体衰弱到什么程度，硬逼着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在病床上抄写：“……吾于1982年退休，身体健康，时逢党的开放政策，不甘寂寞，由三子资助经营至今十余载，积攒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美金肆百（经查实”百“系笔误，应为”拾“）万美元，今老朽年迈不能经营，特立遗嘱，上述资金全部由三子林福久支配，以示子孙。”

　　林福久的哥哥林福昌，作为他的“财务总管”，一向听从他的指使，但这一次拒绝在父亲的“遗嘱”上签字，因为他实在难以相信父亲会有那么多钱。

　　是的，林福昌知道弟弟非常有钱，但并不知道这些钱来自何处，又是怎样到弟弟手上的。

　　这些年来，林福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设计掩藏财富的绝妙办法，他守财不露的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钱，包括对家里人也是如此。

　　据办案人员介绍，林福久对自己很苛刻，每天都穿一身警服，几十元一双的皮鞋，平时衣食住行从不显山露水，就连理发也从来不到大的、有名的理发店。而对外更是苛刻，比方在饭店就餐时，如遇到认识的企业经营者，林福久必然强迫对方为自己买单；比方在其住宅的院里收楼道卫生费，他就是不交。以至惹得收费老太太气愤地说：“这个‘林大眼珠子’太不像话了，那么大的干部，那么有钱，连卫生费也不交，太不是东西了！还威胁我老太太，说再管他要，他就要查我儿子的生意。”

　　林福久对自己、对社会苛刻，这都还好理解，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官，必须要伪装。可他拥有几千万财富，对家人还极为吝啬，就难叫人理解了。比方他大哥林福昌，是他最信任的人，从警察岗位上退下来后，给他当了近十年的管家和司机，多年来替他东奔西走管理偌大的存款，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可谁也想不到，林福久一年只给他2000块钱“辛苦费”。而每次到银行取存款利息，凡是20块钱以上的零钱，林福久全都拿走，只把十块八块零角分钱留给林福昌，还会用略带施舍的口气说：“这钱你拿着不是挺好嘛，有零钱花了。”

　　这还不算，当林福昌的儿子，向叔叔林福久借钱做生意时，林福久要求林福昌签字担保，并要求侄子必须付3分利息，过年过节还得拿1万元上贡。林福昌的女儿没有工作，向林福久借了5万块钱，到农村养羊维持生活。林福久还是让大哥做担保，之后又紧紧追讨了一年。侄女无奈之下，只得把城里的房子卖掉还了叔叔的债，到农村盖了一栋小房子居住。甚至，林福久对生他、养他、宠他、惯他的母亲，也非常苛刻。就连他母亲每年过生日，林福久的寿礼，也总是一成不变地只给一百元钱和一双袜子。

　　林福久的亲人们看不下去了，曾纷纷劝大哥“别给老三干了”！但林福昌还怀有一丝亲情，他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还相信总有一天，弟弟能报答他。于是，他坚持帮助弟弟，多年来一直是林福久最忠实的老管家和老仆人：为其看管钱财，兼任其情妇的司机，为其看房子，收拾卫生，养花种草，什么活都干。

　　据林福昌说，在案发之前，他也一直对手中存的巨款感到心惊肉跳，不知道弟弟这些钱从哪儿来的。也曾问过他：是不是贪污受贿的钱？足足问了五六遍。他信誓旦旦地说，哥你放心，我决不干这傻事。我做这个工作，我懂法我也明白法，我能干这事吗？林福昌说，你要是贪污受贿，我可不能给你跑这个事，那可是要蹲大狱的事啊！林福久说，这个钱是借香港人波士的，以后得还人家。

　　可是伴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笔巨款始终留在林福久手中。林福昌心存疑虑，又一次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把钱还给香港的波士？

　　“香港波士掉海里死了。”林福久拙劣地编造着借口。

　　大哥林福昌曾是警察，法制观念还是有的。他尽管不相信弟弟的假话鬼话，但他手中又没有什么证据说服弟弟，只得把这件事压下来。然而，当林福昌得知林福久的姘头郭萍，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时，林福昌火了，他找到了林福久，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好糊涂呀！你这样做可是犯法的，弄不好断送了你的政治前途。我给你提几个问题：一、你有妻子和女儿，她们知道了，会饶你吗？二、你现在是往50岁奔的人了，儿子长到20岁，你已经快70岁了，要儿子有啥用？三、现在反腐败的风声这么紧，许多大贪官，都是因为男女关系和作风问题，滚鞍落马、阴沟里翻船，你就不怕出事吗？出了事就麻烦大了。”林福昌的这番话，自以为高明的林福久岂能听进去，他摆摆手，不耐烦地说：“哥哥，你就别添乱了，我不会出事的，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不会像暴发户一样胡来的。”

　　2003年5月，林福久的另一个重要知情亲人，外甥王春江被纪委找去谈话，迟迟未归，引起了林福久的警觉。29日晚，当市纪委研究“双规”林福久的具体行动方案时，林福久也在进行安排，他找到大哥林福昌，要他准备出去躲躲。林福久被“双规”当晚，其妻惊慌失措，马上给林福昌打电话：“大哥，刚才福久被市纪委带走了，你赶紧跑吧！”69岁的林福昌立即驾车出城，星夜逃往大连。

　　就在林福久危机四伏时，这个吝啬的家伙，为哥哥提供的“逃跑路费”只有1000元钱，后来在大连只好住小招待所心惊肉跳地度日……

　　难怪林福昌到案之后，像其他亲人一样竹筒倒豆子，很快就把自己掌握的林福久的问题，全部交代了出来。继而，他又领着办案人员找到了林福久存钱的保险柜，保险柜中有98张定期存单，满满装了一个提包，合计人民币719万元，美元67万元，港币26万元。林福昌还把逃走前，交给儿子保管的现金237万元，全部交给专案组。现金合计人民币超过1500万元。

　　俗语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林福久什么草都吃。由于他对家人的吝啬不仁，他自私到连家里人都不信任了！岂能怪亲人们手下无情。

　　也许是因果报应，也许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林福久问题暴露后，亲人们大义灭亲，纷纷揭竿而起，纷纷检举揭发。

　　由于林福久亲属配合、帮助专案组寻找赃款赃物，专案组很快就掌握了他涉嫌违法犯罪的主要事实证据。其实，他利用职权疯狂敛财的行为，不仅在鞍山市企业界早已民怨沸腾，在他家里也后院起火。查处林福久之举深得民心。

　　2003年6月18日，在林福久被“双规”后的20天，林福久不停地嚷“我要见纪委领导”。办案人员与他第一次正面接触，专案组选调纪检委、反贪局的精兵强将组成谈话组，精心设计了谈话方案，十台电脑同时开机做笔录。

　　林福久强作镇静，比比划划地自我表白。同时他也在试探办案人员的虚实。但是办案人员的沉稳表现，非常了解底细的问话，令林福久备感压力，感到害怕，他明白他那坚如磐石的屏障，最可靠的后院起火了……

　　第二天，林福久就主动放弃了“抵抗”，开始妥协。正式谈话三天后，林福久交代了20个问题，涉及违法乱纪金额100多万元。同时，专案组调遣市纪委、检察院14名办案人员组成三个办案小组，针对林福久交代出的问题，进行外部核查取证。

　　在谈话间歇，林福久感到危机真来了，他回到屋里休息，一遍遍嘀咕：“这百十来万，够判10年的了。”

　　此后，随着林福久又陆续交代出其他重大问题，他自己为自己量刑：“这回够判无期的了。”

　　调查组最终核实：林福久名下的个人资产总计超过了5000万元。如果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计算，林福久在鞍山市检察院和公安局任处长、局长的10年时间里，每年敛财500万元。也就是说，他的非法收入平均每天超过1万元。

　　随之，办案人员又从山东起获了林福久的玉器，动用了两个集装箱才得以运回鞍山。办案人员清点整理和搬运这些物品用了整整8天时间。

　　在专案组的强大攻势下，林福久就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很快就把手中捏的那“三张保命王牌”出完了。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他栽在自己的自信上，他栽在自己的吝啬上，他栽在自己的迷信上。他自掘坟墓。他输了，他输得“太惨”了！远的不说，沈阳慕马大案中的两个主角慕绥新和马向东，尽管在社会上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最亲的人还表现出了亲情。慕绥新在最后岁月里众叛亲离，起码还有平晓芳那柔弱的肩膀、温柔的港湾可以依靠；马向东胡作非为，万人怒骂，做了许多对不起妻子儿女的事，起码还有妻子章亚非，在狱外为他上窜下跳，奔走呼喊，全心营救。可林福久什么也没有了，昔日欣赏他的上级都不敢靠前了，他轻视的老百姓咒骂他，他勒索的企业家们纷纷揭竿而起。最后就连亲人们，不仅不保护他，不仅不保持沉默，还都积极地检举揭发，主动地带领专案组，去起获赃款赃物。那一刻，林福久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拔光羽毛的鸟，身上什么也没有了。尽管被关在屋子里，已经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浑身瑟瑟发抖。他的内心已经崩溃了，被关押22天后，就退到最后的底线——走坦白从宽之路，交代了许多专案组没掌握的情况，争取保住生命。连他的律师都不止一次地对记者强调：法律应该有严肃性，林福久都坦白了，坦白了专案组许多没掌握的罪行，就应该从宽处理，要不然谁还坦白呢？为此，2003年5月27日一审判决林福久死刑后，他表示继续上诉，那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想保住生命。难怪，这个知法犯法者在公判会上，还荒唐地大声喊道：“我冤枉，我都已经交代了为什么还判我死刑？”

　　谁该为富豪警察的孤魂“买单”

　　今年54岁的林福久，从1993年4月开始，历任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税务检察处处长、鞍山市税警机构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和鞍山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局长等职务。在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林福久被指控犯有受贿、贪污和重婚3项罪名，其中受贿事实47项、贪污事实3项。由于指控事实很多，公诉人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读完起诉书。

　　2004年5月27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林福久受贿、贪污、重婚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数罪并罚，判处林福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其犯罪所得704万余元。一审宣判后，林福久要求上诉。

　　2004年7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依法对林福久受贿、贪污、重婚上诉案公开宣判：驳回林福久上诉，维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2004年12月24日上午9时，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对犯有受贿、贪污和重婚罪的鞍山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原局长林福久执行死刑的刑事裁定和执行死刑命令。公判大会结束后，林福久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媒体公布了“林福久案”一审和二审的消息后，情妇王歆精神失常了。她经常疯疯癫癫地说：“林福久可把我坑了，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最爱的女人，原来跟他一起犯重婚罪的不是我呀！”

　　而这位如此身价的警察，在中国警界恐怕无人能比。他因为拥有不法来源巨额财富，被讥讽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大款警察、富翁警察、霸王警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全中国都关注的人物，离开人间时是悄悄地走的，没有一点声响，他是被执行注射死刑走的！走得连新闻媒体都感到太迅速了，纷纷惊呼：他咋这么走了！岂能一死了之？

　　综观他的人生，他生于农村，深受传统教育影响，骨子里就要出人头地，就要拿钱比别人多，就要位置比别人高，就要好汉占九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到了。然而，成也萧何、毁也萧何。他毁于贪官的流行病——贪财贪色，成为这一流行病的又一“牺牲品”。

　　2005年1月10日，他所在家乡的一张报纸，以“中国第一大款警察赃物筹拍”为题，低调报道了此消息，并声称：“铁笼”内陈列的2000余件物品，将变成资金上缴国库。于是，林福久的名字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使人们那还没有平静的心，再一次掀起狂涛。我想吸引人们眼球的，不仅仅是那些珠宝玉器，而更多的是深深的思索。

　　该报道称，这些物品是“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所得赃物，鞍山市恒托拍卖行将对其进行公开拍卖。这是辽宁省继“慕马案”赃物拍卖后，第二次大规模公开拍卖罚没物品。林福久确实有附庸风雅的癖好，正是因为这样，这里每一件玉器、瓷器、字画、名表、象牙雕等背后，都可能有一个或惊人、或动人的故事。无疑，这里每一件古玩都渗透与耗费着他那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心血与智慧。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些心爱之物却成为他作为中国警界最大腐败分子的有力罪证。

　　据说为陈列这些赃物，从2003年秋开始，有关部门已经在鞍山市辽南古玩市场建造“铁笼”。

　　鞍山市辽南古玩市场位于鞍山闹市区。该市场二楼有一块铁丝网焊成的“特殊领地”。这里便是被新闻媒体称成陈列林福久赃物的仓库“铁笼”。仓库戒备森严，大门锁着三道大锁，“闲人免进”四个大字，在公安战士四周守护下，显得格外醒目。据说从仓库建成时起，相关部门开始往里面运送各种赃物，这个运输的过程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2004年春节才基本全部入库。

　　“很多瓷器、玉器都易碎，运输不是很方便，而大的玉器搬运起来更为困难，要好几个人一点点挪才能放进去。”古玩市场内一位业主见证了整个搬运过程。

　　因为无法靠近，只得从铁丝网向里望，场景惊人地壮观：近300米的大厅内，各种古玩玉器、没有开封的书画、瓷器、象牙雕等，可谓琳琅满目夺人心魂。物品陈列非常有序，在仓库的左侧，陈列架上摆满了古玩玉器，中间摆放着的全是巨大的玉雕，正对着大门醒目的“一帆风顺”玉雕足有两米长……一位玉器店老板说，这些玉器价值千万，许多老玉价值连城。而据专业人员保守估计：仅古玩珠宝足可以开18家古玩店。

　　“一个人能有这么多东西？那房子得多大啊！不可能。”

　　“他弄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啊，往哪摆啊。”古玩市场内的顾客看到这些赃物时，都不敢相信这竟是一个人的赃物。

　　此次公开拍卖的赃物中，主要包括玉器、瓷器、象牙雕、字画等几大类，共有2000余件物品。据介绍，其中瓷器、玉器较多，字画类物品所占比例较小，除了有当代画家范曾的人物画作品外，还包含了林福久本人的绘画作品。

　　“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10年来聚敛钱财5000余万元，日均捞进一万多，巧取豪夺，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其斑斑劣迹无情地亵渎了“人民警察”的崇高名誉，足以让中国的执法战线蒙羞，是执法队伍的奇耻大辱！

　　林福久案极大地震惊了中国的老百姓，也为公安队伍出现如此败类感到酸楚和茫然。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成就了大款警察？是谁慷慨地给了大款警察生存空间？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这么大经济损失，究竟谁该为林福久案买单？

　　这已经不仅仅是司法机关无法破译的疑问，也是新闻媒体极其关注的话题。

　　记者从鞍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1998年，林福久之所以能当上税侦分局局长，是因为“一直有人在背后帮他”。当时大家都反对林福久当税侦分局局长，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还是被宣布出任税侦分局局长”。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当时打算让林福久到内保分局，可有人打电话不同意！”如果没人在背后支撑，他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地步吗？难道他是游离于整个公安队伍之外的“独行侠”？是谁使他“带病”一路飙升？又是谁为他的腐败大开绿灯？

　　林福久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恶棍、强盗，却能在鞍山这块地盘上，长期占据着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公安局内保分局局长这些要害部门的要害岗位，这该是谁的责任？这不等于把硕鼠放进了米仓，把强盗迎入了银行吗？

　　在2000年政府机关103个处级行风评比时，他任局长的税侦分局全市倒数第一，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领导干部，没有不对林福久有意见的。“可他为什么依然能够稳坐泰山呢”？一个普通警察“如果没人在背后支撑，他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地步吗”？

　　可怕的事实是，这些不仅没有给林福久带来丝毫“麻烦”，他还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有魄力的好干部？

　　公安历来是双重领导，对林福久这种坏人的任用，有关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是无意失察？还是故意放纵？当初提议和拍板重用林福久的人，如今要负什么责任？总不能让那些本该选贤任能、造福社会的人，却滥用职权、重用作奸犯科之徒，而不付出必要的代价。

　　林福久在鞍山市横行数年，恶贯满盈，臭名昭著，怨声载道。“林福久太黑”、“林福久是酷吏”、“是霸王警察”、“富豪警察”、“流氓警察”，在鞍山市几乎路人皆知，到处疯传，民众早就多有揭发举报。有关部门为何充耳不闻、不及时作为？是麻木不仁、渎职，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据新华社消息，此案由于中纪委的直接介入，才势如破竹、真相大白。这又是为什么？按我国行政序列级别论，鞍山是地级市，该市的公安局是副市级或县处级而已，而公安分局的局长，按常理则是名副其实的科级干部。以上推测倘若成立的话，林福久官位再大，充其量不过一个副处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副七品芝麻官”，一个小小的“腐败麻雀”，竟有劳中纪委的“大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是否因为涉罪案值巨大？还是关系网错综复杂？如果中纪委没有插手，或者说至今仍袖手旁观，那么林福久会怎么样？能不能依然逍遥法外？对此，当地有关方面要负什么责任？

　　还有一个现象在这起案件中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当地有关单位，一直对新闻媒体封锁消息。是的！清水衙门出了一个“富和尚”！鞍山的法律部门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贪官！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理解鞍山的纪检司法人员，都有强烈的荣辱感，家丑不愿意外扬。鉴于案情重大，牵扯面太宽，怕案情传到社会上去，会影响正常办案；每位专案人员都有很强责任感，有严明的纪律，怕新闻媒体惹是生非，帮倒忙，一直守口如瓶。反正整个案件在爆发那一天起，一直是在严格保密、严格纪律的状态里进行的。直至今天被告人的律师，还不愿意提供判决书。其高度保密的程度就可见一斑。

　　还好，我们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千方百计把案件的进程，尽快地报道出去。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近万条消息，在各大网站也贴出了几千条新闻。无疑，这些对案件的进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为此，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新闻单位没有声音，网上没有消息，那么，这个案件能不能这么快结案呢？

　　林福久本该是人民的卫士，正义的化身，却异化为明火执仗的强盗，其种种方便条件和宽松的环境，是谁提供的？我们不能因为林福久被绳之以法，就淡化和模糊了有关人员的责任。

　　在我们侦破的所有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林福久案却很神奇地成为孤立的惟一。难道这正常么？这可能么？总之，应当有人为林福久案“买单”，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绳之以法。我想总不该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独角戏吧！

　　副部长走向被告席

　　海剑

　　李纪周案发时近58岁，是副总监级警衔的高级警官，同一级别的警官全国仅10人左右，相当于军队的中将级军衔。他被定罪，成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定罪的最高级别执法人员及纪律部队官员。李纪周案件，被誉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纪委和监察部在通报李纪周案件时，还透露了李纪周为赖昌星干的其他事，诸如：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指示福建公安部门要为远华走私的汽车上牌照等等。据称，李纪周在回答有关方面询问赖昌星所给的钱是否属于贿赂的时候，显得很无奈，几次说的都一样：“按照中国法律，算吧。”

　　李纪周当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时候，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是当时中国警察中局长的最高标准。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一千元左右。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又涨了三四百元人民币。

　　就这样的收入标准，李纪周却拥有至少数百万的财富。他的妻子的工资比他还低，李纪周的财富从何而来？

　　方工为首的专案组揭开了这个谜底：李纪周把他的“乌纱帽”——他的警衔当做挣钱的工具，把执法权力作为“寻租”的筹码。

　　李纪周案的公正审理，揭开了中国打击司法腐败史上的重要一页。方工和他的战友们以出色的公诉向世人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2000年8月初的北京，热浪还在肆虐，酷暑还在抖着余威。

　　8月9日，举国关注的成克杰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即判处成克杰死刑），看到裁定书，作为成克杰案第一公诉人的方工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当然，他松口气的感觉和表现纯粹是朴素的“相对论”。他不抽烟，不可能“一壶酽茶一包烟、吞云吐雾赛神仙、优哉游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会一张报纸一杯水安安稳稳坐够半小时。不是因为他缺乏坐功，事儿太多，仅仅日常的听取案件汇报、阅批案件就够他忙活的，何况众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动、细致，为人随和、热情。

　　8月10日，方工并没有休息。像往常一样，桌上排着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显凌乱。他翻看着、记录着、批写着。虽然他常教育属下案件不分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前些时办成克杰案时那么大压力，那么沉重的受挤压的感觉。释去重负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丝丝凉意。

　　电话响了：“方工，我是老叶。下午一同到高检开会。1点钟走。”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上诗说话历来简明扼要。

　　这个很平常的电话却让方工隐隐有了一种大案又到的预感：分院副职一般不会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自己一直主管办案、直接办案，去高检开会当然与办案有关；以往所办的大案，都是在高检检委会上接受的任务。今天去开会，没准儿又有案子交办，有案子还小得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室。

　　下午1时，叶上诗、方工和市院副检察长刘漳南准时到来时，高检院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赵虹、张穹、政治部主任邱学强、公诉厅厅长姜伟、副厅长白贵泉已经就座，没有其他人。方工的预感愈发强烈。

　　赵登举：“通报一下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以来的进展情况……”

　　果然！

　　梁国庆：“北京市检一分院办理过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舆论都反映很好，中央和高检院也很满意。今天上午，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李纪周案由北京一分院负责公诉。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明天就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与侦查部门合作，梳理现有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一分院尽快成立专案组。公诉厅建议方工同志担任第一公诉人，大家看怎样？”

　　领导们赞同的目光集中向方工。

　　方工看到了诸位领导眼神里面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方工给人的印象多是平静、沉稳，这么多领导的如此信任还是让他有些激动。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备受国内、国际广泛关注，影响大，整个办案过程要求极严、质量要求高，要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类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取证难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李纪周是一个老公安！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级官员，反侦查能力自不待言。对于他方工，一言以蔽之：任务艰巨、公诉难。高检院领导直接点名让自己担任第一公诉人，何等的信任！方工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责任重大。他的语调显得有些不稳，但很坚定：“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遴选新的公诉人

　　从高检院归来，刘漳南、叶上诗、方工立即向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海峰做了汇报。汇报后，一分院党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专案组的组成人员。

　　方工提议从公诉一处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其他同志的意料之外。因为按多年来的惯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一般由公诉二处办理，他们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公诉一处办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是长项，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力量相对弱些。如此重大的案件交给这类经验不怎么成熟的公诉一处，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是怎么考虑的？

　　方工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公诉二处几位业务骨干办结成克杰案刚刚二十来天儿、办结李平案刚刚十来天儿，都很疲惫，应适当休整；二是办理大案是培养、锻炼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该给公诉一处的同志锻炼机会；三是这类案子虽非公诉一处的强项，但公诉一处有几位同志也具有承办如此大案的足够的基础、条件和实力：

　　王忠华，市检一分院公诉一处处长。1979年从部队转业到海淀区检察院干了十年起诉工作，承办过各式各样的大案要案；因为业务能力强、办案质量突出于1989年调至市检分院（一分院前身）起诉处经济案件组（公诉二处前身），当时方工任起诉处副处长；1991年底到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参加过半年培训，1996年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本科学业，1999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班学业；1992年6月起任副处长，1998年4月提升为处长。先后办理过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法轮功”组织骨干李昌、姚洁、王志文、纪烈武等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经营案（1999年）等，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同志们公认他踏实认真、不怕吃苦、肯动脑子钻研业务。他先后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1次，1997年被评为中共北京市国家机关工委先进工作者，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多年来，不但注重提高自身修养，还善于组织协调，善于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全处队伍管理和业务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公诉一处也成为院里的先进单位。

　　朱兰，主诉检察官。1984年在北京大学完成四年学业分配到市检分院。工作之余继续刻苦自学，1987年又完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大学法律本科学业。有13年的审查起诉工作经历。1999年通过严格考试首批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十多年来办理了不少有影响的大要案。提起他，同事多会说：经验丰富，头脑清晰，勤奋肯干，业绩突出，不爱张扬。

　　陈速，主诉检察官。1994年大学毕业就到公诉一处工作，1996年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1999年年度考核优秀并被评为首都五好检察干警、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曾参与办理市直某机关下属的上市公司海南民源农业发展公司（股票名“琼民源”，是“中关村”前身）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案。该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直接导致2元的股票飚升至24元而停牌。年轻的他，已经历过大案考验。在同事眼里，他肯钻研、工作努力，业务素质较高。

　　书记员王大东，法学硕士，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学习勤奋刻苦，法学理论强，书写又快又好，精通电脑、办公自动化和多媒体示证系统。

　　这些同志的共性是：政治可靠，责任感强，事业心强，业务素质高，团队精神强，能互相配合，形成合力。

　　党组会经过充分研究，采纳了方工的建议，确定由方工与王忠华、朱兰、陈速共同组成公诉人阵容，王大东担任书记员。

　　为保证李纪周案查办工作的高效进行，北京市检察院指派审监处副处长权利新、代理检察员石磊准备李纪周案的二审工作，并与一分院的同志共同组成“8·10”专案组。8月10日晚上，专案组的同志们匆匆与家人告别，集体进驻高检院西区的招待所。

　　卷中初识贪官

　　1944年12月18日，李纪周出生于延安，他的父亲是名老红军，安徽省金寨县人，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期已经从事公安工作。建国初期进入公安部工作直到离休。他的母亲也是老红军。老两口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完长征。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纪周走上先穿军装、再穿警服的人生之路，颇有子承父业、顺理成章的味道。1969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随即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成为一名军人。1979年11月转业到公安部消防局工作。这些，比起一起玩耍、在公安部大院长大那些的孩子，还不至于使他产生多少优越感；相反，他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残疾（也许让人费猜疑，军队和公安机关都对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当初他是怎样成为一名军人、又怎样进入最高公安机关的？二三十年了，没人能说清。有人推测，与他的革命家庭出身有关：我们愿把虽然身体残疾却是仅有的一个的儿子献给祖国边防，谁能说不感人？），时有自卑感。真要找出他与同伴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他不如小伙伴们活蹦乱跳。他身体弱，以至于十来岁了，他父亲有时出门还背着他，乘公共汽车还为他占座位，怕他站累了、挨挤了。

　　计算起来，李纪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41岁了，而李纪周也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先前公安部宿舍在木樨地，每天早上有班车接送。有经常坐这一班班车的人士回忆说：“他爸爸真是疼受这个儿子，经常早早地起床，到班车上占一个座位给李纪周。”父亲1998年去世，时年95岁，而这年年底李纪周即被“双规”，所以也有人感叹：“幸亏他爸爸‘走了’，否则不知会多伤心。”

　　“干干净净”，这是多数人评价李纪周所通用的一个词，而且，“他的头发总是弄得锃亮，根根细致，根根到位”。公安部里的老人评价李纪周是“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人，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有人观察到，在部里食堂吃饭，打菜的师傅给别人半勺，给他会是一勺。当然，这时李纪周已经是副局级了。“不过，很难说别人是冲着他的官位去的，与他同级别的官员也很多啊。”即使在这些非常正面的评价里，也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李纪周）特别爱玩。”而治安局所管辖的领域，在过去一般描述为“特种行业”，也即酒店歌厅舞厅、大型文艺体育表演……在最近20年里，“特种行业”早已成为城市化的象征。

　　李纪周的升迁，多大程度上得到他父亲的帮助？这个问题，无论是李纪周曾经的上司，还是后来接任他位置的官员，答案很一致：“没有！”

　　李纪周的父亲是安徽金寨人，参加过长征，许多在公安部工作过的人都对他有记忆，说起他，大家首先会说起他的外号：“老天爷”。这个外号的来由有解释说是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天爷”，所以别人慢慢地也这样暗地里叫他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一直在公安部办公厅行政处工作，经常需要管理的是工人，而他又保持着军队的工作作风，因此被称为“老天爷”。

　　法庭上的李纪周神情黯淡

　　“老天爷”给人的印象很好，他不是那种一板一眼，严肃过分的人，随和再加上他的资历，大家在敬重之余颇有好感。后来离休了，他经常到公安部老干部活动中心打麻将，身体很好，但耳背了，所以听不见别人说话，只有他一个人大声而快活地说个不停。他离休时是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但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说：“以他爸爸的位置与关系，想帮儿子，最多也只能在他进入军队与公安部的时候，往更高层的位置走，很难说帮得上。”

　　李纪周引起人们关注是1980年公审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时期，他成为专案组成员。能够进入这样的专案组，至少在当时是重要人物的象征。据说审判“四人帮”前，专案组首先要模拟预审，找人模仿他们，看他们会提什么问题，然后研究对策。李纪周在专案组负责模仿江青。大家都知道江青最难对付，而挑选李纪周来模仿她，可见李纪周的观察能力、想象推理能力和模仿表演天赋得到了专案组较大范围认可。他在模拟审判中扮演的江青，惟妙惟肖，在场的人都拍案叫绝。这段特殊经历，似乎为刚刚进入司法机关的他奠定了良好基础，并成为他仕途腾飞的一个起点。

　　李纪周虽然从小到大都住在公安部大院里，可他任副局长之前，公安部大院的人一直对他没什么很具体的印象。当然，模仿江青之后就大不一样了。1981年8月才任科员，1983年8月就破格提任治安管理局副局长，让人刮目相看。1989年11月，升任治安管理局局长。1992年，下派到广州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一年，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1993年3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4月12日后分管出入境边防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这时候49岁的他，已经是副部级领导干部。1993年6月担任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1995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2月4日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1996年5月29日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1998年8月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信息通信中心，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

　　在公安部大院里，有人说“李纪周有能力，思路敏捷，办事果断，关心下属、不拿架子”；有人说“他给人的感觉干净利索，连头发都总是弄得锃亮锃亮，根儿根儿到位”；也有人说“如果方向明确地交待他办一件事情，他会效率很高地完成；但如果让他自己拿主意独立做什么，就相对差些”。公安部里的老同志则多爱夸李纪周“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同志，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颇得好评。

　　然而，李纪周这样一个仕途顺利，位高权重，而且颇受好评的人物，何至于落入犯罪的深渊，成为阶下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交错了朋友，没管住自己，没管好家人”。

　　粗略看看卷宗，方工觉得，李纪周案比成克杰案难：李纪周根红苗正、一帆风顺，人称“生在红色延安，长在红军家庭，学在红色学府，锻炼在绿色军营，升迁在绿色警坛”。多起罪行与走私有关，而他案发前却担任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曾参与办理许多大要案，尤其是参与过查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见识过大场面；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熟知司法机关办案程序和关键，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反侦查能力，这些均远非近乎法盲的成克杰所能比拟。李纪周的妻子程辛联是他大学的同学，同样出生在高干家庭，父亲曾任内务部高级领导。再加上该案主要证人如赖昌星、汤松新都在逃，许多重要证据难以取得。这案，谁能说不难！——不难，还用得着你方工！

　　方工的一位同事说过，方工从来不是在做官、只是在做事。方工说：“官就是官职，官职不就是职责吗？既如此，做官不就是履行职责、不就是做事么。”他所做的事，多半是办案，案中人不乏形形色色的官。这些官，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也有。这些官们对“做官”与“做事”的诠释往往与他不同而高见频发。对于这些，方工时有见惯不怪的感觉。每当办完一件案子，长舒口气的同时，这些官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让他咬牙切齿、痛心疾首。

　　经办过的大案不少了，见过的贪官恶迹多了，常理似乎不应再对贪官所作为大惊小怪。可是，三天过去了，李纪周案的2000多页案卷材料看完了，脖肩僵直、腰酸腿麻的方工，仿佛看到一个贪官的影像隐约走近……这些年反腐败浪潮掀翻那么多高官，还没见过敢这么干的！方工震惊了！

　　令人震惊的事实

　　1993年底，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纪周在厦门参加庆祝厦门特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毛凤平、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厦门市胡里区区委书记许甘露向他大谈赖昌星如何如何了得。后来毛凤平又找机会将赖昌星介绍给了李纪周。短短接触，李、赖二人内心均发相见恨晚之叹。当时的赖昌星已经通过走私聚敛了大量财富，在厦门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但他仍不满足。也许是内心的惶恐不安，也许是急于发展、再上一层楼，他要在北京、在中央机关“打开局面”。遇到在仕途上鸿运当头的李纪周让赖昌星感到兴奋，而赖昌星的慷慨、豪爽和财富也同样令李纪周佩服。李纪周不仅看重赖的能量、财力，对他的行事风格、做派也颇为赞赏。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称：“他才真正像个做大事的人。”谈起另一个与他有利益关系的走私商人、新英豪公司的董事长梁耀华，李纪周对其大肆走私行为倒是未置可否，只说他是一个小地痞、小混混儿。“赖昌星不同。他说话从来不那么直白，但你能明白他的意思。只要他答应的事情，马上会给你办好。”此后，二人来往密切。

　　李纪周夫人程辛联为人大大咧咧，一副热心肠的样子，很好事。她曾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其间为图书馆做成过一笔生意，从此之后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有经商之天分。在全民经商潮中，她也浮躁起来，打起了做买卖发财的主意，为此办了“病退”，到处张罗着要做生意。据调查程也是高干后代，但她在许多场合的表现，被知情人极含蓄地概括为“过了些”、“有些张扬”。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程辛联介入李纪周事务与周边关系之深。法庭庭审在认定李纪周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时，有一材料证明李纪周揭发某某走私问题，但李的揭发并不具体。不过，李告诉办案人员具体情况可向他的妻子程辛联了解。果然，程辛联提供的信息，直接有助于此案的侦查。

　　1994年下半年，赖昌星来北京，下榻王府饭店。李纪周夫妇前去看望。闲聊中赖昌星问及程辛联工作单位情况。李纪周有些无奈地说：“退休了没事儿干，在家闲呆着。”敏感的赖昌星立刻看到了时机，却又有些漫不经心地进言：“可以做生意嘛！为什么不做生意，我可以帮忙嘛。”李纪周没说什么，心里却很受用。他觉得，赖昌星既然主动答应帮夫人忙了，一定会有所表示。

　　12月下旬，程辛联打算与别人合伙承包饭店，苦于没有钱交定金。对李纪周讲了，李纪周说：“赖昌星不是说要帮你吗？你可以去找他啊，他这人爽快又有钱，不会食言的。跟他说一声钱的事不就落实了？”次日，程辛联就给赖昌星打了电话。赖昌星立即答应了，并给程辛联一个人名和电话号码，让程辛联直接找那人拿钱。程辛联与那人取得联系后，便轻轻松松得到100万元现金。

　　1995年，李纪周在北京见到赖昌星，提起这100万，他不无深意地说：“你给她那么大一笔钱，她又不会做生意，要是赔了怎么办？”赖昌星胸有成竹地说：“不会做，做几次就会了。这些钱就当交了学费，不用还了。”李纪周没有客套，回家后告诉程辛联，100万不用还了。

　　李纪周对独生女儿李茜一向十分宠爱，一如他当年受他父亲疼爱。在那份“悔罪书”里，李纪周写道：“我就一个女儿，一直对她过于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要去美国，我虽然不太同意，但是她和我夫人坚持，我也就妥协了。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接受了赖昌星的50万美元的贿赂。”

　　李纪周对女儿的疼爱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使得千金小姐愈发任性、娇气。大学毕业后看哪儿都不顺眼儿，更不愿意按部就班参加工作，一心想着国外的花花世界。1996年，李纪周通过中国西北石化设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王建才，将李茜安排在该公司驻旧金山的办事处。同年，李纪周到法国访问，善解人意的赖昌星及时安排几个人陪同程辛联到厦门旅游、散心。在厦门，赖昌星亲自陪同程辛联游玩。某天晚上，程辛联与女儿通电话后得知，女儿在美国和同事无法相处，骄矜受挫，已经负气离开了办事处，景况很不好。程辛联伤心得哭了一夜，第二天眼睛还红肿着。赖昌星见了，问明情况，好言相慰。

　　李纪周从法国归来，在北京见到赖昌星。赖昌星问李纪周：“你女儿在美国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刚知道，我也很着急。有什么办法呢？”赖昌星很义气地说：“我来帮她嘛。”不久后的一天，李纪周告诉太太，赖昌星答应给李茜帮助，让程辛联给赖昌星打电话。第二天，程辛联与赖昌星通电话，赖昌星要了李茜的账号。没几天，李茜打来电话，说收到了50万美元。

　　1997年上半年，赖昌星来京，李纪周到北京王府饭店看望，分手时赖昌星给了他3万元港币。虽然少点，也比李副部长一年的工资收入多多了。

　　生意人不会做赔本买卖，何况赖昌星这样精明的大老板。1997年一天，本来不那么直白的赖昌星打电话给李纪周，直说一个朋友的船在海南被边防机关无理扣了。李纪周立刻给海南省边防局领导打电话。当然，他不会直接让下属放船，而是既有原则又不失巧妙地在电话中表明了意思。此后，赖昌星遇到诸如难以办理香港与祖国大陆两地车牌等困难时，便会不假思索地给李纪周打电话。而李纪周总会毫不犹豫地打一个或几个电话，遂赖昌星所愿。

　　可耻的交易

　　1984年，时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纪周到广州开会，负责会务工作的年轻女民警李莎娜，苗条婀娜的身材、白净细腻的皮肤，给李纪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李莎娜时那神不守舍的样子也给广州同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2年李纪周又到广州市公安局下放锻炼时，同是副局长的赵荣精明地意识到了此副局长绝非彼副局长可比，他准确地找到了切入点：李纪周腿残疾，远离北京，抛家舍业，支持广州，应该照顾。便乖巧地安排李莎娜照顾李纪周。此时的李莎娜刚刚离婚。李纪周本就有意，二人朝夕相处，顺理成章地日久生情。李莎娜靠上李纪周以后，再也不甘心做一个小警员了。她的朋友汤松新察知了她的心思，主动找到当时做走私生意的梁耀华，向他吹嘘李纪周能量如何可观，前途无量，并暗示李莎娜与李纪周关系非同一般。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梁耀华：“走私生意有了这棵大树……”自此，李纪周的“人才档案”就此存入了他的资源库中，成了他的重要公关对象。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之初，李纪周到广州筹措资金，希望能拉到一些有钱商人捐助。广州市公安局领导郑某推荐了梁耀华。李纪周对梁耀华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在李纪周看来，这人说话直来直去，素质很低、缺乏品位。梁耀华当然不敢计较李副部长对自己的厌恶，仍然热心捐款。他深知，要把自己的走私生意做大，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里的靠山。广州方面的“人才资源”开发得差不多枯竭了，如果能拉上公安部负责交通、边防等要紧口儿的李副部长做后盾，他就能“天地线打通”（李莎娜语），如虎添翼，放开手脚，大展宏图，财源滚滚。于是，一条以李莎娜为桥梁，以李纪周和他的权力为目的的“黄金线路”，在梁耀华的头脑里逐步清晰起来。他知道只要拉上李莎娜一块成立个公司，就等于有了李纪周的靠山了。为此，梁耀华出资成立了新英豪发展有限公司，送给李莎娜30%的公司股份。不久后，通过李莎娜得到了李纪周帮助，将新英豪公司挂靠在公安部道路交通协会。

　　新英豪公司成立后，梁耀华为了方便走私，想成立保税仓。由于成立保税仓条件非常严格，并需要层层审批，何况他自己很清楚事实上他的公司根本不具备条件，他便让李莎娜找李纪周帮忙。李莎娜提出条件要300万港币在香港买一套住房。梁耀华当即答应，前提要求是必须由李纪周亲自出面提。因为这样就意味着300万港币是给李纪周的，李纪周收了钱，不能不办事。

　　1994年，梁耀华、李莎娜等人来北京找李纪周帮助建立保税仓。到京当天晚上，李纪周与李莎娜商议后，真的出面让梁耀华给李莎娜300万港币。梁耀华当即答应。作为交换，李纪周找到当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很快，有了海关总署的批文，新英豪公司在广州番禺建起了保税仓。梁耀华也没爽约，1995年8月，从香港基杰公司账上将300万港币划入李莎娜在香港渣打银行的账户。

　　靠上李纪周这棵大树之后，梁耀华、李莎娜放开手脚，走私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一旦走私货物被扣，只要李莎娜一个电话，李纪周准会毫不迟延地保全他们。

　　1995年1月4日，一艘装有8个40英尺集装箱的货轮出现在珠江深圳黄田机场附近水面。据特情人员向深圳市公安局蛇口分局水上派出所报告，该船装有走私货物。派出所立刻派快艇拦截，因涉嫌走私，将该船扣下，等候处理。梁耀华得知货物被扣之后，让李莎娜马上给李纪周打电话。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的李纪周在会议休息期间将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找来，指责他们在公海违法扣船。局长了解情况后，向李纪周解释，船不是在公海而是我方治安水域扣的。李纪周听后很不满意，态度严峻地说：“他们不老实，做错了还不承认”。迫于李纪周的压力，蛇口公安机关只得于1月6日在没有查清问题的情况下将船放行。

　　3月23日，新英豪公司的12个集装箱货运船“粤海335号”又被深圳市公安局蛇口分局赤湾派出所查扣。因该船货物全是去掉保险杠的新车，涉嫌走私。李纪周得知情况后，立刻给深圳市公安局打电话：“新英豪公司是公安部的公司，你们看货物究竟有没有问题，有就依法处理，没有就赶快放行”。深圳市公安局告诉李纪周，货物经过商检局鉴定，车身总成超过60%，已构成走私。李纪周却表示，货物性质应当由海关来定。最终，深圳市公安局迫于压力，只好按李纪周要求放行。

　　类似这样，副部长兼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为走私保驾护航事件，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发生过多起。新英豪公司长期逍遥法外。

　　收了钱，我会帮你

　　1996年6月，广东省开平建安集团公司董事长周民兴请李纪周帮助推销激光瞄准器，李纪周指令公安部装备财务局派人与周民兴进行商谈。不久周民兴即将1万美元送到李纪周家中。

　　1997年底，李纪周通过原来的司机方某（时任海南省海警支队指导员）认识海南边防总队副队长黄某夫妇。1998年春节前，黄某的爱人高某（时任海南省司法厅劳教处处长）来京看望李纪周。在京宴请李纪周夫妇。席间，高某塞给李纪周夫人2万美元。李夫人回家后告诉李纪周。后高某打电话给李夫人，求李纪周提升黄某担任海南省边防检查站总站站长。李纪周表示，黄某的条件不够，但可以在其他方面给予照顾。

　　就这么一个副部长，就这么一个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从事的却是如此勾当……

　　从李纪周的案卷中抬起头来，已是华灯初上时分。方工望着窗外灯光闪烁、车流如潮一片祥和的美景，对比卷中触目的竟是那么龌龊的勾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从窗外收回目光，方工更坚定了信念：为了这片祥和的美景，为了我们这个逐步迈向法治的国家，为了企盼公正和正义的人民，必须把李纪周案办成铁案啊。

　　案情分析会

　　2000年8月21日上午9：00，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许海峰、刘漳南、叶上诗等检察院高层领导与专案组一道开始研究案情。

　　方工首先代表专案组汇报案件进展情况：

　　“专案组这些天分头看了材料，集中讨论过几次。虽然李纪周罪行比较明显，但进一步的阅卷与研究，发现一些事实和证据还存疑点，证据距起诉所要求的确实、充分还存在不小距离：关于收受梁耀华贿赂港币300万元，李纪周、李莎娜、梁耀华的供证不一致，尤其是李纪周一直用模棱两可的语言表述，回避实质要害。李纪周辩解：给钱虽然是冲着他，但是给的是李莎娜，他没有占有该款。关于收受赖昌星贿赂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李纪周始终辩解他是事后才知道的。关于收受赖昌星贿赂美元50万元，只有受贿人的供述，缺少相关书证、及汇款、收款经办人的证言，行贿人的证言模糊。赖昌星的电话记录中的问话存在诱供嫌疑。关于李纪周伙同程辛联收受黄某2万美元的情节不明，李纪周并没有亲口告诉黄某表示可以给予照顾。关于李纪周伙同程辛联收受周民兴贿赂美元1万元，无法查实李纪周为周民兴联系推销激光瞄准器的事实。另外，是否在构成受贿罪的同时还构成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能否构成自首、立功或重大立功等问题均存疑点。我们倾向于……”

　　许海峰检察长听完汇报，表态说：“好！这一阶段你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这类案件容不得半点疏忽，所有的指控，必须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查处李纪周这样的腐败分子，在检察环节上一定要注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江总书记说过，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依法办案与讲党性是有机的统一，反腐败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用好法律武器。什么是讲政治，凿实证据、查清事实、依法办案就是讲政治的最好体现。无论提讯犯罪嫌疑人还是询问证人，既要讲究策略和技巧，还有注意文明办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益……”

　　刘漳南副检察长说：“这个案件口供多、人证多，实物证据少，证据不够稳定。从侦查机关现已提供的李纪周供述看，表面上他都认罪，但是在给案件定性的关键点上，供述却都很模糊，巧妙回避实质，似是而非，给定案造成了困难，并且随时都可能翻供。”

　　叶上诗检察长说：“这说明李纪周很会保护自己。对待这样一个懂行的对手，更要步步走稳，把证据工作做足、做实。”

　　方工表示：“虽然证据距起诉要求还差一些，我们感觉事实已基本明朗。可以明显感觉到，前期调查取证工作比较扎实。对以后的工作重点，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

　　“好。”许海峰检察长又关心地问：“另外，方工，你最近身体怎样？”

　　方工表示：“许检请放心。没问题。”

　　许海峰检察长赞赏地说：“我很欣赏你通过办大案锻炼人的想法。忠华、朱兰分析问题深刻、全面，考虑事情细致、周密，确实既有经验，又有钻劲儿，非常能干；陈速、大东两个小伙子又聪明、又勤快，很有些少年老成的样子。专案组有他们四人，方工啊，市院党组放心，你既要放心、也要放手，像你所说的：锻炼他们。再说啦，专案组还有漳南、老叶二位挂帅……你是十七八年的肾病综合症的底子，又是静脉血栓、又是静脉曲张，是不是前天又查出了糖尿病？”

　　叶上诗检察长关切地接了一句：“可不是吗，已经三个加号了。怎么劝他都不肯休息。”

　　方工笑了笑：“已经拿了药。医生已经告诉我该怎么办。我饮食上注意就是了。许检、刘检、叶检，各位领导请放心，不至于一个案子就会把我击倒。”

　　许海峰：“许多案子要你办，身体不好你想办都办不成了。该住院住院、该休息休息。‘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谢谢，我注意工作节奏。请领导放心。”方工又笑了笑，继续汇报下一步工作设想、方案和准备：“我们专案组研究后，认为：第一次讯问至关重要，既要把案件尚存的疑点问清、问透，又不能激起李纪周的对抗情绪。第一次提讯主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这些设想得到了领导们的充分肯定。

　　以后的时间里，专案组的同志们又进入了看卷、讨论提讯或询问方案、提讯或询问、总结归纳论证、再次研究提讯或询问方案的紧张又枯燥的循环中。

　　11次提讯李纪周

　　初次提讯是一个秋雨初霁的上午，气温骤降，微风带来一阵阵寒意。方工、王忠华、朱兰、陈速、王大东一行人驾车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看守所。王忠华先找来负责看守李纪周的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李纪周在看守所的身体状况、情绪表现。下午，他们才到提讯室。一名战士搀扶着一人进来了：五十来岁、瘸着一条腿，一步一步，慢腾腾的，头发很整齐，脸也刮得干净，衣服似乎是新换的，还有迭压的痕迹，神情颇为落寞，一直低着头。坐下之后，萎靡的状态更明显了，只有一双眼睛不时地翻起来，在一瞥之间精明地打量着前来提讯的检察官。这就是李纪周。

　　王忠华表明了身份，先问了一些个人情况，发现李纪周坐不稳、来回动，就问他怎么回事，李纪周说：“我的腿不好，凳子太高了，坐着很难受。”专案组的同志马上为他换了一把椅子。

　　王忠华告诉他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李并没有什么反应。也难怪，这些程序，他再熟悉不过了，只是角色的掉换令人感叹。

　　此后的多次讯问中，李纪周对所犯的罪行均供认不讳，并表示自己的罪行非常严重，愿意接受法律制裁。每当说到这些，他声音有些嘶哑。而当问及300万港币贿赂款时，他很委屈地辩解道：

　　“1994年底，李莎娜打电话来，是张某（原李纪周的秘书）接的，我不记得我接过电话。梁耀华、李莎娜、郑某（新英豪公司的行政经理）、陈彪、汤松新（新英豪公司董事）到北京来办保税仓的事，住在王府饭店。我下班后去了，李莎娜和汤松新在下面接我，我们就到李莎娜的房间。李莎娜说梁耀华要给她300万港币。……我当时和李莎娜讲，梁耀华这个人口碑不怎么样。……但当时我看李莎娜的确很想要这300万，也就没有说别的。后来，汤松新下楼去找梁耀华……当梁耀华进来后，汤松新说梁耀华要给李莎娜300万元。我说，李莎娜，这300万你不能白要，你将来在公司赚着了钱要还的。梁耀华说不用还，我就没说什么。”

　　面对李纪周似乎可以自圆其说的辩解，方工问：“梁耀华为什么给李莎娜300万港币？”

　　李纪周：“梁耀华给李莎娜300万元是冲着我给的。梁耀华是看重我手中的权力。梁耀华知道我和李莎娜的特殊关系，拉住李莎娜就是为了拉住我。”

　　方工：“给钱的事为什么当着你的面说？”

　　李纪周：“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方工：“当时你怎么对梁耀华说的？”

　　李纪周：“不是我出面要的钱。要300万是汤松新说的。”

　　方工：“你当时说‘要还’是什么意思？”

　　李纪周：“我是怕对李莎娜不利，才说让她还。当时我是真的想让她还。”

　　方工：“你知道你的话起什么作用吗？”

　　李纪周：“当时真的没想到。现在想起来，我这话起了关键作用，我要不说这话，梁耀华不可能答应给钱，客观上起到了帮李莎娜要这300万的作用。”

　　一旦认定了这300万港币将意味着什么，李纪周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虽然他反复表示他有罪，但是坚决否认向梁耀华索要，并强调当时并未意识到梁耀华是向他行贿。对于收受300万后利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正常办案的一系列举动，他声称是因为当时的执法环境很乱，自己偏听偏信，被蒙骗了。

　　李纪周继续为自己开脱，他辩解说：“1995年3月份，是李莎娜打的电话，说他们手续齐全，向大铲海关做了预报，被无理查扣。这个问题我过问了好几次。我开始打电话没找到深圳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就打电话给其他负责人孙某（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说：‘新英豪是公安部下属的公司，被无理查扣，是走私就依法处理，不是走私就赶快给人家。’后来孙某给我回电话，说蛇口分局说被查扣的货物汽车超过总成的60%，‘认定为走私。’我后来还找过深圳市公安局办公室负责人罗某，说：‘赶快查一下，不是走私就赶紧处理。’”

　　方工：“1995年三次为新英豪走私疏通关系，你怎么解释？”

　　李纪周辩解说：“我偏听偏信，太相信郑某、李莎娜，另一方面，我对蛇口公安本来就有看法。”

　　李纪周的回答差点让不怎么爱笑的方工笑出来：“作为一个公安机关高级领导干部，你怎么解释一级公安机关不如你这些商界的‘朋友’可信？”

　　长于应对的李纪周张张嘴，没出声，愣了会儿，泄气地低下了头。

　　对于收受赖昌星贿赂的问题，李纪周自知无法开脱，都承认了。谈及为赖昌星谋利时，李纪周再次辩解。关于他为赖昌星出面，以上压下，干涉海南公安边防机关查处“奥林匹克勇士”号油轮的事件，他说是赖昌星电话告状，声称一个朋友的油船被海南边防无理查扣，言之凿凿，他信以为真，这样才给海南边防局局长冯海龙打了电话。李纪周让公安边防不要与海关闹矛盾，将船交给海关处理。至于为赖昌星办理香港大陆两地车牌打招呼，也只是想让办理过程更快一些，赖昌星本身是符合办理两地车牌的条件的。

　　对于这些辩解，专案组的同志们如实记录，没有打断。因为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检察机关，不仅是打击犯罪的力量，也承担着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能。整个讯问的过程，专案组和李纪周，都在互相研究，互相揣摩。讯问基本结束时，连李纪周的手指甲的异常都没逃过王忠华的眼睛，他发现李纪周的指甲光秃秃的，退缩得很厉害。于是他问起李纪周的身体，发现他患有多种慢性病，而常备药已经用完。王忠华立即找来狱医为李纪周开药方，随后让陈速亲自驾车到药店去为李纪周买药。

　　2000年9月21日至2001年2月20日，检察官先后11次提讯李纪周。

　　李纪周不愧是一个老公安，回答讯问时把政策用足、用够了，给人印象是“我坦白，我认罪”，关键问题上打的却一个又一个擦边球，尤其是对与李莎娜共同收受300万港币的事实，左躲右闪，极力辩解、开脱。专案组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圆满完成公诉任务，仅靠李纪周口供和现有证据，还远远不够，需要大量补充证据。方工把情况和下一步取证设想向叶上诗检察长作了汇报。叶检对专案组工作予以肯定，指示继续收集、补充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环环相扣，查清事实，不枉不纵，让这个昔日“老公安”心服口服。

　　方工与专案组同志再三梳理已有材料，一一论证，将所缺少的、不够扎实的证据分门别类列出，制定出完善证据的计划，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后决定：方工进一步研究案情，指挥并随时调整补证方案；王忠华和王大东在北京周边李纪周活动的地方核实证据、补充取证；朱兰、陈速则前往广州、深圳、珠海等行贿者活动的地区调查取证。

　　情人的交待

　　李纪周收受300万港币贿赂的关键人物、情人李莎娜，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看守所。

　　9月中旬的一天，检察官驱车来到昌平看守所。两名干警带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性走进来。她穿着一身运动休闲装，身高一米六五上下，体态丰满却不臃肿。虽说不上漂亮，但是人收拾得干净利索，颇有气质，显然一向生活讲究，养尊处优。比起李纪周来，她倒挺放得开，边走边不停地活动着四肢。境遇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前途未卜，也没表现出过多的焦虑和忧愁。

　　“……1984年纪周到广州开会，当时他是公安部的副局长，是会务领导，我负责具体的会务工作，我们俩认识了。1992年春节刚过，市局副局长赵某叫我去局里一趟，我到局里后才知道，纪周来广州市局带职一年。赵局长让我有空照顾一下纪周。因为纪周家不在局里，休假吃饭不方便。我就答应了这事。我是单身，空余的时间相对多些。所以星期天常一块儿吃饭。接触多了，就有了感情，我们就有了特殊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96年。”

　　李纪周在广州的一年半挂职锻炼，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98年底，李纪周被“双规”，即与李莎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对于梁耀华给钱的问题，李莎娜交待：

　　“最先说起梁耀华给钱是汤松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对我说的，他说帮了梁耀华的忙，不能白帮，现在不向他要钱，以后怕梁耀华过河拆桥。1994年11月份，到北京去的前一天，汤松新跟我说要去北京，我给李纪周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去北京的目的是谈给协会交年费（即管理费），公司建保税仓，同时告诉了李纪周梁耀华愿意给钱与我，还讲了梁耀华想到北京参观中南海以及我们去北京的时间、人数。就在这天晚上汤松新请我吃饭，他又给我讲了向梁耀华要钱的事，他说梁耀华买李纪周的账，梁耀华给钱我可在香港买房子。于是，当晚我又给李纪周打电话，说了帮梁耀华办保税仓梁耀华会给钱与我在香港买房的事，应该还说了梁耀华买李纪周的账之类的话。我当时自己没有能力在香港买房，我想要这笔钱。帮了梁耀华的忙，他应该给钱。梁耀华、汤松新、陈彪、郑某和我，一行五人到北京后住王府饭店，汤松新过来跟我说，老莎，如果你想到香港定居，梁耀华答应给你300万港币在香港买房子。但是要李纪周出面谈，梁耀华才肯给钱，才能敲定。我当时感到惊讶，说梁耀华还挺大方，给我300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梁耀华要给我300万港币，汤松新当时要我跟李纪周讲让他出面谈。我说：‘我不说，你说吧。’

　　“我们到北京当天，李纪周来王府饭店，我和汤松新去接的，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到了我住的房间。汤松新就把为梁耀华帮了忙，梁耀华要给我300万港币在香港买房的情况跟李纪周谈了，李纪周说梁耀华在广州的口碑不好，你们要小心他，梁耀华给李莎娜300万也可以，自己先有个落脚点，不必再住人家的房。汤松新跟李纪周提出说要李纪周出面跟梁耀华谈300万的事。李纪周答应了。

　　“汤松新走后，李纪周跟我讲300万在香港也买不到什么好房，在香港房子别太大，只要干净，交通方便安全就行了。

　　“不久，梁耀华来到我房间，李纪周跟梁耀华说：‘梁耀华你暂时先拿300万港币给李莎娜，你不能白给，李莎娜也不能白要。以后公司赚了钱再还你。’梁耀华就对李纪周说300万港币不用还了。

　　“1995年7月，我拿到赴港单程证后，我叫梁耀华把300万港币给了我，我在香港买了一套住房，并给李纪周讲了。”

　　当检察官问及300万港币的性质时，李莎娜明确地说：“这300万是我需要，我同纪周说了愿意接受，但他不给我是不会要的。当时梁耀华说不用还的时候，纪周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但是如果纪周让我还，我马上还……梁耀华给钱是看中李纪周的官位，有求于纪周。我那时在广州市公安局工作，跟梁耀华不熟。这300万实际上是李纪周在帮助我，是为了我接受这300万。……梁耀华为了找一个大的靠山发展业务，就想与公安部联合搞公司。我到新英豪公司是汤松新、梁耀华拉我入的公司，汤松新可能告诉梁耀华我与李纪周之间的关系。梁耀华为了利用我。公司遇到事就让我给李纪周打电话疏通关系。我到公司没有投入一分钱，是梁耀华给我的干股。”

　　李纪周深知，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所以梁耀华那里出了问题，他就得出面协调了。正如李莎娜所交待：

　　“新英豪公司在1995年1月4日、1995年3月23日、1995年10月23日、1996年3月6日等多次涉嫌走私被深圳蛇口公安分局、广州黄埔公安分局扣过货，梁耀华就让我给李纪周打电话，告知货被扣的情况，让李纪周给深圳市公安局领导、市领导、广州市公安局领导打电话……协调关系救货。”

　　通过李莎娜的证词，300万港币的眉目日渐清晰。

　　现在还差第三方证词：那个李纪周并不喜欢的梁耀华。

　　关键证人的交待

　　看着眼前这个不过刚刚三十来岁、留着平头、神情疲惫、异常憔悴、额头和眼角已经出现了不少皱纹的年轻男子，让人很难将其与昔日在走私黑道上纵横驰骋、呼风唤雨的梁耀华联系起来，但，他确实是梁耀华。他交待：

　　“在给公安部‘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以后，我认识了汤松新、李莎娜，在接触中汤松新给我讲了他和李纪周很熟，认识已经两年多，在广州经常照顾李纪周，而且汤松新还讲到李纪周和李莎娜的关系很深，李莎娜还曾经为他做过流产手术……李纪周在广州都是住在华侨新村那一套别墅，是保密的。汤松新给我讲可以靠李纪周做点生意，还说李纪周在公安部分管五六项工作，如出入境、边防、交通等。所以后来汤松新再和我谈起想成立一个公司，可以通过李纪周这个关系做点生意时，我同意了。我当时想，公司成立，我可以获得经营权，办一些实体，可以通过李纪周这关系和这个公司赚些钱。汤松新在北京办理成立新英豪公司的过程中，我和汤松新到过李纪周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王振庆，说了交管理费的事。当时我已经知道是挂靠在公安部的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王振庆就是这个协会的人。原来我不愿意当法人，是李纪周写纸条给广州市领导，叫我当我才当的。公司成立时，公安部发了一个文，李纪周还批示了，要广州当地工商等部门支持新英豪公司成立，而且要我当法人。李莎娜进新英豪公司是汤松新带来的，汤松新是看中李莎娜和李纪周的关系，认为可以通过李莎娜找李纪周，可以利用李纪周的关系为他做生意。对我来说，李莎娜什么特长也没有，希望李莎娜进公司来，说白了也是看在李莎娜与李纪周的关系上。李纪周与李莎娜就像夫妻关系一样，李莎娜说过李纪周退休后要到广州住，她还要为李纪周生孩子……

　　“新英豪公司成立后，为了使公司的生意好做，我和汤松新他们商量，打算建立保税仓。保税仓的手续在北京办，通过海关总署办的保税仓经营范围宽些。办保税仓的资金由我出。当时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汤松新、李莎娜、陈彪、马缨他们到北京找李纪周帮忙办手续。大概在1995年初，汤松新、李莎娜他们到京去找了李纪周。通过李纪周找了海关总署的王乐毅副关长，还请了王乐毅吃了饭，王乐毅告诉李纪周、汤松新、李莎娜他们该怎样办理相关的手续。在给王乐毅说好后，新英豪公司就给公安部打了份关于建立保税仓的报告。没有李纪周不可能找到王乐毅，也不可能通过海关总署批准建立保税仓。新英豪公司的成立说白了开始是李纪周利用我们，成立后是我们利用他，因为李纪周有特权。大家相互利用了。”

　　关于李莎娜和李纪周索要的300万港币的来龙去脉，梁耀华交待：

　　“1994年11月，去北京的前一两天，汤松新来找到我，叫我去北京找李纪周谈新英豪公司的事。因为当时汤松新对我说到北京能参观中南海，所以我就答应去了。我不知道李纪周会向我要钱，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来北京，我是生意人，我要算账的。李纪周提出要的是300万港币，不是一个小数。新英豪公司成立后，还没有产生很明显的利润，一下子要给他这么大的一笔钱，我肯定不会给的。来北京之前，汤松新绝对没有给我说要给李纪周钱的事，更没有提过什么300万港币的事。李莎娜更没有提过。李莎娜没有资格跟我谈要钱的事。我跟她不熟，也没有关系，认识时间不长……汤松新在王府饭店告诉我李纪周要向我要300万港币，我考虑到我是生意人，也要面子，李纪周又是那么大的官，管边防、交通等六七项工作，我以后做生意还要找李纪周帮忙，而且已经说到这一步了，我也回避不了，只有答应给……汤松新告诉我后，我就去了李莎娜住的房间，进了李莎娜房间，只有李纪周和李莎娜在。进去后，李纪周就跟我说：‘梁耀华你先拿300万港币给我，以后公司赚到钱再还给你’。我说没有必要了，就是不用还了。李纪周叫我把钱交给李莎娜，我说好。我当时对李纪周说没有必要还了，意思就是给李纪周了，我以后的生意发展还要靠他。说实话他也还不起，我也不敢叫他还。

　　“我既然答应了，李纪周又叫我把这笔钱给李莎娜，他们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给，所以在1995年8月份，李莎娜在办好去香港的单程证后，她向我要这300万港币，我就从我的基杰公司划了300万港币给李莎娜，后来我听李莎娜讲在香港买了房子……我在1996年底或1997年初，我向李莎娜借过300万港币，当时基杰公司没钱了，要还贷款，所以找李莎娜借了300万港币，借期是3个月，到期后我连本带息还给了李莎娜……这两笔300万是两码事。借李莎娜的300万港币我已经还她了。我给李纪周的300万港币，虽然是交给李莎娜的，但我是给李纪周的，至今也没有退给我，他也不可能退给我。当时就明确了是给李纪周的，是李纪周向我要的。”

　　对于这300万港币的效用，从梁耀华交待中可见一斑：

　　“新英豪公司是在1995年初正式成立的，成立后主要是做汽车生意，还有建保税仓、搞运输业务。新英豪公司所做的汽车生意摆在法律上严格地讲都是不合法，主要是偷逃关税。采取以多报少，就是把拆开的汽车部件的数量在报关时少报。还有以新报旧，就是把进的汽车部件本来是九成新在报关时报成七成新。把整车拆成两三块，以汽配方式报关，采取这些方式主要是偷逃关税赚钱。我记得在1995年1月份，新英豪公司从香港进了一批汽车配件，在深圳被查扣。我们在中国大酒店商量解决办法，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只有通过李莎娜找李纪周协调解决，李莎娜当着我们的面给李纪周打电话，当时没和李纪周联系上。第二天李莎娜、汤松新告诉我，李莎娜当晚9点多和李纪周联系上了，李莎娜把新英豪公司的货物被查扣的事给李纪周讲了，要李纪周协调解决放货。李纪周当时在上海开会，他跟在那里的深圳公安局的领导讲了，说新英豪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是公安部下属的公司。我记得在李纪周的过问下，当天晚上被扣的货就退回公司了。

　　“1995年3月底，新英豪公司从香港进了一批汽车，有12个货柜，在深圳被蛇口公安分局查扣，蛇口分局查扣的原因是我们这批货的汽车总成超过60%，而且有30以上的宝马、奔驰。这次李莎娜也找了李纪周帮忙放货。为这事我还陪李莎娜、陈彪他们一起去了北京找李纪周帮忙。具体事宜是李莎娜与李纪周联系的。当时我们要求李纪周派人去广州处理。李纪周派了王振庆到广州去处理这事。我以前说过，李纪周是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有这个权，他小老婆李莎娜在新英豪公司有股份，有他的利益了。李莎娜还在公司拿了100万，还分了房子，李纪周在我这里拿了300万。他肯定要帮忙了。他有权可以解决问题。只要我们通知李莎娜货被扣，她肯定会找李纪周的。

　　“1995年10月份，新英豪公司的货被深圳蛇口公安扣了，说我们涉嫌走私。我给李莎娜、陈彪说了，叫李莎娜赶紧找李纪周协调解决。我还听陈彪讲过，为这事李纪周还找过深圳市领导。经过多方协调，这批货最后发还给我们公司了。”

　　至此，三堂对证，李纪周收受梁耀华300万港币贿赂，利用职权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实，细节已相当清楚了。

　　夫人的交待

　　厦门远华特大走私集团案，中外关注。赖昌星与李纪周的密切关系，自然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虽然李纪周对收受赖昌星巨额贿赂并为其谋取非法利益基本承认，一向谨慎的方工还是告诉同伴这些距离“证据确实、充分”还差许多。“远华案”和李纪周案中的关键人物，被李纪周认为比梁耀华能量更大、做派更豪爽、说话办事更有技巧，颇得李纪周欣赏的大私枭赖昌星，已畏罪潜逃加拿大。李纪周的夫人，既是李、赖关系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当然她也因涉案在押。王忠华带领书记员王大东先后几次赶到看守所，就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问题，找她核实情况。

　　每次询问开始之前，李夫人都先要烟，大口大口地抽上一阵。李纪周收受赖昌星的贿赂并为赖昌星谋利的事实，在李纪周最亲近的这位女性这里，得到了异常顺利甚至可说是远远出乎意料的印证。

　　李夫人交待：

　　“赖昌星是李纪周的朋友，他们是1993年认识的。赖昌星到北京，我同纪周看过他几次，我单独看过两三次。

　　“1993年6、7月份，我开始断断续续不上班。1994年上半年，刘某经常过来，有意和我做生意。纪周也同意。但是我俩还没有资金，大概情况纪周都知道。大概是1994年7、8月份，赖昌星到北京来，纪周去看他。晚上回家来，纪周告诉我，小赖同意出100万给我做生意用。一直到年底，大概是十一、二月份，有一天纪周下班回来，告诉我，小赖让我与他联系，说给我钱的事可以落实了。我就打电话与小赖联系。小赖告诉我一个电话和人名，让我与这个人联系去取100万人民币。我同那人约好之后，就和刘某开车去三元桥附近一家小饭店取到了。取到100万元人民币后，我和刘某先到和平宾馆程辉的公司还程辉50万人民币。因为‘金王子’酒楼在确定与我和刘某合作之前，要查刘某公司的账，看看刘某公司可信度和信誉如何。当时刘某账上什么都没有，我就找程辉借了50万人民币。这期间我从刘影海阳宫那里借过50万人民币，用转账支票存到刘某账上准备作‘金王子’酒楼的定金。这笔定金过的时间不久，因为我们不想与‘金王子’合作了，‘金王子’退回定金后，我们又把50万还给刘影了。

　　“和‘金王子’合作不成，我也不想与刘某一块做生意了，让她退给我100万人民币。刘某说账上只剩了92万元，她拿8万块钱给‘金王子’做回扣了。我就让她开了一张92万人民币的支票……后来有一天纪周回来告诉我，100万不用还了。

　　“1996年的3月份，女儿去了美国，纪周也要去法国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好。纪周就跟小赖联系安排接我到厦门去旅游散心。晚上住在小赖公司的招待所，在招待所我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在电话里向我哭诉在美国很不开心，受人欺负。我急得要命，也哭了，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刘某问我怎么了，我就在饭桌说了跟女儿通电话的情况，当时赖昌星也在。小赖听我说完，对我说，别着急，他会有办法。

　　“1996年7月，我去美国看女儿，8月底回北京。回来我把女儿在美国的生活情况告诉纪周，并告诉纪周女儿想自己干点事，但没有资金。我从美国回来没多久，小赖到北京来，纪周去看他，回家来告诉我，赖昌星答应给我们钱帮女儿做生意，纪周要我跟小赖联系要钱的事。这个事，在我去美国之前，我印象中小赖来过北京，纪周去看他提到过要钱给女儿在美国用，纪周回家告诉过我，但那次没有谈到钱数。

　　“随后，我打了小赖的手机，小赖让我告诉他女儿的账号，我又打电话给女儿要到账号，再打电话告诉赖昌星女儿在美国的账号。过了两三天，小赖就把汇给女儿五十万美金的汇款底单传真给我了。女儿收到钱后打电话告诉了我收到了五十万美金，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小赖，女儿收到了五十万美金，小赖对我讲，要叮嘱女儿，钱别乱花，也别叫人骗了。我告诉纪周办好了，女儿收到五十万美金了，纪周表示知道了。后来我们聊天时说起过这件事，纪周对我说过：‘小赖很够意思，说这笔钱就算女儿做生意赔了，他也不要了。’……这笔钱没有退，我们也退不起，这笔钱还在美国的女儿手里，女儿也没退过。

　　李纪周的悔过书

　　“我知道小赖找纪周帮忙解决过三件事，一件是有一条船应该到广西到岸，在海南被扣了，赖昌星找了纪周，纪周在家打电话给海南边防局打了好几个电话；第二件是有一船烟在浙江被扣了；第三个是有一船烟在上海被扣了。我知道有这么三件事小赖找纪周帮忙解决，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有一次，赖昌星来北京，纪周去看他后，回家交给我三万港币，说是小赖给的。

　　“大概在1995年底，我去香港旅游，我女儿、外甥女也去了，是梁耀华接待的我们。在香港赖昌星的公司见到了小赖。赖昌星告诉我他没有时间陪我们，就给了我5万港币，当时就我们两个人在场……5万港币我在香港花销了。我记得是圣诞节。回北京后我把在香港见了赖昌星并给了我5万港币的事儿跟纪周讲了。

　　“1996年也是快到年底，我又去了香港，是赖昌星接待的，给我安排住处。到香港的第二天，赖昌星姓刘的秘书到我的住处，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赖昌星没有时间陪我，让他带来这个信封交给我。当时给信封时就我们两人在场，秘书给后就走了。我打开信封看，里面装了6万港币，都是千元票面的，我收下了。秘书来是在中午。过后是在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下午我记不太清了，赖昌星自己开着车来叫我说是带我出去转一转。开了很远的路，到了一个比较小的珠宝行，给我买了一个2克拉的白金钻戒，花了3万港币，赖昌星说是送给我的，我收下了。我这次在香港小赖安排我住的君悦酒店。回北京后我把在香港小赖给我6万港币和一枚钻戒的事儿跟纪周讲了……

　　“1997年8、9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周某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说他听说我女儿去了美国，他要到我家来，给孩子送些零花钱用。我放下电话，以为他不会来了，就与纪周一道出门办事去了，很晚才回来，看到周某在家门外等着。进屋后，没说几句话，周某讲，我女儿在美国需要钱花，给她拿了些钱来，我只好说谢谢，就收下了他带来的一只信封。他走后，我和纪周打开一看，是一万美元。随后，就把钱收起来。

　　“过了不长时间，大概是9月底，女儿从美国回来，我就把这一万美金给了女儿。她带到美国去了。”

　　周某（男，48岁，原广东开平某建安集团董事长、总裁）的交待也印证了李纪周夫妇收受1万美元的事实。周某交待：您下载的文件由w w w.27 tx t.c o m (爱去小说)免费提供！更多小说哦！

　　“1996年6月份的时候，想在北京买一块地做房地产项目，我请李纪周的妻子帮忙，李夫人帮我联系了一块地。看完地，我们一起到我的住处，在那里说起她要去美国看她女儿，我就说我下次我来带点美金给你，她说，谢谢了。

　　“……7、8月份，我到北京后打电话给李夫人，约她和李纪周一起出来吃饭。她说李纪周身体不好，不能出来吃饭。我就说那我到她家去，我要了她家的电话和住址。然后大概是晚上八点多钟我坐出租车去她家里，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李纪周夫妇才回来，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我进她家时，是李夫人一个人在客厅接待我，我坐了五分钟左右，就走了，走的时候我把装有一万美元的信封放在她家吃饭的饭桌上，说：‘这美金给你’。她也没怎么说，就送我到电梯口。

　　“因为李纪周是公安部部长助理，我以后可能还有很多事要求他办，想先打好基础，以后办事方便。另外，有几件事我托李纪周办，虽没办成，我还是感谢他。一是刚才说的在北京找块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事；二是1996年6月份，我到北京后打电话给李纪周，请他帮忙在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打电话的第二天，李纪周就带了公安部装备局的人过来跟我谈这事，不过，最后因为价格太高没谈成。”

　　三下广东，动员证人出庭作证

　　李纪周受贿300万港币和为庇护新英豪走私而干预深圳、广州公安机关缉私的最重要的证人、亦即举报人郑某，由于屡遭梁耀华以及告而未倒的当地实权人物的围追堵截（其弟遭绑架、汽车遭抢劫、住宅附近时有陌生人出没，甚至几次遭遇追杀），心存顾虑，居无定所。侦查阶段郑某的证言和提供的其他证据距起诉要求还差不少，需要补证；专案组决定，如有可能，还应动员其出庭作证。

　　肩负重任，朱兰、陈速在2000年9月5日南下广州。在本已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只收到郑某电话一句“出于安全考虑，不能接受询问。我只相信中纪委”就失去联系。二人立即报告方工。方工经与许海峰、刘漳南、叶上诗研究，立即请示高检院。高检院立即请求中纪委帮助。多方工作、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接触到举报人，补充、完善了李纪周受贿及干预下级机关依法查处新英豪公司走私的关键情节。短暂的接触中，来自北京的检察官赢得了举报人信任，她表示开庭审判时愿去北京出庭作证。

　　11月10日，朱兰、陈速再赴广州，为证人出庭做准备工作。

　　11月14日，朱兰、陈速赴珠海完善证据。

　　补充取证工作，专案组还做了许多……

　　1600字的起诉书，写了11稿，改了400多处

　　眼前是一摞作废的起诉书稿，是李纪周案的起诉书原稿。仔细数了数，不过1600字的起诉书，共改了11稿，其中7稿可以说改得是一塌糊涂。粗略算算，累计修改不下三四百处；看着方工那并不算好看却很认真的字迹、圈圈点点的修改符号，对比着修改前后段落、句子和字词的结构、顺序甚至语气，细细揣摩，不由得不叹服于方工的耐心、细致、严格和高明。看着这摞稿纸，脑中不禁浮现出夜深人静时，方工独自坐在办公室，对着打印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起诉书稿，时而挥笔果断增删，时而冥思苦想……直至改得面目全非。叹服方工的同时，心里不免产生一连串疑问：如果初稿真是方工起草、每次修改前的稿也出自方工之手，何至于修改的地方如此之多、修改前后相差如此之大？会不会某个环节由他人代笔？笔者就此事从侧面谨慎地问过方工，怕问得太直接的话他会回避，因为大家都知道方工对下属严格要求的同时，很爱护他们，怎么可能对外人讲下属的短处呢。

　　“初稿真是我起草的。每次修改前的稿也出自我手。你看，这些修改笔迹也都是我的。”

　　“怎么会这样？”

　　“确实是这样，初稿写成后，我给专案组同志们念，请大家提意见，我再根据大家意见修改，修改后还要向叶检、市院和高检领导同志汇报，听领导的指示。这样反复了许多次。其间也包含着高检领导、许海峰检察长、刘漳南副检察长、叶上诗检察长等同志的指导意见。……修改次数多，有认识的原因，有文字表述的原因，还有案情变化、案件进展的原因……修改后的精彩处大多是大家正确意见的反映……公诉词、答辩提纲的起草过程差不多也是这样。整个案子的办理也可以说是这样，亮点是大家智能的结晶：姑且不说忠华、朱兰这些老同志了；就是陈速和书记员大东，也都提出了好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个人在其中只起一小部分作用，很有限。”说到这里，方工有点不好意思：“别再说改得好了，要修改那么多，也是因为我的原稿没写好。”

　　这么一谦虚，他自己反而一点儿成绩都没了。还是来简单看看这些被遗忘的起诉稿吧：

　　最初的两稿，是把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为梁耀华谋取非法利益列为第一项，将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为其谋取非法利益列为第二项。

　　第3稿以后将上述二者互换，原因：赖昌星行贿数额大、次数多，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在国内、国际影响大。考虑到开庭的社会效果。

　　第4稿后减少一项指控：收受海南省边防总队原副队长黄某之妻高某给予的2万美元，原因是，经反复查证，仍觉证据不够充分。

　　第10稿中有“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揭发他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有的已查证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系属重大立功”。

　　经进一步核实李纪周所提供线索的查证情况，发现：1有的线索在李纪周提供之前，已由他人揭发出来；有的案件尚未侦查终结，犯罪嫌疑人不供认，主要证人在逃，又无其他旁证；还有的揭发内容属于违纪——“查证属实”不够准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案件没有侦查终结，还无法衡量被告人刑期，过早认定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不够准确。而采用客观表述，通过法庭审理最终认定更为合适。

　　因而第11稿将此修改为“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提供了有关案件的线索，使有的案件得以侦破。”

　　小的修改随手摘出几处，从中可见一斑：

　　1“被告人李纪周于1993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多次来往，李纪周利用职权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19万余元并为其谋取利益：……”——摘自第10稿。

　　后来方工提出：1句子太长，宣读时语气可能急促，节奏感差，听起来费劲儿，影响开庭效果；2yu音本来就不响亮，第一个分句紧接着两个yu音（“于”和“与”），去掉“于”既不影响文意，又显得简洁；3将“利用职权”由“收受”前移至“为其谋取利益”前，能更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4“多次交往”在第一个分句中意义不大，适当后移，可突出受贿是在“多次交往”中发生的。将其修改为：

　　“被告人李纪周1993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李纪周在与其多次来往中，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19万余元，并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利益：……”

　　2“李纪周……在该公司涉嫌走私汽车的粤海333号、粤海335号、英豪1号等货船（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3399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摘自第9稿。

　　后来方工提出：这句话容易产生歧义，让人误认为查扣的仅是货船，而查扣时走私的汽车是否在船上并不明确。将其修改为：

　　“李纪周……在该公司利用粤海333号、粤海335号、英豪1号等货船涉嫌走私汽车（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3399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

　　3“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在北京王府饭店附近收受赖昌星给予的港币3万元（折合人民币32万余元）。”——摘自第8稿。

　　后来方工将其改为：

　　“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到北京王府饭店看望赖昌星后，收受赖昌星给予的港币3万元（折合人民币32万余元）。

　　4“李纪周接受赖昌星请托，利用职务之便，于1997年4月为奥林匹克勇士号货船违法进口32000余吨（估值人民币6000万元）柴油案，给海南省边防部门领导打电话，干预对该案的查处。”——摘自第6稿。

　　方工将其改为：

　　“李纪周接受赖昌星请托，利用职务之便，于1997年4月给海南省边防部门领导打电话，干预边防部门对奥林匹克勇士号货船违法进口32000余吨（估值人民币6000万元）柴油一案的查处。”……

　　2001年1月15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李纪周犯受贿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起公诉。

　　为了检验出庭准备工作，查漏补缺，确保出庭效果，专案组自编自导自演了模拟庭审：方工饰旁听者，王忠华饰公诉人，由陈速假扮李纪周，朱兰帮他出注意，王大东从辩护律师的角度，准备了一份尽可能犀利甚至不乏狡诈的辩护词，而王忠华则针对每一个辩护律师可能提出的辩点，进行了详细的答辩，对整个庭审活动进行虚拟预演。陈速与朱兰密切合作，惟妙惟肖的表演，决不亚于当年李纪周模拟江青的刁钻诡辩，另加王大东得理不让、咄咄逼人的‘辩护’，竟几次让王忠华哭笑不得、又气又乐……演完了，问题出来了，大家坐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

　　2001年2月25日上午9：30，北京市院党组会议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公诉厅厅长姜伟、市院检察长许海峰、副检察长刘漳南、一分院检察长叶上诗等领导最后一次听取专案组的工作汇报。

　　叶上诗：“后天就要开庭，高检院和市院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关心，来看望大家，也了解一下准备工作。”

　　方工：“先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专案组近期的工作。7日又提讯了李纪周，李纪周……；我们还主动与律师联系，了解了相关情况……这两天准备的材料，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出庭方案，强调了几个关键的具体问题分工与协作。下面说一下出庭方案……”

　　王忠华：“我给各位领导汇报答辩意见和几个问题的答辩口径……”

　　姜伟：“大家的准备很充分。有几个技术性问题，供大家参考。第一，300万港币问题，强调李纪周在构成共犯的同时起了关键作用，要为共同犯罪结果负责；第二，关于‘借’的问题；第三点把时间说上，说清行贿的时间差距、还钱时间；第三，指出李纪周对法律的认识错误；第四，谋利包括成立公司、挂靠、办保税仓等要点。这儿可能有两个辩点：1他说是正常履行职责，我们则指出正常办事不能收人钱；2他说交通协会是其下属，由其主管，他过问是正常的，我们就应指出他过问的环节不正常、程序不合法、不该收受钱财。”

　　张穹：“大家准备很充分，我没什么意见。开庭时我们尽可能不打断被告人的辩解和律师的辩护，让他们放开说。大家对这次庭审保持足够重视是必要的，还应注意：保持平静心态，无论指控还是答辩，都不急不慌、沉住气。”

　　许海峰：“答辩时说理讲法到位即可，表述不宜多、不宜长。”

　　刘漳南：“后天就要开庭，今天领导来主要是鼓劲儿、打气儿。大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很扎实，正常发挥肯定能完成任务。不要有负担和压力；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今、明两天的主要任务：好好休息。”

　　领导的关心大家都明白，也让大家很感动。可是，大战在即，谁能坐得住、哪儿能真休息呀……

　　法庭较量，让正义的凯歌奏响

　　2001年2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李纪周涉嫌受贿罪一案。上午8时刚过，东中法庭已座无虚席，座位有限，外面还有很多人进不来。昔日政法机关高官今朝坐上刑事被告席接受审判，这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谁不想亲自见识一下！旁听者静静地、焦急地期待着，记者们忙着一遍又一遍找机位、视角、调试照相机、摄像机镜头和录音设备。

　　法庭正中央，庄严的国徽高悬。

　　8：30，准时开庭。曾主审成克杰案的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马子荣和审判员陆伟敏、胡万德在法官席就座，神情庄重。

　　方工、王忠华、朱兰、陈速、王大东在公诉席上正襟危坐、严阵以待。

　　辩护席上，是李纪周妹妹为其聘请的两位律师：沈志耕、杜连军，成竹在胸，不露声色。沈志耕律师，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主任，五十来岁，花白的头发略显散乱，更显得成熟稳重又不拘小节。“我和李纪周从小同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沈律师表示他为李纪周辩护本来不想收代理费，但考虑到行业因素，只好象征性地收了一点，“其实我与李纪周并不是很熟悉，只是觉得毕竟是儿时的朋友出了事，应当帮帮忙”。沈律师于1985年开始跨入律师行业，并成功代理了一宗“成都地方保护侵权案”。据沈律师回忆，“当时还没有律考，只好自己制作了律师证明，单位盖了章便上了法庭”。第二年，他首次参加律考，轻松通过。他代理的第一件有较大影响的案子，也可称为其‘成名作’缘自1987年春节文艺晚会歌曲《血染的风采》名誉侵权案，案件庭审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了报道，官司赢了，沈律师成了新闻人物，自然也成了京城名律师。此后，沈律师又连续代理了《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铁道部特大受贿窝案”等大案，颇得圈内人士好评。

　　杜连军，四十来岁，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该律师所主任张建中曾为成克杰辩护。李纪周受贿案前期，张建中曾主动要求为其代理，因顾虑到成克杰被判死刑的阴影，李纪周没用张建中。

　　审判长：“提被告人李纪周到庭！”

　　几秒钟后，昔日的副部长出现了：两名司法警察押着，带着手铐，头低垂着，神情落寞，刮得很干净的脸显得青灰、死板，衣服干净、整洁，似乎是为这一天刻意做了准备、不想显得过于狼狈。他没有四处打量，任由法警押着，径直走向被告席。他应该想到，由于老母亲年迈、妻子在押、女儿在国外，惟一能帮助他的亲人、两年来一直为他牵肠挂肚、东奔西走、先后请过四个律师的妹妹一定会在旁听席上，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却没向旁听席看过，哪怕只看上一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照相机、摄像机都汇聚到公诉席上，汇聚到瘦瘦的、平和而坚毅的方工身上。方工先是抬头，礼节性地迅速与所有人交流一下目光，便开始用沉稳、庄重、清亮的语调宣读：

　　“……

　　“被告人李纪周，男，55岁，汉族，安徽省金寨县人，大学文化，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住北京市丰台区芳古园1区21楼801号。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于1999年10月26日被立案侦查，同年10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李纪周涉嫌受贿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交本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现查明：

　　“被告人李纪周于1993年3月至1997年底，利用其担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之便，犯有以下罪行：

　　“一、被告人李纪周1993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李纪周在与其多次来往中，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19万余元，并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利益：

　　“1994年下半年赖昌星向李纪周提出，给其妻程辛联（另案处理）资金经商，李纪周同意后指使程辛联与赖昌星联系。1994年12月27日，程辛联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如意酒家，收取赖昌星委托赵建章给予的人民币100万元。

　　“1996年下半年，赖昌星在北京见到李纪周时，再次向李纪周提出为其在美国的女儿李茜提供资助，李纪周同意后指使程辛联与赖昌星联系。同年底，程辛联向赖昌星提供李茜在美国的账号，赖昌星将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416万余元）汇给李茜。

　　“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到北京王府饭店看望赖昌星后，收受赖昌星给予的港币3万元（折合人民币32万余元）。

　　“李纪周接受赖昌星请托，利用职务之便，于1997年4月给海南省边防部门领导打电话，干预边防部门对奥林匹克勇士号货船违法进口32000余吨（估值人民币6000万元）柴油一案的查处；于1997年8月帮助香港远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办理了香港大陆两地车牌一副（香港车牌号BY6678，内地车牌号广东0249507）。

　　“二、被告人李纪周1993年与香港基杰公司董事长梁耀华（另案处理）相识，后于1994年11月初，利用职权帮助梁耀华在广州市注册成立广州新英豪发展有限公司，挂靠在由李纪周主管的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同年11月21日，梁耀华等人来京请求李纪周帮助公司建立保税仓。当晚在王府饭店1018房间，李纪周与情妇李莎娜（另案处理）、汤松新（另案处理）商议后，由李纪周出面让梁耀华给李莎娜港币300万元，梁耀华当即表示同意。1995年8月梁耀华将港币300万元（折合人民币321万余元）汇入李莎娜在香港的账户。李莎娜用该款在香港购买住房一套，并告知李纪周。

　　“李纪周于1994年11月至1996年3月，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广州新英豪发展有限公司设立了保税仓，并在该公司利用粤海333号、粤海335号、英豪1号等货船涉嫌走私汽车（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3399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告知其案件已涉嫌重大走私，仍多次采取电话过问等方式，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对上述案件的审查，严重影响了下级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致使上述涉嫌走私案件未被依法查处。

　　“三、被告人李纪周于1996年下半年接受广东省原开平建安集团董事长周民兴请托，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周民兴联系推销激光瞄准器，在家中收受周民兴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83万余元）。

　　“综上，被告人李纪周非法收受赖昌星、周民兴贿赂计人民币5276万元；伙同李莎娜非法收受梁耀华贿赂计人民币3215万元。共计人民币849万余元。案发后收缴人民币55万余元、港币53万余元、美元5000元及价值人民币15万余元的首饰，并扣押住房两套（价值人民币408万余元）。

　　“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提供了有关案件的线索，使有的案件得以侦破。”被告人李纪周的上述犯罪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证实，被告人李纪周亦供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纪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法，利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已构成受贿罪。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法庭辩论：贪官的罪与罚

　　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漫长，有条不紊。

　　检察官王忠华首先就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并为赖昌星谋利的事实，讯问李纪周。李纪周没有辩解，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都认可。指控开始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两位辩护律师却没有因为李纪周的认罪而改变试图为其作无罪辩护的初衷。他们抓住赖昌星行贿时双方语言表达的模糊隐晦，精心设计了一系列问题，试图给合议庭造成指控证据并不充分、事实并不确切的印象。

　　辩护人：“被告人，刚才公诉人问到了赖昌星给程辛联100万人民币，赖昌星是否明确告诉你送给你？”

　　李纪周：“赖昌星没有明确说。是我理解不用还了。”

　　辩护人：“李茜是否亲口告诉你，收到赖昌星的50万美元。”

　　李纪周：“她没有同我说过。”

　　辩护人：“你见过汇票吗？”

　　李纪周：“没有。”

　　辩护人：“50万美元是借还是给？”

　　李纪周：“他当时没有说借也没有说给，是帮助李茜。”

　　律师的发问可谓巧妙、得体，李纪周心领神会，对答也不失精彩。可这一切尽在检察官预料之中，审查起诉阶段深入、细致、全面的工作，检察官们早已严阵以待，指控有板有眼，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关于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10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程辛联的证言……证明：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纪周说赖昌星要出钱给她做生意，让她与赖昌星联系。同年12月，经与赖昌星联系，她与刘某到北京市三元桥附近一饭店从赵建章处取走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并告诉了李纪周。李纪周后来告诉她这笔钱不用还了，她将该款用于偿还购房借款，并将余款中的一部分借给他人使用。

　　“2证人赖某、赵某的证言……证明：1994年底，由赵某在北京如意酒家将赖昌星委托转交的人民币100万元给了程辛联。

　　“3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1994年底的一天下午，程辛联同她到西坝河附近一个酒店取走人民币100万元。

　　“4中国银行转支票、北京市中管投资顾问管理公司收据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广安门分理处现金送款单等书证……证明：程辛联收到人民币100万元后，还购房借款50万元，存入刘某公司30万元。

　　“关于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50万美元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程辛联的证言……证明：1997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纪周说赖昌星愿出钱帮助女儿做生意，让她跟赖昌星联系。她与赖昌星联系后，赖昌星汇给女儿50万美元，并将汇款底单传真给她，女儿也打电话告诉她收到了50万美元，她告诉了李纪周。后来，李纪周告诉她，给女儿的50万美元赖昌星不要了。2证人庄某、赖某的证言……证明：听赖昌星说给过李纪周的女儿一笔美元。3检察机关出具的有关说明……证明：程辛联按照李纪周的要求，通过电话催促女儿退回赖昌星给予的50万美元。4李纪周女儿的电话录音……证明：1996年底，她受到了赖昌星所寄的50万美元。

　　“关于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3万元港币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程辛联的证言……证明：有一天，李纪周去看望赖昌星，回来后交给她3万港币，说是赖昌星给的。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1997年上半年有一天，他开车送过李纪周去王府饭店；接李纪周时，赖昌星送李纪周上车，二人在后座停留了一会儿。”

　　检察官还出示了李纪周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指出：“赖昌星先后向他提出为程辛联、女儿提供资金经商。他同意后，让程辛联与赖昌星联系。程辛联和女儿分别收到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后，赖昌星告诉他，给的钱不要了，他告诉了程辛联。1997年上半年，他收受了赖昌星给予的港币3万元，交给了程辛联。他接受赖昌星的请托，要求海南省边防局将查扣的油轮交海关处理；批示广东省公安厅为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大陆两地汽车牌证一副。”

　　面对这些证据，辩护人辩解道：“程辛联的证言与李纪周供述不一致，不可完全采信。”

　　公诉人从容答辩：“程辛联证言与李纪周供述之间只是在时间以及个别的表达上有出入，但在受贿、谋利的主要情节上，供、证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是可信的。”

　　辩护人：“程辛联与赖昌星也很熟，100万未必与李纪周有关。”

　　公诉人：“证据表明，程辛联是随李纪周看望赖昌星时认识的赖昌星，赖昌星所认识的程辛联是李纪周夫人程辛联。李纪周和程辛联也都已经供认：没有李纪周的地位与身份，赖昌星不会给程辛联钱，钱是给李纪周的。”

　　辩护人：“李纪周女儿的电话录音收集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面对公诉人的指控，李纪周的辩解是那样无力

　　公诉人：“李纪周女儿的电话录音是程辛联主动提交的，也是经过李纪周女儿同意的，且侦查人员当时在场，收集程序合法，其内容又能够与其他证据印证，内容真实可靠。”

　　辩护人：“在庄某的证言中有‘赖昌星告诉我，他给李纪周老婆介绍一个公司，借进一笔款子……这笔钱后来还了……这件事与陶某有关……’这表明：100万是借的，且已经还了。”

　　公诉人：“这段话所反映的事实与本案无关，是程辛联、陶某与赖昌星的另一笔70万元款项。我们认定李纪周收受赖昌星的100万不是这笔款。”

　　辩护人：“公诉人宣读的张某证言中，没有涉及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的事实，故此证据不能证明李纪周收了赖昌星3万港币。”

　　公诉人：“证人张某虽然没有说明李纪周是否在车上收了赖昌星的钱，但他证实了赖昌星在王府饭店上车送李纪周的事实，这与李纪周供述收赖昌星3万港币时间、地点、方式等情节是一致的。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李纪周收受赖昌星3万港币的事实。事实上，赖昌星在车后座是悄悄给李纪周钱，有意不让司机看见；乃至李纪周本人在车上都没看究竟是多少钱，拿得严严实实，直到进了自己家才看。李纪周不愿意、也不会让司机知道详情，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方工、王忠华等继续就李纪周干预查处奥林匹克勇士号走私油轮的事实进行举证：

　　“1证人冯某（时任海南省边防局局长）的证言……证明：1997年4月3日，海南省边防局在琼州海峡查扣了外籍油轮奥林匹克勇士号，李纪周给他打电话，让将油轮交海关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处罚决定书》……证明：奥林匹克勇士号油轮违法进口柴油32万余吨。”

　　李纪周辩解道：“奥林匹克勇士号油轮不像起诉书所说的属于远华公司所有。”

　　公诉人反驳：“公诉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李纪周系接受赖昌星的请托，要求海南省边防局将查扣的奥林匹克勇士号外籍油轮交由海关罚款放行，无论该油轮是否属于远华公司所有，都是为赖昌星谋取了利益，都不影响所指控的犯罪成立。”

　　公诉人：“关于李纪周违法为赖昌星办理香港大陆两用汽车牌证，有以下证据证实：

　　“1被告人李纪周在远华公司《关于申办香港大陆两地车牌的报告》上的批示、证人刘某、李某（均为广东省公安厅干部）的证言……证明：1997年9月2日，广东省公安厅按李纪周的批示，在申办手续不齐备的情况下，为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大陆两地汽车牌证一副。

　　2《广东省公安厅车辆及驾驶员驾车入出境批准通知书》……证明：李纪周为远华公司办理的香港大陆两地汽车牌证，香港牌证号为BY6678，广东牌证号为广东02-49507.“

　　李纪周：“远华公司办理的粤港两地车牌证手续齐全，应当给予办理，我没有利用职权为赖昌星谋取利益。”

　　公诉人反驳：“被告人接受赖昌星请托，批示下级公安机关为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大陆两地车牌证，即是为赖昌星谋取了利益，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辩护人辩解：“应该有行贿人赖昌星的证言或传其出庭作证，现有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律要求。”

　　公诉人：“行贿人赖昌星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犯罪集团首犯，已畏罪逃往加拿大。众所周知，由于外交和国际司法协助方面的种种原因，至今还未能将其抓获归案，所以没能取得赖昌星的证言。但依据我国法律制度和国际惯例，不能因为某个证人缺席就停止对犯罪的追究。况且现有的证据从多个方面互相印证，足以认定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的犯罪事实。”

　　辩护人辩说：“起诉书指控李纪周收受赖昌星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的证据，除被告人供述外，均为传来证据，认定李纪周受贿证据不足。”

　　公诉人反驳：“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出示的证人证言、书证等，并非都是传来证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与李纪周在侦查阶段和庭审中的供述相吻合，认定李纪周受贿证据确实、充分。”

　　法庭审理检察机关第二项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300万港币贿赂时，李纪周矢口否认：“李莎娜打过电话来，就说了办保税仓的事，没说别的。我当晚去看李莎娜，李莎娜说，梁耀华答应给她300万港币，汤松新也说是的。我同李莎娜讲梁耀华的口碑不好，你要当心点。我说了之后看李莎娜还想要，就没再说什么——我不是默认，是不管了。”

　　公诉人：“梁耀华说不用还了，你是什么态度？”

　　李纪周：“没什么态度。”

　　这一套供述，显然与他原来在检察机关的供述相反。可谓形势突变。公诉人当庭宣读李纪周原来的供述，李纪周辩解道：“我谈的是现在的认识，我对自己犯罪的认识。”

　　关于为新英豪公司出面干预下级办案，李纪周也反复辩解自己当时不知情，不知道新英豪公司是走私，她们（李莎娜等）告诉他手续合法。

　　辩护人瞅准时机、趁热打铁，问道：“李莎娜在来京之前，是否同你说过梁耀华要给她钱的事？”

　　李纪周：“在这之前我没听说过。”

　　辩护人：“在李莎娜的房间，你是否与人商议过由你出面同梁耀华谈？”

　　李纪周：“没有商议过。只是汤松新讲梁耀华要给。”

　　辩护人：“在当时，你是否意识到300万与你有关系？”

　　李纪周：“我没有认识到钱是给我的。如果知道就不会是这样了。”

　　李纪周的翻供，并未出乎方工预料；若此时再追问下去，只会陷于纠缠。因此，律师询问完毕之后，方工示意同伴不再多争，立即申请传证人梁耀华出庭作证。

　　公诉人：“认识李纪周吗？”

　　梁耀华：“1993年中，找我捐钱时认识的。”

　　公诉人：“认识汤松新、李莎娜吗？”

　　梁耀华：“认识。是同一时间认识的。”

　　公诉人：“李纪周与李莎娜是什么关系？”

　　梁耀华：“听汤松新说是情妇关系。”

　　公诉人：“新英豪公司是什么时间成立的？找谁帮的忙？”

　　梁耀华：“1994年底成立的，找李纪周帮的忙。后来李纪周还以公安部名义向广州发过两封函。”

　　公诉人：“公司成立后，你们来过北京吗？”

　　梁耀华：“来过。”

　　公诉人：“干了什么？”

　　梁耀华：“李纪周找我要了300万港币。我找李纪周办保税仓。到北京后住在王府饭店。我去参观王府饭店的设施，后来汤松新在大堂找到我，说李纪周来了，找我。我问什么事，他说找我要300万。我说‘好啊’，就上李莎娜的房间去了。我一进门，李纪周说：‘梁耀华你拿300万，等公司赚了钱再还你。’我说没这个必要。他说：‘那你把钱给李莎娜。’”

　　公诉人：“保税仓谁帮的忙？”

　　梁耀华：“找李纪周帮的忙。李纪周又帮我们找了王乐毅。”

　　公诉人：“新英豪公司货物被扣过吗？”

　　梁耀华：“扣过。”

　　公诉人：“找过李纪周吗？”

　　梁耀华：“找了两三次。”

　　公诉人：“300万港币是给谁的？”

　　梁耀华：“当然是给李纪周啦，李莎娜没有资格。是李纪周让我把钱给李莎娜的。”

　　听到这儿，李纪周急了：“他说的不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向他要过钱。”

　　辩护人则努力找出证人的漏洞：“汤松新找到你之后，跟你一起上楼去了吗？”

　　梁耀华：“没有。”

　　辩护人：“汤松新告诉你李纪周为什么要300万没有？”

　　梁耀华：“没有。”

　　辩护人：“你有没有问？”

　　梁耀华：“没有。”

　　辩护人：“汤松新为什么回避？”

　　梁耀华：“不知道。”

　　证人的回答让辩护人放弃了仅存的一丝希望。公诉人继续举证：

　　“关于李纪周收受梁耀华贿赂港币300万元及干预查处走私汽车的事实，还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李莎娜的证言……证明：1994年11月份，她与梁耀华、汤松新等人到北京找李纪周谈设立保税仓一事。来北京前，汤松新告诉她，梁耀华可能会给她钱到香港买房。到北京后，汤松新又说，梁耀华可表示要给她300万元港币。汤松新还说，他也准备让梁耀华给买房。李纪周来王府饭店1018房间看她时，汤松新告诉李纪周，梁耀华要给她300万港币在香港买房。李纪周说，梁耀华在广州的口碑不好，你们要小心他。后汤松新把梁耀华叫到，汤松新说了梁耀华答应出300万港币买房的事，李纪周说：‘梁耀华，你拿300万港币给李莎娜买房，你不能白给，莎娜不能白要，以后公司赚了钱再还你。’后她用梁耀华给的300万港币在香港买了房。

　　“2证人梁耀华的证言……证明：1994年11月21日，他和汤松新、李莎娜等人到北京，住王府饭店。在饭店大堂，汤松新告诉他，李纪周要300万港币。他到了李莎娜房间，李纪周对他说：‘梁耀华，你先拿300万港币给我，以后公司赚了钱再还你’，他说不必了。李纪周叫他把300万港币给李莎娜。

　　“3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阶段和庭审中供述证明：1994年11月21日，梁耀华、李莎娜到北京，住王府饭店。当晚他去看他们，在李莎娜房间，汤松新和李莎娜同他谈建保税仓和公司发展的事情，并说梁耀华答应李莎娜到公司后给她300万港币。汤松新还说，这是其向梁耀华的建议、做的工作。他对李莎娜说：‘梁耀华口碑不好，你要小心。’但他看李莎娜想要，就没说什么。过一会儿，汤松新把梁耀华叫来，汤松新提到梁耀华要给李莎娜300万港币，他说梁耀华不能白给，李莎娜不能白要，今后李莎娜在公司赚了钱，要还给梁耀华。梁耀华说不必了。

　　“4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关于新英豪公司情况介绍、公安部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海关、广州市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函件、李纪周的有关批示及新英豪公司营业执照、新英豪公司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的协议书证明：李纪周为新英豪公司注册成立并挂靠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提供了帮助。

　　“5证人梁耀华的证言……证明：1994年，他通过李纪周的帮助，注册成立了挂靠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的新英豪公司。1995年1月4日、3月23日、10月23日、1996年3月6日，新英豪公司的3艘货船和7个货柜分别被蛇口公安分局、黄埔公安分局查扣。他通过李莎娜找李纪周帮忙，李纪周出面进行干预，船、货均放行。

　　“6证人李莎娜的证言……证明：梁耀华为了找一个大的靠山发展业务，通过李纪周将新英豪公司挂靠公安部下属的交通协会。为了利用她，梁耀华将她拉入新英豪公司，公司遇到走私货被扣的事就让她给李纪周打电话疏通关系。新英豪公司分别在1995年1月4日、3月23日、10月23日、1996年3月6日，因涉嫌走私被深圳蛇口公安分局、广州黄埔公安分局扣过货。梁耀华让她给李纪周打电话，请李纪周给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广州市公安局负责人打电话，协调关系救货。

　　“7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3月23日、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的两船货先后被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查扣。梁耀华让她和李莎娜等人到北京找李纪周，让李纪周出面干预。在李纪周的干预下，被扣的船、货被放行或发还。

　　“8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3月23日、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两艘走私货船被扣。李莎娜到北京找李纪周，李纪周遂派她到深圳找蛇口公安分局协调，给深圳方面施加压力。

　　“9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1月4日、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的两艘走私货船被蛇口公安分局查扣后，李纪周找到，指责蛇口公安分局违反规定缉私。在李纪周的干预下，他们对已扣的船、货予以放行或发还。

　　“10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3月23日，新英豪公司走私货船被扣，李纪周给他打电话进行干预。他说分局的鉴定结论是构成走私，李纪周坚持是否构成走私应由海关定性。

　　“1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1月4日，新英豪公司走私货船被扣，深圳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给他打电话说，李纪周过问此事，指责他们在公海上扣船。经调查，负责人告诉李纪周不是在公海上扣船，李纪周很恼火。在李纪周的干预下，蛇口公安分局将船放行。3月23日和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走私货船被扣，孙某和何某分别给他打电话说，李纪周过问此事，并让放行。在李纪周的干预下，他们将货船放行。

　　“1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1996年3月6日，新英豪公司用汽车走私入境的7个货柜被黄埔分局查扣。李纪周给他打电话，要求放行。他们经研究，将货放行。

　　“13海关总署（署法〔1999〕652号）文件……证明：1995年1月4日新英豪公司‘粤海333号’船被蛇口公安分局查扣时，随船舱单与所载货物不符，有重大走私嫌疑。

　　“14深圳市蛇口分安分局出具的《走私汽车一案的综合材料》……证明：1995年3月23日下午，市边防分局蛇口姑婆角水上检查站缉私艇在赤湾海面上截获涉嫌走私的‘粤海335号’货船，该货船装载全新整车49辆（拆除了发动机），旧车整车1辆，旧车壳后半部分3个，前半部分1个，以及少量的旧车门，货主为新英豪公司。该公司违反海关监管规定，非法进口汽车，构成走私。

　　“15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出具的《关于广州新英豪有限公司（‘951023’）走私汽车一案的处理意见》……证明：1995年10月23日晚，深圳市公安局蛇口水上派出所在蛇口海面查扣涉嫌走私的‘英豪一号’货船。该货船运载5个货柜，内装汽车车身18个，汽车发动机63台和汽车配件1批，其中有4台整车被拆成车身和发动机。该公司上述行为构成走私。

　　“16广东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的检验证书……证明：该局受广州市黄埔公安分局委托，经对1996年3月6日查获的新英豪公司7个货柜的汽车配件进行检验，这批配件可构成30台汽车车体总成。

　　“17新英豪公司进口货物报关单……证明：新英豪公司1996年3月6日报关单上所写的货名为旧车门、旧尼牙壳、旧胶灯壳等旧汽车配件，与实际进关的货物明显不符。

　　“18广州海关穗关察〔1999〕210号文件……证明：新英豪公司1995年‘323’案件涉及的50辆汽车总价值为人民币21258302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13951658元；1995年‘1023’案件涉及的4辆汽车总价值为人民币2220699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1445521元；1996年‘36’案件涉及的30辆汽车总价值为人民币10515125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6335021元。

　　“19李纪周在侦查阶段的亲笔供词和庭审中供述证明：梁耀华的货船曾3次涉嫌走私被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查扣，梁耀华通过李莎娜找他，说货物手续齐全、合法，公安机关违规查扣，他就相信了。由于他利用职权干预，最终导致梁耀华走私得逞。”

　　辩护人：“李纪周没有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的故意。检察机关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证据不足。”

　　公诉人：“李纪周在客观上对李莎娜取得300万元港币起了决定作用。虽然事先共谋不明显，但事中形成了共同收受贿赂的故意。取得300万元，李纪周、李莎娜缺一不可。”

　　辩护人辩说：“李纪周依照职权过问新英豪公司货船被查扣一事，不是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办案，且处理结果与李纪周过问无关。”

　　公诉人：“李纪周在有关公安机关告知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后，仍听信新英豪公司人员所谓公安机关违规查扣的说法，要求将查扣的车船放行或将货物发还，其行为应属滥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依法办案，并造成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未被依法查处的结果，李纪周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

　　辩护人：“证人梁耀华在讯问、发问过程中，前后矛盾，且有明显说谎的地方，对证人梁耀华的证言不予采信。”

　　公诉人：“梁耀华的当庭证词，虽然个别字句不同，但与他以前的证言实质一致。字句不完全相同是难免的，不等于矛盾。建议法庭采信。”

　　对于郑某的证言，辩护人认为：“郑某是举报人，与梁耀华有利害关系，因此证言有很大的倾向性，不符合事实，提请法庭不采纳。”

　　公诉人：“第一，郑某与李纪周没有利害关系，我们认定李纪周受贿罪，不仅仅靠郑某的证言。第二，郑某的证言与我们已出示或将出示的证言能一致地反映李纪周为梁耀华谋利的事实，辩护人提出的意见没有根据。”

　　关于起诉书第三项指控李纪周收受周某贿赂1万美元的事实，王忠华举证：

　　“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1996年5、6月，他到北京找李纪周帮其在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李纪周让公安部装备财务局派人与他商谈此事。7、8月的一天晚上，他到李纪周家中将1万美元交给李夫人，这1万美元是给李纪周的，因为李纪周曾帮其办理过推销激光瞄准器等事。

　　“2证人程辛联的证言证明：1996年的一天晚上，周某到她家，给了她一个信封。周某走后，她和李纪周打开信封，内有一万美元。

　　“3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据有关人员回忆，1996年广东省某公司经人介绍来推销过激光瞄准器，具体的时间和人记不清了。

　　“4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阶段及刚才的法庭调查中承认：1996年上半年，周某到北京找他，请他向公安部推荐激光瞄准器，他让公安部装备财务局的人进行检验。同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周某到他家交给程辛联一个信封。周某走后，他和程辛联打开信封数过，是1万美元。”

　　李纪周和辩护人提出，程辛联曾帮助周某在北京购买土地，周某的1万美元是送给程辛联的，与李纪周帮助周民兴推销激光瞄准器无关。

　　公诉人：“周某的证言证实，他让李纪周帮助在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后，到李纪周家中交给程辛联1万美元，钱是给李纪周的。”

　　铁证如山 辩解无力

　　李纪周及其辩护人转而在量刑情节上争取。

　　李纪周：“我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羁押，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并表示积极退赃，应属投案自首。”

　　辩护人：“李纪周写信让程辛联向司法机关交代问题的同时，已决心坦白自己的全部受贿事实，应视为有自首情节。”

　　公诉人：“李纪周是在有关涉案人员已经供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后，才逐步交代其受贿事实，不属于自动投案，也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故其行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自首要件，自首不能成立。”

　　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我曾提供多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经司法机关侦查破获了有关案件，有的已经查证属实，应属重大立功，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公诉人：“李纪周曾向侦查机关提出国家工作人员王某某、赵某某和商人杨某某关系不正常，并称程辛联可能知情。经侦查机关讯问程辛联，程辛联提供了重要线索，使司法机关得以侦破上述三人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李纪周的行为为破获上述案件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构成立功。李纪周的其他揭发检举，有的因线索不具体或涉及的当事人未能到案等原因，无法查证；有的在其揭发前，司法机关已经掌握；有的经查不实。”

　　辩护人：“起诉书指控李纪周犯受贿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当，应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构成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规定的数额标准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的相应数额标准，起诉书指控李纪周受贿的行为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漫长的法庭质证与辩论渐渐接近尾声，起诉书指控的各项犯罪事实愈发清晰、明朗。

　　最后，方工发表公诉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在今天审理被告人李纪周受贿一案的法庭上，我们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在此前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我们围绕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宣读并出示了大量依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及各种书证，其中包括行贿人、请托人、赃款使用人、李纪周为他人谋利的当事人等证人。这些证据对李纪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各个环节均做出证明。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排除其他可能性。我们还讯问了被告人李纪周。李纪周对起诉书指控他的犯罪行为也供认不讳。

　　“所以我们认为，法庭调查已充分证实我院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案件的性质、情节发表以下意见：

　　“一、李纪周的行为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明文规定了受贿罪的罪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个规定明确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本案被告人李纪周收受赖昌星一次100万人民币、一次50万美元、一次3万港币；收受周民兴1万美元，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300万港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为这几个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李纪周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身份。李纪周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及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国家工作人员。

　　“其次，李纪周实施了受贿的客观行为。李纪周为梁耀华、赖昌星等人请托事项，利用职权做批示、通电话、托人帮忙等，帮助他们成立公司、建立保税仓、办理两地车牌乃至干预公安部门对涉嫌走私案件的查处等等。而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他都收取了对方给予的财物。这种收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还有，李纪周具有受贿罪的主观故意。李纪周对自己收取他人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会造成破坏公务活动廉洁性的危害后果，应当明知，事实上也是明知的，并且他的行为也充分说明他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和希望的主观心理，因此，他具备了受贿的主观方面要件。

　　“二、李纪周的受贿罪行情节特别严重

　　“我院起诉书对李纪周所犯罪行已做了明确的表述，法庭调查已详尽证实了起诉书的指控。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李纪周所犯罪行，情节特别严重。

　　“第一，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数额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对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的破坏，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犯就越严重，所以我国刑法明确把犯罪数额与这类犯罪的量刑紧密联系，规定在一起。李纪周受贿数额高达84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受赖昌星的一笔贿赂就达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达410万元。与情妇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的一次贿赂就达3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320余万元。这样大量收受贿赂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

　　“第二，李纪周大肆滥用职权，积极为行贿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后果特别严重。赖昌星、梁耀华都因有涉嫌走私的货船被公安机关查扣，而直接或间接要求李纪周帮助。李纪周置职务和职责于不顾，对他们有求必应，三番五次按照他们意愿，打电话、派人或直接做批示，态度强硬地帮助行贿人达到目的，甚至为他们对付办案的公安机关而出谋划策，更有甚者，当下级机关向他报告，所查扣的货物确有走私嫌疑时，他竟置若罔闻，仍粗暴地进行干预，最终造成涉嫌走私的案件难以继续查处。李纪周所干预的涉嫌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货船，物品价值总计达人民币9300多万元，数额极大。他的这些行为引起办案机关公安干警的极大不满。蛇口公安分局局长就曾气愤地表示：‘李纪周身为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却一再阻挠公安和海关缉私、替走私分子说话，什么副部长！’

　　“第三，长时间、多次收受贿赂。李纪周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兼任全国打击走私犯罪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国家要害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丧失原则，与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和重大走私犯罪主犯梁耀华等人沆瀣一气。在1994年至1997年长达近三年的时间中，多次接受他们的钱物，多次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李纪周集国家党政机关干部、司法机关干部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身份于一身，而长时间、多次收受贿赂的行为，助长了犯罪分子气焰，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影响特别恶劣。

　　“李纪周之所以触犯刑法，不注意个人品德修养和思想改造是根本。李纪周面对女色、金钱的诱惑，私欲膨胀，置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成为社会的蛀虫。1992年李纪周在广州挂职期间，与干警李沙娜发展成为情人关系，1993年回公安部担任部领导职务，面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仍不思检点，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为情妇、妻子、孩子大量敛财。一个公安部副部长与远华走私集团的首犯称兄道弟；甚至站在与公安队伍对立的立场上，干预办案，为行贿者、走私者出谋划策，鼓励他们状告下级公安机关干警。李纪周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人格和尊严，同时也丧失了党性，丧失了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多年来没有间断过严肃党纪国法，惩腐肃贪。但李纪周对政府决策和人民呼声充耳不闻，对党纪国法视而不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给我们党和政府形象抹黑，给党和政府威信造成恶劣影响。无论是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结果都是极其严重的。”

　　稍稍停顿，方工继续陈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国家正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有一个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振兴民族、建设国家努力奋斗的良好环境。然而公务人员中少数腐败分子，滥用职权，为满足一己私欲，为所欲为，置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于不顾，渎职弄权，大搞权钱交易，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破坏了党风、民风、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特别是司法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高级干部的腐败，更是危害严重，恶果明显。李纪周的行为正是这样。他是司法腐败中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任由这种犯罪蔓延滋长，我们党将丧失人民群众信任，我们的国家政权将受到严重腐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会被葬送，亡党亡国的悲剧必定难以避免。

　　“这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受贿行为，为国情所不容，为民心所不容，为国法所不容。无论什么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追究，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法的尊严，才能警戒人们遵守法律。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法将李纪周受贿案提起公诉，提交法庭进行审判。

　　“综上，李纪周多次收受大量贿赂，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特别严重，为严肃国法，维护社会利益，对这样的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

　　“为了有助于公正地审理此案，我们也提请法庭注意被告人李纪周在检察机关侦查本案中，侦查后期、审查起诉期间及今天的法庭审理中，有较好的认罪态度。”

　　“以上是我们的公诉意见，请法庭采纳，作出公正判决。”

　　这份公诉词非常精彩，有理有据，从法律的层面剖析了李纪周的犯罪性质、危害，又对李纪周的认罪态度给予了肯定，充分体现了依法办事。

　　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李纪周先是表态认罪服法，同时为自己辩解：

　　“首先，起诉书的指控我都认罪，我不反悔。但起诉书个别地方的表述不准确。一、梁耀华给李莎娜300万港币，我确实没有出面，也从来没有同李莎娜商量过，李莎娜也没让我出面。钱不是我给，也不是给我，是他们告诉我梁耀华要给。二、我过问新英豪公司的事，因为它是公安部下属协会的公司，我分管协会。我过问并没有让他们放货，过问是正当履行职责。我过问海南奥林匹克勇士号是正确的，造成的后果与我无关……

　　前车之鉴，令人警醒

　　我相信李莎娜说的是真话，偏听偏信……三、我认为我个人是自首……四、立功的事，……我认为我是重大立功。“

　　也许是想把“好态度”继续保持下去以利于求得稍好的结果，李纪周的辩解虽十分坚决却并不激烈。然而，辩护人的辩护仍异常尖锐：“虽然李纪周自己认罪，但辩护人是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辩护。通过法庭调查，起诉书存在三个问题：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适用法律不当；三、李纪周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

　　这一番唇枪舌战，使庭审进入一个又一个高潮。法庭旁听席上的人们屏息而听。

　　公诉人几轮答辩之后，辩护律师放弃了无罪辩护，退而为李纪周争取轻判。他们提出，李纪周的立功情况尚待查实，认罪态度也一直很好，这些都应该纳入量刑的考虑，判决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

　　法庭进入了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

　　开始几分钟，李纪周显得有些紧张，这位惯经大场面的人物，如今第一次作为被告人站在庄严的法庭上，这样的发言对他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毕竟是见过大阵势的人，很快，他就稳定了情绪。

　　“今天法庭公开审理，是客观、公正、依法的。我真心实意认罪服法。由于过去放松学习而犯罪。我对自己的犯罪很痛恨……法庭怎样判我都不过分……无论如何我都是罪有应得……”

　　李纪周声泪俱下：

　　“……感谢检察官对我的批评、教育……我经过深刻反思，认识到自己犯罪的原因是：1长期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2过多地和商人、老板搅在一起，特别是同后来被证明是不法商人的人搅在一起；3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4为情所困，因情害己……我出身于革命家庭，有一个很好的过去……父母对我要求都很严格，自己也曾努力上进。曾经在审判‘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件中出色完成任务，边疆地区叛乱时我也曾在暴风雨中身披雨衣、拄着木棍、肩扛冲锋枪、身先士卒……我的荣誉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没有党和人民我李纪周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后来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整天在台上给别人讲廉政，在台下自己收受巨额贿赂……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父亲母亲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老革命，是艰苦朴素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而我、却是腐败的典型、是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对不起年迈的母亲……党的反腐败政策是非常英明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够党员资格，但我仍热爱党，仍希望为国家做点事，做一个反面教材。我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认罪，恳请法庭给我一个机会。”

　　这一番剖白，不管是否全都发自内心，听到的人很难不为之感到震撼。

　　审判长宣布休庭时，夜幕也已完全落下。

　　公诉人的指控让“执法高官”心服口服

　　2001年10月22日上午9：0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

　　“现在继续开庭……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

　　“……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纪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昌星、周民兴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李纪周第一项、第三项受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指控被告人李纪周第二项受贿犯罪，因认定李纪周有与李莎娜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但其中指控被告人李纪周滥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对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犯罪行为的查处，致使查扣的涉嫌走私货物被放行，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李纪周作为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李纪周滥用职权犯罪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前，依照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其应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刑。被告人李纪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作为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罪行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国家利益，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被告人李纪周能够提供线索，对有关重大案件得以侦破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有认罪悔罪表现，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李纪周犯玩忽职守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纪周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期间，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本判决之日起计算）。

　　二、追缴在案的款、物（清单附后）和扣押在案的北京市东中街东寰广场22楼602室一套房产的变价款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香港九龙德福花园K座216室房产一套退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处理。

　　三、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纪周犯罪所得人民币二百四十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元八角三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很快，李纪周上诉了，是因为不服么，还是因为熟知“上诉不加刑”的他仅仅抱着一线希望，“万一……”，不得而知。很快，李纪周又申请撤回上诉，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刚刚立案审查期间。撤回上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上诉时本来就没有找着哪怕一点儿有力的理由——面对于法、于理、于情都无可挑剔的指控，手捧滴水不漏的判决，自己又一再声称认罪服法，何必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于2001年11月5日裁定准许李纪周撤回上诉。12日裁定核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2001年11月19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详细解读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如何从一个根正苗红、仕途顺利的政府高官沦为执法犯法、为走私分子开路护航的腐败蛀虫。

　　据悉，李纪周案于1998年9月，朱镕基总理南下掀起反走私风暴时李被揭发，当年12月中旬，李在北京医院看病时被中纪委调查组“双规”。2000年初，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李纪周，同年4月，中纪委正式宣布李纪周被免职，同时开除其中共党籍。

　　200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李纪周已被逮捕并立案侦查。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李纪周案。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未透露李纪周犯罪详情。据介绍，李纪周案拖延很久，是因为李案涉及面太广，关系复杂，案中又有几宗轰动全国的走私大案，故只有等到远华、湛江等走私案审结以后再进行。

　　舆论认为“罪该万死”的李纪周，一审被判“死缓”。专家认为，“依法宽大”，暂且免其一死，而没有感情用事“杀之以谢国人”，是法律对感情、舆论的胜利。

　　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判决宣布后，很多民众感到惊讶：李纪周罪不可赦，为什么只判个“死缓”？然而，安徽省政府立法咨询员、法学博士陈宏光教授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死缓”的判决是经得住法律的推敲、有法理依据的。

　　新华社在援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时说了这么一句：“鉴于李纪周能够提供线索，为侦破有关重大案件起到了一定作用，且能积极动员亲属退赃，有认罪悔罪表现”。

　　由此可见，在法院看来，李纪周有被法律容忍与“宽恕”的条件。也就是说，李纪周有依法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量刑情节）。

　　其后程辛联案也审查终结，移送起诉。程辛联是以“公职人员受贿罪”被起诉的，起诉书统计的数额为70万元人民币，不过后来律师力辩，程辛联罪名并非“公职人员受贿罪”，而是“介绍贿赂罪”，法庭采信了律师的辩护。程辛联因“介绍贿赂罪”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李纪周身为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担负着同走私等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重要职责，然而他却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妨害公安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其违纪违法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依法严惩，于国于民、于党于法，实乃幸事。而一审判决“依法宽大”，暂且免其一死，而没有感情用事“杀之以谢国人”，是法律对感情的胜利。于国于民、于党于法，也是幸事。

　　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受海内外关注3年之久的李纪周案差不多尘埃落定。回顾这一重大案件，给人的感受却是一言难尽。

　　九个月前，也就是2001年2月27日，新华社电讯通报了对李纪周的处理情况。而那时，方工正忙于研究李纪周的案情。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袁纯清通报了对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和厦门特大走私案其他涉案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党纪、政纪处理的情况。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出席发布会并讲话。

　　据通报，在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过程中，中央纪委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公安部在对李纪周有关问题的调查已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上，又发现并查实了他收受走私犯罪分子赖昌星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重要事实，使该案取得了新的突破。经查，1994年12月至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多次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应赖昌星要求，干预公安边防机关对涉嫌走私油轮的查处；利用职权为赖昌星的公司提供便利。1994年11月底至1995年8月，李纪周伙同情妇收受走私犯罪分子梁耀华的巨额贿赂，帮助梁注册成立广州新英豪发展有限公司，促成了新英豪公司保税仓的设立，并多次干预公安机关对该公司走私犯罪问题的查处。此外，李纪周还收受其他人的贿赂及巨额礼金。

　　袁纯清指出，李纪周案是一起典型的领导干部收受贿赂、徇私枉法、执法犯法案件。李纪周身为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担负着同走私等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重要职责，但他却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妨害公安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其违纪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开除李纪周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通报，继厦门特大走私案第一批案件二审宣判之后，第二批94起案件也于近日一审宣判，涉及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91人。此前，福建省、厦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金融系统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已对上述人员作出了党纪、政纪处理。其中，福建省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陈燕新，厦门对外供应总公司原总经理梁栋，厦门海关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车典，中共厦门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林金栋，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长、党组书记林贞木，交通银行厦门分行原行长周忠泽，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书记颜才毅，厦门港务管理局原局长、厦门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黄和荣，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助理巡视员罗良玉，福建九州商社原总裁兼福建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赵裕昌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对其违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厦门经济特区贸易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裁谢永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此外，还有一批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理。中共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张宗绪被开除党籍；中共厦门市委原常委郭晓菱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违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被依法罢免副市长职务，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违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厦门市原副市长苏水利被依法罢免副市长职务，开除党籍、公职，对其违纪所得予以追缴；共青团福建省委原书记詹少敏被开除党籍、公职，对其违纪所得予以追缴。

　　截至2001年2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厦门特大走私案中156名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作出了党纪、政纪处理。对其他涉案人员的党纪、政纪处理，有关部门将陆续作出。

　　何勇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中央纪委会同监察部、海关总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央金融工委等部门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在福建省委的领导和厦门市委的支持配合下，历时一年半，不仅基本查清了发生在厦门关区的走私犯罪问题，彻底摧毁了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而且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打击走私和惩治腐败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对李纪周案的查处，是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再次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只要他违纪违法，都要一查到底，予以严惩。

　　何勇指出，厦门特大走私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危害极其严重，揭露出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由此案引发的教训非常深刻。我们必须从关系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要教育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警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必须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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