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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说客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译者：郭坤



    五年前，布莱克太太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为17岁的挛生子唐尼和隆尼投了家庭健康保险。在唐尼得了白血病需做骨髓移植手术时，保险公司却以种种荒唐的借口拒付医药费，以致贻误了唐尼的治疗时机。布莱克太太为讨回公道而起诉保险公司。刚从法学院毕业的鲁迪出于义愤，毅然担任了市莱克一家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内外与财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及经历丰富的讼棍们斗智斗勇，历尽各种威胁利诱与艰难曲折，后来终于脏诉，可望赢得巨额赔偿。正义仿佛得以伸张，鲁迪也仿佛可以名利双收了，但保险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原告和鲁迪分又未得……

正义何以伸张




——代译序
蒋道超

　　美国人勇敢大胆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使美国长期以来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的奇迹，然而，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美国人所表现出的保守与现实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商贾大亨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频频曲解和践踏法律或者贿赂议员，但普通老百姓仍然坚信法律和政府在原则上是完善和廉洁的。实际上，每当法庭判决谁的财产或自由受到冒犯时，结果常常做出有利于雇主而非雇员的判决。美国作家约翰·格里森姆的第六部畅销书《超级说客》以犀利的笔触抨击了当代美国以大利公司为代表的保险行业的欺诈行径和草菅人命的残忍做法，揭露了某些律师唯利是图的钻营伎俩、冷漠的人际关系及人性的扭曲，同时赞美了刚从法学院毕业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年轻律师鲁迪·贝勒，表现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痛恨和对下层普通百姓的同情。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美国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与作者书中所表现的鲜明态度和深刻主题是分不开的。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作详细论述。 
　　　 
一、草菅人命，横行霸道

　　在美国，一个案子的判决取决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团。因此，一个犯了罪的个人或团体会否被法庭判为有罪并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除了取决于确凿的证据外，还取决于法官公正与否、律师的能力大小以及陪审团的人员组成。正是由于这些，社会上才浊流横行，弱肉强食，恶人逞疯狂。就像作者对司法系统感到失望时所感叹的那样：“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刻就坐着一批身穿桔黄色连衫裤手上带着铐子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毒品贩子。连把这些恶棍一个一个地筛一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法庭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哪里还能指望它关心一个遭受丈夫折磨的妇女的合法权利？” 
　　大利保险公司在社会上有一个垄断的地位，控制着金融界，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泄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另外，即使它犯了法受到指控，它一方面可以化高薪聘请最有名的律师一另一方面可以依赖官府的包庇。也就是说，大利保险公司的影响力是强大无比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动摇得了的，所以，它得以肆无忌惮，草菅人命。多特和巴迪五年前为两个17岁的儿子买了人寿保险。唐尼·雷得了白血病后，他们多次写信让保险公司出钱为他做骨髓移植手术，但公司一个子儿也不给。不仅如此，公司还在第八封回信中辱骂他们“愚蠢之至”。大利公司的专横霸道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用作者的话说，“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 
　　大利公司不仅对贫穷的没有地位的投保人进行欺骗威吓，对他们的死活不管不问，而且对自己的雇员也任意摧残躁躏。杰基·莱曼西支克原来是它的雇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大利工作期间，被迫和好几个上司睡觉。她一旦拒绝他们的要求，就会受到各种迫害打击。她在法庭上作证时对大利公司的控诉催人泪下。她说：“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高。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另外，他们“糟蹋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大利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根本就没把这些雇员看作人，只不过把她们视为任他们摆布玩弄的对象，供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完全剥夺了她们的自尊。他们只把她“当成了一块肉”，“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吃”。 
　　大利公司为何这么猖狂、霸道、为所欲为呢？我们认为，除了因为这些受害人地位低下，经济贫困没钱请律师为他们伸张正义外，主要还因为公司一方面有像大法官黑尔这样的执法人为它撑腰，另一方面有当地实力最雄厚的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为它作后盾。特伦特与布伦特是“本州最大、最为自负、声望最高、而且最富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达120位之多”，它的“人员是清一色出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男人，又都毕业于名牌学校，参加著名的宗教团体”。更使它如虎添翼的是，法官哈维·黑尔和大利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列奥·F．德拉蒙德30年前在耶鲁念法学院时是室友。面对这样的对手，连布鲁索这个与当地政客和警察有密切关系、走进监狱马上就可获释的人也惧怕三分。 
　　　 
二、重压下人性的扭曲

　　《超级说客》不仅反映了法律的破绽和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而且反映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平民百姓的艰辛以及在社会重压下人性的扭曲。布鲁索和普林斯在孩童时代就是朋友。普林斯是尤吉酒家的老板，“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据说他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他和一帮有前科的人办脱衣舞俱乐部，曾经两次被送上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他还偷税漏税，采取不入账的办法，一年获得款项达10万美金之巨。他的朋友布鲁索自己办了个律师事务所，他“比市长本人认识的警察还多”。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染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这鲨鱼和各种武器也许能最好地象征他和社会的特性，即在社会中，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大鱼吃小鱼，不惜一切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软弱的人必被践踏和吞没，惟有自己强大才能生存下去。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两个人是社会蛀虫，理当被正法，但他俩最后仍然逍遥法外。 
　　我们作为读者应怎样看待这两个社会渣滓呢？我们能否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对政府、制度不满和消极抵抗的一种特殊形式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鲁索虽然干一些不光彩甚至违法的事，但他们俩始终是朋友不说，还毕竟愿意为别人提供帮助。鲁边在捉襟见肘时，普林斯总是给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机会。当然他也是在剥削鲁迪的劳动，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美国找到工作，尤其是较为固定的打工机会也是很难的。鲁迪被怀疑为纵火者，走投无路时，又是普林斯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鲁迪在加入布鲁索小事务所时还担心布鲁索在聘用表格里“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将来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进我的肉体”，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这里给我们的暗示也许是，大事务所看上去虽富丽堂皇，里面的人也衣冠楚楚，而实际上，他们却干着卑鄙的勾当；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虽令人恶心，但却远非那么肮脏。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都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遵守职业道德与做人道德，与人为善，那他们也会贫困潦倒不说，也可能像布莱克家和凯莉一样成为被骗、被害的对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林斯和布鲁索采取这种态度，从侧面说明了他们所处的社会逼迫他们要走那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社会重压下人性扭曲的结果。要说错就错在社会，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是无法抗拒已腐朽了的社会的。多特在法庭上做证时，道出了世间的炎凉。“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 
　　普林斯和布鲁索的人性虽然在重压下发生了扭曲，但他们毕竟还能利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投机钻营，和社会对抗，过着优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人性扭曲除给自己带来痛苦和不幸外，还给别人带来身心的摧残。克利夫·赖考是开叉车的，本领没有，却老是做梦想去大俱乐部打棒球。大概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老是心情烦躁，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要打他的老婆凯莉。她已经不止一次被他用一根铝质棒球棍打伤。她有一次肋骨断了几根，另一次，脚骨被打断，还有一次全身都被打破。但凯莉却难以和他离婚，因为他威胁她不得离婚，否则他就杀了她。凯莉对鲁迪说：“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 
　　从克利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十足的人性扭曲者的形象。他由于和凯莉在高中时就恋爱且由于不慎让她怀了孕，不得不离家逃到孟菲斯结了婚，因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一对大孩子在一个新城市开始了婚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家之主的克利夫承受着多么大的生活压力。他梦想着进入大俱乐部打球，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好改善家庭生活，也许想提高自己在爱妻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他越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心中的压力就越大，结果只能是灵魂遭到严重的扭曲，飞了爱妻，葬送了自己可悲的性命。谁之过？ 
　　　 
三、物欲横流，人伦丧失

　　鲁迪作为此小说的叙述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他在小说的开始不顾老父的强烈反对，带着革除时弊，匡扶正义的抱负进入了法学院，但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发誓再也不干律师这一行，连当一个陪审员也不愿了：“我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再和法律发生关系。”因为他在为布莱克一案作辩护律师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法律遭到践踏的可怕，人伦的丧失，代之而起的是人对物的膜拜。鲁迪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渴望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去为顾客服务，为不平伸张正义。他准备勒紧戴克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因为在鲁迪看来，“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他们就能赚到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但戴克跟鲁迪的想法却大相径庭。他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严酷混乱的，律师们为了填饱肚皮，为了抢到一个案子真是拼个你死我活，因为“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戴克原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干了18年，后来念了5年法学院夜校，毕业后为布鲁索工作，但还没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坦白地说，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首先，他缺少男人的魅力，脸上还有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下巴简直就没有，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唇向上翻，露出4颗大门牙。其次，他爱酒，爱烟，更是嗜赌成性。所以，他老婆和他离了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他虽然平时胆小如鼠，可一旦跟踪起车祸的受害者、沉船的受害人或其他曾投保而遭到不幸的人，却是个十足的、无耻的江湖骗子。他在鼓动受害人委托他当律师时，根本不顾职业道德，当然也顾不上受害者当时多么痛苦。不过，他还毕竟有自己所理解的职业道德。他认为，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这里作者的用意似乎是想告诉我们，戴克使用的方法虽不近人情，但毕竟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抢生意。跟那些大事务所比起来，他的卑鄙和无情恐怕还是小巫见大巫。特伦特利用自己的雄厚势力和对方打无休止的文件战，直到把对方和陪审团拖垮，放弃任何努力。另外，他们还安装窃听电话，掩盖事实真相，为了让委托人多付钱，就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在庭上的讲话时间。总之，他们心中想的是案子能带给他们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且天理人伦于不顾。 
　　法律界人们不讲伦理道德，在家庭生活中，天理人伦也丧失殆尽。作者特别选取了包娣小姐为例来揭露这一社会弊端。包娣小姐是一位老寡妇，年近八旬，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二个丈夫去世时，给她留下大约4万美金的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笔钱被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她在为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一帮孤残老弱的人服务。她是个十分令人同情的人，因为她孤身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她子孙都不孝顺，很少来看望她，所以她愤恨地对鲁迪说：“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后来他的儿子媳妇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她有数千万钱时，不仅争相为她管理事务，而且把她接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对她百般孝敬。她在他们那儿也度过了一段好时光，连鲁迪都为她感到高兴。但好景不长，等他们打听到她的真实财产，而且她的身体又那么好时，“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球，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几个孙子“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更有甚者，朗道夫整天缠着她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她的一切事务。他就差说让她立即死去了。 
　　很显然，作者对于社会的丑恶十分憎恶，对于普通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所以，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让鲁迪这个刚拿到律师资格的新手，在富有正义感的法官基普勒的帮助下，得到了具有同情心的陪审团的支持，使大利公司对多特做出高额赔偿。同时，鲁迪成功地将凯莉从魔爪中拯救出来。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书中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多是下等黑人和白人老百姓。而且，这些结果只不过让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人们心理上暂时得到满足罢了，因为法庭宣布了大利公司应作巨额赔偿的判决后，大利公司便急忙转移出自己的资产，然后突然宣告破产，导致布莱克一家及其律师鲁迪分文未得。为所欲为、作恶多端的大利公司又一次利用法律的漏洞逃脱了法律对它的公正的惩罚，试问法律何用？！天理何在？！正义何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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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决心当一名律师，在我意识到我的老爸憎恨律师这一行当的时候，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笨手笨脚的大孩子。笨拙使我困窘，生活使我沮丧，青春期的到来更使我感到恐惧，而且由于不听使唤，正要被老爸遣送到一个军事学校去。老爸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那一套。而我又已练得伶牙俐齿，不守规矩，于是他想干脆把我发配掉。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原谅了他。 
　　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我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随意涂抹，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这儿大约有50个老人，黑白各占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双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轮椅，许多人带着助听器。我们听说，他们每天中午在这儿聚会，吃一餐热饭，唱几支歌，偶尔还可以听听无望当选的政客声嘶力竭地发表竞选演说。在参加了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以后，他们各自打道回府，然后就掰着手指头计算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再回到这里。据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吃午饭的当儿到达，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错误。他们把我们4个和领队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吃散发出化学药剂气味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一份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笨蛋发现了，他肮脏的衬衫口袋上方挂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叽里咕噜地说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献给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鸡。可是这却给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见了。她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行动依然十分敏捷，在这个组织里担当着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种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个老练的选区头儿一样摆弄着这批老人，一会儿和这个拥抱，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膀，走到这里和几个灰头发的女士闲聊几句，走到那里又发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双警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无疑问，博斯科是这群人中的坏小子。她训了他一通，责怪他不该羡慕我的黄果冻，可是过了几秒钟，却又把满满一碗黄灿灿的果子冻放在他面前。他高兴得眼睛发亮，连忙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抓起来吃得精光。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饥肠辘辘的老人吃这顿中饭时的模样，就像在无望再吃另一餐饭的情况下，吃着有7道菜的宴席。刀叉握在他们颤悠悠的手中，前后上下移动，进进出出，仿佛装满了贵重金属一样沉重。对他们说来，时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有时候谈话也会使他们激动，他们相互之间吵吵嚷嚷。他们把食物撒落在地板上。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我还是吃完了我的那一份黄果冻。博斯科依然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包娣小姐像蝴蝶一样在室内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个不停。 
　　斯穆特教授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密密的头发，带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蝶式领结，外加红色的吊裤带，一个十足的迂夫子。他像一个刚刚美餐过一顿的人那样，由于撑饱了肚子而心满意足地坐在那儿，满怀深情地欣赏着我们面前的情景。他是一个好人，五十挂零了，但癖性却与博斯科和他的朋友们颇为相似，而且20年来，一直讲授着那几门别的教授不愿教、很少有学生愿意选的一成不变的课程。儿童权利，残疾人法，家庭暴力研究，精神病问题，当然还有古怪者头老太法（这是人们背着他给这门课起的名）。他一度曾想开设一门“未生胎儿法”，结果引起了一片争吵，只好急匆匆开始休假，溜之大吉。 
　　他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上，向我们讲述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我们接触到有真正法律问题的真实的人。他认为，所有法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都想服务于公众，但在充满血腥味的竞争中度过3年以后，我们关心的只是在一个合适的事务所里找一份合适的差事，然后在7年后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赚大钱。这一点他是说对了。 
　　这门课并非必修，开始时有11个学生。可是斯穆特讲课枯燥乏味，又无休无止地唠叨，劝告学生将来不要谋财，而应无偿地为他人效力，一个月以后，班上只剩下了4个人。这门课无足轻重，每周只有两小时，又几乎不需要化什么力气，我因此才选了它。不过，要是再拖上一个多月，我真怀疑能否坚持下去。因为此时此刻，我非常讨厌法学院，而且对未来从事法律业务又十分担心。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委托人，我感到惊恐不安。坐在那儿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这一群，虽然年迈体衰，他们凝视着我的那种眼光，仿佛我有无比的智慧。毕竟，我就要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律师了；而且又着一身黑色套装，面前放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我在上面画了许多个方块许多个圆，面无表情，皱着智慧的双眉，由此观之，我是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张折叠桌边的是布克·凯恩，一个黑人小伙子，我在法学院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面前折好的名牌上用毡制粗头笔写着我们的大名：布克·凯恩和鲁迪·贝勒。鲁迪·贝勒就是鄙人。布克隔壁是一个讲台，包娣小姐正站在那儿发出尖厉刺耳的嗓音。讲台的另一边也有一张折叠桌，同样的名牌向人群宣告：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大驾光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在过去3年当中一直在自己的名字上玩花样，以便显得出身高贵。在他的隔壁是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是个十足的荡妇。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穿着细条纹套服，打着丝领带，肩上有一块巨大的饰物。我们许多人都猜测，她可能也穿着男运动员用的下体弹力护身。 
　　斯穆特靠墙站在我们身后。包娣小姐正在对着话筒大声宣读医院报告和讣文。这套音响系统有4个大音箱挂在房间的4个角落，效果奇佳，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在室内震响，从四面八方射向人们的耳鼓。一声啪啪声，助听器被接二连三关掉，并且取了下来。这时，人人清醒，没有一个在打瞌睡。今天宣读了3份讣告，当包娣小姐最后终于读完时，我看见听众席上有人在流泪。上帝啊，请你别让死亡落到我的头上吧。请你再给我50年时间，让我工作和享受人生的乐趣，然后在熟睡中突然归天吧。 
　　坐在我们左侧墙边的钢琴家，这时醒过来了，翻动着面前木架上的乐谱。包娣小姐自认为是个挺不错的政治分析家，这时正准备开始批判一种提高销售税的谬论，钢琴家突然敲起了琴键。弹的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我想。她情绪激昂，铿铿锵锵地敲出了开头的过门。老头老太们连忙抓起各自的赞歌汇编，等着唱出第一句歌词。包娣小姐现在又成了合唱指挥。她全神贯注，高举双手，拍拍巴掌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就和着第一节的乐曲边走边挥动双手打起拍子。那些还能自由动弹的老人，都缓慢地站了起来。 
　　唱到第二节时，吼声便戏剧性地逐渐减弱了。这一节的歌词不那么熟悉，而这些可怜老人的眼睛又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手上捧着的赞歌汇编，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我看见博斯科突然紧闭双唇，仰面望着天花板，鼻子大声发出哼哼。 
　　钢琴声突然消失了，原来是乐谱从木架上滑下，散落在地板上。人们一齐盯着钢琴家。上帝保佑她的心脏，她正手忙脚乱，边摸边抓地将琴谱拾拢在自己的脚边。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对着话筒喊道。老人们纷纷坐下。“谢谢大家。音乐是好东西。让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音乐。” 
　　“阿门！”博斯科大声吼着。 
　　“阿门。”后排的另一位老头，点了下头跟着说道。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说。她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望着布克和我。我们两个身子前倾，伏在桌上，再次看着人群。“今天的节目现在开始，”她像是在演戏似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了斯穆特教授和他的几位非常聪明英俊的弟于再次来到这儿。”她用肿胀的手指指我们，露出了灰黄的牙齿，朝着不声不响走到身边的斯穆特微微一笑。“他们非常英俊，不是吗？”她指着我们问道。“大家都知道，”包娣小姐又对着话筒说，“斯穆特教授在孟菲斯州立大学讲授法律课程。我的小儿子曾经在那儿念过书，可是没能毕业，这你们也是知道的。斯穆特教授每年都要带几个学生来这儿看望我们，你们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向他们诉说，他们将向你们提供建议。这些建议毫无例外都是很好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下，毫无例外都是免费的。”她侧过身来，再一次朝斯穆特投去含情脉脉的一瞥。“斯穆特教授，我代表咱们团体，欢迎你回到柏树花园。我们感谢你对老年公民问题的关心。谢谢你，我们热爱你。” 
　　她后退了几步，走下讲台，一边猛烈地拍着巴掌，一边点头示意同伴仿效。但却无人响应，即使博斯科，也纹丝不动。 
　　“他真了不起。”布克叽咕道。 
　　“他至少有人爱啊，”我咕哝着应了一句。老人们在这儿已经坐了10分钟，又刚吃过午饭，我发现有几个人眼皮在耷拉下去。等斯穆特讲话完毕，肯定会鼾声四起的。 
　　斯穆特走上讲台，调整了一下话筒，清了清嗓子，等候包娣小姐在前排入座。她在坐下时，气呼呼地对邻座那位脸色苍白的绅士低声埋怨道：“你应该鼓掌嘛！”可他没听见。 
　　“谢谢你，包娣小姐，”斯穆特尖叫着。“来到柏树花园，我总是感到十分愉快。”他的声音真诚。我心中毫不怀疑：站在这座阴沉的房屋中央，面对着这一小群愁苦的老人，身边只有他班上仅剩的4名学生，霍华德·L·斯穆特教授此时此刻确实有一种高人一头、孤芳自赏之感。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 
　　他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迅速站了起来，咧了咧嘴，随后就坐下，再次板起脸，故作深沉地皱着双眉。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健，预算的削减，遗嘱，销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头老太，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等。一个个话题，就像飞舞的苍蝇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嘴里抖落出来。他像在课堂上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唠叨叨，讲述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地产的规划，神奇的药物。连我自己听着听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钟，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讲话终于临近尾声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帮人表示感谢，并且保证今后每年都要光顾一次，然后在桌边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两个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无一动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噜。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们，对她的部下们说：“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很能干，而且全都免费。” 
　　迟钝的人群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显然对黄果冻事件余恨未消，因而眼睛虽然瞪着我，人却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感觉早就告诉我，他找谁都成，却决不会向我谋求法律咨询。一个年迈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们俩隔着桌子在交头接耳。我尽量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事与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离婚有关，那次离婚可能已经、或许还没有正式了结。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该如何办案似的。 
　　不过，布克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委托人了。而我却整整5分钟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3位同窗轻声细语，涂涂写写，对于展开在面前的问题，一会儿满怀同情地凝神倾听，一会儿摇着头。 
　　我的孤独状态并没有被人忽视。包娣·伯德桑小姐终究还是把手伸到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桌边。“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轻声说，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向左歪，两个人的头相距仅几英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以法律顾问身份进行的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瞟了瞟，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去年夏天，我在市内一家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那儿有12名律师，工作都是严格地按小时计费，而不因发生意外情况额外收取费用。我学会了开账单的技巧，其首要规律是，律师把睡觉以外的时间，主要化在与人会谈上。与委托人会谈；在电话上会谈；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公司理赔员、书记员或律师帮办会谈；在吃午饭时会谈；在法庭上会谈；电话会议会谈；结案会谈；审前会谈；审后会谈。只要你说得出一次活动的名称，律师就可以编织一个借口组织一次以它为中心的会谈。 
　　包娣小姐用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番。这是给我的信号，要我把脑袋和声音都同时低下来，不管她想跟我谈些什么，反正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当然也十分合适，我可不想让谁听到对她即将提出的问题，我肯定会提供的蹩脚而又幼稚的建议。 
　　“你看看这个，”她说。我接过信封，把它拆开。感谢上帝。是份遗嘱！科莲·贾尼斯·巴罗·伯德桑遗嘱。斯穆特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些委托人中有一半以上会请我们推敲，甚至修改他们的遗嘱。对我们来说，这挺不赖，因为去年我上过《遗嘱与遗产》这门必修课，要在遗嘱里挑点儿毛病，我们颇感胜任。遗嘱其实相当简单，即使初出茅庐的律师也能写得完美无缺。 
　　这是一份打字机打的正式遗嘱。在浏览过程中，我从前两段得知包娣小姐是一位寡妇，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三段仿佛给了我一闷棍。我一边看，一边斜着眼睛望她，接着又重看了一遍。她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这一段文字指令遗嘱执行人给她的两个儿子每人200万美元，孙儿孙女每人100万美元，由执行人代管。我慢慢地计算了一下，她有8个孙儿孙女，这就是说她至少有1200万美元。 
　　“继续看下去，”她低声说，仿佛真的能听见计算器正在我头脑中嘀嘀嗒嗒计算似的。布克的委托人，那位黑人老头，此刻正在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许多年以前那一段不幸的罗曼司，诉说着孩子们如何将他遗弃不顾。我虽然竭力不去听他，但他的话却依然钻进耳鼓。布克怒气冲冲地记录着，尽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泪水。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在哈哈大笑。 
　　遗嘱的第三段将300万美元赠给一个教堂，200万美元捐给一所学院。接着还有一串慈善捐赠名单，第一个对象是糖尿病协会，最后一个是孟菲斯动物园，在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注明了捐赠的数额，最少的是5万美元。我皱着眉头，在心中做了一次速算，得出的结果是：包娣小姐遗财净值至少是2000万美元。 
　　突然，这份遗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它根本没有应该有的那么厚。包娣小姐十分富有，而富人是不兴留下薄薄的、简单的遗嘱的。他们爱用厚厚的、写得密密麻麻的遗嘱，托管机构、代管人、隔代转让等等事项说得明明白白，由大事务所收费高昂的税务律师专门设计和执行的诸多精细条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遗嘱是谁拟的？”我问。信封是空白的，没有迹象说明是谁起草这份遗嘱的。 
　　“我以前的律师，已经过世了。” 
　　他草拟这份遗嘱时犯了玩忽职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来，这位牙齿灰黄、讲话像唱歌一样美妙动听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万美元啰。而且她目前又显然没有自己的律师。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遗嘱上。她的穿着不像个富婆，没戴钻石或金饰，在头发上也不愿他费时间或金钱。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紫红色的上衣已经破旧，当初可能购自西尔斯百货店。我见过一些家产万贯的老太太，她们一般都不难辨认。 
　　这份遗嘱拟就约有两年了。“你的律师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我们两个的头仍旧低低地凑在一起，两个鼻子相距只有几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还会跟你谈话吗，鲁迪？遗嘱没有什么复杂的，所以我想你能对付。” 
　　贪心这玩意儿十分滑稽。我将从7月1日开始，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这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内部气氛十分沉闷。15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别的基本不干。我本来并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务所都无空缺的当儿，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表示愿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将就。我想在里面消磨几年，熟悉这一行当，然后再图高就。 
　　假如在我第一天踏进这家事务所的当儿，就给他们带去一位少说也值2000万美元的委托人，那些家伙将会有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将立刻成为呼风唤雨的人，一位能点石成金、前程似锦的新星。我甚至还可以要求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哩。 
　　“我当然能对付，”我淡然地说。“只不过，你知道，这牵涉到一笔钱，而我——” 
　　“嘘——”她将上身与我靠得更近，狠狠地嘘着。“别提钱的事儿。”她用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遍，仿佛小偷们正潜伏在她身后窃听。“我绝对拒绝谈论它。”她斩钉截铁地说。 
　　“行。我无所谓。不过，我想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和一位税务律师谈谈。” 
　　“我以前的律师也是这么说，可我不想这么干。就我而言，律师就是律师，而遗嘱就是遗嘱。” 
　　“对。但是你交税可以少交一大笔钱，如果你把遗产通盘计划一下。” 
　　她摇摇头，就好像我完全是个白痴。“我一个子儿也省不下。” 
　　“嗯，请原谅，不过我觉得你或许能省下。” 
　　她把布满棕色老斑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低声说：“鲁迪，你听我解释。纳税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一命呜呼了。不是吗？” 
　　“嗯，我想，是的。可是你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两个儿子，几个孙子孙女，一起抹掉，抹掉，抹掉。他们啥也得不到，你懂吗？零！一分钱也得不到，一件家具也得不到。啥也得不到。” 
　　她的眼光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嘴边一圈圈的皱纹紧紧地锁在一起。她使劲地捏着我的手腕，自己却浑然不觉。此刻的包娣小姐，不仅怒气冲冲，而且伤心万分。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正在激烈地争论。他大声抱怨，笼而统之地批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共和党人，她则指着一纸文件，试图向他解释某些医疗账单不能报销的原因。斯穆特从座位上慢慢站了起来，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能否帮上点儿忙。 
　　布克的委托人正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行行泪水依然沿着面颊往下流淌，而布克却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他向那位老年绅士保证，他布克·凯恩一定会干预那件事，把事情办妥。有人打开了空调，嗡嗡的机声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喋喋不休的谈话声。桌上的杯盘已经收走，各种各样的游戏正在进行。有人在下中国跳棋，有人在走国际象棋，还有人在密尔顿·布雷得利棋盘中掷着骰子。他们大多数人来此是为了一顿午饭，与别人交往，而不是为了寻求法律咨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 
　　“你为何想把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抹去呢？”我问道。 
　　她松开我的手腕，擦了擦眼睛。“嗯，这是个人隐私，我实在不想谈。” 
　　“言之有理。那么，谁来继承这笔钱呢？”我问。意识到我将被授权起草这份遗嘱，能够像玩魔术似地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顷刻间变成百万富翁，我突然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我微笑地望着她。我的微笑如此热情，而又如此虚假，但愿她不会因此而生气。 
　　“我拿不准，”她愁眉苦脸地说。她的目光四处搜索着，仿佛在寻找一个目标。“我硬是拿不准该把钱给谁。” 
　　那好哇，给我100万怎么样？税务局随时都会为我欠下的400美元税款向法院起诉。我们的谈判已经破裂，他们的律师已经找过我。我已两个月未交房租，房东正威胁要把我扫地出门。而我此刻却坐在这里，与生平见过的最富有的人瞎聊！而且此人可能活不了多久，正在颇为愉快地在心头盘算该让谁得多少遗产。 
　　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4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栏。“他们是我想保护的孙儿孙女，是仍旧爱我的那几个，”她双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用抖动的手在拍纸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哇！就这么大笔一挥，我已经制造出4个百万富翁啦。“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我低声问道。 
　　她的身子向后一仰，坐得笔直，说道：“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寄过贺卡。把他们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价值2000万美元，我会每周送她一次鲜花，隔一天寄一张贺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槟。我会每天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她上床以前再打两次。每个星期天我都会陪她去教堂，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后再陪她去看拍卖或者看戏或者看表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狱，我也会照陪不误。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对包娣小姐，我也愿意照此办理。 
　　“行，”我严肃地说，仿佛这样的事我已办过许多次。“那么，两个儿子你也一个子儿不给？”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绝对不给。” 
　　“他们，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伤心，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她似乎很不愿意回答。但过了一会，她突然两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研究的那种遗嘱。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不敏，但却确实缺少知识和经验。学了3年法律之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布克的委托人正表现出骑士风度，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话已说尽，只是不停地记着笔记，每隔几秒钟吐出一个“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关包娣小姐和她财产的事告诉他。 
　　我扫视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我发现第二排有一对夫妇，似乎正在瞪着我。这时，我是唯一闲着的律师，他们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这儿碰碰运气。那位妇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带。她低声哈哝了一会，她的丈夫摇摇头，仿佛是说他宁愿等着，等其他几位年轻的法律雄鹰中有一位得空为他咨询。 
　　慢慢腾腾地，他们站了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两人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以笑脸相迎。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处。 
　　她在包娣小姐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说，把手伸了过去。他无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鲁迪·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边说边朝巴迪点点头，却没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开始做笔记。“请问你们贵姓？”我以一个老练律师的全部热情，向他们问道。 
　　“布莱克。多特·布莱克和巴迪·布莱克。其实，咱本来叫玛瓦琳·布莱克和威利斯·布莱克，可大伙儿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烫过的头发，蓬蓬松松，顶部已经雪白，但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她穿着一双廉价的白色运动鞋，棕色短袜，和一条过于肥大的牛仔裤。身材瘦削结实，棱角分明。 
　　“地址呢？”我问。 
　　“格蓝杰63广场8号。” 
　　“你有职业吗？” 
　　到此刻为止，巴迪仍未开过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来，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领残疾人社会保险金，”她说。“咱才58岁，却早就得了心脏病。巴迪领一份养老金，数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带着眼镜，镜片很厚，塑料镜架勉强能钩住耳朵。双颊绯红饱满，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带着一点锈红的颜色。我怀疑这一星期里他的头发是否洗过。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红彩格布衬衫，甚至比他的头发还要肮脏。 
　　“布莱克先生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假如我问布莱克先生本人，他会不会回答，因而就向她问道。 
　　“叫他巴迪，好吗？多特和巴迪。别叫什么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谈件事吗？” 
　　我迅速点了点头。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对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嗓门说。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伤，”她说。“在朝鲜。” 
　　“他脑袋里有块弹片，”她最后补充说。 
　　“那真——真是糟，”我小声对她说，接着就在拍纸簿上记下：布莱克先生脑袋里有块弹片。布莱克先生侧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托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伏。“还有点情况，”她说。 
　　我把头微微地朝她伸去，竖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这不可能吧。” 
　　“不过，他酗酒的根子还是打仗受的伤，”她又补充了一句，帮了他一下忙。我3分钟以前刚刚认识的这个女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酗酒的懒汉。 
　　“俺抽根烟你不介意吧？”她问，手已经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这儿允许抽烟吗？”我边问边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个“请勿吸烟”的标记，可是没有看见。 
　　“哦，那是当然。”她将一支香烟塞进双唇干裂的嘴，点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对着巴迪的面孔，喷出了一团烟云，而巴迪却纹丝不动。 
　　“我能为你们二位做点什么呢？”我问，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宽宽的橡皮带紧紧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遗嘱塞到拍纸簿下。我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个千万富婆，而第二位却靠养老金生活。我刚刚开始的律师生涯哗啦一声，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们没有多少钱，”她悄悄地说，就好像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无论他们的钱有多少，他们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像我一样，即将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师。”她拿起那卷文件，拉掉了橡皮带。 
　　“你们是什么问题？” 
　　“哼，咱上了保险公司的大当啦。” 
　　“什么样的保单？”我问。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仿佛她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它，如今已把这沉重的包袱转给了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在这堆文件上面，是一张斑斑点点、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保险单。多特又喷出了一口烟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看不清巴迪。 
　　“这是一份医疗保险，”她说。“是咱5年前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咱两个儿子17岁。现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骗子却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来替他治病。” 
　　“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对” 
　　“从没听说过，”我扫视着保单上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好像我已处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对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都了解得详详细细似的。保单上列了两个受抚养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莱克，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别怪咱嘴臭，可他们确实是一帮狗娘养的。”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我体贴地表示同意。多特听后微微一笑，我已经赢得她的信任啦。“这么说你是5年前买的这份保险啰？” 
　　“差不离。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保险费。唐尼·雷得病前，从来没用过这该死的玩意。” 
　　我是学生，一个没有保过险的学生。没有任何保单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车保险。我甚至都无力为我那辆破破烂烂的小丰田买一个左后轮的新胎。 
　　“那么，嗯，你说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烟，点了点头。“急性白血病。得病8个月了。医生说他能活一年，可是他无法做骨髓移植手术，一年还活不到。现在或许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髓”这个音发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说。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咂嘴，眼睛朝四面翻了几翻，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把香烟塞到嘴里，皱着眉头狠吸了一口。在烟差不多吐尽后，她说：“俺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你知道。所以隆，隆不喜欢隆尼·雷这个名字，咱就叫他隆，唐尼·雷骨髓移植，隆是最能配得上的。这是医生说的。问题是，移植很贵，大约要化15万美元。咱没有这么多钱，你知道。保险公司该付这笔钱，搁在这儿的那张保单包括了嘛。狗娘养的说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唐尼·雷才落到快死的地步。” 
　　她这种一下子抓住问题关键的方式，真叫人吃惊。 
　　我们把巴迪不理不睬地搁在一边，他却一直在倾听我们的谈话。他慢慢地取下眼镜，用毛茸茸的左手背擦着双眼。真妙，巴迪哭了！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也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布克的这位委托人，手捂着脸不停地呜咽。是过去犯下的罪孽，是悔恨，还是某件伤心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灵？斯穆特站在一扇窗边注视着我们，显然很想知道，我们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见，居然能使他们如此悲悲切切。 
　　“他住在哪儿？”我问的目的，不过是想在她回答的当儿，我能有几秒钟可以在拍纸簿上涂涂写写，从而忘掉那些眼泪。 
　　“他从没离过家。和咱住一块。这是保险公司拒绝咱要求的另一条理由，说他已经成年，不再属于承保范围。” 
　　我从文件里挑出与大利保险公司来往的信件，边看边问：“保单有无注明他一成年就不再在承保范围之内？” 
　　她摇摇头，不自然地笑道：“没。保单上没有注，鲁迪。咱都看过许多遍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连所有小字印的细则都读了。” 
　　“你肯定？”我问，又瞧了瞧保单。 
　　“绝对。这一年当中，咱几乎一直在读这该死的保单。” 
　　“保单是谁卖给你的？谁是保险公司代理？” 
　　“一个傻里傻气的小矮子。他敲开了咱家的门，骗咱们买的。名字叫什么奥托，油头滑脑的小骗子，讲起话来飞快。咱一直想找着他，可他准是从城里溜走了。” 
　　我看了从文件堆里取出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克利夫兰的一位高级索赔审核员，写信的时间是在我刚才读的第一封信之后几个月。这封信十分生硬地拒绝支付唐尼的医疗费，理由是他的白血病是原来就有的老毛病，因而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假如唐尼患白血病时间真的不到一年，那么确诊的时间就在大利保险公司卖出保单4年之后。“这儿说由于是先存情况，因而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他们能找到的理由全都用过了，鲁迪。你只要把那些文件拿过来仔细读读就明白啦。什么排除原则啦，豁免原则啦，先存情况啦，附属细则啦，他们全都试过了。” 
　　“有没有把骨髓移植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的规定？” 
　　“绝对没有。医生看过保单。他说大利应该付钱，因为骨髓移植现在已经是常规治疗了。” 
　　布克的委托人用双手抹了抹脸，站起来告辞。他谢谢布克，布克又谢谢他。老人在一对正在下着中国跳棋的伙伴身边坐下，看他们激烈交锋。包娣小姐最后终于把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从博斯科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他那些问题烦恼。斯穆特在我们身后踱着方步。 
　　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 
　　“我会尽力而为的，多特。” 
　　“你看咱们的道理充分不？”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多特领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绕过一张张折椅和全神贯注的棋手们，在咖啡壶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们缩在房间的后头，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远远地望着我。我一页一页翻着保单，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保单有整整30页，尽是几乎无法看清的蝇头小字。 
　　人们正慢慢地离开，室内所剩无几。担任律师这种角色，已使我厌倦。这一天已够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找我。我对法律的无知令我震惊。一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我就要站在本市各处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与别的律师唇枪舌剑，我就不寒而栗。我尚未准备凭起诉的权力对社会尽情地指指点点。 
　　法学院的3年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压下浪费掉的3年。我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挖掘我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的信息。我们接受教授们的疲劳轰炸，他们讲的内容我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熟记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销。我们背诵的法规，隔天就会被修改。要是过去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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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小时后，在中国跳棋棋盘和双人牌戏牌桌上进行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慢慢地停息了；最后一批老头老太离大楼而去。看门人在门口等着。斯穆特把我们召到身边做总结。我们轮流概述了各自委托人的种种问题。大伙都已疲倦，急于离开这地方。 
　　斯穆特提出了几条建议，既无创造性，也无新意。他保证将在下周的课上讨论老人们这些真实的法律问题，然后就打发我们走。我拔脚就溜。 
　　我搭了布克的车。这是一辆有些年份的彭提亚克，车身太大，说不上时髦漂亮，但比我那辆就要散架的丰田强得多。布克有两个小孩，老婆在学校兼点课，所以生活水平只不过勉勉强强高于贫困线。他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因此受到市里一家事业兴旺的黑人律师事务所的青睐。这家事务所颇有气派，以其在民权诉讼方面的优异记录而远近闻名。他的起步工资是每年4万，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给我开的多6千。 
　　“我讨厌法学院。”汽车驶出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停车场时，我说。 
　　“这很正常。”布克答道。他不讨厌任何事或任何人，有时甚至声称学习法律对他而言是一种挑战。 
　　“我们干吗当律师呢？” 
　　“为公众服务，与不义作斗争，改造社会，你知道，等等等等。你难道就没听过斯穆特教授的课？” 
　　“喝啤酒去。” 
　　“还不到3点钟哩，鲁迪。”布克很少喝酒，而我则比他还要少。喝酒花费太多，而我现在必须省下钱来买食品。 
　　“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我说。他朝法学院的方向开去。今天是周四，这意味着明天我将背上体育法与拿破仑法典这两门课程的重荷，它们都和老头老太法一样毫无价值，而且更不需要我化什么精力。但律师资格考试却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每当想起它，我的双手就不由得微微颤抖。如果我考试砸了锅，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那些态度僵硬、面无笑容的好人，肯定会请我走人，而这意味着我在工作一个月之后，再去踏马路。律师资格考试砸锅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这将会使我失业、破产、丢尽面子和挨饿。正是因此，我对它才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把我直接送到图书馆，”我说。“我想我要先在这些案子上化点时间，然后再复习迎考。” 
　　“好主意。” 
　　“我真恨图书馆。” 
　　“大家都恨图书馆，鲁迪。设置图书馆就是让人恨嘛。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法学院的学生恨。你是很正常的。” 
　　“谢谢。” 
　　“第一个找你的那位老太，包娣小姐，很有钱，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想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点儿。” 
　　“对。她的袋子很鼓。她要重新立份遗嘱。她的子孙对她不理不睬，所以她当然想把他们的名字抹掉。” 
　　“有多少？” 
　　“2000万左右。” 
　　布克用非常怀疑的目光瞟了瞟我。 
　　“这是她亲口说的嘛。”我补充道。 
　　“那么，谁将得到这笔钱呢？”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性感牧师，他还有自备的李尔喷气飞机哩。” 
　　“这不可能。” 
　　“我发誓。” 
　　布克咀嚼着这件事，在车辆众多的马路上默默地驶过了两个街区。“喂，鲁迪，我不是想让你生气。你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而且也是个好学生。很聪明。不过，为一份值那么多钱的财产起草遗嘱，你会感到轻松吗？” 
　　“不。你会吗？” 
　　“当然不会。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或许她会一觉睡过去，再也不醒。” 
　　“这不可能。她的精力那么充沛，准会比我们活得还长。” 
　　“我把它扔给斯穆特。或者找个讲授税务的教授来帮帮我。或者干脆告诉包娣小姐我帮不了她的忙，请她付5000美元找个高级税务律师来起草。我无所谓。真的。我有自己的问题要操心呢。” 
　　“税务局？” 
　　“对。他们正在逼我还债哩。还有我的房东。” 
　　“我要能帮你点忙就好了，”布克说。我知道他是真心诚意的。要是有钱，他会很乐意借给我的。 
　　“我会设法挨到7月1号的。那时候，我就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有权有势的大律师啦。穷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了。亲爱的布克，我一年怎么也化不掉34000块钱呀。” 
　　“听起来是化不掉。你要发财啰。” 
　　“我是说，我靠小费和镍币7年都混过来了，那么一大笔钱我有什么用？” 
　　“再买一套西装？” 
　　“干吗？我已经有两套了。” 
　　“或者买几双鞋？” 
　　“对，这么干。我要买鞋，布克，买鞋和领带，也许买点非罐装食品，或许还要买一包短运动裤。” 
　　过去3年中，布克夫妇每月起码要请我去吃两次饭。他太太名叫查莲，一个孟菲斯姑娘，能化很少的钱烧出美味佳肴。他俩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都为我的处境难过。布克咧嘴一笑，便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开。他不愿意再拿这种不愉快的事和我开玩笑了。 
　　他在中央大道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对面的停车场停好车。“我得去办点事，”他说。 
　　“你去吧。谢谢你让我搭车。” 
　　“我6点左右回来。咱们一起准备资格考试。” 
　　“好的。我在楼下。”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快步穿过中央大道。 
　　在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一个幽暗僻静的角落里，在装满古老破旧的法律书籍的书架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那心爱的单人学习间正虚席以待，像过去许多个月里一样地等我光临。这个地方是以我的名义正式订下，归我独个儿使用的。角落没有窗户，有时候又潮又冷，所以很少有人敢于走近。我在这个专用的小小洞穴里，往往一坐几小时，或是做案例摘记，或是复习迎考。而在过去几周中，我曾在这里痛苦地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小时，反复思索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反复自问究竟为何让她离我而去。我在这里折磨自己。我使用的书桌，三边都有大板将桌面围住，我已经记熟了每块挡板上木头纹理的形状。我可以在这里哭泣，而不愁会被人发现。我甚至可以低声咒骂，也不必担心会被人听见。 
　　在我们打得火热的那些日子里，莎拉到这儿不知来过多少次。我们一起学习，两张椅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可以咯咯地傻笑，也可以放声哈哈大笑，无人会来干涉。我们可以亲吻，相互爱抚，无人会看见。此时此刻，尽管处于心情沮丧的深谷，我几乎依然可以闻到她身上香水的气味。 
　　我真该在这杂乱无章像迷宫一般的图书馆里，另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了。当我此刻瞪著书桌的木头挡板，我看到的是她的脸孔，想到的是她的大腿给我的感觉。我立刻心痛如绞，浑身麻木。仅仅几周以前，她还是在这儿的呀，而如今，别的一个什么人却在抚摸着她的双腿！ 
　　我拿起布莱克的那一叠材料，上楼走到图书馆有关保险的藏书部。我的脚步缓慢，目光却射向四面八方。现在莎拉虽然很少来此，但我还是看见过她几次。 
　　我把多特的文件在两个书架间一张无人的桌子上摊开，再次阅读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的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我又读了一遍，而且意识到刚才那致命的绞痛已经开始消退——疼痛尽管还是一阵接着一阵，但我已经逐步学会对付它。 
　　莎拉·普兰克莫尔也是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是我迄今爱过的唯一的姑娘。4个月前她一脚把我蹬掉，投入一个当地出身名门的名牌大学学生的怀抱。她对我说，他们是高中时期的老相好，在圣诞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于是当年的罗曼司死灰复燃。她说她很不情愿这样甩掉我，不过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如今，到处都是流言飞语，说她已经怀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时，确确实实呕吐了。 
　　我仔细阅读布莱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单，成页地做着笔记。保单像天书一样难读。我把来回信件、索赔表格和医疗记录整理归类。莎拉的影子这时已经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来越发出一股强烈臭气的保险索赔争议之中。 
　　布莱克的保单购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费是每周18美元。我对交费卡研究了一番。从这本用于记录每周交费情况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奥托的这位保险公司经纪人，实际上每周都曾拜访布莱克。 
　　我的小桌上摆满了一叠叠文件。我把多特给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边看边想着那位来访的共产党教授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对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他们统治着我们的国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控制着金融界。他们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泻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没完没了的诉讼正在使我们完蛋，他们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师正在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千方百计地说服陪审团判给原告巨额赔偿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就会破产。勒伯格往往会怒火冲天，气得把书摔向墙壁。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目前仍在这里任教。我想他将在本学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气，蛮可以请他来研究一下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说过他在北方曾帮助打赢过几起影响极大的欺诈案，陪审团裁定保险公司交付了数额巨大的罚款。 
　　我开始为这件案子写一份摘要，从售出保单的那一天开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大利公司用书面形式拒绝了8次。最后一次当然就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我简直可以听到马克斯·勒伯格看这封信时发出的口哨声和大笑声、我闻到了血腥味。 
　　我希望勒伯格教授也能闻到这股血腥味。我在法学院三楼两个储藏室之间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贴满了为保卫同性恋权利而举行游行示威和抵制活动的传单，以及为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而举行的集会的招贴，这些活动在孟菲斯很有人注意。门半开半闭，我听见他在对着话筒吼叫。我屏住呼吸，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着。我慢慢地走进房问。他朝室内唯一的一张椅子挥了挥手，那上面堆满了书籍、文件和杂志。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垃圾堆，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报纸、空瓶和碎片。堆得满满的书凸出书架之外，压得书架往下弯。墙上贴着胡乱涂写的海报，地板上是一摊摊零碎的纸片。时间和条理对马克斯·勒伯格毫无意义。 
　　他长得又瘦又小，年届花甲，浅黄的头发蓬乱茂密，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天气寒冷时，他有时会穿上短袜。他的情绪那么亢奋，令我紧张不安。 
　　他啪的一声，用力搁下话筒。“贝克！” 
　　“贝勒。鲁迪·贝勒。保险课。上学期。” 
　　“对！对！我记得的。坐。”他朝那张椅子再次挥了挥手。 
　　“谢谢。不必了。” 
　　他忙乱地收拾着桌上的一堆文件。“那么，贝勒，你有什么事？”马克斯一贯乐意花时间听别人讲话，因而很受学生喜爱。 
　　“这个，嗯，你有空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用更为正式的口吻，尊称他一声“先生”，或者说一点诸如此类的客气话。但马克斯讨厌客套，坚持要我们用名字称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么问题？” 
　　“嗯，我这学期在听斯穆特教授一门课，”我解释道。接着，我就迅速而又简洁地谈了去老年大楼午餐的情况，向他介绍了多特和巴迪以及他们与大利公司的纠葛。他凝神静气，听进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你听说过大利公司吗？”我问。 
　　“听说过。那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专门向农村里的白人和黑人出售廉价保险。非常臭。”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它。” 
　　“你是不会听到的。他们不做广告。他们的经纪人挨家挨户敲门，收取每周的保险费。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这一行当里最肮脏的一个角落。把保单给我瞧瞧。” 
　　我把保单递了过去。他一页页地翻着。“他们拒赔的理由是什么？”他问，眼睛没有看我。 
　　“什么理由都有。先是说根据原则，接着说白血病不属于保险范围，后来说白血病是一种先存情况，最后又说那个小伙子已经成年，因而不能保在他父母名下。他们真是很有创造性呢。” 
　　“保险费都交过了吗？” 
　　“布莱克太太说都交过了。” 
　　“这些混蛋！”他又翻了几页，一边刻毒地笑着。他喜欢这个案子。“全部文件你都看过了？” 
　　“是的。委托人给我的文件，我全看过了。” 
　　他把保单向桌上一丢。“确实值得抓，”他说。“但是你要记住：委托人很少会把什么都端给你的。”我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给了他。看信的当儿，他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狞笑。他又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无法置信！” 
　　“我原先也这么想。”我说，口气就像自己是一位老练的保险业监督。 
　　“其他材料在哪儿？”他问。 
　　我把一叠文件放在他桌上。“布莱克太太给我的材料，全在这儿了。她说他们付不起医疗费，她的儿子快要死了。说他现在只有110磅重，活不长了。” 
　　他一直动个不停的双手这时突然安静下来。“混蛋，”他几乎自言自语地又骂了一声。“卑鄙透顶的混蛋！” 
　　我当然完全同意他的评价，但却没作声。我发现在房间角落上还有一双运动鞋，一双很旧的耐克运动鞋。他在上课时曾经对我们说过，他从前穿康佛斯牌的运动鞋，但现在他却由于自己一贯的原则，正对这家公司进行抵制。他正和实行公司制的美国，打一场小小的私人战争：只要哪家公司让他哪怕是稍微生了点儿气，他就决不再买哪家的产品。他不肯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或财产保险，但听说他家十分富有，他可以承受由于不肯买保险而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却由于明显不同的原因，生活在不买保险的人中问。 
　　给我上课的教授，大都是古板的学究，打着领带进教室，钮着上装讲课。马克斯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一次领带，而且他根本不是讲课，而是表演。我真不愿他离开法学院。 
　　他的双手又恢复了活动。“我想今天晚上把材料研究一下。”他说道，眼睛并没有望着我。 
　　“没有问题。我明儿早上来，行吗？” 
　　“行。什么时候都行。” 
　　他的电话响了，他一把抓起听筒。我微笑着退出了房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明儿上午我来见他，听取他的意见，然后给布莱克打一封两页纸的信，把他给我的建议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 
　　现在我要是能找个聪明人，帮我研究一下包娣小姐的事，那就太棒啦。我心里有几个候选人，几位讲授税务的教授，也许我明天可以找他们试试。我下了楼，走进图书馆隔壁的学生休息室。整座大楼里只有这儿可以吸烟，因而电灯下面永远有蓝色的烟雾缭绕。这儿有一台电视机，以及各种各样破旧的沙发和座椅。墙上挂着班级的集体照，镜框里那一张张表情专注的面孔的主人，早就被送进堑壕，在法律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在休息室空无一人时，我常常定睛望着我的这些学长，心里思忖着：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已被取消了律师资格？有多少人但愿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地方？又有几个会真的以起诉别人或为别人辩护为乐？有一面墙专门用于张贴通知、海报和招聘启事，上面花样之多，令人惊讶。这堵墙的后面，是一排出售软饮料和食品的自动售货机。我在这儿吃过许多次饭，因为机器出售的食品价格便宜。 
　　我看见那位可敬的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蜷缩在一边和3位哥儿们交头接耳叽叽咕咕。他们都为《法律评论》写稿，对我们这些不投稿的人总是侧目而视。他也看到了我，而且似乎对我的什么事颇感兴趣。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不同寻常地微微一笑。平时，他可总是板着面孔，紧蹙双眉的。 
　　“喂，鲁迪，听说你要去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是不是？”他大声问着。这时电视机关着。他的哥儿们都直瞪瞪地瞧着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的两位女学生竖起了耳朵，朝我的方向望着。 
　　“是呀。那又怎么样？”我问。他要去工作的那家事务所，久负盛名，有钱有势，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不知要强多少。此刻和他呆在一起的几位小兄弟当中，W．哈珀·惠特森是个傲慢无知蛮横无礼的小家伙；谢天谢地，他将离开孟菲斯，去达拉斯一家大事务所上班。另一位叫J．汤森·格罗斯，他也在一家大事务所找到了工作。还有一位是詹姆斯·斯特雷耶毕克。此人有时对人倒颇为友好，可是在法学院吃了3年苦头，却没有能像富兰克林那样，在名字前面加个字母，在姓后面加个数字来提高自己的身份。由于他的姓名这么短，在大事务所当一名律师的希望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我怀疑他能否获得成功。 
　　F．富兰克林四世满面笑容，朝我的方向跨了一步。“喂，给我们谈谈目前的情况吧。” 
　　“目前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是啊，你知道的，就是兼并的情况呀。” 
　　我板着脸。“什么兼并不兼并？” 
　　“你难道没有听说？” 
　　“听说什么？” 
　　F．富兰克林四世斜眼瞟了瞟他的哥儿们，他们全部乐滋滋的。他望着我，笑呵呵地说：“哎，鲁迪，就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被延利·布里特兼并的事嘛。”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脑子飞快地转动，想找出一句明智的或者聪明的话。但此刻我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显然，我对兼并一无所知；而且显然，这个可恶的家伙对此却颇有所闻。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是个小小的事务所，只有15位律师，而我是他们从我们班级聘用的唯一一员。两个月前我和他们谈判时，兼并的事他们连一个字也未提过。 
　　另一方面，延利·布里特又是本州最大、最为自负、声望最高、而且最富有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达120位之多。其中的许多人毕业于常春藤名牌大学，许多人的家族中有人在联邦政府任职。这家势力很大的事务所的客户，都是实力雄厚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它在华盛顿还设有办事处，向名流大佬进行游说。它是强硬的保守政治的堡垒，合伙人是位前任参议员。它的职员每周工作80小时，他们全都穿着海军蓝或黑色的套服和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打着条子领带，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谁也不准留胡须。从他们昂首阔步的姿态，从他们的服饰穿着，你就可以从人丛中辨认出谁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律师。由于这家事务所的人员是清一色出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男人，又都毕业于名牌学校，参加著名的宗教团体，因而孟菲斯法律界的同行们一直把它戏称为特伦特与布伦特。 
　　J．汤森·格罗斯双手插在袋中，对我嗤嗤地笑着。他在班上名列第二，穿着浆得笔挺的波洛牌衬衫，开一辆宝马轿车，因而不费吹灰之力便被特伦特与布伦特搜罗到麾下。 
　　我的腿在发软，因为我很清楚特伦特与布伦特决不会录用我。假如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真的与这个庞然大物合并，我怕是在洗牌过程中就已经输定了。 
　　“我没有听说，”我有气无力地说。沙发上坐着的两个姑娘在凝神观望。谁也没有吭声。 
　　“你是说他们没有告诉你？”F．富兰克林四世怀疑地问。“杰克今儿中午听说的嘛，”他说，头朝J．汤森·格罗斯指了指。 
　　“是真的，”J．汤森说，“不过事务所的名称并不改变。” 
　　事务所的名称若是不用特伦特与布伦特，那就要叫廷利布里特克拉福特迈耶兹和圣·约翰。多亏若干年以前，早就有人慈悲为怀，选择了简短的形式。通过声明事务所名称保持不变，J．汤森向这为数很少的听众传送了一个信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是如此之小，如此无足轻重，延利·布里特可以把它一口吞下，连一个小嗝也不会打。 
　　“这么说仍旧叫特伦特与布伦特了？”我问J．汤森。对这个稍微有点过分的绰号，他报以轻蔑的一笑。 
　　“我不信他们会不告诉你，”F．富兰克林四世继续说。 
　　我耸了耸肩，仿佛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走到门口，我说：“你对这件事恐怕过分关心了吧，富兰基。”他们得意洋洋，放肆地哈哈大笑，似乎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我离开了休息室，走进图书馆。前台后面的那位管理员在向我招手。 
　　“有人给你留了个条，”他说着给了我一张小纸片。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劳埃德·别克要我给他打个电话，不久前就是此人录用我的。 
　　休息室里有付费电话，可我不愿再见到F．富兰克林四世和他那伙恶棍。“我可以借你的电话用一下吗？”我问管理员。他是二年级学生，可那副模样就像图书馆是他的私有财产。 
　　“付费电话就在休息室里，”他边说边用手指着，好像我现在已在这儿学了3年法律却仍然不知道学生休息室在哪里。 
　　“我刚从那里来，里面的电话都忙着哩。” 
　　他皱了皱眉，四面看了看。“可以。不过你得快点。” 
　　我用力按着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号码。现在已近6点，而秘书们5点就下班。电话铃声响了9次，我听到一个男人简单地说：“喂。” 
　　我背对着图书馆的前台，尽力缩在备用书架之问。“你好，我是鲁迪·贝勒。现在我人在法学院。有张条子通知我打电话给劳埃德·别克，说是事情很紧急。”条子上并没有说紧急不紧急，但此刻我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鲁迪·贝勒？你有什么事？” 
　　“我就是你们不久前刚刚录用的那个人。” 
　　“哦，对，贝勒。我是卡尔森·贝尔。劳埃德在开会，不能打扰。一小时后再打过来看看。” 
　　他们领我参观事务所时，我和卡尔森·贝尔见过一面。在我印象里他是个典型的恶讼师，对你友好一秒钟，然后就埋头工作，不理不睬。“呃，贝尔先生，我想我必须和别克先生谈一谈。” 
　　“对不起，现在不成。嗯？” 
　　“我听见有人谣传你们将被特伦特，嗯，被延利·布里特兼并。这是真的吗？” 
　　“哎，鲁迪，我很忙，现在不能跟你谈。过一个钟头你再打来，劳埃德会处理你的事的。” 
　　处理我的事？“我的工作还有吗？”我担心地问，而且已有几分不顾一切了。 
　　“过一小时再打来。”他不耐烦地说了一声，就重重地搁下了电话话筒。 
　　我在纸上画了几个字，交给管理员。“你认识布克·凯恩吗？” 
　　“认识。” 
　　“好。他过几分钟就来。把这张条子给他。告诉他大约一小时以后我就回来。” 
　　他咕哝了一句，但还是将条子收下。我离开了图书馆，一边小心翼翼地溜过休息室，一边祈祷上帝保佑不要让人看见，走出大楼来到停车场，在那里我的丰田正在等候我。我希望引擎能发动起来。我的最不可告人的秘密之一是：我为这部倒霉的破车，至今还欠着一家财务公司将近300美元。我甚至连布克也瞒着未说。他还以为买这部车的款子已经付清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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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菲斯市有太多的律师，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们刚进法学院，他们就对我们说，这一行不仅在本市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是人挤得要命，我们中的一些人折腾3年，即使拼了小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工作单位。所以在第一年进行入学教育时，他们就讲得明明白白：为了给我们大家帮点忙，他们将把我们班的学生淘汰至少三分之一。 
　　在下个月和我同时毕业的人当中，我起码也能举出10名，他们毕业后将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因为他们尚未找到工作。念了7年大学，居然还要失业！我还可以想出数十名同学的名字，他们将要担任公设辩护律师助理、市检察官助理或低薪法官的工资菲薄的办事员。这些档次很低的职位，我们刚进法学院时，他们可根本没有向我们提起过。 
　　所以，我在许多方面都有理由为能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找到一个职位而自豪。这毕竟是一家货真价实的法律事务所嘛。是的，有时候和一些小天才们在一起，我还真有那么点儿自鸣得意，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还在到处奔波，乞求人家面试呢。可现在这种傲气却突然消失得无踪无影。我驱车向市中心驶去，胸中一阵阵揪心似的疼痛。在特伦特与布伦特这样的事务所里，是不会有我的一席之地的。我的丰田像平常一样，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放炮，喷出浓浓的黑烟，幸运的是它至少还在向前爬行。 
　　我试着对这次兼并作点分析。几年前，特伦特与布伦特吞并了一家30人的事务所，当时成了轰动全市的大新闻。但我记不清兼并过程中是否有人丢了饭碗。他们为什么要并吞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这样一个15人的小小事务所呢？我突然意识到对未来的雇主我了解得实在太少太少。布罗德纳克斯老头几年前已经去世，事务所门口坐落着的一尊面目可惜的半身铜像，如今已使他那肉滚滚的脸永志不忘。斯皮尔是他的乘龙快婿，不过早就和他女儿离了婚。我匆匆见过斯皮尔一面，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记不得是在第二还是第三次面谈时，他们曾告诉我：他们最大的客户是几家保险公司，80％的业务是为车祸案件出庭辩护。 
　　或许特伦特与布伦特是想为其车祸辩护部增加点儿力量吧？天知道。 
　　波普拉大街上交通繁忙，但大多数车辆行驶方向都与我相反。我已经可以看到市区高高耸立的大楼。劳埃德·别克、卡尔森·贝尔和事务所里别的先生，是决不会在作出种种许诺，制定了种种计划，同意录用我之后，为了金钱而一棍子把我打死的。他们决不会和特伦特与布伦特合并，而不保护自己人的，不是吗？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将与我一起在下个月毕业的我的同窗们，为了寻找工作，已经把市区踏遍，如今再不可能有任何空缺了。即使最渺茫的工作机会，也是不可能从他们手指缝中溜走的。 
　　虽然停车场上的车辆正在不断减少，空出的地方很多，我还是把车非法地停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所在的八层办公大楼的街对面。两个街区之外，是一座银行大楼。那是本市最高的建筑物，而特伦特与布伦特理所当然地租用着从中间到顶部所有的楼面。他们高高在上，当然可以用不屑的眼光俯视全城。我憎恨他们。 
　　我疾步穿过街道，走进鲍威尔大楼肮脏的休息厅。左边有两部电梯，但我却在右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那是理查德·斯佩恩，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一位雇员。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第一次来事务所时，他曾带我去午餐。他正坐在一张狭窄的大理石凳上，目光呆滞地低头望着地板。 
　　“你怎么啦，理查德？”我问。他神情茫然。“理查德，你没事吧？”除了我们俩，小小的休息厅此刻空荡荡的，寂静无声。 
　　他把头缓缓转向我，嘴巴微微张开。“他们把我解雇了，”他轻轻地说。他的眼睛通红，不是一直在哭泣，就是一直在借酒浇愁。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谁？”我压低嗓子，明知故问道。 
　　“他们把我解雇了。”他又说了一遍。 
　　“理查德，请你告诉我，这里出了什么事？谁被解雇了？” 
　　“他们把我们这些普通律师统统解雇了，”他缓慢地说。“别克把大伙儿召到会议室，说合伙人已经同意把事务所卖给延利·布里特，这儿已没有普通律师的位置。就这么说了几句，便叫我们回去清理办公桌，一小时后离开大楼。”说这段话的当儿，他的头古怪地摇来摇去，双眼盯着电梯门。 
　　“就这样完啦？”我说。 
　　“我想你大概在为你的工作担心吧。”理查德说，眼睛还是盯着电梯门。 
　　“这倒真是我的一桩心事。” 
　　“这些混蛋是不会为你考虑的。” 
　　我当然也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干吗把你们解雇掉？”我问，声音轻得勉强能够听见。老实说，我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把普通律师统统炒了鱿鱼，但我尽力使我的话听起来显得真诚。 
　　“特伦特与布伦特要的是我们的客户，”他说。“为了得到我们的客户，他们就得收买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这些律师只会碍手碍脚。” 
　　“我很遗憾。”我说。 
　　“我也是。开会的时候提到了你的名字。你是唯一刚刚招聘的人员，所以有人问起了你。别克说他在设法给你打电话，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你。你也被炒了，鲁迪，我很遗憾。” 
　　我垂头丧气地瞪着地板，双手在冒汗。 
　　“你知道我去年挣了多少吗？”他问。 
　　“多少？” 
　　“8万。我在这里像奴隶一样干了6年。每周工作70小时，置家庭于不顾，为事务所流血流汗，你知道。可到头来这些混蛋却对我说，我必须在一小时之内清理完办公桌，滚出我的办公室。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让保安人员在旁边监视呢。他们是给了我8万，可我一年干了2500小时，每小时收费150美金，去年为他们挣了37万哪！他们付给我8万，奖给我一只金表，夸我多么了不起，说再过两三年我就可以成为合伙人，你知道，成为一个快乐大家庭的成员。可是现在特伦特与布伦特拿着几百万美元来兼并了，我的工作也就泡汤了。而且你的工作也泡汤了，伙计，这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工作还没有开始，你就给人家开掉啦？” 
　　我无言以对。 
　　他轻轻地将头歪到左肩上，眼睛不再望着我。“8万美元。数目不小呀。鲁迪，你说呢？” 
　　“是不小。”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财产。 
　　“再也找不到一个工作能挣这么多钱了，你知道吗？在本市决不可能了。谁都不想雇人，该死的律师又太多太多。” 
　　千真万确。 
　　他用手指抹了抹眼睛，慢慢站了起来。“我得回去告诉老婆，”他喃喃自语，弓着身子穿过休息厅，走出大楼，消失在人行道上。 
　　我乘电梯到了四楼，踏进一个小小的门廊。透过双扇玻璃门，我看见一位高大魁梧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员，站在接待处的附近。我走进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一套套房时，他嘲讽地望着我。 
　　“我能为你效劳吗？”他低声咆哮道。 
　　“我找劳埃德·别克。”我说，一边想绕过他朝走廊里偷偷瞧一眼。他故意移动了一下，挡住我的视线。 
　　“你是谁？” 
　　“鲁迪·贝勒。” 
　　他侧身从台上拿起一只信封。“把信读一下，立即离开。”他说。信封上用红墨水写着我的姓名，里面是一封短信。我一边读，手一边抖。 
　　劳埃德给我的信只有一段话，用温和的语调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致以美好的祝愿。至于兼并，那是“突然而且出乎意料的”。 
　　我把信朝地板上一摔，举目四顾，还想找点别的什么来出出气。走廊后面声息全无，但我敢肯定他们正蹲在锁着的房门后面，等着我和其他的倒霉蛋由此撤出。门边混凝土底座上安放着一尊布罗德纳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老家伙那肥嘟嘟的脸雕得很糟。我走过时朝它唾了一口，它却丝毫没有畏缩。我因此就在开门时拱了它那么一下，底座一晃，人头随即掉落地上。 
　　“喂！”我的身后响起了洪钟般的声音。就在那座胸像砸开玻璃壁的当儿，我看见那个保安警卫直冲我奔来。 
　　在万分之一秒的瞬间，我心里也曾闪过停下来向他道歉的念头，可飞跑的双脚依然带着我冲过走廊，猛然推开通往楼梯的门。警卫还在后面叫嚷，我脚不点地飞也似地向楼下奔去。他年纪太大，身体太胖，追不着我。 
　　我出了电梯边的一道安全门，走进空荡荡的休息厅，接着就不慌不忙步出大门，踏上人行道。 
　　我在6个街区外一家方便小店门口停了车。时近7点，天几乎已全黑。一幅手书的广告牌上写着：6瓶一盒淡啤，价廉物美，只卖3美元。我需要一盒价廉物美的淡啤酒。 
　　两个月前，劳埃德·别克录用我时说，我的成绩达标，写作能力过硬，面试十分成功，事务所里的伙计们众口一词，无不认为我会胜任。一切都非常好。在信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干活，一定会前程似锦。 
　　但当特伦特与布伦特丢过来几个铜板时，事务所的那些合伙人马上就打开了后门。那些贪婪的混蛋一年挣30万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捞得更多。 
　　我跨进方便小店，买了啤酒。付款交税后，我袋里仅剩4美元挂零，而在银行里的存款也不比这数目大很多。 
　　我坐在公用电话亭附近我的车上，喝着第一罐啤酒。自从几小时前和多特、巴迪、博斯科以及包娣小姐一起享受过那顿美味的午餐以来，我还什么都没有下咽。或许我当时本该和博斯科一样，再吃一份黄果冻的。冰冻的啤酒刺激着辘辘饥肠，空着的肚子立刻发出咕咕的哀鸣。 
　　半打啤酒很快就空空如也。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我驾着破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孟菲斯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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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住的两室公寓套房，十分蹩脚，在一座名叫汉普敦的破旧砖房的二楼，每月房租150美元，但我难得按时交付。一个街区之外，便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与校园也只有1英里之遥。在过去的将近3年中，这里一直是我的家。我最近曾反复盘算，准备在深夜里悄悄从这儿溜走，然后再找一个按月交纳房租的公寓，作为今后12个月的栖身之处。到目前为止，这些打算都无一例外地把我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份工作和每月的工资单，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汉普敦住满了学生，全是像我一样赖账的角色，而房东也已把讨债作为家常便饭。 
　　我在两点钟前到了家。停车场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停好车，钻出来关好门，突然听见附近有动静。一个家伙正迅速从车里钻出，砰的一声关了门，直冲着我走来。我僵立在人行道上。四周是那么黑，那么静。 
　　“你是鲁迪·贝勒吗？”他对着我的面孔问道。他是个常见的牛仔，穿着尖头皮靴，莱维牌紧身牛仔裤，粗斜棉布衬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蓄着络腮胡。他嚼着口香糖，摆出一副要和我过几招的架势。 
　　“你是什么人？”我问。 
　　“你到底是鲁迪·贝勒，还是不是？” 
　　“是。” 
　　他从后面裤袋里抽出几张纸，塞到我眼皮底下。“对不起了。”他口气真诚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传票。” 
　　我慢慢地接过传票。天太暗，无法阅读，但我明白其含义。“你是送传票的？”我沮丧地问。 
　　“对。” 
　　“税务局？” 
　　“对，还有汉普敦。他们要把你赶出门。” 
　　要是我头脑清醒，手上捏着一份命我扫地出门的传票，我也许会感到震惊。但这一天之内，我受到的惊骇已经够多了，现在对什么都不会再感到震惊了。我望着草坪上散布着的乱七八糟的杂物、人行道上长着的杂草、灰暗阴沉的汉普敦公寓，心里不停地回想，这个可怜的地方当初怎么居然会吸引了我。 
　　他后退了一步。“全在这儿啦，”他解释道。“开庭的日期，律师的姓名，等等。你或许可以打几个电话，把它私了掉，不过这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这是什么样的职责！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冷不丁地跳出来扑到毫无提防的人面前，把传票塞到他们眼皮底下，提条把无关痛痒的免费建议，然后就脚底擦油去恐吓别的什么人。 
　　他走了几步又站住脚说：“喂，你听着。我以前当过警察，车里现在还装着收话机。几小时前听到了一个古怪的电话，说是一个名叫鲁迪·贝勒的家伙砸了城里一家法律事务所。听他们描述，倒蛮像是你。车子的牌子和型号也跟你的一模一样。我不相信真的是你。” 
　　“如果真的是呢？” 
　　“那也不关我的事，真的。不过，警察正在找你。损坏私人财产。”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逮捕我？” 
　　“嗯。我今晚得另找个地方睡觉了。” 
　　他匆匆钻进汽车。那是一辆宝马。我目送着它消失在夜幕中。 
　　布克在他那整洁的二联式公寓前面门廊上迎我。他在睡衣上面披了一件花呢的浴袍。没有穿拖鞋，干脆赤着脚。除我之外，在学法律的人中，他大概是唯一的穷学生，整天掰着指头计算还得等待多久才能开始上班。但他却很注意穿着打扮。壁橱里挂的东西尽管不多，他的服装却都经过精心挑选。“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他紧张地问，两只眼睛仍有点浮肿。我在转角处青年食品商场的公用电话亭，给他打过电话。 
　　“对不起，”我一边跨进他的窝，一边说。我看见查莲正在小厨房里煮着咖啡。她也穿着花呢浴袍，头发拢在脑后，眼睛红肿。我听见有个孩子在后面喊叫。现在将近凌晨3时，我把他全家都吵醒了。 
　　“坐下，”布克说。他抓住的我手臂，轻轻地把我按到沙发上。“你喝酒啦。” 
　　“我醉了，布克。”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站在我面前，倒更像一个气呼呼的父亲。 
　　“一两句话说不清。” 
　　“你在电话中提到过警察。” 
　　查莲在我旁边的桌上放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你没有事吧，鲁迪？”她问，声音甜美无比。 
　　“棒极了。”我说，口气就像出自一个真正自以为是的家伙。 
　　“你去看看孩子。”布克对她说，而她也就随之消失了。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布克坐在咖啡桌的边上，离我很近，等着我开口。 
　　我没有碰咖啡，头痛欲裂。我把昨天下午分别后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摊在他的面前。由于舌头发硬，转动不灵，我只好打起精神慢慢腾腾地说着。查莲悄没声响地走到最靠近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极其关心地听着。“我很抱歉。”我低声对她说。 
　　“没关系，鲁迪。没关系的。” 
　　查莲的父亲是田纳西乡下某个地方的牧师，她对于酗酒或其他不良行为，丝毫不能容忍。我和布克在法学院虽然一起喝过几次，可那都是偷偷摸摸干的。 
　　“你真喝了一打？”他怀疑地问。 
　　查莲离开了我们，去照管又在后面开始啼哭的孩子。我以送传票的人、起诉、扫地出门结束了我的叙述。这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天。 
　　“我得设法找个工作，布克。”我喝了一大口咖啡后说。 
　　“你惹的麻烦可真大啊。我们3个月后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接着还要面对甄别委员会的审查。要是你因为玩的这些把戏而被逮捕和判刑，那你就完蛋啦。”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头在开裂，真的在怦怦地跳动。“可以给我一块三明治吗？”我觉得恶心。我喝第二盒6瓶装的啤酒时，虽然吃过一袋椒盐薄脆饼，但那是和博斯科及包娣小姐共进午餐之后，我吃过的唯一的东西。 
　　查莲在厨房里听见了我的话。“来点成肉煎鸡蛋，好吗？” 
　　“好的，查莲。谢谢啦。” 
　　布克想了一阵。“等几个小时我给马尔文·香克尔打个电话。他可以给他兄弟打电话，也许能跟警察通通关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们不抓你。”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坏。”马尔文·香克尔是孟菲斯名声最大的黑人律师，也是布克未来的老板。“打电话的时候，你顺便问问，他那儿有没有位子空着。” 
　　“行。你想进一个维护民权的黑人事务所工作？” 
　　“哪怕是专办离婚案的事务所，我都愿意去。我一点恶意也没有，布克。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眼看就要破产了，伙计。现在恐怕还有别的债权人，正躲在树丛里，等待机会拿着文件朝我扑过来哩。我可不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我慢慢地在沙发上躺下。查莲在煎咸肉，那浓浓的香味在这小窝里飘荡。 
　　“那些文件在哪里？”布克问。 
　　“在车上。” 
　　他走出房间，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坐在椅子里认真读着税务所的起诉书和把我赶出公寓的通知。查莲在厨房里忙着，给我又送来了咖啡和阿斯匹林。时间已是凌晨3点30分，孩子们终于安静入睡。我有一种安全、温暖、甚至被人爱着的感觉。 
　　我的头在慢慢地旋转。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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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午后很久，我选的两门课早已下课之后，我像一条在灌木丛中爬行的蛇，偷偷摸摸溜进法学院。现在还学什么体育法？还读什么拿破仑法典选读？简直可笑！我钻到图书馆底层无人光顾的那个角落，潜伏在我那个小洞里。 
　　布克把我从沙发上唤醒。他带来了一个蛮有希望的消息：他已经和马尔文·香克尔谈过，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有人在给一个警长之类的人打电话。香克尔先生对问题的解决颇为乐观。他的兄弟是某个刑事庭的法官，万一对我的指控不能撤销，还有别的门路可走。不过，究竟警察是否在追捕我，依然消息全无。布克将再打几个电话，并把情况不断地告诉我。 
　　布克已经在香克尔事务所拥有一间办公室。他在那儿已经当了3年的职员，课余去那里工作，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其余人中随便哪5个加在一起都多。他在课间休息时给秘书打电话，与人们联系约见的时间，并且把这个或那个客户的情况告诉我。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律师的。 
　　由于昨夜酗酒的影响，我无法理清混乱的思绪。于是我便在拍纸簿上把重要的事情写下。例如，我已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成功进入这座大楼，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将在此呆几小时，等法学院的人慢慢走光。现在是周五的下午，是一周内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候。然后我要悄悄走到学校就业办公室，拿出浑身解数去和主任纠缠。如果交上好运，也许会有某个清水衙门，由于没有哪个毕业生愿去，现在仍可以向一位聪明能干的法学院高材生提供一个年薪2万美元的职位呢。或者有某家小公司也许突发奇想，要再找一位公司专职律师。事已至此，留给我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在孟菲斯流传着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这个法学院有个毕业生，名叫乔纳森·莱克，他和我一样，在市区大事务所里也找不到工作。事情发生在20年以前。由于得不到声名卓著的事务所的宠幸，莱克自己租了一个地方，挂出了一块小小的律师招牌，宣布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替人打官司。他先是挨了几个月的饿，接着骑的那辆轻骑又在一天晚上闯了祸。他断了一条腿，醒来时已躺在名叫圣彼得的慈善医院里。过了不久，他隔壁那张病床上来了个小伙子，也是在摩托车祸中受的伤。那人从头到脚都是伤，而且烧得很严重。他女朋友的烧伤甚至更重，几天以后便不治而亡。莱克和此人交上了朋友，并且把这两个案子统统接下。后来发现，是一辆豹牌轿车撞着了停车标牌，接着又将莱克那两个委托人骑着的摩托撞翻的，那辆车的驾驶员恰恰就是市里排名第三的大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且6个月前，就是此人主持了对莱克的面试。他醉酒后开车，撞上了停车标牌。 
　　莱克怀着报复心理对他提出了起诉。那位喝醉酒的资深合伙人，在保险公司投保的金额数目巨大，因而公司立刻将大把大把金钱掷向莱克。谁都想把案子迅速了结。通过律师资格考试6个月之后，乔纳森·莱克结案时获得了260万美元赔偿金。而且是现钞，没有一张长期支票，全是明晃晃的现钞。 
　　根据这个传说，两人都还躺在医院里的时候，骑摩托的那位就曾对莱克说过：鉴于莱克那么年轻，刚出校门，不管赔偿金是多是少，他都可以分得一半。莱克认住了这句话，摩托车手也没有食言。因而莱克拿走了130万。传说如是说。 
　　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带着我的130万驾着自备的双桅纵帆船，啜着朗姆烈酒去加勒比海。 
　　可莱克没有这么干。他建了一座写字楼，把里面塞满了秘书、律师帮办、跑腿打杂和调查人员，认认真真地干起了诉讼这一行当。他每天工作18小时，哪个干了坏事他都敢起诉。他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没用多久就成了田纳西州最红的出庭律师。 
　　20年后的今天，乔纳森·莱克依然每天工作18小时。他的事务所有11名律师，但没有合伙人。承接的大案比谁都多，每年的收入据说高达300万左右。 
　　而且他又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300万一年在孟菲斯这样的地方很难不引人注意，因而他总是成为热门话题。关于他的传说也越传越神。每年不知有多少学生，因为他的缘故，才进了这家法学院。他们都做着这个梦。有些毕业生离开法学院时并不找工作，他们只想在市区有一个门上贴着自己名字的狭窄小天地。他们愿意忍饥挨饿，艰难谋生，就像莱克开头那样。 
　　我猜，他们也像他那样骑一辆摩托。也许这就是我注定要走的路。也许这有希望。我和莱克都有希望。 
　　我去找马克斯·勒伯格的时间选得很不合适，他正在打电话，两只手不停地挥动，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骂着脏话。通话的内容与圣保罗市的一件官司有关，他必须去出庭作证。我假装在写写画画，眼睛看着地板，尽量不听谈话的内容，由他一边在写字台后脚步重重地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拉着电话线。 
　　他挂了电话。“你可是牢牢地卡住他们的喉咙啦。”他一边伸手在乱成一团的桌上摸索，一边飞快地对我说。 
　　“抓住谁？” 
　　“大利公司呀。昨天晚上我把那叠文件全看过了。典型的借方保险欺诈。”他从角落里拿起一个活动文件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知道借方保险欺诈是怎么回事吗？” 
　　我想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我怕他会追根究底，于是就说：“不太清楚。” 
　　“黑人称之为‘街头保险’，挨门挨户卖给收入低的人，十分便宜的那种保单。卖保单的经纪人每个礼拜来收保险费，记在投保人交款卡的借方名下。他们靠欺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养活自己，等到投保的人凭保单要求理赔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一口拒绝。对不起，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你的要求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他们编造拒赔的理由，那可是很富有创造性呢。” 
　　“人家不会告他们吗？” 
　　“这很少，研究表明：在拒赔欺诈的纠纷当中，仅有三十分之一是在法庭上解决的。保险公司对此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要记住，他们的对象是下层的人民，是害怕律师和这个法律体制的那些平民百姓。” 
　　“假如被人告了，他们会怎么样呢？”我问。他不知道是朝一只臭虫还是苍蝇打了一巴掌，两张纸从桌子上飞了起来，飘落到地板上。 
　　他把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一般地讲，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几次保险公司确实曾被判付出巨额惩罚性赔款。我本人就参与过两三次。但是，陪审团是不会乐意让买廉价保险的小百姓成为百万富翁的。譬如说，有这么一位原告，他有一张5000美元的医疗费账单，虽然明显属于保险范围，保险公司却拒绝支付。而该公司的财产，譬如说，却值两个亿。庭审时原告律师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除了5000美元外，让这家公司再赔两三百万，作为对其不良行为的惩罚。这种要求很少会被接受。陪审团会同意给那5000块，外加1万美元罚款，结果赢家还是保险公司。” 
　　“可唐尼·雷·布莱克快要死啦。而这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做骨髓移植手术，可根据保单规定，他是有权做这种移植手术的。我说得对吗？” 
　　勒伯格朝我不屑地笑了笑。“你也真是的。你这是在假定他的父母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了，但假定总是靠不住的。” 
　　“可是，假如这一切都在那上面呢？”我指着保单问道。 
　　他耸耸肩，点点头，又笑了笑。“那么这就是一桩好案子。谈不上了不起，但却是好案子。” 
　　“我不明白。” 
　　“这很简单，鲁迪。这里是田纳西。本州的赔偿裁决不超过5位数。谁也不会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陪审团保守至极。人均收入又相当低，所以指望陪审员们会让他们的邻居成为富翁，真是困难之至。想在孟菲斯得到一个像样的裁决，更是难上加难。” 
　　我敢打赌，乔纳森·莱克肯定可以让陪审团作出一个像样的裁决。假如我把这案子交给他，他或许会给我小小的一份。尽管昨夜醉酒的后遗症未尽，我的心情却已在好转。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问。 
　　“起诉那些混蛋。” 
　　“我还没有拿到正式律师执照呢。” 
　　“不是叫你自己去起诉。你在市里找一个大红大紫的出庭律师。代表布莱克家打几个电话，跟那位律师当面谈谈。再写一张两页纸的报告给斯穆特，你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跳了起来，将文件夹向我面前一推，说道：“这儿是州里几桩欺诈案的名单，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谢谢。”我说。 
　　他挥手打发了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又已开始对着话筒大声吼叫。 
　　法学院教会我厌恶研究工作。我在这里生活3年了；这痛苦的3年当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化在发黄的故纸堆中，搜寻古代的案例，来论证原始的法律理论，而这些理论却是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律师几十年都不会想到一次的。他们喜欢把你打发到这儿来寻觅宝藏。我们的教授们几乎全都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发挥作用才在这儿教书的，他们认为让我们追踪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案例，写出毫无意义的摘要，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高分，作为训练有素的年轻律师进入法律界。 
　　进入法学院后的最初两年，情况尤其是如此。但现在不那么糟了。或许这种训练有办法使人达到疯狂的地步，因为我听说过许许多多与大事务所有关的故事，它们把新录用的生手派到图书馆去，像奴隶一样在那里写两年案例摘要和审讯备忘录。 
　　一个人在酒醉以后做法律方面的研究时，时间对他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头痛在加剧，手在继续颤抖。布克星期五傍晚在我那个小洞里找到我时，我面前乱七八糟地摊着十几本翻开的书，那是勒伯格开的必读案例。“你感觉怎么样？” 
　　布克穿着上装，打着领带。他显然已去过办公室，像真正的律师那样接电话，使用录音电话机。 
　　“我很好。” 
　　他在我身边跪下，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那一堆书。“看这些干什么？”他问。 
　　“不是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是为斯穆特的课做点儿研究。” 
　　“你可是从来没有为他的课做过研究呀。” 
　　“是的。所以我感到很内疚。” 
　　布克站了起来，靠在书架上。“两件事，”他几乎耳语似地说。“香克尔先生觉得发生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桩小纠纷，已经处理完毕了。他打过几个电话，确信所谓的被害人并不想坚持提出指控。” 
　　“好，”我说，“谢谢你，布克。” 
　　“不客气。我想你现在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可抛下你的研究的话。” 
　　“我试试。” 
　　“第二，我跟香克尔先生谈了很久。刚离开他的办公室。不过，呃，此刻他那里没有空缺。他已经雇了3位律师了，我一个，还有两个是华盛顿来的。他正在为没有地方安顿我们而发愁，还在想法找办公室呢。” 
　　“你没有必要和他谈这件事的，布克。” 
　　“是没有必要，可我乐意。这算不了什么。香克尔先生答应把触角伸出去，帮你试探试探。你知道，他认识的人可多哩。” 
　　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24小时以前，我还有获得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的可能，如今我却在让从未谋面的人帮忙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就业机会。 
　　“谢谢，”我咬紧嘴唇，望着自己的手指说。 
　　他瞧了瞧表。“得走了。你想在明天早晨准备资格考试吗？” 
　　“是的。” 
　　“我给你打电话。”他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出去。 
　　刚好5点差10分时，我上楼梯到了大厅，离开了图书馆。我现在不担心警察会在我面前出现，不害怕面对莎拉·普兰克莫尔，甚至也不为传票送达人会再次光临而犯愁了。我几乎一点儿都不怕会和同学们不愉快地相逢，今天是周五，他们都已离开了学校，法学院空无人迹。 
　　就业咨询处设在离行政大楼正面附近的大厅里。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瞧着走廊上的布告牌。那儿通常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招聘启事，有的来自大中型事务所和政府机构，有的来自个体开业律师或私人公司。我迅速瞧了一眼便已明白：不出所料，布告牌上没有一张招贴；在一年的这种时候，没有人才市场。 
　　马德琳·史金纳在这儿负责就业咨询处已有许多年。有人说她即将退休，又有人说她每年都以退休作威胁，企图从院长手里挤出点儿什么来。她今年60岁，但看上去却有70岁。她骨瘦如柴，花白的短发，眼睛周围的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写字台上的烟缸里总是搁着一支燃着的香烟。据说，她一天要抽4包烟，这听起来未免有点滑稽，因为这座楼里早已正式宣布严禁吸烟，但谁都鼓不起勇气指责马德琳。她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能把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些人带进法学院。而没有工作机会，也就不会有法学院。 
　　再说，她对于自己的工作又十分精通。她在最合适的事务所里认识最合适的人。在正为自己的事务所搜罗人才的那些要人当中，有许多人的工作当初都是由她一手包办的，而且她的手段又很了不起。假如孟菲斯州立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在为一家大事务所负责招聘人员，而这家大事务所偏爱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歧视我们的人。遇到这种事，据说马德琳就给孟菲斯州大校长打电话，向他提出非正式的投诉。而这位校长据说就会去拜访市里各家大事务所，和事务所的合伙人共进午餐，从而把事情摆平。马德琳对孟菲斯的所有职位空缺都了如指掌，而且谁填补了空缺她也了解得清清楚楚。 
　　但她的工作如今越来越难做。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实在太多，而本校又非常春藤联合会中的一员。 
　　她站在水冷却器旁边，注视着门口，仿佛是在等我。“你好，鲁迪。”她用沙哑的声音说。办公室的人全都走光了，她独自一个，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上夹了支劣质香烟。 
　　“你好。”我边说边很甜地笑着，就像天底下数我最幸福。 
　　她用手中的杯子指了指办公室的门。“我们进去谈吧。” 
　　“好的。”我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她关上门，朝一把椅子点了点头。我遵命坐下后，她也在桌子对面的椅子边上坐下。 
　　“日子很难过，啊？”她好像知道过去24小时当中发生的一切。 
　　“更难过的日子我都过来了。” 
　　“今天上午我和劳埃德·别克谈过了。”她缓慢地说。我巴不得他已经翘了辫子。 
　　“他怎么说？”我尽量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呃，我昨天晚上听说了兼并的事。对你的事我们很关心。你是我们推荐给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唯一毕业生，所以我急于了解你的遭遇。” 
　　“那么他说了什么？” 
　　“说是兼并发生得非常迅速，机不可失，如此等等。” 
　　“这和我听到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废话。” 
　　“后来我问他第一次把兼并的事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他回答非常含糊，说是某个合伙人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未能打通。” 
　　“电话不通有4天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问他能否把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与你鲁迪·贝勒之间，有关这次兼并和兼并发生后你的表现的书面通信传真给我。”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我知道。他也这样承认了。他说的大意是，在兼并结束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干。” 
　　“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干。”马德琳站在我一边，这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所以我非常详细地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卑劣地欺骗了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结果我们在电话上大干了一仗。” 
　　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赢家是谁。 
　　她继续说道：“别克赌咒发誓说，他本来是想把你留下的。我不知道他的话该信还是不该信，但是我说他们本来早就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你是个快要毕业的学生，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却泡汤了，而且又没有一点财产。我说我知道他开的是血汗工厂，可现在奴隶制早就结束了，他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心所欲地摆弄你。” 
　　真是个好样儿的老太太！和我的看法一模一样。 
　　“跟他吵完以后，我去找了院长。院长给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唐纳德·赫克打了电话。通过几次话以后，赫克重弹了同样的老调：别克本想留你，可是你不符合廷利·布里特聘用新律师的标准。院长表示怀疑，赫克于是又说他再看看你的简历和成绩单。” 
　　“特伦特与布伦特对我不合适。”我说，口气傲得就像自己现在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赫克也有同感。他说廷利·布里特宁愿这件事就此了结。” 
　　“好嘛。”我说。我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话了。但她看透了我，她知道我现在痛苦得如坐针毡。 
　　“我们对延利·布里特没有什么影响力。过去3年他们才录用了我们5个毕业生。他们事务所这么大，所以谁都不买账。坦白地说，我是不会想到那儿去工作的。” 
　　她是在想法安慰我，让我觉得我碰到的倒好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特伦特与布伦特有啥了不起，他们给的起步年薪不就5万美元嘛！ 
　　“那你这儿还剩什么？”我问。 
　　“不怎么多，”她不加思索地答道。“实际上是没有。”她翻了翻笔记。“我给认识的人都打过电话了，原来倒是有个公设辩护律师助理的位置，兼职，12000元年薪，可两天以前我已经让霍尔·帕斯特里尼去了。你认识霍尔吗？真为他高兴，他最后总算是找到一份工作啦！” 
　　我猜，人们此刻也正在为我高兴吧。 
　　“有两家小公司很可能要聘请法律顾问，不过两家都要求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在7月份举行。几乎所有事务所都是在法学院学生毕业后便立即把他们招聘进去，付给工资，让他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而他们通过后，便也挤命为事务所干活。 
　　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再想想办法，或许会找到点儿门路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城里有3000名律师，大多数人不是个人独立开业，就是两三个人合伙开一家事务所。他们不和我这个就业咨询处打交道，我不认识他们。找他们去。找那些小事务所，两三个人或者四五个人的小事务所。设法说服他们，使他们给你一份工作。你还要主动表示愿意办那些‘死鱼案’……” 
　　“‘死鱼案’？”我不解地问。 
　　“对。哪个律师都有几桩‘死鱼案’。他们把这种案子甩在角落里，时间越长，就越难办。是律师们接了就会后悔的那种案子。” 
　　这在法学院可没有学过。 
　　“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什么都可以问。” 
　　“你刚才叫我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这样的建议，在过去3个月中，请问你重复过多少遍？” 
　　她淡淡一笑，敲了几个微机的键盘。“我们大约有15名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 
　　“那么就在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外面踏马路。” 
　　“有此可能。不过也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别有打算，但并不一定就会告诉我们。” 
　　时间已经过了5点，她想要走了。“谢谢你，史金纳夫人。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知道有人关心自己，总是很愉快的。” 
　　“我会继续帮你找的，我保证。下星期你再来看看。” 
　　“我会来的。谢啦。” 
　　我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又回到图书馆地下室那个小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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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伯德桑家住在市中心。这是孟菲斯富人居住的一个老区，离法学院只有二三英里。街道两旁长着高大的老橡树，使它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几幢房屋十分漂亮，草地修得平平整整，车道上停着的豪华轿车闪闪发亮。有些似乎已无人居住，正透过树叶芜蔓的树丛和茂密的野生灌木提心吊胆地向外窥视。还有些房屋则介于两者之间。包娣小姐的住宅，是一座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用石头砌成的维多利亚式白色建筑。弯曲幅度很大的门廊，一端见不到。房屋需要粉刷，屋顶需要换新，庭院也需要修整。窗户灰暗，阴沟塞满了树叶，但一眼便可看出有人在此居住，而且在尽力加以维护。车道两侧是杂乱的树篱。我把车停在一辆车身很脏的凯迪拉克后面，这部名贵轿车开了大概已有10年。 
　　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门廊木板，朝前门走去，眼睛四下张望，生怕随时会窜出一条尖牙利齿的大狼狗。时已很晚，天几乎已经全黑，但门廊上却没有灯光。又厚又重的木门敞开着，透过栅门我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门厅。由于找不着门铃的按钮，我轻轻地用手拍了拍栅门，栅门格格响了两声。我屏住呼吸；没有狼犬狂吠着扑出来。 
　　“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地问。 
　　“包娣小姐吗？” 
　　我看见有人慢慢走过门厅，开亮一盏灯。那不是别人，正是包娣小姐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在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穿的那身棉套裙。她眯着眼睛望着门外。 
　　“我是鲁迪·贝勒，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法学院学生。” 
　　“鲁迪！”见到我她居然那么兴高采烈，倒使我有点儿尴尬之感，但瞬间心里却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她孤零零地住在这巨宅大院之中，而且确信儿孙已经将她抛弃。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照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老人聚在一起吃顿中饭，唱一两支歌曲。包娣·伯德桑小姐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她匆忙打开栅门。“进来，进来。”她不停地反复说，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惊奇。她抓着我的手肘，领着我走过门厅和走廊，把一路的灯逐个开亮。壁上挂满了家人的旧照片，地毯沾满灰尘，露出了线头。室内弥漫着潮湿霉烂的气味。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需要认真打扫，彻底翻新。 
　　“你顺道来看我，我太谢谢了。”她亲密地说，一只手仍捏着我的手臂。“昨天和我们在一起你过得愉快吗？” 
　　“很愉快，小姐。” 
　　“你还会去看望我们吗？” 
　　“迫不及待。” 
　　她把我领到厨房里的桌边坐下。“咖啡还是茶？”她问，一边蹦到橱旁，啪的一下按亮了电灯。 
　　“咖啡。”我打量着厨房说。 
　　“速溶行吗？” 
　　“可以。”念了3年法学院，我已经分不清速溶咖啡和现煮咖啡的不同滋味了。 
　　“加奶还是糖？”她一边把手伸向冰箱，一边问道。 
　　“就清咖啡。” 
　　她把水放到炉子上，摆好两只咖啡杯，在我对面坐下。她笑容满面，我使她打心眼里高兴。 
　　“见到你我真是开心，”她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说。 
　　“你的家很可爱，包娣小姐。”我吸着带有霉味的空气说。 
　　“哦，谢谢你。这还是汤玛斯和我50年以前买下的。” 
　　厨房里的锅和壶，水池和龙头，炉子和烤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用了至少50年了。那只冰箱大概是60年代初的产品。 
　　“汤玛斯11年前去世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不过还是不谈他们吧。”她那张喜滋滋的脸突然沉了下来，但很快又露出了笑意。 
　　“对，当然是不谈为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她说。这个题目我倒是宁愿避而不谈。 
　　“行呀。干吗不呢？”我绷紧了神经，准备应付她的发问。 
　　“你是哪里人？” 
　　“我生在孟菲斯，不过是在诺克斯维尔长大的。” 
　　“好极了。那么你是在哪儿念大学的呢？” 
　　“奥斯汀皮依。” 
　　“奥斯汀什么？” 
　　“奥斯汀皮依。学校很小，在克拉克斯维尔。是由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好极了。那么你为什么挑中孟菲斯州立大学读法学院呢？” 
　　“因为它确实是个好学校，而且我又喜欢孟菲斯。”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孟菲斯州大录取了我，而这个学校我又上得起。 
　　“好极了。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再过几星期。” 
　　“那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律师啦。好极了。你打算去哪儿工作呢？” 
　　“嗯，这个我还没拿准。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你知道，想自己挂牌开业。我属于那种独来独往的人，我想我恐怕不能在别人手下干活。我想按自己的路子开展律师业务。” 
　　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笑容消失了。直视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困惑不解。“那也很妙嘛。”说完，她便跳起来去张罗咖啡。 
　　假如这位矮小而又甜蜜的女士真的拥有千百万美元，那么她为了掩盖真相而玩的把戏，真可谓妙不可言。我仔细打量这个房问。上面搁着我的手肘的这张桌子，四条腿是铝质的，桌面上贴的福米加塑料已经破旧。每一个盘子，每一件厨具，每一样用具，每一种装饰，无不都是购置于几十年之前。她住在一幢疏于收拾整修的老房子里，开着一辆旧车。家里显然没有女佣或男仆，也没有漂亮的小猫或小狗。 
　　“好极了。”她把两只杯子放在桌上，又说了一遍。杯子里没有热气往外冒，我的杯子只有一点微温，咖啡很淡，早已走了味。 
　　“咖啡味道很好。”我咂着嘴说。 
　　“谢谢。这么说你打算自己开一个小事务所？” 
　　“我是有这种考虑。开头，你知道，会很困难；不过，只要我勤奋努力，待人公平，那我是不怕吸引不到客户的。” 
　　她真诚地露齿一笑，接着又慢慢地摇摇头。“嗯，这确实很妙，鲁迪。你很有勇气。我想律师这一行业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这一行业才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哩。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饿着肚皮、贪婪成性的青年，成天在街上游荡，像捡破烂一样到处搜罗出庭诉讼的机会，千方百计惹是生非，以便从身无分文的客户身上榨出几滴油水。 
　　“你也许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呢，”我啜着咖啡说。 
　　“你来了我就很高兴。” 
　　“嗯，是的，又看到了你，实在是棒。但是，我来是想和你谈谈你的遗嘱。昨儿晚上我睡得不好，我为你的财产担心。” 
　　她的眼睛湿了。这句话使她大为感动。 
　　“有几件事特别让我不安，”我解释道，一面皱着眉，竭力摆出一副律师面孔。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捏在手上，仿佛随时准备投入行动。“首先，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看到你或任何一个委托人对家庭成员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我实在感到不安。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一下。”她闭紧了嘴唇，没有吭声。“其次，我得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要是不说，作为律师我又会感到无地自容。我是想说：让我起草遗嘱或其他文书，把一份财产的主要部分转让给一位电视上的名人，我感到委实难以下笔。” 
　　“他是上帝的仆人，”她立即挺身捍卫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荣誉，加重语气说。 
　　“这我知道。不过为何要把一切都给他呢，包娣小姐？干吗不给25％，或者别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数目？” 
　　“他开销很大。而且他的喷气飞机也旧啦、他把什么都告诉我啦。” 
　　“好。但是上帝总没有叫你资助这位牧师大人的所有同行吧？” 
　　“上帝对我说什么，我不能透露。谢谢你关心。”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你肯定也明白，包娣小姐，但事实确实是：有很多牧师已经堕落了。他们和别的女人鬼混，他们一掷万金，买房子，买汽车，买漂亮的服装，度假，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骗子。” 
　　“他不是骗子！” 
　　“我并没有说他是呀。” 
　　“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说，接着便喝了一大口咖啡。她没有光火，但情绪与光火也差不了很多。“我是作为你的律师来的，包棵小姐，此外别无他意。你请我为你准备一份遗嘱，对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加以考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她紧嚼着的嘴松开来了，她的目光又像原先那样柔和了。“好极了，”她说。 
　　我想，许多像包棵小姐这样富有的老人，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吃过苦头、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的那些老人，会牢牢地看紧自己的钱袋，对会计师、律师和不友好的银行家保持高度的警惕。但包棵小姐却不是如此。她像靠养老金维持生计的穷寡妇一样幼稚，一样轻信。“他需要这笔钱，”她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谈谈钱的事好吗？” 
　　“你们当律师的怎么老想谈钱？”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包棵小姐。稍有疏忽，政府就会从你的财产里割走一大块肥肉。现在可以在你的钱上动点脑筋，如果考虑周密，就可以少交一大笔遗产税。” 
　　她听了颇为不快。“那些法律上的废话，说半天我也摸不着头绪。”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呀，包棵小姐。” 
　　“我看你是想让遗嘱里也有你的大名吧，”她说。依然对法律的麻烦感到不悦。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一边竭力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样子，一边又竭力想掩饰被她识破时的惊讶。 
　　“那些律师没有一个不想把名字放到我的遗嘱里去。” 
　　“我很遗憾，包梯小姐，的确有一批骗人的律师。” 
　　“钱德勒牧师正是这么说的。” 
　　“这我相信。啦，我并不想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你能否告诉我你的钱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是房地产，股票证券，现金，还是别的投62资？了解钱如何存放，对于遗产规划极为重要。”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宝贝小老太究竟总共有多少钱？ 
　　“你准备把总数告诉我吗？” 
　　“也许明天，鲁迪。也许明天告诉你。” 
　　我们离开厨房，朝屋后的院子走去。她在玫瑰花丛旁边新装了一套喷灌设备，想让我一饱眼福。我神情专注地仔细观看，并且用热情洋溢的美好语言对它大大赞扬了一番。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包娣小姐是老富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知道她有钱。她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现在作为一个靠绰绰有余的储蓄为生的80高龄的寡妇，她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 
　　我们坐在装饰华丽的铁凳上，在幽暗中啜着毫无热气的咖啡，直到最后我找到了一长串的理由好让自己溜走。 
　　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富裕的生活方式，我过去3年中，在距校园不远的尤吉酒家既当酒吧侍者又当跑堂。这个大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以带汁的洋葱汉堡包和圣帕特里克节①供应的生啤而远近闻名。从午餐开始到关门打烊，在冗长的营业时间里，一直吵吵嚷嚷又快快活活的。一罐淡啤在“周一之夜橄榄球大赛”时只卖一美元，其他时间则卖两美元。 
　　 
　　①圣帕特里克节是在3月17日，是爱尔兰人过的节日。 

　　店主名叫普林斯·托马斯，是个梳着马尾巴辫子的古怪家伙，长得又粗又大，而他的自负甚至比他的身躯还要厉害。他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喜欢干些标新立异的勾当，让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尊容在电视晚间新闻中出现。他组织逐店饮酒和湿T恤比赛②。他曾要求市府批准他这样的酒店通宵营业，而市府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种罪行。他喜欢被人起诉。只要你能说出他的罪名，他就可以组织一批人马，设法使之合法化。 
　　 
　　②一种低级趣味的比赛。女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T恤，比谁线条最突出，最性感。 

　　普林斯对尤吉酒家的管理颇为松弛。我们这些雇员按自定的时间上下班，自己处理小费，各干各的活，很少有人干涉监督。而且业务也并不复杂。只要柜台上有足够的啤酒，厨房里有足够的碎牛肉，酒店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普林斯喜欢在柜台上忙活，招呼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把她们领进火车座，和她们打情骂俏，而且往往总是使自己丢人现丑。他喜欢坐在靠近大屏幕的桌子上，对正在播出的体育比赛跟人打赌。他身材魁梧，手臂粗壮，店里发生武斗时偶尔也会出面制止。 
　　普林斯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有人传说他卷入了皮肉行业。在这个城市里，脱衣舞俱乐部十分兴旺发达，而他那些所谓的合伙人都有过前科。这在报纸上时有所闻。他曾经上过两次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在他那儿打了3年工之后，我对两件事已深信不疑。一是尤古酒家收到的现金，他大多不入账。我估计每周至少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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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根据何种标准把奥布里·H．朗法律事务所作为首选的进攻目标，老实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想，这与它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多少有点关系。那张广告颇为气派，蛮能吸引人，上面有一张颗粒清晰的朗先生的黑白照。律师如今已变得和按摩师一样下贱，喜欢把自己的尊容到处张贴了。和出现在律师栏里的大多数怪模怪样的面部照片相比，他看起来像个诚实的人，年纪大约40岁，脸上的笑容也颇为动人。他的事务所有4位律师，精通车祸引起的法律诉讼，在人身损害保险索赔等等案件中全方位地伸张正义，为争取委托人的利益全力以赴，而且不打赢官司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管他妈的，我总得从某一家事务所开始嘛。我按照地址在闹市区一幢小小的十分难看的方形砖房里找到这家事务所。砖房隔壁是一个免费停车场，这在黄页广告上曾特别标明。我推开门，随即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在铺得乱七八糟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又矮又壮的女人。她紧皱着眉头用近于嘲讽的口气招呼我。我妨碍她打字啦。 
　　“有何贵干？”她问，肥胖的手指稍稍离开打字机键盘。 
　　妈的，真叫人难堪！我强使自己挤出了一丝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见一见朗先生？” 
　　“他在联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说，两个指头已经在键盘上敲下去，打出了一个短短的词。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法院，而是联邦法院啊！能在联邦法院出庭的都是律师界的佼佼者，所以像奥布里·朗这样微不足道的律师，一旦有机会在联邦法院出庭为人辩护，自然巴不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秘书当然也会奉命宣传。 
　　“有何贵干？”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事先已打定主意，毫无保留地坦白行事。欺骗和狡诈可以骗人一时，却不能骗人一世。“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不久就要毕业。所以我想，嗯，我想找份工作。” 
　　她毫不掩饰地露出了讥讽的神情，手指离开了键盘，转过椅子面对着我，微微摇着头。“我们不雇人。”她用一种心满意足的口气说，那样子就像个炼油厂的工头。 
　　“明白了。不过，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份简历和一封给朗先生的信？” 
　　她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忙不迭地朝桌上一丢，仿佛这几张纸都是被尿浸透了似的。“我把你的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我勉强咯咯一笑，咧着嘴巴说：“我们有很多人来过，啊？” 
　　“大约一天一个吧。” 
　　“哦。对不起，打扰啦。” 
　　“没问题。”她咕噜道。话未说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开始使劲敲打。我转身走出了这家事务所。 
　　我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份简历和许多封信。我把整个周末都用于准备文件，筹划进攻的对象。现在的我有满脑子办法，但却缺少乐观。我打算干一个月，每天进攻两三家小事务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毕业为止，然后，然后会怎么样，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经说通了马尔文·香克尔帮我在司法机关找工作，而且马德琳·史金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和某个人通话，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许会有点儿结果的。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个三人事务所，与第一个目标只隔两个街区。这是我精打细算的成果，这样我就可以在受到一处拒绝之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绝。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据电话簿黄页律师栏介绍，纽利·罗斯与佩里事务所从事的是一般法律业务，三个合伙人都是40岁出头的年纪，事务所里既无别的律师，也没有律师帮办。他们似乎承接许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这让我受不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事务所在一座现代化的混凝土大楼的三楼，电梯很慢，而且闷热。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讶，人造硬木地板上铺着一条东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着几本《人物》和《我们》杂志。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说：“早上好。我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想见纽利先生。” 
　　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张整洁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本厚厚的约会簿。“你和他约好了吗？”她问。其实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约。 
　　“没有。” 
　　“明白了。纽利先生现在正忙着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务所打过工，我早就清楚会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标准的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认，或者会允许他的秘书承认：他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本来还可能会有比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还可能正在联邦法院出庭呢。 
　　据黄页律师栏介绍，罗德里克·纽利是这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我在制定进攻方案时，曾设法把尽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内。 
　　“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坐着的秘书，仿佛在说：“你怎么能让这种场面出现？”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钟。我知道你很忙。” 
　　“对，嗯，你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得去录一个证词，接着还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着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却是个好人，一个轻信别人的好人。或许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处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边用目光向他恳求，一边伸出手去把简历和信递给他。 
　　“好。嗯，当然，进来吧。不过，只能呆一会儿。” 
　　“我10分钟以后按响蜂鸣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来弥补自己刚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师一样，仔细看了看表，严肃地对她说：“对，最多10分钟。你给布兰奇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钟。”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们将为我提供方便，但同时却又已做好安排，让我迅速离开。 
　　“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会对那些高楼大厦里的高额年薪，装出一副震惊和无法相信的模样。而这当然将是我们进行有关工资的讨论的基础。 
　　撒谎不会有任何益处。他对工资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律师们喜欢说长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贯坚持付给雇员最高的工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高达5万美元。” 
　　我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摇头。“你开玩笑，”他装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样说，“你开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开销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进大门，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数呀？”他问。那口气好像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小事务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资哪怕仅仅比他们低一点，也会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两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时。我愿意处理所有的臭鱼档案。我愿意干任何杂活。你和罗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们但愿从来没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给我，我将在6个月之内把它们了结。我保证。我在头一年里就可以赚回自己的工资，不然，我立即走人。” 
　　罗德听了我的一席话，惊讶得张开嘴唇，露出了牙齿。两颗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大概是在动着脑子，想把面前的这堆垃圾从办公室里铲走，抛到别的一个什么人头上去。这时，从他的电话机里传出了蜂鸣器嗞嗞的响声，随之传来了秘书的声音。“纽利先生，他们在等你去取证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钟。 
　　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皱了皱眉，对我说：“你的提议很有意思。我考虑考虑。我得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我们每周四上午碰头研究工作。”他站了起来。“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事提出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招聘的事，真的。”他从桌后走了过来，准备送我出来。 
　　“准能成的，纽利先生。两万五实在是便宜呀。”我边说边向门口退去。 
　　他显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哦，这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他说，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对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问题只是我们事务所目前运转得相当顺利。赚的钱很多，你知道。每个人都很舒心。没有考虑过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的事。”他打开门，等我走人。“保持联系。” 
　　他紧跟着我走到接待处，吩咐秘书记清楚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运，并且保证不久就会给我打电话。几秒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才又集中起来。我刚才试图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卖我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但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和罗德里克·纽利的这一短暂会见，在我的外出活动当中，却是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时间已近10点。再过30分钟，我选的拿破仑法典选读就要开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课。我应该赶去上课。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课也不上，又有谁会管呢，反正这门课没有期终考试。 
　　这些天我已经大摇大摆地在法学院里到处走动，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过不了几天，三年级学生大多要离开这个地方。刚进入法学院的时候，紧张的学习和压力沉重的考试，像万炮齐发，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但在快要毕业时，却是松松垮垮，只要参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测验，写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论文。大伙儿的时间主要是化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节课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准备进入就业状态。 
　　马德琳·史金纳把我的事一直当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样多。因为，她的运气和我的一样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参议员设在纳希维尔的办公室，倒是需要一个起草法案的专职律师，而且年薪3万，外加奖金，可是却需要有律师执照和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师，但规定求职者在大学阶段主修的必须是会计，而我读的却是历史。 
　　“谢尔比县福利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律师的空缺。”她乱翻着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脚乱地寻找什么东西。 
　　“要一名福利律师？”我重复着她的话。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质呢？” 
　　“追踪赖账的父亲，设法收取抚养费。家庭纠纷案子，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挺危险的嘛。” 
　　“这可是一个职位呀。” 
　　“那么我在8月以前干什么呢？” 
　　“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 
　　“说得对。我应该拼命苦读，通过资格考试，然后就会福利处工作，拿那么一丁点儿工资。” 
　　“瞧你，鲁迪——” 
　　“对不起。我今天过得实在太糟了。” 
　　我向她保证明天一定再来看看。明天我们的谈话，毫无疑问会和今天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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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克在香克尔事务所深处的一个地方，找到了破产申请表格。他说事务所里有位律师，常年藏在地下室里工作，偶尔处理一点破产案件，所以他可以弄来必要的表格。 
　　表格上面写得相当直接明了。将资产列在某一页上，这对我来说十分简单，可以一挥而就。将负债列在另一页上。其他地方填入就业情况，尚未判决的诉讼案件，等等，等等。这是教科书第七章讲述的内容：无债破产，亦即将全部财产一笔勾销以偿还债务，而债务也同时一笔勾销。 
　　我现在已不再受雇于尤吉酒家。我干活，但拿的是现钞，不留任何记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扣押，也没有任何义务与税务局分享我那勉强可以糊口的工资。我曾和普林斯讨论过我所处的困境，告诉他情况是多么糟糕。我责怪昂贵的学费和信用卡是罪魁祸首。而他对给我支付现金、让政府吃亏的主意很赞赏。他是现金交易无需交税经济学的一个坚定的信徒。 
　　普林斯提议给我一笔贷款，以便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但被我婉言谢绝。他以为我不久就会成为一个大把大把挣钱的富裕的青年律师，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可能还要为他打工，而且要打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也没有告诉他假如给我贷款，数目将需要多大。税务局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612．88美元，其中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房东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809美元，同样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但真正的恶狼却在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他们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让我难过的信件，不断地威胁要派律师来。 
　　我有一张万事达和一张威世信用卡。两种信用卡是在孟菲斯的两家银行分别购买的。在去年感恩节至圣诞节期间，由于确信几个月后就可以有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同时又正狂热自负地爱着莎拉，乐而忘忧的我便想为她买几件令人着迷的节日礼物。要买当然就得买质量耐久价格昂贵的礼品。我用万事达卡，化了1700块，买了一只打网球时戴的镶嵌着宝石的金手镯；又用威世卡，化了1100美元，给我最亲爱的人儿买了一副古色古香的银耳环。就在她对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我的前一天，我还在一家标名食品店买了一瓶多姆佩里诺香槟、半磅肥鹅肝、鱼子酱、优质奶酪和别的几样佳肴，准备和她痛饮一番，共庆圣诞佳节。这些美酒佳肴又花了我300美元。可是管他呢。生命是短促的呀。 
　　早在离节日还有几星期的时候，发行信用卡的那两家笑里藏刀的银行，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提高了我可以使用的钱款的额度。我突然变得可以随心所欲地化钱，又加上不久就要毕业和就业，我确信可以赚点小钱支付每个月的账单，辛辛苦苦地维持到夏天，所以才花钱如流水，做着与莎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美梦。 
　　我现在真为这样的浪费憎恨自己，但当时我却是一笔一笔算过细账，而且认为计算的结果是完全可行的。 
　　一天晚上，在猛灌了大量的廉价啤酒之后，我把肥鹅肝随手搁在冰箱顶上，任它在那儿霉烂变质。圣诞节这一天中午，我独个儿呆在变得灰暗的公寓房间里，吃着奶酪，喝着香槟，鱼子酱碰也没有碰。我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瞪着丢在面前地板上的首饰。我一点一点地啃着大块的布里奶酪。一口一口地啜着多姆香槟，眼睛望着给我亲爱的人儿买的圣诞礼物，泪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淌。 
　　在圣诞与新年之间某一个说不清楚的时刻，我打起精神，作出安排，准备将那些珍贵的礼品加以处理，让它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也曾漫不经心地想过，是否像比莱·乔那样，从桥上把它扔下去，或者玩一个类似的戏剧性的花招。但是，考虑到我目前的感情状态，我知道我还是离桥远一点为妙。 
　　新年第二天，我在户外散步和慢跑了很久。回到公寓时，发现已有小偷光顾过。他们撬开了房门，偷走了我的旧电视和立体声收录机、放在碗橱上的一罐后腿肉，当然还有我为莎拉买的珠宝首饰。 
　　我叫来了警察，填写了报告，并且给他们看了用信用卡购物时店家开的发票。警官听了却只是摇头，叫我去找我投保的保险公司。 
　　我用信用卡购物化掉的3000多块钱，现在到了和我结清的时候了。 
　　对我的破产申请裁决定于明天举行。破产法里有一妙不可言的条款，准许不利于债务人的所有法律程序自动中止。这就是有些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包括我的伙伴德士古，在需要获得暂时性的保护时，匆匆忙忙奔向破产法庭的原故。我的房东明天无法与我接触，甚至连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上痛骂我一顿也不成。 
　　我跨出电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过道上挤满了律师。法院有3位专职破产法官，他们的法庭都在这一层楼。他们的日程表上每天都有几十次听证会，而每次听证会都涉及一组律师；一位为负债人服务，几位为债权人效力。这里就像个动物园。我拖着沉重的双腿慢慢向前走时，听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谈话，律师们在为未付的医疗账单和轻便汽车的价格争论不休。我走进办事员的办公室，在那儿等了10分钟，冷眼旁观排在我前面的律师们办理诉讼申请的手续。他们与办事员助理们非常熟悉，肆无忌惮地和她们调情，漫无边际地闲聊。嘻嘻，我倒愿意做一个重要的破产律师，那时这里的姑娘们就会亲密地叫我弗雷德或者森尼啦。 
　　去年有位教授告诉我们说，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就业机会减少和公司规模缩小等等原因，破产在今后将会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他算是看准了。此人在私人开业时从未按小时收过委托人的钱。 
　　但是，看来破产法庭今天真可以大赚其钱了。前后左右都在申请破产。好像人人都要破产了。 
　　我把申请表格交给一位已经备受折磨的办事员，一位嚼着口香糖的漂亮姑娘。她瞟了一眼申请表，接着就仔细地对我上下打量。我穿的是劳动布衬衫和卡其裤。 
　　“你是律师吗？”她嗓门颇高地问。我发现人们都在望着我。 
　　“不是。” 
　　“那么你是负债人？”她嗓门更高，口香糖嚼得津津有味。 
　　“是的。”我迅速答道。负债人尽管本人并非律师，也可以提出破产申请，虽然你在哪里也永远看不到有这样一条公开的规定。 
　　她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在表上盖了章。“申请费80美元。” 
　　我交给她4张20美元的钞票。她接过现钞，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的申请表上没有列出我的银行账号，因为我昨天已经把它取消，从而有效地销去了一笔价值11．84元的财产。我开列的其他资产是：一辆用得很旧的丰田小汽车——500美元；各种家具和装饰品——150美元；激光唱片——200美元；法律书籍——125美元；衣服——150美元。这些资产全是个人用品，因而都可以根据我前面提到的条款，免于抵债。我依然可以拥有，但必须继续为丰田付款。 
　　“现金，呃？”她说，接着就开始为我写收条。 
　　“我没有银行账号。”我差不多是在对她吼叫，以便让那些一直在听我们谈话，而且可能很想了解这个故事其余情节的人听得更加清楚。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重新着手她那繁忙的工作，一会儿以后，推给我一份申请表的复印件和一张收据。我注意到了第一次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我几乎就要走到门口时，有人挡住了我。一个脸上冒着汗、留着黑色山羊胡子、身材肥胖的年轻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对不起，先生，”他说。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他把一张名片塞到我手上。“罗比·摩尔克，律师。无意中听到你刚才的谈话。我想你办理BK或许需要有人帮帮忙。” 
　　BK的意思是破产，是律师界绝妙的行话。 
　　我看看名片，又看看他那张麻脸。我确实听人说起过摩尔克。我在报纸的分项广告栏中也见到过他的广告。他在广告中标出办理破产的手续费是150美元，而现在他却像个贪婪成性的家伙一样在办事员办公室逛来逛去，等待机会朝一个或许有能力支付150美元的破了产的笨蛋猛扑过去。 
　　我客客气气地接过名片。“谢谢你，不需要。”我尽量和气地说。“我自己可以对付。” 
　　“你会搞糟的！”他立即接口说。我相信他这样说过上千次了。“办破产案子是很棘手的！我一年要办上千件。你只要现付200美元，我立马替你办妥。我有一个事务所，人马齐全。” 
　　现在价钱抬到200美元啦！如果你主动找他的话，我猜他还要再敲你50美元。此刻若是教训他一顿，自然顺理成章，十分容易，但我感到摩尔克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羞辱的人。 
　　“谢谢，不用了。”我边说边从他身旁挤了过去。 
　　挤在下行的电梯里，我简直像在受罪。电梯走得很慢，里面塞满了律师，全部衣衫不整，夹着破皮包，穿着旧鞋子。他们依旧在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可以豁免，什么是无抵押的，什么是有抵押的。律师的交谈令人难以忍受，讨论的问题却重要得要命。他们看来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下去。 
　　在电梯就要下到底层的那一瞬间，有一个问题突然闪过我的脑际。一年后的现在我将会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但不仅仅是也许，而且极有可能我正乘着这同一部电梯，和现在在场的这些人进行同样无聊的辩论。我极有可能跟他们完全一模一样，在街头漂泊，千方百计想从那些身无分文的人的口袋里抠出手续费，或者在法庭周围游荡寻找办案的机会。 
　　这种可怕的想法使我头晕目眩。电梯里又热又闷。我怕是要生病了。电梯终于停了。他们涌进休息厅，四处散开，仍旧在争论，仍旧在谈着交易。 
　　我沿着中美商业大街溜达。新鲜的空气使我精神振作。这条街道从前叫做大街，是一条不准车辆通过的行人街，街上有辆手推车载着喝醉了的酒鬼来来去去。法院大楼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因而许多律师依然常常在此闲逛。我从市中心区一幢幢高楼前面走过，心里捉摸着设在这些大楼里的无数个律师事务所此刻内部的情景：律师们手里正忙个不停，他们每天不得不工作18小时，因为旁边的那位伙计每天都干到20小时；资历较浅的合伙人正在相互商讨事务所的战略战术；资深合伙人正坐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转角处的办公室里，对一群俯首贴耳的年轻律师滔滔不绝地下达指示。 
　　老实说，我刚进法学院时，梦想的就是这种场景。我想和精明过人、士气高昂的人们一起工作，所有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超负荷的任务。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和权力。去年夏天，我去打工的那家事务所规模很小，只有12位律师，但却有许多秘书、律师帮办和办事员，有时候我觉得那种忙乱的景象倒颇为令人振奋。我在那个工作班子里仅仅是小小的一员，但我渴望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它的头领。 
　　我从街头小贩手上买了一个冰淇淋，在法院广场找了一张凳子坐下。地上的鸽子抬头望着我。第一联邦大厦低头俯视着我。这是孟菲斯最高的大楼，也是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办公之处。我要是想进这家事务所工作，那真比登天还难。但我和我的伙伴们要诅咒它却十分容易。我们诅咒它，是因为我们不符合它的标准。我们憎恨它，是因为它对我们看都不看一眼，连给我们一个面试的机会也不屑。 
　　我估计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在每一个领域里也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我既然无门可入，我既然与它无涉，那我就一辈子这样憎恨它。 
　　说起了事务所，我想既然我现在就在市中心，倒不如化几个小时，敲开它们的大门碰碰运气。我手头有一张律师名单，他们或者单独开业，或者和其他一两个人凑在一起。想进入人满为患到这般田地的律师界，唯一令人鼓舞的因素是，有那么多大门可以让我一个一个地敲。我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在某一个美满的时刻，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家以前谁都没有光顾过的事务所，抓住一个忙得晕头转向因而迫切需要找个新手来替他或者她打杂的律师。究竟是他，还是她，我都无所谓。 
　　我走了几个街区，来到斯蒂里克大楼。这是孟菲斯市建成的第一座高楼，如今成了数百名律师办公的场所。我和几位秘书分别聊了聊，递上我的个人简历。有那么多的律师事务所居然会雇用性格阴郁，甚至粗鲁的女人当接待员，使我大为惊讶。我往往还没有来得及谈到求职的事，她们早就把我当成乞丐一样对待。有两个女人像抢一样接过我的简历，立刻就塞进了抽屉。我真想装成一个潜在的委托人在她们面前出现：一个悲恸欲绝的丈夫，妻子刚被一辆大卡车压死，这辆卡车保险的金额又大得不能再大，而且司机又是醉后开车。也许是埃克森公司的卡车。那时，这些穿着时髦的母狗肯定会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出来，满面堆笑，奔过去为我倒咖啡。瞧那模样，才真令人喷饭呢。 
　　我出了一个事务所又走进另一个事务所。尽管直想大吼大叫，但仍是面带微笑，对同样货色的女人们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话。“是的。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我想见一见某某先生，谈谈工作的事。” 
　　“谈谈什么？”她们总是这样问。而我总是一边继续微笑着，一边把简历递过去，并且再一次请求见一见大人物先生。但大人物先生总是太忙，所以她们也总是挥手让我离去，同时保证随后有人会跟我联系。 
　　孟菲斯的格兰其小区在商业区的北面。林荫遮盖下的街道两侧，那一排排狭窄的砖房，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一个位于市郊的住宅区，是二战结束时流入新兴地区的工人们拼拼凑凑修建起来的。这些工人在附近工厂里干着报酬不菲的工作。他们在屋前草坪上植树，在屋后草坪上修建庭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喜欢流动的工人向东部迁移，在那儿修建更加漂亮的房屋，而格兰其也就逐渐变成了靠养老金过活的退休老人和下层白人与黑人的混合居住地。 
　　布莱克夫妇居住的房屋，外表与别的房屋一模一样，建在一块80×100英尺的平地上。前面院子里那棵本该遮荫的大树出了点儿毛病。在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里，停着一辆旧雪佛莱。院子里的草木修剪得整整齐齐。 
　　在他家的左侧，邻居正在改装高速汽车，零件和车胎一直撒到大街边。右侧的邻居已将整个前院用钢丝网眼篱笆团团围住，里面长的杂草高达1英尺。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在篱笆内的土路上来回巡逻。 
　　我在雪佛莱后面的车道上停好车。离我不到5英尺的那两条猎犬，朝我嗥叫起来。 
　　我并不乐意来此，因为我不愿看到唐尼·雷·布莱克。我怕他病情严重，消瘦得像他母亲描绘的那样皮包骨头，而我的个性却十分软弱。 
　　她来到门口，手上拿着一支薄荷香烟，隔着栅栏瞪着我。 
　　“是我呀，布莱克太太，鲁迪·贝勒。我们上星期在柏树花园见过面的。” 
　　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货物的推销员，在格兰其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望着我时面部毫无表情。她向前跨了一步，把香烟塞到嘴里。 
　　“不记得啦？我在准备帮你跟大利保险公司索赔呢。” 
　　“我还以为你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呢。” 
　　“嘿，我不是的，布莱克太太。” 
　　“咱叫多特。咱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对，多特。” 
　　“那些该死的家伙真要把咱逼疯了。他们，还有那些摩门教徒。叫那些童子军星期六早上还没有出太阳就来卖糖纳子！你要干什么？” 
　　“呃，假如你有空的话，我想谈谈你的案子。” 
　　“案子咋啦？” 
　　“我想和你研究几个问题。” 
　　“我还以为你已经谈完了呢。” 
　　“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 
　　她喷出的烟透过栅栏朝我飘来。她慢慢地开了门，我走进了一间小小的起居室，跟着她跨入厨房。屋里的空气湿热，到处弥漫着走了味的烟草味。 
　　“要不要喝点什么？” 
　　“谢谢，不啦。”我在桌旁坐下。多特倒了一杯可乐，加了冰块，然后背靠橱柜站着。屋里看不见巴迪的人影。唐尼·雷大概是在卧室里。 
　　“巴迪哪去啦？”我用愉快的声音问，仿佛他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位老朋友。 
　　她用头指指对着后院的窗户。“瞧见外边那部老爷车了吗？” 
　　在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在破破烂烂的堆放杂物的棚子边上，一辆旧福特停在一棵枫树下面。两扇白色的车门全都敞开着，车头上蜷缩着一只老猫，正在那里闭目养神。 
　　“他坐在他那辆车里呢。”她解释道。 
　　车的四周长满杂草，四个轮子已不知去向。似乎几十年来，它周围的一切都未曾有人打扰过。 
　　“他要到哪儿去？”我问。这时，她脸上倒是确确实实露出了微笑。 
　　她大声地喝着可乐。“巴迪，他哪都不去。咱1964年买的那辆车，全新的。他每天坐在车里，整天坐，就巴迪和猫。” 
　　这倒是颇为符合逻辑的。巴迪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没有香烟的烟雾来损害他的呼吸系统，也不必为唐尼·雷担忧烦心。“为什么呢？”我问。很明显，谈论巴迪，她并不在乎。 
　　“巴迪不正常。咱告诉过你了，上星期。” 
　　我怎么居然会忘了呢！ 
　　“唐尼·雷还好吧？” 
　　她耸耸肩，走到那张做工粗糙的餐桌边，在我对面坐下。“好好坏坏。你想看看他？” 
　　“以后再说吧。” 
　　“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不过还能走几步。也许咱在你走之前会把他叫起来。” 
　　“嗯。也许。呃，你这案子我已做了很多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已化了许许多多小时，研究了你所有的文件。而且还化了好几天时间在图书馆研究有关的法律。嗯，坦白地说，我觉得你们绝对应该告那个大利公司。” 
　　“咱们不是早就决定要告了嘛。”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女人。毫无疑问，这是她和坐在外面福特汽车上的那个怪人共同度过的艰苦生活造成的。 
　　“也许是的，不过我仍旧要研究研究。我的建议是：你去告他们，而且立刻就去告。” 
　　“那你还在等什么？” 
　　“可是你不能指望很快就会有结果。你要告的是一个大公司。他们有许多律师，而律师可以让案子拖下去。他们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 
　　“那要多久才有结果？” 
　　“可能要几个月，也许要几年。我们可以提出诉讼，并且迫使他们迅速庭外解决。但他们也可能先迫使我们接受法庭审理，然后再提出上诉。这是无法预料的。” 
　　“可他活不了几个月啦。” 
　　“我可以问你点事吗？” 
　　她喷了一口烟，点了一下头，两个动作和谐一致，无比完美。 
　　“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索赔的要求是去年8月，就在唐尼·雷确诊之后。你为何一直等到现在才找律师呢？”我使用“律师”这个术语，不是十分严谨。 
　　“这件事咱做得不高明，行了吗？咱当时以为保险公司会照办的。会赔咱的钱，你知道，支付咱小子的账单和医疗费。咱给他们不断地写信，他们也不断地回。咱不知道因为啥，硬是脑瓜子笨呗。咱按期交保险费，几年从来没迟交过一次，总以为保险单他们总不会不认嘛。再说呢，咱也从来没有用过律师，你知道吧，没离过婚，或者干过跟离婚差不多的事。老天哪，咱早知道用律师就好啦！”她伤心地转过身，朝窗外望去，凄凉的目光射向那辆破旧的福特，射向车里那令她悲哀的人。“他早上喝一品脱杜松子酒，下半天再喝一品脱。咱不把这放在心上。喝酒能让他开心就成啦。能让他不呆在屋里就成啦。再说，也不是因为喝酒，他才不能有所作为的嘛。明白咱意思啦？” 
　　我们俩都在望着低头缩在汽车前座上的巴迪。生长过猛的杂草和枫树在车身上投下了稀疏的阴影。“你替他买酒吗？”我问，仿佛这很重要似的。 
　　“哦，不。他雇了邻居的一个孩子替他买酒，买回来再偷偷塞给他。还以为咱不知道呢。” 
　　从屋子后面传来了走动的声音。屋内没有空调机，声音听得很清楚。有人在咳嗽。“哎，多特，我挺乐意为你办这个案子。我知道自己还是个新手，一个就要跨出法学院大门的毛头小伙子。可是我已经在上面化了许多时间，对这个案子比谁都熟悉呀。” 
　　她面无表情，脸上是几乎绝望的神色。律师就是律师，这个和那个又有什么两样？把案子交给我，还不是和交给别人一样？说来也真怪。尽管律师先生们在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化了那么多的金钱，在电视上插播了那么多愚不可及的低预算的广告片，在户外摆出那么多破破烂烂的广告牌，在报纸上登了那么多像大拍卖一样价格低廉的分类广告，世界上还是有多特·布莱克这样的一类人，不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出庭辩护律师和一个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就是把宝押在她的这种幼稚无知上。“我或许得再找一个律师帮衬帮衬。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在我通过资格考试拿到律师执照之前，打打他的牌子。” 
　　这句话对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要化多少钱？”她问，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疑心。 
　　我向她送去一个货真价实的热情的微笑。“一个子儿也不要。官司打赢了我才收费。在咱们将来拿到的赔偿费里，我取三分之一。拿不到赔偿费，我分文不收。你一个子儿也不用现付。”她肯定在哪一个广告中见到过这种常规的收费方式，但却显得一无所知。 
　　“赔多少？” 
　　“我们将要求保险公司赔个几百万。”我夸张地说，而她显然是上钩了。我不认为在这个受尽折磨的女人身上还有贪婪的个性。她曾经有过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不知多少年前早已经破灭了。但是，狠狠地把大利保险公司敲一下，让他们受点儿罪，这一想法却很对她的胃口。 
　　“你拿三分之一？” 
　　“我并不指望赔偿费真会有几百万。但不管是多是少，我都只取三分之一。而且，是在付清了唐尼·雷的医疗费之后余额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她的左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那就干！你拿多少咱不在乎，咱就是要干。咱现在就干呢，还是明天？” 
　　我的口袋里有一份折叠得齐齐整整的律师业务合同，是我从图书馆一本表格簿里取来的。此刻，我本应把它亮出来，让她签上大名，但我却无法让自己这么干。就职业道德而言，我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开业执照之前，我不能签署任何接受委托的协定。我想，多特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我像一个真正的律师那样，开始不断地看表。“我得回去工作了。”我说。 
　　“不想看看唐尼·雷啦？” 
　　“下次吧。” 
　　“咱不怪你。只剩下皮包骨啦。” 
　　“我过几天再来，可以多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谈，而且我还得问他几个问题。” 
　　“抓紧点，好吗？” 
　　我们又扯了几分钟，聊着柏树花园和那里的喜庆活动。她和巴迪一周去一次，假如当天她能让他上午不喝醉的话。这是他们夫妇俩一齐外出的唯一时机。 
　　她还想谈下去，而我却想走人。她陪我走到门外，仔细瞧了瞧我那辆破旧而又肮脏的丰田，叽里哈噜地咒骂着进口货，特别是那些日本的产品，间或朝那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发出大声的训斥。 
　　她站在信箱边，抽着烟，目送着我的车在远处消失。 
　　尽管刚刚申请破产，我却照样胡乱花钱。我化了8美元，买了一盆天竺葵，准备送给包娣小姐。她喜欢鲜花，这她说过的；而且十分孤独，那是当然的。所以我想给她送盆鲜花，是一种很好的表示。给这位老人的生活里增加一缕阳光罢了。 
　　我到达那儿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她正趴在屋子旁边的花圃里。花圃旁边就是车道，通向后院四面不靠的汽车库。车道两侧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花草、灌木藤蔓和装饰用的幼树。和她同年龄的大树的浓荫遮盖着屋后的草坪。在砖砌的后院里，花棚开满了灿烂夺目、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我向她献上那小小的礼物时，她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她扯掉手套，随便朝花丛里一扔，把我领到屋子后面。她刚好有个地方可以安置我送的天竺葵。明儿一早她就把它栽上。你想不想喝杯咖啡？ 
　　“喝点儿水就成，”我说。她那淡而无味的速溶咖啡的美妙滋味，我还记忆犹新呢。她一边拍打着围裙上的泥土，一边让我在露天平台一张装饰华丽的椅子上坐下。 
　　“冰水？”她问。能让我喝上一杯，显然使她高兴万分。 
　　“好的。”我说。她蹦蹦跳跳地跨进门，朝厨房走去。后院里的花草树木虽然生长得过于兴旺，但院子很大，屋子与茂密灌木树篱之间的距离，至少有50码之遥，因而反倒给人一种奇特的匀称感。穿过树丛，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院子里有几块小小的花坛，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显然是她或别的什么人不惜精力精心养护的结果。篱边砖砌的平台上有一个喷泉，但却没有喷水。在两棵树之间，挂着一张旧吊床，撕破了的帆布和吊绳在微风中转动。草坪里没有杂草，但却急需修剪。 
　　车库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关着的两扇门，可以向上收起。车库一侧是一个窗户封着的储藏室，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套房，一架木板楼梯弯弯曲曲绕过转角，通到套房的后部。套房有两扇很大的窗户面对正屋，其中一扇的玻璃已破。蜿蜒而上的常春藤正侵蚀着外墙，并将奋力穿过破裂的窗户进入室内。 
　　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古怪的感觉。 
　　包娣小姐拿着两杯冰水，跨过落地窗，一颠一颠地跑到我面前。“你觉得我的花园怎么样？”她在我身边坐下后问道。 
　　“很漂亮，包娣小姐。真宁静！” 
　　“它是我的生命嘛！”她豪放地挥舞着双手。杯中的水溅到我的脚上，她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我把时间全化在这里了。我可爱它呢。” 
　　“确实很美。所有的活你一个人干？” 
　　“哦，大部分。我雇了一个小伙子割草，每周割一次，30美元。这么贵你信吗？从前5美元就成啦。”她咕嘟一声喝了一口水，咂咂嘴。 
　　“那上面是不是有个套房？”我指着车库上面问道。 
　　“从前是。我的一个孙子在那儿住过一阵子。我把它整修了一下，加了一个洗手间，一个小厨房，弄得漂漂亮亮的挺不坏。他当时在孟菲斯州大学念书。” 
　　“他住了多久？” 
　　“不久。我实在不想再谈起他。” 
　　这个孙子，一定是那几个名字从她遗嘱里勾销掉的儿孙中的一个。 
　　在你化了许多时间敲开一个又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乞求一份工作，而又屡屡遭受到那些厉声粗气的女秘书的白眼之后，你就会抛开一切顾忌。你的脸皮就会变得越来越厚。你被人拒绝就会毫不在意，因为你很快就会明白：即使再糟糕，也不过是听对方说一个“不”字而已。 
　　“我揣摸，你大概现在不会乐意把它出租吧？”我大胆地问，没有丝毫的迟疑，更不担心被她拒绝。 
　　她手中的杯子正举到半空，这时她盯着那套小屋，仿佛刚刚才发现它。“租给谁？”她问。 
　　“我很乐意住在这儿。这地方很迷人，而且一定十分安静。” 
　　“像死一般的静。” 
　　“不过，我并不想久住。你知道，等开始工作，我就抬脚走路。” 
　　“租给你，鲁迪？”她不信地问。 
　　“我喜欢这儿，”我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这里对我非常合适。我单身一人，不喜欢吵吵闹闹，也付不起太贵的房租。这里对我太适合啦。” 
　　“你能付多少？”她直截了当地问，突然变得很像一个律师，正在盘问破了产的委托人。 
　　我猝不及防。“哦，我不知道。你是房东，该你告诉我房租是多少嘛。” 
　　她转过头，激动地望着树丛。“400，不，一个月300美元如何？” 
　　包娣小姐以前显然没有当过房东，所以才这样漫天要价。幸运的是，她没有一上来就开出每月800美元。“我想最好先看一下房子再说。”我谨慎地说。 
　　她站了起来。“房子不怎么好，你知道，做了10年的储藏室。不过可以修好，主要是水暖管道，我猜。”她拉着我的手，走过草坪。“我们得把水管接通。暖气和通风的情况，还不清楚。里面家具有是有几样，但是不多。旧家具都给我扔掉啦。” 
　　她踏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你需要家具吗？” 
　　“要得不多。”楼梯的扶手摇摇晃晃，整座房屋似乎都在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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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学院把同窗变成敌人。竞争非常激烈。学生们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在背后捅人一刀。这是在为进入现实世界作培训。我念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三年级学生在模拟审判比赛时相互高声叫骂，随后就拳打脚踢，发生了一场武斗。校方先是把他们开除，接着又让他们复了学。学校需要学费。 
　　学校里有许多人我确实不喜欢，有一两个则令我讨厌，我尽量不去憎恨别人。 
　　但此时此刻，我却憎恨那个对我如此不仁不义的卑鄙下流的小人。孟菲斯有个名叫《每日报导》的刊物，专门登载各种各样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业务情况。除了离婚申请和其他十几种重要的项目外，还列出前一天申请破产的案件。我的朋友或者朋友们认为，假如把我的大名从前天那些不幸者当中挑出来示众，从教科书第七章《破产申请》剪下一块并加以放大，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趣闻贴满法学院的角落，那一定是挺有趣的。他或他们贴的趣闻全文如下：“鲁迪·贝勒，学生；资产：1125美元（免税）；有保债务：欠独断专行财务公司285美元；无保债务：5136．88美元；未决诉讼：（1）税务局托收过期赊欠，（2）由汉普敦申请之裁决；雇主：无；律师：波罗西。” 
　　波罗西的意思是我请不起律师，由自己担任自己的律师。今天上午我一走进图书馆，前台的学生办事员就给了我一份“趣闻”，说是整个法学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玩意。他说：“真不知道谁会觉得这玩意儿有趣！” 
　　我谢了谢他，然后便快步跑到地下室我那个角落，再次钻进书堆，躲开熟悉的面孔。课程不久就要结束，我将离开校园，离开我无法忍受的那些家伙。 
　　根据我预先的安排，今天上午我应该去见斯穆特教授。我迟到了10分钟，好在他并不计较。他的办公室有一种学者特有的凌乱，他们过于才华横溢，反倒不能把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序。他脖子上的蝶式领结歪歪扭扭，脸上的微笑却是出自内心，真诚而友好。 
　　我们首先谈论布莱克一家，以及他们与大利保险公司的纠纷。我给了他一份3页的案情提要，以及我本人独具创见的结论和建议采取的行动方式。在他仔细阅读的当儿，我就研究他书桌下的一个个纸团。他读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许多遍。我对布莱克家提出的建议是：找一位出庭辩护律师，以欺诈罪起诉大利公司。斯穆特对此表示毫无保留的同意，尽管他对案情知之不多。 
　　我想从他那儿得到的仅是一个及格分数，别无其他。接着我们又开始谈论包娣·伯德桑小姐。我告诉他说，她过得相当舒服，想重新立一份遗嘱。我没有详谈，便把一份5页长的文件，亦即修改过的包娣小姐最终遗嘱交给了他。他迅速浏览了一遍，尽管什么也没有看进去，却随口评论说：看来挺不错。《老年人法律问题》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也不需要交论文。只要你去听课，访问那些老头老太，写出案情提要，那么斯穆特就会给你一个A。 
　　斯穆特认识包娣小姐已有数年之久。她充当柏树花园的女皇显然已有一段时间，斯穆特每年两次带学生到那儿实习时都可以见到她。但她以前从未想过利用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停地拉着蝶式领结，陷入沉思。她很富有，他说他听了大吃一惊。 
　　要是听说她即将成为我的房东，他才真的会大吃一惊呢。 
　　马克斯·勒伯格的办公室就在斯穆特那层楼的转角处。他在图书馆前台给我留了张字条，要我去见他。课程一结束，他就要离开法学院。他是从威斯康星借来的客座教授，如今两年期满，他即将离去。在我们俩都离开这儿以后，有一阵子我或许会想念马克斯的，但此刻我却难以想象，对于和这个法学院有关的任何事或者任何人，我会怀有任何留恋的心情。 
　　马克斯的办公室塞满了装酒瓶的纸箱。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起程，我从未见过这样凌乱的情景。在令人尴尬的最初几分钟里，我们聊着过去两年里遇见的人和发生的事，拼命想把法学院描绘成令人激动的好地方。我从未见过他的情绪如此压抑，仿佛是真的在为即将离去而伤感。他指着装在一只“野火鸡”鸡箱中的一堆文件说：“那是给你的。是我在欺诈案中用过的最新材料。你留着，也许用得上。” 
　　他上次给我的一批研究材料，我还没有读完呢。“谢谢，马克斯。”我望着纸箱上印的红火鸡说。 
　　“你起诉了吗？”他问。 
　　“呃，没，还没有。” 
　　“你应该起诉。在市中心区找一个有良好出庭记录的律师。一个办理欺诈案件富有经验的人。我最近对这起案子考虑得很多，越考虑越喜欢它。很能打动陪审团。我可以想象陪审员会多么震怒，会多么严厉地惩罚那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人把这个案子接过去，并且一直干到底。” 
　　我在拼命干呢！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朝我伸出双手。“你要去工作的事务所是什么样儿的？”他跟着脚尖，两条腿的腿肚像练瑜伽功一样朝后面凸出。“你手头的这件案子是个大案。我在考虑，你知道，你该把它带到你那家事务所去。让他们与客户签协议，而杂七杂八的活则由你自个儿干。你那个事务所里肯定有出庭经验丰富的人。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找我。整个夏天我都将呆在底特律，跟奥尔斯台德公司打一场恶仗。我对你的案子很感兴趣，知道吗？我想这很可能是个大案。你要是把那些家伙狠狠地教训教训，我才高兴呢。” 
　　“奥尔斯台德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问，想把话题从我的事务所移开。 
　　他嘴巴咧得老大，边笑边用双手抱住头顶。那模样使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接着就喋喋不休、漫无边际地叙述那个了不起的案子的案情。我真后悔问了他那么一句。 
　　在我和律师交往的有限经历中，我早已发现他们都受到同样一些毛病的折磨。他们最令人不快的爱好之一，就是热衷于讲述他们辉煌的战斗故事。如果正在承办大案，他们就非要让你知道不可。如果这个大案肯定能让他们发财致富，那他们一定要让人人明白，个个皆知。奥尔斯台德公司破产的前景，肯定会使马克斯无法入眠的。 
　　“但是尽管如此，”他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我还是可以帮你一把，办好这个案子。秋天我虽然不来孟菲斯，但这个纸箱里有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捧起那只“野火鸡”纸箱，箱子很重，底部外凸。 
　　“谢谢，”我望着他说，“实在是非常感谢。” 
　　“我愿意帮助你，鲁迪。相信我，再没有比揪住保险公司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谢谢。” 
　　铃声响起，他忙着接电话。我捧着沉重的纸箱，悄悄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包娣小姐和我做成了一笔奇特的交易。她不那么擅长谈判，而且显然也不少那几块钱。我把房租砍到每月150美元，公用设备费用包括在内。她还投入足够的家具塞满了4个房问。 
　　除了交纳房租，我还得保证帮她干点家务杂活。主要是草坪和花园里的活。我负责用割草机割草，这样她每周可节省30美元。我还将修剪树篱，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如此等等。有关拔草的事，谈得比较含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不过我对此并不怎么计较。 
　　对我来说，这笔交易很是合算，我为自己商人一般精明的谈判技巧感到自豪。这套房间起码值每月350美元，所以我节约了200块现钞。我估计，一周只要打5小时工，每月20小时，就可以对付过去，在目前情况下，这实在是一笔不坏的交易。在图书馆里苦读了3年之后，我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当园丁。而且，这还会使我接近包娣小姐，我的委托人。 
　　这是个口头协议，每月都要续订，所以如果将来不合意，那我就拔腿开路。 
　　不太久以前，我曾看过几处漂亮的公寓。那些地方对崭露头角的律师倒很合适，面积不到1000平方英尺，有两个卧室，房租每月700美元。当时我是非常乐意租下的，可如今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将在这选中的套房中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这套房间当年由包娣小姐亲手设计，以后又被她搁置不用长达10年之久。但里面的设施尚能差强人意，橘黄色的粗地毯，淡绿色的四壁，一个卧室，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厨房，还有一个与厨房分开的小餐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呈拱形，给我这小小的阁楼增添了一种恐惧幽闭症的气氛。 
　　我对这一切十分满意。只要包娣小姐不来找麻烦，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她要我保证不在这里举行疯狂的派对，不放震耳欲聋的音乐，不容留风骚女人，不狂饮不吸毒，不养狗养猫。她亲自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亲自擦洗地板和墙壁，并且搬走了她能搬动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拎着少得可怜的家当踏上楼梯时，她黏在我的身边紧得不能再紧。我确信，她为我感到可怜。 
　　我刚把最后一个纸箱拖上楼，还没有来得及把任何一件行李打开，她就坚持要我到院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大约10分钟，我身上的汗水刚刚停止往外流，她突然宣布说，咱们该把花坛收拾收拾了。拔草拔得我腰酸背痛，她倒也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不到几分钟，她就住了手，往我背后一站，开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我只有撤退到尤吉酒家这一安全地带，才能逃避园子里的苦差。我今晚在酒吧当班，一直要干到酒店打烊，凌晨1点以后。 
　　酒家挤满了顾客。令我很不痛快的是，在前面一个角落里，两张长桌边聚着我们一批同窗。法学院的一个学生组织，正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聚会。这个组织名叫“专门律师团”，鄙人没有参加的荣幸，其成员都是那些在《法律评论》社耍笔杆子、自命不凡的重要人物。他们用拉丁语和其他谁也听不懂的愚蠢语言，唱着含糊不清的会歌，装出一副神秘兮兮、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们几乎全都会加盟大的法律事务所，或者到联邦法院担任文书工作。有两个已经接到了纽约大学税务学院的聘书。这是一个傲慢浮夸的小集团。 
　　我为他们上了一罐又一罐啤酒，他们很快就喝得醉醺醺的了。嗓门最高的那个小松鼠，名叫雅各·斯特普尔斯，是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律师。3年前进法学院时，他已经精通各种各样的卑鄙伎俩了。他耍的骗人把戏，比这所法学院整个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考试作弊，藏过研究资料，偷过其他学生写的摘要，而且经常对教授撒谎，为自己迟交作业辩解。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要挣到100万美元。我怀疑从《每日报导》上剪下关于我的那段趣闻，并且在法学院里到处张贴的就是这个家伙。这太符合他的性格了。 
　　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居然在考虑投到布鲁索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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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我们这4位的压力下，斯穆特终于慈悲为怀，答应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柏树花园，而不必集体前往，也无需忍受那顿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声中溜了进去，坐在后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给大伙儿讲维他命和适当锻炼的事。最后她看见了我们，并且坚持要我们走上讲台向听众们做一正式介绍。 
　　节目结束以后，布克溜到远远的角落里去会见他的委托人，提出他不希望别人听到的建议。由于我已经和多特见过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遗嘱争论过几小时，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托人迪温·迪维斯先生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我已把我那完全没用的建议写成摘要邮寄给了他，以便在他个人针对退伍军人部的小小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遗嘱尚未完成，没有签字。她的神经近来过于敏感。我拿不准她是否想改变遗嘱。但她说她好久都没有听到可敬的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消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财产留给他了。她的这种想法，我当然是全力予以鼓励。 
　　我们谈她的钱也谈过几次。她喜欢等到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汗水从黏着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当儿，才突然提出一个古里古怪的问题：“假如我什么都不留给德尔伯特，他的老婆会不会起诉争夺我的财产？”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掉？”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会放下手中活计，钻出花丛，抹一抹脸，竭力想做出聪明的回答。可是到了这时，她往往已经改变了谈话的题目，想要知道那边的杜鹃花怎么老是不长了。 
　　在后院喝咖啡的时候，有几次我也曾提出这个题目，可她马上就会全身紧张，急躁不安。她对律师持有一种严重的怀疑态度。 
　　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了几个事实。实际上，她是在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亚特兰大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年。很明显，默丁先生归天的时候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同样明显的是，对这笔财产的归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因为佐治亚州德卡伯县法院下令把有关的档案加以封存。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准备与和他的财产有关的律师谈谈。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谈。这可以使她在众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坐在钢琴附近，远离人群。我们挤在一起。两个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别人还会以为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遗嘱该怎么办，包娣小姐，”我说。“而且我需要先对钱的事有所了解，才能把遗嘱写好。” 
　　她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扫了扫，好像人人都在偷听我们谈话。事实上，即使我们大声吼叫，这些可怜人中有一大半也不会听见。她身体向下一缩，手捂住嘴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投在房地产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场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啦。” 
　　听她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这些投资的类型，我感到十分惊讶。她的钱一定真的是投在这些地方。 
　　“谁负责管理？”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必要。谁在管理她的钱，无论是对遗嘱还是对她的资产，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亚特兰大的一家事务所。” 
　　“法律事务所？”我提心吊胆地问。 
　　“哦，不是。我不会把钱交给律师去管的。是一家信托公司。我把钱给他们托管。我死以前收益归我，然后我就把它遗赠给别人。法官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那么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这可不关你的事呀，对吗，鲁迪？” 
　　对，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受到她轻微的责备，可是遵循律师界最优秀的传统，我还要设法把自己的过错掩盖起来。“嗯，这可能会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对于交税。” 
　　“我要你替我交税吗？交税我有专门的会计师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遗嘱重新写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没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咧开嘴巴望着我们微笑。嘴里的牙齿多半已经掉落。她客客气气地叫他去玩一会巴棋游戏。对这些老人她特别和蔼温存。 
　　“你的遗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板着脸说。“不过，你得拿定主意。” 
　　她坐得笔挺，夸张地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口中的假牙。“我想一想再说吧。” 
　　“行。但是请你记住，现在的这份遗嘱里，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万一你突然出了什么事，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她乱舞着双手，打断我说。“你别教训我。过去20年，我已写过20份遗嘱啦。我什么都懂。” 
　　博斯科在厨房边大声哭泣，她快步跑过去安慰他。这时布克恰巧结束了咨询。他的最后一个委托人，就是上次在这儿时跟他磨了半天的那个老头。对布克提供的帮他摆脱困境的建议，老头显然不是那么高兴；我听见布克在尽力摆脱他时说的一句话：“哎，我又不收你的费，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向包娣小姐致谢后，便迅速离开了柏树花园。《老年人法律问题》现在已成为历史。再过几天，课程就将全部结束。 
　　恨法学院恨了3年之后，我们突然面临解放。我曾听一位律师说过，要把在法学院经受的痛苦和辛酸慢慢遗忘，得化几年时间；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此后给你留下的将只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当他追忆起法学院中那些光辉的日子时，他似乎充满了忧伤。 
　　我无法想象，将来某个时刻我在回顾过去这3年法学院生活时，会宣称这种生活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但将来某一天，我也许会把一些欢快的记忆片断拼拢起来。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布克欢聚，在尤吉酒家当差，以及一些其他我目前想不起来的人和事，的确曾带给我愉悦。而且我毫不怀疑，一想到柏树花园这些亲爱的老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布克和我将来定会捧腹大笑。 
　　将来有一天，这可能会很有趣的。 
　　我提出请他在尤古酒家喝杯啤酒。时间已是2点，天又下雨，是凑在桌边吹它一个下午的大好时机。这也许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布克很有同感，但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去办公室上班。马尔文·香克尔要他写一份辩护状，下周一提交法庭。整个周末，他都将把自己埋在图书馆。 
　　香克尔每周工作7天。在孟菲斯，在民权诉讼领域，他的事务所成绩遥遥领先，现在正在获得丰富的回报。事务所有22位律师，全是黑人，一半是女性，全都按照马尔文·香克尔苛刻的工作日程办事。秘书们的工作3班倒，所以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至少有3个24小时。布克把香克尔看成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我料定，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开着车在郊区转悠，对一家家分行进行侦察，以便决定哪一处最便于下手。在一座用玻璃和石头砌成的现代化四层大楼里，我找到了想找的那家事务所。它位于东孟菲斯，门前有一条狭窄而又繁忙的马路，向西通往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这就是当年市区的白人向郊区迁移时聚居的地方。 
　　这家事务所有4位律师，都是三十五六岁，也都是孟菲斯州大的校友。我听说他们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是朋友，毕业后分别到市内几家大事务所工作，对那些地方的压力渐渐产生不满，于是又重新聚集一起，从事比大事务所要轻松一点的业务。我看过他们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广告占了整整一页，据说广告费每月高达4000美元。他们什么业务都接，从离婚到房地产到划区纠纷，但是他们在广告上用黑体字标出的特长，当然是人身伤害这一项。 
　　不管一位律师从事什么方面的业务，他或她多半都要吹嘘自己是人身伤害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律师永远也不会拥有可以按小时收费的客户，他们捞大钱的唯一希望，就是做那些受了伤或者送了命的人的代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钱来得相当容易。假定有一个人在车祸中受了伤，肇事的开车人事前保过险；受伤的这一位进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断了胳臂或者断了腿，工资也受到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律师赶在保险公司理赔员之前找到他，那么他的赔偿要求就可以私下了结，获得5万美元。律师化了点儿时间翻翻文件，但却不一定需要提出诉讼。他最多化30小时，却拿回15000美元左右的手续费。这就等于每小时500美元。 
　　这样的肥肉，哪个不垂涎三尺！所以孟菲斯黄页上的律师们，无不大喊大叫，热情召唤受到人身伤害的客户。不需要任何出庭辩护的经验，99％的案子都是私了。唯一需要的技巧就是让双方在文件上签字。 
　　我不在乎他们怎样做广告。我唯一关心的是能否说服他们雇用我。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望着雨水敲打车窗。我宁愿被人用牛鞭抽打，也不想走进这家事务所，热情地望着接待员微笑，像挨家挨户兜售的推销员那样和她闲聊，然后拿出最后的招数混过她的关卡，去见她的某一位上司。 
　　我无法相信我正在下车走向这家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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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不参加毕业典礼的理由是，我得去几家律帅事务所面试。大有希望的面试，我信誓旦旦地对布克说，可他心里完全明白。他明白我现在只是在一家一家地叩开门，把我的个人简历撒遍全城而已。 
　　布克是唯一一个关心我是否会带着方帽穿着长袍参加毕业典礼的人。我不参加使他大为失望。我的老妈和汉克正在缅因州某地露营，目视着树叶转青。一个月之前，我和她谈过一次。我何时毕业，她毫无所知。 
　　我听说毕业典礼十分枯燥无味。白发苍苍的法官们换个不停地致词，喋喋不休地要求毕业生们热爱法律事业，把它看作一个无限光荣的职业，要像尊重一个好吃醋的情妇那样尊重它，从而重塑被我们的学长玷污了的形象。全是令人恶心的广告词。我还不如坐在尤吉酒家里看普林斯赌赛羊呢。 
　　布克将和全家一起出席毕业典礼。查莲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的父母，她的父母，几位祖父母，姑姑姨妈，叔叔舅舅，堂兄表弟。这么一大家子真令人望而生畏。他们会流下大量的眼泪，拍下大量的照片。在这个家族里，布克是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他马上就要从法学院毕业，这使他们自豪无比。我真想躲在观众之中，在他接受学位证书时，仔细观察他双亲的反应。我很可能会和他们一起哭泣的。 
　　我不知道莎拉·普兰克莫尔一家是否会来参加典礼，但我不敢冒那个险。一想到她微笑着和她的未婚夫托德·威尔柯克斯面对照相机拥抱在一起，我就无法忍受。她将会穿一件又肥又大的长袍，因而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她是否已经有孕在身。我没法不死盯住她。无论我如何挣扎，我的目光都将无法从她的腰部移开的。 
　　不去参加典礼是最好的办法。两天前马德琳·史金纳告诉我，每两个学生中有一个已经找到了工作。许多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的期望。至少有15人独自在街上游荡，开办小的事务所，宣称已为打官司做好一切准备。他们向父母和叔叔阿姨借了钱，租下了带有廉价家具的小房子。她有统计数字。她知道每人的去处。如今我的120位同窗，全都知道我鲁迪·贝勒是全班唯一没有找到工作的笨蛋，我怎么能穿着黑袍带着黑帽去和他们坐在一起呢？我还不如穿一件粉红色的袍子，带一顶装着霓虹灯的帽子呢。去它的吧。 
　　我昨天就领了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两点钟开始，而我就在两点整走进乔纳森·莱克律师事务所。这是我第二次拜访这家事务所；就我而言，可谓史无前例。一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把一份简历畏畏怯怯地交给了接待员。这一次情况将大为不同。现在我是成竹在胸。 
　　这家事务所被人们简称为莱克事务所，我对它已略微做了点研究。由于莱克先生不愿与人共享财富，他是这事务所唯一的主人。他手下有12位律师，7位是出庭辩护律师，另外的5位则资格较嫩，是所谓的普通律师。那7位出庭辩护律师都是经验丰富出类拔萃之辈，每人都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律师帮办，甚至那个律师帮办还有一个自己的秘书。这几个人构成一个小组，叫做出庭单元。每个出庭单元都是独立工作，不与他人发生关系，只有乔纳森·莱克偶尔过来了解情况发号施令。莱克只接他想接的案子，通常是那些最有可能得到巨额赔款的案件。他特别喜欢在婴儿医疗事故案中状告产科医生，最近就在一起有关婴儿石棉症的官司当中发了一笔财。 
　　每一位出庭辩护律师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套工作班子。他有权聘用，也有权解雇，并且负责承接新的案件。我听说，这家事务所80％的业务，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介绍的人有别的律师，有出租车司机，也有偶尔碰到受了伤的客户的房地产经纪人。出庭辩护律师的收入，由几个因素决定，其中之一是他弄来了多少新的业务。 
　　巴里·X．兰开斯特在这家事务所里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前不久刚被指定担任出庭辩护律师。去年圣诞期间，他敲了阿肯色州一位医生200万。他现年34岁，离异，住在事务所，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这是我调查研究的成果。他正刊登广告，招聘一位律师帮办。我在《每日报导》上看到了这个广告。我既然不能从律师开始我的事业，当一个律师帮办又有什么错？等我将来混出个人模人样，有一家自己的规模庞大的事务所，这将成为一个动人的故事：年轻的鲁迪无力买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就从乔纳森·莱克事务所的收发室开始起步。可你瞧他现在！ 
　　我在巴里·X约定的见面时间是两点整。接待员朝我看了看，可是却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我不相信我以前来过一次，她就能认出我。从那以后，毕竟有成千人在这里来来去去。我坐在一张皮沙发上，用一本杂志遮住脸，欣赏着硬木地板和上面铺的波斯地毯，以及头顶上裸露的12英寸直径的大梁。这家事务所设在孟菲斯医院区附近的一座旧仓库中，据报导，莱克化了300万美元，把他自己的这座纪念碑翻修装潢一新。我在两家杂志上都看到了这一报道。 
　　几分钟以后，在一个秘书的带领下，我穿过曲曲折折的门厅和走廊，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一进门就是一个开敞的资料室，没有墙壁或隔板，有的只是一排排书籍。一位孤独的学者坐在一张长桌边，身旁放着一堆堆的文件，他正陷在相互矛盾的理论洪流中无法自拔。 
　　巴里·X的这个办公室又长又狭。砖砌的墙壁，吱嘎吱嘎作响的地板。放着几件古玩和摆设。我们握手后各自坐下。他身材瘦削，但很结实，这使我想起杂志上刊登的莱克先生为事务所修建的健身房照片。还有一个桑拿浴室和一个蒸气浴室。 
　　巴里很忙，要和他的工作班子讨论办理一个大案的策略。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电话的位置使我可以看见指示灯在疯狂地闪烁。他的双手虽然一动也不动地掏着，但他无法不时时朝手表瞟上一眼。 
　　“谈谈你那个案子的情况吧，”在寒暄一阵之后，他说。“跟保险索赔被拒绝有关？”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因为我穿着上装打着领带，跟穿着打扮普普通通的委托人不同。 
　　“嗯，实际上我是来找工作的。”我勇敢地说。大不了他叫我走人。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他不屑地做了个鬼脸，抓过一张纸。该死的秘书，又把事情搞糟了！ 
　　“我在《每日报导》上看到了你招聘律师帮办的广告。” 
　　“那你是律师帮办？”他不客气地问道。 
　　“我可以是。”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嘛！” 
　　“我已经读了3年法学院。” 
　　他对我打量了5秒钟，然后摇摇头，看看表。“我实在很忙。我的秘书会收下你的申请。” 
　　我猛地站了起来，身子向前俯在他的桌子上。“嗨，这儿有笔交易。”我像演戏似地说。他吃了一惊，抬头望着我。我接着就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我那千篇一律的标准的自我介绍。我聪明，有干劲，在班上名列前茅。如何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找到了工作，又是如何受骗上当。我双管齐下。说到廷利·布里特，我大谈对大事务所的仇恨。说到工资，我则解释我的劳动是如何物美价廉。只要能活下去就成。我确实需要有份工作，先生。我连珠炮似地说了一两分钟，然后又回到了座位上。 
　　他有点儿心神不定，咬着一只指甲。我说不清他是生气还是激动。 
　　“你知道什么事情使我恼火吗？”过了一会他开口问道。那样子显然说不上是激动。 
　　“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能进来推销自己，而对接待处的人撒谎。这肯定就是让你恼火的原因。我不怪你。换了我，也会恼火的。但是我接着就会把火气平息下来，真的。我会说，喏，这个家伙马上就可以当律师了，我无需付他4万，而只要付，比如说，2万4，就可以雇他来于那些乱七八糟的活啦。” 
　　“2万1。” 
　　“我接受，”我说。“一年2万1，我明天就来上班。而且拿这份年薪，我将干完一整年。我向你保证，无论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与否，12个月之内我决不会离开。12个月之内，我将每周干60个小时，70个小时。我不要休假。我决不食言。我愿意签份合同。” 
　　“我们要求律师帮办有5年工作经验，否则不予考虑。我这套班子的阵容是很强大的。” 
　　“我很快就可以学会。我去年夏天在市区一家辩护律师事务所当过办事员。不过是诉讼而已。” 
　　在我们之间，有点儿不太公平，而他已经察觉。我进来的时候，我枪里的子弹已经上了膛，而他却是挨了一次伏击。而且我这样干显然已有好几次，无论他说什么，我才如此对答如流。 
　　但我并不因此对他感到内疚。他随时都可以把我赶走。 
　　“我要和莱克先生谈一谈，”他稍有松动地说。“他在人事方面的规定相当严格。我无权雇用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律师帮办。” 
　　“那当然，”我悲哀地说。脸上又被人踢了一脚。对此我已变得相当习惯了。曾经听人说过，无论是多忙的律师，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总是有一种天生的同情。有限的同情。 
　　“他也许会同意。如果同意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啦。”他想以此来减轻我的不快。 
　　“还有一件事，”我重新打起精神说。“我手头有个案子。非常好的案子。” 
　　这使他极为怀疑。“什么样的案子？” 
　　“保险欺诈。” 
　　“你是委托人？” 
　　“不，不。我是律师。可以说是我碰到的。” 
　　“值多少？” 
　　我交给他一份两页的布莱克案子的案情提要，是做过重大修改颇有轰动效应的一份。我在这份提要上已化了若干时间，在每一位律师看完并且拒绝了我的求职请求之后，我都要对它做些修改。 
　　巴里·X仔细地看着这份提要，专注的程度超过了以前看过它的任何一位律师。在我欣赏办公室年代已久的砖墙，并且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办公室的当儿，他看了第二遍。 
　　“不坏，”他读完后立刻说，眼睛里闪着光。我觉得他的心情比脸上流露的还要兴奋。“我来猜猜。你想有一份工作，并且承办这案子。” 
　　“不是。只要一份工作，案子是你的。我愿意办这个案子，而且案子的委托人也要我来打交道。但将来拿到的手续费归你。” 
　　“仅仅一部分。莱克先生拿大头。”他微微一笑说。 
　　随你拿多少。他们将怎么瓜分，我才不管呢，我只想要一份工作。想到将在这家豪华的环境里在乔纳森·莱克手下工作，我不禁有点头晕。 
　　我已经拿定主意，把包娣小姐的案子留给我自己。作为委托人，她并没有布莱克那样的吸引力，因为她不会给律师一分一文。她可能会活到120岁，因而把她当做王牌打出去，于我并无裨益。我可以肯定，手段高明的律师，可以想出种种理由，让她掏点腰包，可是这对莱克事务所并不合适。这里的律师专干诉讼，对于起草遗嘱和检验不动产不感兴趣。 
　　我再次站了起来。我已经占用了巴里足够多的时间。“呃，我知道你很忙，”我尽量真诚地说。“我讲的情况没有半点虚假，你可以跟法学院核实。假如你想核实的话，可以给马德琳·史金纳打电话。” 
　　“马德琳夫人，她还在法学院？” 
　　“是的，而且目前她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可以为我担保。” 
　　“好。我一定尽快给你回音。” 
　　你肯定会。 
　　我走错了两次，才找到大门。谁也不在注意我，我可以不急不忙地欣赏楼里那些宽敞的办公室。我走到一个地方，在图书室边上停住，凝望着那三层的走廊和狭窄的过道。各个办公室的装饰布置，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会议室到处都是。秘书、办事员和跟班们，在松木地板上不声不响地匆匆来来去去。 
　　即使给我的年薪比2万1少一大截，我也愿意在此卖命。 
　　我在那辆长长的凯迪拉克后面悄悄地停好了车，一声不出地钻出我那部老爷车。我没有惊动那位老太的丝毫欲望。我在屋后脚步轻轻地走着，迎面见到的却是老高一堆巨大的白色塑料袋。总数有好几十个。成吨的松树皮覆盖上料。每只袋子重100磅。我现在记起来了，几天前包娣小姐曾经谈过要把所有花坛重新铺上新的土料，可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大步冲向通往我那套房间的楼梯。快要奔到顶时，突然听见她的喊声：“鲁迪，亲爱的鲁迪，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好吗？”她正站在松树皮堆成的纪念碑旁，咧着嘴巴，露出灰黄的牙齿，朝我微笑呢。我回来了，她确实感到高兴。天就要黑了，而她喜欢在太阳落山的时分，坐在后院里慢慢地品尝咖啡。 
　　“当然好啰。”我说着把上装搭在楼梯扶手上，一把扯下了领带。 
　　“你好吗，亲爱的？”她用升调像唱一般地说。大约在一周以前，她开始了这种“亲爱的”把戏。满口是亲爱的这个，亲爱的那个。 
　　“还好，累了。我的背有点麻烦。”这几天我一直在向她暗示我的背痛，可她迄今还未上钩。 
　　我在常坐的那张椅子上坐下，她在厨房里冲她那难以入口的咖啡。时已傍晚，后院的草坪上撒满阴影。我数了数装覆盖土料的塑料袋。每排8袋，4排，堆了8袋高，总共256袋。每袋重100磅，因而总计达25600磅。这么多土料！要全部铺好！要我来铺！ 
　　我们喝着咖啡。我喝得很慢，一口啜一点。她很想知道我今天的活动。我撒了谎，对她说我为几件诉讼案一直在和几位律师谈话，后来就翻开书本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明天还是如此。很忙，你知道，忙于律师事务。确实抽不出时间来搬一吨重的覆盖土料。 
　　我们俩都多多少少面向着那堆白色塑料袋，可是谁都不愿正眼对它看。我竭力避开她的目光。 
　　“你什么时候开始当律师呢？”她问。 
　　“说个准，”我说，接着又第十次向她解释，在今后几个星期中我将如何发奋苦读，成天钻在法学院的书堆里，希望能顺利通过资格考试。在通过资格考试前，不能从事律师业务。 
　　“妙极了，”她说着沉默了一会。“我们确实需要开始把覆盖土料铺上去了。”她点着头说，眼睛望着塑料袋不停地转动。 
　　我实在想不出如何回答。过了一会，才说：“数量真不少呐。” 
　　“哦，那不要紧的，我会帮你忙。” 
　　这意味着她会用铲子指指点点，而且没完没了地在我身边唠叨。 
　　“是的，嗯，也许明天吧。今天晚了，而且这一天我过得很辛苦。” 
　　她考虑了一秒钟。“我希望最好现在就开始，”她说。“我帮你干。” 
　　“嗯——我还没有吃饭呢。”我说。 
　　“我给你做一个三明治，”她马上提议说。对包娣小姐来说，一个三明治就是一片薄得透明的煮熟了的火鸡肉，外加两片很薄的去脂白面包。没有一滴芥末或者橄榄油，更别提生菜或奶酪。至少要吃4块，才能消除最最轻微的饥饿。 
　　随着响起的电话铃声，她站起身向厨房走去。她虽然已经答应了两个星期，我的房间里还没有装上电话机。目前我用的电话和她的并联在一起，这意味着我打的电话毫无保密可言。她曾要我限制通话的次数，说是得保证她的电话线路时刻通畅，可是她的电话铃却难得才响一次。 
　　“是找你的，鲁迪，”她在厨房里喊道。“是个律师。” 
　　是巴里·X。他说已经和乔纳森·莱克谈过，最好我们能再谈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去他办公室，立刻就去，他说他反正是通宵达旦干活。他还要我带着档案，他想把我这个欺诈案的全部材料从头到尾看一遍。 
　　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望着包娣小姐在十分认真地做着火鸡三明治。在她把三明治切成两半时，我挂断了电话。 
　　“找得出去一下，包娣小姐，”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发生了一点事。得去会一会这位律师，谈一个很大的案子。” 
　　“可是那些——” 
　　“很抱歉。我明天来干。”说完我拔脚就跑，她站在那儿，两只手上各拿着半个三明治，脸拉得老长，仿佛硬是无法相信我居然不和她共进晚餐。 
　　巴里在大门口等着我。虽然还有许多人在里面忙碌，大门却已关闭。我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多少天来我的脚步第一次这么轻快。我在欣赏那些地毯、书架和艺术品的同时，不禁想起我本人即将成为这里的一分子。我，这儿最大的出庭辩护律师事务所——莱克事务所的成员！ 
　　他请我吃了一个蛋卷，这是他晚饭剩余的。他说他每日三餐都在办公室吃。我记起他已经离婚，现在终于明白个中的原因了。我不饿。 
　　他打开了录音电话，把话筒放在写字台边高我最近的地方。“我们把谈话录下来，明天让秘书打一打。可以吗？” 
　　“行，”我说。怎么都行。 
　　“我将雇用你做律师帮办，为期12个月。年薪2万1，分12次在每月15日付给同样的数目。你在本事务所服务满一年之前，将不享受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我们将在第12个月末，对双方的关系做出评估，并对聘用你作为律师而非律师帮办的可能性做一探讨。” 
　　“行。很好。” 
　　“你将有一间办公室，我们正在为你招聘一位秘书。一周最少工作60小时，上午8点上班，何时下班视工作需要而定。本事务所没有哪位律师一周工作少于60小时。” 
　　“没有问题。”叫我一周工作90小时都成。这可以使我躲开包娣小姐和她那些松树皮覆盖土料。 
　　他仔细看了看手上的笔记。“我们将作为辩护律师代理你那个，呃，那个案子叫什么来着？” 
　　“布莱克。布莱克起诉大利公司。” 
　　“对。我们将代表布莱克一家起诉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你将负责案头的工作，但是无权获得任何费用，如果有费用可得的话。” 
　　“说得对。” 
　　“你还有别的什么想谈吗？”他对着话筒说。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现在。我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个案子的档案过一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成。” 
　　“还有什么吗？”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久前我提出了破产申请。这件事一下子也说不清。” 
　　“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 
　　“那就不会对你领取的工薪支票有任何影响。还有一件事，你准备资格考试，得用你自己的业余时间。好吗？” 
　　“好。” 
　　他关掉了录音电话，又要给我一个蛋卷，被我婉言谢绝。我跟在他身后走下一段螺旋形的楼梯，来到一个小资料室。 
　　“在这儿很容易迷路。”他说。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说，对这迷宫般的房间和走道赞叹不已。 
　　我们在一张桌边坐下，把布莱克卷宗在面前摊开。我的文件组织得井井有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要某一份文件，我伸手就取给了他。他想知道日期和姓名，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把每一文件都复制了两份，一份交给他，一份留给我自己。 
　　我已经万事俱备，只差一份布莱克签字的法律事务代理合同。他对这一切似乎颇为惊讶，我向他解释了取得这个案子代理权的过程。 
　　我们需要把合同搞到手，他不止一次地反复说。 
　　我在10点以后离开了事务所。驱车穿过市区时，我从后视镜中看见自己正春风满面。明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布克，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然后去买一束鲜花送给马德琳·史金纳，向她表达我的谢意。 
　　这个职务可以说很低级，但是此后我的地位只会上升。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挣的钱就会超过莎拉·普兰克莫尔、S．托德、N．伊丽莎白、F．富兰克林以及在过去一个月中我想千方百计躲开的那100多个笨蛋。只要给我一段时间就成。 
　　我在尤吉酒家门口下了车，进去和普林斯喝了一杯。我把这美妙无比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像一只醉熊那样拥抱了我，并且说他真不想让我走。我说我还想在这儿混个把月，也许在周末打打工，一直到通过资格考试为止。跟普林斯说什么，他都是闲话一句。 
　　我坐在酒家里后面的一个火车座中，一面独自喝着一杯冰啤，一面打量着为数不多的顾客。我不再有任何难堪的感觉。几个星期来，我第一次摆脱了屈辱的重负。我如今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准备开始我的事业。我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在法庭上与劳埃德·别克唇枪舌剑，当面较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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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在翻阅马克斯·勒伯格送给我的案卷和材料时，看到那些富可敌国的保险公司对小人物欺诈到了何等地步，往往使我大为震惊。即使区区一美元．他们也要搜刮到手。即使再毒辣的手段，他们也不惜加以使用。而投保者上告人数之少，也使我十分惊疑。大多数人从不找律师咨询。他们在对方出示了保单后面厚厚的密密麻麻的附件之后，便轻易地相信：原来只是他们自己以为索赔的项目属于保险范围而已。根据一项研究所做的估计，在保险欺诈案件当中，曾经找过律师的受害者还不足5％、买保险的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就像害怕保险公司一样害怕律师。走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宣誓作证，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使他们保持沉默。 
　　巴里·兰开斯特化了两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布莱克案卷中挖掘。在最近几年当中，他承办过几件欺诈案，成功的程度各有不同。他不止一次地说，孟菲斯的陪审团保守得要命，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决。这种看法我已经听了3年了。作为一个南方城市，孟菲斯是个顽固的地方。而顽固的地方做出的裁决，通常都对原告有利。但由于一些说不清的原因，孟菲斯却不是如此。乔纳森·莱克虽然已经在此赢得了多起赔偿高达百万美元的裁决，如今却宁愿将案子移到外州去审理。 
　　我尚未见到莱克先生，他正在某地出庭为一件大案辩护，并不急于会见他新来的雇员。 
　　我的临时办公室，设在俯瞰着二楼的一个向外突出的小小阅览室里。里面有3张圆桌，8个书架，上面的书籍全与医生玩忽职守案有关。在我第一天上班时，巴里曾领我看了他楼下的一个漂亮房间，说是两个星期后将作为我的办公室。需要加以粉刷，电线也有点儿毛病。你能对一个仓库抱多大的指望呢？他不止一次这样问道。 
　　我几乎还没有见过事务所里的什么人。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仅仅是个地位低下的律师帮办，而不是律师。我既不新奇，也不特别。律师帮办多的是。 
　　这里的人都非常忙碌，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情谊。巴里对别的律师很少说三道四，我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每一个律师的小班子都是在相当独立地运转。我的另一个感觉是：在乔纳森监督下办理诉讼案件，是一种令人紧张烦躁的事。 
　　巴里上午8点到事务所上班，我决定在拿到一把钥匙之前，每天都在门口接他。莱克先生显然对谁能随时进入这幢楼十分当心。因为多年以前，他在和一家保险公司官司正打得非常激烈的当儿，发现了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在找第一次提出钥匙问题的时候，巴里对我讲了这个长长的故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他说，而且还需要使用一架测谎器。 
　　他把我安置在那个突出部位的阅览室里，给了我几条指示，然后就回自己的办公室。最初两天，他两小时来检查我一次。我复制了全套的布莱克案卷，而且背着他给自己留了一份，在第二天结束时塞进我那簇新的豪华公文包里，悄悄带回了家。这个公文包是普林斯送给我的礼物。 
　　根据巴里的指示，我起草了一份口气颇为强硬的致大利公司的公函，在其中列举了有关的事实和大利公司的不当行径。他的秘书打完以后，这封信竟长达4页。他大刀阔斧地对它动大手术，接着就打发我回到我那个角落里。他很认真。能抓住要害，并为此而洋洋得意。 
　　第三天休息的当儿，我终于鼓起勇气找了他的秘书，请问她雇用我的合同是否已经办妥。她很忙，但答应瞧一瞧。 
　　当天结束的时候，巴里和我在9点后才离开他的办公室。我们刚完成了给大利公司的那封信，一份3页的杰作，将用挂号寄出。他在办公室以外从不与人闲聊，我一提出去喝杯啤酒吃块三明治，他马上一口谢绝。 
　　我把车开到尤吉酒家，去吃一顿晚快餐。店里聚满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普林斯亲自在酒吧当班，而且显然为此不快。我接过了他手上的活，叫他去吹牛，他很高兴。 
　　他向经常坐的那张桌子走去，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正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骆驼牌香烟，就电视屏幕上正在进行的拳击比赛与人打赌。他今儿上午又上了报纸，对什么问题都矢口否认。两年前，警察在一家脱衣舞厅后面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地方上的一个恶棍，在城里拥有一家色情娱乐场，他显然是想把脚伸进展览丰乳肥臀的这一行。但他踏错了地盘，做了一笔非法的交易，结果弄得身首异处。布鲁索决不会干这种事，但警方似乎认为，凶手是谁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最近他常到这儿来，酒喝得很猛，而且老和普林斯交头接耳。 
　　感谢上帝，我有了一个真正的职业。我差点儿就要不顾一切乞求布鲁索给我一份工作了。 
　　今天是星期五，是我在莱克事务所上班的第四天。我在莱克事务所工作，这件事我已经告诉过不少人；那几个词滚落舌尖的方式，令人愉快舒心。莱克事务所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叫人满足的味道。谁都无需多问，只要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在想象中看到那座宏伟的旧仓库，知道那是伟大的乔纳森·莱克和他那帮精悍的律师的家。 
　　昨天，布克高兴得差点儿要哭出声来。他买了牛排和一瓶不含酒精的葡萄酒。查莲烹调。我们一直庆祝到午夜。 
　　我本想今天早晨一觉睡到7点以后，但却一早就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是包娣小姐！她一边把门的把手摇得格格响，一边在大声叫喊：“鲁迪！鲁迪！” 
　　我一打开门，她就冲了进来。“鲁迪，你醒了吗？”她站在小厨房里望着我。我穿着运动短裤和T恤，没什么不雅观。我的眼睛迷迷糊糊，蓬头乱发。我醒了，但还是半睡半醒。 
　　太阳刚刚升出了地平线，她却已是围裙上沾满了土，鞋子上沾满了泥。“早上好。”我说，竭力不流露出心中的不快。 
　　她嘴巴一咧，露出了灰黄色的牙齿。“我把你吵醒了吧？”她像鸟叫一样尖声尖气地问。 
　　“没有。我正想起床。” 
　　“那就好。我们该干活了。” 
　　“干活？可是——” 
　　“是的，鲁迪。你把那堆覆盖土料忘掉得够久啦。该忙起来啦。我们再不忙乎，就要烂掉啦！” 
　　我眨巴着眼睛，想把精神集中起来。“今天是星期五呀。”我咕哝道，心里却有点儿拿不准。 
　　“不对。是星期六！”她厉声说。 
　　我们相互瞪着对方瞪了几秒钟。后来我看了一下手表。虽然在这个圈子里才混了3天，看表的习惯我已经养成。“今天是星期五嘛，包娣小姐。星期五，我得去上班哪。” 
　　“就是星期六。”她厉声说道。 
　　我们又相互瞪了一会。她瞟瞟我的运动短裤，我瞧瞧她沾满泥的鞋。 
　　“你听我说，包娣小姐，”我热情地说。“今天是星期五，这我非常清楚，而且一个半小时以后，我还得在办公室上班呐。覆盖土料我们周末来干。”我这当然只是想平平她的火气。我早已计划好明儿上午坐在写字台前干活了。 
　　“会烂掉的！” 
　　“明天上午以前决不会腐烂的。”覆盖土料真会在塑料袋里腐烂？我看不会。 
　　“明天我要修剪玫瑰。” 
　　“呃，那你就在我上班的时候修剪玫瑰，明天我们再一起弄土料，这样不是很好嘛。” 
　　她把这句话咀嚼了一会。她的样子突然显得十分可怜。两肩下垂，愁容满面。不知道她是否感到为难了。“你保证？”她温顺地问。 
　　“我保证。” 
　　“你可是说过，我要是降低房租你就替我干园子里的活，不是吗？” 
　　“是的，我说过。”我怎会忘记？她这样提醒我，已经十几次啦。 
　　“呃，就这样吧。”她说，仿佛她来的目的，已经不折不扣完全实现。她摇摇摆摆地走出房门，嘴里叽里咕噜地下了楼。我悄无声息地关好门，心里却在盘算明儿清早她会在几点钟前来逮我。 
　　我穿着整齐驱车来到事务所。时间还不到7点，停车处已经停了五六辆汽车，有些房间已经亮起了灯光。我等到另一辆车驶进停车场，这才走出汽车。我算好时间，步子不快不慢，和一位中年人恰好同时走到大门口。他夹着一只公文包，一边伸手掏钥匙，一边竭力使另一只手上拿着的高纸杯保持平衡，不让里面的咖啡泼出来。 
　　我似乎使他吃了一惊。这个地区犯罪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在市中心，人们仍时刻提心吊胆。 
　　“早安。”我热情地向他招呼。 
　　“你好，”他嘟哝了一声。“有什么要我帮忙？” 
　　“是的，先生。我是巴里·兰开斯特的律师帮办，来上班的。” 
　　“叫什么名字？” 
　　“鲁迪·贝勒。” 
　　他的手停住不动了。他紧皱着双眉，噘着下唇，摇着头。“没听说过。我是业务经理。谁都没有跟我提到过你。” 
　　“他是4天前雇我的，真的。” 
　　他一边把钥匙插进门锁，一边侧着头用恐惧的目光望着我。这家伙以为我是小偷或者是杀手。可我还穿着上装打着领带，看上去挺像模像样呢。 
　　“抱歉。不过莱克先生对安全问题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谁都不准提前几小时进入事务所，除非工资单上有他的名字。”他几乎是跳进门里。“告诉巴里上午给我打电话。”话音刚落，他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不愿像叫化子一样站在门口，等候另一位大名列在工资单上的先生。我开车穿过几个街区，在一家小吃店买了一份晨报、一个面包卷和一杯咖啡。我在那里泡了一个小时，吸着烟枪们喷出的烟雾，听着人们的闲言碎语。等我回到停车场时，那里已停了更多的车。全是好车。造型优美的德国车和闪闪发亮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车。我小心翼翼把车停在一辆雪佛兰旁边。 
　　门口的接待员已经几次见过我出出进进，可现在却摆出一副架子，把我当成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我也懒得告诉她，如今我已是和她一样的雇员。她给巴里拨了电话，巴里开了绿灯，让我走进这座迷宫。 
　　巴里9点钟要在法院出庭，就一件产品责任案提出申诉，所以正手忙脚乱的。我本想和他讨论把我的名字加到事务所工资单上的问题，但显然不合时宜，只好再等一两天。他在忙着把卷宗塞进一只大皮包，这时我突然想去法庭上助他一臂之力。 
　　他另有打算。“我要你到布莱克家去一趟，把合同签好字带回来。这件事现在该办了。”他把“现在”两个字说得很响，所以我非常清楚该到哪儿去。 
　　他交给我一份薄薄的文件。“这是合同。我昨天晚上准备的。把它看一遍。要布莱克家的3个人都在上面签字，多特、巴迪还有唐尼·雷，因为他已经是成人了。” 
　　我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但实际上，我宁愿挨一顿揍，也不想去和布莱克一家一起度过这个上午。我终于要和唐尼·雷见面了，我本来想把这次见面永无尽头地一直拖下去呢。“签好字以后呢？”我问。 
　　“我整天都在法院。到安德森法官的庭上来找我。”电话铃响了；这仿佛是宣告我的时间已到，他挥挥手打发我开路。 
　　让我把布莱克一家集中到一起，围着厨房的桌子来一次小组合唱，这个想法实在难以叫我开心。我将不得不呆坐在厨房里，望着多特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挺胸凸肚地走向后院的那辆破福特，又哄又骗地让巴迪放下手中的酒瓶，推开身边的小猫。她也许还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出那辆破车。看着这种景象，我心里可能会很不好受。而且，她去屋子后面接唐尼·雷的时候，我肯定也会紧张不安。等到唐尼·雷来见他的律师，也就是鄙人的时候，我更会吓得屏住呼吸。 
　　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上述景象，我在海湾石油公司的一个加油站停车，给多特打了个投币电话。真丢人！莱克事务所拥有最高级的小巧玲珑的电子通讯设备，而我却不得不使用投币电话。感谢上帝，是多特本人接的电话。我无法想象能和巴迪在电话上聊天。而且我怀疑在他那部破车上，是否装了移动电话。 
　　和往常一样，多特疑虑重重，但她答应和我会面交谈几分钟。我并没有明确下令叫她把一家人都集中到一起，但我特别强调合同上需要有每个人的签名。而且我还用律师界标准的方式告诉她，我很忙。马上就要去出庭，你知道。法官大人们正等着我呐。 
　　我在布莱克家车道上停车的当儿，邻居的那两条狗又和上次一样在钢丝网栅栏后面朝我汪汪叫。多特站在凌乱不堪的门廊上，手里那支香烟的海绵头离她的嘴唇不到几英寸，一缕淡蓝色的烟雾，越过她的头顶，正懒洋洋地朝屋前的草坪飘去。她一边等着我一边抽烟，已经有好一会儿了。 
　　我装出一副笑脸，用种种悦耳的话向她致意。她嘴角露出了一丝勉强的微笑。我跟着她跨进狭小而又闷热的房问。室内靠墙放着的沙发已经破旧，脱了毛的长毛绒地毯上放着几块小地毯盖住了破洞，墙上挂着的几张旧相片展示着布莱克一家往日幸福的情景。我们走进厨房，厨房里并没有人在等我光临。 
　　“咖啡？”她指着桌旁我坐的地方问道。 
　　“谢谢，不用了。喝口水就成。” 
　　她用塑料杯在水龙头上接满了水，未加冰块，放在我面前。我们慢慢地转过头来望着窗外。 
　　“咱没有法子把他弄进来。”她说，脸上没有一点沮丧的神情。我猜，有些日子巴迪肯进屋，有些日子则不愿。 
　　“他为什么不？”我问，好像她能对他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似的。 
　　她仅仅耸了耸肩。“你还想找唐尼·雷，是吗？” 
　　“是的。” 
　　她离开厨房，留下我自个儿一边喝水一边远远地望着巴迪。那辆旧福特的挡风玻璃不知已有多少年没有洗刷过，再加上几只长满疥癣的猫正在车头嬉戏，要看清巴迪实在不易。他带着一顶说不清是什么式样的帽子，帽子上可能有两个羊毛耳扇。他慢慢举起酒瓶送到嘴边。酒瓶像是装在一只棕色纸袋里。他懒洋洋地呷了一口。 
　　我听见多特在轻声轻气地和儿子说话。他们一步一拖地走过房间，来到厨房。我起身会见唐尼·雷·布莱克。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确实是快要死了。他双颊深陷，没有血色的皮肤像粉笔一样煞白，憔悴得令人感到恐怖。在受到这种可怕的疾病袭击之前，他本来就算不上高大魁梧；如今弯腰曲背，看上去还没有他母亲高。他的头发和眉毛依然漆黑，与死白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我不紧不松地握了握。 
　　一直在使劲扶着他的多特，现在轻轻地把他安置在一把椅子上。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一件朴素的白色T恤衫像袋子一样松松垮垮地挂在他那骨架上。 
　　“见到你很高兴。”我竭力避而不看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睛。 
　　“妈说过你很多好话，”他答道，声音微弱粗哑，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多特居然会说我的好话，这我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用双手托住下颌，仿佛不这样头就要往下垂。“她说你要告大利公司那些杂种，叫他们赔钱。”他的话表达的不只是愤怒，而是一种绝望的心情。 
　　“是这样。”我边说边打开案卷，取出了巴里·X寄给大利公司提出要求的信。“我们提了这些要求，”我对他解释说，那模样活像一个能干的律师。“我们并不指望他们会做出满意的回答，所以我们准备过几天就起诉。可能会要他们赔偿至少100万美元。” 
　　多特对信瞟了一眼，接着就把它搁在桌子上。我本以为她会提出一大堆问题，责问我为何迟迟还未起诉。我很担心这会引起一场争吵。可是她却只是满怀柔情地揉着唐尼·雷的双肩，两只眼睛悲哀地凝望着窗外。她一定是怕惹他伤心，才这样小心谨慎，不随便开口。 
　　唐尼·雷面对着窗户。“爸会来吗？”他问。 
　　“说是不来啦。”她答道。 
　　我从卷宗里抽出合同，交给了多特。“这份合同必须先签好字，我们才能起诉。这是你们，也就是委托人，和我的法律事务所双方之间的合同。授权我们代理法律事务的合同。” 
　　她警惕地掂量着合同，合同只有两页。“里面写了些啥？” 
　　“哦，没啥特别东西。可以说是千篇一律。你家聘请我们作为你们的律师；我们承办这个案子；负责一切化销；无论得到多少赔偿费，我们收取三分之一。” 
　　“那怎么会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呢？”她问，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 
　　“别抽！”唐尼回过头来厉声斥道。他望着我说：“怪不得我会这样病得要死呢！” 
　　她毫不迟疑地将香烟塞到嘴里，却没有用火把它点着。她望着文件问道：“咱三个人都得签字？” 
　　“说得对。” 
　　“可是，他说他不想进屋。”她说。 
　　“那就拿到他那儿去，”唐尼·雷气呼呼地说。“拿支笔跑到那里，叫他在这该死的玩意上签个名，不就结啦。” 
　　“这一点咱倒是没有想到。”她说。 
　　“以前不是这么干过的嘛！”唐尼·雷低下头，抓抓头皮。用力说了这几句，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咱看这能行。”她说，仍旧有点犹犹豫豫。 
　　“快去，真该死！”他这么一说，多特马上手忙脚乱地打开抽屉找出一支笔。唐尼·雷微微抬起头，用双手撑着，两只手腕细得像扫帚柄。 
　　“咱马上就回，”多特说，好像她是上街去执行一项任务，而又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幼儿。她慢慢走过砖铺的后院，走进杂乱的草丛。车头上的一只小猫见她走近，赶忙钻到了汽车底下。 
　　“几个月以前，”唐尼·雷说。他呼吸急促，头在微微摇晃。过了好一会，他才又接着说，“几个月以前，我们要把他的签名办个公证，他也是不肯离他那个破车一步。她化了20美元，找了个公证人来家，可他硬是不肯进屋。所以妈和那个公证人就到汽车那里去。草很高，他们步子跨得老高。看见车上面那只橘黄色的大猫了吗？” 
　　“嗯。” 
　　“咱们叫它克劳斯。它可以算是一只看家猫吧。那个公证人把手伸进汽车从巴迪手上拿过公证书的时候，巴迪当时当然是老酒灌得半醉半醒，克劳斯却从车里跳出来，扑向公证人，又是抓又是咬，结果看医生化了咱60块不算，还赔了他一副崭新的吊裤带。你曾经见过得白血病的人吗？” 
　　“没有。以前没有。” 
　　“我现在只有110磅。11正个月以前，有160磅呢。我的病发现得早，有足够的时间医。而且我又很幸运，有个双胞胎的兄弟，骨髓和我的完全一样。做移植手术完全可以救我一命，可是咱们做不起。咱们不是没有买保险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我想你一切都清楚，对吗？” 
　　“对。你的案情我非常熟悉，唐尼·雷。” 
　　“好，”他说，松了一口气。我们望着多特赶猫。克劳斯缩在车顶上，假装在熟睡，对多特·布莱克不理不睬。车门开着，多特把合同塞了进去。我们可以听见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 
　　“你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他看出了我的想法，这样说道。“可他们都是好人，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对他们可要耐着点心呀。” 
　　“他们的确是好人。” 
　　“我80％已经入土了，不是吗？80％要是我做了移植手术．哪怕是6个月以前做，我就有90％的希望能够治愈。90％啊！大夫们常用数字来说明我们生死的机会，真是滑稽。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突然开始喘气，两只拳头紧紧捏着，浑身抖个不停。煞白的脸上泛出了潮红，吃力地大口大口吸气。有一瞬间，我觉得需要助他一把。他用双拳捶打着胸脯，这令我十分担心，怕他的整个身体都会塌下来。 
　　他终于又缓过气来，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不早不晚，而是在此时此刻，我开始仇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正面直视着他，我不再感到羞愧。他是我的委托人，他指望着我。我将接受他，而且决不遮遮掩掩。 
　　他的呼吸已大体正常，但眼睛依然通红，泪水汪汪。我不知道他是在哭泣，还是正从刚才的发作中慢慢恢复。“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我们突然听见克劳斯尖厉刺耳的叫声，掉过头来正好看见它从车顶飞下，落在杂草丛中。它对我那份合同的兴趣显然过大了一点，因而挨了多特一顿狠揍。多特对丈夫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在驾驶盘后面把身子缩成一团。她探身进去一把抢过合同，便风风火火朝我们跑来，那只猫还在到处乱钻，寻找藏身之地。 
　　“80％入土了，不是吗？”唐尼·雷声音沙哑地说。“我的日子不多了。不管你从这场官司里得多得少，请你一定用这笔钱照顾好他们。他们这一辈子过得实在艰难啊。”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默默无言。 
　　多特推开门，隔着桌子把合同搡到我面前。第一页的底部撕破了一点，第二页上面有一块污迹。我希望这不是猫粪。“给你。”她说。任务胜利完成啦！巴迪确实已在上面签字，虽然他的签名绝对是谁也无法看清。 
　　我在合同上这里指指，那里点点。唐尼·雷和他的母亲都签上字。交易已经结束，又闲聊了几句，我便开始不停地看表。 
　　我离开他们母子的时候，多特坐在唐尼·雷旁边，温存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告诉他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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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本来打算向巴里·X说明，由于家里有一些更加紧迫的事务，我周六不能来事务所上班。而且我本来还打算提出，在星期天下午来干几小时，如果他需要我的话。但我这是无事自扰。因为巴里这个周末要离开孟菲斯。既然没有他的帮助我就不敢指望能跨进事务所，这个问题也就变得不成问题。 
　　由于某种原因，包娣小姐没有在日出之前敲响我的房门，而是代之以在车库前面我的窗子底下，忙忙碌碌地准备各式各样的工具。她一会儿把草耙和铁鍬往地上摔，一会儿又用一把又粗又笨的鹤嘴锄刮着手推车内部的泥污。她还磨了两把平头锄，而且自始至终，不是大声唱歌，就是高声喊叫。等我刚过7点终于从房间下来到了园里，她见了我却装出一副惊讶的模样。“啊，鲁迪，早安。你好吗？” 
　　“好，包娣小姐。你呢？” 
　　“好极了，好极了。今天天气多好呀！” 
　　今天几乎还没有开始呢，现在说天气多好未免为时过早。如果真有什么可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就清晨而言，这天气颇为湿热。孟菲斯那热得难熬的夏天，就要来到了。 
　　她赐给我一杯速溶咖啡和一块面包，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围着那堆覆盖上料忙碌起来。我也立即投入行动，这使她大为高兴。在她的指导下，我把第一只100磅的袋子搬上手推车，跟着她绕过屋子，踏上车道，穿过屋前的草坪，最后把车推到靠街的一个狭小的花坛旁。她用带着手套的手端着咖啡，指点着覆盖土料应该铺撒的地方。一路推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尤其是通过潮湿的草坪这最后一段，特别费劲。但我仍旧用力撕开塑料袋，用一把干草杈开始把土料撒到花坛上。 
　　15分钟以后，我撒完了第一袋，这时身上的T恤已被汗水湿透。她跟着我和手推车，返回到后院边，去装第二车。我把她指定的一袋拉到邮箱附近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小时，我们撤掉了5袋。那可是500磅覆盖土料呀，我着实是在受罪！到了9点钟，温度已上升到80华氏度。9点半，我终于说服她同意休息一会喝口水。坐了10分钟以后，我发觉自己要站起来十分困难。过了不一会，我的腰就合乎情理地剧烈作痛，但我咬紧牙关，只让自己稍稍龇了点牙咧了点嘴。她没有发现。 
　　我不是一个懒汉。而且不太久以前，在念大学时的某一个阶段，我的身体还处于极佳状态。我练慢跑，参加校内各项体育运动。后来进入法学院，在过去3年中，我再没有时间从事这样的活动。因而现在才干了几个小时的重活，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用的软骨头。 
　　中午，她给了我两块淡而无味的火鸡肉三明治，外加一只苹果。我坐在后院的风扇下面慢慢地吃着。我腰痛腿麻，双手发抖，像兔子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趁她在厨房里还没有忙完，我的目光越过那一小块绿色草坪，绕过覆盖土料叠成的纪念碑，落在静静地位于车库顶部的我那套房间上。不久以前，当我和她谈妥房租仅为150美元这样一个小数目时，我还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是我真那么聪明吗？在这桩交易当中，究竟是谁得了大头？我记得当时还为自己占了这样一个甜蜜的小老太的便宜感到有一点儿羞愧，现在我却恨不得把她塞到一只倒空了的塑料袋里去。 
　　根据钉在车库墙上那只古老的温度表的数据，下午1点钟，温度已高达93华氏度。到了两点，我的腰背终于无法动弹。我告诉包娣小姐我实在得休息了。她悲哀地对我看了一会，然后慢慢转身打量那一堆白色塑料袋。这一堆玩意儿几乎还是原封来动，忙了半天我们才刚刚打开了一个小小缺口。“唉，你一定要休息，那我有什么办法！” 
　　“就一个钟头。”我央求道。 
　　她只好慈悲为怀。但到了3点半，我已经又在推车了，而包娣小姐则跟在车后寸步不离。 
　　经过8小时的艰苦劳动，我打发掉整整79袋覆盖土料，不到她买来的三分之一。 
　　刚吃完中饭不久，我就曾向她暗示，6点钟得去尤吉酒家上班。这当然是撒了个谎。我在吧台当班的时间是从8点到打烊。但她反正弄不清楚，而我已下定决心，在天黑之前把自己从覆盖土料堆里解放出来。到了5点钟，我干脆拔腿就走。我对她说，我已受够了，背疼得要命，我必须去打工。我跑上楼的当儿，她在底下伤心地望着我。她要想把我赶走就让她赶，我才不管呢。 
　　星期天上午，震耳欲聋的滚滚雷声将我唤醒，滂沱大雨猛烈地敲打着我的屋顶。时已近午，我仍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昨夜当班时滴酒未饮，因而此刻头脑十分清醒，但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像是用混凝土浇定了似的，无法动弹。哪怕最最轻微的活动，也会引起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大口吸气。 
　　昨天在我经受苦难的磨练时，包娣小姐曾经问我今儿上午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做礼拜。尽管租房契约上没有陪她上教堂这一条件，但干吗不去呢，当时我想。这位孤独的老人如果希望我陪她去教堂，这对我是小事一桩。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害处。 
　　因而我就问她平时去哪个教堂。达拉斯的富裕礼拜堂，她答道。原来是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她在自己的家中，和肯尼思·钱德勒牧师大人一起做礼拜。 
　　我请她饶饶我。她听了有点生气，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我幼年时常常和母亲一起去教堂。那时候，老爸还没有染上酗酒的嗜好，还没有打发我去军校，他偶尔也陪我们去一两次。但进了教堂，他却啥也不干，只是喋喋不休发牢骚，所以母亲和我宁愿他呆在家里看报。我们去的是一个小小的卫斯理教堂，那位豪依牧师为人友善，常常讲些有趣的故事，听讲的人都觉得处在一种友爱的氛围中。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听他布道的时候，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主日学校里的孩子也很多，我自然不反对在星期天早晨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跟着老妈上教堂。 
　　老妈有次做了个小手术，在医院躺了3天。教会里的姐妹们对手术的细枝末节，哪怕是最最秘密的部分，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在这3天当中，沙锅、蛋糕、馅饼、面包、盘子、碟子就像洪水般地涌到我们家中，送来的食品老爸和我一年也吃不完。她们组织起来，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老爸和我。轮班料理饭菜，打扫厨房，迎送带来更多沙锅的后来的宾客。在老妈躺在医院里的那3天当中，以及她出院回家后的那3天当中，至少有一位姐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是为了保护那些送来的食品。 
　　老爸很讨厌这样的折磨。原因之一是，家里挤满了教会里的姐妹，无法溜出去喝上一口。我想她们也知道他好酒，现在既然已开进我家，她们就下定决心整整他。她们还希望他做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这样的角色他自然更是无法扮演。所以在第一个24小时过去之后，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院里。不过他留在医院可不是为了抚慰正在忍受病痛的妻子，而是呆在家属休息室里看电视喝含酒精的可乐。 
　　那几天的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暖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美味佳肴。那些女士围着我忙个不停，好像我的老妈已经不在人问。她们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我，我心里暖洋洋乐滋滋。她们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姨和奶奶。 
　　就在老妈康复后不久，令人尊敬的豪依牧师却被撵出了教堂，据说是因为行为不检，我对此一直未能彻底搞清。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有些人还公然污辱我老妈，因而我们从此再也不去教堂。我想，她和那位新任丈夫汉克，如今恐怕也不会经常光顾教堂。 
　　起初我对教堂自然不无怀念，但一直不去，后来也就慢慢习惯。教会里的朋友虽也常常邀请，但不久我就无动于衷，总是婉言谢绝。大学时一个女朋友曾带我去做过几次弥撒，而且偏偏又都选在周六的晚上，但我是个实在糟糕的新教徒，对那些仪式一窍不通。 
　　昨天包娣小姐曾吞吞吐吐地提出，能否在今天下午继续未竟的事业。我说，今天是主日，上帝的安息日，我想决不能在星期天劳动。 
　　她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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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3天，我也就顺理成章把园中的苦活向后拖。星期二天黑以后，我正躲在房间里准备迎接律师资格考试，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听是多特·布莱克，我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否则，她是不会来电话的。 
　　“咱刚接到一个电话，”她说。“打电话的名叫巴里·兰开斯特，说他是咱律师。” 
　　“不错，多特。他在我那个事务所里是个大名鼎鼎的律师。他和我一起工作。”我猜想，巴里不过是想核对一些细节。 
　　“呃，他可没有这么说。他打电话是要咱和唐尼·雷，明儿去他的办公室，说是有几样东西要咱签字。我向他问起了你，可他说你不在他那里工作。咱想弄个明白，究竟是咋回事。” 
　　“我也想弄个明白呢。”我结结巴巴地说，这可能是误会。但心里却七上八下，十分不安。“这是家很大的事务所，多特，而我又刚去不久，这你是知道的。他刚才或许是一时没有记起我。” 
　　“不。他知道你是谁。他说你以前在那儿干过，但现在不啦。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在一张椅子上沉重地坐下，竭力想把思路理清。时间已近9时。“嗯，多特，你坐着别动。我立刻就给兰开斯特先生挂电话，摸清他的意图。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咱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告了那些杂种了吗？” 
　　“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我一放好话筒，马上按了莱克事务所的号码。 
　　夜班接待员把我的电话转给了巴里·X。我决定装出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玩，看他怎么说。 
　　“巴里，是我呀，鲁迪。你看过我的研究报告了吗？” 
　　“看过了，很棒。”他声音疲倦。“听着，鲁迪，你工作的事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 
　　我不禁一怔。心蹿到了喉咙口。脑部冰凉。呼吸急促。“是吗？”我勉强问。 
　　“是的。看来不妙。傍晚我见过乔纳森·莱克了，他不打算录用你。” 
　　“为什么？” 
　　“叫一位律师填补律师帮办的空缺，这种想法他不喜欢。而且我现在也不觉得是个好主意。你瞧，莱克先生认为，而且我也完全同意，处于这种位置上的律师，今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千方百计向律师的职位上挤。而我们这里的律师帮办都不准升任律师。这件事真糟。” 
　　我闭上眼睛，只想放声大哭。“我不明白。”我说。 
　　“我很遗憾。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就是不肯同意。他对事务所实行铁腕统治，他有他的一套办事方式。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居然会有聘用你这样的想法，他为此可是狠狠地剋了我一顿呢。” 
　　“我要见乔纳森·莱克，和他当面谈一谈。”我用尽可能坚定的语调说。 
　　“办不到。他太忙，而且他也不会同意见你。再说，他也决不会改变主意。” 
　　“你这个混蛋！” 
　　“喂喂，鲁迪，我们——” 
　　“你这个混蛋！”我对着话筒大声骂着，心里感觉好了一些。 
　　“别激动嘛，鲁迪。” 
　　“莱克在不在办公室？”我问。 
　　“可能在。不过，他不会——” 
　　“我5分钟就到。”我吼着，啪的一声搁下电话。 
　　10分钟后，我猛踩车刹，在车轮发出的吱吱叫声中，在事务所前刹住车。停车场上停了3辆汽车，大楼里亮着灯光。但巴里并没有在门口等我。 
　　我砰砰捶响前门，但却无人露面。我知道他们在里面能听见我的声音，但那些孬种谁也不敢吭声。他们或许会报警，假如我不肯离开。 
　　但我决不离开。我绕到北面，捶响另一扇门；接着又绕到后面，擂着一道安全门。我站在巴里办公室的窗下，朝他大喊大叫。他的灯亮着，但他对我却不予理睬。我又回到大门口，在门上重新擂起来。 
　　一个穿着制服的安全警卫，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吓得我双腿发软。我抬头一看，他起码有6英尺6英寸高，是个带着黑帽子的黑人。 
　　“你得走开，小伙子，”他用深沉的嗓音轻声说。“走吧。再不走，我可要报警啦。” 
　　我使劲一摇，摆脱了他抓着我肩膀的手，默默走开。 
　　黑暗中，我在包娣小姐借给我的破沙发上坐了很久，想对现状做一适当的估计，但却难以集中自己的思绪。我灌下了两听未加冰的啤酒。我又哭又骂，编织着复仇的计划。我甚至想宰了乔纳森·莱克和巴里·X。这些下流的杂种用阴谋诡计把我的案子骗走，叫我现在如何向布莱克一家交代？这一切我怎样才能向他们说清楚？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日出天明。昨天晚上，当我想到要重新掏出律师事务所的名单，再次挨家挨户地敲开他们的大门时，我居然笑出了声。需要再去拜访马德琳·史金纳，这一想法本身就令我畏缩。“还是我呀，马德琳。我又回来啦。” 
　　我在沙发上最后还是睡着了。9点刚过，有人把我唤醒。不是包娣小姐，而是两位便衣警察。他们在敞开的门外晃了一下警察证章，我请他们走进屋。我穿着运动短裤和T恤。由于眼睛火辣辣的发胀，我便一边用手揉揉，一边在心里揣摸，警察为何突然光顾。 
　　他们简直是一对双胞胎，年龄都在30左右，比我大不了多少。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留着乌黑的八字须，动作活像两个二流的电视演员。“可以坐吗？”二者之一边问边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他的伙伴照葫芦画瓢，二人迅速各就各位。 
　　“当然，”我装得神气活现地说。“请坐。” 
　　“你也坐吧。”一个说。 
　　“干吗不？”我在他们两个中间坐下，他们向前倾着身子，继续表演。“现在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认识乔纳森·莱克吗？” 
　　“是。” 
　　“你知道他的事务所在哪儿吗？” 
　　“是。” 
　　“昨天晚上你到那里去过吗？” 
　　“是。” 
　　“什么时候？” 
　　“9点与10点之问。” 
　　“你去是什么目的？” 
　　“这说来话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想找乔纳森·莱克谈话。” 
　　“谈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门锁了。我进不去。” 
　　“你有没有试图破门而入？” 
　　“没。” 
　　“你肯定吗？” 
　　“是。” 
　　“你在半夜以后，有没有再去事务所？” 
　　“没。” 
　　“你肯定吗？” 
　　“是。可以去问那个安全警卫嘛。” 
　　听了我这句话，他们相互瞟了对方一眼。这可是意味深长。“你见过那个警卫吗？” 
　　“是。他要我离开，我就走了。” 
　　“你可以把他的外表描绘一下吗？” 
　　“可以。” 
　　“那就请吧。” 
　　“是个黑人，长得又高又大，大概有6英尺6。穿制服，戴着帽子，别着手枪，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你们问他去。他会告诉你们他叫我走我就走了。” 
　　“我们无法问他。”他们又相互瞟了一眼。 
　　“为什么？”我问。可怕的事情就要落到我头上了。 
　　“因为他死了。”他们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看我有何反应。像任何人都会感到震惊一样，我真的非常震惊。我可以感到他们的表情是多么严肃。 
　　“怎么，呃，他怎么会死了？” 
　　“在火里烧死了。” 
　　“什么火？” 
　　两个警察都闭口不言。他们眼睛望着桌子，疑心重重地点着头。有一位像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样，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外面那辆小车，那辆丰田，是你的吗？” 
　　“你明明知道还问。你们不是有计算机嘛。” 
　　“你昨天是开它去事务所的吗？” 
　　“不是。我是推着它去的。什么火？” 
　　“别神气活现了，好吗？” 
　　“好。做个交易吧。只要你们不神气活现，我也就不神气活现。” 
　　另一个警察插话道：“有人今天早晨两点钟，看见你的车出现在事务所附近。” 
　　“不，决不可能。不可能是我的车。”此刻无法知道，这两位说的是否是真话。“什么火？”我再次问。 
　　“莱克事务所昨天晚上起火，全烧光啦。” 
　　“全化成灰啦。”另一位帮腔道。 
　　“那么你们二位是专抓纵火犯的了？”我说。我仍没有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但他们把我当成纵火犯，又使我非常不快。“而巴里·兰开斯特肯定对你们说过，那个地方被人当火把一样点着，我是最大的嫌疑犯。对不对？” 
　　“我们抓纵火犯。我们也抓杀人犯。” 
　　“被杀的有几个？” 
　　“就那个警卫。第一次报警是今天凌晨3点，当时事务所里空无一人。屋顶掉下来的时候，那个警卫显然是中了圈套。” 
　　乔纳森·莱克当时要是和这个警卫在一起，那才是好呢。可我又想起那些漂亮的办公室，那些油画和地毯。 
　　“你们在浪费时间！”我说。想到被他们当成嫌疑犯，我格外生气。 
　　“兰开斯特先生说，你昨天去事务所的时候，情绪非常不好。” 
　　“确实如此。可是还没有不好到放一把火将事务所点着的程度。你们在浪费时间，我对此可以发誓。” 
　　“他说你刚被炒了鱿鱼，想面见莱克先生。”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讲的全不错，可是却难以证明我因此就有放火的动机。你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 
　　“纵火时犯了谋杀罪，可是要判死刑的呢。” 
　　“别逗了！我和你们完全一致。去抓住那个杀人凶手，咱们一起让他下油锅。只是请你们现在不要来打扰我。” 
　　我猜想我的愤怒大概很有点儿说服力，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向后缩。一个警察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这儿有份报告。一两个月以前，你由于破坏私人财产受到通缉，与打破城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玻璃有关。” 
　　“瞧，你们的计算机确实没有睡觉嘛。” 
　　“对一个律师来说，你的行为相当出轨。” 
　　“我还见过比这更坏的呢。而且，我不是律师。我是律师帮办，或者说跟律师帮办差不离。刚念完法学院。再说，你提到的指控早已撤消了。我相信在你计算机的打印机上，这一点写得明明白白。要是你们一定要把我4月份打破玻璃的事，与昨晚的纵火案硬连在一起，那么真正的纵火犯就可以逍遥法外。他就会平安无事，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听完这段话，两个警察一先一后跳了起来。“你最好跟一位律师谈谈，”一个便衣低头指着我说。“目前，你是主要的嫌疑犯。” 
　　“好，好。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如果我是主要嫌疑犯，那么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一个幸运儿了，你们离他远着呢。” 
　　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我等了半小时，然后上了车。我开车走了几个街区，小心翼翼地向事务所驶去。我停好车，步行了一个街区，钻进一家方便店，从店中可以看见两个街区以外还在冒烟的事务所的残垣断壁。只有一堵墙还没有倒塌。人们在到处乱转，律师和秘书们这里指指那里戳戳，消防队员穿着沉重的大皮靴四处转悠。警察在用黄胶带拉着隔离圈。烧焦木头的气味呛人鼻息，一团灰色的烟云低低地笼罩在整个街区的上空。 
　　这座建筑物的地板和天花板都是木质的。除了少数的例外，所有的墙壁用的也都是松木。再加上散存在大楼备处的大量的书籍，和必须储存的成吨的纸张，大楼被烧成灰烬，也就很易理解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家事务所里有着一个巨大的灭火系统，油漆过的管道纵横交错，常常构成装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无处不在。 
　　由于明显的原因，普林斯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他通常在凌晨2时左右将尤吉酒家打烊锁门，接着就跌跌撞撞地爬进他那辆凯迪拉克的后座，让终身为他开车的司机兼保镖费尔斯通把他送回家。有几次费尔斯通自己也喝得烂醉如泥，不能开车，就由我驾车把他们两个送回家。 
　　普林斯一般在上午11点前到达办公室，照顾兴旺的午餐业务。我中午在他的办公室找着了他，他正在翻动纸张，处理日常事务。下午5时以前，他只吃止痛药喝矿泉水；一等那神奇的时刻来到，便溜进朗姆酒和兴奋剂构成的飘飘欲仙的世界。 
　　普林斯的办公室没有一扇窗户，位置又在厨房下面，因而十分隐蔽。只有快步穿过三道没有标志的门，走下一道暗梯，才能进入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墙上每一寸地方都挂着普林斯和当地的政客或其他适合上镜头的人物握手的照片。房间里还放着许多用镜框镶着的剪报，上面都是有关普林斯受到怀疑、指控、告发、逮捕、审判而最后总是宣告无罪的消息。他喜欢看到自己在印刷物上出现。 
　　他和平常一样，情绪很糟。几年来，我已经掌握了规律，在他3杯下肚以前，尽量不会见他，而他喝光3杯的时间一般是下午6点，因而今天我早了6个钟头。他做了个手势叫我进去，我随手关上门。 
　　“出了什么事？”他咕哝道。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他那长长的黑头发，飘垂的络缌胡，敞开的衬衫，毛茸茸的胸膛，总是让我想到沃尔夫曼·杰克。 
　　“我遭殃啦。”我说。 
　　“有什么新情况？” 
　　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丢了饭碗，纵火案，警察。我特别强调发现了一具尸体，警方对此特别关注，而这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会成为头号嫌疑犯，但看来警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这么说莱克是被人点了灯笼啦！”他大着嗓门说，似乎对此感到高兴。有人放了把大火，这一类的事准能让普林斯开心，整个上午也因此由阴转晴。“我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莱克。” 
　　“他并没有死。他只是暂时关了门。他还会东山再起的。”而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主要原因。乔纳森·莱克在许多政客身上比钱如流水，发展与他们的关系，随时可以让他们帮忙。假如他真的相信我卷入了这件纵火案，或者只想找个临时的替罪羊，那么警察就会死死地缠着我。 
　　“你敢发誓你没有放火？” 
　　“你别逗啦，普林斯！” 
　　他捋着山羊胡，沉思着。我立刻就看出，他十分乐于突然卷入这一事件之中。这一事件涉及犯罪、死亡、阴谋和政治，是犯罪多发地区正常生活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要是动用几个脱衣舞女郎，再给警察塞几个美金就能把它了结，那么他普林斯会举杯痛饮以示庆祝的。 
　　“你最好找个律师谈谈。”他说，手依旧捋着山羊胡。令我伤心的是，这正是我来此找他的真正原因。我本想找布克，可是我打扰他已经够多了。再说，他目前正和我一样苦恼：我们都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都不是真正的律师。我们都是同样地无能为力。 
　　“我请不起律师。”说了这几个字，我就闭口不语，等着他接下面的台词。只要他提出一个替代的办法，我将高高兴兴地扑过去接住它。 
　　“我来办，”他说。“我来给布鲁索打个电话。” 
　　我点点头说：“谢谢。你看他会帮忙吗？” 
　　普林斯咧嘴一笑，向两边伸开双臂。“我叫他干啥他就会干啥，不是吗？” 
　　“那是。”我顺着他的意思说。他拿起话筒，按了号码。我听着他用低沉的闪雷似的嗓音，打发掉一两个人，然后接通了布鲁索。像所有知道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的人一样，他的话说得既快又高度浓缩。“布鲁索，我普林斯。对，对。需要尽快见你……一件小事，和我一个雇员有关……对，对。不，在你那里。30分钟。一定。”他挂上电话。 
　　对联邦调查局那些想从这种谈话里搜集起诉资料的可怜的技术人员，我深表同情。 
　　费尔斯通把凯迪拉克开到后门口，普林斯和我钻进后座。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车窗也着了很深的颜色。他生活在黑暗之中。在过去3年当中，我从未听说他有过任何的户外活动。即使在拉斯维加斯度假，他也从不离开赌场一步。 
　　我们在车上的谈话，很快就变成普林斯枯燥无味的独白。他像背书一样叙述着布鲁索从事律师业务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而且几乎每一次战斗都和他普林斯有关。奇怪的是，听着听着我那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了。我有强人撑腰。 
　　布鲁索在法学院读的是夜校，而且毕业时年仅22岁。普林斯认为这是创了一个新记录。他们俩在童年时就是最要好的朋友。进入高中后，便在一起小赌狂饮，向女孩子进攻，跟男孩子打仗。在孟菲斯南部那么一个粗野的地区长大成人，他们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后来布鲁索进了大学，普林斯则开一辆送啤酒的货车。这就是前因与后果。 
　　布鲁索的事务所设在一座红砖砌成的购物中心里。这家购物中心像一根又短又狭的带子，一头是家洗衣店，另一头是爿录像带出租店。布鲁索投资投得很精明，普林斯说，整个购物中心都是他的财产。街对面是家通宵营业的煎饼店。它的隔壁是琥拍俱乐部，一家装着拉斯维加斯式霓虹灯的下流脱衣舞厅。这是孟菲斯的一个工业区，离机场很近。 
　　除了在这条又短又狭的带子中间一扇玻璃门上用黑颜料写的“法律事务所”几个字以外，没有任何标志表明这儿的主人干的是什么行业。一位穿着紧身牛仔裤、嘴唇涂得过红的女秘书，龇着牙齿招呼我们，但我们没有放慢脚步。我跟着普林斯走过前屋。“她以前在街对面干活。”他咕噜道。我希望他指的是那家煎饼店，不过事实恐非如此。 
　　布鲁索的办公室与普林斯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样的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又大又方又乱，墙上挂满了照片，照片上那些不为人知的重要人物正握着布鲁索的手龇牙咧嘴望着我们笑。有一面墙留给了火器，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和奖给神枪手的奖品。在布鲁索那张巨大的真皮转椅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架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 
　　他正在接电话，因而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在他那张又长又大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我们刚一坐下，普林斯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那些鲨鱼可都是真的呀。”他指着布鲁索上方的墙壁。律师的办公室里有活的鲨鱼！明白吗？这是个玩笑。普林斯在窃笑。 
　　我望着布鲁索，但尽量避开他的目光。在他那颗硕大的头颅旁边，电话话筒显得很小。他那长长的花白头发，乱蓬蓬地一直拖到肩膀。那绺山羊胡子已经全白，但又长又密，他讲话时你简直看不见电话话筒。他双目乌黑，目光炯炯，眼睛周围是一圈一圈黝黑的皮肤。我常常觉得，他身上一定有地中海沿岸居民的血统。 
　　虽然我在吧台上已为他效劳过千百次，却从未正正经经地和他交谈，而且从来就不想。即使现在，仍旧不想。但事到如今，我别无选择。 
　　他短促地吼叫了几声，随即放下电话。普林斯简短地介绍之后，布鲁索说他对我了解得很。“对，我认识鲁迪很久了，”他说。“是什么问题？” 
　　普林斯向我示意，我便把事情说了一遍。 
　　“今儿早上在报上看到了，”布鲁索在我说到大火那一部分时，打断了我。“这件事我已经接到5个电话啦。不需要发生多大的事，就能叫律师们传得满城风雨。” 
　　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只是因为我觉得此刻我应该笑一笑点点头。我接着又谈了警察光顾的事。此后一直到讲完我的故事，他再也没有插嘴。我等着我的这位律师向我提出忠告和建议。 
　　“律师帮办？”他问，显然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当时别无他法呀。” 
　　“那你现在在哪儿干？” 
　　“我不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要抓我。” 
　　这话让布鲁索笑起来。“有我呐，”他得意洋洋地说。普林斯曾反反复复地让我相信，布鲁索比市长本人认识的警察还多。“我打几个电话就成啰。” 
　　“他要不要避避风头？”普林斯问，好像我是个越狱的逃犯。 
　　“对，避一避。”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想到，这样的建议在这个办公室里肯定已经向人提过许多次了。“你对纵火懂得多少？”他问我。 
　　“一窍不通。法学院没有教过。” 
　　“呃，我办过几起纵火案。要几天的时间，警方才能断定是不是故意纵火。像莱克事务所那样的老房子，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要真是有人故意放的火，警察在最近几天内，是不会抓人的。” 
　　“我实在不愿被他们逮捕，你知道。这特别是因为，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不想上报纸。”我说话的当儿，瞧了一下墙上贴着的与他有关的新闻报道。 
　　“可以理解，”他拉长脸说。“什么时候参加资格考试？” 
　　“7月。” 
　　“考过以后干什么？” 
　　“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吧。” 
　　我的朋友普林斯突然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你这里就不能雇他吗，布鲁索？妈的，你有一大堆律师，再加一个有什么要紧？他学得很好，很用功，很聪明。我可以为他担保。这孩子确实需要有份工作呀。” 
　　我缓缓转过头，望着普林斯，他也满面笑容地望着我，活像一个圣诞老人。“你要能在这儿干，那可是太棒啦。”他乐呵呵地捧场。“你会学到律师的真本领。”他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膝头。 
　　我们两个望着布鲁索。他眨巴着眼睛，脑子在飞快地转动，寻找搪塞的借口。“呃，当然。我是一直看重有才能的好律师的。” 
　　“你瞧啊。”普林斯说。 
　　“实际上，我手下的两个律师刚离开这儿，打算自己成立事务所，所以我有两个办公室，现在还空着呢。” 
　　“你瞧啊，”普林斯又说了一遍。“我跟你说过，问题会解决的嘛。” 
　　“但是严格地说，干这个工作并没有薪水。”布鲁索话说到此，不由得兴奋起来。“不，先生们，我的事务所可不是那样运行。我要我手下的律师为自己开工资，去产出自己的费用。” 
　　我大为震惊，开不了口。普林斯和我并没有谈过工作的问题。我也没想请他帮忙。我真不想让布鲁索·斯通当我的老板，但我也决不能得罪这个人。警察正像猪犬一样在我身边转呢，而且他们还相当明白地提到了死刑。我无法鼓起勇气直截了当地告诉布鲁索：他很卑劣，足以做我的代理；但又太卑劣了，不能做我的老板。 
　　“那你们是怎么运行的呢？” 
　　“这很简单，而且效果很好。至少对我来说，效果很不赖。有一点你得记住：20年当中，什么办法我都试过了。我有过许多合伙人，也有过许多律师。但获得良好效果的唯一办法是，要求每一个律师挣钱来支付自己的工资。你能这样干吗？” 
　　“我可以试试。”我耸耸肩膀，没有把握地说。 
　　“你肯定能行。”普林斯在一旁帮腔道。 
　　“你每月领1000美金。你赚的律师手续费，你拿三分之一。你用这三分之一，抵偿你领的1000美金。第二个三分之一归事务所，作为日常开销和秘书等等的费用。最后一个三分之一归我所有。假如你每个月赚的钱都不足1000块，那你就欠了我的债，到你赚了大钱的那个月，我再和你结清。明白吗？” 
　　这种做法真是可笑。我考虑了几秒钟。这比失业更糟的唯一之处在于，你干活却还要赔钱，而且债务还会逐月上升。我想到了几个尖锐的无法回答的问题，正想开口的当儿，普林斯却说道：“我听了觉得蛮公平合理。挺好的一桩交易嘛。”他又拍了拍我的膝盖。“你可以赚一大笔呢。” 
　　“这是我操作的唯一方式。”布鲁索说。我记不清他这样说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你手下的律师挣多少？”我问，但并不指望听到真实的数字。 
　　他额上长长的皱纹挤到了一起。他在沉思。“各有不同。要看你卖力不卖力。去年有个家伙赚了8万，另一个只有2万。” 
　　“可你赚了30万哪！”普林斯大声笑着说。 
　　“我巴不得能赚这个数呢。” 
　　布鲁索在仔细地观察我。他想给我的，是孟菲斯这个地方剩下的唯一可能的工作；而且他好像已经看出，我并不急于接受。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我问，十分尴尬地装出一副热切的神情。 
　　“现在。” 
　　“可是资格考试——” 
　　“别为它担心。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生财。我教你怎么办。”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普林斯插嘴道。他眉飞色舞，满意之至。 
　　“我今天就付你1000块，”布鲁索说，那神气像个一掷千金的闷老板。“咱们现在就开始。我领你去办公室，算是让你走马上任。” 
　　“好极啦。”我勉强一笑。此时此刻，想采取别的行动已绝无可能。照理我决不应该留在这里，但我害怕，而且极需帮助。这时，有一点并未挑明：布鲁索如此为我效劳，我将欠他多少钱。他可不是那种偶尔会帮穷人一点忙的好心人。 
　　我觉得身体虚弱。可能是因为缺少睡眠，在警察叫醒我时受了惊。也可能是因为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一边观看鲨鱼游过来游过去，一边被这座城市里的两个大坏蛋推过来搡过去。 
　　不久以前，我是个脑袋聪明面孔稚嫩的法学院三年级学生，在一家货真价实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一份前程远大的工作，心情无比急切，只想进入这一行业后努力干，积极参与本地律师协会的活动，开展自己的事业，做我的朋友们要做的事。而此刻我却坐在这里，如此软弱，如此易于受到诱惑，居然为了区区的一月1000美金而同意出售自己的身体。 
　　布鲁索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对方很可能是一位因为拉客而被关进监狱的脱衣舞女郎。我们在座位上坐下。他掩住话筒悄声叫我下午再来事务所。 
　　普林斯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他的肚皮随时都会爆裂。他就这么三下两下，便把我从死刑的边缘救了出来，而且还为我找了一份工作。费尔斯通在繁忙的街道上驱车穿行，驶回尤吉的途中，尽管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却仍旧无法让自己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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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决定在法学院里躲一阵。我在地下室潜伏了几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看了一个又一个保险欺诈案件的卷宗。 
　　我开车慢慢地朝机场方向驶去，于2点半到了布鲁索的事务所。这一带比几小时前给我的感觉还糟。马路有5条车道，两边林立着的是一些轻工业工厂、货运终点站、幽暗的小酒吧和俱乐部，工人们恢复疲劳的去处。这里靠近机场的入口，喷气飞机在头顶不停地呼啸。 
　　布鲁索的地盘名叫格林威广场。我在破破烂烂的停车处停好车，坐在车上向两头望。原来除了洗衣店和录像带出租店，这里还有一爿酒店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由于大门紧闭，窗户漆黑，很难看得真切，但这家事务所大概占了相互衔接的六七间门面。我咬咬牙，拉开了车门。 
　　那位身穿劳动布服装的女秘书，坐在一个高可齐胸的隔间里边。她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身材十分引人注目，高峰低谷一目了然。 
　　我向她说明了来意，本以为会受到斥责，接到逐客令，但她却十分文明。她用一种软绵绵的人们熟悉的、但决非荡妇的声音，请我填好必要的聘用表格。当我发现这家事务所，J．利曼·斯通法律事务所，居然对其雇员提供全套医疗保险时，我不免大吃一惊。找更仔细地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印小字，因为我担心布鲁索会在其中埋伏下一些短句，以便将来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进我的肉体。 
　　但并无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我问她能否让我见见布鲁索，她请我稍等。我在靠墙的塑料椅上坐下。这家事务所接待室的布置，与一个社会福利处一模一样：破旧的花砖地板，地板上积着薄薄一层灰，廉价的椅子，薄薄的木板墙壁，多得令人吃惊的各种各样旧杂志。她，女秘书德鲁，边打字边接电话。电话铃声不断，而她也非常能干，常常可以手指如飞地敲着键盘，同时还在与客户聊天。 
　　她最后终于打发我前去晋见我的新任老板。布鲁索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像会计师一样仔细地推敲着我的表格。他对细节也那么认真，这使我颇为惊奇。他对我表示欢迎，将协议中有关金融的条款读了一遍，然后将一张合同推到我面前。根据我的要求，空白处已打上了我的姓名。我看完便签了字。合同里有一条规定：任何一方若想结束这一雇佣关系，签字30天内均可退出。我对这一规定颇为感激，但同时也感到，他做此规定自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我向他解释了我提出的破产申请。明天我得去法院，与我的债主们进行第一次会见，接受他们的盘问。吃了我的亏的那些人的律师，有权对我翻箱倒柜，提出与我的财务状况有关的任何问题，以及跟我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但整体的调子不会高到哪里去。事实上，那里很可能没有谁会想尽办法折磨我。 
　　由于这一听证会，我在未来几天中，仍将处于未曾就业的状态，这对我十分有利。我请布鲁索保存我的表格，但付给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则推迟到听证会以后。这有点儿骗人的味道，但布鲁索喜欢。没问题，他说。 
　　他领我在事务所里迅速转了一圈。不出我所料，这爿血汗工厂布局很乱，在从一个门面扩展到另一个门面的过程中，墙壁被打通，房间东塞一个西塞一问。我们在这座迷宫里越走越深。在一间塞满了计算机和打印机的小房间里，他把我介绍给了两位受尽苦难的女人。我不知道她们以前是否跳过脱衣舞。“我想现在我们有6个小姐了，”我们继续向前走时，他说。一位秘书只不过是个“小姐”而已。 
　　他把我介绍给了两个律师。他们全是穿得很差、在窄小的办公室里辛勤工作的好人。“我们还剩下5个律师，”我们走进资料室时，他解释道。“从前有7个，但人多麻烦也多。我倾向于4到5个。律师雇得越多，要我裁判的事也越多。小姐们也是如此。” 
　　资料室是个又长又窄的房间，书籍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而且没有明显的次序。中间一张长桌上摊着打开的书本和成卷的法律文书。“有些家伙简直是猪猡，”他自言自语地叽咕道。“你看了我这个小摊子，感觉如何呀？” 
　　“很好。”我说。而且这并非谎话。看到这里真是在开展法律业务，我松了一口气。布鲁索也许是个社会关系复杂、做着见不得人的买卖、进行不上当投资的恶棍，但他仍旧是位律师。在他的事务所里，人们忙忙碌碌，在从事合法的业务。 
　　“没有城里那些大家伙那么漂亮，”他说，但并无歉意。“钱全都付啦。这是15年以前买的。你的办公室就在那边。”他用手一指，我门出了资料室。走过两扇门，靠近一架软饮料机器，便是一个用了很久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写字台、几把椅子和文件柜，墙上贴着几张马的照片。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一部电话录音机和几本拍纸簿。一切都井然有序。房间里还残存着消毒剂的气味，好像不久前才刚刚打扫过。 
　　他给了我一个钥匙圈，上面有两把钥匙。“这个是大门的，这个开你的办公室。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不过晚上可要当心点。这一带并不是孟菲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需要谈一谈。”我拿着钥匙说。 
　　他看了看表。“要多少时间？” 
　　“30分钟就够了。事情很紧迫。” 
　　他耸耸肩。我跟他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把他那宽阔的后背靠在真皮座椅里。“什么要紧事？”他一本正经地问，同时从袋里抽出一支名牌钢笔，在律师专用的拍纸簿上写上时间和地点。我开始讲话以前，他就已开始涂涂写写。 
　　我用10分钟时间，迅速谈完了布莱克案的主要事实。在讲述过程中，我把我和莱克事务所断交的那一段加了进去。我告诉他巴里·兰开斯特为了把这个案子从我手上抢走，是如何利用了我，从而使我果断地来投靠他布鲁索的门庭。“我们今天必须起诉，”我严肃地说。“因为在技术上，这个案子目前属于兰开斯特。我想他很快就会起诉。” 
　　布鲁索用他那两只黑眼睛瞪着我。我想，我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抢在莱克事务所前面向法院起诉，这一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那几个委托人怎么办呢？”他问。“他们已经和莱克事务所签过委托合同啦。” 
　　“是的。不过，我这就要去找他们，他们会照我的意见办的。”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了指控大利公司的起诉书草稿，巴里和我曾对它琢磨了好几个小时。布鲁索看得很仔细。 
　　接着我又给他一封致巴里·X．兰开斯特关于撤消委托的信。这封信我已用打字机打好，只等布莱克家的3个人签上大名。布鲁索慢慢读了一遍。 
　　“干得真棒，鲁迪！”他说，而我则大有受宠若惊之感。“让我想想。你今儿下午去起诉，然后带一个副本去布莱克家。让他们看看，然后叫他们在撤消委托书上签名。” 
　　“是这样。我现在只要你在起诉书上签个名。别的事我全包了，你只要坐等好消息。” 
　　“这下子可要把莱克事务所整得够呛啰，不是吗？”他说，一边动着脑子，一边拔着一根不听话的胡须。“我很高兴。这场官司值多少？” 
　　“这要看陪审团怎么说。我想或许会在庭外私了。” 
　　“那么，你想试试？” 
　　“我可能需要一点儿帮助。我估计官司恐怕要打一两年。” 
　　“我把你介绍给戴克·希夫利，我手下的一个律师。他从前在一家大保险公司干过，现在常常帮我研究保单。” 
　　“那太好了。” 
　　“他的办公室就在前面一点儿。把这玩意儿改一遍，将我的名字放上去，咱们今天就起诉。千万要让委托人跟咱们一起干。” 
　　“这没有问题，”我向他保证道。这时，我仿佛看见了布莱克家的那3个人：巴迪正坐在那辆破福特中抚摸着他心爱的猫，驱赶着马蝇；多特坐在前面门廊上，一边抽烟一边盯着邮箱，好像大利公司的支票随时都可能寄到；而唐尼·雷则用双手托着头。 
　　“我们稍微换个话题吧，”我清了清嗓子说。“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屁事儿也没有，”他洋洋得意地说，好像他这位调解大师已经创出了又一个奇迹。“我跟认识的几个人谈过了，连是不是纵火，他们都还没有弄清呢。可能要过几天，才会有个说法。” 
　　“那么他们不会在半夜里逮捕我啰？” 
　　“不会。他们向我保证过了，要逮你的话，一定先告诉我。我跟他们说，你会去自首的，而且是手捆脚绑，等等，等等。可是这种事哪里会发生呢？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我确实放心。我相信布鲁索·斯通能迫使警方做出保证。 
　　“谢啦。”我说。 
　　我在巡回法庭书记员办公室下班前5分钟，赶到那里递交了起诉状，状告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和博比·奥托，那位出售保单的失了踪的经纪人。我的委托人，布莱克一家，要求的损害赔偿费为20万美元，外加惩罚性损害赔偿1000万美元。我对大利公司的净资产一无所知，而且要弄清楚，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之所以开出1000万美元的天价，只是因为它悦耳中听。再说，出庭辩护律师无不这么玩。 
　　当然，起诉书上没有出现我的大名。记录在案的原告律师是J．利曼·斯通。他那花哨的签名使起诉书最后一页大为增色，也给整个诉状增加了权威色彩。我把事务所的一张支票交给了代理书记员，作为起诉的费用，接着我们便开始工作。 
　　大利公司受到正式起诉啦！ 
　　我驱车风驰电掣地穿过城市，来到北孟菲斯的格兰吉。我发现我的3位委托人的状况跟我几天前离开时并无多少不同。巴迪在后院。多特把唐尼·雷领出房问。我们3个围桌坐下，他们母子开始欣赏交他们保存的起诉状副本。索赔数目如此巨大，使他们印象十分深刻。多特不断重复着1000万这个数字，就像手里捏着一张中了头彩的奖券。 
　　莱克事务所那些讨厌的家伙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总得做一番解释。行动策略与我矛盾。他们行动太慢，与我不合。他们不喜欢我想猛打猛冲，迅速办好这个案子的做法，等等，等等。 
　　他们倒是真不在乎。起诉状已经提交法院，他们有一纸在手随时可以查阅。他们只想知道，下一步将是什么？要多久他们才能得到一点消息？有多大可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使我狼狈不堪。因为我知道了结这桩案子，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向他们隐瞒这一点，我又觉得过于残酷。 
　　我又哄又劝，使他们在致巴里·X．兰开斯特——他们原先的律师——的信上签了字。这封信用简洁的语言炒了他的鱿鱼。等待他们签字的，还有与J．利曼·斯通事务所的新合同。我用飞快的速度对此做了必要的解释，然后还是在厨房里的座位上，我和唐尼·雷望着多特步履蹒跚地再次走过草丛，与她的丈夫争争吵吵，让他签上大名。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心情比来时好得多。而他们也得到了适当的满足，因为他们已经对自己憎恨了那么久的那家公司提出了起诉。他们一直遭人践踏，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他们终于反击了。美国每年有数百万人上法院状告别人，现在他们也加入了告状者的行列，这使他们感到自己或多或少也是个爱国者。 
　　我在交通高峰时候，坐在自己闷热的小车中，回想着过去了的这疯狂的24小时。我已经签了一份聘用合同，它像流沙一般隐伏着巨大的危险。每月1000美金，不过是个区区小数，但却让我提心吊胆。这不是工资，而是贷款，可布鲁索将如何使我立刻开始赚取律师费，我却一无所知。如果我指望在布莱克一案中挣钱，那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我必须继续在尤吉酒家工作一段时间。普林斯仍在付给我现金，每小时5元，外加一顿晚饭和几杯啤酒。 
　　孟菲斯有一些事务所，要求新招的律师每天穿着高级的西服，开一辆像样的轿车，住令人刮目的房子，甚至常去时髦的乡村俱乐部逍遥。当然，他们给的工资比布鲁索支给我的要高出许多，但他们也用并无必要的社交重担让新招的律师苦恼。 
　　我决不这样。我的事务所决不这样。我可以穿任何衣服，开任何车，在任何地方消遣，谁也不会说一句话。事实上，我真想知道，第一次看到事务所里的同事冲到对街去欣赏一两场脱衣舞的时候，我会说些什么。 
　　突然，我成了自己的主人。随着汽车缓慢地向前爬行，一种美妙无比的独立感流过了我的全身。我能生存下去！我在布鲁索手下，将度过一段困难的时间，但很可能会学到许多与法律有关的知识，比在市区高楼大厦里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在一起学到的多得多。我将忍受由于在这样一个下流地方供职而遭致的冷落怠慢、讽刺嘲笑、挖苦和贬低，这一切我能对付。这一切只能使我坚强。不久以前，我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后来又在莱克事务所谋求到职位的时候，我觉得既保险又安全，因而有那么点儿狂妄自大，现在得承认一点错误。 
　　我在格林威停好车，天色已暗，汽车多半已经不见。通常停在这儿的许多轻型货车和公司出租的车辆，已被对商琥珀俱乐部明亮的灯光引走。霓虹灯绕着整个楼顶旋转，把周围照得通亮。 
　　皮肉行业在孟菲斯已经爆炸，各种原因很难说清。这是个非常保守的城市，有许多许多教堂，是圣经地带①的心脏。本市竞选公职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拥抱严格的道德标准，而且一般也因而受到选民的优厚的回报。我无法想象一个对皮肉行业心慈手软的候选人，会有当选的可能。 
　　 
　　①圣经地带：美国南部基督教基要派流行地带的别名。该派主张恪守《圣经》的全部文句。 

　　我注视着一汽车的商人下了汽车，摇摇晃晃地走进琥珀俱乐部。一个美国人和他的四位日本朋友。毫无疑问，他们来此是想喝上几杯，对美国隆乳技术的最新成就做一次愉快的检阅，从而结束买卖谈判的这漫长的一天。 
　　音乐声已经震耳欲聋。停车场上汽车正蜂拥而至。 
　　我快步走到事务所，打开大门。办公室已人去楼空。妈的，他们很可能在街对面作乐呢。今天下午我就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印象：J．利曼·斯通事务所，决不是工作狂呆的地方。 
　　所有的门都关着，而且我猜还上了锁。这里谁也不信任谁。我肯定要把自己办公室的门锁牢。 
　　我在办公室呆了几个小时。我需要给布克打电话，把最新的冒险经历告诉他。这几天我们俩都放松了为资格考试做准备。而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一直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律师资格考试，像与行刑队的约会，正隐隐地向我们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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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夜平安无事。我没有被抓，但觉也睡得很少。脑子一直在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在5点和6点之间的某一时刻，我忽发奇想，披衣下床。过去48小时，我总共睡了不足4小时。 
　　我拿出电话本，我拨了他的号码。这时是6时差5分，我喝着第二杯咖啡。电话响了10次，才听见一个没精打采的声音：“哈罗。” 
　　“请找巴里·兰开斯特。”我说。 
　　“我就是。” 
　　“巴里，我是鲁迪·贝勒。” 
　　他清了清嗓子。我可以想见，听了这句话，他准从床上蹦起来。“什么事？”他问，声音比刚才尖了许多。 
　　“对不起，这么早就给你打电话，可是有几件事我想跟你谈一谈。” 
　　“譬如？” 
　　“譬如布莱克家昨天已对大利公司提出起诉。一等你们有了新的事务所，我立刻就会给你送上一份副本。他们还签署了一份解约书，所以你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律师，用不着为他们操心了。” 
　　“你怎么起诉？” 
　　“这与你无关。” 
　　“见鬼！怎么无关？” 
　　“我会送你一份起诉书，看了以后你就明白啦。你很聪明嘛。你有新的地址了吗？还是仍用原来那一个？” 
　　“邮局里我们的信箱没有烧坏嘛。” 
　　“好。假如你不把这个纵火案硬向我头上栽，我无论如何，都会表示赞赏。我跟这场火灾毫无关系。如果你们一定要把我牵进去，那我就不得不告你们这些偷鸡摸狗的东西。” 
　　“我吓死了。” 
　　“听得出来。别再到处糟蹋我的名字。”没等他回答，我就挂上了电话。我守着电话等了5分钟，他还是没敢把电话打过来。十足胆小鬼一个！ 
　　由于迫切想知道晨报上对这场大火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天不亮就出了门。街上车辆稀少。我向机场方向开去，驶往格林威，我已开始觉得那里像是我的家。我把车停在7小时前离去时的那块老地方。琥珀俱乐部里外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响，停车场上到处是垃圾和啤酒听。 
　　我办公室所在的那个门面的隔壁，是一位名叫特鲁迪的矮壮的德国女人开的一家小小咖啡店。昨天晚上我走来买三明治时见过她。她告诉我早上6时开门，供应咖啡和糖纳子。 
　　我进去时她正在倒咖啡。她为我烤硬面包圈倒咖啡时，我们聊了聊。店里已经有10多位顾客挤坐在几张小桌边上。特鲁迪心里有事。首先，做糖纳子的伙计今天迟到了。 
　　太阳缓缓升起。我拿了报纸，在窗边一张桌旁坐下。在市内新闻头版上，登着一张熊熊大火中的莱克事务所的大幅照片。一篇短文介绍了这幢建筑的历史，并且说它已完全比成灰烬。据莱克先生本人估计，损失达300万美元之巨。“这幢房子的整修化了整整5年，我对它像情人一样珍惜，”文章引用了他的这句话。“现在我是彻底垮了。” 
　　再多流两滴眼泪吧，老家伙！我把文章飞快读了一遍，没有发现“纵火”这样的字眼。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警方嘴很紧：这件事仍在调查；现在做任何猜测都为时过早；无可奉告。警察的老一套陈词滥调。 
　　我本来就不希望我的名字作为一个潜在的嫌疑犯出现。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感到轻松。 
　　我坐在办公室里，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样，心里却在琢磨用什么办法，才能在未来30天中，搞到1000美元律师费。布鲁索猛地推门进来，把一张纸堆到我面前。我连忙一把抓住。 
　　“这是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他嗥完回头就想走。 
　　“跟我有关？”我恐惧地问。 
　　“根本和你无关。是一起车祸通告。昨天夜里在机场路和谢尔比交汇的转角上，两辆汽车撞上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可能是酒后开车。那家伙像是闯了红灯。”他说完便瞪着我。 
　　“我们是不是一方的代理——” 
　　“目前还不是。这就是你要干的事。去找当事人把案子接下来。把情况弄弄清楚。把委托书签上名。然后进行调查。有人好像伤得相当可以。” 
　　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而他却已离去。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听见他在大厅里一路走一路哇哇叫。 
　　车祸报告上有种种信息：驾驶员和路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受伤情况，汽车损坏情况，目睹者的叙述等等。通告上还有两张图。一张表明了警察对两车如何发生相撞的见解，另一张则是说明他如何发现了这两辆车。开车的两个人都受了伤，被送进了医院，而那个闯红灯的人，明显是一直在喝酒。 
　　读着倒觉得很有趣，但我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干？车祸是昨夜10点10分发生的，可布鲁索今天一早就已用他那肮脏的爪子一把将它抓住了！我又读了一遍，接着就茫茫然地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迷惘中惊醒。“请进。”我说。 
　　在咯吱咯吱声中，门被慢慢推开了一条缝。一个瘦小的人，把头伸了进来。“鲁迪？”他的声音很高，有点神经质。 
　　“是的，进来吧。” 
　　他从门框与门之间窄窄的空隙中滑进办公室，像偷偷摸摸的样子溜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椅子旁。“我是戴克·希利夫，”他一边坐下一边说，既没有想和我握手，也没有露出一点笑意。“布鲁索说，有个案子你想谈一谈。”他回头瞟了瞟，生怕有人走进房间在他身后偷听。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很难说出戴克的年纪是40还是50。他的头发大部分已不知去向；剩下的几绺油光发亮，稀稀落落地贴在他那颗大头上。耳朵周围头发也很稀，而且大多已经灰白。他脸上那副用金属丝做支架的方形眼镜，镜片又厚又脏。同样难说的是，不知是他的头特大，还是他的身段太小，反正二者不成比例。他的前额分成了两个半圆，在正中附近相会，一条深深的皱纹穿过相会处，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尖。 
　　可怜的戴克，是我见过的最缺少吸引力的男人中的一个。他的脸上有着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他的下巴简直就没有。他讲话时，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唇向上翻，露出了4颗大门牙，而且每一颗都是同样的尺寸。 
　　他穿着一件两个口袋的白衬衫，上面斑斑点点，领子已经磨破。他系着一根红色针织领带，打的领结其大如拳。 
　　“是的，”我说，尽量不看正从镜片后面打量我的那两只巨大的眼睛。“是个保险案。你是这里的律师？” 
　　他的鼻子和嘴唇一起吱嘎作响，牙齿在向我闪光。“可以这么说。但并不精确。你瞧，我不是律师，目前不是。进过法学院，一切齐全，但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啊，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哦！是吗，”我说。“法学院什么时候毕的业？” 
　　“5年以前。你瞧，资格考试没有少给我麻烦。我考了6次啦。” 
　　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话。“噢，”我咕噜了一声。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律师资格考试一个人可以考这么多次。“我很遗憾。” 
　　“你什么时候考？”他边问边紧张地用眼睛在室内扫来扫去。他坐在椅子的边缘，好像随时都可能需要跳起来跑出去。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拉着左手手背的皮肤。 
　　“7月。很难，是吗？” 
　　“对，很难。我看。我有一年没有去考啦。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试试。” 
　　“你在哪儿念的法学院？”我这样问是因为他令我非常不安。我拿不准是否要跟他谈布莱克案件。他将起什么作用？他将来要拿多大的一份？ 
　　“在加利福尼亚。”他回答时面部抽搐之剧烈，我前所未见。眼睛睁睁闭闭。眉毛上下飞舞。嘴唇激烈抖动。“夜校。当时已结婚，一周工作50小时。没有多少时间念书。念了5年才毕业。老婆离开了我。在这儿搬出去的。”他的句子变短，声音也跟着降低。他的话令我垂头丧气。过了好几秒钟，我才重又开口。 
　　“呃，嗯，你为布鲁索工作多久了？” 
　　“快满3年了。他对待我跟对别的律师一模一样。我找到案子，把它办好，把他的一份交给他。这样大家都高兴。跟保险有关的案子，他总是交给我研究。我在太平洋相互保险公司干了18年呐。后来厌倦了，才去念法学院。”声音又是越讲越低。 
　　我看着他，等着。“必须出庭的时候你怎么办？” 
　　他尴尬地咧嘴一笑，仿佛是说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呃，我本人出过几次庭，真的。从来没有被逮住过呢。孟菲斯律师多如牛毛，你知道，谁搞得清谁呀！不过，假如你我有个案子审，我会叫布鲁索去出庭。或者叫别的律师。” 
　　“布鲁索说这个事务所有5位律师呢。” 
　　“是有5位，鄙人、布鲁索、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雷奇。但是，我不愿意把这里叫做事务所。这里是各干各的活。你会学会的。你自找案子自找委托人，你得总额的三分之一。” 
　　他的坦率令我惊讶，我于是又追问下去。“这对律师来说，是桩好买卖吗？” 
　　“这就要看你想得多少，”他说，扭过头四面看了看，唯恐布鲁索正在偷听。“外面竞争非常激烈。就我而言，挺不错。因为我没有执照却从事律师业务，一年还能挣4万。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哪！”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人。 
　　“那么你准备如何配合我办这种保险案子呢？” 
　　“噢，这个嘛，案子结了以后布鲁索会给我钞票的。我帮他办理起诉的案子，他信任的只有我。别人谁都不准碰一碰他的案卷。以前有的律师想插一脚，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给他开掉啦。至于我，我不害人。我不得不呆在这里，至少呆到通过资格考试。” 
　　“其他几位律师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哪。他们呆不久。你知道，他不聘那些顶尖儿的毕业生，而是从街上找一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在这儿干个一两年，找到了一些客户接上一些关系，然后就自己另立门户。律师总是在不停地流动嘛。” 
　　告诉我怎么流动。 
　　“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我说，虽然明知不该问。 
　　“当然。” 
　　我把事故报告交给他，他一目十行读了一遍。“是布鲁索给你的，对吗？” 
　　“对。几分钟以前刚刚给我。他希望我做什么？” 
　　“把案子抓过来。找到那个撞伤的人，让他在给J．利曼·斯通事务所的委托书上签字，然后把案子的头绪理理清。” 
　　“我怎么找那个撞伤的人？” 
　　“嗯，他大概躺在医院里。医院通常都是寻找他们的最佳场所。” 
　　“你常去医院？” 
　　“当然。我一直去。你知道，布鲁索在警察局有些关系。一些非常好的关系，是些和他一块长大的人。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给他提供事故报告。他把报告分发给我们，指望我们去把案子抓过来。这种事当然用不着火箭专家。” 
　　“在哪家医院？” 
　　他那碟子一般大的眼睛翻了翻，不屑地摇了摇头。“他们在法学院都教了你些什么呀？” 
　　“不太多。不过，如何追赶救护车他们肯定没有教过。” 
　　“那你最好快点儿学，否则就要挨饿。听着，这儿不是有被撞伤的人的电话号码吗？你只要叫通那个电话，对接电话的说，你是孟菲斯消防署营救处，或者类似的什么单位。你就说你要和伤员通话，管他叫什么名字。伤员当然不能接电话，他正躺在医院里啦。哪个医院？你需要把它输进计算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没有一次不成功。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嘛，人是很容易上当的嘛。” 
　　我想吐。“那以后呢？” 
　　“以后你就去医院，和某某人交谈。嗨，听着，你真是够嫩的，我对此十分遗憾。告诉你接下来我会怎么办。咱们去弄块三明治，带到车里吃，然后去医院叫那个受伤的朋友签上大名。” 
　　我真的不想去。我恨不得走出这个地方，永不回来。但此刻，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迟迟疑疑地说。 
　　他跳了起来。“大门口等我。我去打电话，搞清是哪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叫圣彼得慈善医院，是个以外伤病员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和动物园差不多的地方。这是一家市立医院，病员众多，条件很差，别的暂且不说。 
　　戴克对这家医院了如指掌。我们开着他那破烂的小面包，歪歪扭扭地在市区穿行。这辆车是他离婚时有幸获得的唯一财产，离婚的原因是他多年酗酒。现在他可是滴酒不沾了，是嗜酒者与前嗜酒者互相戒酒协会的令人自豪的一员。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戒了烟。但是，他严肃地承认道，他特别爱赌。密西西比州旁边正在迅速出现的那些新开的赌场，真让人为他担心。 
　　他的前妻和两个孩子还在加利福尼亚。 
　　我嚼着一只热狗，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上述全部信息。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着热狗向嘴里塞，一会儿抽搐，一会儿摇晃，嘴角上沾着一粒鸡色拉，又说又笑地穿过了半个孟菲斯，那模样我实在目不忍睹。 
　　戴克有张医生停车证，我们大模大样地在医生专用的停车处停好车。门卫跟他好像很熟，摆摆手让我们进了医院。 
　　他领我径直走到主楼休息厅的问讯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但不到几秒钟，他就搞清了我们的目标丹·范·兰德尔住的房间号。戴克迈的是内八字步，而且腿还有点跛，但他走向电梯时，我要跟上他却还有点儿难。“别让人看出咱们是律师，”我们和一群护士一起等电梯，他压低嗓门悄悄对我说。 
　　谁会想到戴克是位律师？我们默默地乘到8楼，随着人流走出电梯。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他这么干已经许多次了。 
　　尽管他那个大头形状奇特，步子一跛一拐，长得又古里古怪，但我们却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走廊，快步走到位于两条走廊交叉处的护士办公室。对于886室的位置，戴克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转向左，从一群护士和技师以及一个正在研究图表的大夫旁边走过。几辆没有铺垫单的轮床靠着一面墙壁。铺着瓷砖的地板已经磨旧，需要擦洗。我们没有敲门，就推开左侧的第5扇门，走进一个半私用的病房。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位病人，床单一直拉到下巴。床顶挂着一台小电视，他正在看一部肥皂剧。 
　　他用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想要从他身上盗取一只肾。我为来到这里而憎恨自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以这种冷酷的方式，闯进来破坏他的清静。 
　　可是戴克却一步也不会走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面前这位无耻的江湖骗子，就是不到一小时前鬼鬼祟祟溜进我办公室的那个小人。那时候，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可如今，他却是毫无畏惧。 
　　范·兰德尔大约二十七八岁。脸上裹着绷带，年纪很难准确估计。一只眼睛肿得已几乎张不开，另一只下面有一个伤口。一只胳膊断了，一条腿正在做牵引治疗。 
　　幸运的是他没有睡着，这样我们就不必把他摇醒或大声喊醒。我站在靠门的床脚边，心里七上八下。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护士或者医生或者家属在这时闯进来，把我们当场逮住。 
　　戴克俯着身子靠近病人。“你听得见我吗，范·兰德尔先生？”他像牧师一样热情地问。 
　　范·兰德尔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想，他一定是想坐起来，或者调整一下躺的姿势，但我们把他按住。我可以想象，他此刻是多么震惊。一会儿以前，他可能还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边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一边木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而一转眼，他却面对一张生平看见过的最最古怪的面孔。 
　　他眨巴着眼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你是谁？”他透过紧咬着的牙缝，含含糊糊地问。哦，他的牙齿不是紧咬着，而是用金属丝箍着。 
　　这不公平！ 
　　戴克听后微微一笑，露出了那4颗闪光的板牙。“戴克·希夫利，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握十足，好像他在此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没有跟哪一家保险公司谈过，对不？” 
　　戴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明确了谁是坏人。坏人肯定不是我们，而是保险公司里的那些家伙。他在增加信心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对他们。 
　　“没有。”范·兰德尔嘟哝道。 
　　“好。别跟他们谈。他们只想坑你。”戴克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已经开始提供建议啦。“我们已经看过事故报告。案情很清楚，是对方闯了红灯。我们大约1小时后，”他十分认真地看了看表，“去把现场拍下来，再找证人谈谈，你知道，通常的那一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在保险公司调查人员之前。他们会贿赂证人，让他们提供伪证的，这你知道。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需要迅速行动，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你的授权。你自己有律师吗？” 
　　我屏住呼吸。假如范·兰德尔说他的兄弟是位律师，那我拔脚就走。 
　　“没。”他说。 
　　戴克开始进行关键的一招。“呃，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在孟菲斯，我的事务所办理的车祸案子比哪一家都多，而且得到的赔偿费也很多很多。保险公司可怕我们呐。而且我们不要委托人一分钱；不管赔偿费是多是少，我们只收三分之一。”他边说边已偷偷地从拍纸簿里取出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很短，只有1页，3段文字。能让他上钩就成。戴克拿着委托书在他面前不停地晃着，让他不想接也得接。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拿着委托书看得很吃力。 
　　上帝保佑他！他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最糟糕的一个夜晚，侥幸活了下来。现在依然视力模糊头脑混乱，却要阅读一份法律文书，做出明智的决定！ 
　　“等我太太来了再说，好吗？”他几乎是在请求。 
　　我们不是就要被人逮住了吗？我一把抓住病床的栏杆。在这一过程中，粗心地碰到一根绳索，绳索又带动了一只滑轮，一下子把他那条正进行牵引治疗的腿向上抬高了1英寸。“哇！”他痛得直哼哼。 
　　“对不起，”我连忙说，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戴克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恨不得立刻宰了我，但刹那间却又变得若无其事。“你太太在哪儿？”他问。 
　　“哇！”这可怜的汉子开始呻吟。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只好这样再次道歉。我头痛欲裂。 
　　范·兰德尔害怕地望着我。我把两只手都深深地放到口袋里。 
　　“她一会儿就回来。”他说，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吃力。 
　　无论什么难题，戴克都是答案现成。“我以后再和她谈，在我办公室谈。我有许多事还想向她请教呢。”眼睛一眨，他已将拍纸簿垫在委托书的下面，并且拔掉了钢笔的笔套。 
　　范·兰德尔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接过钢笔，在委托书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戴克把委托合同夹进拍纸簿，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这位新的客户。名片证明：他是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帮办。 
　　“现在还有两件事，”戴克用权威的语调说。“除了医生，你不得和任何人交谈。保险公司的人会偷听的。事实上，他们今天就可能要来，强使你在表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上签字。甚至还可能想跟你私了。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他们说半句话。任何文书在我读过以前，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名。你有我的号码，24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名片背面是这位鲁迪·贝勒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案子我和他一起办。还有问题吗？” 
　　“好，”他还来不及咕哝或者呻吟，戴克就接着说。“这位鲁迪明天上午会带着一些文书到这儿来。叫你老婆今天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要跟她谈一谈，这很重要。”他在范·兰德尔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上轻轻拍了几下。我们该走了，走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们将会给你搞来一大笔钞票的。”戴克向他保证道。 
　　道了再见以后，我们立即退出。一到走廊上，戴克就得意洋洋地说：“把戏就是这么玩的，鲁迪。小菜一碟。” 
　　我们闪过一位坐着轮椅的女人，又为躺在轮车上被推走的病人让路。大厅挤满了人。“那人要是原来就有律师怎么办？”我在呼吸恢复正常后问。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嘛，鲁迪。这一点你必须记住。我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即使他把我们从病房里赶出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又能失去什么？” 
　　失去一点儿尊严，一点儿自尊。他的理论完全符合逻辑，我无话可说。我的步子又大又快，我不想看他一跛一拐拖拖沓沓。“喂，鲁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法学院是学不到的。他们只教你啃书本，只教你背理论，只讲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什么要把律师业务当成绅士与绅士交往的一种职业，一种受到书上写满几页纸的职业道德支配的光荣职业！” 
　　“职业道德有什么错？” 
　　“哦，没错，我想。我说的职业道德是，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你知道，那些基本的东西。” 
　　戴克论职业道德！我们往往化几个小时，探讨伦理和道德的难题。而堂堂一部《职业道德准则》，就这样被戴克简化成3大原则：为委托人而战；不偷；尽量不说谎。 
　　我们突然左转，进入一条新建的走廊。圣彼得医院是一座不断延伸不断增加附属建筑物的迷宫。戴克这时的心态是不吝赐教。“但是，法学院没有教的东西，可能会给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刚才病房里的那个范·兰德尔为例。我觉得你在那里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我是很紧张。” 
　　“你不该紧张。” 
　　“可是，这样拉客户是不道德的呀。这和明目张胆地跟在救护车后面追，有什么两样。” 
　　“说得对。可谁管得着？与其别人来干，还不如我们干呢。我向你保证，今后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别的律师来找范·兰德尔，千方百计让他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人人都是这么干的，鲁迪。这是竞争。是市场。孟菲斯的律师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个人会守信用吗？” 
　　“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走运。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向他发起了进攻。一般说当时成败的希望一半对一半，但他一在虚线上方签了名，那他和我们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过几个钟头，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老婆谈谈，说你今儿晚上回来跟他们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当然是你。这很容易嘛。我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让你过目。这是不需要劳驾脑外科医生的。” 
　　“可我不知——” 
　　“听着，鲁迪，别紧张。别害怕这个地方。他现在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吗？你有权会见他，谁都管不着。谁都不敢把你轰出去。放松点儿。” 
　　我们在三楼餐室用塑料杯子喝着咖啡。戴克看中这家小自助餐厅，是因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区，而且又是刚刚改造过不久，没有几个律师知道这个地方。他一边打量着餐厅里的每个病员，一边低声对我解释说，律师们喜欢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逗留，其目的是为了猎取受了外伤的病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这一行为蔑视的味道。讽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为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我的部分职责将是呆在这里寻觅猎物。在两个街区外的坎伯兰医院的主楼，也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这家美国自愿者医院，还有3个自助餐厅。戴克当然知道它们位于何处，而且还把他的知识和我分享。 
　　他建议我从圣彼得医院开始，因为这里的受伤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画了一张地图，向我指明了其他潜在热点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厅在二楼，靠近产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厅。晚上的时间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猎物对我说，因为那时候病人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喜欢而且自以为可以坐着轮椅下来吃个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鲁索手下的一个律师于凌晨1点，在那个最大的自助餐厅钓着了一个烧伤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结。问题是，那个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经炒掉了布鲁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师。 
　　“上了钩的鱼，却没能钓上来。”戴克说，样子像个垂头丧气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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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包娣小姐在电视上重播的晚弥撒于11时结束后就寝。她曾几次邀请我晚饭后和她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婉言推辞。 
　　我坐在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屋里的灯光熄灭。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在室内移动，检查门锁，放下窗帘。 
　　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 
　　他今天要去法院，就一件贩毒案进行预审辩论，因而十分紧张。我奉命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聆听他的指示。 
　　“范·兰德尔的案子干得不错，”他说，头仍旧埋在一大堆文书档案之中。德鲁在他身后忙忙碌碌地转来转去，离他不远也不近，恰好处于危险范围之外。鲨鱼们用饥饿的目光盯着她。“刚才我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啦。投保的数额很大呀。看来责任也很清楚。那小伙子伤得怎么样？” 
　　昨夜我在医院和丹·范·兰德尔及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一小时。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让我大绞脑汁。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能拿到多少。有几个问题我做了具体回答，大多数问题我都含糊其辞，表演的律师说话技巧很值得赞赏。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变卦。“断了一条腿、一只手臂、几根肋骨，身上有很多伤口。医生说他在医院要果上10天。” 
　　布鲁索笑了笑。“抓紧点儿。调查一下。照戴克说的办。这件案子可以解决得很美满。” 
　　美满是对他布鲁索而言。拿到的费用我可分不到一文。这个案子弄到的钱，不算是我的产出。 
　　“警察要你弄个声明，谈谈那场大火的事，”他一边伸手取一份档案，一边丢出了这么一句。“昨天晚上跟他们谈过啦。他们将在这里和你谈，在这个办公室，有我在场。” 
　　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一切已经决定，我别无选择。“我要是拒绝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带回去审问。假如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话，我建议你给他们这份声明。我在场，你可以跟我商量嘛。跟他们谈谈吧，谈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说他们认为是有人纵火？” 
　　“这一点他们相当有把握。” 
　　“他们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 
　　“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时间，地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诸如此类的。” 
　　“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答得出，我只能陈述事实真相。” 
　　布鲁索笑着说：“那么事实真相一定会让你获得自由。” 
　　“我把声明写下来行吗？” 
　　“咱们下午两点一起来写。”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真怪，目前处境如此困难，我竟然对布鲁索·斯通深信不疑，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是决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的。 
　　“我需要请一段时间假，布鲁索。”我说。 
　　他那双动个不停的手凝固在半空中，眼睛瞪得老大地望着我。在一个角落里理着文件柜的德鲁，也停下瞧着我。一条鲨鱼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话，停在那里不再游。 
　　“你才刚刚开始嘛。”布鲁索说。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资格考试的日期就要到了，我确实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 
　　他的头歪向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布鲁索饮酒作乐的时候，目光总是变得很严厉，此刻他的目光却与激光差不多。“要多少时间？” 
　　“呃，我想早上来上班，工作到中午左右。然后，你知道，再根据出庭和约会的时间表，在恰当的时刻溜进图书馆学习。”我本想幽默一下，但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谈。 
　　“你可以和戴克一起学嘛，”布鲁索突然笑了一下说。他这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哈哈傻笑了一阵。“我告诉你怎么办，”他又严肃地说。“你工作到中午，然后带上你的书，去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你要拼命用功，啊，同时也要把眼睛睁大点儿。我当然希望你能通过资格考试，但目前我对搞几个新的案子来更为关注。带个大哥大去，我可以随时跟你通话。这够公平了吧？” 
　　我干吗提这件事，提出资格考试，我等于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我皱着眉头说。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里的时候，我还梦想交上一点好运，可以不再去圣彼得医院。可现在，我却奉命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啦！ 
　　光顾过我的房间的那两位警察，出现在布鲁索面前，请他恩准对我进行审问。我们四人围着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两台录音机，磁带盘都已开始转动。 
　　审问很快就变得令人犯腻。我重复着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小丑时就说过的那些话，而他们则把大量时间花在芝麻绿豆上炒冷饭，企图逼得我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上自相矛盾——“记得你说过穿的是件海军蓝的衬衫，可你现在却说蓝衬衫啦。”——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嘛。磨了1个小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 
　　布鲁索听得很不耐烦，一再叫他们别老在原地踏步。他们也听他的话，但只有一会儿。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警察害怕布鲁索。 
　　他们最后终于走了，布鲁索说事情到此为止。我不再真的是个嫌疑犯，那两个警察来此只是为了擦干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们的头儿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件事彻底了结。 
　　我谢了谢他。他给了我一只巴掌大的大哥大。“随时都要带在身边，”他说。“特别是准备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须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个大哥大突然变得沉重了，通过它，我一天24小时，都要听凭他那异想天开的念头支配。 
　　他打发我回自己的办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区的那个餐厅时，已经做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躲在角落里复习我的材料，把那该死的大哥大放在手边，但对周围的人则视而不见。 
　　这儿的饭菜还可以。在大学食堂里吃了7年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会津津有味。我买3个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条。靠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资格考试的复习材料。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打量别的食客。多数人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医生们穿着消过毒的手术服，护士们穿着雪白的护士服，技术人员穿着在实验室穿的茄克衫。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的详情。这些公认为关心健康、营养的人，吃的却是差得不能再差的东西：炸土豆条、汉堡包、玉米片和比萨饼。我望着几个挤在一起吃饭的年轻医生，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身旁坐着一位律师，一个正忙着准备通过资格考试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起诉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有何感慨？ 
　　他们会不会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顾这个自助餐厅的权利。 
　　谁也没有注意我。偶尔有个把病员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或者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进来。我没有发现有别的律师坐在旁边，随时准备扑向我。 
　　我在下午6时买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专心致志地把头埋在合同和房地产这两门课的复习材料之中。复习这两门折磨人的课程，使我不仅又回想起在法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经无法再拖，我只有奋力向前。一小时后，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满。顾客已经稀稀落落，我看见在餐厅的另一头有两个伤员坐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裹着许多绷带和纱布。换了戴克，一定会迎面向他们走去，但我决不。 
　　又过了一阵，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喜欢呆在这里。这里很安静，又无人认识我，是个理想的读书之地。咖啡味道不坏，而且把一杯重新加满只收半价。远离包娣小姐，我无需为体力劳动担心。老板叫我呆在这里，虽然是要我站岗放哨寻觅猎物，但我卖力与否，他做梦也别想知道。再说呢他又没有定下指标，规定我每周一定得签下多少个委托合同。 
　　大哥大发出了一阵软弱无力的嘟嘟声。是布鲁索打电话检查来啦。运气怎么样？不咋的，我说，一边望着餐厅另一头坐在轮椅上比着伤势的那两个歪脑袋斜脖子的伤员。他说他和警察局的头儿已经谈过，情况看来很不错。他相信警察会寻找别的线索，查找别的嫌疑犯的。祝你钓鱼开心！他哈哈一笑便挂断电话。他准是要去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灌下几杯烈酒。 
　　我又复习了1个小时，然后就离开餐厅，去8楼看丹·范·兰德尔。他依然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但并不反对和我交谈。我把已经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接触，对方投保数额很大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对我说的话向他解释道，他的案子一应条件齐备：责任明确（对方不折不扣是酒后开车），保险数额巨大，而且伤得很妙。所谓伤得很妙是指那些断了的骨头，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展成“永久性骨折”这种奇妙的状态。 
　　丹吃力而又高兴地笑了笑。他已经在计算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费啦。可是这个馅饼怎么个分法，他还有得和布鲁索讨价还价呢。 
　　我跟他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探视。我已经奉命常驻医院，我有足够的条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户，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回到餐厅，在原来那个角落重新坐下。这时，餐厅里又已经挤满了顾客。方才去8楼时我摊在桌上的书没有收起来，其中一本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名字：《伊尔顿法律评论》，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几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因而我明白他们已详细地讨论过我的书。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餐厅。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联邦审讯程序中遨游。 
　　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眼泪与她那断了的踝关节引起的疼痛无关。使她哭泣的不是肉体的伤痛。 
　　我那蹩脚律师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或许是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的丈夫当场不幸亡故，而她只是受了伤。她年纪很轻，不可能有孩子，而娘家离此又很遥远，因此她才孤身一人坐在这里，为遇难的丈夫伤心哭泣。可能是个了不得的大案呐！ 
　　我用力摇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再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书本上。她仍在不停地哽咽，无声地哭泣。几位客人来了又走，谁也没有留下来，坐到凯莉或者我的桌子旁。我喝光了咖啡，不声不响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径直从她面前走向柜台。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足足有一秒钟之久，我几乎撞倒了一把金属座椅。我用颤颤抖抖的手，付了咖啡的账，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脚步站在她的桌边。 
　　她缓缓地抬起那双美丽的泪光闪闪的眼睛。我屏住气说：“呃，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是我能为你效劳吗？你疼吗？”我用头指指她上着石膏的腿，问道。 
　　“不，”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接着是扣人心弦的微微一笑。“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说。我望着距离将近20英尺的我坐的那张桌子。“我在那边复习，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我耸耸肩，仿佛是说：我不知道该为你做点什么，但尽管我是个笨蛋，我还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所以如果我越出了界限，还得请你多多原谅。但是我关心你，而且随时都可以召之即来。 
　　“谢谢。”她又说了一声。 
　　我回到了座位上。现在我已明确地告诉了她，我正在啃着厚厚的书本，希望不久之后能置身于一种高贵的行业，目前算得上半个律师。她也肯定对我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于是心安理得地一头埋进书本，不再记挂她正受着的煎熬。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翻过一页时朝她看了看，她也正在看着我。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足有一秒钟。我低下头，对她不看不想不理不睬，直到最后实在憋不住，才又抬眼望去：她已再次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潭。她紧捏着餐巾，泪水沿着面颊一串一串往下流。 
　　看着她这样伤心，我心如刀绞。我真想坐在她的身边，用手搂着她，和她谈谈心。假如她已经结婚，那她丈夫跑到哪儿去啦？她的眼睛朝我这边凝望，但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 
　　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随从在10时30分准时来到，她立即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轻轻拍着她的头，说了几句我无法听见的安慰话，温存地转过轮椅。她离开餐厅时，毫不掩饰地久久地凝视着我，投给我一个长长的含泪的微笑。 
　　我很想跟在轮椅后面走一段，摸清她的病房位于何处。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后来，我又想去找那个穿粉红茄克的老人，迫使他把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要想法忘记她。她只是个大孩子而已。 
　　我在第二天晚上来到餐厅，又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我听着同样匆匆忙忙的人群在用同样急促的声音叽叽喳喳闲聊。我看望了范·兰德尔夫妇，并且应付了他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冷眼旁观别的鲨鱼在这混浊的水域中争食。我对几个等着被人欺骗的明显的潜在委托人视而不见。我接连几小时埋头学习。我学得非常专注，学习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但我并没有忘掉墙上的挂钟。快到10点钟，我就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两只眼睛开始东张西望。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继续苦读，可是只要有人踏进餐厅，我就会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蹦起来。一张桌上有两名护士正在用餐，另一张桌上一个孤独的技术员正在读着一本书。 
　　10时过5分，她终于出现在餐厅。那同一个老人轻轻推着轮椅，把她送到她指定的地点。她挑了昨天坐的那张桌，在他为她摆好椅子的当儿，对我嫣然一笑。“橙汁。”她说。她的头发还是和昨天一样往后梳，但是，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她今天抹了一点睫毛膏，画了一点眼线，而且还搽了一点淡红的口红，那效果真令人吃惊。昨儿晚上，我没有注意到她脸上全然未施脂粉；今夜，只不过淡淡几笔，她竟然如此美貌绝伦，光彩夺目。她的眼睛像清澈的湖水，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没有一丝悲伤。 
　　老人把橙汁放在她的面前，又说了一遍昨夜说过的话。“喝点儿吧，凯莉。你说30分钟？” 
　　“45分钟吧。”她说。 
　　“我听你的。”说完，他就从容离去。 
　　她啜着橙汁，目光茫然地望着桌面。今天，我想念凯莉已经想了很久，早就决定了我的行动路线。我等了几分钟，装作没有看见她，只是胡乱地翻着《伊尔顿法律评论》，接着就慢慢站起来，仿佛是想喝杯咖啡，休息休息。我走到她桌旁说道：“你今天好多了。” 
　　她显然是在等我开口说点儿诸如此类的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迷人地微微一笑，露出了那珍珠一般洁白无瑕的牙齿。她的脸真是艳丽，尽管有那块吓人的又青又紫的伤肿。 
　　“我给你买点儿什么来，好吗？” 
　　“我想喝可乐。这橙汁苦。” 
　　“好的。”我说完掉头就走，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付了钱，拿了两大杯可乐，走回去放在她桌上，然后就神情慌乱地盯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一言不发。 
　　“你请坐下。”她说。 
　　“真的？” 
　　“请坐吧。我跟护士们讲话都讲腻啦。” 
　　我坐了下来，手肘搁在桌子上。“我叫鲁迪·贝勒，”我自我介绍说。“你是凯莉——” 
　　“凯莉·赖考。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很高兴。”在20英尺以外偷偷地看她便足以使我心旌摇荡，如今，仅仅隔着4英尺，可以放心大胆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而且，这怎能不让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她那双温柔的栗色眼睛，不时调皮地闪闪发亮。她真是上帝的杰作！ 
　　“昨天晚上打扰你，很抱歉。”我说，迫不及待地想把谈话进行下去。我想了解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并没有打扰我呀。我出那样的洋相，才真应该感到抱歉呢。”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好像她是个陌生的路人，而我倒是这里的主人。 
　　“在病房里呆腻了。你呢？”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儿安静。” 
　　“这么说你要当律师啰？” 
　　“是的。几个星期前我从法学院毕了业，在一家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通过资格考试，我就离开那里。” 
　　她用吸管吸着可乐；在轮椅上动了动，马上痛得微微扭歪了脸。“伤得相当重，是不是？”我问，头朝她的腿点了点。 
　　“我的脚踝很疼，医生在脚踝上钉了一根钉。” 
　　“怎么出的事？”很显然，我接下来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她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然。她迟疑了一会，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在家里出了点事。”她说。这一模模糊糊的解释，仿佛事前排练过。 
　　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家里出了点事？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受的伤？ 
　　“哦，”我说，仿佛她已回答得一清二楚。她的两只手腕没有上石膏，而是绑着绷带，这使我很担心。看来不是骨折或扭伤，而可能是创口。 
　　“说起来话太长。”她吸了一口可乐，眼睛看着别处喃喃地说。 
　　“在这儿有多久啦？”我问。 
　　“几天。医生要观察打进去的钉子有没有弯。要是弯了，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她停了停，玩着手中的吸管。“在这个地方学习，不是有点怪吗？”她问。 
　　“那倒不。这儿安静，咖啡喝不完，又通宵开着。你带着一只结婚戒指？”这件事对我的折磨，比什么都厉害。 
　　她看了看戒指，仿佛是要弄个明白，它是否还戴在手指上。“是的。”她一声说完，目光就移到吸管上。戒指光秃秃的，上面没有钻石。 
　　“那你的先生怎么不来陪你呢？”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 
　　“我是律师，或者说即将是律师。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的。” 
　　“你干吗想知道？” 
　　“因为你明显受了伤，他却不在，让你一个人住在医院里，这很怪。” 
　　“他来过。” 
　　“现在在家带孩子？” 
　　“我们没有孩子。你呢？” 
　　“没有。没有太太，哪来的孩子！” 
　　“你今年多大？”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我微笑着说。她的眼睛在闪光。“25岁，你多大？” 
　　她想了一想。“19岁。” 
　　“这样的年纪就结了婚，太早啦。” 
　　“我没有办法。” 
　　“哦，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我刚满18岁，就发现自己怀了孕。不久以后就结了婚。结婚1周就流产。从那以后，生活过得越来越糟。喏，你的好奇心现在满足了吧？” 
　　“没有。是的，我很遗憾。换个题目吧，你想谈什么？” 
　　“大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奥斯汀皮衣。法学院在孟菲斯州大。” 
　　“我以前一直想念大学，却没有念成。你是孟菲斯人吗？” 
　　“我生在这儿，长在诺克斯维尔。你呢？” 
　　“生在离这儿1小时的一座小镇上。我怀孕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家丢了脸，他家本来就是一堆渣滓。我们只好走。” 
　　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她与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的话题我当然不想深谈。怀孕的事她已经提到过两次，而这两次，本来都可避而不提的，但她很孤独，她想谈。 
　　“所以你就搬到孟菲斯来了？” 
　　“我们逃到了孟菲斯，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婚礼倒是气派得很，后来我流产就失去了孩子。” 
　　“你先生做什么工作？” 
　　“开叉车。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苏格兰人的后代，本领没有，却老是在做梦想去大的俱乐部打棒球。” 
　　我并没有要她回答得如此详尽。我猜想，他从前念高中时，大概是个出名的运动员，而她则是最最漂亮的拉拉队长。这是一对最最典型的美国男女青年，偏僻小镇的高中先生和小姐，一个最最英俊，一个最最美丽。最最健壮，最最可能获得成功，直到有一天灾难终于降临：晚上没带避孕套，两个人一起作了孽。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做人工流产。他们高中也许已经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在丢了面子以后，他们逃离偏僻小镇，隐姓埋名来到孟菲斯这座大城市。流产以后，浪漫的爱情也随之慢慢消逝，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艰辛的现实生活。 
　　他仍旧梦想着去大的球类俱乐部获得名誉和财富。她则无限怀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大学梦。 
　　“对不起，”她说。“这些事我本不该谈的。” 
　　“你很年轻，还可以去念大学嘛。”我说。 
　　听了我这句鼓气的话，她咯咯一笑，仿佛是说她早就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葬了。“我连高中都还没有念完呢。” 
　　对此我该说什么才好？说一些陈词滥调，叫她自学成才？去拿个普通教育水平证书？上夜校？或者；有志者事竟成？ 
　　“你工作吗？”我却这样问。 
　　“有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我喜欢出庭辩护。我希望能在法庭上度过一生。” 
　　“做罪犯的代理人？” 
　　“可能。他们有权得到有力的辩护，他们也有打赢官司的权利嘛。” 
　　“杀人犯？” 
　　“对。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请不起私人律师。” 
　　“强奸犯和猥亵幼女犯呢？” 
　　我皱着眉沉默了一会。“不。” 
　　“打老婆的人？” 
　　“不，决不。”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她受的伤，也使我对她丈夫产生了一点怀疑。她很赞成我对客户的选择。 
　　“刑事案数量很少，”我解释道。“民事讼诉我或许会办得更多一些。” 
　　“替人打官司？” 
　　“对，替人打官司。非刑事的官司。” 
　　“离婚官司？” 
　　“我不太情愿接这种案子。离婚案太叫人不愉快。” 
　　她在努力把我作为谈话的中心，从而可以避免涉及她的过去，特别是目前。这对我倒挺合适。她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向外涌，而我却不愿把这场谈话弄砸。我但愿能一直这样聊下去。 
　　她想了解我在大学时的生活：学习啦，派对啦，各种社团啦，宿舍里的生活啦，考试啦，教授啦，旅行啦。她看过大量电影，对大学生活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在她的心目中，大学4年其美无比；校园古朴幽雅，葱绿的树叶在秋天渐渐发黄变红；穿着运动衫的大学生们，在为校橄榄球队喝彩鼓劲加油；学生们结下的友谊将终生常绿常青。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尽管在离开故乡偏僻小镇之后立足未稳，却有着美好的梦想。她讲话语法正确无误，词汇量比我还大。她不太情愿地向我承认，她本来会以第一或第二名高中毕业，假如不是和克利夫·赖考先生发生了那段年轻人的罗曼司。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讲完了我那辉煌的4年大学生活。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为了能念完大学，我每周打工40小时外送比萨饼，当然是只字不提。 
　　她也想了解我的事务所。我正在对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的形象，进行面目全非的重塑过程中，隔着两张桌子放着的大哥大突然响起了铃声。我告诉她这是事务所打来找我的电话，请她原谅，然后便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是布鲁索。他在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已经喝得半醉。我正坐在现在坐的地方，而他们却在一边饮酒一边就电视上广播的东西打赌，这使他们十分快活。从大哥大里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使我觉得在尤吉酒家仿佛正在发生一场暴乱。“鱼钩得怎么样？”布鲁索对着大哥大高声喊着。 
　　我满面微笑望着凯莉，这一个电话显然给了她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尽量压低嗓门告诉布鲁索：就在此时此刻，我正和一位潜在的委托人谈话。布鲁索听后一阵狂笑，把电话交给了醉得更加厉害的普林斯。普林斯讲了一个绝对无法令人发笑的笑话，与一位律师追赶救护车多少有点关系。接着他又来了一通我早就跟你这么说过之类的演说，大讲特讲我跟布鲁索干的好处：布鲁索可以教给我的律师业务知识，比50名教授加起来还要多。这番话占了不少时间，他还没有讲完，凯莉的那个年迈的志愿者，已经准时到达，准备把她送回病室。 
　　我赶紧向她的桌子跨了几步，一手捂住大哥大，一边对她说：“遇见你我非常愉快。” 
　　她微笑着说：“谢谢你的饮料，还有谈话。” 
　　“明儿晚上呢？”我问。普林斯还在我耳边大声喊叫。 
　　“也许吧。”她意味深长地对我挤了挤眼睛，我的膝盖发软。 
　　很明显，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年侍从在附近已经呆了很久，足以发现骗子或者别的什么坏人。他朝我皱皱眉，飞快地把她推出餐厅。但是，她一定还会回来的。 
　　我按了按大哥大上的一个按钮，没等普林斯把话说完就切断了电话。他们如果再打过来，我也不会回答。如果他们事后记起这件事，我就把责任推给索尼公司。不过他们能否记起，我对此极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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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戴克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与匿名的鼹鼠压低嗓门通话来搜集肮脏的情报，他尤为乐意。我把与凯莉和克利夫·赖考有关的寥寥几条信息告诉他还不到一小时，他就洋洋得意地咧着嘴溜进我的办公室。 
　　他向我朗读着他的笔记。“凯莉·赖考由于受到多种创伤于3夫前，我必须补充一下：在午夜，被送进圣彼得医院。此前，身份不明之邻居曾向警方报告，该女士家中发生相当激烈之争吵，并请警方派员速至其居所。警察发现此女遭受过严重殴打，正躺在室内一张沙发上。克利夫·赖考显然已经喝醉，情绪烦躁万分，最初甚至企图请警察品尝其妻已经饱尝过的美味。他挥动一根铝质棒球棍，此棍显然是他选用的凶器，但很快即被制服、拘留，并以袭击罪被警方带走。她则由救护车送至医院。她向警方做了简短陈述，大意为：他在棒球赛后酒醉归家，与其妻发生无谓争论，相互扭打并以其胜利告终。据其妻叙称，克利夫以棒球棍猛击其脚踝两次，并拳击其面部两次。” 
　　昨夜我通宵失眠，一直想着凯莉·赖考，想着她那栗色的眼睛和被太阳晒得微黑的大腿。此刻，她遭受野蛮毒打的情景，更令我无比恶心。戴克正注视着我的反应，我只好装作不动声色。“她的手腕上绑着绷带呢。”我说。戴克随即自豪地翻开了笔记。他还有另一个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份报告，深藏在孟菲斯消防署急救处的案卷中。“这是对手腕的概述。在袭击过程中某一时刻，他将其双腕按在地板上，企图强行与其交欢。可能由于饮酒过多，他的心情显然并非如其所想。警察发现她时，她全身赤裸，仅以一条毛毯遮掩。由于踝关节破裂，她无法跑开。” 
　　“他怎么样啦？” 
　　“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由其家人保释出狱。一星期内将出庭受审，但啥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 
　　“她多半会撤消指控。他们亲个嘴，又会和好如初。她会保持缄默，直到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8个月以前，警方就曾接到同样的报警，同样的毒打，一切都相同，唯一的区别是：那一次她的运气好一点，只有几个地方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棒球棍显然不在他手边。警察把他们分开，当场把他们教训了几句，他们亲亲嘴，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们毕竟只是大孩子嘛，对吧，刚刚结婚的一对小情人。后来，也就是3个月以前，棒球棍投入了战斗，她肋骨断了几根，在圣彼得医院呆了一星期。这件事交给了孟菲斯警察局家庭暴力科，他们强烈要求从严惩处。可是她爱那家伙，拒绝提供对他不利的证词。只好一切作罢。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 
　　要理解这件事，需要一点时间。我曾怀疑过她家里可能有什么麻烦，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恐怖。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一根铝质的棒球棍毒打自己的妻子？克利夫·赖考面对这样美丽的面庞，怎么会下得了如此毒手？ 
　　“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戴克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没啦。不过，你可别跟她搞得太热呼喔。” 
　　“谢谢，”我说。我觉得身体虚弱，头昏眼花。“谢谢。” 
　　他站了起来。“不客气。” 
　　布克为律师资格考试所花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这当然不足为怪。但他却因此很为我担心，这就是他的为人。今天下午，他准备在香克尔事务所会议室，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复习。 
　　我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午准12时赶到了会议室。事务所的办公室都是一式的现代装潢，里面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这家事务所最古怪之处是，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黑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到过许多事务所，我记得只见过一个黑人秘书，却没有见过一位黑人律师。而在这里，你却看不见一张白人面孔。 
　　布克陪着我在事务所里匆匆兜了一圈。尽管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依然在快步疾走，文字处理机、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机的声音响成一团。再加上嘈杂的说话声，门厅里喧喧嚷嚷的。秘书们正坐在办公桌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而她们的办公桌上都千篇一律地堆满了一摞摞待处理的文书。律师和律师帮办们都彬彬有礼，但都忙得不能和你攀谈。事务所对每一成员的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男人必须穿黑西装白衬衫，女士必须穿单色的套裙。谁都不准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不准穿短裤。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J．利曼·斯通事务所里的一连串镜头。这两家事务所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赶紧把镜头切断。 
　　布克告诉我说，马尔文·香克尔管理十分严格。他穿着讲究，精通业务，遵守时间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程度。而且他对合伙人及下属员工的要求，也不亚于他自己。 
　　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我无心学习。今天已经学得够多的啦。但布克此刻仍呆在办公室里，为资格考试刻苦复习。这是让我学习的唯一动力。 
　　几分钟后，那对情人突然离开餐厅。她泪水涟涟，而他却是表情冷漠，无动于衷。我走过去，坐在我那张桌旁我的椅子上，摊开笔记试图开始学习。同时，我也在等待。 
　　10点过几分，凯莉来了。但今天为她推轮椅的却换了一个人。她冷冰冰地向我瞟了一眼，朝房间中央的桌子指了指。他把轮椅推到了那里。我望着他，他望着我。 
　　我想这是克利夫。他和我差不多高，6英尺1英寸左右，但身体十分结实，而且已经开始长出一个啤酒肚。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一件T恤衫紧紧绷在身上，像是专门为炫耀那双有力的手臂。紧身牛仔裤。棕色的鬈发太长，略显过时。手臂长满毛，脸上长满须，他属于八年级就开始刮脸的那一类。 
　　他长着淡绿色的眼睛，面孔英俊，但看上去要比19岁大得多。他绕过被他用棒球棍击断的那只脚踝，走向柜台买饮料。她知道我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便小心翼翼地打量周围的情况，最后朝我飞快地挤了挤眼睛。我差点儿洒了手上的咖啡。 
　　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可猜出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威胁，道歉，请求，进一步威胁。此刻他们双方都板着脸，显得很不愉快，默默地吸着饮料，虽然偶尔也说一句半句话，但在旁观者眼中，却像两个少年情侣，在噘着嘴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约会。一方说了很短的一句话，另一方则做出更短的回答。两人的眼睛都死盯着地板或墙壁，非绝对必要，目光决不落到对方身上。我用一本书遮住面孔。 
　　她为轮椅选定的位置，使她可以望着我而不被人发现。而她的背却几乎对着我。他不时回头东张西望，但他的一举一动早已像电报一样传到我的身边，他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落到我头上，我已经在抓着头发，目不斜视地盯著书本了。 
　　在几乎是完全沉默的状态中过了10分钟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引起了他异常激烈的反应。可惜我没听见。他突然摇着拳头，对她低声怒吼。她把他顶了回去。声音越来越高，我迅速发现，他们在讨论她是否要出庭作证，对他提出指控。似乎她尚未下定决心。似乎这确实让克利夫烦躁不安，因而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南方乡村的红脖子，这当然不足为奇。她在叫他不要吼，他环顾四周，稍稍降低了点儿声音。他说什么我听不见。 
　　在挑起他的怒火之后，她又使他安静了下来，尽管他仍旧很不愉快。他生着闷气；有好一会儿，相互不理不睬。 
　　后来，她又重演了一遍。她叽叽咕咕地说了点儿什么，他的背立刻僵直，两手发抖，喷出满口的脏话。他们吵了一会，她闭了嘴，把他晾在一边。克利夫可不吃这一套，他的骂声变得更高。她叫他住口，别忘了这是公共场所。可他吼得更响，威胁说假如她不撤消指控，他就要对她如何如何不客气，他也许要下大牢，如此等等。 
　　她又回敬了一句，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但他突然用手使劲一挥，把他的那只聚苯乙烯塑料杯摔到地上。汽水飞洒过半个房间；碳酸泡沫洒落在地板和别的桌子上。汽水弄湿了她的衣服。她吓得喘着粗气，闭上眼睛，开始哭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噔噔地走了出去。 
　　我本能地跳起来，但她立即朝我摇摇头。我重又坐下。收银员一直注视着这一场景，这时拿着一块擦手毛巾走过来给了凯莉。凯莉擦掉了脸上和臂上的可乐。 
　　“我很抱歉。”她对收银员说。 
　　她的长袍已经湿透。她用力抑制住向外涌的泪水，擦着腿上封的石膏和大腿。我在她的近旁，可是却束手无策。我想，她是怕他可能回来，发现我们在交谈。 
　　医院里有许多地方，可以让人坐在那里喝杯可乐或咖啡。她之所以把他带到这个餐厅，是因为想让我看看他。我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撩拨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的脾气。 
　　她有条不紊地擦着脸和手臂，一边望着我，和我四目相对了很久很久。泪水沿着面颊往下流．她轻轻揩拭，她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女性的本领．看上去并不像是想哭，但眼泪照样一串一串向下流。她没有呜呜咽咽，也没有放声嚎啕。嘴唇没有颤动，手也没有发抖。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用火辣辣的的眼睛凝视着我，一边用白色的毛巾轻轻擦拭着自己的皮肤。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但我已经忘记了时间。一个跛腿的工友，进来用拖把拖干了周围的地板。3位护士大声谈着笑着冲了进来，但一看见她，立即就变得鸦雀无声。她们瞪着眼睛，咬咬耳朵，不时朝我瞟一眼。 
　　他已经走了很久，估计不会再回来。而应该像绅士一样行事的想法，又令我兴奋不已。几位护士离去后，凯莉用无名指朝我勾了句，这是叫我过去的信号。 
　　“我很抱歉。”她向蹲在身边的我说。 
　　“没有关系。” 
　　接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送我回房间去好吗？” 
　　假如换一个背景，这句话可能会产生意味深长的结果。一瞬间，我的思绪飘向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海滩，在那里，两个年轻的恋人，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尝一尝那颗禁果。 
　　她在这儿的房间，当然是个半私用的立方体，许多人都可以进进出出，连律师也可长驱直入。 
　　我轻手轻脚地推着凯莉和她的轮椅，绕过一张张餐桌，踏进走廊。“五楼，”她转过头对我说。我不慌不忙往前走。我为自己如此富有骑士精神而自豪。我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往前走时，男人们两次向她行注目礼，这也使我十分得意。 
　　我们在电梯里单独一起呆了几秒钟。我在她身边跪下。“你没事吧？” 
　　她的眼睛仍泪水汪汪的有点红，但她已控制住感情，不再哭泣。她连忙点头说：“谢谢。”接着，她又抓起我的手，紧紧握住。“非常感谢。” 
　　电梯颠了一下停住了。一位大夫跨了进来，她马上放开我的手。我站在轮椅背后，像一个忠诚而又贴心的丈夫。我想再次握住她的手。 
　　五楼墙上的挂钟，指针即将指向11时。除了有几个护士和工友偶尔走过，走廊里寂静无声。护士办公室的一名护士，在我们从门前走过时，朝我仔细看了两次。赖考太太离开病房时，推轮椅的是一个男人；现在回来却换了另一个男人。 
　　我们向左转了一个弯，她用手指指一扇门。我又惊又喜地发现，她住的原来是个有独用的窗户和浴室的私用套问。房间里灯光明亮。 
　　我不知道她究竟能否活动，反正此刻她是一步也迈不动。“你要帮帮我，”她说。而且她只这么说了一次。话音刚落，我已经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来俯在她上边。她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她向我身上又是挤又是贴，用的力气远远超出实际需要，但我毫无怨言。她穿的长袍上可乐的痕迹斑斑点点，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她贴着我，温暖而又舒适。我很快就发现，她没有带胸罩。我把她抱得更紧。 
　　我轻轻把她从轮椅上抱起。完成这任务我一点也不觉得费力，因为连同上的石膏和所有的一切，她也不会超过110磅。我抱着她向床边走。心里真巴不得这短短的路程永没有尽头。她那条受了伤的腿让我手忙脚乱了一阵，在将她身体做了一番必要的调整之后，我才很慢很轻地把她放在床上。我们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对方；两人的面孔刚分开几英寸，方才盯了我两眼的那位护士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橡胶鞋底在瓷砖地板上吱嘎吱嘎作响。 
　　“出了什么事？”她指着斑斑点点的长袍大声问道。 
　　我们的身体仍处于彻底分开的过程之中，似分非分，似合非合。“哦，这个呀。出了个小事故。”凯莉答道。 
　　护士一直不停地走动。她推开电视机下的抽屉，取出一件折好的长袍。“喂，你把它换上。”她把它朝床上一丢。“你还要洗个澡，用海绵好好擦擦。”她停了一下，又用头朝我一指。“叫他帮你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马上就要晕过去。 
　　“我自己可以洗。”凯莉说着把长袍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探视的时间过了，亲爱的，”护士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别太开放啦。”她吱嘎吱嘎地走了。我关好门，回到她的床边。我们四目相对。 
　　“海绵在哪儿？”我问。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她在笑的时候，嘴角上方形成了两个大酒窝。 
　　“坐在这里，”她拍拍床边说。我两脚悬空，坐在她的身边。我们谁也不碰谁。她拉过一条白床单，一直盖到腋窝，仿佛是要盖住可乐留下的那些斑点。 
　　我对目前的状况相当清醒，一个遭受丈夫毒打折磨的妻子，仍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除非她离了婚。或者，除非她宰了那个混蛋。 
　　“那么，你对克利夫有什么看法呀？” 
　　“你是故意让我见到他的，对吗？” 
　　“大概是吧。” 
　　“他该枪毙。” 
　　“耍点小脾气就枪毙，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我眼睛望着别处，没有立即回答。我已经决定，不跟她玩什么游戏。我们既然是在谈心，就应该以诚相见。 
　　我干吗要呆在这儿呢？ 
　　“不，凯莉。这并不严厉。无论什么人，只要是用铝棍打妻子，都该枪毙。”我说话的当儿，一直注意观察她。她没有向后缩。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从文件上了解到的。警察的报告啦，救护车报告啦，医院的记录啦。你还要等多久？他以后还会用那根棒打你的头呢！那样的话你会死在他手上的，真的！只要朝脑袋上打几下……” 
　　“别说啦！别告诉我那会是什么味道。”她眼睛望着墙壁。等她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时候，泪水又在开始往外流。“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你告诉我嘛。” 
　　“我如果想谈这件事，我自己会提出来的。你没有权利到处打听我的隐私嘛。” 
　　“起诉离婚。我明天就把文书带来。现在就起诉，乘你还躺在医院，医治被他刚刚打伤的身体。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不出3个月，你就会是一个自由的妇女啦。” 
　　她摇着头，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我也许是。 
　　“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可是结局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不甩掉这个混蛋，不出一个月，你可能就会死在他手上。我这里有3个支持被虐待妇女组织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虐待？” 
　　“对，虐待。你受到他的虐待，凯莉，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脚踝上那根钢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你受到虐待吗？你脸上那个发紫的肿块，就是你丈夫毒打你的铁证。你能得到人们的帮助。起诉离婚，寻求别人的帮助吧！” 
　　她沉思了一会。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离婚离不了的。我已经试过了。” 
　　“什么时候？” 
　　“几个月以前。你不知道？我可以肯定，法院里一定有这件事的记录。你查文件怎么没有查到呢？” 
　　“结果怎么没离？” 
　　“我把离婚起诉撤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他说他爱我。” 
　　“那是非常明显的啰。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有没有父亲或兄弟？”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我的女儿经常挨她丈夫的揍，我就要扭断他的脖子。” 
　　“我父亲并不知道。我怀了孕，爸爸妈妈到今天还生气呢。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从克利夫跨进我家门槛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看不起他。出了这件丢人的事以后，他们更是谁都不理我。我从家里跑出来以后，还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呢。” 
　　“没有兄弟？” 
　　“没有。没有人保护我，一直到最近。” 
　　这句话令我震动，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了它的含义。“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我说。“但是你必须起诉离婚。” 
　　她用手指抹去泪水，我递给她一张桌上的纸巾。“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他会杀死我的。他一直对我这样说。几个月以前我提出离婚起诉的时候，找了一个混蛋律师。我是在黄页广告或者类似的地方找到他的，因为我想律师反正都是一个样儿，随便找一个就成。没想到他派人在克利夫上班的时候，当着一帮和他一起饮酒作乐打棒球的铁哥们的面，把离婚文书交给了他。克利夫当然觉得受了天大的侮辱。那是我第一次被送到医院。我在一个星期后撤回了离婚起诉，可他还一直在威胁我。他会杀死我的。” 
　　从她的眼睛里，可以清楚看到她内心的恐惧和恐怖。 
　　这时我突然听到讲话的声音。那个护士又来啦。 
　　“时间到啦，”她说，“已经快11点半了。这里又不是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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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坐在办公室里复习迎考。除了复习，我没有别的事可干。我现在还不是律师，而且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以前，一直都不是律师，因而不能干别的什么事。 
　　我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两手托着后脑，眼睛半开半闭地望着一团烟雾，正在沉思默想的当儿，门突然被人使劲推开，接着布鲁索便冲了进来。“你在干什么？”他高声吼道。 
　　“学习呀。”我收回手和脚，坐得规规矩矩地说。 
　　“还以为你只在下午学习呢。”现在是10时30分。他在我办公桌前大步走来走去。 
　　“嗳，布鲁索。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下周三就要考试。我真是紧张极啦。” 
　　“那你去医院看书嘛，还可以抓个把案子来。我已经3天没有看到一桩新案子啦！” 
　　“既要念书，同时又要钓鱼，这可真难办。” 
　　“戴克不是办到了？” 
　　“是呀，戴克是个永恒的学者嘛。” 
　　“刚接到列奥·F．德拉蒙德一个电话。你对此人还有印象吗？” 
　　“没有。应该有吗？” 
　　“他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顶呱呱的法庭辩护律师，对各种各样商业诉讼，无一不精无一不能。打败的官司极少。真正的好律师。大事务所。” 
　　“我对特伦特与布伦特还是有所了解的。” 
　　“那好。你对他们马上就会了解得更多啦。他们是大利公司的代理。德拉蒙德是首席法律顾问。” 
　　我猜想，在孟菲斯代表保险公司的律师事务所，至少也有100家，而保险公司则有1000家。为什么我最恨的那家大利保险公司，恰恰会选中我在生活中每天都诅咒的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做代理呢？ 
　　奇怪的是，我相当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我实际上并不惊讶。 
　　我突然意识到，布鲁索为什么要大步走来走去，为什么讲话如此之快了。他在担心。由于我的缘故，他向一家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件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的诉讼，而代表这家保险公司的律师，已经向他发出威胁。这真有趣。我从来没有想到，布鲁索会怕什么人。 
　　“他说什么？” 
　　“问声好，打个招呼而已。他说这个案子已经提交哈维·黑尔。哈维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30年以前在耶鲁念法学院他们俩住同一个寝室。你恐怕还不知道，我可以顺便告诉你，这家伙过去还是个超一流的保险辩护律师。后来得了心脏病，才听了医生的意见改了行，设法坐上了法官的交椅。赔偿金额低于1万美元，这样的裁决既公正又公平，辩护律师的这种观念他是决不会加以动摇的。” 
　　“很遗憾问了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对手不仅有列奥·F．德拉蒙德和他那个不容低估的工作班子，还有支持他们的一位法官。你的担子轻不了啦。” 
　　“我？那么你呢？” 
　　“噢，我当然不会不管。可是案子是你的，工作还得你来干。对方会把你泡在文书里淹死的。”他走到门口。“记住，他们可是按小时收费的。他们搞的文件越多，收的律师费也越多。”他朝我哈哈笑了两声，随手砰的一声带上门。我不久就要受到大事务所里那些家伙的折磨，这似乎让他很开心。 
　　我被他抛弃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有100多个律师呢，我突然感到势孤力单。 
　　戴克和我在特鲁蒂的饭店里喝着一碗汤。正在这里吃中饭的顾客人数不多，而且是清一色的蓝领。饭店里弥漫着油脂、汗水和炸肉的气息。戴克喜欢到这里吃午饭，因为他曾经在这儿搞到了几个案子，主要是现场工伤案。有件案子赔偿了3万美元，他得了25％的三分之一，亦即2500美元。 
　　这一带有几家酒吧他也常常光顾，他边喝边低声说。他在这些地方不打领带，尽量打扮得像个蓝领，喝杯汽水。工人们在劳动以后到这些地方加点油，他就呆在一边听他们谈天。他喜欢把这些酒吧叫做牧场，他很可能会告诉我这些良好的牧场在什么地方。如何追踪案件，如何拉到客户，戴克随时随地总能拿出一两个好主意。 
　　而且，是的，他甚至还去过几次皮肉交易俱乐部，当然仅仅是为了去拉几个客户。你只要到处不停地转悠就成，他这样说过不止一次。他喜欢密西西比南部的那些赌场，而且他的看法极富远见：光顾那儿的都是些穷人，赌的只是几个零比钱．不上档次。但那儿可能会有机会。犯罪率会上升。更多的人参加赌博，离婚和破产的案件必然会随之增加。人们一定会需要律师。那儿隐伏着大量的令人痛苦的事，而他发现了这一点。他可真有先见之明。 
　　他将使我忙得马不停蹄。 
　　我在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里又吃了一顿美餐。这家餐厅又叫纱布餐厅，我曾亲耳听见几个病人这样称呼它。吃的是塑料碗装的意大利面条色拉。我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看钟。 
　　10点整，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先生走进餐厅，不过这一次却只有他独自一人。他站住脚，东张张西望望，终于看见了我，便迎面向我走来。他铁板着脸，对于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显然不是那么开心。 
　　“你是贝勒先生吗？”他有礼貌地问。他手上拿着一只信封。在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以后，他把信封放在桌子上。“这是赖考太太给你的。”说完，他朝我微微弯了弯腰，转身就走。 
　　白色的信封上没有写字。我拆开信封，取出一张留有空白的祝愿卡。空白处写着： 
　　 
　　亲爱的鲁迪： 
　　大夫子今晨让我出院，我现在已回到家中。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请为我们祈祷。你真是个好人。 

　　卡上有她的签名，还有一个“又及”；“请别打电话，也别写信。那样只会引起麻烦。再次谢谢你。” 
　　她知道我会在这里忠实地等待她！在过去的24小时中，浸透了情欲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可能会出院。我还以为我们今晚定会在此重聚！ 
　　我漫无目的地沿着没有尽头的走廊向前走去，竭力让自己紊乱的思绪集中起来。我一定要再见到她。她需要我。因为除了我，再也没有谁会给她帮助。 
　　在一个投币电话处，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克利夫·赖考的号码。我拨通了电话，从耳机里传来一个录好的声音：这个号码的线路已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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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三上午，我们一早赶到一家旅馆的大厅，接着就被迅速有序地领进一间比足球场还要大的舞厅。我们事先已经报名登记，交过考试费。有人在紧张地低声交谈，但却没有过多的寒暄。大家全都怕得要死。 
　　在这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200多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孟菲斯州大上个月的毕业生。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敌人。布克坐的地方离我很远，我们事前已商定不要坐一起。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和S．托德的位置，在房间另一头一个角落里。他们上个星期六结的婚。这样过蜜月，真有意思！他相貌英俊，穿着齐整而刻板，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气。我希望这个家伙在这次考试中中枪落马，莎拉也不能过关。 
　　我觉得这里有一种竞争的气氛，很像刚刚踏进法学院的头几个星期，那时候大伙儿都对别人最初取得的成绩关心得要命。我朝几个熟人点点头，心里却巴不得他们个个都名落孙山，因为他们也正在心里预祝我这次考试完蛋。这就是律师这一行当的天性。 
　　我们大家在相互隔开一段距离的折叠桌前坐定以后，聆听了10分钟的考试注意事项。接着，考试于准8点正式开始。 
　　考试的第一部分是《诸州法》，一长串绕人的多项选择题，囊括了对联邦诸州全都适用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我一点儿也拿不准答得是错还是对。上午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逝去，中午我和布克在旅馆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自助餐，对于考试一个字儿也没有提。 
　　晚上，我和包娣小姐一起在园子里吃了火鸡三明治。9点不到，我就上床休息。 
　　星期五下午5点，考试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我们全都筋疲力尽，懒得庆祝。他们收了我们的最后一份考卷，告诉我们可以开路。有人提出到某个地方去喝杯冷饮，以纪念过去在一起度过的岁月，于是我们6人到尤古酒家喝了几杯。普林斯今夜不在店中，布鲁索也同样不见踪影。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我不愿意我的这位老板和我一起在朋友们面前出现。他们会对我们的业务提出一大堆问题的。给我一年时间，我的工作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在法学院念完第一学期时，我们就已经明白，对考试的情况最好不进行任何讨论。考试结束后如果和别人对答案，你会为答错的东西痛苦伤心。 
　　我们吃着比萨饼，喝了几杯啤酒，大家都很疲倦，谁也没有力气寻衅闹事。在回家的路上，布克说几天考试下来，他像生了一场病。他认为他这次肯定是考砸了。 
　　我睡了足足12小时。我已经答应包娣小姐，今天一定在园子里干活，假如不下雨的话。而在我最后终于醒来时，房间里已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天气炎热潮湿，是典型的孟菲斯7月的天气。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把眼睛、想象力和记忆力毫不怜惜地连续使用了3天后，干点脏活出点儿汗，我倒是挺乐意。我悄悄溜到门外。20分钟后，我的破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布莱克家的车道上。 
　　唐尼·雷在前面的门廊上等着我。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黑色短袜，白色T恤衫。头上带的棒球帽，虽然是普通尺寸，但罩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却显得太大。他拄着一根手杖，但走路时要想不跌跤仍旧需要有人扶。多特和我扶着他走过狭窄的走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我的汽车，让他在前排坐稳。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家门，到外面去逗留几小时，多特对我说，她对此大有如释重负之感。现在她身边就只剩下巴迪和几只猫啦。 
　　我开着车在市区穿行。唐尼·雷将手杖夹在两腿之间，顶着下巴躬身坐着。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就很少开口。 
　　他在3年前19岁时高中毕业，比他的孪生兄弟隆尼毕业晚一年。他没有进过一天大学。有2年时间，他在一家方便店当营业员；后来这家店遭了抢，他也就辞职回了家。他就业的经历很短，从未离家一步，而且根据我目前已经研究过的记录，他赚的钱从未高出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 
　　隆尼和他却不同。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他目前已是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也没有结婚，而且很少回孟菲斯。兄弟俩感情一直都不那么亲密，据多特说，唐尼·雷成天呆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做航模；而隆尼却骑着自行车在外边逛，还参加过由一帮12岁的男孩子组成的街头团伙。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多特向我保证道。起诉书里有足够的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隆尼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唐尼·雷做移植手术。 
　　我们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小车颠簸前行。他直视着前方，压得很低的帽檐儿盖住了前额，只有我跟他讲话时才应答一两声。我把车停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向他解释位于市区这一僻静地带的这座颇为气派的古宅，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看不出这一解释有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想大概未必。我扶着他绕过覆盖土料堆，走到后院一个有树荫的阴凉地休息。 
　　包娣小姐知道我要带他来，早就准备好新鲜的柠檬汽水，在焦急地等待。在我作了介绍之后，她立马夺取了主动权。甜饼干？果仁巧克力蛋糕？看书？她把他坐的凳子垫上枕头，一直兴高采烈围着他忙忙碌碌，唧唧喳喳不停。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告诉她，我认识唐尼·雷的父母是在柏树花园，因而她对他觉得分外亲近。他是她那一伙里的一员。 
　　唐尼·雷坐在阴凉处，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不必担心他那死白的皮肤上会起水泡。一等他坐定以后，包娣小姐立刻宣布劳动开始。她装模作样地走走停停，抓抓头皮，仿佛是在沉思。最后才把目光慢慢落到那堆覆盖土料上。她下了几道对唐尼·雷有利的命令，我立即投入劳动之中。 
　　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我心情愉快，毫无痛苦之感。在开头的一小时里，包娣小姐一直在叽叽咕咕地埋怨天气过于潮湿，后来干脆跑到院子四周的花丛里闲逛，那里比较凉爽。我听见她在喋喋不休地和唐尼·雷闲聊，唐尼·雷很少开口，只是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我在推车的途中，有一次看见他们在下跳棋，另一次看见她舒舒服服地坐在他身边，向他讲述一本书中的照片。 
　　有许多次，我曾想问问包娣小姐，是否对帮助唐尼·雷感兴趣。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一定会开张支票给他做移植手术，如果她真有那么多钱。但我始终没有开口。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做移植手术，已经太晚。其次，如果她并没有钱，这会使她感到丢脸。她已经非常怀疑我想染指她的钱了，我怎么能再增加她的猜疑？ 
　　在他确诊患了急性白血病后，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想通过募集捐款，为他筹措治疗经费。多特组织了几个朋友，把唐尼·雷的面部照片，放在北孟菲斯所有咖啡厅和方便店的牛奶纸盒上。没有捐到几个钱，她说。他们又租了当地友爱互助会的一间小房子，开了一个大型派对，甚至还特地请了当地一位乡村音乐播音员前来放唱片。参加派对的人们一边吃着鲶鱼，一边听着蓝草音乐①，热闹倒是挺热闹，可这次活动却赔了28美元。 
　　 
　　①蓝草音乐：美国南部的传统乡村音乐。常用弦乐器演奏。 

　　他做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化了4000美元。圣彼得医院免了他们三分之二，他们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才勉强付清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可是仅仅过了5个月，那白血病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 
　　我在推车、铲土、汗流浃背地从事体力劳动的整个过程中，脑力劳动也在紧张进行。我憎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尽管这不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一旦我与延利·布里特之间的战争爆发，我将需要巨大的热情支持自己，来进行这场其正义性我毫不怀疑的艰苦斗争。 
　　午饭让我吃得又惊又喜。包娣小姐煮了鸡汤。尽管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鸡汤并非我最想吃的东西，但不再吃火鸡三明治，换换口味仍旧值得欢迎。唐尼·雷喝了半碗，便说需要小睡片刻。他想尝尝那张帆布吊床的味道。我们扶着他走过草地，帮他在吊床上躺下。虽然气温在90华氏度以上，他却要我们替他盖上一床毛毯。 
　　我和包娣小姐坐在树荫下，喝着柠檬汽水。我跟她讲了一点状告大利公司的事。她问了几个与资格考试有关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就摇摇晃晃走进屋。 
　　她回来时，给了我一封由亚特兰大律师寄来的信。我一眼就认出信封上那个事务所的名字。 
　　“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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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位于市中心区的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是一座12层的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司法大楼，里面有许许多多个法庭和供行政官员及办事人员使用的办公室。地区检察官和县司法行政长官也在这儿办公。大楼里甚至还有一个监狱。 
　　刑庭有10个分庭，10位法官在各自的庭上审理各自的案件。大楼中间的几层，塞满了律师、警察、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这不啻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但戴克在此却是熟门熟路。他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他指着4分庭的门对我说，1小时后咱们在那里碰头。我走进那双扇门，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落了座。地上铺着地板，室内的装饰现代化得令人抑郁。前排坐满了律师，数目与蚂蚁差不多。右侧是个候审室，十几个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被捕者，正在里面等候法官初次提审。一位公诉人拿着一摞案卷，从他们中间匆匆穿过，走向他手头案子中的被告。 
　　在前面第二排我看见了克利夫·赖考。他和他的律师挤坐在一起，正在看着一份文书。他的妻子没有在庭上露面。 
　　法官从后面走了出来，众人随之起立。几件官司迅速处理完毕。保释金有的获准降低，有的则提也未提。就下次开庭的日期，双方取得了一致。律师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磋商几分钟，然后朝法官大人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与他一阵耳语。 
　　传唤克利夫的声音刚落，他便摇摇摆摆走向面对法官的被告席。他的律师手捧案卷坐在他的身边。公诉人对法庭宣布道，由于缺少证据，对克利夫·赖考的指控已被撤回。 
　　“受害人何在？”法官打断他的话问道。 
　　“她决定不出庭。”公诉人答。 
　　“是何原因？”法官问。 
　　因为她坐在轮椅里，我直想大声这样喊。 
　　公诉人耸耸肩，仿佛是说：她不知道，而且她也并不太想知道。克利夫的律师也耸了耸肩，仿佛是说：那位年轻的女士居然不来展览展览伤疤，他觉得非常奇怪。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法官瞪着克利夫说。“你为何不与她离婚，难道你想揍死她？” 
　　“我们正在想法子补救呢，大人。”克利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非常熟练地说。 
　　“那就快一点！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指控，我可饶不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大人。”克利夫说，似乎因为再次打扰法官，而感到万分抱歉。有关的文书交到了庭上，法官摇着头在上面签了字，对克利夫的指控便宣告撤消。 
　　受害人又一次没有出庭陈述。她呆在家中，脚踝断裂，但这不是她没有出庭的根本原因。她没有露面，是因为她不愿再次遭受毒打。她撤回了指控，我不知道她将为此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克利夫和律师拉了拉手，大摇大摆地沿着中间的过道，从我旁边走过，跨出了法庭。他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她孤立无援。 
　　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刻坐着一批身穿橘黄色连衫裤手上带着铐子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毒品贩子。连把这些恶棍一个一个地筛一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法庭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哪里还能指望它关心一个遭受丈夫折磨的妇女的合法权利？ 
　　我上周参加资格考试时，戴克打了几个电话，摸清了赖考夫妇新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们不久前搬进了孟菲斯东南部的一家大公寓。一居室，400美元一个月，克利夫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离我们事务所不远，是一个不雇用工会会员的货运终点站。戴克估计克利夫计时工资大概是7美元。他请的律师也是大路货，是这个城市成百万芸芸众生里普通的一员。 
　　我已经和戴克谈过凯莉的事。他说他认为让他了解实情十分重要。因为，假如有一天克利夫用短枪让我的脑袋开花，他，戴克，就可以出面说明真情实况。 
　　戴克还劝我忘了她。她算得了什么？一个麻烦的包袱而已。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字条，叫我立刻去见布鲁索。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张尺寸过大的公事桌后面，正在接电话。接的是右边的那一部，他左边还放着另一部。他另外还有3部手提电话。一部在车上，一部放在公事包里，还有就是给我用的那部大哥大，他这样就可以随时找到我。 
　　他示意我坐下。仿佛是在和一个疯子通话，他不停地转动着那两只发红的黑眼睛，一边嘟嘟哝哝地对着话筒向对方做出肯定的反应。几条鲨鱼有的在睡觉，有的躲在石头后面。鱼缸中的水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水在汩汩地向外流。 
　　戴克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我，布鲁索这个事务所，每年为他赚的钱，大约在30至50万之问。看着他这间凌乱不堪的办公室，戴克的这一估计，我简直难以置信。他手下有4位律师（现在又多了一个我），在到处搜索，连蒙带骗地为他拉来伤害案。光一个戴克，去年就弄来了5个案子，为他轻而易举地赚了15万。他承办大量的贩毒案，在毒品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得毒品贩子们的赞许和信任。但是，据戴克说，布鲁索的主要收入却是来自他的投资。他早已在孟菲斯和纳什维尔的脱衣舞行业中插了一脚。至于插足究竟多深多浅，那是无人知晓的，但联邦政府肯定正在不遗余力地想弄个水落石出。脱衣舞行业奉行的是现金交易，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进账。 
　　布鲁索离过3次婚，我们在特鲁蒂饭馆吃着油腻腻的三明治时，戴克报告说。有3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这当然不足为奇。布鲁索喜欢年轻的脱衣舞女，饮酒总是过量，赌博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无论他那粗粗的手指为他抓来多少现钞，他永远也不会嫌钞票太多。 
　　7年以前，他受到联邦指控，因敲诈勒索而被捕，但政府没有胜诉，一年后便撤消了对他的指控。戴克偷偷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对孟菲斯的黑社会进行调查，他为此十分担心，因为布鲁索·斯通和他的至交普林斯·托马斯的大名在调查中反复出现。戴克还说，布鲁索近来表现有点反常，酒喝得更多，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在事务所里拍桌子打板凳，大叫大吼。 
　　说到电话，戴克确信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事务所的每部电话进行窃听。我的大哥大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他觉得事务所的墙壁里也已经被装了窃听设备。联邦调查局以前就这么干过，他严肃地用权威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而且，在尤吉酒家讲话，也得万分留心！ 
　　昨天下午，戴克告诉我的就是这些让我心境坦然舒舒服服的事。我要能通过资格考试，口袋里有那么点儿钱，我马上拍拍屁股，离开这个好地方。 
　　布鲁索终于挂断了电话，揉了揉疲倦的眼睛。“把这些看一看。”他把一堆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 
　　“是些什么？” 
　　“大利保险公司应战啦！你马上就会尝到大公司的厉害啦。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许许多多律师给你制造许许多多文件。列奥·F．德拉蒙德向大利公司索取的费用，每小时恐怕会高达250美元哪。” 
　　这是大利公司提出的答辩，请求法院对布莱克案不予受理，辩护状长达63页。这一堆文件中还有法院的一份通知：就大利公司的请求，在哈维·黑尔法官阁下面前进行辩论。 
　　布鲁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欢迎你投入战斗。” 
　　我喉咙哽塞，说不出话。要对大利公司的申请提出反驳，决非轻而易举。“印象很深刻。”我干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把规则仔细谈一谈，再对对方的申请做出抗辩。写好你的答辩书。动作要快。这件事没有那么可怕嘛！” 
　　“没有吗？” 
　　“没有，鲁迪，只不过是案头工作而已，你很快就能学会。那些混蛋会提出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要求。人家知道的他们会提，人家不知道的他们也会想出花样来提。而且写的答辩状都是厚厚一大叠。他们还要跑上法庭，要求对他们那可爱的小小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官司是打赢还是打输，他们并不那么关心，只要赚到钱就成。再说，他们这么干还可以使审判推迟。他们手段娴熟，花样百出，反正手续费客户会照付不误。问题只是，他们这么干会把你拖得筋疲力尽。” 
　　“我已经很累了。” 
　　“这对你是件苦差，对他们却是美差。德拉蒙德只要打个响指，说一声‘我要法院驳回’，他手下的3个律师就会一头钻进图书馆，两个律师帮办就直奔计算机，从上面调出以前的答辩状。啪！他们三下五除二，立马就搞出一份厚厚的答辩书，而且是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然后德拉蒙德就接过来看几遍，推敲推敲，每小时收费250美元。他或许再找个合伙人把稿子看看。最后他要修改编辑加工了，手下的律师又会钻进图书馆，律师帮办又再打开计算机。这是敲竹杠哪，可大利公司有的是钱，把钞票付给延利·布里特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心疼的。” 
　　我觉得我的对手像一支强大的军队。左右两部电话同时响起，布鲁索一把抓住附近的一部。“忙去吧，”他对我说。接着又对电话耳机说：“喂。” 
　　我双手捧着那一堆文书回到办公室，关好门，开始阅读对方的答辩书。答辩书陈述巧妙，打印清晰。我很快就发现，我在起诉书中说过的每一件事，在这里几乎都有富有说服力的反驳。而且语言丰富，阐述清楚，不像一般答辩书那样充满陈词滥调，确实是一篇精彩的杰作。作者恰到好处地大量引用了权威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立场大为加强。在许多页的底部都有花哨的脚注。答辩书开头甚至还有一张目录表，末尾还附有索引和参考书目。 
　　这份答辩书只有一个不足之处：作者没有准备好一纸命令，让法官签字批准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一切要求。 
　　读过3遍以后，我理清思路开始做笔记。可能会有一两个漏洞供我捣腾。震惊和恐惧慢慢退去，涌上心头的是我对大利公司及其所作所为的无限厌恶。我把袖管高高卷起。 
　　列奥·F．德拉蒙德先生也许是一位天生的打官司的奇才，也许有数不尽的仆从任他随意使唤，但我鲁迪·贝勒没有别的事可干。我聪明。我年轻有力。他想跟我打一场笔仗，行！我奉陪。我一定把他拤死！ 
　　戴克以前曾6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在加州考第3次时，他差点儿就要通过了，但最后一算总分少两分，还是以失败结束。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在田纳西州考的3次，每次的分数都离及格相差一大截。他是否想通过资格考试，我说不准。他为布鲁索拉案子，每年赚4万元，而且不必忍受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这不是说，布鲁索受什么约束），也不必交律师公会会员费，为接受继续教育操心、参加专题讨论会、出庭辩护，或者因没有为公益事务出力而感到内疚。至于开业律师的经常花销，他当然更是不用支付一分一文。 
　　戴克是一条蚂蟥。只要有一位律师的大名供他使用，有个办公室让他可以在里面干活，他就可以开展他的业务。 
　　我们坐在特鲁蒂饭店的一个角落里吃着午餐，店里的顾客多是搬运工。戴克讲话的声音极低，我勉勉强强能够听见。有时候，尤其是在医院的候诊室，他的胆量大得可以让你不快；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却又胆小如鼠。此刻，他正在叽叽咕咕地告诉我一件事。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听清，但还是一边说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随时都会有人袭击他。 
　　“此人过去就在这个事务所干活，名叫大卫·罗依，跟布鲁索非常接近，连钱都在一起数，真是亲热非凡哪。后来罗依出了毛病，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再也不能当律师啦。”戴克用手指抹去了沾在唇上的金枪鱼色拉。“活该！他离开了事务所，走到街对面，开了一家做皮肉交易的夜总会。它失火了，开一家，又烧了。他再开。不久以后，皮肉行业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战。布鲁索很精明，不会卷入漩涡中心，而总是站在它的边缘。你那个朋友普林斯·托马斯也是如此。这场大战打了两三年，时不时会有一具死尸。接着就斗得更凶。由于某种原因，罗依和布鲁索严重不和。去年，联邦调查局盯上了罗依。有谣传说，他就要开口唱歌啦。懂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把头埋得和戴克一样低。谁也不会听见我们的话，但我们弯腰埋头吃饭的姿势，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嗯，昨天，大卫·罗依当着大陪审团的面作了证。他想必是做成了交易啦。” 
　　说完这句关键性的话，戴克挺直了腰板，垂下了眼睑，就像是说其余的事我应该自己去揣摸了。 
　　“哦？”我逼问道，仍然弓着腰。 
　　他皱着眉，警惕地向周围看，然后又把身子弯下来。“他很有可能会告发布鲁索。或许还要告普林斯·托马斯。我甚至还听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消息：有人已经开出价格，要买他的人头呢。” 
　　“暗杀！” 
　　“不错。轻点。” 
　　“谁？”肯定不是我的雇主。 
　　“你放开胆子猜吧。” 
　　“决不会是布鲁索。” 
　　他闭紧嘴巴，扭扭捏捏地朝我笑了笑，没有给我机会欣赏那4颗大板牙。“这也不是头一回啰。”说完就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边慢慢嚼，一边意味深长地朝我点着头。我等他把口中的三明治吞下去。 
　　“那么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我问。 
　　“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后路。” 
　　“你也许不得不动一动。” 
　　“我到这里还没几天呢。”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 
　　“那你呢？”我问。 
　　“我或许也得动一动。” 
　　“其他几个人会怎么样？” 
　　“别替他们操这份心，因为他们决不会替你操心。我是你唯一的朋友。” 
　　他这番话我推敲了好几个小时。他了解的情况比他说的要多得多，只要再在一起吃几顿中饭，我就能让他一点不剩全部倒出来。我强烈地感到，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便在灾难降临时栖身。我已经见过事务所的其他几位律师——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里奇，但他们都十分内向，无话可谈。他们的门总是锁着。戴克不喜欢他们，他们对他的感觉我也只能依靠猜测。我听戴克说，托克塞和里奇是朋友，可能正在筹划不久另立门户。而尼柯拉斯则是一个酒鬼，处境十分困难。 
　　布鲁索可能发生的最糟结局，将是受起诉，遭到逮捕，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一过程至少要一年时间。他仍将可以继续工作，经营他的事务所，我想。在他判罪之前，他们是无法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的。 
　　别紧张，我不断地这样劝慰自己。 
　　而且，万一我被扔到大街上，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已经发生过，我不是照样站得挺挺的没趴下？ 
　　在我驱车往包娣小姐家的方向驶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公园，里面至少有6支棒球队在灯光下进行比赛。 
　　我在一家洗车行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停住，拨了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3次，传来她的声音：“喂。”声音在我全身回响。 
　　“克利夫在吗？”我把声音压低了8度。如果她说一声“在”，我马上挂断电话。 
　　“不在。你是谁呀？” 
　　“鲁迪，”我用正常的声音说。我屏住气，等着传来一声咔哒，然后就是嘟嘟的忙音，同时却也等着传来她那温柔的充满渴望的声音。真是见鬼！我弄不清等的究竟是什么。 
　　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把电话挂断。“我叫你别打电话的嘛，”过了一会，她说。声音里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沮丧的味道。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不打。我挂念你。” 
　　“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怎样？” 
　　“再见。”现在我听到咔哒一声了，接着就是忙音。 
　　我鼓足了勇气才下定决心拨了这个电话，现在我却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打。有些人的胆囊比脑子大。我知道她丈夫是个易于冲动没有脑子的莽汉，但我不知道他会走多远。假如他是一个醋坛子，我敢肯定他是，因为他是个没有用的乡巴佬，才19岁即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姑娘，那么我想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起疑心。但是他会那么极端，监听自己家里的电话吗？ 
　　这真是胡思乱想，但我却因此通宵无法入眠。 
　　我睡了不到1小时，就被电话声吵醒了。我看了一下数字显示式闹钟，这时已快到凌晨4点。我在黑暗中摸着了电话。 
　　是戴克从汽车上打来的电话。他极其激动，讲话快得像开机关枪。他正开车前来，离我不到3个街区。出了大事啦，非常紧迫，大灾大难啊！快起来！穿好衣服！他要我在1分钟之内跑到路边恭候他的到来。 
　　他坐在那辆破面包车里等着我。我一跳上车，他立刻一蹬油门，汽车飞快向前冲去。我匆匆忙忙，连牙也没刷。“我们他妈的要干什么呀？”我问。 
　　“河上出了大事啦，”他严肃地宣布道，仿佛因此而万分悲痛。其实，他不过是在开始又一天的工作而已。“昨天晚上11点刚过，一条装油的驳船，脱开了拖轮，漂往下游，撞上了一条用桨轮推进的船。这条船上当时碰巧有高中生在开舞会。上面可能有300多个孩子。船沉在莫德岛附近，离岸不远。” 
　　“太可怕了，戴克！不过，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呀？” 
　　“去核实核实。布鲁索接到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一场特大灾难，孟菲斯历史上恐怕还从没有过。” 
　　“你这么说，倒值得引以为荣啰？” 
　　“你不懂。这种机会布鲁索是不会错过的！” 
　　“好。那就让他这条胖猪穿上潜水服，下去捞尸体吧。” 
　　“很可能是一座金矿哪！”汽车在市区穿行，已接近市区中心。我们谁也不理谁。一辆救护车从后面超了上来，疾驶而去。 
　　几十辆警车封锁住河滨大道，车灯射出的光柱刺穿了黑夜。停着的消防车救护车像条长龙，首尾相接。一架直升机在下游空中盘旋。三五成群的人们，有的像木头一样站着发呆，有的急急匆匆走来走去吵吵嚷嚷指指点点。岸边，一台起重机已经伸出了长长的支臂。 
　　我们绕过用黄色胶带拉的警界线，快步走到水边，挤进旁观的人群。事故已经发生了几个小时，紧张的气氛已经大大变淡。人们在等待，三三两两满怀恐怖挤在一起，坐在卵石砌成的河岸上，边哭边望着潜水员和空降救护人员搜寻尸体。牧师们跪在地上，在为那些失去儿女的不幸家庭祈祷。几十个吓呆了的高中生，有的穿着湿透了的小礼服，有的穿着撕破了的舞衣，手拉着手坐在一起，眼珠子动也不动地盯着水面。沉在水中的那条船，有一侧在水面露出了几英尺高的残骸，此刻成了穿着深色衣服带着潜水装置的救护人员工作的基地。其他救护人员则在用绳索连在一起的3条打捞浮船上忙碌。 
　　一场例行公事正在这儿举行，但其意义却要化点时间才能领会。一位警官从浮码头的跳板上缓缓走来，跨上卵石河岸。情绪压抑的人群，顿时屏住呼吸，像死一般沉寂。他走到一辆巡逻车的前面，几个记者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多数人仍旧坐着未动，抓着裹在身上的毯子的角落，低头狂热祈祷。他们是落水者的父母、亲属和朋友。警官说：“我很遗憾。我们已经确认了梅兰尼·多宾斯的尸体。” 
　　他的话穿过沉寂的人群，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那个姑娘的亲人们的喘息和呻吟的声音。他们紧紧抱成一团，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朋友们在他们身边跪下，伸出双手把他们拥住。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旁边的人都转身望着他们，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听到自己的坏消息，但现在坏消息至少已经推迟。他们仍旧有一线希望。我以后将会听到，有23个孩子由于被吸入了气穴，而幸免于难。 
　　那位警官又转身回到浮码头上，在那里，人们正从水中捞出另一具尸体。 
　　不久以后，又慢慢开始了另一件例行公事。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样悲悲戚戚，但却令人无比恶心。几个脸色严峻的男人，不声不响地、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溜到正悲痛欲绝的这家人身边。他们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名片，企图送给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一边怒视着身旁的同行。为了把这个案子抓到手，他们相互动枪动刀也在所不惜。他们只想得到那个三分之一。 
　　在我弄明白面前正在发生的事以前，戴克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用头指指靠近那家人的一个地方向我示意，但我决不愿移动半步。他侧着身子不声不响地钻进人丛，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去开采他的金矿。 
　　我转身背对着河；不久，我已在孟菲斯中心区的大街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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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用挂号邮件把考试结果通知参加考试的人。在法学院，常常可以听人谈到，有些新手不分朝夕地等候，待到看到结果，却瘫倒在邮箱边。也有人会发了疯似的满街奔跑，一边像个白痴似的挥舞着带来好消息的那封信。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当时听了觉得好笑，现在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 
　　30天已经过去了，我日盼夜盼的那封信依然无踪无影。我用的是家庭地址，因为我决不想让布鲁索事务所的任何人有拆阅它的可能。 
　　第31天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我可以一直睡到9点钟，我的工头才会用一把粉刷来敲我的门。我房间下面的汽车房突然要粉刷，尽管我看挺好，她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她花言巧语诱我下床，说什么她已为我煎好了咸肉鸡蛋，很快就会冷掉，所以快起来吧，亲爱的鲁迪！ 
　　工作进行得顺顺当当。粉刷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其结果令人颇为开心，因为我能看到进展。高空的云层挡住了阳光，我干得从容不迫，不快也不算太慢。 
　　下午6时，她宣布收工的时间已到，我已经干得够多，她有一条有关晚餐的绝妙消息——她要为我们俩做一个蔬菜比萨饼！ 
　　昨天晚上我在尤吉酒家打工，一直干到今天凌晨1点，现在自然不想再去，因而在这个周六之夜，我无所事事。更糟的是，我也不想做什么事。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共享一个蔬菜比萨，这居然会有吸引力，实在令人悲哀。 
　　我冲了个澡，穿上卡其裤和运动鞋。我走进屋子时，闻到一股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古怪气味。包娣小姐正马不停蹄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呢。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比萨饼，她对我说，仿佛我听了这句话，应该格外高兴似的。 
　　比萨饼味道还不错。绿皮西葫芦和黄辣椒尽管有点容易碎，但她用羊奶酪和蘑菇把它们牢牢地嵌在比萨饼上，而且我已是饥肠辘辘了。我们边吃边看了一部卡利·格兰特和奥黛莉·赫本演对手戏的电影。大半时间她都在哭泣。 
　　第二部片子是《波各特与巴卡尔》，这时我的肌肉开始酸疼。我很困。可坐在沙发边上的包娣小姐，却凝神静气，不漏过这部她已看了50年的电影的任何一句台词。 
　　突然，她跳了起来。“我忘了一件事啦！”她边叫边向厨房跑去。接着我就听见她翻动纸张的声音。她手上拿了一张纸，跑了回来，像演戏似的站在我面前，宣布道：“鲁迪！你通过资格考试啦！” 
　　她手里举着一张薄薄的白纸，我扑过去一把夺了过来。这是田纳西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的来信，收信人当然是鄙人，在这张纸的中央用粗体打着几个庄严雄伟的大字：“祝贺你。你已通过资格考试。” 
　　我飞快转过身来望着包娣小姐。在这刹那之间，我真想为她如此粗暴地侵犯了我的隐私而刷她一个嘴巴。她早就应该告诉我，而且她无任何权利拆开这封信。可是，她的每一颗又灰又黄的牙齿都已露了出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双手捧着脸。她几乎是和我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啊！我的愤怒立刻变成了洋洋得意。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问。 
　　“今天，你刷墙的时候。邮差敲了我的门，要找你，我说你正忙着呢，我就替你签了字。” 
　　签字是一回事。拆信是另一回事。 
　　“你不该拆嘛，”我说，但已经不生气。在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生气的。 
　　“我很抱歉。我还以为你希望我拆呢。这不是令人非常激动吗？” 
　　的确是。我轻飘飘地走进厨房，咧着嘴巴像个疯疯傻傻的白痴，深深地呼吸着无忧无虑的空气。一切都妙极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咱们来庆祝庆祝。”她调皮地微笑着说。 
　　“什么都行，”我说。我想跑到后院，对着星星大叫大喊。 
　　她把手伸进一只柜子，摸索了一会，露出了微笑，慢慢地取出一只式样古怪的瓶子。“这是我为特别的场合专门留着的。” 
　　“什么酒？”我接过瓶子问。在尤吉酒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酒。 
　　“甜瓜白兰地。劲儿大着呢。”她咯咯一笑。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什么酒都愿意喝。她找了两只式样差不多的咖啡杯——这座房子里从来不喝酒——倒了半杯酒。酒很粘也很甜。它的味道使我想起了牙科医生的诊所。 
　　我们为我交上了好运祝酒，碰了碰田纳西银行咖啡杯，每人都抿了一小口。这种甜瓜白兰地喝在嘴里味道就像儿童咳嗽糖浆，可是一到喉咙口，火辣辣的却像货真价实的伏特加。她咂了咂嘴。“我们还是坐下吧。”她建议道。 
　　才喝了几口，包娣小姐已经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我减轻了电影的声音，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一种烈性酒，但在最初火辣辣的感觉过去之后，喝在嘴里感觉倒还可以。我在后院里坐在月光下一口一口慢慢地饮着。我满面笑容，仰视夜空，感谢上苍给我带来这一美好的消息。 
　　一直到太阳升起很久之后，这种甜瓜白兰地的后劲才在我身上完全消失。我洗了淋浴，走出房间，轻轻溜进汽车，倒出车道，上了大街。 
　　我把车开到一家雅皮士咖啡吧。这里供应混合饮料和硬面包圈。我买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专刊，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开始浏览。有几条消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作为系列报导的第四篇，头版上几乎全是有关桨轮推进游船失事的文章。41位高中生遇难。律师们已开始起诉。 
　　引起我注意的第二篇，是本市新闻栏连载的系列调查报告最新的一篇，讲的是警察的腐败情况，特别是脱衣舞行业与警方的密切关系。布鲁索作为当地脱衣舞行业台柱威利·麦克斯旺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出现了好几次。布鲁索作为酒店老板及前联邦调耷局刑事被告本尼·托马斯——又名普林斯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又出现了一次。布鲁索作为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追踪的目标，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再次出现。 
　　我感到火车正迎面扑来。联邦大陪审团一个月来每天都在开会。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戴克紧张不安的程度有增无减。 
　　第三篇文章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商业新闻栏最后一页上有一篇短小的新闻，标题是“161人通过资格考试”。这是由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发布的3句话新闻，接着就是用极小的印刷字体印出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这些通过者的名单。 
　　我连忙把报纸捧到眼前，激动万分地找寻自己的大名。啊，在这儿！这是真的！办事员们没有弄错，我已经通过了资格考试！我把名单迅速扫了一遍，其中的许多人我已经认识3年了。 
　　我搜寻布克·凯恩，但这儿却没有他的姓名。我又找了一遍、两遍、三遍，我的肩膀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把报纸放在桌上，高声朗读着一个又一个姓名。但是，仍然没有布克·凯恩。 
　　昨天夜里，在包娣小姐恢复了记忆，把那封妙不可言的信交给我以后，我差点儿给他打电话，但我硬是憋住没有打。我既然已经通过了考试，我便决定等布克给我打来电话。我想，他要是几天都不来电话，那么他一定是失败了。 
　　现在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仿佛可以看见，他此刻正在帮着查莲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准备去教堂，尽力装出一副笑脸，设法让他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下一次他一定会成功地通过考试。 
　　但是我知道，他是心力交瘁了。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为这一失败而愤恨自己。他在为马尔文·香克尔会就此做出的反应而忧心忡忡，他害怕明天踏进事务所的大门。 
　　布克是个有强烈自豪感的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取得任何想要取得的成就。我很想驱车前去，分担他的悲伤，但这无济于事。 
　　他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会装出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向我表示下次会好好干的。 
　　我又把名单读了一遍。我突然发现莎拉·普兰克莫尔不在其中。也没有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S．托德·威尔柯克斯先生虽然通过了考试，但他新婚的太太却遭到了失败。 
　　我放声哈哈大笑。这样笑是卑鄙的，小家子气的，可鄙的，孩子气的，报复性的，甚至可憎的，可我就是忍不住不笑。她有意让自己怀上孕，以便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以肯定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在过去3个月中，她不务正业，忙着筹办婚礼，为婴儿采购花花绿绿的东西。一定是放松了复习。 
　　哈，哈，哈。毕竟是我笑到了最后。 
　　撞伤丹·范·兰德尔的那个酒鬼，投保的责任保险金额上限为10万美元。戴克已经使酒鬼的承保人相信，范·兰德尔的索赔金额大于这一数目；由于他说得有理有据，承保单位也已经勉强同意可以稍有突破。布鲁索只是在最后一分钟出了面，说了几句要向法院起诉等等威胁性的话。80％的工作是由戴克一手完成的，我最多也不过干了15％。其余的5％我们尽管没有明言，但理所当然地划到布鲁索的功劳簿上。但根据布鲁索事务所分配酬金的规定，不管是戴克还是我，都别想得到一分一文。这是因为布鲁索对律师手续费的产出有明确的定义。范·兰德尔是他接来的案子，因为是他第一个听到这件事的。去医院找他签合同的虽然是我和戴克，但我们是布鲁索的雇员，这是我们的本分。假如是我们最先听说了这个案子，又是我们去签下了委托书，那我们才有资格在律师费中分得一份。 
　　布鲁索把戴克和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随手关上门。他祝贺我通过了资格考试，他本人当年也是一举过关。他的这几句话，我以为肯定会使戴克感到无地自容，可戴克却显得无动于衷，照样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舔着那几颗大板牙，脑袋像往常一样歪在一边。布鲁索讲了几句范·兰德尔一案了结的情况，今天上午他收到了那张10万美元的支票，范·兰德尔夫妇将于午后前来领取他们的那一份。他觉得我们，或许，应该从这笔买卖中略有所获。 
　　戴克和我紧张不安地相互看了看。 
　　布鲁索说，他今年的收入已经蛮不错啦，赚的钱比去年一年还要多，而他希望他的手下人全都能高高兴兴。再说，这件案子解决得又那么快，他本人在上面化的时间还不足6小时。 
　　戴克和我都不清楚，这6个小时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因此，出于他的一番美意，他想给我们一点儿酬劳。他的三分之一，共计33000美元，但他不想独吞，他要与我们共享。“我要把我得到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分给你们二位，由你们两个平分。” 
　　戴克和我默默地做了这道算术题。33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11000；11000的一半则是5500美元。 
　　我尽量不动声色地说：“谢谢你，布鲁索。你真慷慨。” 
　　“别客气啦，”他说，那神情仿佛他是天生的乐善好施。“就算是你考试过了关，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吧。” 
　　“谢谢。” 
　　“对对，谢谢，”戴克说。我们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但同时心里也都在想着布鲁索化了6小时就捞到22000美元这件事。这差不多是每小时3500美元哪！ 
　　但我本来就没有想捞一个子儿，因而一时倒有了暴富之感。 
　　“干得不错，伙计们。以后要想法子，多搞几个委托合同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我在计算刚得到的这笔财富，在心里筹划如何开销。毫无疑问，戴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明儿的事准备好了吗？”布鲁索问我。明晨9时，我们要当着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面，与对方辩论他们要求撤消对大利公司起诉的申请。关于这一申请，布鲁索已和法官谈过一次，谈得很不愉快，所以我们并不急于要去参加这一听证会。 
　　“准备好了，”我回答说，但心里却很不安。我准备了一份30页的反驳书，发出以后，德拉蒙德对反驳书提出了反驳。布鲁索给黑尔法官打电话表示反对，两人在电话上差点谈崩。 
　　“我或许要让你去做部分答辩。你要准备充分点儿，”布鲁索说。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的不安变成了恐惧。 
　　“干活去吧，”他又加了一句。“要是对方提出一个不予受理的申请，就能把我们击败，那就太去人啦。” 
　　“这件案子我也在帮一手呢。”戴克帮我一把地说。 
　　“好。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上。对方出庭的人数肯定会有20多个。” 
　　突然富裕往往会触发人的享受欲。戴克和我决定不像平时那样，中饭在特鲁蒂饭馆只吃一个三明治加一碗汤。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牛排店，一人要了一份上等肋排。 
　　“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分过钱。”戴克说着，不停地在座位上扭动。我们坐在灯光昏暗的餐室后面一个火车座中，谁也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他却仍旧是那么紧张。“要出事了，鲁迪，这我完全可以肯定。托克塞和里奇就要开路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对布鲁索盯得很紧。他这是在散财呀！我很不安，非常不安。” 
　　“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有什么好不安的？联邦调查局又不会抓我们。” 
　　“我不是担心被他们抓起来。我担心的是我们的饭碗。” 
　　“我不明白。就是布鲁索受到指控，被关了起来，警察一转身，他就可以保释，大摇大摆地出来啦。事务所还可以照样营业嘛。” 
　　我这番话说得他差点儿跳了起来。“听着！要是他们带着搜查证和钢锯来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干的，真的。对于敲诈勒索案，他们以前就这么干过的。联邦调查局的那些家伙，喜欢扫荡法律事务所，抢走档案，抢走计算机。他们才不会关心你和我呢。” 
　　老实说，这种情况我可是没有想过。我猜想我这时的表情大概有点惊慌。“他们当然可以让他关门打烊，”他非常急切地继续说。“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干这种事。他城门失火，你和我这样的池鱼遭殃。到时候，谁都不会，绝对不会伸出一根指头来帮你我的忙。” 
　　“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咱们开溜！” 
　　我本想问问他这句话的含义，但转念一想，他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现在戴克已成了我的朋友，但他想把我们的关系再向前推进一步。我已通过了资格考试，所以就能为他提供一把保护伞。戴克想与我合伙！我还没有来得及张口，他已向我发动了攻击。“你有多少钱？”他问。 
　　“嗯，5500美元。” 
　　“我也有这么多。加在一起就是11000。假如每人出2000，那就是4000。一个月500，可以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电话和其他设备再化500。我们可以弄几件家具，普普通通的就成。我们小本经营，先干它6个月再说。我负责接案子，你去出庭露面。弄到的钱对半分。开销的费用，赚到的钞票，工作和时间，一切都是一人一半。” 
　　我很紧张，但脑子也在飞快地转。“秘书怎么一人一半呢？” 
　　“根本不需要什么秘书，”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件事他已做过深思熟虑了。“至少开头不需要。电话你我都会接，还可以装一个录音电话。我会打字，你会打字，这不就成啦！等赚到一点儿钱，再找个姑娘也不迟。” 
　　“经常周转费大概要多少？” 
　　“不到2000。房租呀，电话呀，设备呀，纸张呀，再加上100样小东西，也化不了2000美元。而且我们还可以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化得少，放进袋子里的就多。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嘛。”他边喝着冰茶边仔细地观察着我。过了一会，他又俯过身子说：“喂，鲁迪，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刚才是白白丢掉了22000美元啦。我们本应该得到全部手续费的嘛，22000够我们一年的开支啦。咱们自己干，弄到的钱就全是咱们自己的啦！” 
　　律师这一行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律师与非律师建立合伙人关系。我刚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立刻便意识到毫无意义。戴克会举出一打理由来打消我的顾虑的。 
　　“房租听起来倒蛮便宜。”我这样说，一方面是没话找话，一方面也是想看看他究竟已做了多少调查研究。 
　　他眯起眼睛，咧嘴一笑，露出了那几颗大门牙。“我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啦。一座老房子，在麦迪逊一家古董店楼上。4个房间，一个洗手间。就在从市监狱到圣彼得医院那条路的当中。” 
　　地点理想至极！是所有律师都梦想得到的地方。“那里的犯罪率很高呀。”我说。 
　　“你为什么觉得房租便宜？” 
　　“房子的状况怎么样？” 
　　“还可以。得粉刷一下。” 
　　“我是个很不错的漆匠呢。” 
　　我们点的色拉来了，我把莴苣大块大块地塞进嘴巴。戴克吃得很少。此刻他的心像一匹在原野上狂奔的马，再好的食物也难以下咽。 
　　“我必须动一动，鲁迪。有些事我知道，却不能告诉你。所以，我说布鲁索要跌大跟头的时候，你一定得相信我，他的气数尽啦。”他停了一下，拿了一颗核桃。“你要是不愿和我一起干，那么今天下午我就去找尼柯拉斯。” 
　　尼柯拉斯是托克塞和雷奇离开之后留在事务所的唯一一个律师，我知道戴克并不喜欢他。我对戴克所谈的布鲁索的情况是否真实，也有很大的怀疑。一个星期只要看两次报纸，就可以看出布鲁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在过去几年中，戴克一直是他最忠实的雇员，而今他却准备从他身边跑开，这真使我又惊又惧。 
　　我们慢腾腾地吃着，两人都一声不吭，各自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4个月以前，要是让我和戴克这样的人一起从事律师业务，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甚至连这样的想法本身，也会是极其可笑的。然而现在，我却无法找到足够的借口拒绝他与自己合伙。 
　　“你是不愿意我做你的合伙人吧？”他可怜巴巴地说。 
　　“我正在考虑呢，戴克。给我一点儿时间好吗？你这个主意太突然了，我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呢。” 
　　“我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你究竟了解多少？” 
　　“足以使我自己信服。你别再多问了。” 
　　“等几个小时，我明天给你答复。” 
　　“这很公平。我们明天都要去法院，我们早一点儿，在特鲁蒂饭店。我们可以在你办公室里谈。你今天晚上好好想想，明儿早上告诉我。” 
　　“成交啦。” 
　　“你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档案？” 
　　我想了一下。有关布莱克案的一卷很厚的档案；包娣小姐的一份比较薄；还有布鲁索上周塞给我的一件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3宗。” 
　　“把它们统统从办公室取出来，带回家去。” 
　　“现在？” 
　　“现在。今天下午。想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就赶快拿。但千万别让人发现，懂吗？” 
　　“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们？” 
　　他身体扭了一下，眼睛东张西望一番，接着微微地朝我点了点头，眼珠在变了形的镜片后面转个不停。 
　　“谁？” 
　　“联邦调查局特工，我想。事务所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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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布鲁索说，他可能会让我在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担当部分的答辩任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一个角色在台上短短的旁白，但我却因此而大半夜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聪明的导师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但跟与戴克合伙相比，这件事更使我担心。 
　　我到达特鲁蒂饭店时，天还未亮。我是那儿的第一个顾客。咖啡正在煮，糖纳子还很热。我们聊了几句，但她有事要忙。 
　　我也有事要忙。我没有读报，就忙不迭地低下头来看我的笔记。我不时抬起头来，透过窗玻璃望着空空的停车场。我睁大眼睛，以便能发现坐在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的特工人员，像电影上一样正吸着不带滤嘴的香烟，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有时候，戴克绝对可以信赖；有时候，他却又像他的外貌一样古怪。 
　　他来得也很早。他在7时过几分买了咖啡，溜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店里的顾客已经半满。 
　　“喂？”他说出了第一个词。 
　　“咱们试1年，”我说。我已决定和他签一个协议，有效期仅为1年。而且协议上还得有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如不满意，可以从通知对方之日起，30天后终止协议。 
　　他那几颗发亮的大板牙，立即龇了出来：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他隔着桌子伸出右手让我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时刻。但愿我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我还决定勒紧他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定能赚到足够的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我将鼓励戴克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切，当然，得一步一步进行。 
　　而且，我也不会过于天真。指望戴克会远离医院，会和指望一个酒鬼远离酒吧一样困难，但我至少要尽力而为。 
　　“你把档案弄出来啦？”他低声问，眼睛望着门口，这时正有两个卡车司机跨进门。 
　　“是的。你呢？” 
　　“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把东西悄悄地向外移。” 
　　我不想再听这一类话，便把话题转到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可戴克却又把它拉了回来，继续谈论我们新的冒险计划。我们于8点钟步行会事务所。戴克对停车场上的每辆车都要瞟一眼，仿佛它们里面全都塞满了枪手。 
　　8点15分，布鲁索还没有来事务所。戴克和我就德拉蒙德答辩书中的论点谈了谈。这里的墙洞和电话都被人装了窃听器，除了法律，我们什么都不敢谈。 
　　8点半，还是不见布鲁索的踪影。他昨天还特别说过，8点钟要来把案卷过一遍呢。黑尔法官的法庭在市中心区谢尔比县法院，从这儿去汽车要开20分钟，何况路上会不会塞车谁也说不准。戴克犹犹豫豫地拨通了布鲁索公寓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女秘书德鲁说，她8点钟就在等他了。她打了他车上的移动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或许会直接去法院，在那儿等我们，她说。 
　　我和戴克把案卷塞进公文包，于9点差一刻离开了事务所。他说他知道一条捷径，所以由他开车，我则在一旁浑身冒汗。我的手又潮又湿，喉咙发干。今天这个听证会，要是布鲁索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事实上，我将恨他一辈子。 
　　“放松点，”戴克说。他伛偻着身子，操纵着方向盘，弯弯曲曲地绕过一辆辆汽车，穿过红灯。连他都能看出我是多么紧张多么害怕了！“我肯定布鲁索会来的。”他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口气却没有丝毫信心。“而且即使他万一不来，你也会干得很漂亮，不就是辩论一个申请嘛，陪审团又不到场。” 
　　“你闭上嘴，只管开你的车，戴克。当心，别把我们两个的小命报销掉。” 
　　“火气不小，火气不小哇。” 
　　我们已经到了车水马龙的中心地带。我看看表，吓了一跳。已经9点啦，真的。戴克从两个行人身边擦过，把车拐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看见那边那扇门吗？”他用手指着法院的一角说。谢尔比县法院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这样干会拿到大把的钞票。德拉蒙德闲扯了31分钟，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目的也即在此。 
　　我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比他简短。我的辩论必须清楚明了，击中要害。这样肯定能赢得一些人的赞赏。 
　　我紧张地开始讲述与对方要求法庭驳回起诉有关的几个基本观点。听着我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黑尔法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光下垂，似乎我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笨蛋。怀疑使他面部歪曲，但至少他没有开口。我竭力避开他的眼睛。 
　　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十分明显的案子，要求法庭驳回起诉，很少会获得法官恩准。我虽然紧张笨拙，但我坚信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吃力地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提纲上的内容，全是对方了解的事实，没有一点新东西。法官大人听了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对德拉蒙德一样，对我十分腻烦，又埋头钻研他的杂志。我讲完时，德拉蒙德要求法官给他5分钟，反驳我的发言，他的那位老朋友用手朝讲台一挥，表示同意。 
　　德拉蒙德又不知所云地浪费了大家宝贵的11分钟。他想澄清他想到的几个问题，但他用来澄清问题的方式，却使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堕入五里雾中。 
　　“双方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黑尔边说边站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法庭后面。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何处，便站在那儿准备跟在德拉蒙德先生后面与他同行。他倒是十分客气，甚至还用手搭住我的肩膀，夸奖我干得如何出色。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法官已脱去长袍。他站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朝两张椅子指了指。“请进。请坐。”室内光线暗淡，格调高雅，窗子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地上铺着紫红地毯，书架上一排排厚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坐下，他在思考。过了一会，他说：“这桩官司使我感到很烦，贝勒先生。我不想用毫无意义这个词，但是，坦率地说，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并未获得任何印象。这一类的官司，我真是腻透了。” 
　　他停了停，望着我，等着瞧我的反应，但我却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我倾向于同意被告的要求，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他拉开一个抽屉，慢慢取出了几个药瓶。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他仔细地把药瓶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对我说：“也许你可以向联邦法院重新起诉，真的，你到别的地方去起诉吧。等着我审的案子实在太多啦。”他一颗一颗地数着药丸，从4只塑料瓶中至少取出了12颗。 
　　“对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间。”他说完便朝房间对面右侧的一扇小门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心绪茫然，呆呆地瞧着那几只药瓶，恨不得他在洗手间里吃药时一口噎死。跨进办公室后，德拉蒙德还没有开过口，现在，仿佛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他突然站了起来，将屁股搁到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上，低头望着我，满脸是笑，热情如火。 
　　“听着，鲁迪，我是个收费很贵的律师，我的事务所是个收费很贵的事务所，”他用低低的令人信任的声音说，像是在向我透露一条秘密信息。“我们接到这一类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点计算，估计一下辩护的费用。我们在把计算结果告诉委托人之前，手指头决不动一动。我已经办过许许多多案件，我对费用的估计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他扭了一下身子，准备亮出底牌。“我已经告诉大利保险公司，从目前到审讯结束，这件案子的律师辩护费将会在5万至7万5之问。” 
　　他等着我表示这个数字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我却只是瞪着他的领带看。从对面洗手间传来一阵抽水马桶抽水的哗哗声。 
　　“所以嘛，大利公司才授权我，向你和你的委托人提出支付7万5在庭外和解的建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大堆胡思乱想立刻从我脑海里掠过，其中最大的便是2万5千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我的律师费！它就近在眼前。 
　　等一等。他的老搭档哈维法官即将撤消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地提出给我这笔钱？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套老把戏。哈维先用严厉的措词，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列奥再用一块天鹅绒，在我身上轻轻地揉搓。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轮番出击，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这决不意味着大利公司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说。“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建议，有效期仅为今后48小时。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快做决定。如果不接受，那你我之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他们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这笔账很简单嘛。大利公司可以省点钱，而且不必冒被陪审团做出胡乱裁决的风险。他们不喜欢被人起诉，你懂吗？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不愿意出庭作证浪费时间。他们喜欢安安静静，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公开曝光。保险行业里的竞争可是你死我活呀，他们不愿意让对手听到风声。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此案了结，理由真是多得很哪。让你的委托人拿了这笔钱然后就不声不响，理由也同样是多得很哪。再说，这笔钱里的一大半，都无需交税，真的。” 
　　他心平气和。即使我大谈这个案子的意义，大骂他的委托人是如何混账，他也会满面微笑，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他就像从鸭子背上往下淌的水，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他此刻只是一心想让我同意收下这笔钱，我哪怕骂他老婆偷人，他也决不会生气翻脸。 
　　对面的门开了，法官大人从他专用的小洗手间踱了出来。现在轮到列奥的膀胱发涨了，他于是钻进了洗手间。一个刚下场，另一个又登台。 
　　“血压高，”黑尔在桌子后面坐下，整理药瓶，自言自语。高得还不够，我想说。 
　　“这桩案子意思不大，小伙子。我或许可以给列奥加点压力，让他提出个解决办法。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嘛，你知道。别的法官不干这种事，可是我干。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就想把它办掉，干吗要拖拖拉拉呀。保险公司可能会丢给你一点钱，他们可不乐意让列奥1分钟收1000块呀。”他哈哈大笑，好像这真的很有趣似的。他笑得满脸通红，开始咳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列奥在厕所里的模样。他一定是脸贴在门上，竖着耳朵偷听我们的谈话。那里即使装了一个传声器，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他咬个不停，一直咬出了眼泪。我等到他停止咳嗽，才开口说：“刚才他提出把本案的辩护费给我结案。” 
　　黑尔是个蹩脚演员。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多少？”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 
　　“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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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我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是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加了锁贴了封条的那个旧地址。我在名片背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 
　　“做个交易吧。我决不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需要我，这是我家里的号码。要是他伤害你，我希望能知道。” 
　　她接过名片。我匆匆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候诊室。 
　　在这座建筑的6楼，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肿瘤部。瓦尔待·科德博士是唐尼·雷的主治医师。在目前，这意味着他给他吃些药片和其他药品，眼睁睁等着他的死亡来临。最初开出化疗处方的是科德。进行化验并确定隆尼·布莱克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他的孪生兄弟进行骨髓移植的，也是科德。他在审讯时将是至关重要的证人，假如这件案子将来能够得到审理的话。 
　　我给他的接待员留下了一封3页的信。我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这次谈话最好能够免费。医生们一般都很讨厌律师，哪怕是仅仅和我们闲聊一阵，也要按时间向我们索取高额的费用。但科德和我属于同一阵营；设法打开和他对话之门，对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孟菲斯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区，沿着这条街道慢慢地向前逛。我不看街上的车辆，不理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只想尽力认出剥落褪色的门牌号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个社区似乎曾一度被人们废置，这当然合情合理；目前正处于重振雄风的过程之中。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房屋，进深却有半个街区那么长，正面用砖和玻璃砌成。大多数房屋都是连成一片，少数房屋中间有小巷将彼此隔开。许多大门仍用木板牢牢封住，有两幢若干年前已经烧成灰烬。我走过一家洗衣店、一家花店和两家饭店。一家饭店的桌子就放在人行道上，但天棚下面却不见顾客。 
　　出土珍宝古董店在一个角落上。这幢屋子外表倒蛮清洁，砖墙刷成了深灰色，窗户上面撑着红色的凉棚。房子有两层。我的视线射到二楼时，我猜想我是找到我的新家啦。 
　　由于别无他门可入，我便走进古董店。在狭小的门厅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井，顶上亮着一盏似暗似明的灯。 
　　戴克正在等我。他一脸的得意。“你觉得如何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任何东西看上一眼，他就口若悬河地吹了起来。“4个房间，差不多有14英尺呢，而且还有洗手间。不坏呀，”他拍拍我肩膀说。接着他向前一跃，又180度转过身来，伸开双手。“这里可以用作接待处。将来雇了秘书，就让她在这儿干接待。只需要粉刷一下。房间里全是硬木地板。”他跺了跺脚，好像我看不见地板似的。“天花板12英尺。墙是石膏灰泥板，粉刷起来容易得很呢。”他做了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跨过一道敞开的门，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一边一个房问。这个房间最大，我想你用最合适。” 
　　我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一看，不由得既惊又喜。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长宽大约都有15英尺，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街。室内空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平整而又富有弹性。 
　　“那边是第三个房问。我觉得可以做会议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保证决不会把它弄得一团糟。”他在拼命讨我喜欢，我却有点儿为他难过。放心吧，戴克，我喜欢这儿。你干得很棒。 
　　“再前边就是厕所，需要打扫粉刷。或许找个水电工来。”他退回到前面的房问。“觉得怎么样？” 
　　“能行，戴克，房东是谁？” 
　　“楼下那一对专卖假冒伪劣货色的老夫妻。顺便告诉你，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得上。桌子啦，椅子啦，灯具啦，甚至还有旧的文件柜。很便宜，样子也不差，跟我们的装模计划还是蛮相配的呢。而且，他们还同意我们按月分期付款。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挺高兴。我想，他们已经被抢过好几次啦。” 
　　“这倒是让人感到安慰。” 
　　“是呀，我们在这儿就是要多加小心。”他给了我一本从夏尔文一威廉姆斯商店取来的布样标本。“我看最好用白色的窗帘。不费工又省钱。电话公司明天来装电话。电已经接通。你瞧瞧这个。”窗旁是一张牌桌，上面散乱地摊着一些文书，桌子中央有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戴克已经找过印刷商。他把我们新事务所信纸信封的各种设计图样给我瞧，我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顶部，他作为律师帮办名字印在角落上。“从街上一个印刷所搞来的。价格很合算。两天左右就可以交货。就先印500张信纸信封吧。还想看点儿什么？” 
　　“我晚上想一想。” 
　　“打算何时粉刷？” 
　　“呃，我想我们——” 
　　“我看咱们辛苦一天就可以干完啦，如果只刷一遍的话，真的。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搞来，争取先干起来。明天你能帮点儿忙吗？” 
　　“肯定可以。” 
　　“有几件事得决定一下。要不要弄个传真机？现在就买还是等一等？电话公司明天来人，记住了吗？复印机怎么说？我看不买，现在不要买。我可以每天跑一次复印店。我们需要一架录音电话。好一点的要80元一部。如果你想买，我就去办。我们还需要到银行开个户头。我认识第一信托银行的支行经理，他说每个月可以免费给我们30张支票，而且存款利率可以高到两个百分点。这可是十分优惠呀。我们需要买点支票簿，因为我们需要付一些账单，你知道。”他突然看了看表。“哎哟，我差点忘啦。” 
　　他揿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起诉书已于1小时前公布，指控布鲁索、本尼（普林斯）·托马斯、威利·麦克斯旺等人犯有100余条罪状。” 
　　电视台正在广播午间新闻。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们以前的事务所。特工人员把守着大门，大门在当时尚未被封。记者解释说，事务所的雇员获准可以自由进出，但不得取走任何财物或文件。第二个镜头拍的是文克森脱衣舞俱乐部的外景，联邦调查局侦探也已查封了这家俱乐部。“起诉书说，布鲁索和普林斯插手3家俱乐部，”戴克说。电视台的播音员证实了他的话。接着播出的几个镜头，是从前的一次审讯，我们的前任老板正阴沉着脸，在法院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但至今不知斯通先生和托马斯先生的行踪。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两位绅士已经逃离本地区。正在进行人范围的搜捕。 
　　“跑吧，布鲁索跑吧。”戴克说。 
　　这案子本身就很有刺激性。它涉及到当地的坏蛋、一个喜欢炫耀的律师、几个警察和色情行业。如今案犯漏网潜逃，不啻是火上浇油，记者们自然要大显身手。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镜头：警察被捕；又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这一次拍出了裸体舞女们大腿往下的部分；联邦检察官向媒体宣读起诉书。 
　　接着出现的镜头令我心碎。他们封闭了尤吉酒家，在大门把手上绕上铁链，门口布置了警卫。他们说它是普林斯·托马斯这个黑帮头头的总部。联邦调查局侦探昨夜破门而入时，没有发现任何现钞，这似乎使他们大为惊奇。“跑吧，普林斯跑吧。”我自言自语。 
　　与这件案子有关的消息，占去了午间新闻的大部分时间。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戴克关掉电视说。 
　　我们不声不响地想了几秒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牌桌旁边的一只箱子问。 
　　“我的案卷。” 
　　“有什么好东西吗？” 
　　“足够开销两个月的账单。几件小车祸。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还有一件人命案，是我从布鲁索那儿拿来的。实际上，我并没有拿，而是他上周把卷宗交给我，要我对里面几张保险单进行一番研究，就这样自己留在我办公室里的。现在都在这儿啦。” 
　　我怀疑箱子里还有别的档案，可能也是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里捞来的，但我不想打听。 
　　“你看联邦调查局会找我们谈话吗？”我问。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取出任何一件他们会感兴趣的档案。我们干吗担心？” 
　　“我很担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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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知道，这些日子戴克心情激动，难以抑制。尽管没有律师执照，却照样能有一个自己的事务所，平分一半的收入，这确实使他心潮难平。只要我不碍他的手脚，他准能在一周内把事务所整得焕然一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干劲。他也许有点过于卖力了，我得让他休息休息。 
　　但是，当我的电话第二天又在太阳升起之前把我从梦中吵醒，听筒中传来的又是他的声音时，我心里实在不高兴。 
　　“看到报纸了吗？”他问，声音颇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不是在睡觉嘛。” 
　　“对不起。你恐怕不会相信，布鲁索和普林斯又上了头版啦。整整一版呢。” 
　　“你就不能等个把钟头再告诉我吗，戴克？”我决心现在就纠正他这种粗鲁的习惯。“你想4点钟就醒，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别在7点，不，8点以前来吵我。” 
　　“对不起，不过，还有更大的新闻呢。” 
　　“什么新闻？” 
　　“你猜猜，昨天晚上谁翘辫子啦？” 
　　真是见他的鬼！孟菲斯这么多人，我怎么能知道昨儿夜里死了谁？“我不猜，”我对着话筒厉声说。 
　　“哈维·黑尔。” 
　　“哈维·黑尔！” 
　　“对。心脏病突发，倒在他家游泳池边上，一命呜呼啦！” 
　　“是黑尔法官？” 
　　“就是那个家伙，你的好朋友。” 
　　我坐在床边上，竭力想驱走纷乱的思绪。“这真难以置信。” 
　　“是的。我听得出，你现在心里很乱。头版上有一篇写他的文章，在市内新闻栏，还配了一张大照片，穿着法官的黑色长袍，神气得很哪。什么狗屁东西！” 
　　“他多大年纪？”我问，似乎这很重要。 
　　“62岁。法官当了11年，出身名门。报纸上全写得一清二楚，值得你一读呢。” 
　　“好，我会读的，戴克，再见。” 
　　今天的报纸似乎比平时厚了一点。我知道，这是因为至少有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布鲁索和普林斯的光辉业绩。一篇报导后面接着又是一篇。他们俩还没有被人发现。 
　　我的目光扫过头条新闻，落在市内新闻栏，迎面向我致意的是哈维·黑尔法官大人多年以前拍的一张旧照片。我一篇一篇读着他的同事们写的悲哀的悼念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挚友兼同窗列奥·F．德拉蒙德。 
　　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那些有关谁会接替他的猜测。州长将会任命一位接班人，在下次大选前担任法官。本县的居民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但在巡回法院的19名法官当中，只有7名是黑人。有些人对此甚为不悦。有位年迈白人法官去年退休时，有人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用黑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但未能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名列第一的那位候补者，是我的新朋友狄龙·基普勒，布克事务所里那个哈佛毕业的合伙人。不久前我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时，他给我们讲授过宪法。尽管黑尔法官一命归天还不到12小时，但这篇文章说，明智的人物都普遍看好基普勒，认为他很有可能做他的继任。有人引用孟菲斯直言不讳的黑人市长的话说，他和其他领导人将极力促成对基普勒的任命。 
　　州长目前不在孟菲斯．无法请他就此发表看法，但他是个民主党，明年又将竞选连任。这一次他会顺水推舟的。 
　　9时正，我已经坐在巡回法院的文书室，翻阅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卷。我轻松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黑尔法官大人，在他过早地离开人间之前，并未签署一道命令，驳回我们的起诉。我们仍在局中。 
　　在他的法庭门上，挂着一只花圈。多么令人心动！ 
　　我在投币电话亭拨通了廷利·布里特事务所的电话，找列奥·F．德拉蒙德。几分钟以后，便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使我颇为惊讶。我为他失去了一位朋友，向他表示同情，接着便告诉他，我的委托人决不接受他提出的结案条件。他听了似乎很吃惊，但也无话可说。上帝保佑他的心脏！他此刻心里决不会轻松。 
　　“我想这样做是个错误，鲁迪。”他耐心地说，仿佛他真是在为我考虑。 
　　“可能。不过，做决定的是我的委托人，而不是我。” 
　　“噢，那好吧。这意味着我们要打一仗啰，”他用单调的语气闷闷不乐地说。他没有建议给我们更多的钱。 
　　在接到资格考试的结果以后，我和布克已通过两次电话。不出我所料，他对自己的失败轻描淡写，把它看成是一个暂时的小挫折。同样不出我所料，他为我的成功，打心底里感到愉快。 
　　我走进这家小餐馆时，他已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我们相互问候，热情得像是数月未见。我们没有看菜单，就要了茶和秋葵汤。两个孩子很健康，查莲也很棒。 
　　他仍有可能通过考试，这种想法一直在支撑着他。我以前并不了解他的成绩，实际上他的总分只比及格分数线少一分。他已经提出复审的请求，资格考试委员会正在重新检查他的试卷。 
　　马尔文·香克尔对他考试失败十分不快。他下一次最好能够顺利过关，否则事务所不得不另请高明。即使此刻谈起香克尔，布克仍然无法掩饰自己沉重的心情。 
　　“狄龙·基普勒好吗？” 
　　布克认为对基普勒的任命，已十拿九稳。今天上午，基普勒见过州长，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唯一可能出现的障碍是钱。作为香克尔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每年的收入在12万5至15万之问。而法官的年薪却只有9万。基普勒固然有老婆孩子要养活，但马尔文·香克尔希望他坐上法官席。 
　　布克对布莱克一案记忆犹新。事实上，从我们第一次去过柏树花园，他就没有忘记多特和巴迪。我把案子的现状告诉了他；当我说到这个案子目前正在巡回法院第8分庭等待法官审理时，他放声哈哈大笑。我又向他叙述了3天前在前任法官黑尔办公室如何被那两个耶鲁的高材生德拉蒙德和黑尔踢来踢去的经历。当我谈到唐尼·雷和他的孪生兄弟，以及由于大利公司的原因骨髓移植未能进行时，布克听得特别仔细。 
　　他在听我叙述时，一直面带微笑。“没有问题，”他反复说。“如果狄龙得到了这一任命，他一定会了解布莱克案的详情。” 
　　“这么说，你是可以跟他谈一谈的啰？” 
　　“何止是跟他谈一谈，我要去鼓动他。他对特伦特和布伦特无法容忍，对保险公司更是恨之入骨，老是起诉他们。保险公司掠夺的是什么人？你以为仅仅是中层阶级的白人？” 
　　“所有的人。” 
　　“说得对。我将非常乐意找狄龙谈一谈。而且，他一定会听得进的。” 
　　侍者送上了秋葵汤，我们又在里面加进了辣椒沙司，布克加得比我还要多。我跟他谈了我新成立的事务所，对新的合伙人却只字没有提。他对我原来工作的事务所，提了许多问题。如今全市都在叽叽喳喳地谈论布鲁索和普林斯。 
　　我把知道的事统统告诉了他，有几个细节还添了油加了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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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我们这个官司众多法官应接不暇的时代，刚刚谢世的哈维·黑尔法官，给后任遗留下的备审案件目录，却是特别地井井有条，上面居然没有一件积案。之所以能如此，有几个充分的理由。第一，他特别懒惰，有时间宁愿去打高尔夫。第二，他对于驳回原告的起诉，雷厉风行，毫不拖泥带水，假如案子触犯了他固有的保护保险公司和大企业的原则。正是因此，许多原告律师都对他敬而远之。 
　　要想避开某位法官，办法也不是没有。那些老练的律师，常常玩些小花样，巴结管案子档案的女办事员。布鲁索当了20年律师，熟悉这些奥妙，怎么居然让我就布莱克案提出起诉，而不设法避开哈维·黑尔？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如果有朝一日他被人带回来，我可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但是现在，黑尔已经不在人世，生活又重新变得美好。不久之后，狄龙·基普勒将接办这个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案件。 
　　由于多年来一直受到普通公民和律师双方的批评，为了加速司法过程，不久前对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对一些鸡毛蒜皮诉讼的限制，规定了完成审讯前各种手续的强制性截止日期，赋予了法官强行立案的更大的权力，并鼓励法官在调解结案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执行这些规定的目的，全在于使民事诉讼制度更为合理。 
　　在这一大堆新的规则中，有一种程序被人们称为“快轨运作”，其目的是使某些案件能以比其他案件更快的速度受到审理。“快轨运作”这个术语，立即成了律师界的行话。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可以要求将案件“快轨运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有几位被告会同意加速走向被告席呢？因而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通常，只有在争议明确、事实清楚但辩论激烈、只需要法官裁决的情况下，才会应用“快轨运作”这一程序。 
　　由于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是我手头唯一真正拥有的案件，我当然希望能“快轨运作”。一天早上喝咖啡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克。布克接着便告诉了基普勒。由此，司法系统开始了运转。 
　　就在基普勒接受了州长任命的第二天，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是我不久前去过的黑尔用的那同一间办公室，但已经面目全非。黑尔的书籍和纪念品正在装箱。书架上除了灰尘，便是空空如也。窗帘已经拉开，黑尔的办公桌也已经搬走。我们就坐在折叠椅上交谈。 
　　基普勒不到40岁，声音柔和，眼睛一眨也不眨。他极其聪明，人们普遍认为他正处于上升的途中，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联邦法官。我感谢他帮助我通过了资格考试。 
　　我们谈东说西。他说了一些哈维·黑尔的好话，但对他办案数量之少深表惊疑。他已看过了所有案子的材料，并且从中挑出了几件准备加速审理。他已做好行动准备。 
　　“那么你认为布莱克一案应该‘快轨运作’？”他问。他的话说得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 
　　“是的，先生。这件案子并不复杂，不需要有很多证人。” 
　　“录了多少证词？” 
　　我迄今还没有笔录过一份证词呢。“我不能十分肯定。10个以下吧。” 
　　“你在获取文件方面，将会遇到麻烦，”他说。“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每次都是如此。我起诉过许多保险公司，他们从来不会把档案一份不漏地交给你。要拿到你有权拿到的全部文书，咱们可得化点时间呢。” 
　　我喜欢他说“咱们”时的那种口气。而且，他这么说也无可非议。法官有许多职责，其中之一便是执法。协助双方在审讯前取得有权取得的证词，是他应尽的义务。但基普勒确实显得有点偏袒我方。不过，我觉得这同样无可非议。他德拉蒙德用链条牵着哈维·黑尔，不是牵了许多年嘛。 
　　“提交一份要求对这件案子‘快轨运作’的书面申请，”他说着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被告一方定会反对。我们举行一次听证会。除非我从另一方听到什么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否则我就对你们的申请予以批准。我给你4个月取证。笔录证词、交换文书、书面质询等等，有4个月足够了。一待取证结束，我马上开始审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愣在那里，说不出话。一想到这么快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在陪审团面前与列奥·F．德拉蒙德及其同伙唇枪舌剑，我不由得胆战心惊。“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的，”我说，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下面的三招是什么。但愿我讲话的口气没有泄露我此刻的心情。 
　　我们又谈了一会。我临走时，他叫我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 
　　才过了1小时，我就差点儿要给他打电话。我回到办公室时，廷利·布里特事务所送来的一个胀鼓鼓的大信封，正在恭候我。列奥·F．德拉蒙德在深深哀悼挚友的同时，一直没有闲着。那架提出申请的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 
　　他提出的第一个申请，是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这是在我和我的委托人脸上，客客气气地打了一个耳光。由于我和我的委托人都很贫穷，德拉蒙德声称，他对我们交纳诉讼费的能力感到担忧。这种情况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假如我们最终打输了官司，法官命令我们交纳双方承担的全部诉讼费用。他提出的第二个申请，根据对微不足道的案件进行限制的规定，要求法庭对我和我的委托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第一个申请不过是装腔作势。第二个则是十足的卑鄙。两个申请都附有长长的漂漂亮亮的诉状，诉状上还辅以适当的脚注、索引和参考书目。 
　　在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以后，我断定德拉蒙德提出这两个申请，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一点。他们明知法院不会批准这些协议，仅仅想以此向我表明：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大军在短短的时间里能生产出多少法律文书，而且这还仅仅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由于任何一方都必须就对方的申请做出答复，由于我不愿接受和解的方案，德拉蒙德在向我发出警告：他将让我在纸堆中窒息而死。 
　　事务所的电话还没有响过。戴克不知在城里什么地方。我不愿猜测他正在何处淘金。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玩这种申请游戏。想起我那令人揪心的瘦小的委托人，想起他所受的折磨，我就斗志昂扬，干劲倍增。我是唐尼·雷唯一的律师，区区几张纸，绝不可能让我放慢脚步。 
　　我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都给唐尼·雷打电话，通常是在5点前后。几个星期前我给他打了第一个电话后，多特曾经告诉我这个电话对他意义有多大，从此我就天天给他打。我们谈的东西五花八门，但从不涉及他的疾病，也避而不谈这桩官司。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拣有趣的告诉他。我知道，我的这些电话，已经成了他那暗淡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天，他的声音很有力。说是早就起了床，一直坐在前面的门廊上。他很想能到哪儿去消磨几小时，离开家和父母。 
　　我7点钟把他接上车，到附近一个烤肉店吃了晚饭。他遭人瞪了几眼，但似乎并不在意。我们聊着他的童年，谈着当年格兰杰街上少年团伙横冲直撞时发生的一些趣闻。我们有时还大笑，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但谈话使他疲倦。他很少碰桌上的食品。 
　　天黑以后，我们开车来到露天集市附近的一个体育场。在相邻的两个场地上。正在进行两场棒球比赛。我一边将车驶进停车场，一边打量比赛的球队。我在寻找穿黄色球衫的球队。 
　　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面长着青草的斜坡上。斜坡位于右边一个球场的尽头，我们附近没有人。我从汽车行李箱中取出事前从包娣小姐汽车房借来的两把草地上坐的折叠椅，扶着唐尼·雷落了座。他自己可以行走，而且决心很大，尽量不要我帮助。 
　　时值夏末，黄昏时的气温仍然高达90华氏度右右。温度很高，仿佛可以看到缕缕水气在缓缓流动。我大汗淋漓，衬衫紧紧地贴着后背。中心球场上空那面饱经风霜的旗帜，低垂在旗杆上纹丝不动。 
　　球场平整美观。外场刚刚刈过的草皮又厚又密。内场是泥地，寸草不长。球场设有球员休息处、简易的观众区、裁判区和装有灯光的记分牌。在两个球场之间，是租地营业的摊贩。这儿正在举行慢投垒球甲级联赛，参赛的都是优秀队员。不管你同意与否，反正他们自认优秀。 
　　比赛的两支球队，一支名叫PFX装卸队，队员们身穿黄色球衫；另一队是军队剩余物资队，绿色球衫上印着他们的绰号“枪手”。比赛挺当真的。球员们嘴里叫喊着，像疯子一样飞奔。时而高声相互鼓励，时而又嘲笑对方的球员。接球时像鱼一样跃起，滑垒时躬着身子几乎头点地。他们偶尔与裁判发生争执，出局时又气得把球棒摔出老远。 
　　我念大学时，也玩过慢投垒球，但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些球员仿佛一门心思只想把球打出围栏，对别的则满不在乎。他们的这一目标有时倒也能实现，而本垒打那种高傲的步态，连巴比·鲁斯也会感到汗颜。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竞技状态颇佳，但过于趾高气扬，而且身上的装束也远远超过必需的限度。人人都带着手套和宽宽的腕套。脸上有睫毛膏留下的黑色斑点。防守时还要换不同的手套。 
　　这些球员中的大多数还有待于被人发现。他们仍在做着球星梦。 
　　有几个球员年龄稍大。他们肚子大步子小，在垒与垒之间冲刺和追赶腾空球的那副模样，实在令人捧腹，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身上的肌肉松弛晃动的声音。但他们比小伙子们还要卖力，他们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唐尼·雷和我很少交谈。我给他买了汽水和玉米花，他谢谢我，并已感谢我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特别注意观看PFX装卸队的三垒守垒员。此人肌肉发达，手脚麻利，动作优美，认真积极，而且骂起对手来脏话连篇。在打完一局之后，我望着他走到球员休息处旁的围栏边，与他的姑娘交谈。凯莉微微一笑，我从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她的酒窝和雪白的牙齿，克利夫则放声大笑。他在她的唇上迅速啄了一口，又昂首挺胸走回自己的球队，准备继续比赛。 
　　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一对恩爱鸳鸯。他对她热情似火，要让伙伴们看到他的亲吻表演。他们对彼此的欲望，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她倚在围栏上，身旁放着一副拐杖，脚上上了薄薄的石膏。她独自一人，远离观众和球迷。她不可能看见坐在球场对面的我，但我仍旧顶着一只帽子，以防万一。 
　　我不知道她假如看见了我，会有何反应。或许什么反应都不会有，除了把看见当成没有看见。 
　　看见她快乐健康，与丈夫和睦相处，我应该感到高兴。殴打显然已经停止，我对此感到欣慰。想起他用棒球棍狠揍她的情景，我就恶心欲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得到凯莉的唯一可能，却是他对她的折磨继续不断。 
　　我为自己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憎恨自己。 
　　克利夫在本垒挥棒猛击投来的球，球飞过左边的电灯，落在场外，无影无踪。这一击的力量实在惊人，他摇摇晃晃地连续跑过几垒，一边朝凯莉高叫，一边跨进三垒。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运动员，比在场的任何球员都要出色。他要是挥舞着棒球棍朝我扑来，我无法想象我会感到何等的恐怖。 
　　也许他已戒酒。也许在清醒的状态下，他不会继续虐待她。也许时间已到，我该拍拍屁股走路。 
　　又过了一个小时，唐尼·雷已是昏昏欲睡。我们在途中谈了谈他笔录证词的事。今天我已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法院批准我尽快笔录他的正式证词，以供将来审讯之需。勿需多久，我的委托人身体就会过于虚弱，无法坚持长达两小时的取证会，回答一大批律师的询问。我们得抓紧。 
　　“我们最好快点儿进行，”汽车驶上他家车道时，他轻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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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果我的心情不是如此紧张，我会觉得这个场面十分可笑。即使一个心不在焉的旁观者，也肯定能瞧出它的喜剧性，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谁的脸上都找不出一丝笑容。我自己更是如此。 
　　我独自坐在律师席上，面前整整齐齐地堆着一叠叠申请书和答辩状。手头的两本拍纸簿，记满了笔记和需要迅速查阅的资料，按战略需要依次排列，信手即可拈来。戴克坐在我的身后，但却不是坐在我背后那张桌子上，而是坐在栏杆后的一张椅子上，离我至少有三臂之遥，对我不可能有任何帮助，因而我就显得形单影只。 
　　我觉得非常孤独。 
　　在狭窄的过道的另一边，被告律师席上挤满了人。面对着法官，坐在正中的当然是列奥·F．德拉蒙德。他的助手分坐两旁，一边两个。德拉蒙德60岁，毕业于耶鲁，有着长达36年的出庭辩护经验。T．皮尔斯·摩尔豪斯39岁，耶鲁校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出庭经验14年。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31岁，毕业于哥伦比亚，虽然还不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辩护经验也已有6年。小M．亚历克·普伦克28岁，律师刚当了两年。此人今天突然在被告律师团中亮相，其原因不言自明：他是哈佛毕业生。此刻主持听证会的狄龙·基普勒法官大人也是哈佛毕业生。毕业于哈佛的黑人律师，在孟菲斯十分罕见，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恰恰有这么一位，他因而也就来到了这里，无疑是想与他法官大人拉拉关系。假如事情进展顺利，那边的陪审席将来也会坐满陪审员。本县登记的选民黑人占了一半，可以有把握地断言，陪审团中的黑白成员也将是一半对一半。小M．亚历克·普伦克可望在与某些陪审员建立心照不宣的和谐与信任关系方面派上用处。 
　　万一陪审团里碰巧有一位柬埔寨裔的女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也会在他们人才库的底层，挖出另一个柬埔寨女人，把她派到法庭上来。对此，我坚信不疑。 
　　大利公司律师团的第五位成员是布兰登·富勒·格罗。十分遗憾，他的姓氏后面没有序数词；名字前面也莫名其妙地未加字母。我实在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称自己为B．富勒·格罗，那样岂不更与大事务所律师的身份相符？他今年27岁，两年前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孟菲斯州大，留下了很大的影响。我刚进法学院时，他简直是个神话般的人物，我第一年的考试，还是靠死记硬背他从前的笔记对付过去的哩。 
　　不算小M．亚历克·普伦克为一名联邦法官工作的那两年，被告律师团出庭辩护的经验，也有58年之久。 
　　而我在不到一个月前，才刚刚领到律师执照。我的助手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已达6次之多。 
　　昨儿晚上，我在孟菲斯州大图书馆深挖细找时，做了上面这一道算术题。州大图书馆这个地方看来我还不能撤离。鲁迪·贝勒法律事务所拥有的法律书籍，总数仅为17本，而且全是读书时留下的剩余物资，毫无实际用处。 
　　坐在对方律师身后的那两位，脸上有着大公司的人特有的执拗傲慢神情，我猜想他们准是大利公司的高级主管。其中一位脸很熟。上次辩论驳回起诉的申请时，我想他在场。我当时对他不太注意，现在也不太把他们放在心上。我要考虑的已经够多啦。 
　　此刻，我相当紧张。幸好现在坐在堂上的不是哈维·黑尔，否则我就要瘫成一团啦。事实上，要是他还在世，我恐怕根本就到不了这儿。 
　　但现在主持听证会的是狄龙·基普勒大人。他和我最近通了许多次电话。昨天他在电话上告诉我说，今天是他正式就任的第一天。他虽然已经签署过几道命令，办过几件普通的小事，但今天将是他裁决的第一个争议。 
　　基普勒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德拉蒙德提出了一件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他声称，向布莱克出售保单的经纪人博比·奥托，作为本案被告之一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但我们认为，奥托仍是田纳西州的居民。他是一位被告。同是田纳西居民的布莱克氏，则是原告。而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公民资格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才能应用联邦司法系统。既然奥托居住在本州，这一理由，而且仅凭这一理由，就足以使本案不能移送联邦法院审理。尽管如此，德拉蒙德却仍然提出了一份长长的辩护词，来证明奥托不应作为被告。 
　　只要哈维·黑尔担任法官，巡回法院就是寻求正义的理想之地。一旦基普勒接办这一案件，要想获得正义和公平，那就只能去联邦法院。德拉蒙德这一申请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他选择的时机。基普勒把这看成对他本人的公然侮辱。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不管他是对是错。 
　　我们开始辩论待决的申请。除了要求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德拉蒙德还提出过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以及要求对原告进行经济惩罚的两件申请。我对后者表示了激烈的反对，并且提出了要求对他们处以罚款的反诉，理由是他要求惩罚我们的申请既是没有意义的，又是卑鄙的。据戴克说，在许多案件的诉讼中，有关经济惩罚的争论，往往会发展成一个单独的官司，最好的办法是避开这种争论。我对他的建议，态度十分谨慎。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他常常爱说：“鲤鱼人人会烧。难就难在把它钓到手。” 
　　德拉蒙德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讲台。由于申请是按提出的时间先后进行辩论，他首先阐述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的申请。他估计本案审讯完毕，诉讼费可能需要1000美元，而他，嘿，真糟，却有点担心：万一我方败诉需要交纳诉讼费时，我和我的委托人都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让我暂时打断你一下，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法官深思熟虑地说。他用词谨慎，声音有力。“我这儿有你的申请书，我这儿也有你论证申请的辩护状。”他拿起案卷朝德拉蒙德摇了摇。“你已经讲了4分钟，而你说的全是这里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你有新的内容补充吗？” 
　　“呃，法官大人，我有权——” 
　　“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我完全有能力阅读并且读懂，而且，我得说，你的写作能力很强。假如你没有新的内容需要补充，那我们干吗要坐在这儿？” 
　　我敢肯定，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瘪，但他却若无其事，仿佛这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不过是想对法庭有所帮助而已，大人。”他微笑着说。 
　　“驳回，”基普勒干脆利落地说。“继续。” 
　　德拉蒙德毫不失态地稳步继续向前走。“好的。我们下一个申请是要求对原告进行经济惩罚。我们认为——” 
　　“驳回。”基普勒说。 
　　“大人？” 
　　“驳回。” 
　　戴克偷偷溜到我的背后，在书记官将发生的这一切正式记录在案的同时，过道另一侧律师席上的4颗脑袋不约而同地一齐低了下去。我猜想，他们准是在用粗体写下“驳回”这两个字。 
　　“双方均已提出实行经济惩罚的请求，本庭一律驳回，”基普勒正视着德拉蒙德说。我的鼻子上挨了一击，算不上重也算不上轻。 
　　在一个每小时谈活收费350美元的律师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把他腰斩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德拉蒙德怒视着因此而得意洋洋的基普勒。 
　　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律帅，脸皮很厚，决不愿当众流露一个巡回法院低级法官在他心中引起的不快。“很好。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吧。我想就我们提出的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请求做一发言。” 
　　“我同意，”基普勒说。“我首先要问你，黑尔法官承办本案时，你为何没有要求移交联邦法院？” 
　　德拉蒙德胸有成竹。“大人，当时原告刚刚起诉，我方还在研究博比·奥托作为被告是否合法的问题。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对方把奥托列为被告，完全是为了使本案绕过联邦法院。” 
　　“这么说，你一直想把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啰？” 
　　“是的，大人。” 
　　“即使在黑尔法官承办本案的时候？” 
　　“你说得对，大人”，德拉蒙德热切地说。 
　　谁都可以从基普勒脸上看出，这种说法他根本不信。而且，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信。但这毕竟只是个小小的细节，基普勒点到为止。 
　　德拉蒙德继续为自己的申请辩解，不动声色。他已经和成百名法官打过交道，并且以面对法官毫无畏惧而闻名。只有经过许多年的锻炼，在许多法庭上打过许多次官司以后，在穿着黑袍坐在庭上的那些人面前，我才能挺直腰板，无所畏惧。 
　　他谈了大约10分钟，正在滔滔不绝地叙述他的辩护状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的论点，这时基普勒突然打断了他。“对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你还记不记得仅仅几分钟以前我提的那个问题：今天上午你是否有新的东西需要向本庭陈述？” 
　　德拉蒙德双手停在半空，张着嘴，不知所措地瞪着法官。 
　　“你究竟记不记得？”基普勒问。“问题提了还不到15分钟呢。” 
　　“我想我们来此的目的是对申请进行辩论，”德拉蒙德颇为干脆地说。他那冷静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儿粗声粗气。 
　　“噢，确实如此，你如果有新的内容补充，或者想澄清一个模糊的论点，我将十分乐意听听。可你却在不断重复我手上拿着的这些东西。” 
　　我朝左侧瞟了瞟，瞥见了几张十分严峻的脸。他们的英雄正在遭难，这可不是那么好玩。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感觉：过道左边的这几位朋友，对待本案认真的程度，超出了一般。去年夏天我在一家事务所打工时，跟随过不少被告辩护律师，他们办案的态度都差不多。拼命辩护，高额收费，审讯一有结果马上开溜。因为总是有一大堆新的案子等你办理。 
　　我觉得在左侧的被告律师席上，笼罩着一种恐惧的气氛，这肯定不是由我引起的。在与保险有关的诉讼中，标准的做法是事务所指定两名律师为被告做辩护。律师总是成双成对出庭。不管案子是大是小，事实是否清楚，争论是否激烈，工作量是多是少，反正你得有两名被告辩护律师。 
　　可现在对方却是5名！对我来说，这似乎太过分了。那边一定有点儿什么花头，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恐惧。 
　　“你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申请，本庭予以驳回，德拉蒙德先生。案件仍由本庭审理。”基普勒用坚定的语气说。话音刚落，他已在申请书上签好名。过道左侧虽然对此裁决不满，但却尽力克制，脸上很少流露。 
　　“还有别的问题吗？”基普勒问。 
　　“没有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收起文件，离开了讲台。我用眼角瞟着他。他在走回被告律师席的途中，朝大利公司那两个高级管理人员溜了一眼，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眼中有明显的恐惧。我的两臂和两腿，立刻起满了鸡皮疙瘩。 
　　基普勒这时突然改变了航向。“现在开始辩论原告的申请。申请有二。一是请求将本案‘快轨运作’，二是加速进行唐尼·雷·布莱克的笔录证词。两项申请互有联系，所以，贝勒先生，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在一起处理呢？” 
　　我站了起来。“完全可以，大人。” 
　　“你能在10分钟之内结束你的发言吗？” 
　　我刚刚目睹了德拉蒙德遭受的灭顶之灾，因而立即决定采取与他截然不同的战略。“呃，法官大人，我的意见在辩护状中已经陈述清楚。我确实没有什么需要补充了。” 
　　基普勒朝我热情地微微一笑：一位多么聪明的年轻律师啊。他立即调头向被告进攻。“德拉蒙德先生，你对‘快轨运作’本案的申请，已经表示反对。什么道理？” 
　　被告席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T．皮尔斯·摩尔豪斯慢腾腾地站起来，整了整领带。 
　　“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就此发言。我们认为本案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准备，才能进行审讯。‘快轨运作’将会不适当地加重双方的负担，在我们看来确是如此。”摩尔豪斯话说得很慢，小心翼翼地选择着用词。 
　　“胡说八道。”基普勒眼睛一瞪，说道。 
　　“大人？” 
　　“我重复一遍：胡说八道。我问你，摩尔豪斯先生，作为被告辩护律师，你是否曾同意对一个案件进行‘快轨运作’？” 
　　摩尔豪斯皱着眉头，把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右脚。“嗯，呃，同意过的，大人。” 
　　“好。你把那个案子的名称，和受理该案的法庭告诉我。” 
　　T．皮尔斯六神无主地望着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希尔三世又用求助的目光望着小M．亚历克·普伦克。德拉蒙德先生低着头，他面前放着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文卷，比起同事的目光，对他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嗯，法官大人，我得回去查一下，才能答复你。” 
　　“下午3点以前给我打电话。要是到3点钟你还没有打电话，我就打电话找你。我非常想听听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件的情况。” 
　　T．皮尔斯像腹部被人踢了一脚，腰突然向下一弯，吁出了一口粗气。我仿佛可以听见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计算机在深夜发出的怒吼，它们在劳而无功地搜寻着这一案件。“是，大人，”他有气无力地说。 
　　“‘快轨运作’与否，本庭完全有权斟酌决定。这一点诸位都十分清楚。本庭现在批准原告申请。被告必须在7日之内做出答复。届时将立即开始取证。取证将于即日起120天内结束。” 
　　法官的一连串决定，顿时让被告席上的几位坐立不安。文件被塞了过来，又传了过去。德拉蒙德和助手们互相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大利公司的那两个家伙也把脑袋缩进了脖子。这个场面倒真有那么点儿滑稽。 
　　T．皮尔斯半蹲半立，屁股离开皮座椅只有几厘米，双臂和双肘也已各就各位，时刻准备对第二个申请提出抗辩。 
　　“最后一个申请，是加速对唐尼·雷·布莱克的笔录取证，”法官直接对着被告律师说。“你们肯定不会反对这一申请的，”他说。“你们哪一位先生就此发言？” 
　　我在提交申请书时，还附了一份两页的由瓦尔特·科德医生签署的书面陈述。他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证明，唐尼·雷已不会活得很久。德拉蒙德作出的回答，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烩，其要点似乎是：他公务太忙，根本没有时间为此费心。 
　　T．皮尔斯慢慢地挺直身子，摊开两手，伸出双臂，正打算开口，基普勒却先插话了。“你对唐尼·雷的身体状况，不至于比他的医生了解得更清楚吧！” 
　　“对，大人。”T．皮尔斯说。 
　　“你们对这一申请，不至于会坚决反对吧！” 
　　法官大人将如何对这一申请做出裁决，已经十分明显，因而T．皮尔斯机灵地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仅仅是时间上有点问题，大人。我们甚至连书面答复都还没有来得及提交法庭呢。”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我还不清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的。向法庭提交别的文书，你们可有的是时间啊。你给我定一个日期，贝勒先生。”他突然望着我说。 
　　“哪一天都成，法官大人。任何时间都行。”我说的时候，满面笑容。哇，这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优越性。 
　　被告席上的5位律师，全都在他们那小小的黑色拍纸簿上开始了一阵紧张的涂抹，仿佛是想确定一个他们可以同时到场的时间。 
　　“我的出庭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坐着说。一位非常重要的律师的生活，总是围绕着一样东西旋转：出庭日程表。德拉蒙德是在傲慢地向基普勒和我暗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太忙，无暇顾及取证这样的区区小事。 
　　他的4个跟班全都皱着眉头，摸着下巴，整齐划一地点着头。他们的出庭日程表，也已经排满，而且无法更改。 
　　“你有科德医生证明的复本吗？”基普勒问。 
　　“我有。”德拉蒙德回答。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这个，我，呃——” 
　　“你明确回答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没有。” 
　　“那么，你同意这个年轻人不久即将死去。我们需要录下他的证词，以便将来某一天，陪审团可以看见和听到他必须说的话。这一点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法官大人。问题只是，呃，目前，呃，我的出庭日程表已——” 
　　“下星期二如何？”基普勒打断了他。过道左侧死一般的静。 
　　“我看行，法官大人。”我大声说。他们谁也没有注意。 
　　“离今天还有一周。”基普勒怀疑地望着他们说。德拉蒙德从案卷里翻出一份文件，仔细地看了看。 
　　“我从周一开始，就要去联邦法院开庭，大人。这儿是审前指令，请你过目。估计时间需要两周。” 
　　“在哪里出庭？” 
　　“这里。孟菲斯。” 
　　“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极小。” 
　　基普勒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下周六呢？” 
　　“我看行。”我又说道。谁都没有理会。 
　　“星期六？” 
　　“是的，29号。” 
　　德拉蒙德瞟了T．皮尔斯一眼。找出另一个借口的任务，显然落到了皮尔斯肩上。他慢慢站了起来，手上捧着一本黑色的约会簿，那份郑重劲儿，和捧着一块黄金差不多。“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下周末要离开本市。” 
　　“原因？” 
　　“婚礼。” 
　　“你举行婚礼？” 
　　“不，是我妹妹。” 
　　把取证的时间尽量往后推，一直拖到唐尼·雷去世，使取证无法进行，这在战略上对他们显然有利。这样，陪审团就不会看到他那憔悴的面孔，不会听到他那痛苦的声音。而且毫无疑问，这5个家伙可以编出许许多多借口，使我在百年归天之前都无法开始取证。 
　　基普勒法官对此十分清楚。“取证定于周六29号开始进行，”他说。“如果这给被告带来什么不便，我表示遗憾，但谁都知道你们有的是人，少一两个并不碍事。”他合上一本书，支着双肘倾身向前，咧嘴笑着对大利公司的律师团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被他要得很惨，但他决无卑劣的动机。他刚才就五六项申请尽管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裁决，但他理由非常充分，无懈可击。今后在这个法庭上，审讯前还会辩论申请举行听证会，我肯定他也会对我迎头痛击的。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一边审视着摊在桌上的案卷，一边耸着肩。我想他准会说：“得了，不麻烦你大人了，法官。”或者：“你干吗不直截了当给原告100万美元呢？”但是，这位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律师，仍然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没有，大人，目前没有了。”他说，好像基普勒已经帮了他大忙。 
　　“贝勒先生呢？”法官大人问我。 
　　“没有了，大人。”我微笑着说。就短短的一天而言，这已经够了。在第一次前哨战中，我已经把律师界的几个大腕打得落花流水，我不想得寸进尺。 
　　“很好，”他说，一边轻轻敲了几下小木槌。“现在休庭。不过，摩尔豪斯先生，别忘了把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子的名字打电话告诉我。”T．皮尔斯痛苦地咕哝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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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和戴克开业头一个月的情况令人担忧。我们收到的律师费，总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来自吉米·蒙克，他是个专门在商店行窃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审时，上了戴克的钩。200美元取自一个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这个案子抢到手的，他并未向我解释，到现在仍然是个谜。500美元是一桩工人赔偿案的律师费，这个案子的材料是我们撤离原来事务所那天，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顺手牵羊的战利品。还有100美元，是我为一对中年夫妇起草遗嘱获得的手续费。他们在楼下买古董，转错了一个弯，闯进我的办公室，我正伏在写字台上打瞌睡。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兴致一高，就要我为他们写遗嘱。付的是现钞，我立即交给了戴克，他是负责记账的簿记员。我们第一笔律师手续费，来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们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纸张名片400美元，接通水电煤气并交纳押金550美元，电话系统租赁和一个月的电话费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楼下房东购买写字台和其他装潢设备的第一次付费300美元，律师会员费200美元，五花八门的杂费300美元，传真机一台750美元，安装租来的一台廉价计算机及第一个月的租金400美元，在当地的一份饭店指南上登了一则广告50美元。 
　　我们总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开办费，我为此对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细算，决不浪费一分一文。根据他的计划，今后的日常开支，每月大约1900美元。对于目前的情况，他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我对于戴克的热情，很难无动于衷。他是单身住在事务所，远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城市里，而且很少在城里参加社交聚会。密西西比的赌场，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场所。 
　　他通常比我晚个把小时开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究竟打给谁，只有天知道。我想他准是在设法拉客户，或者核对事故报告，或者联系他的关系户。他每天上午都要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识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电话，买咖啡，打扫办公室，跑复印店，什么都干，整天忙个不停。戴克毫无架子，他只想让我高兴。 
　　他一点不为律师资格考试操心。我们为此曾谈过一次，但他马上改换了话题。 
　　每天将近中午的时候，他总要去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办点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准是一个活动繁忙的法律场所，也许是破产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儿去寻找那些需要聘请律师的人。这件事我连问也没有问。他在晚上去医院侦察。 
　　只花了几天工夫，我们就安排好办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盘。戴克认为我应该用大部分时间去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法院转转，招徕顾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咄咄逼人，我发现他对此颇为失望。我老是谈论职业道德，讲究战略战术，这也使他腻烦。外面是一个严酷混乱的世界，那些连肚皮也填不饱的律师，可是明白这个你死我活的把戏应该怎么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干等，你只能活活饿死。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开业执照。尽管收入可以对半分成，但我们的关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杂活苦活主动揽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护车后面飞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医院急诊室里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对五五分成这样的安排心满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在律师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电话簿黄页上做彩色广告，在马路上竖起又高又大的广告牌，在市内公共汽车上贴出大幅海报，甚至打电话拉客，律师们之所以干出这些肮脏勾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会你的所作所为发出的臭气，不要理会大事务所的大腕律师对你的奚落或者谄媚，因为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 
　　戴克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逮住一桩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细找的当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区，有5个附属于它的小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法院，每个市法院都指派年轻律师代表贫穷的刑事被告在行为不检的案件中替他们辩护。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兼职的年轻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毕业生，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500美元。他们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务所，而且生意兴隆，每周只化几个小时，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门拜访过他们，脸上挂着笑，伸出热情的手，请他们多多关照，给我弄点儿业务。拜访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个穷汉子，他们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拥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还有的是公开亵渎。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须在两个月内了结。从会见委托人和他们讨论如何为其辩护，与检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区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时。这就是说，每小时收费只有区区25美元，还得纳税和开支。 
　　但这至少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点儿进账。我和人们会见，相互交换名片，请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转告他们的亲戚朋友，我鲁迪·贝勒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法律难题。然而，折磨他们亲戚朋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战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产，或者种种刑事罪名。这就是律师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们赚到一点钱以后，做些广告。他认为我们应该打出人身伤害法律专家的旗号，到有线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片应该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时候工人们正在吃早饭，可以赶在他们上班受伤之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最近还一直在收听一个听众可以与主持人谈心的黑人电台。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它播放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家电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律师们发现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谈心律师！ 
　　上帝保佑我们。 
　　我喜欢在巡回法院文书室溜达，跟那些女办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辩护状、申请书、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取证就只好取消，双方重新商定取证的时间。基普勒断定，德拉蒙德那一帮人准会挑起毫无意义的争吵，阻碍取证的正常进行，然后大发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场，取证就会一帆风顺。他会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做出裁决，让德拉蒙德老实就范。而且，这天是周末，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补充说。 
　　这将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取证，我想他也有点儿为我的能力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保证在布莱克家的取证获得成功。唐尼·雷整个作证的过程，将用录像机录下，以便陪审团将来可以看到他那凄惨的模样，但他们家又潮又暗，特别是最最重要的灯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没有空调，温度却高达华氏90多度。无法想象，五六个律师和一位法官，外加一个书记官和摄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地方挤坐在一起，而不致觉得无法忍受。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多特用大块的蓝色烟云，使我们统统窒息而死；还梦见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时。 
　　我提前1小时早早来到布莱克家。他们的窝显得更小更热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说他要打起精神面对挑战。取证的事我们已长谈过几小时。一周前，我给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以及我估计德拉蒙德将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已做好准备，但我看出他有点儿紧张和激动。多特在边煮咖啡边擦墙壁。一批律师和法官将要光临，唐尼·雷说，她打扫了一个通宵，到现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张沙发时，巴迪从我身边走过，身上已经洗刷一新。衬衫雪白，下摆也已经塞进裤腰。取得如此显著的战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气。 
　　我的3位委托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完全上得了台面。我为他们骄傲。 
　　戴克来时带了许多设备。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摄像机，比时下流行的摄像机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证摄像决无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和布莱克一家见面，他们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着咖啡桌的巴迪尤为如此。戴克在屋里兜了一圈，悄悄对我说这地方绝对不够大。他把一只三角架拖进房间，不慎踢翻了一个杂志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里凌乱不堪，到处散放着一些小桌子、垫脚凳和60年代初期生产的家具，家具上堆满了廉价的纪念性的小玩意。室温在一分钟一分钟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驾光临，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后，便开始不停地冒汗。过了分把钟，他说：“咱们到外边去瞧瞧。”我领着他穿过厨房，走进后院。在正对着巴迪的福特破车的篱笆一角，有棵橡树，可能是当年造屋时栽下的，如今已枝繁叶茂。戴克和我跟着基普勒，走过刚刚刈过但尚未清扫的草坪。经过那辆挡风玻璃上蹲着几只小猫的破福特时，他特别多看了几眼。 
　　“这儿有什么不好吗？”他站在树下问道。篱笆外边长着茂密的树篱，挡住了隔壁邻居的视线。在这杂乱的灌木丛中，有4棵高大的松树，遮住了从东边射来的早晨的阳光，使人站在橡树下面勉强还能忍受。至少暂时还能忍受。而且，这里光线充足。 
　　“我觉得挺好，”我说，尽管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当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户外取证这样的事。我迅速默念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让狄龙·基普勒阁下大驾光临。 
　　“电线能拉到这儿吗？”他问。 
　　“能，”戴克说。“我带来的接线有100英尺长哩。”他边说边费劲地从草丛中走过去。 
　　布莱克家的宅基宽不足80英尺，长约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于后院，因而后院很小，那辆破福特离我们并不远。事实上，它就近在眼前，那头老猫克劳斯庄严地雄踞车头，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 
　　“咱们去搬几张椅子来，”基普勒下令，边说边卷袖子。多特、法官和我从厨房搬来了4张座椅，而戴克则忙着拉线，搬出摄像机。巴迪已不见人影。多特让我们随意使用院子里的凳椅，接着又从杂物间找来了3张斑斑点点、发了霉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几分钟，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而且还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几张面孔从他们的庇护所里露了出来，用充满好奇的目光审视着我们。那个身着牛仔裤的黑汉子，干吗要把椅子拖到布莱克家的橡树底下？那个长相古怪、头大如斗、五短身材的家伙，干吗要脚上绕着电线在跌跌冲冲地布线？布莱克家发生什么事啦？ 
　　9点差几分，两位法院女书记官赶到了。糟糕的是，应门的却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时出现，把她们领到后院，她们准会吓得掉头就走。感谢上帝，她们穿的不是长裙，而是宽松的便裤。她们立即和戴克聊起摄像设备和电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员于9点准时到达，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不迟。他今天只带了两个律师：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和布兰登·富勒·格罗。这两人打扮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海军蓝的上装，全棉白衬衫，下穿浆得笔挺的卡其裤，脚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领带。德拉蒙德没有打领带。 
　　他们在后院找到了我们，这样的环境，使他们颇为惊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他们怎么想，已经全不在乎。“只来了3位？”我数了数被告辩护律师团，问道。但他们显然不觉得我的问题有趣。 
　　“你们坐在这里，”法官大人指着3把厨房用椅说。“当心电线。”戴克把电线在树上绕得乱七八糟，而格罗又似乎特别害怕触电。 
　　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下了床，穿过屋子，走向后院。他身体虽然非常虚弱，却勇敢地强打精神，尽量不让我们搀扶。走近橡树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列奥·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见到唐尼·雷会有何种反应。但从他那沾沾自喜的脸上，我却看不到任何变化。我真想厉声对他吼叫：“你仔细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托人干的好事！”但这不是德拉蒙德的错。拒绝支付唐尼·雷手术费用的决定，在德拉蒙德得知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个人做出了，他只不过碰巧当了炮灰，受到我们憎恨而已。 
　　我们让唐尼·雷坐在铺了垫子的摇椅上。多特把垫子拍了又拍，弄得松松软软，让他尽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满脸是汗，看上去比平时还要虚弱。 
　　我把在场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绍：基普勒法官，两位法院书记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另外两名律师。他身体太弱，不能和他们握手，因而只是微微点头，尽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的面孔，镜头离他大约只有4英尺。一位书记官是领有执照的摄像师，在戴克调整焦距时，她设法让他走开，不要碍手碍脚。因为录像带上只能出现唐尼·雷一个人的图像。别人的声音可以录下，但将来陪审团看到的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脸孔。 
　　基普勒让我坐在唐尼·雷的右侧，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侧。法官自己则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证人身边挪。多特站在摄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受好奇心驱使的几位邻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钢丝网眼篱笆上。从街头一台收音机里，传来康维·特威蒂嘹亮的歌声，但目前这还没有使我们分神。这是星期六的上午，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刈草机的嗡嗡声，与邻居们修剪树篱时发出的咔嗒声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对着4位律师和1位法官的注视，竭力显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证的目的十分明显：陪审团需要倾听他的证词，而将来开庭时，他却已经离开人问。他应该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证会以过去常见的那种方式进行。法院书记官用录音机录下提问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证词，审判时由律师向陪审团宣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取证，特别是对垂死的证人取证，常常用录像机录下，然后向陪审团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证词也将按标准程序用速录机录下，这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为他买过医疗保险？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一句无力的“没有，先生”的回答。 
　　尽管这次取证的场所有点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取证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小心。他对这个年轻人只要稍微粗暴一点，就会引起陪审员们的愤慨。事实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对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讨好陪审团。再说，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从眼前这位证人身上，他挤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对他穷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钟，德拉蒙德便结束了对唐尼·雷的质询。而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询问证人。基普勒宣告取证结束。多特迅速走了过去，用一块湿布替儿子擦了擦脸。唐尼·雷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师们默默地拿起上装和公文皮包，告辞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基普勒法官开始把椅子向屋里拖。走到那辆破车前面时，他的眼睛瞟着巴迪。克劳斯躬着身子缩在车头上，摆出了一副时刻准备进攻的架势。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儿，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着篱笆忙着向外面的人群散发我的名片呢！真是一个卖力的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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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那个女人确确实实在我住的套间里。我开门的时候，她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捧着我的一本杂志。一看见我，她吓得灵魂出窍，手一松杂志落到地板上。她飞快张开大嘴。“你是谁？”她几乎是在尖声高叫。 
　　看模样她不像个罪犯。“我住在这儿。我倒要问问你是谁？” 
　　“哦，上帝。”她夸张地喘着气，双手捂在胸口。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又问了一声。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是德尔伯特的太太。” 
　　“什么德尔伯特？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 
　　“我叫鲁迪。我住在这里。这是私人房问。”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珠子朝四面转了转，好像是说：“对，挺不错的私人房问。” 
　　“钥匙是包娣给我的。她说我可以瞧一瞧。” 
　　“这不可能！” 
　　“就是她给的！”她从紧身短裤里掏出一把钥匙，朝我挥了挥。我闭紧双眼，心里真恨不得把包娣小姐一把掐死。“我叫薇拉，从佛罗里达来的。来看看包娣，在这里呆几天。”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德尔伯特是包娣小姐的小儿子，就是那个她3年没有见过面、从来不来电话、从来不给她写信的儿子。我记不清面前站着的这位薇拉，是否就是包娣小姐说的那位妓女，但看样子倒是挺像。她的年纪在50岁上下，像所有热衷于日光浴的佛罗里达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很粗糙。在狭长的红铜色的脸部中央，橘红色的嘴唇在闪闪发光。枯槁的手臂。布满皱纹但晒成紫铜色的细细长长的大腿上，绷着一条紧身短裤。脚上套着一双难看的黄拖鞋。 
　　“你无权到这儿来。”我说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你别火。”她走过我身边时，一股散发着椰子油味道的廉价香水的香味，满满地灌了我一鼻子。“包娣要见你，”她把话丢下，便走出了我的房问。我听着她下楼时拖鞋发出的啪嗒声。 
　　包娣小姐双臂交叉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瞪着眼睛瞧着又一部愚蠢的情景喜剧。蔽拉在翻着冰箱。厨房桌边坐着另一个棕色动物。那家伙身材魁梧，烫成波浪的头发，染得污七八糟。留着灰白的艾尔威斯小羊排式的连鬓胡。带一副金丝眼镜。两只手腕上套着金手镯。是个标准的男妓。 
　　“你就是那个律师啰，”我走进房间把门带上后，他说。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份文书，他一直在研究。 
　　“我是鲁迪·贝勒。”我站在桌子的另一头说。 
　　“我是德尔伯特·伯德桑，包娣的小儿子。”他有五十六七岁，却拼命想打扮成40岁。 
　　“见到你很高兴。” 
　　“是哟，实在是高兴。”他手朝一张椅子一挥。“坐。” 
　　“干吗？”我问。他们在这儿已经几个小时了，厨房和隔壁的房间都充满了火药味。我可以看见包娣小姐的后脑，我不知道她是在听我讲话，还是在听电视传出的声音。电视机声音开得很低。 
　　“不过是表示点儿友好而已，”德尔伯特说，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薇拉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翻到，于是决定参加我们的谈话。“他朝我又喊又叫，”她抽抽咽咽地对德尔伯特哭诉道。“还叫我从他房里滚出去。他多粗暴呀！” 
　　“是这样吗？”德尔伯特问。 
　　“一点也不错。我住在那里，我有权叫你们两个在外面呆着。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后一挺。这家伙常在酒吧间里打架闹事。“这房子是我老娘的。”他说。 
　　“可你的老娘碰巧就是我的房东。我每个月按时交房租。” 
　　“多少？” 
　　“这似乎与你无关，先生。房契上没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许值450美元一个月。” 
　　“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嗯，你真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太太说，包娣小姐想要见我。”我这句话说得特别响，以便让包娣小姐能够听见，可她却依然纹丝不动。 
　　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腿发软。 
　　怪不得包娣小姐气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几份遗嘱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德尔伯特夫妇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得知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呢，还是因为不能捞到更多而怒气冲天？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老实说，我心里硬是不愿。 
　　对我要报警的威胁，德尔伯特不屑一顾。“我再问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着《教父》中布兰多的姿势说。“你有没有为我老娘准备一份新遗嘱？” 
　　“她是你的母亲。你干吗不去问她？” 
　　“她连一个字也不肯说。”薇拉插嘴说。 
　　“好！那么，我也不会说。这是严格保密的。” 
　　德尔伯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脑瓜子又不是那么灵活，不知道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发起进攻。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触犯法律。 
　　“我希望你别找麻烦，小子。”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准备走人。“包娣小姐！”我大声喊道。她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她才举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无所谓。我用手指着德尔伯特和薇拉说：“你们再走近我的房间，我就立刻报警。明白吗？” 
　　德尔伯特干笑了两声，薇拉马上跟着咯咯一笑。我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我说不准他们有没有翻过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遗嘱还在老地方，而且，我想，还是当初我放的时候那副模样。上次我看过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未改原样。 
　　我锁好门，又用一把椅子把门顶上。 
　　我惯于在7点半左右，一早就去办公室。这不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也不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办公室会见委托人。我一早去事务所，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独。我每天至少化1小时，整理和研究布莱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办公室，尽可能互不干扰，但有时候这却十分困难：电话响的次数开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欢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的那份宁静。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将近10点才来上班。我们闲聊了几分钟。他想去吃早中饭，说是有要紧事跟我谈。 
　　我们在11点离开事务所，步行了两个街区，走进一家蔬食合作商场后面的小餐厅，要了蔬菜比萨饼和橙汁。戴克显得十分紧张，面部扭曲得比平时更加明显，一听到轻微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 
　　“得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我们坐在火车座里，室内还有6张餐桌，但全部空着没有一个顾客。 
　　“我们很安全，戴克。”我说，竭力想让他放心。“什么事？” 
　　“我周六离开过孟菲斯，是取证结束立刻就走的。先飞到达拉斯，接着又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寻欢作乐狂饮滥赌啦。真是不可救药。 
　　“昨天上午起床后，和布鲁索通了电话。他叫我走人。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孟菲斯起一直跟着我，我必须立刻就走。说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须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你是既替布鲁索又替普林斯干过活的唯一律师。” 
　　我的嘴又干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鲁索在什么地方？”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亮，好在无人旁听。 
　　“不，我不知道。”他说，眼珠在餐厅里乱转着。 
　　“唉，他在拉斯维加斯？” 
　　“我怀疑。他叫我到那儿去，是想迷惑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以为他在拉斯维加斯。正因为那是布鲁索看来很可能会去的地方，他倒反而决不会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的思维像奔驰的野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几个问题，可是却又不能和盘托出。有许多情况我都想了解，可是许多情况我却又不该了解。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很久很久。 
　　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他们走的时候像是留下了一笔钱。现在想拿到手。” 
　　“他们？” 
　　“听起来他们两人好像还在一起，是不是？” 
　　“确实是。那他们要你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倒从来没有具体谈过。但听口气，他们好像是要我们帮他们取回这笔钱。” 
　　“我们？” 
　　“是的。” 
　　“你和我？” 
　　“对。” 
　　“有多少钱？” 
　　“从来没说过。不过，你想也想得出，一定是一大笔。否则，他们是不会为它操心的。” 
　　“那么，钱在哪儿？” 
　　“他没有说清楚。只告诉我是现钞，锁在什么地方的箱子里。” 
　　“他想叫我们去取？” 
　　“对。我猜想，这笔钱藏在城里某一个地方，说不定就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附近。联邦调查局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笔钱，所以他们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着。布鲁索和普林斯相信你和我。再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合法了，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事务所，而不是两个街上的混子，一看到钱马上就会偷走。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把钱装上一部卡车，开到他们跟前，结果人人都会皆大欢喜。”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是戴克的揣测？又有多少确确实实是布鲁索亲口所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我依然十分好奇。“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倒从来没有谈过。可是，肯定少不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应得的一份在事前就取出来。” 
　　戴克已经把一切都统统考虑过啦。 
　　“绝对不成，戴克。你别再说啦。” 
　　“是的，我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一听见枪响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风险太大啦。” 
　　“是的。” 
　　“现在听起来倒是挺棒，那可是要蹲大牢的！” 
　　“对，对。只是因为事关重大，非告诉你不可，真的。”他挥了挥手，仿佛是说这件事他连想都不敢想似的。一盘炸玉米片和鹰嘴豆泥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盯着招待，一直盯到他转身离开。 
　　我确实是为两个逃犯打过工的唯一律师。这件事我曾经想到过，但怎么也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会牢牢地盯上了我。我的胃口一下子全没了，嘴巴里却依然又干又渴。一点点轻微的响声，都会把我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们双双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瞪着桌上放着的食物，直到招待送来了比萨，才又重新开口。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布鲁索是为什么与戴克联系的？他去拉斯维加斯，是谁出的钱？在两个逃犯消失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通电话？这次通话会是最后一次吗？布鲁索干吗还在关心我？我多么想了解这一切的详情细节！ 
　　我终于从团团迷雾中理出了两条清晰的想法。第一，假如布鲁索有足够的办法跟踪戴克，能知道在他去拉斯维加斯的途中身后一直有人盯梢，那么他肯定有办法雇人从孟菲斯取走那一笔钱。他干吗还要缠着我们？我们是否会被人逮住，他是不会在乎的；他缠着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其次，联邦调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我问过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惊动我。正因为我一直不防备他们，他们监视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对面的我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刚才很想敞开心扉，跟我认认真真地讨论讨论这笔钱。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经告诉我的多得多。他开始刚才的那场谈话，是周密盘算的结果。 
　　我还没有那么笨。我不会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这件事。 
　　我对每天的邮件，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把邮件拿到办公室，里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务所寄来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地拆开这个标准信封。是德拉蒙德写的书面质询。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求获得原告或其律师所知道的所有文件，并且希望我们对一连串事实做出澄清；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答复都必须在30天之内用书面做出。假如这些事实没有被我们否定，那么今后将永远被看做已得到我们肯定。信封里还有一份通知：两周内在我们办公室对多特和巴迪·布莱克取证。我听人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对取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的律师都要在电话上谈一谈，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叫做职业礼貌，化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事情的进展却会更为顺利。很显然，德拉蒙德要么是忘记了常规的礼节，要么就是打定主意采取强硬的政策。无论他是属于何种情况，我都要改变他定下的时间和地点。这倒不是我喜欢和他对抗，而只是为了捍卫原则。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这真是非同寻常！我明天将拭目以待。 
　　书面取证必须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双方可以同时向对方索取书面证词和材料。我要求对方提供书面证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动。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位大腕一点颜色，让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场纸上的恶战。他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会再一次意识到：他与之竞争的对手，是一位除了这桩案子，别无其他事情可干的律师。 
　　我把车悄悄驶上车道时，天色几乎已经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边，停着两辆陌生的汽车。这是两辆擦得锃亮的彭蒂亚克，后面的保险杠上贴着艾维斯标签。我不希望被人看见，便踮起脚尖，绕过屋子向我的房间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谈话。 
　　我在事务所呆到很晚才回来，主要是想避开德尔伯特和薇拉。我的运气真好！他们正在后院里和包娣小姐一起饮茶哩。而且，在座的还有别的几个人。 
　　“他来了！”德尔伯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我原地站住，应声望去。“到这儿来，鲁迪。”那口吻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 
　　我向他们走去。他慢慢站了起来，另一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德尔伯特指着那张生面孔说：“鲁迪，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琼，”他指着另一个上了年纪皮肤粗糙的荡妇说。那女人和薇拉一样俗不可耐，只是头发的颜色很淡。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热得可以煮熟鸡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我的房东。 
　　“你好，鲁迪。”她声音悦耳。她和德尔伯特一起，坐在柳条沙发上。 
　　“来坐一会儿吧。”朗道夫指着一张椅子说。 
　　“谢谢。不了，”我说。“我得回房间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过。”说这话的当儿，我一直瞟着薇拉。她坐在沙发后面，远远地离开别人，她或许是想尽可能离琼远一点儿。 
　　琼的年纪在40与45岁之问。我记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称为婊子的那个女人。朗道夫的第三个老婆。开口闭口总是不离钱。 
　　“我们根本没有去过你房问。”德尔伯特恼火地说。 
　　跟他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增添了几分尊严。他身体不胖，头发没烫没染，身上也没穿金戴银。上身穿一件高尔夫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白色长统袜，白色休闲鞋。跟在场的另外几位一样，皮肤也晒成了棕红色。他很容易会被人当做一个退休的公司经理；如果身边再有一位体态娇美的纪念品似的妻子，这一形象就会完美无缺。“你打算在这儿再住多久，鲁迪？”他问。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说你要搬走。不过是出于好奇，问一声罢了。我母亲说并没有订合同，我这才问问你。” 
　　“干吗要你来问？”事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就在昨天晚上，包娣小姐也没有提过合同的事。 
　　“因为从今以后，我协助母亲处理她的事务。租金太低啦。” 
　　“就是嘛。”琼帮腔道。 
　　“你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对吗，包娣小姐？”我朝她问道。 
　　“嗯，没，”她含糊其辞地说，似乎她也许曾经想埋怨，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本可以提出搬运覆盖土、粉刷、拔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但转念一想，何必跟这几个白痴争来争去。“你们都听见啦，”我说。“房东都没有意见，你们操什么心？” 
　　“我们不想让老娘被人利用。”德尔伯特说。 
　　“喂，德尔伯特。”朗道夫制止他道。 
　　“谁利用她啦？”我问。 
　　“哎，我又没有说谁，不过——” 
　　“他想说的是，”朗道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回来帮助母亲了，而我们关心的只是她的事务，别无其他。” 
　　朗道夫说这番话的当儿，我一直在注视着包娣小姐。她脸色泛红。她的两个儿子就在她身边，为她操心，问这问那，提出要求，保护着她的利益。尽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现任的两个媳妇，但她对儿子的表现却心满意足。 
　　“很好，”我说。“只是别来打扰我。别踏进我的房问。”我说完转身就走，让他们把许多想说的话和许多想问的问题，统统烂在心里。我锁好房间的门，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听着他们在远处叽叽咕咕。 
　　我化了几分钟，在心中琢磨他们这次的聚会。德尔伯特和薇拉于昨天某个时候，从佛罗里达赶到这里，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我或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他们用某种手段，搞到了她原来的那份遗嘱，知道她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财产可以馈赠，因而对她的事务变得极为关心。他们在得知她家里住了一位律师以后，十分关注，因而德尔伯特就给也住在佛罗里达的朗道夫挂了电话。朗道夫于是拖着战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孟菲斯。今天，他们用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后成了她的保护人。 
　　这一切全跟我无关。我在心里暗自窃笑。我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目前而论，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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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我9点钟以后到家时，发现车道上停着的从出租公司租来的汽车，数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车停在街边上，这使我非常恼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着，以免让后院中的那群人看见。 
　　一定是孙子们赶来了。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中，吃着汤团烩鸡，听着窗外的人声。我可以辨别出德尔伯特和朗道夫的声音。包娣小姐偶尔发出的咯咯笑声，通过潮湿的空气，传送到我的耳鼓。别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办得准是像拨打911报警电话一样疯狂。快来啊！她这儿有金山银山呢！咱们从前只以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婆有几个铜板，谁会想到她居然腰缠万贯！这个人接到电话，马上又打给另一个。快来啊！遗嘱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哪。快把老寿星围起来。现在时候已到，该对老奶奶又亲又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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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根据基普勒法官的建议，我们在他的支持下，聚集在他的法庭对多特取证。由于德拉蒙德没有和我商量，就擅自决定了取证的时间和地点，我拒不同意后，基普勒插了一脚，给德拉蒙德挂了电话，几秒钟就把事情顺利解决。 
　　在对唐尼·雷取证时，大家亲眼看见过巴迪坐在破福特里的情景。我曾分别对基普勒和德拉蒙德说过，我想我们不该录取巴迪的证词。用多特的话来说：他不正常。这位可怜的人对谁都没有危害，而且对这件保险案一无所知。在全部卷宗里，找不到丝毫的迹象，证明巴迪与这起案子有任何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无法想象，他能承受住取证的压力，坚持到最后。说不定他还会对几位律师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呢。 
　　多特把他留在家里。我昨天和她一起化了2小时，为回答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准备。将来开庭时她还要出庭作证，因而这次取证的目的仅仅是澄清事实，而不是为了在庭审时提供证据。德拉蒙德将首先提问，他几乎会抛出全部问题，而且多半还会跟踪追击。取证将长达几小时。 
　　基普勒也想加入这次取证的全过程。我们围坐在面对法官席的一张律师桌旁。他发号施令，指挥着摄像师和法庭书记官。这里是他的地盘，他希望一切都听从他的摆布。 
　　他担心假如他不在场，德拉蒙德便会压倒我。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两个人几乎谁都不看谁。这实在是妙极了，我想。 
　　可怜的多特独自坐在桌子的一端，双手瑟瑟发抖。我离她很近，这或许使她更加紧张。她今天穿的是她最好的全棉衬衫，最好的牛仔裤。我事前对她说过，她不必穿得过于正式，因为录像带并不对陪审团播放。但将来开庭，她的穿着却十分重要，必须穿一身套裙。我们将来拿巴迪怎么办，这只有上帝知道了。 
　　基普勒和我坐在桌子的同一边，但他尽可能离我远点，坐在摄像机的旁边。德拉蒙德坐在我们的对面，他今天只带了3名助手：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 
　　戴克也在法院大楼里。他大概正在门厅的某个角落追踪毫无戒心的委托人。他说过晚点儿可能会来。 
　　因而当多特·布莱克举起右手宣誓，保证只说事实时，有5位律师和1名法官注视着她。在这种场合，我要是处在她的位置，我的手也会发抖的。德拉蒙德龇牙咧嘴，微微一笑，向多特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就化了5分钟，热情地解释取证的目的。我们寻求的是事实。他决不会误导或者使她惶然。她有和她的优秀律师商量的自由，等等，等等。他不急不忙。时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头一个小时全化在家庭历史上。德拉蒙德准备得非常充分，无可挑剔。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从一个题目，慢慢地过度到另一个题目——教育，就业，家庭，爱好，他提出的问题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多数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但这正是名声卓著的律师们取证时的常规。询问，追击，找茬，再追击。他究竟发现了什么，谁也弄不清楚。假如他真的挖出了一点特别有滋有味的东西，譬如说，少女时期怀孕，他也绝对捞不到什么好处，因为庭审时用不上，与案子无丝毫关系。但这样的胡说八道属于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委托人正向他支付车载斗量的金钱，让他去黑暗中摸索搜寻。 
　　基普勒宣布暂停，多特立刻飞步向走廊奔去。没等她跑到门口，一支香烟已经衔在嘴里。我和她一起站在一个喷泉式饮水器旁。 
　　“你干得很出色。”我告诉她。她确实干得很出色。 
　　“他要问我的私生活吗？”她气冲冲地问道。 
　　“可能的。”我说。 
　　她大口大口地迅速吸着香烟，好像这将是她一生吸的最后一支。 
　　“你就不能阻止他？” 
　　“如果他离谱，我会阻止他的。可是，他想问什么，几乎都可以问。这是他的权利。” 
　　“好管闲事的杂种！” 
　　第二个小时过得和第一个小时一样缓慢。德拉蒙德开始就布莱克家的经济状况发问，我们因而了解到购买房子、买车（包括那辆福特）和主要用具的情况。到了这时，基普勒已忍无可忍，下令德拉蒙德加快速度。我们了解了巴迪的很多事，他在战场上受的伤，他的职业和退休金，他的爱好，以及他如何消磨时光。 
　　基普勒话中带刺，叫德拉蒙德想方设法问一点与本案有关的事。 
　　多特对我们说，她必须去一趟洗手间。我事前曾经吩咐过她，什么时候觉得累了，就说要去洗手间。我和她在楼厅里聊了几句，她一根接一根连抽了3支烟；烟雾缭绕，我避之唯恐不及。 
　　第三个小时过去了一半，我们终于开始涉及索赔的事。我早已准备好一套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包括唐尼·雷的体检记录，现在就齐齐整整地堆放在桌子上，而且基普勒法官已经看过。我们的每一份文件都经得起检查，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令人羡慕的。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德拉蒙德只要想看，尽可以随便查阅。 
　　据基普勒说，在这一类案件当中，保险公司对自己的代理律师隐瞒某些材料的现象，屡见不鲜。戴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保险公司确实有些卑鄙的勾当想要隐瞒时，尤为如此。 
　　去年上审判程序课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一些案例。保险公司因为对自己的律师隐瞒有关文件而被绳之以法的案例之多，使我们简直无法相信。 
　　开始涉及具体的文件时，我变得异常兴奋。基普勒也是如此。德拉蒙德提出书面质询时，曾经索取过这些文件，但我可以有一周的准备时间。我要亲眼观察他看到那份“愚蠢之至”的回信时面部的反应。基普勒也想亲眼看一看。 
　　我们估计堆在多特面前的材料，他即使没有全部看过，至少也已看过大部分。他从他的委托人那里得到这些文件，我则从布莱克家得到我的文件。但许多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想。事实上，我曾向他提出过一份书面要求，要他提供与他要我提供的同样的文件。等他对我的要求做出答复，给我寄来我所要的文件时，这些文件3个月前我早就到手了。一场文件车轮大战。 
　　假如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以后在克利夫兰大利公司的大本营里，还将得到一批新的材料。 
　　我们从购买保险申请和保单开始。多特把保单交给德拉蒙德。他迅速翻了一翻，便交给希尔。希尔传给普伦克，普伦克最后又传给了格罗。这几个小丑一页一页地翻着，化了不少时间。其实，他们几个月前早就研究过这张保单了，但时间就是金钱。接着，速录机摄下了保单，作为多特证词的一件物证。 
　　第二份文件是第一封拒绝索赔的信件。这封信在桌子上兜了一圈。其他几封拒绝索赔的信，也统统照此办理。我硬撑着，不让自己打瞌睡。 
　　接着是那一封“愚蠢之至”的信。我吩咐过多特，不要对其内容做任何评论，只要把信交给德拉蒙德就成。他可能对这封信一无所知，我不想在事前向他透露任何消息。这个要求对多特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信的内容是那样地令人愤慨。德拉蒙德接过信，读道： 
　　 
　　亲爱的布莱克太太： 
　　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三！ 

　　在法庭上混了30年以后，德拉蒙德已经成了一位超级演员。我立刻意识到，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这封信。他的委托人没有把这封信放在本案的档案里。这对他不啻是当头一棒。他的嘴微微张着，额上3条又粗又深的皱纹紧紧地叠在一起。他眯着眼睛，把信又读了一遍。 
　　他接着的举动，会使他以后后悔不迭。他抬起眼睛，从信笺上方望着我。我当然也正在直视着他。我那嘲讽的眼光仿佛在说：“可逮住您啦，我的大腕！” 
　　接着，他又朝基普勒看了看。这使他的痛苦更为加剧。法官大人正在注视着他面部表情的每一个变化，眼睛的每一次眨巴，肌肉的每一次抽搐，并且一眼就看出：德拉蒙德正为手上拿着的东西感到大为震惊。 
　　他虽然很快就又显得若无其事，但损害已经造成。他把信交给了希尔，希尔这时正半睡不醒，并不知道他的上司给他的是一颗炸弹。我们对希尔看了几秒钟，然后就发起了攻击。 
　　“把机子暂时关掉，”基普勒说。速录机停止了转动，摄像师咔嗒一声关掉了机器。“德拉蒙德先生，我看得出你以前显然没有见过这封信。而且我有一种预感：你的委托人企图隐藏的文件，这决不是第一份，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份。我起诉过多家保险公司，我知道文件总有办法不翼而飞。”基普勒向前俯着身子，指着德拉蒙德警告道，“我要是发现你或者你的委托人藏起文件不交给原告，我将对你们严加惩处。我将命令你们交纳高额罚金；其中牵涉到的律师费用，将按你每小时的收费标准交纳。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我要想每小时赚到250美元，除了给对方这样的惩罚，别无他途。 
　　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还没有从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我完全可以想象，陪审团将来看到这封信会有何反应。而且我相信，对方对此与我会有同感。 
　　“大人，你是否是在指控我藏匿文件？” 
　　“目前还没有。”基普勒的手依然指着德拉蒙德。“目前，我只是在提出警告。” 
　　“我认为本案你应该回避，大人。” 
　　“这是你的申请吗？” 
　　“是的，大人。” 
　　“驳回。别的还有什么？” 
　　德拉蒙德翻翻文件，磨了几秒钟。紧张的气氛逐渐消退。可怜的多特吓得目瞪口呆。她也许以为是她干了什么，才挑起了这场战火。我自己也有点儿局促不安。 
　　“打开机器，继续进行，”基普勒下令道，他的眼睛仍旧盯着德拉蒙德。 
　　又提出和回答了几个问题。又有一些文件在流水线上传递。12点半，休息吃饭。一小时后，又回来继续进行。多特已筋疲力尽。 
　　基普勒相当严厉地下令，叫德拉蒙德加速进行。德拉蒙德倒也想加速，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他这么干已经那么久，在这过程中又赚了那么多的钱，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简直可以不停地这样问上一辈子。 
　　我的委托人采取的对策，我十分赞赏。她对在场的人解释说，她的膀胱有毛病，并不怎么严重，真的，不过她毕竟已是快满60岁的人。因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她去洗手间也越来越勤。德拉蒙德按照一贯的做法，对她的膀胱提出了一打以上的问题，基普勒最后不得不打断了他。于是，每隔15分钟，多特便说声“对不起”，去趟洗手间。她真会利用时间。 
　　我知道她的膀胱并无问题，而且我知道她是躲在洗手间里像烟囱一样冒烟。她的策略使她得以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且最后还拖垮了德拉蒙德。 
　　3点半，在取证进行了6个半小时之后，基普勒宣布取证结束。 
　　两个多星期以来，那些租用的汽车，第一次全都开走了。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孤孤单单地停在那里。我把车停在它的后面，那个老地方。我绕过屋子向后院走去。一路无人。 
　　他们终于走了。打从德尔伯特来到的那天开始，我还没有和包娣小姐说过话。有些事我要和她讨论讨论。我并不生气，只是想和她谈谈。 
　　我走到通往我的套间的楼梯口，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话的不是包嫌小姐。 
　　“鲁迪，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是朗道夫，他正从一把摇椅上站起来。 
　　我把公文包和上衣搁在楼梯上，朝他走了过去。 
　　“坐，”他说。“我们需要谈一谈。”他的情绪似乎极佳。 
　　“包娣小姐在哪里？”我问。屋子里关着灯，一片漆黑。 
　　“她嘛，呃，她到外地去一段时间。想和我们一起在佛罗里达过一阵子。今天上午乘飞机走的。” 
　　“什么时候回来？”我问。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 
　　“不知道。她可能不回来了。听着，她的事今后由我和德尔伯特照管。本来以为我们多少已经卸掉了点儿责任，可她还是要我们照料她的事。我们希望你继续在这儿住下去。实际上，我们还想跟你做笔交易。你住在这儿，看管房屋，照料一切，但不交房租。” 
　　“你说的照料一切，是什么意思？” 
　　“一般性的维护吧，并不需要干什么重活。母亲说今年夏天，你园子里的活一直干得很不错。就照你原来那么干。我们已经叫邮局把邮件转过去，这方面不会有问题。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你就打电话找我。这交易不算坏吧，鲁迪？” 
　　的确不坏。“我接受。”我说。 
　　“好。母亲确实喜欢你，真的。说你是个可以信赖的好青年，尽管你是律师。哈哈，哈哈！” 
　　“她的车怎么处理？” 
　　“我明天开到佛罗里达去。”他交给我一个大信封。“这里面是房子的钥匙，保险经纪人的电话号码，等等这类的东西。还有我的地址和电话。” 
　　“她准备住在哪里？” 
　　“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坦帕附近。我们那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有一间客房。她会受到很好的照料的。我的两个孩子就住在附近，陪她的人多着呢。” 
　　我仿佛看见他们正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讨好老奶奶。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会高高兴兴地献给她太多的关心太多的爱。他们并不希望她活得太久。他们已迫不及待：她早一天去世，他们就可以早一天富裕起来。我想克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但这实在太难。 
　　“这样很好，”我说。“老太太一直很孤单。” 
　　“她确实是很喜欢你的，鲁迪。你对她一直很好。”他声音柔和，真诚。一丝淡淡的哀愁涌上我心头。 
　　我们握手，互道了再见。 
　　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眼睛盯着天上的明月，拍打着吸血的蚊虫。我恐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包娣小姐了，失去朋友时的那种奇特的孤独之感包围着我。在她离开人世之前，那些人将一直把她控制在他们的掌心，决不会让她有机会倒腾那个遗嘱。我为自己了解她的财产的底细而感到强烈的内疚，但我决不能与他人分享这个秘密。 
　　在这同时，我却又不能不为她命运的变化感到高兴。她离开了这幢孤单的老宅，现在生活在自己儿孙热情的包围之中。她突然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而这正是她朝思暮想的地位。我回想起在柏树花园老人大楼看到的情景，想起她是如何对人们发号施令，如何领头唱歌发表演说，如何为博斯科和别的老头老太忙碌奔波。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她也渴望引人注目，受人尊敬。 
　　我希望佛罗里达的阳光有益于她的健康。我为她的幸福祈祷。我不知道她在柏树花园的位置将由谁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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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布克挑选了这家漂亮的饭店，我想他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餐巾是亚麻织品，大概有个委托人，能为他报销这高昂的化费。 
　　他迟到了一刻钟。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但他最近一直忙忙碌碌。他说出口的第一句就是：“我通过啦。”我一边喝着冰水，一边听他栩栩如生地叙述向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申诉的全过程。他们复核了他的试卷，他的成绩加了三分，如今他是一位羽翼丰满的真正律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开心。除了他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同学的申诉得到了批准。但莎拉·普兰克莫尔并不是其中之一。布克听说她的分数高标准差得很远，她在司法部的那个职位可能已经靠不大住。 
　　尽管他竭力反对，我还是要了一瓶香槟，并且叫招待把账单交给我。该花的时候，还是得花嘛。 
　　菜来了。小小的银盘里鲑鱼数量少得可怜，但加工精致，色泽鲜美，香味扑鼻。我们先欣赏了片刻，然后才吃。香克尔让布克忙得团团转，一天工作15小时，幸好查莲是个很有耐心的女人，她知道布克开头必须做出点儿牺牲，将来才会有丰厚的收获。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和孩子的拖累。 
　　我们谈起了基普勒。基普勒跟香克尔说过不少事。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律师之间很难保密。香克尔告诉过布克，基普勒有次曾经提到过我，说我手头的案子可以捞到几百万。基普勒显然已经确信，我已经把大利公司牢牢地钉在一块岩石上，问题只是将来陪审团做出的裁决，能让我们得到多少钱。基普勒已下定决心，保驾护航，让我一路顺风地站到陪审团面前。 
　　这个小道消息妙极了！ 
　　布克想知道除了这桩案子，我别的还干些什么。听他的口气，基普勒可能说过，他显然觉得我手头没有别的活。 
　　在吃奶酪蛋糕时，布克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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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身上裹着黑袍坐在法官席上的是一位怒气冲冲的法官。这一天是申请日，是专门用于对许多案件中无数的申请进行短暂的连续辩论的日子。因而庭上挤满了律师。 
　　第一个辩论的便是我的申请，因为基普勒法官有点儿为我担心。我发出了一份通知，要从下周一开始在克利夫兰对大利公司的6名职员进行取证。德拉蒙德表示反对，声称由于他那神圣的出庭日程已经排满，他当然无法到场。而且，不仅仅他无法拨冗光临，那6名未来的宣誓证人也都是公务繁忙，不能分身。6个人统统不行！ 
　　基普勒为德拉蒙德和我安排了一个电话会议，会议进行得很糟，至少对被告方是如此。德拉蒙德有正常的出庭任务；为了证明自己所说是真，他用传真机发来了另一件案子的预审传票。他说要到两个月之后，他才能腾出时间在克利夫兰呆3天。而且，那6位雇员也都是大忙人，要把他们集中到一起，可能要等几个月。 
　　他的话使法官大为震怒。他下令举行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以便公开地抨击德拉蒙德，并且列入记录。在过去4周中，我每天都和法官大人通话，所以将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那场面定会是令人十分难堪的。好在我无需多说。 
　　“列入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厉声命令道。过道另一侧的那几个木头人，身子立刻向前一倾，准备好他们的拍纸簿。今天来了4个。“案号214668，布莱克诉大利公司。原告通知于10月5日下周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公司办公室，对公司指派的一位人员及另外5名雇员取证。被告代理律师以时间冲突为由，表示反对。这自然并不奇怪。对吗，德拉蒙德先生？” 
　　德拉蒙德慢腾腾地站了起来。“是的，大人。本人此前已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联邦法院周一开始对一件案子进行预审的传票。在那件案子中，本人是被告首席律师。” 
　　对这一问题德拉蒙德和基普勒至少已进行过两次火药味很浓的辩论。但现在要列入记录，此刻的辩论依然十分重要。 
　　“那么你何时才能设法将此纳入你的日程呢？”基普勒的问话含有很强烈的讽刺色彩。戴克本来，我独自坐在原告律师席上。在我身后的位置上，至少坐了40名律师，他们全都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遭人抨击。他们一定在纳闷，我这个无名小卒究竟是何许人，怎么竟有本事能使法官为我战斗？ 
　　德拉蒙德把身体重量由一只脚换到另一只，然后说道：“哎，法官大人，我的时间表确实已经排满。这也许——” 
　　“我相信你说的是两个月。我没有听错吧？”基普勒装得大吃一惊地问。谅必不会有哪位律师居然会这么忙吧！ 
　　“是的，大人。两个月。” 
　　“两个月里都要出庭辩护？” 
　　“出庭辩护，取证，提出申请，上诉辩论，等等，等等。我非常乐意把日程表请你过目。” 
　　“此刻，德拉蒙德先生，我还真想不出有比看你的日程表更糟的事呢。”基普勒说。 
　　“我们将这么办，德拉蒙德先生，请你仔细听着，我可是要以命令的形式写成文字的。我提醒你，先生，本案是以‘快轨运作’方式进行的。而在本庭，这意味着不准拖延。对这6人的取证将于星期一早晨在克利夫兰准时开始。”德拉蒙德缩回到座位上，开始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如果你不能到场，我深表遗憾。但据我所知，你在本案中有4名助手：摩尔豪斯，普伦克，希尔和格罗。而且我也许还可补充一句，他们全都比贝勒先生更有经验。贝勒先生，我想，是今年夏天才拿到律师执照的。我看你们决不会只派一名律师去克利夫兰，你们派去的不会少于两名。但我确信，你们会做出安排，派出数量足够的律师，充分地代表你们的当事人。” 
　　这一番话使气氛紧张起来。我身后坐着的律师们全都令人无法置信地一动不动，安安静静。我感觉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盼着出现这样的场面已经盼了许多年了。 
　　“再有一点，通知上列出的6名公司雇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到场听候取证。在取得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原地。大利公司在法律上有权在田纳西州开展业务活动，因而本人拥有在本案中对之管辖的权利。我命令这6人在取证中充分合作。” 
　　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身子缩得更低，手上的笔写得更快。 
　　“最后，原告已要求获得全部档案和文书。”基普勒停了一停，眼睛朝被告席瞪了瞪。“听我的话，德拉蒙德先生，别在这些文件上玩什么花样。我要你们充分合作，一份不少地交给原告方。周一和周二，我将整天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只要贝勒先生来电话说他得不到有权得到的文件，我就立刻拨电话让他一定拿到手。我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大人。”德拉蒙德说。 
　　“你能让你的委托人明白吗？” 
　　“我想可以。” 
　　基普勒严峻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点。他吸了一口气。全场依然一片寂静。“我反复想了以后，德拉蒙德先生，现在倒想看看你的出庭日程表了，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几分钟以前，德拉蒙德曾主动提出过同样的建议，现在当然无法拒绝。这一本厚厚的黑皮封面的记事簿，记录着一个工作非常繁忙的大人物的生活和时间安排，里面有许多个人的隐私。我怀疑德拉蒙德刚才是否真想交出让他看。 
　　他拿着这个本子傲慢地走到法官席，交给法官大人，等待着。基普勒迅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翻着，对具体内容一眼也不看。他在寻找没有做出什么安排的空闲的日子，把德拉蒙德晾在法官中央讲台旁边。 
　　“我在这儿发现，2月8日这一周你没有什么安排。” 
　　德拉蒙德走了过去，朝基普勒手上拿着的本子看了看，肯定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在基普勒把本子还给他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本庭现在决定：本案将于2月8日星期一开庭审理，”法官大人宣布道。我又惊又喜，做了一次深呼吸，竭力摆出一副充满自信的架势。4个月听起来似乎时间十分充裕，离现在还蛮远，但对于连一起小小的车祸案件都没有经手过的我，却短促得令我不寒而栗。我已经把本案的案情背得滚瓜烂熟。我已经背熟了有关程序和证据的规则。对于如何取证、如何挑选陪审员、如何盘问证人、以及如何打赢官司，我已经看了无数的书籍。但2月8日，在这个法庭上，事情会如何发展，我都毫无把握。 
　　在基普勒打发掉我们以后，我迅速收拾好文件，拔脚走人。离开法庭时，我注意到从正在等待辩论与己有关的申请的律师群中，一些好奇的目光正朝我射来。 
　　这个家伙是何许人？ 
　　尽管戴克从未明确地说过，但我现在已经摸清，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他在布鲁索事务所工作时结交的两个没有什么分量的私人侦探。其中之一名叫布齐，以前当过警察，和戴克一样迷恋赌场。他们俩每周一起去图尼卡一两次，赌扑克和21点。 
　　布齐不知用什么办法，打听到了当初把保单卖给布莱克的那位经纪人博比·奥托的下落，发现此人由于使用假支票，正在谢尔比县劳役农场服刑，刑期10个月。做了进一步调查后又发现，他刚离婚不久，而且已经破了产。 
　　这条鱼没有钓着，戴克分外懊丧。奥托触犯法律，问题堆积如山。本可以捞到一大笔律师费呢！ 
　　在一个身材粗壮的警卫用结实的双手对我的公文包和身体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之后，劳役农场的一位低级官员接待了我。我被领到靠近主楼大门的一个房间内。在这个四方形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高高地安着摄像机。中间的一道隔墙，将囚犯与访客隔开。我们的谈话将隔着栅栏进行，我对此当然并不在乎。我只是希望这次探访尽快结束。过了5分钟，奥托从另一边被带进房问。他约40岁，带着一副金属丝镜架的眼镜，留着海军陆战队式的短发，身材瘦削，穿着蓝囚服。他在隔墙对面坐下，仔仔细细地朝我打量。狱卒走了以后，房间里就只有我和他了。 
　　我从栅栏下部的洞口，塞给他一张名片。“我叫鲁迪·贝勒，是个律师。”我的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儿不吉利的味道？ 
　　但他并无反感，而且还勉强地微微一笑。此人从前靠挨家串户向穷人出售廉价保险为生，尽管他的命运明显不济，但在骨子里却还是一个待人友善的人，是那种凭一张嘴巴走进千家万户的人。 
　　“幸会，”他出于习惯这样说。“有何贵干？” 
　　“你瞧瞧这个。”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本案的材料，从洞口递给了他。“这是我代表你从前的一位客户起诉的案件。” 
　　“谁？”他接过材料，看着最上面的一页；那是一张传票。 
　　“多特和巴迪·布莱克，以及他们的儿子唐尼·雷。” 
　　“大利公司，是吗？”他说。戴克曾经对我说过，在这些走街穿巷的经纪人当中，许多人都不止代表一家公司。“我可以看一看吗？” 
　　“当然。你在本案中是被告之一。看吧。” 
　　他的声音和一举一动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看得很慢，仿佛很不情愿翻到另一页。他刚受过离婚的折磨，在破产中失去了一切，现在又由于犯罪在狱中服刑，而我却一路屁颠颠地跑到这儿，为了另一个1000万美元，想把他再次送上法庭。 
　　但他似乎并不害怕。他看完材料，把它放在面前的柜台上。“你知道吧，我受破产法庭的保护。”他说。 
　　“我知道。”实际上，我并不清楚。我从法庭记录上得知，他在3月份提出了破产申请，比我的申请还早两个月。现在他的债务已经统统解除。虽然破产申请获得法院批准并不意味着在此以后永远不能再次对他提出诉讼，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这个家伙像难民一样一文不名，他是刀枪不入的。“是你卖的保单，我们不得不把你列入被告的名单。” 
　　“哦，我懂。你们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嘛。” 
　　“说得对。你多久才能出去？” 
　　“还有18天。干吗？” 
　　“我们可能要录你的证词。” 
　　“在这里？” 
　　“也许。” 
　　“干吗这样匆忙？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让你们录。” 
　　“我考虑一下。” 
　　我的访问对他就像一个短暂的假期，因而他并不急于让我走。我们聊了几分钟监狱生活，接着我就开始找门。 
　　我在包娣小姐的屋子里，以前从未上过楼，楼上和楼下一样积满灰尘霉点斑斑。我打开每个房间的门，把灯开亮，匆匆巡视一番，便熄掉灯关上门。我走在走廊里，脚下的地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三楼，但我有点儿胆怯，没有上去。 
　　这幢屋子比我原先想的要大得多。也凄清得多。真难以想象她孤单一人住在这里的景况。我没有化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没有和她一起观看情景喜剧和电视布道会，没有多吃几个她做的火鸡三明治多喝几杯速溶咖啡，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楼下和楼上一样，没有窃贼光顾过的迹象。我锁好了后院的门。她走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儿异样。她在这儿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宽慰，但知道她在家，在这座宽大的房子里，我的感觉总是十分良好，因为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向她求助。现在她走了，我仿佛已与世隔绝。 
　　我走进了厨房，两眼盯着电话。这是一只拨盘式的旧式电话机，我真想拨通凯莉的电话。如果她接电话，我会想出话来和她谈谈。如果他接电话，我就不声不响把电话挂上。即使追查到这座屋子，那也没有关系：我并不住在这里。 
　　我想念她，今天超过昨天。本周超过上周。 
　　我必须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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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和戴克驾着他的小面包，驶往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天气清新宜人，空气中已透出一丝秋天的气息。感谢上帝，令人窒息的湿气已经在几个月前消退，10月的孟菲斯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飞往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一张将近700美元。在一家价格便宜但安全的汽车旅馆住一夜，估计要40美元。我胃口不大，吃一点儿就可以对付，因而可以尽量把伙食的费用降到最低。这次是我们去取证，取证的一切费用将由我们支付。我向克利夫兰的法院书记官打听过，他们最低的收费是每天出场费100美元，外加证词记录和打字每页2美元。而这些证词往往会长达100多页。我们当然想用摄像机录下整个的过程，但由于费用更为昂贵，这决无可能。 
　　飞往克利夫兰，看来也同样绝无可能。鲁迪·贝勒事务所根本就出不起这笔费用，让我飞往该市。我也决不能开着那辆破丰田，去高速公路上冒险。万一它在半路抛锚，我也得搁浅，取证将不得不推迟。戴克转弯抹角地想叫我开他的小面包，但开1000多英里，我对它同样缺乏信心。 
　　灰狗公司的长途汽车尽管慢得怕人，但十分可靠，最终总能到达目的地。这当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但是，妈的，有什么办法！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路上还可以看到乡村风光。我们可以省下宝贵的金钱。总之，我想出了种种理由，自我解嘲而已。 
　　戴克开着车，一路很少开口。我想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快，因为我们不能提供较好的条件。而且他知道他也应该去。我将要面对的是充满敌意的证人，而且有许多新的文件需要当场审阅。身边有人帮一手，那会好得多。 
　　我们在车站旁的停车场相互道别。他保证照管好事务所，尽量拉来一些生意。他会尽心尽力，我对此毫不怀疑。他驾着车向圣彼得医院的方向驶去。 
　　我以前从未乘过灰狗公司的车。车站很小，但很干净，挤满了星期天上午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和黑人。我找到售票员，取了预定的车票。这张票化掉我的公司139美元。 
　　汽车于8点钟准时开出，向西驶入阿肯色，然后向北进入圣路易斯。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开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带来的麻烦。 
　　车上的座位已几乎坐满，只剩下三四个空位。根据行车时刻表，我们将在6小时后到达圣路易斯，下午7点前抵达印地安那波利斯，并于当夜11点到达克利夫兰，在车上要呆15小时。取证将于明晨9点钟开始。 
　　我敢肯定，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我的对手们此刻仍在呼呼大睡。不久之后，他们将起床漱洗，吃一顿香甜可口的早餐，接着就在后院里和太太一起翻阅周日的晨报，有人也许还要去教堂，然后再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打一盘高尔夫。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的太太会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那里与他们一本正经地吻别，然后再送他们坐进头等舱。一小时后，他们将在克利夫兰着陆，而且大利公司准会派人热情欢迎，开车把他们送到该市最佳的饭店。在饱餐猛喝了一顿之后，他们将聚集在豪华的经理会议室内，策划针对我的阴谋直至深夜。大约在我办完登记手续住进第6汽车旅馆或别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同时，他们将上床安息，而且已经是精神焕发，胸有成竹，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利保险公司大楼位于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郊区，这个郊区是当年富有的白人大规模迁出市中心的产物。我要出租车司机帮我在其附近找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把车停在广场客栈前。客栈隔壁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对面则是一家录像馆。这一带布满了脱衣舞厅，快餐店，闪光广告牌，购物中心，廉价的汽车旅馆。不远处准有一个商店区。看来这里倒挺安全。 
　　空着的房间很多。我住一个晚上，付了32美元现金。我遵照戴克的指示，要了一张收据。 
　　我于12点2分上了床，眼睛瞪着天花板。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家汽车旅馆的帐房，谁也不知道我在何处。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来看我。 
　　当然，我无法入眠。 
　　打从我开始憎恨大利公司以来，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这家公司总部的模样。我仿佛看见一幢高高的现代化大楼，许许多多的玻璃在上面闪闪发光。大门旁边是一个喷泉，旗杆林立，一块黄铜标牌上镌刻着公司名称和标识语句。到处都可以看到财富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楼倒是很易找到，因为在混凝土入口处的上方用黑色的粗体字母写着：贝克盖普路5550号。但哪里也看不见大利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这座大楼在这条街上毫不显眼。没有喷泉，也没有旗杆，而只是由相互嵌在一起的几座方块建筑物组成了一座庞大的五层大杂烩。它非常现代化，却又丑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楼的外部是白色水泥墙和涂黑了的窗户。 
　　幸好大楼的前门做了标记；我跨进小门厅，门厅一侧放着几盆人造植物，另一侧坐着一个漂亮的接待员。她带着一副时髦的耳机，一根细细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绕在下颏边，离她的嘴唇不过几英寸。在她身后的墙上，是难以归类的3家公司的名称：平孔集团、绿湖海洋和大利人寿保险。哪个属于哪个？每家公司的铜牌上都刻着一句忸忸怩怩的标识语。 
　　“我叫鲁迪·贝勒，应约前来见一位保罗·莫耶先生，”我很有礼貌地说。 
　　“请稍等。”她按了一只按钮，等了一会，说，“莫耶先生吗？这儿有一位贝勒先生想见你。”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的办公室一定就在附近。我等了不到1分钟，他已在热情洋溢地和我握手寒暄。我跟着他绕过一个角落，穿过一段走廊，上了电梯。他几乎和我一样年轻，废话说个不停。我们在四楼走出电梯，地上铺着地毯，灯光暗淡，墙上挂着画幅。在莫耶不停的啰嗦声中，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他拉开一扇沉重的门，领我走进房问。 
　　欢迎来到名列《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排行榜的大利公司！这是董事会会议室，宽敞的房间中央是一张亮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周围至少放了50张真皮座椅。会议桌中央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距离桌面不过几英尺。我左侧的角落上有一个吧台，有侧是一个咖啡盘，上面放着饼干和硬面包围。在食物的四周围着一群阴谋家，至少有8个，统统穿着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衫黑皮鞋，打着条子领带。8对1。我身上的几个主要器官，本来就紧张得颤颤栗栗，现在则成了山摇地动的振动了。狄龙·基普勒啊，在我需要你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即使戴克此刻在场，对我也将是莫大的安慰呀！ 
　　他们中有4位是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律师。1个是孟菲斯听证会上见过的熟面孔，另外3个则是初次相遇的陌生人。一见我到场，他们全部立刻闭上了嘴巴。有一会儿，他们全都不吃不喝不讲话，只是痴呆呆地瞪着我。我把他们正在进行的重要谈话打断啦。 
　　T．皮尔斯·摩尔豪斯第一个活转过来。“进来吧，鲁迪，”他没话找话地说。我依次点头招呼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然后和4位新交一一握手。摩尔豪斯大声地说着他们的姓名，我却立刻忘得干干净净。在基普勒的法庭上发生的那场小冲突中露过面的杰克·昂德霍尔，是大利公司的专职律师，也是指定的公司发言人。 
　　我的对手们个个都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在快速飞行和享受了轻松的晚宴以后，昨儿夜里准是睡得十分安稳。他们衣服笔挺，折线分明，就好像不是从旅行袋，而是今晨刚从衣橱里取出来似的。而我的眼睛却是又红又干涩，衬衫皱皱巴巴。但我的心里有比外表更重要的事。 
　　法庭书记官到达以后，皮尔斯把我们领到桌子的一端。他把桌头的位置留给证人，然后就绞着脑汁，考虑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座次。过了一会，他终于有了主意。我遵命坐到指派给我的座椅上，并且试图把它拉近会议桌。这该死的椅子足有1吨重，移动起来十分费劲。在我的对面，离我至少有10英尺远的地方，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4位伙计，正在打开公文皮包，他们故意制造出来的噪音，要多响有多响。碰锁咔嗒作响，拉链嗤嗤发声，唰唰抽出档案，哗哗翻动纸页。几秒钟不到，桌上已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堆文件。 
　　坐在法院书记官后面的那4位公司雇员，由于拿不准下面该如何动作，正不知所措地等着听从T．皮尔斯的使唤。他手上的文件和拍纸簿最后总算整理妥帖，终于开口道：“嗨，鲁迪，我们认为取证应从我们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杰克·昂德霍尔开始。”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而且决定要加以反对。“不，我不这样想，”我多少有点紧张地说。尽管置身于他乡异地，又处于敌手四面包围之中，我依然竭力使自己处事冷静。我不想从公司指定的人开始取证，这有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主意是他们提出的。今天是我在取证，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 
　　“请重复一遍好吗？” 
　　“你已经听见我的话了。我要从杰基·莱曼西支克开始，也就是那位理赔员。但我首先要看档案。” 
　　欺诈案的核心是理赔档案，亦即总部理赔员保存的全部来往书信和文件。在一桩头绪清楚的欺诈案件中，理赔档案是对一个接一个反常现象所做出的准确得令人吃惊的历史描述。我有权得到全部档案，而且早在10天以前就应该收到。德拉蒙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埋怨他的当事人办事拖拖拉拉。基普勒毫不含糊地下达了法庭命令：档案必须在我今晨到达后立即交给我。 
　　“我们认为，最好先从昂德霍尔先生开始，”T．皮尔斯口气有点犹豫。 
　　“你们怎么想与我无关，”找说，语气激动，义愤填膺。“我们要不要给法官拨个电话？”我嘲弄地问，十足的神气活现。 
　　基普勒虽然不在场，他的权威仍是这儿的主宰。他的命令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提出的6名证人，今天上午9时必须到场；取证谁先谁后，完全由我斟酌决定。在我同意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必须时刻听从我的安排。命令还给我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我在开始质询和深挖细找之后，如果必要，还可以追加别的证人。我当然要追不及待地威胁他们，给他大人阁下打电话啰。 
　　“呃，我们，啊，我们，呃，杰基·莱曼西支克有点问题，”皮尔斯边说边紧张不安地瞧着已经向后缩到门边的4名公司雇员。那4位先生个个坐立不安，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全都低着头，在仔细研究自己的双脚。坐在我正对面的T．皮尔斯在竭力挣扎。 
　　“什么样的问题？”我问。 
　　“她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 
　　我一听不由得张大了嘴巴。我确实是大吃一惊．猛然间变得无话可说。我两眼瞪着他，竭力使自己恢复镇静。“她什么时候离开公司的？”我问。 
　　“上周末。” 
　　“上周末？上周四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她是星期六离开的。” 
　　“是因为合同期满？” 
　　“她辞职了。” 
　　“她现在什么地方？” 
　　“她已经不再是公司的雇员了，不是吗？我们不能让她作为证人。” 
　　我看了一下笔记，想挑出其他几个名字。“好吧。托尼·克里科怎么样？他是初级理赔稽查。” 
　　又是一阵坐立不安和挣扎。 
　　“他也走了，”T．皮尔斯说。“他在裁员时被裁掉了。” 
　　我鼻子上又挨了一拳。脑子一阵眩晕，我不知下面该如何是好。 
　　为了不让人和我谈话，大利公司真的把有关人员统统解雇了！ 
　　“怎么这样凑巧呀，”我不知所措地说。普伦克、希尔和格罗眼睛盯着面前的拍纸簿，不愿抬起低垂的头。真想象不出，他们在写些什么！ 
　　“我们的当事人一直在定期裁员，”T．皮尔斯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 
　　“那个高级理赔监理理查德·佩洛特怎么样？我来猜猜，他也给解雇了吧？” 
　　“没有。他在。” 
　　“那么，拉塞尔·克罗基特呢？” 
　　“克罗基特先生离开我们，进了另一家公司。” 
　　“这么说，他不是被裁掉的啰？” 
　　“不是。” 
　　“他辞了职，像杰基·莱曼西支克一样？” 
　　“对。” 
　　拉塞尔·克罗基特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件的作者，当时担任高级理赔监理。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等著录取他的证词，心里既紧张又害怕，就像这次来克利夫兰的旅程给我的感觉一样。 
　　“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呢？也裁掉了吧？” 
　　“没有。他在。” 
　　接着是一阵长得令人无法相信的沉寂。人人都在无所事事地忙碌，等待尘埃落定后再行动。我在拍纸簿上仔仔细细地列出了我接着应该做的事。 
　　“档案在哪里？”我问。 
　　T．皮尔斯把手伸到背后，取出了一叠文件，从桌面上推给我。这些文件复印清楚，上面缚着粗粗的橡皮筋。 
　　“是按日期先后排的吗？”我问。基普勒在命令中提出过这一要求。 
　　“是的，”T．皮尔斯说，眼睛瞪着大利公司的4名雇员，像是想把他们一把掐死。 
　　档案有5英寸厚。我没有开拆。“给我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再继续。” 
　　“行，”T．皮尔斯说。“那边有个小会议室。”他站了起来，指着我身后的墙壁。 
　　我跟着他和公司雇员杰克走进隔壁房问。他们立即离开。我在桌旁坐下，立即在文件中开始挖掘。 
　　一小时后，我再次走进董事会会议室。他们正在边喝咖啡边闲聊。“我们需要给法官打个电话，”我说。T．皮尔斯啪的一声一个立正。“在那边打，”我指着刚才那个小房间说。 
　　我和他各拿一个话筒，我拨通了基普勒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到第二声，他就接了电话。我们各自报了姓名，互道了早安。“这里出了点问题，大人，”我说，很想一开始就能用合适的语调讲话。 
　　“什么样的问题？”法官问。T．皮尔斯凝神听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 
　　“是这样：我在通知中指名、并由你的命令确认的6名证人，有3名突然消失了。不是辞了职，就是被裁员，或者遭到了类似的下场，反正人已不在公司。这是上周很晚的时候发生的事。” 
　　“哪几个？” 
　　我相信他一定把材料放在面前，此刻正看著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托尼·克里科和拉塞尔·克罗基特已不在这里工作。佩洛特、洛夫金和公司发言人昂德霍尔却在这次大清洗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材料怎么样？” 
　　“我已经拿到了理赔档案，翻了一遍。” 
　　“结果呢？” 
　　“至少缺了一份文件，”我凝视着T．皮尔斯说。他朝我皱了皱眉，似乎他决不相信。 
　　“是什么文件？”基普勒问。 
　　“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不在档案里。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其他文件。”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上周才第一次看到这封信。多特在作证时交给德拉蒙德的那一封信顶部，我用刻着“副本”的图章盖了3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如果这封信在将来出现，我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这封信的原件现在正锁在我的档案柜中，十分安全。假如德拉蒙德之流把这份做了记号的副本寄给大利公司，为时过晚地塞进理赔档案，那风险未免太大，他们不会乐意。 
　　“这是真的吗，皮尔斯？”基普勒问道。 
　　皮尔斯真的是不知所措了。“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不知道。档案我检查是检查过一遍，不过，呃，我想是真的，你知道。我没有一件一件检查。” 
　　“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吗？”基普勒问。 
　　“是的，大人。”我们同声回答。 
　　“好！皮尔斯出去一下。鲁迪继续通话。” 
　　T．皮尔斯本想争辩，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惶惑不解地挂上电话走出房问。 
　　“行了，法官大人，就我一个人啦。”我说。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他问。 
　　“非常紧张。” 
　　“我不觉得奇怪。听着，我打算这么办。他们赶走证人，隐藏材料，这就使我有权下令将取证地点移到孟菲斯。我这是见机行事，而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惩罚。我想，你应该仅仅录取昂德霍尔一个人的证词。想问什么问题你就问什么，但是要在那3个证人失踪的问题上，揪住他穷追猛打。录完他的证词，你马上回来。我将下令本周末举行一次听证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保险档案也要拿到手。” 
　　我飞快地记下了他的指令。 
　　“现在叫皮尔斯来听电话，”他说，“我要把他痛斥一番。” 
　　杰克·昂德霍尔身材矮小结实，唇髭剪得整整齐齐，讲话快速清楚。他谈了公司本身的情况。大利公司属于平孔集团。这是一家私人拥有的集团，但谁是它的主人，却难以摸清楚。我详细地追问他这大楼里3家公司的从属关系和相互联系，结果却越弄越糊涂。我们化了1小时谈论公司的组织结构，上至总裁下到普通雇员。我们谈论产品、营销、部门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趣，但大多数情况都毫无用处。他提供了失踪证人的两封辞职信，并且向我保证，他们离开公司与本案绝对无关。 
　　我逼问了他3个小时，然后就掉头离开了公司。我曾经打算在克利夫兰至少逗留3天，和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那几位伙计关在一个房间里，与一个接一个充满敌意的证人唇枪舌剑，并且在夜里翻阅大量的文件，寻根究底。但我现在却在2点前离开了这座城市，而且是一会永不复返。我带走了新的文件，回去让戴克仔细审阅。这些家伙现在将不得不来到我的地盘上，在我的法庭里，在我的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作证！我有恃无恐，无忧无虑。 
　　驶回孟菲斯的汽车，速度似乎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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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准律师，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达，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将出庭受审的小偷上钩。他只要见到一个面带惧色、手上拿着一张传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动。他把这叫做小虫二步舞。这种动作迅速不施张扬的拉客勾当，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许多街头律师不断改进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学会其中的诀窍。我干脆予以拒绝。 
　　德里克·道根原来也是这种小虫二步舞追踪的目标，但鱼儿却没有上钩。当时他问戴克：“准律师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对什么都有现成答案的戴克，这次却未能做出令他满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却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根被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开的飞车撞伤。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开还不足24小时，他就在圣彼得医院那个半私用病房里拨了戴克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戴克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刻苦钻研那堆难以理解的保险公司的文件。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和一位货真价实的律师，而不是和准律师面谈。 
　　这是我对这家医院进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访问，是我生平第一次。我们找到道根时，他独自一人，腿断了一只，肋骨断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断裂，脸上更是累累伤口，又青又肿。他很年轻，20来岁，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我像一个真正律师那样大包大揽，给他提供屡试不爽的回避保险公司的办法，叫他对谁都不要吭声。这完全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纠葛，而我的事务所处理的车祸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边听边笑。他把我调教得真灵！ 
　　道根签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们能得到他的病历记录的特许证。他疼痛难忍，我们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经签在合同上。我们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 
　　到了中午，戴克已经把事故报告搞到手，而且已经和闯祸的小青年的父亲谈过话。他们是在斯泰发明保险公司投的保。那个做父亲的考虑不周，居然主动告诉戴克，保单的赔偿限额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对这么低的数额，实在感到抱歉。没有问题，戴克说；发生了这件车祸，他真是谢天谢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们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档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点。这是我们事务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筹划如何使用这笔钱，化了足足3小时。 
　　就在我于克利夫兰度过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点半，我们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这个时间，是为了让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能够匆匆赶来，再接受一顿训斥。他的出场使被告律师团满员，5位大将全都到场，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谁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糟的结果。作为大利公司专职律师之一的杰克·昂德霍尔，今天也在场，其余几位雇员都宁愿留在克利夫兰。但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关于档案的事，我曾经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开始训斥。他5分钟前刚叫我们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现在德拉蒙德却已开始流血。“我想我说得十分具体，甚至还用书面命令的形式发布，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这或许不是德拉蒙德的过错。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经狠狠地训斥过克利夫兰的那些家伙。列奥·德拉蒙德是个极其自负的人，对羞辱无法忍受。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他正在联邦法院为一件涉及巨额财富的案子辩护，每个晚上或许只睡3小时，心里压着千钧重担，而现在他却匆匆赶到这里，为刚愎自用的当事人令人怀疑的行为辩护。 
　　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 
　　“我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说，大人。”他说。我相信他的真诚。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得知这3位证人已不再为你的当事人工作了？” 
　　“星期六下午。” 
　　“你是否曾试图通知原告律师？” 
　　“试过。但我无法找到他。我们甚至给航空公司打过电话，企图查出他的行踪。可是运气不佳。” 
　　应该给灰狗公司打电话嘛！ 
　　我还没开过口。基普勒摇着头露出厌恶的神情，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坐下，德拉蒙德先生。”他说。 
　　“计划是这样，先生们，”法官大人说。“下周一起一周以后，我们将集中在此取证。下列人员将代表被告出席：理查德·佩洛特，高级理赔监理；埃夫雷特·洛夫金，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布雷福德·巴恩斯，经营部副总裁；以及M．威尔福·基利，公司总裁。”基普勒事前曾经叫我开过一张我要找的证人名单。 
　　过道另一侧的几位仁兄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几乎可以感到有一架抽气机在抽着屋子里的空气，灌进他们的肺。 
　　“不准寻找任何借口，不准有任何延宕，不准申请延期。他们来此的旅费，当然由他们自理，他们在录取证词期间必须随时听从原告方面的支配；在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孟菲斯。取证的全部费用，包括录像和打字，全部由大利公司负担。取证时间暂定3天。 
　　“其次，所有文件的复本，必须交给原告，最迟不得晚于下周三，也就是取证5天之前。文件必须打印清楚，按时间顺序排列。若不如此，将受到严厉惩处。 
　　“最后，说到惩处，我在此命令被告大利公司，为贝勒先生支付往返克利夫兰的旅费。他劳而无功，过在被告，这是大利公司为此交纳的罚款。贝勒先生，去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多少钱？” 
　　“700美元。”我实事求是地答道。 
　　“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普通舱。” 
　　“德拉蒙德先生，你们派了4个人去克利夫兰。坐的是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德拉蒙德瞟了一下T．皮尔斯；皮尔斯像偷了东西被当场逮住的孩子一样缩成一团。“头等。” 
　　“不出我所料。头等舱机票是多少钱一张？” 
　　“1300美元。” 
　　“食宿你花费多少，贝勒先生？” 
　　实际上，不足40美元。但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如果说出这个数字，那将过于难堪。当时要是住一套豪华套间，那才美呢。“60美元左右。”我稍微多报了一点，但又不过分贪心。我敢肯定，他们住的房间每晚要150美元。 
　　基普勒用夸张的动作将这一一记下，计算器在脑子里咔嗒咔嗒地运转。“你途中化了多少时间？每趟两小时？” 
　　“差不多。”我说。 
　　“每小时200美元，那就是800美元。还有别的开销吗？” 
　　“付给法院书记官250美元。” 
　　他记下了这笔费用，把总数加了加，又复核了一遍，然后开口道：“我命令被告付给贝勒先生总计2410美元，作为交纳的罚款。必须在5天之内付清。如果贝勒先生5天内收不到这笔钱，金额将每天自动翻一番，直到他收到支票为止。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 
　　我不禁满面春风。 
　　德拉蒙德慢慢站起来，微微弯着腰，向前伸出一双手。“我反对。”他说。他怒火中烧，但却尽量克制。 
　　“将反对列入记录。你的当事人有5天时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贝勒先生乘了头等舱嘛。” 
　　对任何事都要反对一通，是被告辩护律师的特点。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这笔钱对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应该意识到，在这事上纠缠，他将毫无所获。 
　　“来回一趟克利夫兰，显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当事人付的就是这个数。” 
　　“贝勒先生并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呀。”他回答说。 
　　“你是不是说他的时间就不值钱？” 
　　“不。” 
　　他想说的是，我只不过是个稚嫩的街头律师，我的时间根本没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样珍贵。 
　　“那你就得按每小时200美元付给他。算你运气好，我刚才还想让你照价赔偿他在克利夫兰浪费掉的时间呢？” 
　　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德拉蒙德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还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着他。担任法官没有几个月，他讨厌大公司的名声，这点已经传遍四方。在审理别的案件时，他也是动辄惩罚大公司，这在法律界已经引起纷纷议论。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 
　　“还有问题吗？”他朝他们低声喝问道。 
　　“没有了，大人。”我大声说，不过是想让大家明白我还在场。 
　　过道那侧的阴谋家们一齐摇头，接着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书档案，转身出了法庭。 
　　晚餐时，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阳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树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烂的福特车上，不肯出来吃饭。她告诉我说，他现在呆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全是因为唐尼·雷。眼看着儿子即将离开人世，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在车上喝问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边坐上几分钟，出来时总是泪流满面，然后就整天单独呆在车上，避开所有的人。 
　　再说，平时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进屋。我对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们谈着这桩官司。谈着大利公司的所作所为，谈着狄龙·基普勒法官令人难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却兴趣索然。6个月前我在柏树花园初次见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场斗争。她那时候以为只要有一位律师，任何一位律师，就可以吓得大利公司改恶从善。时间还有，也许会出现奇迹。而现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后，多特将会责怪自己一辈子。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有关手术费的申请时，她就应该直接找律师。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动笔写了那些信。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当初若是受到起诉的威胁，大利公司一定会迅速行动，为唐尼·雷提供医疗费用。我这样想理由有二。首先，他们明摆着是错了，而且他们明白这一点。其次，在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起诉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便主动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议。这说明他们害怕。他们的律师害怕。克利夫兰的那些仁兄们害怕。 
　　多特为我冲了一杯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着咖啡走到屋后，走进唐尼·雷的房间，他盖着床单，侧身朝右，蜷缩着身体，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盏小灯，放射着微弱的光。我背靠着敞开的窗子，坐在灯旁。从窗外吹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四周静悄悄，房间里寂静无声。 
　　他的遗嘱只有短短两段，把一切遗赠给自己的母亲。那是我两周前为他起草的。他既无债务又无财产，其实并无必要留下一份遗嘱，但这样可以使他心里好过一些。他还为葬礼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亲安排。他要我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书里有4个经过缩写的长篇小说，出了已有30年，是这家人家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个地方，每次来总要看几页。 
　　他时而发出两下哼声，时而身体抽搐。不久之后某一个早晨，当她悄悄走进这个房间，发现他再也不会醒来时，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办。 
　　每当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要借故走开。此刻，我听见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内。我看了一小时的书，偶尔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来，我就和他闲聊，或者把电视打开，一切都照他的愿望办。 
　　我突然听见屋里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接着便有人在轻轻敲门。门被慢慢推开，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我费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是前来家访的科德医生。我们握了握手，在床脚边低声谈了几句，然后便走了几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但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科德压着嗓子说，“这件案子的审理。什么时候开庭，有消息吗？” 
　　“2月8日。” 
　　“肯定吗？” 
　　“看来可以肯定。” 
　　“假如我亲自出庭作证，你看比通过录像或书面证词与陪审团交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当然啦。” 
　　科德开业行医已有数年。他对审讯和取证颇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着，两肘搁在膝头上。“那就把取证的事忘了吧。我将出庭作证，现场彩色直播，而且决不收你一分一文。” 
　　“谢谢你这样慷慨。” 
　　“不客气。这是我起码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他出庭作证的事讨论了很久。从厨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杂音，但屋子里却很寂静。科德属于那种喜欢长谈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吗？”他最后问道。 
　　“是什么？” 
　　“我为人们查出病症，然后为他们走向死亡做准备。” 
　　“你为什么选肿瘤学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当然。干吗不？” 
　　“肿瘤医生供不应求。选中这一行，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拥挤不堪。” 
　　“我想是因为总得有人来干。” 
　　“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真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过，这是一个困难的行当。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我们也许可以有点作为。我是愿意献出我的时间和技术的，但即使这样，手术仍旧需要20万美元。全国没有哪家医院哪家诊所能化得起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使你憎恨保险公司，对吗？”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 
　　“你结婚了吗？”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没有。你呢？” 
　　“离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里？” 
　　“你认识墨菲牡蛎酒吧？” 
　　“当然。” 
　　“咱们到那儿见。” 
　　我们踮起脚尖，从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间，向坐在前面门厅摇椅上抽烟的多特告了别，暂时离开了这一家。 
　　凌晨3点20分，一阵电话铃声，突然把我从梦中唤醒。要么是唐尼·雷去世了，要么就是有架飞机一头栽到地上，戴克正紧急追踪！否则，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 
　　“鲁迪？”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线路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包娣小姐！”我叫道，连忙一骨碌坐起来，开亮了灯。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 
　　“没有关系。你还好吗？” 
　　“哼，他们对我真卑鄙。” 
　　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这话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谁卑鄙？”我随口问道。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想关心她，也无能为力了。 
　　“琼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给他们排好了座次等级。“她不想让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琼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连吃饭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 
　　“里面说不定会放了毒药呢。” 
　　“别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说瞎话。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点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签了一份新立的遗嘱，让他们如愿以偿。是在孟菲斯签的字，你知道。后来就到了坦帕。头几天他们倒真是很孝顺。孙子们也常常来看我，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后来德尔伯特带我去做了体检。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对他们说我的健康极佳。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薇拉讨厌琼，琼也讨厌薇拉。那几个孙子呢，你知道他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这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嗯，因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琼昨天对我说，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电话。我去找朗道夫，他说我一天可以用两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鲁迪。家里好吗？”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这里不会住很长。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洗澡间小得不成样。我过惯了有许多房间的日子，这你知道，鲁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开口，主动提出去接她回家。但这显然为时过早。她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在那儿多待点儿时间，对她有好处。 
　　“朗道夫现在又纠缠不休，要我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我的一切事务。你看怎么办才好？” 
　　“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当事人签署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我的当事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这对她明显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败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笔2000万美元的财产。一旦他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将怎么办？现在包娣小姐已经觉得事情十分不妙。将来恐怕还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无力。 
　　“别签字，包娣小姐。” 
　　“还有一件事。昨天德尔伯特，噢噢噢……有人来了。得挂了。”咔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我仿佛可以看见，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电话而被琼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来的这个电话，并没有了不起的重大意义，反倒显得有点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来，我就去佛罗里达接她。 
　　我折腾了一会，重又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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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们将把取证推迟。叫你的人下周一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对。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将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改变日程，下周再来孟菲斯。 
　　“干吗不在明天开始呢？”德拉蒙德惊愕地问。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问题。 
　　“负责这个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仅管取证，而且我肯定还要管庭审呢。” 
　　“法官大人，请听我说一句，我并不是想和你辩论，不过，录取证词并非一定需要你在场嘛。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难，好不容易今天才来出席。下周或许就无此可能了。” 
　　这正是基普勒想要听到的话。“哦，他们一定得来，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点，他们一定得准时来这儿。” 
　　“嗯，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些证词两周前在克利夫兰本来早就可以录好了，可是你的委托人玩了花招！” 
　　处理这样的事务，法官有权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而且无法上诉。基普勒正在惩罚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见，他做得有点儿过了分。再过短短几个月，本案即将在此开庭审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诉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师：他，法官大人，将是这次庭审的主宰。 
　　我觉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几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后面，唐尼·雷·布莱克将永远在此安息。我是8个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员坐着的椅子后面。阴云密布，寒风阵阵；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参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礼。但我竭力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 
　　人们挤在一棵树叶已经转红的大树下，聆听年轻的牧师朗读《圣经》上的词句。我们低头望着周围放着鲜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听见多特在低声哭泣。我可以看见巴迪坐在隆的旁边。我把目光从棺材上移开；我在想象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梦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急得团团转。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个私家侦探布齐，紧身高领毛衣下突出两块巨大的二头肌。这是一个性格卑劣的家伙，两颊通红，穿着尖头皮靴，看样子就是个喜欢狂饮滥赌行为放荡的人。戴克为我们做了介绍，把布齐说成一个客户，然后给了我一本拍纸簿，上面用毡头笔写了一行字：“别谈任何实质性的话，好吗？” 
　　“葬礼搞得怎么样？”戴克边问边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布齐坐的桌边。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那一家人还好吗？”戴克问。 
　　“我想还可以。”布齐迅速旋下电话耳机机盖，朝里面指了指。 
　　“我看那个孩子现在不再受罪倒是桩好事，你说呢？”戴克说。 
　　布齐指着耳机内盖上粘着的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黑颜色的装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认为那孩子现在反倒好一点吗？”戴克一边用手肘顶顶我的胸口，一边高声重复说。 
　　“对，是，说得对。他的确是解脱了。不过，还是很令人难过。” 
　　布齐熟练地重又把电话耳机装好，朝我耸耸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说。 
　　“好主意，”我说。心情越来越紧张。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朝这边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说。离这儿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个附庸高雅的咖啡馆。我们朝它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走进咖啡馆，我们钻进一个角落里，就好像正在躲避杀手的搜捕。 
　　情况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鲁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后，我和戴克一直在当心联邦调查局。我们以为他们至少会公开跑过来，找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联邦调查局这个题目谈过许多次，但我却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统统端给了这位布齐。我对此人可是不那么相信。 
　　一小时前，布齐来到事务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们的几部电话机。布齐说他不是窃听器专家，但多少懂得一点。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窃听器，3部电话机里装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们本来还想再设法寻找，但转念一想，决定先等我回来再说。 
　　“还有窃听器？”我问。 
　　“是呀。就像微型话筒那样小的玩意儿，办公室随便哪里都可以藏，电话机逮不着的声音，它能把它传出去，”布齐说。“要找到也相当容易。只要拿一块磁化玻璃，把房子里密密麻麻统统扫一遍。” 
　　戴克的双手真的在一个劲儿地抖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我们的电话跟布鲁索讲过话。 
　　“我们要是再找到窃听器怎么办才好呢？”我问。到目前为止，面前桌上的咖啡，还没有谁喝过一口。 
　　“从法律上说，你可以把它们拆掉，”布齐解释道。“另外一个处理办法就是：说话当心。讲话时避开它们。” 
　　“要是把它们拆掉呢？” 
　　“那联邦调查局就会知道，你发现窃听器啦。他们对你就会更加怀疑，也许还会增加其他监视手段。最好的办法，照我看就是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说说倒容易。” 
　　戴克擦了一下额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为他非常不安。“你认识布鲁索吗？”我问布齐。 
　　“那还用说！我还替他办过事呢。” 
　　我确实不感到惊奇。“好，”我说。我接着又望着戴克问道，“你用我们的电话和布鲁索通过话吗？” 
　　“没有，”他说。“从他不见了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和他通过一次话。” 
　　他这样对我撒谎，是叫我在布齐面前闭紧嘴巴。 
　　“我很想弄弄清楚，是否还有别的窃听器，真的，”我对布齐说。“了解一下他们能听到多少，会有好处的。” 
　　“那我们得把整个事务所到处梳一遍。” 
　　“咱们就动手吧！” 
　　“我怎么都行。从桌子、写字台、椅子开始。查一查垃圾桶、书籍、挂钟、订书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窃听器可以做得像葡萄干那么小。” 
　　“我们找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戴克问。他已吓得要死。 
　　“不会的。你们二位就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谈话。我大气不吭一声，他们是不会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什么，就用手给我打信号。” 
　　我们端着咖啡走回事务所。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阴森可怕，令人望而却步了。我和戴克开始泛泛地谈论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边轻轻地翻着桌椅。偷听的人只要有点儿头脑，准会察觉我们举止反常，正在企图掩盖什么东西。 
　　我们趴在地上四处寻找。我们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档案。我们检查了暖气排放口和护壁板。我第一次为我们家具和装饰品之少而谢天谢地。 
　　我们深挖细找了整整4个小时，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有我们的电话遭到了窃听。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馆请布齐吃了意大利面条。 
　　子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看着晨报，眼睛不时地瞧一瞧我的电话机。我不断地劝说自己，他们决不会找这个麻烦，在这部机子上安装窃听器。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常常看见人影，听到声音。我曾多次以为听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声音而匆匆跳了起来。我的皮肤上爬满了鸡皮疙瘩。我食物无法下咽。我被人家跟踪了，这我知道；问题是，他们跟得有多紧？ 
　　而且，他们还想跟多紧？ 
　　除了分类广告，我把报上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昨天生了一个7磅重的的女儿。这对她很有好处。我不再憎恨她了。自从唐尼·雷去世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更为宽容了。当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恶的委托方。 
　　PFX装卸队在冬季赛季保持不败记录。 
　　我不知道他是否带她去看所有的球赛。 
　　我检查每天记录的主要统计数据。我特别注意离婚消息，尽管我并不乐观。我还看有关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赖考是否已因为又殴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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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我们事务所门口的那个房间里，4张租来的折叠桌上，摆满了与本案有关的文件。一堆一堆按时间顺序分开放置，全都做了记号，标了编号，编了索引，甚至还被输进了计算机。 
　　而且记得滚瓜烂熟。我对这些文件研究过不知多少次，现在对每张纸上的内容已了如指掌。多特交给我的文件总计221页。譬如那张保单，虽然在庭审时只算一份文件，却有整整30页。到目前为止，大利公司总共提交了748页文件，其中的一些与多特给我的相重复。 
　　戴克在这些文件上面也已经化了许许多多时间。他还对理赔的档案写出了详尽的书面分析。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也主要由他进行。由于录取证词时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他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文件整得有条有理，迅速把需要的文件找出来。 
　　这种性质的工作，他并不真正喜欢，他只是念念不忘想使我高兴而已。他确信我们已经逮住了大利公司，而且铁证如山，对方无法抵赖，但他认为我在这桩案子上化这么多功夫，并不太值。我觉得对我的辩护能力，戴克一直顾虑重重。他知道，不管我们如何挑选，挑出的12位陪审员，都会把5万块看成一大笔财产。 
　　这是星期天的深夜，我在办公室里边呷着啤酒，边在折叠桌间走来走去。这里似乎少了一样什么文件？戴克认为，那个理赔员杰基·莱曼西支克，不可能拥有直截了当拒绝客户索赔要求的权力。她办了她该办的手续，然后准是把材料转给了保险部。理赔部和保险部工作上联系密切，备忘录定是你来我往。正是在这个关节上，这根文件链缺少了一节。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想喝点什么呢？”他把皮包和上装向写字台上一丢，问道。 
　　我不喜欢喝烈性酒，而且又已很累，我怕一杯下肚，就可能把我摆平。“就喝一杯可乐吧，”我说。他听了有点失望。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酒吧。他用苏格兰威士忌兑上水，为自己调了一杯。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跨进门来的竟然是M．威尔福·基利先生。我星期一折磨了他8小时以后，我们还未见过面。他见着我似乎很高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寒暄。他走到酒吧边，为自己调了一杯酒。 
　　我们在角落里一张小圆桌边坐下。他们呷着威士忌。基利这么快又来到孟菲斯，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想把本案调解了结。我准备洗耳恭听。 
　　上个月，我苦苦挣扎，惨淡经营，才收入600美元。德拉蒙德一年至少赚100万。而基利管理的大利公司年销售额高达10亿之多，他本人的收入可能高于他的律师。而他们两人现在却想和我谈一笔交易。 
　　“基普勒法官对我非常关心哪。”德拉蒙德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关心呢。”基利马上帮腔道。 
　　德拉蒙德一向以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而闻名遐迩，我相信这两位演出小双簧，肯定做过精心排练。 
　　“跟你说句老实话，鲁迪，开庭的时候他会干出什么来，我真有点担心呢。”德拉蒙德说。 
　　“他对我们完全是草率定罪嘛。”基利摇着头不解地说。 
　　基普勒使他们担心法律，但他们准备放血，都是因为他们已被当场拿获。他们杀死了一个年轻人；他们犯下的谋杀罪即将遭到揭露。我决定乖巧一点，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动作整齐地啜着威士忌。德拉蒙德说：“我们想把这桩事了结掉，鲁迪。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辩护，感觉很不错。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要是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我明天就可以上场。在过去11年里，我连一场官司都还没有打输过呢。我喜欢在庭上和别人较量。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见太深了，真是怕人！” 
　　“多少钱？”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废话，问道。 
　　他们两位像肚子里的直肠一样蠕动了一番，动作惊人地协调一致。在痛苦了一阵以后，德拉蒙德开口说：“我们把原来的数目翻一番。15万。你拿5万左右，你的当事人得到——” 
　　“算术题我自己会做的，”我说。我拿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知道我已破产，以为5万块钱可以让我变富呢。 
　　5万美元！ 
　　“我拿你们这一建议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惶惑不解地相互瞧了瞧。 
　　“我的委托人死了。他的母亲上星期埋葬了他。而你们现在却要我去告诉她：桌上的钱要比原来多。” 
　　“就职业道德而论，你有义务告诉她——” 
　　“你别给我上职业道德课，列奥！我会告诉她的。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她，但她肯定要说‘不’。” 
　　“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基利沉痛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伤心，基利先生。我会向他们家转达你的哀悼之情的。” 
　　“哎，鲁迪，我们可是在真心诚意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呀。”德拉蒙德说。 
　　“你们选择的时间太糟了！” 
　　我们喝着饮料，谁也不讲话。过了一会，德拉蒙德脸上露出了微笑，首先开口道：“那位太太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们，鲁迪，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能使她高兴？” 
　　“什么都别做。” 
　　“什么都别做？” 
　　“事实上，你们什么都干不了。他死了，你们干什么他都不会复活。” 
　　“所以我们又何必还要打这场官司呢？” 
　　“为了揭露你们的所作所为。” 
　　又是一阵蠕动。又是一阵痛苦的表情。又灌下了更多的威士忌。 
　　“她要揭露你们。她还要让你们垮台。”我说。 
　　“我们太大啦。”基利趾高气扬地说。 
　　“等着瞧吧。”我站了起来，拿起公文包。“我自己找路走出去。”说完，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让他们在那儿坐着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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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们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的证据，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尽管这些活动微不足道，无利可图。到处堆放着薄薄的一袋一袋的档案，而且放的位置总是十分显眼，偶尔光顾的委托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手上有一打法院交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犯的不是重量级的轻罪，就是轻量级的重罪。戴克声称手头有30份有利可图的案卷，不过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了些。 
　　现在电话响的次数也更多了。在里面装了窃听器的电话机上讲话需要很大的学问。我每天都像从事战斗一样谨慎。我不断告诫自己，在安装窃听器之前，肯定从法院取得了一纸命令，允许他们这样侵犯私人的通讯权。法官既然批准发出这一命令，窃听就必然具有合法的成分。 
　　我们前边的那个房间仍旧挤满了租来的折叠桌，桌子上摆满了布莱克一案的文件。这表明一件真正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 
　　至少在外表上，事务所是比以前忙多了。开业数月之后，我们的日常开支平均每月只有可怜的1700美元，而每月的总收入平均约为3200美元。所以在纸面上，戴克和我可以平分1500美元（含税）。 
　　我们勉强生存下来了。我们最好的当事人是德里克·道根；假如他的案子能以对方保险的最高额度25000美元了结，我们就可以松口气。我们巴望该案在圣诞节前及时了结。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说不上，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戴克，都没什么亲朋好友需要我们花钱为其购买圣诞礼物。 
　　我将利用圣诞假日，研究布莱克一案。2月离目前已经不远了。 
　　今天的邮件与往常有两点不同。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信函一件也没有。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因而着实给我带来一阵惊喜。第二点不同则令我大吃一惊，我差点儿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方步，以便使自己保持冷静。 
　　那是一个很大的四方信封，我的姓名地址全是用手书写。里面是一封印好的请柬，邀请我光临本地一家购物中心珠宝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链、金手镯、金项链节前大甩卖。这是一种邮寄广告，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是事前印好的标签，我通常都是随手扔进废纸篓。 
　　在请柬的底部，在商店营业时间下面，是用娟秀的笔迹书写的姓名：凯莉·赖考。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字。啥都没有。只有这个名字。 
　　我到达购物中心后，在里面兜了1小时。我观看儿童在室内溜冰场里溜冰。我冷眼旁观一群群十几岁的少年到处游荡。我买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中国饭菜，坐在溜冰场的观众席上边看边吃。 
　　购物中心里有成百家商店，那家珠宝店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从店门前悄悄走过时，看见她正在操作收款机。 
　　我跟着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店堂，慢慢走向那长长的玻璃展示柜。凯莉·赖考正在接待一位顾客，她抬头看见了我，立即嫣然一笑。我向旁边走了几步，手肘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那些光彩夺目像滑雪绳一样粗的金链。店里人很挤，几位售货员一边唠叨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金器。 
　　“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先生？”她说。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离我才2英尺。我望着她，全身酥软。 
　　我们满面笑意，旁若无人地凝望着对方好久好久。“随便看看，”我说。没有人在注视我们，我希望。“你好吗？” 
　　“好。你呢？” 
　　“好极了。” 
　　“我拿几样给你瞧瞧好吗？现在在大减价哩。” 
　　她用手指指点点，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皮条客常带的那种金链上。“很漂亮，”我说，声音轻得只有她能听见。“我们谈谈好吗？” 
　　“在这儿不成，”她说，身体向我靠得更近。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她开了锁，把柜台门拉到一边，取出一条10英寸长的金链，拿在手上让我瞧，一边低声说，“购物中心南头有家电影院。买一张艾迪·墨菲拍的片子的票。坐在中区最后一排。我半小时以后到。” 
　　“艾迪·墨菲？”我边问边欣赏着那条金链。 
　　“很漂亮，不是吗？” 
　　“我很喜欢。确实漂亮。不过我想先到别的地方看看。”她完全明白我的弦外之音。“那你得快点回来，晚了就买不着啦。”活像一个精明的售货员。 
　　我的膝头发软，两只脚轻飘飘地向购物中心南头走去。她知道我会来，而且做了周密的盘算：电影院，墨菲的影片，后排的座位，中区。我坐在一个忙得发昏的圣诞老人附近喝着咖啡，竭力猜测届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心里究竟有何考虑。我并不想看这哭哭啼啼的电影，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买票走进电影院。 
　　她晚到了几分钟，在我邻座坐下。她交叉着双腿，裙子撩起，露出了双膝。我的眼睛又不由得睁得老大。 
　　“你这儿常来吗？”她问。我哈哈一笑。她一点也不显得紧张。而我却实在紧张。 
　　“我们会被人发现吗？”我问。 
　　“被谁？” 
　　“你丈夫。” 
　　“不会，他今晚和几个哥们出去了。” 
　　“又喝酒了？” 
　　“是呀。” 
　　这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不过，喝得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没有——” 
　　“没有。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对不起。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你干吗要为我担心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你想过我吗？” 
　　我们望着屏幕，却视而不见。 
　　“时时刻刻。”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需要多几个钱过圣诞。” 
　　在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赚的钱可能比我赚的多。“他同意你工作？” 
　　“我不想谈他。” 
　　“那你想谈什么？” 
　　“你律师当得怎么样？” 
　　“很忙。2月份有件大案要开庭。” 
　　“看来你干得很好嘛。” 
　　“我在奋斗，不过业务倒是在不断增加。当律师常常挨饿，但是运气一来，就会发财。” 
　　“要是交不上好运呢？” 
　　“那就继续挨饿。我倒宁愿不谈律师这一行。” 
　　“行。克利夫想要孩子。”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别生孩子，凯莉。”我的语气那么强烈，连我自己也吃惊。我们对视着，握着的两只手捏得更紧。 
　　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黑洞洞的影院里握着一位已婚女人的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假如克利夫此刻突然出现，当场逮住我正依偎着他的老婆，那会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个要宰的会是谁？ 
　　我们松开对方的手，把目光转向屏幕，看了一会儿电影。凯莉慢慢转过头来，用手肘撑着身体。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想见你想得不行，鲁迪。”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幸福吗？”我问，一边用手背碰碰她的脸。她怎么会幸福？ 
　　她摇摇头。“不，不幸福。” 
　　“我能做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能。”她咬着嘴唇。我想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说。 
　　“是吗？” 
　　“要么忘掉我，要么提出离婚。”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过去我也这么想。可我不是你的朋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友谊，这你和我一样明白。”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得走了，”她说。“我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打扰了你，很对不起。” 
　　“你没有打扰我，凯莉。见着你我很高兴。可我今后决不愿这么偷偷摸摸。你要么申请离婚，要么就忘掉我。” 
　　“我不能忘记你。” 
　　“那你就申请离婚。明天就可以提出来。我帮助你打发掉这个游手好闲的醉鬼，然后我们才能过得开心。” 
　　她倾过身子，在我面颊上啄了一口便离去了。 
　　戴克没有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偷偷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机拆下交给布齐，两人一道去找布齐的一个熟人，而此人据说曾在军队的某个部门服役。据这位先生说，仍旧藏在我们电话机中的窃听装置，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使用的标准窃听器不同，产于捷克斯洛伐克，等级和质量都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窃听器将信息传送给设在附近的一架发射机。他差不多完全可以肯定，安装者决非警方或联邦调查局。 
　　在感恩节前一周喝咖啡时，戴克向我报告了这件事。 
　　“准是别的人在对我们窃听。”他不安地说。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 
　　“可能会是谁呢？”布齐问。 
　　“我怎么知道？”我怒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这跟他何干，要他问这种问题！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训戴克一顿，干吗要和他搞得这么密切。我气呼呼地瞪着我的合伙人，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东张西望，生怕陌生人来袭击他。 
　　“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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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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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都不违规。 
　　那对他们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讨论了证人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已不再为我的委托人工作了，”德拉蒙德说。 
　　“你知道她目前在哪里吗？”基普勒问我。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向克利夫兰地区打过成百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我甚至还说服布齐，请他设法用电话寻找她的踪迹，而他的运气也和我一样糟。 
　　“你知道吗？”他又向德拉蒙德问道。 
　　“不。” 
　　“那么，她是难以确定的啰。” 
　　“就是。” 
　　德拉蒙德和T．皮尔斯·摩尔豪斯觉得这很有趣。两个人咧着嘴巴相视一笑。假如我们把她找到让她在此作证，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么有趣啦。不过，这是颗远程炮弹，效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 
　　“博比·奥托情况如何？”基普勒问。 
　　“也难以确定，”我说。双方都可以开出自己认为有理由传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奥托此人虽说可疑，但如果他再次露面，我希望拥有传他上庭作证的权利。而且，我也已经请布齐打听他的下落了。 
　　我们开始讨论作证的专家。我只提出了瓦尔特·科德医生和肿瘤门诊部主任兰德尔·加斯金。德拉蒙德提的是锡拉丘斯市的密尔顿·吉飞医生。我当初决定不录取此人的证词原因有二。一是去锡拉丘斯取证费用过于昂贵，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会说些什么我心里有数。他会说骨髓移植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可取的治疗手段。瓦尔特·科德对这种说法很生气，他会帮助我准备对他提出质询。 
　　基普勒对吉飞是否愿来作证深表怀疑。 
　　我们对文书材料争论了一小时。德拉蒙德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已把一切和盘托出。别人也许会相信他的话，可我却怀疑他撒谎。基普勒同样不相信他。 
　　“原告曾经要求你们提供过去两年中现有投保人的数目、同一时期提出索赔要求的数目以及公司拒赔的数目。你们提供了没有？” 
　　德拉蒙德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说：“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数字呢，大人。对此我可以发誓。这些数字需要的资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区办事处里。我的委托人有31个州办事处，17个地区办事处，5个区办事处，确实很难——” 
　　“你的委托人有没有计算机呀？” 
　　一记闷棍，哭笑不得。“当然。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敲几下键盘，什么数据都可以出来那么容易。” 
　　“过3个星期本案就要开始审理啦，德拉蒙德先生。我现在就要这些数字。”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大人。我每天都在催我的委托人。” 
　　“快把它拿来！”基普勒逼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甚至用手指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摩尔豪斯、希尔、普伦克和格罗的身子整整齐齐向下缩了几英寸，但他们的手仍在龙飞凤舞个不停。 
　　接着又讨论一些不怎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案审理预定两周时间；虽然基普勒先前已经悄悄向我透露，他准备力争5天结案。这次预备会议开了2小时。 
　　“先生们，现在谈谈你们和解谈判的情况吧。”我当然已经告诉过他，对方最后一次提出的数目是17万5。而且他也知道，多特·布莱克根本不想和解。她一个子儿也不要。她要的是血。 
　　“你提出的最佳条件是怎么样的呀，德拉蒙德先生？” 
　　那5张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表情，仿佛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就要出现。“嗯，大人，就在今天上午，我的委托人授权我在此提出向对方提供20万美元了结本案。”德拉蒙德说时稍稍带点儿舞台腔。 
　　“贝勒先生？” 
　　“抱歉。我的委托人已经指示我不得和解。” 
　　“数目再大也不和解？” 
　　“完全正确。她要的是在那边陪审席上坐着陪审团。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儿子遇到了什么事。” 
　　桌子对面是一片震惊和迷惘。我从没见过这么猛烈地摇头。法官本人也勉强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唐尼·雷落葬以后，我几乎没有和多特交谈过。我也曾试过几次，但说不上几句，谈话就难以继续下去。她既伤心又难过，这种心情我当然完全能够理解。她为唐尼·雷的不幸去世，责怪大利公司，责怪这个制度，责怪医生和律师，有时甚至还要责怪我。而我对此当然也能理解。她既不需要也不想拿钱。她要的是公道。我上次路过她家，她站在门廊里说：“咱要让那些家伙完蛋！” 
　　“这太令人无法容忍啦。”德拉蒙德演戏一般地说。 
　　“开庭审理是不可避免的啰，列奥，”我说。“你做好准备吧。” 
　　基普勒用手指了指一沓材料，秘书赶忙给了他。他将一张名单给了找和德拉蒙德。“这是可供挑选的陪审员的姓名地址。一共92名，不过有几位可能已经迁离本市。”我一把接过名单，立刻埋头阅读。本县有100万人，难道我有可能认识这92人中的任何一个吗？他们全是陌生人。 
　　“我们将在开庭前一周挑选出陪审员，所以请你们在2月1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调查他们的背景，不过和他们做任何直接接触，当然都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调查卡在哪里？”德拉蒙德问。每个潜在的陪审员都要填写一种卡片，提供有关年龄、种族、性别、工作地点、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基本资料。开始挑选陪审员时，这往往就是律师所了解的有关陪审员的全部信息。 
　　“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将寄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啦，大人。”我说。 
　　德拉蒙德摇摇头。 
　　“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投保人数和索赔人数的资料，德拉蒙德先生。” 
　　“我们正在努力，法官大人。” 
　　我在事务所附近的那家食品合作商店一个人吃了午饭。吃的是黑豆和意大利调味饭，喝了一杯药草茶。每次来这里，我都觉得食欲旺盛。我搅着盆中的黑豆，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盯着那张92人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实力雄厚的德拉蒙德，将会组织一个调查组，探听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的手下会偷偷拍下他们的房屋和汽车，摸清他们是否曾经卷入任何一桩官司，搞到他们的资料报告和就业史，挖掘出涉及离婚、破产或犯罪指控的可能的隐私。他的手下将翻遍公开的记录，了解他们购房时付了多少钱。他唯一不能干的只是和他们接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间人。 
　　等到我们大家在法庭上聚齐，挑选那12名候选人时，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对这批人当中的每一位，都将已建立起一部相当完整的档案。这些档案不仅将由他自己和他的手下仔细评估，而且一批专业的陪审顾问还将对其做彻底的分析研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学史上，陪审顾问是相对说来刚出现不久的一种怪物。他们通常是些对于研究人性有一定技能的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心理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到处转悠，向那些买得起他们那贵得吓人的技能的律师出售他们的知识。 
　　在法学院时，我听说过一件事：乔纳森·莱克化8万美元雇了一名陪审顾问，而陪审团的裁决却帮他捞回了数百万，所以他付出的8万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们挑选陪审员时，德拉蒙德雇佣的陪审顾问肯定会到场。他们会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些毫无警惕性的候选人。他们将研究他们的面孔衣着言行举止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东西。 
　　而另一方面，我却有戴克协助，他本人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研究人性的高手。我们将把名单交给布齐和布克，交给可能认识其中一两名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将要打几个电话，也许要核对几个地址。我们挑选陪审员比对方要困难许多，我们主要只能根据他们在庭上的表现从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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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现在每周至少要到购物中心去3次，一般都在吃晚饭的时间。事实上，我在靠近溜冰场栏杆边供人们散步的地方已经有了固定的座位，我在那里一边吃着从王氏中餐店买来的鸡丝炒面，一边看着幼小的儿童在下面溜冰场溜冰。我坐在那里还可以看清来往的行人，这样我就不致被他逮住。今天，她从我身边只走过一次，独自一人，而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是多么想悄悄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把她领进一家漂亮的小时装店，躲在衣架中间，说上一阵悄悄话啊！ 
　　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妇女比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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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初的印象总是至关重要的。在8点半到9点之间，陪审员陆续到达。他们紧张不安地跨过双扇木门，几乎是呆呆地东张西望，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庭。我和多特单独坐在原告席上，面向正在渐渐坐满的铺着衬垫的陪审员席，背对着法官的座位。我们的桌上除了一本拍纸簿，别无其他。戴克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坐在靠近陪审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和多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尽量露出一丝笑意。可我的心却紧张得怦怦狂跳，无法平静。 
　　过道另一侧的情况与我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告席上坐着5个身穿黑色西服面孔铁板的男人，十只眼睛全盯着把桌子堆得满满的一沓沓文件。 
　　我的以弱胜强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而这场战斗现在就要开始了。陪审员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势单力薄，财力明显不足。而我的矮小的委托人又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们远不是坐在那一边的富豪们的对手。 
　　由于已经结束了取证的工作，我逐渐意识到由5位律师来为被告辩护，是多么没有必要。而且是5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令我惊奇的是，德拉蒙德竟然没有想到，这会给陪审团留下何等糟糕的印象。他的委托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否则怎么会兴师动众，用5个律师来对付区区我一个呢？ 
　　今天早晨，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也离他们远远的。但从他们脸上的温色和轻蔑的讥笑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正为我和陪审员们直接接触而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窃取委托人的金钱，律师能犯的最大罪过，也许莫过于和潜在的陪审员直接接触。这和非法窃听对手的电话相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装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蠢相。 
　　法庭办事员领着陪审员们在一边排好队，然后在另一边随意地在我们前面坐下。在列人名单的92人中，今天有61人到场。有几位没有找到。2位已经去世。还有几位称病。3人以年事过高婉辞。基普勒又以不同的原因同意了几个人不做陪审员的请求。办事员每喊一个名字，我都做笔记。我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几个月了。6号是比利·波特，西部汽车商店的那位经理。据说此人昨夜给我打过电话，看看德拉蒙德如何对待他，那一定会是十分有趣的。 
　　杰克·昂德霍尔和柯密特·阿尔迪代表大利公司，坐在德拉蒙德和他的伙伴们身后。这样就有7套黑色西服，7张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的脸，虎视眈眈地盯着陪审席。放松一点儿吧，伙计们！我脸上一直保持着轻松愉快的神情。 
　　基普勒走进法庭，全场起立。他向陪审员们表示欢迎，简短有力地谈了谈陪审员的作用和公民的义务。在他询问是否有人有足够的理由不愿担任陪审员时，陪审席上举起了几只手。他请他们每次一人分别走到法官席，低声向他陈述各自的原因。上了我的黑名单的5位公司主管中，有4人和他耳语了一番，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我对此毫无惊奇之感。 
　　这一过程化去了一些时间，我来此机会研究研究陪审员。从他们座位的情况看，我们大概仅需考虑前三排。这三排坐了36人，而我们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外加2名做候补。 
　　在被告席后面紧靠着的座位上，我看见有两个穿着考究的陌生人。我想一定是陪审咨询顾问。他们正仔细注视着陪审员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小小的计谋不知对他们的全面心理分析起了多大作用？哈，哈，哈！我敢打赌，两个疯小子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居然找陪审员们谈心，他们以前从无必要在分析时考虑这样的因素。 
　　法官大人又打发掉7名候选的陪审员，剩下的还有50人。他接着又概述了案情，介绍了案件的双方及双方的律师。巴迪没有到庭。巴迪在他那破烂的福特车里。 
　　基普勒接着又提出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陪审员们假若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他请他们举手。你们有谁认识原告或被告，律师或证人？你们有谁买了大利公司的保单？你们有谁官司在身？你们有谁曾经状告过保险公司？ 
　　有几位做出了反应。他们举起手，接着站起来与法官大人交谈。他们很紧张，但在两三个人开了头之后，冰层便开始融化。有人幽默了一下，于是大家全都轻松了许多。在短促的瞬间，我曾几次默默地自言自语，我属于这里。这我也能干。我是一个律师嘛。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基普勒给过我一张他要问的问题清单，我想了解的问题全部列在上边。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也把同样的一份给了德拉蒙德。 
　　我做着笔记，注意观察人们的表情，凝神静听他们所说的话。戴克和我一样干。这令人很不快，但陪审员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人，我对此倒颇为庆幸。 
　　时间在基普勒发问的过程中缓缓逝去。等他结束时，已经过了将近两小时。我的心又开始紧张地怦怦跳动。现在是鲁迪·贝勒在真正的庭审中发表第一篇讲演的时候啦。这篇讲演将很简短。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审判席前，朝他们热情地笑了笑，开始讲出已经练习过上千遍的那段话。“早上好。我叫鲁迪·贝勒，我代表布莱克全家。”头开得不错。在法官反复推敲了将近两小时后，他们巴不得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我望着他们，热情而又真诚。“基普勒法官已经问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的他全问到了，所以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诸位有谁能举出任何理由，说明自己不宜担任本案的陪审员？” 
　　我没有指望会有人作答，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一直看着我，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想对他们问声好，再朝他们甜甜地笑一笑，如此足矣，决不啰嗦。人世间最令人讨厌的莫过于喋喋不休的律师。再说，德拉蒙德多半还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谢谢诸位，”我微笑着说。我又慢慢转身面对法官高声说，“法官大人，我认为陪审团很不错。”我回到座位上，一边轻轻拍了拍多特的肩膀，一边坐下。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故作镇静，竭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姿态，实际上却全身都在冒火。他做了自我介绍，开始谈论他的委托人。他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家大公司，而且每年的盈余都很可观。它不该因此而受到惩罚，你们明白吗？这对你们有影响吗？他是在对案子本身进行辩论呀，而这是很不妥当的。不过，他虽已贴近警戒线，却还没有越界，还不能向他开火。我拿不准是否要表示反对。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只有在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我才会表示反对。他为自己设置的这条界线十分有效。他那流畅的语言，在乞求人们的信任。他那花白的头发，在显示他的智慧和经验。 
　　他又谈了某些方面的事，听众毫无反应。他是在播种，接着就酿成大乱。 
　　“下面，本人将要提出的，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他满脸严肃地说。“请诸位仔细听。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长长的、充满戏剧性的停顿。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诸位有谁已经接触过本案？” 
　　法庭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的声音仍在空气中震响，久久不肯消失。他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指控。我朝他们的座位上望去。希尔和普伦克正在朝我张望，摩尔豪斯和格罗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 
　　德拉蒙德像冰柱一样冷峻地站着。谁要是胆敢第一个举手说：“我！原告律师昨儿晚上到过我的家！”他会马上饿虎扑羊一样朝他扑过去。德拉蒙德知道这件事就要发生了，他硬是知道会发生。他将追问出事实真相，揭露我和我的腐化堕落的合伙人，并且提议给我以警告和惩罚，永远剥夺律师资格。本案的审理将推迟若干年。这样的情况就要出现了。 
　　然而，他的肩膀却在慢慢地下垂。空气无声无息地从他的肺里向外冲。全是一伙说谎的混蛋！ 
　　“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非了解不可。”他的语调信心不足。 
　　谁也不吭声，谁也没动弹。但是陪审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紧张地盯着他。他使他们极不自在。继续玩吧，老伙计！ 
　　“我换一种方式再问一遍，”他冷冰冰地说。“诸位昨天有谁与这位贝勒先生或者与那位戴克·希夫利先生谈过话？” 
　　我一下蹦了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太荒谬啦！” 
　　基普勒恨不得走下法官席，来助我一臂之力。“反对成立！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德拉蒙德先生！”他直接对着话筒大声吼着，声震四壁。 
　　德拉蒙德面向法官。“大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陪审团被人收买了。” 
　　“什么？他这是在指控我嘛！”我怒气冲冲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说。 
　　“我们或许该到你办公室谈一谈。”德拉蒙德边说，边用眼睛瞪着我。 
　　“去就去。”我顶他道，仿佛迫不及待要和他较量。 
　　“暂时休庭。”基普勒对法警下令道。 
　　德拉蒙德和我隔着办公桌在法官大人对面坐下。其他4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人站在我们身后。基普勒一脸的莫名其妙。“你最好理智点。”他对德拉蒙德说。 
　　“陪审团被人收买了。”德拉蒙德说。 
　　“你怎么知道？” 
　　“这我不能说。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别跟我玩什么把戏，列奥。我要的是证据。” 
　　“我不能说呀，大人。我说了就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胡说八道！快告诉我。” 
　　“我说的是真话，大人。” 
　　“你在指控我啰？”我问。 
　　“正是。” 
　　“你疯了！” 
　　“你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哪，列奥。”法官说。 
　　“我想我可以证明所说完全属实。”他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证明？” 
　　“让我继续向陪审员提出质询。等我问完了，真相自然就会大白啦。” 
　　“他们对你的问题无动于衷嘛！” 
　　“可我才刚刚开始呢。” 
　　基普勒陷入了沉思。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我希望能对几位陪审员一个一个地提问。”德拉蒙德说。这样的做法是超出常规的，但法官有权就此做出决定。 
　　“你的意见呢，鲁迪？” 
　　“不反对。”我巴不得德拉蒙德立刻开始追问我们放过烟幕的那几位陪审员。“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身后有两个混蛋听了我的这句话，咳嗽了几声。 
　　“好极了！你在为自己挖坟墓呢，列奥！小心点儿，你别越轨。” 
　　“你们在里头干了些啥？”我回到座位上时，多特问道。 
　　“就谈了点儿律师的事。”我悄声说。德拉蒙德已经拉开架势。陪审员们个个都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瞧着他。 
　　“诸位，是否有人和你们接触，谈论过本案，刚才我已经说过，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请举起你的手。”他的语调活像个第一流的教师。 
　　哪里也看不见有一只举起的手。 
　　“陪审员与案件的任何一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对主动进行接触的那个人，而且对陪审员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假如这位陪审员不向法庭报告的话。”他用恶狠狠的威胁的口吻说。 
　　无人举手。无人动一动。除了一群脸上迅速露出怒色的人，别无所有。 
　　他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上，抹了抹下巴，把枪口对准了比利·波特。 
　　“波特先生。”他声音低沉地说，比利不禁一怔。他挺直腰板，点了点头，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 
　　“波特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 
　　“要是你的问题诚实，我的回答就会诚实。”波特气呼呼地说。此人性子火爆。坦白地说，我宁可离他远一点。 
　　德拉蒙德愣了一秒钟，接着又没头没脑往前冲。“好吧。现在，波特先生，请你回答；昨天夜里你究竟有还是没有和鲁迪·贝勒先生通过电话？” 
　　我猛地站了起来，摊开双臂，茫然不解地望着德拉蒙德，什么也没说；仿佛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而他却已经昏了头。 
　　“绝对没有。”波特说，脸涨得发紫。 
　　德拉蒙德身子向前伏在栏杆上，两只手紧紧抓着红木栅栏，低头瞪着不到5英尺之外坐在头排的比利·波特。 
　　“你肯定吗，波特先生？”他问。 
　　“绝对肯定！” 
　　“我认为你和他通过话。”德拉蒙德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已经越过了线。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基普勒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对他训斥，那位比利·波特先生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朝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扑了过去。 
　　“你敢说我撒谎，你这个婊子养的！”波特卡住德拉蒙德的喉咙，高声叫骂。德拉蒙德一下子摔倒在栏杆上，脚上一只饰有花纹的平跟船鞋飞到了半空中。妇女们在尖叫。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德拉蒙德被压在波特的身体底下，双手在乱抓，两脚在乱踢，拼命挣扎着还个一两拳。 
　　T．皮尔斯·摩尔豪斯和M．亚历克·普伦克首先冲到了混战现场。其他人也接连赶到。法警手忙脚乱，和两个男陪审员一起竭力想把他们拆开。 
　　我稳稳地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场扭打。等基普勒赶到栏杆边时，波特已经被人拖开，德拉蒙德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人们在第二排座椅下面找到了那只饰有花纹的平底船鞋，还给了列奥。他一边掸着衣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波特。被人拽住的波特，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挑选的结果大遂我愿。6位黑人妇女，而且全都是做了母亲的。2名黑人男子，1位是大学毕业生，另1位从前是卡车司机，现在成了残疾。3名白人男子，其中2位是工会会员，另1位的家和布莱克仅隔4个街区。最后1位是白人女子，一位著名房地产商的太太。我无法将她排除在外，但有她我也并不担心。陪审团做出裁决，12人中只要有9人同意就成。 
　　下午4点，基普勒请他们在陪审席就座。他们接着宣了誓。法官解释道，一周后本案即将开庭审理，他们决不可与任何人谈论本案。他随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的主意极妙。他问双方的律师，我和德拉蒙德，想不想对陪审团说几句。不列入记录。只是非正式地谈点儿案情。但别异想天开。 
　　我当然感到有点突然，以前从未听说过会有这种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陪审团面前。我讲了唐尼·雷，讲了保单，讲了我认为错在大利公司的理由。我话说得不多，5分钟便已讲完。 
　　德拉蒙德走近陪审团。即使瞎子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陪审员们心目中引起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多深。他为上午出现的糟糕事件表示了歉意，却又愚蠢地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波特。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根据他的观点谈着本案的事实，对唐尼·雷的死表示了遗憾，但是如果认为他的委托人有任何责任，那简直是荒谬的，他说。 
　　我注视着他那一帮人以及大利公司的两位老兄。这伙人全部面有惧色。事实对他们不利。陪审团同情原告。法官则是个明显的敌人。他们心目中的那颗灿烂的明星不仅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而且屁股上还挨了鞭子。 
　　基普勒宣布休庭，陪审员们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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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 
　　接着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边读，我一边紧盯着陪审员的脸。有几位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有几位无法相信自己的两耳，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有几位怒视着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师团的所有成员这时却低着头在沉思默想。 
　　多特读完了这些信，法庭里寂静无声。 
　　“请把信再读一遍。”我说。 
　　“反对。”德拉蒙德迅速站起来说。 
　　“反对驳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读了一遍，读得更为从容，更有感情。这正是我结束对她的问询的最佳时机，因而我向陪审团致意后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讲台前。他要是对她态度粗暴，那他将大错特错；我想他不会。 
　　他从她以前买的保单开始，泛泛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话题一转，问她出于什么原因，要买这一份保单。买这份保单时她心里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内，如此而已。而那位经纪人当时就是这么保证的。经纪人有没有向她保证，这份保单包括移植手术？ 
　　“咱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移植手术嘛，”她说。“咱从来不需要移植。”陪审席上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但没有谁笑出声。 
　　德拉蒙德转弯抹角，反复逼问，她当时是否想买一张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的保单。她当时听都没听见过这玩意，她也反复这样答。 
　　“那么你当时并不是明确指望保单能将它包括在内啰？”他问。 
　　“咱买的当儿还没想到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这个问题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过我想，并且希望，陪审团不久就会把它忘记干净。 
　　“你为何要状告大利公司，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他问。在开庭之初，这一问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它使原告显得贪婪。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常常都是在未经委托人授意的情况下，由律师挖空心思开的价。我根本没有问过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赔多赔少。 
　　但是，我研究过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辩护记录，早已料到他会提出这一问题。多特是有备而来的。 
　　“1000万？”她问。 
　　“是的，布莱克太太。你状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 
　　“就这么多吗？”她问。 
　　“对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还以为要比1000万多呢。” 
　　“是吗？”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个亿，你委托人杀了咱儿子。该死的！咱要他赔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双膝微微弯了弯，他转换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不过，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真是个杰出的天才。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传唤隆·布莱克出庭作证。他也有一个脚本，不到半小时作证便已结束。我们要他证实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过试验；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备为唐尼·雷捐赠骨髓。德拉蒙德没有提问。这时已近11点，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钟。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间，找个空位躲起来抽一支。我曾警告过她，不能在陪审员面前抽烟。我和戴克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那7封拒赔的信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们怒气难平。 
　　让他们一直光火，戴克说。让他们一直生气。只有在陪审团发怒的时候，才能拿到惩罚性赔款。 
　　瓦尔特·科德医生走上证人席时，给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运动装，黑色宽松长裤，打一条红领带，一副成功的青年医生形象。他出生于孟菲斯，在本市读完了预备学校，接着去范德比尔特上了大学，毕业于杜克大学医学院。学业品行全都无可挑剔。我看过他的履历，他作为一个肿瘤专家资格无懈可击。我把唐尼·雷的医疗记录给了他，而他向陪审团做了一个明白易懂的治疗小结。他尽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词汇，而对专业术语也解释清楚。他是一位医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法庭，但面对陪审团他却显得轻松自如。 
　　“你能对陪审团解释一下这种疾病吗，科德医生？”我问。 
　　“当然。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又称AML，多见于两个年龄组。一是20—30岁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岁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于非白人。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犹太血统的人得这种病的也多于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于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体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处。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亦即负责抗感染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细胞的数量急剧增加，超过正常数量100倍以上。出现这一情况时，红血球数量就会减少，病人皮肤苍白，身体衰弱，贫血。随着白细胞大量增加，它们使产生血小板的正常机制受到抑制，血小板是骨髓中发现的第三种细胞。它的减少导致紫斑、出血和头痛。唐尼·雷第一次来我的诊所时，他诉说了头晕、气短、疲倦、发烧和类似流感的种种症状。” 
　　上周我和科德一起排练时，我请他叫死者唐尼·雷，而不称呼他布莱克先生或病人甲病人乙。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我问。这很容易回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采取了一种常规诊断措施，叫骨髓穿刺。” 
　　“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吗？” 
　　“行。穿刺就是在唐尼·雷的股骨上部进行的。我让他背部朝上躺着。在一小块皮肤上做了麻醉，切了一个小口，把一根大针插了进去。这根针实际上有两个部分。外部是一空心管，里面是一根实心管。针插入骨髓后，抽出实心管，同时在针头上装上一根空的吸管。这样它就像一只注射器，我用它抽出少量的液态骨髓。骨髓抽出以后，我们用通常的测试方法，计算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毫无疑问，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这种检查的费用是多少呢？”我问。 
　　“1000美元左右。” 
　　“那么唐尼·雷是如何支付这笔检查费的呢？” 
　　“他第一次到我诊所来的时候，填了一般的表格，并且说他是包括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售出的一种医疗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我们工作人员和大利公司进行了核对，证明确实有这样一张保单。所以我就对他进行治疗。” 
　　我把与此有关的文书复本给了他，他做了确认。 
　　“你从大利公司收到过医疗费吗？” 
　　“没有。他们通知我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拒绝报销这一医疗费的要求。这张账单在6个月后被注销了。此后布莱克太太每月都付给我们50美元。” 
　　“你是怎样治疗唐尼·雷的呢？” 
　　“使用一种诱导疗法。他住进医院后，我们把一根导管放入他锁骨下面的一根粗血管之中。第一次化疗使用的药物名叫ara-C，我们连续7天每天24小时将这种药物注入他的体内。在头3天，还同时注入第二种药剂，这种药剂名叫‘红色杀手’，因为它的颜色是红的，而且对骨髓中的细胞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血细胞大量死亡通常会出现痛风，因而给他服用了别嘌呤醇，以防治痛风。给他做了大量的静脉输液，以便排掉肾脏中的副作用物。由于他很易感染，还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为了杀死霉菌，让他服用了两性霉素B。这种药物毒性很大，使他发烧到华氏104度。而且还使他发抖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所以这种药被人称为‘又烤又抖’。尽管如此，他依然表现得十分坚强，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青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诱导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从而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使正常细胞再生的速度高于白血病细胞。” 
　　“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但时间很短。不过，我们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心里都很清楚：白血病是会复发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你能不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科德医生，你怎样做骨髓移植手术？” 
　　“当然可以。这种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病人在做过我刚才描述的化疗之后，假如他或她有足够的运气，能找到一个在遗传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赠人，我们便从捐赠人身上抽出骨髓，通过静脉注入病人体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一个人的大量骨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人体中。” 
　　“对唐尼·雷来说，隆·布莱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捐赠人呢？” 
　　“绝对合适。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做这种手术是最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两人都做过试验，如果做骨髓移植，本来会十分容易，而且会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来。“反对！这纯粹是推测。移植手术是否会有效，这位医生不能就此作证。” 
　　“反对驳回。到反诘的时候再反对吧。” 
　　我又就这种手术问了几个问题；科德回答时，我注意观察陪审团的反应。他们一直听得很仔细，但应该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大约是在何时准备替他做这个手术的？” 
　　他看了看笔记，虽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约18个月以前。” 
　　“这样的移植手术会不会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当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术，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谢谢证人。” 
　　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点半再继续审理。戴克自告奋勇去熟食店购买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备下一轮。他在细细品尝和德拉蒙德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为本案的辩论做准备的时候，究竟聘请了多少个医药顾问，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没有义务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专家准备出庭作证。科德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是骨髓移植手术，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的治疗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有冒牌医生才会发表相反的看法。他给了我许多文章和专业论文，甚至还给了我许多书籍，以支持我们的立场：这绝对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显然，德拉蒙德发现的结论与此十分一致。他并非医生，他坚持的观点又缺乏根据，因而他没有和科德展开激烈争论，他们之间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论点是：与没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数目极少。不足5％，科德说，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已。就全国范围而言，每年约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赠者的病人，存活的机会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赠者。 
　　德拉蒙德匆匆问了几句，很快便举起了白旗。这时，科德的脸上几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没有再进行直接询问，于是科德走下证人席。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将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出庭作证。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问过我，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决定。他向基普勒告状，可基普勒却把他顶了回去，说是我在准备好之前，并无必要透露。那帮人此刻正把自己关在走廊尽头的证人室里，一边等待一边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44



　　我头上带着一顶有老虎标识的蓝灰色便帽，身上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新西装，靠在孟菲斯机场第一休息大厅的一侧墙上。要是在平常的日子，这副模样可能会让我感到尴尬，但今天绝非平常。天色已晚，我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作为开庭第一天，比今天更好的结果是决不可能的了。 
　　芝加哥飞来的航班准时到达，对方立即根据我头上的帽子认出了我。一位带着很大的太阳镜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贝勒先生吗？” 
　　“是我。”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握手，并且和她的男伴拉手。这位男伴自我介绍时，只说了声他叫卡尔。他随身带着一只拎包，两人都相当紧张，急于走出航空港。 
　　我开车送他们去旅馆。那是位于市区的一家假日酒店，离法院只有6个街区。她和我坐在前排，卡尔坐在后排。他一声不吭，只是像一条凶悍的警犬一样保护着她。我把开庭第一天激动人心的镜头向他们重放了一遍。不，她要来孟菲斯，对方毫无所知。她的手在颤抖。她很脆弱，看见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恐惧。除了报仇雪恨，我想不出她来此还有什么动机。 
　　根据她的要求，我是用自己的姓名预订的房问。房间在15楼。我们三人围坐在小桌边，立刻开始了直截了当的问与答。我的问题事先都已打好，先后顺序井然有条。 
　　如果说她很美的话，她的美丽也是含而不露的。头发已经剪短，染得很糟，呈现出一种深红的颜色。她的律师说过，她在接受治疗，我不想打听这方面的事。她两眼通红，而且充满哀怨，虽然化了妆，也未能增加它们的光彩。她31岁，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离过一次婚。从她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很难想象她在大利公司的工作是跳下这个人的床再爬上那个人的铺。 
　　卡尔对她可谓是关心备至。他拍拍她的手臂，偶尔就她的回答提点建议。她希望明天尽早出庭作证，然后返回机场，立即离开孟菲斯。 
　　直到半夜，我才和他们告别回家。 
　　星期二上午9时，基普勒法官把我们召到法庭，但让法警传话，请陪审员们在陪审员室稍候几分钟。他问德拉蒙德是否已收到理赔的数据。考虑到每天5000美元的罚款，我倒是有点儿巴不得他还没有收到。 
　　“一小时以前刚刚收到，大人，”他说，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交给我有一英寸厚的一摞文件，接着又含笑交给基普勒一沓。 
　　“贝勒先生，你需要点儿时间吧。”法官说。 
　　“请给我30分钟。”我说。 
　　“行。我们9点30分请陪审团就座。” 
　　我和戴克冲进走廊尽头一间小小的律师会议室，迅速翻阅这堆厚厚的文件。不出所料，这些文件好像是一本天书，几乎无法解读。他们将会为此后悔的！ 
　　9时30分，陪审团在法警带领下鱼贯走进法庭，基普勒法官热情地向他们问候。他们报告说情况良好，无人生病，昨天未与本案有关人员有任何接触。 
　　“传唤你的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于是第二天的审讯正式开始。 
　　“我们希望由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作证。”我说。 
　　法警到证人室传唤来洛夫金。他走上证人席。在亲自耳闻目睹了昨天他与U小节有关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演之后，现在谁也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个词。他显得有点憔悴，我想德拉蒙德准是剋了他大半夜。我把那一沓理赔文件给他辨认。 
　　“这是由计算机汇总的各种理赔资料的打印件。” 
　　“是由大利公司的计算机打印的吗？” 
　　“对。” 
　　“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和晚上。” 
　　“是在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本人亲自监督下整理和打印的吗？” 
　　“你可以这么说。” 
　　“好。洛夫金先生，现在请你告诉陪审团，1991这一年总计有多少份医疗保单。”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就开始折腾那些打印件。我们耐心地看着他翻过一页又一页。时间在慢慢过去，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是他焦虑不安地翻动膝盖上那堆文件时发出的哗哗声。 
　　“大量倾销”文件是保险公司和他们的律师爱用的战术。他们喜欢拖到最后一分钟，通常是拖到开庭前一天，才把装得满满的4大箱文件卸在原告律师的门前。只是由于狄龙·基普勒的帮助，我才没有吃这个亏。 
　　他们今天就是想让我尝尝这种滋味。他们以为可以快步跑来，在今天早上交给我70页打印件，尽管其中多数毫无意义，却可以万事大吉。 
　　“这确实难说，”他说，声音低得勉强可以听见。“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你已经有了两个月的时间啦。”基普勒大声说，他的话筒效果极佳。他的语调和音量都令人吃惊。“快回答问题。”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已经开始不安地扭来扭去。 
　　“我要知道3个数字，洛夫金先生，”我说。“保单的数目，购买这些保单的投保人索赔的数目，以及大利公司拒赔的数目。我要的都是1991年的数目，请讲吧。” 
　　他又把文件翻了一阵。“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大约有9万7左右的保单。” 
　　“你难道不能看看你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数目吗？” 
　　他显然不能。他装出一副全神贯注阅读资料的样子，只当没有听见我的话。 
　　“而你不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吗？”我奚落他道。 
　　“是！”他答复道。 
　　“那么我请问你，洛夫金先生，根据你了解的情况，这些打印材料中究竟有没有我要的数据？” 
　　“有。” 
　　“这么说来，你把它找出来不就成了嘛！” 
　　“你要是闭一会嘴，我就能找出来。”他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朝我咆哮，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我可是没有接到要我闭嘴的命令哪，洛夫金先生。” 
　　德拉蒙德站了起来，伸出双手为他辩护道：“法官大人，我必须公正地指出，这位证人正在努力找出这些数据。” 
　　“德拉蒙德先生，证人有两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他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他肯定能读懂这些数字。驳回。” 
　　“先把打印材料搁一搁，洛夫金先生，”我说。“在一般年份，保单与索赔之比是多少？告诉我们一个百分比就成。” 
　　“一般地说，索赔的数目占保单的8—10％。” 
　　“那么最终拒赔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大约10％左右，”他说。他虽然突然又有了答案，但他把这些答案告诉我们，却决非心甘情愿。 
　　“一般索赔的金额是多少，赔给也好，拒赔也好。” 
　　他久久地思索着。我想他是准备豁出去了。他只想快点结束，走下证人席，离开孟菲斯。 
　　“每件索赔平均约5000美元。” 
　　“有些索赔的金额只有几百美元，对吗？” 
　　“对。” 
　　“而另外一些则达到几万美元，对吗？” 
　　“对。” 
　　“所以很难说平均是多少，对吗？” 
　　“对。” 
　　“那么，你刚才告诉我的这些平均数和百分比，在整个保险业当中都是基本如此呢，还是大利公司一家独有的？” 
　　“我不能代表整个保险业讲话。”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啰？” 
　　“我没有这样说。” 
　　“那么你是知道啰？那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的肩膀向下塌了一点。此人恨不得马上能离开法庭。“我得说这些数字在全行业中是相当普遍的。” 
　　“谢谢你。”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我在此故意停顿了一会，看了看笔记，接着转身朝戴克挤了挤眼睛，戴克立即悄悄溜出法庭。“最后还有一两个问题，洛夫金先生。你有没有建议杰基·莱曼西支克离开大利公司？” 
　　“我没有。” 
　　“你对她的表现作何评价？” 
　　“一般。” 
　　“你知不知道她为何被降职，不再担任高级理赔员。” 
　　“据我记忆，这和她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有关。” 
　　“她辞职的时候有没有领到解雇费？” 
　　“没有。她自动离职的嘛。” 
　　“没有任何补偿？” 
　　“没有。” 
　　“谢谢你。法官大人，我对这位证人没有其他问题了。” 
　　德拉蒙德此刻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现在对洛夫金进行直接诘问，而不提出诱导性的问题；他也可以等到以后再向他发问。现在既然已毫无办法拉洛夫金一把，我想德拉蒙德肯定会让他尽快离去。 
　　“大人，我们准备把洛夫金先生留到以后再问。”德拉蒙德说。一点也不奇怪。陪审团再也不会见到他啦。 
　　“很好，传唤下一个证人，贝勒先生。” 
　　我使出全身力气喊道：“原告传唤杰基·莱曼西支克出庭作证。” 
　　我立刻转身观看昂德霍尔和阿尔迪两人的反应。他们本来正在交头接耳，一听到她的名字，马上像冻僵了一样。他们眼球突出，张着嘴巴，大惊失色。 
　　可怜的洛夫金听到这个消息时，离门口还有一半路。他顿时原地立定，猛地转身用恐惧的目光望着被告律师们，接着便加快步伐逃出法庭。 
　　德拉蒙德从簇拥在身边正乱成一片的伙计们中间站了起来。“法官大人，可以跟你谈谈吗？” 
　　基普勒偏离麦克风，招招手把我们叫到身边。我的对手显得十分愤怒。我知道他是吃了一惊，可他无权光火。他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法官大人，这完全是突然袭击。”他气呼呼地压低嗓门说。不让陪审团听到他的话，或者看到他惊诧的神情，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得意洋洋地问。“在预审命令上，我们已经把她列入潜在证人的名单了。” 
　　“我们有权在事先得到通知。你什么时候找到她的？” 
　　“没有听说她失踪嘛。” 
　　“这个问题问得在理，贝勒先生。”基普勒说，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我皱着眉。我天真烂漫地望着他们俩，仿佛是说：“嗨，我是个新手嘛。咱们下不为例就是了嘛。” 
　　“预审命令上有她名字的嘛，”我坚持道。坦白地说，我们三个心里都知道，她肯定要作证。我昨天或许应该告诉庭上她已来到孟菲斯，可是，嘿，这是我第一次出庭辩护嘛。 
　　她跟着戴克走进法庭。昂德霍尔和阿尔迪故意不瞧她一眼，可特伦特与布伦待的那5位仁兄的目光却一直紧紧跟着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一件宽松的蓝色连衫裙，长可及膝，服服帖帖地罩着她那苗条的身体。她的脸也和昨夜大不相同，好看得多。她宣了誓，在证人椅子上坐下，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望着大利公司的几条汉子，准备作证。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和昂德霍尔或者阿尔迪睡过觉。昨天晚上她曾提到洛夫金和别的一个人，可是我明白我听到的并非全部历史。 
　　我们对一些基本的问题一带而过，然后立即转入有高度杀伤力的关键问题。 
　　“你在大利公司工作了多久？” 
　　“6年。”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公司任职？” 
　　“10月3日。” 
　　“为什么不继续任职？” 
　　“我被解雇了。” 
　　“是谁把你解雇的？” 
　　“这是一个阴谋。埃夫雷特·洛夫金、柯密特·阿尔迪、杰克·昂德霍尔和别的几个人。”她朝那几个罪人点着头，所有人的脖子都拧向大利公司的那几位绅士。 
　　我走近证人，把她辞职信的复印件递给她。“你认识这封信吗？”我问。 
　　“这是我打字并且签名的一封信。”她说。 
　　“这封信说，你将由于个人的原因离开公司。” 
　　“这封信全是一派谎言。我是被解雇的。我被解雇是因为我卷进了唐尼·雷·布莱克索赔一案，而且预定在10月5日提供证词。公司把我解雇以后，就可以声称我不再在那里工作啦。” 
　　“是谁让你写这封信的呢？” 
　　“还是那几个人。这是个阴谋。” 
　　“你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 
　　她第一次朝陪审员们望去，他们全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说道：“在我预定作证前的那个星期六，我被叫进办公室，见到了杰克·昂德霍尔，就是穿着灰色西装在那边坐着的那个人，公司的专职律师之一。他叫我立刻离开公司，并且说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说这是解雇，两手空空地走人。我也可说这是辞职，并且写一封辞职信，为了让我保持沉默，公司给我1万美元现金。而且他要我当着他的面立即做出决定。” 
　　昨儿晚上谈这件事的时候，她还能不动感情，可此刻在公开的法庭上，情形却大不相同。她咬紧嘴唇，竭力克制，过了好一会儿，才又继续讲了下去。“我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老是有付不完的账单。我别无选择。我突然失去了工作。我只好写了那封信，收下了现钞，签了一份协议，保证永远不与任何人谈论我经办过的索赔案件。” 
　　“包括布莱克一案？” 
　　“明确包括布莱克案。” 
　　“既然你已经拿了那笔钱，签了那份协议，那么你为何又在此作证呢？” 
　　“我冷静下来以后，找一位律师谈过。一位非常好的律师。他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签的协议是不合法的。” 
　　“你有这份协议的复本吗？” 
　　“没有。昂德霍尔先生不准我保留复本。但你可以问他，我相信他有原件。”我慢慢转过身去，瞪着杰克·昂德霍尔，庭上其他人的目光也都一齐朝他射去。这时，他脚上的鞋带突然成了他生命的中心，他低头弯腰忙着对付它们，对她的证词装得听而不闻。 
　　我朝列奥·德拉蒙德望去，在他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彻底击败的表情。他的委托人当然没有告诉他用现金贿赂和强迫签协议的事。 
　　“你为什么去见律师呢？” 
　　“因为我需要听听律师的意见。我被人不公平地解雇了。而且，由于我是女人，在此之前我就受到歧视。我还受到大利公司几位主管的性骚扰。” 
　　“对你进行性骚扰的人当中，有我们认识的人吗？” 
　　“反对，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这种事谈谈也许有趣，但与本案无关。” 
　　“让咱们听听再说，反对暂时驳回。请你回答问题，莱曼西支克小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埃夫雷特·洛夫金有3年的性关系。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都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升。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工资也减少了20％。接着，拉塞尔·克罗基特也打我的主意。他当时是高级理赔监理，后来我被解雇的时候，他也被公司开掉了。他把自己强加于我，威胁我若是不跟他玩玩，他就砸了我的饭碗。假如我做他的情人陪他一段时间，他一定让我晋升。我要么献身，要么滚蛋。” 
　　“这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吗？” 
　　“是的，都有家小。他们糟踏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我可以说出一大堆名字。而且，拿晋升做交易搞女人的决不只是这两位大亨。” 
　　所有人的眼睛又一次转向昂德霍尔和阿尔迪。 
　　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回到桌边胡乱摸索了一阵。这是我学会不久的在法庭上玩的一种小把戏：遇到有滋有味的精彩证词，留点时间让陪审团回味回味，然后再继续进行。 
　　我朝杰基瞧了瞧，她正用纸巾抹眼泪。她的两只眼睛如今已经通红，陪审团对她满怀同情，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为她刀子见红。 
　　“我们现在谈谈布莱克档案，”我说。“那是指定由你经办的？” 
　　“是的。布莱克太太最初的索赔表格是交给我办的。我根据公司当时的政策，写给她一封拒赔的信。”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索赔要求最初都是要予以拒绝的呀，至少在1991年统统如此。” 
　　“所有索赔要求都拒绝？” 
　　“是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对每一索赔要求起初都予以拒绝，然后再对那些索赔金额很少而又合乎规定的要求进行复审。这些金额有限的索赔，其中有一些我们最后确实是理赔了，可是那些数额很大的，我们从来都不付款，除非投保人请来了律师。” 
　　“这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司的政策的呢？” 
　　“1991年1月1日。这是一种试验，也可以说是个诡计。”我朝她点了点头。就这样说下去。“公司规定，在12个月的时间内，对所有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要求一律予以拒绝。即使这种要求再合法，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只要我们能找到可以与对方争辩的理由，对金额小于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最后也同样加以拒绝。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确实也赔了有限的几件，但那同样也只是在投保人聘请了律师进行威胁之后才赔的。” 
　　“这一政策实施了多久。” 
　　“12个月。这是为期一年的试验。在此以前，保险业界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这被管理层公认为是一个极妙的主意。拒赔一年，把省下的钱积聚起来，扣除掉对诉讼匆匆和解化掉的钱，剩下的就是一座小小的金山。” 
　　“有多少金子呢？” 
　　“这个诡计为公司额外净赚4000万美元左右。”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跟这些卑鄙的家伙在床上睡了那么久，什么污七八糟的消息听不到呀！他们无所不谈。谈他们的老婆，谈他们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我在为此自豪，跟他们在一起我一秒钟都没有愉快过。我是个受害者呀。”她的眼睛又红了，声音也有些颤抖。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在研究我的笔记。“布莱克家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的申请起初和其他所有申请一样遭到了拒绝。但它索赔的数额很大，所以做了不同的记号。在‘急性白血病’这几个字引起了注意以后，我一切都按拉塞尔·克罗基特的意思办。在开头不久后的某一时期，他们意识到保单并未将骨髓移植手术排除在投保范围之外；这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因为第一，索赔的金额突然有可能会成为天文数字，而这笔钱公司显然不想赔。第二，投保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那么理赔部是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活不长的啰？” 
　　“当然。他的医疗记录很清楚嘛。我记得他的医生写的一份报告说过，化疗进行顺利，坦白血病仍会复发，也许不到一年就会复发；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否则白血病最终将结束他的生命。” 
　　“你把这份报告给谁看过吗？” 
　　“我拿给拉塞尔·克罗基特看了。他又拿给他的上司埃夫雷特·洛夫金看了。是他们那一层的人做出了继续拒赔的决定。” 
　　“可你是明白这一申请应该予以同意，给以赔款的，对吗？” 
　　“这一点谁都明白，可公司在押宝。” 
　　“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能解释一下吗？” 
　　“押的宝就是：投保人不会去找律师商量。” 
　　“你知道找律师商量的人在当时的比例是多少吗？” 
　　“一般相信，找律师商量的人与所有投保人之比，不会超过二十五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开始搞这个试验的。他们认为这么干不会引起注意。他们把保单卖给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他们指望那些人出于无知，在索赔遭到拒绝时会逆来顺受。” 
　　“在收到律师写来的信时，情况怎么样呢？” 
　　“那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索赔金额在5000美元以下，要求又完全合法，我们立即付款，并且发信向投保人表示道歉。用的借口无非是，你知道，公司忙中出错啦，或者计算机出了毛病啦。这种信我寄出过上百封。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00美元，那么我就把材料交给监理。我想，这样的索赔要求几乎总是如愿以偿的、假如律师已经提出诉讼，或者即将提出诉讼，公司就迅速进行谈判，悄悄地私下把案子了结。” 
　　“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 
　　我退下讲台，对她说了声“谢谢”。接着，我转身面对德拉蒙德，愉快地微笑着说，“证人是你的啦。” 
　　我在多特身旁坐下。她泪流满面，正无声地哭泣。她以前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更早地聘请一位律师，如今听到杰基这样的证词，心里更是格外痛苦。无论审讯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都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有几位陪审员已经发现她在哭泣，这对案子的结果会有所裨益的。 
　　可怜的德拉蒙德慢慢地走到一个远离陪审团的地方站住。他恨不得离陪审团更远一点，可是再向前迈一步，他就不能诘问证人了。我想不出他能有什么问题好问，但我相信他以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伏击。 
　　他非常友好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杰基说他们以前当然没有见过面。这是在向陪审团暗示，他对她将会说些什么一无所知。杰基怒容满面，她不仅憎恨大利公司，而且也憎恨不幸代表这家公司的律师。 
　　“莱曼西支克小姐，你由于某些原因，最近曾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这是真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对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否则就不该提出这个问题。而我有种感觉，杰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列奥毫无所知。他的消息来源，只是过去一刻钟内，那几个想捞救命稻草的人一番窃窃私语而已。 
　　“不！这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大声说。 
　　“我请你原谅。可是，你是接受过治疗的吧？” 
　　“我不是被人关进去的。我是自己自愿去的，呆了两个星期。而且，我什么时候想离开那儿，我都可以随时离开。治疗费用本应在大利公司的集体保险名下支付；在我离开大利公司以后的12个月内，我本应继续拥有这一保险。可是他们，当然啰，到现在还在拒绝支付这笔医疗费。” 
　　德拉蒙德咬着指甲，眼睛盯着手中的拍纸簿，仿佛并未听见她的话。问第二个问题吧，列奥！ 
　　“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在生大利公司的气？” 
　　“我憎恨大利公司，憎恨在大利公司工作的大多数爬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 
　　“你今天在此作证是出于你对公司的仇恨？” 
　　“不。我在此作证，是因为我知道真相事实，知道他们是如何故意欺诈成千上万的人。我应该说出内情。” 
　　最好还是一边歇着去，列奥。 
　　“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进医院治疗的？” 
　　“我在与酗酒和意志消沉进行斗争。此刻，我一切正常。可下周会怎么样，谁能说得上？在过去6年当中，你的那些委托人，只把我当成一块肉。我像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里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他们糟踏我，因为我身无分文，单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身床上功夫。他们剥夺了我的自尊。我现在拼命要夺回来，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我在拼命拯救自己。因此，如果我必须治疗，那么我决不会迟疑。我但愿你的委托人支付那些该死的医疗费。” 
　　“没有别的问题了，大人。”德拉蒙德匆匆溜回被告席。我陪着杰基走过围栏，几乎把她送到门口。我向她谢了又谢，并且保证给她的律师打电话。戴克开车送她去机场。 
　　时间已经快到11时30分。我想让陪审团在午饭时回味她的证词，因而要求法官提前休庭。我正式提出的理由是，我需要有一些时间研究那些计算机打印的材料，以便传唤更多的证人。 
　　那笔1万美元的罚款汇到的时候，正在开庭。德拉蒙德把它交给法官时，附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申请书。他准备就这笔罚款提出上诉，因而这笔钱谁也不能动用，将留在法院的账号上等待上诉结果。我不在乎。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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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给他，他吃了一惊。我吃午饭时就拿定主意要在他作证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又不让他成为洛夫金的翻版。他用目光向德拉蒙德求助，可是列奥也无能为力。这位基利先生是大利公司的总裁，他肯定能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我会再把洛夫金传上堂，把这些数据讲讲清，可是我尽管十分喜欢洛夫金，但我对他的诘问已经结束，不会再给他机会反驳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言。 
　　“你认识这份打印材料吗，基利先生？这是你们公司今天上午给我的。” 
　　“当然认识。” 
　　“好。你能否告诉陪审团，1991年你们公司生效的保单有多少？” 
　　“嗯，我不知道。我瞧一瞧。”他把材料翻了一阵，翻了一页，停下，又翻另一页。 
　　“9万8这个数目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也许。肯定。哦，我想，对。” 
　　“这些保单的投保人1991年提出索赔的有多少？” 
　　又是老一套。基利一边在打印材料上折腾，一边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地数着数字。那样子颇为难堪。就这样磨了几分钟，我终于问道：“1万1这个数字你觉得如何？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差不多，我想。不过，我需要证实一下，真的。” 
　　“你怎么证实呢？” 
　　“呃，我需要对这份材料再研究研究。” 
　　“这么说这些数字就在这份材料里啰？” 
　　“我想是。”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啰？”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啰？”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完全正确，先生，”我说。“是在7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何时改变了保单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的？” 
　　“不，不知道。我不管这种事。” 
　　“你们的保单是谁起草的呢，是谁负责印制的？” 
　　“法律部。” 
　　“明白啦。可不可以说：这份保单的文字是在本案起诉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修改的呢？” 
　　他望着我盘算了一会。“不。可能在起诉之前已经修改了。” 
　　“是不是在起诉之后，在1991年8月修改的？”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令人怀疑。他要么是对公司的工作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在撒谎。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辩论中可以向陪审团指出，这文字上的修改是一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以前并未想过要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布莱克保单保险范围之外。他们以前排除在外的是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的一切，而如今则是包括骨髓移植在内的一切。所以，是他们自己修改的文字，让他们被人揪住了辫子。 
　　我对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杰基·莱曼西支克在被解雇的当天签的协议，你有复本吗？” 
　　“没有。” 
　　“你见过这一协议吗？” 
　　“没有。” 
　　“你有没有授权付给杰基·莱曼西支克1万美元现金？” 
　　“没有。那是她撒谎。” 
　　“撒谎？”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埃夫雷特·洛夫金呢？在理赔部手册的问题上，他对陪审团有没有撒谎？” 
　　基利刚想开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此刻无论作何回答，都于事无补。洛夫金撒了谎陪审团看得一清二楚；他总不能硬叫陪审团充耳不闻。可他肯定也不能承认，他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这个问题其实我事先并无准备，而是临时想到的。“基利先生，我刚才请教了你一个问题：埃夫雷特·洛夫金在理赔部工作手册这件事上，有没有对陪审团撒谎？” 
　　“我想我并无回答的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声色俱厉地命令道。 
　　基利瞪着我，为难得开不了口。法庭里鸦雀无声。陪审员们全都目光炯炯地盯着他，等他回答。由于所有在场的人都已了解事实真相，我决定做一次好好先生。 
　　“你无法回答，是因为你无法承认你们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反对！” 
　　“反对有效。” 
　　“没有别的问题啦。” 
　　“我方目前不打算法问证人，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显然，他希望尘埃迅速落定，然后在辩论时再带上这几位证人。此刻，他只希望时间和距离，能让杰基·莱曼西支克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逐渐淡化。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是我传唤的倒数第二名证人。到了这一地步，我已并不怎么需要他的证词，我只是用他来填补时间的空档。这是开庭第二天2时30分，下午的审理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陪审员们回家时念念不忘两个人，杰基·莱曼西支克和唐尼·雷·布莱克。 
　　阿尔迪惊恐万状，吞吞吐吐，除非绝对必要，决不敢多说一个字。我不知道他是否和杰基睡过觉，但大利公司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嫌疑犯。我觉得陪审团和我有同感。 
　　我们迅速谈完了背景。保险业务枯燥得怕人，阿尔迪又是同样的令人腻味，我不想让陪审团厌烦，因而拿定主意加快速度，不向陪审团提供过多的细枝末节。 
　　接着，有趣的时刻来到了。我把取证时得到的那本保险部工作手册拿给他。这本绿色包皮的手册，外表极像理赔部的那一本。无论是阿尔迪还是德拉蒙德，或者其他任何人，谁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另外一本保险部的手册，也就是其中有U节的那一本。 
　　他看着手册，仿佛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的面。但我要他确认时，他却又显得十分熟悉。谁都明白我要问的是怎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本完整无缺的手册吗？” 
　　他一页一页慢腾腾地翻过去，有意不急不忙地磨时间。他显然吸取了洛夫金昨天的教训。如果他说这是完整无缺的，我把从库柏·杰克逊那儿借来的那本手册朝他面前一亮，那他就会立即完蛋，但假如承认其中某一节已经不翼而飞，那他又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敢打赌，德拉蒙德已经为他选择了后者。 
　　“呃，我瞧一瞧。这本手册好像是完完整整的。不过，等一等，后面缺了一小节。” 
　　“缺少的会不会也是U节呀？”我用怀疑的口气问。 
　　“我想是。是U节。” 
　　我装出一副惊诧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嘛！为什么有人要把手册中的U节拿掉呀？” 
　　“我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拿掉的吗？” 
　　“不。” 
　　“你当然不知道啰。那么是谁专门把这一本挑出来交给我的呢？” 
　　“我实在记不得啦。” 
　　“但是，这个U节显然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是不是？” 
　　“这里并没有U节，假如这就是你想要问的话。” 
　　“我要的是事实真相，阿尔迪先生。请你协助我。U节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你的意思是不是‘是’？” 
　　“是的。这一节是被拿掉的。” 
　　“你是否同意：这本保险手册对你部门的运作非常重要？” 
　　“当然。” 
　　“那么你对它显然非常熟悉啰？” 
　　“是。” 
　　“那么，把U节的基本内容向陪审团概括地讲述一下，对你来说一定很容易啰？” 
　　“哦，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看啦。” 
　　到此刻为止，他依然不知道我有没有保险手册上U节的复本。“干吗不试一试呢？给陪审团讲一讲U节的大意就行。” 
　　他想了一下，接着就解释说，这一节与理赔部和保险部的相互制约有关。要求这两个部门对某些索赔要求进行监督。通过大量的来往文书，保证对索赔要求做出适当的处理。他随口道来，信心似乎有所增加。由于我尚未亮出U节的复印件，我想他开始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了。 
　　“这么说来，这个U节的目的是保证每一索赔要求都能得到合适的处理啰？” 
　　“正是。” 
　　我把手伸到桌下，掏出手册，走到他面前。“那就请你向陪审团解释解释，”我说着把完整无缺的手册交给了他。他的身体立刻向下缩了一点。德拉蒙德竭力摆出信心十足的架势，但却外强中干，难以为继。 
　　保险部工作手册中U节的内容，和理赔部一样卑鄙。在让阿尔迪窘得无地自容整整一小时后，我让他走下了证人席。他们的诡计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怒气冲冲的陪审团面前。 
　　德拉蒙德照例没有问题。基普勒宣布暂时休庭一刻钟，以便我和戴克安装放像的监听设备。 
　　我们最后一位证人是唐尼·雷·布莱克。法警调暗了房间的光线，陪审员们个个头向前伸，急切地等着他在面前20英寸的屏幕上出现。我们已把录像带剪切成31分钟。他说的每一个字，无论声音是多么轻微，都深深震动着陪审员们的心弦。 
　　这盘录像我已看过许许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边，注意观察陪审员们的表情。我看到的是无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水。等到录像即将放完，我也已是喉头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从屏幕上消失，法警走去开灯，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原告席上，传出了轻轻的然而谁也不会听错的那位母亲的哭声。 
　　我们已给对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来的一切损害。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今是对我的挑战。 
　　灯又亮了。我庄严地宣布：“法官大人，原告静候裁决。” 
　　陪审员们走了很久以后，我和多特依旧坐在空荡荡的法庭里，谈论着这两天听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证人们的证词已清楚证明，她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但她的心情并无丝毫的满意感。她将怀着不断自责的心情走向坟墓，因为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她没有更坚决地与保险公司争斗。 
　　她对我说，她对以后的结局并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够了。她要回家，永不再来。我对她说，这不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还得再熬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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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德拉蒙德将如何为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使我入了迷。他如果从大利公司总部搬来救兵，企图通过花言巧语把他们拒赔的阴谋像水一样抹掉，那他就会有进一步遭殃的危险。我将干脆把两本工作手册中的U节亮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难堪的问题。说不定在某个地方，他们正藏有更多的阴谋，还掩盖着更大的谎言。揭露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大范围的诘问和质询。 
　　他在证人名单上开出了18个人的名字。我无法预测他将传唤谁第一个出庭。在我向我方的证人发问时，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知道要出庭的证人是谁，我也知道要出示哪一份文件。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要做的是做出反应，而且要迅速。 
　　我在深夜给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斯·勒伯格挂了个电话，兴致勃勃地把开庭两天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给我出了一点主意，并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谈了一点看法。他非常激动，说是他可能会搭一个航班赶来。 
　　我在8时30分到达法庭时，一眼就看见库柏·杰克逊正坐在那里，我真是又惊又喜。他向我介绍了身旁的两位律师，他们俩也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罗利，专程飞来观看本案的审理。进行得怎么样？他们问。我把情况谨慎地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中的一位星期一曾在这儿当场目睹了关于U节的那个戏剧性场面。目前，他们二个大约有20件案子已在报纸等媒体上发了公告，而且类似的案子到处都有发现。他们准备不久之后就提出诉讼。 
　　库柏给了我一份报纸，问我有没有看过。这是昨天出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利公司的报导。我对他们说，我已经一周没有看报，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们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把这篇报导飞快地看了一遍。报导的主要内容是，投保人对大利公司的不满正与日俱增，而公司拒绝索赔要求已成常规。许多州目前正对此进行调查，许多人正进行诉讼，状告大利公司。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说，孟菲斯正在审理的一个小案件受到了人们密切的关注，陪审团很可能会做出第一个对大利公司大大不利的裁决。 
　　我在基普勒的办公室把这份报导给了法官，他的反应却很冷漠。他要问问陪审团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前就得到过不得看报的警告，但恐怕许多人如今已看过这份《华尔街日报》，他和我对此都没有太多的怀疑。 
　　被告律师传唤的第一位证人名叫安德烈·威克斯。他是田纳西州保险署副署长，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德拉蒙德以前曾经请他作证。他的任务是让政府毫不含糊地站在被告一边。 
　　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约40岁，穿一套漂亮的高档西装，脸上充满诚意，经常挂着微笑。而且此刻他的身份极为有利：他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德拉蒙德就他的机关的管理职能，问了一大堆平淡无味的问题，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保险署的官员们时时刻刻挥舞着皮鞭，骑在保险公司头上撒尿拉屎。既然大利公司在田纳西州依然是一个名声颇佳的公司，那么它的作为显然是循规蹈矩的。否则，站在这儿作证的这位安德烈和他那帮看家狗早就会揪住它了。 
　　德拉蒙德需要时间。他需要有一堆高得像小山一样的证词，倾泻到我们的陪审员的头上，他们也许才会忘记听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他的动作不慌不忙。他的讲话不慌不忙，活像个年迈的老教授。而且他确实非常能干。假如他掌握的事实与现在不同，他真能置我于死地。 
　　他把布莱克家买的那份保单交给威克斯，接着他们俩一唱一和，化了半小时向陪审员们解释每一份保单，亦即所有的保单，都必须得到保险署的批准。他们特别强调“批准”这个词。 
　　由于我是坐着，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左顾右盼。我研究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对我的目光毫无回避之意。他们和我站在一边。我注意到有几个陌生人，几个穿着整齐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青年。库柏·杰克逊和他的两位朋友坐在后排，离门口很近。在庭上旁听的人还有将近15位。他们为何要来看一个民事案件的审讯呢？ 
　　证人就全国范围内保险业细微复杂的管理，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他的作证令人痛苦，使陪审员们个个昏昏欲睡。可是德拉蒙德才不管呢。他拼了老命也想把审讯拖到下星期。快到11点，在把一个上午的时间磨完了以后，他才结束了对证人的问询。休庭一刻钟，接着就轮到我在黑暗中乱放几枪。 
　　威克斯说，目前在田纳西州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开业，他的保险署虽有41名工作人员，但真正从事保单审核业务的却只有18人。根据他勉强做出的估计，这600多家保险公司每家至少发行10种不同种类的保单，因而他的保险署至少需要审核6000种保单。他承认，这些保单经常需要做些修改和修订。 
　　我们又做了几道算术题。根据计算的结果，我传达出一个信息：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无法对保险业制造出来的文字海洋进行有效监管。我把布莱克的保单交给他。他先是声称早已看过，接着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只是在为这次作证进行准备时才看了这份保单。我就“非住院事故周保险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手上拿着的那张保单，突然变得沉重万分，他飞快地一页页翻着保单，巴不得立刻找到那一节，抛出一个答案。可是却没有摸着答案的边。他又眯起眼睛，皱着眉头，迅速翻了一通，最后终于说找到啦。他的答复大体正确，所以我就让他过了关。我接着又问他一个问题：如要更改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该用何种方法？看他那副窘相，我几乎要为他难受。他久久地研究着这份保单，哑口无言。人人都在等着。陪审员乐得挤眉弄眼，基普勒在得意地暗笑。德拉蒙德虽然火冒三丈，却又爱莫能助。 
　　他终于做出了回答，其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又取出那两本绿色封皮的手册放在桌上，好像是想和威克斯一起再对它们研讨一番。人们立即睁大眼睛。我举着理赔部的工作手册，请问他是否对他如此热心地加以管理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内部的理赔程序进行定期审核。他本想回答“是”，可是他显然听说过U节的事，因而说了“不”。我对这样的答复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一脸的震惊。我向他抛出几个语中带刺的问题，接着就给他台阶下。他已经威风扫地，并且已经得到相应的记录。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佛罗里达的保险署正在对大利公司进行调查？他不知道。南卡罗来纳呢？又是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道地的新闻。那么，北卡罗来纳呢？他似乎有所耳闻，但尚未看到任何材料。肯塔基呢？佐治亚呢？没。他郑重声明，别的州正在做什么，他毫无兴趣。我对此向他表示了谢意。 
　　德拉蒙德传唤的第二个证人，也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不过，这样说也有点儿勉强。此人名叫佩顿·赖斯基。他有个很能吓唬人的头衔：全国保险同盟执行主任兼会长，而且长相和风度都像个大人物。我们很快就弄清，他那个同盟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一个政治组织，经费由各家保险公司提供，充当他们在国会上的代言人。全是一帮说客，当然是财源滚滚。我们被告知，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全是为了促进这美好的保险事业。 
　　小小的开场白，化了很长的时间。下午1点半就已经开始，到了2点钟，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全国保险同盟差不多就是在拯救整个人类。他们是多么出色的人啊！ 
　　赖斯基在保险业已经混了30年，德拉蒙德很快就把他的经历和背景披露给我们。他想以此来确定赖斯基作为保险理赔专家的地位。我不反对。我研究过他在另一案件中作证时的证词，我认为我完全能对付他。为了使U节让人听起来妙趣横生，我正需要有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专家呢。 
　　他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催问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地主动向我们讲述这样的索赔申请应该如何处理。德拉蒙德严肃地点着头，似乎他们现在已经击中了某个人的痛处。你猜他说的是什么？大利公司处理这件索赔申请，是严格地按章办事的。当然也可能犯了一两个小错误，不过呢，嘿，公司那么大，有那么多申请要处理嘛。总的说来，没有大的偏差，处理得还是合情合理的嘛。 
　　赖斯基证词的实质是，由于这一索赔要求的金额太大，大利公司完全有理由予以拒绝。他非常认真地向陪审团解释，一份每周只交18美元保险金的保单，自然没有理由指望它支付高达20万美元的移植手术费。借方保单的目的本来就是提供最最基本的保险，而不是为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提供费用嘛。 
　　德拉蒙德提出了工作手册以及其中失踪了的U节的问题。这是不好的，赖斯基说，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手册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一直不停地修改的。有经验的理赔员对工作手册往往并不在意，事情该怎么办，他们心里有数。但是，目前既然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争论，那咱们就来谈点儿意见。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理赔部工作手册，一节一节地向陪审员们解释。一切都用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嘛，一切都进行得无比顺利。 
　　他们谈了手册，接着又讨论那几个数字。德拉蒙德问他，是否有机会研究与保单、索赔和拒赔数字有关的资料。赖斯基严肃地点点头，从德拉蒙德手上接过那份打印材料。 
　　大利公司1991年拒赔率确实比较高，不过这可能有几个原因。这样的拒赔率过去在保险行业也不是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数字过于相信。如果看一看过去10年的情况，大利公司的平均拒赔率实际上略低于12％。这肯定没有超出全行业的平均拒赔率。接着他就列举了一批又一批数字，我们一下子全都给他搞得晕头转向，稀里糊涂，而这正是德拉蒙德的目的。 
　　赖斯基走下证人席，开始在一张彩色图表上指指点点，像经验丰富的教师一样对着陪审团讲个没完。我真想知道他这样表演的次数一年有多少。大利公司的这些数字大大低于同业。 
　　基普勒在3点半大发善心，宣布休息。我和库柏·杰克逊以及他的朋友们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出庭辩护律师，马上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们一致认为，德拉蒙德在打疲劳战，他想磨磨蹭蹭拖到周末。 
　　我整个下午在庭上没有吭过一声。赖斯基一直拖到很晚。临结束前还大谈特谈大利公司的处理是多么公正。从陪审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此人作证终于结束，他们为此十分高兴。而我也因为可以多几个小时准备对他反诘而感激不尽。 
　　我和戴克陪同库柏·杰克逊以及其他3位律师，在名叫格里桑蒂的一家意大利老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老板名叫大约翰·格里桑蒂，为人十分风趣，把我们领进一个包厢，给我们拿来一瓶我们并未点过的美酒，而且实际上是他为我们点了菜。 
　　几杯酒下肚，我感到轻松和平静。多少天来，这是第一次。也许今夜可以安眠。 
　　这顿饭吃了400多美元，账单一到，库柏·杰克逊立刻一把抓了过去。感谢上帝！鲁迪·贝勒事务所也许很快就会赚到大钱，可此刻它仍旧是穷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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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星期四上午天气晴朗。佩顿·赖斯基一踏上证人席，我立刻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交给他，请他大声朗读。他读完后我问道：“赖斯基先生，在你这位专家看来，大利公司的这种反应是公正合理的吗？” 
　　他事先已有准备。“当然不是。这是骇人听闻。” 
　　“是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不过，我听说这封信的作者已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啦。” 
　　“谁告诉你的？”我惊疑地问。 
　　“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公司里的什么人吧。” 
　　“这位公司里的什么人也告诉过你克罗基特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原因吗？” 
　　“我记不清了。可能与这封信有关吧。” 
　　“可能？你对自己的话有无把握？或者仅仅是猜测？” 
　　“我真的记不清啦。” 
　　“谢谢你。这一位公司里的什么人，有没有告诉你：克罗基特先生是在他将为本案提供证词两天前离开公司的？” 
　　“没有。” 
　　“你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 
　　“不知道。” 
　　“好。我本以为你是想向陪审团暗示，他离开公司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呢。你没有想做这样的暗示吗？” 
　　“没有。” 
　　“谢谢你。”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想用工作手册的问题扳倒赖斯基将是个错误。这样的想法有好几个道理。第一，这一证据早已在陪审团面前亮过。第二，这一证据第一次出现时场面极富戏剧性，方式极为有力，亦即：洛夫金撒谎时当场被拆穿。第三，赖斯基能言善辩，难以制服。第四，他已为这一袭击做好准备，守住自己的阵地较易。第五，他将抓住这一机会把陪审员们搞得更加糊涂。而最重要的是，这要花许多时间。就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与赖斯基争论不休，一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结果是我会白白浪费一天，毫无进展。 
　　“谁为你支付工资，赖斯基先生？” 
　　“我的雇主，全国保险同盟。” 
　　“谁为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 
　　“保险业。” 
　　“大利公司对全国保险同盟有捐赠吗？” 
　　“有。” 
　　“捐赠多少？” 
　　他朝德拉蒙德瞧了瞧，德拉蒙德早已立起。“反对，大人，这与本案无关。” 
　　“反对驳回。本庭认为大有关系。” 
　　“捐赠多少，赖斯基先生？”我又追问道。 
　　他显然不想作答，因而显得十分拘谨。“每年1万美元。” 
　　“原来他们给你的钱比给唐尼·雷·布莱克的多哇。” 
　　“反对！” 
　　“反对有效。” 
　　“大人，我很遗憾。刚才这句话我收回。” 
　　“我方强烈要求把这句话从记录中取消，大人。”德拉蒙德怒气冲冲地说。 
　　“同意取消。” 
　　我停了一下，让对方平平火气。“我很抱歉，赖斯基先生。”我谦卑地说，满脸是悔恨的表情。 
　　“你们所有的钱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吗？” 
　　“我们没有其他经费来源。” 
　　“向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的保险公司总共有多少家？” 
　　“220家。” 
　　“那么去年捐赠的总数是多少呢？” 
　　“600万美元。” 
　　“你们就是用这笔钱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的？” 
　　“是的，我们做一点儿游说。” 
　　“你在本案中作证，是不是另有报酬呢？” 
　　“没有。”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大利公司和我联系，请我前来作证。” 
　　我很慢很慢地转过身，指着多特·布莱克说：“赖斯基先生，你能看看布莱克太太，直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大利公司对她儿子索赔要求的处理，是公平合理的？” 
　　他迟疑了一两秒钟，才把目光投向多特，他别无选择。他点了点头，干干脆脆地说：“是的，确实是公平合理的。” 
　　我当然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只是想用这富于戏剧性的方式，迅速结束赖斯基的作证，但我并未指望这会产生喜剧效果。然而，坐在前排中间的三号陪审员，那位壮壮实实的51岁的黑人妇女比维蒂·哈德威太太，听到他这荒谬的回答以后，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非常突然，显然不是出于故意，因为笑声一出；她又同样突然地迅速把它刹住。她双手捂着嘴，紧紧地咬着牙齿，缩着下巴，目光慌乱地左看右看，看看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可她的整个身体仍在不停地轻轻抖动。 
　　对哈德威太太十分不利而对我们却十分有益的是，她的笑声具有很强的传染力。坐在她身后的兰森·佩尔克先生，像是被什么东西触着了痒处，顿时也咯咯地笑了起来。坐在她邻座的伊拉·费伊·索尔特太太同样在捧着肚皮。不到几秒钟，整个陪审席上笑声响成一片。有几位陪审员瞟着哈德威太太，似乎在默默地责怪她这个恶作剧的罪魁祸首。其他陪审员则直视着赖斯基，又好笑又好气地摇着头。 
　　赖斯基成了众人的笑柄，当然非常不快。他低垂着头，一门心思地研究地板。德拉蒙德此刻可能也很痛苦，但他干脆摆出一副置之不理的架势。他手下那几个聪明伶俐的年轻雄鹰，一个个都把鼻子埋在材料和书籍堆里，谁也不肯露出漂亮的小白脸。阿尔迪和昂德霍尔两位则专心地考察脚上的袜子。 
　　基普勒本人也很想笑。他宽大为怀，让这一小小的喜剧持续了一会，等笑声渐渐停息时，才敲响了他的小木槌，仿佛是以此来正式记录下这一事实：陪审团对佩顿·赖斯基的证词确曾一笑置之。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那可笑的回答，那爆出的哈哈笑声，那对笑声的竭力克制，那咯咯咯咯哧哧哧哧，那表示怀疑的摇头，这一切只不过持续了几秒钟。但我发现这使陪审员们的心情得到了一定的宣泄。他们想纵情大笑，想表达怀疑，并且以哪怕是短短的这一瞬间，却足以向赖斯基和大利公司表明陪审团对自己的所闻的真正感受。 
　　尽管这一切转瞬即逝，这却绝对是一个黄金时刻。我望着他们微笑，他们望着我微笑。他们相信我的证人句句是真，而德拉蒙德的证人句句是假。 
　　“没有别的问题啦，法官大人。”我用厌恶的口吻说着，仿佛再也不愿和这个满口谎言的流氓继续纠缠。 
　　德拉蒙德显然大感惊讶。他还以为我会把全天的时间用来盘问赖斯基，在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上跟他磨蹭呢。他翻了翻手上的材料，和T．皮尔斯咬了一下耳朵，站起来说：“我方下一个证人是理查德·佩洛特。” 
　　佩洛特是领导杰基·莱曼西支克的高级理赔监理。我录取他的证词时，他气势汹汹，是一只地道的好斗公鸡。因而现在他那副恶狠狠的模样，我当然丝毫不以为奇。他是杰基的顶头上司，他们指望由他来朝杰基头上泼一盆脏水。 
　　他46岁，中等身材，挺着个啤酒肚，头上的毛已剩下不多几根，五官歪斜，满脸黄褐斑，带着一副又笨又大的眼镜。在这条可怜虫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但他对此显然不放在心上。要是他说杰基·莱曼西支克不过是个也曾极力想勾引他上床的娼妇，我敢打赌，陪审员们准会再次哄堂大笑。 
　　佩洛特脾气暴躁，对一个在保险公司理赔部工作了多年的人来说，这种性格实属正常。与一般的收账员相比，他对人的态度好不了许多，根本不会向陪审团表示出任何善意或信任。他在公司里不过是个不上档次的老鼠，在同一个立方体的笼子里已经干了多久，大概只有他还记得清楚。 
　　但现在他却是他们手上的王牌！不管是阿尔迪，还是洛夫金，或是基利，都已经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虽然德拉蒙德的证人名单上公司总部的雇员还有五六个，但我怀疑他是否会把他们全部传上庭。他们能说什么呢？那两本手册纯属子虚乌有？他们公司没有撒谎没有隐瞒文件？ 
　　德拉蒙德和佩洛特按照排练过多次的脚本，一问一答了半个小时，对理赔部没日没夜的辛勤劳动做了更多的介绍，对大利公司为公平对待投保人而进行的英勇努力做了更多的赞美，而陪审员们则又打了更多的呵欠。 
　　基普勒法官决定制止这种无聊的把戏。他打断了他们的双簧，问道：“律师，你别老在原地踏步行不行？” 
　　德拉蒙德装出吃惊并受到伤害的样子说：“可是，法官大人，我有权对证人进行彻底的盘问嘛。” 
　　“你是有这个权利。可是他说的那些事，陪审团早就听说过啦。别再重复啦。” 
　　德拉蒙德简直无法相信法官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仿佛法官专门有意找他的茬，可装得并不怎么成功。 
　　“我不记得你曾经催促过原告的律师嘛。” 
　　这句话他说得很不妥当。他这是在火上浇油，而且即使他真想比试比试，也是挑错了对象。“那是因为贝勒先生没有让陪审团打瞌睡，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现在继续！” 
　　哈德威太太那阵突然爆发的哈哈笑声，以及随之而起的喜剧场面，已经使陪审员们明显地不像原先那么严肃。他们现在已经苏醒过来，时刻准备再从被告方证人的证词中找点乐。 
　　德拉蒙德狠狠地瞪了基普勒一眼，仿佛是说以后再找他算账，把事情摆摆平。他又继续提问。佩洛特坐在那里活像只癞蛤蟆，歪着秃头，眼睛半睁半闭。错误嘛确实是有的，佩洛特怀着淡淡的悔恨承认道，不过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主要的错误都是那个喜欢乱搞的年轻女人，也就是杰基·莱曼西支克造成的。 
　　在讨论一些无关大局的文件时，佩洛特对布莱克的索赔申请又谈了几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几封拒赔的信，他倒是在与之无关而且并不重要的文书上面化了大量时间。 
　　“德拉蒙德先生，”法官板着面孔打断了他们的二重唱。“我已经跟你说过，要谈实质性的问题。这些文件可以让陪审团作为证据进行研究嘛。这位证人的证词，别的证人早已说过几遍啦。别再磨来磨去啦！” 
　　德拉蒙德的感情因此受到了伤害。他受到了一位偏心的法官的训斥，此人一个劲儿专挑他的刺。他使劲地克制自己，可他的表演却欠点儿水平。 
　　在涉及理赔工作手册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佩洛特说，这只不过是一本平平常常的书而已。他本人已不知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本该死的东西。由于不断地修改，大多数老资格的理赔员根本连看都不看。德拉蒙德向他展示了U节，可这个流氓居然说，他以前从未见过有这一节。这一节对他毫无意义。对他手下的那些理赔员毫无意义。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听说有哪位理赔员不嫌麻烦翻阅过理赔手册。 
　　那么，索赔要求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佩洛特向我们一一道来。在德拉蒙德的导演下，他以一个假定的索赔申请为例，按照正常的渠道，一步一步演解下去。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备忘录，数不尽的步骤。他的语调一直是那么平淡，直把陪审员们听得厌烦至极。坐在后排的8号陪审员莱斯特·戴斯已经进入了梦乡，其他人则是呵欠不断，眼皮下沉，在拼命地和瞌睡斗争。 
　　这种现象并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 
　　如果说佩洛特由于未能在陪审团面前一鸣惊人而有所不快，他也没有丝毫流露。他的声调没有变化，他的举止依然如故。只是临到末尾，他才对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情况，做了一点令人警觉的披露。大家都知道她有酗酒的毛病。上班的时候常常是一身酒味。她工作中的失误比谁都多。她越来越不负责，被解雇是不可避免的。她那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佩洛特和大利公司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这件事在另一个日子在另一个法庭上将做专门讨论，他们在本案中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列入记录，保留到将来再派用场。所以，他们没有把她说成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上床的荡妇，而是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 
　　“我对此确实是一无所知，”佩洛特说，从而在陪审团心目中赢得了一分。 
　　他们又磨了一段时间，直到将近中午，才轮到我盘问佩洛特。基普勒本想休庭吃饭，在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之后，他才勉强同意让佩洛特继续作证。 
　　我从他签字的给多特·布莱克的一封拒赔信开始。这是那第四封拒赔信，根据的理由是：唐尼·雷的白血病是保险之前的“先存情况”。我要他向陪审团朗读，并且承认是他写的信。我要他解释发出此信的目的，而他当然是无法解释的。这封信本是佩洛特和多特·布莱克两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没有准备拿出来公开，更没有准备在此法庭上公开。 
　　他谈到了杰基错填的一份表格，又谈到了与克罗基特先生之间的一次误解。唉，真该死，整个地就是个错误。而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感到遗憾，你不觉得为时过晚了吗？”我问。 
　　“我想是。” 
　　“你发出这封信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还会再发出4封拒赔的信吧？” 
　　“不知道。” 
　　“那么，这封信是作为给布莱克太太的最后一封拒赔信发出的啰？” 
　　这封信里有“最终拒绝”几个字。 
　　“我想是。” 
　　“是什么导致了唐尼·雷·布莱克的死亡？” 
　　他耸耸肩。“白血病。” 
　　“又是什么疾病促使他提出索赔申请？” 
　　“白血病。” 
　　“你在信中提到的‘先存条件’指的是什么？” 
　　“流感。” 
　　“他是什么时候患的流感？” 
　　“我记不起来啦。”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档案拿给你看一看。” 
　　“不，不必啦。”只要我不拿档案，他怎么都成。“我想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么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患过流感，亦即在购买这张保单之前，而在申请投保时没有提到。” 
　　“对。” 
　　“现在请你告诉我，佩洛特先生，根据你从事理赔多年的经验，你有没有见过流感的发作会与5年以后患急性白血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但他却不想说。“我不这样认为。” 
　　“这是否意味着你没有见过？” 
　　“是。” 
　　“那么，那次流感与后来的白血病无关啰？” 
　　“是。” 
　　“那么你在那封信中说的是谎话啰？” 
　　他在那封信中当然撒了谎。他现在若说当时未撒谎，那他就是在继续撒谎。陪审团会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落入陷阱，但德拉蒙德事前帮他做了准备。 
　　“那封信是个错误。”佩洛特答道。 
　　“是撒谎还是错误？” 
　　“错误。” 
　　“一个帮助杀死了唐尼·雷·布莱克的错误？” 
　　“反对！”德拉蒙德在座位上吼道。 
　　基普勒沉思了一会。我料到德拉蒙德会表示反对，而且我估计法官会判反对有效。可法官大人却另有主意。“反对驳回。回答问题。” 
　　“本律师对这个问题再次表示反对，并要求列入记录。”德拉蒙德愤怒地说。 
　　“知道啦。请回答问题，佩洛特先生。” 
　　“这是一个错误，我只能说到这里。” 
　　“不是撒谎？” 
　　“不。” 
　　“你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词怎么样？是充满谎言还是错误？” 
　　“既无谎言，也无错误。” 
　　我转身指着多特·布莱克，眼睛望着证人说：“佩洛特先生，作为高级理赔监理，你能直视着布莱克太太的眼睛对她说，你们公司对她儿子的索赔申请处理是公平合理的？你能这样说吗？” 
　　他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望着德拉蒙德求助。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竭力装出一副受人冒犯的样子说：“我想谁也别想强迫我这么干。” 
　　“谢谢你。我问完啦。” 
　　不到5分钟，我已结束了对他的话问，而被告律师们还在低头奋笔疾书。他们本以为我盘问赖斯基要用今天一整天，而把明天用来折磨佩洛特。可我却不想在这些小丑身上浪费时间。我要打动陪审团。 
　　基普勒宣布中午休息两小时。我把列奥拉到一边，交给他一份追加的6位证人的名单。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他问。 
　　“6位医生，全是本市的，全是肿瘤专家。你要是让你那个冒牌医生上场，他们全都愿意随时出庭作证。”德拉蒙德把骨髓移植手术说成仍处于试验阶段，他的这一策略激怒了瓦尔特·科德。他给伙伴和朋友们施加了压力，他们已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 
　　“他可不是冒牌医生呀。” 
　　“他是冒牌医生，这你清楚。一个从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来的疯于。我这儿却是6个本地的伙计。你让他上，那一定很好玩。” 
　　“在审前命令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你这样突然袭击，太不公平了。” 
　　“他们是进行反证的证人。你找法官叫去吧。”我说完转身就走，他独自站在审判席前，呆呆地盯着我的那份名单。 
　　下午开庭之前，我坐在原告席附近，与瓦尔特·科德医生以及他的两位伙伴闲聊。德拉蒙德请来作证的那个冒牌医生密尔顿·杰飞，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后面那一排的座位上。律师们正在为下午的审讯忙着做准备，我把德拉蒙德请到身边，将科德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他。这是一个难堪的时刻，他们的露面显然使德拉蒙德惊慌失措。3位医生在我身后那一排椅子上坐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5位仁兄只好干瞪眼。 
　　陪审团坐定之后，德拉蒙德传唤杰克·昂德霍尔出庭作证。他宣誓后坐下，像个白痴似的咧着嘴巴望着陪审团。在过去3天中，陪审员们一直都在盯着他，德拉蒙德怎么还要把他打出来？难道陪审团还会相信这家伙说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他的目的很快就露了馅。他们的双簧全与杰基·莱曼西支克有关。她在1万美元现钞的问题上撒了谎。她在签定协议的问题上撒了谎，根本就没有什么协议。她在所谓的拒赔阴谋上撒了谎。她在和上司们睡觉的事件上撒了谎。她甚至在医疗费的问题上也撒了谎，胡说什么公司原先答应后来却又拒付她的治疗费。昂德霍尔的话语起初还带有三分同情，后来却越说越刻毒。谈论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要求他面带微笑，可他诽谤她的欲望却显得过于急切。 
　　他的表现当然很英勇，但同时却也很危险。这位公司大亨指控别人撒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认为目前本案的审理，比杰基以后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动都更为重要，因而德拉蒙德甘冒完全失去陪审团信任的风险，在杰基身上打上许多个问号，以便把水搅浑。杰基此刻又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会得意洋洋地以为，对这样一个年轻妇女进行这种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呢。 
　　杰基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糟糕，昂德霍尔告诉我们。她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和同事们的关系很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公司主动给她一个辞职的机会，以便不影响她的就业记录。这跟她要提供证词的事毫无关系。跟布莱克索赔要求毫无关系。 
　　他作证的时间奇短。对方希望在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让他尽快走下证人席。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他是律师，我不想和他争辩。我只希望陪审员们像我一样地蔑视他。 
　　“昂德霍尔先生，贵公司是否保存有雇员的人事档案？”我彬彬有礼地问。 
　　“是。” 
　　“你们有没有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档案呢？” 
　　“有。” 
　　“现在在你身边吗？” 
　　“不，先生。” 
　　“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总部，我想。” 
　　“在克利夫兰？” 
　　“是的。在总部。” 
　　“那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啰？” 
　　“我不是说了吗？档案不在我身边。没有谁叫我把它带来。” 
　　“档案里有对表现的考核这样一类东西吧？” 
　　“有。” 
　　“假如一位雇员受到训斥、降职或者调动，这些内容是要记入档案的吧？” 
　　“是。” 
　　“杰基的档案里有这样的内容吗？” 
　　“我想有。” 
　　“她的档案里有她那封辞职信吗？” 
　　“有。” 
　　“昂德霍尔先生，有关档案内容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可是要认真对待的！” 
　　“没有谁叫我把档案带到这里来，贝勒先生。” 
　　我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子。“昂德霍尔先生，你有没有杰基签的那份协议的复本？是在你给她那笔现钞、她保证永远不说出来的时候签的那份协议。” 
　　“你的耳朵一定不太好。” 
　　“什么？” 
　　“刚才作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协议。” 
　　“你是说不存在这份协议？” 
　　他用力摇摇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是说谎。” 
　　我假装惊诧，然后慢慢走回散乱地放满了文件的原告席。我找到了想找的那一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皱着眉头瞄了一遍，接着又走回讲台边。昂德霍尔顿时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地瞧着德拉蒙德，而德拉蒙德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手里拿着的文件。他们一定是想起了那个U节！贝勒又要要那一套把戏啦！他已经找到了那藏得很深的文件，在我们说谎的当儿揪住我们的尾巴了！ 
　　“可是杰基·莱曼西支克在告诉陪审团她被迫签的东西的时候，她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你记得她的证词吗？”我在讲台前晃动着手上的文件。 
　　“是的，我记得她的证词，”他说，声音高了一点，语调紧张了一点。 
　　“她说你交给她1万美元现钞，叫她签了一份协议。你记得吗？”我瞧着文件，仿佛是在阅读。杰基对我说过，协议的第一段明明白白地列着1万美元这一数目。 
　　“我是听她说过，”他眼睛瞟着德拉蒙德。他知道我手上并没有这一份协议，因为是他本人亲自把协议的原件藏起来的。但他又摇摇摆摆，无法肯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是出乎人们意料地搞到了那个U节了吗？ 
　　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庭审几乎已经结束。基普勒决定于周五上午9时开始结案辩论。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他们在11时就可以开始讨论本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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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陪审团退席了，德拉蒙德和他手下的那班人马匆匆赶回事务所，显然又要去艰难地讨论一番问题出在哪里，这些都已过去好久了，我们依然围坐在原告席的旁边，谈着明天的事。库柏·杰克逊和他那两位来自罗利的朋友赫尔利和格伦斯菲尔德，出言都很谨慎，很少主动发表看法，但我倒是很乐意倾听他们的高见。谁都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庭辩护，但我的表现似乎使他们颇感惊异。我已很累，心情依然十分紧张，但对刚刚结束的审讯的估价却很清醒。我掌握了一系列证据确凿的事实；被告虽然卑劣却很富有；审判的法官无与伦比地同情我方；庭审时一次次的休息，都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如此而已。当然，我还有一个精心选择的陪审团，不过他们究竟会有何种表现，咱们还得等着瞧。 
　　今后打官司，我的赚头只会比这次少，他们说。他们认为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将会高达7位数。杰克逊当了12年律师后才第一次赢得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裁决。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述着与对手交火的故事，来坚定我的信心，下午这样度过，倒着实令人愉快。我和戴克今晚夜车将开个通宵，可此时此刻我却宁愿沉浸在这亲切舒服的氛围中。他们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揭露大利公司的。 
　　佛罗里达传来的消息，使杰克逊多少有点不快。那里的一个律师抢先行动，今天上午起诉了4件案子状告大利公司。杰克逊他们本来以为，那个仁兄会参加他们的集体行动，可结果他却显然过于急功近利。目前，杰克逊他们三人手上总共有19件案子，他们准备下周初起诉大利公司。 
　　他们在为我打气。他们想请我们美美地吃顿饭，可我们无法脱身。今夜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美酒佳肴了。 
　　我们在办公室里吃着熟食店买来的三明治，喝着软饮料。我让戴克坐在一张椅子上，听我练习要对陪审团发表的结案辩护词。这一辩护词我已经写了几个版本，而且都已全部熟记在心，可结果却弄巧成拙，混到一起，搞得上文不搭下文。我拿来一块小小的黑板，把重要的数字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写在上面。我祈求公道，同时却又在要求巨额赔款。戴克常常插嘴中途把我打断，于是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展开激烈争论。 
　　我和戴克谁都没有在陪审团面前发表过结案辩词，但他见的比我多，因而他是专家。有时候我为目前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而显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戴克马上就会发现，对我敲响警钟。他反复提醒我，目前胜负未卜，明天早晨两者都有可能。 
　　然而，大部分时间里，我却一直提心吊胆。那无法控制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它迫使我努力，激励我前进，但假如它有朝一日离我而去，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 
　　我们在10点钟左右熄灯回家。我喝了一瓶啤酒催眠，效果颇佳。11点后的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成功的幻影在我脑海中翩翩起舞。 
　　我睡了不到1小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耳机里传来的是个陌生的年轻女子的声音，口气十分焦急。“你不认识我，我是凯莉的朋友。”她说，声音轻得近乎耳语。 
　　“出了什么事？”我说着立刻清醒过来。 
　　“凯莉遇到了麻烦啦。她需要你的帮助。” 
　　“遇到什么麻烦？” 
　　“他又打她啦。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又跟从前一样啦。” 
　　“什么时候的事？”我站在床边，在黑暗中摸索电灯开关。 
　　“昨儿夜里。她需要你的帮助呢，贝勒先生。” 
　　“她在哪里？” 
　　“她现在就和我在一起。警察把克利夫带走以后，她去一家急诊室看了医生。还好，没有断胳膊断腿的。我把她接回家，先在我这里躲几天。” 
　　“她的伤重不重？” 
　　“伤得不轻，好在没伤着骨头。青一块肿一块的。” 
　　我弄清了她的姓名地址，挂断电话，三下两下穿好了衣服。她住在郊区一幢公寓里，离凯莉家不太远，我七拐八拐开车驶过几条单行道，终于找到了那座楼。 
　　那位朋友名叫鲁宾。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保险链依然挂在上面，我费了好大力气证明是我本人，她才开门把我放进去。并且感谢我能够光临。她其实也还是个大孩子，或许已经离过婚，干的一份活收入略高于最低工资。她的房间很小，摆着租来的家具。凯莉坐在沙发上，头上敷着一只冰袋。 
　　我简直看不出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她的左眼肿得睁不开，眼皮已经发青。眼睛上方裹了一条绷带，上面有一块血斑。两颊红肿，下唇开裂外突，显得十分古怪。她身上只穿了一件长长的T恤衫，膝盖以上大腿以下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 
　　我弯下腰来吻着她的前额，在她对面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她的右眼涌出了一颗泪珠。“谢谢你到这儿来，”她咕哝道，肿起的双颊和开裂的双唇使她吐词有点含含糊糊。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膝头，她用手摩挲着我的手背。 
　　我会宰了他的。 
　　鲁宾坐在她的身旁。“别让她讲话，好吗？”医生叫她尽量少动。这次他用的是拳头。没有找到棒球棍。 
　　“出什么事了？”我问鲁宾，可眼睛依然望着凯莉。 
　　“为一张信用卡。圣诞节买的东西要付账了，可他成天喝酒。其余情况你可想而知。”她三言两语就把故事说完，我猜她准是离现场不远。“他们打了起来。她像以前一样打输了。邻居们给警察打了电话。他进了监牢，她进了医院。你想喝杯可乐什么的吗？” 
　　“不，谢谢。” 
　　“我在昨儿晚上把她带到了这里，今儿上午又陪她去了城里的一个虐待危机中心。她找了一位律师，律师告诉她应该怎么办，还给了她一大堆小册子。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小册子就在那边。说的主要意思就是，她应该提出离婚申诉，逃之夭夭。” 
　　“他们有没有给你拍照？”我边问，边继续揉着她的膝头。她点了点头，泪水不断涌出那浮肿的眼眶，沿着面颊向下流。 
　　“可不是嘛，他们照了一大堆照片呢。不过有些照片，你可不能看噢。给他瞧瞧你身上的伤吧，凯莉。他是你的律师，他得看一看呀。” 
　　在鲁宾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转身背对着我，把T恤衫撩到腰部以上。她下身什么都没有，只有臀部和腿肚子上的青肿和紫斑。她又把T恤再向上拉了一点，背上更是伤痕累累。她放下T恤衫，重又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 
　　“他用皮带抽她，”鲁宾解释说。“强奸了她，又把她揍得半死。” 
　　“你给我一张纸巾好吗？”我一边温存地擦去她的泪水，一边问鲁宾。 
　　“好。”她给了我一大盒纸巾，我轻轻地用纸巾抹着凯莉的面颊。 
　　“你打算怎么办呢，凯莉？”我问。 
　　“你开什么玩笑？”鲁宾说。“她当然要起诉离婚啰。否则，她真会死在他手上的。” 
　　“真的吗？你真要起诉？” 
　　凯莉点着头说：“真的。越快越好。” 
　　“我明天就来办。” 
　　她捏了捏我的手，闭上了右眼。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鲁宾说。“她不能在这里住下去。克利夫今天上午放出来啦，在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呢。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可以后总不能再旷工啊。他中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过了1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威胁。可是，糟糕的是，凯莉又没有多少朋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找到她的。而且，我还有个人和我合住这个房间，真是无法可想。” 
　　“我不能呆在这里。”凯莉无可奈何地轻声说。 
　　“那么你去哪里呢？”我问。 
　　鲁宾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儿早上那位律师提到了一个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那个地方还没有在县里和州里正式注册登记，多少还有点保密性。可以说是个收容所，又不做公开宣传，受虐待的妇女住在那儿很安全，老公怎么也别想找着她。问题是收费太贵，一天要100美元，而且只准呆一个星期。我可是一大赚不到100块呀。” 
　　“你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吗？”我问凯莉。她痛苦地点点头。 
　　“行。我明天送你去。” 
　　鲁宾宽慰地叹了一口长气。她走进厨房，去找写着收容所地址的卡片。 
　　“让我瞧瞧你的牙齿。”我对凯莉说。 
　　她张开嘴巴，让我正好可以看清她的门牙。“骨头没有断吧？”我问。 
　　她摇摇头。我摸摸她左眼上的绷带。“缝了几针？” 
　　“6针。” 
　　我俯下身去，一边捏着她的双手。“我再也不让发生这种事了，明白吗？” 
　　她点点头，轻声轻气地说：“保证？” 
　　“我保证。” 
　　鲁宾把地址卡给了我，重新坐回到凯莉身旁的位置上，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忠告。“听着，贝勒先生，你不了解克利夫，可我了解他。他是个疯子，一喝醉酒，又卑鄙又野蛮。你千万要当心哪。” 
　　“你放心。” 
　　“很可能他现在就在外面，监视着这个地方呢。” 
　　“我不怕。”我站起来，又亲了亲凯莉的前额。“明天一早我就去为你起诉离婚，然后再来接你。我目前正忙着一件大案，可我一定会把你的事办妥的。” 
　　鲁宾把我送到门口，我们相互感谢了一番。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着她挂安全链、锁门、插上插销的声音。 
　　时间已近凌晨1点。空气清新，寒气逼人。并没有谁潜伏在暗处。 
　　在这样的时刻睡觉，当然是开玩笑，因而我驱车直接驶往事务所。我在紧靠我窗下的路缘停好车，飞也似的奔到这座楼的大门口。这个地区夜晚并不安全。 
　　我锁好大门，走进办公室。尽管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提出离婚起诉至少在法律上并无多大困难。我开始打字。干打字这样单调的杂活，我一向很勉强，可此刻目的明确，字打得分外轻松。在这件离婚案中，我是在帮助拯救一条人命哪！我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7点钟，戴克来到事务所，把我唤醒。原来，4点钟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说我面容憔悴疲倦，睡得又那么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他讲了讲，没想到他却大发雷霆。“你开一个通宵的夜车，就为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离婚案？再过一个多小时，你就要发表结案辩护词啦！” 
　　“别急，戴克，你别急嘛。我不会出毛病的。” 
　　“你龇牙咧嘴地笑什么？” 
　　“我们不是就要打赢了嘛，戴克。大利公司就要完蛋了嘛。” 
　　“不，才不是呢。你终于要把那个小妞搞到手了，这才是你笑的原因。” 
　　“胡说八道！我的咖啡呢？” 
　　戴克扭来扭去扭了一番。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家伙。“我去拿，”他说着转身出了办公室。 
　　离婚诉状就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只等我送交法院。我那位朋友克利夫行踪不定，很难找到，我要找个送传票的人在他上班的时候把诉状复本当面交给他。这份诉状也要求法院立即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去骚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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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个极大的优越性；我怎么紧张不安，心惊胆颤，人们都会觉得不足为奇。在陪审员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无技巧又无才能来发表一篇精彩的结案辩护词。 
　　我若是装腔作势，故作高明和雄辩，那将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或许在未来的岁月，当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声音已经变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和对手较量了数百次之后，我可以面对陪审团，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绝对不行。今天，我只是鲁迪·贝勒，一个惴惴不安地请求坐在陪审席上的朋友们助一臂之力的小伙子而已。 
　　我站在他们面前，竭力克制着那紧张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反复练过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讲的时候决不能让人察觉到我曾练习过无数次。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向大利人寿保险公司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再不会有明天，再不会有另一次机会，再不会有另一个陪审团在等着准备帮助他们。我请求陪审员们为多特考虑考虑，想一想她经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夸张的言词，谈了谈唐尼·雷·布莱克；我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当你明知你应该进行你有权得到的那种治疗，却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语调缓慢真诚，效果明显。我的眼睛直视着那12位即将采取行动的陪审员的脸。 
　　我扼要地谈了谈保单的基本内容，并就骨髓移植手术做了简短的讨论。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与科德医生的证词相反的证据。这一医疗措施绝不是处于试验阶段，本来很可能会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他是想以此来软化陪审员们的立场，而且这一着显然十分有效。至于说到赔款的数额，他对我的建议实在是大惑不解，干吗要求陪审员按照大利公司净资产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给多特·布莱克赔款的数额呢？这太令人震惊啦！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已经承认他的委托人确实是错了。应该对这件不公道的事情负责的那些人也已经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经用行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裁定巨额赔偿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都起不到。绝对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开始小心谨慎地对不正当的致富手段进行抨击。他非小心谨慎不可，否则就会触怒多特，而触怒多特也就会触犯陪审团。他谈了布莱克家的一些情况；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那儿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个居民区，等等，等等。在这样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这一家描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生活朴素，但幸福快乐。他真是慷慨大方！名闻遐迩的大画家诺尔曼·罗克韦尔也不可能比他描画得更漂亮啦！我简直可以看到那林荫遮盖的街道和那友好的报童啦！他讲得有声有色，陪审员都在洗耳恭听。他描述的不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而是他们渴望享有的那种生活。 
　　你们，陪审团的诸位女士们先生们，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钱拿给这布莱克一家呢？这只会损坏这幅令人愉快的画卷。这只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混乱。这只会使他们处于和邻居及朋友们大不相同的地位。简而言之，这只会毁了他们。而且，难道有谁有这个权利，获得我鲁迪·贝勒提出的那笔钱财吗？当然没有。仅仅因为大利公司有这么一笔钱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746美元这一数字，对陪审团说，这就是布莱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这一数字旁边，写了一个20万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这样一个数字。他接着又对陪审团说，他确实想要做的是，让布莱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这样的结果我们难道有谁还会不喜欢吗？可办到，十分容易。移植手术值20万，那就把这一笔钱付给布莱克家。假若他们把这笔钱投到收益率为6％的免税债券上，那么他们每个月就会获得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负责为多特和巴迪进行投资。 
　　多美的一笔交易啊！ 
　　他干得着实不坏，他的论据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审团，他们全都在望着黑板，认真考虑。这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折衷方案。 
　　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不仅希望而且祈祷上苍，让他们不要忘记多特曾经发出的把钱一分不留统统捐给美国白血病协会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对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结束了他的结案辩词。他的声音深沉，语调缓慢，整个儿就是至信至诚的化身。务请诸位秉公裁决啦。他发出这一请求后走回被告席。 
　　由于我是原告律师，我还可以最后再做一次发言。指定给我进行反驳的时间是半小时，但我刚才第一次发言已经省下了10分钟。我微笑着走向陪审团。我对他们说，我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干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刚才那样出色。我赞扬他是位老练的出庭辩护律师，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瞧，我是一个心地多好的小伙子！ 
　　我仅发表两点评论。首先，大利公司现在承认自己错了，而且实际上愿意支付20万美元使本案和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热切地祈祷上帝，不要让对他们的惩罚超过20万。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对陪审团致词的时候承认过大利公司犯了错误并表示过愿意赔偿这笔钱了吗？不，他没有。他现在知道的事，他当时同样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向诸位承认他的委托人错了呢？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希望你们不至于了解事实真相。现在诸位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他们也就变得如此诚惶诚恐，低声下气啦！ 
　　我用几乎是挑衅的口吻结束了我的最后发言。我说：“假如你们裁定的数额最多就是20万美元的话，那就干脆免了吧。我们不需要。这20万美元是手术费，可是这个手术是永远也不会做的了。如果你们认为大利公司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那就留下这20万，我们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从陪审团面前走过，凝视着每一位陪审员的眼睛。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 
　　“谢谢诸位，”我说，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对陪审团做最后指示的当儿，一种愉快而又轻松的感觉，突然涌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再不需要为证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请或者概要烦恼了，再不需要为听证会或者最后限期或者这个证人那个证人烦恼了。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缩在椅子里。给我几天我也睡不醒。 
　　这种平静的心情仅仅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已快到10点30分，陪审员们走出法庭，去开始进行他们对本案的审议。 
　　于是，我又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楼的二楼，递交了赖考离婚案的诉状，接着径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办公室。法官为我的精彩辩护向我表示祝贺，我又再次反复感谢他对我的大力关照。但我心里此刻还在想着另外一桩事。我请他看了离婚诉状的复本，匆匆地谈了谈凯莉·赖考，她经常受到殴打和他那个疯子丈夫的事。我问他是否能采取紧急的强制措施，禁止赖考先生接近赖考太太。基普勒虽然厌恶离婚，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这种措施相当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这时，陪审团尚无消息，他们已经审议了一刻钟。 
　　我们在走廊里找着了布齐，把离婚诉状的复本、基普勒刚刚签发的命令以及传票统统交给了他。他事先已经同意到克利夫·赖考上班的地方把离婚案的文件送给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齐，办事的当儿不要让那个小伙子太难堪。 
　　我们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时。德拉蒙德和他们那帮手下人缩在一边，我、戴克、库柏·杰克逊、赫尔利以及格伦菲尔德则呆在另一侧。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几位穿着黑西服的高级主管和他们的律师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昂德霍尔、阿尔迪和洛夫金坐在后排，面色阴沉，他们正在等着消防队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饭送进陪审员室。基普勒打发我们出去吃中饭，可以等到一点半再回来。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点儿也不想吃饭，于是我便开车去鲁宾的住处接凯莉。她独自一人。离开家时，她既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化妆品，现在就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运动衫，脚上拖着一双借来的运动鞋。她走路时一跛一拐，痛得厉害。我扶着她上了车，托起她的双腿，让她转身坐正。她咬紧牙关，不叫也不哼。在阳光下，她脸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肿块颜色显得更深。 
　　我们驶离公寓时，我发现她在东张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会突然跳出树丛向她猛扑过来。“这个东西是刚刚才交出去的。”我说着把离婚诉状给了她。她把它凑到眼前看着。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 
　　“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她问。 
　　“差不多就是现在。” 
　　“他一定要发疯了。” 
　　“他早就疯啦。” 
　　“他一定会追踪我们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啰？”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格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签字。 
　　“这没有什么不合法吧？”凯莉问。考虑到这里颇为神秘的气氛，这是一个问得十分恰当的问题。 
　　“不合法倒说不上。他们最多让我们关门大吉，那我们就搬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4年了，谁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你们知不知道在这儿最多只能呆7天吗？” 
　　我们知道。 
　　“你们得为以后住的地方，早点儿着手准备呀。” 
　　我希望她以后就住到我那儿去，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呢。 
　　“这里住了几位妇女？”我问。 
　　“今天是5位。凯莉，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里面有独用的卫生间。伙食不坏，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间里吃饭，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进餐。我们不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我们不商量不开会。我们提供的是爱心和庇护。你在这里非常安全。谁也不会找着你。我们还有一名带枪的警卫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来看我吗？”凯莉用头指着我问。 
　　“我们准许每次一人来访，而且每次来访都必须经过批准。先打个电话来取得同意；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踪。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在此过夜。” 
　　“那没有关系。”我说。 
　　“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得领凯莉到处去看一看了。欢迎你今儿晚上来看凯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于是我向凯莉告辞，并且保证晚上再来看望。她要我买一块比萨饼来，今儿晚上毕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驱车离开时，我觉得仿佛已将她转入地下。 
　　克利夫兰一家报纸的记者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谈谈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据说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我无可奉告。他跟着我走进法庭。戴克独自一人坐在律师席，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另外一边谈笑风生。看不见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审团做出裁定。 
　　布齐把离婚诉状送交克利夫·赖考时，他正下班准备去吃中饭。赖考骂骂咧咧，出言不逊，可布齐并没有退缩。正当他拉开架势准备和他大吵一场时，赖考却匆匆开溜了。传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后我得多多留神。 
　　在将近2点钟的时候，人们陆续走进法庭。布克也大驾光临，和我们一起坐在原告席。库柏·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一顿中饭吃了很久，而且还喝了几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记者坐在后排，谁也不想理睬他。 
　　关于陪审团对案子的审议已是议论纷纷。如果迅速做出了裁决，那么在本案这样的情况，裁决该会对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时间迟迟不决，那就意味着陪审团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听着这些无根无据的猜测，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几口水，接着走进洗手间，最后又走到快餐部。这样走动要比在法庭里呆坐感觉好得多。我肚子里在猛烈翻腾，心脏像活塞一样激烈跳动。 
　　布克比谁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动。而且他和我一样紧张。我们沿着大理石铺成的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我们只是在等待。在心情骚动不安的时刻，有朋友站在身边，这太重要了。我感谢他的光临，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一时刻的。 
　　到了3点半钟，我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做出这一裁决，可以说像扣篮一样简单。挑出一个百分比，按按计算器，结果不就出来了！也许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数额是低得多么可怜。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统计数字，变成另一个证明孟菲斯的律师应该见好就收，拿到一笔钱就把案子和解了结的例子了。时间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过去。 
　　我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门口处朝我拼命挥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着点儿，”布克对我说。我们两个几乎是一口气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迅速做了一个祷告，一脚跨进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个手下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独自坐在原告席。人们已经全部入座。在我走过栅栏门，坐到我的委托人身边的同时，陪审员们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陪审席。他们不动声色。他们坐定以后，法官大人开口问道：“陪审团是否已做出裁决？” 
　　陪审团团长、那位年轻的黑人大学毕业生本·查恩斯答道：“我们做出裁决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将结果写在纸上？” 
　　“是的，大人。” 
　　“请起立宣读裁决。”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的那张纸，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动。可我的双手抖得更剧烈。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我觉得很快就会昏厥。但多特却很镇静。她在这场较量中已经击败了大利公司，对方已经在法庭上公开认了错。对她来说，别的都无足轻重了。 
　　我打定主意，无论陪审团裁定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板着面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侧飞快瞟了一眼，发现那5位被告律师采取的是同样的战术。 
　　查恩斯清了清嗓门，大声朗读道：“本陪审团兹做出有利于原告之裁决，原告获取实际赔偿金额为20万美元。”停顿。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张纸。到目前为止，尚无惊人结果。他又清了清嗓门，说道，“同时，本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之另一裁决，原告获取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为5000万美元。” 
　　有人从我身后发出一声惊叫。被告席上的诸位全都目瞪口呆，无法动弹。全场一片寂静。在炸弹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以后，要等最初的惊吓消逝，人们才会大梦初醒似的迅速寻找伤口。如果发现没有被弹片炸伤，那才有可能继续呼吸。 
　　我确确实实在拍纸簿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只是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无法辨认。我竭力忍住了笑声，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干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纵身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疯狂的橄榄球运动员在球门区那样旋转扭动。我想冲到陪审团席，去亲吻每个陪审员的脚尖。我想绕着被告席趾高气扬地兜一圈，对他们冷嘲热讽一通。我想跳上审判席，热烈地拥抱狄龙·基普勒。 
　　可我纹丝未动，只是对我的委托人轻轻说了一句：“祝贺你。”她没有吭声。我抬头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检查书记员刚刚呈交的书面裁决。我的目光移向陪审团，陪审员们大多在望着我。此时此刻，我当然再也无法继续板着脸，我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道谢。 
　　我在拍纸簿上画了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唐尼·雷·布莱克。我闭起了眼睛，在脑海中回想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形象。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场内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仅仅因为能来到这里而发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头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湿润。他死得好冤！ 
　　“裁决适当，无可挑剔。”基普勒说。非常适当，我要说。他向陪审团致词，感谢他们尽了公民的义务，告诉他们下周将给他们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报酬，请求他们别和人谈论本案，最后说他们现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导下，他们最后一次列队走出法庭。我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们每人整整100万。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继续板着面孔。“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辩论审后申请。我的秘书届时会通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还能再有什么要求？ 
　　列奥坐着没动，低声说：“没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乱起来，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把档案塞进纸箱。他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在田纳西州的历史上，这是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裁决，而他们将作为在这次审讯中被打垮的律师而遗笑万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尽，倘若不是惊愕不止，我也许会走上前去和他们拉手致意。那将会是一个漂亮的举动，可我硬是不愿。像现在这样坐在多特身边，眼睛盯着拍纸簿上刚刚写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还没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诉会拖一年，甚至两年。而且裁决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肯定会遭到刻毒的攻击。所以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过，我此刻对工作已经厌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飞机，飞往一个度假的海滩。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审理正式宣告结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见了夺眶而出的泪水。戴克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向我们祝贺。他脸色苍白，但咧着嘴巴，露出了那4颗闪闪发亮的大门牙。我为多特担心。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难得在人前哭泣，但现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制。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臂，递给她一张纸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颈背，说是下周给我打电话。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对我大加称赞。他们急着要去赶飞机，我们星期一再在电话上详谈。那位记者向我凑过来，但我挥挥手叫他走开。我不想理睬他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为我的委托人担心。她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抽抽泣泣的声音越来越响。 
　　德拉蒙德和他那几位伙计像驴子一样背着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对他们同样不理不睬，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倒乐意变成一只绿头苍蝇，叮在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雪白的墙壁上。 
　　法庭书记官、法警和办事员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后离开了法庭。室内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无别人。我应该去见基普勒，谢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为现实。可我现在不能。现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泪正像瓢泼大雨一样向下流。戴克坐在我们身旁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我双眼湿润，心在隐隐作痛。她对这笔钱毫不在乎，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生。 
　　有人，或许是那个法警，关掉了靠近陪审员室的那条狭窄走廊上的电灯开关，灯灭了，法庭里骤然暗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挪动。哭声渐渐变弱，她有时用纸巾有时用手指擦着脸上的泪水。 
　　“对不起。”她声音沙哑地说。她想回家，我们起身离开法庭。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戴克把我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3只公文包。 
　　我们走出熄了灯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又近5点，法院里没有多少活动。没有摄像机，没有记者，也没有乱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儿抢拍我这位一举成名的律师的镜头，录下我的几句话。 
　　事实上，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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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事务所。我身体太累，震惊过度，不可能去酒吧狂欢庆祝胜利，何况我此刻唯一的伙伴戴克，又向来是滴酒不沾。只要喝上两杯烈酒，我就会躺倒在地不省人事，所以酒吧对我并无诱惑力。应该找个地方开个祝捷晚会狂欢一番，可是当你和陪审员们打交道的时候，事前很难计划周全。 
　　也许明天吧。到了明天，我想感情上的创伤准会平息，我会对这一裁决做出事后的正确反应。到了明天，我又将面对现实。那时，庆祝胜利为时也不晚。 
　　我在法院大楼前和戴克道了再见。我对他说，我已半死不活，明天晚一点儿再碰头。我们两个都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我们都需要有点儿时间考虑考虑，而且是一个人静下来自个儿考虑。我开车回到包娣小姐家，像往常一样把她的房间一个一个检查了一遍。今天不过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眼睛盯着我住的房间，第一次开始盘算如何化这笔钱。要多久以后我才购买或者修建第一幢自己的漂亮的房屋？我将买一辆何等样式的新车？我想把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驱走，但却力不从心。假如你手上有了1600万美元，你会拿它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笔钱到手之前，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本案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撤消，发回重审；重审做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使我的进账成了零；上诉法院有可能会将惩罚性赔款的金额大幅度砍去，甚至把它彻底勾销。我知道这些可怕的景象完全有可能出现，但目前，这笔钱是属于我的。 
　　在我想入非非的当儿，太阳已经西沉。空气清新，寒意逼人。也许到了明儿，我可以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但目前，大量的毒汁已经从我的灵魂中清除，这使我觉得轻松和温暖。将近一年以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对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之中。对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对开动机器使一系列事件开始运转从而夺去了一个无辜者宝贵生命的那些人，我一直恨之入骨。唐尼·雷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肯定会有位天使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他的。 
　　他们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有错。我对他们不再仇恨。 
　　凯莉用叉把比萨饼切成薄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她的嘴唇浮肿未消，脸颊和下颌依然酸疼。我们坐在她那张单人床上，背靠着墙壁，腿伸出床外，那只装比萨饼的盒子隔在我们两个中问。对面梳妆台上那架索尼18英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约翰·韦恩的西部片。 
　　她还是穿着那件运动衫，赤着双脚。我看见她右脚踝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那是他去年夏天打断她的脚踝留下的纪念。她已经洗过头，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巴。她也已经搽过指甲油，如今指甲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她在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即使没话也要找话和我谈，可是浑身疼痛，又怎能真正开心得起来？因而我们谈得不多。我生平从未挨过心狠手辣的毒打，想象不出事后心有余悸的滋味。肉体上的创痛较易理解，可是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何等的恐怖却难以想象。我不知道他是打到什么程度才决定住手并转而开始欣赏自己这一手绝活的。 
　　我尽量不去想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商量过，现在我也不想把它提出来。在把传票和离婚诉状逞交克利夫以后，到目前还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在这个庇护所里见到了另一位女士。那是个有3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成天惊恐万状，神思恍惚，连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说不全。她就住在隔壁。这个地方死一般沉寂。凯莉只离开房间一次，走到后面的门廊上，坐在那儿呼吸新鲜的空气。她也试着看了一会儿书，可是感到很困难。她的左眼实际上还难以睁开，而右眼又常常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不过，医生说她的眼睛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她哭过几次，我不断地向她保证她这次受到的殴打将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哪怕我必须亲手宰了那个混蛋。我这样说绝对当真的。只要他敢走近她，我一定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逮捕我好了！起诉我好了！审判我好了！让陪审席上的那12个人对我做出裁定好了！我无所畏惧，我交上好运啦。 
　　我没有告诉她陪审团裁决的事。和她一起坐在这个幽暗的小房间里，看着约翰·韦恩跃马扬鞭，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基普勒的法庭，似乎都是那样的遥远。 
　　而这个小小的幽暗的房间，却正是我想呆的地方。 
　　我们吃完了比萨饼，更紧地依偎到一起，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可是我不得不当心，因为她从头到脚都又青又紫。 
　　电影结束了，电视机里开始播出10点钟新闻。我突然急于要知道，是否会播报对布莱克一案的裁决。在家常便饭式的有关强奸和凶杀的新闻之后，在插播了第一批广告片之后，播音员颇为庄严地宣布：“孟菲斯法院的历史今天已被刷新。在一件民事案中，陪审团裁定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支付创记录的5000万美元惩罚性损害赔款。详细情况请听罗德尼·弗拉蒂由现场发来的报导。”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微笑。我们立刻看到罗德尼·弗拉蒂在寒风中颤抖着站在谢尔比县法院门口，法院人去楼空当然已有好几小时。“阿尼，大约一小时前，我采访了巡回法院办事员波琳·麦克格里高。她证实：今天下午4时左右，在由狄龙·基普勒法官主持的第8民事审判庭上，陪审团的确做出了裁决，命令被告支付数额为20万美元的实际损害赔款，以及500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款。我也找过基普勒法官，但他拒绝接受电视采访。他说本案与大利公司欺诈行为有关，陪审团所做裁决数额之大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实属空前。与我交谈过的本市数位出庭辩护律师声称，数额如此巨大的裁决，亦为他们前所未闻。被告律师列奥·F．德拉蒙德，未做任何评论。原告律师鲁迪·贝勒，还无法请来发表评论。待会儿再见，阿尼。” 
　　阿尼将镜头迅速转到55号州际公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上。 
　　“你赢啦？”她问。她并不惊讶，只是觉得没有把握，想问个明白。 
　　“我赢了。” 
　　“5000万美元？” 
　　“嗯。不过，钱还没有到账呢。” 
　　“鲁迪！” 
　　我耸了耸肩，仿佛这算不了多大一回事。“我交上了好运了嘛。”我说。 
　　“可你才从学校毕业啊！” 
　　我能说什么？“也不像你想的那么难。陪审团了不起，事实也过得硬。” 
　　“是吗？好呀，听你说起来就像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似的。” 
　　“但愿如此。” 
　　她拿过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她想继续谈这件事。“你的谦虚骗不了我。是装出来的！” 
　　“你说得对。我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 
　　“这还差不多，”她说着，强忍住痛，勉强一笑。我现在对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几乎已经习惯，不再像今天下午在汽车上那样老是盯着那些伤口。要过一个星期她才会像原先那样迷人，我简直等不及了。 
　　我发誓，我真想宰了他！ 
　　“你能得到多少呢？”她问。 
　　“一下子就转入正题了不是？” 
　　“我不过是好奇嘛，”她说，声音带点儿孩子气。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对精神上的情人，相互逗逗乐，说句悄悄话，别有一番情趣。 
　　“三分之一，可是要真正拿到手，还早得很哪。” 
　　她扭动着身体向我贴了过来，可是突然一阵剧痛疼得她差点儿要哭出声来。我扶着她背朝上躺下。她强忍着泪水，身体绷紧得像根拉直了的弹簧。她背上创伤累累，无法仰卧。 
　　我抚摸着她的秀发，在她耳边说着悄悄话，一直到内部通话系统发出的呼唤把我们打断。是贝蒂·诺维尔在楼下呼叫。我该走了。 
　　凯莉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吻着她红肿的脸蛋，保证明天再来。她求我留下别走。 
　　我承办第一个案件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在过去几个小时之中，我能看到的唯一不利之处，就是今后除了走下坡路，我别无他途。我将来的委托人，有谁会不指望发生同样的奇迹？不过，等以后我再为此操心也不为迟。 
　　星期六中午之前，我正独自待在办公室里，等候一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是克利夫·赖考，”一个声音嘶哑的人说。我赶忙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你有什么事？” 
　　“我老婆在哪里？” 
　　“算你运气好，她没有进停尸所。” 
　　“当心我砸烂你的狗头，臭大亨！” 
　　“你骂吧，老伙计。我的录音机开着呢。” 
　　他立即挂断了电话。我呆呆地瞪着手上的话筒。这不是原来的那部电话，而是从批发超市买来的便宜货。在开庭期间，我们不想让德拉蒙德窃听到谈话的内容时，偶尔换用这一部。 
　　我给布齐家里打了电话，把我和赖考先生之间这场短短的对话告诉了他。他昨天送传票和离婚诉状时，跟克利夫发生过冲突。克利夫对他破口大骂，甚至侮辱了他的母亲。要不是附近停车场上的两个工人奔过来拦住，布齐恐怕少不了要给他放点儿血。昨天晚上布齐对我说，克利夫要是敢来威胁，他决不会袖手旁观。他有个铁哥们名叫石头，是个业余拳击手，两个人一起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布齐这样向我保证说。我要他保证只能吓唬吓唬那个小伙子，绝对不能伤害他。布齐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他准备把克利夫叫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提出他打电话这件事，告诉他，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他若是再对我威胁，他们就要对他不客气。我倒是很欣赏这个主意。我再也不愿在恐惧中生活了。 
　　这就是布齐想的愉快时刻。 
　　《孟菲斯报》的记者于11时来到事务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摄影师拍光了整整一卷胶卷。他想了解整个的案情以及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我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耳朵灌满。现在已经无需保守任何秘密了。我为德拉蒙德讲了一些好话，对基普勒做了热情赞扬，向陪审团献上了一曲庄严的颂歌。 
　　在星期日的报纸上这篇报导将是重头戏，记者向我保证道。 
　　我在办公室里混时间，读读邮件，看看本星期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记录。我无法投入工作，更何况我手头本来没有几个案子，没有几个委托人。一半的时间，我用于回忆审讯的情况；一半的时间，则梦想着我和凯莉一起生活的未来岁月。我难道还能交上更大的好运吗？ 
　　我拨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向他谈了详细情况。一场暴风雪使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关闭，因而他未能及时赶来孟菲斯旁听审判。我们谈了一小时。 
　　我们在周六夜晚的约会与周五的十分相似，只有吃的饭菜和看的电视片有所不同。她喜欢吃中国菜，我带来了满满一大包。我们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同一张床上，看着一部喜剧片，然而笑的次数却不多。 
　　但这决不是无聊。她正慢慢地走出她那个人生活噩梦的阴影。身上的创口正逐渐愈合。发出笑声时不再那么困难，行动不再那么缓慢。爱抚也已有所增加，但并不多。远远不够。 
　　她讨厌身上穿的运动衫。他们每天给她洗一次，但她实在不愿再穿。她渴望重新显得美丽动人，她想穿自己的衣裙。我们商量着如何溜进她住的公寓，去取出她的衣物。 
　　我们仍然没有讨论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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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现在已经成了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富人，星期一上午一直睡到了9点，才起来随随便便地穿上一套卡其牛仔服和一双平底鞋，领带也不打，不急不忙于10点钟到事务所上班。我的合伙人正忙着收拾布莱克一案的文件，撤掉几个月来把我们门口那个办公室塞得满满的几张折叠桌。我们两个咧着嘴巴，周围的一切都在望着我们微笑。压力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心满意足，轻松舒坦。戴克上街去买咖啡，我坐在办公桌前，回味着美好的时光。 
　　戴克已将昨天《孟菲斯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下，他以为我或许还需要一份。我谢谢他道，我可能用得着，其实在我的寓所里我已有了十多份复印件。我上了市内新闻的头版，那篇长文对我的辉煌胜利做了精彩的报导，还配发了一张我坐在写字台前的大幅照片。昨天整个一天，我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自己。《孟菲斯报》发行30万份，金钱也买不到这么露脸的事。 
　　我收到了几份传真。有两份是老同学发来表示祝贺的，顺便还开个玩笑说要借点钱。法学院的马德琳·斯金纳情真意切，充满友情。马克斯·勒伯格传来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芝加哥一家报纸发表的有关裁决的短文。另一篇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纸昨天发的一篇报导，对布莱克案的审理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接着又阐述了大利公司目前遭遇的越来越大的麻烦。包括俄亥俄州在内，至少有7个州正在对它进行调查。全国到处都有投保人在对它进行起诉，而且起诉它的人还会日益增多。可以预期，孟菲斯对它的裁决肯定会引发起一股起诉大利公司的汹涌激流。 
　　哈，哈，哈！我们亲手触发了这场灾难，我们感到无比喜悦。想到基利先生对着财务报表企图从中找出更多现钞的那副焦急的模样，我们不禁放声大笑。他肯定会在哪个缝缝角角里找到现钞的！ 
　　花商送来了美丽的插花，这是布克·凯恩和马尔文·香克尔事务所的律师们向我表示祝贺的礼物。 
　　我原本以为今天电话会响个不停，人们会接二连三地来求我做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戴克说10点以前只来过两个电话，而且一次还是对方拨错了号码。我并不担心。 
　　11点，基普勒打来了电话。我怕德拉蒙德仍在窃听，赶忙换上了那部新买的话机。他告诉了我一桩有趣的事，这桩事可能与我有点关系。在上周一开庭之前，我们双方集中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曾对德拉蒙德说过，我们愿意以120万美元调解将此案了结。他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结果是我们双方走上了法庭。他显然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他的委托人，现在大利公司声称：它当时如果得知这一消息，是会认真考虑这个解决办法的。它当时是否会接受这一条件虽然是不得而知，但现在回想起来，120万美元当然比5020万美元容易消化得多。不管怎么说，大利公司目前反正是在扬言：它当时本来是会接受这一条件的，只是它的律师、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犯了严重错误，不仅没有而且干脆拒绝把我的提议通知它。 
　　大利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昂德霍尔，整个上午都在与德拉蒙德和基普勒通话。大利公司受到了屈辱和伤害，现在头儿们暴跳如雷，显然正在设法寻找一只替罪羊。德拉蒙德起初坚决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可是基普勒却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法官打电话找我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可能要让我出具一份证明，根据我的记忆把当时的情况讲清。非常乐意，我说，我马上就动笔。 
　　大利公司已经和德拉蒙德与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解约，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坏。昂德霍尔已经谈到了因为这家事务所失职而向它提出索赔的可能性，其含义可谓深远。像所有律师事务所一样，特伦特与布伦特也有失职保险，但是保险的金额毕竟有限。保险额度高达5000万美元的保单，可是闻所未闻。列奥·F．德拉蒙德犯下的这个5000万美元的错误，将会对事务所的财务状况带来严重的损害。 
　　听了基普勒的这番话，我忍俊不禁。放下电话后，我向戴克复述了一遍。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将受到一家保险公司起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接着的一个电话是库柏·杰克逊打来的。今天上午，他和他的朋友们向夏洛蒂的联邦法院提出了起诉。他们代表20多位投保人，这些人在1991年，也就是大利公司执行拒赔诡计的那一年，毫无例外地全吃过这家保险公司的亏。他想在我方便的时候，来我的事务所看看我保存的档案。任何时候都行，我说，任何时候。 
　　我和戴克在莫氏饭店吃了中饭。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家老饭店，离法院不远，律师和法官常常光顾。有几位朝我瞧了几眼。有个人和我拉了手。法学院的一位老同学还拍了拍我的肩。今后我应该常常来此吃饭。 
　　我们的任务定于今天周一之夜执行，因为球场已干，气温大约又有40华氏度。由于天气恶劣，已经取消了3场比赛。什么样的疯子会在冬天玩棒球呢？凯莉没有回答。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疯子，她知我也知。她认为他们今夜肯定要打比赛，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摸过球，当然也就没有比赛后的那种啤酒聚合，没有英雄事迹可以吹牛。克利夫是怎么也不会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们在7点钟动手。为安全起见，我们故意开车到棒球场侦察一番。PFX装卸队确实在场。我加大油门，飞速驶离。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心里相当紧张。实际上，我和凯莉都是心惊胆颤，很少开腔。越靠近那幢公寓，我的车开得越快。我在座位下面放了一支0．38口径的手枪；我打定主意要一直随身带着它。 
　　如果他还没有换过锁，凯莉认为我们只要在房间里呆上不到10分钟就可以出来。她想取出大部分衣服和几样别的用品。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我对她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被邻居们发现，而他们又可能会通知克利夫。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会有什么结果，只有天知道啦！ 
　　她是5天前受的伤，现在疼痛基本上已经消失，行走还算方便。她说她体力已经有所恢复，取取衣服动作决不会慢。我当然也会帮她一把。 
　　公寓小区离棒球场约有15分钟路程。小区的中央是一个游泳池和两个网球场，周围是五六幢三层的楼房，共有68个单元。幸运的是，她原来住的那个单元就在底楼。我不能把车停在她的大门附近。我们商定先进去把需要的衣物集中到一起，然后我再把车开到门口的草地上，迅速把衣物塞进行李箱，立刻溜之大吉。 
　　我停好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怕？”她问。 
　　“怕。”我把手伸到座位下，取出了手枪。 
　　“别紧张。他在球场上呢。他是说什么也不肯错过比赛的。” 
　　“但愿如此。咱们动手吧。” 
　　我们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偷偷溜到她的寓所门口，一路没有见着任何一个人。她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走进了房问。厨房和过道里的两盏灯都开着，把室内照得相当明亮。两把椅子上晾着衣服，桌子上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空啤酒瓶和炸玉米片纸袋。光棍克利夫是个十足的懒汉。她停住脚步，厌恶地四处望了一会，说道：“我真遗憾。” 
　　“快点动手吧，凯莉，”我说。我把枪放在将小房间和厨房隔开的一张狭窄的点心柜上。我们走进卧室，开亮了一盏小灯。床已经几天没有收拾。同样乱七八糟地散放着空啤酒瓶，还有一只装比萨饼的空盒子。花花公子！她指着一张小小的廉价梳妆台的抽屉说：“我的东西在那里面。”我们声音很轻很轻。 
　　我开始忙不迭地把内衣、袜子、睡衣塞进枕头套，凯莉则从壁橱里把衣服向外拖。我抱着一堆衣裙奔到小房间搁在椅背上，又立即转身跑进卧室。“你不可能把什么都拿走。”我望着塞得满满的壁橱说。她没有吱声，却又给了我一包，我又抱着它奔向小房问。我们不声不响手忙脚乱地干着。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弄出巨大的响声。我抱着衣物一次一次地在小房间和卧室之间往返奔波，我的心在怦怦地激烈跳动。 
　　“够啦，”我最后说道。她捧着一个塞满了衣物的枕头套，我拿着好几套带衣架的套装跟着她走进小房问。“我们快快离开这儿吧。”我无比紧张地说。 
　　从门口传来一个轻微的响声。有人在开门！我们僵在那里，大眼瞪着小眼。她刚向门口迈出一只脚，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打中她的头，疼得她倒退了几步，跌倒在一张椅子上。克利夫·赖考冲进房间，大声嚷道：“凯莉！老子回来啦！”我正站在他的前面，相距不到10英尺。他像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我能看清的只是他穿的那件PFX装卸队球衫、他那双血红的眼睛和他手上那精心挑选的武器。我惊恐万分，全身麻木，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挥舞着那根铝质棒球棍，使出全身力气，打向我的脑袋。“你这个杂种！”他大吼一声，用力一挥，棒球棍已到了我的头顶。我尽管手脚麻木，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倒也本能地把头一缩，避开了这用力的一击。我听到棒球棍从耳旁飞过时发出的呼啸声，我感受到了它巨大的打击力。棍子打在点心柜的边缘上，把一块倒霉的小木块砸得稀巴烂，把一摞没有洗过的脏盘子震翻。凯莉发出恐怖的尖叫。他本想砸碎我的脑壳，虽然没有打中，但他的身体仍在旋转，此刻正背对着我。我立即像疯子一样猛冲上去，将他扑倒在放满了衣架和衣服的那张椅子上。凯莉在我们身后再次发出了尖叫。“快拿枪！”我喊道。 
　　他动作敏捷，身体强壮，我还没来得及恢复平衡，他已经爬了起来。“我要杀了你！”他吼道。他又挥棒打来，我又一次勉强避过了棒球棍。这一次他只打着了空气。“你这个杂种！”他一边大骂，一边又挥动球棍。 
　　我立即下定决心，决不让他打出第三棍子。就在他挥棍向我进攻之前的一刹那，我对准他的脸打出了一个右勾拳。这一拳打中他的下巴，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我又飞起一脚，朝他的下身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我可以听到而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睾丸噗的一声开了花。他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棒球棍顿时垂下，我冲上去一把夺了过来。 
　　我挥动棒球棍猛力打去，打着了他的左耳，发出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这一棍击碎了他的颅骨，他立即趴倒在地，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才侧转头望着我。他仰起头，开始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和无限恐惧，把球棍高高举过头顶，使出全身力气向下猛砸，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天灵盖。 
　　我再次舞动球根时，凯莉一把抓住了我。“住手，鲁迪！” 
　　我住了手，朝她瞪了一眼，又看看克利夫。他直挺挺趴在地上，身体在抖动，嘴里在呻吟。我们满怀恐怖地望着他。他渐渐地停止了抖动，只是偶尔有一阵抽搐。他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话，从喉咙里发出令人恶心的咕咕声。他的头在微微扭动，殷红的鲜血汩汩向外流。 
　　“我要杀死这个混蛋，凯莉。”我气喘吁吁地说，依然愤怒未消，恐惧未尽。 
　　“不！” 
　　“我要！他刚才差点儿没有把我打死。” 
　　“把球棍给我。”她命令道。 
　　“什么？” 
　　“把球棍给我，你赶快走。” 
　　她此刻如此冷静，使我十分惊讶。她完全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我瞧瞧她，又看看他，没有问出口。 
　　她从我手上夺过了棒球棍。“我以前就住在这里。你快走，躲起来。今天晚上你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法挪动，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正在地板上挣扎的垂死的克利夫。 
　　“我求你快走吧，鲁迪。”她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口。“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好吧。”我跨进厨房，拿起那支0．38口径的手枪，又走回小房问。我们对视了一会，目光又落到了地上。我走到户外，轻轻带上门，目光四处搜索有无爱管闲事的邻人，但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迟疑了片刻，凝神倾听，室内寂静无声。 
　　我恶心想吐。我在黑暗中偷偷溜走，一瞬间，汗水突然将我全身湿透。 
　　10分钟以后，第一辆警车驶到了现场。接着又开来了第二辆。随后来的是一辆救护车。在拥挤的停车场上，我蜷缩在我那部沃尔沃车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医护人员涌进公寓。又来了一辆警车。不断闪动的红蓝色警灯照亮了黑夜，引来了大批观众。几分钟过去了，克利夫依然没有露面。从门里走出了一个急救人员，不慌不忙地从救护车上取下一件东西。他慢悠悠地一点儿也不急。 
　　惊慌失措的凯莉此刻独自呆在那里，回答着警官提出的问题，而我却突然变成一个胆小鬼，低着头缩在驾驶盘后面，只求不要被人看见。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应该进去救她吗？我觉得头晕目眩，而那疯狂闪烁的红蓝色警灯更使我眼花缭乱。 
　　他是死不了的。可能受了重伤，但决不可能死的。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里去。 
　　震惊在慢慢消失，恐惧却在不断增强。但愿他们用一副担架把克利夫抬出来，把他送进医院包扎好。我突然强烈地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他是个疯子，但只要他还是个活人，我就能够对付。嗨，克利夫！老伙计，振作点儿吧。站起来，从里面走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杀死过一个大活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警察在让人群向后退。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开来了一辆验尸官的小面包，这在冷眼围观的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叽叽喳喳骚动的浪潮。克利夫不坐救护车，他将被送进停尸所。 
　　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用我的钥匙开的门。” 
　　“进去后你干了些什么？” 
　　“走进卧室收拾衣服。我装了三四个枕头套，搬进小房问。” 
　　“在赖考先生到家以前，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10分钟左右。” 
　　“他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我插嘴道：“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回答。我必须先和她谈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你的盘问到此为止吧。”我伸过手去，关掉了录音机。斯莫瑟顿翻阅着笔记，强行压下那随时都可以爆发的火气。哈姆雷特这时已取来了打印机打出的资料，两人一起开始研究。我和凯莉相互不理不睬，可在桌子底下，我们的脚却在交流着感情。 
　　斯莫瑟顿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我。“本案是一件杀人案，但我们将移交检察署家庭虐待科处理。那里的负责人是摩根·威尔逊女士。她负责办理我们移交的案子。” 
　　“可你们拘留她有这个必要吗？” 
　　“我别无选择。我决不能放她走。” 
　　“什么罪名？” 
　　“过失杀人。” 
　　“你可以把她交给我监管嘛。” 
　　“不行，”他愤怒地说。“你是哪一门的律师？” 
　　“那么就让她具结释放。” 
　　“不行，”他说着，不快地望着哈姆雷特微微一笑。“我们手上有条人命呐。交多少保释金要法官才能决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侦探而已。” 
　　“我要进监牢？”凯莉问。 
　　“我们没有办法，太太，”斯莫瑟顿说，一下子突然变得和气了。“如果你的这位律师称职的话，他明儿就可以把你弄出去。当然，你要交得起保释金。我可不能想放你就放你呀。” 
　　我把手伸了过去，握住她的手。“就这样吧，凯莉。我保证明天尽早把你保出来。”她立即点点头，咬紧牙齿，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坚强。 
　　“你能不能让她住个单人监房？”我问斯莫瑟顿。 
　　“嘿，你这个笨蛋，监狱可是我开的？你有更好的法子嘛，你可去找监狱看守谈谈嘛。他们倒是挺乐意听听你这种律师的意见呢。” 
　　别向我挑衅，伙计。我今天晚上可是已经砸碎一个脑壳啦。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和哈姆雷特把椅子向后一踢，向门口咔咔地大步走去。“你可再呆5分钟，”他回过头来说。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 
　　“一动都别动，”我小声说。“他们在那个窗子外面监视我们呢。而且这里可能装了窃听器，说话要当心点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继续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遗憾。”我局促地说。 
　　“过失杀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是：杀了人，可不是有意的。” 
　　“我在牢里可能要关多久？” 
　　“那先要判决你有罪呀。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保证？” 
　　“我保证。你吓坏了吧？”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想了很久。“他家里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跟他一样贪杯，一样凶暴。我对他们怕得要命。” 
　　我无言以对。我对他们同样怕得要命。 
　　“他们不会逼我去参加葬礼吧？” 
　　“不会的。” 
　　“好。” 
　　警察在几分钟后回来把她带走，这一次他们给她上了手铐。我注视着他们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电梯口停下。凯莉使劲绕开了一个警察，回头向我投来最后的一瞥。我挥挥手，她进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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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刻来了劲。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的事务所，我请他去那幢公寓附近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情况。同时看看警察是否也在现场执行和他相同的任务。布齐打断了我的话。他是调查员，他明白该干些什么。 
　　我在办公室给布克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的一位办理离婚案件的委托人昨夜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把她从监牢里搞出来。我需要他的帮助。马尔文·香克尔的弟弟是刑庭的法官，我想请他让她具结释放，或者交纳一笔微不足道的保证金出狱。 
　　“你刚刚打赢了一场价值5000万美元的官司。怎么一下子捡起这种不值钱的离婚案子啦？”布克开玩笑问道。 
　　我勉强笑了笑。他要知道事实真相就好了！ 
　　马尔文·香克尔此刻不在孟菲斯。但布克保证立即开始给有关人员打电话。我在8点钟离开事务所，驱车向市区驶去。整个夜晚，我一直有意不去想念关在牢中的凯莉。 
　　我踏进谢尔比县司法大楼后，径直朝隆尼·香克尔法官的办公室走去。迎接我的消息是，和他的哥哥一样，香克尔法官也不在城里，要到傍晚才能返回。我打了几个电话，想找到关于凯莉的文件。可是，她仅仅是昨夜拘捕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我想她的案卷肯定还在警察署。 
　　9点半，我在法院大厅里和戴克碰头。他已经拿到了拘捕记录，我叫他去警察署设法查找她的档案。 
　　谢尔比县地区检察署位于司法大楼三层，下设5个部门，共有70多位检察官。家庭虐待科仅有两名检察官，摩根·威尔逊和另一位女士。幸而摩根·威尔逊恰好在办公室，只要能走进去找她就成。我和接待员调情调了半小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这一招居然还算灵。 
　　摩根·威尔逊是个绝色的美人，年纪大约40岁。她握手十分有力，脸上挂着那种仿佛在说“我忙得要命，有事快讲”的微笑。办公室里堆放的案卷已多得无法再多，但仍井井有条。仅仅望着这些待办的文书，我也会觉得厌倦。我们各自坐定后，她突然认出了我。 
　　“你就是打赢那场5000万美元官司的小伙子吧？”她说，脸上的微笑与刚才截然不同了。 
　　“是我。”我耸了耸肩。那只不过是另一天干的活，没啥了不起。 
　　“祝贺你。”可以看出她对那个案子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啊，名誉有着多大的价值呀！我猜，此刻她正像所有其他律师一样，在心里计算着5000万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美元呢。 
　　她的年薪最多4万美元而已，所以她很乐意谈谈我交上的好运气。我简单地谈了谈开庭的情况和我听到裁决时的感受，然后立即刹车，告诉她我来此的目的。 
　　她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我把这一次和前一次的离婚诉状，以及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记录统统交给了她，并且保证天黑以前一定把凯莉的医疗记录送到她手上。同时，我还描绘了她在几次最最凶残的毒打中所受的伤害。 
　　其实，我周围的这些卷宗全都和殴打老婆、儿女和女友的男人有关，摩根会站在谁的一边，显然不难预言。“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她说。她指的当然不是克利夫。 
　　“她身材高大吗？”她问。 
　　“5英尺5英寸左右。净重110磅。” 
　　“她怎么居然能把他打死了呢？”她用近乎敬畏的声调问，一点儿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她非常害怕。而他又已经喝醉。她在不知不觉之中抓住了棒球棍。” 
　　“干得好，”她说。我的大腿上顿时布满了鸡皮疙瘩。这是检察官说的话！ 
　　“我希望能把她从牢里放出来。”我说。 
　　“我需要在材料到齐后研究一下。我会给办理保释的办事员打电话，通知他我们不反对让她交纳为数不多的保释金。她住在哪里呢？” 
　　“暂时住在庇护所里。你知道，那种没有名称的非公开的庇护所，这里有许多家。” 
　　“我对它们很了解。它们也确实很有用处。” 
　　“她住在那里很安全，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还关在监牢里呢。而且上次挨打留下的伤痕，现在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她用手向周围的案卷一挥。“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 
　　我们同意次日上午9时再碰头。 
　　我、戴克和布齐三人在办公室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筹划着下面的行动步骤。布齐敲开过赖考住处附近每一家的门，只发现有一个人似乎听到过有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她就住在他们楼上，我怀疑她可能看见我走出那套公寓。她听到的可能是克利夫第一次挥棍向我打来，失手打在点心柜上发出的声音。警察尚未和她谈过话。布齐在那个公寓小区转悠了3个小时，并没有发现警方活动的迹象。那套房锁着门，贴了封条，吸引着不少人前来围观。有次来了两个魁梧的年轻人，看来认识克利夫。他们和一群刚刚下班的小伙子站在警察布置的隔离线之外，望着套房的门，骂骂咧咧地嚷着要报仇。那伙人样子可凶呢，布齐对我说。 
　　布齐还找着了一个提供保释金的保证人。此人是他的一位朋友，愿意为我们提供优惠，只收取5％的好处费，而不是通常的10％。这可以为我省下一点钱。 
　　戴克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警察署，设法获取逮捕记录，追踪有关凯莉的文件。他和斯莫瑟顿打得火热，这主要是因为他发誓对律师深恶痛绝。他此刻仅仅是个调查员，离律师帮办的位置还远着呢。有趣的是，斯莫瑟顿说，早晨的时间刚刚过去一半，他们已经开始接到要杀死凯莉的威胁了。 
　　我决定去监狱探望凯莉。戴克将去找一名法官，确定保释金的数目。布齐将去找那个保证人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刚要离开办公室的当儿，电话铃声突然急剧地响了起来。戴克一把抓起话筒交给我。 
　　电话是彼得·科沙从克利夫兰打来的，他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律师。我上一次和他通话是在杰基作证之后，我对他说了数不尽的感谢话。他当时告诉我说，过不了几天，他自己也要提出诉讼，状告大利公司了。 
　　科沙就陪审团的裁决向我表示祝贺，说是在克利夫兰星期日的报纸上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大新闻。我现在已经是名闻遐迩了。他接着说，大利公司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联邦调查局今晨和俄亥俄州总检察署以及州保险署联手，搜查了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并且开始搬走种种文件和记录。除了会计部的计算机分析员，所有雇员都已被打发回家，并且奉命在两天之内不得回公司。而且据最近报纸上一条消息报导，大利公司的母公司平孔，对到期的某些债券拒不予以支付，同时一直在大量裁员。 
　　我没多少话可说。18个小时以前，我刚打死一名男子，现在很难考虑与此无关的事。我们聊了几句。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答应有新的消息立刻告诉我。 
　　化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在监狱的迷宫里一个什么地方找着了凯莉，把她带进探视室。我们中间隔着一道玻璃墙，通过电话交谈。她说我的样子很疲倦，我说她的样子很棒。她住的是个单人囚室，很是安全，但周围太吵，无法入睡。她实在是一刻也不想待。我对她说，我在全力以赴，我讲了会见摩根·威尔逊的情形，我也讲了交付保释金的操作程序，但对于要杀死她的那些威胁，却只字未提。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谈，但不能在这儿谈。 
　　在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我正准备走出探视室的当儿，一名穿着制服的狱卒叫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凯莉的律师，并且交给我一份打印件。“这是我们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小时，我们已接到四个跟那个姑娘有关的电话啦。” 
　　我看不清那该死的打印件。“什么性质的电话？” 
　　“死亡威胁。一些疯子打来的。” 
　　隆尼·香克尔法官于3点半回到办公室，我和戴克正在恭候。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布克已经打来过电话，和他的秘书打过招呼，所以事情很顺利。我交给法官一沓文件，用5分钟扼要介绍了案情，最后请他照顾照顾，批准交纳一笔数额较小的保释金，因为这笔钱将由本律师交付。香克尔决定保释金为1 美元。我们表示感谢，随即转身告辞。 
　　30分钟以后，我们全都来到了监狱。我知道布齐在腋下枪套里随时都插着一支手枪，而且我猜那位保证人雷克也不是赤手空拳。我们有备无患，不怕出现任何意外。 
　　我给雷克开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作为保证金，然后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上字。假如对她的指控不撤消，假如她在任何一个开庭的日子不出庭受审，那么雷克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支付剩余的9500美元保释金，或者抓着她把她押回监狱。我已经说服了他，指控一定会撤消。 
　　对她的一道道审查似乎没完没了。过了不知多久，我们终于看见她迎着我们走来，手铐已经除去，脸上只有微笑。我们迅速护送她上我的汽车。我已经吩咐布齐和戴克跟在我的车后走几个街区，以确保万无一失。 
　　我把那些死亡威胁告诉了凯莉。我们估计发出这些威胁的大概是他那些疯狂的亲属和一起工作的乡巴佬。我们飞速驶离市区向庇护所开去，两人都很少开口。我不想谈昨夜发生的事，她也还没有为进行这样的讨论做好心理准备。 
　　星期二下午5时，大利公司的律师们在克利夫兰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破产法案对公司进行保护。彼得·科沙给我的事务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帮助凯莉躲藏，戴克接了那个电话。等我在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戴克一脸死白。 
　　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脚搁在写字台上，半天没有开腔。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没有电话。甚至楼下外面街道上也没有来往车辆。我们一直还没有商量这笔律师费戴克该分多少，因而他此刻也不知道他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但我们俩心里都十分清楚，一瞬间我们已经从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变成了近乎破产的穷光蛋。我们的梦想昨天还是那样耀眼，如今却显得如此愚蠢。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仅仅在一周以前，大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显示出公司有雄厚的实力，足以使陪审团相信它能够负担5000万美元的罚款。M．威尔福·基利也估计公司拥有一个亿的现金。这决不可能全是无根无据的谎言。但我又想起了马克斯·勒伯格的警告：绝对不要相信保险公司自己的数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会计规则。 
　　我们无论如何肯定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百把万美金的吧。 
　　但我对此并非真的坚信不疑，戴克也是如此。 
　　科沙给过我他家的电话号码。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给他挂了电话。他为带给我这个坏消息表示遗憾，并且说克利夫兰的法律界和金融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目前要弄清全部真相为时还过早，但看来平孔公司从事外汇交易不久前受到了惨重损失，因而开始从其包括大利在内的子公司中抽取大量的现金。由于情况越来越糟，所有现金全被平孔刮走，送往欧洲。平孔是一家由一批在新加坡运作的美国不法分子控股的公司。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全世界都在耍弄阴谋诡计，联手和我作对。 
　　这一切迅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混乱，要把头绪理清彻底解决，恐怕需要好几个月。但当地的检察官今天下午在电视上已经做出保证，要对该公司提出起诉。这对我们会大有好处！ 
　　科沙明天上午将再和我们通话。 
　　我对戴克复述了一遍，我俩都明白事情已毫无希望。钱已被骗子们卷走，他们极其狡猾，根本不可能被人逮住。那些受过一次欺骗，并已提出诉讼的成千上万的投保人，如今将再受到他们的诈骗。我和戴克将要遭殃，多特和巴迪同样要遭殃。唐尼·雷遭了一辈子殃。德拉蒙德也要遭殃，他那笔巨额的律师费如今只好泡汤。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克，可是此时此刻，谁都笑不出声。 
　　大利公司的雇员和经纪人将会遭殃。杰基·莱曼西支克这样的人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倒霉的虽然不是我一个，可由于某种原因，我却觉得我的损失比其他大多数人都要惨重。别人也在遭难，这对我毫无安慰。 
　　我又想起了唐尼·雷。我看见他强打精神坐在树下作证。他为大利公司的扒窃行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我把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全都化在这件案子上，我的努力已成白费。我的事务所开业以来，每月的纯收入平均只有区区1000美元，但我们并未泄气，因为我们梦想着布莱克一案有朝一日会带来滚滚财源。而如今，我们从手上承办的案子收取的手续费，还不够两个月的开销，我又不想出去勾引委托人。戴克手头倒是有一桩车祸案，但委托人出院之前不可能获得解决，而他出院大概还得等6个月。即使解决，赔偿的金额充其量也不过2万美元。 
　　电话响了。戴克接了电话，听了一会，迅速挂上。“有个家伙说他要杀了你。”戴克干巴巴地说。 
　　“这算不上是今天最糟的电话。” 
　　“我倒巴不得现在被人一枪打死。”他说。 
　　看到凯莉，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们在她的房间里又吃了一顿中国饭菜。房门锁着，我的手枪用上衣盖住放在一把椅子上。 
　　此时此刻，各种各样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争相惹人注意，谈话很难。我把大利公司的事告诉了她，她听了很失望，但这仅仅是因为我很灰心丧气。那笔钱对她并无意义。 
　　我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又想大哭一场。她为明天和后天担心，不知道警察会有什么发现，会采取何种行动。她也害怕赖考家人。那些人5岁就开始打猎，舞刀弄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重新被押回牢房的前景使她恐惧，尽管我一再保证这决不会发生。若是警察和检察官定要刨根问底，我一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 
　　我提出了昨夜发生的事，她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开始大声哭泣。我们很久没有开口谈话。 
　　我打开门，轻轻地跨进幽暗的走廊，摸索着找到了贝蒂·诺维尔的房间，她独自一人在看电视。她对昨夜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我向她解释说，凯莉此刻非常脆弱，不能一人独处，我必须留下陪伴她。假如必要的话，我可以睡在地板上。这家庇护所严格禁止男人留宿，但我的情况特殊，她破例恩准。 
　　我们躺在那张狭窄的小床上，躺在床单和毛毯的上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昨夜通宵未眠，今天下午又只打了一会儿盹，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整整一周中，睡了还不足10小时。我怕弄痛了她的伤口，不敢和她做爱。我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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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利公司的垮台在克利夫兰可能是一条重大新闻，但在孟菲斯却很少有人关心，星期三的报纸对此只字未提。报上倒是有一篇关于克利夫·赖考的简要报导。验尸结果表明，其致死原因是头部受到钝器的多次打击。其未亡人被捕后又被释放。其家属正在要求讨回公道。其葬礼将于明天在他和凯莉出逃的那座小镇举行。 
　　在我和戴克翻阅报纸的当儿，我们收到了彼得·科沙事务所发来的一份传真。这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纸在头版发表的长篇报导的复印件，详细描述了平孔公司丑闻的最新发展。至少，有两个大陪审团已迅速投入行动，已经对平孔及其子公司、尤其是大利公司提出了难以计数的诉讼，而大利公司的破产申请本身就可以写成一篇有相当篇幅的文章。律师们到处在抢生意。 
　　M．威尔福·基利昨天下午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警方拘留，当时他正准备登机飞往伦顿的希思罗。他的妻子与他同行，他们声称是临时决定外出度假，但却无法说出他们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预定的旅馆的名字。 
　　看来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那些公司已被洗劫一空。现钞最初是被用于填补投资造成的漏洞，然后又被截留，汇往世界各地的避风港。不管怎么说，现钞反正已被一扫而光。 
　　这一天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列奥·德拉蒙德。他对我大谈特谈大利公司的情况，就好像我是一无所知似的。接着我们又聊了片刻，我很难说我们俩谁的情绪更为沮丧。我们谁也不能从刚刚结束的那场恶战中捞到一分半文。他只字未提他和他的委托人之间有关我的结案建议的争吵，这一争吵现在当然已毫无意义。他原先的委托人目前已无力对他的失职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他们已有效地逃过了布莱克一案的裁决，因而无法硬说由于德拉蒙德玩忽职守他们遭受了什么损失。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倒是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发枪弹。 
　　打来第二个电话的是罗杰·莱斯，包娣小姐新聘的那位律师。他就裁决向我表示祝贺。他真应该消息灵通一点！他说，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我的照片后，就一直想着我。包娣小姐现在又想修改遗嘱了，佛罗里达的那些人对她已非常讨厌。德尔伯特和朗道夫最后终于成功地让她在一份简单的文件上签了字，然后拿着文件跑去亚特兰大找到了经办的律师，要求他们彻底交代他们亲爱的母亲财产的底细。可律师们却推三阻四，兄弟俩把他们围攻了两天，结果其中之一不得不给罗杰·莱斯打电话，于是真相大白。兄弟俩直截了当地责问这位律师，他们的母亲是否有2000万美元。律师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使两兄弟十分沮丧。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包娣小姐在开玩笑，因而他们就驱车打道回府。 
　　这个星期一的深夜，包娣小姐给罗杰·莱斯家里打了一个电话，通知他说她准备返回孟菲斯。她说她一直想给我打电话，但我似乎工作太忙。莱斯先生把案子的审理情况告诉了她，那5000万美元的裁决使她无比激动。“好极了，”她说。“对一个园丁，这真不坏。”我现在成了富翁，这使她万分激动。 
　　莱斯想让我事先知道，她随时都可能回到孟菲斯。我谢了谢他。 
　　摩根·威尔逊已经对赖考档案做了彻底研究，她不想提出公诉。但是她的上司艾尔·万斯犹豫不决。我跟着她走进他的办公室。 
　　万斯在多年以前当选为地区检察官，以后又轻而易举地连选连任。他50来岁，一度曾经有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机会始终没有出现，而他呆在这个位置上倒也心满意足。他有一个别的检察官少有的品质：他不喜欢摄像机。 
　　他就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向我祝贺。我彬彬有礼，但对此不置可否，其理由此刻我不便向他人说明。我猜，用不了24小时，孟菲斯就会传遍有关大利公司的消息。人们此刻对我的敬畏之情，届时将会烟消云散。 
　　“那些人很粗野，”他翻着桌上的档案说。“一直像发了疯似的给我这里打电话。今天上午已经打了两次。我的秘书已经跟赖考的父亲和一个兄弟谈过啦。” 
　　“他们有什么要求？”我问。 
　　“要求你的委托人偿命。而且不经审判，今天，现在，立刻把她绑上电椅！她出狱了吗？” 
　　“是的。” 
　　“躲起来了吗？” 
　　“是的。” 
　　“好！他们太蠢啦，居然对她进行威胁。他们不明白，这是违法的。这些人真是叫人讨厌。” 
　　我们三人一致同意，赖考这一家子全是无知的危险人物。 
　　“摩根不想提出公诉。”万斯继续说道。摩根点点头。 
　　“这很简单，万斯先生，”我说。“你尽可以把本案提交大陪审团，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获准对她提出起诉。但是，在开庭审讯时，你肯定会败诉。我将在陪审团面前挥舞那根该死的棒球棍，我将请许多研究虐待妇女现象的专家出庭作证。我将使她成为一个受虐待的象征，若想判她有罪，将会使你们下不了台。你们从12名陪审员中，一票也别想得到。” 
　　我继续说道：“他的家人想干什么，与我无关。可是，如果因为他们的恐吓，你们就对本案提起公诉，那你们一定会后悔。等陪审团做出了无罪的裁决，我们大摇大摆走出法庭时，他们对你们的憎恨只会有增无减。” 
　　“他说得对，艾尔，”摩根说。“判她有罪是不可能的。” 
　　我们来以前，艾尔本来已经准备认输了，但他想亲耳听听我和摩根的意见。他同意撤消所有的指控。摩根保证在午前把他的决定用书信的形式传真给我。 
　　我谢了谢他们，立即离开了检察署。一个人的情绪变得真快。我独自乘电梯，望着标有数目字的按钮上方擦得锃亮的铜板中我自己的尊容，不禁眉开眼笑。一切指控统统撤消！永远撤消！ 
　　我连奔带跑，冲向停车场上我那辆沃尔沃轿车。 
　　那颗子弹是从大街上射来的。它穿过门口那个办公室的窗户，在窗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半英寸宽的洞，又在石膏灰胶纸夹格上打了一个洞，最后深深地钻进墙壁。戴克听到枪声时，正巧就在那个办公室里。子弹在离他最多不到10英尺处飞过，但这已经够近了。他没有立即奔到窗口，而是钻到了桌子底下，在那里呆了几分钟。 
　　他随后锁好了门，坐在里面等人前来看望他。然而谁也没有来。那时候大约是10点半，我正在和艾尔·万斯谈话。显然谁也没有看见那个枪手。即使当时有谁听到过这一枪声，我们也永远无法得知。在孟菲斯的这一地区，杂乱的枪声时有所闻。 
　　戴克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布齐的，那时布齐尚未起床。他在20分钟后全副武装地赶到了事务所，开始安慰戴克。 
　　我回到办公室，他们正在检查窗上的洞。戴克把发生的事告诉了我。我知道戴克睡得很熟的时候，身体总是不停地发抖和扭动，而现在他千真万确是在筛糠。他嘴里尽管说他一切良好，可话却说得断断续续，声音也发抖。布齐说他到窗子下面去等着，他们要敢回来，就把他们活活逮住。他车里放着两支短枪和一支AK—47半自动步枪。如果赖考家的人想开着汽车从这儿驶过时再来一次袭击，那就让上帝保佑他们吧。 
　　我打电话没有找到布克。他陪马尔文·香克尔出城取证去了。我只好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保证以后再给他打电话。 
　　我和戴克决定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吃顿午饭，远远地离开仰慕我的人群，同时又在流弹的射程之外。我们在熟食店买了三明治，坐在包娣小姐的厨房早用餐。布齐把车停在我的沃尔沃后面，坐在车中守望。今天他的AK—47步枪如果再派不上用场，他可是真要气垮了。 
　　我昨天刚完成了每周一次的打扫任务，因而屋子里空气新鲜，暂时还闻不到发霉的气味。它时刻准备迎接包娣小姐归来。 
　　我们两个的交易谈得既轻松又简单。戴克接办他想办的案件，而我则获得2000美元，由他在90天之内支付。如果必要，他可以和别的律师合作。我正在办的案子如果他不想办，他也可以转让给别人。拉芬家具店的那一批案子将退还布克。他虽然不太情愿，但将照此办理。 
　　筛选档案相当容易。我们在整整6个月中，受理的案件和委托人之少，真令人伤心。 
　　事务所在银行里有3400美元存款，同时也有几张数额颇大的账单需要支付。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对一些问题逐个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业务上分手并不难，难的是解开个人感情上的情结。戴克前途渺茫。他不可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他又无处可去。他将化几个星期清理我留下的案件，可是没有布鲁索或者鲁迪替他撑门面，他都无法开业。这一点我和他心里都明白，只是谁也没有说穿。 
　　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破产了。“赌博了？”我问。 
　　“嗯。赌场。我硬是离不开赌场。”他现在已不再紧张，而且几乎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咬了一大口腌黄瓜，大声咀嚼起来。 
　　去年夏天我们事务所开业时，我们刚刚平分了范·兰德尔车祸案的律师费，每人得到了5500美元，从中投入了2000美元。尽管我有几次被迫取出过一点存款，但目前在银行里尚有2800美元，这是我节衣缩食能省则省存下的一点钱。戴克的钱也没有化掉，他是在21点牌桌上拱手奉送给别人的。 
　　“昨天夜里我跟布鲁索通过话了。”他说。我并不觉得奇怪。 
　　“他在哪儿？” 
　　“巴哈马群岛。” 
　　“普林斯跟他在一起？” 
　　“嗯。” 
　　这是好消息，我听后感到宽慰。戴克肯定早就知道了。 
　　“这么说他们终于跑掉了，”我说。我望着窗外，在心里想像着他们戴着草帽和太阳镜的模样。他们在孟菲斯时，完全是生活在成年不见阳光的黑暗之中呀。 
　　“是呀。不知道是怎么跑掉的。有些事不便多问。”戴克面无表情。他在沉思。“他们的钱还在这里，真的。” 
　　“有多少？” 
　　“400万。现金。全是他们从脱衣舞俱乐部搜刮来的。” 
　　“400万？” 
　　“嗯。全藏在一个地方。锁在一个仓库的地下室里。就在孟菲斯。” 
　　“他们准备给你多少呢？” 
　　“10％。我只要把钱搞到迈阿密就成。布鲁索说剩下的事他会干。” 
　　“别干，戴克。” 
　　“蛮安全的。” 
　　“你会被逮住，关到监牢里去的。” 
　　“我不信。联邦调查局早就不监视我们了。他们对这笔钱一无所知。大家都以为布鲁索带走的钱足够他用两辈子，他不再需要什么钱了。” 
　　“他需要吗？” 
　　“我不知道。可是他确确实实想把这笔钱搞走。” 
　　“别干这种事，戴克。” 
　　“这可是一块大蛋糕。这笔钱可以装满一部小型运货卡车。布鲁索说装车最多化两个钟头，然后开到迈阿密，等待他的指示。这只要两天时间，而我就可以富起来了。” 
　　他说话时声调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味道。我毫不怀疑他会去干。他和布鲁索一直在筹划这件事。我已经说了很多，而他就是不听。 
　　我们离开了包娣小姐的家，走到我的住所。戴克帮我把几件衣服拿上我的车。我装满了行李箱和后排座位的一半。我不再返回事务所，因而我们便在车库边道别。 
　　“你走我不怪。”戴克说。 
　　“当心点儿，戴克。” 
　　我们尴尬地相互拥抱了一两秒钟，我激动得有点儿哽咽。 
　　“你创造了历史，鲁迪，你明白吗？” 
　　“一切都是我们一起干的。” 
　　“说得是。可我们现在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可以吹一辈子。” 
　　我们又拉了拉手，戴克双眼含泪。我目送着他步履沉重一摇一摆地走到车道尽头，和布齐一道钻进汽车。他们走了。 
　　我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保证以后给她挂电话。我确信她不久就会回家，因而把信留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我又把房子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最后向我住的房间告别。 
　　我把车开到一家银行的支行，取出存款，撤消了账号。一沓28张100美元的钞票，拿在手里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我把它们藏在汽车内地毯下面。 
　　我敲布莱克家前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多特打开门，一看是我，差点儿高兴得笑出声。 
　　屋里很暗很静，依然弥漫着对死者悼念的悲凉气氛。我不知道这种气氛将来会不会改变。巴迪躺在床上，他染上了流感。 
　　在喝速溶咖啡的当儿，我轻声向她报告了大利公司垮台的消息。她又一次受到了欺骗。除非在遥远的将来发生奇迹，我们将不会得到一分一文。她对此做出的反应，我丝毫不感到惊奇。 
　　导致大利公司垮台的原因很多，而且也很复杂，但此时此刻，重要的是要让多特意识到，是她扣动了扳机。在她听我叙述的当儿，她两眼发亮，整个脸上都闪耀着幸福的光辉。是她让他们完了蛋！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一个瘦小的意志坚强的女人，让那些混蛋破了产！ 
　　她明天要到唐尼·雷的墓地上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凯莉在她那个小房间里焦急地等着我。贝蒂·诺维尔在一旁陪着她。她手里抓着我昨天给她买的一只小皮包。皮包里装着几样化妆品和这家庇护所送的几件衣服。这就是她的全部财产。 
　　我们签了几份文件，向贝蒂表示了感谢，接着便手挽手快步走向我的汽车。一上汽车，我们俩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便驱车离去。 
　　手枪仍旧放在座位下面，但我已不再提心吊胆。 
　　“亲爱的，朝哪儿开？”我们上了州际环城公路时，我问她道。我们纵声大笑，因为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妙极了。我们向哪儿开，现在都无关紧要！ 
　　“我想去看看山。”她说。 
　　“我也想看呢。向东还是向西？” 
　　“只要是大山就成。” 
　　“那就向西开啰。” 
　　“我想看雪。” 
　　“你准会看到雪的。” 
　　她紧紧地依偎着我，头搁在我的肩膀上。我抚摸着她的大腿。 
　　我们越过密西西比河，进入了阿肯色州。在我们身后，孟菲斯市的空中轮廓线已经越来越模糊。我们事前对此旅程计划之少，现在想来也令我吃惊。直到今天上午，我们才接到通知，她可以离开谢尔比县。对她的指控已全部撤消，而且我有一封地区检察官的亲笔信。今天下午3时，又取消了她的保释金。 
　　我们将在一个谁也找不着我们的地方定居。我不是害怕有人跟踪，而只是想离群独处。我不想再听到戴克和布鲁索的消息。我不想再听到大利公司垮台的余波。我不想听到包娣小姐打来的要求我提供法律咨询的电话。我不想为克利夫的死以及与之有关的事担心。未来的某一天，我和凯莉会讨论这件事的，但决不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挑选一个小小的大学城，因为她想进学校读书。她才20岁，而我自己也还是个大孩子。我们已经将一些沉重的负荷卸在身后，现在该是我们享受愉快生活的时候了。我要去一所高中教历史。这应该不会很难。我毕竟在大学里读了7年书。 
　　我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再和法律发生关系。无论是什么关系。我将让我的律师执照自动失效。我决不去参加选举登记，这样他们就无法逼我履行担任陪审员的义务。我这辈子决不会主动跨进另一个法庭。 
　　我们越向前走，大地越平坦，车辆越稀疏。我们时而相视微笑，时而纵情狂笑。孟菲斯在我们身后已有20英里之遥。我发誓今生今世永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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