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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气室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译者：常涛、刘大勇、孟运



　  刚从法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亚当·霍尔被库贝法律事务所雇佣后，一心要为自己正在死监中服刑却从末谋面的祖父萨姆·凯霍尔洗脱罪名。亚当刚接手此案，却得到了萨姆将在四周后执行死刑的消息。而就在亚当的努力似乎要成功的时侯，可怜的老萨姆还是被送进了毒气室。小说通过亚当的艰辛努力，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凯霍尔家族两代三k党人给家庭造成的巨大悲剧。 
以及给他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


前言



　　约翰·格里森姆原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从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毕业以后，从事了九年的刑法律师工作。一九九一年三月，他完成了《陷阱》一书。该书一经发行即风行全美，荣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四十七周之久。自此，他的每部作品都高居畅销书榜，迄今在全世界的总销量已经超过一亿册，而且都被好莱坞搬上银幕，他今年的作品还未成书就已被高价拍卖，而他也成了当今美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 
　　格里森姆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他的律师生活，以律师为主角，着力描写美国社会的犯罪案件与法律界的黑暗勾当。他的作品被称为法律惊险小说，而他本人则被美国评论界界定为“律师小说家”。 
　　格里森姆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描写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对抗。他谐诙的语言、精彩的情节、独特的构思无不令人喜爱。书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初出茅庐，他们敢于面对强大的政治势力，敢于挑战貌似公正的法律，最后大都远走他乡，或改变初衷不再担任律师。他的作品在勾画美国社会法律风貌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法律及律师的嘲弄，以及美国大众对法律的厌倦。 
　　《毒气室》围绕着年轻律师亚当为其祖父萨姆的辩护展开。萨姆在年青时参与了一起三K党爆炸案，几经审判，他在六十岁时终于进了监狱。亚当由于种种原因，与萨姆一直未曾谋面，他力图找到爆炸案的真凶，并了解自己家族鲜为人知的过去。可是，他刚刚担任萨姆的代理律师，法庭却下达了于四周后对萨姆执行死刑的命令…… 
　　格里森姆至今已经出版了七部作品，即《杀戮时刻》、《陷阱》，《鹈鹕案卷》、《终极证人》、《毒气室》、《超级说客》和《逃走的陪审团》。本社已购得其全部作品的中文版权，并将于今年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编者 
　　　　　　　　　　　　　　　　　　　　　　 1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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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出决定去炸掉那个激进犹太律师的办公室相当容易。参与此事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出钱的主儿，第二个是一个熟悉地形的当地人，第三个是个年轻的爱国狂热分子，他搞爆炸有一手，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还有绝招，能不留痕迹地溜掉。这次爆炸后他潜逃国外，在北爱尔兰藏匿了六年。 
　　律师名叫马文·克雷默，犹太人，其家族在密西西比州三角洲地区因经商致富，到他已是第四代。他住在滨河小城格林维尔的一栋建于南北战争前的老房子里。小城的犹太人口不多却有势力，历史上这里很少发生种族纠纷，是个宜于安居的地方。他从事律师职业是因为觉得经商没意思。像大多数德裔犹太人一样，他的家族已经顺乎自然地融入南方文化，并且自认为是地道的南方人，只不过碰巧宗教信仰不同罢了。反犹主义很少露头。一般说来，他们和其他有稳固社会地位的人士相处融洽，彼此相安无事。 
　　马文有所不同。他的父亲在五十年代末送他北上到布兰代斯大学读书。他在那儿待了四年，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三年法学院。一九六四年他回到格林维尔时正赶上密西西比州成了民权运动的中心。马文也卷入了这场运动。他那小小的律师事务所开业不到一个月，马文就和他的两位布兰代斯大学同学一起因企图为黑人办理选民登记而被捕。他父亲勃然大怒，家人也觉得丢脸，可他却全不在乎。二十五岁那年，马文首次收到对他发出的死亡威胁，从此开始随身带枪。他还给他妻子，一个从孟菲斯来的姑娘，买了一把枪，并且叫他们的黑人女佣在皮包里也放上一把。克雷默夫妇有一对当时已两岁的双胞胎儿子。 
　　一九六五年，马文·克雷默联合（那时尚无合伙人）律师事务所首次提起民权诉讼，指控地方官员在选举中采用多种歧视性做法。此事成了全州各报的头条新闻，马文的照片也被搞到了报纸上。他的大名还被列入了三K党拟加骚扰的犹太人名单。这个在北方受过犹太教育的激进犹太律师蓄一脸胡子，假仁假义地公然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与黑人为伍并且代表他们。这绝对容忍不得。 
　　后来，谣传克雷默律师自己出钱为“自由乘车客”①等民权工作者付保释金。他提起诉讼反对公共设施只许白人使用。他出钱重建了被三K党炸毁的黑人教堂。有人目睹他把黑人请进家门。他到北方向犹太人团体讲演，动员他们投身这场斗争。他投书各家报纸，但很少被登载。克雷默律师正勇敢地走向死亡。 
　　 
　　①　指一九六一年美国南部抗议长途汽车种族隔离的黑人民权运动分子。 

　　克雷默家得以免受袭击是由于有一名守夜人在他家的花圃四周巡行。马文已经雇用他两年了。他以前是个警察并且武器齐备，克雷默家的人有意使所有格林维尔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神枪手在保护着他们。三K党自然知道这个守夜人的底细，也明白还是别打扰他的好。所以，他们决定去炸马文的办公室而不是他的家。 
　　策划这次行动实际上没用多少时间，主要是因为参与的人少。出钱的那人叫杰里迈亚·道根，发言的主要是他。他神气活现、缺乏教养，是当时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首脑人物。他的前任已经被送入监牢，而杰里迈亚·道根正在享受着指挥爆炸行动的快乐。道根并不蠢。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后来也承认道根是个相当精明的恐怖分子，因为他把那些违法的活儿都委派给那些人数很少、独立存在的小组去干，小组中的职业杀手彼此完全独立行动。联邦调查局在利用线人打入三K党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但道根只信任他的家人及有数的几个亲信。他拥有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最大的旧车行，从各种黑市交易中赚了大钱。他有时到农村的教堂去进行鼓动宣传。 
　　这个小组的第二个成员是一个叫萨姆·凯霍尔的三K党徒。他来自密西西比州福特县的克兰顿，那地方在默里迪恩北边，开车三小时可到，再往北一小时则是孟菲斯。联邦调查局知道萨姆·凯霍尔其人，但并不了解他和道根的关系。联邦调查局认为他并不是危险人物，因为他所住的地区几乎没有三K党活动。福特县近期倒是有几只十字架被烧，但没有爆炸，没有杀人。联邦调查局知道萨姆·凯霍尔的父亲生前曾是三K党，不过这一家人大体上都不是活跃分子。道根把萨姆吸收进来是高明的一着。 
　　克雷默的办公室被炸始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夜间的一个电话。道根怀疑他的电话被窃听，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他等到半夜才驾车到默里迪恩南边的一个加油站打公用电话。他还疑心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他的猜疑没有错。他们是在监视他，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是往哪里打。 
　　萨姆·凯霍尔在另一端静静地听着，问了一两个问题就挂断了。他回到床上，什么也没跟他老婆说。她也知道还是不闻不问的好。翌日晨，他早早离家开车到克兰顿城里。他在每天进早餐的咖啡馆吃了早餐，然后在福特县法院里的公共电话上打了一个电话。 
　　两天后，在四月二十日那天的黄昏，萨姆离开了克兰顿，驱车两小时来到克利夫兰。这是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一座大学城，距格林维尔有一小时车程。他在一家热闹的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等了四十分钟，却未等到绿色的庞蒂亚克车。萨姆在一家便宜餐馆吃了炸鸡后便驱车往格林维尔去侦察马文·克雷默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两周前萨姆到格林维尔花一天时间进行了侦察，所以已经对这座城镇十分熟悉。他找到克雷默的办公室，然后开车经过马文那气派庄严的家，之后又去了那家犹太教堂。道根说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这教堂，但他们必须先教训这个犹太律师。凯霍尔晚十一点前又回到克利夫兰，才知道绿色庞蒂亚克没有停在购物中心，而停在了备用地点——六十一号公路上的一个卡车停车点。他在司机地垫下找到了车钥匙，开车在三角洲肥沃的农田里兜了一圈。他转上一条农庄车道，停车打开车后箱。在一个被报纸覆盖的硬纸箱里，他找到十五根炸药、三个雷管和一根引信。他又开车回到城里，在停车点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等待。 
　　凌晨两点整，小组的第三个成员走进这个拥挤的咖啡馆，在萨姆对面坐了下来。他名叫罗利·韦奇，很年轻，不超过二十二岁，但在这场民权斗争中却是很受信任的老手。他自称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眼下住在山区里一处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尽管他从不吹牛，却几次告诉萨姆他衷心希望在这场为维护白人至上的斗争中牺牲。他的父亲是个三K党徒，同时也是拆房子的承包商，罗利·韦奇就是从他那儿学会如何使用炸药的。 
　　萨姆·凯霍尔对罗利·韦奇了解甚少，并且不大相信他的话。他从没问过道根是在哪儿找到这毛孩子的。 
　　他们啜饮着咖啡，闲聊了半个钟头。萨姆的杯子不时由于他心神不宁而抖动，罗利·韦奇的却是四平八稳。他的眼睛始终静静的，眨都不眨。他们已经共事过几次，萨姆·凯霍尔对他这么年轻就如此冷静大为惊讶。他曾向道根报告这小家伙从不紧张，甚至在他们靠近目标后，他安置炸药的时候也一样。 
　　韦奇的车是从孟菲斯机场租的。他从后座拿出一只小袋子，锁了车，把车留在了卡车停车点。萨姆驾着庞蒂亚克车驶离了克利夫兰，沿六十一号公路向南开去。时值早上三点，公路上空空如也。在肖村以南几英里处，萨姆转上一条幽暗的沙石路把车停了下来。罗利叫他待在车里，自己下车检查炸药。萨姆听从他的安排留在车里。罗刊带着他的袋子走到车后箱把炸药、雷管和引信清点了一遍。他把他的袋子放在后箱里，关好箱盖，然后叫萨姆朝格林维尔驶去。 
　　四点钟左右他们第一次驶过克雷默的办公室。大街上空荡荡的，一片昏暗。罗利说这将是他们最容易的一份活计。 
　　“太遗憾了我们不能炸他的家，”他们从克雷默家旁边驶过时罗利轻声说。 
　　“是啊。大遗憾了，”萨姆神经质地说，“可他有个守夜的，你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不过那守卫好办。” 
　　“可能是吧。但是他家里有小孩，你知道。” 
　　“应该趁他们还小就把他们宰了，”罗利说，“小犹太杂种长大了会变成大犹太杂种的。” 
　　萨姆把车停在克雷默办公室后面的小街上。他熄了火，两人轻轻把后箱打开，取出纸盒和袋子，沿一道通往后门的树篱溜了过去。 
　　萨姆撬开后门，几秒钟后他们就在里面了。两周前萨姆曾经借口问路在接待员面前出现，随后还借用过洗手间。顺中间的走廊进去，在洗手间和看来是克雷默办公室的房间之间有一个堆满旧档案和废旧法律文件的狭窄的储藏室。 
　　“呆在门口看住那条小街，”罗利冷静地低声说。萨姆完全照办，他宁可充当望风的也不愿去处置炸药。 
　　罗利迅速把纸箱放在储藏室地板上，然后便给炸药接引信。这一操作必须十分谨慎，萨姆每次等在一旁时都心跳加速。他总是背对炸药，以防万一出了差错。 
　　他们在事务所里呆了不到五分钟，就回到小街上，若无其事地踱到那辆绿色庞蒂亚克车旁。他们成了战无不胜的人。每次都是这么轻而易举。他们曾经在杰克逊市炸过一家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起因是经纪人把房子售给了一对黑人夫妻。那是一个犹太经纪人。他们还炸过一家小报社，原因是那家报纸的编辑对种族隔离间题发表了中立言论。经他们手炸毁的还有州里最大的犹太教堂。 
　　他们在黑暗中驱车穿过小街，这辆绿色的庞蒂亚克在转入另一条街时前灯才亮起来。 
　　在以前每次爆炸时，罗利使用的都是十五分钟后引爆的引信，那和鞭炮很相像，用一根火柴就能点燃。而且，作为行动的一部分，爆炸小组总是喜欢在炸药把目标炸开的当口在市郊摇下车窗。以前他们每次都是在相当远的地方，在从容脱逃时听到和感受到那些爆炸的声响和震动的。 
　　但是今晚将会不同。萨姆拐错了一个弯，于是突然间他们被挡在一个铁道闸口前。一列货运火车从他们前面铿铿驶过，他们只好眼望着一闪一闪的灯光。相当长的一列货车。萨姆不止一次地看他的表。罗利一声没吭。火车过去了，不过萨姆又一次拐错了弯。他们拐到河边来了，远处有一座桥，沿街全是破败的房屋。萨姆又看了看表。五分钟之内大地便会震动，他但愿到爆炸发生时已经上了一条偏僻的公路，从容地行驶在黑暗之中。罗利动弹了一下，似乎对他的司机不耐烦起来，但没有说话。 
　　又拐了一个弯，又是一条陌生的街。格林维尔不大，萨姆算计着只要他不断拐弯就总会拐回他熟悉的街道上。接下来他拐错了最后的一个弯。萨姆一发现他逆行进了一条单行道就马上踩了刹车。然而当他踩刹车时引擎熄了火。他把车挡放在空挡上，然后旋开点火开关。引擎转动正常，但车子就是发不动。接着他们闻到了汽油味。 
　　“该死！”萨姆咬牙切齿地说，“该死！” 
　　罗利身子放低坐在座位上，盯着车窗外面。 
　　“该死！油路堵了！”他又一次转动钥匙，结果还是一样。 
　　“别把电用光，”罗利镇静而缓慢地说。 
　　萨姆差不多惊慌失措了。尽管他迷了路，他还是有理由相信他们离市区并不远。他深吸一口气，察看着街道。他瞟了一眼手表。四下里看不到别的车，一片寂静。这倒是适于搞爆炸的完美环境。他似乎可以看到导火线顺着木地板在燃烧。他似乎可以感到大地的震动。他似乎可以听到木板、石板、砖块和玻璃在爆裂时发出的轰响。见鬼，萨姆一面试图使自己镇静一面想，没准儿我们还会被迸起的碎块击中。 
　　“照说道根应当给一辆像样点的车，”他喃喃自语。罗利没搭茬儿，只是继续盯着窗外的什么东西。从他们离开克雷默的事务所起至少已过了十五分钟，因而应该到爆炸的时间了。萨姆抹去脑门上的汗水，又一次点火起动。这一回，引擎顺利地起动了。他朝罗利咧嘴一笑，后者看上去完全无所谓。他把车往后倒了几英尺，然后加速开走。第一条街就很眼熟，驶过两个街区后他们上了大街。“你用的是哪种引信？”在他们拐弯上了离克雷默的事务所不到十个街区的第八十二号公路时，萨姆终于发问道。 
　　罗利耸耸肩，仿佛那是他自己的事，萨姆不该问。他们在路过一辆停在那里的警车时放慢了速度，然而一到城边就加大了车速。没几分钟，格林维尔就被抛在了后面。 
　　“你用的是哪种引信？”萨姆再次发问，强忍着心里的火。 
　　“我试用了一种新玩意儿，”罗利回答，眼睛并不瞧他。 
　　“什么？” 
　　“你不会明白的，”罗利说，而萨姆越发恼火。 
　　“一种定时装置？”又驶了几英里后，萨姆问。 
　　“差不离吧。” 
　　他们驶往克利夫兰，一路上完全沉默。在格林维尔的灯光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时的那几英里路上，萨姆隐约希望能看到一团火球或者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然而什么也没有。罗利甚至还乘机打了个盹儿。 
　　他们到达时，那家卡车停车点的咖啡馆已经满座。罗利慢悠悠地从车上下来，把乘客座那头的车门关上。“下次见，”他面带笑容地朝开着的车窗内的萨姆说，接着便向他租来的车走去。萨姆目送着他大摇大摆地离去，又一次对罗利·韦奇的冷静感到惊异。 
　　此时已是五点三十几分，东方幽暗的天空中隐隐露出一缕橙色的曙光。萨姆把绿色庞蒂亚克开上六十一号公路，朝南驶去。 
　　克雷默爆炸事件的恐怖故事实际上从罗利和萨姆在克利夫兰分手之时才算开始。首先是露丝·克雷默枕边床头柜上的闹钟与往常一样在五点三十分铃声大作，这时露丝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得的病不轻。她有些低烧，太阳穴疼痛，恶心想吐。马文扶她到浴室，她在里面呆了三十分钟。一种厉害的感冒病毒已经在格林维尔流行了一个月，现在终于打通了进入克雷默家的路。 
　　女佣在六点半钟叫醒了已经五岁大的双胞胎乔希和约翰，赶紧给他们洗澡穿衣并吃了早饭。马文认为最好还是照计划把他们送托儿所，让他们离开这栋房子，他希望这样他们就能躲开病毒。他打电话给一个医生朋友，请他开了药方，又把二十块钱留给女佣，让她一个小时后到药房去取药。他跟躺在浴室地上、头下垫着枕头、额上敷着冰袋的露丝说了再见，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家。 
　　他接手的案子不全是民权诉讼。在一九六七年的密西西比州，律师事务所光靠接那一类案子是难以生存的。他还受理一些刑事案件及离婚、地界分割、破产和不动产等普通的民事纠纷。尽管他的父亲几乎不跟他说话，而且克雷默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几乎从不提他的名字，马文还是把三分之一的办公时间用于处理家族的事务。这一天上午他的日程安排就是在九点身着律师袍为涉及他叔叔的不动产问题出庭辩护。 
　　双胞胎喜欢爸爸的律师事务所，托儿所得八点钟才开课，所以马文在送孩子和上法院之前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办公。这种情况一个月里大概有一次。实际上几乎天天都有一个孩子会恳求马文把他们先带到办公室玩然后再去托儿所。 
　　他们到办公室时大约是七点半钟，双胞胎进门就直奔秘书小姐的办公桌和桌上那一大摞等着裁切、复印、打钉并折叠成信封的打字纸。事务所的楼房结构不规则，是长期以来零增碎补的结果。前门进去是个小门厅，那儿的接待员办公桌几乎就在楼梯下面。四把为等候的客户准备的椅子紧靠着墙边。椅子下面散放着一些杂志。门厅左右两边都是律师的小办公室——马文现在已有三位助手为他工作。门厅直接通往从中间穿过一楼的走廊，所以从前门可以看到大约八十英尺之外的楼房后部。马文的办公室是楼下最大的一个房间，在左边最后一个门里。往前便是那间拥挤杂乱的储藏室。储藏室对面是马文的秘书海伦的办公室。海伦是个模样姣好的年轻女子，是马文十八个月来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 
　　二楼上的几间狭窄的办公室属于另一位律师和两位秘书。三楼没有暖气空调，是堆放东西用的。 
　　马文通常在七点半钟至八点之间到办公室，因为他喜欢在公司其他人来上班和电话铃声开始响之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光。同往常一样，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这天他又是第一个到的。 
　　他开了前门，开了灯，在门厅停下来。他告诫双胞胎不要把海伦的办公桌搞得乱七八糟，可他们已经直奔走廊，一句话也没听见。等马文第一次探头进去警告他们时，乔希已经拿起了剪刀而约翰则拿起了钉书机。马文暗暗发笑，随后走进他的办公室，很快便潜心钻研起来。 
　　后来马文在医院时回想起来，他大约在八点差一刻时上三楼去找一份旧档案，他觉得这份档案对他正在准备的案子有现实意义。他上楼时还在自言自语。按事情的进展，是这份旧档案救了他一命。孩子们当时正在楼下的什么地方大笑。 
　　炸药以每秒几千英尺的速度朝四面八方炸开。置于这座木结构建筑物中央的十五根炸药在数秒钟内就使楼房变成了碎片瓦砾。腾空而起的碎裂木头和其他碎片过了整整一分钟才落到地上。地面震动得像是发生了一次小地震，而且根据目击者事后所述，格林维尔闹市区上空的玻璃碴子纷纷落下，简直没完没了。 
　　乔希和约翰离爆炸中心还不到十五英尺，所幸的是他们再也不会知道落在自己头上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受痛苦。当地的消防队员在八英尺深的瓦砾碎石下找到了他们那血肉模糊的尸体。马文先是被震到了三楼的天花板上，然后失去知觉的他随着天花板的碎片落到炸药在楼房中心炸成的冒烟的坑里。二十分钟之后他才被发现并被火速送往医院。没出三个小时他的两条腿便被齐膝截掉了。 
　　爆炸发生的确切时间是七点四十六分，而这多少总是不幸之中的大幸。马文的秘书海伦此时正要从四个街区外的邮局离开，她感觉到了爆炸的震动。再过十分钟她就该在办公室里烧咖啡了。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年轻的助手大卫·卢克兰住在三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公寓里，当他听见并感到爆炸时他正要锁上他公寓的房门。再过十分钟他就会在他的二楼办公室拣选自己的邮件了。 
　　爆炸时相邻的一栋办公楼也被引燃，虽然火势不大并且很快便被控制住，但这使得情形更加混乱。一时间浓烟滚滚，人们纷纷仓皇奔逃。 
　　有两个行人受了伤。一块三英尺长的二英寸乘四英寸规格的木板落在一百码之外的人行道上，又弹起来，随后结结实实砸在了才从停好的车子上下来朝爆炸方向观望的塔尔顿太太脸上。她的鼻梁骨折并被严重划伤，不过到底是痊愈了。 
　　第二个受伤者伤势很轻但关系重大。爆炸时这个名叫萨姆·凯霍尔的陌生人正慢慢地朝克雷默事务所走去，地面的震动使他脚下不稳跌倒在马路沿上。他挣扎着站起来时横飞的玻璃使他的脖子和左边面颊各挨了一下。他急忙弯腰跑到一棵树后，躲避周围如雨般落下的玻璃碎渣。他吃惊地望着眼前的这片废墟，接着便溜掉了。 
　　血从他脸颊上滴下来，弄脏了他的衬衫。他心惊胆颤，事后这一切他很多都记不起来了。他开着那辆绿色庞蒂亚克，急速驶离市区，其实要是他多动动脑子并且注意一点，是有极大可能第二次从格林维尔安全逃脱的。两名巡逻车上的警察应爆炸案呼叫火速驶入闹市区之时遇到一辆绿色庞蒂亚克，这车子不知何故拒不靠边让路。巡逻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警察还按着喇叭高声咒骂，可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就跟僵在了车流里似的一动不动。警察只好停下车，跑过去使劲把门拉开，于是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手铐铐到了萨姆的手腕上。他被粗鲁地推进警车的后座，押往监狱。庞蒂亚克也被扣留。 
　　炸死克雷默家双胞胎的炸弹是极粗糙的一种。十五根炸药用灰色电缆管的胶带紧捆在一起。罗利·韦奇没有用引信，他是用一个上发条的便宜闹钟作定时器代替引爆装置的。他拆掉了闹钟分针，在钟面上的7和8之间钻了一个小洞，在洞里插了一根金属针，一旦横扫过来的时针触及它便会接通电路引爆炸弹。罗利需要的时间比引信能够提供的十五分钟更多。加之，他自认为是专家，所以希望试验新的设备。 
　　也许是时针有些弯曲，也许是表盘不完全平，也许是罗利在狂热状态中把它绑得太紧，抑或不够紧，再不然就是金属针与表盘不相平齐。毕竟这回是罗利初次试用定时装置。也可能定时装置就是准确地照罗利的计划进行的。 
　　不过管它是什么原因或借口，杰里迈亚·道根和三K党在密西西比州的爆炸攻势如今已经沾染了犹太人的鲜血。所以，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这场攻势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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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搬走死伤者之后，格林维尔警方立即在废墟周围实行戒严，不许人们进入。没过几小时杰克逊市联邦调查局人员接管了现场，一个拆除小组在天黑前开始彻底清理碎石瓦砾，十几个联邦调查局人员神情严肃地进行着这项单调乏味的工作：拣起每一块细小的碎片，仔细观察，又拿给别的同事看，然后集中收到一边以待他日拼接组合。城边的一座空闲的棉花仓库被租借来存放克雷默爆炸案现场的残片。 
　　联邦调查局最初的假设后来得到确认。凶犯使用的是甘油炸药、一个定时装置和几根电线。那不过是一枚被粗粗组装而成的最低级的炸弹，安装者可算够运气没把自己炸死。 
　　马文被迅速转送到孟菲斯的一家高级医院，他被列入病情严重但稳定的病人名单有三天之久。露丝·克雷默由于休克也住了院，先是在格林维尔，后来被救护车也转送到孟菲斯的同一家医院，克雷默夫妇同住一室而且同被施以大量镇定剂。数不胜数的医生和亲友在一旁值班守护。露丝在孟菲斯出生长大，因而有许多朋友前来看望。 
　　克雷默律师事务所周围尘埃落定之后，邻居们，其中有些是商店老板及其他办公室的职员，清扫着人行道上的玻璃。他们一面观看警方和救援人员着手挖掘，一面窃窃私语。格林维尔城里盛传一名嫌疑犯已经落网。就在爆炸当天的午间，旁观的人群就全都知道了那人的名字叫萨姆·凯霍尔，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克兰顿，是三K党成员，他自己也在爆炸中受了伤。有一篇报道提供了凯霍尔在其他爆炸事件中所犯罪行的可怕细节，描述了种种令人发指的伤害行为及残缺不全的尸体，尽管那涉及的全是黑人。另一篇报道对格林维尔警方在爆炸后数秒钟就循踪抓获这个狂人的英勇之举备加赞颂。格林维尔电视台的午间新闻证实了大家已经得知的消息，那便是两名小男孩死亡，他们的父亲受重伤，而萨姆·凯霍尔已被拘留。 
　　萨姆·凯霍尔差点就可以交三十美元获得保释。当被火速押往警察局时他已清醒过来，所以他向那两个盛怒的警察说足了好话，为自己没有为他们让路而一再道歉。他被控以很轻的罪名，随后被送往拘留所等候办理获释手续。那两个拘留他的警察则急速前往爆炸地点。 
　　一个兼作狱医的看守带着一只破旧的急救药箱来看萨姆，给他把脸上已干的血迹洗去。血已经不流了。萨姆又重复了一遍他在酒吧打架的故事。狂暴的夜啊。狱医离开后一个小时，一个助理看守带着文件出现在拘留室的推拉窗前。给萨姆定的罪名是未给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让路，最高罚款是三十美元，如果他能以现金结清这笔账，那么一旦文字具结完毕并且车子验检通过他就可以自由离去了。萨姆神经质地在牢房里踱来踱去，不时瞟着他的表，轻轻挠着面颊上的伤口。 
　　他一定得销声匿迹。这次被捕已被记录在案，用不了多久，这些乡巴佬就会把他的名字和爆炸联系在一起，而到那时，是的，他得逃走。他得离开密西西比州，或许和罗利一同逃亡巴西或某个地方。道根会给他们钱。他一旦离开格林维尔就先打电话给道根。他的车还在克利夫兰的卡车停车点停着。他将在那儿换车，然后到孟菲斯乘灰狗巴士。 
　　这就是他的打算。在返回现场这事上，他简直就是个白痴。但他认为，只要他保持冷静，那些蠢货就会放了他。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助理看守拿了另一张表来。萨姆递给他三十元现金，换回一张收据。他跟着那人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拘留所的前台，收到一张两周后到格林维尔市法院出庭的传票。“车呢？”他一面折起传票一面问。 
　　“他们会开过来，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萨姆看看表，等候了十五分钟。通过铁门上的小窗户，他望着在拘留所门前停车场进进出出的车。两个醉汉被一名粗壮的警察拖到台前。萨姆心神不安地等着。 
　　从他背后的什么地方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慢吞吞地叫他：“凯霍尔先生。”他转过身，与一个小个子男人打了个照面，那人穿一身褪色很厉害的套装。一枚警徽在萨姆眼前晃动。 
　　“我是艾维，格林维尔警察局的侦探，需要问你几个问题。”艾维朝沿走廊一字排开的木门挥挥手，于是萨姆顺从地跟在他后面。 
　　自他隔着一张脏桌子和侦探艾维对面坐下那时起，萨姆就很少说话。艾维才四十出头，可已经头发灰白，眼角堆满皱纹了。他点起一支不加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又递给萨姆一支，然后问他的脸是怎么受的伤。萨姆摆弄着香烟，却不点它。他几年前就已戒了烟。尽管在这样的关口他也感到有种想要抽烟的冲动，但他只是拿烟轻轻在桌子上磕着。他眼睛看也不看艾维地说，也许是打架打的。 
　　艾维在喉咙里短促地笑笑，似乎这样的回答是在意料之中，这下萨姆明白自己所面对的是行家了。现在他惶恐起来，双手开始颤抖。艾维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架在哪儿打的？跟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为什么你在离居住地三小时路程之外的格林维尔打架呢？你从哪儿弄到的这辆车？ 
　　萨姆一言不发。艾维向他发出的一连串问题全都是萨姆不能回答的，因为谎话会导致更多的谎话，这样不出几秒钟他就会落进艾维的圈套。 
　　“我希望跟律师谈谈，”萨姆终于说。 
　　“好极了，萨姆。我想这的确是你该做的。”艾维又点了一支骆驼烟，冲着天花板喷出浓浓的烟雾。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小小的爆炸案，萨姆。你知道这事吗？”艾维问，他的声音稍有抬高，带着嘲弄的口气。 
　　“不。” 
　　“真惨。有人把一个姓克雷默的本地律师的办公室炸得支离破碎。大约在两小时前出的事。你知道，这也许是三K党的杰作。我们这儿附近并没有三K党，不过克雷默先生是犹太人。我猜，你对此事一无所知，是吧？” 
　　“是的。” 
　　“真的，真是凄惨，萨姆。你知道，克雷默先生有两个小男孩，乔希和约翰。也是命该如此，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办公室和他们的爸爸在一起。” 
　　萨姆屏住气望着艾维。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吧，他的眼神在说。 
　　“这两个小男孩是一对双胞胎，才五岁，简直可爱极了，可被炸得粉碎，萨姆。死状可怕极了，萨姆。” 
　　萨姆缓缓垂下头，下巴差一点抵到了胸口。他被打垮了。两项谋杀罪、律师、审判、法官、陪审团、监狱，所有这些都向他一齐袭来，他闭上了眼睛。 
　　“他们的爸爸也许运气会好。他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手术。男孩们已经停放在殡仪馆了。真是个悲剧，萨姆。你恐怕不知道炸弹的事，对不对，萨姆？” 
　　“不知道。我想见律师。” 
　　“当然可以。”艾维慢慢起身，离开了房问。 
　　萨姆脸上的玻璃碴被医生取出，送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化验报告不出所料，就是那栋办公楼正面窗户上的玻璃。由绿色的庞蒂亚克很快追查到默里迪恩的杰里迈亚·道根。在车后箱里发现了一根十五分钟的引信。一名送货人前来报告警方，他曾在凌晨四时左右看到这辆车在克雷默事务所附近。 
　　联邦调查局立即告知新闻界萨姆·凯霍尔早就是三K党成员，而且他还是其他数桩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他们觉得案子已破，因而对格林维尔警察局大加嘉奖。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亲自就此案发表了讲话。 
　　爆炸后两天，克雷默家的双胞胎被安葬在一个小小的墓园里。格林维尔的一百四十六名犹太居民，除了马文和其他六人，全部出席了葬礼。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摄影师是其人数的两倍多。 
　　萨姆次日早上在他小小的囚室里看到了照片和报道。头脑愚钝的助理看守拉里·杰克·波尔克此时已是萨姆的朋友，因为正如他早些时曾小声告诉萨姆的，他的几个表兄弟都是三K党而且他自己也总想加入，只是他的老婆不支持。他每天清早都给萨姆送来新鲜的咖啡和报纸。波尔克早已表示了他对萨姆爆炸技术的赞赏。 
　　除了出于要利用波尔克的需要而勉强应付几句，萨姆实际上一言不发。爆炸后的第二天他便被控犯有两桩一级谋杀罪，所以他满脑子都是毒气室的景象。他拒绝同艾维和其他警察讲话，对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一样。自然有记者来采访，不过都没通过波尔克这一关。萨姆打电话给他妻子嘱咐她锁上大门待在克兰顿。他独自坐在他的空心砖结构的囚室里，开始写日记。 
　　如果罗利·韦奇被发现与爆炸有牵连，那么他会被警察自行找到。萨姆·凯霍尔曾作为三K党员发誓，对他来说立誓是神圣的。他永远永远不会告发三K党人。他热切希望杰里迈亚·道根对自己誓言的态度也和他一样。 
　　爆炸案两天后，一个留着鬈发、名叫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律师首次在格林维尔出现。他形迹诡秘，是三K党秘密成员，在杰克逊市一带由于总是代理形形色色的暴徒杀手而臭名昭著。他想竞选州长，声称将施行维护白种人利益的政纲，声称联邦调查局罪大恶极，声称黑人应当受到保护但要与白人隔离，等等等等。杰里迈亚·道根派他来为萨姆·凯霍尔辩护，不过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叫萨姆闭上嘴巴。由于绿色庞蒂亚克的关系，道根已被联邦调查局监视，所以他担心会被以同谋犯的罪名起诉。 
　　同谋犯，克洛维斯单刀直入对他的新客户解释道，罪名就跟直接动手的人是一样的。萨姆默默地听着。他听说过克洛维斯，但对他还不太信任。 
　　“你看，萨姆，”克洛维斯像对一年级新生那样解释着，“我知道是谁安装的炸弹。道根告诉我了。如果我计算得准确，知情的就咱们四个人——我、你、道根和韦奇。道根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韦奇是永远不会被找到的。他们没有交谈过，但这小子机敏得很，此刻恐怕已经跑到外国了。这样就剩下你和道根了。坦白说，我预料道根现在随时会被起诉。不过警方要给他定罪是很难的，除非他们能证实是你们合伙把那个犹太人的办公室炸掉的。而他们只有一个途径可以证实这一点，就是你告诉他们。” 
　　“所以就由我全承担了？”萨姆问。 
　　“不。你只要绝口不提道根。否认一切。对那车子的事我们会编造一个故事。让我来操心这个。我会设法把案子挪到其他县审理，也许挪到山区或者没有犹太人的某个地方。只要咱们有一个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我就会把这案子料理得妥妥当当，你我二人会因此案的胜诉而成为英雄的。就让我来操持此事吧。” 
　　“你不认为我会被判罪吧？” 
　　“哪里会。听着，萨姆，相信我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全是由爱国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全是你这样的人，萨姆。全是白人。全都担心他们的小孩会被迫跟黑鬼的小孩一起上学。全都是好人，萨姆。我们将从中挑选十二人，把他们送上陪审席，向他们说明那些臭犹太人如何鼓吹所有那些有关民权的胡说八道。相信我，萨姆，事情会很顺利的，”克洛维斯说着，隔着摇摇晃晃的桌子探身过去拍拍萨姆的手臂，又说，“相信我，萨姆，这样的案子我以前就办成过。” 
　　那天晚些时候，萨姆被带上手铐，在一群格林维尔警察的簇拥下钻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巡逻车。从监狱到车前他被一小群摄影记者频频拍照。另外一群执着的人则在法院前等候萨姆和他的随从人员到来。 
　　他和他的新任律师，可敬的克洛维斯·布雷泽顿一起在法官面前报到，律师提出放弃预审，但办理了其他一些无须开口的例行法律手续。萨姆离开监狱不到二十分钟就又回来了。克洛维斯答应过几天再回来与他着手谋划对策，随后就赶忙去到记者面前作了一番精彩的表演。 
　　格林维尔的新闻媒介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才算冷下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萨姆·凯霍尔和杰里迈亚·道根双双被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当地地区检察长高声宣布他将要求对犯人处以死刑。罗利·韦奇的名字始终没有提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克洛维斯如今同时代理两名被告，他据理力争，成功地达到了转移审判地点的目的，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案子在离格林维尔两百英里远的内特尔斯县开庭。结果审判成了闹剧。三K党竟在法院前的草坪上安营扎寨，几乎一小时来一次闹哄哄的抗议。他们从其他州用船运来三K党徒，甚至还请来一些客人讲演。萨姆·凯霍尔和杰里迈亚·道根被视为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因而他们可爱的名字被他们蒙面的崇拜者千百次地呼叫着。 
　　新闻界关注并等待着事情的进展。法庭上报刊记者挤得满满的，所以，运气差些的就只好在前面草坪上的树荫下等待。他们注视着三K党徒并聆听演讲，而知道有记者旁观和拍照，那些演讲者就更是没完没了。 
　　法庭里面事情的进展对萨姆·凯霍尔和杰里迈亚·道根而言颇为顺利。克洛维斯施展神通，搞到了十二个白人爱国者——他更乐意这样称呼他们——坐在陪审席上，随后便开始针对起诉书论据的重大漏洞发难。最重要的证据是间接推测出来的——没有人真正看见萨姆·凯霍尔安装炸弹。克洛维斯在开场白中大声指出了这点，赢得极佳效果。萨姆·凯霍尔实际上是受雇于道根，出差到格林维尔办事，他只是碰巧在这个最为不幸的时刻来到了克雷默办公楼的附近。当克洛维斯想起那两个可爱的小男孩时他差点落了泪。 
　　车后箱里那根炸药的引信极有可能是前车主、默里迪恩的脏土承包商卡森·詹金斯先生留下的。卡森·詹金斯先生出庭作证说他干的这一行不时要用炸药，所以那引信显而易见只是他卖车给道根时忘在车后箱里的。卡森·詹金斯先生是教堂主日学校的义务教师，他个子不高，寡言少语，工作努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社会中坚。他还是三K党，不过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他的证词被克洛维斯安排得滴水不漏。 
　　萨姆的车曾经放在克利夫兰卡车停车点这一事实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始终没发现。他在狱中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时就指示妻子叫他儿子埃迪·凯霍尔立即驱车前往克利夫兰取车。在这件事上的幸运对于被告一方意义重大。 
　　不过克洛维斯·布雷泽顿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很简单，既然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当事人曾共谋做过任何事情，那你们，内特尔斯的陪审员们，怎么可以把这两个人送去处死呢？ 
　　开庭四天之后陪审团退席商议如何判罪去了。克洛维斯向他的当事人保证，结果一定是无罪释放。原告方差不多也是一样的看法。三K党徒们风闻胜利在望，在前面草坪上更是加紧了攻势。 
　　结果是既非无罪释放，亦非判定有罪。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名陪审员坚持自己的立场迫切要求判罪。经过一天半的商议，陪审团向法官报告，意见不统一且僵局无望打破。法庭宣布审判结果为未决。于是，五个月来萨姆第一次得以回家。 
　　六个月后案子再度开庭审理，地点在另一农村地区，是距格林维尔四小时车程的威尔逊县，此地与第一回的审判地相距一百英里。在第一个审判地有人申诉三K党对未来的陪审员加以骚扰，所以法官，出于何种原因始终不明，将审判地改在一个到处都是三K党及其支持者的地区。陪审团还是清一色白人并且当然没有犹太人。克洛维斯老调重弹，连原先所用的妙语警句都一成不变。卡森·詹金斯先生则把原先的谎言重述一遍。 
　　这次审判的策略有所改变，然而徒劳无益。地区检察官放弃处以死刑的意见，只是坚持要求使杀人罪名成立。不处死刑，并且陪审团如果愿意，可以选择按过失杀人给凯霍尔和道根定罪，罪名还是杀人但罪过却轻得多。 
　　第二次审判有些新情况。马文·克雷默坐着轮椅，在前排盯着陪审团听了整整三天。露丝强撑着去看了第一次的审判但回到格林维尔家里就再次因为激动过度而住进医院。马文自从爆炸以后动了几次手术，他的医生不许他到内特尔斯观看那种场面。 
　　大部分陪审员都不敢看他。他们的眼睛避而不看旁听席，作为陪审员，他们对证人作证的关注出乎寻常。然而有个年轻的妇人、一对双胞胎的母亲沙伦·卡佩珀却不由自主地不时瞟一眼马文，有许多次他们的视线相遇。他用目光恳求她主持公道。 
　　沙伦·卡佩珀是陪审团十二人中唯一从一开始就投票主张定罪的。一连两天她遭到其他陪审员的谩骂和斥责。他们指名道姓地把她骂得哭出来，可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第二次审判陪审团以十一比一的票数相持不下。法官宣布审判未决，大家各自打道回府。马文·克雷默返回格林维尔，随后去孟菲斯继续做更多的手术。克洛维斯·布雷泽顿在新闻界面前丑态百出。地区检察官对于重新开庭未作许诺。萨姆·凯霍尔悄悄回到克兰顿，郑重发誓不再与杰里迈亚·道根打交道。而这位三K党党首本人却以凯旋的姿态返回默里迪恩，在那里向他的追随者吹嘘这场维护白人至上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善已战胜恶，等等等等。 
　　罗利·韦奇的名字只有一次被提起。那是在第二次审判时道根借午餐休息低声告诉萨姆说那小鬼捎来的口信已经收到。捎信人是陌生人，他是在法庭外面的走廊里对道根的妻子说的。口信简单明了。韦奇就在附近，在树林里，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只要道根或萨姆提到他的名字，那他们的房子和家人就会被炸弹送进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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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九七○年露丝和马文·克雷默分居。后来，也是在这一年，马文进了精神病院，一九七一年他自杀身亡。露丝回到孟菲斯和她的双亲同住。尽管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少，但还是作出很大努力敦促举行第三次审判。实际上当格林维尔犹太人被激起强烈义愤，群情为之沸然之时，地区检察官却显然对屡次失败已经厌烦，失去了对起诉凯霍尔和道根的热情。 
　　马文被葬在他的儿子们旁边。为了纪念乔希和约翰，人们新建了一座公园并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光阴荏苒，他们惨死的悲剧已在一定程度上不再那么骇人听闻。年复一年，格林维尔谈论这件爆炸案的人越来越少了。 
　　尽管联邦调查局施加过压力，第三次审判并未成为现实。原告方没有新的证据。法官无疑又要改变审判地点。起诉看来没有希望，但联邦调查局依然不肯罢休。 
　　由于萨姆无意再干，罗利也不见踪影，道根的爆炸攻势难以推展。他继续身着三K党长袍，到处演讲，并且开始想象自己是一派重要的政治势力。北方的记者们对他露骨的种族挑衅发生兴趣，而他则总是乐此不疲地戴上面罩接受采访大放厥词。一时间他居然也小有名气，这令他极为得意。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道根只不过成了一个迅速衰亡的组织中的身着长袍的恶棍之一。黑人投票选举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公立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南方各地的联邦法官正在逐渐打破种族之间的界线。民权已经在密西西比州开始实现，三K党被可悲地证明无法把黑人隔绝在他们所属的地方。道根焚烧十字架时连苍蝇都吸引不来。 
　　一九七九年对悬置未决的克雷默爆炸案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大卫·麦卡利斯特当选为格林维尔地区检察官。二十七岁的大卫成了该州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地区检察官。他十来岁时就曾站在人群中观看联邦调查局在克雷默事务所的废墟之中搜索，因而才当选不久他就发誓要将那些恐怖分子缉拿归案。 
　　其二是杰里迈亚·道根因偷漏所得税被起诉。由于多年来在避开联邦调查局的追究上十分成功，使他一时大意撞上了国内税务局。调查进行了八个月，结果是拿出了一份对他长达三十页的起诉书。根据起诉，道根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和漏报至少十万美元的所得税。起诉书中罗列八十六条罪名，最高可判二十八年监禁。 
　　道根已是罪责难逃，于是他的律师（不是原来那位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立即着手寻求进行折衷交易的可能。联邦调查局乘机插手此案。 
　　通过一系列与道很及其律师面红耳赤、争执激烈的会谈，政府方提出一项交易，即道根如作证指控萨姆是克雷默爆炸案的凶犯，则可免服因偷税被判监禁的徒刑。一天牢也不用坐，但要判处长期缓刑并支付高额罚款。道根已有十年多没和萨姆说过话了，也不再积极参与三K党的活动。有许多原因促使他考虑这笔交易，何况这关系到他是继续做自由人还是到监牢里服刑十来年的问题。 
　　为了促其入彀，国内税务局查封了他的资产并筹划搞一次精心安排的火灾物品廉价拍卖。为了帮助他作出决定，大卫·麦卡利斯特还说服格林维尔的一个大陪审团再次就克雷默爆炸案对道根和他的同伙萨姆·凯霍尔进行起诉。 
　　道根屈服了，接受了这笔交易。 
　　萨姆在福特县安静地生活了十二年之后再度发现自己处于被起诉和逮捕并面临审判与可能被送入毒气室的境地。他被迫以他的房子和小农场为抵押贷款雇了一名律师。克洛维斯·布雷泽顿已另谋高就，而道根则不再是盟友。 
　　自前两次审判以来密西西比州已发生巨变。黑人登记选举的人数一再刷新记录，这些新选民选出了黑人官员。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已经罕见。州里如今已有两名黑人法官、两名黑人县行政司法长官，而在法院的走廊里不时可见到黑人律师杂在他们的白人弟兄之间进进出出。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正式结束。许多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州民忆及往事时都奇怪所有那些小题大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对让所有的人享有基本权利就那么抵制？尽管前面路还长，比起一九六七年，一九八○年的密西西比州已然大不相同。对此，萨姆·凯霍尔心里是明白的。 
　　他从孟菲斯雇来一个有丰富出庭经验的律师，名字叫本杰明·凯斯。他们的第一招是借拖延这么多年又重新审判他未免有失公允为由要求撤消起诉。这一论据很有说服力，因而还是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才算了结此事。该院以六比三的多数投票裁定原告方可以进行起诉。 
　　于是便起诉了。对萨姆·凯霍尔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在该州东北角的山城湖源县的一个寒冷的小法庭开庭。关于这次审判有不少东西值得一说。有一位年轻的地区检察官大卫·麦卡利斯特在法庭上表现精彩，不过他一得闲就和记者们混在一起却令人反感。他相貌英俊，口才好又富有同情心。然而事情越来越明显，这场审判另有所图。大卫·麦卡利斯特先生在政治上是有更大野心的。 
　　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和四个黑人。玻璃取样、引信、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及所有其他照片与展示物都得自于前面的两次审判。 
　　此外就是杰里迈亚·道根的证词，此君穿着一件粗斜纹布衬衫登上证人席，脸上带着一副谦卑相，口气沉重地向陪审团讲述他如何与萨姆·凯霍尔坐在那儿共谋爆炸克雷默先生的办公室。萨姆目不转睛地瞪着他，注意他说的每个字，但道根却把目光避开。萨姆的律师对道根责问了半天时间，迫使他承认了与政府达成的交易。然而损失已不可挽回。 
　　提出罗利·韦奇的问题对于为萨姆辩护并无益处，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承认萨姆确实携带炸弹去了格林维尔。萨姆将不得不承认他是同谋，而根据法律这与安放炸药者的罪名是同等的。为了向陪审团说明事情的始末萨姆就必须出面作证，而无论他还是他的辩护律师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萨姆经不起那种咄咄逼人的反复盘问，因为他会被迫不断说谎以求自圆其说。 
　　何况，事已至此，也没人会相信突然冒出来的这段关于另外一个以前从未提及并且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暴徒的故事。萨姆知道扯上罗利·韦奇也是无济于事，所以他始终未向自己的律师透露此人的姓名。 
　　审判结束之时，在挤满听众的法庭里，大卫·麦卡利斯特面对陪审团做了结辩。他谈到自己幼年在格林维尔有些犹太人朋友。他并不知道他们与旁人不同。他认识克雷默家族的一些人，都是工作勤奋并对这座城市知恩图报的好百姓。他也曾和黑人小孩一起玩耍，知道他们是可交的朋友。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上一所学校而自己得去上另一所。他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那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他感到大地的颤动，便朝着烟雾腾起的闹市区方向跑去。他站在警察封锁线后面等了足足三小时。他看到消防队员找到马文·克雷默时的忙乱，看到他们发现两个孩子时在碎石堆里挤作一团。当蒙着白被单的小尸体被缓缓抬到救护车上时他不禁泪流满面。 
　　这是一场出色的表演，当大卫·麦卡利斯特结束讲话时法庭里一片静默。有几个陪审员拭着眼角。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萨姆·凯霍尔被判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企图谋杀罪。两天后，陪审团又回到法庭，宣布对他的死刑判决。 
　　他被移送到帕契曼州立监狱，开始等待进毒气室行刑。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九日，他首次踏进死监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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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芝加哥，库瑞维茨与贝恩法律事务所①的将近三百名律师相安无事地一起生存于同一个屋顶下。准确地说是两百八十六名，尽管保持这个记录很难，因为任何时间都有成打的人因为数不清的原因离开，同时还有近两打腼腆的、初来乍到刚接受过就职训练的新人急不可耐地加入进来。尽管规模庞大，库贝法律事务所却比不上其他事务所的扩张速度，也未能兼并其他城市较小的事务所，而从对手那里挖客户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芝加哥只落得个排名第三。它在六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但拍纸簿的笺头因没有伦敦的地址而使年轻的合伙律师们甚觉脸上无光。 
　　 
　　①　以下简称库贝法律事务所。 

　　虽然锋芒已有所收敛，库贝事务所仍以代理恶性诉讼案件著称。它下面也有些负责房地产、税务及反垄断等性质较温和的法律业务的部门，不过它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每当事务所吸收新人，它找的都是那些在模拟审判和辩论中得分最高、脑瓜最灵的法学院毕业生。它要的是那些可以立刻养成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早已使之完善的那种猛烈攻击作风的男性青年（女性只作为点缀）。 
　　还有一个虽小但挺不错的单位负责处理原告的人身伤害案件，官司打得好他们会从赔偿费中拿到百分之五十，其余留给客户。有个相当大的部门是为白领罪犯作辩护的，不过白领被合为了得到库贝事务所的支持也得有相当高的纯利收入才行。还有两个最大的部门，一个代理商业诉讼，一个代理保险赔偿。除了那些当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微不足道——事务所赚的钱是按钟点收费得来的。有关保险的业务为两百块一小时，如果情况允许还要多。刑事犯罪辩护为三百块，大银行四百块，有钱的大公司客户给那些懒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内聘律师的费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时。 
　　库贝事务所靠小时赚钱如印钞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办公室尽管时髦但并不豪华。他们在市区第三高的大楼顶层整整占了一层。 
　　同多数大公司一样，库贝法律事务所在有了太多的钱之后就觉得有义务建立一个小的公益部门来完成它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值得骄傲的是它有一位专司公益事务的合伙律师，加纳·古德曼。他是个古怪的社会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层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个秘书，此外还跟一位诉讼律师共有一个助手。事务所烫金的小册子中列了不少事实来说明事务所鼓励律师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小册子上公布着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为那些付不起钱的顾客捐献了几乎六万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这里有贫民区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当然，事务所也深切地关心着处于困境的无家可归者。小册子上甚至登了一张照片，两个年轻的律师，脱去茄克衫，挽起袖子，松开领带，汗流浃背，眼里满是同情，他们正在一处看来像是垃圾掩埋场的地方与一群少数民族儿童一起干着低贱的零活儿。律师们在拯救社会。 
　　亚当·霍尔从容地沿着六十一层的走廊朝古德曼的办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这样一本小册子。他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律师点头打招呼。事务所举行圣诞晚会时，门口就发放名片卡。一些合伙律师几乎互不相识。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见一两面。他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停止了打字，似有似无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礼貌地向一排椅子点点头，让他坐下等。他比约会的上午十点钟提前了五分钟到达，似乎这很重要。其实这里是公益部门，不必考虑时间，不必考虑计价钟点，不必考虑业绩奖金。这里与其他部门不同，古德曼不许在他墙上挂钟。 
　　亚当浏览着他的卷宗，看着小册子忍不住发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学就读于佩珀代因，在密执安上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编辑，以及他做的有关残酷的及非正常刑罚案例的笔记，对近来死刑案例的评论。一份很短的履历，他毕竟才只有二十六岁。他受雇于库贝事务所才满九个月。 
　　他一边读两篇冗长的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恢复死刑的决定，一边作笔记。他看了看表，又接着读。秘书终于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谢绝了。 
　　E．加纳·古德曼的办公室是个凌乱不堪的书房。它虽然宽大却很拥挤，四壁都是被书压弯的书架，布满灰尘的卷宗堆了一地，办公室中间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成堆的文件。废弃物、垃圾，及信件等覆盖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紧闭着的木制百叶窗，从宽敞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密执安湖。显然古德曼先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的老人。他的白衬衫浆得笔挺。一个绿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领结端端正正地打在颌下，这是他的标志。古德曼没站起来但用手势表达了冷冷的问候。 
　　亚当把卷宗呈给古德曼，然后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紧张地等着。古德曼边看边捋着胡须，摆弄着领结。 
　　“你为什么想做公益工作？”长时间的沉默后，古德曼喃喃地问。他没有从卷宗上抬起眼睛。隐藏在天花板内的扬声器中轻柔地飘出古典吉它乐曲。 
　　亚当很不舒服地挪动着身子。“啊，各种原因。” 
　　“让我来猜猜。你想为人类服务，给你的社区一些回报，或者，没准你在这个按钟点收费的黑店呆的时间太长了而觉得内疚，你想清洁你的灵魂，弄脏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帮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蓝眼睛从他架在鼻梁上的黑框老花眼镜的上边向亚当飞快地一瞥。“说对了一条吗？” 
　　“不太对。” 
　　古德曼继续审视着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干过？”他正在读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亚当的上司。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不错的律师，我对他没有特殊的兴趣，不过他在刑法方面颇有见地，你知道。他是咱们这里处理白领犯罪业务的三个尖子之一，尽管他相当粗暴，你说呢？” 
　　“他还行。” 
　　“你在他手下干了多久？” 
　　“从九个月前，我一来就在他手下。” 
　　“所以你来了九个月了。” 
　　“是的，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古德曼合上卷宗并盯着亚当。他慢慢地摘下眼镜然后捻着嘴里的烟斗。 
　　“我喜欢这工作，极富挑战性。” 
　　“当然。你为什么选中了库贝事务所？我是说，凭你的文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为什么来这儿？” 
　　“我想做的是刑事诉讼，这个事务所有声望。” 
　　“有多少家事务所邀你去工作？没什么，我只是好奇。” 
　　“有几家。” 
　　“都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家在丹佛。纽约的事务所我没去面谈。” 
　　“我们付你多少钱？” 
　　亚当又一次挪动着身体，古德曼毕竟是个合伙律师，他当然知道事务所付多少给新来的。“六万左右。你拿多少？” 
　　这句话让老人开心，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们付我四十万美元一年让我把他们的时间捐掉，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并且去大讲所谓律师的社会责任心。四十万，你能相信吗？” 
　　亚当曾听到过些传闻。“你不是在抱怨吧？” 
　　“不，我是城里最走运的律师，霍尔先生。人家付我大把的钞票让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并且不用打卡上班，也不用担心收钱的事。这是律师的梦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仍逼着自己每星期干六十个小时。你知道，我马上就七十岁了。” 
　　事务所中有些关于古德曼的传闻，据说他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压力下，沉溺于酒和药片，差点丢了性命。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戒酒，在此期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后来他说服其他合伙律师相信留用他是值得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间不须按常规办事的办公室。 
　　“你在为埃米特·威科夫做哪一类的工作？”古德曼问。 
　　“一大堆研究工作。现在他正为一批国防部的承包商辩护，这占了我大部分时间。上周我还出庭为当事人的申诉作辩护。”说这话时亚当带着明显的得意，通常新手在第一年里只有坐办公桌的份儿。 
　　“是真正的申诉？”古德曼问，口气里多了些敬意。 
　　“是的，先生。” 
　　“在一间真正的法庭里？” 
　　“是的，先生。” 
　　“在一位真正的法官面前？” 
　　“你说得对。” 
　　“谁赢了？” 
　　“法官的裁决对控方有利，但他们是险胜。我确实也让法官挺紧张。”古德曼微笑了，但转瞬即逝。他再次打开卷宗。 
　　“威科夫附了一封推荐信力举你，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承认才能，”亚当微笑着说。 
　　“我想这更可能是个重要的请求，霍尔先生。你想要办哪件案子？” 
　　亚当收起了笑容并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紧张起来，决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么说呢，是个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复着。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反对死刑。” 
　　“我们就不反对吗，霍尔先生？我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处理过二十来件这种该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卷入这样的事？” 
　　“我读过你的书。我只想尽点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着桌子。两张纸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轻，也太嫩了。” 
　　“或许我会使你吃惊。” 
　　“听着，霍尔，这可不是在救济所里开导酒鬼。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压力会极大，孩子，这可不是好玩的。”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个电话在响，他们都没理会。 
　　“是个什么案子？你为库贝事务所找到了一个新客户？”古德曼问。 
　　“凯霍尔案，”亚当艰难地说道。 
　　古德曼摇摇头，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领结。“萨姆·凯霍尔刚解雇了我们。第五巡回法院上星期作出裁决，他确实有权结束我们的代理。” 
　　“我读过那个裁决意见，知道第五巡回法院说了些什么。那人需要个律师。” 
　　“不，他不需要。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律师他都得死。坦率地说，这辈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让我松了口气。” 
　　“他需要个律师，”亚当重复着。 
　　“他自己代表自己，凭良心说，他还真他妈的不错。打印他自己的申诉和答辩状，自己进行研究。我听说他还在给死回牢的伙伴儿出主意，当然只限于白人了。” 
　　“我研究过他的全部档案。” 
　　E．加纳·古德曼慢慢转动着他的眼镜，考虑着。“那可是半吨纸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案子吸引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文字材料。刚才你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库贝事务所，怎么说呢，实情是我想承办凯霍尔的案子。我相信事务所是为了公益才受理它，对么，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与凯霍尔先生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吗？我是说他几乎被单独监禁了十年。” 
　　“别跟我讲监狱的生活，霍尔先生。你见过监狱内部是什么样吗？” 
　　“没有。” 
　　“我见过，我去过六个州的死囚牢。我还被萨姆·凯霍尔臭骂过，当时他被镣铐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见得吧。” 
　　“你是个律师，霍尔先生。他恨律师比恨黑人和犹太人更甚。将近十年来他面对死亡，他自认为是律师阴谋的牺牲品。见鬼，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解雇我们。这个事务所花了超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时间就是争取让他活着，但他考虑得更多的却是解雇我们。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大老远地跑到帕契曼他却不肯见我们。他是个疯子，霍尔先生，给你自己另找个项目，比方受虐待的儿童或者别的什么。” 
　　“不，谢谢。我的兴趣在于死刑案例，而且我有点摆脱不了萨姆·凯霍尔的故事。” 
　　古德曼小心地把眼镜架回鼻子尖上，慢慢地把双脚移到桌子角上，双手在浆得笔挺的衬衫上十指交叉。“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萨姆·凯霍尔如此着迷吗？” 
　　“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案子吗？三K党、人权运动、爆炸、饱受折磨的地方，其背景又是美国历史上那么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像是在古代，可实际上却是在二十五年前。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风扇在他的头顶慢慢地转着，一分钟过去了。 
　　古德曼把他的脚放回到地板上，用肘支着桌子。“霍尔先生，我赞赏你对公益事业的兴趣，我向你保证会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你需要另找个项目。这不是模拟法庭上的竞争。” 
　　“我也不是个法学院的学生。” 
　　“萨姆·凯霍尔已经有效地结束了我们的服务，霍尔先生。你似乎还没搞明白。” 
　　“我希望有机会见到他。” 
　　“干什么？” 
　　“我想说服他允许我代理他。” 
　　“真的吗？”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站起来灵巧地绕过成堆的卷宗走向窗口。又是一次深呼吸。古德曼看着，等着。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古德曼先生。除了埃米特·威科夫之外没人知道这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诉他的。你一定要保密，行吗？” 
　　“我在听。” 
　　“就是说你答应了？” 
　　“是的，我答应了，”古德曼说得很慢，咬着烟斗柄。 
　　亚当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向外看了一眼，看见密执安湖上的一只帆船。他极快地说：“我和萨姆·凯霍尔是亲戚。” 
　　古德曼并没退缩。“我说呢。什么亲戚？” 
　　“他有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他在父亲因爆炸而被捕之后带着耻辱离开了密西西比。他逃到加利福尼亚，改了名字，试图忘记过去。可是这段家族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他的父亲一九八一年被判有罪之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古德曼坐在椅子边上。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 
　　古德曼犹豫了一下。“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是的，我在快满十七岁时才知道。我们埋葬父亲之后姑姑告诉了我。” 
　　“哇。” 
　　“你保证不说出去。” 
　　“当然。”古德曼把屁股挪到了桌子的边上，并把脚放在了椅子上。他凝望着百叶窗问：“萨姆知道吗？” 
　　“不。我出生在密西西比的福特县，一个叫克兰顿的镇子。我当时的名字叫艾伦·凯霍尔，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密西西比。我的父母从不提起那个地方。我母亲相信，从那天起直到她写信通知狱中的萨姆他的儿子死了，埃迪和萨姆始终都没有联系过。他也不曾回信。” 
　　“该死，该死，该死，”古德曼喃喃地说。 
　　“还有好多，古德曼先生。这是个病态的家庭。” 
　　“不是你的错。” 
　　“听我的母亲说，萨姆的父亲曾是个活跃的三K党成员，参与过私刑处死那种事。所以我的血统非常差。” 
　　“你的父亲不是那样。” 
　　“我父亲是自杀的。细节就不说了，不过是我发现的尸体，并且在我母亲和妹妹回来之前收拾干净了一切。” 
　　“当时你是十七岁？” 
　　“几乎十七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九年前。我的姑姑，埃迪的姐姐，告诉我真相之后，我开始对萨姆·凯霍尔肮脏的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挖掘旧的报纸杂志上的报道，那上面有不少材料。我读了三次审判的全部记录，研究了受理上诉的决定。上法学院时我就研究了这个事务所对萨姆·凯霍尔的代理情况。你和华莱士·泰纳的工作堪称典范。” 
　　“非常高兴能得到你的认可。” 
　　“我读过第八修正案和死刑诉讼的成百本书和上千篇文章，其中有你四本书，我没说错吧，以及许多文章。我知道我是个新手，但我的研究无懈可击。” 
　　“那么你认为萨姆将信任你，让你作他的律师？” 
　　“我不知道。但不管我喜欢与否，他是我的祖父，我必须去见他。” 
　　“以前没接触过？” 
　　“没有，我是三岁的时候离开的，完全不记得他。数不清多少次我想给他写信，但从来没写成过。我说不出为什么。” 
　　“可以理解。” 
　　“没什么可理解的，古德曼先生。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一直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我上了法学院，因为我感觉到有一种模糊的召唤要我去帮助社会。有人需要我，我猜想那个人就是我疯狂的祖父。有四家单位请我去工作，我选择了这家事务所，因为它有勇气免费代理我祖父。” 
　　“你应该在我们聘用你之前就把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明白。可谁也没有问过是否我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一名客户。” 
　　“你该说点什么。” 
　　“他们会不会解聘我？” 
　　“我说不准。过去的九个月你都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每周工作九十个小时，睡在办公室，吃在图书馆，为了律师资格考试拼命啃书本。你知道的，这就是你们为我们新手设计的训练课程。” 
　　“很可笑，是吗？” 
　　“我还算顽强。”亚当把百叶窗拨开个缝隙以便更好地看看湖上的景致。古德曼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打开百叶窗？”亚当问，“这么棒的景色。” 
　　“我以前看过。” 
　　“我愿为这样的景色去死。我的小房间一扇窗户都没有。” 
　　“努力地工作，更努力地挣钱，有一天这一切都是你的。” 
　　“不会是我的。” 
　　“要离开我们，霍尔先生？” 
　　“也许，迟早会。不过这是我的又一个秘密，知道吗？我计划用两年时间狠狠地一搏，然后就走人。没准自己开业，在那儿也不用按钟点办事。我想干些公益工作，有些像你。” 
　　“就是说才过九个月你就已经不对库贝事务所抱任何幻想了。” 
　　“还没有，但是我会的。我不想把我的一生耗费在代理有钱的无赖和反复无常的公司上面。” 
　　“那么你肯定来错了地方。” 
　　亚当离开了窗户走到桌旁。他俯视着古德曼。“我是来错了地方，因此我要求调动。威科夫会同意送我到咱们在孟菲斯的小办事处呆几个月，所以我可以为凯霍尔的案子做些事。类似于一种休假，当然是带全薪的。” 
　　“还有吗？” 
　　“差不多就是这些。这件事会行得通。我只是个下层的新手，在这儿可有可无。没人会想起我。他妈的，有那么多拼命想发迹的年轻人正巴不得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收取二十个小时的费用。” 
　　古德曼的表情放松了，现出了温和的微笑。他摇了摇头，似乎这感动了他。“这都是你计划好了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你选择了这间事务所是因为它代理萨姆·凯霍尔，也是因为它在孟菲斯设有办事处。” 
　　亚当点点头，但脸上没有笑容。“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刻什么时候或以何种方式来临，不过，是的，也可以说我是有计划的。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三个月之后他就得死了，没准会更早。” 
　　“但我必须做点什么，古德曼先生。要是事务所不许我插手这个案子，那我也许会辞职，自己去试试。” 
　　古德曼摇摇头跳了起来。“别那么干，霍尔先生。我们能找出办法的，我会把这些向丹尼尔·罗森汇报，他是主管合伙律师。我想他会批准。” 
　　“他的名声实在吓人。” 
　　“那是当然。但我能和他说上话。” 
　　“如果有你和威科夫推荐，他能同意，是不是？” 
　　“当然。你饿不饿？”古德曼伸手拿他的外套。 
　　“有点。” 
　　“出去买个三明治。” 
　　在街角的小饭馆里，拥挤的午餐时间还没开始。合伙律师与新手在窗前找了张可以看到街景的小桌子。街上车流缓慢，无数行人就在几码远之外匆匆而过。侍者给古德曼先生送来一份油腻的鲁本三明治，亚当则是一碗鸡汤。 
　　“在密西西比，死囚牢里有多少犯人？”古德曼问。 
　　“四十八，是上个月的数字。二十五个黑人，二十三个白人。上次执行死刑是两年前的威利·帕里斯。萨姆·凯霍尔可能就是下一个，除非有一个小奇迹发生。” 
　　古德曼迅速咬下一大口，用餐巾擦了擦嘴。“依我看得有一个大奇迹。从法律的角度已经没有多少补救的余地。” 
　　“依惯例，最后临刑前还可以提出种种申诉。” 
　　“这套策略留待以后咱们再作讨论。我猜想你从未到过帕契曼。” 
　　“没有。自从我知道了真相我就想回密西西比，但从未成行。” 
　　“那是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部的一个大农场，有讽刺意义的是它离格林维尔不远。面积大约有一万七千英亩。那儿可能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它坐落在四十九号高速公路西侧，像一个小村子。有好多建筑物和房屋。前部是所有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围铁丝网。大约有三十个不同的营区散布在农场各处，全部围着铁丝网并戒备森严。每个营区都和其他的严格分开。有些相距数英里。你开车经过不同的营区，它们全都被链条和带刺的铁丝网围着，全都有上百个囚犯无所事事地囚禁在里面。根据类别，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国服，看上去似乎全是黑人少年，有的只是在闲逛，有的玩篮球，有的只是坐在建筑物的走廊上。偶尔也可以看见一张白人的脸。你独自坐在车里，慢慢地开过，沿着一条砂石路经过那些营区和带刺的铁丝网，就会看到一座样子单调的平顶建筑物。它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还有卫兵在岗楼上看守，是个挺现代化的设施。它有个正式名称，但所有的人都愿意简称它为死监。” 
　　“听起来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我本以为那可能是个地牢。你知道，黑暗、阴冷，并且从上面往下滴水。可它只是一片棉花地中间的一栋平顶建筑。实际上，它没有其他州的死囚牢那么差。” 
　　“我想去看看那个死监。” 
　　“你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看那种地方。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全是些沮丧的等死的人。我去之前是六十岁，看过之后我整个星期无法入睡。”他咂了口咖啡。“我想象不出你到了那儿会有什么感觉。即使你代理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个死监也够糟的了。” 
　　“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你打算怎么和他说——” 
　　“我不知道。我在考虑，但我肯定我能对付的。” 
　　古德曼摇摇头。“真不可思议。” 
　　“整个家族都不可思议。” 
　　“我现在想起来萨姆是有两个孩子，好像一个是女儿，时隔太久了，你知道，主要是泰纳办的案子。” 
　　“他的女儿是我的姑姑。莉·凯霍尔·布思。她试图忘记娘家的姓。她嫁给了孟菲斯的豪门世家，丈夫拥有一两家银行，他们从不向任何人谈起她的父亲。” 
　　“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波特兰。她几年前再嫁，我们每年通两次话，委婉点说我们的关系有些功能障碍。” 
　　“你怎么读得起佩珀代因大学？” 
　　“人寿保险。我父亲很难保持住一份工作，但是他很聪明地保住了他的人寿保险。他自杀前几年保险金就已经到期了。” 
　　“萨姆从不谈及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也从不谈及他。他的太太，我的祖母，在他被判为有罪后没几年就死了，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进行家族研究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母亲那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她试图忘记过去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我不知道一般的家庭都是什么样，古德曼先生，反正我们家很少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家中有两个以上的人偶然相遇，最不愿提的话题就是过去。这个家有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 
　　古德曼边小口吃着土豆片边专心地听着。“你提起过一个姐妹。” 
　　“是的，我有个妹妹，卡门。她二十三岁，是个活泼美丽的姑娘，在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她生在洛杉矶，所以她不像我们那样改过姓名。我们常联系。” 
　　“她知道吗？” 
　　“她知道。我的姑姑在父亲的葬礼后先告诉了我。然后，母亲让我去告诉卡门，当时她刚十四岁。她从未表示过任何对萨姆·凯霍尔的兴趣。坦率地说，我们家的其他成员都希望他能静悄悄地消失。” 
　　“他们的愿望快实现了。” 
　　“但不会是静悄悄的，对吗，古德曼先生？” 
　　“不会的，决不会安静的。在那个短而可怕的时刻，萨姆·凯霍尔将是这个国家被议论最多的人。我们会重新看到那部老片子、爆炸冲击波、法庭的审判及场外三K党的示威。关于死刑的辩论会重新爆发。新闻记者会拥向帕契曼进行采访。接着，他们就会处死他。两天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每次都是这样。” 
　　亚当搅着碗里的汤，小心地捞起一小块鸡，仔细看了一会，又把它放回汤里。他并不饿。古德曼又吃完一片土豆片，用餐巾碰了碰嘴角。 
　　“霍尔先生，我想你不会以为你能让这件事不被张扬出去吧？” 
　　“我曾考虑过。” 
　　“算了吧。” 
　　“我母亲求我不要去干，我妹妹不愿和我谈这件事。我在孟菲斯的姑姑认定我们全会因暴露了自己是凯霍尔家族成员的身分而倒霉一辈子，其实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极小的。当新闻界查过你的底细后，他们会弄到一张你坐在祖父的膝盖上的旧黑白照片，那印出来可不得了。霍尔先生，想想吧，被遗忘了的孙子在最后一刻介入，作出英雄式的努力，在时钟停摆的瞬间，去挽救他不幸的老祖父。” 
　　“我倒有些喜欢这些。” 
　　“是不坏，真的，它会使咱们这个可爱的小事务所倍受瞩目。” 
　　“也带来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 
　　“我想不会，亚当。库贝没有胆小鬼。我们已经在粗俗混乱的芝加哥法律界中幸存下来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在这个城市以凶悍著称、我们有最厚的脸皮。你不用为事务所担心。” 
　　“因此你会同意的。” 
　　古德曼把餐巾放到桌上，又咂了一口咖啡。“噢，真是个好主意，假设你的祖父会同意，如果你能让他签字，或者我该说重新签字，我们就有事可做了。你在第一线，我们从这里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会始终在背后支持你。这样能行。然后他们还是会杀了他，而你则将永远不能从中解脱。我曾经看着我的三个当事人被处死，霍尔先生，其中一个就死在密西西比。你将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亚当点点头微笑着望着人行道上的行人。 
　　古德曼接着说：“他们杀他的时候我们会在场支持你。你不必独自去承受这一切。” 
　　“这案子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是吧？” 
　　“几乎是。我们以后再讨论策略。我先去见丹尼尔·罗森。他可能要和你进行一次长谈。其次，你得去见萨姆，可以算是个小小的重逢。这是最难的部分。第三，他如果同意了，我们就着手工作。” 
　　“谢谢。” 
　　“别谢我，亚当。我怀疑这件事结束后我们是否还能友好相处。”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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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会议很快就组织好了。E．加纳·古德曼打了第一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参加的人就都到齐了。他们在丹尼尔·罗森隔壁的一间小小的不常用的会议室中开了四个小时的会。这是罗森的地盘，因此亚当很是不安。 
　　都说丹尼尔·罗森是个魔鬼，虽说两次心脏病敲掉了他的一些棱角．让他温和了点。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个残酷的讼棍，最下贱，最卑鄙，而且毋庸置疑也是芝加哥最能干的法庭闹事者。在得心脏病之前，他是以他非人的工作钟点而著称——每周九十小时，在午夜还与秘书、助手们无休止地工作，挖掘查找资料。几任妻子都离他而去。要有四位秘书同时用玩命的速度工作才能跟上他的进度。丹尼尔·罗森曾是库贝事务所的灵魂和心脏，但如今再也不是了。他的医生只允许他在办公室每周工作五十小时，而且禁止他出庭。 
　　现在，已六十五岁并且日益发胖的罗森被他亲爱的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事务所这群温顺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责任是监督那个使库贝事务所运转的颇为繁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项荣誉，其他合伙律师在赠与他这项荣誉时就这么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这项荣誉简直成了灾难。被迫从他极度热爱并需要的战场退出后，罗森对于事务所业务的管理也跟准备一场收费高昂的官司相类似。他会为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秘书和办事员们严加盘问，他与其他合伙律师针锋相对，可以为有关事务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谈阔论数小时。既然被医生监禁在办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轻助手们叫来，然后找茬，看他们忍受压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着小会议桌坐在正对着亚当的座位上，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E．加纳·古德曼坐在亚当的下手，摆弄着他的领结，搔着他的胡须。当他用电话告诉罗森有关亚当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时，罗森的愚蠢反应是预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间的一头，耳边贴着一个火柴盒大的手提电话。他将近五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无数电话中度过。 
　　罗森小心地打开放在亚当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去年我们和你面谈时你为什么不说你祖父的事？”他单刀直入并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亚当回答。古德曼曾告诫过亚当这个会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和威科夫会占上风。 
　　“别自作聪明，”罗森咆哮起来。 
　　“别这样，丹尼尔，”古德曼说着把眼睛转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着天花板摇头。 
　　“霍尔先生，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我们的一个客户是亲戚吗？你当然相信我们是有权利知道这件事的，不是吗，霍尔先生？”他这种轻蔑的口吻通常是为那些撒谎和要花招的见证人预备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们的人全都问到了，”亚当回答，非常镇定，“记得吗？安全审查，指纹鉴定，甚至谈到了测谎器。” 
　　“是的，霍尔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申请工作时你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而你他妈的知道应该告诉我们。”罗森嗓音浑厚，声调抑扬顿挫就像个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当。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亚当不慌不忙地说。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来这里求职时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客户。” 
　　“那么我道歉，”亚当说，“这个事务所有上千个客户，全都是有钱的，都为我们的服务而付出了巨额费用。我从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义务诉讼也能招来麻烦。” 
　　“你这是欺诈，霍尔先生。你有预谋地选择了这个事务所，因为它当时在代理你的祖父。现在，你又突然来要求接手此案，这使我们处境尴尬。” 
　　“什么处境尴尬？”埃米特·威科夫问，一边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进口袋里，“听着，丹尼尔，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个律师，该死的。” 
　　“他自己的孙子？”罗森问。 
　　“谁管他是不是他的孙子。这个人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需要个律师。” 
　　“他解雇了我们，记得不？”罗森掉转了枪口。 
　　“是啊，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聘我们的，值得试一试，会好起来的。” 
　　“听着，埃米特，考虑这个事务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个新来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让人家拒绝，并把他的当事人处死，我可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坦率地说，应该把霍尔先生从库贝事务所开除。” 
　　“噢，太棒了，丹尼尔，”威科夫说，“标准的倔老头对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谁去代理凯霍尔？想想他吧，这个人需要个律师，亚当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上帝帮助他，”罗森喃喃地说。 
　　E．加纳·古德曼决定说几句了。他两手握紧放在桌上，瞪着罗森说：“事务所的形象？平心而论，你以为我们真像一伙低薪的社会工作者在热情地帮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济贫民的尼姑？”威尔夫冷笑着在一边帮腔。 
　　“这件事怎么会伤害我们事务所的形象？”古德曼问。 
　　罗森从不知道什么叫让步。“非常简单，加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们也许会虐待他们，设法毁了他们，让他们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但我们不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送他们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诉讼有多复杂难弄的，他妈的，你写过书的，你怎么能指望霍尔先生能胜任？” 
　　“我将督导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错，”威科夫继续敲边鼓，“你知道，他已经把全部档案材料都背下来了，丹尼尔。” 
　　“这样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说，“相信我，丹尼尔，这种事我经得多了，我会始终参与办案。” 
　　“我也会抽上几个小时帮帮忙，”威科夫补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飞过去。” 
　　古德曼猛然转过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业？” 
　　“当然了，我有良心。” 
　　亚当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尔·罗森。他想说，来吧，解雇我吧。来吧，罗森先生，开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继续过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处决了呢？”罗森向着古德曼发问。 
　　“我们曾经失去过他们，丹尼尔，你是知道的，从我负责公益以来有三个。” 
　　“他的机会怎么样？” 
　　“非常小。他现在能活着全凭着第五巡回法院的延缓执行令的效力。这个延缓可能随时被撤消，然后新的死刑执行期被确定。可能在夏末。” 
　　“没有多久了。” 
　　“是的，我们为他操办上诉已有七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上诉了。” 
　　“有那么多人在死囚牢，我们为什么非去代理这个王八蛋？”罗森问。 
　　“说来话长，但是和现在的事完全无关。” 
　　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作了些显然很重要的笔记。“你不会认为你能瞒得住这件事吧？” 
　　“也许。” 
　　“也许，妈的。在他们杀死他之前，他们会把他炒成个名人。媒体的记者们会像一群狼一样围着他。你会被发现的，霍尔先生。” 
　　“那又怎样？” 
　　“怎样？那会成为特大新闻的，霍尔先生。你想想那头版标题吧——失散多年的孙子回乡挽救祖父。” 
　　“别说了，丹尼尔，”古德曼说。 
　　但他还继续说：“新闻界会充分利用它，你难道看不见，霍尔先生？他们会揭露你的身分并渲染你的家人如何疯狂。” 
　　“但是我们热爱新闻界，是不是，罗森先生？”亚当平静地问，“我们是出庭律师。我们不是应该在镜头前表演的吗？你难道从不——” 
　　“这点说得非常好，”古德曼插进来，“丹尼尔，也许你不该劝告这个年轻人回避新闻界。对你搞的一些花招噱头我们可以讲出不少故事来。” 
　　“对，求你了，丹尼尔，别的你尽可以教给这孩子，就是不要讲关于媒体的废话，”威科夫说，不怀好意地咧了咧嘴，“是你写的书。” 
　　有那么一瞬间罗森显得有些尴尬，亚当仔细观察着他。 
　　“我个人相当喜欢这样的安排。”古德曼一边摆弄着领结一边研究着罗森身后的书架。“关于这事有不少可说的，实际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小公益部门大为有利。试想，一个年轻律师为挽救死回牢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杀人犯而玩命地拼搏，而且他是我们——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不错，会有大量报道，但那能有什么害处呢？” 
　　“要是你问我的话，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主意，”威科夫说着，他口袋里的迷你大哥大开始响起来，他把电话贴在下巴上转身躲到一边去。 
　　“如果他死了呢，我们是不是显得挺无能？”罗森问古德曼。 
　　“他本来就要死的，对吧？所以他在死囚牢里，”古德曼解释说。 
　　威科夫结束了他的通话，把电话放进口袋。“我得走了，”他说着便匆匆向门口走，神色有点紧张，“我们谈到哪儿了？” 
　　“我还是不喜欢，”罗森说。 
　　“丹尼尔，丹尼尔，从来都是个老倔头。”威科夫停在桌子的一端，用双手支着桌子。“你明知道这是个好主意，你不高兴只是因为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 
　　“确实是这样，他骗了咱们，现在又利用咱们。”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理智些，丹尼尔，他的面谈是在一年前，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老兄。忘了它吧。我们手头有好多紧迫的事要做。他聪明，工作非常努力，办事沉稳，又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有他是我们的福气。是的，他的家庭很糟，但我们肯定不准备把凡是家庭功能有障碍的律师都从这里开除吧。”威科夫冲亚当笑了笑。“附带说一句，所有的秘书都觉得他挺帅。我说把他送到南方去几个月，然后尽快让他回来。我需要他。我得走了。”他消失在门外，关上了身后的门。 
　　当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涂抹时屋里静极了，后来他放弃了并合上了卷宗。亚当几乎都为他难过了，这是个伟大的斗士，芝加哥法律界的传奇人物，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大律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曾经驾驭左右陪审团，吓倒对手，威胁法官，现在坐在这儿像个簿记员，竟为了委派新手承办公益诉讼项目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亚当从中看到了幽默、讽刺，还有可怜。 
　　“我将同意它，霍尔先生，”罗森低沉的声音极富戏剧性，几乎像在耳语，好像这一切使他受到了极大挫折，“但是我向你保证，你办完凯霍尔的事回到芝加哥时，我将建议你结束与库贝事务所的合同。” 
　　“也许没有那个必要，”亚当迅速回答。 
　　“你向我们介绍你自己时作了假，”罗森继续说。 
　　“我说过对不起了，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此外，你是头自作聪明的驴，狂妄而固执。” 
　　“你也是，罗森先生。找出一个不狂妄而固执的辩护律师给我看。” 
　　“确实挺聪明。享受凯霍尔的案子吧，霍尔先生，因为这将是你在这间事务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你想要我享受行刑过程？” 
　　“放松些，丹尼，”古德曼温和地说，“放松些吧，这里谁也不会被解聘。” 
　　罗森用一个手指头愤怒地指着古德曼。“我发誓我会建议解聘他。” 
　　“好的。你能做的也就是建议，丹尼尔。我会把它提交给委员会，我们再大吵一回，行了吧。” 
　　“我等不了，”罗森跳起来咆哮，“我现在就去游说。我会在这个周末投我的那一票。再见！”他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只让目光越过桌子对面那排空着的椅子，停留在那些厚厚的整齐地靠墙排列的法律书籍上。他们听着用力关门后那砰然的回声。 
　　“谢谢，”亚当终于说。 
　　“他不是个坏人，真的，”古德曼说。 
　　“很迷人，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现在的境况不好，实在是失落沮丧。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他才好。” 
　　“退休怎么样？” 
　　“曾经考虑过，但是还没有一个合伙律师是被迫退休的。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希望能避免开这样的先例。” 
　　“他是不是真的要解聘我？” 
　　“别着急，亚当。我担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没有说出你的身分是不对，但那是个很小的过失，并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过失。你年轻，受了惊吓，天真，而且你是想帮忙。别为罗森担心。我不敢确定三个月后他是否仍在这个位子上。”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佩服我。” 
　　“可以看得出来。” 
　　亚当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围着桌子踱步。古德曼拔出钢笔开始做笔记。“没有多少时间了，亚当，”他说。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走？” 
　　“明天。今天晚上我要收拾一下，要开十个小时的车。” 
　　“档案重一百多磅，现在正在赶印。我明天给你邮寄过去。” 
　　“告诉我一些孟菲斯办事处的情况。” 
　　“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通过话。主管合伙人是贝克·库利。他正在等着你。他们会给你准备一小间办公室和一位秘书，需要什么他们会尽力帮助。在起诉之前他们没有太多可做的事。” 
　　“那儿有多少律师？” 
　　“十二个。这是我们十年前兼并的一个小事务所。谁也不记得确实的原因。当然，是些好孩子，好律师，是一个老事务所剩下的人，当初因为棉花和谷物商人云集于此而繁荣。我认为那是与芝加哥相连的纽带。不管怎么说，在信笺上多个地址也挺好。你到过孟菲斯吗？” 
　　“我生在那儿，记得吗？” 
　　“噢，是的。” 
　　“我去过一次，数年前去看过我的姑姑。” 
　　“那是个水乡古城，相当悠闲自在。你会喜欢的。” 
　　亚当坐在桌子对面正对古德曼的座位上。“今后的几个月里我怎么可能去欣赏风光呢？” 
　　“说得好。你必须尽快去一趟死监。” 
　　“我后天会去那儿的。” 
　　“好。我会给典狱长打电话。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奈非，黎巴嫩裔，够怪的。黎巴嫩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为数不少。无论如何，他是个老朋友。我会告诉他你要去。” 
　　“典狱长是你的朋友？” 
　　“是的，这要追回到数年前，一个叫梅纳德·托尔的坏男孩儿，他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受害者。我想他是在一九八六年被处死的，之后我和典狱长成了朋友。如果你肯相信，他是反对死刑的。” 
　　“我不相信。” 
　　“他讨厌死刑。你会学到一些东西，亚当，死刑在这个国家可能很普通，但是被迫去执行它的人并不支持它。你就要见到这些人了：那些与囚徒接近的警卫，那些为了有效地行刑而必须事先计划的行政管理人员们，那些要在一个月之前就得进行行刑演习的监狱员工们。那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小角落，一个非常压抑的角落。” 
　　“我都等不及了。” 
　　“我会跟典狱长谈一谈，并拿到探视许可。他们一般会给你两个小时。当然，如果萨姆不想要律师，也许五分钟就够了。” 
　　“他会和我谈的，你说呢？” 
　　“我相信会的。我想象不出那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但他会跟你谈话的。也许要两次探视之后才能让他签字，你能行的。”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他？” 
　　“两年前。华莱士·泰纳和我去的。你需要去泰纳那儿摸摸底。在过去的六年里，他是这个案子的指定律师。” 
　　亚当点点头，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采用泰纳的研究成果。 
　　“我们先以什么理由起诉？” 
　　“我们以后再谈这些。泰纳和我将在明天一早碰头再审查一遍这个案子。不过，一切都得等到我们听到你的消息之后再说。如果我们不能代理他，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亚当正在想报纸上的照片，黑白的是一九六七年萨姆被捕时拍的，还有杂志上的照片，彩色的是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开庭所拍，另外他还把一些电视片段剪接成了一个关于萨姆的三十分钟的录像片。“他什么样子？” 
　　古德曼把他的笔放在桌子上，摆弄着他的领结。“中等身材，消瘦——在死监里你很难看见胖子——神经质并且营养不良。他烟抽得很凶，在那里这很普通，因为没有什么可干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走向死亡。烟的牌子挺古怪，好像叫蒙特克莱，蓝色的烟盒。在我的记忆里，他头发灰白并且多油。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洗澡。他后边的头发较长，可那是两年前了，脱落的不多。胡子也是灰白的。他有不少皱纹，怎么说他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加上他烟抽得太多。你会注意到在死监里白人看起来不如黑人。他们一天监禁二十三个小时，所以似乎被漂白了。很苍白，公平地说，几乎是病态。萨姆是蓝眼睛，五官端正。我想萨姆·凯霍尔曾是个英俊的家伙。” 
　　“我在父亲死后知道了关于萨姆的事，我问了母亲无数个问题。她没有给我多少答案，但她确实告诉过我萨姆和我的父亲在相貌上不怎么相似。” 
　　“你和萨姆也一点也不像，这是不是你正要问的？” 
　　“是呀，我猜想。” 
　　“他从你学会走路就没见过你，亚当。他不会认出你的。没有那么容易。你不得不自己告诉他。” 
　　亚当目光茫然地盯着桌面。“你是对的。他会说什么？”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估计他会因震惊而说不出多少。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读过很多东西，表达能力不错。他会考虑了再说。也许需要几分钟。” 
　　“你像是有点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而且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 
　　“你确信他有罪。” 
　　古德曼嘟囔了一下并笑了笑，他在考虑如何回答。为了决定萨姆·凯霍尔是否有罪已经进行了三次审判。至今九年了，这个案子经过各上诉法庭的反复推敲，也被众多的法官复审过。数不清的报纸杂志的文章调查了爆炸事件及其相关的背景。“陪审团是那么考虑的。我猜想这是最关键的。” 
　　“可是你呢？你怎么想？” 
　　“你看过档案，亚当，这个案子你研究了好长时间。毫无疑问萨姆参与了那次爆炸。” 
　　“但是？” 
　　“有数不清的但是。什么时候都有但是。” 
　　“他没有操作爆炸物的历史。” 
　　“确实。但他是三K党恐怖主义者，他们搞起爆炸像一群魔鬼。萨姆给关起来后爆炸就停止了。” 
　　“但是在克雷默之前有过一次爆炸，一位见证人声称他看见两个人在一辆绿色的庞蒂亚克车里。” 
　　“确实。但是见证人未被允许在法庭上作证，而且那个见证人是在凌晨三点刚离开酒吧。” 
　　“但是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卡车司机，声称他看见萨姆在克雷默爆炸前的几小时正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咖啡馆和另一个人谈话。” 
　　“确实。但是卡车司机三年来什么也没再说，并且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没有被允许作证。太遥远了。” 
　　“那么谁是萨姆的同谋？” 
　　“我怀疑我们会不会知道。亚当，记在心里，这是一个上了三次法庭的人，他还从没有上证人席指认过谁。他事实上什么也没对警察讲过，对他的辩护律师也只讲过一点，和他的陪审团则一个字也没说过。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们。” 
　　“你认为他是单独行动的吗？” 
　　“不。他有人帮助。萨姆心里揣着一些难解的秘密，亚当。他永远不会说的。他要遵守三K党的誓言，他抱着一种偏颇、浪漫的观念，把这当作他永远不应违背的神圣誓言。他的父亲就是个三K党徒，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别提醒我这个。” 
　　“对不起。无论如何，在这场游戏中去发掘新的证据已经太晚了。如果事实上他有个同谋，他应该很久以前就讲出来。也许他应该告诉联邦调查局。也许他不该拒绝地区检察官的说合。我不知道，但是当你已被指控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并且面临死刑时，你就会开始交代了。你会和盘托出，亚当。你会只顾保住你自己，让你的同伴去操心他自己。” 
　　“要是没有同案犯呢？” 
　　“有的。”古德曼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隔着桌子递给亚当。他看了之后说：“温·莱特纳。这个名字挺熟。” 
　　“莱特纳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克雷默案子的官员。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欧扎克的一条可钓到鳟鱼的河旁。他喜欢讲述当年在密西西比州三K党和人权运动时期的战斗故事。” 
　　“他会和我谈吗？” 
　　“噢，当然。他是个啤酒桶，等他喝到半酣就会讲出那些惊人的故事来。他不会泄漏任何机密，但对于克雷默爆炸案他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我一直怀疑他知道的要比他讲出的多。” 
　　亚当析起纸条放进口袋。他看了一眼手表，快下午六点了。“我得赶快走。我要收拾一下，还有好多事。” 
　　“我明天会把档案寄过去。你在见过萨姆之后立刻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我能说句话吗？” 
　　“当然。” 
　　“尽管他们是那样，我还是要代表我的家人——我的拒绝谈论萨姆的母亲，我的只是低声念叨他名字的妹妹和我那在孟菲斯的拒不承认曾姓凯霍尔的姑姑——一还代表我故去的父亲，对你和事务所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我非常尊敬你。” 
　　“不客气。我也尊敬你。现在到密西西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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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公寓是一套单卧室的阁楼，坐落在街角上一座本世纪初建的仓库的三层楼上。这一区域以犯罪率高而著称，但据说天黑之前是安全的。仓库是一个浪荡公子在八十年代中买的，他花了不少钱去改造，把它隔成了六个单元，并雇了个精明的房地产商，作为雅皮士步入社会的起始住房推向市场。他赚的是来这儿过夜的热情的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年轻人的钱。 
　　亚当讨厌这个地方。他六个月的租期还有三周到期，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只能被迫再延长六个月，因为事务所要求他们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也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另找一套公寓。 
　　显然他也没有时间去买家具。一只可以随意怎么坐都行的没有扶手的质地很好的皮沙发对着古老的砖墙孤零零地放在地板上。两个坐袋——一个黄的一个蓝的——放在附近，这可以应付那些不速之客。沙发左边是面积不大的厨房区，有个快餐柜和三只柳条凳，沙发右边是卧室，里面是没有收拾的床和满地的衣服。七百平方英尺，每月一千三百块钱租金。亚当，作为九个月前的抢手货，他的工资是以六万年薪开始的。现在长到六万二。他的毛收入每月五千多一点，一千五是预扣的州与联邦的所得税。另外六百他从未见过的钱是库贝事务所扣下的退休基金，保证在五十五岁时可以提取，假如他在这之前还没被他们毁掉的话。在付了房租，水电，租一辆绅宝的每月四百块钱，偶尔买一些冷冻食品和一些好衣服后，亚当发现他还需要大约七百块钱，在这一部分中有些是花在女人身上的，但他结识的那些女友也同他一样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有新工作、新信用卡，通常坚持自己付款。这对于亚当来说也好。感谢他的父亲对于人寿保险的信念，他没有偿还学生贷款的负担。虽然他有些想买的东西，他还是坚持每月把五百元投入互惠基金。近期他不准备娶妻成家，他的目标是玩命干，玩命攒钱，四十岁就退休。 
　　靠着砖墙边的是个铝合金的桌子，上面放着电视机。亚当坐在沙发里，只穿条短裤，拿着遥控器。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电视屏幕发出的无色的光。此时已过午夜。录像是他用了几年时间收集的片段——“三K党爆破手历险记”，他给起的名。开始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早晨，当前晚的爆炸把一座犹太教堂夷为平地之后，由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地方电视记者进行的简要新闻报道。这是已知在两个月之内的第四次以犹太人为目标的袭击事件。记者的身后是台轰隆作响的反向铲车，车斗里装满了瓦砾。她说联邦调查局没什么线索，而能对新闻界披露的就更少了。她沉重地宣称，三K党的恐吓宣传仍在继续。随后她宣布结束。 
　　然后便是克雷默爆炸案。报道是以警报的喧嚣和警察把人群推出现场为开端。一个当地记者和他的摄影师及时赶到现场恰好使他们能拍到最初的混乱景象。可以看见有人向废墟中马文的办公室跑去，一团浓重的灰色烟尘停留在草坪前几棵小橡树的上方。那些树被震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但没有倒。烟尘凝固不动，看不出要消散的迹象。镜头外有人喊着火了，摄像机晃动着，然后镜头停在了隔壁建筑物前，浓烟从断裂的墙里拥了出来。记者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传进了话筒，他急迫而语无伦次地描述着整个触目惊心的现场。他时而指着这边时而指着那边，于是摄像机急速推拉作出为时已晚的反应。警察把他推开，他太激动了而顾不得理会。壮观的骚乱在格林维尔这个沉睡的城镇爆发，这正是他最重大的时刻。 
　　三十分钟后，他从另一个角度描述马文·克雷默被人从废墟中七手八脚救出时声音已经比较镇静了。警察扩展了他们的警戒线，把人群一点点向后推，消防和救护人员抬着担架上的马文穿过事故现场。摄像机追随着救护车直到它开走。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这个角度，在消防队员用担架抬走两具小小的尸体时记者已经非常平静而且忧郁。 
　　从爆炸现场到监狱前没有录像，这时萨姆·凯霍尔第一次一闪而过。他戴着手铐并且很快地被带进一辆等候的汽车里。 
　　如同每次一样，亚当按键重放这段有萨姆的简短镜头。那是一九六七年，二十三年前，萨姆当时四十六岁。他深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是当时流行的式样。在他的左眼下有一块小纱布，摄像机是从右面拍的。他走得很快，一步步紧跟着押送人，因为人们在围观、拍照并且大声提问。他只有一次转向那些声音，如同每一次，亚当让画面定格，盯住他曾看过千百次的他的祖父的脸。图像是黑白的，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的目光总是相遇。 
　　一九六七年，如果萨姆是四十六岁，那么埃迪就是二十四岁，亚当差不多三岁。他当时知道有亚当。那时的艾伦·凯霍尔，不久成为远方一个州的居民。在那里法官将批准给他一个新名字。他经常看这段录像，边看边纳闷在克雷默家的男孩子们被害的准确的时刻，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七点四十六分，他自己在哪儿。那时他家住在克兰顿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或许仍然熟睡在离他母亲的手表不远的地方。他快三岁了，而那对克雷默双胞胎只有五岁。 
　　录像接下来是一些萨姆的短镜头，他被带进带出不同的汽车、监狱和法庭。他总是戴着手铐，而且养成了盯住前面几英尺外的地面的习惯。他面无表情，从不看记者，从不回答他们的提问，也从不说一个字。他动作很快，闪出门就钻进等候的车里。 
　　他前两次受审的场面曾在每天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有详细记录。亚当多年来设法重新搞到了大多数的片段，并仔细地编辑这些材料。有一个大声咆哮着的脸，克洛维斯·布雷泽顿，萨姆的律师，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新闻界大发议论。就时间而言，布雷泽顿的镜头颇多，亚当瞧不起这个人。屏幕上有一串清晰的扫描法院外草坪的镜头，一群无声的旁观者，全副武装的州警察，还有披长袍的三K党徒，戴着他们的尖顶头罩和邪恶的面具。然后是萨姆短暂的几瞥，他总是在匆忙中，总是躲在一个高大的押解人后边疾走以躲避摄像机。在第二次开庭以及第二次陪审团因意见不同而无法判决后，马文·克雷默把他的轮椅停在威尔逊县法院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眼里衔着泪花，沉痛地控诉萨姆·凯霍尔和三K党还有墨守陈规的密西西比的司法系统。当摄像机转动时一个意外的事件在镜头前展开。马文突然认出不远处两个穿白袍的三K党徒，开始对他们叫骂，其中一个破口回骂，他的声音淹没在周围的声浪中。亚当用尽一切办法，仍无法分辨出那个三K党徒的话。那声回骂可能永远弄不清。两年前，还是在密执安法学院，亚当曾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当地记者，他的话筒离马文不远。据那个记者说，草地对面的回答似乎是他们要炸掉马文剩下的肢体。他们那些粗鲁残忍的言辞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马文变得暴怒起来，向那党徒骂出极下流的话。两个党徒悠闲地离去，而他转动着他座下的轮子，冲着他们大声吼叫。他声嘶力竭地叫骂哭喊。他的妻子和几个朋友试图制止他，但他挣脱出去，拼命地摇着轮椅，走了近二十英尺，他的妻子在后边追。摄像机跟著录下了一切，他冲出人行道进了草地，轮椅翻倒，马文四仰八叉地摔在草地上。当他滚向一棵树旁时盖在他断腿上的被子也掉了。他的妻子和朋友立刻赶到，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消失在那一小群人中。但仍能听见他的叫骂声。这时摄像机掉转镜头，抓住那两个三K党徒，一个呆立在那里，另一个笑着挡在第一个之前，一声非比寻常的痛哭从那一小群人中爆发。马文悲从中来，他像一个受了伤的疯子发出尖利的嚎叫，一种病态的声音。几声凄厉的哭嚎之后，录像转到了下一个镜头。 
　　亚当头一次看到马文嚎叫与呻吟着在草地上滚时，他曾经热泪盈眶。后来，尽管那图像与声音仍然使他喉头发紧，但他早已不再落泪。这盘录像是他自己所作，只有他自己看过。可他看的次数太多了，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一年科技的进步是不可估量的，萨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的录像就清晰多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二月，在一个很小的小镇的一个热闹的广场上，有一座古雅的红砖建造的法院。天气严寒，或许因此使得看热闹的和举行示威的人来得不多。开庭第一天的报道中有一个短镜头，三个戴头罩的三K党徒在一个手提取暖器旁挤成一团，搓着手，看上去更像是狂欢节上的狂欢者而不像危险的恶棍流氓。十几个一律身着蓝色茄克的州警在一旁监视着他们。 
　　由于当时民权运动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一种持续的斗争，萨姆的第三次开庭比前两次吸引了更多的媒体。他是个供认不讳的三K党徒，一个从自由乘车客和爆炸教堂的久远的年代里来的活生生的恐怖分子。他是那段臭名昭著的日子的残渣余孽，曾被追踪而如今即将被绳之以法。他不止一次被比作纳粹战犯。 
　　萨姆在最后一次开庭前没有被拘禁。当时他是个自由的人，他的自由使他更难被摄像机捕捉到。屏幕上数次出现他闪身进入不同的法院大门的镜头。在第二次开庭过了十三年之后，萨姆虽老却不失风度。他的头发短而且整洁，只是灰白了。他略有些发福，但仍很匀称。在媒体追赶下他灵活老练地沿人行道行定并出入汽车。一架摄像机在他迈出法院旁门时捕捉到他，亚当在萨姆的目光刚好对着摄像机的瞬间定住了录像带。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庭的录像中有很多镜头是围绕着一个趾高气扬的年轻检察官拍的，他名叫大卫·麦卡利斯特，一个着深色西眼，飞快一笑时露出一口整洁牙齿的英俊男人。他有无可置疑的政治野心，有相貌、头发、下巴、浑厚的嗓音、流利的话语，以及吸引镜头的能力。 
　　在一九八九年，那次开庭的八年之后，大卫·麦卡利斯特当选密西西比州州长。不出大家所料，在他包罗万象的施政纲领里主张有更多的监狱，更长的刑期，坚决保留死刑。亚当讨厌他，但他知道过不了几个星期，也许几天后他可能就会坐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州长办公室里恳求特赦。 
　　录像带结尾是再次戴上手铐的萨姆在陪审团宣判了他的死刑之后被带出了法庭。他面无表情。他的律师仍在震惊中，发表了一些内容平淡的评论。记者把萨姆在几天内将被转移到死回牢房的消息作为报道的结束。 
　　亚当按下倒带按钮然后盯住空空的屏幕。在他没有扶手的沙发背后有三个装卡片的盒子，里面装着其余的故事；三次开庭的一大堆记录副本，这是亚当在佩珀代因上学时买的；上诉大战——自从萨姆被定罪人们就开始这样形容这场官司——的辩护状、申诉书以及其他文件的复印件；厚厚一摞精心复印、装订整齐并带有编目的上百篇报道三K党徒萨姆的历险生涯的报刊文章；有关死刑的材料与研究；在法学院做的笔记。他对他祖父的了解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多。 
　　是啊，亚当知道他还没有触及皮毛。他按了另一个按钮，又一遍看他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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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埃迪·凯霍尔的葬礼是在萨姆被判死刑后不到一个月时发生的。葬礼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小教堂举行。只有不多几个朋友和相比人数更少的家庭成员参加。亚当坐在前排，夹在母亲和妹妹之问。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盯着不远处盖着盖的棺材。像往常一样，他母亲的表情僵硬而淡漠，眼中偶尔闪出泪花，不时用纸巾擦着。她和埃迪有过不知多少次的分手与和解，以至于孩子们都弄不清谁的衣服放在谁那儿。虽说他们的婚姻不曾有过暴力，却也是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离婚状态——离婚的威胁，离婚的计划，和孩子们严肃地谈论有关离婚的事，离婚的谈判，离婚的表格，放弃离婚，发誓不离婚，等等。在萨姆·凯霍尔第三次受审期间，亚当的母亲悄悄地把她的东西搬回了他们的小房子，并且尽可能地陪在埃迪身边。埃迪不再去工作，又一次退到他自己狭小阴暗的世界。亚当问他的母亲，她只简单解释说他爸爸显然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困难时期”。窗帘被拉上，百叶窗关起来，灯的插头拔下来，声音放到最低，电视关上，全家人忍受着埃迪的又一次困难时期。 
　　陪审团裁决的三个星期后他死了。他在知道亚当会第一个到家的那天，在亚当的房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他在地板上留了一张字条指示亚当如何尽快在姑娘们到家之前把污物清理好。在厨房还找到了另一张字条。 
　　卡门当时十四岁，比亚当小将近三岁。她的母亲是在密西西比怀上的她，在她的父母匆匆向西搬迁之后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她出生的时候，埃迪已经合法地把他家人的姓从凯霍尔变成了霍尔。艾伦成了亚当。他们住在洛杉矶东部，三间一套的公寓，窗户上挂着肮脏的单子。亚当记得那单子上有好些破洞。那是他们许多临时住处的第一个。 
　　坐在前排紧挨着卡门的是一个他们称之为莉姑姑的神秘女人。她刚刚被作为埃迪的姐姐，埃迪唯一的手足，介绍给亚当和卡门。虽说孩子们不允许提有关家族的问题，但莉这个名字仍会偶尔被提到。她住在孟菲斯，一次婚姻使她进入孟菲斯一个富有的家庭，育有一子，由于宿怨与埃迪一直没有联系。孩子们，尤其是亚当，渴望能见到亲戚，况且莉姑姑是唯一曾被提到过的，孩子们对她有许多幻想。他们总想见到她，但埃迪却说她不是好人而不让见。他们的母亲小声告诉他们，莉实在是个好人，有一天她会带他们去孟菲斯见她。 
　　反而是莉去了加州，和他们一起埋葬了埃迪。葬礼后她住了两个星期，与侄子侄女混得很熟。他们爱她，因为她漂亮又潇洒，穿着牛仔裤与T恤，赤脚在沙滩漫步。她带他们逛商店，看电影，在海岸边作长长的散步。她用许多理由解释为什么没有早来。她说她想来，也答应过，只是埃迪不许她来。他们从前打过架，他不愿意见她。 
　　最后，还是和亚当坐在码头上一起观看夕阳沉入太平洋的莉姑姑谈到了她的父亲，萨姆·凯霍尔。海浪在他们脚下轻柔地拍打着，莉给亚当讲述了当他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曾在密西西比那个小镇呆过的一段不长的时期。她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膝盖，揭开了他们家族悲惨的历史。她赤裸裸地列出萨姆参加三K党活动的细节，克雷默的爆炸案，以及那些终于把他送进密西西比死牢的审判。她的口述中虽说有不少的漏洞，但她很有策略地包含了所有要点。 
　　对于一个刚刚丧父、尚不成熟的十六岁少年，亚当接受整个事情的表现却非常得当。他问了几个问题，海上的冷风吹来，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听，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只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个可怕的故事给他一种奇特的安慰。在他的世界之外竟有一个家族在那里！或许他根本不是与常人不同。或许他也有不少可以分享人生经历的叔伯姑姨表兄弟姊妹。或许也有几栋由真正的祖先建造的老房子，还有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农场。他终归还是有来历的。 
　　但是莉是聪明人，她及时觉察到他的兴趣所在。她解释说凯霍尔家族是个奇特而秘密的家族，他们自我封闭，回避与外人接触。他们不是那种到了圣诞节就团圆，逢七月四日国庆必聚会的友好热情之人。她住在离克兰顿只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却从未见过他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日暮时分去海堤成了一种仪式。他们会先在市场上买些红葡萄当零食，把籽吐进大海，直到天全黑下来。莉给他讲了在密西西比与她的弟弟埃迪度过的孩提时代。他们住在离克兰顿仅十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农场里，那里有可以钓鱼的池塘和可以骑的小马。萨姆是个和蔼的父亲，不是专制的却也实在不能说是亲切的。她的母亲多病而且不喜欢萨姆，但她溺爱她的孩子。她失去过一个孩子，一个新生儿，那时莉六岁，埃迪差不多四岁。她几乎一年都没走出她的卧房。萨姆雇了个黑女人照顾埃迪和莉。一九七七年她母亲死于癌症，那也是凯霍尔全家最后一次相聚。埃迪曾偷偷跑回家乡去参加葬礼，不过他设法避开了所有的人。三年后萨姆最后一次被捕并被判刑。 
　　关于她自己的生活莉没有讲多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典礼结束后一个星期她就匆匆离家直奔纳什维尔，打算录制唱片一举成名。不知怎么回事她遇上了费尔普斯·布思，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生，家里开着银行。他们最后在孟菲斯结婚安了家，开始了一种看来并不快乐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儿子，沃尔特，他显然相当反叛，现住阿姆斯特丹。关于莉的情况细节只有这些。 
　　亚当拿不准莉是否改过姓。他怀疑她改过，可谁又能责怪她呢？ 
　　像来时一样，莉悄悄地离开了。没有拥抱也没有告别，天亮之前她溜出他们家走了。两天后她打来了电话，鼓励亚当和卡门写信来，他们也热切地照办了，可是再也没有了她的信和电话，重新建立联系的保证渐渐地烟消云散。他们的妈妈有一个解释。她说莉是个好人，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凯霍尔家的人，天生就有些忧郁古怪。亚当的梦碎了。 
　　在他从佩琅代因毕业的那个夏天，亚当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半个国家去基韦斯特。他们在孟菲斯与莉姑姑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她独自住在公寓式管理的一套宽敞、现代化的私人套房里，房子坐落在可以俯瞰河上风光的陡峭河岸上。他们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他们三个，吃家里烤的比萨饼，喝啤酒，看过往的驳船，几乎无所不谈，只是从不提及家庭。亚当对于将要上的法学院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莉也有一大堆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她活泼、幽默、健谈，是个称职的女主人和姑姑。当他们拥抱告别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并且央告他再来。 
　　亚当和他的朋友避开了密西西比，取道向东，穿过田纳西州和云雾山。据亚当估算，他们曾一度离帕契曼的死囚牢和萨姆·凯霍尔不到一百英里。那是四年前，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那时他已经收集了整整一大箱有关他祖父的材料，录像带也差不多完成了。 
　　昨晚在电话中的谈话不长。亚当说他会在孟菲斯住几个月，会很高兴去看她。莉邀请他去她的老地方，那个有四间卧房和一个半工女佣的峭岸上的家。她坚持让他住在她那儿。然后他说他将在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工作，实际上他将致力于萨姆的案子。电话的另一头半天没有了声音，接着是个不那么坚定的邀请，无论如何要去她家，他们一起谈谈这件事。 
　　时间已过九点，亚当一面瞟着他的黑色敞篷绅宝一面按下她的门铃。这一排建筑共有二十套，紧密地连在一起，一色红瓦的房顶。一面宽阔的砖墙，墙头上是粗重的铁栏杆，保护着社区不受从孟菲斯市区来的威胁。一名武装警卫守着唯一的大门。要不是房子另一面有河上的景色，这些房子实际上不值多少钱。 
　　莉打开门，他们相互吻了一下面颊。“欢迎，”她说，看了看停车场，锁上了他身后的门，“累了吧？” 
　　“还可以，应该十个钟头的路我走了十二个钟头。我不是很急。” 
　　“你饿不饿？” 
　　“不，我几个小时前吃过。”他跟着她进了书房，两人面面相对，琢磨着说什么合适。她差不多五十岁了，四年来她老了很多。头发已是灰褐各半，并且长了很多。她把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扎成了个马尾。她淡蓝色的眼睛有点发红并且神色焦虑，眼角多了许多皱纹。她穿着宽松的活领棉布衬衫和褪色牛仔裤。莉仍然很潇洒。 
　　“真高兴见到你，”她说，带着亲切的微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咱们坐到阳台上去。”她拉着他的手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一个木结构阳台上，吊在木梁上的篮子里种着蕨类植物和九重葛。河就从他们下面流过。他们坐在白色的柳条摇椅里。“卡门好吗？”她边问边从一个陶水罐里给亚当倒了一杯冰茶。 
　　“挺好，还在伯克利的研究生院。我们每星期通一次话。她很认真地在和一个小伙子交朋友。” 
　　“她学什么呢？我忘了。” 
　　“心理学。想拿个博士，然后也许教书。”茶的柠檬味太重却不够甜。亚当慢慢地咂着。空气闷热。“马上就十点了，”他说，“为什么这么热？” 
　　“欢迎来到孟菲斯，亲爱的，整个九月都会很烤人。” 
　　“我受不了。” 
　　“你多少会习惯的。我们大量喝茶并呆在屋里。你母亲怎么样？” 
　　“还在波特兰，现在嫁给了一个做木材生意发了财的男人。我见过他一次。他大概六十五岁，说七十岁也像。她四十七岁，看上去像四十。一对漂亮的夫妻。他们飞来飞去，圣巴斯、南部法国、米兰，所有富人都得去看看的地方。她非常幸福。她的孩子长大了，埃迪死了，她的过去已经被彻底埋葬。她有的是钱而且生活得非常正常。” 
　　“你对她太刻薄。” 
　　“我对她太宽容了。她确实不愿意有我在她身边，因为我让她痛苦地联想起我的父亲和他倒霉的家庭。” 
　　“你母亲爱你，亚当。” 
　　“天哪，那可是好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就是知道。” 
　　“我没想到你和我母亲这么亲密。” 
　　“我们并不是亲密。别激动，亚当，轻松点。” 
　　“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仅此而已，我需要强烈点的饮料。” 
　　“放松些。趁你在这儿咱们开开心。” 
　　“我不是来开心的，莉姑姑。” 
　　“就叫我莉，行吗？” 
　　“行。我明天要去看萨姆。” 
　　她小心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站起来离开阳台。她回来时带了一瓶杰克·丹尼尔威士忌，往两个杯子里都倒了许多。她一口气喝下了她那杯，望着远处的河面。“为什么？”她终于问。 
　　“为什么不？因为他是我的祖父。因为他要死了。因为我是律师而他需要帮助。” 
　　“他甚至不认识你。” 
　　“明天他会的。” 
　　“所以你会告诉他？” 
　　“是的，我当然要告诉他。信不信？我真打算把凯霍尔家的一个深藏不露的肮脏秘密公开。对此你怎么看？” 
　　莉用双手捧着杯子慢慢地摇摇头。“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着，并不看亚当。 
　　“还没有，但很高兴知道你也关心他。” 
　　“我是关心。” 
　　“真的吗？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别提这些，亚当，你不理解。” 
　　“好的，很公平。给我解释一下，我在听，我希望理解。” 
　　“我们不能谈点别的吗，亲爱的？我对这件事还没有心理准备。” 
　　“不。” 
　　“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保证。我只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以为我们只是聊天说笑。” 
　　“对不起，莉。我烦透了聊天和秘密。我没有过去，因为我的父亲轻易地把它抹去了。我想知道它，莉。我想知道到底有多糟。” 
　　“糟透了，”她的声音像耳语，几乎是对她自己讲。 
　　“好的，我是个大人了，我能承受这些。我的父亲在他必须面对这些之前就在我面前溜掉了，所以恐怕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实情了。” 
　　“给我一些时间。” 
　　“没有时间了。明天我就要和他面对面了。”亚当一口气喝了一大口，然后用袖子擦擦嘴。“二十三年前，《新闻周刊》说萨姆的父亲也是个三K党徒，是吗？” 
　　“是的，我的祖父。” 
　　“还有几个叔叔和堂兄弟也是。” 
　　“他妈的一大帮。” 
　　“《新闻周刊》还说在福特县人人都知道萨姆在五十年代初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而且从未因此而被捕，从未在监狱里呆一天。是真的吗？” 
　　“这和现在有关系吗，亚当？那是你出生之前好多年的事。” 
　　“所以真有那么回事？” 
　　“是的，有那么回事。” 
　　“你知道情况？” 
　　“我看见的。” 
　　“你看见的！”亚当似乎无法相信地闭上了眼。他喘着粗气，把身子缩进了摇椅。一艘拖船的汽笛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目光随着它走向下游，直到它从一座桥下穿过。波旁威士忌开始起作用了。 
　　“咱们说点别的吧，”莉温和地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说，仍然望着河流，“我就爱上了历史。我对多少年前人们生活的方式着迷——拓荒者、马车队、淘金潮、牛仔和印第安人、西部移民。曾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说他祖父的祖父抢劫过火车并把钱埋在了墨西哥。他要拉起一帮人跑去找钱。我们知道他是瞎编，但是非常好玩、我经常想象我的祖先，记得我曾因为似乎没有祖先而困惑过。” 
　　“埃迪怎么说的？” 
　　“他告诉我他们全死光了，说人们在家族史上浪费的时间比其他的事都多。每次我问有关家族的问题，我母亲就会把我推到一边叫我把嘴闭上，因为再问有可能惹恼他，也许他会因此情绪低落，在他的卧房里呆上一个月。我的整个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父亲身边都是如履薄冰般提心吊胆。长大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他是个非常怪僻的人，非常不幸，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自杀。” 
　　她晃动着杯子里的冰块喝下最后一口。“事儿还多着呢，亚当。” 
　　“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 
　　莉轻轻拿起水罐注满了他们的杯子。亚当兑进波旁威士忌。几分钟过去后，他们边喝边望着河边路上的车流。 
　　“你去过死囚牢吗？”他问，仍然盯着河上的灯光。 
　　“没有，”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在那儿呆了差不多十年，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是最后那次审判之后不久。六个月后他给我回信让我别去，说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死囚牢里。我又写了两封，他一封也没回。” 
　　“我很难过。” 
　　“别难过。我心里非常内疚，亚当，要我谈这些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可能在孟菲斯呆一段时间。” 
　　“我想让你住在这儿。我们互相需要，”她迟疑地说，用食指搅了一下杯中的饮料，“我是说他就要死了，是不是？” 
　　“看样子是的。” 
　　“什么时候？” 
　　“两到三个月。他的上诉实际上已是山穷水尽。找不出更多的理由了。” 
　　“你为什么要卷入这件事？”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抗争的机会。今后的几个月我会拼命工作，同时祈祷奇迹出现。” 
　　“我也会祈祷的，”她说，又喝了一口。 
　　“我们能谈点别的事吗？”他问，突然看着她。 
　　“当然。” 
　　“你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准备住在这儿的话，就应当先问清楚。” 
　　“我自己住。我的丈夫住在我们乡下的房子里。” 
　　“他是一个人住吗？我只是好奇。” 
　　“有时是。他喜欢年轻姑娘，二十刚出头的，通常是他银行的职员。我去那儿之前会打电话。他如果来这儿也会先打电话。” 
　　“这倒不错而且方便。这个协议是谁牵头定的？”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了不起的婚姻。” 
　　“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真的。我用他的钱，同时不过问他的私生活。我们一起出席少数必要的社交活动，他很快活。” 
　　“你快活吗？” 
　　“多数时间。” 
　　“如果他欺骗你，你为什么不去打离婚官司让他输个精光？我会代理你。” 
　　“离婚是没有用的。费尔普斯来自一个正统而古板的豪门世家，钱多得要命。守旧的孟菲斯上流社会嘛。在有些这样的世家之间互相通婚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他家其实希望费尔普斯和他五表妹结婚的。可他却被我的魅力所征服。他的家庭极力反对这门婚姻，所以如果现在离婚那将是一种痛苦的证明，承认他们家当初是对的。此外，那些人非常自豪于他们的贵族血统，一次讨厌的离婚会使他们蒙受羞辱。我喜欢这种独立的生活，用他的钱但按我自己的选择生活。” 
　　“你爱过他吗？” 
　　“当然。我们结婚时曾疯狂地相爱。顺便说说，我们是私奔的。那是一九六三年，我们曾想举行一个有他的贵族家庭和我的平民家庭参加的盛大婚礼，但没有实现。他的母亲不肯和我说话，而我父亲正在忙着烧十字架。那时费尔普斯并不知道我父亲是三K党徒，当然，我也拼命要保住这个秘密。” 
　　“他发现了吗？” 
　　“在爸爸因为爆炸案被捕时我告诉了他。他依序告诉了他的父亲，这件事缓慢而小心地在布思家里传开。那些人在保守秘密上是非常专业化的。这也是他家唯一和咱们凯霍尔家相同的地方。” 
　　“看来只有几个人知道你是萨姆的女儿？” 
　　“非常少。我愿意保持这种状态。” 
　　“你觉得丢脸因为——” 
　　“见鬼，我是为我的父亲觉得丢脸！轮到谁还不都是这样？”她的言词突然变得尖锐刻薄。“我希望你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这个在死监里受罪的可怜老头就要为他的罪孽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我不认为他应该死。” 
　　“我也不认为。可他的确杀了不少人——克雷默家的双胞胎和他们的父亲，还有你的父亲，天晓得另外还有谁。他应该在牢里过完他的余生。” 
　　“你一点也不同情他？” 
　　“偶尔会。如果我这天高兴而且阳光明媚，我没准儿就会想起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件快乐的小事。可那种时候太少了，亚当。他给我的生活和他周围人的生活带来许多痛苦。他教我们恨所有的人。他对待我们的母亲很卑鄙。他整个该死的家族都卑鄙。” 
　　“那咱们就杀了他算了，怎么样？” 
　　“我可没那么说，亚当。而且你这么说并不公平。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他，每天都为他祈祷。我对着四壁问过无数次，为什么我父亲会成为这么可怕的人，他是怎么变的。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现在正坐在阳台上的好老头，拿着烟斗和手杖，也许杯子里再斟一点波旁酒？当然，是为了健胃。为什么我的父亲非得去当三K党徒，杀死无辜的孩子也毁了他自己的家？” 
　　“也许他并不是蓄意杀人。” 
　　“他们死了，是不是？陪审团说是他干的。他们给炸成碎片并排埋在一座小小的坟墓里。谁管他是不是蓄意去杀了他们？他在场，亚当。” 
　　“这会是非常重要的。” 
　　莉跳起来抓住他的手。“上这儿来，”她坚持着。他们几步走到阳台的边上。她指着几个街区以外的孟菲斯地平线。“你看那个平顶的建筑，面朝着河的那座，离我们最近的。就在那儿，三四个街区远。” 
　　“看到了，”他回答得很慢。 
　　“最高的一层是十五层，对吧？现在从右边，往下数六层。你跟得上我吗？” 
　　“跟得上。”亚当点点头，顺从地数着。那是一座华丽的高楼。 
　　“现在从左边数四个窗户。有一扇亮着灯。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猜猜谁住在那儿。” 
　　“我怎么知道？” 
　　“露丝·克雷默。” 
　　“露丝·克雷默！孩子的母亲？” 
　　“就是她。” 
　　“你认识她？” 
　　“我们遇到过一次，极偶然的。她只知道我是莉·布思，是那个声名狼藉的费尔普斯·布思的妻子，仅此而已。那是为芭蕾舞剧团或者什么别的事而举行的一次大张旗鼓的募捐会。我一向都尽量避免和她见面。” 
　　“这真是一个小地方。” 
　　“它可能是比较小。如果你去问她关于萨姆的事，她会说什么呢？” 
　　亚当望着远方的灯火。“我不知道。我读过些报道，说她仍然怀恨在心。” 
　　“怀恨？她失去了她整个的家庭。她一直没再婚。你想她会关心我父亲炸死她孩子是不是蓄意的问题吗？当然不。她只知道他们死了，亚当，死了二十三年了。她知道他们死于我父亲安置的一枚炸弹，如果他当时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他那些愚蠢的哥儿们深夜在外面兜风，小乔希和约翰就不会死。他们现在将会是二十八岁，也许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结了婚，会有一两个孩子让露丝和马文解闷儿。她才不关心那炸弹蓄意要去炸谁，亚当，她只知道那炸弹在那儿并且它爆炸了。她的孩子们死了。这才是最要紧的。” 
　　莉回身坐进她的摇椅。她摇晃着她的冰块喝了一口。“别误会，亚当。我反对死刑。我可能是这个国家里仅有的一个父亲关在死监里的五十岁的白人妇女。死刑是野蛮、不道德的，是对人的歧视，残酷而不文明——我赞同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别忘记受害者，明白吗？他们有权力要求报复，这份权力是他们应得的。” 
　　“露丝·克雷默要报复吗？” 
　　“据各方面的报道，是的。她不再对媒体多说，但是她在各种受害者团体中很活跃。几年前曾有人引述她的话：执行萨姆·凯霍尔的死刑时她会到场旁观。” 
　　“这可不算宽容。”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要求过宽恕。” 
　　亚当转过身背对河坐在栏杆边上。他看了一眼市区的楼群，然后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脚。莉又长长地喝了一口。 
　　“那么，莉姑姑，我们将干些什么呢？” 
　　“把姑姑省了。” 
　　“好的，莉。我就在这儿了。我不打算就离开的。明天我去见萨姆，在我离开时我希望成为他的律师。” 
　　“你是否打算把这事瞒住？” 
　　“你是指我其实是凯霍尔家人这件事吗？我不打算告诉什么人，但这秘密要能长久保住倒怪了。它所涉及的是死监里的犯人，萨姆的名气不小。新闻媒体很快就会开始刨根问底。” 
　　莉盘起腿望着河流。“会伤害到你吗？”她轻声问。 
　　“当然不会。我是个律师。律师为猥亵少年犯、暗杀者、毒品犯、强奸犯和恐怖分子辩护。我们不是受欢迎的人。我怎么会被他是我的祖父这一事实所伤害？” 
　　“你的事务所知道吗？” 
　　“我昨天告诉了他们。他们其实本不高兴，但后来改变了态度。实际上，我在他们雇我的时候对他们隐瞒了此事。我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没事了。” 
　　“要是萨姆不同意呢？” 
　　“那样我们就都安全了，不是吗？谁也不会知道了，你会受到保护。我会回到芝加哥去等着看有线电视新闻网关于执行死刑的精彩场面的采访报道。然后我会选在秋天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开车过来，在他的坟前放一束花，很可能看着墓碑再次问自己为什么他要干这样的事以及他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邪恶之徒，而我又为什么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你知道，这些问题我们问了多少年了。我会邀你与我同去。那可以算是一次家庭团聚，知道吗？只有我们凯霍尔家的人穿过墓地，带着廉价的花束和厚厚的太阳镜以兔有人认出我们。” 
　　“别说了，”她说，亚当看见她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流到她的下巴上，她用手指擦着。 
　　“对不起，”他说，转身望着另一艘驳船缓缓从北边驶过河上背阴的地方，“对不起，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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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时过二十三年，他终于就要回到他出生的州了，感觉不到特别的欢欣，也没有特别的恐惧。他开车很小心，时速五十五英里而且拒绝超车。公路变窄降低进入密西西比三角洲平原，亚当看见一条堤坝蜿蜒曲折向右延伸，最后在一英里远的地方消失在视野之外。他从容地穿过一个叫沃兹的小村庄。这是六十一号公路沿途大大小小城镇中的第一个。他随着车流向南。 
　　通过大量的研究，他知道这条高速公路几十年来作为一条主要通道输送了三角洲千百万的贫困黑人向北迁移，去孟菲斯、圣路易斯、芝加哥和底特律，去那些可以找到工作和体面住房的地方。布鲁斯歌曲就是从这些城镇和农庄，从那些摇摇欲坠的枪楼和布满灰尘的乡间小铺，从那些六十一号公路边上花里胡哨的有自动点唱机的小酒吧中诞生并且向北方传播的。这音乐在孟菲斯找到了家，在那里与教会及乡村音乐交融为一体，派生出摇滚乐。他在听着一盘泥水乐队的老录音带时进入了那个声名狼藉的蒂尼卡县，据说这里是全国最穷的地方。 
　　音乐也不能使他平静。他谢绝了莉的早饭，说是不饿，现在他却觉得胃里好像打了个结，而且越向前走那个结就越大。 
　　在蒂尼卡镇的北边，农田越发广阔，一望无垠。大豆和棉花高已及膝。农田远处有一小队红的绿的后面挂着犁的拖拉机在无尽的一排排绿叶茂盛的作物间穿行。虽然还不到九点钟，天气已经又热又问了。大地非常干燥，每一架犁的后面都扬起一团烟尘。一架给大田撒药的飞机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轻轻掠过这片田地的上空，滑翔着向上飞去。车流拥挤而且缓慢，有时碰上某种巨型怪物似的约翰·第尔农机把公路当沙漠般旁若无人地向前一点点蠕动，你几乎就得被迫停下来。 
　　亚当很有耐心。他的约会定在十点钟，就是晚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克拉克斯代尔，他离开了六十一号公路转入四十九号公路向东南方向开去，穿过几个很小的移民村落，穿过更多的大豆地。他驶过一架架眼下闲着但正等待丰收的轧棉机，驶过赤贫的排房和肮脏的活动房屋，这些房屋因为某种原因都紧靠着高速公路。他偶尔也驶过一座好房子，但它总是远离公路耸立在一片高大的橡树和榆树的浓密树荫之中，而且通常会有一个铁栅栏围起的游泳池在房子一边。人人都可以看得出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路标指示州监狱在前方五英里的地方，亚当下意识地放慢了车速。一分钟后，他追上了一辆在公路上大摇大摆慢吞吞的拖拉机，他不想超车只是跟在后边。拖拉机的司机，一个戴顶脏帽子的白人老头，比划着让他超过去。亚当摆摆手，继续以二十英里的时速跟在铁犁后面。附近没有其他的车辆，一块泥从拖拉机的后轮胎上进起，落在绅宝前面几英寸的地方。他把车速又减慢了一些。前面的司机扭转过身子，又一次挥手让他超过。他的嘴在动，脸上现出怒容，似乎这是他的高速路，而且他讨厌有个笨蛋跟着他的拖拉机。亚当微笑着又摇了摇手，仍然呆在后边。 
　　几分钟后他看见了监狱。路边没有高高的铁丝网，也没有闪闪发光的锋利的铁刺去防备犯人逃跑，没有武装的警卫在塔楼上监视，也没有一伙伙的囚徒冲着过路人喊叫。亚当看到道路右边有个入口，密西西比州立监狱几个字横亘在入口的拱门上。入口旁边是几座建筑，全部面向高速公路而且显而易见没有守卫。 
　　亚当再次向拖拉机的司机招手，然后驶离高速公路。他做了个深呼吸，打量着这个入口。一位穿制服的女人从警卫室走出来站在拱门下盯住他。亚当缓慢地开到她身边，摇低窗户。 
　　“早啊，”她说。她的胯上挂着一支枪，手里拿着个纸夹。另一个警卫从屋里望着。“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个律师，来见死监里的一个委托人，”亚当心虚地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尖锐而紧张。沉着点，他对自己说。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死监里的人，先生。” 
　　“对不起，我说错了吗？” 
　　“没这么个地方叫死监。我们在加严管制区关着他们那一帮人，简称严管区。找遍这块地方，你也找不着死监。” 
　　“好吧。” 
　　“姓名？”她问，边查看着纸夹。 
　　“亚当·霍尔。” 
　　“你的委托人？” 
　　“萨姆·凯霍尔。”他在期待着某种反应，可是警卫毫不在乎。她翻过那页纸说：“就呆在这儿。” 
　　入口变为一条两旁有树荫和一些小房子的马路。这里不像是监狱——倒像是一座小镇上一条充满生机的小街，随时都会从街角跑出一群骑自行车和滑旱冰的孩子们。右边是一座有着前廊与花坛的古老建筑。一个牌子写着此地是访客中心，就像有纪念品和柠檬水出售给那些热切的旅游者似的。一辆白色小卡车载着三个黑人青年从他身边驶过而没有减速，车门上印着密西西比州惩戒所。 
　　亚当瞥见警卫站在他的车后，她边走近他的车窗边写下些什么。“伊利诺斯州哪里？”她问。 
　　“芝加哥。” 
　　“有没有照相机、枪或录音机？” 
　　“没有。” 
　　她伸进车窗在挡风玻璃后放了一张卡片，又看了一眼她的纸夹说：“有个通知说你应该去见卢卡斯·曼。” 
　　“那是谁？” 
　　“他是本监狱律师。” 
　　“我不知道我该去见他。” 
　　她举着一张纸离他的脸有三尺远。“这上面说的。第三个街口左转，往前开，然后绕到红砖房背后。”她用手指着。 
　　“他要干什么？” 
　　她哼了一声，耸耸肩，然后摇着头回到警卫室。天下律师都一样蠢。 
　　亚当轻轻踩了一下油门，经过访客中心驶入林荫道。两面都是整洁的白色木结构房屋，他后来得知监狱守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家人住在这儿。他按她的指示把车停在一座旧砖房前。两个穿白色条纹蓝囚裤的犯人在擦房前的台阶。亚当尽量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走进了房子。 
　　他费了点劲才找到卢卡斯·曼的没有标志的办公室。一个秘书向他微笑，打开了另一扇门。那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曼先生正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打电话。 
　　“坐吧，”秘书在关上他身后的门时轻轻对他说。曼拿着电话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亚当把公文包放在椅子上，自己站在后边。办公室又大又干净。两个长方形窗户对着高速公路，使屋里光线充足。左边墙上挂着一张镶在大镜框里的照片，看着挺面熟，一位英俊的有个大下巴的年轻人带着真诚的微笑。这是大卫·麦卡利斯特，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亚当怀疑他的标准像会挂在每一间政府办公室里，没准连他领地上所有的走廊、壁橱和厕所里都有。 
　　卢卡斯·曼拉着电话线走到窗前，背对着桌子和亚当。他实在不像个律师。他大约有五十五六岁，飘垂的深灰头发，大概用了什么方法把头发固定在脖子后边。他的穿着时新别致——两兜卡其布工作衫浆得笔挺，一条混合色拉色的领带松松地挂在脖子上。领口第一个扣不系，露出里面灰色的全棉T恤；棕色丝光卡其裤同样浆得笔挺，一走路窸窸直响，翻起的一寸裤边恰到好处地露出一道窄窄的白袜子；平底皮便鞋光洁无暇。卢卡斯显然很知道怎么打扮，而且显然他所致力的律师业务也是不同的。如果他的左耳垂上再戴个小耳环，那他就该是个不折不扣试图在他后半生顺应潮流的老年嬉皮士。 
　　办公室用代代相袭的政府家具布置得很整洁：一张旧办公桌放得很是地方，三把金属椅上铺着化纤的垫子，靠墙是一排不配套的档案柜。亚当站在椅子后边试图让自己镇静。难道每一位探监的律师都要经过这样的会见？肯定不是。这里关着五千个犯人。加纳·古德曼没有提到过要见卢卡斯·曼。 
　　这个名字似乎耳熟。在他的几箱审判记录和剪报上他见过卢卡斯·曼这个名字，他拼命想回忆起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在死刑诉讼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亚当知道得很清楚州检察长是他的敌人，只是他不知把卢卡斯放在什么位置。 
　　曼突然放下电话把一只手伸给亚当。“很高兴见到你，霍尔先生。请坐，”他指着一张椅子用柔和愉快的拖腔说，“谢谢你路过这里。” 
　　亚当坐了下来。“确实，非常高兴见到你，”他紧张地回答，“什么事？” 
　　“有两件事。首先，我只是想见到你并问好。我在这里做了十二年的律师。在这令人作呕的地方，我主要是经手些民事诉讼，你知道，各种荒唐的诉讼都是由我们的客人提出的——犯人权益、伤害案，诸如此类吧。似乎天天有人控告我们。依照法令，我也参与一点死刑案的工作，并且我知道你是来见萨姆的。” 
　　“非常正确。” 
　　“他雇佣了你吗？” 
　　“还没确定。” 
　　“我想是没有。这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除非你确实已代理这个犯人，否则就不能探视，我知道萨姆成功地结束了库贝事务所的代理。” 
　　“所以我不能见他？”亚当问，几乎有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你不应该去。昨天我和加纳·古德曼谈了很久。几年前在梅纳德·托尔处死刑时我和他认识的。你熟悉那个案子吗？” 
　　“不清楚。” 
　　“一九八六年。那是我经历的第二个死刑案，”他的口气似乎像是他曾亲自按了开关。他坐在桌子边上俯视着亚当。他的右腿在桌边晃动，浆过的裤子轻轻响着。“我经历过四个，你知道。萨姆可能是第五个。无论如何，古德曼代理梅纳德·托尔时我们认识的。他是个好绅士，也是个凶猛的辩护手。” 
　　“谢谢，”亚当想不出如何回答。 
　　“从我个人来说，我讨厌它们。” 
　　“你反对死刑？” 
　　“大多数时候是的。事实上我经历了所有阶段。每回我们这里杀人时我都觉得全世界发了狂。然后，每次，我都会回顾那些案情，我会想起那些罪行是多么残酷可怕。我经历的第一个死刑案是特迪·多伊尔·米克斯，一个流浪汉，他把一个小男孩强奸致残，并杀死了他。在他走进毒气室时并没人为他难过。但是，嘿，听着，我有数不清的战争故事。或许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好吗？” 
　　“当然，”亚当没作任何承诺。他想不出什么时候他会有兴趣来听那些暴力凶杀犯的案情和他们被处死刑的故事。 
　　“我告诉古德曼我不认为你应该获准去见萨姆。他听了一会儿便作了解释，我必须说，他的话非常含糊，他说你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所以你至少应该获准去探视一次。他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使你如此特殊，明白我的意思吗？”卢卡斯边说边揉着他的下巴，似乎他已经解开了这个谜，“我们的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于严管区。但是只要我请求，典狱长就会照办。”他的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悬在半空中。 
　　“我，哦，真的需要见他，”亚当的声音几乎颤抖起来。 
　　“是呵，他需要一个律师。坦白地说，我很高兴你来。我们从没有处死过任何一个自己的律师没有到场的犯人。直到处决前最后一分钟都有行使各种法律手段的问题，如果萨姆有律师，那会让我感觉好一些。”他绕过桌子坐在另一边，打开一份卷宗细看里面的一张纸条。亚当边等边试图调整自己的呼吸。 
　　“我们对死刑犯的家庭背景要做相当仔细的调查，”卢卡斯说，仍在看卷宗，但说话的语调却透出严肃的警告，“尤其是当上诉驳回刑期逼近时。你了解他家人的情况吗？” 
　　亚当胃里的结突然变得像篮球那么大。他竭力用耸肩和摇头来表示他什么也不了解。 
　　“你打算和萨姆的家人谈谈吗？” 
　　还是没有反应，只是又同样笨拙地耸耸肩，此刻他的肩膀是那么沉重。 
　　“我是说，在这些案子中，一般当死刑期将近时就需要与犯人家属进行大量的接触。你或许也想和这些家属接触。萨姆在孟菲斯有个女儿，莉·布思夫人。如果你需要，我有她的地址。”卢卡斯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亚当呆若木鸡，不能动弹。“你大概不认识她吧，是吗？” 
　　亚当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萨姆有一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但那个可怜的人在一九八一年自杀了。住在加利福尼亚。埃迪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生在密西西比的克兰顿，已经不小了。说来也怪，根据我的法律界姓名录，这也是你的生日。上面说你是同一天生在孟菲斯。埃迪还留下一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女儿。这些就是萨姆的孙子辈。我会试着和他们联系，如果你——”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亚当脱口说出，然后深深地出了口气，他往椅子里缩了缩身子盯着桌面。他的心在狂跳，但是起码他又能呼吸了，肩头顿时轻松了。他甚至能挤出一丝微笑。 
　　曼的脸上毫无表情。他考虑了长长的一分钟，然后口气里带着些许满意说：“我多少猜到了一点。”他立刻开始翻手里的文件，似乎里面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在死监里萨姆是个非常孤独的人，我时常纳闷觉得他的家庭不可思议。他也有来信但几乎没有家信。实际上没有人来探视他，没有他想见的人。如此被家庭忽略对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囚犯来说是有些不寻常，尤其还是个白人。我并不是在打听人家的私事，你明白吗？” 
　　“当然不是。” 
　　卢卡斯没有理会。“我们必须为行刑作准备，霍尔先生。比如说尸体如何处理，怎么安葬等等。这些时候就需要家属参与。昨天和古德曼谈过之后，我便请我们在杰克逊市的人去调查了一下他的家庭。这很容易。他们同时查了你的档案，并且立刻发现田纳西州没有关于亚当·霍尔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出生的记录。从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这并不难。” 
　　“我已经不再隐瞒。” 
　　“你什么时候知道萨姆的事的？” 
　　“九年前。我的姑姑莉·布思在我们埋葬了我的父亲之后告诉了我。” 
　　“你和萨姆有过任何接触吗？” 
　　“没有。” 
　　卢卡斯合上卷宗向后靠在他吱吱作响的椅背上。“因此萨姆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和为什么来这儿。” 
　　“不错。” 
　　“哇。”他对着天花板吹了一声口哨。 
　　亚当放松了一些并且直起了身子。现在秘密已经说出，要不是想起莉害怕她被人发现，他会觉得十分轻松。“今天我能和他会见多久？”他问。 
　　“嗯，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好吗？” 
　　“当然，亚当，我们对待死监其实有两套规矩。” 
　　“对不起，但是门口的警卫告诉我没有死监。” 
　　“按官方口径，是没有。你不会从任何一位警卫或其他职员嘴里听到，只有加严管制区或严管区或十七囚区。不管怎样，在一个死监犯死期将至时，我们总是把规矩放宽。与律师见面通常限制在一天一小时，不过萨姆的情况不同，你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我猜想你会有很多要说的。” 
　　“就是说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如果愿意，你可以呆一整天。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尽量提供方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随意进出。我到过另外五个州的死监，相信我，我们这里对死刑犯最好。老天，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在处死犯人前会把那个倒霉鬼从牢房提出来放在一个被称作死房子的地方关三天。多残忍。我们可不那么干。萨姆在大日子来到之前会受到特殊的待遇。” 
　　“大日子？” 
　　“是呀。从今天起四个星期，你知道吗？八月八号。”卢卡斯伸手从桌角拿过一份文件，递给亚当。“这是今天早晨到的。第五巡回法院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撤消了延缓行刑令。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刚刚定下新的死刑执行日期，八月八号。” 
　　亚当没有看那文件。“四个星期，”他惊呆了。 
　　“恐怕是的。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我把复印件送给了萨姆，所以他正心情不好呢。” 
　　“四个星期，”亚当重复着，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他溜了一眼法庭裁决。案名为：密西西比州控萨姆·凯霍尔案。“我想我最好去见他，你说呢？”他想也没想地说。 
　　“是呀，看，亚当，我不是坏人，明白吗？”他慢慢起身，走到桌边轻轻坐下，把双臂抱在胸前俯视着亚当。“我只是尽我的本分，明白吗？我之所以要介入是因为我必须监督这里并确保事情按手册规定合法进行。尽管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情况会变得疯狂而且紧张，所有的人都会给我打电话——典狱长、他的助手、检察长办公室、州长、你，还有上百个其他人。所以我会处于中心地位，虽说我不情愿。这就是这份工作中最令人不愉快的地方。我只希望你能明白，如果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在，好吗？我会公正真诚地对待你。” 
　　“你以为萨姆会让我代理他？” 
　　“是的，我是这么以为的。” 
　　“四个星期内执行死刑的机会有多大？” 
　　“一半对一半。你从来不知道在最后一分钟法庭会干什么。我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着手准备。我们有一系列工作要照着清单逐一落实。” 
　　“类似一种为死亡制作的蓝图。” 
　　“差不多。别以为我们喜欢它。” 
　　“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在恪尽职守，对吧？” 
　　“这是这个州的法律。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处死罪犯，那得有人去执行。” 
　　亚当把法庭裁决放进他的公文包然后站在卢卡斯面前。“谢谢，就算是为了你的好客。” 
　　“没什么。你见过萨姆之后，我需要知道结果。” 
　　“我会给你一份代理协议副本，如果他签字的话。” 
　　“我需要的就是那个。” 
　　他们握了握手，亚当朝门口走去。 
　　“还有一件事，”卢卡斯说，“他们把萨姆带进探视室时，你要请看守除去手铐。我肯定会让他们执行。这对萨姆意义重大。” 
　　“谢谢。” 
　　“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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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亚当走出楼房，又从刚才那两个依然在无精打采地擦着同一处台阶的犯人旁边走过。外面的气温升高了至少十度。他在楼前的台阶上停下脚，望着不到一百码处一伙囚犯正沿着高速公路拣垃圾。骑在马上的武装警卫在路边沟里监视他们。过往的车辆并没有减速，只是稍微绕一下。亚当纳闷犯了什么罪的人可以在铁丝网外那么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干活。似乎除了他没人关心这事。 
　　他选取捷径走向他的车，光是打开车门发动汽车那么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全身。他从卢卡斯办公室后面停车场的车道向左拐，然后驶入监狱的主要干道，又驶过那排房前花木繁茂的漂亮白房子。一个多么文明的小社区。路边的箭头指示去十七囚区向左。他慢慢拐过去，立刻上了一条土路，并很快就见到一片围墙和铁丝网上锋利的尖刺。 
　　帕契曼的死监建于一九五四年，官方命名为加严管制区，或简称严管区。按照惯例在内侧墙上挂着一块金属板，上面列着日期，当然，有州长的名字及各位曾参与过建设的重要人物及早就被遗忘了的官员们，当然还有建筑师和施工者。这就是当时的工艺水平——红砖砌成的单层平顶建筑从中心延伸成两个长方形。 
　　亚当把车停在砂土地的停车场上的两辆车之间，打量看那建筑。从外面看不见铁栏杆，也没有警卫在周围巡逻。如果不是围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它很可能被当作一所郊区小学。建筑物的一端有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子，一个囚犯独自在没草的球场上对着变了形的篮板运球投篮。 
　　亚当面前的围墙起码有十二英尺高，顶部装有几股绞在一起的粗粗的带刺的铁丝网和一圈令人生畏的闪闪发光的尖刺。围墙笔直，到拐角处与一座岗楼相接，警卫在岗楼上向四下了望。围墙从四面围住死监，相当对称地在每一拐角都耸立着一座岗楼，岗楼顶有玻璃的了望哨台。围墙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监是建在棉花地中间的。 
　　亚当下了车，突然感到一种被幽闭的恐惧，于是用劲握住那薄薄的公文包的提手。透过大门上的锁链，他凝望着那在炎热中的平顶建筑，这就是他们杀人的地方。他小心地脱去外衣，只见衬衣早已湿透并贴在胸前。胃里的撞击又回来了，而且异常猛烈。因为两腿发软，膝盖发抖，他向警卫室迈出的头几步慢而笨拙。当他走到岗楼前抬头望着时，他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皮鞋已满是灰尘。一个穿制服的和蔼女人用绳子系下来一只像是洗车用的那种红桶。“把你的钥匙放进桶里，”她身子探出栏杆，简单地说了一句。围墙顶部带刺的铁丝网在她下面离她还有五英尺。 
　　亚当立刻照办。他小心地把他的钥匙放进红桶，桶里已经有了十来个钥匙链。他看着桶被提起，几秒钟后停下，她把绳子系好，于是小桶被无辜悬吊在半空。如果吹来一阵微风它就会晃动，只是在这闷热的真空中连呼吸的空气都不够，风早已死去许多年。 
　　警卫检查完亚当，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开关或扳了杠杆，亚当不知是谁，但一阵嗡嗡声传来，面前两扇沉重的用锁链连着的大门向两边滑动了数尺使他能够进入。他在土路上走了十五步停下来时身后的大门关上了。他学到了监狱安全制度的第一条基本规程——每个守卫着的出入口都有两道上锁的门。 
　　当第一道门在他身后关上并自动锁上后，第二道门才进入开启程序并顺着围墙滑动。正当这一切发生时，一个胳膊有亚当的腿那么粗的矮胖警卫出现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并沿着砖路向入口处踱来。他腆着肚子，梗着粗脖子，似乎在等待亚当，而亚当正在等着通过入口处。 
　　他伸过巨大的黑手自我介绍：“警官帕克。”亚当与他握了握手并立刻注意到他脚下有一双闪亮的牛仔皮靴。 
　　“亚当·霍尔，”他说，努力让自己尽量自然地把手收回。 
　　“来看萨姆，”帕克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先生，”亚当奇怪是否这里所有人都径直称他为萨姆。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他们开始向那建筑物慢慢走去。 
　　“是，”亚当看着近处几扇开着的窗户问，“所有死监的囚犯都在这儿吗？” 
　　“没错。今儿有四十七，上星期少了一个。” 
　　他们走近大门。“少了一个？” 
　　“对。最高法院变了卦，只好把他挪到普通牢房。我必须搜你的身。”他们站在门口，亚当紧张地四下看了看，想看明白帕克想在什么地方给他搜身。 
　　“把腿分开一点，”帕克说，已经把公文包拿过去放在水泥地上。此刻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平底皮鞋呆在原地不动。虽然他有些晕头转向，而且一时手足无措，但亚当在这可怕的时刻想不起有人曾要求他分开双腿，哪怕只是分开一点点。 
　　帕克是个专家。他熟练地拍拍袜子，轻巧地向上移到抖得不轻的膝盖，接着很快搜了腰部四周，又在腋下迅速搜了一遍，似乎亚当会穿着肩套，里面藏着一只小手枪。警官帕克对亚当第一次的搜身很仁慈地只用了几秒钟便告结束。帕克用他粗笨的右手灵巧地伸进公文包，然后交还给亚当。“今天看萨姆可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我听说了，”亚当回答，又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他面向铁门，似乎现在该是进死监的时候了。 
　　“这边走，”帕克低声说，走下台阶顺草地转过墙角。亚当顺从地跟着他，沿着又一条红砖铺的小路走到一个普通的没什么特点的门前。门口长满了杂草，门上没有任何牌子和标志。 
　　“这是什么地方？”亚当问。他粗粗地记得古德曼对于这个地方的描述，但此时此刻所有的细节都变得模糊不清。 
　　“会议室。”帕克用钥匙打开门。亚当进去之前先看了一眼四周，希望判明自己的位置。这扇门挨着牢区中部。亚当的感觉是警卫和他们的主管们不喜欢律师们四下闲逛窥视。所以才把出入口设在外面。 
　　他深深吸了口气走进房问。没有别的律师来探视他们的当事人，这使亚当觉得特别受鼓舞。这次会见可能会有吵闹甚至也许很激动，他宁愿这一切私下里进行。至少此刻房间里是空的。房间很大，足够几个律师在这里会见当事人并讨论案情。这房间看来有三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水泥地，日光灯十分明亮。房间远处是一整面红砖墙，顶端有三个窗户，就像牢区外墙一样。很明显这间会议室是事后才想到并增建的。 
　　一个不大的窗式空调器在愤怒地咆哮着，但产生的冷气却少得可怜。房间被砖和金属板的隔墙整齐地分隔开，律师在一边而囚犯在另一边。隔断下部是三英尺的砖墙，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台面给律师放他们的拍纸簿并记录他们和委托人的谈话。直抵天花板的一面厚厚的金属材料做的明亮的绿色隔板结实地立在台面上。 
　　亚当慢慢地走到房间的一头，墙边是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绿色和灰色的废旧公家椅子，还有折叠式的、窄小的咖啡椅。 
　　“我得锁上这扇门，”帕克迈步出门时说，“我们会把萨姆带来。”门砰地关上了，留下亚当一个人在屋里。他立刻在房间的一头找好了一个位置，万一再来一个律师，肯定会选择房间的另一端，这样大家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隐私。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台前，把外衣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拿出他的拍纸簿，拔出笔帽，然后开始啃指甲。他试图停止这个动作，但他做不到。他胃里在翻江倒海，他的两腿止不住地哆嗦。透过隔板他研究着犯人那边的座位——同样的木制台子，同样的一排旧椅子。在隔板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窄长的窗口，四英寸乘十英寸，通过这个小孔，他将与萨姆·凯霍尔面对面。 
　　他紧张地等待着，不断地告诫自己要镇静，别紧张，放轻松，他能处理好这一切。他在拍纸簿上涂抹着什么，但说实话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他卷起袖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着窃听器或摄像机，但这个地方太简单太朴素，他无法想象会有谁在这儿搞窃听。如果警官帕克是一种象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该是很悠闲的，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他研究了两边的空椅子，猜想有多少绝望的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这里和他们的律师相见，听上几句抱有希望的话。时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有多少紧急的请求从这个隔板的窗口里传递过？有多少律师就坐在他现在坐的位置上告诉他的当事人他已无能为力，死刑将如期执行？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但是让亚当镇静了不少。他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个律师，受过良好的训练，才思敏捷，而且还有强大的库贝事务所作为后盾。他可以担当此任。他的腿渐渐不再发抖，并且不再啃指甲了。 
　　门突然喀啦一响，惊得他浑身一哆嗦。门慢慢地被推开，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卫迈步走进房间犯人座一侧。他身后就是穿着鲜亮的红色连衣裤、戴手铐的萨姆·凯霍尔。他阴沉着脸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眯着眼睛向隔板这边望来，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亚当身上。另一个警卫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律师对面。他很瘦，苍白，比两个警卫矮了六英寸，但他们似乎并不难为他。 
　　“你是谁？”他盯着亚当，而亚当此刻正在啃着指甲。 
　　一个警卫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萨姆的身后，另一个警卫把他按在椅子里。他始终盯着亚当。警卫转身走开，在将要离开时亚当开口了：“请你们除去他的手铐，可以吗？” 
　　“不，先生，我们不能。” 
　　亚当困难地咽了口唾液。“除去它们，好吗，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一会儿，”他说着，试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警卫们相互看了一眼，似乎从未听到过这种要求。他们很快拿出钥匙，摘除了手铐。 
　　萨姆并没有被感动。在警卫开关门的声音中，他仍然透过隔板上的窗口瞪着亚当。门在砰的一声巨响中关上了。 
　　他们单独在一起了，这是凯霍尔式的家庭团聚。空调轰隆轰隆地响着，漫长的一分钟里这是唯一的声响。虽说他努力鼓足勇气，却仍无法使自己的目光与萨姆相对超过两秒钟。他忙乎着往纸上记下些重要的笔记，在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每一行字时他能感觉到萨姆灼热的目光。 
　　最后，亚当从窗口递过一张名片。“我叫亚当·霍尔。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总部在芝加哥，孟菲斯设有分部。” 
　　萨姆耐心地从正面到反面察看着那张名片。亚当留心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手皱纹很多，而且被烟熏成了深黄色。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唯一的颜色是来自像粘在脸上的盐和胡椒一样的五天不曾刮的胡子茬。他的头发很长，灰白，而且油腻，光滑地梳在脑后。亚当很快明白了他和录像中定格的形象完全不同，也同一九八一年受审时他自己最后那些有名的照片不同。他如今已是一个相当老的老人了，不健康的皮肤，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年龄与苦难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前额上。他脸上唯一吸引人的那双锐利、湛蓝的眼睛正从名片上抬起。“你们这些犹太小子从不打退堂鼓，是吗？”他的声调愉快、平静，听不出里面有怒气。 
　　“我不是犹太人，”亚当说，不再躲闪萨姆的凝视。 
　　“那么你怎么会给库贝事务所干事？”他把名片放在一边。此时他的语调温和而缓慢，带着一个在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中单独生存了九年半的人所能有的耐心。 
　　“我们雇人主张机会均等。” 
　　“很好，我想你们做事一律恰当而合法，完全符合所有的民权决议和那些联邦改良法案。” 
　　“当然。” 
　　“库贝事务所现在有多少合伙律师？” 
　　亚当耸耸肩。这个数字每年都不同。“在一百五十左右。” 
　　“一百五十个合伙律师，有多少是妇女？” 
　　亚当本想去数又迟疑了一下。“我实在不知道，也许有十二名。” 
　　“十二名？”萨姆重复着，嘴唇几乎不动。他的手稳稳地握在一起，眼睛一眨也不眨。“所以妇女合伙律师不到百分之十。你们有多少黑鬼合伙律师？” 
　　“咱们能不能称呼他们黑人？” 
　　“啊，当然，但是这个称呼也过时了，他们现在愿意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你在政治上那么正确，肯定足以能明白这一点。”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你们有多少非洲裔美国人合伙律师？” 
　　“我想是四个。” 
　　“少于百分之三。我的天哪，库贝事务所，提倡民权公正和政治活动自由的伟大堡垒，事实上是在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亚当仍在他的纸上胡乱涂抹。当然他可以辩解，将近三分之一的助手是妇女，而且事务所尽了最大努力去聘法学院最优秀的黑人学生，以至使两位在最后一分钟失去了工作机会的白人男士控告他们歧视白人。 
　　“你们有多少犹太裔美国人合伙律师？百分之八十？”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可重要得很。我总是觉得让这些明显的带有偏见的人来代理我使我尴尬。” 
　　“很多人会发现雇用本事务所很合适。” 
　　萨姆小心地从他的连衣裤上唯一看得见的口袋里掏出一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连衣裤没有系扣子，露出胸前厚厚的一层灰白的胸毛。连衣裤用的是很薄的棉布。亚当无法想象这里没有空调怎么生活。 
　　他点着了烟并向房顶喷了一口。“我以为我和你们的人已经没关系了。” 
　　“不是他们派我来的，我自愿来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个律师，而且——” 
　　“你怎么这么紧张？” 
　　亚当连忙把手指从牙缝中拔出，并让两腿停止哆嗦。“我一点也没紧张。” 
　　“你就是紧张了。我在这儿见过不知多少律师，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紧张的。怎么了，孩子？你怕我穿过这隔板把你抓住？” 
　　亚当嘟囔着并试图挤出点笑容。“别开玩笑，我没紧张。” 
　　“你多大了？” 
　　“二十六。” 
　　“你像二十二。什么时候从法学院毕业的？” 
　　“去年。” 
　　“太棒了。犹太混蛋送了个新手来拯救我。我早就知道他们背地里盼着我死，现在证实了。我杀了些犹太人，现在他们想杀我。我从来都是对的。” 
　　“你承认你杀死了克雷默家的孩子？” 
　　“这他妈的是什么问题？陪审团说是我干的。过去九年来，各上诉法庭都说陪审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你他妈的是谁？问我这种问题？” 
　　“你需要个律师，凯霍尔先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需要的可多了，孩子，但我他妈的肯定不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热情的小童子军给我忠告。你是危险的，孩子，而且你太笨了，没有自知之明。”这些话同样是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的，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进一个嵌在台子里的烟灰缸里。他的眼睛偶尔眨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 
　　亚当还是在记着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笔记，并试图透过隔板上的窗口与萨姆的目光相遇。“听着，凯霍尔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在道德信念上是坚决反对死刑的。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训练，研读了第八修正案的文件，我能给你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萨姆重复着，“多大方。你知道吗？孩子，现在每个星期起码会有三个律师提出要免费代理我，都是大律师，有名的律师，有钱的律师，一些真正狡猾的蛇。他们全都巴不得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推敲所有那些最后关头的请求和申诉，接受采访，抢镜头，在最后的时刻拉着我的手，接着观看他们用毒气处死我，然后再开记者招待会，和书商签约，和电影制作人签约，或许会签约拍个反映正宗三K党谋杀犯萨姆·凯霍尔的生活与时代的电视系列剧。你看，孩子，我有名气，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传奇。当他们临近杀死我的时刻，我会变得更有名气。因此，律师需要我。我值大把的钱。一个病态的国家，对吗？” 
　　亚当摇摇头。“你所说的那些我都不想要，我保证。我要写个书面保证。我要签一个完全保密协议。” 
　　萨姆笑了笑。“是啊，等我死了谁会去执行它？” 
　　“你的家人，”亚当说。 
　　“别提我的家人，”萨姆断然地说。 
　　“我的动机非常单纯，凯霍尔先生。我的事务所代理了你七年，所以我几乎知道你档案中的一切。我也对你的背景做过深入研究。” 
　　“你们都一样。有上百个蠢驴记者鉴定过我的裤衩。有不少人都似乎对我所知甚多，可是眼下所有这些知识加起来对我都毫无用处了。我只剩下四个星期了。你知道吗？” 
　　“我有一份裁决书复印件。” 
　　“再过四个星期，然后他们就会毒死我。” 
　　“所以咱们还是着手工作。我向你保证除非你授权给我，否则我不会向新闻界说一句话。我不会重复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我也不会和任何书商或制片人签约。我发誓。” 
　　萨姆又点燃一支烟，盯住了台子的某一个地方。他用右手的拇指挠右边的鬓角，烟头离他的头发只有一英寸。很长的时间只听见窗户上的空调器在轰轰作响。萨姆抽着烟，沉思着。亚当在纸上胡乱地涂抹着，他的腿不再抖了，胃也不再疼痛，为此他颇感得意。尴尬的沉默使他想到萨姆可能就是这样坐着边吸烟边想事，在可怕的沉默中度过了多少天。他想得不错。 
　　“你对巴罗尼熟悉吗？”萨姆很快地问。 
　　“巴罗尼？” 
　　“是的，巴罗尼，上个星期第九巡回法院判下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案子。” 
　　亚当从他的记忆里搜寻巴罗尼的线索。“我也许看到过。” 
　　“你也许看到过？你受过良好的训练，阅读广泛，等等，现在你说你也许看到过巴罗尼的案子。你是什么样的二把刀律师？” 
　　“我不是二把刀律师。” 
　　“对的，对的。那么关于得克萨斯州控艾克斯案呢？你当然看过这一个？” 
　　“是什么时候判下来的？” 
　　“六个星期之内。” 
　　“什么法院？” 
　　“第五巡回法院。” 
　　“与第八修正案有关？” 
　　“别犯傻，”萨姆满脸不屑地嘟囔着，“你认为我会花时间去读有关言论自由的案子？到时候是我自己的屁股坐在那边，老天，是我自己的手腕子脚脖子给捆得紧紧的，是我自己的鼻子给毒气熏着。” 
　　“不，我不记得艾克斯。” 
　　“你都看过什么？” 
　　“所有重要的案子。” 
　　“你看过贝尔富特的案子？” 
　　“当然？” 
　　“说说贝尔富特。” 
　　“这是什么，小测验？” 
　　“这是我想知道的。贝尔富特是哪儿人？”萨姆问。 
　　“我记不得了。但是案名是贝尔富特控埃斯特尔，是一件划时代的案子，一九八三年最高法院裁定死刑犯在申诉时不得将有确凿根据的要求留在日后提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噢，噢，你读过它。不使你吃惊吗，同一个法院竟可以随时改变想法。想想吧，两个世纪来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合法的死刑。他们说死刑是合乎宪法的，在第八修正案中有明确的规定。而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国最高法院却对同样的、没经过修改的宪法有了新的解释并把死刑列为非法。接着，在一九七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说死刑其实最终是符合宪法的。这全都是穿着同样黑袍的一群蠢货在华盛顿同一座楼房里干的事。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同一部宪法下又一次改变了规则。里根手下的小子们没有耐心阅读太多的申诉，所以他们宣布要关闭某些通道。我觉得不可理解。” 
　　“好多人都不理解。” 
　　“那么杜拉尼呢？”萨姆问，狠狠地吸了口烟。屋子里几乎没有空气流通，烟雾在他们的头顶上聚积着。 
　　“哪里的？” 
　　“路易斯安那。你肯定读过。” 
　　“我是肯定读过。事实上，我读过的案子可能比你多，但我不想费心去记住它们，除非我用得着。” 
　　“在什么地方用？” 
　　“请求或申诉。” 
　　“那么说你经手过死刑案。有多少？”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对他们派你来这事感到不放心？那些库贝事务所的犹太佬律师们送你来是为了在我身上积累经验，对吗？让你获得实践经验，以后可以写在你的履历上。” 
　　“我告诉过你——不是他们派我来这儿的。” 
　　“加纳·古德曼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和你的岁数差不多。” 
　　“那么他活不了多久了，是不是？泰纳呢？” 
　　“泰纳先生很好。我会转达你的问候。” 
　　“噢，请你务必转达。告诉他我实在想他，事实上是想他们两个。他妈的，几乎用了我两年的时间去解雇他们。” 
　　“为了你他们俩干得几乎脱了一层皮。” 
　　“叫他们给我寄帐单来。”萨姆自己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是他进来后第一次笑。他不时地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点着另一根。“事实是，霍尔先生，我讨厌律师。” 
　　“那是美国人的习惯。” 
　　“律师追逐我，起诉我，控告我，迫害我，强迫我，最后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等我到了这里，他们追逼我，更加强迫我，欺骗我，现在他们又用你这个盲目的、根本不知道该死的法院门朝哪面开的新手来替他们对付我。” 
　　“没准我会让你惊奇的。” 
　　“你要是能把你的屁眼和地上的洞分清，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惊奇，孩子，你将会是库贝事务所里第一个拥有这种知识的小丑。” 
　　“是他们使你能有七年时间不进那个毒气室。” 
　　“那我就该感激涕零了？这个死监里有十五个居民比我的资历更长。为什么我就该是下一个？我来这里九年半。特里蒙特来了十四年。当然，他是非洲裔美国人，这对他有用。你该知道，他们有更多的权力。要想处死他们更难，因为无论他们干了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那不是事实。”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是事实？一年前你还在学校，还整天穿着条褪色牛仔裤和你那些充满幻想的伙伴们在高兴的时候喝啤酒。你还没有生活过，孩子，别对我说什么是事实。” 
　　“所以你希望尽快把非洲裔美国人处死？” 
　　“不是个坏主意。实际上那伙流氓多数都想进毒气室。” 
　　“我相信在死监里这是少数的意见。” 
　　“你可以这么说。” 
　　“而你，当然，是不同的，并且不属于这里。” 
　　“对，我不属于这里。我是个政治犯，我是被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送进来的。” 
　　“我们能否讨论一下你是否有罪？” 
　　“不。但是我没干过陪审团加给我的罪名。” 
　　“那么说你有一个同案犯，是另一个人放的炸弹？” 
　　萨姆用他的中指搓着他前额深深的皱纹，像是在冥思苦想什么。不，他是突然深陷到一种拖延时间的沉思中。会议室比他的牢房要凉快得多。谈话漫无目的，但总是在和一个人谈话，而不是和警卫或隔壁看不见的难友说话。他要尽量地拖延，使这次谈话越长越好。 
　　亚当研究着他的笔记，准备着下边该说什么。他们随便地聊了二十分钟，东拉西扯，没什么明确的方向。他决定在临走前一定要把他们的家族史挑明。但他不知从何开始。 
　　又过了几分钟，谁也不看谁。萨姆又点燃了一支蒙特克莱。 
　　“你为什么烟抽得这么凶？”亚当终于开口了。 
　　“我情愿死于肺癌。这是死监里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一天多少盒？” 
　　“三到四盒。” 
　　又过了一分钟。萨姆不紧不慢地抽完他的烟，和蔼地问：“你在哪儿上的学？” 
　　“法学院在密执安。大学在佩珀代因。” 
　　“那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福尼亚。”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吗？” 
　　“是。” 
　　“多少个州有死刑？” 
　　“三十八个州。虽说多数并不实行。似乎只在南方比较流行，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 
　　“你知道我们尊敬的州议会修改了法律。现在我们可以死于致命的一针。这样就更人道了。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不会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判决是在几年前。我得去吸毒气。” 
　　“也许不会。” 
　　“你是二十六岁？” 
　　“是。” 
　　“一九六四年生的。” 
　　“对的。” 
　　萨姆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支烟，在台子上磕了几下。“在什么地方出生？” 
　　“孟菲斯，”亚当没有看他。 
　　“你不懂，孩子。这个州需要来一次死刑，而我恰好是最近的一个牺牲品。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处死人就像杀个苍蝇一样，而我们这个州的良民百姓们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小小毒气室至今没有被使用。暴力罪行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企盼死刑。那会让他们感觉好些，好像司法系统正在努力消除谋杀案件。政客们在竞选时许下诺言，要建更多的监狱，实行更严厉的刑法和更多的死刑。这也是为什么那帮杰克逊的小丑们表决通过以致命注射方式处决。那应该是更人道，更不使人反感，因而更容易实行。你明白吗？” 
　　亚当微微点点头。 
　　“现在是该执行死刑的时候了，我的劫数就要到了。所以他们玩命地赶，你阻止不了他们。” 
　　“我们总可以试试。我要争取这个机会。” 
　　萨姆终于点燃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两唇之间的小缝中徐徐吐出。他用双肘支撑着将身子微微向前探了一点，从隔板的窗口中向外凝视着。“你从加利福尼亚的哪一部分来？” 
　　“南洛杉矶。”亚当瞥了一眼那双锐利的眼睛，移开了目光。 
　　“你的家还在那里？” 
　　一阵轻微的痛苦在他的前胸扩散，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萨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喷出一口烟。 
　　“我父亲死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并向椅子里缩了缩。 
　　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萨姆安稳地坐在他的椅子边上。最后他问：“你的母亲呢？” 
　　“她住在波特兰，又嫁人了。” 
　　“你的妹妹在哪儿？”他问。 
　　亚当闭上眼睛垂下头。“她在上大学，”他喃喃地说。 
　　“我想她是叫卡门，对吗？”萨姆柔声问。 
　　亚当点点头。“你怎么知道的？”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萨姆从隔板前退回，缩进那张金属折叠椅里。手里的烟头掉在地板上，他看也没看。“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而严厉。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声音。你的声音像你的父亲。你为什么来这儿？” 
　　“埃迪送我来的。” 
　　他们的目光匆匆相遇，这次是萨姆先移开了。他慢慢向前探了一下，把双肘放在两个膝盖上。他凝视着地上的某一点，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然后他用右手捂住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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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菲利普·奈菲已经六十三岁了，还有十九个月退休。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作为一个主管在州监狱服务了二十七年。在他任内已熬过了六任州长、成百的州立法委员、上千件囚犯提起的诉讼、数不清的联邦法院的干预，以及他自己都记不清的死刑。 
　　典狱长，他愿意别人这么称呼他（虽然这个官衔在密西西比州法典的正式术语中并不存在），是一位纯血统的黎巴嫩人，父母是二十年代的移民，定居在三角洲。他们在克拉克斯代尔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而他的母亲也以她自己做的黎巴嫩甜点而小有名气。他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到外州上大学，回来后，由于早已忘记了的原因，他跻身于司法部门。 
　　他讨厌死刑。他可以理解社会对于死刑的渴望，很久以前他还可以记住所有关于其必要性的贫乏理由。比如说它是一种威慑力，它消灭了杀人者，它是最终的判决，它是圣经意志的体现，它是对公众因果报应心理的满足，它可以解除受害者家庭极度的痛苦。迫不得已时，他会像任何一位原告一样巧言相辩。实际上他自己只相信其中的一两条。 
　　但是实际处死人的责任是他的，他鄙视他职责中这可怕的一面。他奈菲必须陪着被判有罪的犯人从牢房走到所谓的隔离室，在那儿度过死前最后的时间。他奈菲必须领着他进入隔壁的毒气室，指导刽子手把犯人的腿、手臂和头都用皮带固定好。“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在二十七年中他曾这样问过二十二遍。他有责任告诉看守锁上毒气室的门，他有责任向刽子手点头示意，好让他拉下拉杆把致命的毒气放进去。头两个犯人处死时他是看着他们的脸直到他们死，后来他决定还是看着毒气室后边那间小屋里的见证人的脸。他必须去挑选见证人。他必须做上百件列在如何合法地杀死死囚犯的手册上的事项，包括宣布死亡，把尸体从毒气室搬走，并喷洒除去死者衣服上的毒气的药物，等等等等。 
　　他曾在杰克逊的州立法委员会作过一次证，讲他对于死刑的意见。他有更好的主意，他解释给那些聋子们听，他的计划是把判了刑的杀人犯严密地关押在加严管制区里，使他们不能再去杀人，也无法逃跑，而且一辈子也不让他们有资格获得假释。他们最终将死在死监里，但不是死在州政府的手中。 
　　这次作证在报纸上成了大标题而且他本人几乎被炒了鱿鱼。 
　　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一边用手指梳理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一边想着，眼睛看着最新的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意见。卢卡斯·曼坐在桌子对面等待着。 
　　“四个星期，”奈菲说，把意见放在一边，“还有多少可申诉的？”他从容而缓慢地问。 
　　“到了通常说的垂死挣扎了，”曼回答。 
　　“这裁决书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今天一早。萨姆将会上诉最高法院，他们也许不会理会。这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你的意见呢，顾问？” 
　　“对他有利的辩护理由全都提过了。我看他在四个星期内是否会被处决的问题上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那可是不少。” 
　　“我有预感这回他可能没机会了。” 
　　在死刑这一轮盘赌的无止境运转中，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几乎就等于确定了。运作程序就要开始启动。每一步的程序都要经过磋商。在没完没了的多少年的上诉和延期之后，最后四个星期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你和萨姆谈过吗？”典狱长问。 
　　“简要谈了。我今天早晨给了他一份裁决书副本。” 
　　“加纳·古德曼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要送一个年轻的助手来和萨姆谈谈。你过问这件事了吗？” 
　　“我和加纳谈过，也和那助手谈过。他的名字叫亚当·霍尔，我们在这儿说话时他正在和萨姆会见。那应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见。萨姆是他的祖父。” 
　　“他的什么！” 
　　“你听见我的话了。萨姆·凯霍尔是亚当·霍尔的爷爷。我们昨天做了些有关亚当·霍尔的常规背景调查，发现了几点不明确之处。我给杰克逊的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弄到了一大堆有关材料。今天早晨我和他对证，他承认了。我想他并不打算隐瞒。” 
　　“可是他们的姓不一样啊。” 
　　“说来话长。从亚当会走路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萨姆因为炸弹事件被捕后他的父亲就从这个州消失了。他迁往西部，改名换姓，四处飘泊，工作时有时无，似乎是个真正的失败者，一九八一年自杀。不管怎么说，亚当进了大学，成绩优异。在最好的十所大学之一的密执安上的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的编辑。在我们的搭档库贝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今天早晨他出现在这里和他的祖父团聚。” 
　　现在奈菲把两只手都插进头发，摇着头。“多棒啊。就像我们还嫌名声不够大，需要更多的白痴记者问更愚蠢的问题。” 
　　“他们正在见面。我肯定萨姆能允许那孩子代理他。我确实希望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处死过没有律师的犯人。” 
　　“我们应当处理掉某些没有犯人的律师，”奈菲勉强挤出笑容说。传说他恨律师，卢卡斯对此并不介意。他理解。有一次他算过，奈菲在诉讼中被人列为被告的次数比密西西比州历史上任何人都多。他有权利恨律师。 
　　“我还有十九个月就退休了，”他说，就像卢卡斯从未听说过似的，“萨姆之后是谁？” 
　　卢卡斯想了一会，试着归纳一下四十七名犯人的大量申诉。“没有，真的。比萨人四个月前差点就完了，但他获准延期执行。大概延缓一年，不过他的案子还有其他的问题。我看两年之内不会再有死刑。” 
　　“比萨人？我不明白。” 
　　“马尔科姆·佛瑞尔。在一个星期之内他杀了三个送比萨饼的男孩。在法庭上他申述抢劫不是动机，他只不过是太饿了。” 
　　奈菲举起双手敲着脑袋。“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他是萨姆之后死期最近的一个？” 
　　“可能。这事不好说。” 
　　“我知道。”奈非撑了一下，离开桌子，走向一扇窗户，把鞋留在了桌子下边。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用脚趾抠进地毯，沉思了一会。在执行上一次死刑后他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医生说他的心脏有点震颤。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看着监视器上的小震颤，向他的太太保证他再也不去经历另一次死刑。要是过了萨姆这次他还能活得好好的，他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了。 
　　他转过身盯着他的朋友卢卡斯。“我不打算经手这一个，我要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我的一个下属，一个年轻人，一个好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从未见识过这种场面的人，一个手心发痒想粘上些鲜血的人。” 
　　“不会是纽金特吧？” 
　　“就是那个人。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我信任的助手。” 
　　“他是个怪物。” 
　　“对，但他是我们这头的怪物，卢卡斯。他极其热衷于细节、纪律、组织，见鬼，他是最佳人选。我会把手册给他，告诉他我的要求，他会出色地完成处死萨姆的任务。他将是最好的。” 
　　乔治·纽金特是帕契曼监狱的主管助理。他在对一批新科犯人举办了一期极成功的训练营后赢得了自己的名声。那是一次长达六个星期的残酷严厉的折磨，当时纽金待穿着他的黑靴子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骂人像是在操练新兵，动辄用轮奸威胁那些犯有极小过失的犯人。这些新科犯人很少有再回到帕契曼的。 
　　“纽金特是疯子，奈菲。他早晚会伤害什么人的。” 
　　“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准备让他去伤害萨姆，该怎么就怎么呗。按书上指示做。天知道纽金特有多么热爱遵从书本。他是最好的人选，卢卡斯。这会是一次无可挑剔的死刑。” 
　　对于卢卡斯来说这无关宏旨。他耸耸肩说：“你是老板。” 
　　“谢谢，”来菲说，“看住纽金特，行吗？我这头的事由我盯着他，法律上的事你来把关。我们会办好这件事的。” 
　　“这将是迄今最轰动的一次处决，”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我老了。” 
　　卢卡斯收拾起桌上的材料向门口走去。“等那个孩子走了后我会给你打电话。他应该在走之前来见我。” 
　　“我很愿意见他，”奈菲说。 
　　“他是个好孩子。” 
　　“有的家庭，哼。” 
　　这个好孩子和他的判了罪的祖父静静地沉默了十五分钟，房间中唯一的声音是负担过重的空调器困难的喘息。亚当走到通风口挥了挥手，那儿多少有一股凉气。他抱着双臂靠在台子边上眼睛盯着门，尽量离萨姆远些。这时门开了，帕克警官把头探进门。他说只不过看看是不是有事，先看了亚当一眼，环视了一下房间，最后透过隔板目光落在萨姆身上，萨姆正坐在那儿用手捂着脸。 
　　“我们很好，”亚当说，并没有看萨姆。 
　　“好，好，”帕克连忙关上门，锁好。亚当慢慢回到他的椅子上。他把椅子向前挪了挪，身子用肘支撑着更靠近隔板。萨姆有两分钟没有留意他，然后坐起来用袖口擦擦眼睛。他们互相望着。 
　　“我们需要谈谈，”亚当静静地说。 
　　萨姆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用另一只袖口又擦了擦眼睛。他把烟放在两唇之间，打火时他的手在发抖。他极快地吐出一口烟雾。 
　　“那么你真的是艾伦，”他用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 
　　“我想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知道。” 
　　“你生于一九六四年。” 
　　“非常正确。” 
　　“我的长孙。” 
　　亚当点点头看着别处。 
　　“你是一九六七年消失的。” 
　　“差不多吧。你知道我不记得这些。我最早的记忆是从加州开始的。” 
　　“我听说埃迪去了加利福尼亚，然后有了另一个孩子。有人后来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卡门。我这些年里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知道你们全都在南加州的什么地方，但他确实很成功地消失了。” 
　　“我小时候我们到处搬家，我觉得他很难保住一份工作。” 
　　“你原来不知道我？” 
　　“不知道，家里从来不提起。我是在他的葬礼后才发现的。” 
　　“谁告诉你的？” 
　　“莉。” 
　　萨姆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又喷出一口烟。“她好吗？” 
　　“我想，不错。” 
　　“你为什么要去给库贝事务所干事？” 
　　“那是一个挺好的事务所。” 
　　“你知道他们代理我吗？” 
　　“知道。” 
　　“看来这些都是你计划的？” 
　　“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 
　　“可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你总是有原因的。” 
　　“原因很明显。你是我的祖父，行了吧。喜欢不喜欢都一样，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现在我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应该离开。” 
　　“我不离开，萨姆。我已经准备了好长的时间。” 
　　“为的什么？” 
　　“你需要合法的代理人，你需要帮助，所以我来了。” 
　　“帮助我也没用了。他们决心毒死我，知道吧，原因很多。你不必卷到这里面。” 
　　“为什么不？” 
　　“嗯。第一，这事没有希望。你搅进去了肯定会受到伤害而且不会成功。第二，你的真实身份就会暴露。那将是挺尴尬的事情。如果你仍然是亚当·霍尔，生活对于你会好得多。” 
　　“我是亚当·霍尔，我不准备改变它。同样，我是你的孙子，我们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对吧？所以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会让你的家庭非常尴尬。埃迪把你们保护得很好。别糟蹋了他的努力。” 
　　“我的保护层已经被糟蹋了。我的事务所已经知道这件事。我告诉了卢卡斯，而且——” 
　　“那个混蛋会告诉所有的人。一分钟也别相信他。” 
　　“是这样，萨姆，你不理解。我不在乎他是否告诉别人。我也不在乎全世界是否知道我是你的孙子。对于这些肮脏的家族小秘密我早就受够了。我是个大人了，能够独立思考。此外我是律师，我的脸皮会越来越厚。我会处理得好。” 
　　萨姆在他的椅子里放松了一些，似乎有点高兴地望着地板傻笑了一下。这是那种大人看到孩子整个一副小大人的表现而露出的笑容。他嘟囔着什么然后慢慢地点点头。“你其实不懂，孩子，”他仍然坚持着，但语调却是耐心而有分寸的。 
　　“那就解释给我听，”亚当说。 
　　“那话可就长了。” 
　　“我们有四个星期。四个星期中你可以讲不少东西。” 
　　“确切地说，你真想听的是什么？” 
　　亚当把支撑他的双肘向前挪了挪，把笔和纸放好。他的眼睛离隔板上的窗口只有几英寸。“首先，我想谈谈案子——申诉、策略、审判、爆炸、那天晚上你和谁在一起——” 
　　“那个晚上没人和我在一起。” 
　　“这咱们可以以后再谈。” 
　　“咱们现在就谈。就我一个人，你听清了吗？” 
　　“好的。第二，我想知道我的家庭情况。”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要隐瞒起来？我想知道你的父亲和祖父，还有你的兄弟和表亲。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可能不喜欢他们，但我有权力知道他们。我长这么大一直被剥夺了了解的权力，现在我要知道。”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噢，是吗。这么说，萨姆，你给关在这个死监里就挺值得一说。这是一个非常排他的社会。事实上你是白人，中产阶级，快七十岁了，这就使事情更加值得一说了。我要知道你是为什么和如何来这儿的。是什么使你干了那些事？我们家有多少三K党徒？为什么？有多少人像这样被他们所杀？” 
　　“那么你觉得我会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你会改变主意的。我是你的孙子，萨姆，是还关心你的唯一在世的、还喘气的亲属。你会讲的，萨姆，你会跟我讲的。” 
　　“行了，既然我会这么多嘴，还有别的什么可讨论的吗？” 
　　“埃迪。” 
　　萨姆深深地吸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你想知道的不多，是吗？”他温和地说。亚当在他的纸上瞎划着什么。 
　　现在是点燃另一支香烟的时候了，萨姆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一程序。又一股蓝色的烟雾腾起，使得萦绕在他头顶上的烟雾更浓。他的手又稳住了。“等我们谈完了埃迪，你还想谈谁？” 
　　“我不知道。那已经够咱们忙四个星期的了。” 
　　“我们什么时候谈谈你？” 
　　“什么时候都行。”亚当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薄薄的卷宗。他把一张纸和一只笔从窗口递过去。“这是律师代理协议。在最下边签上字。” 
　　萨姆没有去碰它，而是远远地读着。“这么说我又和库贝事务所签约了。” 
　　“差不多。” 
　　“什么意思，差不多？这么说我同意让那帮犹太佬再一次代理我。我费了那么大劲才甩掉他们，而且，妈的，我甚至没有付给他们钱。” 
　　“这个协议是和我签，萨姆，行了吧。除非你愿意，你永远也不会见那些家伙了。” 
　　“我不愿意。” 
　　“好。只是我碰巧为这家事务所工作，所以协议必须和事务所签。这容易。” 
　　“噢，乐观的年轻人。什么事都容易。我坐在这儿离毒气室不到一百英尺，时钟在那面墙上嘀嘀嗒嗒地走，越来越响，还说所有的事都容易。” 
　　“签了那个见鬼的文件，萨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工作。从法律上讲，没有那个协议，我无法为你做任何事。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 
　　“开始的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 
　　“把克雷默爆炸案过一遍，非常仔细，一步一步地来。” 
　　“那已经做过上千次了。” 
　　“我们再做一次。我有厚厚的一本问题。” 
　　“那些问题都问过了。” 
　　“是啊，萨姆，可是那些问题没有被回答过，对吗？” 
　　萨姆把烟蒂叼在嘴上。 
　　“何况我还没有问过，对不？” 
　　“你以为我说谎？” 
　　“你说呢？” 
　　“没有。” 
　　“但你没有讲出整个的故事，对不？” 
　　“这又有什么不同，法律顾问？你总该看过贝特曼案吧。” 
　　“是的，我记得贝特曼。其中有不少疑点。” 
　　“标准的律师。” 
　　“如果有新的证据，就会有办法呈送法庭。我们现在要做的，萨姆，就是设法混淆情况，以使某些法官在某些地方再而三地重新考虑。然后他就会批准一项延缓令，以便了解更多情况。” 
　　“我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孩子。” 
　　“亚当，行吗，叫我亚当。” 
　　“好的，那你就叫我爷爷。我估计你要上诉到州长。” 
　　“是的。” 
　　萨姆向前挪了挪椅子接近隔板，用他右手的食指点着亚当的鼻子。他的脸忽然严厉起来，眼睛眯着。“你听我说，亚当，”他咆哮着，手指戳来戳去，“如果我签了这张纸，你永远不能和那个浑蛋谈话，永远。你明白吗？” 
　　亚当看着他的手指什么也没说。 
　　萨姆接着说：“他是个婊子养的冒牌货。他的卑鄙、下流、彻底腐化全都被一副有漂亮笑容和梳理整洁的头发的面具所掩盖。全是因为他我如今才坐在这个死监里。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你和他联系，你就再别做我的律师了。” 
　　“那就是说我已是你的律师了。” 
　　萨姆把手指放下，放松了一点。“我也许会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拿我练习练习。你知道，亚当，法律界实在是乱七八糟。如果我是个一心谋生、安分守己、按时纳税、遵纪守法的自由人，那不会有律师肯在我身上花时间的，除非我有钱。可我现在在这里，是个定了罪的杀人犯，被判了死刑，在我名下没有一分钱，而全国的律师却都来求我，想要代理我。大律师，有钱的律师，有长长的名字，前面有缩写，后面有数字，大名鼎鼎的律师，他们拥有自己的喷气式飞机和电视节目。对此，你能解释吗？” 
　　“当然不能。这些我也不关心。” 
　　“你进入的是一个病态的行业。” 
　　“大多数的律师是正直勤奋的。” 
　　“不错。死监里我的大多数同伴如果不是被错误地判罪，他们也可能是牧师或传教士。” 
　　“州长或许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那他们还是现在就把我送进毒气室吧。那个目空一切的浑蛋或许正想看我被处死，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把行刑的每个细节公之于众。他是条没骨头的虫子，都是因为我才爬到这么高。要是他能从我身上挤出奶来他也会干的。你离他远点。” 
　　“我们以后讨论这件事。” 
　　“我们现在就讨论，在我签这张纸之前你得向我保证。” 
　　“还有条件？” 
　　“是的。我希望在这儿加上一条，讲明如果我决定解雇你，你和你的事务所不得反对。那样会容易些。” 
　　“让我看看。” 
　　协议又从窗口递出，亚当在纸的最下边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一段。他把纸还给了萨姆，萨姆把纸放在台子上，仔细地读了一遍。 
　　“你还没签名，”亚当说。 
　　“我还在考虑。” 
　　“在你考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问几个问题？” 
　　“你问吧。” 
　　“你在什么地方学会的爆破？” 
　　“到处都学。” 
　　“在克雷默之前起码有五起爆炸，全是同一类型，都是很初级的——炸药、雷管、导火线。当然克雷默案有所不同，因为用了定时器。谁教给你制造炸弹的？” 
　　“你放过鞭炮吗？” 
　　“当然。” 
　　“同样的原理。用火柴点着导火线，拼命地跑，就炸了。” 
　　“定时器可有点复杂了。谁教你如何接线的？” 
　　“我母亲。你计划什么时候再来这儿？” 
　　“明天。” 
　　“好。我的打算是这样。我需要有点时间考虑这事。现在我不想谈，我他妈的实在是不愿意回答一大堆问题。让我看看这个文件，修改一下，然后我们明天再见面。” 
　　“那太浪费时间了。” 
　　“我在这里浪费了将近十年了。我还会在乎另一天？” 
　　“我要是不能正式代理你，他们可能不允许我明天再来。今天是照顾。” 
　　“这帮家伙真棒，是吧？告诉他们二十四小时内你是我的律师。他们会让你进来的。” 
　　“我们有一大堆问题要讨论，萨姆。我想马上开始。” 
　　“我需要考虑，可以吧。如果你在单间里独自呆上九年，你就会真正成为善于分析思考的人。不过不能快，明白吗？把事情分类整理出眉目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了，你给我的刺激不小。” 
　　“好的。” 
　　“明天我会好点儿。我们明天再谈。我答应你。” 
　　“好吧。”亚当盖上笔帽放进口袋，把卷宗放回公文包，然后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今后的两个月里我将呆在孟菲斯。” 
　　“孟菲斯？我以为你住在芝加哥。” 
　　“我们在孟菲斯有一个不大的办事处。我会在那里工作。电话在名片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 
　　“这件事完了之后你会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会回芝加哥。” 
　　“你结婚了吗？” 
　　“没有。” 
　　“卡门呢？” 
　　“没有。” 
　　“她什么样？” 
　　亚当把双手放在脑后端详着他们头顶上的烟雾。“她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长得挺像妈妈。” 
　　“伊芙琳过去曾经是个美丽的姑娘。” 
　　“她现在仍然美丽。” 
　　“我一直觉得埃迪能娶到她挺福气的，虽说我不喜欢她的家庭。” 
　　亚当心说她肯定也不喜欢埃迪的家庭。萨姆的下巴几乎垂到了胸前。他揉揉眼睛捏捏鼻梁。“这件家务事得费一些力气，是不是？”他看也没看地说。 
　　“是的。” 
　　“有些事我不能讲。” 
　　“你会讲的。你欠着我的，萨姆。而且你欠着你自己。”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且你也不会想知道那一切。” 
　　“那你就试试吧。我烦透了秘密。” 
　　“你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 
　　“那样我才能设法把情况弄清楚。” 
　　“那是浪费时间。” 
　　“这得由我来决定，是不是？” 
　　萨姆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站了起来。他深深吸了口气透过隔板向下看着亚当。“我要走了。” 
　　他们的视线透过隔板的窗口相遇了。“好的，”亚当说，“我能给你带点什么东西吗？” 
　　“不用。你回来就行了。” 
　　“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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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帕克关好并锁上了门，两个人一起走出会议室外窄长的阴凉，走进中午炫目的太阳底下。亚当闭上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口袋里拼命找了一阵子太阳镜。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冒牌雷朋太阳镜，脸被警帽宽宽的帽檐遮住。令人窒息的空气几乎肉眼可见。在亚当终于从公文包中找出太阳镜戴上时，他的胳膊和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汗水。他眯着眼睛做了个怪相，直到他能真看清了的时候才随着帕克沿砖路和牢房前烤焦了的草地向外走。 
　　“萨姆好吗？”帕克问。他悠闲地把手插在兜里。 
　　“我想还行。” 
　　“你饿不饿？” 
　　“不，”亚当看了一下表回答。几乎一点了。他拿不准帕克是不是想请他尝尝监狱的伙食或者什么别的，但他不想套近乎。 
　　“可惜。今天是星期三，就是说吃萝卜缨和玉米饼。非常不错。” 
　　“谢谢。”亚当确信在他的遗传基因中的某个地方一定潜伏着对萝卜缨和玉米饼的渴望。今天的食谱让他垂涎欲滴饥肠如鼓。可是他把自己看作是加利福尼亚人，长这么大他还从没见过萝卜缨。“也许下个星期，”他说，实在难以相信在死监里会被邀请进午餐。 
　　他们站在双层门的第一道门前。当它开启时，帕克没有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 
　　“那么快？” 
　　“啊。我这一段会常来。” 
　　“那么，认识你很高兴。”他咧开大嘴笑了笑，走了。 
　　当亚当通过第二道门时那只红桶开始放下来。它停在离地面三英尺的地方，他在桶底稀里哗啦地找出了他的钥匙，一直没有抬头看警卫。 
　　一辆带有监狱标志的白色面包车停在门外亚当的车旁等候。司机一侧的窗户摇下来，卢卡斯·曼探出头说：“你急着走吗？” 
　　亚当又瞥了一眼他的表。“无所谓。” 
　　“那好。上来，我需要和你谈谈。我们在附近转转。” 
　　亚当并不想在附近转转，但他无论如何也是准备去一下曼的办公室的。他打开另一侧的车门把外衣和公文包扔在后座上。谢天谢地，车里的空调开到了最大。卢卡斯样子清凉，仍是衣着笔挺无懈可击，坐在方向盘的后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把车驶离严管区，朝着主干道开去。 
　　“情况如何？”他问。亚当努力回忆萨姆对卢卡斯的描述。萨姆有些话影响了亚当对他的信任。 
　　“我觉得还行，”他小心地选择含糊的措辞。 
　　“你会代理他吗？” 
　　“我想是的。他今晚要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见我。” 
　　“没问题。但你明天要让他签字。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书面委托。” 
　　“明天我会拿到的。我们去哪里？”他们出了监狱向左拐，经过最后一栋漂亮的有着树荫和花坛的白房子，现在他们穿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棉花和大豆田里。 
　　“没有什么确定目标。只不过觉得你或许想看看我们的农场。我们有几件事要谈。” 
　　“我在听。” 
　　“第五巡回法院的决定今天上午广播了，我们已经接到至少三个记者的电话。他们闻到了血腥气，当然，他们想知道萨姆是不是已走到终点。我认识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以前行刑过程中和他们打过交道。有几个不错，但大多数叫人讨厌。反正，他们全都在打听萨姆的情况：他是否有律师？以及这个律师是否一直代理他到最后？你知道，诸如此类的废话。” 
　　右边的田地里有一大群光膀子只穿着白色裤子的囚徒在干活，个个都是浑身大汗。他们前胸和后背流淌的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一个携带来复枪的警卫在马上监视着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亚当问。 
　　“为棉花剪枝打叶。” 
　　“他们是必须参加吗？” 
　　“不，全是自愿的。他们或者干这个或者整天呆在牢房里。” 
　　“他们穿白色。萨姆穿红色。我在高速公路边看见的一群穿的是蓝色。” 
　　“这是分类制度的一方面。白色意味着这些人危险小。” 
　　“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什么都有。贩毒、杀人、惯犯，随你点。但是他们到这里之后表现较好，因此他们穿白色并且获准劳动。” 
　　面包车在十字路口调头，眼前又出现了铁丝网和锋利的尖刺。左边是一片两层的现代化营房，从中央向四面八方延伸。如果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岗楼，这些建筑可能被当作设计得很糟的大学宿舍。“这是哪里？”亚当指着问。 
　　“三十四区。” 
　　“这边有多少个四区？” 
　　“我也说不准。我们不停地建了再拆。三十左右。” 
　　“看上去是新的。” 
　　“是的。我们和联邦法院闹别扭几乎有二十年之久，因此我们一直在大量建房。这地方的真正指挥一直是联邦法官，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那些记者能等到明天吗？我需要先知道萨姆在想什么。我讨厌现在去和那伙人谈然后明天事情又恶化了。” 
　　“我想我能抱过这一天。但他们等不了很久。” 
　　他们经过了最后一个岗楼，三十四区消失了。他们开了至少两英里才看见田野里又一片高出地面且围着铁丝网的建筑。 
　　“今天早晨你来之后我和典狱长谈过，”卢卡斯说，“他说他愿意见你，你会喜欢他的。他讨厌死刑，你知道。他希望在两年后退休之前不用再经历一次死刑。不过如今看来成问题了。” 
　　“让我来猜猜看。他只是执行公务，对吗？” 
　　“我们这里的人全是执行公务。”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对这儿的印象是，这里每个人都想拍着我的后背用悲哀的口气告诉我可怜的老萨姆将会有什么遭遇。谁也不想处死他，但你们全都得执行你们的公务。” 
　　“有一大帮人想要萨姆死。” 
　　“谁？” 
　　“州长和州检察长。我确信你熟悉州长，但你最好盯住检察长，当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州长。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选出了一帮这种年轻而极有野心的政客，他们就是不安分。”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罗克斯伯勒？” 
　　“就是他。他热衷于上镜头，我想今天下午他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如果他真的召集了，他会充分利用这次第五巡回法院的胜利，并承诺尽最大努力在四周之内把萨姆处死。你该知道，正是他的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如果州长自己在晚间新闻中没有露面去说点什么，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亚当，我想说的是上面会施加巨大的压力以确保不再有任何延期。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要萨姆死。他们会尽全力来促成这件事。” 
　　亚当望着车窗外的第二群建筑。在两栋房子之间有一片水泥场地，一场人数众多的篮球赛正在进行，每边至少有一打成员参与。全是黑人。篮球场的外边是一排五大三粗的人在举杠铃。亚当注意到其中有几个白人。 
　　卢卡斯转到另一条路上。“还有一个原因，”他接着说，“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放开手处死犯人。得克萨斯今年已经处死六个，佛罗里达五个。我们两年来还没有一起死刑。有些人说我们裹足不前。现在是向我们周围的几个州显示一下我们和他们一样要认真地做个好政府的时候了。就在上个星期立法委员会主持了就此问题的听证会。州里的领袖们对这种无休止的延缓行刑令发表了种种愤怒的声明。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结论是全怪联邦法庭。压力大得很，迫使我们得处死个把人。萨姆碰巧是下一个。” 
　　“萨姆之后是谁？” 
　　“没人，真的。最近的也要两年之后。兀鹰还在盘旋。”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不是敌人，是吧？我是监狱的律师，不是密西西比州的。你也从没来过这儿。我想你想知道这些。” 
　　“谢谢，”亚当说。尽管这个消息是主动提供的，但肯定会有用。 
　　“我会从各方面尽力帮助你。” 
　　地平线上出现了建筑物的房顶。“那是监狱的前门吗？”亚当问。 
　　“是的。” 
　　“我想走了。” 
　　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在一个叫作“布兰克林广场”的大厦里占了两层，大厦坐落于市中心的中央大街与门罗大街拐角，是一座二十年代的建筑。中央大街还以其中部美洲商城著称。该市为了使其市中心恢复旧日繁华，把柏油马路改为砖路，并禁止了汽车和卡车通行。人们在这座商城附近只能步行。 
　　大厦本身已经被翻修一新，颇具品味。大厅用大理石和青铜雕塑装饰。库贝事务所的办事处很大，装饰富丽堂皇，墙上是古色古香的橡木护墙板，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 
　　亚当在一位迷人的年轻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拐角处的办公室与主管合伙人贝克·库利见面。他们自我介绍，握手，并用欣赏的目光追随着秘书离开房间把门带上。库利屏住呼吸睨视着秘书关好门才收回了目光。 
　　“欢迎来南方，”库利说，终于喘出口一气来，坐进了他时髦的暗红色皮转椅中。 
　　“谢谢。我猜你已经和古德曼谈过了。” 
　　“昨天，谈了两次。他告诉了我原因。在这个走廊的尽头有一间不错的小会议室，有电话、计算机，挺大的空问。那是给你的，当然限于你在这儿工作期间。” 
　　亚当点点头并看了看这间办公室。库利大约五十出头，是个好整洁的男人，办公桌很整齐，房间也很干净。他说话和动作都很快，满头的灰发，疲倦的眼睛带着黑圈。“这边都做哪些工作？”亚当问。 
　　“官司不多，刑事案绝对没有，”他回答得很快，就像不允许让刑事犯肮脏的脚踩脏这里厚实而豪华的波斯地毯。亚当记起古德曼对这个分部的描述——一个可以给总部增添光彩并有十二个好律师的事务所，几年前被库贝事务所兼并，其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只是公司信笺抬头上多出个地址让他们感觉良好。 
　　“大多数是和公司有关的业务，”库利接着说，“我们代理一些老银行，也帮地方政府机构处理证券方面的事。” 
　　挺来劲的工作，亚当想。 
　　“事务所本身可以上溯一百四十年，顺便说说，它在孟菲斯是最老的事务所，经历过南北战争，曾被分割及合并若干次，最后被芝加哥的老大哥兼并。” 
　　库利自豪地讲述了这个分部的历史，似乎他们的家谱和他妈的九十年代的法律业有什么关系。 
　　“这里有多少律师？”亚当问，他不想冷场，虽说这个谈话开始缓慢且漫无目的。 
　　“十二位。十一位助理，九位书记员，七位秘书，还有十位勤杂人员。在我们这里就算不错了。和芝加哥比不了，是吧。” 
　　你说得对，亚当想。“我很想参观参观这里。我希望我不会妨碍你们。” 
　　“一点也不。我只怕我们帮不了多少忙。我们接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你知道，蹲办公室的律师，大多是做文字工作。我已经二十年没见过法院大堂了。” 
　　“我不会麻烦你。古德曼先生和他们那儿的人会帮助我。” 
　　库利站起来不断地搓着手，好像他的手没地方放。“那么，啊，达琳将是你的秘书。她实际上是公用秘书，但我差不多是把她派给了你。她会给你一把钥匙，告诉你如何停车，通过安全检查，打电话，使用复印机等。那些设备全都是一流的、地道的好东西。如果你需要一个助手，只要告诉我，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儿偷一个来。并且——” 
　　“不，没有必要。谢谢。” 
　　“那么，好，咱们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随着库利走在空荡荡静悄悄的走廊上时，亚当联想起芝加哥的办公楼，禁不住暗自笑了。那里的走廊永远是充满了匆忙的律师和忙碌的秘书们。电话铃声不间断地响，复印机、传真机和电传机的僻啪声和嗡嗡声使那地方像个有拱廊的闹市街。一天十小时就像在疯人院。要独处只有到图书馆的小屋或者楼房角落里合伙律师们的办公室才行。 
　　这地方静得像丧葬馆中的休息室。库利推开一扇门打开灯。“怎么样？”他问，挥着手臂转了一大圈。房间过于大，窄长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打磨得很光的漂亮的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五把椅子。房间的另一端是一个临时工作台，上面有电话、电脑，桌边还放了一把老板椅。亚当沿着会议桌走，看见书架上排满了整齐却不曾用过的法律书。他透过一扇窗户看了看街景。“外面不错，”他说，看着三层楼下大街上的鸽子和人。 
　　“希望你中意，”库利说。 
　　“非常好。正好合用。我会自己解决问题，不给你添麻烦。” 
　　“别这么说。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库利慢慢朝亚当走来。“不过，还有一件事，”他说话时眉一皱突然严肃起来。 
　　亚当对着他。“什么事？” 
　　“两小时前接到孟菲斯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说他追踪凯霍尔的案子多年了，想知道我们事务所是否还负责这个案子。你知道，我就建议他和芝加哥的伙计们去联系。而我们，当然了，和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从衬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递给亚当，上面有名字和电话号码。 
　　“我来处理这件事，”亚当说。 
　　库利走近一步，双臂交叉在胸前。“你看，亚当，我们不是出庭律师。我们接的客户都是公司。赚的钱挺多。我们采取低姿态，回避出头露面，这你知道。” 
　　亚当慢慢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们从不接触刑事罪案，更不要说比你这件案子更大的了。” 
　　“你不想让手上沾上一点脏，对吗？” 
　　“我并没有这么说。没这个意思。不是，只不过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这里不是芝加哥。我们最大的客户碰巧都是一些稳健而体面的老银行家，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而且，我们还要考虑我们的形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 
　　“你肯定明白。我们不和罪犯打交道。而且，噢，我们对于我们在孟菲斯的形象非常在意。” 
　　“你们不和罪犯打交道？” 
　　“从不。” 
　　“但你们代理大银行？” 
　　“拜托了，亚当。你知道我是从哪儿起家的。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撤消管制、兼并、破产，是法律业中真正具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各大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而且我们不想失去客户。妈的，每一个人都想找到银行客户。” 
　　“你不想让我的客户坏了你客户的名声？” 
　　“你看，亚当，你是从芝加哥来的。咱们在这件事上还是把界线划清，对吧？它是芝加哥的案子，由你们那里的人处理。孟菲斯和它没关系，行不？” 
　　“这个办事处不是库贝事务所的一部分吗？” 
　　“是啊，可是和萨姆·凯霍尔那种渣滓接触对办事处没有任何好处。”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祖父。” 
　　“瞎说！”库利的双膝弯曲，双臂下垂。“你撒谎！” 
　　亚当向他走近一步。“我没撒谎，如果你反对我在这儿，你得和芝加哥去讲。” 
　　“这太可怕了，”库利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 
　　“给芝加哥打电话。” 
　　“我也许会的，”他说，几乎是在自语。当他打开门消失的时候还念叨着什么。 
　　欢迎来孟菲斯，亚当坐在他的新椅子里盯着空空的电脑屏幕对自己说。他展平了桌上一张揉皱了的纸，看着上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突然一阵饥饿感袭来，才发现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饭了。几乎四点了。他一下觉得又饿又累又虚弱。 
　　他轻轻地把双脚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机旁边，合上了眼睛。这一天过得糊里糊涂，从焦急地开车去帕契曼到见到监狱的大门，从与卢卡斯的意外会面到踏进死监时的恐怖和面对萨姆时的胆怯。而现在，典狱长要见他，新闻界想盘问他，他自己事务所的孟菲斯分部则要他不要把这事泄漏出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八小时之内发生的。 
　　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呢？ 
　　他们一起坐在有着厚厚垫子的沙发里，一盆微波炉爆出的玉米花放在他们之问。他们把赤脚架在咖啡桌上，桌上堆着半打中餐外卖的空盒子和两瓶葡萄酒。他们的目光越过他们的脚趾在看电视。亚当握着遥控器。房间很暗。他在慢慢地吃着玉米花。 
　　莉已经半天没有动了。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录像片正在开始放第二遍。 
　　在萨姆第一次出现时亚当让画面停住，他戴着手铐，被人推着从监狱去听证会。“听到他被捕时你在哪里？”他提问时并没有看她。 
　　“就在孟菲斯，”她轻轻地说，但口气强硬，“我们结婚刚几年。我当时在家。费尔普斯来电话说在格林维尔有一起爆炸事件，至少有两个人死了。可能是三K党徒所为。他叫我看午间新闻，但我很害怕。几个小时后，我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因爆炸案逮捕了爸爸。她说他当时在格林维尔的监狱里。” 
　　“你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震惊，恐惧。埃迪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和母亲曾依照萨姆的指示偷偷去克利夫兰找回他的车。我记得埃迪不停地说：‘他终于干了，他终于干了。他杀了人。’埃迪哭了，我也开始哭了。我记得当时可怕极了。” 
　　“他们找到了车。” 
　　“是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在三次审判中始终没有暴露。我们害怕警察会查出来，再让埃迪和我的母亲出庭作证。但这件事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在哪儿？” 
　　“让我想想。你们住在克兰顿的一座白色小房子里，我肯定你是和伊芙琳在那里。我想那时她大概没有工作，但我不能确定。” 
　　“我父亲那时做什么工作？” 
　　“我不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在克兰顿的一家汽车零件商店当经理，可他总是在换工作。” 
　　录像继续着萨姆被带进带出监狱和法庭的片段，然后报道他已因谋杀被正式起诉。亚当停止画面。“你们有谁去监狱看过萨姆？” 
　　“没有。当他在格林维尔的时候没有。他的保释金非常高，我记得是五十万美元。” 
　　“是五十万美元。” 
　　“开始的时候家里试图凑出钱保释他出来。当然母亲希望我能说服费尔普斯签一张支票。费尔普斯，当然说不。他不想沾这个边。我们吵了一大架，其实我也不能怪他。爸爸呆在监狱。我记得他的一个兄弟想抵押土地借贷，但没有成功。埃迪不想去监狱看他，母亲那身体又去不了。我说不准萨姆是不是愿意我们去。”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克兰顿的。” 
　　莉探起身从桌子上拿起她的酒杯。她咂了一口又想了一会儿。“我记得他在监狱里呆了大约一个月。我开车去看母亲，她告诉我埃迪提起过要离开。我不相信。她说埃迪觉得尴尬、丢人，他没脸见镇上的人。他刚刚失业不肯出门。我给他打电话是伊芙琳接的，埃迪说什么也不肯接电话。她说他情绪沮丧，感到羞耻，等等，我记得还跟她说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我问她他们是否会走，她很明确地说不。大约一个星期后，母亲又打来电话说你们一家收拾东西半夜离家出走了。房东打电话要房租，可谁也没见过埃迪。房子是空的。” 
　　“但愿我能记起一点。” 
　　“你只有三岁，亚当。我最后一次见你，你正在那座小白房子的车库里玩。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宝贝。” 
　　“谢谢。”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埃迪来电话让我告诉母亲你们在得克萨斯，大家都好。” 
　　“得克萨斯？” 
　　“是啊。很久之后伊芙琳告诉我你们又往西去了。她怀孕了急着想安顿下来。他又来电话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那个电话之后好多年都没有你们的音信。” 
　　“好多年？” 
　　“是啊，我试图说服他回来，可他主意已定，发誓说他再也不回来了。我想他是当真的。” 
　　“我母亲的父母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们不是福特县的人，好像住在乔治亚，也许是佛罗里达。” 
　　“我从没见过他们。” 
　　他按了按钮，录像继续。第一次审判在内特尔斯县举行。镜头转到法庭外草坪上的一群三K党徒和一排警察，还有一大群围观的人。 
　　“这真是难以置信，”莉说。 
　　他又一次停止了录像。“你去过法庭吗？” 
　　“去了一次。我偷偷溜进法庭里听结辩。他禁止我们去看他受审。母亲去不成。她的血压失控，正在接受治疗。她基本上是卧床不起。” 
　　“萨姆知道不知道你去了？” 
　　“不知道。我坐在法庭的最后，头上包了块头巾。他一直没看见我。” 
　　“费尔普斯那时在干什么？” 
　　“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生意，祷告上帝千万别让人发现萨姆是他的老丈人。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就第一次分居了。” 
　　“对那次审判，对法庭的情况，你还记得些什么？” 
　　“还记得我想过萨姆有个对他有利的陪审团，都是他那种人。我不知道他的律师怎么做到的，但是他们尽其所能找了十二个最有偏见的粗人。我看到陪审员们对检察官的反应，我也看到他们仔细地听萨姆的律师讲话。” 
　　“克洛维斯·布雷泽顿。” 
　　“他是个不错的雄辩家，而他们则不放过每一个字。使我震惊的是在陪审团无法对判决取得共识时法庭竟宣布审判无结果。我以为他会被无罪释放，我想他也感到震惊。”1 
　　录像接下来是对审判无结果的反应，有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慷慨陈词，有萨姆离开法庭的又一个镜头。然后是与第一次类似的第二次审判。“这录像你花多长时间收集的？” 
　　“七年。萌发这个主意时我还是佩珀代因的一年级大学生。这是个挑战。”他把马文·克雷默在第二次审判后被摔出轮椅的感人镜头快速放过。镜头停在一位当地妇女的笑脸上，她正喋喋不休地谈着有关萨姆·凯霍尔诉讼案的第三次审判。那是一九八一年。 
　　“萨姆在十三年中是自由的，”亚当说，“那段时间他干了些什么？” 
　　“他不与人来往，干点农活，想办法养活自己。他从不和我谈爆炸或他与三K党的任何活动，但他挺喜欢在克兰顿被人注意，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的传奇人物，对此他似乎挺得意。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呆在家里照顾她。” 
　　“他从没想到过出走？” 
　　“没认真想过。他相信他的法律麻烦已经结束。他已经历经两次审判，而且两次都顺利过关。密西西比州六十年来没有一个陪审团宣判过三K党徒有罪。他以为他是不可战胜的。他住得离克兰顿很近，不和三K党徒们接触，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想他那段黄金岁月都用来种西红柿和钓鱼了。” 
　　“他过问过我父亲的情况吗？” 
　　她喝完了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莉来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她会被要求如此详细地把这段痛苦的历史复述出来。那是她费了那么大劲想忘掉的。“我记得在他回家的第一年里他偶尔会问我是否有我哥哥的消息。当然了，我没有。我们知道你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什么地方，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平安。萨姆是个非常狂妄并且固执的人，亚当。他根本不可能去找你们哀求埃迪回家。如果埃迪以这个家为耻，萨姆认为他应该呆在加利福尼亚。”她往沙发里面缩了缩。“母亲在一九七三年被诊断为癌症，那时我雇了个私人侦探去找埃迪。他干了六个月一无所获，只是让我花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九岁，四年级，在俄勒冈的塞勒姆。” 
　　“是啊，伊芙琳后来告诉我你们在俄勒冈呆过。” 
　　“我们不停地搬家。在上八年级之前我每年都换学校。最后我们在圣莫尼卡定居。” 
　　“你们神出鬼没的。埃迪肯定找了个不错的律师，因为任何与凯霍尔有关的痕迹都被消除了。那个侦探甚至雇用了那边的当地人，也没有结果。” 
　　“祖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教堂前排坐好，葬礼就要开始时，埃迪从旁门溜进来坐在了我的身后。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世的。他只是在克兰顿露了一面就又消失了。他一句话也没跟萨姆说。他开了一辆租来的车，所以也无法查他的车牌。第二天我开车回孟菲斯，他等在我家门口。在我家里他坐了两个小时，边喝咖啡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他有你和卡门在学校的照片，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都非常美好。工作非常满意，住着郊区舒适的房子，伊芙琳在做房地产生意。一个美国梦。他说他再也不会搬回密西西比，甚至萨姆的葬礼也不打算再回来。在他让我发誓保密之后，他说出了他的新名字，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只是电话号码。他威胁说，如果我违背誓言，他就会立刻再次消失。他告诉我，除了紧急情况别打电话。我说我想看看你和卡门，他说有一天也许会看到。他时而像是原来的埃迪，时而又像换了个人。我们拥抱后挥手再见，从此却再也没见过面。” 
　　亚当按了遥控器，录像又继续。清晰的画面很快地移动着，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那就是萨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正和一个新的律师从湖源县法院旁门匆匆而过。“第三次审判你去了吗？” 
　　“没有，他告诉我躲远点。” 
　　亚当停住录像。“萨姆从什么时候起知道他们会又来找他的麻烦？” 
　　“很难说。孟菲斯的报纸有一天在一段很短的报道中说格林维尔新任地区检察官想要重新审理克雷默的案子。不是大块的报道，只有几小段，登在报纸中问。但我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我读了有十遍，然后盯着它看了近一个小时。经过了这么些年，萨姆·凯霍尔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我无法相信。我给他打了电话，当然他也看到了。他说不用担心。两个星期后又有另一篇文章，这次稍长一点，中间有大卫·麦卡利斯特的照片。我又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一切都正常。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本来相当平静，然后就来势凶猛。克雷默的亲属支持这个建议，然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也卷入了。事情后来明朗化了，是麦卡利斯特力主再次开庭，而且此次不打算不了了之。萨姆对这些腻歪透了，他很害怕，但他尽量表现得勇敢。他说他已经赢过两次，他还会再赢。” 
　　“你给埃迪打电话了吗？” 
　　“是的，当重新起诉显然已变得不可避免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几乎是没说什么。那次谈话很简短。我答应随时通消息给他。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这件事就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相信埃迪一直会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跟踪事态发展。” 
　　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他们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是个凯霍尔，最能保守秘密的人。” 
　　“这个秘密不会再保持多久了。” 
　　“是啊，不会很久了。” 
　　他们盯着空白的屏幕呆了好久。最后亚当按了电源键关了电视。他把遥控器扔在桌上。“对不起，莉，我是认真的，如果这事让你难堪，我希望能有什么方法避免才好。” 
　　“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你怕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吗？” 
　　“我看不起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 
　　“可你喜欢他们的钱。” 
　　“钱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忍受了二十七年。” 
　　“你怕你的小小俱乐部会驱除你吗？他们会把你踢出乡村俱乐部吗？” 
　　“别说了，亚当。” 
　　“对不起，”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正从隐蔽处出来，莉。我要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我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勇敢。对不起。” 
　　“他现在什么样？” 
　　“老态龙钟。布满皱纹，皮肤苍白。他太老了，不该给关在笼子里了。”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审判前的几天我和他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不逃走，销声匿迹，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南非。可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他想过。母亲死了几年了。埃迪走了。他读过有关纳粹战犯孟其尔和埃克曼①以及其他在南美隐匿起来的纳粹战犯的书。他甚至提到圣保罗，那是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他有个朋友，我想也是个三K党徒，能帮他搞到所有的文件并可帮他找到藏身之处。他考虑了很久。” 
　　 
　　①　孟其尔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囚犯肉体作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埃克曼是奥地利纳粹分子。两人战后均曾逃至南美。 

　　“我倒希望他去藏起来。那样也许我父亲还会和我们在一起。” 
　　“他去帕契曼的前两天，我在格林维尔的监狱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判死刑。我无法相信，这么多年他都是自由人，他是可以很容易地逃走的。他说没有逃跑是一个错误，一个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亚当把装玉米花的盆放在桌上，慢慢靠向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握着他的手轻轻说：“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搅在这中问。” 
　　“他穿着一身死囚才穿的红四衣坐在那里看上去那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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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克莱德·帕克在一只上面有他名字的杯子里冲了一大杯浓浓的咖啡，便开始处理这天早晨的文书档案工作。他在死监里已经干了二十一年，近七年担任值班警官之职。每日早班八小时，他作为四名监舍巡视警官之一将负责管理十四名犯人和两名警卫及两名看管人员。他填完他的报表，又看了看留言夹板。有一张条子要他打电话给典狱长。另一张上写着F．M．登普西的心脏药快用完了，他要求看医生。他们全都愿意看医生。他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边离开办公室去进行早晨的巡查。他检查了门卫的军容风纪，告诉那个年轻的白人警卫去把头发理理。 
　　其实在严管区工作挺不错的。死监犯一般是比较安静守法的。他们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都是单独在自己的囚室度过，彼此隔离，因而不可能合谋闹事。他们一天有十六个小时在睡觉，吃饭也是在自己的囚室。他们每天被容许有一个小时到室外休息，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放风”，而且他们还可选择一人独自去。每个犯人都有电视机或收音机，再不然就是两样都有。早饭后监舍里开始有了生气，音乐、新闻、连续剧以及隔着栅栏的闲谈响成一片。犯人们看不见邻室犯人的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交谈。争论声偶尔会盖过某人的音乐，不过这些小小的争吵很快便会被警卫们平息。犯人们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有一定的特权。拿走他们的电视机或收音机那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死监使关在里面的犯人之间生发出一种奇怪的同志情谊。他们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都是因残暴杀人而被判罪。然而很少有人关注那些过去的行为和犯罪记录，并且一般对肤色的不同也没多大兴趣。在外头的普通监牢里，犯人往往会以种族为界结成形形色色的帮派团伙。但在死监里衡量一个人却是依据其应付这种监禁生活的方式来决定。不管他们是否互相喜欢，他们是一起被囚禁在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里，都在等待着死亡来临。这是由与世抵。许者、流浪汉、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冷血杀手所组成的一个小小的贱民兄弟会。 
　　一人的死在这里关系着所有人的死。关于萨姆新近的死刑判决的消息沿着监舍在栅栏之间悄声传递着。当昨天的午间新闻播出这条消息后，死监变得格外安静。大家突然间个个都要求同自己的律师谈话。对法律事务的兴趣重新萌生，帕克发现有几个犯人关上电视，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研读起自己的审判记录来。 
　　他穿过一道沉重的门，喝下一大口咖啡，默默地顺着A排监舍慢慢巡行。面对走廊是十四间一模一样的囚室，全是六英尺宽九英尺深。每间囚室的正面都是一面铁栅栏墙，所以犯人无论何时都不能拥有完全的隐私。不管他碰巧要做什么——睡觉或者撒尿——都在警卫的监视之下。 
　　当帕克从每个小囚室前面缓缓走过并查寻着被单下的一个个脑袋的时候，他们还在睡着。囚室的灯关着，整排监舍昏暗无光。走廊差役，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在五点钟会把他们叫醒或摇醒。早饭六点钟开，有鸡蛋、烤面包、果酱间或是咸肉、咖啡及果汁。再过几分钟，待四十七名犯人摆脱睡意，继续展开他们冗长的等死过程时，死监就会慢慢恢复生气。等死的过程很慢，一天一天地等，等着又一次凄惨的日出把又一份炎热铺盖在他们自己那地狱般的小洞窟里。然而像昨天那一例，当某地的一个法庭驳回了答辩或请求或上诉而裁决死刑应迅速执行时，那就会很快。 
　　帕克边喝咖啡边点着人头，静静地向前挪动着脚步，进行着他每日清晨的仪式。如果常规不被打破，日程依然如旧，严管区的日子平常是很顺当的。监狱手册中有一大堆规则，不过都是易于遵循并且很公平的。人人都知道这些规则。可是执行死刑另有一本手册，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和变动的准则，这常常使死监的安定受到干扰。帕克对菲利普·奈菲怀有极大的敬意，但对他在每次行刑之前和之后都要重写那本书实在不能忍受。要做到每次行刑都合情合理又合乎宪法，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哪两次行刑的情况是一样的。 
　　帕克憎恨死刑。他相信死亡是一种报应，因为他笃信宗教，上帝说以眼还眼，上帝是说到就会做到的。不过他还是宁愿让旁人在旁的什么地方去执行那些死刑。幸运的是执行死刑在密西西比州十分罕见，所以他干这份工作还是一帆风顺没什么波折。在二十一年当中他只有十五次执行死刑的经历，不过一九八二年以后只有四次。 
　　在监舍的尽头他轻声地对一名警卫讲着话。阳光开始照进监舍走道上面打开的窗户。这将是个又热又闷的日子，而且还会比往日安静得多。抱怨食物差的和要求看医生的都会减少，在这事那事上的牢骚话还会零零星星听到，但总体上他们会是温驯听话然而心事重重的一群。至少有一年或一年多了都没有过像这样从撤消缓期判决到行刑时间相距这么近的。帕克兀自笑笑，一边查点着被单下的脑袋。不错，今天会是个安静的日子。 
　　萨姆住进死监的头几个月里，帕克对他不理不睬。官方有规定，除了确有必要，不得与犯人进行接触，何况帕克发现萨姆一人独处更自在。萨姆是三K党，他憎恨黑人。尽管他少言寡语，但言词尖刻自信，起码一开始时是这样。然而一天八小时无所事事的日子逐渐磨去了他的棱角，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交流已达到可以简短地交谈几句或咕哝几声的程度。经过九年半的朝夕相处，萨姆偶尔居然也能对帕克咧嘴笑笑了。 
　　帕克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死监里的杀人犯有两类。一类是冷血杀手，这种人如果有机会就会故伎重演；还有一类只是因一念之差杀了人，他以后绝不会生出让自己再次血染双手的念头。前者应当速速送往毒气室处决。而处决后一类人却令帕克不安，因为处死他们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如果释放出狱不会危害社会，甚至都不会引起注意。萨姆无疑是第二类人。可以让他回家，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孤独中死去。不，帕克不希望萨姆·凯霍尔被处死。 
　　他拖曳着脚步沿A排监舍往回走，一面喝咖啡一面巡视着黑暗的囚室。他的这一排监舍离隔离室最近，其隔壁就是毒气室。萨姆在A排六号，确切说离毒气室不到九十英尺。他曾经要求搬到几码外的一间囚室，起因是与塞西尔·达夫，他当时的邻居，有点小口角。 
　　萨姆此刻正摸黑坐在床沿上。帕克停下脚步，走近栅栏。“早，萨姆，”他温和地说。 
　　“早，”萨姆回答，瞥一眼帕克，然后面朝门站在房间中央。他穿一件脏兮兮的白色T恤和一条宽松的拳击运动短裤，是死监犯人通常的打扮，因为天太热了。按规定在囚室外面时犯人要穿上鲜红色的连身囚衣，但在里面他们尽量少穿。 
　　“今天会是个大热天，”帕克说，这是他早晨常用的问候语。 
　　“瞧到八月怎么样吧，”萨姆说，也是对通常早晨问候语的标准回答。 
　　“你还好吧？”帕克问。 
　　“从没这么好过。” 
　　“你的律师说他打算今天来。”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我好像需要许多的律师，是不，帕克？” 
　　“看上去可不就是。”帕克喝了一口咖啡，顺着监舍瞟了一眼。他身后的窗户面南，一束阳光照射进来。“一会儿见，萨姆，”他说完缓缓走开了。他检查了剩下的囚室，所有的孩子一个没丢。他走出A排监舍回到前面，身后的门咔啦作响。 
　　囚室唯一的一盏灯安在不锈钢洗脸池上方，池子由不锈钢制成是为了不让犯人把它敲下一块用作武器或自杀的工具。池子下面有个不锈钢的马桶。萨姆打开灯，开始刷牙。快五点半了。他一夜没睡好。 
　　他点燃一支烟，坐在床边打量着自己的脚，然后又盯着那涂了漆的水泥地面看，这种地不知为什么夏不散热冬不保暖。他唯一的鞋放在床下，那是一双令他厌恶的橡胶拖鞋。他有一双毛袜，冬天睡觉时也穿着。他剩下的财产有黑白电视机、收音机和打字机各一台，六件有破洞的T恤，五条普通的白色拳击运动短裤，牙刷、梳子、指甲刀各一把，还有一台有杂音的电扇和一本十二个月的挂历。他最珍贵的财物就是他多年来苦心收集并牢记在心的一套法律书籍。这些书被整齐地放在床对面廉价的木质书架上。书架与门之间的地上有一个纸板箱，里面放着累积起来的厚厚的卷宗，是按年代排列的历年密西西比州政府诉萨姆·凯霍尔一案的审判记录。这些，也被牢记在心里了。 
　　他的资产负债表很简单，除了死刑执行令尚未执行外别无负债。起初贫困也曾使他发愁，但那些忧虑多年前就已烟消云散。听家人说他的曾祖父是个拥有地产和奴隶的有钱人，可近来凯霍尔家没有出过一个有产业的阔人。他知道有的死刑犯很为自己的遗嘱而苦恼，好像他们的继承人会为他们的旧电视机和破杂志争吵不休。他正在考虑立一份遗嘱把他的毛袜子和脏内衣遗赠给密西西比州政府，或者也可能留给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 
　　在他右边住着J．B．古利特，这是个不识字的白人小伙子，他强奸并杀害了某位校花。三年前萨姆在古利特就要被处决的前几天出面提出一项狡猾的请求。他指出了几点未解决的疑点并向第五巡回法院说明古利特没有律师。暂缓行刑令立即下达，而古利特则从此与他结成终生的朋友。 
　　他左边是汉克·亨肖，一个流氓帮伙颇为著名的头头，那早已被人忘在脑后的帮伙称作“红颈黑手党”。汉克和他那拼凑而成的一帮人在一天晚上劫持了一辆十八轮的大卡车，按计划他们只是想窃取车上的货物。但司机拔出一支枪来，随后在枪战中被杀。汉克的家人重金聘请了好律师，因而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他都不会被执行死刑。 
　　三个邻居把严管区他们的这一段归属于罗得西亚①。 
　　 
　　①　即今津巴布韦旧称。 

　　萨姆把烟头丢进马桶，然后斜倚在床上。克雷默爆炸案的前一天他曾去过埃迪在克兰顿的家。他别的都记不起了，只记得带了一些从自家园子里刚摘的菠菜，并且和小艾伦，即现在的亚当，在前院玩了几分钟。当时是四月，天气暖和，他还记得他的小孙子光着脚丫。他记得那双胖胖的小脚，有一个脚趾裹着创可贴。他是在石头上碰伤的，艾伦十分自豪地向他解释。这小家伙喜爱创可贴，手指上或膝盖上总是贴着一块。当他骄傲地把一大盒不同种类的胶条拿给祖父看时，伊芙琳手里抱着菠菜在一旁直摇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艾伦。第二天就发生了爆炸案，接着萨姆便在监狱待了十个月。等到第二次审判结束他获释时，埃迪和他一家已经走了。他太傲气，所以不愿赶着去找儿子。偶尔听到过关于他们去向的谣传。莉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但她找不到他们。多年以后她同埃迪交谈时方知他有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叫卡门。 
　　监舍那头传来一阵声响。接着是冲马桶声，然后收音机响起来。死监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活过来了。萨姆梳了梳他那油腻的头发，点燃起另一支蒙特克莱香烟，看了看墙上的挂历。今天是七月十二号。他还有二十七天。 
　　他坐在床沿上又打量了一番他的脚。古利特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而萨姆则一边喷云吐雾一边挠着脚踝在听全国广播公司杰克逊市分台的节目。在就当地的枪战、抢劫和凶杀进行报道之后主持人播报了帕契曼监狱就要执行一次死刑的热门新闻。他急切地报告说，第五巡回法院已经撤消对该监狱最著名的犯人萨姆·凯霍尔的暂缓行刑令，执行日期定于八月八日。权威人士确信凯霍尔的上诉已无力回天，那声音在说，处决会如期执行。 
　　萨姆打开他的电视机。同平时一样，声音比图像先出现整整十秒钟，因而他先是听到首席检察官在亲自宣布事过这么多年之后对凯霍尔先生的判决。随着慷慨激昂的讲话声，一张布满干扰纹的脸在屏幕上显现，然后看到了罗克斯伯勒又是微笑又是皱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兴味十足地在镜头前把凯霍尔先生如何最终还是被押进毒气室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通。随后镜头回到主持人。这是个本地小伙子，蓄着一口毛茸茸的胡须。他闪电式地把萨姆的可怕罪行回顾了一遍。在他肩膀后面的背景画面是一幅画得很粗的插图画，上头是一个戴着尖顶面罩的三K党。画面最后以一支枪、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和KKK三个字母结束。主持的小伙子又重播了一遍八月八号这个日期，仿佛他的观众应当把他们日历上的这个日子圈上并且到时得安排休上一天假。接着播出的是天气预报。 
　　他关上电视，朝栅栏走过去。 
　　“你听到了吗，萨姆？”古利特从隔壁大声问。 
　　“听到了。” 
　　“要大闹一场了，老兄。” 
　　“是啊。” 
　　“多往好处想想吧，老兄。” 
　　“什么意思？” 
　　“你只剩下四个星期啦。”古利特为自己想出的妙语笑出声来，但他很快就打住了。萨姆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些纸，坐到床沿上。囚室里没有椅子。他把给亚当的委托协议书从头读了一遍。一共两页的文件文字占了有一页半。萨姆用铅笔在所有空白处都加上了工整清晰的脚注。他还在两页纸的背面补充了一些段落。又有一个想法冒出来了，于是他找到一处地方把它添上。他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文件，一遍遍反复读着。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下他那老掉牙的皇家牌手提式打字机，把它在膝盖上放平稳，插进一张纸，开始打字。 
　　六点十分，A排监舍北端的门喀啦啦响着打开了，两名警卫进了走廊。其中一个推着一辆整整齐齐码放着十四个餐盘的手推车。他们在一号囚室停下，从门上一个狭窄的窗口递进金属餐盘。一号的犯人是个骨瘦如柴的古巴人，他上身裸着，只穿着裤衩，正等在栅栏旁边。就像个饥饿的难民，他抓过盘子，二话没说端到自己的床边。 
　　今天的早餐是两个炒鸡蛋、四片烤面包、一片肥成肉、两小盒葡萄果酱、一小瓶橙汁和一大塑料杯的咖啡。食物是热的，并且分量也足够，符合联邦法院规定的标准。 
　　他们来到下一间囚室，里面的犯人正在等着。他们总是在等，总是像饿狗似地站在门边。 
　　“你们迟到了十一分钟，”这个犯人一边接过餐盘一边轻声说。警卫连看都不看他。 
　　“你告我们去吧，”其中一个警卫说。 
　　“我有我的权利。” 
　　“你的权利就是屁股欠揍。” 
　　“别对我这样说话。我要去告你。你这是虐待。” 
　　警卫没再答理他，把车推到下一个门。每日例行仪式的一部分而已。 
　　萨姆没有在门边等。早餐送来时他正在自己小小的法律办公室忙着工作。 
　　“我猜你就在打字，”他们在六号前面停下来时，一个警卫说。萨姆慢慢地把打字机放在床上。 
　　“打情书，”他边说边站起身。 
　　“好吧，不管打的是什么，萨姆，你最好还是赶紧。厨子已经在谈论你最后一顿饭吃什么了。” 
　　“告诉他我要微波炉烤的比萨饼。恐怕他连这样的东西也做不好。或许我还是只要热狗和豌豆吧。”萨姆从递饭口接过餐盘。 
　　“你可以随便要，萨姆。上一个要的是牛排和大虾。你想象得出来吗？在这种地方居然要牛排和大虾。” 
　　“他得到了吗？” 
　　“没有。他吃不下去，结果他们给他服了一肚子的安定剂。” 
　　“这么走倒不错。” 
　　“安静！”J．B．古利特在隔壁吼起来。警卫顺着监舍把车子又推了几英尺，在J．B．古利特前面停下来。后者双手抓着栅栏。他们跟他保持着距离。 
　　“怎么，今天早上大家不是都挺快活的吗？”一个警卫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蠢货就不能安安静静地送饭呢？我是说，你们难道以为我们天天一大早醒过来就乐意听着你们耍嘴皮子开始这一天吗？把食物给我，老兄。” 
　　“哎呀，J．B．古利特，非常抱歉。我们只不过以为你们这些家伙会觉得孤单。” 
　　“你们错了。”J．B．古利特拿了餐盘，转身离去。 
　　“惹不得，惹不得，”一个警卫说着，两人走开又去折磨别的人了。 
　　萨姆把食物放在床上，然后往咖啡里搁进一包糖。按他每天的习惯是不吃炒鸡蛋和咸肉的。烤面包和果酱是他留着整个上午慢慢消受的。咖啡也要仔细品尝，限量配给供应到十点钟，那之后就是他健身和晒太阳的时间了。 
　　他把打字机平放在膝盖上，开始用食指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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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萨姆的协议书改写本在九点三十分完成。他颇为自豪，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比较得意的杰作之一。他一边大嚼烤面包一边做最后一次校对。由干打字机年代久远，字打出来虽然整齐但字体陈旧。至于语言则滥施感情且繁琐重复、辞藻华丽，净是些寻常百姓从来不用的字眼。但萨姆对法律术语用起来可差不多称得上是圆熟流利，堪与任何律师媲美。 
　　走廊尽头的一扇门砰地打开之后又关上了。沉重的脚步一路咔咔作响地走过来，帕克出现了。“你的律师来了，萨姆，”他边说边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 
　　萨姆起身穿上短裤。“几点了？” 
　　“九点三十过一点儿。有什么分别吗？” 
　　“十点该是我放风的时间。” 
　　“你是要放风还是去见律师？” 
　　萨姆一边穿他的红色连身囚衣和橡胶拖鞋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在死监里穿衣是个迅速完成的程序。“我以后再补行吗？” 
　　“我们考虑考虑吧。” 
　　“我要我的放风时间，你知道。” 
　　“我明白，萨姆。走吧。” 
　　“那对我很重要。” 
　　“我明白，萨姆。那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争取以后给你补，好了吧？” 
　　萨姆仔细地梳了头，又用冷水洗了手。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有话要对J．B．古利特讲，内容和他今天早晨的情绪有关，可是古利特已经又睡了。他们大多数都在睡。死监犯人普遍都是吃过早餐再看一个来小时的电视然后倒头睡个回笼觉。帕克的观察虽然决不科学，可他估计他们一天得睡上十五至十六个小时，而且无论酷暑严冬，无论是大汗淋漓还是置身于电视广播的嘈杂声中都照睡不误。 
　　这天上午要比平时安静许多。电扇依旧嗡嗡作响，但没有呼来喊去的大声喧哗。 
　　萨姆靠近栅栏，背对帕克，把双手伸到门上狭窄的递饭口外面。帕克给他上了手铐，萨姆到床边拾起文件。帕克朝走廊尽头的警卫点点头，于是萨姆的门自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脚镣在这种场合可用可不用，若是一名年纪轻些的犯人，或者是个态度差而体力强一点的犯人，帕克也许就会用了。但这是萨姆。他已经老了。充其量他能跑多远？他的那双脚能有多大危害？ 
　　帕克的手轻轻握住萨姆瘦骨嶙峋的上臂，带他经过走廊走到这排监舍大门旁停下，等着开门关门。离开A排监舍后，另有一名警卫尾随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帕克用他腰带上的钥匙开了门。他们进了门，亚当正独自一人坐在绿色隔板的另一侧。 
　　帕克解开手铐，离开了这个房问。 
　　亚当拿起萨姆改写的协议书，他第一遍读得很慢。读第二遍时他做了一些笔记，并被里面的一些词句逗乐了。他见过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写得比这更糟糕的作品，也见过比这强得多的。萨姆的难题与大多数学法律的一年级学生一样。人家用一个字就能说明白他却要用六个字。他的拉丁文糟透了。有的段落整段都是废话。不过，对非律师而言，大体上还不错。 
　　原来两页的协议如今成了四页，字打得很整齐，只有两处版式错和一个拼写错。 
　　“你干得相当不坏，”亚当说着把协议放在台子上。萨姆喷出一口烟，通过窗口注视着亚当。“和我昨天递给你的那份协议基本一致。” 
　　“两者基本上大不相同，”萨姆纠正他说。 
　　亚当瞟一眼笔记，接着说：“你似乎关注五个方面：州长、书籍、电影、终止委托以及谁在行刑时来作见证。” 
　　“我关注的事情多呢。这些恰巧是不能商量的。” 
　　“我昨天答应了不会去管你的书和电影。” 
　　“那好。接着往下说。” 
　　“关于终止委托的文字没有问题。你要求拥有随时以任何理由终止我和库贝法律事务所担任你的代理的权利，并且被解雇方无权反对。” 
　　“上一次为了解雇那些犹太浑蛋让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我不想重蹈覆辙。” 
　　“那倒合理。” 
　　“我不在乎你是否认为合理，明白吗？协议里写明了的，而且没有商量余地。” 
　　“公平得很。还有，你只愿与我一人打交道。” 
　　“不错。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其他人一概不得接触我的档案。那个地方犹太人满地爬，他们不许介入，明白吗？黑鬼和女人也一样。” 
　　“你看，萨姆，咱别用侮辱性字眼好吗？咱们称他们为黑人怎么样？” 
　　“噢，对不起。咱们是不是更准确一点，称他们为非洲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呢？你和我将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且也是白种男性美国人。如果你需要你们事务所帮忙，就一定要设法去找德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因为你们是在芝加哥，也许可以用一些波兰裔美国人。嘿，那有多好，是不是？咱们那才叫真正用词得当，从多元文化和政治的角度都准确无误，不是吗？” 
　　“随你怎么说都行。” 
　　“我已经感觉好一些了。” 
　　亚当在笔记上打了个勾。“我可以同意你这个意见。” 
　　“你他妈的当然得同意，如果你想要我跟你签协议的话。就是别让那些少数民族介入我的生活。” 
　　“你认为他们急于跳进来吗？” 
　　“我什么也不认为。我还有四个星期可活，我更愿意和我信任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亚当把萨姆的稿子第三页上的一个段落又读了一遍。文中给予萨姆单方面决定选择两名行刑见证人的权利。“关于见证人的这一条我不明白，”亚当说。 
　　“这很简单嘛。如果我们走到那一步，那时就会有大约十五个见证人。既然我是被邀请的客人，我应当有权选择两个。成文法——一旦有机会你不妨复习一下——列举了一些必须在场的人。典狱长——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位是个黎巴嫩裔美国人——有权对其余人的选择作出决定。他们通常是与新闻界一起用摇奖的方式选出哪些狠心的家伙是被许可到场观看行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呢？” 
　　“因为律师一向是受刑人——就是我——决定的两个人选之一……” 
　　“而你不愿我来观看行刑。” 
　　“是的。” 
　　“你认为我会希望到场看行刑？” 
　　“我什么也不认为。只不过事实是，一旦处决不可避免，律师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们可怜的当事人被毒气熏死。然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到镜头前哭上一场，继而又对判决不公骂上一通。” 
　　“你以为我也会这么做？” 
　　“不，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加这一条呢？” 
　　萨姆两肘支着台面向前靠过来。他的鼻子距隔离板只有一英寸远。“因为你一定不能去看行刑，明白吗？” 
　　“成交了，”亚当漫不经心地说，翻到另一页上，“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地步的，萨姆。” 
　　“好样的。这话正合我意。”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州长的帮助。” 
　　萨姆厌恶地哼了一声，在椅子里放松了一下。他把右腿搭在左膝上，注视着亚当。“协议书写得很明白。” 
　　确实如此。几乎有一整页都是对大卫·麦卡利斯特的恶意攻击。萨姆把法律置于脑后，使用了诸如“下流”、“自我中心”及“自恋”之类的字眼，并且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在公开场合出风头的贪得无厌。 
　　“这么说你跟州长不和，”亚当说。 
　　萨姆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认为你有这样的念头不好，萨姆。”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认为。” 
　　“州长可以救你一命。” 
　　“啊，真的吗？我今天之所以落到在死监等候进毒气室处死的地步，根由就在他一人身上。他凭什么要救我的命呢？” 
　　“我并不是说他要来救。我说的是他可以。咱们还是持一种对任何机会都不拒绝的态度吧。” 
　　萨姆点起一支烟，干笑了好一阵子。他眨眨眼，眼珠一转，仿佛这孩子是他几十年来碰见的最笨的人。随后他倚着左肘向前倾身，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指着亚当。“如果你以为大卫·麦卡利斯特会在最后一刻同意赦免我，那你准是傻瓜。不过让我告诉你他会干些什么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你，还有我，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会邀请你去他州首府的办公室，但在你到达之前他会递话给新闻界。他会作出极诚挚的样子倾听。他会声称对我是否该处死还有重大保留。他会在临近行刑时再安排一次会面。而在你离开后，他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把你刚刚对他说的一切都透露给他们。他会翻出克雷默爆炸案重弹老调。他会谈论民权及所有那些激进的黑鬼的屁事。他甚至可能声泪俱下。我进毒气室的日子越近，传媒的炒作就越大张旗鼓。他会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他会天天同你见面，假使我们许可的话。我们会被他牵着走到终点线。” 
　　“没有我们他一样可以做到。” 
　　“当然他会。记住我的话，亚当。在我死前一小时，他会在某个地方——或许在这儿，或许在州长官邸——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会站在那儿，面对着数百架摄像机宣布拒绝给我赦免。而且这个浑蛋还会含着眼泪。” 
　　“跟他谈谈没什么害处。” 
　　“好。跟他谈去吧。等到你那么做了，我就行使第二款，请你这个笨蛋滚回芝加哥。” 
　　“他也许会喜欢我。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噢，他会爱你的。你是萨姆的孙子嘛。多么耸人听闻的故事。会招来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采访。他准高兴结识你，那样他好吊着你的胃口引诱你跟着他走。见鬼，恐怕你会使他再次当选呢。” 
　　亚当翻到下一页，又做了一些笔记。为了把话题从州长引开，他故意打马虎眼拖延了一会儿。“你在哪儿学会这么写的？”他问。 
　　“跟你从一个地方学来的。指导你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同样也是教我的老师。已故的历届法官们、可敬的大法官们、夸夸其谈的律师们、啰嗦乏味的教授们。你读过的那些垃圾也是我拜读过的。” 
　　“不坏嘛，”亚当边说边扫视着另外一段。 
　　“真高兴你这么看。” 
　　“我知道你在这儿开业，很有些主顾。” 
　　“开业。什么是开业？为什么律师开业？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只是工作呢？管子工开业吗？卡车司机开业吗？不，他们只是工作。然而律师却不同。不同个鬼。他们特殊，所以他们开业。虽然他们有那么多该死的业可开，你以为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吗？你以为他们最后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吗？” 
　　“你喜欢什么人？”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是愚蠢的呢？” 
　　“因为你坐在墙的另一面。你可以从那扇门走出去，驾车离开。你今晚还可以在一家考究的餐馆进餐，然后在一张软床上睡觉。在墙的这一边，生活是有一点不同的。我被当成动物一样对待。我住的是笼子。给我判的死刑使密西西比州可以在四星期内将我杀死，就是这么回事，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很难喜欢什么人的。因此你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 
　　“你是说在你到这儿之前是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吗？” 
　　萨姆从窗口朝这边瞪了一眼，喷出一口烟。“又是个傻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与正题无关，顾问。你是律师，不是精神病医生。” 
　　“我是你的孙子，因此我可以问和你的过去有关的问题。” 
　　“那就问吧。你的问题也许得不到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孩子。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取消过去已经做下的事，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作出解释。” 
　　“可我没有过去。” 
　　“那么你真是个幸运儿。” 
　　“我可不这么认为。” 
　　“瞧，如果你期望由我来给你填补空白，那你恐怕是找错人了。” 
　　“那好。我另外应当去跟谁谈呢？” 
　　“我不知道。这事并不重要。” 
　　“也许对我是重要的。” 
　　“好啦，说实话，我此刻对你不大关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更担心的是我自己，是我和我的前途，我和我的性命。一座大钟正在什么地方滴答作响，你知道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能听到这该死的声音，它确实使我焦虑不安。我觉得很难去为别人的问题着急。” 
　　“你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我父亲是三K党。” 
　　“他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他的父亲是三K党。” 
　　“棒极了。三代同党。” 
　　“我想是四代。雅各布·凯霍尔上校在南北战争中与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一起打过仗，根据咱们家流传下来的说法，他是三K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我的曾祖父。” 
　　“你对此感到自豪？” 
　　“你这是在提问吗？” 
　　“是的。” 
　　“并不是自豪不自豪的问题。”萨姆朝台子点点头。“你打算在协议上签字吗？” 
　　“签。” 
　　“那就签上吧。” 
　　亚当在文件最后一页底下签了字，递给萨姆。“你问的问题都是颇具隐私性的。作为我的律师，你一个字都不能泄漏。” 
　　“我明白这层关系。” 
　　萨姆把名字签在亚当名字旁边，然后研究着两人的签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姓霍尔的了？” 
　　“在我过四岁生日前一个月。这是家务事。我们全家同时改的。当然了，我并不记得。” 
　　“为什么他改成霍尔？为什么不彻底斩断联系，改为米勒或格林，或别的什么？” 
　　“这是在提问吗？” 
　　“不。” 
　　“他是在逃避，萨姆。而且是边逃边切断后路。我看四代的重负真够他受的。” 
　　萨姆把协议放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有条不紊地点起另一支烟。他朝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凝视着亚当。“听着，亚当，”他缓缓地说，声音突然变得柔和许多，“咱们先把家族的事在一边放放好吗？也许我们以后会回来解决它。此刻我需要知道会有什么事将要落到我头上。据你所知，我还有希望吗？诸如此类的情况我都需要了解。你怎么才能让那钟停下来？你下一步怎么做？” 
　　“这取决于几件事，萨姆。取决于你告诉我多少关于爆炸案的实情。” 
　　“找听不明白。” 
　　“如果有新的事实，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我们会找到一个乐于倾听的法官。” 
　　“什么样的新事实？” 
　　亚当把拍纸簿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日期。“爆炸的前一晚是谁把绿色庞蒂亚克开到克利夫兰的？” 
　　“我不知道，是道根的一个手下吧。”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 
　　“说出来吧，萨姆。” 
　　“我发誓，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事。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车子被开到一个停车点。我找到了它。我应当在完事后把车留在原来发现它的地方。我从没见过那个负责转移车子的人。” 
　　“审判期间他怎么没被发现呢？” 
　　“我怎么知道？我琢磨，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从犯吧。他们要找的是我。干嘛在一个小卒子身上费心呢？我不知道。” 
　　“克雷默爆炸事件是你们搞的第六次爆炸，对吧？” 
　　“我想是。”萨姆向前靠近，脸都要触到隔板上了。他声音压低，仔细斟酌着每个字眼，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听着。 
　　“你想是？” 
　　“这事过去很久了，对吧？”他闭上眼想了一会儿。“是的，是第六次。” 
　　“联邦调查局说是第六次。” 
　　“那这事就可以肯定了。他们一向都是对的。” 
　　“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只用了一次还是在以前每次爆炸时都用？” 
　　“是的，根据我的记忆，用过几次。我们用了不止一辆车。” 
　　“全是由道根提供的吗？” 
　　“对。他是汽车商。” 
　　“我知道。在前面的爆炸活动中转移庞蒂亚克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我从没看到或遇见任何人为爆炸转移车子。道根做事可不是那样的。他特别谨慎，计划周密。我虽然没有事实作依据，但我可以肯定那个转移车子的人对我是谁也一无所知。” 
　　“车子来时就带有炸药吗？” 
　　“对，总是带着。道根的枪和炸药足够打一场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同样也没找到他的兵器弹药库。” 
　　“你们从哪里学的爆炸？” 
　　“三K党的训练营地和基础训练手册。” 
　　“或许是来自遗传吧，不是吗？” 
　　“不，不是。” 
　　“我可是正经的。你怎么学会引爆炸药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基础技术。傻瓜花半小时也能学会。” 
　　“那么再有点实践你就是专家了。” 
　　“实践是有帮助的。爆炸并不比点燃烟火困难多少。你划一根火柴，什么样的火柴都行，把它放在一根长的引信末端，等引信一点燃你就拼命跑。假如你运气好，大约十五分钟之内它是不会爆炸的。” 
　　“这一套是不是每个三K党徒都得学会？” 
　　“我认识的大多数三K党徒都会操作。” 
　　“你如今还认识哪个三K党徒吗？” 
　　“不，他们背弃了我。” 
　　亚当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冷酷锐利的蓝眼睛沉稳镇定。面部的皱纹一动不动。看不到情绪的变化，没有感觉，既不悲哀也不愤怒。萨姆两眼眨也不眨地回视着亚当。 
　　亚当的目光回到他的笔记上。“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杰克逊市的赫希寺被炸。那是你干的吗？” 
　　“说点要紧的，行不？”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萨姆转了一下唇间的过滤烟嘴，考虑了片刻。“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只要你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亚当厉声说，“现在再耍花招太晚了。” 
　　“以前没人问过我这个。” 
　　“那么，我猜今天是你的一个重大日子。只须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 
　　“是。” 
　　“你用的是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吗？” 
　　“我想是吧。” 
　　“谁与你一起干的？” 
　　“你根据什么认为有人和我在一起？” 
　　“因为有一个证人说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看见一辆绿色庞蒂亚克疾驰而过。而且他说他看到车里坐着两个人。他甚至还依稀辨认出你是那个驾车的。” 
　　“噢，是的。那是咱们的小朋友巴斯卡。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 
　　“你和你的伙伴冲过去时他正在堡垒街和政府街的拐角。” 
　　“他当然在那里。凌晨三点他刚刚从酒吧出来，喝得烂醉，人事不省。我敢说你也知道，巴斯卡始终就没出庭作证，始终就没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要说实话，始终就没受过盘问，直到我在格林维尔被捕并且一半人都看到了那辆绿色庞蒂亚克之后他才站出来。直到我的脸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之后他那不能肯定的指认才提出来。” 
　　“照你说，他是在说谎？” 
　　“不，他也许只是无知。你记住，亚当，我从来没有因那次爆炸被起诉。巴斯卡从来没有受过施压考察。他作证前从来没有宣过誓。我相信，他的话是孟菲斯一家报纸的记者在酒吧妓院打探出巴斯卡这人时才透露出来的。” 
　　“让我来换个问法。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你炸掉赫希寺犹太教堂时有还是没有人与你在一起？” 
　　萨姆的目光落在窗口下几英寸处，然后向下移至台面，接着落在地上。他稍微朝后推了一下椅子，身体放松。不出所料，他又从兜里掏出那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费好大工夫选了一支，把过滤嘴朝下重重敲了几下，然后照例把它插进潮湿的双唇问。另一简短仪式是划火柴，他终于划着了一根，一股烟雾袅袅向天花板飘去。 
　　亚当在一旁观望着直等到情况很显然萨姆不会痛快地给以回答。迟迟不答的本身就意味着认可。他紧张地用铅笔敲着拍纸簿。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空空的肠胃突然间一阵抽搐。这会不会是一线转机？如果存在一名同犯，那或许他们就是一个小组一起干的，并且萨姆或许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手安置那枚炸死克雷默家人的炸弹。或许这一事实可以提交某个地方的一名富于同情心的法官，他会倾听并准许延缓执行。或许，可能。这会不会是个机会？ 
　　“不，”萨姆说，带着从未有过的温柔但十分坚定的口气，一边透过窗口注视着亚当。 
　　“我不信。” 
　　“没有同犯。” 
　　“我不信你的话，萨姆。” 
　　萨姆随便地耸耸肩，似乎一点儿不在乎。他跷起二郎腿，两手抱着膝盖。 
　　亚当深吸一口气，信笔画着什么，仿佛对此早有所料，随后他翻到新的一页。“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那天夜里你几点到达克利夫兰的？” 
　　“哪一次？” 
　　“第一次。” 
　　“我六点左右离开了克兰顿，开了两小时车到达克利夫兰，所以我到达时大约是八点。” 
　　“你去了哪里？” 
　　“去了购物中心。” 
　　“为什么去那里？” 
　　“取车。” 
　　“绿色庞蒂亚克？” 
　　“是的。不过那车不在那里，所以我开车到格林维尔四周看了看。” 
　　“你以前去过那儿吗？” 
　　“去过。之前两个星期我侦察过那地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甚至还到那犹太人的事务所里面去了一趟。” 
　　“那可是相当愚蠢，不是吗？我是说，他的秘书在审判时认出你就是那个进来问路并且要求使用洗手间的人。” 
　　“是很蠢。但那时我没料到会被抓住。她也没料到会再次见到我的脸。”他咬住过滤嘴，拼命吸着。“非常糟糕的一步。不过，如今坐在这儿事后猜测一切当然容易得很。” 
　　“你在格林维尔停留了多久？” 
　　“一个来钟头吧。然后我就开车回克利夫兰取车。道根一向在制定计划时都有几套备用方案。那辆车停在卡车停车点附近的第二地点。” 
　　“钥匙在哪儿？” 
　　“在垫子下面。” 
　　“你怎么办的？” 
　　“开车兜了一圈。出了城，穿过一片棉花地。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停下来，打开后车箱查点了炸药。” 
　　“有多少根炸药？” 
　　“我想是十五根。我一般使用十二到二十根，依建筑物大小而定。炸犹太教堂用了二十根，因为它是一座用水泥和石头建成的现代的新建筑。但犹太人的事务所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房于，我知道用十五根就可以把它夷为平地。” 
　　“车后箱里还有些什么？” 
　　“和往常一样。一纸板箱的炸药、两根雷管和一根十五分钟的引信。” 
　　“就这些？” 
　　“是的。” 
　　“你能肯定吗？” 
　　“当然能肯定。” 
　　“那定时器呢？引爆装置呢？” 
　　“哦，对，我把这个忘了。这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给我形容一下。” 
　　“为什么？你读过审判记录的。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很成功地照着我的小炸弹重制了一枚。你读过这些的，是不是？” 
　　“读了多少遍了。” 
　　“而且你看到过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照片。定时器的那些残碴碎片。这些你都看到过，不是吗？” 
　　“我是看到过。道根从哪儿弄到这钟的？” 
　　“我没问过。在任何一家药房你都可以买到。那只是一个便宜的上弦闹钟而已。没什么新鲜的。” 
　　“这是你第一次用定时装置吗？” 
　　“这你都知道。其他的炸弹全是用引信起爆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我想听听你的回答。我看过所有的材料，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你为什么要让这枚炸克雷默的炸弹推迟起爆？” 
　　“因为我对点燃引信之后就得拼命逃的做法已经烦透了。我希望在安置好炸弹到它爆炸之间有更长的间隙。” 
　　“你几点安置的炸弹？” 
　　“大约凌晨四点。” 
　　“预计爆炸时间是几点？” 
　　“五点左右。” 
　　“出了什么故障呢？” 
　　“它没在五点爆炸，是在八点的前几分钟爆炸的。那时这座楼里已经有人了，于是这些人中有的就被炸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穿着这身红色囚服坐在这儿思量那毒气究竟会是什么味儿的原因。” 
　　“道根作证说是你们俩共同决定选择马文作为袭击目标的。他还说克雷默上三K党的黑名单已有两年，而使用定时装置是你作为一种杀死克雷默的办法提出来的，因为他的作息规律是可以预知的。他又说你是单独行动的。” 
　　萨姆耐心地听着，同时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朝着地板点点头。接着他几乎露出一丝笑意来。“恐怕道根发疯了，不是吗？联邦调查局追查他多年，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你知道，他不是个坚强的人。”他深呼吸了一下，望着亚当。“不过有些是属实的。不多，但有一些。” 
　　“你是有意杀他的？” 
　　“不是。我们从不杀人。只是炸建筑物。” 
　　“维克斯堡的平德家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你干的吗？” 
　　萨姆慢慢地点点头。 
　　“那回炸弹是凌晨四点爆炸，当时平德一家人都在酣睡。六口人。真是个奇迹，只有一人受了轻伤。” 
　　“那不是奇迹。炸弹是放在车库里的。假使我要杀死谁，我会把它放在卧室窗子附近的。” 
　　“半栋房子都塌了。” 
　　“是的，其实我满可以用闹钟在这帮犹太人大嚼他们的过水面包圈之类的东西时把他们全干掉。” 
　　“那你为什么没干呢？” 
　　“我说过的，我们并不企图杀人。” 
　　“那你们企图干什么呢？” 
　　“恐吓、报复。迫使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不再资助民权运动。我们企图让非洲裔呆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学校、教堂、居住区和休息室，远离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像马文·克雷默那样的犹太人是在鼓吹建设一个种族混杂的社会并挑动黑人闹事。这狗娘养的得有人教他守规矩。” 
　　“你们这些家伙的确给了他一个教训，是不是？” 
　　“他罪有应得。我只是对那两个小男孩感到抱歉。” 
　　“你的同情心令人感动。” 
　　“听着，亚当，你听好。我无意伤害任何人。那枚炸弹设定在五点爆炸，距他通常来上班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他的孩子们在场只是因为他的老婆得了流感。” 
　　“不过你对马文失去双腿不觉得懊悔吗？” 
　　“不觉得。” 
　　“对他自杀也不觉得懊悔？” 
　　“他自己扣动的扳机，又不是我。” 
　　“你有病，萨姆。” 
　　“是啊，等我闻到毒气时会有更多病。” 
　　亚当厌恶地摇摇头，但没做声。关于种族仇恨他们以后可以再辩论，他此刻所期望的并不是同萨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不过他倒是决心要试一试的。然而眼下他们需要讨论的是事实真相。 
　　“查点过炸药后你做了什么？” 
　　“开回卡车停车点。喝咖啡。” 
　　“为什么？” 
　　“可能是口渴吧。” 
　　“太可笑了，萨姆。你要好好回答问题。” 
　　“我在等待。” 
　　“等待什么？” 
　　“我得消磨几个钟头。当时大概是午夜时分，而我希望在格林维尔逗留的时间尽可能少，所以，我只好在克利夫兰消磨时间。” 
　　“你在咖啡馆里和谁说话了吗？” 
　　“没有。” 
　　“咖啡馆里人多吗？” 
　　“我实在记不清了。” 
　　“你是独自一人坐着的？” 
　　“对。” 
　　“占一张桌子吗？” 
　　“是的。”萨姆勉强咧嘴笑了一下，他知道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 
　　“一个叫托米·法里斯的卡车司机说他那晚在停车点看到一个与你酷似的人，而且这人跟一个较为年轻的男子一起喝了好长时间的咖啡。” 
　　“我从没见过托米·法里斯，可我相信他有三年的时间记忆力衰退。在我的记忆中，在记者发现他并让他的名字上报之前他没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神秘的证人怎么在审判多年之后才冒出来。” 
　　“为什么法里斯在最后一次审你时没有出庭作证？” 
　　“别问我。我估计是因为他没什么叮说。在爆炸前的七个小时里我是独自一人或是和某个人一起喝咖啡的事实与正题没什么关系。此外，喝咖啡发生在克利夫兰，与我是否犯罪也扯不上。” 
　　“这么说法里斯在说谎喽？” 
　　“我不知道法里斯在做什么，实际上也并不关心。我是单独一人。这才是最要紧的。” 
　　“你什么时候离开克利夫兰的？” 
　　“我想是在三点左右。” 
　　“你是直接驶往格林维尔的吗？” 
　　“对。我开车经过了克雷默家，看见警卫坐在门廊上，接着经过他的事务所，又消磨了一些时间，大约四点左右我把车停在他的事务所后面，溜进后门，把炸弹安放在走廊上的储藏室里，回到车上，驱车离开。” 
　　“你几点离开格林维尔的？” 
　　“我本来计划等炸弹爆炸后再离开。不过，你也知道，我实际上是在数月之后才得以离开该市。” 
　　“你离开克雷默事务所后去了哪里？” 
　　“我在公路旁找到一家小咖啡馆，那里距离克雷默的事务所大概有半英里之遥。” 
　　“你为什么去那儿？” 
　　“喝咖啡。” 
　　“那时几点？” 
　　“不知道。大概四点半左右吧。” 
　　“那儿拥挤吗？” 
　　“有不多几个人。那只是一家普通的通宵营业咖啡馆，里面有个穿着肮脏T恤衫的胖厨师和一个嘴里的口香糖噼啪乱响的女招待。” 
　　“你和谁讲过话吗？” 
　　“我点咖啡时和女招待讲过话。我可能点的是面包圈。” 
　　“然后你就细品慢尝着你的咖啡，不管他人闲事，专等炸弹起爆。” 
　　“是啊。我一向爱听炸弹起爆，还爱看人们的反应。” 
　　“那么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有几回吧。那一年的二月我炸杰克逊市那家犹太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那些犹太人把白人区的一栋房子售给了黑鬼——炸弹爆炸时我刚刚在三个街区外的一家餐馆入座。那次我用的是一根引信，所以只好赶紧离开，很快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了一张桌子。那个姑娘才把我的咖啡送来放下，大地就开始震动，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实在很喜欢这样的景象。时值凌晨四点，那地方满是卡车司机和送货的，在远处一个角落甚至还有几个警察，当然他们闻风而动，跑回车上，闪着警灯火速离开。我的桌子晃得厉害，连咖啡都从杯子里泼了出来。” 
　　“这真使你觉得刺激吗？” 
　　“是的，是这样。不过其他几次任务太危险。我没时间去找咖啡馆或餐厅，只好驾着车转那么几分钟等着瞧热闹。我会不断看表，那样我随时都能知道炸弹还有多久会爆炸。你知道，若在车里，我是乐意呆在城郊交界处的。”萨姆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大口烟。他话讲得很慢，很慎重。一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他双眼竟微微闪着光，不过措词是经过斟酌的。“我是眼看着平德家爆炸的，”他补了一句。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住在郊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周围林木茂密，好像那是一片幽谷。我把车停在一英里外的一处山坡上，爆炸发生时我正坐在一棵树下。” 
　　“多么安宁啊。” 
　　“确实是。一轮满月，凉爽的夜晚。他们住的那条街我一览无余，一片片屋顶尽收眼底。夜是那么宁静安谧，大家都在睡梦中，然后，嘭的一声，那屋顶便在爆炸中化为乌有。” 
　　“平德先生犯了什么罪？” 
　　“无非是犹太人的通病呗。喜爱黑鬼。总是热情欢迎那些来自北方的激进的非洲裔，闹得大家不得安生。他喜欢和这些非洲裔一同游行示威搞联合抵制。我们怀疑他在资助他们的许多活动。” 
　　亚当记着笔记，试图弄明白他所有的话。理解这些话很困难，因为那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也许处以死刑倒是个并不那么坏的主意。“还是回来谈格林维尔。那个咖啡馆在哪里？” 
　　“不记得了。” 
　　“那咖啡馆叫什么？” 
　　“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何况也不是那种需要你记住的地方。” 
　　“它是不是在八十二号公路上？” 
　　“可能是。你打算干嘛？追查那个胖厨师和那个俗不可耐的女招待吗？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话？” 
　　“是的。我是怀疑你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学会了制作有定时装置的炸弹？” 
　　“在我家房后的车库里。” 
　　“是在克兰顿吗？” 
　　“在克兰顿郊外。制造炸弹并不那么难。” 
　　“是谁教你的？” 
　　“我是无师自通。我有一张图、一本有图解的小册子等等。按着步骤一二三做下去。没什么了不得的。” 
　　“在炸克雷默办公室之前你试过多少次这种装置？” 
　　“一次。” 
　　“地点？时间？” 
　　“在离我家不远的林子里。我拿了两根炸药及必要的装备，到树林深处的小河的河床上进行试爆。爆炸效果十分理想。” 
　　“可以想象。你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个车库进行的吗？”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个人的小实验室。” 
　　“随你怎么叫。” 
　　“联邦调查局在你被押期间彻底搜查了你的房子、车库和院子。他们没有发现一丝炸药的痕迹。” 
　　“也许是他们太蠢。也许是我的确仔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或者也许是哪个有爆炸经验的人安置的炸弹。” 
　　“没有的事。很遗憾。” 
　　“你在格林维尔的咖啡馆逗留了多久？” 
　　“消磨了好长时间。五点过去，直到快六点。差几分不到六点时我起身离开，驱车来到克雷默事务所旁。这地方看起来并无异样。一些早起的人已经出来活动。我不愿让人看见，于是过河驶往阿肯色州的莱克村，然后返回格林维尔。那时是七点钟，太阳已经升起，周围有过往的行人。没有爆炸。我把车停在一条岔道上，四处走了走。这该死的玩意儿还不爆炸。你知道，到这一步上我已不能再进去了。我走啊走啊，竖起耳朵仔细听，盼望地面震动起来。但依然没有动静。” 
　　“你看见马文和他的儿子进楼了吗？” 
　　“没有。我从街角拐过来，瞧见他的车停在那儿，心想，这可糟了！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无法思考。但我转念一想，去他的吧，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何况还作恶多端。接着我想起可能在里面工作的秘书和其他人，于是我又绕着这街区走了一遭。还记得在差二十不到八点时我瞅了一眼手表，当时我冒出一个念头，也许我该打个匿名电话给事务所，告诉克雷默有个炸弹放在他的储藏室。如果他不信我，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可以夹着尾巴逃跑。”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 
　　“我身上没有硬币。我的零钱已经当小费全给了女招待，而且我不想到商店去换零钱。我得告诉你，我当时确实很紧张。我的手在发抖，我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显得形迹可疑。我是个生人，对吧？那里面放着我的炸弹，对吧？我是在一个小城镇里，这里人人彼此相识，当罪案发生时，他们肯定会记起在场的那些陌生人来。记得我顺着人行道走，街对面就是克雷默事务所，在理发店前的自动售报箱旁有个男人正在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我差点开口向他提出兑换硬币的请求，那样我就能打个紧急电话，可我太紧张，只好放弃。” 
　　“你为什么那样紧张？你刚才说你对克雷默是否受伤并不在乎。这是你第六次爆炸，是吧？” 
　　“是啊，不过其他几次都容易。点着引信，夺门就跑，等上几分钟，大功告成。这一回，我脑子里不断地想着克雷默事务所那个指点我上洗手间的漂亮的小秘书。就是后来出庭作证的那个。同时我还不断想着在他事务所工作的其他人，因为那天我进去时看见到处是人。快到八点时，我知道这地方还有几分钟就开门了。我知道许多人都可能遇难。我的脑子乱了。记得我站在一个街区外的电话亭旁，呆呆望着我的手表，又呆呆地望着电话，告诉自己一定得打这个电话。我终于进了电话亭，查看电话号码，但一合上电话簿就忘了号码。所以我又重新查，但是等一拨号我又想起自己没有硬币。因此我决心到理发店换零钱。我双腿沉重，浑身大汗淋漓。我走向理发店，在橱窗玻璃前停下往里看。只见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靠墙坐了一排，正在闲聊或看报纸，还有一排椅子也坐满了男人，他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聊天。我记得其中有两个人望望我，接着又有一两个人把目光转向我，于是我就走开了。” 
　　“你接着去了哪儿？” 
　　“我记不清了。克雷默的隔壁有一座办公楼，我记得看见楼前停了一辆车。我思量那也许是一个秘书或其他什么人准备进克雷默事务所，我想就在我朝车走去时炸弹爆炸了。” 
　　“那么你是在街对面了？” 
　　“可能是。我记得自己在街上抖动着双手和膝盖，把落了我一身的玻璃碎片抖掉。再往下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 
　　门外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巡视警官帕克端着一个大泡沫塑料杯，外带一份纸巾和搅棒以及一小包奶粉出现在门口。“我想你也许需要来点咖啡。抱歉打扰你们了。”他把杯子和其他东西放在了台子上。 
　　“多谢，”亚当说。 
　　帕克迅速转身向门走去。 
　　“我要两份糖一份奶，”从另一侧传来萨姆的话。 
　　“是，先生，”帕克高声回答，脚步并未放慢，匆忙走掉了。 
　　“这里的服务不错嘛，”亚当说。 
　　“好极了，好得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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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萨姆当然没有被招待咖啡。他立刻就明白了，但亚当还不明白。因而在等了几分钟之后，萨姆说：“喝了吧。”在亚当用塑料搅棒搅和着糖块的同时，他自己又点起一支烟，在椅子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快十一点了，萨姆已经错过了他的放风时间，而且他对帕克是否会找到时间给他补上也没信心。他边走边下蹲了几次，又做了六下曲体前弯，在他颤颤巍巍起身和下弯时，他的膝盖及关节都嘎巴直响。他在进死监第一年的头几个月就养成了严格坚持做操的习惯。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囚室里做一百下俯卧撑和一百下仰卧起坐。加上狱中的低脂伙食，他的体重减至最合乎标准的一百六十磅。他的腹部平坦结实，身体空前健康。 
　　然而不久之后他醒悟到死监将是他最后的归宿，有一天州政府会在这儿把他杀死。如果一个人被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锁在里面等死，拥有良好的健康和坚实的二头肌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渐渐不再做操了，烟抽得却越来越多。萨姆在他的狱友中被认为是个幸运儿，主要原因是他外面有人资助。萨姆每月一次收到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弟弟唐尼航运来的一纸箱整整齐齐码好的十条蒙特克莱香烟。萨姆一天平均抽三到四包烟。他希望在州政府动手之前抢先把自己杀死。他更愿意自己死于一种慢性的病痛，一种需要昂贵治疗而按宪法规定密西西比州政府又必须提供治疗的疾病。 
　　现在看来在这场比赛中他似乎是要失败了。 
　　那个通过一项犯人权利诉讼而取得帕契曼监狱管辖权的联邦法官曾经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基本的惩治办法进行了全盘修正。他仔细界定了犯人的权利，对区区细节也作了规定，诸如死监的每间囚室的面积和每个犯人可以拥有的钱数。最高数额是二十美元。规定中将其称之为“现金”，并且只能来自于外援。死刑犯不许干活挣钱。幸运的人每个月从亲友那里得到一些钱。他们可以到设置在严管区中央的小卖部把钱花掉。在这里，饮料、糖果、小吃和香烟都有各自的外号。 
　　大多数犯人得不到外界的接济。他们只好搞实物交换，攒够钱就去买烟叶，回来用薄纸卷起来慢慢抽。相比之下萨姆的确是个幸运的人。 
　　他坐下来，又点起一支烟。 
　　“你为什么在审判时不出来作证？”他的律师隔着玻璃问他。 
　　“哪次审判？” 
　　“问得好。前两次审判。” 
　　“没有必要。布雷泽顿挑的陪审员都不错，一律是白种人，明事理、富于同情心。我知道这些人不会给我定罪，所以没有上去作证的必要。” 
　　“最后一次审判呢？” 
　　“那一次情况有点复杂。凯斯和我商量了许多次。他起初认为那样或许会有帮助，因为我可以向陪审团解释我的意图。我本不打算伤害任何人，等等，以及那枚炸弹本来是计划在早晨五点爆炸的。不过我们知道法庭上的盘问是很讨厌的。法官已经裁定，为证明某些事可以讨论其他几起爆炸案。我会被迫承认实际是我安置的炸弹，整整十五根炸药，用来杀人自然是绰绰有余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作证？” 
　　“因为道根。这个撒谎的浑蛋告诉陪审团我们的计划就是杀死那犹太人。他是个非常有力的证人。我是说，想想看，由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前任魁首出来控告他自己手下的一个人。那可是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陪审团欣然信之。” 
　　“道根为什么说谎？” 
　　“道根发疯了，亚当。我是说他真疯了。联邦调查局跟踪他十五年——窃听电话，监视他老婆的活动，骚扰他的亲戚，恐吓他的孩子，夜间不分早晚随时可能去敲门。他日子过得真惨，老是有人在监视窃听。后来，由于他的草率，国内税务局乘虚而入。他们，还有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他会被看管三十年。道根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我听说在我受审后他被送走一段时间。你知道的，是送到了精神病院。经过治疗，他回了家，不久就死了。” 
　　“道根死了？” 
　　一口烟吐了半截，萨姆愣在了那里。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烟经过他的鼻子袅袅从他眼前上升。此刻那双眼睛正透过窗口不相信地望着自己的孙子。“你不知道道根的事？”他问。 
　　亚当闪电般回忆着他所收集并编目的无数文章和报道。他摇摇头。“不知道。道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为你了解一切呢，”萨姆说，“我当你把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全记下来了。” 
　　“我知道不少有关你的事情，萨姆。我实际上对道根并没在意。” 
　　“他是在房子失火时烧死的。他跟他老婆。一天夜里，他们正睡着觉，煤气管里的丙烷气开始泄漏。邻居们说就像炸弹爆炸一样。” 
　　“什么时候出的事？” 
　　“恰恰在他指证我一年之后的同一天。” 
　　亚当想把这情况记录下来，但是手里的笔没动。他端详着萨姆的脸，想从中找到一点线索。“恰恰一年？” 
　　“不错。” 
　　“真是个奇妙的巧合。” 
　　“当然我是在这里面，不过我还是零零星星听到关于此事的一些情况。警方认定这是偶然事件。事实上，煤气公司似乎还因此被控告。” 
　　“那么你不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我当然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好。是谁干的？” 
　　“联邦调查局事实上来这里问了我一些问题。你能相信吗？联邦调查局居然把手伸到这里来了。从北方下来两个小伙子。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到死监来，亮出他们的身份，与一位活生生的三K党恐怖分子见面。他们害怕得要命，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他们问了我一个小时的傻问题之后就离开了。从此音讯全无。” 
　　“谁会去谋杀道根呢？” 
　　萨姆咬着过滤嘴，用力吸进最后一口烟，边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边把这口烟吐过隔板。亚当动作夸张地把烟挥开，但萨姆没睬他。“好多人，”他咕哝着说。 
　　亚当在记录的空白处注明以后再谈道根的事。他得先行研究一下，而后再在将来哪次谈话时乘其不备提出来。 
　　“即便只是为了辩解，”他边写边说，“你似乎也该上台去作证反驳道根。” 
　　“我差点就上台了，”萨姆有些后悔地说，“审判最后一天的前一晚，凯斯、我及他的助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对我是否应当上台作证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半夜。但你想想看，亚当。那样一来，我将被迫承认是我安置的炸弹，而且炸弹上还装了延迟爆炸的定时装置，我还得承认参与了其他的爆炸活动，承认事务所爆炸时我正在马路对面。再者，检方已经清楚地证明马文·克雷默是打击的目标。见鬼，我是指他们把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录音放给陪审团听了。你应该听过的。他们在法庭上安装了扩音器，把录音机放在陪审团前的一张桌子上，好像那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然后就听到道根在电话上对韦恩·格雷夫斯的讲话，他的声音有些刺耳，但很清晰。他讲了炸掉马文·克雷默办公室的种种理由，并且夸大其辞地说他将派遣他的小组——指的是我——到格林维尔去照管有关事宜。录音带上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地狱里的鬼叫，陪审团仔细地听着每个字，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自然还有道根的亲口证词。假如我在这种时候上去作证，试图让陪审团相信我并不是坏人，肯定显得十分滑稽。麦卡利斯特能把我活吃了。所以，我们决定我还是不应上台。回想起来，那一决定是错误的。我应该出来讲话的。” 
　　“不过，你是在你的律师的劝告下才没去讲的。” 
　　“听着，亚当，你如想以协理不力为由攻击凯斯，还是赶紧算了吧。我抵押了我所有的财产，支付凯斯很高的报酬，而他也是尽职的。古德曼和泰纳很早就曾考虑过追究凯斯的过失，但他们发现他作为代理律师没有任何失误。你就别再动这个脑筋了。” 
　　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凯霍尔档案中起码有两英寸厚是对凯斯的代理所做的研究和记录。审判时法律顾问的协理不力是死刑上诉常用的论据，然而在凯霍尔一案却未能派上用场。古德曼和泰纳对此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长篇的备忘录在芝加哥他们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六层的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最后一份备忘录宣称凯斯在审判中表现上乘，无懈可击。 
　　档案中还包括萨姆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明确表示不容许任何人向凯斯发难。他保证决不在这样的诉状上签字。 
　　然而，这都是七年前写的，当时死刑还是一个遥远的可能。如今情况不同了。事实需要重新挖掘或者甚至加以杜撰。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有根稻草就得抓住。 
　　“凯斯如今在哪儿？”亚当问。 
　　“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说他在华盛顿找了一份工作。大约在五年前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不再开业。我们输了官司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我想，我俩谁也没料到结果竟然这样。” 
　　“你没料到你会被定罪？” 
　　“没好好想。你知道，我已经打赢两次了。而且第三次审判时我的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或者我该把他们称为盎格鲁裔美国人。虽然审判进展不妙，我想我还是不信他们会真的给我定罪。” 
　　“凯斯呢？” 
　　“哦，他是很担忧的。我们绝对没有小看这次审判。我们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进行准备。在我们准备的那段日子里，他顾不上其他的客户，甚至也忽视了他的家人。麦卡利斯特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信口雌黄，而他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努力地作准备。他们公布了候选陪审员名单，总共四百人，我们用了好几天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的审前准备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不天真幼稚。” 
　　“莉告诉我你考虑过潜逃。” 
　　“哦，她告诉你了。” 
　　“是的，她昨晚说的。” 
　　他把下一根烟在台子上磕了磕，然后欣赏了一会儿，好像这会是他最后的一支烟。“是啊，我是考虑过。在麦卡利斯特盯上我之前，我几乎过了十三年的自由人生活。第二次审判结束我回家时是四十七岁。四十七岁，我已经两次被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很快乐。生活走上了正轨。我务农之余还经营一个锯木厂，依然进城喝我的咖啡，每年选举都去投票。联邦调查局监视了我几个月，不过我看他们也渐渐相信我已经不会再去搞爆炸了。时不时有个别讨厌的记者来克兰顿问些问题，但没人理会他们。他们全是来自北方，笨得要命，粗鲁无知，而且他们从来呆不长。一天有一个记者来到家里，赖着不走。我没去取猎枪，只是把狗放出来咬他的屁股。他从此再没回来过。”他忍俊不禁，暗自轻笑，把烟点起来。“在我最不着边际的梦里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我稍有预感，看到一点点儿蛛丝马迹显示出会有这样的事临到我头上，我也在多年前就跑掉了。那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懂吗，不受任何限制。我可以逃到南美，改名换姓，销声匿迹，潜逃上两三次，最后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 
　　“就像孟其尔那样。” 
　　“差不多。你知道，他们始终没抓到过他。他们从来就没抓到过几个潜逃的纳粹。我此刻本应住在一栋可爱的小房子里，说着葡萄牙语并且嘲笑着像大卫·麦卡利斯特那样的傻瓜。”萨姆摇着头，闭上眼睛，想象着可能会有的情景。 
　　“当麦卡利斯特开始制造舆论时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因为我傻。事情发展缓慢，就像一场噩梦一小片一小片地成为现实。起初是麦卡利斯特靠他所有那些承诺得以当选。接着数月后道根被国内税务局捉住。我开始听到流言蜚语并在报上看到些微迹象。但我就是对出事的可能性拒不相信。没等我觉悟过来，联邦调查局已在跟踪我，我已经逃不出去了。” 
　　亚当看看表，突然感到疲倦起来。他们谈了已有两个多小时之久，他需要新鲜空气和阳光。烟雾使他头痛，而且这房间此时也热了起来。他拧上笔帽，把拍纸簿放进公文包。“我还是走吧，”他对着隔板方向说，“我可能明天回来再接着谈。” 
　　“我会在这儿的。” 
　　“卢卡斯·曼准许我随时来探视。” 
　　“这家伙还可以，是不是？” 
　　“他不错。只是履行公务罢了。” 
　　“像奈菲和纽金特以及所有那些其他的白人乡亲都是如此。” 
　　“白人乡亲？” 
　　“是的，这是专门用来称呼当局主管人员的。没人真正希望处死我，他们无非是在履行公务。这儿有个只有九指的小低能儿，他是负责搀和毒气并将其注入毒气罐的法定行刑人。等他们把我捆上时你问问他他在干什么，他会说他只是在履行公务。监狱里的牧师、医生和心理医生，以及押送我进去的警卫和抬我出去的医务助手，他们都是好乡亲，其实对我并无敌意，他们不过是在履行公务。” 
　　“不至于到那一步的，萨姆。” 
　　“这是你的许诺吗？” 
　　“不是。但你要往好处想。” 
　　“是啊，往好处想在这里可真流行。我和那些小伙子爱看动机分析片，以及旅游节目和居家购物。那些非洲裔更愿意看‘灵之旅’。” 
　　“莉很担心你，萨姆。她要我告诉你她想着你，在为你祈祷。” 
　　萨姆咬着下嘴唇，注视着地面。他慢慢点点头，一言不发。 
　　“我在她那儿大概还要住一个来月。” 
　　“她还在给那个家伙做老婆吗？” 
　　“就算是吧。她希望来看你。”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萨姆小心翼翼地从椅子里起身，敲敲身后的门。他回过头透过隔板注视着亚当。他们互相对望着，直到警卫开门把萨姆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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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这个小伙子一小时前离开的，他得到了萨姆的委托，可我还没看到书面文件，”卢卡斯·曼对菲利普·奈菲解释着，后者正站在窗前观看一群沿公路拾垃圾的囚犯。奈菲头疼，后背也疼，这倒霉的一天刚过去一半，就已接到州长一大早打来的三个电话和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的两个电话。这些电话当然都起因于萨姆。 
　　“如此说来，他有了自己的律师了，”奈菲边说边轻轻用拳头压着后背下部的中央。 
　　“是啊，我着实喜欢这小子。他离开时顺路进来看我，那样子看上去就像被一辆大卡车碾过。我想他和他的祖父将会有一段难捱的日子。” 
　　“情况对祖父来说会越来越糟。” 
　　“对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糟。” 
　　“你知道州长问我什么？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得到我们那本关于如何执行死刑的手册。我告诉他不行，并说实际上他不能要这本手册。他说他是本州一州之长，他觉得应当有一本。我设法解释说那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手册，只不过是一本有黑色封皮的活页册子，而且我们每回用毒气处死一个人之后都会大加修改。你们管它叫什么，他想知道。我说什么也不叫，真的，没有正式名称是因为幸亏它利用率不高，不过，经过进一步考虑，我个人用小黑书来称呼它。看他步步进逼，我也有点发火了，然后我们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他的律师，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驼背小傻老头——” 
　　“拉雷莫尔。” 
　　“拉雷莫尔给我打电话来说依据州法的某条某款，他，指州长，有权拥有一本手册。我让他等一等，搬出州法全书，让他等了十分钟，然后我们一起读法律条款。他果然和往常一样是连蒙带唬，把我当成傻瓜。在我的这本州法里并没有那样的说法。我没等他再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后州长又打电话来，完全是甜言蜜语，告诉我别在意那本小黑书的事，说他十分关心萨姆的宪法权益及其他一切，所以只是希望我让他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不折不扣的变色龙。”奈菲把身体的重量倒到另一只脚上，换一个拳头按压后背，同时眼睛还盯着窗子。 
　　“接着，罗克斯伯勒半小时后打来电话，猜猜他想知道什么？想知道我是否跟州长谈过话。你看，罗克斯伯勒自认为我和他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政治上的老朋友，你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彼此信任。因此他告诉我，当然是朋友之间的心腹话，不可对外人言的，他说他认为州长可能企图利用这次行刑谋取政治利益。” 
　　“他胡说八道！”卢卡斯大声说。 
　　“是的，我告诉罗克斯伯勒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竟会这样去想咱们的州长。我态度十分认真，他也认真起来，接着我们彼此约定要对州长严加注意，只要发现一点他企图操纵局势的迹象，就及时互通消息。罗克斯伯勒说州长如果行为不轨，他有办法对付他。我没敢问是什么办法，但他看上去颇为自信。” 
　　“那么，他俩谁更愚蠢呢？” 
　　“恐怕是罗克斯伯勒。不过也难说。”奈菲小心地伸直腰走到桌前。他没穿鞋，衬衫下摆放得很开。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生怕对方得到的糖比自己的大。他们俩都令我讨厌。 
　　“除了他们的选民，大家都讨厌他们。” 
　　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结结实实的三下，间隔时间完全相等。“一定是纽金特，”奈菲说，他的疼痛突然间加剧了，“请进。” 
　　门迅速打开，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大步走进室内，只是在关门时稍作停顿，然后便迈着军人的步子朝卢卡斯·曼走来。曼没站起来，只是和他握握手。“曼先生，”纽金特向他干练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向前迈出一步，隔着桌子与奈菲握了手。 
　　“请坐，乔治，”奈菲说着，朝曼旁边的一把空椅子挥挥手。奈菲想命令他别搬军队的那一套，但他知道说也是白说。 
　　“是，长官，”纽金特边回答边上身挺直地坐进椅子。尽管在帕契曼监狱只有警卫和犯人穿制服，纽金特还是设法使自己穿得跟制服相近。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深橄榄绿，颜色十分配套，并旦裤线也熨得一丝不苟，每天下来奇迹般地不起一点皱。他的裤脚在踝上几英寸处塞在黑色真皮军靴里，那靴子起码一天擦两次，总是保持光洁锃亮。一次有传言说有位秘书抑或是一位律师曾看到他的一只鞋底边上沾了一个泥点，不过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 
　　他上衣最上面的一颗钮扣留着不系，敞开恰好露出一角灰色T恤。衣袋和袖子上空空的，未带饰物，既无勋章也无军衔。奈菲早就怀疑这使上校觉得挺丢面子。他的头发是标准的士兵发式，短短的灰色小平头，耳朵上面剃得精光。纽金特五十二岁，已经为国家服务了三十四年，起初是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大兵，后来是赴越某兵种的一名上尉，他是在办公桌后面打的这场战争。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他受了伤，遣返回国时又增加了一枚勋章。 
　　纽金特如今已担任了两年的助理典狱长，表现可嘉，是奈菲的一个忠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副手。他热衷于细节、规矩和准则，专爱研读手册，并且经常撰写供典狱长仔细考虑的新程序、新指令和更改修正。他使典狱长觉得如芒在背，但又离不开他。上校有望在两年内接替奈菲的职位已不是秘密。 
　　“乔治，我和卢卡斯在谈论凯霍尔的事。不知你对他的上诉情况了解多少，不过第五巡回法院已撤消延缓行刑令，因此我们可望在四周内行刑。” 
　　“是，长官，”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倾听的纽金特迅速回答，“我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了。” 
　　“很好。你看，卢卡斯的意见认为这次有可能如期行刑。是不是，卢卡斯？” 
　　“机会比较大，高于百分之五十，”卢卡斯说时眼睛并没看着纽金特。 
　　“乔治，你在这儿有多久了？” 
　　“两年零一个月。” 
　　典狱长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计算着什么。“你没赶上处死帕里斯吧？” 
　　“是的，长官。差几个星期，”他不无遗憾地回答。 
　　“这么说你一次都没有经历过？” 
　　“没有，长官。” 
　　“这种事情很可怕，乔治。真的可怕。显然是这份工作中最糟糕的一部分。说实话，我简直应付不了这种事，乔治。我本来希望会在再次使用毒气室之前退休，然而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我需要一些帮助。” 
　　纽金特的后背，尽管已经僵挺得令人看着难受，这时似乎又往起挺了挺。他迅速点点头，目光四射。 
　　奈菲格外小心地坐在椅子上，当身体靠到皮椅面上时他皱了皱眉头。“乔治，既然我完全应付不了，卢卡斯和我就考虑也许你会处理好这一类事情。” 
　　上校不禁露出笑容。接着笑容很快消失，换上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容。“我自信能处理好，长官。” 
　　“我也相信你行。”奈菲指指他桌角上的一本黑色活页册子。“我们有一本类似手册的东西。这本就是，它是集三十年来二十几次用毒气行刑的经验加以总结的智慧结晶。” 
　　纽金特眯起眼注视着那本黑色的书。他注意到书页不太平整，大小也不统一，而且其实从头至尾就是一堆草草折叠塞在里面的纸页，活页封面本身也已破旧不堪。他即刻决定，不出几个小时，这本册子就会焕然一新，变成值得出版的一部初学者入门。那将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这项文书工作将做得毫无假疵。 
　　“你今晚何不把它读一遍，明天咱们再碰头？” 
　　“是，长官，”他踌躇满志地说。 
　　“直到咱们下回谈话之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明白吗？” 
　　“明白，长官。” 
　　纽金特动作干练地向卢卡斯·曼点点头，像小孩得到了一件新玩具一样捧着那本黑书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他是个疯子，”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们会留心他。” 
　　“我们最好看住他。他太他妈的雄心勃勃，说不定他会设法在这个周末用毒气把萨姆毒死呢。” 
　　奈菲拉开桌子抽屉，抽出一个药瓶。他没喝水干咽了两片药。“我准备回家了，卢卡斯。我需要躺下。说不定我会死在萨姆的前头。” 
　　“那你还是快回去吧。” 
　　同加纳·古德曼的电话谈话不长。亚当有几分得意地说他和萨姆已经签了书面代理协议，此外两人已在一起呆了四个小时，尽管收效甚微。古德曼要一份协议副本，亚当解释说眼下还没有副本，原件则安全地存放在死监的一个囚室里，再说，只有当事人觉得需要才会有副本。 
　　古德曼答应重看档案并着手进行工作。亚当给了他莉的电话号码并答应每天电话联络。他挂了电话，瞪着电脑旁两则吓人的电话留言。两个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一个来自孟菲斯的一家报纸，一个来自杰克逊市的一家电视台。 
　　贝克·库利已同这两个地方的记者谈过话。事实上来自杰克逊市的电视采访小组已经在事务所的接待员那儿出现，直到库利发出威胁才离开。外界的这些关注已经扰乱了库贝法律事务所孟菲斯分部单调的日常工作。这使库利不快。其他的合伙人对亚当没话可说。秘书们出于职业习惯保持着礼貌，不过总是急着离开他的办公室。 
　　记者们知道了，库利面色沉重地警告他。他们知道了萨姆和亚当之间的祖孙关系，他不能肯定他们是如何得知的，但肯定不是从他那儿知道的。他谁也没说过，除了，当然，在话已经传出去之后，他才被迫在午餐前把合伙律师们和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这个消息。 
　　已经快五点了，亚当还关着门坐在桌旁，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律师、助理律师以及其他有薪水的员工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声音。他决定不去理睬那家电视台的记者，但拨了《孟菲斯报》托德·马克斯的号码。录音机的留言指导他通过神奇的声音邮递，两分钟后马克斯先生拿起他的五位数字的电话分机，急匆匆地说：“托德·马克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十来岁的少年。 
　　“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亚当·霍尔。你留话叫我打电话给你。” 
　　“是的，霍尔先生，”马克斯滔滔不绝起来，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友善并且不再匆忙，“多谢打电话来。我，呢，我们，呃，听说了一个有关你接手办理萨姆·凯霍尔案子的谣言，呃，正在设法把它调查清楚。” 
　　“我代理凯霍尔先生，”亚当斟酌着字眼说。 
　　“对，我们听说了。而且，呃，你来自芝加哥？”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知道了。那你，呃，是怎么接到这件案子的呢？” 
　　“我们事务所已经代理萨姆·凯霍尔七年了。” 
　　“是的，没错。不过他不是在最近解雇你们了吗？” 
　　“他是解雇过。但现在他重新雇用了我们事务所。”亚当可以听见马克斯把他的话输入电脑时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一个语言，我想，只是一个谣言，说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你从哪儿听说的？” 
　　“啊，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我们得保护这些渠道。确实不能告诉你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应当明白的。” 
　　“是啊，我明白。”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让马克斯等了一分钟。“你现在在哪儿？” 
　　“在报社。” 
　　“报社在哪儿？我不熟悉这个城市。” 
　　“你在哪儿？”马克斯问道。 
　　“闹市区，在我们办公室。” 
　　“我离得不远，十分钟就可以到你那儿。” 
　　“不，不能在这儿。咱们另找地方见面，找个安静的小酒吧。” 
　　“好。离你三个街区的联合街上有个皮博迪饭店，饭店大厅旁有个不错的酒吧，叫做马拉兹。” 
　　“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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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在强加于死监犯人的所有那些愚蠢、苛刻的监规之中最让萨姆恼火的便是那条“五英寸规定”。这一小本堂而皇之的监规对死监犯人在其囚室可以拥有的法律文件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要求文件摞在一起压紧后的厚度不得超过五英寸。萨姆的文件和其他犯人并无太大区别，然而经过九年的上诉战之后他累积的材料已经有满满一大纸箱。在这条五英寸规定的限制下他还怎么能进行得了分析研究和准备呢？ 
　　四下挥舞着码尺就像个乐队指挥似的帕克曾经几次进入萨姆的囚室，仔细用尺丈量文件。萨姆每次都超标，据帕克的估计，有一次被逮住时萨姆的文件竟有二十一英寸之厚。帕克每次都就此写一份违规报告，于是就有更多的文书档案材料进入了萨姆的档案。萨姆时常想是否他在中央行政办公楼中的档案也超过五英寸了呢。他希望如此。不过谁会在意呢？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九年半之久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命以便有朝一日再要了这条命。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能做什么呢？ 
　　每次帕克都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他的文件进行精简。萨姆通常寄几英寸的文件给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兄弟。有几次他也曾并非情愿地给E．加纳·古德曼寄过一两英寸。 
　　眼下他的文件大约有十二英寸多，同时还在垫子下面放着高级法院最近的一份薄薄的案例汇编。他又把两英寸寄放在隔壁汉克·亨肖的书架上由他保管。此外他还有大约三英寸寄存在另一个邻居古利特的文件堆里。萨姆替亨肖和古利特审阅所有的文件和信件。亨肖由家人花钱雇了一位好律师。古利特却从华盛顿的一家大事务所请了一位从未出过庭的傻瓜。 
　　还有一条不可理喻的“三本书规定”限制了犯人在囚室的藏书数量。这条监规明文规定死监犯人只能拥有三本以下的书籍。萨姆有十五本书，六本放在自己的囚室，其他九本则分散放在他在死监里的当事人那里。他没空看小说。他的藏书一水都是关于死刑和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法律书籍。 
　　他刚刚吃了一份水煮猪肉、斑豆和玉米面包，正在读加州第九巡回法院的一个案例，该案的犯人在面对死刑时平静得使他的律师们认为他一定是疯了。所以他们连续上书声称他们的当事人确实已经疯到了不能被执行死刑的程度。由一批反对死刑的加州自由派组成的第九巡回法院欣然接受了这一新颖的辩护理由。死刑暂缓执行了。萨姆喜欢这个案例。他好多次都但愿自己的案子是由第九巡回法院受理而不是这个第五巡回法院。 
　　隔壁的古利特说：“接风筝，萨姆。”于是萨姆走到栅栏边。放风筝是囚室不相邻的犯人唯一的联络方式。古利特把纸条递给了他。纸条来自和萨姆隔着七个门的一个令人同情的白人小伙子，人称他小牧师。他十四岁就成了一名乡村传教士，一个定期宣讲有罪者将受到地狱之火惩罚的人，然而他却犯下了奸杀教堂执事之妻的大罪，他的传教生涯就此中断，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再继续了。他如今二十四岁，在死监已经住了三年，最近又雄心勃勃地重操传播福音的旧业。纸条写着： 
　　 
　　亲爱的萨姆： 
　　我此刻正在这里为你祈祷。我相信上帝会干预并阻止此事。但是他如果没有做到，我会求他让你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把你速速带回家。 
　　　　　　　　　　　　　　　　　　　　　　 爱你的兰迪 

　　真想不到，萨姆思量着，他们竟然已经在祈祷，盼我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地速速回家。他在床边坐下，在一片纸上写了简短的回信。 
　　 
　　亲爱的兰迪： 
　　谢谢你为我祈祷。这是我需要的。我还需要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布朗斯坦论死刑》。书是绿色的。把它传过来。 
　　　　　　　　　　　　　　　　　　　　　萨姆 

　　他把纸条递给J．B．古利特，胳膊伸在栅栏外等待那风筝顺着这排囚室一路传下去。已经快八点了，还是那么闷热，幸而外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夜晚会把室温降到将近八十度，加上嗡嗡直响的风扇，囚室会变得可以忍受。 
　　萨姆日间已经收到了几只风筝，都是表示同情和期望的，并且都提出愿意尽力帮忙。音乐声已经轻下来，也听不到时而有人由于权利受到侵犯而发出的吼叫。这是死监变得更为平和的第二天。电视从早到晚地开着，但音量放得很低。A排变得引人注目地平静。 
　　“我有了一个新律师，”萨姆把手伸出悬在走廊里，身子倚在两肘上，轻轻地说。除了短裤他什么也没穿。他们在囚室里交谈时，他能看到古利特的手和手腕，但从来看不到他的脸。每天萨姆在被带出去放风沿着监舍走过时都放慢步子，盯着他的同志们的眼睛不放。而他们也紧盯住他的眼睛。他们的脸已经被他记住，而且他也熟悉他们的嗓音。不过，一个人和你一壁之隔居住多年，彼此在就生死大事长谈时却只能看见对方的手，这真是一种残忍的事。 
　　“这挺好，萨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是啊。我看，是个极聪明的孩子。” 
　　“你说谁？”古利特两手十指交叉，没有动弹。 
　　“我的孙子。”萨姆声音压低，仅能让古利特一人听见。他是个可信赖的人，可以把秘密告诉他。 
　　古利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他在仔细考虑这事。“你的孙子？” 
　　“是。从芝加哥来，在一家大事务所做事。他认为我们可能还有机会。” 
　　“你从没告诉我你有孙子。” 
　　“我有二十年没见他了。昨天他才露面，告诉我他是个律师并且希望承办我的案子。” 
　　“过去十年他在哪儿呢？” 
　　“可能是在成长吧。他还是个孩子。我想是二十六岁。” 
　　“你打算让一个二十六岁的毛孩子来接手你的案子？” 
　　这话有点使萨姆不快。“都活到这份上了，我实在也没多少选择的余地。” 
　　“见鬼，萨姆，你对法律的了解比他还多。” 
　　“我清楚，不过在外面能有个正式的律师用正规的电脑打出申请书和上诉书再把它们提交给合适的法院，是件好事。能有个人上法庭去跟法官们辩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州政府据理力争，是有好处的。” 
　　这话看来说服了古利特，因为他有几分钟没做声。他的手也安安静静。接着，他的所有指尖开始互相搓，这个动作当然是有事使他烦躁的表示。萨姆等候着。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萨姆。这事把我烦了一整天了。” 
　　“什么事？” 
　　“你知道，你在那儿，我在这儿，至今已有三年了。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你是我唯一信赖的人，如果他们把你带进走廊那头的毒气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好。我是说，我一向有你在旁边替我看法律文件，我永远也搞不懂那些文件资料，而你则总是给我提出忠告，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信不过我那个从华盛顿请的律师。他从不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不知道自己的案子到底怎么样了。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一年就走还是五年后走，光这就能把我逼疯。要不是因为有你，我如今已经疯了。假如你这回没躲过去可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手由于百感交集而绞扭着。他的话说完了，手也安静下来。 
　　萨姆点起一支烟，也递给古利特一支，这是死监里唯一他与之分享香烟的人。他的左邻汉克·亨肖不抽烟。他们抽了一会儿烟，各自对着走廊上面的一排窗户喷吐着烟雾。 
　　萨姆终于开口说：“我哪儿也不会去，J．B．古利特。我的律师说我们会有机会取胜。” 
　　“你相信他吗？” 
　　“我想我信他。他是个精明的小伙子。” 
　　“让自己的孙子当律师，那感觉一定很怪，老兄。我是想象不出来。”古利特三十一岁，已婚，无子女，并且经常抱怨他的老婆滥交男友。她是个冷酷的女人，从来没探视过他，有一次来信报喜说她怀了孕。古利特板着脸生了两天的气，后来才向萨姆承认他打了她许多年，而且自己也追逐了不少女人。一个月后她又来信道歉，说一个朋友借钱给她做了堕胎手术，还说她毕竟并不想离婚。古利特从来没那么快乐过。 
　　“我想是有那么点奇怪，”萨姆说，“他看上去一点儿不像我，但他像他妈。” 
　　“这个大公子就这么冒出来告诉你他是你失散已久的孙子？” 
　　“不，起初没有。我们谈了一阵子，他的声音听起来耳熟，就像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便是你的儿子，对吗？” 
　　“是的。他死了。” 
　　“你儿子死了？” 
　　“是的。” 
　　绿皮书终于从小牧师处传过来了，另外还有一张字条，告诉萨姆他大前天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梦。他最近获得了一种解梦的特异功能，急不可待地想与萨姆分享。这个梦还在继续向他展示，一旦他把这些信息拼合在一起，就可以进行解析破译并说给萨姆。就他现在所知，这是一条好消息。 
　　至少他停止唱歌了，萨姆看完字条，边在床边坐下边暗自说。这小牧师以前是所谓的福音歌手，此外还是词曲作者，他隔一阵子就歌兴大发，不分昼夜在监舍里扯着喉咙高唱小夜曲。他是个未经训练的男高音，总是跑调，但音量惊人。当他对着走廊大声试唱新曲时很快就激起了众怒。帕克常常得亲自出面制止骚乱。萨姆甚至威胁如果还不停止这种猫叫春他就采取法律手段，敦促法庭从速处决这小子，不过事后他对自己这样的施虐行为表示了歉意。可怜的小伙子只是精神错乱，若是萨姆能活得够长，他打算照他刚读过的加州那件案子的策略以神志失常为由替他上诉。 
　　他躺在床上开始阅读。风扇吹动著书页并使闷热的空气流动起来，但没有几分钟他身下的床单就湿透了。他就这样在潮湿中睡了，直到近拂晓时死监才稍稍凉快了一些，床单也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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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奥伯恩之家从来也不是什么家，过去有数十年是一座古雅的小教堂，黄砖建造并装有彩绘玻璃。它离孟菲斯闹市区只有几个街区，在一块不见阳光的空地上，周围有一道丑陋的铁索栅栏圈着。黄砖墙已被涂写得一塌糊涂，彩绘玻璃窗也被三合板所取代。教堂的会众多年前就已从内城东迁到更为安全的郊区。他们带走了教堂的桌椅和歌本，还把教堂的塔尖也一起搬了走。一名治安警卫沿栅栏走过来，准备开门。相邻的建筑是一座行将倒塌的公寓楼，后面隔着一条街是一片日渐衰败的由联邦政府兴建的贫民住宅区。奥伯恩之家的病人就来自这里。 
　　她们全是十来岁的年轻母亲，她们的母亲无一例外也曾是十来岁的母亲，而父亲则普遍身分不详。她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五岁。最小的有十一岁。她们把婴儿揽在一侧胯上从贫民区来到这儿，有时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她们三四个结伴而来使她们的来访就像一次社交活动。而她们单独前来时则显得忐忑不安。她们聚集在旧时的内殿，这儿如今已是办理登记手续的接待室。她们带着幼儿等待登记，大一点的孩子就在椅子底下玩耍。她们同她们的朋友闲聊，朋友是从贫民区步行来到奥伯恩之家的其他女孩，因为汽车是稀罕物，况且她们太小还不能开车。 
　　亚当把车放在旁边的一个小停车场，向那个警卫打听路怎么走。警卫细细打量着亚当，然后指指大门，那里有两个抱着孩子在吸烟的年轻姑娘。他从她们中间走过去时点点头，尽力显得有礼貌，但她们只是瞪着眼。他在里面看到六个同样的母亲坐在塑胶椅子上，一群小孩挤在她们脚边。桌子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指着一个门，告诉他走左边的过道。 
　　莉的小办公室开着门，她正神情严肃地同病人谈话。她朝亚当一笑。“五分钟就好，”她说，手里拿着一块像是尿布的东西。那病人身边没有小孩，但看样子就快有了。 
　　亚当沿着过道找到了男厕所。他出来时莉已在大厅等着他了。他们互吻了面颊。“你对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何看法？”她问。 
　　“你们究竟在这儿做些什么呢？”他们穿过墙皮剥落、地毯破旧的狭小过道。 
　　“奥伯恩之家是个非赢利机构，员工大多是志愿人员。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年轻母亲。” 
　　“那一定很令人沮丧。” 
　　“就看你是从什么角度看了。欢迎到我的办公室来。”莉朝门挥挥手，两人走了进去。墙壁上覆盖着彩色的图表，其中一幅画着各年龄段婴幼儿及其适应的食物，另一幅用简单明了的大字列出新生儿的常见病，还有一幅卡通式的图画盛赞避孕套的好处。亚当在椅子上坐下，审视地打量着四壁。 
　　“所有的女孩都是从贫民区来的，你可以想象她们从家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后指导。她们没有一个结过婚，都是和她们的母亲或姨妈或外祖母同住。二十年前一些修女为了指导这些女孩怎样抚养健康的婴儿而创办了奥伯恩之家。” 
　　亚当朝那张避孕套广告点点头。“也教她们避孕？” 
　　“是的。我们不是家庭计划设计人员，也不想做设计人，不过提一下计划生育并无害处。” 
　　“你们做的也许应当不止是提一下。” 
　　“也许吧。去年我国非婚生子占全部出生婴儿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此外每年都有更多的虐待和遗弃儿童的案件发生。你听了会伤心。这些小家伙有一些根本没有机会。” 
　　“谁提供经费呢？” 
　　“全是私人捐款。我们花一半的时间去设法筹款。在使用经费上我们是非常节省的。” 
　　“像你这样的顾问有几位？” 
　　“大约十二个。有些人一周来几个下午，还有人星期六来。我很幸运能腾出工夫全天来这儿工作。” 
　　“一周几小时？” 
　　“我不知道。谁去记这些事？我十点左右来，一直干到天黑以后才走。” 
　　“你工作没有报酬？” 
　　“是的。我想，你们那些人是把这叫做为了公益吧。” 
　　“这跟律师有所不同。我们做志愿工作是为证明自己和我们所挣的钱是正当的，我们是在对社会作出微薄贡献。我们此外还可赚许多钱，你了解的。这有一点区别。” 
　　“这是有益社会的工作。” 
　　“你怎么会找到这地方的？” 
　　“不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是一个社交俱乐部的成员，那是个茶道俱乐部，我们一个月聚会一次，共享一顿美餐，同时讨论为不幸的人募捐。有一天，一个修女对我们讲了奥伯恩之家，于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了捐助对象。一件事又引出了另一件事。” 
　　“你一分薪水也没有？” 
　　“费尔普斯有很多的钱，亚当。事实上我还捐了不少钱给奥伯恩之家。我们如今每年在皮博迪饭店举办一次募捐会餐，出席者着礼服，喝香按酒。我让费尔普斯拉上他那些银行家朋友带上妻子出席并付款。去年我们募到二十万。” 
　　“这些钱花在哪儿了？” 
　　“有些用在日常开销上。我们雇有两名专职员工。房费虽然便宜但还是要花钱的。其余的钱用于婴儿必需品、医药费，以及宣传费。钱总是不够。” 
　　“看来是你在管理这个地方？” 
　　“不。我们雇了一个管理员。我只是一名顾问。” 
　　亚当打量着她身后的广告，是那幅上面有一只巨大的黄色避孕套并无恶意地蜿蜒横陈在墙上的图。尽管有电视的大力宣传，有学校到处张贴的标语，还有电视中定时播出的由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摇滚歌星表演的音乐电视广告，他从最新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却得知十来岁的孩子并不使用这些小小的工具。他想象不出还有比整日坐在这狭小的办公室里同十五岁的母亲们探讨尿布疹的问题更糟糕的事情了。 
　　“我佩服你的勇气，”他注视着挂有那幅婴儿食品广告的墙说。 
　　莉点点头但没说话。她的眼睛流露出疲惫的样子，她该下班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她说。 
　　“去哪儿？” 
　　“不知道。随便哪儿都行。” 
　　“我今天见到萨姆了。跟他一起呆了两小时。” 
　　莉把身体埋进椅子里，又缓缓地把脚抬起放在桌面上。同平常一样，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活领衬衫。 
　　“我是他的律师了。” 
　　“他在协议上签字啦？” 
　　“对。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四页的协议。我们双方都签了字，所以现在就看我的了。” 
　　“你害怕吗？” 
　　“害怕。不过我能应付。今天下午我同《孟菲斯报》的一个记者谈了话。他们听说了我是萨姆·凯霍尔孙子的传言。” 
　　“你告诉他什么？” 
　　“我不可能完全否认这个传言，怎么可能呢？他想打听有关咱们家的种种问题，但我只告诉他一点点。我肯定他会到处打探并且会获得更多一些情况。” 
　　“关于我呢？” 
　　“我肯定没向他提你，但是他会着手去打听。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呢？” 
　　“抱歉他们有可能揭露你的真实身分。你将作为萨姆·凯霍尔这样一个杀人犯、种族歧视主义者、反犹分子、恐怖分子、三K党徒和最年老的一个被送入毒气室像牲口一样给毒气熏死的人的女儿而蒙受耻辱。他们会把你赶出这个城市。” 
　　“我有比这更惨的经历。” 
　　“什么？” 
　　“作为费尔普斯的妻子。” 
　　亚当听到这话大笑起来，而莉只是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一个中年妇女来到门口告诉莉她要走了。莉跳起来，急忙把自己年轻英俊的侄子亚当·霍尔介绍了一番，告诉她他是芝加哥的律师，到这里来访问一段时间。这番话显然给那妇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她退出了办公室，消失在大厅尽头。 
　　“你不该向她作什么介绍，”亚当说。 
　　“为什么不？” 
　　“因为我的名字明天会上报——亚当·霍尔，芝加哥律师和萨姆·凯霍尔之孙。” 
　　莉的嘴角挂下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她耸耸肩，似乎并不在乎，可亚当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真是愚蠢的错误，她心里在责怪自己。“谁理它？”她说着拿起手包和公文包，“咱们找一家餐馆吃饭去。” 
　　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那是个意大利咖啡馆，家居布置，改装的凉台上有几张小小的桌子，不多的几盏灯，光线幽暗。他们在一个暗角里坐下，要了饮料，她点的冰茶，他点的矿泉水。侍者刚离去，莉就把身子倚在桌上说：“亚当，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是个酒鬼。” 
　　他眯起眼睛，呆住了。他们前两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 
　　“至今已有十年了，”她解释着，身体依然前倾靠在桌上。离他们最近的人在十五英尺以外。“原因当然很多，有些你恐怕能猜得出来。经过治疗，我出来时已滴酒不沾，并且坚持了大约一年。然后就旧病复发。我戒了三次酒。最后一次是在五年前。这事真不容易。” 
　　“可你昨晚还喝了酒。好几杯。” 
　　“我知道。还有前天晚上。不过今天我把酒瓶都倒空了，啤酒也倒掉了。我的公寓里已是滴酒无存。” 
　　“那对我倒不错。但愿我不是你酒瘾复发的原因。” 
　　“不，和你无关。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行吧。你将和我一起住几个月，你我会有一些难捱的时刻。你一定得帮帮我。” 
　　“那当然，莉。我一来你就告诉我多好。我喝酒不多。喝不喝没关系。” 
　　“酒精中毒就像一头怪兽。有时我可以看着他人喝酒而无动于衷。后来看到一个啤酒广告却能冒出一身大汗。看到杂志上一则我常爱喝的葡萄酒广告后，那渴望之强烈，简直能惹得我恶心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挣扎呀。” 
　　饮料端来了，亚当却不敢碰那矿泉水。他把它倒在冰块上用小匙搅动着。“家族里有这种遗传吗？”他问，几乎确信这是有遗传性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小时萨姆会偷偷喝上一点酒，但他不让我们碰。我的外祖母是个酒鬼，所以我母亲从不碰酒。我在家里从没看见过这东西。” 
　　“那你怎么喝上瘾的呢？” 
　　“慢慢上瘾的。我离开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因为在埃迪和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被禁止的。那时我遇到了费尔普斯，他们家人都常在社交场合大量喝酒。喝酒起先是一种逃避，后来又成为一种支撑。” 
　　“我会尽力而为的。对不起。” 
　　“别对不起了。同你一起喝酒我很快活，不过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三度开戒，每次开始时都想着自己可以有所节制地喝一两杯。我在头一个月一天只喝一次葡萄酒并且给自己限量一杯。后来就成了一杯半，再后来两杯，然后是三杯。再以后就是旧病复发。我是个酒鬼，我这毛病永远改不掉了。” 
　　亚当举起杯来和她碰杯。“为戒酒成功。让我们一起来把它戒掉吧。”他们喝了一大口饮料。 
　　侍者是个学生，对他们该吃什么很快就提出了建议。他推荐了大师傅的烤饺子，推荐它只是因为它是全市最好的，而且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端上桌。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常纳闷你是怎么打发你的时间的，但我不敢问你，”亚当说。 
　　“我曾经有过一份工作。我生了沃尔特，他上学后我觉得很无聊，所以费尔普斯就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司里给我找了个工作。高薪金，漂亮的办公室。我有个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的秘书。一年后我辞了职。亚当，我嫁的是富豪，所以我根本不该工作。费尔普斯的母亲被我领取薪水的事吓得要命。” 
　　“富家女人整天都干些什么呢？” 
　　“承担天下一切重担。首先她们必须保证丈夫外出是去上班了，然后必须作出一天的计划。她还得指导和督促仆人的工作。至于购物，那起码得分两部分——上午和下午——上午部分通常包括给第五大街打几次电话订购那些必需品。下午的购物有时其实是亲自完成，当然有司机在停车场等候。午餐要花去大半天时间，因为事先需要几个小时进行筹划，而落实至少得用两小时。正常情况下午餐是一次小型宴会，出席的是更多的同样苦恼着的人儿。接下来，作为一个有钱女人她还要担负社会责任。一周最少三次她得赴朋友家的茶会，在那里她们一面小口品尝着进口饼干一面对被遗弃婴儿或精神失常的母亲的悲惨处境唏嘘不已。然后是匆忙回家梳妆打扮一番迎候从办公室的争斗中返回的丈夫。她将与他在游泳池边同饮第一杯马提尼酒，而此时正有四个人在为他们准备晚餐。” 
　　“性方面呢？” 
　　“他太疲劳。再说，他也许还有情妇。” 
　　“费尔普斯也是这样？” 
　　“差不多，尽管在性事上他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而且他在银行里有的是金发女郎供他享用。你无法相信，他那办公室净是些漂亮女人，洁白无瑕的牙齿、精心修饰的指甲，全穿超短裙，露着修长的腿。她们坐在漂亮的办公桌后面打电话闲聊，随时等候他的召唤。他在会议室旁边有一间小卧室。这人是个畜生。” 
　　“所以你就放弃了富家女人的辛苦生活搬出来住了？” 
　　“是的。我不是称职的富家女人，亚当。我恨做阔太太。短时间过过那种生活还觉得有趣，但我不适合。血型就不对。信不信由你，我们家在孟菲斯的社交圈子里并不出名。” 
　　“你这是开玩笑？” 
　　“我可以发誓。在这座城市，有前途、合格的富家女人必须出自豪门世家，最好是有个靠做棉花生意发财的高祖。我跟他们就是合不来。” 
　　“不过你依然还在玩那种社交把戏。” 
　　“不是的。我仍旧出头露面纯粹是为了费尔普斯。出入社交场合时能带一个与他年龄相当但有几丝白发、着晚礼服、佩戴钻石首饰、样子优雅的妻子，一个在和他那些无聊的朋友闲谈时谈吐得体、风韵成熟的妻子，对他来讲这很是重要。我们一年出去三次。我这个妻子是那种往日的优胜奖杯。” 
　　“我看他希望要一个现在的优胜奖杯，那些身材优美的金发女郎之中的一个。” 
　　“不会的。他们家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何况还关系到大笔家财的继承。费尔普斯在他父母面前绝不敢轻举妄动。等他父母过世后，他会立刻公开这件家丑。” 
　　“我以为他父母恨你呢？” 
　　“他们当然恨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婚姻能继续维持就是因为有他们在。离婚是丢人的事嘛。” 
　　亚当大笑，不解地摇着头。“这真滑稽。” 
　　“是啊，可是结果不错。皆大欢喜。他消受他的小姑娘。我找我感兴趣的男人。互不过问。” 
　　“沃尔特怎么样？” 
　　她慢慢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目光转向别处。“他怎么样？”她说，并不看亚当。 
　　“你从来不谈他。” 
　　“我知道，”她轻声说，视线仍旧对着房间那头的什么东西。 
　　“让我猜猜看。更多不可外扬的家丑。更多的秘密。” 
　　她哀伤地望望他，然后微微耸耸肩，仿佛在说，管他呢。 
　　“他毕竟是我的亲表弟，”亚当说，“据我所知，如果没有其他意外发现，他就是我唯一的亲表弟。” 
　　“你不会喜欢他的。” 
　　“当然不会。他有一部分凯霍尔家的血统。” 
　　“哪里，他完全是费尔普斯他们家的人。费尔普斯希望要个儿子，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儿子。费尔普斯自然没有工夫照顾他。银行的事总是太忙。他带他去乡村俱乐部想教他打高尔夫球，可并未奏效。沃尔特从来不喜欢运动。他们有一回去加拿大猎雉鸡，回家后一个星期谁也不理谁。他不是那种大姑娘似的男孩，但也不是运动型的。费尔普斯上预科学校时是出名的运动员——足球、橄榄球、拳击，样样都会。沃尔特想玩又没有天赋。费尔普斯便愈发逼迫他练，于是沃尔特反抗起来。所以，费尔普斯就用他特有的严加管教的方式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我儿子十五岁就离开了家。” 
　　“他在哪儿上的大学？” 
　　“他在康奈尔大学上了一年，然后就辍学不上了。” 
　　“不上了？” 
　　“是的。他上完大一就去了欧洲，而且从没回来过。” 
　　亚当打量着她的脸，等她继续说。他啜了一口水，刚要开口，侍者出现了，他很快把一大碗生菜色拉摆在他们之问。 
　　“他为什么留在欧洲？” 
　　“他去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堕入情网。” 
　　“跟一个可爱的荷兰女孩？” 
　　“一个可爱的荷兰男孩。” 
　　“我明白了。” 
　　她突然对色拉发生了兴趣，拨了一些在盘子里，开始把菜切成小块。亚当也学她的样子吃起来。两人沉默着吃了一会儿，馆子里客人逐渐增多，变得人声嘈杂。一对引人注目但神情疲惫的雅皮士男女在他们临近的小桌旁坐下来，点了烈性酒。 
　　亚当往面包上涂了黄油，咬了一口，然后问：“费尔普斯怎么反应？” 
　　她擦一擦嘴角。“费尔普斯和我上次一同旅行去了阿姆斯特丹寻找儿子。他已经离开那里两年。他写过几封信，也曾偶尔给我打电话，但那时所有联系都已中断。我们自然很焦急，所以飞过去，在旅馆住下，直到把他找着。” 
　　“他在做什么？” 
　　“在咖啡馆当侍者。双耳各佩一只耳环。他的头发剪掉了，服装怪模怪样，蹬一双可恨的木屐，还穿着毛袜。他讲一口地道的荷兰话。我们不想当众出丑，所以叫他到我们的旅馆来。他来了。结果很可怕，可怕极了。费尔普斯处理事情就像个白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我们回到家里。费尔普斯重新修改了他的遗嘱，取消了沃尔特的遗产继承权。” 
　　“他再没回过家吗？” 
　　“没有。我和他一年在巴黎见一面。我们都是单独前往，这是唯一的一条约定。我们住进一家令人愉快的旅馆，在一起过一星期，逛巴黎城，品尝美味佳肴，参观博物馆。这是我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但是他憎恨孟菲斯。” 
　　“我想见见他。” 
　　莉仔细端详着他，热泪盈眶。“上帝保佑你。如果你是当真的，我很高兴你与我同去。” 
　　“我是认真的。我不介意他是同性恋。我很乐意见见我的亲表弟。” 
　　她深吸一口气，笑了。侍者把放在两只加热的盘子里的热气腾腾的烤饺子端上来，又把一个长形大蒜面包放在桌边，然后就离开了。 
　　“沃尔特知道萨姆的事吗？”亚当问道。 
　　“不。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 
　　“那他知道我和卡门吗？知道埃迪吗？知道咱们家的光荣历史吗？” 
　　“是的，知道一点。他小时我曾告诉他在加利福尼亚有他的表兄表妹，不过他们从没来过孟菲斯。费尔普斯自然得告诉一声他的加利福尼亚表亲社会地位低得多，因此不值得让他费心。沃尔特是让他父亲教成势利眼的，亚当，你必须了解这一点。他上的都是最有名的私立学校，去的是最好的乡村俱乐部，而且他们布思家的一大帮堂兄弟姊妹都是这副样子。他们全都是可悲可怜的人。” 
　　“布思家的人对家里出了一个同性恋有何感想？” 
　　“他们当然恨他。而他也恨他们。”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他不是坏孩子。他希望学习艺术和绘画。我一直坚持给他寄钱。” 
　　“萨姆知道他有一个同性恋外孙吗？” 
　　“我想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谁会去告诉他。” 
　　“我恐怕不会去告诉他。” 
　　“千万别。让他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 
　　烤饺子已经凉得可以吃，他们静下来享受这美食。侍者又送上来一些水和茶。邻桌的男女要了一瓶红葡萄酒，莉的眼睛朝那边瞟了不止一次。 
　　亚当揩揩嘴角，稍候片刻，身子倾近桌面。“我能问些你私人的事吗？”他轻声说。 
　　“你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是有关私人的。” 
　　“正是。所以我能再多问一个吗？” 
　　“请便吧。” 
　　“啊，我刚刚在想。今晚你告诉我你是个酒鬼，你丈夫是个畜生，而你儿于又是个同性恋。一顿饭告诉我这么些事已经够多。不过是否还有些事应该让我知道呢？” 
　　“让我想想。是了，费尔普斯也是酒鬼，但他不承认。” 
　　“还有呢？” 
　　“他因为性骚扰曾两次被告。” 
　　“好啦，不说布思家的事了。咱们家这边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吗？” 
　　“咱们还没触及到表面呢，亚当。” 
　　“我怕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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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拂晓前狂风雷暴扫过密西西比三角洲上空，萨姆被闪电的霹雳声惊醒。雨点重重地敲打着过道上打开的窗户。随后他便听到离囚室不远雨水已顺着窗户下的墙流下来。他那潮湿的床铺突然变得凉爽了。今天也许不会那么热了。大雨也许会绵延不绝遮住烈日，而且这一两天闷热的空气也许会被大风刮走。一下雨他就总是这样盼着，但是夏日的暴雨通常只是淋湿地面，骄阳一晒除了使空气更加闷热别无它长。 
　　他抬起头，注视着雨水顺着窗户流下来积在地上。远处一盏黄灯的反光在积水上闪烁不定。死监除了这一点点微光漆黑一片。周围寂静无声。 
　　萨姆喜爱下雨，尤其是在夜间，在夏季。密西西比州政府无比精明地把监狱建在了它所能找到的最炎热的地点。而且，按照烤箱的模式设计了严管区。对着外面的窗户自然出于安全的原因而建造得十分狭小毫无用处。这座小地狱的设计者还决定不安装任何一种换气设备，免得有小风吹进或潮气散出的可能。等这座他们自认是模范惩罚设施的地方建好，他们决定不给它装空调。它将骄傲地坐落在大豆和棉花的旁边，从地下吸收着同样的热量和湿气。而且当土地变得焦干，死监也会和那些庄稼一样被烤干。 
　　不过，密西西比州政府无法操纵天气。每当下雨使空气凉爽，萨姆就暗自窃笑并作一番简短的祷告表示谢恩。毕竟还有上苍在主宰一切。州府一到雨天就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他站起身，挺直后背。他的床铺就是一块六英尺长、二点五英尺宽、四英才厚的泡沫塑料，或也可称作床垫。垫子放在牢牢固定在墙壁和地面上的金属床架上。垫子上蒙了两条床单。狱方冬季里有时发给毯子。在死监里背痛是很普遍的，但时间一长身体也习惯了，所以抱怨并不多。狱医可不被死监犯视为朋友。 
　　他迈出两步，身体依靠在伸出栅栏的两肘上，倾听外面的风声和雷声，观察着雨滴从窗台上迸起散落在地上。如果能够越过这墙，走过墙外湿润的草地，在倾盆大雨中游荡在监狱的运动场上，赤裸而疯狂，浑身湿透，顺着头发胡子往下滴水，那该有多好。 
　　死监的可怕就在于你每天都在一点点死去。等待在扼杀你的生命。你活在一个笼子里，每当一觉醒来你划掉了另一个日子，你会告诉自己现在死亡朝你又靠近了一天。 
　　萨姆点燃一支烟，看着烟雾向上面的雨滴袅袅飘去。在我们荒谬的司法制度下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法庭的裁决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同一个法官对常见的争议能作出不同的结论。法庭可以把一项不着边际的上诉搁置多年不予理会，然后哪一天忽然接受上诉并批准赦免。死去的法官由想法迥异的法官继任。总统来了又去，各自任命他的同伙上法官席就座。最高法院忽东忽西，没有一定之规。 
　　有时，死亡倒是受欢迎的。要是在死亡或在死监里活着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萨姆会迅速选中进毒气室。不过希望总是在前面，希望之光总在朦胧中闪耀，似乎在那司法丛林的巨大迷宫的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东西打动什么人的心弦，于是他的案子将随之发生逆转。客居死监的每个人都在梦想奇迹般的逆转从天而降。他们的梦想就这样支撑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凄惨的日子。 
　　萨姆最近在文章中看到全美有将近两千五百名在押犯被判死刑，但去年，即一九八九年，只有十六人被处决。而密西西比州自加里·吉尔摩坚持要在犹他州设置一支行刑队的那个一九七七年以来，仅仅有四名犯人被处决。这些数字使人有安全感。它们也加强了他继续上诉的决心。 
　　在他对着栅栏吞云吐雾时，风雨平息下来。太阳升起时他吃了早饭，七点钟他打开电视收看早新闻。他刚要咬下一口冷面包片，猛然看见屏幕上的孟菲斯早新闻女播音员的背后出现了他的脸。她急切地报告了当日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萨姆·凯霍尔及其新律师的非同寻常的情况。他的新律师似乎是他失散多年的孙子，一个叫亚当·霍尔的年轻律师，他来自庞大的芝加哥库贝法律事务所，这家机构七年来一直在代理萨姆的案子。萨姆的照片至少是十年前的，是他们每次在电视或报纸上提及他的名字时使用的那同一张照片。亚当的照片看上去有点古怪。这显然不是他有意让拍的，是有人在户外趁其不备抓拍下来的。女播音员兴奋地圆睁双目，解释道，《孟菲斯报》今晨消息，亚当·霍尔已证实他事实上就是萨姆·凯霍尔的嫡亲孙子。她飞快地把萨姆的罪行作了简单的描述，其中两次提到他即将行刑的日期。此新闻将有后续报道，她许愿说，最快可能在“午间报道”节目中播出。接下来，她开始播放对昨晚杀人案件的晨间综述。 
　　萨姆把面包片丢在书架旁的地上，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一只小虫几乎立刻就发现了，爬过来绕着兜了六圈之后决定这东西不值一吃。他的律师已经同报界谈过话了。他们在法学院都教了这些人什么？他们教不教对传媒要严加防范？ 
　　“萨姆，你在那儿吗？”这是古利特。 
　　“是，我在这儿。” 
　　“刚刚在四频道看到你了。” 
　　“是呀，我看见了。” 
　　“你生气吗？” 
　　“我还好。” 
　　“深吸一口气，萨姆，不会有事的。” 
　　在被判以毒气处死的犯人中，“深吸一口气”是他们的口头禅，这只是他们想幽默一下而已。他们平常总是在有人生气时用这话说他。不过当这话出自警卫之口时那可就毫不可笑了。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诉讼中不止一次被作为死监对犯人进行虐待的例证提出。 
　　萨姆与那只小虫英雄所见略同，也不再理会剩下的早餐。他边喝咖啡边盯着地面。 
　　九点半，巡视警官帕克来监舍找萨姆。他放风的时间到了。雨早已停歇，太阳灼烤着密西西比三角洲。帕克带了两名警卫和一副脚镣。萨拇指指那锁链，问道：“它们是干嘛用的？” 
　　“为了安全，萨姆。” 
　　“我只是出去玩玩，不是吗？” 
　　“不，萨姆。我们准备带你去法律图书馆。你的律师希望在那儿见你，那样你们谈话时身边好有法律书籍可查。好了，转过身。” 
　　萨姆双手伸出门上的开口。帕克松松地给他铐上，然后开了门，萨姆迈进走廊。警卫蹲下给他上脚镣时萨姆问帕克：“我的放风怎么着了？” 
　　“什么怎么着了？” 
　　“什么时候让我放风？” 
　　“过后放。” 
　　“你昨天就这么说，结果就没给我放风。你昨天骗了我，你今天又在骗我，我要起诉你。” 
　　“诉讼需要花好长时间，萨姆。要几年工夫呢。” 
　　“我要求和狱长谈话。” 
　　“我肯定他也想和你谈谈，萨姆。你现在到底想不想见你的律师？” 
　　“我有见律师的权利，也有放风的权利。” 
　　“别使坏，帕克！”汉克·亨肖从不到六英尺处大声嚷起来。 
　　“你骗人，帕克！你骗人！”J．B．古利特从另一边帮腔。 
　　“别激动，孩子们，”帕克冷静地说，“我们会照顾好老萨姆的。” 
　　“是呀，要是有办法，你今天就会送他进毒气室，”亨肖吼叫着。 
　　脚镣上好了，萨姆脚步蹒跚地回囚室取了一个卷宗。他把卷宗夹在胸前，在身边的帕克和身后两名警卫的陪同下，趔趔趄趄地朝监舍外走去。 
　　“别轻饶他们，萨姆，”亨肖在他们离开时喊叫着。 
　　在离开监舍的路上，声援萨姆的吼声和反对帕克的嘘声此起彼伏。他们通过了几道栅门，终于把A排监舍抛在了身后。 
　　“狱长指示让你今天下午放风两小时，而且今后每天都是两小时，直到办完它为止，”在他们慢慢走过一条不长的过道时帕克说。 
　　“直到办完什么为止？” 
　　“那个事呗。” 
　　“哪个事？” 
　　帕克和多数警卫都把行刑称之为“事”。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帕克说。 
　　“告诉狱长，他可真是招人疼。并且问问他如果那事办不成了我还是一天放风两小时，如何？你去问他时，还要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狗娘养的骗子。” 
　　“他已经知道了。” 
　　他们在一道栅墙前停下等待开门。他们过了这道门，又被两个警卫拦在门口。帕克迅速地在登记夹上注明了情况，随即出门朝等在那儿的一辆白色面包车走去。警卫抓住萨姆的胳臂把他连同脚上的链子一起从侧门拽上车。帕克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 
　　“这东西有空调吗？”萨姆朝把车窗拉下的司机厉声问。 
　　“有，”司机一边从严管区门前往后倒车，一边说。 
　　“那就把那该死的东西打开，成吧？” 
　　“住嘴吧，萨姆，”帕克口气不太坚定。 
　　“关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洞穴里整日流汗就够糟糕的，不过坐在这儿给闷死更是愚蠢之极。把那该死的东西打开。我有我的权利。” 
　　“深吸一口气，萨姆，”帕克故意拖长腔调并向司机挤挤眼。 
　　“你将为此付出代价，帕克。你会后悔你说了这话。” 
　　司机打开一个开关，冷气开始吹起来。面包车又通过一道双重门，然后离开死监顺着一条土路缓缓前行。 
　　尽管铐着手脚，这段短程外出旅行还是使他心神为之一爽。萨姆停止了抱怨，当即不再理会车上的其他乘客。雨水积十九



　　波浪滚滚的麦田绵延数里，地势至山脚开始逐渐升高。田野尽头巍巍的远山连成一线。一个占地一百多英亩的纳粹据点坐落在田野上方蜿蜒延伸的山谷里，背靠着犹如屏障的层层山峦，俯视着面前方圆数里的景色风光。营地周围的铁丝网都被树篱和灌木丛所遮掩。其射击场和格斗训练场也同样加以伪装，以防范空中侦察。地面上只有两座不惹眼的小木屋，从外面看上去样子就像供钓鱼人用的屋子。但是在木屋下面，深藏在山底下，有两个升降机井通向一座由自然洞穴和人工洞穴组成的迷宫。宽得足够让高尔夫车过去的通道将四面八方十二个不同的房间连起来。其中一间用作印刷厂。两间储藏武器弹药。较大的三个房间用作居室。还有一间小图书室。中央大厅是最大的一间，那是一座高四十英尺的洞穴，专供成员们集会讲演和看电影。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据点，有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世界各地电视新闻的碟形天线，有与其他据点连接以迅速交流情报的电脑，有传真机、蜂窝式电话，以及各种眼下最时髦的电子设备。 
　　据点每日收到的报纸不下十种，报纸都被送到图书室隔壁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由一个叫罗兰的人先过目。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据点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其他几个负责维修这个地方的人。报纸从城里送来时通常是上午九点左右，罗兰给自己冲上一大杯咖啡然后便开始阅读。这并不是打杂的活计。他曾经多次周游世界，会讲四种语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如果有哪则报道引起他的注意，他就做个记号，过后把它复制一份并送去输入电脑。 
　　他的兴趣则有点特别。他很少看体育版，从不看征聘广告。对时装、风尚、生活、吹捧文章，以及有关的版面他只是大致浏览一下，并无好奇心。他收集的报道都和那些与他的组织相类似的团体——雅利安、其他纳粹组织及三K党之类有关。近来他在许多来自德国和东欧的报道上作了标记，颇为法西斯主义在那些地方的兴起而激动。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每年至少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住上一个月。他留心那些政治家的动向，注意他们对仇恨罪行的深切关注及他们对像他的组织这样的团体的权利加以限制的意图。他监视最高法院，跟踪他们对在美国的光头党的审判及他们对三K党徒的迫害折磨。 
　　他平常每天上午花两个小时获取最新消息，决定哪些报道应当留作将来参考。这是例行公事，但他却觉得其乐无穷。 
　　这天早上的情形有所不同。当头一眼看到一家旧金山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萨姆·凯霍尔的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时他就知道事情不妙。这篇报道只有三段，但已经把这条全美最老的死监犯人将由其孙子担任代理律师的热门新闻交代得一清二楚。罗兰读了三遍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便在上面作了标记准备保留。一小时过去后，他已经看到五六篇同样的报道。有两张报纸都登了年轻的亚当·霍尔那张昨天出现在《孟菲斯报》头版上的快照。 
　　罗兰跟踪萨姆·凯霍尔的案子已经多年，跟踪原因也不止一个。其一，像这种有关一名年老的六十年代三K党恐怖分子在死监等待赦免的案子平常就是他们的电脑所感兴趣的那种类型。关于萨姆的打印材料已经有一英尺之厚。尽管罗兰并不是律师，他却与司法界普遍的意见一致，认为萨姆的上诉已到穷途末路，他这回难逃一死。这样的结果倒正中罗兰下怀，不过他把自己的看法藏在心里。萨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看来是个英雄，而且罗兰自己的那一小伙纳粹分子也已受邀参加临刑前的示威活动。他们与萨姆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他从不给他们回信，但他是一种象征，他们要利用他的死大做文章。 
　　罗兰姓福钦，有蒂博多一带卡琼家族的血统。他没有社会安全号码，从不报税，在政府看来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有三本伪造精美的护照，其中一本是德国的，另一本据说是由爱尔兰共和国签发的。罗兰出入国境，通过验证检查毫无困难。 
　　罗兰的众多化名中另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那便是罗利·韦奇。一九六七年，在克雷默爆炸事件之后他逃离美国，曾在北爱尔兰居住，后来还在利比亚、慕尼黑、贝尔法斯特和黎巴嫩住过。为了观察对萨姆和道根的审判，他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曾两次短期返美。那时他已经有完备的证件可以自由旅行了。 
　　这以后他还有数度短期返美，每回都是为了处理凯霍尔一案的混乱局面。不过随着时光流逝，他对这事已不再那么担心。为了传播纳粹主义的信息，他搬进这个地堡已有三年。他不再把自己视为三K党徒。如今他已是个自豪的法西斯分子。 
　　在结束上午的阅读时，他在十份报纸中发现有七份登了有关萨姆的报道。他把这些报纸放进一只金属筐，然后决定上去看太阳。他给他的泡沫塑料杯里加了咖啡，乘电梯上升八十英尺来到一座木屋的门厅。今天是个好天，天气凉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上走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俯瞰到下面的山谷。远处是无边的麦田。 
　　对萨姆的死，罗兰已经梦想了二十三年。他俩共有一个秘密，只有萨姆被处死才能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卸去。他非常敬佩这个人。萨姆不像道根，他坚守了自己的誓言，始终没有说出来。历经三次审判，几度更换律师，无数次的上诉及提审，萨姆从未屈服过。他是个可敬的人，可罗兰却要他死。啊，是的，在头两次审判期间他迫于无奈曾递话威胁萨姆和道根，不过那已过去好久了。道根在压力下崩溃了，他招了供并作证指控萨姆。于是道根便死了。 
　　这个小伙子让他不安。和所有别的人一样，罗兰也失去了萨姆的儿子及其家人的线索。他知道那个在孟菲斯的女儿，但那个儿子却失踪了。可是现在这个——这个来自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犹太律师事务所的相貌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律师无端杀出来，准备搭救他的祖父。罗兰对行刑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所以他理解律师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都会尝试各种办法解救自己的当事人。萨姆要是会吐口，就是现在这种时候，而且会在他孙子在场的时候说出。 
　　他把一个石子扔下山坡，看着它跳出了自己的视野。他必须走一趟孟菲斯。 
　　星期六对芝加哥的库贝法律事务所来说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又一个辛苦的日子，但在孟菲斯分部情形却轻松一些。亚当九点到办公室时发现另外只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助理在工作。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拉下了百叶窗。 
　　他和萨姆昨天一起工作了两小时，到帕克带着脚镣手铐回到法律图书室时他们已经在桌上摆满了几十部法律书和律师的记事簿。帕克不耐烦地等着萨姆慢条斯理地把书放回书架。 
　　亚当重新看了一遍他们的笔记。他进入电脑着手自己的研究分析，又对诉状作了第三次修改。他已经给加纳·古德曼传真了一份诉状，后者修改后又传了回来。 
　　古德曼对此项申诉是否能在听证时得到公正对待并不乐观，不过案子进行到这一步上已没什么可损失。万一联邦法院果真举行紧急听证会，古德曼已准备好就梅纳德·托尔的受刑情况出庭作证。他和彼得·韦森伯格目睹了这次行刑。事实上，韦森伯格因为受不了一个大活人被毒气处死的场面才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去教书的。他的祖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的祖母却不那么幸运。古德曼答应与韦森伯格取得联系，并且相信他也会出来作证的。 
　　到中午时，亚当在办公室已经呆得烦了。他打开他的门，听不到有脚步声。其他的律师已经都走了。他也离开了办公楼。 
　　他向西驶去，过河进入阿肯色州，途经西孟菲斯的卡车停车点和跑狗场，终于驶出拥挤的车流来到到处是农田的乡问。他驶过厄尔、帕金和威恩的小村庄开始进入山区。他在一家乡村杂货店停下来喝了一瓶可乐，三个穿褪色工装裤的老人坐在门口忍着酷热打苍蝇。他放低头顶上的车篷，加大车速开走了。 
　　两小时后他再次停车，这回停在芒廷维尤城，买了个三明治并打听了一下道路。人家告诉他卡利科岩就在前面不远，过了白河就到了。那条路风景宜人，盘旋穿过欧扎克斯山麓，穿过茂密的树林，越过山涧小溪。傍在道路左边如蛇般蜿蜒前行的白河河面上点缀着一只只钓鳟鱼的小船。 
　　卡利科岩是坐落在岸边高地上的一座小城。沿着河东岸靠近桥头有三个渔人码头。亚当把车停在河边，向第一个码头那儿的一个称作卡利科小游艇船坞的旅游用品商店走去。商店是被粗大的缆绳拴在岸边的一座浮动建筑。一排空空的出租小船被绳子拴在一起靠在码头边。唯一的一个加油泵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儿。一块牌子上列着租船、导游、船具和钓鱼执照的价目。 
　　亚当走上那有遮篷的码头，观赏着数英尺外的河面。一个两手脏乎乎的年轻人从后面房间出来，问他是否可以帮上忙。他上下打量着亚当，显然看出他不是来钓鱼的。 
　　“我想找温·莱特纳。” 
　　年轻人的上衣口袋上面绣着他的名字“罗恩”，不过名字上面遮着些许油污。罗恩返身走回房间，一边朝一间小店的纱门喊着：“莱特纳先生！”然后罗恩便不见了。 
　　温·莱特纳是个大块头，身高有六英尺多，骨骼粗大，超重相当厉害。按古德曼所述他有喝啤酒的嗜好，亚当瞟了一眼他的大肚子不由想起这一点。他已经近七十岁，一顶标有EVIRUDF机船发动机商标的帽子下面是一头整齐但稀疏的灰白头发。至少有三张特工莱特纳的新闻照片分开放在亚当的卷宗中，在每张照片上他都是一副标准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打扮——深色套装，白色衬衫，窄窄的领带，军人发型。那时他苗条得多。 
　　“是啊，先生，”他擦着嘴角的面包屑，边从纱门中出来边大声说，“我就是温·莱特纳。”他嗓音低沉，笑容令人愉快。 
　　亚当伸出手，说：“我是亚当·霍尔。很高兴见到你。” 
　　莱特纳握住他的手，热情地摇着。他的前臂肌肉发达，二头肌高高隆起。“是，先生，”他声音隆隆地说，“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幸亏码头上除了罗恩没有别人——他的人看不见，却在他的房间里正用工具弄出一片声响来。亚当有点紧张，说：“噢，我是个律师，我代理萨姆·凯霍尔。” 
　　莱特纳笑得更厉害了，露出两排大黄牙来。“这是件对你很适合的工作嘛，是不是啊？”他边说边放声大笑，并且在亚当的背上拍了一下。 
　　“我看也是，”亚当局促不安地说，恐怕他再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萨姆的事。” 
　　莱特纳突然间严肃起来。他用一只多肉的手掌摸着下巴，眯起眼睛打量着亚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小子。我知道萨姆是你的祖父。你一定觉得很难对付，而且会越来越难，”说着他又笑了，“萨姆也一样会觉得越来越难对付。”他的眼睛闪着快活的光，似乎他刚刚说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希望亚当听了会笑得直不起腰。 
　　亚当没领会他话里的幽默。“萨姆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你知道，”他说，确信莱特纳已经从报上得知行刑日期。 
　　一只沉重的手掌猛然间落在亚当的肩头，把他推向商店那边。“进去吧，小子。咱们来谈谈萨姆。要啤酒吗？” 
　　“不，谢谢。”他们走进一个狭窄的房问。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悬挂着钓鱼用具，东倒西歪的货架上摆满饼干、沙丁鱼罐头、罐装香肠、面包、猪肉青豆和杯形小蛋糕——全是在河上玩一天所必须的。屋角还立着一个冷饮柜。 
　　“坐吧，”莱特纳说，朝靠近现金出纳机的角落一挥手。亚当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椅上坐下，莱特纳则伸手到冰柜里，摸出一瓶啤酒来。“你真的不来一杯吗？” 
　　“过会儿也许喝点。”这时已经将近五点了。 
　　他拧开瓶盖，头一口就喝了至少三分之一，咂咂嘴，然后坐在一把无疑是从一辆定制的货车上卸下来的旧船长皮椅上。“他们终于还是打算把老萨姆给干掉是不是？”他问。 
　　“他们正在拼命争取。” 
　　“胜算如何？” 
　　“不太妙。我们可以提出通常那种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上诉，不过时间已经很紧了。” 
　　“萨姆并不是坏人，”莱特纳语气中带着一些遗憾，随后又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冲走了那点憾意。地板由于下面甲板随着河流浮动而发出轻轻的吱嘎声。 
　　“你在密西西比州呆了多久？”亚当问。 
　　“五年。胡佛在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后给我打来电话。一九六四年，我们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投入工作。在克雷默事件发生后三K党似乎变得灰心丧气。” 
　　“那时你负责什么工作？” 
　　“胡佛先生的指示具体明确。他告诉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渗入三K党。他要把三K党搞垮。说实话，我们在密西西比州的行动开始得很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胡佛憎恨肯尼迪兄弟①，而他们又催逼很紧，于是他就故意拖延。不过那三个小伙子失踪后，我们立刻开始了行动。一九六四年对密西西比来说是热闹的一年。” 
　　 
　　①　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我是那一年出生的。” 
　　“是啊，报纸说你生在克兰顿。” 
　　亚当点点头。“我有好久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出生在孟菲斯。” 
　　门吱地响了一声，罗恩走进店里来。他瞧瞧他们，随后便细看起那些饼干和沙丁鱼来。他们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瞟了亚当一眼，好像在说：“继续谈。我没在听。” 
　　“你要什么？”莱特纳冲他喊了一声。 
　　他用脏手抓起一听维也纳香肠，给他们看了一下。莱特纳点点头，朝门挥挥手。罗恩慢悠悠地向门口走，一路还打量着小蛋糕和土豆片。 
　　“他好管闲事得要命，”他走后莱特纳说，“我跟加纳·古德曼谈过几次。那是多年前了。那是个怪人。” 
　　“他是我的上司。是他把你的名字给我的，他说你会跟我谈的。” 
　　“谈什么？”莱特纳问，又喝了一口。 
　　“谈克雷默案件。” 
　　“克雷默案件已经结案了。只剩下萨姆和毒气室的约会问题了。” 
　　“你希望他被处死吗？” 
　　说话声随脚步声而来，接着门又开了。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走进来，于是莱特纳站起来。他们需要食物和其他供应，他俩用了十分钟之久边购物边讨论哪儿的鱼肯吃鱼饵。莱特纳由于有顾客在场，小心地把啤酒放在柜台下面。 
　　亚当从冷饮柜取出一罐无酒精饮料，走出小店。他顺着河边的木板码头前行，在汽油泵旁停住了脚步。在离桥不远处的一只船上有两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在钓鱼，这情景使亚当突然想起自己有生以来还从没有钓过鱼。他的父亲在世时不是那种兴趣广泛喜爱休闲的人。而且他还总也保不住他的工作。亚当此刻都记不起父亲用他一生的时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顾客离开了，门砰地关上了。莱特纳脚步笨重地走到汽油泵前。“你喜欢钓鳟鱼？”他问，一边观赏着河上的风光。 
　　“不。从没钓过。” 
　　“咱们去转一圈吧。我得到下游两英里处去查看一下。那儿的鱼大概会很多。” 
　　莱特纳搬来他的冰柜，小心地放进船里。他从码头下到船里时那船剧烈地从一侧向另一侧晃动起来，他一把抓住了马达。“下来呀，”他朝亚当吼了一声，后者正打量着自己和船之间的那三十英寸的空隙。“抓住缆绳，”莱特纳又吼了一声，指指一根拴在锚上的细绳。 
　　亚当解开缆绳，紧张地跳到船里，他的脚刚刚踩到船板，那船就晃起来。他滑倒在地，头撞在船底木板上，差点就进河里去游泳了。莱特纳一边拽起发动机的拉绳一边哈哈大笑。罗恩当然观看了这一幕，他正在码头上咧嘴傻笑。亚当虽然觉得挺尴尬，却也笑着，仿佛真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似的。莱特纳扳动引擎，船头向上翘起，接着他们便离开了码头。 
　　亚当抓紧船两侧的扶手，他们加大马力破浪前进，从桥下一穿而过。卡利科岩很快就被甩在后面。河流在两岸景色优美的山峰和悬崖峭壁之间蜿蜒向前流去。莱特纳一手掌舵，一手举瓶饮着鲜啤酒。几分钟过后，亚当放松了一点，设法保持着平衡从冰柜中取出了一瓶啤酒。酒瓶冰凉。他用右手拿瓶，左手抓着船帮。莱特纳在他身后哼唱着什么。马达的轰鸣使他们无法交谈。 
　　他们经过一个钓鳟鱼的小码头，看到一群显然是城里来的人正在边数点着鱼边喝着啤酒。后来他们又经过一队橡皮筏，上面都是样子肮脏的十来岁孩子，他们正在边吸着什么东西边晒太阳，还冲其他那些勤劳钓鱼的人挥着手。 
　　船终于放慢了速度，莱特纳小心地把舵转弯，似乎他能看见下面的鱼，必须把船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他关掉引擎。“你想钓鱼还是喝啤酒？”他问，眼睛盯着水面。 
　　“喝啤酒。” 
　　“我能猜得到。”他一拿起鱼竿在一处朝着河岸方向的地方下竿，啤酒瓶对他就变得次要了。亚当观看了片刻，发现不会立刻有结果，便躺下来，把脚吊在水面上。这只船坐着不舒服。 
　　“你多久钓一次鱼？”他问。 
　　“每天都钓。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知道，是为顾客服务的一部分。我必须清楚哪里的鱼好上钩。” 
　　“这份工作不好干。” 
　　“那总得有人来干。” 
　　“什么原因使你来到卡利科岩的？” 
　　“七五年我犯了一场心脏病，因而就从局里退休了。拿到了很优厚的退休金及一切待遇，但是，见鬼，整天无所事事呆着让人烦躁。我老婆和我发现了这个地方，同时发现这家小游艇船坞待转手。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所以我就呆在这儿了。递给我一瓶啤酒。” 
　　亚当去拿啤酒时他又下了一竿。亚当很快数清冰柜里还剩十四瓶。船在河面上漂浮着，莱特纳抓住一只桨。他一手钓鱼一手划船，还得让膝间夹着的一瓶才打开的啤酒保持一定的平衡。这就是钓鱼向导的生活。 
　　他们在树荫下缓缓漂流，太阳开恩有一阵子没露面。莱特纳使钓鱼看上去显得挺容易。只见他手腕轻轻一抖甩出鱼竿，一下就把鱼饵投到了他想投的地方。但是这儿的鱼不愿上钩。他便转而朝河中心下竿。 
　　“萨姆不是坏人，”他又说了一遍。 
　　“你认为他应当被处死吗？” 
　　“这事不由我定呀，小子。州民们希望有死刑，所以这一条才载入书中。人们都说萨姆有罪，然后又说他应当被处决，所以我算老几？” 
　　“可你有你的看法。” 
　　“这有什么用？我的看法一钱不值。” 
　　“你为什么说萨姆不是坏人？” 
　　“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我们还剩十四瓶啤酒。” 
　　莱特纳笑起来，脸上重又现出那种开朗宽展的笑容。他就着瓶子大口喝着啤酒，眼睛离开鱼线，顺着河面望过去。“你要明白，萨姆在我们看来本不值得担心。他并没有积极参与那些真正恶劣的行径，至少起初没有。那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时我们气势凶猛地展开了调查。我们在这个地方到处撒钱，不久就在三K党内收买了形形色色的线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些无知的粗人，身无分文，我们就利用他们对金钱的需求。如果我们不用金钱开道，那三个小伙子的下落是永远查不出来的。根据我的记忆，大约化了三万块钱，虽然我并不直接与线人打交道。见鬼，小子，他们竟被埋进了河堤里。我们找到了他们，你知道，这使我们给人留下了好印象。我们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拘捕了一大帮人，但很难给他们定罪。暴力活动继续猖獗。他们炸毁黑人教堂和黑人住宅，其频繁程度简直叫我们查都查不过来。那就像在打一场战争。情况越来越严重，胡佛先生也越来越愤怒，于是我们就更加大把地到处撒钱。 
　　“听着，小子，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有用的东西，你明白吗？” 
　　“为什么不？” 
　　“有些事我可以说，有些事我不能。” 
　　“萨姆不是一个人炸的克雷默事务所，是不是？” 
　　莱特纳又笑了，同时端详着他的鱼线。鱼竿搁在他的膝盖上。“不管怎样，到六五年底六六年初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广泛的线人情报网。其实事情做起来并不那么难。我们得知某个家伙是三K党徒，于是就跟踪他。我们夜间跟他回家，在他身后用我们的车灯晃他，把车停在他家门前。这一来通常就能把他吓个半死。然后我们又跟他去上班，有时我们会去跟他的老板谈话，把证件到处亮，样子好像我们就要把什么人枪毙似的。我们会去同他父母谈话，出示我们的证件，让他们看见我们身着深色套装，听见我们的北方口音，而这些可怜的乡下佬简直当场就会在我们面前垮掉。如果这家伙去教堂，我们会找个星期天尾随他，等第二天我们就会去跟他的牧师谈话。我们会告诉他我们听到有可怕的传言说某某先生是三K党的积极分子，并且问这牧师关于此事他是否有所了解。我们表现得好像参加三K党就是犯罪。如果这家伙有十来岁的孩子，我们会尾随他们去赴约会，在电影院坐在他们后面，当他们在树林中停车调情时把他们抓住。这些举动纯属骚扰，但确实有效。最后我们会打电话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或趁他单独一人时把他拦住，然后给他一些钱。我们会许诺不再去打搅他，而这一招总是很见效。一般而言，他们此时已经从精神上被摧毁，迫不及待地要跟我们合作。小子，信不信由你，我见过他们痛哭流涕。实际上他们痛哭是在最后去教堂祈祷忏悔自己的罪恶的时候。”莱特纳朝着钓鱼线的方向笑起来，那根线不见一点动静。 
　　亚当啜饮着啤酒。要是他们把酒都喝光，或许最终能叫他松口。 
　　“有一回有这样一个家伙，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我们捉住他和他的黑人情妇上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我是说，这些家伙在外面焚烧十字架，朝黑人住宅开枪，同时却疯狂地到处与他们的黑人女友偷情。真不能理解这些黑女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事。不管怎样，他在树林深处有一间打猎时用的小屋，他把它当作爱巢。一天下午他抽空到那儿与她偷欢，完事后他正准备走，一开前门，我们拍下了他的照片，把她也拍下了，然后我们就去和他谈话。他是某个乡村教堂的执事，还是领袖人物，真正的栋梁，你知道，但我们跟他谈话就像对一条狗。我们把那女人赶开，让他在那小屋里坐下，不多久他就哭起来。以后他成了我们最好的证人之一。不过他后来进了监狱。” 
　　“为什么？” 
　　“看来当他到处与他的女友偷情时，他的老婆跟在他家农场干活的一个黑人小伙子正干着同样的勾当。太太怀了孕，婴儿却是黑白混血，所以我们这个线人跑到医院杀死了这对母子。他在帕契曼监狱呆了十五年。” 
　　“好嘛。” 
　　“那些日子里被我们带回定罪的并不多，但是把他们吓唬得到了不敢再胡作非为的地步。暴力活动大大减缓，直到道根决定把犹太人作为追逐对象为止。我得承认，他的行动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没有线索可循。”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精得很。他从过去所吃的苦头中得知他自己的人会向我们告密，所以决定用一个不惹眼的小组执行任务。” 
　　“小组？那是说里面不止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吧。” 
　　“那是说里面有萨姆和别的什么人？” 
　　莱特纳鼻子里哼了一声，马上又轻声笑笑，并断定鱼已转移他方。他把鱼竿和绕线轮放进船里，猛地一拽发动机上的拉绳。他们又一次顺流疾驶而下。亚当的脚仍然搭在船帮上，所以他的鹿皮鞋和露出的脚踝很快就弄湿了。他啜饮着啤酒。太阳终于开始消失在山的背后，他欣赏着河上的美景。 
　　下一站是悬崖下的一片平静的水面，有一条绳子从崖顶垂下来。莱特纳下了竿又收竿，一无所获，然后他充当起审问者的角色。他问了上百个有关亚当及其家人的问题，诸如飞往西部、新身分、自杀事件，等等。他解释说萨姆被拘留时他们调查过他的家庭，知道他有个儿子刚离开城里，但是由于埃迪看上去没什么危害，他们就没再继续追查。他们转而把时间用在监视萨姆的兄弟和堂兄弟上。他对亚当的青少年时代发生了兴趣，问他在对自己的亲属实际上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是如何长大的。 
　　亚当问了一些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含混不清并且话题立即被转到许多有关他过去的问题上。亚当是在跟一个有二十五年提问经验的人打交道。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巡查地点离卡利科岩不远，他们在那里直钓到天黑。亚当在灌了五瓶啤酒之后鼓起勇气下了一竿。莱特纳是一个耐心的教练，不出几分钟亚当就钓到了一条非常可观的鳟鱼。在这短暂的幕间插曲中，他们忘记了萨姆、三K党，以及往日留下的其他梦魇，只是专心地钓着鱼。他们喝着，钓着。 
　　莱特纳太太名叫艾琳，她落落大方地欢迎丈夫和他带来的这位不速之客。莱特纳在罗恩开车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介绍说艾琳对临时来访的客人已经习惯。当他们走进前门递给她一串鳟鱼时，她看起来的确处之泰然。 
　　莱特纳家在城北一英里处，是河边的一栋小房子。后面的凉台为了防止小虫子进入封上了纱窗，凉台下面不远便是旖旎秀美的河景。他们坐在凉台上的藤编摇椅里，又开始喝新的一巡啤酒，而艾琳则煎鱼去了。 
　　端菜摆桌对亚当是一种新体验，而吃自己钩的鱼那感受更棒。莱特纳在亚当大嚼大喝时向他断言，吃自己捉的鱼滋味总是更美。饭吃到一半，莱特纳改而喝威士忌。亚当谢绝了。他只想要一杯水，但男子气概却促使他继续饮啤酒。在这种时刻他不能显得软弱无能，否则莱特纳一定会教训他一番。 
　　艾琳一边啜饮着葡萄酒一边讲着在密西西比州时的事。她曾有几次受到恐吓，他们的子女拒绝来探望他们。他们双双都是俄亥俄州人，他们的家人时常为他们的安全担心。那才真叫过日子啊，她不止一次带着对刺激性生活的明显渴望说。她为丈夫和他在争取民权的战斗中的表现感到特别骄傲。 
　　饭后，她离开他们，到这栋房子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已经近十点钟，亚当准备好要睡了。莱特纳扶着一根横木站起来，道声失陪去了卫生间。过了那么一会儿，他又托着两只盛有新鲜威士忌的高脚杯返回来，递了一杯给亚当，然后重新坐到他的摇椅早。 
　　有一会儿工夫，他们只是默默地边摇着摇椅边饮着酒，后来莱特纳开口说：“所以你确信萨姆是有帮手的？” 
　　“他当然是有帮手的。”亚当十分清楚他的舌头大了，吐字也不利索。莱特纳讲话却异常清晰。 
　　“是什么使你这么肯定？” 
　　亚当放下那只沉重的杯子，发誓不再喝酒。“联邦调查局在爆炸后搜查了萨姆的房子，对吧？” 
　　“对。” 
　　“萨姆在格林维尔被拘留时你们这些家伙也接到了搜查令。” 
　　“我当时在那儿，小子。我们派了十二名工作人员进去，搜查了三天。” 
　　“结果一无所获。” 
　　“你可以这么说。” 
　　“没有炸药的痕迹。没有雷管、引信、引爆装置的痕迹。没有爆炸时使用的任何设备或材料的痕迹。对吧？” 
　　“没错。那么你的观点是？” 
　　“萨姆对炸药一无所知，也没有使用这些东西的前科。” 
　　“不，我得说他使用炸药的历史相当长。根据我的记忆，克雷默案是第六次爆炸。当时，那些疯狂的浑蛋不要命地进行爆炸活动，小子，我们阻止不了他们。你当时不在，可我却置身其中。我们已经用骚扰和渗透的办法把三K党搞得不敢乱动，这时却突如其来地爆发了又一场战争，于是炸弹扔得到处都是。凡是该打听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我们用尽一切手段威胁那些原来的告密者，然而却没有任何线索。我们的线人也没有线索。那就像三K党的另一分支没跟原有的组织打招呼就侵入了密西西比州。” 
　　“你知道萨姆的事吗？” 
　　“他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录上有。根据我的记忆，他的父亲就是三K党，可能还有一两个兄弟也是。所以我们掌握了他们的名字。不过他们看上去没有危害。他们居住在该州北部，那个地区从没听说发生过严重的三K党暴力事件。他们或许焚烧过一些十字架，或朝一些房子开过枪，但是与道根及其匪帮无法相比。我们忙于对付那些杀人凶手，没工夫去调查州里的每个可能是三K党的人。” 
　　“那你怎么解释萨姆突然转而进行暴力活动呢？” 
　　“无法解释。他不是纯洁的唱诗班少年，是吧？他以前就杀过人。” 
　　“你能肯定吗？” 
　　“你听我说，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曾枪杀了他农场的一名黑人雇工。他没为此事蹲过一天监狱。我实际也不能肯定，不过我认为他从未因此事被捕过。也许还有过另一次杀人行为。被害人是另一个黑人。” 
　　“我宁愿没听见你刚才的话。” 
　　“问他去。看这个老浑蛋有没有胆量向他的孙子承认他干的事。”他又喝了一口。“他是个暴力分子，小子，所以他肯定有能力去安放炸弹和杀人。别天真了。” 
　　“我不是天真。我只是想设法救他一命。” 
　　“为什么？他杀了两个完全无辜的小男孩。两个孩子。你明白吗？” 
　　“他是因为谋杀被定的罪。但是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州里杀他也是错的。” 
　　“我才不信这种蠢话。对这些人来说死刑还太好了呢，太干净太利落了。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所以他们有时间祈祷和道别。而那些被害人呢？他们有多少时间去作准备？” 
　　“这么说你希望萨姆被处决了？” 
　　“是的。我希望他们全都被处决。” 
　　“我想你说过他不是坏人的。” 
　　“我说了谎。萨姆·凯霍尔是一个冷血杀手。他的确有罪。除此之外，你对他一被监禁爆炸活动就立刻中止这一事实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或许他们在克雷默案件之后吓住了呢？” 
　　“他们？他们到底是谁？” 
　　“萨姆和他的同伙。还有道根。” 
　　“好。我可以奉陪。咱们就假设萨姆有一个从犯。” 
　　“不。咱们假设萨姆是从犯，而另一个家伙是那个爆炸专家。” 
　　“专家？那都是制作很粗的炸弹，小子。前五次的只不过是用一根引线捆在一起的几根炸药棒。你擦一根火柴，不要命地跑，十五分钟后，砰！克雷默案的炸弹也无非是个接上闹钟的不伦不类的装置。他们在安装时炸弹没爆炸那是他们的运气。” 
　　“你认为炸弹是故意设置在那个时刻爆炸的吗？” 
　　“陪审团是这样看的。道根说他们打算炸死马文·克雷默。” 
　　“那为什么萨姆还在附近徘徊呢？为什么他离炸弹那么近，以致让爆炸碎片击中了呢？” 
　　“你得去问萨姆，我肯定你已经问过了。是他声称有一个同谋的吗？” 
　　“他没有。” 
　　“那就好办了。如果你的当事人都说没有，你还有什么可追究的？” 
　　“因为我认为我的当事人是在撒谎。” 
　　“那对你的当事人可太糟糕了。既然他希望用说谎来保护某个人不被识破，那你还在乎什么？” 
　　“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莱特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咕哝了些什么，又喝了一口。“我怎么就该知道？我不想知道，行了吧？我打心眼里就不关心萨姆是在撒谎还是在说实话。不过要是他跟你，他的律师和孙子，都不说实话，那依我说就把他用毒气弄死拉倒。” 
　　亚当一气喝了一大口酒，眼睛凝视着黑暗。实际上他有时也感到这种到处了解情况以证实他自己的当事人在向他撒谎的举动挺傻。他得再试一试，然后就谈点别的问题。“你难道不相信那些看见萨姆和另外一个人的证人吗？” 
　　“不。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完全不可靠。那个卡车停车点的家伙是隔了好久才站出来讲话的。而另外一个家伙事发时刚从一家下等酒馆出来。他们都不可信赖。” 
　　“你相信道根吗？” 
　　“陪审团相信。” 
　　“我不是问陪审团怎么样。” 
　　莱特纳的呼吸终于沉重起来，他似乎在变得衰老。“道根是个疯子也是个天才。他说安放炸弹的目的是杀人，我信他的话。别忘了，亚当，他们几乎把维克斯堡的一大家子人全都炸死。我想不起这家人姓——” 
　　“平德。可你老是在说‘他们’干这干那。” 
　　“我只是在随着你说，知道了吧。我们在假设萨姆有个跟他一起的同伙。他们半夜三更把炸弹安在平德家的房子里。一大家人可能全都被炸死。” 
　　“萨姆说他把炸弹放在了车库因而就不会有人伤着。” 
　　“萨姆把这告诉你了？他承认是他干的了？那你为什么还来问我有没有同谋犯？听上去你好像应该听听你当事人的话。那杂种是有罪的，亚当。听听他的吧。” 
　　亚当又喝了一口，他的眼皮沉重起来。他看了看他的表，可什么都看不见。“跟我说说录音带的情况，”他说着打了个哈欠。 
　　“什么录音带？”莱特纳问，也打了个哈欠。 
　　“萨姆受审时他们放的那盘联邦调查局的录音带。上面有道根和韦恩·格雷夫斯关于炸死克雷默的谈话。” 
　　“我们有许多录音带。他们的打击目标有许多，而克雷默只是其中之一。见鬼，我们有一盘带子上录了两个三K党徒谈论在一座犹太教堂举行婚礼时把教堂炸掉。他们想把门都插上，再把瓦斯灌进暖气管，那样就可以把所有来宾都消灭了。可恶的浑蛋。这不是道根，只是他手下的一对白痴在胡说八道，所以我们就放过去了。韦恩·格雷夫斯也是个在我们这儿领取津贴的三K党，他允许我们录下他的电话。一天晚上他给道根打了个电话，说他打的是公用电话，然后他们就谈起打击克雷默的事。他们还谈到了其他的目标。这段录音在审判萨姆时很起作用。不过，这些录音带并没有帮我们制止过任何一起爆炸，也没有帮我们识破萨姆。” 
　　“你们本来不知道萨姆卷入了此案？” 
　　“一无所知。如果这个傻瓜及时离开格林维尔，他也许至今还是自由人。” 
　　“克雷默知不知道自己是打击目标？” 
　　“我们告诉了他。不过他那时对威胁已经习惯。他雇了一个警卫看家。”他言词开始含混不清，下巴也垂下来了。 
　　亚当道了声失陪，小心翼翼地摸到卫生间。回到凉台上时，他听到了沉重的鼾声。莱特纳已经倒在椅子上，手里还拿着酒杯。亚当替他拿掉酒杯，离开凉台去找沙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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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近中午时的天气是热，但坐在没有空调及其他必备条件的处理军用吉普的前座上简直热到了极点。亚当大汗淋漓，始终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以防万一把艾琳做的早餐吐出来时能及时开门。 
　　他醒来时是在地板上，旁边是张窄窄的沙发。昨晚他把这间挨着厨房的洗衣间错当作了小书房，而沙发其实是张沙发凳，莱特纳大笑着解释说那是他用来坐在上面脱靴子的。艾琳找遍整栋房子最后才发现了他。亚当连声道歉，直到他们夫妇俩都请他住嘴为止。艾琳坚持早餐要多吃。按照莱特纳家的规矩，这天是他们一周中该吃猪肉的一天。亚当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大喝冰水，艾琳哼唱着在煎咸肉，而莱特纳在看报纸。她还做了炒鸡蛋，调制了血玛丽酒。 
　　伏特加虽然使他的头疼有所减轻，却镇不住他那翻腾的胃。当他们在那条崎岖不平的路上朝卡利科岩颠簸前进时，亚当害怕自己会恶心呕吐起来。 
　　尽管昨晚是莱特纳先躺倒的，今天一早他却精力特别充沛，全然没有宿醉的痕迹。他吃了一满盘黄油和饼干，但只饮了一杯血玛丽。他读报很认真，还不时发表一番评论，亚当估计他是那种贪杯并不伤身的酒徒，虽然每天晚上都醉倒但摆脱醉意却毫不费力。 
　　卡利科岩城外的村庄出现在眼前。道路突然变得平坦了，亚当的胃也不再折腾。“昨晚很对不起，”莱特纳说。 
　　“什么事？”亚当问。 
　　“关于萨姆的事。我太苛刻了。我知道他是你的祖父，你非常担心他。在有些事上我说了谎。我真的不希望萨姆被处死。他不是坏人。” 
　　“我会转告他的。” 
　　“行啊。我肯定他会激动。” 
　　他们进了城，转弯朝桥驶去。“还有个事，”莱特纳说，“我们一直怀疑萨姆有个同伙。” 
　　亚当笑了，目光向车窗外望去。他们途经一座小教堂时看到一些老人盛装打扮站在树荫下。 
　　“为什么？”亚当问。 
　　“同样的理由，萨姆没有搞爆炸的前科。他以前并没有卷入三K党暴力活动。那两个证人，尤其是那个克利夫兰的卡车司机，一直使我们很伤脑筋。这个司机没有理由撒谎，他似乎对自己的眼力也非常肯定。萨姆看上去就是不像那种会自己去搞爆炸活动的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 
　　“我真不知道。”他们在河边停下来，亚当打开他那侧车门以防万一。莱特纳靠在驾驶盘上，侧过头对着亚当。“在第三或第四次爆炸，我想也许是杰克逊市那次教堂被炸之后，纽约和华盛顿的一些犹太大人物拜见了杰克逊总统，后者于是召见胡佛先生，接着我便接到了胡佛的电话。我前往华盛顿见了胡佛先生和总统，他们把我狠狠训斥了一番。我重整决心回到密西西比州。我们过分严厉地教训了我们的线人。我是说我们伤了一些人。我们作了种种尝试，却徒劳无益。我们的线人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搞爆炸。只有道根知道，但他显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不过第五次爆炸之后我想是炸报社的那次，我们有了一次机会。” 
　　莱特纳把他那边的车门打开，下车走到吉普车前面。亚当也走过去，俩人望着河水从卡利科岩城区缓缓流过。“你想喝啤酒吗？我店里有冰镇的。” 
　　“不，拜托了。我现在有点恶心。” 
　　“开个玩笑而已。总之，道根经营着这家规模庞大的旧车行，他有个负责洗车拖地的雇员是个不识字的老黑人。我们以前曾小心谨慎地接近过这个老人，但他态度并不友好。可是后来他突然告诉我们的人说两天前看到道根和另一个人把什么东西放进一辆绿色庞蒂亚克的后车箱里。他说他等待机会打开车箱一看才知是炸药。次日他听说又发生了一起爆炸。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许多人跟踪监视道根，所以他估计这情况值得跟我们说说。道根的助手是个叫弗吉尔的三K党徒，也是他的雇员。所以我便去找弗吉尔。我凌晨三点上他家，拼命敲门，你知道，我们在那些日子里一向都是这样。不久，他开了灯，来到门口。我带了大约八个人，我们一起把证件亮给他看。他吓得要死。我告诉他我们知道他前一晚曾运送炸药去杰克逊市，还说他有望坐牢三十年。你可以听到他老婆隔着纱窗门在里面哭。弗吉尔浑身发抖，自己也险些哭出来。我把名片留给他并命他当天中午之前给我打电话，我们威胁他不许透露风声给道根或其他人。我告诉他，我们会对他实行全天二十四小时监视。 
　　“我怀疑弗吉尔回去睡觉没有。几小时后他来找我时眼睛又红又肿。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说这几次爆炸不是道根以往的那帮人。他了解得不多，然而就从他所听到的道根的只言片语里已经可以肯定那个爆炸者是从别的州来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这家伙偶尔从不知什么地方来一趟，估计对爆炸很在行。道根选择目标，进行策划，然后叫这家伙来，他潜入城里，爆炸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相信他吗？” 
　　“基本上信。他的话很有道理。那一定是个新来的人，因为那时我们的线人已经遍布三K党。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弗吉尔后来如何？” 
　　“我在他身上费了一些时间，也付了他一些钱，你知道，这是照平常规矩办事。他们总是要钱。我后来相信他对执行爆炸的人是谁的确一无所知。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卷入，不承认曾去送车和炸药，我们也没逼迫他承认。我们要找的不是他。” 
　　“他卷入克雷默一案了吗？” 
　　“没有。道根这一次用了旁的人。他有时似乎具有第六感觉，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水搅浑，改变例行程序。” 
　　“弗吉尔怀疑的人听起来肯定不像是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亚当问。 
　　“是不像。” 
　　“那你们就没怀疑到谁吗？” 
　　“没有。” 
　　“得了吧，温。你们这些家伙肯定多少知道一点。” 
　　“我发誓。我们真不知道。我们遇上弗吉尔不久，克雷默就被炸了，于是一切就都结束了。假使萨姆有一个同伙，那这个同伙也已经离开他了。” 
　　“后来联邦调查局再没听说过什么消息？” 
　　“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逮到了萨姆，他有极其明显的犯罪嫌疑。” 
　　“那你们这些家伙当然急于了结这个案子喽。” 
　　“那是当然。而且，记住，爆炸从此停止。自萨姆被捕后就再没发生过一次爆炸，这你别忘了。我们逮住了我们要的人。胡佛先生高兴。犹太人高兴。总统高兴。后来的十四年，他们无法给他确定罪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爆炸活动的停止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那道根在揭发萨姆时为什么不揭发出真正的爆炸犯呢？” 
　　他们已经慢慢下到堤岸边高出水面仅仅数英寸处。亚当的车就停在附近。莱特纳清清嗓子，往河里啐了一口。“你是想指证一个还没落网的恐怖分子吗？” 
　　亚当想了一下。莱特纳笑了，露出他的大黄牙来，接着便轻轻笑着向码头走去。“来杯啤酒吧。” 
　　“不。拜托了。我得走了。” 
　　莱特纳停住脚，他们握了手，许愿以后再见。亚当邀他去孟菲斯，莱特纳则请他回卡利科岩再来钓鱼饮酒。亚当的邀请此刻并没有被欣然接受。他又托莱特纳向艾琳致意，再次为醉倒在洗衣间而道歉，然后又再次感谢他的一席谈话。 
　　他离开了身后的小城，打起精神顺着曲折蜿蜒的山路驱车前行，同时仍然留心不让他的胃受到震动。 
　　他走进公寓时，莉正在努力做一道面食。桌上摆着瓷器、银器和鲜花。食谱上是意大利烤馅饼，可厨房里的情况进行得并不太妙。她在过去的一周里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是个糟糕的厨师，而现在她正在用行动证明这一点。料理台上散放着锅碗瓢盆。她那不常穿的围裙上沾满番茄酱。他俩互吻面颊时她大笑着说万一搞得更糟糕冰箱里还有冷冻比萨饼。 
　　“你脸色坏极了，”她突然间凝视着他的双眼说。 
　　“夜里睡得不好。” 
　　“你身上有酒味。” 
　　“我早餐喝了两杯血玛丽。现在我还需要再来一杯。” 
　　“酒吧关门了。”她操起刀准备切菜，下一个受害者是一条黄瓜。“你上那儿去干嘛？” 
　　“跟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人一起喝醉了。在地板上挨着他的洗衣机和干衣机睡了一夜。” 
　　“多好啊。”她的手只差一厘米就被割出血来。她急忙从案板上抽回手，查看着手指。“你看过那张《孟菲斯报》了吗？” 
　　“没有。我需要看吗？” 
　　“是的。报纸就在那边。”她朝餐台的一角点点头。 
　　“有坏消息吗？” 
　　“你看了就知道。” 
　　亚当拿起《孟菲斯报》周日版，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在第二摞的头版他突然间与自己的笑脸面面相对。这是一张熟悉的照片，是不久前他在密执安大学法学院读二年级时拍的。这篇报道占了半页，同他的照片并列的还有许多别人的，萨姆自然在内，也少不了马文·克雷默、乔希·克雷默和约翰·克雷默、露丝·克雷默、大卫·麦卡利斯特、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奈菲、道根，和马文的父亲埃利奥特·克雷默这些有关的人物。 
　　托德·马克斯一直没闲着。他的报道以简述该案历史开篇，接着笔锋陡然转到案件现状，把他两天前的那篇同样的报道翻新了一下。关于亚当的经历他又有一些发现，诸如在佩珀代因学院和密执安大学法学院就读，担任法学评论的编辑以及受雇于库贝法律事务所的短暂经历。奈菲没讲多少，只是说行刑将依据法律进行。与其相反，麦卡利斯特的话充满智慧。二十三年来克雷默事件有如一个梦魇一直缠住他不放，他严肃地说，自从案件发生他就无一日不在思考此事。主持对萨姆·凯霍尔提起公诉并对该杀人凶手绳之以法是他的荣幸，并且只有将萨姆执行死刑才有可能结束密西西比州历史上这可怕的一章。不，经过反复考虑他说，赦免根本不可能。那样做对克雷默家一对年幼的男孩太不公平，等等，等等。 
　　史蒂夫·罗克斯伯勒显然也很乐于接受采访。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战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律师阻挠行刑的最后努力。他和他的下属人员准备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以执行民众的意愿。这件事已经拖得够久，他不止一次地反复说，伸张正义的时刻到了。不，他并不担忧凯霍尔先生临刑前利用合法手段进行的抵制。他对自己作为律师——人民的律师——的工作能力有充分信心。 
　　萨姆·凯霍尔拒绝发表评论，马克斯解释说，而亚当·霍尔则是没能联络上，好像亚当本来急着要发表谈话只是没能找到他人。 
　　受害者家属的意见既有趣又令人沮丧。埃利奥特·克雷默，如今已有七十七岁，仍在工作，照托德·马克斯的描述，他尽管有心脏疾患却依然动作轻捷、身体健康。他仍然愤恨不已，不仅指责三K党和萨姆·凯霍尔杀死了他的两个孙子，而且把马文的死也归咎于他们。他二十三年来一直在等待萨姆被处决，此事刻不容缓，不管何时执行都不嫌早。他对司法体系大肆挞伐，斥责其居然让一个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的罪犯多活了将近十年。他不能保证到场目睹行刑，这要由他的医生来定，他说，不过他希望能去。他希望在场亲眼看着他们把萨姆·凯霍尔绑到椅子上。 
　　露丝·克雷默的态度稍微温和一些。许多创伤已被时间抚平，她说，执行死刑之后她会有什么感觉她也说不准。什么也不能使她的儿子复活。她没什么可对托德·马克斯说的。 
　　亚当折起报纸，把它放在椅子旁边。他突然觉得自己脆弱的胃被罗克斯伯勒和麦卡利斯特纠起了一个硬结。作为希望救萨姆一命的律师，看到对手那么迫不及待地要打这最后一仗使他感到惊恐。他是个新兵，他们却是老手。特别是罗克斯伯勒以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手下还有一班经验丰富的人，其中包括一位人称“死亡博士”的著名专家，他是个热衷于死刑并且在这方面很懂行的律师。亚当却除了一系列上诉失败的记录和祈求奇迹出现的祷告外别无所有。此刻他觉得自己完全不堪一击，毫无希望取胜。 
　　莉端着一杯浓咖啡坐到他旁边。“你好像非常焦虑不安，”她说，抚弄着他的手臂。 
　　“我那个鳟鱼码头的伙伴一点帮不了忙。” 
　　“听那个克雷默老头的口气坚决得很。” 
　　亚当揉着太阳穴，试图减轻疼痛。“我需要吃止疼药。” 
　　“来片镇静安眠的‘为你安’吧？” 
　　“好极了。” 
　　“你到底饿不饿？” 
　　“不饿。我的胃不好受。” 
　　“那好。晚餐到此结束。食谱出了点问题。除了冷冻比萨饼就没别的了。”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适合我吃的，只有‘为你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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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亚当把他的钥匙丢进红桶，瞧着它升至离地二十英尺高处停下来在绳子顶端缓缓打转。他走到第一道门，门在拉开之前先猛地晃了一下。他来到第二道门等候。帕克出现在一百英尺外的监舍前门，他伸了一下懒腰，打了个哈欠，仿佛刚在死监睡了个午觉。 
　　第二道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帕克在一旁等着。“日安！”他说。现在是将近两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早上广播电台的一位天气预报播音员愉快地预告今天是今年气温达华氏一百度的第一天。 
　　“嗨，警官，”亚当说，似乎他们现在已是老朋友了。他俩沿砖道走到杂草丛生的小门前。帕克开了门，亚当走进去。 
　　“我去带萨姆，”帕克不慌不忙地说完便消失在门外。 
　　金属隔板靠他这边的椅子散在四处，有两把四脚朝天搁着，好像律师和来访者曾在这儿打过架。亚当把一张椅子拉近长台最远端，尽可能远离空调机。 
　　他取出今晨九点提交的申诉书的副本。根据法律，任何要求或争点均须先向州法院提出并被驳回才能提交联邦法院。这份攻击毒气室的申诉是依据州法定罪后缓刑条款向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提出的。依亚当的看法，这一道只是走走形式，加纳·古德曼的看法也是如此。古德曼为了这份请求整整忙了一个周末。事实上，星期六那天在亚当同莱特纳一起饮啤酒钓鳟鱼时他整整忙了一天。 
　　萨姆像往常一样到场了，双手铐在背后，面无表情，红色连身囚服几乎敞到腰部。他那苍白胸膛上的灰色汗毛由于沾着汗水而发亮。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动物，他转身背对帕克，后者迅速解开手铐后便出门离去了。萨姆立刻掏出烟，确定已经点燃才坐下说：“欢迎你回来。” 
　　“我今早九点提出了这份申诉，”亚当边说边从隔板上的狭窄的窗口把这份申诉推过去，“我跟杰克逊市的最高法院的秘书谈过。看来她认为法庭会很快作出裁决。” 
　　萨姆拿起文件，望着亚当。“你可以赌一赌。他们一定会极为高兴地驳回它。” 
　　“按规定，州里应当立即作出反应，所以，首席检察官现在正忙着呢。” 
　　“太棒了。我们可以观看晚间新闻的最新消息。他很可能会在下属们准备作出反响时把摄像机请进办公室。” 
　　亚当脱下外套，松开领带。房间很潮湿，他已经在出汗。“温·莱特纳这个名字你还有印象吗？” 
　　萨姆把申诉书扔在一张空椅子上，在过滤嘴上使劲吸了一口。他朝着天花板缓缓吐出一股烟雾。“有印象。干什么？” 
　　“你见过他吗？” 
　　萨姆开口之前思索了一下，然后和平常一样斟酌着说：“可能见过，我不能肯定。我当时知道他是什么人。你为什么问起他？” 
　　“我上个周末找到了他。他现在已经退休，经营着白河上的一个鳟鱼码头。我们有一番长谈。” 
　　“那好啊。你有什么收获吗？” 
　　“他说他仍然认为有个跟你一起干的人。” 
　　“他有没有说出名字来？” 
　　“没有。他们始终没发现嫌疑犯，或许他只是这么一说。不过他们有个线人，是道根手下的人，他告诉莱特纳，另一个家伙是个新人，不是以往那帮人里的。他们认为他来自别的州，他非常年轻。这就是莱特纳所知道的一切。” 
　　“那你相信他的话？” 
　　“我不知道我该信什么。” 
　　“时至今日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知道。这有可能在我设法救你一命时给我一些可资利用的东西。仅此而已。我想我已经绝望了。” 
　　“难道我不是吗？” 
　　“我是在捞稻草，萨姆。抓住稻草填补漏洞。” 
　　“这么说我的供词有漏洞？” 
　　“我想是这样。莱特纳说，他们对你的话始终是怀疑的，因为他们搜查你的住宅时没有发现一点炸药的痕迹。而且你也没有使用炸药的前科。他说你似乎不是那种自行发动爆炸攻势的人。” 
　　“你相信莱特纳所说的每句话？” 
　　“是呀。因为他说得有道理。”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告诉你另外有一个人，那会怎样？如果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血型和尿液分析，那又会怎样？你该怎么办？” 
　　“开始拼命喊冤。我会提出一卡车的申请和上诉。我会鼓动新闻媒体，把你塑成一只替罪羔羊的模样。我会大肆渲染你的无辜，希望会有人，会有一个受理上诉的法官那样的人，注意到你。” 
　　萨姆慢悠悠地点着头，好像这事非常滑稽，而且正如他所料。“那不会起作用的，亚当，”他小心地说，就像在给小孩讲课，“我还有三个半星期。你对法律是清楚的。现在开始喊爆炸是一个身分不明的人所为是根本不行的，因为这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来没被提起过。” 
　　“我知道。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这样做。” 
　　“不会起作用的。不要再设法去找那个身分不明的人了。” 
　　“他是谁？” 
　　“他不存在。” 
　　“他肯定是有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我希望相信你是无辜的，萨姆。这对我很重要。” 
　　“我告诉你我是无辜的。我安放了炸药，但是我并无杀人企图。” 
　　“但你为什么安放炸药？你为什么要去炸平德家的房子，还有那教堂，还有那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你为什么要炸那些无辜的人呢？” 
　　萨姆只是眼望着地板吞云吐雾。 
　　“你为什么恨，萨姆？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能生出恨来？为什么你会被教成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以及任何一个与你稍有不同的人都怀有仇恨的一个人呢？难道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吗？” 
　　“没问过，也不打算问。” 
　　“所以，这就是你，对吧。这是你的性格，你的素质，就像你的身高和蓝色的眼睛一样。这是你身上某种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东西。这是从你那忠实的三K党徒的父亲和祖父身上遗传下来的基因，而且是一种你将骄傲地带进坟墓的东西，对不对？”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种方式。” 
　　“那么我父亲怎么了？为什么你无法感染埃迪？” 
　　萨姆把烟头狠狠摔在地板上，用胳臂肘撑着上身向前靠过来。他眼角和额上的皱纹加深了。从隔板上的窗口可以直接看到亚当的脸，他却不看亚当，而是向下盯着隔墙的底部。“既然如此，是该谈谈我们的埃迪了。”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许多，吐字也更加缓慢。 
　　“你和他在哪儿出了问题？” 
　　“这当然跟他们正在为我准备的小型毒气宴会毫无关系，是不是？跟申辩和上诉，律师和法官，请求执行和延缓执行也都毫不相干。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别做胆小鬼，萨姆。告诉我你跟埃迪的关系在哪儿出了毛病。你有没有教他说黑鬼这个词？你有没有教他仇恨黑人小孩？你有没有试过教他如何焚烧十字架或安装炸弹？你有没有带着他去动用私刑？你都对他做了些什么，萨姆？你从哪儿开始出的问题？” 
　　“埃迪直到上高中都不知道我是三K党。” 
　　“为什么不知道？你肯定并不以此为耻。这是家族为之深感骄傲的伟大传统，不是吗？” 
　　“这跟咱们该谈的问题不是一码事。” 
　　“为什么不是？你是凯霍尔家族第四代三K党徒了，寻根究源几乎可以上溯至南北战争那时。这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小埃迪坐下来，指给他看家庭相册上的照片呢？为什么你不在他入睡前把凯霍尔家的人如何用面罩蒙上他们勇敢的脸夜间到处点火焚烧黑人小木屋的英雄事迹讲给他听？你知道，父亲给儿子讲述自己打仗的故事本是很平常的。” 
　　“我再重复一遍，这跟咱们该谈的问题不是一码事。” 
　　“那当他长大时你是否曾想吸收他入党？” 
　　“没有。他不一样。” 
　　“你是说，他不像你那样恨别人？” 
　　萨姆突然弯腰咳起来，那是连续不断吸烟的人发出的深沉沙哑的咳嗽声。他的脸由于喘不上气而变得通红。咳嗽越来越厉害，他竟往地上吐起痰来。他站起来，上身倚着长台，两手叉腰，边咳边把脚挪来挪去，试图止住咳嗽。 
　　咳嗽终于停歇。他站直身子，呼吸急促，咽一下又吐出一口痰，接着呼吸渐渐缓和。发作结束了，他的脸突然由红色重新转为苍白。他在亚当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大口吞吐烟雾，似乎刚才的咳嗽该归罪于别的什么东西或习惯。他从容地做着深呼吸同时清着喉咙。 
　　“埃迪是个脾气温和的孩子，”他嗓音嘶哑地开口说，“他这点继承了他母亲。他并不是像个女孩。事实上他和其他的小男孩一样坚强。”停了好久，又吸进一口尼古丁。“离我家不远住着一家黑鬼——” 
　　“我们能否称他们为黑人，萨姆？这我已经跟你说过。” 
　　“抱歉。在我家的土地上住着一家非洲裔人家。林肯家。他叫乔·林肯，为我们家做工多年。他有个非经正式结婚而同居的老婆和十二个非婚生子女。他的一个儿子和埃迪同年，他们俩形影不离，是最好的朋友。在那个年代这并不稀罕。大家都是和住在附近的孩子玩。信不信由你，连我也有过非洲裔的小伙伴。埃迪开始上学后，他因为必须和他的非洲裔小朋友分乘不同的公共汽车去学校而非常生气。那孩子叫昆斯，昆斯·林肯。他们简直无法等到放学回家再到田野上去玩耍。我记得埃迪总是因为他们不能同去上学而烦恼。此外昆斯还不能在我家过夜，埃迪也不能在林肯家过夜。他老是问我为什么福特县的非洲裔那么贫穷，住着破房子，没有好衣服，而且他们家家都有那么多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他越发同情黑人。我曾试过说服他。” 
　　“你这么做很自然。你设法劝他改变态度，是不是？” 
　　“我设法向他解释那些事情。” 
　　“诸如？” 
　　“诸如种族隔离的必要。只要学校是一样的，把不同种族隔离开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对。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并没有什么不对。把非洲裔们限制在他们的地盘上并没有什么不对。” 
　　“他们的地盘在哪儿？” 
　　“在加以控制的地方。如果放手让他们撒野，看看会发生什么吧。犯罪、吸毒、爱滋病、私生子，社会的道德结构会全面崩溃。” 
　　“那核扩散和杀手蜂怎么解释呢？” 
　　“你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那基本权利，那些激进的观念，像什么选举权、公厕使用权、餐馆用餐权和饭店住房权，以及在居住、就业和受教育上不受歧视的权利怎么保证呢？” 
　　“你口气跟埃迪一样。” 
　　“那好啊。” 
　　“他高中快毕业时就是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非洲商所受的虐待有多么严重。他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家。” 
　　“你想他吗？” 
　　“起初或许不想。我们常常吵架。他知道我是三K党徒，讨厌看见我。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对三K党比对你亲生的儿子还想得多些？” 
　　萨姆凝视着地板。亚当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胡乱划着。空调的轰鸣渐渐转低，有一会儿似乎决定彻底停机。“他是个可爱的孩子，”萨姆轻声说，“我们以前常去钓鱼，那是我们俩共同的大事。我有一条旧船，我们在湖上钓鲈鱼和鳊鱼，有时还有欧洲鲈鱼，一钓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他长大了，不再喜欢我。他为我感到羞耻，这当然让人伤心。他希望我改变，而我希望他像所有其他与他同龄的白人孩子一样领会问题。在他上高中期间我们疏远了，后来好像民权运动开始了，干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彻底完了。” 
　　“他参加那场运动了吗？” 
　　“没有。他并不蠢。他或许在心里是同情的，但从不在嘴上说。本地人还是别到处跟人家去说那些废话的好。煽风点火不断制造混乱的北方犹太人和激进分子已经够多了。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忙。” 
　　“他离家后干什么去了？” 
　　“参军。这是离开咱这小城，离开密西西比州最简单的办法。他走了三年，回来时带了一个老婆。他们住在克兰顿，我们几乎见不着他们。他有时跟他母亲聊聊天，跟我就没什么话说。在六十年代初期，黑人运动尚在起步阶段。三K党的集会和活动非常频繁，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埃迪保持着超然立场。他沉默寡言，反正他从来话就不多。” 
　　“接着我就出生了。” 
　　“你出生时大概正赶上那三个民权分子失踪。埃迪居然胆敢问我是否卷入此事。” 
　　“你卷入了？” 
　　“当然没有。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他们是三K党，是不是？” 
　　“是的。” 
　　“那些小伙子被杀你高兴吗？” 
　　“这到底跟一九九○年的我和毒气室有什么关系？” 
　　“你参与爆炸活动时埃迪知道吗？” 
　　“福特县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一直不是大活跃。就像我所说的，那些活动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在默里迪恩附近。” 
　　“那你是迫不及待跳进去的啦？” 
　　“他们需要帮助。联邦调查局的人渗透很深，几乎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民权运动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我并不以此为耻。” 
　　亚当微笑着摇摇头。“但埃迪感到羞耻，不是吗？” 
　　“在克雷默爆炸发生之前埃迪对情况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把他扯进来？”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你告诉你老婆去找埃迪，让他开车去克利夫兰把你的车取回。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便成了从犯。” 
　　“我当时身在监狱，对吧。我吓坏了。而且这事从来没人知道，并没有造成伤害。” 
　　“埃迪也许不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埃迪是怎么想的。到我出狱时，他已经失踪。你们全都走了。直到他母亲的葬礼前我始终没再见到他。他悄悄进来参加了葬礼，没跟任何人讲话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额的皱纹，接着把手指插进油腻的头发里。他面色黯然，亚当看见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湿润。“我最后一次看见埃迪是葬礼后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钻进他的车里。他匆匆忙忙。感觉告诉我，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来这儿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再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我当时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莉在我身旁，我们俩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走了。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时眼看着我的儿子从此消失。” 
　　“你设法找过他吗？” 
　　“没有，没真正找过。莉说她有个电话号码，可我不想乞求谁。他显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经常想起你，记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说要是能再见到你该有多好。不过我并不想花许多时间去查找你们的下落。” 
　　“要找到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跟我听说的情况一样。莉偶尔与埃迪通通话，然后她会转告我。听上去好像你们转遍了加利福尼亚州。” 
　　“十二年里我上了六所学校。” 
　　“那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干什么？” 
　　“多方面的问题。有时是他失了业，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时是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们只好搬往另一个地方。还有时是爸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的学校大为不满，于是非让我转学不可。”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儿子。” 
　　“但我认为你们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国内税务局找上了他，这事我一直觉得纳闷，因为他挣的钱数都够不上交三块钱的税。总之他为此而向国内税务局宣战，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为他没有换新照而把他的驾驶执照吊销，这一做法是对种种公民权以及人权的侵犯。两年时间里母亲不得不开车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为止。他老是在给州长、总统、合众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任何一个拥有办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员的政府官员写信。他动不动就大兴干戈，他们如果给他回信他就宣称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他保存每封来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邻居干了一场，起因似乎与一条陌生的狗在我家台阶上撒尿有关，他们俩隔着灌木树篱互相破口大骂。他们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来头也越来越大，后来双双都说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电话召来各种了不起的人物立即严惩对方。爸爸这时飞奔回屋，不出几秒钟就抱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十三封信返回接着吵。他大声数着这些信件，还把信凑到邻居的鼻子底下晃动，那个可怜的家伙一下就瘪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从此也没再发生过狗来我家台阶撒尿的事。当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来打扰。” 
　　这个小故事讲完时他们俩都在微笑，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既然总是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你们大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萨姆透过窗口凝视着这边问。 
　　“我不知道。母亲一直在工作。她办法很多，有时做两份工。杂货店的出纳，药店的店员，她什么都能干，我记得她有好几次还做过待遇很好的秘书工作。后来我爸拿到了销售人寿保险的执照，这成了他的一份永久性的兼职工作。我猜他对这工作挺在行，因为随着我年岁渐长，家境也好起来了。他的工作时间可以自行安排，不必向他人打报告。这对他颇为合适，虽然他说他讨厌保险公司。他曾经为作废一张保单之类的事起诉一家保险公司，我对此实在不理解，他输了这场官司。当然他把失败全都怪在他的律师头上，这位老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寄给埃迪一封措词强硬的长信。老爸打了三天字，等大作完成，他自豪地拿给母亲看。二十一页纸上写的都是这位律师说的错话和谎话。母亲只是摇摇头。他与那个可怜的律师斗了许多年。” 
　　“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我不知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萨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死法。他死后我有好长时间都在生他的气，因为我不理解他怎么能够作出这种选择，以为他应该丢下我们，以为我们不再需要他，以为该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了。而在我得知真相之后，让我生气的是他瞒了我这么多年，不把给我改名换姓并且亡命他乡的真正原因告诉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极其困惑的事。至今还是。” 
　　“你还在生气吗？” 
　　“实际上已经不生气了。我总是记着埃迪的好处。他是我唯一的父亲，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评分。他没有抽烟、喝酒、赌钱、吸毒、追女人、打孩子之类的恶习。他虽然很难长久地保住一份工作，但我们从来也没落到吃住发愁的地步。他和母亲老是说要离婚，但最后也没离成。她搬出去好几次，他也搬出去过。这使家庭处于破裂状态，可卡门和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他有心情郁闷的日子，或者说失意的时候，但都知道一到这样的时候就缩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拉上窗帘。母亲总是把我们唤到身边，告诉我们他不舒服，我们要保持安静。不能开电视，也不能开收音机。在他缩进房里去的时候她是很维护他的。他在房里一呆几天，然后突然间出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们学会了适应埃迪那些情绪不好的日子。他的样子和穿着都正常。我们需要他时他几乎总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在后院打棒球，在游艺场上骑木马。他还带我们去过几次迪斯尼乐园。我想他是个好人，好父亲，只是偶尔表现出这种阴郁古怪的样子来。” 
　　“但你们并不亲密。” 
　　“是不亲密。他辅导我做家庭作业和课外科学小制作，他坚持要求我学习成绩全优。我们谈论太阳系和环境问题，但从不谈女孩子、性与汽车，也从未谈过家族和祖辈上的事。我们之间没有亲昵的表示。他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有时在我需要他时他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萨姆拭了一下眼角，接着上身又支着双肘朝前靠过来。他的脸贴近隔板，目光直视亚当。“他死得怎么样？”他问。 
　　“死得怎么样？” 
　　“那事怎么发生的？” 
　　亚当呆了好久没回答。他讲述这件事可以有几种方式。他可以残忍并且怀着恨意无情地如实相告，以这样的做法把老人击垮。这样做对他具有巨大的诱惑。他以前告诉自己许多次，这么做是必要的。萨姆必须受苦，他必须因对埃迪的自杀负有罪责而接受惩罚。亚当的确想刺伤这老浑蛋，让他为之痛哭。 
　　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想快些讲完这件事，好把那些痛苦的部分掩饰过去，接着继续讲别的什么。可怜的老头围坐在隔板的另一边已经够受罪了。政府正计划在四个星期之内把他弄死。亚当怀疑他对埃迪的死所知比他表面装的要多。 
　　“他当时正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亚当说，双眼凝视着隔板但避而不看萨姆，“他在他的房间呆得比以往都久，已经有三个星期。母亲不停地告诉我们他正在逐渐好转，不出几天他就会出来了。我们相信她，因为他似乎总是能从里面出来。他选了一个母亲去上班而卡门呆在朋友家的日子，那一天他知道我将会第一个到家。我发现他躺在我的卧室地板上，手里仍然握着枪，一把三八手枪。一枪打在右太阳穴上。他的头周围有圆圆的一滩血。我在我的床边上坐下来。” 
　　“你那时多大？” 
　　“快十七了。上高中一年级。门门都得A。我看出他事先在地板上小心地铺了六条浴巾，然后在正中间躺下。我摸摸他手腕的脉搏，他身上已经僵硬。法医说他已死了三个钟头。他身边有张字条，是打字机打的，白纸黑字十分整齐。字条写给亲爱的亚当，说他爱我，对不起我，要我照顾姑娘们，并说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明白。接下来他指示我注意有一只塑料垃圾袋，也在地板上，说我应当把脏毛巾放在里面，擦净血污之后再报警。别碰那枪，他说。又叫我赶快，在姑娘们回家前收拾好。”亚当清清喉咙，眼睛望着地下。 
　　“于是我完全照他所说的去做，然后就等着警察到来。我们单独在一起呆了十五分钟，就我们俩。他躺在地上，我躺在我的床上，向下望着他。我开始哭了又哭，问他这是为什么，问他怎么这么干，出了什么事，问了他上百个其他的问题。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亲爹，是我唯一有过的亲爹，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肮脏的袜子和他心爱的印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缩写字母UCLA的T恤衫。从脖子往下看他就像在睡觉，但他头上有个洞，头发里的血已经干结。我恨他就这样死了，但他的死又使我那么难过。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同我说。我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我听到说话声，房间里突然挤满了警察。他们把我带到小书房，给我围上毯子。这就是我父亲的结局。” 
　　萨姆依然支着双肘，但现在用一只手捂着双眼。亚当还有另外几件事要说。 
　　“葬礼后，莉留下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她把你和凯霍尔家族的情况告诉了我。她把许多我一直不知道的有关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对你和克雷默爆炸案着了迷，于是我开始阅读那些旧报刊上的文章和报道。我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才弄清埃迪为什么选在那个时候自杀。在你受审期间他一直躲在他的房间里，在审判结束时他杀死了自己。” 
　　萨姆把手移开，用含泪的眼睛凝视着亚当。“所以你为他的死而责怪我，对吗，亚当？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是吗？” 
　　“不。我没有全都怪你。” 
　　“那么有多少该怪我呢？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你有时间计算出那些数字。其中有多少是我的过错？” 
　　“我不知道，萨姆。为什么不由你来告诉我呢？” 
　　萨姆擦擦眼睛，抬高嗓音。“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承认过错百分之百全都在我。我对他的死负有完全责任，好了吧？这不就是你所需要的吗？” 
　　“随你怎么想。” 
　　“别对我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尽管把我儿子的名字加到我的杀人名单上好了，那不就是你想要做的吗？克雷默家的一对双生子、他们的父亲，接着就是埃迪。这是我杀掉的四个人，对吧？你还想在后头再添上其他什么人吗？赶快添上，老弟，时间可不等人。” 
　　“此外还有多少？” 
　　“死尸吗？” 
　　“对，死尸。我听到过传言。” 
　　“你自然会相信那些传言，不是吗？你好像迫不及待想要相信所有那些关于我的坏话。” 
　　“我没说我相信那些话。” 
　　萨姆跳起来，走到房间顶头。“这场谈话叫我腻味！”他从三十英尺之外喊叫着，“而且我也讨厌你！我倒简直情愿那些该死的犹太律师再来烦扰我。” 
　　“我们可以顺从你的要求，”亚当迅速回击。 
　　萨姆慢慢走回他的座位。“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性命，离进毒气室就剩二十三天了，可你却只想谈论那些死人。就继续唧唧喳喳你的吧，老弟，实际上不久你就可以开始谈论我了。我要的是行动。” 
　　“今天早晨我提交了一份诉状。” 
　　“很好。那你走吧，该死的。快他妈的滚，别再折磨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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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亚当这一边的门开了，帕克身后带着两位男士进来。他们显然是律师，着深色套装，紧锁眉头，提着厚重鼓起的公文包。帕克指指空调下面的几把椅子，他们坐了下来。他望望亚当，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萨姆一眼，后者仍然站在另一边。“一切都好吗？”他问亚当。 
　　亚当点点头，萨姆则缓缓坐下。帕克离去了，两位新到的律师颇有效率地忙着从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一大摞文件来。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双双脱掉了外衣。 
　　五分钟过去了，萨姆还是一言不发。亚当发觉另一端那二位律师频频直往这边瞟。和这位将要下一个被毒气处死的最著名的死监犯呆在同一房间，他们忍不住把自己好奇的目光偷偷瞟向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律师。 
　　接着萨姆身后的门开了，两名警卫带着一个瘦小结实的黑人走进来，黑人被手铐脚镣紧紧铐着，仿佛他随时会性子上来赤手空拳把几十人杀死似的。他们把他带到他的律师们对面的座位，着手把他身体的大部分松开，但铐在背后的双手仍然保留原状。一名警卫离开了房间，另一名留下，站在萨姆和那个黑人囚徒的正中问。 
　　萨姆顺着台子把目光扫向他的那个同志，这人是个神经质类型，他显然并不为见到他的律师们而高兴。律师们见到他兴致也不高。亚当从隔墙这边观看着他们，没有几分钟他们的头就凑在一起齐声通过窗口讲起话来，而他们的当事人却挑衅地把手放在屁股下坐着。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声音，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萨姆重新支着胳膊肘向前靠过来，同时示意亚当也这样做。他们的脸隔着窗口相距十英寸远。 
　　“那是斯德哥尔摩·特纳，”萨姆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 
　　“斯德哥尔摩？” 
　　“是啊，不过大家叫他斯德哥。这些乡下非洲青就爱起古怪的名字。他说他有个兄弟叫丹麦，另外还有个叫德国。也许真是这样。” 
　　“他犯了什么罪？”亚当问，突然好奇起来。 
　　“我想是抢劫了一家卖威士忌的店，还开枪杀了店主。大约两年前他接到一张行刑通知单，差点就上了西天，离进毒气室两个钟头。” 
　　“结果呢？” 
　　“他的律师搞到了暂缓执行令，他们至今一直在力争缓刑。都是说不准的事，不过或许他将是我下面的一个。” 
　　他们一起朝房间顶头望去，那里的会谈已经进入白热化。斯德哥的屁股已经从手上挪开，坐到了椅子边上。他跟他的律师们吵得正凶。 
　　萨姆咧嘴吃吃一笑，又朝前靠近一些。“斯德哥家里很穷，他的家人对他不闻不问。这并不罕见，真的，特别是那些非洲裔。他很少收到来信，也没人来探监。他的出生地离这儿五十英里，可自由世界已经把他忘了。由于他的上诉连连受挫，斯德哥开始为他的生死和后事担忧。在这儿如果无人认领你的尸首，那州政府就会把你像乞丐一样埋到某个便宜的墓地里。斯德哥对他尸体的下场关心起来，开始提出种种问题。帕克和几个警卫拿这事挪揄他，骗他相信他的尸体将被火葬场烧成灰。骨灰将来就从空中撒到帕契曼监狱里。他们告诉他由于他身体里充满毒气，只要划根火柴往他身上一扔他就会像颗炸弹一样爆炸。斯德哥给吓坏了。他睡不着觉，体重减轻。后来他开始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乞求他们施舍几块钱好让他能有个他所谓的基督徒的葬礼。钱稀稀落落寄来的不多，于是他写了更多的信。他写信给牧师们和民权组织。就连他的律师也捐了些钱。 
　　“当他的暂缓行刑令被撤消时，斯德哥已经攒了快四百元了，他已经做好死的准备。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萨姆眉飞色舞，语调轻松。他压低声音徐徐道来，兴味十足地讲述着细节。亚当觉得他讲述的方式比他讲述的内容更有趣。 
　　“狱方有个宽松的规定，在行刑前的七十二小时内对探视几乎不加限制。只要没有安全危险，他们将许可那被处死刑的人差不多随便做任何事。门口那边有间里面有桌子和电话的小办公室成了探视室。在这种时候那儿往往挤满各种人——奶奶姥姥，侄子侄女，表兄弟表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那些非洲裔的亲戚尤其多。见鬼，他们把他们装了满满一公共汽车运进来。那些以往花五分钟时间来想一想这犯人都做不到的亲戚突然间出来亮相陪他度过他最后的时刻。那场面快变成一次社交活动了。 
　　“他们还有那么一条规定，我敢肯定那是不成文法。规定允许探视时犯人可以进行最后一次夫妻同房。如果犯人没有老婆，那么无比慈悲的典狱长会允许他同女友来一次短暂的约会。让情郎临死前最后匆匆地享受一次。”萨姆顺着台子朝斯德哥瞅一眼，然后靠得更近一些。 
　　“斯德哥在死监这儿是人缘比较好的一位，他想法子让典狱长相信他有一个老婆一个女友，两位女士都同意在他死前来与他团聚。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他们三人，一块儿！典狱长据说也知道这里面有鬼，但人人都喜欢斯德哥，再者他们反正就要处死他了，所以没什么危害。这样斯德哥就坐在那小房间里头同他的母亲、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侄儿辈在一起，好大一群非洲裔，其中多数在十年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一回，而此时当他进食他最后的一餐牛排和土豆时其余人便全在一旁为他哭泣悲伤和祈祷。大概在离行刑还有四个钟头时狱方开始清场，把家属们送往教堂。斯德哥等了几分钟，另一辆车把他的老婆和女友送到死监这儿。她们同警卫一起到达，被带进前面的小办公室，斯德哥正等在那儿，两眼狂野，准备就绪。可怜的家伙在死监已经呆了十二年之久。 
　　“他们为这场会师搬进一张小帆布床，斯德哥和他的姑娘们上了床。警卫们后来说斯德哥的女人长得挺好看，警卫还说当时他们正议论她们看上去有多年轻。斯德哥则刚要跟他老婆或是他女朋友——是谁倒无所谓——行事，电话铃响了。他的律师打来的。那律师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叫着说出了第五巡回法院颁下暂缓行刑令的大好消息。 
　　“斯德哥当下就把电话挂断了，他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几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斯德哥抓起电话，又是他的律师，这一回他在向斯德哥解释这一暂时保住他性命的司法谋略时平静多了。斯德哥表示了他的感激，接着便请他的律师把这消息再保密一个钟头。” 
　　亚当又朝右边瞟了一眼，想知道两者中是哪位律师在斯德哥行使他最后一次同房的宪法权利时打的电话。 
　　“此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告诉典狱长行刑暂时取消，按他们喜欢的说法就是流产。两种说法对斯德哥来说无甚区别。他正在不停地忙着，仿佛这辈子他再也见不着女人了。出于明显的理由，那小房间的门不能从里面锁上，所以奈菲在耐心地等了一阵之后，便轻轻地敲敲门请斯德哥出来。他说，斯德哥，该回你的囚室了。斯德哥说他再要五分钟就好。不行，奈菲说。拜托了，斯德哥哀求着，接着突然间里面又传来响动。于是典狱长朝警卫们咧着嘴笑，警卫们也朝典狱长咧着嘴笑，接下来的五分钟，尽管那张小床嘎嘎吱吱震得那小房间山响，他们只是低头端详地板。 
　　“斯德哥终于开了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就像他是世界重量级拳王。警卫们说他对自己在床上的表现比对被缓刑还更满意。他们很快送走了那两个女人，原来她们其实并不是他的老婆和女友。” 
　　“她们是谁？” 
　　“一对妓女。” 
　　“妓女！”亚当的声音太高了点儿，引得那边的一个律师瞪了他一眼。 
　　萨姆靠得太近，鼻子几乎伸进了窗口。“是啊，本地的妓女。斯德哥的兄弟给他安排的。还记得他辛辛苦苦募集的那笔安葬费吧。” 
　　“你在骗人。” 
　　“是真的。四百块钱都花在妓女身上了，乍看贵了点，特别花在本地非洲裔妓女身上，可是考虑到她们对到死监来似乎吓得要死，我想这钱也就算花得合理。她们拿走了斯德哥所有的钱。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埋葬他，又说他这回每分钱都花得值。奈菲给弄得很尴尬，他威胁要把探监同房的规定取消。但是斯德哥的律师，就是那边那个黑发小个子，就此提起诉讼并获得了保障犯人临刑前可以最后快活一次的裁决。我想斯德哥恐怕在盼着他的下一次美事呢。” 
　　萨姆向后靠在椅子上，笑容慢慢从脸上消失了。“就个人而言，我倒没多考虑我的探监同房问题。你知道，所谓探监同房，那只是为有夫妻关系的人制定的。不过，典狱长也许会为我灵活执行这条规定。你看怎么样？” 
　　“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知道。我老了。只要有人给擦擦背，再陪我喝杯烈酒，我就挺满足了。” 
　　“你最后的那餐饭呢？”亚当问，声音依然非常轻。 
　　“那没什么好笑。” 
　　“我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 
　　“也许就要点白炖猪肉及豌豆之类的粗食。他们用这样的破玩意儿喂了我差不多十年。或许我会多要一片烤面包。我可不乐意给厨子这个机会让他去做一顿适合自由人吃的饭。” 
　　“听上去挺好吃的。” 
　　“噢，我会跟你分享。我时常奇怪他们为什么在杀死你之前要把你喂饱。他们还把医生带来给你做临刑体检。你能相信这事吗？他们得确定你是否适合去死。而且他们这里还有一位在职心理医生，他得在行刑前检查你，并且必须向典狱长提出书面报告证实你头脑正常可以接受毒气。此外他们还有个拿薪水的牧师，他将同你一起祷告和反省冥想以确保你的灵魂不致迷路走错方向。他们的报酬全是由密西西比州的纳税人支付并由此地的那些好心人管理发放。别忘了还有一条探监同房，你可以情欲满足地赴死。他们周到体贴，确实关心你的胃口、健康和心灵的安宁。到最后关头他们会把导管插进你的小便，把一个塞子堵住你的屁眼，免得你弄得一塌糊涂。这是为了他们省事，不是为你。他们可不愿事后还得给你清洗。就是这样，他们给你吃上一顿好饭，随你点，然后他们又把你塞上。病态，是不是？病态，病态，病态，病态。” 
　　“咱们说点别的吧。” 
　　萨姆抽完最后一根烟，把烟头使劲扔到警卫跟前的地上。“不，咱们别再说了。我今天说得已经够多了。” 
　　“那好。” 
　　“以后别再谈埃迪了，行吗？你到这儿来用这样的话来打击我，实在是不够公平。” 
　　“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谈论埃迪了。” 
　　“以后的三个星期咱们专门谈我的问题好不好？光这些咱们就忙不完。” 
　　“就这么说定了，萨姆。” 
　　格林维尔沿人十二号公路从东向西扩展开来，丑陋而凌乱，一长溜的购物中心满眼是录像带出租店、卖酒的小铺、数不清的快餐连锁店和提供免费有线电视和早餐的汽车旅馆。河流阻止了它向西发展，但由于八十二号公路是交通要道，这里显然成了开发商最中意的地方。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格林维尔从一座只有三万五千人口的沉睡的滨河小城镇成长为一座六万人口的繁忙的滨河城市。它繁荣发展，到一九九○年格林维尔已成为该州第五大城。 
　　通往中心地区的街道被绿荫所遮盖，沿途排列着气势宏伟的老式宅第。亚当思忖着，市中心保存完好，显然没有改变原来的漂亮优雅，与八十二号公路旁考虑欠周的凌乱恰成截然相反的对照。他把车停在华盛顿大街，时值五点才过，闹市区的买卖人和他们的顾客都在忙着准备度过一天的最后时光。气温依然在华氏九十多度，毫无降温迹象，他解下领带连同西装一起扔在车里。 
　　他走过三条街，找到了那座中央矗立着与两个小男孩真人一样大的铜像的公园。他们不仅身高相同，而且有着同样的笑容和同样的眼睛。一个在跑，另一个在跳，雕塑家完美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神态。乔希和约翰·克雷默永远停在了五岁的年纪，被铜和锡冻结在时光之中。他们下面的一块铜牌上简单地写着： 
　　 
　　乔希和约翰·克雷默 
　　　　　　　　　　　 1967年4月21日于此地遇难 
　　　　　　　　　　　 （1962年3月2日——1967年4月21日） 

　　公园是正方形，面积有半个街区大，坐落在马文的法律事务所及其相邻的一栋旧楼的原址上。这块地多年来一直属于克雷默家族，马文的父亲把它捐献给该市作为建纪念公园之用。萨姆已经成功地将法律事务所夷为平地，而市里则拆除了其隔壁的建筑。为建克雷默公园钱是花了一些，同时也在上面颇费了不少心思。公园完全由有雕饰的铁围栏围起，四面都有从人行道进出公园的出入口。围栏里面栽着一排排整齐的橡树和枫树。成排修剪过的灌木丛围绕着杜鹃和郁金香花圃相交成精确的直角。公园一角的树荫下有一座小小的圆形剧场，小路对面有一群黑人小孩在空中荡着木秋千。 
　　公园虽小却五彩缤纷，是街道和楼房包围中的一处怡人的小花园。亚当从长凳上坐着的一对少男少女身边走过时他们正在争执着什么。一群八岁大的小孩蹬着脚踏车在喷泉周围喧闹。一名老警察缓缓从旁走过，同亚当打招呼时实际上还用手指碰了碰帽檐。 
　　他坐在长凳上，凝望着不足三十英尺外的乔希和约翰。“永远不要忘了受害者，”莉曾经告诫过他，“他们有权要求惩罚。这是他们应得的。” 
　　他想起审判中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出庭作证的联邦调查局专家证实炸弹炸穿楼房的速度；法医措词谨慎地描述小孩尸体及其致死的真正原因；消防队员们本是来救人的，但为时过晚，被留下只是为了寻找遗体遗物。对那些建筑物和男孩的照片，主审法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很少几张交陪审团看。麦卡利斯特坚持其一贯作风，曾要求展示那些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的放得很大的彩色照片，但遭到法庭拒绝。 
　　亚当此刻所坐的地方正是当初马文·克雷默办公楼所在地，他合上眼睛试图体验一下大地的震动。他看到录像带上播出的冒烟的碎片和现场上空的烟尘。他听到新闻记者激愤的声音和背景上尖锐的警笛声。 
　　那两个铜铸的男孩被他祖父杀死时比他大不了多少。他们五岁，而他将满三岁，出于某种原因他总拿自己的年龄跟他们比。今天，他二十六岁，而他们本该是二十八岁了。 
　　内疚感来势凶猛地袭向他的胃部，使他浑身发抖冒出汗来。夕阳躲到西边两棵橡树后面，透过枝桠的阳光使两个男孩的脸闪着微光。 
　　萨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为什么萨姆·凯霍尔偏偏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祖父？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参加三K党这场对付犹太人的神圣战争的？是什么使他由一个焚烧十字架的无害的人变成了一个老练的恐怖分子？ 
　　亚当坐在长凳上，凝望着铜像，心里对祖父怀着恨意。他为自己到密西西比来试图帮助这个老浑蛋而感到内疚。 
　　他找到一家假日旅店，租下一个房问。他给莉打电话报告了行踪，然后就看起了杰克逊市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今天显然是密西西比州又一个沉闷的夏日，没有什么事发生。萨姆和他最近所作出的延缓生命的努力成了热门话题。每家电视台都播了州长和首席检察官就今晨辩方提交的要求缓刑的最新诉状发表的严肃评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上诉两人均表示厌烦，并表示将坚持斗争直到正义得以伸张。一家电视台开始自行倒计数——离行刑还有二十三天，节目主持人喋喋不休地说，颇似在报道高圣诞节还剩多少天可以购物。“23”这个数字加在萨姆·凯霍尔那张被再三使用的照片下面。 
　　亚当在闹市区的一个小咖啡馆进餐。他独自坐在火车座里，一边挑拣着烤牛肉和青豆，一边听周围人的闲聊天儿。没人提到萨姆。 
　　暮色中，他在店铺前的人行道上漫步，想到萨姆当初也是在这几条街上，踩着同一块水泥地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炸弹爆炸一边纳闷究竟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在一个电话亭旁停下来，也许这就是萨姆当年曾试图用来打电话警告克雷默的那同一个电话亭。 
　　公园一片昏暗，已经空寂无人。前面入口处旁矗立的两盏煤气街灯提供了唯一的光照。亚当在雕像基座上坐下，就在两个男孩下面，在标着他们姓名和生死日期的铜牌之下。牌上写着这里就是他们遇难的地点。 
　　他在那儿坐了许久，忘却了周围的黑暗，把时间耗费在仔细考虑种种无从估量也不会有结果的假设上。他深深知道，这枚炸弹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带他离开了密西西比，使他改名换姓寄居他乡。它使他的双亲沦为流亡者，逃离他们的过去也躲避他们的现在。多半是它杀死了他的父亲，尽管没人能预言埃迪·凯霍尔本来可能会怎样。炸弹在亚当决定成为律师的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得知萨姆的情况之前他从没产生过这个念头。他本来梦想去开飞机的。 
　　而如今这枚炸弹又把他带回密西西比，让他去承办一件痛苦而希望渺茫的事。二十三天后这炸弹极有可能会索取它最后一个受害者的性命，而亚当不知道那以后他会怎么样。 
　　不知道那炸弹还可能给他带来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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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大多数情况下，死刑上诉都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一拖几年。而且那还是只很老的蜗牛。大家都不急，因为问题错综复杂，答辩状、申请书、诉状等等厚厚一大摞，是很沉重的负担。法庭待办案件表上有的是更为紧迫的案子。 
　　尽管如此，法庭有时也可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下达判决。法官可能变得出奇的效率高。尤其是在接近已定的行刑日期，法庭已经懒得受理更多的申请和上诉的时候更是这样。星期一下午正在格林维尔街头徘徊的亚当就首次领教了一下司法的高速度。 
　　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对他请求定罪后缓刑的诉状未加细看就在星期一下午五点左右断然将其驳回。亚当刚刚到达格林维尔，对此还一点不知道。否决当然在意料之中，但其速度却肯定出乎意料。法庭处理这一诉状用了不到八个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法庭断断续续审理萨姆·凯霍尔的案子前后已有十年之久。 
　　死刑案到了临近行刑前的最后几天，各级法院便会彼此密切关注。有关的档案和裁决令会随时传真以便上级法院了解案情的进展。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的驳回按惯例传真给了在杰克逊市的联邦地区法院——亚当将与之打交道的下一个法庭。传真交给了尊敬的F．弗林·斯莱特里，一位新近上任的年轻联邦法官。他以前从未参与审理过萨姆的案子。 
　　法官斯莱特里的办公室在星期一下午五点至六点之间曾试图找到亚当，但当时他正坐在克雷默公园里。斯莱特里打电话给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于是在法官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这位法官碰巧是个工作狂，此外这又是他经手的第一桩死刑案。他和他的秘书那天直到半夜还在研究那份诉状。 
　　如果亚当那天看过星期一的夜间新闻，他就会得知自己的诉状已被高级法院否决。然而他当时却睡得正熟。 
　　星期二六点，他无意中拿起《杰克逊报》，才知道高级法院已经否决了他的诉状，此案目前已转至联邦法院由斯莱特里法官审理，报上还称首席检察官和州长双双宣告他们取得了又一个胜利。怪事，亚当心里纳闷，因为他还没向联邦法院正式提起上诉。他跳进自己的车，飞速驶向离这里有两个小时路程的杰克逊市。九点，他走进了坐落在市中心州议会大街的联邦法庭，和一个面无笑容的年轻人布雷克·杰斐逊见了面。他刚从法学院毕业，但已谋得斯莱特里的法律秘书这样的重要职位。亚当被告知十一点再回来跟法官开一个会议。 
　　尽管他十一点准时抵达斯莱特里的办公室，但所谓的会议显然已经提前开了一段时间。在斯莱特里宽大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又长又宽的桃花芯木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八张黑色皮椅。斯莱特里的宝座在会议桌靠近他办公桌的一端，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摞文件、拍纸簿及其他物品。他右手那边被着深蓝色套装的白人青年挤得满满当当，前面一排沿桌一个挨一个坐着，紧贴他们后面还有一排神情热切的军人。这一边属于州政府一头，离斯莱特里最近的是尊敬的州长大人大卫·麦卡利斯特先生。尊敬的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显然是在一场地盘争夺中失利而被抛在了桌子中段。两位杰出的公仆各自带来了自己最信任的讼师和智囊，而这帮战略家显然已经在亚当到达之前就跟法官在一起谋划好久了。 
　　秘书布雷克把门拉开，颇为愉快地跟亚当打了招呼，然后请他进来。当亚当缓缓向桌子走来时，房间里立刻静下来。斯莱特里有些勉强地从椅子里起身，向亚当作了自我介绍。握手冷淡而迅速。“请坐，”他说着用左手朝辩方的八张椅子一挥，声音里似乎带有不祥的预兆。亚当迟疑了一下，然后选了一张正对着那张他认出是属于罗克斯伯勒的脸。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他的右边，朝着斯莱特里的方向是四把空椅子，左边则空着三把。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只身非法入侵者。 
　　“我想你认识州长和首席检察官，”斯莱特里说，好像每人都该亲自跟这两人见过面似的。 
　　“都不认识，”亚当说，轻轻摇摇头。 
　　“我是大卫·麦卡利斯特，霍尔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州长很快说，依然是那个急于跟人热情握手的政客，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 
　　“幸会，”亚当说，嘴唇几乎没动。 
　　“我是史蒂夫·罗克斯伯勒，”首席检察官说。 
　　亚当只是朝他点点头。他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脸。 
　　罗克斯伯勒采取主动，开始指着他的人做介绍。“这都是我们刑事上诉部的检察官。凯文·莱尔德、巴特·穆迪、莫里斯·亨利、休·西姆斯，以及约瑟夫·伊利。这些小伙子负责处理所有的死刑案。”他们全都顺从地点点头，同时多疑的眉头保持不变。亚当数了一下，桌子另一边坐了十一个人。 
　　麦卡利斯特决定不介绍他的一班人，他们似乎不是犯了偏头痛就是痔疮发作。他们的脸由于疼痛而扭曲，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考虑手头的案子极认真的缘故。 
　　“希望我们这不算抢先行动，霍尔先生，”斯莱特里说着，一边拿出花镜戴上。他四十出头，是里根任命的新秀之一。“你打算几时向联邦法院这儿正式提交诉状？” 
　　“今天，”亚当紧张地说，仍然在为法院的效率之快而震惊。不过这倒是一种积极的进展，他在开车来杰克逊市时就已想好。萨姆要是能获得缓刑，那将是在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 
　　“州里几时能答复？”法官问罗克斯伯勒。 
　　“明天一早，若是这儿上诉所提出的问题与在高级法院所提的相同的话。” 
　　“问题是一样的，”亚当对罗克斯伯勒说，然后又转而对斯莱特里，“我被告知十一点钟来这儿开会。会议是几点开始的？” 
　　“会议几点开始由我来决定，霍尔先生，”斯莱特里冷冰冰地说，“你对此有意见吗？” 
　　“是的。显而易见这个会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已经开了一些时间。” 
　　“那有什么不对吗？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想几时开就几时开。” 
　　“是啊，可这是我的上诉，而且我是应邀来这儿对此进行讨论的。照说我似乎应该参加整个会议才是。” 
　　“你不相信我，霍尔先生？”斯莱特里支着双肘往前靠了靠，全神专注于此。 
　　“我不相信任何人，”亚当说，双眼直视法官大人。 
　　“我们是设法方便你，霍尔先生。你的当事人时间不多了，我只是在试图促使事情进展快些。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以这样的效率安排这个会而高兴。” 
　　“谢谢，”亚当说，瞧了一眼拍纸簿。场上沉默少顷，气氛也随着缓和了一点。 
　　斯莱特里拿起一张纸。“今天就呈交诉状。州里明天将作出答复。我会利用周末加以考虑，并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如果我决定举行听证会，我有必要知道双方各自需要多久来准备。你怎么样，霍尔先生？要多长时间准备好一次听证会？” 
　　萨姆还有二十二天可活。任何听证都得赶快，叙述要简明扼要，证人得机敏，而且他希望法庭裁决也得快捷。此刻亚当除了紧张还要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他对准备一次听证会需要多少时间没有一点儿概念，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芝加哥为一些较小的案子出过庭，但每次都有埃米特·威科夫在一旁。他只不过是个新手，该死！他甚至不能确定法庭的地点在哪儿。 
　　感觉告诉他此时此刻那十一头正审视着他的兀鹰完全清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可以在一周内准备好，”他说，不动声色，尽量显得胸有成竹。 
　　“很好，”斯莱特里说，好像表示这挺好，回答得好，亚当，好孩子。一个星期的要求很合理。这时罗克斯伯勒对他手下的骗子之一耳语了什么，于是那帮人一致认为那话挺逗乐。亚当没理他们。 
　　斯莱特里用钢笔划拉了几个字，端详了一下，然后递给秘书布雷克，后者把字条奉若至宝，赶紧照字条的吩咐去办事了。法官大人扫视了一眼右手的一排司法界精英，然后把目光落在亚当身上。“霍尔先生，现在我有些别的事想跟你探讨。你知道行刑时间定在二十二天后举行，我想知道法庭是否还会再接到你代理萨姆·凯霍尔递交的追加诉状。我知道这是一项不寻常的要求，不过我们是在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办案。坦白说，这是我头一回受理像这次这么临近行刑的死刑案，我想我们大家最好在工作中互相合作。” 
　　换句话说，法官大人，你希望确保死刑不会被延缓。亚当飞快地想了一下。这确是一项不寻常的要求，而且相当不公平。不过萨姆享有随时提起上诉的宪法权利，亚当不可能因在这儿作出的任何承诺而受到约束。他决定以礼相待。“我真的说不准，大人。现在不会，也许下周会。” 
　　“你肯定会提出通常都会提出的临刑前的逃生上诉吧，”罗克斯伯勒说，他周围那些面带傻笑的浑蛋一起把诧异的目光投向亚当。 
　　“说实话，罗克斯伯勒先生，我没有必要同你讨论我的计划，也不必就此同法庭讨论。” 
　　“当然不必，”麦卡利斯特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一旁附和，或许只是因为他不能保持沉默超过五分钟。 
　　亚当先就注意到坐在罗克斯伯勒右边的一个检察官，这是那种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他那神情冷酷的眼睛很少从亚当身上移开。他年纪尚轻就有了白发，胡子刮得很干净，服饰非常整洁。麦卡利斯特很喜欢他，有几回往右向他靠过去似乎是在听取他的意见。来自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他人仿佛也都同意他的想法和举动。在亚当剪贴成册的上百篇文章中有一篇提到在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有个臭名昭著、号称死亡博士的讼师，此人精明狡诈，对推行使死刑案犯受到死刑惩罚有一种嗜好。不知他是姓莫里斯还是名莫里斯，亚当模糊地记起先前在罗克斯伯勒介绍他的手下时提到过一个叫莫里斯·某某什么的。 
　　亚当估计他就是那个恶毒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是他的名字。 
　　“好吧，那你就赶快把诉状递上来，”斯莱特里说，颇为自己的受挫而沮丧，“我不想等到最后关头再来日夜加班。” 
　　“不会的，先生，”亚当假装同情地说。 
　　斯莱特里拿眼瞪了他一阵子，接着回到他面前的文件上。“很好，先生们，我建议诸位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一一早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旦我作出决定就打电话。现在散会。” 
　　另一侧的阴谋分子们纷纷从桌上抓起文件和卷宗，在突然间响起的一片模糊不清的交谈声中散去。亚当离门口最近。他朝斯莱特里点点头，主动说了声“日安，大人”就离开了办公室。他对秘书彬彬有礼地咧嘴一笑，进了走廊，这时听到有人喊他名字。原来是州长，身后还跟着两个马屁精。 
　　“咱们能不能谈一会儿？”麦卡利斯特问道，一边把手伸向亚当胸口。他们握了一下手。 
　　“谈什么？” 
　　“就五分钟，行吧？” 
　　亚当瞟一眼等在数英尺外的那两个州长的手下。“单独谈。私人性质。不可公开发表，”他说。 
　　“那当然，”麦卡利斯特说，然后指着一扇双开门。他们走进一个空着的小法庭，里面也没开灯。州长双手空着，他的公文包有别人给拿着。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倚栏杆立着。他身材瘦削，穿着考究，质地精良的外衣，时髦的丝质领带，不可或缺的纯棉白衬衫。他还不到四十，除了两鬓有几星白发之外显得非常年轻。“萨姆好吗？”他问，装着很关心的样子。 
　　亚当眼睛望着别处，鼻子里哼了一声，把公文包放在地上。“啊，他好极了。我会转告他你的问候，他一定会激动万分。” 
　　“我听说他健康情况不好。” 
　　“健康？你正设法要他死。你怎么会替他的健康担心？” 
　　“只是听到一些传言。” 
　　“他恨透你了，行了吧？他的健康是不好，但他还能再坚持三个星期。” 
　　“对萨姆来说仇恨并不新鲜，你知道。” 
　　“你到底想要谈什么？” 
　　“只是想问候一下。我相信我们会很快见面的。” 
　　“听着，州长，我跟我的当事人签的合同禁止我和你谈话。我再重复一遍，他恨你。是你使他进了死监。他一切都怪你，他要是知道我们现在正谈话，他会把我解雇。” 
　　“你亲祖父会解雇你？” 
　　“对。我真信他会这样做。所以如果我在明天报上看到你和我今天见了面并且讨论到萨姆·凯霍尔了，那我就得打道回芝加哥，而这恐怕会让你的行刑计划泡汤，因为萨姆一个律师也没有了。如果犯人没有了律师，你就无法处死他。” 
　　“谁说的？” 
　　“反正你保密就成，行吧？” 
　　“我答应你了。不过要是我们不能交谈，那怎么讨论特赦的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走到这一步呢。” 
　　麦卡利斯特总是笑脸迎人。那迷人的笑容或者展现在脸上或者就在表皮下面含而不露。“你考虑过特赦的问题吧，不是吗？” 
　　“是的。还有三个星期到期，我是考虑过特赦的事。每个死监犯人都梦想得到赦免，州长，这正是你一个也不能赦免的原因。你赦免了一个罪犯，其他五十个都会为了得到同样的优待而纠缠不休。五十个犯人的家属都会纷纷写信并且不分日夜打电话来。五十个律师都会运用影响力并想法子进入你的办公室。你和我都知道这事不能这样办。” 
　　“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应该死。” 
　　他说这话时眼睛瞧着别处，似乎心里改了主意，似乎岁月使他成熟起来，软化了他惩处萨姆的决心。亚当刚要说点什么，忽然意识到州长最后这句话的重要性。他低头看了地板一会儿，特别留意州长的带穗的平底便鞋。州长则陷入了沉思。 
　　“我也不能肯定他是否该死，”亚当说。 
　　“他告诉你多少情况？” 
　　“关于什么？” 
　　“关于克雷默爆炸案。” 
　　“他说他把一切都跟我说了。” 
　　“但你有怀疑？” 
　　“是。” 
　　“我也是。我一直有怀疑。” 
　　“为什么？” 
　　“许多原因。杰里迈亚·道根是有名的说谎者，他对进监狱怕得要死。国内税务局对他无所不用其极，你知道，他们使他相信进了监狱他会被一帮黑人强奸和折磨之后杀掉。他是本州三K党的首脑人物，你知道。但道根对很多事都很无知。他搞恐怖活动时很狡猾很难逮住，可他不了解刑事司法体制。我一直认为有人，也许是联邦调查局，告诉道很必须给萨姆定罪，否则他们就把他送去坐牢。不定罪就没商量。他是证人席上一名非常主动的证人。他拼命想要陪审团给萨姆定罪。” 
　　“所以他说了谎？” 
　　“我不知道。也许吧。” 
　　“他说了什么谎？” 
　　“你问过萨姆他是否有个同犯吗？” 
　　亚当·霍尔停顿片刻，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确实不能讨论萨姆和我谈过的事。这是要保密的。” 
　　“当然要保密。在本州有很多人私下里并不希望看到萨姆被处决。”麦卡利斯特的眼睛此时仔细打量着亚当。 
　　“你是其中的一个吗？” 
　　“我不知道。但假使萨姆并没打算杀死马文和他的两个孩子呢？萨姆当然在那儿，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但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蓄意谋杀的呢？” 
　　“那么萨姆的罪过就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大。” 
　　“对。他当然不是无辜的，不过其罪恶还不致严重到该处死的地步。这事真叫我伤脑筋，霍尔先生。我能称呼你亚当吗？” 
　　“当然可以。” 
　　“我想萨姆没向你提到有关同犯的什么情况吧。” 
　　“我真的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现在不能。” 
　　州长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递给亚当一张公务名片。“背后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我个人办公室的号码，另一个是我家里的号码。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是保密的，我发誓。我有时在镜头前做做样子，亚当，那是工作需要，不过我还是可以相信的。” 
　　亚当接过名片，看看那手写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没能赦免一个罪不该死之人的死刑，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麦卡利斯特边说边朝门口走，“给我打电话，但别拖得太久。这件事已经逐渐白热化。我一天能接到二十个电话。” 
　　他向亚当眨眨眼，又展示了一回他那口闪亮的白牙，然后离开了房问。 
　　亚当在靠墙的一把金属铸造的椅子上坐下，打量着那张名片的正面。上面印着烫金的字，还有官印的戳记。一天二十个电话。那是什么意思？那些电话是要萨姆被处死还是被赦免？ 
　　他曾说本州有许多人并不希望看到萨姆被处死，似乎他已经在权衡选票上的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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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亚当进门厅时接待员不像平常那样迅速笑脸相迎，向他的办公室走去时他觉察出员工和几位律师之间的气氛也比往常严肃。聊天的声音降低了八度。情况显得有点紧张。 
　　芝加哥来人了。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来的目的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检查工作，但比起为本地客户提供服务或为举行那种虚设名义的小型会议而来的还是更多些。芝加哥来人时从未有人被开除，也没人受到呵斥辱骂。不过这总是会使气氛紧张一阵子直到来人离开此地北归为止。 
　　亚当打开他办公室的门，险些撞到E．加纳·古德曼那张焦急的脸上。古德曼依旧系着绿色佩斯利蝴蝶领结，笔挺的白衬衫，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他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正好走到靠近门边时那门开了。亚当张大眼睛看着他，然后拿起他的手迅速握了一下。 
　　“进来，进来，”古德曼说，一边邀请亚当进亚当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把门关上。他脸上一直没有笑容。 
　　“你在这儿干嘛呢？”亚当问，把公文包丢在地上，走到办公桌前。他们俩脸对着脸站在那儿。 
　　古德曼捋着他那整齐的胡须，正一正他的蝴蝶领结。“有件事恐怕有点紧急。可能是个坏消息。” 
　　“什么？” 
　　“坐下，坐下。这恐怕要费些时间才能说清。” 
　　“不，我站着就挺好。什么事？”如果这事需要他坐下听，那一定很可怕。 
　　古德曼又整理了一下蝴蝶领结，捋一捋胡子，然后开口说：“嗯，这事发生在今天早上九点。你知道，人事审议委员会由十五个合伙人组成，他们几乎都是年轻人。总会下面有几个评议小组，当然，有主管招募、雇人的，有管纪律的，有管裁决纠纷的，以及其他等等小组。还有一个，你可能猜得到，是管解聘的。解聘小组今天早上碰了一次头，你猜是谁组织这一切的？” 
　　“丹尼尔·罗森。” 
　　“丹尼尔·罗森。显而易见，他为了拉到足够开除你的票对解聘小组下功夫已有十天。” 
　　亚当在桌前的一把椅子里坐下，古德曼则在他对面坐下来。 
　　“这个小组有七个成员，今早他们是在罗森的要求下开会的。有五人出席，因此达到法定人数。罗森自然没有通知我或其他人。出于明显的理由，解聘评议会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不必通知任何人。” 
　　“连我也不通知？” 
　　“对，连你也不用通知。你是唯一的议事项目，会议持续了不到一小时。罗森在开会前已经预先做好安排，不过他陈述理由时很有说服力。别忘了，他有三十年出庭辩论的经验。为提防事后一旦发生官司纠纷，解聘评议会向来是全部录音，所以罗森这次把会议全程录了音。当然照他所称你向库贝法律事务所求职时就不诚实，从而使事务所面临一场利益冲突，等等等等。而且他还有大约十来篇关于你和萨姆及你们的祖孙关系的报道文章复印件。他的理由是你使公司丢了脸。他是有充分准备而来。我想我们上星期一把他低估了。” 
　　“于是他们就投票了。” 
　　“四比一通过了开除你。” 
　　“浑蛋！” 
　　“我知道。我以前见识过罗森处于困境，这家伙可以胡搅蛮缠，而且通常能够得手。他如今再也不能出庭了，所以才在办公室到处挑事。不过他六个月后就离任。” 
　　“在这样的时刻，这倒是个小小的安慰。” 
　　“还有希望。大约在十一点风声终于传到了我的办公室，幸好埃米特·威科夫在。我们到罗森的办公室大吵了一通，接下来就打电话。要紧的是——人事审议委员会明早八点将开会审议你的解聘问题。你届时必须到场。” 
　　“早上八点！” 
　　“是的。那些家伙忙得很。许多人约好九点出庭。有些人要去录一整天口供。我们若能从十五个人里凑够法定有效人数就算幸运。” 
　　“多少才算够法定人数？” 
　　“三分之二，十个人。如果到不了法定人数，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麻烦！那现在这种情况你还不认为是麻烦吗？” 
　　“情况有可能更糟。明早若是不够法定人数，你有权在三十天后再次要求审议。” 
　　“三十天后萨姆就死了。” 
　　“也许不会。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把会开成。埃米特和我已经得到九位委员到会的许诺。” 
　　“那四个今早投票反对我的人呢？” 
　　古德曼咧嘴一笑，目光瞟着别处。“你猜。罗森确信他的选民明早一准会到场。” 
　　亚当突然用双手拍着桌子说：“该死的，我辞职不干了！” 
　　“你不能辞职。你刚被解聘。” 
　　“那我就认了。王八蛋！” 
　　“听我说，亚当——” 
　　“王八蛋！” 
　　古德曼收回话头停顿了一会儿，让亚当冷静下来。他把他的蝴蝶领结扯正，检查了一下胡须的生长情况，用手指敲敲桌子。然后他说：“听着，亚当，我们明早取胜不成问题，知道吗？埃米特这样看，我也这样看。在这件事上事务所是支持你的。我们相信你的所作所为，而且，坦白说，我们事务所喜欢出名。芝加哥的报纸登了一些不错的报道。” 
　　“事务所当然得表现出支持的样子。” 
　　“你先听我说。我们明天可以获得成功。话主要由我来说。威科夫这会儿正拉票呢。我们还找到了其他的人给拉票。” 
　　“丹尼尔·罗森可不傻，古德曼先生。他就是想赢，没别的。他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萨姆，不在乎你或是任何卷进来的人。他只是想赢。这是一场竞赛，我打赌他现在正在打电话争取支持票呢。” 
　　“那么咱们就跟他这头犟驴斗一斗。明天咱们进会场时要摆出好斗的架势。咱们要让大家都知道罗森是个坏家伙。老实说，亚当，这个人没什么朋友。” 
　　亚当走到窗前，从窗帘缝朝外窥视。下面林荫道上行人熙来攘往。已经快五点了。他在合股投资公司还有将近五千元，如果他节省一些，在生活方式上有所改变，这笔钱或许还能维持六个月生活。他年薪六万二，在近期再找一份这样收入的工作是困难的。不过他一向不是那种会为钱发愁的人，现在开始为钱担忧也非他所愿。他更担心的是接下来的三周怎么办。担任了十天的死刑犯律师，他知道自己需要帮手。 
　　“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长久的沉默之后他问。 
　　古德曼不慌不忙地起身走到另一扇窗前。“极疯狂。最后的四天你没有多少睡觉时间。你将四处奔波。法庭难以预测。司法制度难以预测。明知不会奏效你也得不停地提出申请和上诉。报界会追踪纠缠着你。顶重要的是你必须拿出尽可能多的时间陪着你的当事人。这是一份让你发狂的工作，但却没有一分报酬。” 
　　“所以我需要一些帮助。” 
　　“啊，是的。你单枪匹马是干不了的。梅纳德·托尔被处决时，我们布置了一个杰克逊市的律师守着州长办公室，一个律师守着杰克逊市的高级法院秘书办公室，还有一个守在华盛顿，两个守在死监。这便是你明天必须去争一争的原因，亚当。你需要事务所及其人力财力的支持。你只靠自己是没法做成的。这是需要一队人马来做的事。” 
　　“这一手可真是要命。” 
　　“我知道。一年前你还在上法学院，现在你却被解聘了。我知道这让人痛苦。不过相信我，亚当，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挫折。为时不会长久。从现在算起，十年后你将成为事务所的一名股东，那时你也可以在年轻助手头上作威作福。” 
　　“别那么武断。” 
　　“咱们回芝加哥去。我已经买了两张七点十五分的机票。八点半就可以飞到芝加哥，之后我们找家好餐馆吃一顿。” 
　　“我得去取些衣服。” 
　　“好。六点半机场见。” 
　　会议开始前事情实际就已解决。人事审议委员会有十一名成员出席，已达到法定有效人数。他们聚在六十层楼的图书室里，锁上门，围坐在一张中央放着几壶咖啡的长桌旁。他们随身带着厚厚的卷宗和手提式录音机以及使人疲累的袖珍时间表。有个人还带了秘书来，她坐在走廊里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着。这些人是大忙人，过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都得开始另一个疯狂的日子，充斥其间的是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见面、简报、证言、审判、电话，还有重要的午餐。十男一女，一律四十岁上下，全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全都急着回到他们凌乱的办公桌前。 
　　亚当·霍尔的事在他们眼里是件讨厌的事，事实上，人事审议委员会在他们看来也很讨厌。这不是那种参加起来比较愉快的小组会，但是他们是被选出来的，谁也不敢拒绝。一切为了事务所。行动服从团队！ 
　　亚当是七点三十分到达办公室的。他离开了十天，这是他离开最长的一次。埃米特·威科夫已经把亚当的工作交给另一个年轻的助手。在库贝法律事务所从来不缺新手。 
　　八点前他就躲进了靠近六十层楼那间图书室的一间没用的小会议室。他精神紧张，但竭力不表现出来。他边饮咖啡边看着早晨的报纸。帕契曼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然后他把人事审议委员会的十五个成员的名单研究了一遍，没有一个是他熟悉的。十一个陌生人将在下面的一个钟头里讨论他的未来，接着迅速投票，然后便会去处理他们各自更为重要的事情。威科夫八点差几分进来打了招呼。亚当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抱歉给他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又听埃米特保证会有一个迅速而满意的结果。 
　　八点五分时加纳·古德曼打开门。“情况相当不错，”他说话的声音低得几近耳语，“这会儿十一个都已经到场。我们已经得到至少五人的承诺。罗森在小组会上的支持者到了三位，不过他可能还差个一两票。” 
　　“罗森在吗？”亚当明知结果，还是盼着那老浑蛋或许一觉没醒来死了。 
　　“当然在。不过我想他在着急呢。昨晚十点了埃米特还在打电话。我们已经拉到了票，罗森明白这一点。”古德曼步履轻松地走出门不见了。 
　　八点十五分，主席宣布开会，声称出席人符合法定有效人数。解聘亚当是唯一的议题，也是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唯一原因。埃米特·威科夫首先作了十分钟精彩发言，讲述亚当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才。他站在桌子一端面对一排书架侃侃而谈，就像在试图说服一个陪审团。十一名委员起码有半数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们不是在浏览文件就是在日历上勾改着自己的日程。 
　　加纳·古德曼第二个发言。他把萨姆·凯霍尔的案子迅速扼要介绍了一遍，并把萨姆很可能会在三周后被处决的评估意见如实提交委员会考虑。接着他把亚当吹嘘了一通，说他或许在没有透露他与萨姆的祖孙关系上有错，但那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当初，这是现在，眼看你的当事人就剩三个星期可活的时候，现在可就重要得多了。 
　　没有一个人对威科夫和古德曼提问。问题显然都留着给罗森了。 
　　律师有长久持续的记忆力。你今天妨碍了他，他可以耐心地等上许多年之后再伺机报复你当日的关照。丹尼尔·罗森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积怨颇多，作为主管合伙人，他正在收获当初撒下的怨果。多年来他把人们，他自己手下的人，踩在脚下。他是暴徒、骗子和恶棍。在他事业辉煌之时他是事务所的核心与灵魂，对此他十分清楚。没人能与他抗衡。他欺辱年轻的助手，虐待其他的合伙律师。他践踏委员会的决定，漠视事务所的政策，偷偷夺去库贝法律事务所其他律师的客户。而现在，他的律师生涯已是江河日下，该是他结账的日子了。 
　　他发言不到两分钟就首先被一个年轻的合伙律师打断，这人常和埃米特·威科夫一起骑摩托车。发言被打断时罗森正踱着方步，像在他春风得意的日子里那样面对听众满堂的法庭进行表演。没等他反唇相讥，另一个问题便向他袭来。他才想起对前两个问题如何作答，第三个问题却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辩论进行着。 
　　三位提问者通力合作，颇见成效，看来是经过练习的。他们轮番针对罗森的要害毫不留情地提问。不到一分钟罗森就诅咒并肆意辱骂起来。他们一致保持冷静。每人面前都摆着拍纸簿，上面看样子是一长串要提的问题。 
　　“利益冲突在哪里，罗森先生？” 
　　“律师当然可以代理自己的家人打官司，是吧，罗森先生。” 
　　“难道求职申请表上特别问过霍尔先生是否本事务所代理了他的家人吗？” 
　　“你是否有什么理由反对事务所出名，罗森先生？” 
　　“为什么你认为出名不好，罗森先生？” 
　　“你家里要有人关在死监你会努力去帮助他吗？” 
　　“你对死刑有什么看法，罗森先生？” 
　　“你是否因为萨姆·凯霍尔杀了犹太人就暗自盼着看到他被处死？” 
　　“你不认为你这是在背后袭击霍尔先生吗？” 
　　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场面。在芝加哥近年的历史上，有一些在法庭中取得的大胜利是非罗森莫属的。可是现在他却由于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斗当着一个委员会受此奇耻大辱。没有陪审团。没有法官。只有一个委员会。 
　　他脑子里从没想过退却。他继续逼进，嗓门越来越大，言辞越来越刻薄。他的驳斥和尖酸的回答渐渐变成了针对个人，他对亚当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他这样做是个错误。其他人也加入了论战。不久，罗森就像一头离狼群只有数步之遥的猎物，身负重伤依然在左冲右杀。当形势已经明朗，他已不可能在委员会获得多数支持时，他才放平调门，恢复了镇静。 
　　他重整精神平静地对双方的辩论进行总结，关照大家注意道德上的问题，避免给外界一个不好的印象，律师们在法学院所学的那一套只用于论战中彼此攻击而平常并不随便使用。 
　　罗森结束了讲话，一阵狂风般出了房间，脑海里记下了那些胆敢质问他的人。一回到他办公桌前他就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有朝一日，哼，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对此有所表示。 
　　除了咖啡壶和空的杯子，桌上的文件、拍纸簿以及电子设备统统不见了。主席宣布投票。罗森得到五票，亚当六票。于是，人事审议委员会立即自行散会，大家纷纷离去。 
　　“六比五？”亚当重复着，望望古德曼和威科夫如释重负但无笑容的脸。 
　　“标准的压倒优势，”威科夫挖苦说。 
　　“可能更糟糕呢，”古德曼说，“你可能丢了饭碗呢。” 
　　“为什么我不乐得发狂？我是说，差那么一票我就成了隔年黄历。” 
　　“实际上不见得，”威科夫解释道，“开会前我们就算过票数。罗森也许有两个坚定的支持者，但其他人投他的票是因为知道你保准赢。你不知道昨晚的拉票有多激烈。这回罗森可完了。他再过三个月就得走人。” 
　　“也许还要快，”古德曼添了一句，“他是一门乱开火的大炮。人人都烦他。” 
　　“包括我，”亚当说。 
　　威科夫瞟一眼他的表。已经八点四十五分，他九点得到庭。“瞧，亚当，我得走了，”他边说边把外衣扣好，“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孟菲斯？” 
　　“可能今天。” 
　　“我们一起进午餐吧？我想同你谈谈。” 
　　“成。” 
　　他打开门，又说：“好极了。我的秘书会打电话给你。我得快走。再见。”随后他就走了。 
　　古德曼也突然瞟了一眼表。他的表比起事务所里真正的律师来要慢得多，不过他确实也有个约会要赴。“我得去办公室跟人见面。我会与你们一块儿进午餐。” 
　　“差一票，”亚当重复着，对着墙壁直发呆。 
　　“得啦，亚当。并没有那么险。” 
　　“感觉上可真险。” 
　　“听着，你离开前我们需要花几个钟头一起谈谈。我想听听萨姆的情况，明白吗？咱们就从午餐时开始谈。”他打开门走了。 
　　亚当坐在桌上，摇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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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孟菲斯办事处的贝克·库利和其他律师对亚当的突然离职和很快又复职一事似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也就是说那些人仍然谨守着自己的小圈子，从不光顾亚当的办公室。他们对亚当并非很无礼，他毕竟也来自芝加哥。不得已时，他们也会笑脸相迎，如果亚当乐意的话，他们甚至还会在走廊里同他聊上片刻。不过，他们都是些大公司的法律顾问，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软绵绵的双手从不习惯于那些刑事案件的肮脏污秽。他们从不到监狱和囚室一类的地方去拜会当事人，也从不和警察、起诉人和那些古怪易怒的法官们打交道。他们的办公地点通常是在办公桌的后面抑或是桃花芯木会议桌的周围。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同当事人的谈话上，这些来向他们咨询的当事人每小时要向他们支付数百美元。除了谈话以外，他们就去打电话，或者是同其他的律师、银行家和保险商们共进午餐。 
　　报纸上的消息已足以使整个事务所变得愤懑不已。大部分律师都因为看到自己事务所的大名同萨姆·凯霍尔这类人搅在一起而感到很难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不知道芝加哥总部担任他的代理已达七年之久。眼下朋友们都开始向他们打听，别的律师也都拿他们打趣，妻子们在园艺俱乐部茶会上受到羞辱，姻亲们突然间都对他们经办的法律事务产生了兴趣。 
　　很快，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孙子就成了孟菲斯办事处的一件令人头痛、但谁也奈何不了的事。 
　　亚当对此亦有所感触但并不很在意。他的办公室只是暂时的，至多用三个多星期的时间，一天也不会再多。星期五早晨他从电梯出来时没理会那个突然忙于整理杂志的接待员。他同自己的秘书打了声招呼，这位名叫达琳的年轻女子递给他一张电话留言条，电话是《孟菲斯报》的托德·马克斯打来的。 
　　他拿着那张粉红色的留言条走进办公室后便随手丢进了废纸篓里。他把外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开始把文件一一取出，摆满了桌子，其中有他在往返芝加哥的路上所做的笔记和他从古德曼的档案中借阅的一些同类的诉状以及联邦法院最近作出的十几份裁决。 
　　他很快便沉浸在法律条文与策略之中，芝加哥的事渐渐地抛在了脑后。 
　　罗利·韦奇从通向市场的前门进了布林克利广场大厦。他方才一直很耐心地在路边小咖啡店的桌旁等候着，直到那辆黑色的绅宝轿车出现并拐进了附近的一个车库。罗利·韦奇穿一件白色衬衫，打着领带，下身是一条泡泡纱的便裤，足登休闲平底便鞋。他口中啜饮着冰茶，眼见着亚当顺着便道走进了大厦。 
　　韦奇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查找着公司名录。库贝法律事务所位于三楼和四楼。大厅里有四个模样相同的电梯，他进了其中一个去往八楼。出了电梯到了一个很狭窄的门厅，门厅的右手是一家挂着黄铜制名牌的信托公司，左手是一条过道，两侧是一扇扇通向各类公司的门，饮水池的旁边有一扇门通往楼梯。他又漫不经心地从八楼上一路走下来，边走边检查着所经过的各扇门，途中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他重新走进大厅，随即上了另一个去往三楼的电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走出电梯，对那个仍在忙着整理杂志的接待员笑了笑，准备上前向她询问方才那家信托公司的办公地点，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女接待员于是忙着去接电话。一道双开玻璃门将接待区与通往电梯的门道分隔开来。他又乘电梯上了四楼，迎面是一道同样的玻璃门，只是没有接待员。门是锁上的，在门右侧的墙壁上有一块带有九个数码键的编码门锁面板。 
　　他听到有人声传来，便闪身进了楼梯井，楼梯井两侧的门都不带锁。他等了片刻，然后又悄悄进了门并到饮水池边喝了好一阵的水。这时电梯门开了，一个穿卡其裤蓝色运动衣的年轻人一阵风似地从里面出来径直走向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大门，他一侧的腋下夹着个纸盒，右手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边走边大声哼着歌，根本没有留意跟在身后的韦奇。他来到门前站定，小心翼翼地把手里拿的法律书搁到纸盒上，腾出右手去按门键。7、7、3，他每按一个键，面板锁便发出一声蜂鸣。他身后不远处的韦奇从他的肩头望去，将编码一一记在心里。 
　　年轻人又一把将书抓在手里，正待转身时，韦奇不失时机地抢前一步和他轻轻撞到一起，嘴里还随口说道：“见鬼！对不起！我不是——”他边说边后退一步，一面看了看门上的牌号。“这不是河湾信托公司，”他嘴里说着，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不是，这里是库贝法律事务所。” 
　　“这儿是几层？”韦奇问道。正在这时听到一声响动，门锁打开了。 
　　“四层，河湾信托公司在八层。” 
　　“对不起，”韦奇又一次道歉，显出一副很窘的可怜相，“一定是坐错了电梯。” 
　　年轻人皱皱眉，又摇摇头，然后把门打开。 
　　“真对不起，”韦奇第三次道歉，一面向后退身。待门关上看不到那年青人了，韦奇便乘电梯下到大厅里并离开了大厦。 
　　他从商业区出来后，驱车向东北方向开了约有十分钟的样子，来到一处政府兴建的贫民住宅区。他正要把车停到奥伯恩之家旁边的车道上，却被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拦住了。于是他便说自己只是随便转转，又迷了路，非常抱歉。在把车子重新开出去的当口，他看到了莉的那辆栗色美洲虎车停在两辆微型车之问。 
　　他开车向河的方向驶去，重新返回商业区。二十分钟后，车子停在陡峭河岸边一座废弃的红砖仓房附近。他在车里迅速换了一件短袖上带有蓝色绣饰、口袋上方级有字母“拉斯蒂”的棕黄色衬衣，然后悄无声息地步行转过仓库的拐角，又沿着一条坡道穿过杂草来到一片树林里。他在一棵小树的荫凉下歇息了片刻，躲避着炎炎的烈日。在他的面前是一小块百慕大草坪，草叶又粗又绿，显然得到了很好的保养，草地对面是二十套贴山崖而建的豪华公寓。麻烦的是公寓周围有一道用砖和铁条构成的栅栏。他隐在树丛中耐心地打量着。 
　　公寓的一侧是一个大门紧闭的停车场，通向唯一的出入口。活像个方匣子似的带空调小门房里有个警卫在值班，停车场里只有很少几辆车。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上午十点，透过淡色玻璃能够看到门房内警卫的身影。 
　　韦奇没去理会栅栏，而是选择了从山崖一侧进去。他顺着一排黄杨树攀缘向前，手里抓牢地上的青草以防失手滑落到下面足有八十英尺的沿河公路上。他悄无声息地在那些木结构阳台下面往前移动，有些阳台是悬空的，伸到山崖外面十英尺有余，下面便是陡峭的岩壁。他在第七个公寓的阳台下面停住了，一翻身跃到了阳台上面。 
　　他在一把柳条椅中坐下歇息了片刻，然后开始摆弄一根户外电缆，像是在上门进行线路的维修。四周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出现。对住在这里的那些富人们来说，隐私权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为此不惜一掷千金。这里的每一个小阳台都由装饰墙板和各种各样的攀缘植物分隔开来。此时，他的衬衣已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不用说，厨房通往阳台的滑动式玻璃拉门紧锁着，但那门锁的结构很简单，没用一分钟便解决了。他将那把仍然完好无损的锁头取下来，然后在进门之前又四下张望了一番，现在才是最较劲的时候。他估计房子里会装有保安系统，也许每一扇门窗上都装有报警触点，因为家里没有人，这些触点极有可能都处于工作状态。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当他打开门时会弄出多大的响动，是无声报警呢，还是会响起撕心裂肺的报警器的凄厉声音？ 
　　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将滑门拉开，没有听到报警器的声音。他迅速扫了装在门上方的监视器一眼，然后抬腿进了室内。 
　　报警装置立刻便惊动了正在门房里值班的警卫威利斯，他的监视屏幕发出了警报，声音很急促但并不是很大。他望着那盏代表莉·布思所住七号公寓的红灯在不停地闪烁，他想等着它停下来。布思太太不慎弄响警报器是常有的事，每月至少会出现一到两次，他辖区内的其他人也都差不多。他检查了一下记事簿，布思太太在九点十五分时已经外出了。但她家里偶尔也会有留宿的人，大多是男士，眼下她的侄子就同她住在一起，所以威利斯眼看着那红灯闪烁了四十五秒钟停下来后便持续地处于亮红灯的状态。 
　　事情是有些不大对头，但也用不着惊慌失措。这里的人们住在带围墙的院子内，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警卫，所以他们对报警系统并不是很看重。他很快给布思太太挂了个电话，对方没有人接。他又按了个键，接通了已存入话机内的911匪警电话。然后他打开装钥匙的盒子，取出七号公寓的钥匙出了门。他迅速穿过停车场去检查布思太太的单元，边走边打开了手枪的皮套，以便在需要时能及时把枪拔出来，当然只是防备万一罢了。 
　　罗利·韦奇这时却进了门房并看到了打开的钥匙盒。他把标有七号公寓字样的一套取了出来，上面还带有一张卡片，写着报警密码和使用说明。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同时还拿走了八号和十三号公寓的钥匙和卡片，以便迷惑老威利斯和警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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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他们先到墓地哀悼死者。墓地坐落在克兰顿附近的两座小山丘上，其中一座山丘上密布着一排排精美的石碑和纪念碑，是名门望族埋葬先人的专用领地，沉重的大理石碑上镌刻着死者的姓名。另一座小丘是一处新建的墓地，随着时光的流逝，密西西比州的墓碑一年年变得个头越来越小。庄严肃穆的橡树和榆树遮天蔽日，将大部分墓地覆盖在下面，低矮的草坪和灌木丛修剪得很齐整，墓地四周杜鹃花随处可见。克兰顿对往昔的印记尤其珍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从夜里就已经开始刮起的微风驱走了湿气。雨刚刚停了一会儿，山坡上草木葱茏，山花烂漫。跪在母亲墓碑前的莉将一束鲜花放到母亲名字的下面，然后闭上了眼睛。亚当站在她的身后打量着这个坟墓，安娜·盖茨·凯霍尔，生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卒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亚当默算了一下，她去世时五十五岁，所以他自己当时应该是十三岁，正在南加州的什么地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她一个人独自葬在一块单人的石碑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夫妻应该是并排合葬的，至少在南方应该如此，先走的一个应该占据墓前立有双人墓碑的头一个墓穴。每次来给先去的人扫墓时，那个尚健在的人都会看到他或她自己的名字已然在墓碑上静静地候在那里。 
　　“我母亲去世时父亲是五十六岁，”莉离墓退后一些拉着亚当的手说道，“我想让他为母亲选一块合葬墓地，以便有一天两人能够再度聚首，但他拒绝那样做。我猜想他是觉得自己的日子还长，也许还会续弦。” 
　　“你曾对我说过她不喜欢萨姆。” 
　　“我确信她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他们共同生活了差不多有四十年的时间，但他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密。我长大一些后才知道她不大愿意他守在身边，有几次她还对我这样说过。她是一个朴实的乡下女子，很年青的时候便结婚生子，并和孩子们厮守在家里，对丈夫百依百顺。这在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我觉得她是一个生活得很不顺心的女人。” 
　　“也许她不喜欢和萨姆葬在一起永远相伴。” 
　　“我也那样想过。实际上，埃迪想要他们分葬在墓地相对的两侧。” 
　　“好一个埃迪。” 
　　“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她对萨姆和三K党的事有多少了解？” 
　　“不清楚。我们从不谈这方面的事。我记得在他被捕后她也感到耻辱，她甚至同埃迪和你们这些孩子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记者总是找她的麻烦。” 
　　“萨姆受审时她也从未到过庭。” 
　　“是的，萨姆不想让她旁听。她患有高血压症，萨姆以此为由从不让她到庭。” 
　　他们拐了个弯，沿着一条窄径穿行在老墓地之问。两人拉着手，边走边看着所经过的一个个墓碑。莉指了指街对面另一个小山丘上的一排树木。“那里是埋葬黑人的地方，”她说，“就在那些树木的下面，是一块很小的墓地。” 
　　“真的吗？现在竟然还会有这等事？” 
　　“一点不错，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让他们呆在自己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是绝不会让自己的祖先同他们所说的黑鬼葬在一起的。” 
　　亚当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他们登上山顶后来到一棵橡树下休息，一排排的坟墓在他们的脚下静静地伸展开去。在几个街区以外，福特县政府办公大楼的圆顶在阳光下闪烁。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她轻声说着又指了指位于她右手的北面，“每逢七月四日国庆日，城里都会举行焰火晚会，这块墓地是观看焰火的最佳场所。那下面有一个公园，焰火就在那里燃放。我们会骑着自行车到城里看游行，然后去游泳池里游泳，和朋友们在一起玩耍。天黑以后，我们大家便会在这周围聚齐，就在死者们中间，坐在这些墓碑上观看焰火。男人一般是守在自己卡车的旁边，车上都藏有啤酒和威士忌；女人们则躺在垫子上照料着小孩子。我们常常会到处疯跑着嬉戏打闹或是骑着自行车四下里转悠。” 
　　“还有埃迪？” 
　　“当然。埃迪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有时顽皮得能气死人，但他很有男孩子气。我很怀念他，真的，非常非常怀念他。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年里不是很密切，但自从我回到这个城市以后心里就一直想着我的这个小兄弟。” 
　　“我也很想念他。” 
　　“他高中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俩一起来到这儿，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我当时已经到纳什维尔去了有两年的时间，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要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们带了一瓶很便宜的葡萄酒，我想那一定是他第一次喝酒，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我们就坐在这儿，就在埃米尔·雅各布的墓石上，一直到把那瓶酒慢慢喝光。” 
　　“那是在哪一年？” 
　　“我记得是一九六一年。他当时想参军以便能够离开克兰顿，离开萨姆。我却不想让自己的小弟弟到军队里去，我们一直谈论着这件事，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来。” 
　　“他一定很迷惘吧？” 
　　“他当时十八岁，恐怕会像大部分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一样不知如何是好。埃迪非常担心如果在克兰顿待下去会出什么事，他怕自己的某些神秘的遗传缺陷会逐渐显现，最终演变成另一个萨姆，另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凯霍尔。他很绝望，一心想逃离这个地方。” 
　　“而你却一有可能便逃开了。” 
　　“是的，但我比埃迪要更坚强些，至少在十八岁的时候是这样。我不能眼见着他那样小的年纪就离家出走，因此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想找出一个把握生活的办法。” 
　　“我父亲最终找到了把握生活的办法吗？” 
　　“恐怕没有，亚当。父亲以及他的家族所留下的仇恨一直在痛苦地折磨着我们，有些事我真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知道，我真想让那些事永远被埋葬掉。也许我能够摆脱掉那些事的困扰，而埃迪却没能做到。” 
　　她又一次握住了他的手，两人一起走出树荫。沿着一条很零乱的小路向新墓地方向走去。她停下来，用手指着一排很小的墓碑。“这里埋着你的曾祖父母以及你的婶婶、叔叔和凯霍尔家族的其他人。” 
　　亚当数了数，一共有八个墓。他读着墓碑上的姓名和日期以及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诗文、经文和挽辞。 
　　“还有很多葬在乡下，”莉说，“凯霍尔家族大部分生活在卡拉维一带，死后都埋在乡下教堂的后面。” 
　　“你来这里参加过这些人的葬礼吗？” 
　　“很少。这个家族的人际关系不是很亲密，亚当。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在我懂事以前故世的。” 
　　“为什么你母亲没有埋在这里？” 
　　“因为她不肯。在她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她为自己选定了墓址。她从不认为自己属于凯霍尔家族。她属于盖茨家。” 
　　“聪明的女人。” 
　　莉从自己祖母的墓旁拔了一把草，擦拭着墓碑上的名字，莉迪娅·纽瑟姆·凯霍尔，死于一九六一年，享年七十二岁。“我对她印象很深，”莉跪在草地上说道，“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三儿子被打入死监的事，她在坟墓里也不会安生的。” 
　　“这个人怎么样？”亚当指着莉迪娅的丈夫纳撒尼尔·卢卡斯·凯霍尔的名字问道，纳撒尼尔于一九五二年六十四岁时去世。莉脸上的柔情顿时消散。“是个让人讨厌的老头，”她说，“我敢说他肯定会为萨姆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人们都叫他纳特。他是在一次葬礼上给人杀死的。” 
　　“葬礼上？” 
　　“是的，在过去，这一带的人们都视葬礼为社交活动。通常在葬礼之前要长时间地守灵，其间会有很多的人前来拜谒，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南部乡下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所以葬礼往往会演变成酒后斗殴。纳撒尼尔是个脾气非常暴烈的人，在一次葬礼之后他选错了打架对象，那伙人用木棍把他给活活打死了。” 
　　“萨姆当时在哪儿？” 
　　“就在现场。他也挨了打，但侥幸逃生。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但纳撒尼尔的葬礼我还有印象。萨姆当时住在医院里，没能去参加。” 
　　“他后来报复了吗？” 
　　“当然。” 
　　“用什么方式？” 
　　“那些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几年以后，打死纳撒尼尔的两个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可他们在街上只露过几面便失踪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在邻近的米尔本县发现了其中一个人的尸首，死前当然遭到了殴打。而另一个人则永远消失了踪迹。警察讯问了萨姆和他的兄弟们，但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你认为是他干的吗？” 
　　“当然是他干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惹凯霍尔家族的人了，人们认为这家人又疯狂又刻薄。” 
　　他们离开家族墓地后沿小路继续往前走。“所以说，亚当，我们的难题是将来把萨姆葬在什么地方好？” 
　　“我觉得就该把他葬在那边，和那些黑人葬在一起。那地方最适合他。” 
　　“你怎么会认为那些人会接受他呢？” 
　　“问得好。” 
　　“你说实话。” 
　　“我和萨姆还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 
　　“你认为他想埋在这里吗，埋在福特县？” 
　　“不知道。我们没有说过，很明显，事情还有希望。” 
　　“有多大希望？” 
　　“不是很大，但值得一搏。” 
　　他们离开墓地，步行在一条很清静的大街上。这条街的人行道很破旧，路旁有古老的橡树。沿街的房子虽然旧，但粉刷得很精心，家家户户的门廊都很长，不时看到有猎卧在门前的台阶上。一些骑着自行车或蹬着滑板的孩子们在他们身旁掠过，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则坐在他们门廊的摇椅里轻轻摇着。“这里就是我当年玩耍的地方，亚当，”莉一边同亚当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说。她的手深深地插进蓝色工装裤的口袋内，回想起当年那些或悲或喜的记忆，她的眼睛儒湿了。她望着每一幢房子，就像那都是她孩提时住过的地方，好像她还能记得幼年时那些同她很要好的小女孩们。她似乎还能听到那些咯咯的笑声，能够记起那些傻乎乎的游戏以及十来岁的孩子们在打架时的认真情形。 
　　“那时候是不是很快活？”亚当问道。 
　　“很难说。我们家从没在城里住过，所以人们都把我们看成是乡下孩子。我一直对这些房子非常憧憬，到处都有朋友，出门不远就是商店。城里孩子们觉得他们比我们优越，但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们都住在这附近，我有很多时间都在这些街道上玩耍，有时还爬到这些树上去玩。我想，应该说那时很快活，但乡下家里的那些记忆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 
　　“是因为萨姆吗？” 
　　一个穿着花衣服，戴着大草帽的老妇人正在自家门前的台阶周围打扫。他们俩走近时，那老妇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莉放慢了脚步，随后停在门前的甬道上。她看着那老妇人，老妇人也看着她。“早晨好，兰斯顿太太，”她友好地拖着长声问候道。 
　　兰斯顿太太双手紧握着扫帚柄，直挺挺地僵在那里，像是看什么入了迷。 
　　“我是莉·凯霍尔，还记得我吧，”莉又一次缓缓说道。 
　　当凯霍尔这个姓在那块不大的草坪上响起并扩散开时，亚当竟下意识地四外张望了一下，他想知道是否有人听到了这个名字，同时也防备着一旦给人听到时会出现的难堪场面。兰斯顿太太似乎并没有认出莉。出于礼貌，她很勉强地点点头，而且只点了一下，那样子显得很笨拙，似乎是在说：“早晨好，现在你可以走人了。” 
　　“很高兴又见到你，”莉边说边抽身走开。兰斯顿太太则忙不迭地登上台阶，在门廊里面消失了。“上高中时我和她儿子约会，”莉好像很难相信似地摇摇头说。 
　　“看到你时她可吓得够呛。” 
　　“她从来就那么古里古怪的，”莉不大自信地说，“也可能是害怕同凯霍尔家的人接触，或是担心邻居们可能会说闲话。” 
　　“我看我们以后还是不通报姓名的好，怎么样？” 
　　“好吧。” 
　　他们又从其他的一些人身旁走过，那些人一面悠然自得地莳弄着花圃，一面在等着邮差的到来，他们同那些人一句话也没讲。莉用太阳镜遮挡住自己的双眼，和亚当一起沿着弯弯曲曲的街道向中央广场方向走去，边走边谈论着她的一些老友以及她们现在的去向。其中有两个还一直同她保持着联系，一个住在克兰顿，另一个住在得克萨斯。两人对与家史有关的事一直闭口不谈，直到走进一条挤满了小木屋的街道。他们在街角处停了下来，莉冲着街道远处的什么地方点了点头。 
　　“看到右手第三幢房子了吗？就是那幢褐色的小房子。” 
　　“看到了。” 
　　“那就是你住过的地方。我们本可以过去的，但那附近有人在走动。” 
　　两个拿着玩具枪的孩子正在院子前玩耍，窄小的门廊内有人正坐在摇椅上摇晃着。那是一幢正方形建筑，小小的，很整洁，对有小孩的夫妇再合适不过了。 
　　埃迪和伊芙琳离开时亚当还刚满三岁，此刻他站在街角处绞尽脑汁想回忆点什么出来，结果却是枉然。 
　　“当时房子刷的白油漆，当然那些树要小一些。房子是埃迪从本地的一个房地产商那里租来的。” 
　　“房子还不错吧？” 
　　“相当好。他们那时刚结婚不久，只不过是两个带着小孩子的大孩子。埃迪在一家汽车配件商店干活，后来又到州高速公路管理处工作，以后又换了工作。” 
　　“这事听起来耳熟。” 
　　“伊芙琳在广场那边的一家珠宝商店上半天班。我觉得他们当时过得很美满。你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在这里的熟人不是很多，两个人只管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他们从房子前面走过，一个小男孩用一只橘红色的玩具机关枪对准亚当。此时亚当的脑海里对这块地方唤不起任何回忆，他对那孩子笑了笑，把头扭向一旁。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另一条街上，中心广场已经遥遥在望了。 
　　莉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位导游和历史学家。北方佬曾在一八六三年焚烧了克兰顿，那些狗杂种。只剩下一条腿的南部邦联英雄克兰顿将军在战后回到了这里，他的一条腿战时丢在了夏洛的战场上，这个县原先就属他家所有。他回来后重新设计了县政府大楼以及大楼周围的街道。他的设计原图就在政府大楼的一面墙上。他想使这里成为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因此在新建的大楼周围整整齐齐地种了一排排的橡树。他是个很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小城会在灰烬里重新崛起和繁荣的远景，所以他设计的街区格局以政府大楼公共用地为轴心井井有条地排布成正方形。莉说他们刚刚经过的就是那个伟人的墓地，她一会儿再带他去拜谒。 
　　他们一面沿着通向华盛顿大街的人行便道漫步，一边听莉向他讲述这个城里的事情。城的北面是一个人头攒动的购物市场，城东有一大溜减价超市。不过，福特县的人仍然喜欢在周六早晨到广场周围购物。路上的车辆大都行驶缓慢，行人的步履显得更加悠然。路旁鳞次栉比的建筑物透着老派，律师行、保险代理事务所、银行、咖啡馆、五金店和服装店随处可见。便道上到处是从各家公司和商店门前探出的雨篷、凉篷以及阳台。吱嘎作响的电扇都挂得很低，转起来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们在一家老字号杂货店跟前停下脚步，莉把太阳镜摘了下来。“这里早先是个供人消闲的地方，那时在这家店堂的最里面有个自制汽水容器和一台自动电唱机，另外还有一些小人书。只消花五分钱就能买个顶部加有碎樱桃的大冰淇淋，足够你吃上一个小时。如果有男孩子，你还会在里面消磨更长的时间。” 
　　简直像是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亚当不由得想到。他们又停在一家五金店的门前，不知为什么竟隔着窗子仔细观赏起里面摆着的铁锹、锄头和耙子来。莉望着那扇打开的用砖头顶住的破旧双开门，不知又想起了童年时的什么往事，但这次她没有对亚当讲。 
　　他们牵着手穿过大街，从内战纪念碑周围的一群边削着木头边嚼烟叶的老人们身边走过。她点头向一尊塑像示意并轻声对亚当说那就是克兰顿将军，塑像的两条腿是完整的。周六是公休日，政府大楼里无人上班。他们从一台室外冷饮机里买了些可乐，然后坐在大楼前草坪中的一个凉亭里慢慢喝起来。莉讲起了福特县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次审判，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对卡尔·李·黑利谋杀案进行的审判。黑利是名黑人，他用枪打死了两个强奸他小女儿的白人无赖。当时黑人们举行了抗议示威，三K党也上街游行，政府大楼周围驻扎着前来维持治安的国民警卫队，他们的营地就在我们坐的这块地方。当时莉还曾驱车从孟菲斯来这里看过。陪审团全部由白人组成，犯人最终被判无罪。 
　　亚当也还记得那次审判。他当时正在佩珀代因念大学三年级，因为那件事就发生在他的出生地，所以他当时一直很留心报纸上的有关报道。 
　　在莉小的时候，这里很少有什么娱乐活动，但审判却颇受当地人推崇。萨姆曾经带她和埃迪来这里旁听过对一名被指控杀了一条猎犬的男子的审判。那人后来被判有罪并在监狱里服刑一年。当时这个县的人们对那项判决持有两种不同意见。城里人表示反对，认为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乡下人赞同，因为那种英国产的小猎兔犬深得他们宠爱。当时萨姆看到那人被押去服刑后别提有多高兴了。 
　　莉想给他看一样东西，于是他们绕到了办公大楼的后门，这里有两个相距十英尺的饮水池，一个供白人饮用，另一个供黑人饮用，两个水池都已弃置多年了。她想起了罗齐姬·阿尔菲·盖特伍德的事，也就是她所熟悉的阿尔菲小姐，她是第一个敢于用白人饮水池喝水并逃过了被伤害命运的黑人。从那以后不久，饮水池的管线就被掐断了。 
　　他们在广场西侧一家很拥挤的咖啡馆里找了个座位，这家咖啡馆被人们简称为“茶座”。他们吃着火腿生菜三明治和炸土豆片，莉讲了许多很开心的事，其中大部分都很有趣。她一直戴着太阳镜，亚当注意到她在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 
　　午饭后他们又慢慢地走回墓地，然后就离开了克兰顿。车子由亚当驾驶，莉不停地为他指点着路径，一直把他带到了一条县级高速公路上。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些很规整的小牧场，山坡上有牛群在吃草，偶尔驶过贫穷白人安身的破旧拖车，周围堆放着一些被丢弃的破旧小汽车。不时还能见到一排排破旧不堪的简易平房，里面仍然住着一些贫穷的黑人，但总的来说，这一天还是很美好的。 
　　她又给他指了指，于是他们驶上了一条弯弯曲曲深入乡间的狭窄公路。车子终于停在一幢久已被弃置的白色木结构房子前，房子的门廊里已生满杂草，青藤顺着窗户爬入了室内。房子距公路五十码开外，中间的一段石子路已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水沟，很难通行。屋前的草坪里疯长着一些石茅高粱和欧龙牙草，丢弃在路旁排水沟内的信箱依稀可见。 
　　“这就是当年的凯霍尔庄园，”她轻声说。两人坐在车子里长时间地望着那可怜兮兮的房子。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亚当终于问道。 
　　“原本是很好的房子，只是没有遇上好人家，居民令人失望。”她缓缓地取下太阳镜并揉了揉眼睛。“我在里面住过十八年，但我一分钟也不想多看它一眼。” 
　　“为什么给废弃了？”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心里盘算怎么对他说。“我想这房子是在很多年以前买下的，为了支付最后那次审判的律师费，爸爸将它抵押了出去。当然，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后来就给银行取消了房子的赎回权。这周围有八十英亩的土地，所有这一切都失去了，自从取消赎回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这里。我曾经想让费尔普斯把这里买下来，但他拒绝了，我没有理由责备他，实际上我自己也不想买。听当地的朋友讲这块地方后来曾租出过几次，恐怕最后还是给人们遗弃了。以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房子是否还在。” 
　　“房子里的私人物品怎么处理的？” 
　　“取消赎回权的当天，银行允许我进去拿走所有我需要的东西。我只拿了几件——影集、他人馈赠的物品、年鉴、圣经，还有妈妈喜欢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仍然存在孟菲斯。” 
　　“我很想看看。” 
　　“里面的家具没有一件值得保留的。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弟弟又刚刚自杀不久，父亲被打入了死牢，我根本没心情保留更多的纪念品。那种经历真是可怕极了，在乱七八糟的小屋里翻来翻去，努力寻找着日后或许能够给人带来一丝温馨回忆的东西。妈的，我当时真想一把火把这里的一切烧个净光，而且差一点就那样做了。” 
　　“你不是真的那么想过吧。” 
　　“当然那样想过。我回到这里几小时后就下决心烧掉这所令人诅咒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这种事常常会发生，不是吗？我找到了一只油灯，里面还残留着一些煤油，我把灯放在厨房的台子上，一边打点东西一边跟它说着话。那种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 
　　“不知道。我真希望当时有足够的胆量那样做，不过，记得自己当时还是很顾虑银行和取消赎回权的事，当然啦，纵火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不是？我记得当时想到会和萨姆住到同一个监狱去时，还不由得苦笑了起来。所以我到底没有划着那根火柴，我是怕惹下乱子给关进监狱。” 
　　车子里逐渐热了起来，亚当将车门打开。“我想到四处去看看，”他边说边下了车。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石子路上，跨过足有两英尺宽的水沟，来到正面的门廊前站定，打量着那朽败的门板。 
　　“我可不想到里面去，”她不容置疑地说，一边松开了他的手。亚当审视着那颓败的门廊，也打消了进去的念头。他沿着房子正面向前走去，望着断裂的窗户和爬到里面去的青藤。他沿着车道围着房子绕了一圈，莉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院子的后面有一些枝繁叶茂的古橡树和枫树，被浓荫遮蔽的地方裸露出光秃秃的地表。树林顺着一个很缓的山坡绵延了有几十米之遥，再往下便是灌木丛生的地带，远远望去，依稀可见这片土地的四周都被树林环绕着。 
　　她又抓住了他的手，两人向一间棚屋旁边的一株大树走过去。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株大树看起来不像房子那样丧气。“这是我的树，”她望着树上的枝叶说道，“是属于我自己的美洲山核桃树。”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 
　　“好大的一棵树。” 
　　“爬到上面简直棒极了。我那时常常在树上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就那样坐在树杈上，摇晃着双腿，下巴倚在树枝上。在春天和夏天，我总是爬到树的中部，没人能看见我，这里是属于我自己的小天地。” 
　　突然，她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肩膀不停地颤栗着。亚当用一只手臂搂住她，不知怎样安慰她才好。 
　　“那件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她停了一会儿说道。她紧紧咬着嘴唇，强忍住泪水。亚当默默地听着。 
　　“有一次你向我问过一件事，”她一边用手背擦拭着脸颊，一边紧咬着牙关说道，“就是我爸爸曾经杀死过一个黑人的事。”她点点头示意了一下那所房子，同时把颤栗不已的双手插进了裤袋里。 
　　他们有好一会儿凝望着那所房子，两人都不想开口说话。房子唯一的一扇后门带有一个很小的正方形门廊，周围有一圈栅栏围着。和煦的微风吹拂着门廊上空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那黑人名叫乔·林肯，就和他的家人们住在路的那一头。”她说着向一条沿着田地边缘通向远处树林的残缺小道点了点头。“他养活着差不多有一打的孩子。” 
　　“其中就有昆斯·林肯吧？”亚当问道。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有一次我和萨姆谈起埃迪时他曾经提到过他，他说昆斯和埃迪小时候是好朋友。” 
　　“他没有提昆斯的父亲，对不对？” 
　　“没有。” 
　　“我想也是。乔在农场里为我们干活，他和家人住的简陋平房也是我们家的。他是个好人，养着一大家子人口，就像当时的大多数穷苦黑人一样，他们只能勉强为生。我认识他的几个孩子，但我们不像昆斯和埃迪那样是好朋友。有一天，两个男孩在这里的后院中玩耍，当时正是夏季，学校里正在放暑假。他们为了一件小玩具争吵起来，那是一个南部邦联士兵玩偶，埃迪一口咬定昆斯偷了它，你知道，那不过是男孩们之间常常有的事。我记得他们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样子。这时爸爸正好路过这里，他走过来时，埃迪跑上去向他告状说昆斯如何如何偷了他的玩偶士兵，昆斯则断然否认有这回事。两个孩子都急了，眼泪差不多都快要流下来。萨姆的火爆脾气自然是一点就着，他大声责骂昆斯，几乎用上了所有令人难堪的字眼，像什么‘偷东西的小黑鬼’啦，‘可恶的小黑杂种’啦等等，并且要昆斯交出那个士兵玩偶，昆斯于是哭了起来，他不停地说他没有偷，而埃迪则不停地说他偷了。萨姆抓住那男孩拼命摇晃着，然后又开始打他的屁股。萨姆声嘶力竭地咒骂，昆斯哭喊着讨饶，萨姆一路摇着打着围着院子绕了好几圈。最后昆斯终于挣脱出来向家里跑去，埃迪也跑回自己家里，爸爸也跟在后面回去了。过了一会儿，萨姆就从那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手杖，他把手杖小心翼翼地放在门廊上面，然后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等着。他点燃一支烟，眼睛望着那条泥泞的小路。林肯的家没有多远，果然，乔很快就在树林那边出现了，后面紧跟着昆斯。快走到房子跟前时，他看到爸爸等在那里，于是放慢了脚步。这时爸爸掉回头大声喊道：‘埃迪！你过来！看我怎样收拾这个黑鬼！’” 
　　她说到这儿起身缓缓地向房子的方向走去，在离房子还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乔走到这儿的时候停住了脚步，用眼睛看着萨姆，说了些像‘萨姆先生，昆斯说你打了他’一类的话。而我父亲的回答则是‘昆斯是个偷东西的小黑鬼。你应该教会你的孩子不要学着偷鸡摸狗’。后来他们便争吵起来，打架是在所难免了。突然，萨姆从门廊上跳下来打出了第一拳，接着两人就在这里的地面上像两只猫一样翻滚在一起。乔年纪稍轻些，体力也比萨姆好，但爸爸的脾气是那样的暴躁，而且火气又很大，所以两人只是打了个平手。他们彼此击打着对方的脸颊，像两只野兽般地互相辱骂和踢打着对方。”这时她停止了讲述，在院子里四下寻觅着，接着她指了指后门。“埃迪就站在那边的门廊上看着发生的这一切，昆斯则站在离他几英尺以外的地方哭叫着自己的父亲。萨姆这时突然冲向门廊把手杖拿了出来，此时局面已失去了控制。他用手杖击打着乔的脸部和头部，把他打得跪倒在地上，于是他又用手杖戳他的腹部和下体，一直打到乔几乎动弹不得。于是乔冲着昆斯声嘶力竭地喊道要他把他的枪取来，昆斯跑了开去。这时萨姆也停下手并向埃迪转过身去。‘去拿我的枪，’他说。埃迪怔怔地呆在那里，于是爸爸又一次冲他喊叫起来。躺在地上的乔四肢用力拼命想爬起来，就在他刚要站起身的当儿，萨姆又一次用手杖把他打倒在地。埃迪到里面去了，萨姆也向门廊走去。埃迪很快拿着一支枪从里面出来，爸爸拿过枪后又把他打发回屋里。屋门关上了。” 
　　莉向门廊走过去并坐在边上。她把脸埋在两只手里，哭了很长一段时间。亚当站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两眼呆呆地望着地面，静静地听着她的抽泣声。当她终于抬起头来看他时，她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睫毛油和着泪水流淌下来，鼻涕也流了出来。她用手抹了一把脸，然后在工装裤上擦了擦。“对不起，”她小声说道。 
　　“把它讲完好吧，”他马上说。 
　　她沉重地喘息了一会儿后又擦了几下眼睛。“乔的位置就在那儿，”她说着向离亚当不远处的草地里指了指，“他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转过身，发现爸爸已经把枪拿在了手中，他于是又向自己家里的方向张望，但是仍然看不到昆斯和他的枪。他又向爸爸转过身，爸爸就站在门廊的旁边。这时，我那可爱的爸爸慢慢地把枪端了起来，他稍稍犹豫了片刻，向四下望了望，看看是否有人在注意他，然后扣动了扳机。乔伊马上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 
　　“你亲眼看到了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吗？” 
　　“是的，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里。”她只是用头部示意了一下，并没有用手指给他看。“就在我的山核桃树上，在那个外人看不到的地方。” 
　　“萨姆没有发现你吗？” 
　　“没有，他看不见我，而我看到了那一切。”她又一次捂上双眼，拼命想把泪水止住。亚当轻轻地走到门廊上，坐在了她的身旁。 
　　她清了清嗓子把脸转向一侧。“他望了乔一会儿，准备在必要时再补上一枪。可乔一动也不动，他真的死了，我从树上看得清清楚楚。我记得当时自己的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树皮里以免从树上掉落下来，我当时直想哭，但由于惊吓过度却怎么也哭不出来。我不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昆斯出现了。他已经听到了枪响，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嚎啕大哭，像是疯了般地边哭边跑，当看到自己的父亲躺在地上时，他像所有孩子在这种场合都会做的那样凄厉地尖叫起来。这时我父亲又把枪口抬了起来，刹那间我觉得他就要向那男孩开枪了。但此时昆斯把枪扔到地上向他爸爸跑过去，他的哭声惊天动地。他穿着件浅色衬衣，那上面很快就染满血迹。萨姆轻轻地走到一旁把乔的枪捡了起来，随后便拿着两枝枪回到屋里去了。” 
　　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很小心地向前迈了几步。“昆斯和乔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她说着用脚后跟点了点地面，“昆斯把他父亲的头抱在胸前，身上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喉咙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行将倒毙的野兽发出的呜咽。”她转过身看了看她的树。“我就在那树上，像只小鸟一样栖在上面，我也哭了。当时我是那样地痛恨我的父亲。” 
　　“埃迪在哪儿？” 
　　“在房子里，一个人锁在屋里，”她说着指了指一扇玻璃已经破碎、窗板也已脱落的窗子，“那就是他的房问。事后他告诉我说当他听到枪声时便从窗户里向外张望，他看到了昆斯抱着自己父亲的情景。不多久鲁比·林肯就跑来了，后面跟着一长串孩子。他们全都瘫倒在昆斯和乔的周围，上帝，真是太恐怖了。他们哭着喊着要乔站起来，祈求他不要把他们撇下。 
　　“萨姆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同时还把他的兄弟艾伯特和其他几个邻居也召来了。院子里很快就围满了人。萨姆和他的一伙人都拿着枪站在门廊上望着那些哀痛不已的人们，那些人把尸体拖到了那边的树下。”她指了指一棵很高大的橡树。“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救护车终于开来把乔的尸体拉走了。鲁比和她的孩子们向自己家里走去，我父亲和他的那帮人竟站在门廊上狂笑起来。” 
　　“你在树上待了多久？” 
　　“不知道。当人们全都走散了以后，我便从树上爬下来跑进了林子里。林子中的小溪旁边有一块地方是我和埃迪最喜欢去的地方，我知道他会去那里找我的。他果真去了。他吓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跟我讲了杀人的全过程，我说我已经看见了。开始他还不相信，于是我又说了一些细节。我们两个都吓得要命。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件东西，正是那件他和昆斯为之争吵的南部邦联士兵玩偶。他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它，于是他立刻想到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我们两人都发誓要严守这个秘密。他起誓说永远不对任何人说我目睹了这次杀人事件，我也保证永远不说出他找到了士兵玩偶的事。然后他就把那个玩偶扔进了小溪里。” 
　　“你们对别人讲过这件事吗？” 
　　她把头摇了很长时间。 
　　“萨姆从来也不知道你在树上的事吗？”亚当问。 
　　“不知道，我也从未对母亲讲过。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同埃迪只是偶尔才会说起那件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差不多把它埋在心底深处了。那天我们回家后，父亲和母亲正在大吵大闹。她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而他也近乎要发疯的样子。记得他动手打了她。后来她抓住我和埃迪的手让我们去车里等她。我们正在车道上倒车时，县里的行政司法长官来了。我们开车在外面转了一会儿，母亲在前排，我和埃迪坐在后面，我们俩都吓得不敢说话，她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们都以为爸爸会给关进监狱，可当我们回到家时他却坐在门廊上，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行政司法长官来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真的，只是同萨姆聊了一会儿。萨姆把乔的枪拿给他看并说他完全是出于自卫。不过是又死了一个黑鬼而已。” 
　　“他没有被逮捕吗？” 
　　“没有，亚当，那可是五十年代的密西西比。我敢肯定那个行政司法长官会对那件事开怀大笑一番，还会拍拍萨姆的后背夸他是个好样的，然后就会一走了之。他甚至还允许萨姆留下了乔的枪。”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一直都希望他去坐牢。” 
　　“林肯家的人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能做什么？谁会听他们的话？萨姆严禁埃迪再去见昆斯，为了防止孩子们再见面，他后来把那一家人扫地出门了。” 
　　“上帝！” 
　　“他限他们一周内搬走，行政司法长官也来履行他的职责，强迫那家人搬走。萨姆信誓旦旦地对我母亲说赶他们走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觉得只有那次有可能使她离开他，我真希望她当时那样做了。” 
　　“后来埃迪又见到过昆斯吗？” 
　　“多年以后又见过。埃迪能够开车后便开始寻找林肯一家人。他们已经搬到了克兰顿另一头的一个小社区里，埃迪在那里找到了他们。他向他们道歉，并说他十万分地后悔，但他们最终也没有再成为朋友，鲁比则让他走开。埃迪告诉我说他们住在一间没有供电的破棚屋里。” 
　　她向她的山核桃树走过去并靠着树干坐下。亚当也跟了过去靠着村站着。他看着坐在下面的她，想象着她多年来背着这沉重的负担是怎样过来的。他还想到了他的父亲，想到了他的痛苦和所经受的折磨，还有那一直伴他到死也没能抹掉的心灵创伤。他了解了自己父亲之所以崩溃的第一条线索，他不知道会不会在将来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连成一个整体。他想到了萨姆，他看了门廊一眼，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脸上布满仇恨的年轻人正站在门廊上。莉此刻正在轻声抽泣着。 
　　“萨姆后来都干了些什么？” 
　　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后来的一周里家里出奇地安静，也许是一个月，我记不大清了。不过，好像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大家在餐桌上都不说一句话。埃迪一直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晚上我常常听到他的哭泣声，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他是多么恨自己的父亲，他恨不能让他去死掉。他要从家里逃出去，他把一切的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妈妈非常关心他，总是长时间地和他呆在一起。至于我，他们一直认为出事的时候我正在林子里边玩。我和费尔普斯结婚后不久便开始私下里去看精神科医生，我想通过心理治疗把自己解脱出来，而且我希望埃迪也这样做，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在他自杀前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他又提到了那次杀人的事，他从来就没有摆脱那个阴影。” 
　　“而你却摆脱出来了？” 
　　“我并没有那么说。心理治疗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仍然总是想着就在父亲扣动扳机前如果我能尖叫一声会怎么样。他还会在自己女儿的面前开枪杀人吗？我想不会的。” 
　　“好了，莉，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你没必要责备自己。” 
　　“可是埃迪却责备我。他也责备他自己，我们长大成人以前一直在互相责备对方。出事的时候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我们不能求助于自己的父母，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 
　　亚当这时对枪杀乔·林肯一事真有数不清的问题想要问莉。他估计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和莉谈起这件事了，他真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明白。乔埋在哪里？他的枪后来怎样了？当地报纸对这件事有过报道吗？大陪审团受理过这个案子吗？萨姆是否跟他的孩子们提起过这件事？打架的时候她母亲在哪里？她听到了争吵声和枪声吗？乔的家人怎么样了？他们还住在福特县吗？ 
　　“咱们把它烧了吧，亚当，”她擦擦脸后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语气很重地说道。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是心里的，让我们把这该诅咒的地方彻底烧毁，这房子，这棚屋，这棵树，这草坪，还有这荒地。不用费多少事，只要找几个地方点几根火柴就行了，来吧。” 
　　“这不行，莉。” 
　　“来吧。” 
　　亚当很温柔地弯下身去用一只胳膊揽住她。“咱们走吧，莉。我今天听到的太多了。” 
　　她没有抗拒，今天对她来说也同样是个很艰难的日子。他扶着她穿过丛生的杂草，他们绕过房子，经过坑坑洼洼的车道回到了车子里。 
　　他们默默地离开了凯霍尔庄园。车子拐上砾石路后不久，他们在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停了一下，莉向左面指了指后便闭上双眼，似乎是想睡一会儿。他们从克兰顿城边驶过不远便在霍利斯普林斯附近的一个乡间商店前停住了车子。莉说她想买听可乐，而且一定要亲自去买，可回来时却带着一包六瓶装的啤酒并递给亚当一瓶。 
　　“这算怎么回事？”他问道。 
　　“只是少来一点，”她说，“我的神经太紧张了，绝不超过两瓶，好不好，就两瓶。”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莉。” 
　　“没关系，”她皱了皱眉头坚持说道，随即便灌了一口。 
　　亚当只好作罢，他加快车速驶离了商店。不到十五分钟她已两瓶啤酒下肚，接着便睡着了。萨姆把她在后座上安顿好后又全神贯注地上了路。 
　　他突然产生了想要离开密西西比的念头，内心里渴望着再见到孟菲斯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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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在整整一个星期以前，当他从睡梦中醒来后便感到头和腹部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和不适，而他还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油腻的艾琳·莱特纳式的咸肉和煎鸡蛋。在过去的七天里，他除了到过斯莱特里法官的法庭以外，还去了芝加哥、格林维尔、福特县和帕契曼。另外他还拜会过州长和首席检察官，但却一直没去同自己的当事人谈话。 
　　让那个当事人见鬼去吧。亚当头天晚上一直坐在屋外的阳台上，他喝着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观望着下面河中来往的船只，直到凌晨两点。他一面拍打着蚊子，一面却怎么也排遣不掉脑海中那一幕幕栩栩如生的景象。他看到昆斯·林肯正紧紧抱着父亲的尸体，而萨姆·凯霍尔却站在门廊上欣赏自己的杰作。他可以听到当鲁比·林肯和她的孩子们扑倒在尸首上，后来终于又将它拖到树荫下时，萨姆和他的同伙们站在窄窄的门廊前所发出的窃笑。他能够看到萨姆手里拿着那两枝枪站在草地上向行政司法长官讲述着那个发疯的黑鬼是怎样想杀死他，而他又是怎样自卫的。当然，那个行政司法长官很快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能够听到被痛苦煎熬着的埃迪和莉正在小声地互相埋怨，能够感觉到他们在萨姆所犯暴行带来的恐怖中苦苦地挣扎。他诅咒那个社会竟然对一个被歧视的阶层所受到的暴力伤害听之任之，熟视无睹。 
　　他躺下后一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好像有一会儿还坐在床沿上郑重其事地对自己说应该让萨姆另找个律师，好像还说过死刑对某些人来讲可能还是适用的，尤其是对他的祖父。他还奉劝自己应该立刻动身回芝加哥去并且再一次改名换姓。不过，那只是做了个梦而已，当他最后一次醒来时，太阳已经透过百叶窗把一道道光影撒在了他的床上。他凝视着天花板和环绕墙壁顶部的装饰线条，足足用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回味着克兰顿之行。今天恐怕又会是个工作到很晚的周末，还有大量的报纸和浓浓的咖啡。下午晚些时候他会去办公室，他的当事人只剩下十七天了。 
　　他们那天回到公寓时莉已经喝下三瓶啤酒，到家后她便去睡了。亚当一直很仔细地留心着她，多少有些担心她会耍酒疯或醉得不省人事。但她一直睡得很安稳，很平和，整个晚上也没有听到她屋里有什么响动。 
　　他早晨冲完淋浴后没有刮脸便走进厨房，他看到早晨煮的第一壶咖啡还剩了些底子。莉已经起来一会儿了。他叫着她的名字走进她的卧室，又很快地查看了阳台，接着又在公寓的各处转了一圈，她不在家里。星期日的报纸整整齐齐码放在书房的咖啡桌上。 
　　他重又煮了一壶咖啡并烤了些面包片，然后拿着他的早餐来到阳台上。时间差不多已经是九点半，幸好天上有云，空气还不是那么令人窒息。这将会是个非常适合加班的星期天。他拿起报纸，先从第一版开始看起。 
　　也许她去了商店或是办别的什么事去了。也许是去了教堂。他们之间还没有到互相留条的程度。但莉也并没有说过今天早晨会去什么地方。 
　　他吃了一片抹着草莓酱的烤面包，突然间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报纸上都市版的第一页又登载了一篇有关萨姆·凯霍尔的文章，用的还是十年前的那张旧照片。文章对过去一周的进展作了一番很饶舌的总结，结尾是一张年表，记载着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所发生过的重要事件的日期，在一九九○年八月八日那天还装腔作势地打了个问号，意思是在问死刑会不会在那一天执行。很明显，该报社的版面可供托德·马克斯敞开使用，因为这篇文章完全是老生常谈。令人不安的是文章中引用了密西西比大学一位法学教授所说的话。那名教授是个宪法事务方面的专家，曾经参与过多起死刑案的审理。教授夸夸其谈地发表了一大通意见，他在最后说道萨姆这只鸭子已经到了揭锅的时候了。他仔细研究过有关档案，实际上多年来他一直都留心此案的发展，他认为萨姆基本上已经用不着再瞎忙活了。他解释说对许多死刑案例而言有时也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奇迹，那是因为当事人在上诉和定案的过程中请了很蹩脚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样的行家往往能使事情有所转机，因为他们这一类人是如此的英明伟大，能够发现一些被平庸的律师们所忽略的争点。但遗憾的是萨姆的案子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因为他的那些来自芝加哥的优秀律师已经为他作了天衣无缝的辩护。 
　　有关萨姆上诉的事宜一直处理得非常得体，而且直到目前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位教授很明显是个狂热的赌徒，他提出以五比一的赌注打赌这次死刑会在八月八日如期执行。为了佐证他说的这些话和提出的打赌条件，他把自己的照片也同时登在了报纸上。 
　　亚当突然感到有点紧张。在他看过的死刑案例中，有不下十几个都是当事律师在最后一刻才抓住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救生索，并且说服了法官听取他们新的陈述。在那些出色的案例中不乏这一类的事情，而那些未经发现或者说未经发掘出的潜在的法律争点往往是在另外的一些律师介入以后从全新的角度着眼才被找出来的。但有一点让那位法学教授说中了，萨姆是个幸运儿，尽管他很瞧不上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但他们却为他提供了堪称一流的辩护。现如今无疑是大势已去，可供亚当自己提出的只是一些毫无希望的请求，人们把这一类请求称作临刑前的逃生上诉。 
　　他把报纸丢在木地板上，起身进屋去斟些咖啡。进屋时拉门响起一声蜂鸣，这是新的保安系统发出的声音。上次保安系统失灵并神秘地丢失了一些钥匙后，于上周五重新安装了保安系统。当时并没有发现丝毫破坏的痕迹，由于这个公寓小区的保安措施很严密，再加上威利斯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到底为每个公寓单元各保留了几套钥匙，所以孟菲斯警方认定是拉门没有锁好而且由于不明原因被打开了。亚当和莉对这件事也没往心里去。 
　　他无意中碰到了洗涤槽旁的一个玻璃酒杯，杯子掉落在地上碎裂开来，玻璃碎片散落在他的光脚周围。他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到餐室去取扫帚和簸箕，然后仔细地把玻璃碴扫到一起倒进洗涤槽下面的垃圾桶里，总算没有把脚划伤。这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慢慢把手探进黑色的塑料垃圾袋中，在玻璃碎片和尚有些温热的咖啡渣中摸出一只玻璃瓶。原来是只一品脱装的伏特加酒瓶。 
　　他把瓶子上的咖啡渣擦去，仔细看着上面的商标。这只垃圾桶不是很大，通常隔一天就要清倒一次，有时每天都要倒。此时桶里已装了有一半的样子，所以这只瓶子放进去的时间不会很长。他打开冰箱寻找昨天剩下的三瓶啤酒，本来一共买了六瓶，她在路上喝了两瓶，回到家后又喝了一瓶。他记不得啤酒瓶放在了什么地方，但冰箱里没有，厨房、书房、浴室和卧室的废弃物中也没有发现。他越找越坚定了把它们找出来的决心。他又看了餐室、杂物室、衣橱、碗柜。他一边翻着她的衣橱和抽屉一面有一种做贼的感觉，但他仍不顾一切地找着，因为他吓坏了。 
　　最后总算在她的床下面找着了，当然已经喝得一滴不剩，而且是很小心地藏在一个耐克鞋盒子中。三只空的海尼根啤酒瓶整整齐齐地码在盒子里，像是要作为礼物寄送给什么人似的。他坐在地板上仔细打量着那些瓶子，是刚刚喝完不久的，瓶底还滚动着几滴残液。 
　　他估计她的体重大概有一百三十磅左右，身高有五英尺六七的样子，身材很苗条但还算不上太瘦。她的身体绝对经不起这样的喝法。她昨晚睡得很早，大约在九点左右，她在夜间一定悄悄到卧室外面去拿过啤酒和伏特加。亚当靠在墙上，心潮剧烈起伏着。她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把这几只绿色的瓶子隐藏起来，但她也知道早晚会给逮着，她一定知道亚当以后会找寻这些瓶子。为什么她不太在乎那只伏特加小酒瓶呢？为什么她把它藏在垃圾里，而把这些啤酒瓶藏在床底下呢？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在分析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一个喝醉的人。他闭上眼睛，后脑勺在墙壁上轻轻点着。他刚刚拉她去了福特县，去了墓地，去重温了一次昔日的恶梦，一路上她一直把面部藏在太阳镜后面。两个星期以来，他一直缠着她讲述家里的秘密，昨天听到的那些事对他打击很大。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需要了解这些事，也许他是想弄明白他的家族为什么会是如此的奇怪、凶暴和充满仇视心理吧。 
　　眼下他第一次意识到也许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决不会仅仅限于他听到过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家事。也许那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是件很痛苦的事。为了使莉的情绪能够保持稳定，他那有些自私的好奇心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他把鞋盒子重新放回原处，又把伏特加酒瓶扔回垃圾桶，然后他很快地穿好衣服离开了公寓。他向门卫问了莉的去向，根据记事簿上的记载，她是在八点十分出去的，差不多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芝加哥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们在周日到办公室工作已养成习惯，但孟菲斯分部的人们却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办公室里只有亚当一个人，但他还是把门锁上。他拿出联邦政府制定的人身保护法，很快便沉浸在扑朔迷离的法律大地之中了。 
　　不过，他很难使自己精力集中，一直是时断时续。他心里挂念着莉，也忘不掉对萨姆的痛恨。下一次在死牢隔着金属隔板与他见面将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能就在明天吧。他是那样的虚弱、苍白、皱纹密布，无论怎样讲都应该得到他人的一点同情。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是埃迪，谈话结束后萨姆要他以后别再谈家里的事，他目前的心事已经够多，让一个死囚去面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孽毕竟不是件很公平的事。 
　　亚当不是个传记作家，也不是研究家族史的学者。他不曾受到过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训练，而且，可以坦白地讲，他眼下很不情愿深究凯霍尔家族那神秘的过去。他只是名律师，而且是个新手，但他毕竟是一名辩护律师，他的当事人需要他。 
　　现在是履行法律职责的时候，还是把家族史放一放吧。 
　　十一点半时，他给莉拨了电话，只听到振铃声却没有人接。他在录音电话上留了言，告诉她自己所在的位置并请她回电话。在一点钟和两点钟时，他又拨了两次，仍然没人接。当他正在准备一份诉状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话筒里传来的并非莉的悦耳声音，而是F．弗林·斯莱特里法官大人那急促的语调。“是的，霍尔先生，我是斯莱特里法官。我认真考虑了这件案子，我将驳回所有减刑的请求，包括你提出的缓期执行死刑的请求，”他显得有点洋洋自得地说，“原因很多，不过，我们现在不细谈，我的秘书会马上通过传真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很快就会收到。” 
　　“好的，先生，”亚当说。 
　　“你需要尽快提出上诉，最好明天一早就办。” 
　　“我正在起草诉状，大人，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要写完了。” 
　　“很好，这么说，你已经估计到了。” 
　　“是的，先生。星期二从你办公室出来我就开始准备上诉了。”亚当真想给他几句厉害的，他毕竟是远在二百英里以外。但他终归是联邦法官，亚当很清楚，没准哪一天，他还会需要这位大人。 
　　“祝你好运，霍尔先生，”斯莱特里说完挂上了电话。 
　　亚当围着桌子绕了不下十来圈，然后，他注视着屋外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下面市场的顶棚上。他默默地诅咒着那些联邦法官们，尤其是斯莱特里。接下来他重新回到电脑前凝视着屏幕继续找他的灵感。 
　　他不停地敲着、读着、斟酌着，一会儿打印，一会儿又望着窗外，幻想着能有奇迹出现，一直到天色黑了下来。他就在这半梦半醒之中打发掉了好几个小时，而他之所以要工作到八点的缘由之一却是希望莉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公寓去。 
　　家里还是不见她的影子，门卫说她根本就不曾回来过。录音电话里没有留言，当然他自己的除外。他用微波炉爆了些玉米花权充晚饭，又看了两部电影录像带。他从心里不愿意给费尔普斯·布思打电话，一想到要那样做就几乎打冷战。 
　　他想睡在书房的沙发上，以便在她回来时能够听到动静，但看完第二部片子后，他还是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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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尽管莉拖了很久才对她昨天的失踪作了解释，但她的解释还算是可信的。她说自己一整天都在医院里，边说边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她和奥伯恩之家的一个孩子在一起。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只有十三岁，刚刚生下第一个孩子不久，而且以后当然还会再生，孩子早产了一个月。她的母亲关在监狱里，姨妈出去贩毒还没回来，她无处可去。在十分困难的分娩过程中，莉自始至终握着她的手。这女孩的情况还算好，婴儿也不错，于是，在孟菲斯的贫民区里就又多了一个没人要的小生命。 
　　莉的声音有些嘶哑，眼睛又红又肿。她说自己昨晚一点以后才到家，本想早些打个电话，可她们在预产室干了整整六个小时，又在产房干了两个小时。圣彼得慈善医院就像是个动物园，特别是妇产科，实在没办法，她根本没时间打电话。 
　　亚当穿着睡衣坐在餐桌旁喝着咖啡，看着报纸，一边听她说着。他并不曾提出要她解释，所以尽可能做出一副对她不是很介意的神态。她一刻不停地做着早饭：煎鸡蛋和罐装饼干。她一边说，一边做，极力使自己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极力避免接触他的目光。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他很认真地问道，似乎他对莉讲的事非常感兴趣。 
　　“噢，娜塔莎。娜塔莎·珀金斯。” 
　　“她只有十三岁吗？” 
　　“是的，她母亲二十九岁。你能相信吗？一个二十九岁的祖母。” 
　　亚当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他正巧在看《孟菲斯报》的记事版，该版记录着当地的一些要事：结婚证书、离婚申请、出生、逮捕、死亡。他在昨天的出生一栏里寻找着，做出一副核对比赛分数的神情，但并没有发现一个名叫娜塔莎·珀金斯的新近成为母亲的人。 
　　莉费了好大劲才忙完了她的罐装饼干。她把饼干和鸡蛋盛在一只圆盘子里，然后坐在离亚当尽可能远的桌子的另一头。“胃口好，”她勉强挤出个笑脸用法语打趣说。其实她做饭的样子已经够滑稽的了。 
　　亚当像没事似地笑了笑。这时他们的确需要幽默，但两个人的脑子却都不听他们使唤。“小熊队又输了，”他吃了口鸡蛋后扫了一眼折起的报纸说。 
　　“小熊队经常输，是不是？” 
　　“并非经常输。你看棒球吗？” 
　　“我讨厌棒球。费尔普斯搞得我对男人们喜欢的所有体育项目都讨厌起来。” 
　　亚当笑笑又埋头看报纸。两人有好一会儿没说话，只是吃着各自的饭，屋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莉按下遥控器打开了餐柜上的电视机来制造一些声音。两人突然都对天气产生了兴趣，天气仍然炎热而干燥。她漫不经心地对付着她的早餐，小口小口地吃着煎了一面的饼干，一边把鸡蛋在盘子里转来转去。亚当估计她此时根本就没有一点食欲。 
　　他很快把饭吃完，然后起身把盘子拿到厨房的洗涤槽去。回来后他坐下继续看他的报纸，而她的眼睛却死死盯着电视机或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使她避免看她的侄子。 
　　“今天我可能去见萨姆，”他说，“已经有一周没去看他了。” 
　　她的目光落在桌子中部的什么地方。“真希望我们上周六没去克兰顿，”她说。 
　　“我知道。” 
　　“那不是个好主意。” 
　　“对不起，莉，是我坚持要去的，的确不太合适。我还强求过很多事，可能我做得有些不妥。” 
　　“那样做不公平——” 
　　“我知道不公平。现在我明白了，那并非只是去了解一下家族史。” 
　　“那样对他不公平，亚当。他只有两周的时间了，再让他面对这些是件很残酷的事。” 
　　“你说得对。让你重温那些事也不是很妥当。” 
　　“我会好起来的，”她说，似乎她目前的状况真的不好，但以后可能会好起来。 
　　“对不起，莉，真的很对不起。” 
　　“没关系，你和萨姆今天要做什么？” 
　　“谈话，主要是谈话。地区联邦法院昨天作了对我们不利的裁决，所以今天上午我们要进行上诉。萨姆喜欢谈论法律策略方面的事。” 
　　“告诉他我很想他。” 
　　“我会的。” 
　　她把盘子推开，用两只手捂着杯子。“再问问他是不是想要我去看看他。” 
　　“你真的想去吗？”亚当难以掩饰住他的意外。 
　　“我觉得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 
　　“我会问他的。” 
　　“不要提乔·林肯，好吗，亚当？我从未跟爸爸说过我目睹了那件事。” 
　　“你和萨姆从未谈论过那次杀人的事吗？” 
　　“没有。那件事无人不晓，它伴着我和埃迪一同长大，就像是背着个大包袱。不过，说实在的，在邻里们眼里那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事。我父亲杀了个黑人，可那是在一九五○年，而且是在密西西比州。我们家里后来从未提起过那事。” 
　　“这么说萨姆至死也不会再有人和他对质这桩杀人案了吗？” 
　　“和他对质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不知道，也许他会说句抱歉的话。” 
　　“向你？让他向你说声对不起，这所有的一切便都会化解了吗？算了吧，亚当，你还年轻，你理解不了，把那件事忘了吧，别再伤那个老人了。他过得太凄惨了，你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安慰。” 
　　“好吧，好吧。” 
　　“你没有权力用乔·林肯的事去打击他。” 
　　“你说得对。我不会那样做，我起誓。” 
　　她用充血的眼睛凝视着他，直到他把目光移开到电视机上，然后她马上说声对不起便匆匆穿过书房消失了。亚当听到浴室的门关上并上了锁。他轻轻地走过地毯来到走廊里站定，听到她在里面恶心呕吐的声音。抽水马桶响了起来，他急忙上楼到自己房间去冲澡换衣服。 
　　上午十点，亚当写好了给新奥尔良第五上诉巡回法院的申诉。斯莱特里法官已将他本人的决定给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传真了一份，亚当一到办公室便很快将他的诉状传真出去了。他昨天晚上对原稿又进行了修改。 
　　亚当还同死刑书记官作了首次电话交谈，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专职雇员，唯一的工作就是负责监督所有死囚犯的最后上诉。在死刑执行期临近时，死刑书记官通常会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E．加纳·古德曼已经向亚当简单介绍过那个死刑书记官惯用的伎俩和他办公室的情况，亚当颇为踌躇地给他拨了第一个电话。 
　　该死刑书记宫名叫理查德·奥兰德，是那种很干练的人。在这个周一的早晨，他的声音显得有些疲倦。“我们一直在等这个东西，”他对亚当说，好像这个该死的上诉早就应该做似的。他问亚当是不是第一次办理死刑案。 
　　“恐怕是的，”亚当说，“而且我希望是最后一次。” 
　　“嗯，你无疑挑上了个要输的主儿，”奥兰德先生说，接下来他便不厌其烦地解释他的法院是如何受理最后上诉的。从现在起直到最后结束，每一份上诉，无论上诉的地点和内容是什么，都必须同时呈交一份给他的办公室存档。他干巴巴地说着，像是在念一篇课文。实际上他会马上将法庭的规定传真一份给亚当，上面有亚当必须自始至终谨守的全部规定。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他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办公，还说他的办公室必须得到所有文件的副本。也就是说，如果亚当想让其当事人的申诉得到法院的公正审理，只有按他说的去做。如果亚当不以为然，那么好吧，就按常规例行公事吧，他的当事人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亚当保证说会按照规定去做。最高法院对这类无休止的死刑案上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想把所有的请求和上诉的副本都先行拿到以便加快处理的进程。亚当给第五巡回法院的诉状在由新奥尔良呈递最高法院之前恐怕早就被大法官们以及他们的手下研究过了。对他的最后时刻上诉也会照此办理。这样一来法院就可以马上同意减刑，或是很快给予驳回。 
　　不过，这位死刑书记官做过一件事很令最高法院难堪，他的行动过于高效和神速，致使最高法院在申诉书尚未呈递之前便已经将其驳回了。 
　　奥兰德先生说他的办公室有一份详尽的最后时刻上诉和请求事项对照表，他和他手下那些非常干练的人们会监督每一个案件是否履行了所有上诉程序。如果某位律师遗漏了某项潜在的争点，那么，他们就会通知那位律师行使被自己遗漏的权力。他问亚当是否需要这份对照表的副本？ 
　　亚当说不必了，他已经有了一份。E．加纳·古德曼就临刑前逃生上诉写有专着。 
　　很好，奥兰德先生说。凯霍尔先生还有十六天的时间，当然，在这十六天中会发生很多事。不过，以他的愚见，凯霍尔先生以前的代理律师的工作做得很到家，该案已经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了。他斗胆说，大体上不会再有什么延缓的可能。 
　　不劳费心，亚当心里想。 
　　他解释说，本书记官及助手正在密切注视着得克萨斯的一桩案子。那件案子的死刑执行时间比萨姆的早一天，但在他看来，那件案子倒是有可能获得缓期。佛罗里达也有一桩死刑案，执行时间要比萨姆晚两天。再晚一周在乔治亚州还有两桩，具体情况就不甚清楚了。他的手下人随时会恭候，而他会在行刑前十二小时亲自守候在电话机旁。 
　　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他说，最后又简单说了几句保证尽全力为亚当和他的当事人提供方便一类的话后便挂了机。 
　　亚当啪的一声放下电话后便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办公室的门像往常一样上了锁，外面的走廊里到处是周一早晨的热烈交谈声。他本人昨天又一次上了报，所以现在不想给人看到。他给奥伯恩之家打了个电话找莉，但她不在。他又给公寓打电话，同样没人接。他要通了帕契曼，告诉大门的警卫说他大约会在一点左右到达。 
　　他坐到电脑跟前，继续他当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为萨姆编一份案情进展编年史。 
　　湖源县的陪审团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判决萨姆有罪，并于两天后向他递交了死刑判决书。他直接向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对审判和诉讼的不公正进行了申诉，特别提到定罪是在爆炸案发生几乎整整十四年之后才作出的这一事实。萨姆的律师本杰明·凯斯对萨姆被剥夺了及时受审的权力进行了激烈的抗辩，声称法院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为萨姆为了一桩案件受到了三次审判。凯斯提出的论据非常有力，密西西比高级法院在这些问题上经过激烈争论才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了有争议的维持原判的裁决。五名法官同意维持原判，三名反对，一名弃权。 
　　凯斯很快又向美国最高法院请求下达案卷调取令，实际上是要求最高法院对萨姆一案进行复审。由于最高法院同意这种请求的案例极其罕见，所以当最高法院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四日同意对萨姆的定罪进行复审时，着实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美国最高法院在对一事不再理这一争点上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改变。由于克洛维斯·布雷泽顿从中作梗，萨姆最早的两个陪审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才影响了进程，所以第五修正案的一事不再理条款对萨姆不适用。前两个陪审团并没有宣判他无罪，因为当时不可能作出裁决，所以重新起诉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票数裁定萨姆的定罪成立。于是凯斯又马上请求重新审理，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在审判和向密西西比高级法院上诉期间，萨姆始终聘请凯斯做他的代理律师。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后，凯斯的工作便一直不再有报酬，他的诉讼代理合同已经到期。他给萨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明萨姆已经到了重新作出安排的时候，并得到了萨姆的理解。 
　　凯斯还给他在华盛顿美国人权联盟的一位律师朋友写过一封信，那位朋友又给他在芝加哥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好友E．加纳·古德曼写了信，这封信送到古德曼手中恰逢其时。萨姆去日无多正处在绝望的境地，而古德曼当时正在物色义务提供法律帮助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了信件往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库贝法律事务所保护白领罪犯权益部门的华莱士·泰纳向密西西比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定罪后减刑的请求。 
　　泰纳提出了在审判萨姆一案过程中的许多失误，包括允许使用乔希和约翰·克雷默血淋淋尸体的照片。他对陪审团的选择提出抨击，他申辩说陪审团中黑人多于白人是麦卡利斯特蓄意安排的结果。他指出由于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六七年的社会环境业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审判不可能公正。他坚持说主审法官对审判地点的选择有失公允。他又重新提出了一事不再理和及时审判的争点。总而言之，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在请求书中共提出了八项不同的争点。不过，他们并没有坚持提出由于辩护律师工作不力给萨姆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是所有死刑犯都会作出的最主要申诉。本来两位律师有这方面的考虑，但萨姆坚决不同意。由于该项请求对萨姆所喜欢的本杰明·凯斯律师进行了人身攻击，所以萨姆最初曾拒绝签字。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驳回了有关定罪后减刑的所有请求。泰纳又一次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不同意调案复审。他随即向密西西比联邦法院递交了萨姆的第一份求助于人身保护令和缓期行刑的请求。自然，请求书非常之厚，囊括了曾经向州法院提出过的所有争点。 
　　两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地区法院驳回了有关减刑的全部请求，泰纳又上诉到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该法院很快便确认了其下级法院的否决。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泰纳向第五巡回法院提出复审的请求，又一次遭到驳回。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泰纳和古德曼再次作了艰苦努力，向最高法院请求诉状移送令。一周后，萨姆写了他给古德曼和泰纳一系列信件中的第一封，扬言要炒他们的鱿鱼。 
　　由于最高法院同意了对佛罗里达一桩案件进行调案复审，泰纳抗辩道该案提出的争点与萨姆的非常相近，而且最高法院已经同意了全国各地十数起同类案件的缓期执行死刑的请求。他的这一抗辩大获成功，最高法院参照该案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同意了对萨姆的最后一次缓期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对佛罗里达一案的审理和辩论一再延期，在此期间萨姆一案未曾提出过任何新的申诉，而萨姆却开始了自己摆脱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努力。他亲自提出了几次搞得很不成样子的请求，很快遭到驳回。不过，他却成功地得到了由第五巡回法院下达的一纸命令，有效地终止了他的代理律师们所进行的此项义务法律帮助计划。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五巡回法院允许他自我代理，同时加纳·古德曼也停止了他为萨姆·凯霍尔进行的上诉活动，但停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一九九○年七月九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萨姆死刑的缓期执行。当年的七月十日，第五巡回法院也停止了对萨姆死刑的缓期执行，同一天，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将死刑执行时间确定为八月八日，也就是四周以后。 
　　上诉之战历时九年，萨姆的人生终于只剩下了十六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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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死囚牢房在平静的气氛中捱到了中午。各式各样吱嘎作响的风扇在一间间狭小囚室的屋顶上嗡嗡地转动，徒劳地搅动着正午时分越来越凝滞的空气。 
　　早间电视新闻充斥了关于萨姆已经输掉最新一轮上诉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斯莱特里的决定在全州范围内被大肆宣扬，似乎萨姆一案这次真的要盖棺定论了。杰克逊市一家电视台的倒计时在继续进行，时间只剩下十六天了。在萨姆那张旧照片的下面印着一行粗粗的黑体字，十六天！化妆有术而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记者们瞪着目光炯炯的双眼在摄像机前滔滔不绝地作着毫无顾忌的预测：“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萨姆·凯霍尔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许多人都坚信他的死刑一定会在八月八日如期进行。”接下来是体育节目和天气预报。 
　　死囚牢房里却听不到多少议论，也没人大喊大叫，囚室之间传递纸条的也少了。一次死刑已经迫在眉睫。 
　　帕克警官在A排监舍内踱来踱去，脸上露出笑意。以往他每天面对的不是抱怨就是牢骚，而眼下却一反常态。死囚犯们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律师和上诉的事。在过去两周里，犯人们最经常提出的要求就是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 
　　帕克并不希望再次执行死刑，但他的确很喜欢这种宁静。同时他也知道这种宁静是暂时的，如果萨姆明天又得到了缓期，牢房里马上又会乱成一锅粥。 
　　他在萨姆的囚室门前停下脚步。“该放风了，萨姆。” 
　　萨姆正在自己的床上坐着，像往常一样边打字边吸烟。“几点了？”他问道，说着把打字机推到一边站起身来。 
　　“十一点。” 
　　萨姆转过身去背对着帕克，同时把双手从门上的开口里伸出去。帕克小心翼翼地将他的两只手腕铐在一起。“一个人吗？”他问。 
　　萨姆倒背着手转过身子。“不，亨肖也想去。” 
　　“我会去带他，”帕克说着冲萨姆点点头，然后又朝着走廊的尽头点点头。这时牢门已经打开，萨姆跟在他身后，经过一间又一间囚室向前走着。各囚室里的犯人此时都倚在各自的铁栅栏门上，手臂搭拉在门外，神情专注地望着从他们面前走过的萨姆。 
　　两人又经过几间囚室往前走了一段后，帕克打开了一扇没刷油漆的铁门。这扇门通往牢房的外面，阳光从门口照射进来，此时是萨姆在放风期间最讨厌的一刻。他来到外面的草地上，紧闭着双眼等帕克给他开手铐，然后他慢慢把两眼睁开，逐渐适应着那刺眼的阳光。 
　　帕克又默默地走回牢房，萨姆站在原地足足有一分钟没动地方，炫目的阳光刺得他脑袋突突作痛。他对炎热的天气倒并没有感到不适，因为里面也是一样的热，但每次刚从牢里出来时他的头都会被激光束般的阳光弄得像要炸开似地疼痛。买一副帕克戴的那种太阳镜当然不在话下，只是那样做过于敏感，太阳镜不在死囚犯可以拥有的物品之列。 
　　他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在修剪过的草地上，目光投向围墙外面的棉田。这片放风的场地只不过是一块被围起来的脏兮兮的草地，里面放着两只木制长凳和一个非洲人玩的那种篮圈，这里的警卫和囚犯们都称其为牛栏。萨姆曾经仔细丈量过这块地方不下几千次，而且将他的丈量结果同其他囚犯作过比较。这个院子有五十一英尺长，三十六英尺宽，围墙高度为十英尺，上面还有八英尺高的铁丝网。围墙的外面是一片草地，再往远处一百英尺便是主围墙，由岗楼上的卫兵把守着。 
　　萨姆顺着围墙一直往前走，到头后又转身九十度继续他那习惯性的动作，边走边数着步数。五十一英尺乘三十六英尺。他的四室为六英尺乘九英尺，法律图书室为十八英尺乘十五英尺。会客室中囚犯待的一侧为六英尺乘三十英尺，曾经有人告诉他毒气室为十五英尺乘十二英尺，而毒气问本身只是一个四英尺见方的正方形空问。 
　　在被监禁的头一年里，他还曾沿着院子的四周小跑过，以便能够出出汗和使心脏受到锻炼。他也曾向蓝图里投过篮球，由于一连几天都没有投中一个，以后就放弃了。后来，他终于停止了一切锻炼活动，只是利用这段时间来享受囚室外的自由。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养成了站在围墙边上向外张望的习惯，他的目光越过绿地投向远方的树林，那里有他幻想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由、高速公路、垂钓、美食，偶尔也会想到性。他似乎能看到他那个位于福特县的小农场就夹在不远处的两片树林之中。他幻想着自己在巴西或阿根廷或其他的什么逍遥自在的地方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接下来他会止住遐想。他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围墙外面，好像会出现奇迹把他从这里带走。他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边踱步边抽烟，他最剧烈的活动就是下跳棋。 
　　牢门又一次打开，汉克·亨肖从里面走了出来。帕克给他取下手铐时，他的眼睛用力眯起看着地面。待手铐取下他马上揉了揉手腕，然后又伸了伸腰和腿。帕克走到一个长凳前把一只旧棋盘子放在上面。 
　　两个狱友注视着帕克，一直目送他离开。然后他们来到长凳前跨骑在棋盒两侧各自应坐的位置上。亨肖数着棋子，萨姆小心翼翼地把棋盘在长凳上摆放好。 
　　“该我执红子了，”萨姆说。 
　　“你上次就是执红，”亨肖盯着他说。 
　　“我上次执黑。” 
　　“不对，上次我执黑。这回该我执红。” 
　　“你瞧，汉克，我只有十六天活头了，我说执红就应该执红。” 
　　亨肖耸耸肩让了步，两人小心谨慎地把棋子摆好。 
　　“恐怕你还想先走吧，”亨肖说。 
　　“那还用说，”萨姆边说边将一只棋子移到一个空格里，两人的比赛就此开始。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四周的土地，他们身上的红色囚衣很快便贴在了身子上。两人穿的都是橡胶拖鞋，没有穿袜子。 
　　汉克·亨肖今年四十一岁，已经在死监里蹲了七年，但至今还是没有指望进毒气室。由于在审判中出了两个很要命的差错，没准亨肖会很体面地得到平反并走出死监。 
　　“昨天的消息可不大好，”萨姆正在琢磨下一着棋时汉克·亨肖说。 
　　“是啊，是有些不妙，你说呢？” 
　　“的确，你的律师怎么讲？”两人在说话时目光都没有离开棋盘。 
　　“他说只要我们努力就还有机会。”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亨肖边说边走了一步棋。 
　　“可能是说尽管他们想毒死我，但我会以上吊的方式回老家。” 
　　“那孩子心里有没有点数？” 
　　“噢，有的，他很聪明，有我们家的遗传，你知道。” 
　　“只是他太嫩了。”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在密执安大学念书时是班上的第二名，你瞧，他还是法学评论的编辑。” 
　　“那能说明什么？” 
　　“说明他很出色，他会想出办法来的。” 
　　“你真这么认为吗，萨姆？他能想出办法来吗？” 
　　萨姆突然吃掉了两个黑子，亨肖诅咒了一声。“你真是太可怜了，”萨姆笑了笑说，“你上次赢我是什么时候的事啦？” 
　　“两周前。” 
　　“瞎说，你已经有三年没赢过我了。” 
　　亨肖走了一步试探棋，却又给萨姆搭了桥。五分钟后这盘棋走完了，赢家又是萨姆。他们清理了棋盘后重新开始。 
　　十二点整，帕克和另一名警卫拿着手铐出现了，开心的时刻到此结束。他们被带回囚室，里面正在开午饭，伙食是蚕豆、豌豆、土豆泥和几片烤面包。萨姆将盘内食物只吃了不到三分之一，然后便耐心地等着警卫来带他。他的手里拿着一条干净的拳击短裤和一块肥皂。该是他洗澡的时间了。 
　　警卫来了，把他带进设在牢房一头的小浴问。根据法院的命令，死囚犯每周可以有五次时间很短的洗浴，就像警卫们常说的那样。也不管他们想不想洗。 
　　萨姆飞快地洗着，他用肥皂洗了两次头，然后又用热水冲淋。浴室里还算干净，这间浴室由他们这一排的十四名囚犯共用，所以洗澡用的橡胶拖鞋总是穿在脚上。五分钟后水停了，但还有些残余的水滴，萨姆在龙头下面又多呆了几分钟，眼睛一直盯着浴室内有些发霉的瓷砖。死监内有些事他是不愿意错过的。 
　　二十分钟后，他上了一辆囚车去往半英里外的法律图书室。 
　　亚当正在里面等着他。警卫给萨姆卸下手铐并离开房间后，亚当才脱去外衣并把衬衣袖子挽了起来。他们互致问候并握了握手。萨姆很快坐下并点燃了一支烟。“你去哪儿啦？”他问道。 
　　“很多地方，”亚当说着也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上周三和周四临时有事去了趟芝加哥。” 
　　“和我的事有关吗？” 
　　“可以那么说。古德曼想审查一下这个案子，还有其他一些事。” 
　　“这么说古德曼还没有罢手？” 
　　“眼下古德曼是我的老板，萨姆。如果我想保全我的工作就必须向他汇报。我知道你恨他，但他很关心你和你的案子。不管你信不信，他真的不想眼看着你给毒气熏死。” 
　　“我不再恨他了。” 
　　“为什么改变了想法？” 
　　“不知道。当一个人和死神靠得这样近时，他会思考很多很多事。” 
　　亚当真希望他能多说些，但萨姆放过了这个话题。亚当望着正在吸烟的萨姆，他尽力不让自己去想乔·林肯，也尽力不去想萨姆的父亲在那次葬礼的酒后殴斗中被痛打至死，他不想让莉在福特县跟他讲的所有那些悲惨的故事再来纠缠他。他想把那一切都从心里驱逐出去，但他做不到。 
　　他曾对她发誓不再提及那些过去的梦魇。“我想你已经听到了有关我们受挫的最新消息，”他边从公文包中往外拿文件边说。 
　　“不会总是这样，对不对？” 
　　“是的，只是暂时的，我已经向第五巡回法院提出了申诉。” 
　　“我在第五巡回法院从未打赢过。” 
　　“我知道。但在这种时候我们无权选择复审法院。” 
　　“眼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有几件事可以做。上周二我同联邦法官们开完会后正好碰到州长，他想私下同我谈一次。他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并约我给他打电话讨论全部案情，他说他对你这件案子的内幕尚有疑问。” 
　　萨姆瞪着他。“疑问？都是因为他我才会给关在这里，他巴不得早一天弄死我。” 
　　“也许你说的没错，可是——” 
　　“你保证过不同他谈话，我们签的协议明确禁止同那个蠢货进行任何接触。” 
　　“别生气，萨姆，是他在法官的办公室外面拉住了我。” 
　　“真奇怪他怎么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这件事。” 
　　“我警告过他，行了吧。我让他保证不向外人讲这件事。” 
　　“那你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让那个混蛋保持沉默的人了。” 
　　“他对赦免死刑的事仍然没有封口。” 
　　“他亲口说的吗？” 
　　“是的。” 
　　“为什么？我不信他的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萨姆，而且我也不完全把他的话当真。但那能有什么坏处呢？请求举行赦免死刑听证会有什么可怕的？他的照片当然可以上报纸，电视摄像机也会多对他进行一些报道。但如果能够有机会让他听听我们的意见，那么即使他能从中捞到些好处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我决不同意。我不允许你请求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说破天也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了解他，亚当，他是想把你诓进他设下的圈套中。那是个骗局，是做姿态给人看的。一直到最后他都会做出一副很痛心的样子，尽一切可能从中捞取资本。被判死刑的是我，可他会比我更受瞩目。” 
　　“那有什么坏处呢？” 
　　萨姆用巴掌拍起了桌子。“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亚当！他不会改变主意的。” 
　　亚当在拍纸簿上写了一会儿。萨姆轻轻坐回椅子上，又点了一枝烟，一边用手指梳理着还有些湿的头发。 
　　亚当把笔放到桌子上望着他的当事人。“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萨姆？放弃吗？承认失败吗？你自以为对法律有多深的了解，那么说说看你准备怎么干吧。” 
　　“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我想也是。” 
　　“向第五巡回法院提出上诉有一定的意义，但似乎没有多大希望。依我看，可以利用的材料不是很多了。” 
　　“除了本杰明·凯斯。” 
　　“是的，除了本杰明·凯斯。他在初审和上诉期间做得很出色，我们差不多成了朋友，我不想咬他。” 
　　“这是死刑案中的惯例，萨姆。人们总是会找法庭辩护律师的茬儿，以他们辩护不力为由提出上诉。古德曼说他也曾想那样做，但被你拒绝了。几年前就该那样做了。” 
　　“不错，他确曾向我恳求过那样做，但我回绝了。恐怕我有些失算。” 
　　亚当坐在椅子边沿上记着笔记。“我对初判记录做过研究，我认为凯斯没有让你出庭作证是个失误。” 
　　“我本打算向陪审团陈述来着，记得我对你讲过这件事。道根作完证以后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炸弹的确是我安放的，但我根本无意杀人。那是真的，亚当，我没有想过要杀任何人。” 
　　“你要出庭作证，但你的律师没有允许。” 
　　萨姆笑笑，眼睛望着地板说：“你想要的就是这句话吗？” 
　　“是的。” 
　　“我没有别的选择，对吗？” 
　　“没有。” 
　　“好吧，事情就是那样，我要作证，但我的律师不同意。” 
　　“我明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要就此事提出上诉。” 
　　“有点太晚了，是不是？” 
　　“嗯，晚是晚了些，早就应该就此事上诉的，但我们做一做又有何妨呢？”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给凯斯把这件事告诉他？” 
　　“有时间我会的，我现在真的顾不上考虑他的感情。” 
　　“我也一样，让他见鬼去吧。我们还有谁可以攻击？” 
　　“可供选择的人不是太多。” 
　　萨姆猛地站起身子，并开始沿着桌子进行步测。这个房间有十八英尺长。他绕过桌子来到亚当身后，围着四面的墙壁走了一圈，边走边数着步子。然后他停下脚步，将身子倚在一个书架上。 
　　亚当做完一段笔记后小心地看着他。“莉想知道她能不能来看你，”他说。 
　　萨姆凝视着他，然后慢慢绕过桌子回到他的座椅里。“她想来吗？” 
　　“我想是的。” 
　　“容我先想一想。” 
　　“好吧，快一点。” 
　　“她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她说她爱你并为你祈祷，这些日子她非常想念你。” 
　　“孟菲斯的人们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吗？” 
　　“恐怕不知道，报纸上还没有提到过。” 
　　“我希望报纸能保持沉默。” 
　　“她和我于上周六去了克兰顿。” 
　　萨姆有些伤感地看看他，然后又凝视着天花板。“你们都看到了些什么？”他问。 
　　“看到的很多。她领我去看了祖母的坟以及埋葬着凯霍尔家族其他人的坟地。” 
　　“她不想同凯霍尔家的人埋在一处，莉跟你讲了吗？” 
　　“是的，莉问起我将来你想埋在哪里。” 
　　“我还没有想好。” 
　　“没关系，你想好后再告诉我好了。我们在镇上走了一趟，她给我看了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去了广场，在县政府大楼前草坪中的亭子里坐了一会儿。镇子里非常热闹，广场周围到处都挤满了人。” 
　　“我们以前常去墓地看焰火。” 
　　“莉都对我讲了。我们在‘茶座’吃的午饭，在乡下开车兜了一圈，她带我去了当年的老宅。” 
　　“房子还在吗？” 
　　“是的，只是已经废弃了，房屋破败不堪，长满了野草，我们在那一带转了转。她跟我讲了自己童年时的许多事，还讲了埃迪的许多事。” 
　　“她有什么美好的记忆吗？” 
　　“不是很多。” 
　　萨姆交叉起双臂，望着桌面，有一分钟的时间没说一句话。终于，他问道：“她跟你讲了埃迪的黑人小朋友昆斯·林肯吗？” 
　　亚当慢慢地点点头，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处。“是的，她说了。” 
　　“也讲了他的父亲乔吗？” 
　　“她告诉了我那件事。” 
　　“你相信她讲的事吗？” 
　　“我相信，应该相信吗？” 
　　“都是真的，完全是真的。” 
　　“我也这样看。” 
　　“她对你讲那些事时你有什么感觉？我是说，你有什么反应呢？” 
　　“我恨透你了。” 
　　“你现在的感觉呢？” 
　　“有些不同了。” 
　　萨姆慢慢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桌子的顶端停下来，背对着亚当。“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他用勉强能听到的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不是来这里讨论那件事的，”亚当说，心中已感到有些内疚。 
　　萨姆转过身，靠在方才靠过的书架上。他交叉起双臂，呆呆地望着墙。“我曾经不知多少次乞求那件事没有发生过。” 
　　“我向莉发过誓不提那件事，萨姆，对不起。” 
　　“乔·林肯是个好人。我一直想知道鲁比和昆斯以及其他孩子们后来的情况。” 
　　“忘了它吧，萨姆，我们谈点别的什么。” 
　　“我希望我的死能让他们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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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亚当开车经过监狱大门的警卫室时警卫向他挥了挥手，似乎他现在已经是这里的老主顾了。他也向警卫挥挥手，慢下车速，顺便按了一个按钮打开了车子的后备箱。来访者在离去时无需任何书面手续，只要浏览一下后备箱以确认没有犯人搭便车。他把车子拐向高速公路，离开孟菲斯朝南开去，一边开一边想这已经是他第五次造访帕契曼了。在两周的时间里就来了五次，他猜想在今后的十六天中这里会不会成为他的第二个家。多么荒唐的一个念头。 
　　今天晚上他可没情绪去对付莉。他觉得莉的重蹈覆辙与他不无关系，不过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过去几年里她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她是个瘾君子，只要她自己想喝，别人是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她的。明天晚上他会去她那里，给她煮点咖啡，再陪她聊聊天。今天晚上他真的想缓一缓了。 
　　现在正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公路的沥青路面上蒸腾着热气，干燥的田野里尘土弥漫，田里劳作的人们一个个无精打采，路上稀稀落落的车辆都显得懒洋洋的。亚当伸手向上把折叠车篷拉了上来。他在鲁尔维尔的一家中国人开的杂货店前停下车，买了一听冰茶，然后又到空无一车的公路上加速向格林维尔方向开去。他这次是要去那里办一件事，也许那件事并不那么令人愉快，但他觉得有义务去做，他希望自己有勇气去办那件事。 
　　他的车子缓缓行驶在偏僻的道路上，是那种铺砖的乡间小道，弯弯曲曲漫无目的地穿过了三角洲。他有两次迷失了方向，好不容易才挣扎出来。差几分五点时他到了格林维尔，随后便在其商业区转来转去寻找他的目标。他有两次经过克雷默公园，看到了第一浸礼会教堂街对面的那家犹太教堂。他把车停在中央大街的尽头，中央大街就在岸上有条护城堤的那条河边。他拉了拉领带，顺着华盛顿大街一直向前走了三个街区来到一座门廊上挂着克雷默批发商店招牌的旧砖楼前，门廊的前面就是人行道。沉重的玻璃门向里打开，老式的木地板走在上面时吱嘎作响。楼的前半部分还保留着原先的老式零售店的旧貌，宽敞高大的货架直达屋顶，前面摆放着玻璃柜台。货架和柜台内摆放着多年前出售过的各类食品盒和外包装，眼下都已绝迹。屋子里还摆放了一架古老的现金收入记录机。不过，小小的博物馆很快让位于现代商业。这座大楼其余的部分已经装修，一派经营有道的样子。一扇带玻璃窗格的影壁将前厅分隔开来，铺着地毯的宽阔走廊穿过这座大楼的中心，不用说，直通办公室和秘书处，在楼后面的什么地方肯定还会有座仓库。 
　　亚当对前面柜台的陈设非常欣赏。这时，一位身着牛仔服的年轻人从后面过来问道：“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亚当笑了笑，突然觉得有些紧张起来。“是的，我想见埃利奥特·克雷默先生。” 
　　“您是推销商吗？” 
　　“不是。” 
　　“那您是买主了？” 
　　“也不是。” 
　　那年青人手里拿着一枝铅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么，能间一下您有什么需要吗？” 
　　“我需要见埃利奥特·克雷默先生。他在不在？” 
　　“他通常是在城南的大仓库里。” 
　　亚当往那个年青人跟前走了三步，把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他。“我叫亚当·霍尔，是个律师，从芝加哥来。我必须见到克雷默先生。” 
　　那年轻人接过名片仔细看了几秒钟，然后他充满戒备地望着亚当。“请稍等片刻，”他说着走了开去。 
　　亚当倚在一个柜台上欣赏着那架现金收银机。马文·克雷默家族的好几代人都是三角洲一带的殷实富商，在亚当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中，他曾经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这个家族的一名祖先早年在格林维尔港匆匆忙忙下了一条轮船，后来就决定在此地安家落户。他先是开了一家小干货店，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在萨姆一案的艰难审理过程中，每当提起克雷默家时，常常离不开富有这个字眼。 
　　等了约有二十分钟后，亚当打算离开，心里顿觉轻松了许多。他已经作了努力，如果克雷默先生不要见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 
　　这时他听到木地板上传来了脚步声，于是转过身去。他看到一位有些年纪的老先生手里拿着一张名片站在那里。老先生的身材又高又瘦，一头灰色的鬈发，深褐色的双眼下面带着重重的阴影，棱角分明而又显得很刚强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不用拐杖，也不戴眼镜，只是巍然屹立在那里审视着亚当，一言不发。 
　　亚当突然后悔自己没有早五分钟离开这里，接着他又问自己当初干嘛要到这儿来，随后他决定还是硬着头皮撑到底。“下午好，”眼见那老先生是不会开口了，他只好先张嘴，“是埃利奥特·克雷默先生吗？” 
　　克雷默先生点头认可，但那动作显得非常迟缓，似乎很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 
　　“我叫亚当·霍尔，是名律师，从芝加哥来。萨姆·凯霍尔是我祖父，我现在做他的代理律师。”很明显，克雷默先生已经猜出了这一点，因为亚当的话并没有令他感到有什么意外。“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克雷默先生缓缓地说。 
　　“谈谈有关萨姆的事。” 
　　“但愿他烂在地狱里，”听他的口气似乎他对萨姆的最终命运早已胸有成竹。他的褐色眼睛非常之深，几乎变成了黑色。 
　　亚当躲开对方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地板，使劲想找点不那么过激的词语。“是的，先生，”他深知生活在最南部的人们讲究礼貌由来已久，于是说道，“我理解你的感情，我不怪你，但我只想同你稍稍谈几分钟时间。” 
　　“萨姆有没有道歉的表示？”克雷默先生问。他对萨姆直呼其名的做法不知为什么触动了亚当。他不称呼凯霍尔先生，也不称凯霍尔，而是直呼萨姆，听口气像是两个多年老友反目为仇以后又准备和解似的，只要说上一句你对不起我，萨姆，然后便和好如初了。 
　　一种想撤个谎的念头在亚当的心里一闪而过，他甚至还可以把话说得夸大一些，就说萨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多么多么地后悔，他是怎样拼命地想求得宽恕，但亚当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那样就会使事情有什么不同吗？”他问道。 
　　克雷默先生小心地把名片放进衬衣口袋里，然后便开始长时间地透过亚当身后的窗子注视外面。“不会，”他说，“不会有任何不同，事情早就应该了结了。”他的话语带有明显的三角洲地方口音，尽管说出的话不那么讨人喜欢，但那音调听起来还是能让人感到些慰藉。他的声音舒缓而富有表现力，显得深长久远，仿佛能够超越时空，同时也把多年来内心的痛苦表达了出来，隐隐约约透出一丝生命久已凝滞的悲凉。 
　　“他没有，克雷默先生。萨姆并不知道我来了这里，所以他并没有带来他的歉意。但我是来向你致歉的。” 
　　老人那望着窗外追忆过去的目光丝毫没有被他的话所打动，但他在听着。 
　　亚当继续说道：“我觉得至少有责任来说一声，我和萨姆的女儿，我们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非常难过。” 
　　“为什么萨姆不早几年说这句话呢？”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我知道，你是刚刚介入的。” 
　　亚当明白，这就是报刊的作用。克雷默先生当然同所有人一样都看了报纸。 
　　“不错，先生，我是在尽力挽救他的生命。” 
　　“为什么？” 
　　“原因有许多，即使杀了他，你的儿孙们也不能复生。他做得是不对，但政府再来杀他也同样不对。” 
　　“这我知道，你以为我从前没有听到过这一类论调吗？” 
　　“我没有这样认为，先生。这些话你当然都听到过，你也很明白这一点，你对此也完全有同感。我难以想象你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只是想要尽力避免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在我身上重演。” 
　　“你还有别的事吗？” 
　　“能否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已经谈了三分钟，你还有两分钟。”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像是设了定时器，然后缓缓地把双手插入裤袋中。他的目光复又投向了窗户外面的街道。 
　　“孟菲斯的报纸援引你的话说，当他们在毒气室里处决萨姆·凯霍尔时，你将亲临现场，还说你要亲眼看着他死。” 
　　“一点不错，但我不太相信会有那一天。”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堕落腐败的刑事司法体制。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他在监狱里被悉心照料和保护着。他不停地上诉，直到此刻你还在为他申辩，还在为保全他的性命而奔波。这是个病态的审判体制，我不能寄希望于它。”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照。监舍是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我刚刚从那里来。” 
　　“不错，可他毕竟还活着。他还在生活，在呼吸，在看电视，在看书。他还在同你谈话，还在设法上诉。当死神临近时，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他可以同亲友告别，可以做临终祈祷，而我的两个孙子却连再见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声，霍尔先生，更别提去拥抱他们的父母，同他们吻别，他们还正在玩耍便一下子被炸得粉碎。” 
　　“我理解这一切，克雷默先生。可是杀了萨姆也不能使他们起死回生。” 
　　“是的，不能，但那样能让我们的感觉好受许多，会减轻很多痛苦。我不知多少次祈祷自己能够坚持到他被处决的那一天。五年前我的心脏病发作过，他们把我绑在抢救设备上整整两个星期，能够支持我挺过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那个要活过萨姆·凯霍尔的愿望。如果医生允许，霍尔先生，我会去的，我要去看着他死，然后再回来等着我的那一天。” 
　　“我很遗憾你是这样想的。” 
　　“我也很遗憾，我为有萨姆·凯霍尔这个人而遗憾。” 
　　亚当后退了一步，俯身在收银机旁边的柜台上。他凝视着地板，克雷默先生凝视着窗外。太阳正在滑落到西面建筑物的背后，古雅的小博物馆里越来越暗。 
　　“因为这件事我已失去了父亲，”亚当轻声说道。 
　　“我很难过，我在报上看到了上次审判过后不久他自杀的消息。” 
　　“萨姆也吃够了苦头，克雷默先生。他毁了自己的家庭，也毁了你的家庭。他犯下了你我都难以想象的罪过。” 
　　“也许死可以帮助他摆脱这个沉重的负担。” 
　　“也许吧，可我们为什么不来制止这次死刑呢？” 
　　“你想让我怎样去制止它呢？” 
　　“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你和州长是老朋友的消息。”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说得没错，是不是？” 
　　“他是本地人，我们是多年相识。” 
　　“我上周同他见了第一次面，他有权批准特赦，你是知道的。” 
　　“要是我，对此就不抱希望。” 
　　“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我是走投无路，克雷默先生，事已至此，我现在除了祖父之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如果你和你的家人一心想促成这次死刑，州长当然会听从你们的意见。” 
　　“你说得不错。” 
　　“如果你们决心放弃这次死刑，没准州长也会给予考虑。” 
　　“这么说一切都取决于我，”他说着终于动了一下身子。他走到亚当面前，在窗子附近站下。“你不仅仅是绝望，霍尔先生，你还很天真。” 
　　“我同意这种说法。” 
　　“很高兴知道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如果我早知道两年的话，你的祖父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他不应该死，克雷默先生，”亚当说着向门口走去。他本来就没有抱希望会得到同情，关键是要让克雷默先生见他，并且要让他知道这件事还影响着其他人。 
　　“我的孙子们也不应该，我的儿子也不应该。” 
　　亚当把门打开说道：“对不起，贸然来访，感谢你抽时间陪我。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表弟和一个姑姑，也就是萨姆的女儿。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萨姆也有家人，事情就是这样。我们都会为他的死而悲伤。如果他不被执行死刑，他也会永远呆在监狱里，他会在里面一天天枯萎，用不了多久就会自然死去。” 
　　“你们也会悲伤吗？” 
　　“是的，先生。我们是个很惨的家庭，克雷默先生，充满了悲剧。我在尽力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 
　　克雷默先生转过身望着他。他的面部没有丝毫表情。“那么我很为你们难过。” 
　　“再次感谢你，”亚当说。 
　　“祝你好运，先生，”克雷默先生绷着脸说道。 
　　亚当离开那所房子后在树荫下一直步行到城区的中心。他来到纪念公园，在离两个小男孩铜塑像不远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不久，他就对负罪感和种种记忆厌倦了，于是起身走了开去。 
　　他又去了一条街区以外的那家咖啡店。他边喝咖啡，边拨弄着烤乳酪。几张桌子以外有人在谈论萨姆·凯霍尔，但他听不清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住进一家汽车旅店并与莉通了电话，听她的声音还算清醒，也许今晚不去她那里过夜多少会让她感到解脱。他说好明天晚上回去。天完全黑下来时，亚当入睡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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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亚当在黎明前驱车穿过孟菲斯商业区，七点钟时已经把自己锁在了办公室里。到八点时，他已同E．加纳·古德曼通了三次电话。古德曼显得很兴奋，而且昨晚也同样没有睡好。他们详细讨论了就凯斯在审判中作为代理律师一事提出上诉的问题。凯霍尔的案卷中有许多关于审判失误的记载和调查，但大多与本杰明·凯斯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那时似乎还无需为毒气室伤脑筋。古德曼听到萨姆说他本应在审判中作证而凯斯对他进行了阻挠一事感到很是兴奋。尽管他对这件事的可信程度心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萨姆的话。 
　　古德曼和亚当都很清楚几年前就应该把这个争点提出来，而现在提出只是碰碰运气。法典每周都增添一些最高法院对许多合法但未及时提起的争点作出的驳回裁决。不过这回总算抓到了一个有理有据的争点，法院通常会对此进行审核，亚当兴致勃勃地反复修改着请求书，一面通过传真与古德曼交换意见。 
　　同样，根据定罪后减刑条例，这份请求书应首先呈递州法院。他希望能很快在那里被驳回，以便能够立刻提交给联邦法院。 
　　十点钟时，他把完成稿传真给了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的书记官，同时也给斯莱特里办公室的布雷克·杰斐逊传了一份，还传了一份给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然后他要通了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书记官奥兰德先生，向他通报了自己所做的事。奥兰德先生指示他立刻给华盛顿发一份传真。 
　　这时达琳来敲门，亚当将门打开。达琳说接待室里有位温·莱特纳先生求见。亚当谢了她，然后很快走进会客厅。莱特纳独自一人，穿着打扮俨然一个渔码头老板，足蹬打渔靴，头戴打渔帽。他们互相开着玩笑，什么鱼咬钩啦，艾琳很好啦，他何时回卡利科岩啦。 
　　“我来城里办点事，顺便想来找你聊会儿，”他背冲着接待员小声对亚当说。 
　　“没问题，”亚当也小声回答，“我的办公室就在那边。” 
　　“不必了，我们还是出去走走的好。” 
　　他们乘电梯下到门厅，出了大楼后走进购物市场。莱特纳在一个推车的小贩那里买了一袋烤花生并递了一把给亚当，亚当谢绝了。他们慢慢向南面的市政厅和联邦大楼方向走去，莱特纳一边自己吃花生米，一边喂着鸽子。 
　　“萨姆怎么样？”他终于问。 
　　“他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 
　　“恐怕我会不停地祈祷。” 
　　“他还没到那种地步，不过也快了。” 
　　“那事真会发生吗？” 
　　“当然已在计划之中，目前已没有成文的东西可以阻止它。” 
　　莱特纳将一大把花生塞进嘴里。“好吧，祝你好运。打从你去看过我以后，我觉得自己就一直被你和老萨姆纠缠着。” 
　　“谢谢，你来孟菲斯就是专程来向我祝福的吗？” 
　　“也不全是。你离开以后，我想了很多关于萨姆和爆炸案的事。我查看了我的个人档案和笔记——很多年都没摸过了。那些东西又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我给一些老朋友挂了电话，谈了一些有关和三K党斗争的事情。那才叫生活。” 
　　“我很遗憾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些情况也许应该让你知道。” 
　　“什么情况？” 
　　“道根的事可没那么简单。你也知道他是在作证后不久死掉的。” 
　　“萨姆跟我讲过。” 
　　“他家被炸时他和妻子都未能幸免。加热器中有丙酮一类的东西泄出，房子里充满了气体，又给什么东西点燃了，像炸弹一样爆出一个巨大火球，把他们给埋在了里面。” 
　　“真够惨的，可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从未认为那是一项事故。刑侦队的人想把加热器重新拼起来，可大部分已被炸毁了，他们认为是被人弄漏的。” 
　　“那和萨姆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那我们干嘛不谈谈有关的事呢？” 
　　“我怕会对你不利。” 
　　“这我就不懂了。” 
　　“道根有个儿子，一九七九年应召入伍并给派去了德国。在一九八○年夏季前后，道根和萨姆又一次被在格林维尔的巡回法院起诉，此后不久便到处传说道根已同意作不利于萨姆的证明，当时真是弄得满城风雨。一九八○年十月，道根的儿子在德国擅离职守，后来就失踪了。”他又嗑了一些花生米并把外壳向着一群鸽子扔去。“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军方曾四处查找。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道根至死不知道孩子出了什么事。” 
　　“他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直到今天也没再露过面。” 
　　“死了吗？” 
　　“可能，一直没再见过他。” 
　　“谁下的毒手？” 
　　“没准和杀他父母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有可能是谁呢？” 
　　“我们有个推理，但不能确定嫌疑犯是谁。我们当时认为在审判前绑架孩子意在警告道根，也许道根知道什么秘密。” 
　　“可为什么在审判后又杀了道根呢？” 
　　他们在中心广场的一片树荫下停住脚，坐在一个长凳上。亚当终于也接过几个花生米。 
　　“有谁知道爆炸的详情呢？”莱特纳问，“全部详情。” 
　　“萨姆，杰里迈亚·道根。” 
　　“完全正确。在前两次审判中又是谁做他们的律师呢？” 
　　“克洛维斯·布雷泽顿。” 
　　“可不可以怀疑布雷泽顿知道详情呢？” 
　　“他好像曾是个很活跃的三K党徒，是不是？” 
　　“不错，他是个三K党徒。现在是三个人了——萨姆，道根，和布雷泽顿，还有谁呢？” 
　　亚当想了一会儿。“可能就是那个神秘的同谋了。” 
　　“很有可能。道根死了，萨姆不肯讲，而布雷泽顿也已死了很多年了。” 
　　“他是怎么死的？” 
　　“飞机失事。克雷默的案子使他成了大英雄，他的名气又使他的律师生涯更加成功。他喜欢飞来飞去，因此他买了一架私人飞机，并且开着私人飞机四处去打官司，真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一天晚上他从海边往回飞时从雷达上失踪了。人们在一棵树上找到了他的尸体。当时天气状况良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是飞机引擎出了什么故障。” 
　　“又一次神秘死亡。” 
　　“是的，这样一来，有关的人都死掉了，除了萨姆，不过他也快了。” 
　　“道根的死与布雷泽顿的死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两件事相距好几年。就我们推测，这两件事是一人所为。”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是某个一心想保守秘密的人。有可能是萨姆那个神秘的同案犯。” 
　　“这个推理可是够大胆的。” 
　　“是的，一点不错，而且没有一点证据可以支持这种推理。但正如我在卡利科岩对你说的那样，我们一直怀疑萨姆只是个帮手，也许他只是那个神秘人的一个助手。不管怎么说，当萨姆把事情搞糟并被捕后，神秘人没了踪影，也许他一直在致力于清除证人。” 
　　“为什么他要杀死道根的妻子呢？” 
　　“因为房子爆炸时她恰巧与他睡在同一张床上。” 
　　“那又为什么杀死他的儿子？” 
　　“为了让道根保持沉默。别忘了，道根作证时，他的儿子已经失踪了四个月之久。” 
　　“我从未看到过有关他儿子的资料。” 
　　“对那件事知道的人不多，事情是在德国发生的。我们曾经建议道根对此事缄口。” 
　　“我给搞糊涂了。道根在审判时除了萨姆之外没有提到过任何别的人，那个神秘人为什么要杀死他呢？” 
　　“因为他仍然知道那些秘密，还因为他做了不利于另一个三K党徒的证明。” 
　　亚当嗑了两粒花生，把剥下的壳扔给了面前的一只鸽子。莱特纳吃尽了袋里的最后一点花生，然后把一把花生壳扔在喷水池旁的便道上。时间已近中午，十几名办公室职员急匆匆地穿过公园去享受那三十分钟的午餐时间。 
　　“你饿了吧？”莱特纳瞥了一眼手表问道。 
　　“不饿。” 
　　“渴吗？我想来点啤酒。” 
　　“不渴。神秘人对我有什么不利呢？” 
　　“萨姆是仅存的一名知情人，他只有两周保持沉默的时间了。如果他在死前没有开口的话，神秘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萨姆在两周内死不了的话，那个神秘人仍除不了心头之患。不过，一旦萨姆开口讲话，有些人就会受到伤害。” 
　　“是指我吗？” 
　　“正是你想查清真相。” 
　　“你认为他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有可能，不过他也许正在蒙特利尔开车兜风，也许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 
　　亚当分别从左右向后看了看，做出一副夸张的恐惧表情。 
　　“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莱特纳说。 
　　“神秘人太平无事，萨姆并没有开口。” 
　　“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危险，亚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并不害怕。如果萨姆现在就对我说出神秘人这个名字，我会马上就在这大街上把它喊出来，并且会提交一大堆的请求书。不过，那并没多少意义，已经太迟了，任何新的有罪或无罪的说法都已于事无补。” 
　　“跟州长讲讲怎么样？” 
　　“我看起不了什么作用。” 
　　“好吧，我希望你能留点神。” 
　　“多谢。” 
　　“去喝杯啤酒吧？” 
　　我一定不能让那家伙伤害到莉，亚当心里想。“差五分钟十二点，你当然不会这么早就开始喝酒吧？” 
　　“可别那么说，我有时候从早餐就开始了。” 
　　神秘人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面前挡着一张报纸，脚周围有一群鸽子在觅食。他大约在八十英尺开外，所以他听不到那两个人在说什么。他似乎认出了同亚当在一起的那位老人是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几年前在报纸上见过。他要跟踪那人，查清他到底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孟菲斯已经开始令韦奇感到厌倦，而这件事却正合他的口味。那毛头小子在办公室干活，去帕契曼奔波，在公寓里过夜，差不多要把车轮子磨破了。韦奇密切注意着新闻报道，他的名字还没有被提到，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台子上有张便条，从便条上写的时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便条是下午七点十五分写的，字迹也是莉的，起头就不是很规整，写到日期的时候就更潦草了。她说自己像是患了感冒，正在卧床休息，请勿打扰。她还说自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睡睡觉就会好的。为了佐证她的话，便条旁边还放着一瓶从本地一家药房开来的药，另外还有一只盛着半杯水的杯子。药瓶上的日期写明是今天。 
　　亚当迅速检查了一下洗涤槽下面的垃圾桶——没有发现酗酒的迹象。 
　　他轻轻地将一块冻比萨饼放进微波炉内后便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去观望河面上往来的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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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萨姆的第一张字条是在吃过早饭后不久收到的，当时他正穿着那条旧拳击短裤倚在栅栏上抽烟。字条是小牧师写来的，给他带来了坏消息。信中说： 
　　 
　　亲爱的萨姆： 
　　梦已破灭。昨晚我见到了上帝，他终于告诉了我事情的结局，我真希望他没有那样做。他说得很多，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会向你讲述一切。最要紧的是他说你不久即将与他见面。他让我转告你作好准备，他正在等着你。这次旅途会很艰难，但对你是值得的，我爱你。 
　　　　　　　　　　　　　　　　　　　　　　　　兰迪兄弟 

　　一路平安，萨姆小声咕哝了一句，把纸条揉成一团扔在地板上。这孩子正在一天不如一天，谁也帮不了他。萨姆已经准备了一系列请求书以备有一天兰迪兄弟完全丧失理智时递上去。 
　　他看到古利特的手从隔壁的铁门里探出来。 
　　“你怎么样，萨姆？”古利特终于问道。 
　　“上帝生我的气了，”萨姆说。 
　　“真的吗？” 
　　“是的。小牧师的梦昨晚做完了。” 
　　“感谢上帝。” 
　　“不如说那是一个可怕的恶梦。” 
　　“要是我对这件事就不担心，那只不过是个疯子做的白日梦而已。他们昨天说他已哭了整整一星期。” 
　　“你能听到吗？” 
　　“不能，感谢上帝。” 
　　“可怜的孩子。我已经为他写好了一些请求书，以备我一旦离开这里时用。我想把它们交给你。” 
　　“我可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 
　　“我会告诉你怎么办，要把它们交给他的律师。” 
　　古利特轻轻吹了声口哨。“老兄啊老兄，萨姆，你一旦离开，我可如何是好？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搭理我的律师了。” 
　　“你的律师是个蠢货。” 
　　“那就帮我辞了他，萨姆，求你了。你把自己的律师给辞了，帮忙把我的也给辞了吧，我自己可不知道如何办这种事。” 
　　“那么谁来做你的代理呢？” 
　　“你的孙子呀，让他接手我的案子。” 
　　萨姆笑了笑，觉得很开心。一想到自己把监舍难友们的案子大包大揽起来，然后将这些毫无希望的案子一古脑交给亚当便禁不住又大笑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嘛？”古利特问道。 
　　“我笑你。你怎么知道他会接你的案子？” 
　　“好啦，萨姆，帮我跟那孩子说说。他既然是你的孙子，一定很聪明。” 
　　“如果他们送我进了毒气室呢？你会要一个出手就为死囚犯打输了官司的律师吗？” 
　　“见鬼，不过眼下我也不能过于挑剔。” 
　　“放心吧，J．B．古利特，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还能有几年？” 
　　“至少五年，也许还要长些。” 
　　“你发誓？” 
　　“听我的没错，我可以立个字据。如果我错了，你可以起诉我。” 
　　“真可笑，萨姆，真可笑。” 
　　走廊尽头响起了开门声，他们听到有沉重的脚步声向这边走来。来者是帕克，他在六号囚室前停下来。“早晨好，萨姆，”他说。 
　　“早晨好，帕克。” 
　　“穿好你的囚衣，有客人要见你。” 
　　“谁？” 
　　“一个想和你谈谈的人。” 
　　“是谁呢？”萨姆一面很快地穿上他的红色囚服，一面重复了一句，然后又将烟一把抓在手里。他不在乎来访者是谁或是来干什么，只要有人来访，他就可以从囚室里解脱出来。 
　　“快些，萨姆，”帕克说道。 
　　“是我的律师吗？”萨姆一边把脚伸进橡胶拖鞋一边问。 
　　“不是，”帕克说着把萨姆从门上开口伸出的手铐住，接着打开了门。他们离开A排监舍，向那个一向有律师等着的小房间走去。 
　　帕克取下手铐后转身走出去并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萨姆的目光落在隔板对面的那个矮胖女人身上。他揉了揉手腕，以免对方过于紧张，然后他走了几步来到她的对面坐下。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在椅子上坐好后点燃一支烟，目光炯炯地盯着她。 
　　她的身体在椅子里猛地向前一探，显得有些紧张地说：“凯霍尔先生，我是斯蒂盖尔医生。”她从窗口递进一张名片。“我是州惩戒部的精神病医生。” 
　　萨姆审视了片刻他面前桌子上的名片。接着他把名片拿起来，有些怀疑地仔细打量着。“这上面说你叫N．斯蒂盖尔。N．斯蒂盖尔医生。” 
　　“是的。” 
　　“好奇怪的名字，N。我以前还从没有见过叫N的女人。” 
　　女人脸上那一丝略显不安的微笑顿然消失，后背变得僵硬起来。“不过是个首写字母罢了，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原因的。” 
　　“这个字母代表什么？” 
　　“跟你没关系。” 
　　“南希？内尔达？诺娜？” 
　　“如果我想让你知道的话，就会印在名片上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一定是什么很吓人的名字，会是什么呢？尼克？内德？藏在这个首写字母后的东西真让人伤脑筋。” 
　　“我并没有藏什么，凯霍尔先生。” 
　　“那你叫我S吧，①好不好？” 
　　 
　　①　“S”是萨姆名字的首写字母，这儿他让斯蒂盖尔称呼他S是讥讽她的名字N古怪。 

　　她的目光透过隔板怒视着他，牙关紧咬着。“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 
　　“你来得太晚了，N。” 
　　“请称呼我斯蒂盖尔医生。” 
　　“噢，好吧，要是那样的话你可以称呼我凯霍尔律师。” 
　　“凯霍尔律师？” 
　　“是的，我比大部分坐在你那个位置上的蠢家伙们更懂得法律。” 
　　她挤出一丝宽容的笑脸，然后说道：“我是想来同你商量一下，看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如果你不愿意合作的话，悉听尊便。” 
　　“太感谢你了。” 
　　“如果你愿意和我谈一谈，或者什么时候需要一些药品的话，请尽管告诉我。” 
　　“来点威士忌怎么样？” 
　　“我不能给你开威士忌。” 
　　“为什么不能？” 
　　“恐怕狱规不允许。” 
　　“那么你能开什么呢？” 
　　“镇静剂，安定片，安眠药，等等。” 
　　“干什么用呢？” 
　　“安抚你的神经。” 
　　“我的神经很正常啊。” 
　　“你能够入睡吗？” 
　　萨姆想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的，坦率地讲，我在这方面是有些麻烦。昨天我只是断断续续睡了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平常我总要酣睡十五六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是的，你经常来监舍吗？” 
　　“不。” 
　　“我也这样想。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就应该知道我们一天平均要睡十六个小时。” 
　　“明白了，还有什么可指教的吗？” 
　　“噢，太多了。你应该知道兰迪·杜普雷的精神正在一天天崩溃，这里的人都对他漠不关心。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 
　　“这里可是关押着五千多名犯人哪，凯霍尔先生，我——” 
　　“那就赶快吧，快点去呀，去照料别人吧。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九年半，可从未见过你，现在你们要毒死我了，于是你才拿了一大包药来安抚我的神经，好让我能和蔼可亲地给你们杀死。你干嘛要为我的神经和我的睡眠习惯操心呢？你为州政府工作，而州政府却想方设法要杀死我。” 
　　“我只是在做我份内的工作，凯霍尔先生。” 
　　“你的工作不值一文，内德，去找一份对人们有益的真正工作吧。你来这儿是因为我只剩了十三天的时间，而你要我能平平静静地去死，你不过是州政府的一条走狗而已。” 
　　“我来这里不是给人侮辱的。” 
　　“那就抬起你的大屁股离开这儿吧。走吧，别在这儿造孽了。” 
　　她一下子跳起身来把手提箱抓在手里。“你有我的名片，有事和我联系。” 
　　“当然，内德，不过可别专门等我电话。”萨姆站起身来走向他这一侧的房门。他用巴掌在上面拍了两下，然后背冲着她一直等到帕克来把门打开。 
　　亚当正在整理公文包准备尽快去一下帕契曼，这时电话铃响了，达琳说是有急事，果然给她说中了。 
　　对方说自己是新奥尔良第五上诉巡回法院的书记官，讲话的语气非常友好。他说法院已于周一收到了凯霍尔对毒气室合法性进行抨击的请愿书，并已提交三人法官小组，法官小组希望听取双方的口头辩论，还问他能否于明天下午一点，也就是星期五来新奥尔良做口头辩论？ 
　　亚当手里的电话差点没掉落下来。明天？当然，他定了定神说道。别忘了是在一点整，那书记官说，还解释说法院一般不在下午听取口头辩论，但由于此事甚急，所以才专门安排了这次特别听证会。他问亚当是否曾在第五巡回法院参加过辩论。 
　　你开什么玩笑？亚当心里想，一年前我还正在上法庭质询课呢。他回答说没有，实际上也是如此。于是那书记官说他会马上给亚当传真一份有关口头辩论的法院规定。亚当对他千恩万谢了一番才把电话挂上。 
　　他坐在桌子边上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达琳把传真送了过来，他要达琳给他查一下去往新奥尔良的航班。 
　　是不是他提出的争点引起了法庭的注意？这究竟是个好消息呢，还是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在他短暂的律师生涯中，他只有一次只身站在法官席前为一个当事人辩护过，但当时埃米特·威科夫也坐在附近为他保驾，庭上的法官也很熟悉，而且那次是在芝加哥市区，就在离他事务所不远的地方。明天他将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法庭，在一些素昧平生的法官们面前作最后时刻的抗辩。 
　　他打电话向E．加纳·古德曼通报了这个消息。古德曼曾经多次去过第五巡回法院，听到他这样讲亚当才感到放松了些。古德曼认为这既不是个好消息也不是个坏消息。法院很显然是对这一上诉感兴趣，但这种事早已有之。近年来，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都曾向第五巡回法院提出过有关合法性辩论的类似请求。 
　　古德曼说亚当完全有能力把握这种辩论，只是要做点准备工作，他说，不要紧张，如果需要，他本人也可以飞到新奥尔良去，不过亚当谢绝了，他说自己可以一个人应付。那就保持联系吧，古德曼说。 
　　亚当同达琳核实了一下有关情况后便把自己锁进了办公室。他先是把口头辩论的规定熟记在心，又详细研究了一下抨击毒气室的有关上诉情况，接着又看了一些诉讼摘录和案例，最后又打电话到帕契曼留言给萨姆告诉他今天不能与他见面了。 
　　他一直干到天黑，然后才提心吊胆地回莉的公寓。台子上仍然放着同样的纸条，根本不曾有人动过，依然是说她患了流感卧床休息。他轻轻地在屋子里转了转，没有发现白天有人活动的痕迹。 
　　她卧室的门开了个缝，他敲了敲便推门进去。“莉，”他冲着黑黝黝的屋内轻声叫道，“莉，好些了吗？” 
　　床上有了些动静，可他什么也看不清。“挺好，亲爱的，”她说道，“进来吧。” 
　　亚当轻轻地坐在床沿上，尽量不去看她。室内唯一的一道微弱的光线是从门厅里射进来的。她支撑着身子坐起来靠在枕头上。“我好多了，”她声音嘶哑地说，“你怎么样，亲爱的？” 
　　“我很好，莉，我真为你担心。” 
　　“我很快就会好的，都是那些可恶的病毒在作怪。” 
　　一股刺鼻的气味从床单和床罩上散逸出来，亚当真想大嚷一声。那味道很强烈，闻起来像是馊掉的伏特加或是杜松子酒，也可能是鸡尾酒，再不然就是各种酒的混和气味。她躺在幽暗的阴影里，他看不清她的眼睛，只能模模糊糊看出她脸部的轮廓。她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衣。 
　　“都吃了哪些药？”他问。 
　　“我也搞不清，只不过是些药片。医生说用不了几天就会很快好起来，我已经觉得好多了。” 
　　亚当刚想讲在七月下旬出现类似流感的病毒是件怪事，不过又作罢了。“你能吃点东西吗？” 
　　“一点胃口也没有。”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不用，亲爱的。你也够受的吧？今天星期几？” 
　　“星期四。” 
　　“好像我已经在洞穴里过了一个星期似的。” 
　　亚当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继续陪她玩可恶的小病毒游戏，同时寄希望于她停止酗酒，别再恶化下去；或者是干脆与她摊牌，让她明白她糊弄不了他。也许他们应该干上一架，也许这是对酗酒成性的人所能采用的唯一办法。他应该怎样做呢？ 
　　“你的医生知道你喝酒吗？”他屏住气问道。 
　　接下来是长长的一段沉默。“我不曾喝过酒，”她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算了吧，莉。我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伏特加酒瓶，我也知道上周六失踪的那队三瓶啤酒的去向。你现在的味道就像是个酿酒厂，你骗不了任何人，莉，你在酗酒，我要帮助你。” 
　　她又把身子坐起一些，然后把双腿收拢在胸前，静静地呆了好一段时间。亚当望着她身体的轮廓。几分钟过去了，屋子里死一样寂静。 
　　“我那可爱的父亲怎么样了？”她小声说，她的声音显得有些呆滞，有些苦涩。 
　　“我今天没有去见他。” 
　　“你不认为他死后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吗？” 
　　亚当望着她的侧影。“不，莉，我不这样认为，你呢？” 
　　她沉默了至少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很为他难过，是吗？”她终于开口说。 
　　“是的，我很为他难过。” 
　　“他很可怜吗？” 
　　“是的，很可怜。”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一个垂暮的老人，头发向后梳着，已经生出许多灰发，总是油腻腻的，留着短短的灰色胡须，皱纹很多，皮肤苍白。” 
　　“穿什么样的衣服？” 
　　“穿一件红色的囚衣。所有死囚犯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她思索着，又是一阵久久的停顿，然后她说道：“恐怕那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 
　　“至少对我是这样。” 
　　“不过你看，亚当，我从未见过他像你所描述的那种样子，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另一个人。” 
　　“你心目的中他是什么样子呢？” 
　　她把腿边的毯子围拢些又沉默了片刻说：“我父亲是个令人厌恶的人。” 
　　“你仍然恨他吗？” 
　　“是的，恨之入骨。我觉得他应该去死，上帝知道那才是他应得的下场。” 
　　“为什么他就应该死？” 
　　他的问题又引起一阵沉默。她向左侧轻轻动了动身子，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杯子，或者是个瓶子。亚当望着她的身影慢慢地啜饮着，并没有问她喝的是什么。 
　　“他跟你讲了过去的事吗？” 
　　“只是在我问到时才会讲起。我们谈论过埃迪，但我保证不再提起那类事。” 
　　“埃迪是因为他才死的，他知道吗？” 
　　“可能吧。” 
　　“你对他讲了吗？你为埃迪责备过他吗？” 
　　“没有。” 
　　“你应该那样做，你对他过于宽容。他应该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我想他知道，但你自己也说过这种时候再折磨他是不公平的。” 
　　“那么乔·林肯呢？你对他讲过乔·林肯吗？” 
　　“我告诉他你和我回过老家，他问我是否知道乔·林肯，我说我已知道了。” 
　　“他否认那件事吗？” 
　　“没有，他显得很懊悔。” 
　　“他是个骗子。” 
　　“不对，我认为他是认真的。” 
　　又是一阵沉默，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然后她说：“他对你讲过用私刑的事吗？” 
　　亚当闭上眼睛，把臂肘支在膝盖上。“没有，”他小声说。 
　　“我想也不会的。” 
　　“我不想听这些，莉。” 
　　“你应该听。你带着对这个家庭和过去的满腹疑问来到这里。两周前你对凯霍尔家族的悲剧还有着永远不知满足的好奇心，还想知道那血淋淋的一切。” 
　　“我听到的已经够多了，”他说。 
　　“今天是星期几？”她问。 
　　“星期四，莉，你已经问过了。” 
　　“我的另一个女孩今天临产，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我没有给办公室打电话，恐怕是因为吃了药的缘故。” 
　　“还有酒精。” 
　　“好啦，真是的，我是个酒鬼，可这能怪我吗？有时我真希望自己能有埃迪那样的勇气。” 
　　“别这样，莉，让我来帮助你。” 
　　“噢，你已经帮我够多了，亚当。我本来一直很好，你来之前我一直很清醒，很正常。” 
　　“好吧，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只是不明白——”他的话拖了很长，终于没有说完。 
　　她轻轻地动了动身子，亚当看到她又喝了一口。有很长一段时间沉寂笼罩着他们。一种腐败的气味从她所在的床的另一头飘过来。 
　　“母亲对我讲了那件事，”她轻声说，几乎是在耳语，“她说很多年前她就一直有所耳闻，甚至在他们结婚前她就听说过他曾经参与过一起对一个年轻黑人施用私刑的事。” 
　　“求你了，莉。” 
　　“我从未问过他那件事，但埃迪问过。很多年我们一直在背地里谈论那件事，终于有一天埃迪站出来当面向他问起那件事。他们大吵了一场，但萨姆承认确有此事，他说他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头。据说那个黑人小伙子强奸了一个白人姑娘，可那姑娘是个烂货，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真的强奸，这是母亲的看法。当时萨姆大约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一帮人到监狱里去把那黑人弄了出来，并把他带到林子里。萨姆的父亲自然是领头的，还有他的那些兄弟们也在其中。” 
　　“够了，莉。” 
　　“他们用一条牛皮鞭子抽打他，然后把他吊在一棵树上。我那可爱的父亲参与了那件事，对此他不能否认，你知道，因为有人拍下了现场的照片。” 
　　“照片？” 
　　“是的，几年以后，在一部描写南部黑人苦难的书中刊登出了那张照片。书是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我母亲在很多年里一直保留着一本，后来给埃迪在阁楼上发现了。” 
　　“照片中有萨姆吗？” 
　　“当然，咧着大嘴在笑。他们站在树下，那黑人的脚就悬在他们的头顶上。大家都在尽情作乐，只不过是对黑人的又一次私刑而已。照片中没有说明，也没有名称，照片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那幅照片的标题是：一九三六年发生在密西西比乡下的一起私刑。” 
　　“书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边的抽屉里。自从被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后，我就一直把它与家里的其他珍品保存在一处。前几天我把它取了出来，我想你也许想看看。” 
　　“不，我并不想看。” 
　　“去看吧，你想了解你的家庭，好吧，就在里面。祖父、曾祖父，还有形形色色凯霍尔家族成员们的最好写照，给人当场捉住，一副副得意忘形的样子。” 
　　“别说了，莉。” 
　　“你瞧，还有其他的私刑呢。” 
　　“住嘴，莉，别说了好不好？我不想再听了。” 
　　她又侧过身子，向一旁的床头柜伸出手去。 
　　“你喝的是什么，莉？” 
　　“止咳糖浆。” 
　　“胡说！”亚当跳起身穿过黑暗向床头柜扑去，莉很快地把剩下的酒一口吞下。亚当从她手中夺过瓶子，就着瓶口闻了闻。“这是波旁威士忌。” 
　　“餐室里还有些，能帮我拿来吗？” 
　　“不！你喝得太多了。” 
　　“我想喝就喝。” 
　　“你不能这样，莉，你今晚不许再喝了，明天我要带你去看医生，有人能帮我们。” 
　　“我不需要帮助．我需要一枝枪。” 
　　亚当把瓶子放在梳妆台上，把灯打开。她躲避了一会儿灯光的照射，然后望着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头发又乱又脏，没有梳洗过。 
　　“不太雅观吧，”她说着把头掉开，声音含混不清。 
　　“是的，不过会有人能帮助我们的，莉，咱们明天就去。” 
　　“再让我喝一口，亚当，求求你。” 
　　“不行。” 
　　“那就别再管我。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现在请你走吧，去睡吧。” 
　　亚当从床上抓了个枕头扔到门口。“我今晚就睡在那儿，”他指了指枕头说，“我要把门锁上，你别想出这个房问。” 
　　她两眼瞪着他，但没有说话。他关了灯，屋里完全黑下来。他按下了门把手上的锁，然后躺倒在门旁的地毯上。“现在睡吧，莉。” 
　　“到你床上去吧，亚当，我保证不离开这个房问。” 
　　“不，你喝醉了，我不离开这里。如果你要开这扇门的话，我就会强行把你送回床上去。” 
　　“听起来很有些浪漫。” 
　　“拉倒吧，莉，马上睡觉。” 
　　“我睡不着。” 
　　“尽力睡。” 
　　“我们再讲讲凯霍尔家的事吧，好不好，亚当？我还知道几件有关私刑的事。” 
　　“住嘴，莉！”亚当大声吼叫起来，她马上安静了。她在床上不住地翻身调整着姿势，弄得床吱嘎作响。十五分钟后床上的声音便缓和了下来。过了三十分钟，亚当开始感觉到了地板的不舒服，他开始辗转反侧。 
　　整整一夜他只是偶尔迷糊一会儿，其余时间便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为她担心，也为第五巡回法院的事犯愁。有那么一会儿，他背靠着门坐起身子，透过夜幕望着那个抽屉的方向。那本书真的在里面吗？他忍不住要悄悄过去把书拿出来，然后到浴室去看看那幅照片。但他不敢惊醒她，也不想看到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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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他在餐室的几个饼干箱子后面发现了一瓶一品脱装的波旁威士忌，随即便拿到洗涤槽边倒空了。外面还很黑，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煮了杯浓咖啡，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边喝着咖啡，边演练几个小时后他将要在新奥尔良进行的辩论。 
　　他在晨曦中又审核了一遍自己的辩论要点，七点钟的时候又到厨房里烤面包片。莉那边听不到一丝动静，他并不想和她照面，但又不得不见她一下。他有话要跟她讲，而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道歉。于是，他把厨房台子上的盘子和刀叉弄得哗哗作响，听早间新闻时也把声音调得更大。 
　　但她所在的一隅仍然没有任何声息。他洗完淋浴并穿戴整齐后轻轻拧了拧她门上的把手，门是锁住的。她已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洞穴之中，以避开早晨这场不愉快的的交谈。他写了个字条说自己今天要去新奥尔良，晚上住在那里，明天再回来看她。他说自己现在感到很抱歉，还说以后再同她谈这件事，他求她不要再喝酒了。 
　　他把字条放到厨房的台子上以免她漏过，然后便离开公寓开车去机场。 
　　新奥尔良的直达航班飞行时间为五十五分钟。亚当饮着果子计，一面尽可能坐得舒适点以便缓解一下僵直的背部。昨天晚上在门口的地板上睡了还不到三个小时，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据她自己承认，她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戒过三次酒，如果她自己都戒不了，他自然也帮不了什么忙。他在孟菲斯一直要呆到这个可悲的案子结束，如果他的姑姑难以保持清醒状态的话，他也许就需要去某个饭店开个房间处理事务。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能把她忘掉。但他需要集中精力于法律事务而不是过去的那些私刑、照片以及令人发指的故事，也不是他所爱的姑姑和她的那些麻烦。 
　　飞机在新奥尔良机场着了陆，他的思路突然变得清晰了，第五巡回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审理的十来桩死刑案一下子在他的脑海中涌现出来。 
　　他的出租车是一辆卡迪拉克高级轿车，是由达琳给他安排并由库贝法律事务所支付费用的。车子还配有司机，当亚当舒适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时他不得不承认在大公司工作的确有许多优越之处。亚当以前从未到过新奥尔良，由机场去往城里的路上与其他城市大同小异，只见高速公路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车子在超级圆顶体育馆拐到博伊德拉斯大街，眨眼之间他们便进入了市中心。司机告诉他的乘客说几个街区以外就是所谓的法国人居住区，离亚当下榻的饭店不远。车子在坎普大街停了下来，亚当从车里出来走上便道，旁边就是那座称为第五上诉巡回法院的大厦，这是一座巍峨的建筑，带有希腊式的立柱，正门前有许许多多的台阶。 
　　他在楼里找到了书记宫的办公室并询问和自己通过话的费里德先生。费里德先生果然如亚当在电话里感到的那样是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物，他很得体地为亚当作了登记，并为他讲了一些法院的规定，然后他问亚当要不要简单四下浏览一番。时间已近正午，这里不像平时那样繁忙，正是观光的好时机。他们先去审判室，一路上经过了很多法官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第五巡回法院有十五名法官，”费里德先生一面在大理石地板上很随便地走着一面解释着，“他们的办公室就沿着这些走廊排布。眼下法院有三个法官席位空缺，华盛顿正为人选而伤脑筋。”走廊里很暗，也很静，似乎那些大人物们正在一个个宽大的木门后面工作着。 
　　费里德先生先带他去了联席法庭，这是一个显得很威严的大房间，里面共有十五把椅子，在房间的正面排成了半圆形。“这里的案子大多由三人法官小组审理，偶尔也会有全体法官出席的时候，”他平静地讲述着，似乎仍然未能摆脱对这个不同寻常的房间的敬畏之情。法官席比房间中的其他部分要高出许多，下面的律师在进行辩护时只能仰视。房间是大理石墙面，深色木墙围，挂着厚厚的窗帘，上面是巨大的枝形吊灯，华丽而蕴含着不尽的威严，古旧却不失最初的风貌，亚当觉得里面充满了威慑力。只是偶尔才会有全体法官出席的时候，费里德先生又说了一遍，似乎是在给法律系一年级新生讲课。六七十年代那些民权方面的重大裁决就是在这里作出的，他口气平和地说道。法官席后面挂有那些已经去世的法官们的肖像。 
　　尽管它的优美与庄严一如既往，但亚当真希望自己再也不要见到这一切，至少是不要再作为代理律师来到这里。他们沿着大厅向西法庭走去，这儿比先前的一个稍小些，但仍不失其威严。这里是三人法官小组工作的地方，费里德先生边说边领着他穿过旁听席和围栏来到审判席。法官席仍然雄踞其上，只是不像联席法庭那样高不可及。 
　　“口头辩论一般是在上午进行，九点开始，”费里德先生说道，“由于你的案子是一桩临近执行的死刑案，所以破例在下午进行。”他勾起手指指了指后排座位。“一点钟前你要先在那里坐几分钟，等候书记官宣布开庭，然后你要穿过围栏坐到这边的辩护人席上。首先由你发言，时间是二十分钟。” 
　　亚当知道这些，但重新温习一遍也没有什么不好。 
　　费里德先生指了指审判席上一个类似交通信号灯的装置。“那是计时器，”他严肃地说，“它对你非常重要。二十分钟，要记住。某些律师忽视它的存在一味喋喋不休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那种场面可不敢恭维。你开始发言时绿灯亮起，黄灯对你进行提示——二分钟，五分钟，三十秒等。红灯一亮不管你讲到什么地方都要马上停下来坐回座位上。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还有什么问题吗？” 
　　“法官是哪几位？” 
　　“麦克尼利，罗比肖克斯和朱迪。”他说话的口气似乎这些人都是亚当的老相识。“那边有一间等候室，三层有一个图书馆，一点差十分必须来到这里。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先生。谢谢。” 
　　“如果需要我帮助可去办公室找我，祝你好运。”他们握手后费里德先生便离开了，把亚当一个人留在了审判席上。 
　　差十分钟一点的时候，亚当第二次走进了西法庭厚重的橡木大门，他看到对方律师已经在作战前准备。在围栏后的第一排座椅上坐着史蒂夫·罗克斯伯勒首席检察官，他的身边围着许多助手正在制定方案。亚当进来时他们突然静了下来，其中的几个人冲他点点头，脸上还挤出一点微笑。亚当独自一人在走道旁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没有理会他们。 
　　卢卡斯·曼坐在法庭他们的一边，只是比罗克斯伯勒和他的助手们稍后几排。他漫不经心地读着一张报纸，当他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向亚当招了招手。见到他是件很令人欣慰的事。他一身浆得笔挺的卡其布西装，从上到下没有一点皱纹，打着一条在暗处可发光的领带。很显然曼并不惧怕第五巡回法院及其威严的装饰，也能看出他有意与罗克斯伯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只不过是帕契曼的一名律师罢了，来这里只是尽他的职责。如果第五巡回法院刀下留人给萨姆一条生路，卢卡斯·曼是会很高兴的。亚当向他点点头并报以微笑。 
　　罗克斯伯勒和他的人马又重新聚在一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也在其中，正在向其他头脑略逊一筹的人面授机宜。 
　　亚当深深地吸了口气想使自己放松下来，不过很难做到。他的胃部在剧烈翻腾，他的脚在抽搐，他不停地对自己说只不过二十分钟罢了，三名法官也不能把他吃掉，他们最多只能让他难堪，即便那样也不过只会持续二十分钟的时间。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辩论要点，为了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努力去想萨姆——不是那个种族主义分子萨姆，也不是那个杀人凶手和那个混迹于施行私刑的暴徒行列中的萨姆，他努力去想那个作为他的当事人的萨姆，那个在监舍里苦捱时光的萨姆，那个理应平静而体面地告别人世的萨姆。萨姆就要得到这法庭上珍贵的二十分钟时间了，他的律师必须为他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二十分钟时间。 
　　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扇厚重的门被打开了，亚当在椅子上险些跳了起来。法官席后面现出了法庭传令人的身影，他宣布这个庄严的法庭现在开庭。传令人的身后跟着三个身着黑色法官服的法官——麦克尼利、罗比肖克斯和朱迪，每个人都夹着文件，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他们在泛着幽光的深色橡木法官席高台上分别坐到自己那宽大的皮椅里，俯视着整个法庭。密西西比州诉萨姆·凯霍尔一案开庭后首先传唤的是坐在后排的律师。亚当紧张地走过围栏的弹簧门，后面跟着的是史蒂夫·罗克斯伯勒，首席检察官的助手们也落了座，然后是包括卢卡斯·曼和其他旁听者入座。亚当事后才知道，那些人绝大部分是记者。 
　　朱迪担任主审法官，这位T．艾琳·朱迪大人原来是位来自得克萨斯的年轻女子。罗比肖克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大约有五六十岁的样子。麦克尼利看起来足有一百二十岁，也是来自得克萨斯。朱迪先就案情进行了简述，然后问来自芝加哥的亚当·霍尔先生是否准备好了。亚当紧张地站起身子，他觉得膝盖发软，上下牙床直打架，他的声音显得又高又神经质，他回答说是的，实际上他差不多已经准备好逃走了。他终于走到屋子中间的审判席上，他抬起头来望着，或者说是晕头晕脑地望着高高在上的三位法官。 
　　他一侧的绿灯亮了起来，他尚能准确地判断该是他开始的时候了。屋子里很安静，法官们目光炯炯地俯视着他。他清了清嗓子，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那些已不在人世的大人们的肖像，然后便开始了他对利用毒气室执行死刑的猛烈抨击。 
　　他避开与那三位法官的目光接触，在前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他只是在重复自己在答辩状中所表达的意见。现在是午餐过后不久，又正值夏季，法官们的大脑需要几分钟的清醒时间。 
　　“霍尔先生，我认为你只是在重复自己的答辩状而已，”朱迪不耐烦地说，“我们自己有阅读能力，霍尔先生。” 
　　霍尔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点，可心里却觉得这二十分钟时间属他所有，即便他想昂着头背一通字母表也不应该有人干涉，当然不能超出二十分钟。虽说亚当才出道不久，但他却已从一名受理上诉的法官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评价，那是他在法学院时旁听一次法庭辩论时听到的。在口头辩论中经常会遭遇到这类事情。 
　　“是的，法官大人，”亚当答道，小心翼翼地避免采用带有性别差异的称呼。接下来他开始探讨氰化物对试验用小白鼠的影响，在他的答辩状之中没有谈到这一研究。有关试验是一年前由瑞典的一些化学家做的，目的在于证明人类在吸入这类毒气后并不会马上死去。那项试验由一个致力于在美国废除死刑的组织提供资助。 
　　小白鼠开始发作并产生痉挛，它们的肺部和心脏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会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毒气使它们肌体中的所有血管爆裂开来，包括大脑中的血管，它们的肌肉无规则地抽搐，直到最后口吐流涎并发出吱吱的叫声。 
　　这项研究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小白鼠并没有马上死去，而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该项试验具有无可指责的科学性，给小动物服药的剂量也很适度，一般来讲，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才会死亡。亚当讲了大量的试验细节，随着他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表述之中，他的神经也逐渐松弛了些。而法官们此时已不仅仅是在听他的发言，简直是在欣赏他对那些行将死去的小白鼠的探讨了。 
　　亚当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最近一桩案例的注释中发现这项研究的，注释字体很细小，并没有广泛报道过。 
　　“现在让我来把话说白了，”罗比肖克斯尖着嗓音打断了亚当的话，“你不想让你的当事人死于毒气室，因为那种方式很残酷，但是不是在说采用剧毒注射的方式你就会欣然接受了呢？” 
　　“不是的，法官大人，我并没有那样讲，我不想让我的当事人死于任何方式。” 
　　“难道剧毒注射不是最不令人反感的方式吗？” 
　　“所有方式都是令人反感的，但剧毒注射似乎是残忍程度最轻的一种。毋庸讳言，毒气室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手段。” 
　　“比被炸弹炸死还要恐怖吗？被炸药炸得粉碎？” 
　　罗比肖克斯的话一经出口，整个法庭顿时静了下来。他特别强调了“炸药”两个字，亚当的大脑剧烈活动着，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麦克尼利这时从法官席的另一侧向他的同行投来了一个鄙夷的眼神。 
　　这是一种无耻的攻击，着实令亚当气愤异常，但他控制着自己的火气，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讨论的是执行死刑的手段，法官大人，不是将人打入死牢的罪行。” 
　　“为什么你不想讨论罪行呢？” 
　　“因为罪行不属于今天讨论的范畴，因为我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的当事人仅剩下了十二天的生存时间。” 
　　“也许你的当事人本来就不应该去安放炸弹吧？” 
　　“当然不应该。但他已因他所犯的罪过而被判刑，而且他眼下面临着在毒气室被处死刑的威胁。我的观点是毒气室是一种残酷的处死方式。” 
　　“那就坐电椅怎么样？” 
　　“我们所讨论的也同样包括这种方式，曾经有过坐上电椅的人在死前经历可怕痛苦的令人发指的案例。” 
　　“那就执行枪决吧？” 
　　“在我听来同样是残酷的。” 
　　“吊死呢？” 
　　“我对绞刑知之甚少，但听起来是同样地残酷。” 
　　“但你喜欢剧毒注射是吧？” 
　　“我并没有说我喜欢，我确信自己只说过那种方式不似其他方式残忍。” 
　　这时麦克尼利法官插言问道：“霍尔先生，你有什么理由要让密西西比州摒弃毒气室而改用剧毒注射方式呢？” 
　　这个问题在他的上诉状和答辩状中论述得很详尽，亚当马上意识到麦克尼利是自己的朋友。“我在答辩状中已对该项法律的立法史作了概述，法官大人，那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执行死刑。立法机构认为那是一种痛苦比较少的死亡方式，同时为了避免宪法受到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种死刑执行方法的威胁才作了改动。” 
　　“这么说本州已明确认可了剧毒注射是一种较好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了？” 
　　“是的先生。可是这项法律是在一九八四年才生效的，只对那以后犯罪的人才有效，并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萨姆·凯霍尔。”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们放弃毒气室这种行刑手段，但如果我们那样做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的当事人和那些像他一样在一九八四年以前犯罪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不是要从夹缝中漏网了吗？在法律上并不存在相应的对他们那一类人执行剧毒注射的条款。” 
　　亚当已经估计到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萨姆也曾经这样问过。“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法官大人，我只能说我完全相信密西西州的立法机构有这个能力和愿望通过一条适用于我的当事人以及与他情况相当的人们的新法律。” 
　　这时朱迪法官插了进来。“假设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霍尔先生，那么三年后你再回到这个法庭上时还会说些什么呢？” 
　　谢天谢地，黄灯正好亮了起来，亚当只剩下了一分钟的时间。“我会有话说的，”他说着笑了笑，“只要给我时间。” 
　　“我们已经见教过与本案相同的案例，霍尔先生，”罗比肖克斯说，“实际上在你的答辩中已经援引了，是一个得克萨斯州的案例。” 
　　“是的，法官大人，我请求法庭就此问题重新裁决，实际上所有设有毒气室或电椅的州都已改用了剧毒注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他还剩有几秒钟的时间，但他觉得该是刹车的时候了。他不想再引起其他的问题。“谢谢，”他说完便满怀信心地坐回了自己的椅子里。终于过去了，他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作为一个新手已经干得很不错了，下一次就会来得更容易些。 
　　罗克斯伯勒则显得很刻板和井井有条，像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讲了几个有关老鼠以及它们所犯罪过的小笑话，但他的沉闷语调一点也没有幽默感。麦克尼利同样连珠炮似地向他提问了一通为什么各州都争先恐后改用剧毒注射方式，问得罗克斯伯勒直卡壳，只好引用了长长的一串案例说明各联邦巡回法院同样认可采用毒气室、电椅、绞刑和枪毙等死刑执行手段。法律站在他的一边，他也尽可能利用法律。二十分钟很快过去，他也像亚当一样很快坐回到自己的椅子里。 
　　朱迪法官简单说明了一下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并保证在数日内作出裁决。所有人都一齐站起身来，三位法官很快从法官席后面消失了。法庭传令人宣布法庭休庭到星期一上午。 
　　亚当与罗克斯伯勒握了握手便向外面走去，直到有记者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是杰克逊市一家报纸的记者，只提了不多几个问题。亚当彬彬有礼，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后来碰到的两名记者他也如法炮制。罗克斯伯勒自然有话要说，亚当走开以后，记者们便围上了首席检察官，并把录音机捅到他的嘴边。 
　　亚当想离开这座大楼。他来到炎热的外面，马上戴上了太阳镜。“要去吃午餐吗？”一个声音在他后面很近的地方响起。原来是卢卡斯·曼，同样也戴着遮阳镜。他们站在立柱之间握了手。 
　　“我还吃不下饭，”亚当坦言道。 
　　“你干得相当不错。对人的神经真是一场折磨，是不是？” 
　　“的确，你为什么来这里？”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典狱长要我赶来观察口头辩论，我们需等到裁决以后才能开始准备工作。咱们还是去吃饭吧。” 
　　亚当的司机把车开到台阶边缘，两人一齐上了车。 
　　“你对城里熟吗？”曼问道。 
　　“不熟，我是第一次来。” 
　　“那就去邦·托恩咖啡馆，”曼对司机说，“是个很优雅的老店，拐过街角就到。车子不错嘛。” 
　　“这就是为财大气粗的公司工作的好处。” 
　　午餐一上来就让亚当到很新奇——原来是一些带有半个壳的生牡蛎，亚当从前只是听说，但从未品尝过。曼却很娴熟地给他表演如何用辣根、柠檬汁、辣酱油以及茄汁调配作料，然后把第一只牡蛎放入调料，再小心翼翼地放到饼干上后一口吞进嘴里。而亚当的第一只牡蛎却从饼干上掉到了桌子上，不过第二只却恰好掉进喉咙里。 
　　“不要嚼，”曼教他说，“要让它自己滑下去。”于是亚当一气滑下去了十只，肚子很快给填满了。他望着眼前盘子里的十来只空壳感到很受用。他们一边品着迪克西啤酒一面等着上清水虾。 
　　“我看到你那份关于律师抗辩不力的上诉了，”曼小口吃着一块饼干说。 
　　“恐怕从现在起我们不得不对一切都要进行上诉。” 
　　“最高法院不会为此浪费时间的。” 
　　“是的，他们不会。他们好像已经对萨姆·凯霍尔不耐烦了。我今天就把它送到地区法院，但我并不寄希望于斯莱特里给予萨姆减刑。” 
　　“我也这样看。” 
　　“我还有多大希望呢，只剩十二天的时间了？” 
　　“恐怕希望会一天比一天渺茫，但事情往往很难预料，也许还有一半的希望。几年前我们曾差一点就把斯德哥尔摩·特纳处决，还有两周时，看起来大局已定。剩一周时他已经连一点可供上诉的材料也找不到。他请的律师非常出色，但已无可申诉。他吃了最后一餐饭，然后——” 
　　“然后是配偶探访，来的是两名妓女。” 
　　“你怎么知道？” 
　　“萨姆跟我讲了一切。” 
　　“这都是真事。他在最后一分钟获得了缓刑，眼下他离毒气室还远着呐，天晓得会出什么事。” 
　　“不过，这件事你怎么看？” 
　　曼喝了一大口啤酒，接着向后侧了侧身子，两大盘清水虾摆到了面前。“每到执行死刑时我就什么看法都没有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就不断地提出请求和申诉吧，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你绝不能中途放弃。江布·帕里斯的律师在死刑执行前十二个小时支撑不下去了，他的当事人归天时他正躺在医院里。” 
　　亚当嚼完一只清水虾后喝口啤酒送了下去。“州长要我跟他谈谈，应不应该谈呢？” 
　　“你的当事人怎么看？” 
　　“你以为他会怎么看？他恨州长。他严禁我跟他谈话。” 
　　“你必须寻求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这是惯例。” 
　　“你对麦卡利斯特很了解吗？” 
　　“不太了解。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动物，我一句话也不会相信他的。不过，他倒的确可以签署赦免令，他有权改变死刑判决，他可以要人的命，也可以把人放生。法令赋予州长很大的权限，也许他是你的最后希望了。” 
　　“愿上帝保佑我们。” 
　　“这蛋黄酱的味道如何？”曼嘴里塞得满满地说。 
　　“很鲜。” 
　　他们各自埋头忙着吃了一会儿。亚当对他的作陪和谈话很感激，但决心只和他谈些上诉和策略方面的问题。他很喜欢卢卡斯·曼，但他的当事人讨厌他。正像萨姆说的那样，曼为州政府工作，而州政府正在想办法杀死他。 
　　亚当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本可以乘飞机返回孟菲斯，他可以在六点半到达，那时离天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能去办公室消磨一个小时再回莉的公寓，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眼下在河边一家现代化的饭店里拥有一套漂亮的房间，租金无疑是由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伙计们支付，所有费用全包。再说他还从未去过法国人聚居区。 
　　三杯迪克斯啤酒和昨晚一夜未眠的疲倦迫使他小睡了三个钟头。六点时他醒转来，发现自己正穿着鞋横躺在床上，他又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电扇楞了足有半个小时才起身。这一觉睡得很沉。 
　　莉没有接他的电话。他在她的电话录音机上留了言，他真希望她没有再喝酒。如果她喝了，那最好是把自己锁在屋里以免去影响别人。他刷了牙又梳梳头，然后乘电梯来到楼下宽敞无比的大厅里，那里有一支爵士乐队正在为这快乐的时光伴奏。一个角落的吧台上正在兜售带着半只壳的牡蛎。 
　　他在暑热中沿着运河大街往前走，一直走到皇家大道，他在那里向右拐了个弯，很快便溶入了旅游者的人潮中。周五晚上是法国人聚居区最热闹的时候。他出神地望着那些脱衣舞俱乐部发呆，真恨不得能进去看上一眼，只是当他从一扇敞开的门里看到里面舞台上的一排男脱衣舞演员时使他顿时胃口大伤，那都是些长相酷似漂亮女人的男人。他在一家中式外卖店中买了一只插在棍上的春卷吃，然后绕过一个正在呕吐的酒鬼。他在一间爵士俱乐部的小桌旁消磨了一个小时，一面喝着四美元一份的啤酒，一面听着悦耳的小爵士乐队的演奏。天擦黑时，他来到了杰克逊市广场，看到那些画家们正在收拾画架准备打道回府。街头乐手和舞蹈艺人们兴冲冲地出现在一所古老的教堂前，他和着一曲由一些突兰大学学生表演的迷人的弦乐四重奏拍起巴掌来。随处可见人们在喝着、吃着、跳着，尽情享受着法国人居住区中的欢乐。 
　　他买了一客香草冰淇淋，回身向运河走去。如果是在另一个晚上，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也许会经不起诱惑去看一场脱衣舞表演，当然是坐在后排座位上，在人们看不到他的地方。也许他还会去一家时髦酒吧找个孤独的漂亮女人。 
　　可今晚不行。那些酒鬼令他想到了莉，他真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孟菲斯去看她。那乐曲和欢笑声使他想到了萨姆，他这时正坐在一个湿热的蒸笼里盯着牢门上的铁栅栏数着自己的日子，他也许正在期冀着什么，也许正在祈祷他的律师能够创造奇迹。萨姆也许永远看不到新奥尔良了，永远也吃不到牡蛎、红豆、稻米，喝不到冰镇的啤酒和上好的咖啡了。也许他永远也听不到爵士乐曲，看不到艺术家们的彩绘，永远也不会再乘坐飞机或是住进漂亮的饭店。他也许永远不能再去钓鱼、开车或是做那数不尽的自由人可以随心所欲去做的事了。 
　　即使萨姆能够活过八月八号这一天，他也只不过是在继续他那一天天逐渐衰亡的过程罢了。 
　　亚当离开了法国人聚居区，急急忙忙返回饭店。他需要休息，马拉松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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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那个名叫廷尼的警卫铐上萨姆并把他带离了A排监舍。萨姆手里拿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近两周来那些仰慕他的人们给他寄来的信件。自从他成为死囚犯以来，他平均每个月都会收到他的支持者们的十几封来信，那些支持者大多是些三K党徒及其同情者以及种族净化论者和反犹主义者组织的成员，全部是些形形色色的偏执狂。有那么几个月，他一直在给这些人回信，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厌倦了。有什么用呢？在某些人看来他是个英雄，但是他同他的那些崇拜者往来的信件越多，就越是觉得那些人都很古怪，其中不乏一些疯子。他禁不住想到自己呆在监舍里也许比在外面还会安全些。 
　　通信自由是联邦法院赋予的正常权力，并不是什么特权。因此别人不准拿走他的信件，但有可能会受到控制。除了从信封一看就是来自律师的信件，其余的都要经过检查员开封，但不允许看信的内容，除了当某个囚犯正在接受函件审查。来信定期送达牢房并分到囚犯手中，盒子和包裹也要被打开进行检查。 
　　失去萨姆对许多崇拜他的人而言是一种沉重打击，因此当第五巡回法院取消了他的缓期以后他的来信急剧增加。那些人为他祷告并给他以坚定不移的支持，有几个还汇了款来。所有来信都写得很长，无一例外都会对犹太人、黑人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的阴谋家们进行一番谴责。有些还会对税赋、枪械控制以及国家债务问题来一通抱怨。还有些是布道信。 
　　萨姆对这些来信很不耐烦，他平均每天会收到六封。去掉手铐后萨姆把那些信放到台子上，然后他让警卫打开了隔板上的一个小门。警卫把塑料袋从小门内送出去，亚当在另一边接着。然后警卫退身出去并锁上了房门。 
　　“这是什么？”亚当拿着塑料袋问。 
　　“崇拜信。”萨姆在他常坐的位子上坐下，点上一支烟。 
　　“我怎么处理它们？” 
　　“读一读，或者烧了，无所谓。今天早晨打扫牢房，这些东西碍事。我知道你昨天去了新奥尔良，给我讲讲情况。” 
　　亚当把信袋放到椅子上，在萨姆对面坐下来。外面的气温是华氏一百二十度，这个接待室里也差不了多少。今天是周六，亚当下身穿条牛仔裤，上身着开领短袖衫，脚下是一双平底便鞋。“第五巡回法院周四来电话说他们要在周五听我陈述。我去了，我的才华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今天早晨我才飞回孟菲斯。” 
　　“裁决什么时候出来？” 
　　“很快。” 
　　“是三人法官小组吗？” 
　　“是的。” 
　　“都有谁？” 
　　“朱迪、罗比肖克斯和麦克尼利。” 
　　萨姆琢磨了一会儿这几个名字。“麦克尼利是名老牌斗士，他会帮助我们。朱迪是保守派的一条母狗，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指她是个很保守的美国女性，是共和党委派的，恐怕她不会帮我们。我对罗比肖克斯不熟悉，他从哪儿来？” 
　　“南路易斯安那。” 
　　“啊，是个混血美国人。” 
　　“差不多。此人强硬得很，不会帮我们的。” 
　　“这么说我们要二比一输掉了，好像你说过他们被你的才华搞的晕头转向。” 
　　“我们还没有输。”亚当很惊讶萨姆说起每一位法官都如数家珍。不过，他毕竟研究法庭多年了。 
　　“律师抗辩不力的上诉到哪儿了？”萨姆问道。 
　　“还在这里的地区法院，比其他的上诉迟了几天。” 
　　“咱们再提些别的上诉吧，好不好？” 
　　“我正在办。” 
　　“要赶快，只有十一天了。我屋里墙上有个日历，我每天要盯着它看上三个小时。每天早晨起来后，我都要在头一天的日期上打上一个大大的X。在八月八号那一天画着个圆圈，我的X离圆圈越来越近了，得想些办法。” 
　　“你看，我正在想。实际上，我正在考虑一个新攻击点。” 
　　“太好啦。” 
　　“我认为我们可以证明你已精神失常。” 
　　“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 
　　“你上了年纪，已经年老体衰，你对执行死刑表现得过于平静，可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对你执行死刑。” 
　　“类似的案例也是有的。” 
　　“古德曼认识一个专家，只要给钱他什么都肯说。我们正在考虑带他来这里为你进行检查。” 
　　“妙极了，我要弄得披头散发，满屋子追蝴蝶。” 
　　“我认为就心理失常进行上诉还是比较过硬的。” 
　　“我同意，去办吧，再多找点上诉的理由。” 
　　“我会的。” 
　　萨姆吁了口气沉思了几分钟。两个人都在冒汗，亚当需要换换新鲜空气了。他需要回到车子里去，关上窗子，把空调开到最高。 
　　“你什么时候再来？”萨姆问道。 
　　“星期一。听我说，萨姆，有件事虽说不那么令人愉快，但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你可能会离开我们，也许是八月八号，也许是五年以后，像你这种抽烟的方式，你挺不了多久。” 
　　“抽烟不是对我健康的最大威胁。” 
　　“我知道。不过，你的家庭，莉和我，都需要就善后事宜做些安排，最好能提前有个商量。” 
　　萨姆呆呆地望着隔板上一排排小小的铁三角。亚当在一本拍纸簿上涂写着什么。空调器呼呼地吹着，不时发出嘶嘶的声音，但屋里并没有多少凉意。 
　　“你祖母是个好女人，亚当，我很难过你没有见到过她，她本应该生活得更好些。” 
　　“莉带我去了她的墓地。” 
　　“我让她吃了很多苦头，她都忍受了。把我埋在她身边吧，也许我还能向她表达我的愧疚。” 
　　“我会办好的。” 
　　“就这样吧，买块墓地需要多少钱？” 
　　“钱的事我想办法，萨姆。” 
　　“我没有什么积蓄，亚当。几年前就折腾光了，差不多都是因为这桩事。土地和房子都没了，我没有留下任何不动产。” 
　　“写了遗嘱吗？” 
　　“是的，我自己起草了一份。” 
　　“下星期我需要看一看。” 
　　“你下周一可一定要来。” 
　　“我保证，萨姆。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萨姆踌躇了片刻，似乎显得有些难为情。“你知道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吗？”他像个孩子似地笑了笑说。 
　　“什么都行，萨姆。” 
　　“我小时候最馋的就是爱斯基摩派。” 
　　“爱斯基摩派？” 
　　“是的，那是一种小小的带柄冰淇淋，香草的，带一层巧克力硬壳。来这里之前我常吃，我想这种东西仍然有卖的。” 
　　“爱斯基摩派？”亚当重复了一句。 
　　“是的，我还想吃，那是世界上最棒的冰淇淋。你能想象出在这个蒸炉里吃上一只是什么感觉吗？” 
　　“好吧，萨姆，那就爱斯基摩派。” 
　　“多带些来。” 
　　“我要带一打来，我们就在这儿一边流汗一边吃爱斯基摩派。” 
　　萨姆在周六的第二位来客是他所没有料到的。那人在正门被门卫拦下后出示了一份带有照片的北卡罗来纳州驾驶证，并向警卫解释说自己是萨姆的兄弟，还说他被告之从现在起直到预定的行刑日期间他随时可以来监舍探望萨姆。他说昨天已经和上层管理部门的一个叫作霍兰先生的人讲好了，那位霍兰先生向他保证对萨姆的探望规定已经放宽，一周内任何一天从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之间都可以探监。警卫回屋去挂了个电话。 
　　五分钟过去了，来客仍然很耐心地等在他那辆租来的车子里。警卫又挂了两个电话后把那人的车号登记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她告诉来客把车子停到稍远些的地方锁好，然后回到警卫室来等。那人照办了，几分钟后，一辆白色的囚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一名着制服的武装警卫，他示意让那来客上车。 
　　车子进了严管区的两道大门，向着另外一个有两名警卫等候的门口开去。他们对来客进行了搜身，那人身上没带任何包裹和袋子。 
　　他们带领那位来客拐过一个墙角进入了空无一人的接待室，来客坐在了隔板靠中间的椅子上。“我们去带萨姆，”其中一个警卫说道，“需要五分钟时间。” 
　　警卫来到囚室前时萨姆正在打一封信。“咱们走吧，萨姆，你有客人。” 
　　萨姆停住打字，眼睛盯着警卫。屋里的风扇在飞速旋转，电视里正在转播棒球比赛。“来的是谁？”他厉声问道。 
　　“你兄弟。” 
　　萨姆轻轻把打字机放到书架上又一把抓过囚衣。“哪个兄弟？” 
　　“我们没有细问，萨姆，只知道是你的兄弟，我们走吧。” 
　　他们把他铐好后带他往囚室外面走去。萨姆曾经有过三个兄弟，老大在萨姆入狱前就已患心脏病去世了，最小的是唐尼，已经六十一岁了，现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附近。再一个就是六十七岁的艾伯特，他身体不太好，目前住在福特县乡下的林子里。唐尼每个月都会寄些烟来，外带少量的钱，再有就是偶尔写张条。艾伯特已经有七年没有音讯了。还有个老处女姨妈直到八五年去世前一直给他来信。而凯霍尔家的其他人早就把他忘到脑后了。 
　　一定是唐尼来了，他对自己说，只有唐尼还可能有心情来看他。他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了，他们走近接待室时，萨姆不觉脚下轻快起来，多么令人意外的惊喜。 
　　萨姆走进门去望着坐在隔板对面的那个人，那是一张他并不熟悉的脸。他又在屋子里环视了一下，确信除了那人外再没有第二个，那人此时正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冷漠眼神凝视着萨姆。警卫一面给萨姆卸手铐一面密切注视着他们，于是萨姆赶紧冲那人笑笑并点了点头。随后他便把目光转向警卫，一直等到他们出去把门锁上。萨姆在来客对面坐下，点燃一支烟，一语不发。 
　　此人看起来有些面熟，但他想不起是谁。他们透过隔板的窗口互相望着对方。 
　　“我认识你吗？”萨姆终于问道。 
　　“是的，”来客回答。 
　　“在哪儿认识的？” 
　　“在过去认识的，萨姆。在格林维尔、杰克逊市和维克斯堡，在犹太教堂、房地产公司、平德家还有马文·克雷默家。” 
　　“韦奇？” 
　　那人慢慢点点头，萨姆闭上眼睛向着天花板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然后他把烟扔掉，颓坐在椅子里。“上帝，我一直盼着你死掉。” 
　　“很不幸。” 
　　萨姆目光凶狠地怒视着对方。“你这个杂种，”他咬牙切齿地说道，“狗杂种，二十三年了，我做梦都盼着你死。我用自己的双手、用棍棒、用刀子、用人们所知道的所有武器把你杀死了不下一百万次，我见过你满身血污的样子，听过你请求宽恕的号哭。” 
　　“很遗憾，我就在你面前，萨姆。” 
　　“我恨你胜过对所有人的恨。如果我现在有枝枪，我会把你的卵子打个稀烂，我会把你的狗头里灌满铅液，我会一直笑到哭起来，上帝，我恨不能活剥了你。” 
　　“你就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萨姆？” 
　　“你来这里干什么，韦奇？” 
　　“他们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吗？” 
　　“他们才不屑于听我们谈些什么。” 
　　“不过，这种地方也许会装有窃听器，是不是？” 
　　“那就离开这里，蠢货，滚吧。” 
　　“我马上就会走的，但我首先要告诉你我就在附近，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事情的进程，我也很高兴我的名字至今还没给说出去，我当然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我总是很有能力让人们保持沉默的。”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拿出点男人的勇气去接受它吧，带着尊严去死，你和我同在，你是帮凶和同谋，在法律面前你和我同罪。当然，我是个自由人，可没人说过生活是公平的呀，就这样一直向前走吧，把我们的小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样谁也不会受到伤害，好不好？” 
　　“你去了哪里？” 
　　“所有地方。我的名字也不再叫韦奇了，所以不要打任何主意。我从来就不是韦奇，就连道根也不知道我的真名。我于一九六六年应召入伍，我不想去越南，所以就去了加拿大，后来又隐姓埋名来到了这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是个并不存在的人，萨姆。” 
　　“你才应该坐在我的位子上。” 
　　“不，你错了，我不应该，你也不应该。你回格林维尔去真是蠢透了。联邦调查局找不出任何破绽，他们本来永远也抓不到我们。我就够聪明，道根也一样，而你却成了最薄弱的一环。那本来也是最后一颗炸弹了，你知道吗，那尸体和那一切都是最后的一次了，到了收山的时候了。我逃离了这个国家，本想永远不再回到这个令人心痛的地方，而你本来也可以回到你的那些鸡和奶牛的身边去。谁知道道根会做什么。不过，你坐在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个大傻瓜。” 
　　“你今天来这儿也算是傻得可以了。” 
　　“不见得。如果你现在喊叫起来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你，娘的，他们都会认为你肯定是疯了。但即使那样的话，我还是愿意保持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不想搞出乱子来。让我们接受即将来临的一切吧，萨姆，平静地接受吧。” 
　　萨姆小心地又点燃了一支烟，并把烟灰磕在地上。“你走吧，韦奇，再也不要回来。” 
　　“当然。有一句话我真不愿意说出口，不过，萨姆，我希望他们毒死你。” 
　　萨姆站起来向身后的门走去，一名警卫打开门带走了他。 
　　他们像一对少男少女般地吃着爆米花坐在影院的后排座位上。出来看电影是亚当的主意。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同病毒一起呆了三天，这阵酒疯在周六早晨总算是过去了。他挑了一间家庭餐馆吃了晚饭，那家餐馆的菜单上只有快餐，没有烈性酒。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通核桃蛋奶烘饼和奶油冰淇淋。 
　　他们看的是部西部片，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很具政治色彩，印地安人是一水的好汉，牛仔们则全部是流氓无赖。所有白色面孔的人都透着邪恶并且最终都没有逃脱覆灭的下场。莉喝了两大杯佩帕斯饮料，她的头发很洁净，梳在耳后；她的眼睛重又显得明亮有神；她的面部化了妆，掩去了过去一周来所经受的创痕；她还像以往一样穿着牛仔裤和活领棉布衬衫，她又恢复了往日的镇定从容。 
　　他们几乎没有再提星期二晚上亚当在门口席地而睡的事。两人已说好以后再讨论那件事，等将来某一天她能够把握它的时候再说，这样办对他也是件好事。她现在正走在颤颤悠悠的钢丝上，时时刻刻都有再一次掉进酒坛的危险。他要保护她，不让她再遭受痛苦和不幸，他要做一些能让她高兴和快乐的事，绝不再谈论萨姆和他的死刑，不再谈论埃迪，不再谈论凯霍尔家族史。 
　　她是他的姑姑，是他所钟爱的人。她很脆弱，身体又有病，她需要他宽阔的肩头和有力的声音来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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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菲利普·奈菲星期天一大早醒来就感到胸部疼痛异常，随后便被送到了克兰顿的这家医院。他与妻子在帕契曼的一幢现代化公寓里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十一年。救护车在路上开了有二十分钟，当他躺在推床上给人推进急诊室时，病情还算稳定。 
　　他的妻子焦虑不安地等在走廊里，护士们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她以前也曾在这里等待过，那是他在三年前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一位神情忧郁的年轻医生向她解释说病情不是很严重，已经稳定下来，没有什么危险，经过药物治疗正在安睡，今后二十四小时还需要进行密切观察，如果情况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不出一星期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被绝对禁止回帕契曼，也绝不允许知道任何有关凯霍尔死刑的消息，甚至连床头的电话也不能打一个。 
　　睡眠已然变成了一场格斗。亚当已习惯于睡前先在床上看一小时左右的书，他在法学院时就曾听说过法律杂志是最好的安眠药。不过，他现在可是越看越忧心忡忡。过去两周里发生的事情——他接触的那些人，他知道的那些事，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他被下一步将要出现的情况扰得心烦意乱。 
　　星期六他一整夜都是时睡时醒，而且常常一醒就是很长时间。当他最后一次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时间差不多快到八点。莉曾经提到过没准会让他在厨房里遇到意外的惊喜。她说自己从前是做香肠和鸡蛋的一把好手，还说只会烤罐装饼干算不得本事。可当他穿好牛仔裤，套上T恤出来时，却闻不到任何气味。 
　　厨房里静悄悄的。他查看了一下咖啡壶，一边叫着她的名字，壶是半满的。她卧室的门开着，灯也关了。他迅速检查了每一个房问。她也没有在阳台上喝咖啡看报纸。他跑去外面的停车场——她的汽车不见了。他赤着脚走过沥青路去向门卫打听她离开的时间。门卫查看了一下记事簿回答说差不多是在两个小时之前，她看起来还好，那门卫说。 
　　那份报纸是他在书房的沙发上发现的，是一份足有三英寸厚的《孟菲斯报》周日版。报纸很整齐地摞在那里，都市版放在最上面，莉的脸部特写刊印在该版的最前面。那张照片是在早年间的一次慈善集会上拍摄的，是一张费尔普斯·布思先生和太太的特写，两人都在冲着摄像机微笑。莉穿着一身光彩照人的无背带黑色晚礼服，费尔普斯打着一条时髦的黑色领带，两人看起来很像是一对幸福无比的夫妻。 
　　文章写的是托德·马克斯对凯霍尔之谜的最新发掘，随着他在这方面文章数量的增长，他的系列报道也越来越具有了小报的味道。文章开始还显得很友善，对有关执行死刑的情况进行了简单总结，讲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话——有麦卡利斯特的，理查德·奥兰德的，卢卡斯·曼的，还有奈菲那一迭连声的“无可奉告”。接着很快变换了一副恶劣的嘴脸，开始兴高采烈地披露有关莉·凯霍尔·布思的消息——孟菲斯社交界名流，名门望族布思家族中的大银行家费尔普斯·布思之妻，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人，亚当·霍尔的姑姑，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她还是臭名昭著的萨姆·凯霍尔的女儿！ 
　　文章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莉成了一桩血案的元凶。文章引用了一些据说是作者的朋友们在得知她的真实身份后惊讶之余所说的话，当然不会提那些人的名字。文章还谈到了布思家族和它的财富，而且惊讶于像费尔普斯这样有着高贵血统的人怎么会屈尊俯就与一个像凯霍尔这样的三K党家庭联姻。文章还提到了他们的儿子沃尔特，同时又引用了无名氏的话语，对他拒绝回孟菲斯做了推测。文章喋喋不休地说，沃尔特未婚，现住在阿姆斯特丹。 
　　最糟糕是文章接下来又引用了另一个无名氏讲述的事情，那是在早几年举办的一次慈善活动中，当时莉和费尔普斯·布思双双出席，他们坐的桌子就离露丝·克雷默不远。那位无名氏当时也在场，并且十分清晰地记得人们所坐的位置。那人既是露丝的朋友，又是莉的一个相识，无名氏说得知莉有这样一个父亲后感到异常震惊。 
　　随文还刊登了露丝·克雷默的一张小照，她是个颇具魅力的女人，大约五十岁出头的样子。 
　　文章耸人听闻地把莉揭露了一通以后便继续概述周五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口头辩论和凯霍尔案辩护情况的最新动向。 
　　总而言之这是一篇写得十分空洞而又卑劣的文章，却洋洋洒洒占了一版多的篇幅，把当日谋杀案新闻综述挤到了第二页。 
　　亚当把报纸扔到地板上喝了口咖啡。这是个很热的星期天，莉刚刚醒转时一定会感觉到几天以来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也许还不止于此。然后她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看着报纸。但很快她便像是给人打了个嘴巴后又在腹部踹了一脚，眼下她又一次出走了。她这几次都去了哪里呢？她的避难所又在何方？当然她不会去费尔普斯那里。也许她在什么地方有个男朋友会接纳她并给她安慰，但又似乎不大可能。他但愿她不会手里拿着酒瓶开着车满街乱转。 
　　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早晨布思家一定会乱了营，他们那个见不得人的小秘密给捅了出来，放到报纸的头版上供人观赏。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羞辱呢？想想看吧，一个布思家的人竟娶了这样一个下三烂为妻而且还生了孩子，现在人人都晓得了，这个家族也许会从此一蹶不振。布思家的老夫人肯定会沮丧万分，没准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他们活该，亚当心里想。他冲了个澡并换了衣服，然后去把他的绅宝轿车顶篷放了下来。他并不寄希望于在孟菲斯空荡荡的大街上能够看到莉的栗色美洲虎车，但他还是要开着车出去转一转。他从河边的前沿大街找起，一面很响地播放着斯普林斯廷的乐曲，一面漫无目的地向东边开去。他经过联邦医院，穿过商业区的一幢幢很气派的建筑物，又转回奥伯恩之家附近的居民区。他当然没能找到她，但开车可以使他换换空气。临近中午的时候，路上的车子多起来，于是亚当向办公室方向开去。 
　　萨姆在星期天唯一的客人又是位不速之客。去掉手铐后他一边揉着自己的手腕一边坐到了隔板前。对面是一位灰头发的男子，面容很友善，带着温和的微笑。 
　　“凯霍尔先生，我叫拉尔夫·格里芬，我是帕契曼的牧师，新来的，我们还不曾见过。” 
　　萨姆点点头说：“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你一定认识我的前任。” 
　　“啊，是的，令人尊敬的卢克牧师，他去哪儿了？” 
　　“退休了。” 
　　“好极了，我从来就不屑于理他，我怀疑他是不是上得了天堂。” 
　　“是的，我听说他在这里不怎么得人心。” 
　　“得人心？一摊臭狗屎罢了。我们都不相信他，天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赞同死刑的缘故吧。你能想象吗？上帝要他来帮助我们，而他却认为我们都该死。他说那是圣经里讲的，你知道，就是一报还一报那一套。” 
　　“这我以前听说过。” 
　　“我想你也听说过，你是哪一类牧师？属于哪个教派？” 
　　“我受命于一所浸礼会教堂，不过我现在不属于任何派别。我想上帝对所有这些宗派一定很头疼。” 
　　“要知道，他对我也很头疼。” 
　　“怎么会呢？” 
　　“你知道兰迪·杜普雷吧，他是这里的一名囚犯，就关在离我不远的一个囚室里，是个强奸杀人犯。” 
　　“是的，我看过他的档案，他曾经做过牧师。” 
　　“我们叫他小牧师，他最近添了释梦的本事。还会唱歌、治病，如果得到允许的话，他没准还会耍蛇，耍那种很大的毒蛇，你看过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吧。总之，他刚刚做完了一个长梦，足足做了有一个月，像是上演了一出小型连续剧，结果他发现我这回是定死无疑了，他见到上帝正在等着对我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 
　　“我看，对过去做一番清理未必就是坏事。” 
　　“急什么？我还有十天的时间。” 
　　“这么说，你信仰上帝？” 
　　“是的，我信。你赞同死刑吗？” 
　　“不，不赞同。” 
　　萨姆审视了他好一会儿，然后说道：“不是开玩笑？” 
　　“杀人是错误的，凯霍尔先生。如果你的罪名属实，那么你杀人不对，但政府杀你同样不对。” 
　　“赞美上帝，我的兄弟。” 
　　“我从不相信耶稣会同意我们以杀人作为惩罚的手段，他没有教我们那样做，他教我们爱和宽恕。” 
　　“那也正是我在圣经里读到的，天知道你怎么能在这里谋到差事？” 
　　“我有个表兄在州议会。” 
　　萨姆闻听露出笑脸，继而又大笑起来。“你在这儿干不长，太老实。” 
　　“不一定。我表兄是惩戒委员会主席，权力很大。” 
　　“那你就祈祷他连选连任吧。” 
　　“我每天早晨都在为此祈祷，我来找你只是为了介绍一下自己。今后几天希望能够和你谈谈，如果你需要，我很愿意为你做祷告。我以前从未经历过执行死刑的事。” 
　　“我也没有经历过。” 
　　“你很怕吗？” 
　　“我已经老了，牧师，再过几个月我就满七十岁了，如果我能够坚持到那一天的话。死的念头有时候令人感到很愉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将会是一种解脱。” 
　　“可你仍在抗争。” 
　　“不错，我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就像是在同癌症较量，你渐渐垮下去，越来越衰弱，一天天走向死亡，终于你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但没有人真的想死，即便是我。” 
　　“我读到过你孙子的事，那一定很令你感到鼓舞，我知道你很为他骄傲。” 
　　萨姆微笑着看着地板。 
　　“不论出了什么事，”牧师接着说道，“我都会随时恭候，你愿意我明天再来吗？” 
　　“那再好不过了，让我进行一些思考，好吗？” 
　　“当然。你了解这里的程序，是不是？在你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可以有两个人在你身边，你的律师和你的精神顾问，我将很乐意陪伴你。” 
　　“谢谢。另外，你能抽时间和兰迪·杜普雷谈谈吗？那可怜的孩子精神快要崩溃了，他真的需要帮助。” 
　　“我明天就去。” 
　　“谢谢。” 
　　亚当独自一人在看一盘租来的电影录像带，电话机就放在身边，莉一直没有消息。十点的时候他给西海岸挂了两个电话。先是给在波特兰的妈妈打。她语气很冷静，但表示非常高兴听到他的声音，她没有打听萨姆的事，亚当也没有讲。他说自己干得很艰苦，但总的看来很有希望，他也很想在几周内回到芝加哥去。她在报上看到了一些消息，有些为他担忧。亚当说，莉很好。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在伯克利的妹妹卡门的。在她公寓里接电话的是个男子，如果亚当没有记错的话，是那个叫什么凯文的人，他和卡门在一起已有些年头了。卡门很快接过了话筒，似乎很急于知道密西西比这边的事，她也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亚当说了一大堆表示乐观的话。她很为他置身于那些可怖的三K党徒和法西斯分子中间而忧虑。亚当连声说自己很安全，并且说事情真的进展很顺利，当地人懂礼貌得出奇，非常纯朴，他和莉住在一起，两人相处得好极了。使亚当感到意外的是，她想知道萨姆的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外貌，他的心态，他愿不愿谈论埃迪。她问是否可以在八月八号以前去看看萨姆，这种见面倒是亚当还不曾想到过的。亚当说他会考虑，并说会问问萨姆。 
　　他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电视机也没关。 
　　周一早晨三点半，他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里是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说自己是费尔普斯·布思。“你一定是亚当，”他说。 
　　亚当坐起身子揉揉眼睛。“是的，我就是。” 
　　“你见到莉了吗？”费尔普斯不紧不慢地问道。 
　　亚当看了一下放在电视机上面的表。“没有，怎么了？” 
　　“嗯，她遇到麻烦了，一个小时前警察给我打了电话，昨晚八时他们发现她酒后驾车，她已被拘留了。” 
　　“噢，不，”亚当说。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她进去后当然不肯接受呼吸检查，因此在禁闭室里给关了五个小时。她在登记本上留下了我的名字，所以警方给我打了电话。我赶到拘留所时，她已经交保获释，我以为她给你打了电话。” 
　　“没有，我昨天早晨醒后她就一直不在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她的消息，她会给谁打电话呢？” 
　　“天知道？我真的不愿意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把他们吵醒，也许我们只好等了。” 
　　亚当听到他这样武断地作决定感到很不舒服。好也罢坏也罢，他们毕竟做了近三十年的夫妻，而且很明显他们以前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可亚当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是开车离开拘留所的吧？”他不大自信地问道，但心里已经知道了答案。 
　　“当然没有，有人接走了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麻烦，我们需要去取回她的车，车子就停在拘留所边上的停车场里，我已经付清了拖车费。” 
　　“你有车钥匙吗？” 
　　“有的，你能帮我取一下车吗？” 
　　这时亚当突然记起了报纸上费尔普斯和莉面带微笑的那张照片，还想起了他所猜测的布思家族对这件事的反应。他肯定自己是那家人的主要指责和非难对象，如果他呆在芝加哥的话，所有这一切本来都不会发生。 
　　“当然，请告诉我——” 
　　“到门卫那里等我，我十分钟就到。” 
　　亚当刷了牙，穿好耐克鞋，又到大门口同值班的门卫威利斯闲聊了大约有十五分钟的样子才见到一辆有史以来最长的黑色奔驰车开过来停下。亚当同威利斯道了别，钻进了汽车。 
　　他们出于礼节握了握手。费尔普斯穿着一件白色运动衫，头戴一顶小熊队球帽，缓缓地在空旷的大街上开着车。“我想莉已经跟你说过我的一些事，”他的口吻不带丝毫感情色彩。 
　　“很少一点，”亚当谨慎地回答。 
　　“好吧，可说的事很多，我也就不再打听她都说了些什么内容了。” 
　　这个想法不错，亚当想。“也许我们最好还是谈谈棒球或者别的什么事，我敢说你是个小熊队的球迷。” 
　　“我历来就是小熊队的球迷，你呢？” 
　　“当然。本赛季我第一次去了芝加哥，我曾去过里格利不下十几次，就住在离公园不远的地方。” 
　　“原来如此。我每年要去看三四次，我的一个朋友有个包厢。我看球可是有年头了，你喜欢哪名球员？” 
　　“我想是桑德伯格，你呢？” 
　　“我喜欢那些岁数大些的，厄内·班克斯和罗恩·桑托。他们代表棒球的鼎盛时期，球员们都忠心耿耿，不会年年转会，你始终知道自己钟爱的球队里都有哪些人。而现在，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喜欢这项运动，但贪婪给把它给毁了。” 
　　费尔普斯·布思对贪婪的指责令亚当感到有些意外，不觉内心有所触动。“也许是吧，但多少年来棒球就是一部球队老板们的贪婪史，球员们要求自己应得的一份何错之有？” 
　　“一年五百万，有谁值那么多钱？” 
　　“没人值那么多钱，不过，既然摇滚歌星能挣五千万，棒球运动员挣几百万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就是娱乐业，比赛是球员的事，不是老板的事，我去里格利看的是球员，并非因为《论坛报》眼下正巧是球队老板。” 
　　“是的，可是看看那票价吧，看场比赛竟要花十五美元。” 
　　“可到场的观众人数还在增加，球迷们并不在乎。” 
　　他们的车子穿过了商业区，清晨四点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很快他们便接近了拘留所。“听我说，亚当，我不知道莉跟你讲过多少关于她酗酒的事。” 
　　“她说了自己是个酒精中毒患者。” 
　　“一点不错，这是她第二次酒后驾车受到处罚了。上一次我曾设法没有让她上报，这次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她突然成了整个城里谈论的焦点，感谢上帝她并不曾伤害过任何人。”费尔普斯把车子停在一个车场围栏旁的路边上。“她已经进行过五六次戒酒。” 
　　“五六次。她对我说进行过三次治疗。” 
　　“瘾君子的话不能相信，在过去十五年中光我知道的就不下五次。她喜欢去的地方是一家名叫春之溪的很时髦的戒酒中心。那家店的规模不大，就坐落在城北几公里外的一条河上，非常清静优雅，是专供有钱人使用的。他们在里面戒酒和疗养，好吃好喝，做健身和桑拿，都是那些最时髦的事。那是个好得人人都想去的地方，我总觉得她在今天晚些时候会去那里，她有些朋友会帮她去登记，她在那里很熟，那儿差不多算是她的半个家了。” 
　　“她会在那里呆多久？” 
　　“不一定，至少一星期，也曾在里面住过一个月。一天的花费是二千美元，当然他们会把帐单寄给我，不过我倒不在乎。只要能帮她，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 
　　“我能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要想办法找到她，几个小时后我就给我的秘书们挂电话，先查清她在哪里，眼下她的去向应该不难判断，我断定她会出现在戒毒所，很可能就在春之溪。我还要去争取不让报纸披露这件事，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根据最近报界的动向看，这不大容易做到。” 
　　“我很遗憾。” 
　　“一旦找到了，就需要你去看她，带些花和糖果。我知道你很忙，对你面临的问题我也略知一二，还有，嗯——” 
　　“九天。” 
　　“对了，九天。好吧，想办法找找她，帕契曼的事结清后，我建议你回芝加哥去，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留下她一个人？” 
　　“是的，听起来很不顺耳，但必须要这样做。她问题不少，原因也很多，我承认我算是原因之一，但有许多事情你不了解，她的家庭是另一个原因。她很喜欢你，但你给她带回了许多恶梦和痛苦，不要因为我的这些话而记恨我，我知道这些话有点伤感情，但我说的都是实情。” 
　　亚当透过车窗凝视着街对面的停车场围栏。 
　　“有一次她有五年滴酒未沾，”费尔普斯继续说道，“我们以为她不会再犯了。后来萨姆被定了罪，接着是埃迪的死，她参加葬礼回来后便一蹶不振，我想过很多次了，她也许永远摆脱不出来了，你最好还是离开她。” 
　　“可是我爱她。” 
　　“她也爱你，但你的爱需要有一段距离，你可以从芝加哥给她写信，寄明信片，过生日的时候给她寄上一束花，一个月打一次电话，聊聊电影啦，小说啦，但不要谈家事。” 
　　“那谁来照料她呢？” 
　　“她已经是接近五十岁的人了，亚当，她在大部分时间里独立性一直很强。她的酗酒史已有多年，对此你我都无能为力。她知道自己的病，她想保持清醒时就能够保持清醒。你并不是个能给她带来好的影响的人，我也不是，对不起。” 
　　亚当沉重地呼吸着，他的手紧握着车门把手。“对不起，费尔普斯，如果我使你和你的家庭感到难堪的话，我不是有意识要那样做的。” 
　　费尔普斯笑了笑并把一只手放到亚当的肩头。“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的家庭比你的家庭遇到的麻烦要多得多，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这一点，先生，很难让人相信。” 
　　“是真的，”费尔普斯说着递给他一个钥匙环并指了指停车场里面的一幢小房子，“到那里登记一下，他们会带你去找车。” 
　　亚当打开车门下了车。他目送着奔驰车缓缓离开，消失了踪影。当亚当走进停车场围栏的大门时，他怎么想怎么觉着费尔普斯·布思实际上还在爱着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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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退役上校乔治·纽金特对奈菲的心脏病发作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安。那老家伙在星期一上午干得还不错，他度过了危险期，正在很安静地休息，反正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得场病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奈菲是个好人，只是已经老朽无用，不过是在熬他的养老金而已。纽金特眼下正在争取监狱负责人的位置，他需要明确自己的策略。 
　　他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离凯霍尔的行刑时间只剩下九天了，由于刑期定在下周三午夜过后一分钟开始，所以如果那仅有一分钟的一天不作数的话，实际上只有八天了。事实上下周二是最后一天。 
　　他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笔记本，皮封面上很讲究地印着密密西比规程几个字。那是他的杰作，是他两周来辛勤整理的结果。当奈菲把以前有关执行死刑的一堆杂乱无章的管理规定、简介和核对清单一古脑丢给他时，他着实吃了一惊，他们竟能如此这般地执行死刑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过，现在终于有了详尽的计划，而且在他看来是一份经过精心推敲的完美计划。那份材料足有两英寸厚，一百八十多页，里面当然要处处都可见到他本人的大名。 
　　卢卡斯·曼在周一早晨八点十五分走进办公室。“你迟到了，”纽金特厉声说道，俨然一副总领一切的派头。曼只是一名普通律师，而纽金特是行刑队队长；曼对自己的工作很是知足，纽金特则野心勃勃，而且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一直被这种野心驱使着。 
　　“那又怎么样，”曼站在桌子前的一张椅子旁说。纽金特仍然穿着他的标准服装，一条熨得没有一丝皱折的深橄榄色裤子和一件浆得笔挺的颜色相同的衬衣，里面穿件灰色T恤，脚上的浅黄色牛皮靴擦得锃亮，他走到自己的桌子前站下。曼很讨厌他。 
　　“我们还有八天时间，”纽金特说，好像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件事。 
　　“我记得是九天，”曼说，两人都站在那里。 
　　“下周三不能算，我们只剩八天了。” 
　　“随你怎么说吧。” 
　　纽金特直挺挺地在椅子上坐下。“今天有两件事。第一，我这里有一份手册，是我为执行死刑整理出来的，是一份非常完备的规程，结构非常严谨，带有索引和注释，我希望你能仔细核对一下里面的各项规定，看看是否有不合时宜的地方。” 
　　曼望着那黑色活页夹子却并没去动它。 
　　“第二，我每天要一份有关全部申诉情况的报告。就我所知，至今天早晨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法律上的障碍。” 
　　“没错，先生，”曼答道。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份有关最新动态的书面汇报。” 
　　“那你就请个私人律师吧，先生。你并非我的老板，我要是写一点供你早晨喝咖啡消遣的东西就不得好死。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会同你讲，但我不会给你写书面材料。” 
　　唉，多么令人扫兴的平民生活，纽金特渴望着军队中的纪律，该死的律师。“好吧，请你核对一下这份规程好吗？” 
　　曼把它打开翻了几页。“我说，没有这东西我们也已经执行过四次死刑了。” 
　　“坦率地讲，我对此感到很吃惊。” 
　　“坦率地讲，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 
　　“你瞧，卢卡斯，我并非喜欢那种事，”纽金特若有所思地说，“是菲利普要我做的。我希望能够缓期，我真是那样想的，可如果缓不了的话，我们就必须作好准备。我希望这一切能够顺利进行。” 
　　曼听出来他显然是在扯谎，但还是把那份规程拿了起来。纽金特还不曾亲眼见过执行死刑，他现在不是按天计算时间，而是在按小时计算时间，他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萨姆被绑在椅子上吸毒气的样子。 
　　卢卡斯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在走廊里他遇到州里的行刑人比尔·蒙代，不用说是去找纽金特密谈的。 
　　亚当刚好在下午三点前几分钟到了图书室。这一天是在莉因酒后驾车遇到麻烦引起的惊恐中开始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让他高兴。 
　　上午他一到办公室便先倒了杯咖啡。他坐在桌前喝着咖啡，一方面想缓解一下头痛，一方面想研究一下案情。大约过了有十分钟的样子，达琳给他送来了分别从新奥尔良和地区法院发来的传真。他的两个上诉又以失败告终。第五巡回法院支持联邦法院就萨拇指控毒气室残酷、过时因而违反宪法的上诉所作出的裁决。地区法院驳回了就本杰明·凯斯在初审中辩护不力提出的上诉。亚当的头痛顿时烟消云散。不到一小时，死刑书记官理查德·奥兰德先生从华盛顿打过电话来询问亚当的上诉计划，同时还要了解辩方提交其他诉状的可能性，他告诉亚当只剩下八个工作日了，好像亚当需要他提醒似的。奥兰德来电话半小时后，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的书记官又来电话询问他准备何时就地区法院的裁决提起上诉。 
　　亚当对两家法院的两位死刑书记官说他会尽快办理上诉事宜，力争今天就把诉状递上去。他静下来思考这件事时，觉得这真是个令人诚惶诚恐的执法程序，你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人留心着。在这个阶段，法院和大法官们都会时刻关注着你的下一步动作，不时会有书记官打电话来询问你的打算。个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又令人心寒，他们关心的并非是萨姆能否抓住使死刑得以缓解的绝好抗辩材料，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应对措施。死刑书记官们已经得到上峰的指令，要他们密切注意着正在一天天减少的日子，以便法院能够及时作出裁决，通常是不利于案犯的裁决。这些法官们并不热衷于在凌晨三点阅读答辩状，他们要求在正式上诉材料到达之前尽可能早地将全部最后上诉材料的影印件摆到他们的案头上。 
　　临近中午时分，费尔普斯从办公室给他来了个电话告诉他还没有找到莉。他已经询问了方圆百里内所有的戒毒所和康复机构，没有一家接受过名叫莉·布思的人。他说自己仍在继续寻找，但眼下有很多会要开，还说了些别的什么。 
　　萨姆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监狱图书馆，精神状态还好。他已经在正午时分看到了电视上报道的不利消息，看到了杰克逊市电视台的倒计时在算计着他的日子，只有九天了。他坐在桌前有些茫然地望着亚当。“带了爱斯基摩派吗？”他像个渴望糖果的小孩子般可怜兮兮地问。 
　　亚当伸手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冷藏瓶并放在桌子上打开。“在大门口差点给没收，后来警卫又撕开包装威胁说要给倒掉，现在可以享用了。” 
　　萨姆伸手便拿起一只，欣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外皮剥开，他先是用舌头舔着外层的巧克力，然后才咬了一大口，他闭上眼睛慢慢地在嘴里咀嚼着。 
　　几分钟后他吃完了第一只爱斯基摩派，又接着吃第二只。“今天不走运吧，”他一边舔着冰淇淋的边角一边说道。 
　　亚当把一些文件推给他。“这是那两份裁决，很简单，也很明确，根本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法院里对你友善的人不是很多，萨姆。” 
　　“我知道，但至少还有其他人喜欢我，我不要看那些废话，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们要证明你的精神状况完全不适于执行死刑，因为你年事已高，已经不能完全理解对你进行这种惩罚的意义。” 
　　“没用的。” 
　　“你在周六还很赞同这个想法，出了什么事吗？” 
　　“根本不顶事。” 
　　“为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精神失常，我很清楚为什么要处死我。你已经做了一个律师所能做的一切——凭空杜撰出一些荒唐的论点，再找些古里古怪的专家给以证明。”他咬了一大口冰淇淋并舔了舔嘴唇。 
　　“你要我放弃吗？”亚当马上问道 
　　萨姆打量了一会儿自己那焦黄的指甲盖。“也许是吧，”他说着一面用舌头很麻利地舔着自己的手指。 
　　亚当坐进他旁边的椅子里，正好面对着自己本应坐的律师位子。他仔细地审视着萨姆。“怎么回事，萨姆？” 
　　“不知道，我一直在考虑一些事。” 
　　“说给我听听。” 
　　“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个最要好的朋友给车撞死了。他当时二十六岁，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新置的家业以及在前面等着他的全部生活，突然间就走了。我已经超过他四十三岁了。我大哥死时五十六岁，我已超过他十三岁。我老了，亚当，已是风烛残年，我累了，我想还是放弃吧。” 
　　“别这样，萨姆。” 
　　“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好处吧。你的压力就此可以解除，下周你就不用再劳神去拼命做那些没用的上诉了，当这一切过去时你也不会有失败的感觉，我也用不着在剩下的几天里再去祈求什么奇迹的发生，而是可以安心地做做准备，我们可以在一起多呆些时间，我的死会让许多人感到欣慰——克雷默一家、麦卡利斯特、罗克斯伯勒，还有那百分之八十的赞同死刑的美国人。我的死会成为法律和秩序的又一辉煌时刻，我也可以稍微体面些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显得像个贪生怕死、绝望透顶的人，这一切都很令人鼓舞。” 
　　“你到底是怎么了，萨姆？上周六你还在准备抗争到底。” 
　　“我对这种努力厌倦了，我已经上了年纪，活得够本了，即便你救了我这具皮囊又能怎么样？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哪儿也不能去，亚当，那时你又会回芝哥去埋头于你的事业，当然你肯定会随时回来，我们会互相通信和寄贺卡，可我仍不得不住在死监里，而你不会，你不明白这些。” 
　　“我们不能退缩，萨姆，我们还有机会。” 
　　“这事由不得你，”他吃完了第二只爱斯基摩派后用袖子擦擦嘴说道。 
　　“我不喜欢你这样，萨姆，我喜欢你那种不顾一切、点火就着、咄咄逼人的样子。” 
　　“我累了，明白吗？” 
　　“你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就杀死你，你一定要抗争到最后一刻，萨姆。” 
　　“为什么？” 
　　“因为那种做法是错误的，政府杀人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但我们总归是会输的。” 
　　“可能输，也可能会赢。你已经挣扎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在最后一个星期却要退却？” 
　　“因为一切都过去了，亚当，已经没有指望了。”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不能退缩，请不要放弃希望，上帝，我正在取得进展，我已经让那些小丑们上了道。” 
　　萨姆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和关切的眼神。 
　　亚当又靠近些并把手放到萨姆的胳膊上。“我已经想出了几个新办法，”他充满渴望地说，“实际上，我们明天就会带那个专家来给你进行检查。” 
　　萨姆望着他。“什么专家？” 
　　“一名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 
　　“是的，从芝加哥请来的。” 
　　“我已经同一名精神病医生谈过，效果并不理想。” 
　　“这人不一样，他为我们工作，他会说你丧失了心智功能。” 
　　“你是假定我进来时本来是心智健全的吗？” 
　　“是的，我们是这样想的。明天将由这名精神科医生给你做检查，然后他会很快出具一份报告，证明你已患了老年性痴呆和精神失常，完全成了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会那样讲？” 
　　“因为我们为此付了钱给他。” 
　　“谁支付这笔费用？” 
　　“库贝法律事务所，还有你最痛恨的那些美国犹太人，而他们却不遗余力地要拯救你的生命。实际上这都是古德曼的主意。” 
　　“请的一定是位很出色的专家。” 
　　“到了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过于挑剔，事务所别的律师在办理其他一些案子时也曾起用过他，他会一丝不苟地按我们的要求去说。你只要在同他谈话时做出疯疯癫癫的样子就行了。” 
　　“那倒不是很困难。” 
　　“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要尽可能说得一无是处。” 
　　“没问题。” 
　　“告诉他你这些年来是怎样变得一天不如一天的，讲讲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要忍受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你目前是这里年纪最大的犯人，萨姆，要告诉他你在这方面的苦处，说得越多越好。他会整理一份让人不得不发生兴趣的简短报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法院去。” 
　　“没有用的。” 
　　“总归值得一试。” 
　　“最高法院曾批准得克萨斯州杀死了一个弱智儿。” 
　　“这里不是得克萨斯，萨姆。每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你一定要同我们配合，好不好？” 
　　“我们？我们是谁？” 
　　“我和古德曼，你说过不恨他了，所以我才考虑让他参加进来。说实在的，我需要帮助，这些事只靠一个律师真是忙不过来。” 
　　萨姆把椅子向桌子外面退了退并站起身来。他伸了伸胳膊和腿脚，开始沿着桌子踱步，边走边数着步数。 
　　“今天上午我要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请求调案复审的请愿书，”亚当看着自己记事簿上的工作事项说道，“他们也许会置之不理，可我还是要做。我还要继续完成向第五巡回法院提交的辩护不力的申诉。明天下午那位精神科医生将来这里，周三上午我就将丧失思想能力的上诉送出去。” 
　　“我还是平静地等待的好，亚当。” 
　　“不准你那样想，萨姆，我们不能后退。我昨晚同卡门讲了你的事，她想来看你。” 
　　萨姆坐在桌沿上望着地板，他那眯起的双眼流露出悲凄。他吸了口烟，又向脚面喷出一口烟雾。“她干嘛要那样做？” 
　　“我没问原因，我也没有向她提起过，是她自己要来的，我答应她要征询你的意见。” 
　　“我还从未见过她。” 
　　“是的，她是你唯一的孙女，萨姆，她想来看你。”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说着抖了抖红囚衣。 
　　“她不会在意的。” 
　　萨姆伸手进到冷藏瓶里又拿出一只爱斯基摩派。“你不来一只吗？” 
　　“不要，卡门的事怎么办？” 
　　“让我想一想，莉还想来吗？” 
　　“啊，是的，我好几天没顾上和她说话了，但我肯定她没有改变主意。” 
　　“我记得你们是住在一起的。” 
　　“是的，她最近不在城里。” 
　　“容我想想吧，眼下我还不希望她们来。我差不多有十年没见到莉了，我不想让自己这副模样留在她的记忆中，告诉她我要想一想，但我现在还不同意她来。” 
　　“我会对她讲的，”亚当满口答应下来，但自己心里也没底能不能在最近见到她。如果她真的去寻求治疗的话，那她几周内都不会露面的。 
　　“我很高兴事情总算是快有结果了，亚当，我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透顶。”他又咬了一大口冰淇淋。 
　　“我能理解，不过让我们暂且先忍耐一时。” 
　　“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很明显，我可不想在今后的律师生涯中时时为第一个案子就打输了而烦恼。” 
　　“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 
　　“好极了，这么说我们不会放弃了？” 
　　“差不多吧，带那精神科医生来好了，我会装得比精神病还精神病。” 
　　“这才像那么回事。” 
　　卢卡斯·曼在监狱正门外面等着亚当。这时差不多已到了五点，天气仍然很热，空气依然潮得发粘。“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了？”他隔着车窗对亚当说。 
　　“没问题，什么事？” 
　　“把车子停到那边去吧，我们到树荫下坐会儿。” 
　　他们走到访客中心旁一棵橡树下的室外用餐台旁边，从这里望去能够看到远处的高速公路。“有几件事，”曼说，“萨姆怎么样？他还能挺住吧？” 
　　“好得不能再好，怎么了？” 
　　“只是关心而已。我们刚刚统计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十五个采访请求。事情变得越来越烫手，新闻界也开始动起来了。” 
　　“萨姆不接受任何采访。” 
　　“一些人想和你谈谈。” 
　　“我也不和任何人谈。” 
　　“好的，我们有一张表需要萨姆填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书面授权让那些记者走开。你听说过奈菲的事吗？” 
　　“今天早晨在报上看到了。” 
　　“他会好起来的，不过，他不能主持执行死刑了。一个名叫乔治·纽金特的疯子负责协调有关的一切事务，他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原先在军队里做事，是个退役军官，一个地道的野心家。” 
　　“对我其实没什么区别，除非法院授权，否则他不能执行死刑。” 
　　“不错，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早点儿会会他。” 
　　“还有一件事，我有个朋友，是在法学院认识的，现在州政府管理部门工作。他今天早晨给我来了个电话，好像州长很关心萨姆的死刑。据我的朋友讲，州长曾明确告诉他请我和你打个招呼，他们有意举行一次赦免死刑听证会，希望在近几天就开。” 
　　“你和州长关系很密切吗？” 
　　“不，我很看不上他。” 
　　“我也是，我的当事人也有同感。” 
　　“所以才选中我的朋友出面打电话求助于我。据说州长就是否应对萨姆执行死刑心存许多疑虑。” 
　　“你相信吗？” 
　　“不大可信，州长一直在利用萨姆的案子捞取政治资本，我敢肯定他已对今后八天的宣传工作作了部署。不过，那对你又有什么损失呢？” 
　　“没有。” 
　　“其实这想法并非坏事。”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我的当事人已严禁我寻求召开这类听证会。” 
　　曼耸耸肩，似乎对萨姆的做法不屑一顾。“那就取决于萨姆了，他有遗嘱吗？” 
　　“是的。” 
　　“对丧葬的事有什么安排？” 
　　“那件事由我处理，他想葬在克兰顿。” 
　　他们开始动身向大门口走去。“尸体要先送到离这儿不远的印地安诺拉殡仪馆去，并在那里交给家人。在预定行刑的前四个小时停止一切会见，此后只允许有两个人陪伴——他的律师和精神顾问。他还需要选定他的两名见证人，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会同他讲的。” 
　　“我们需要一份经他认可的今后几天的来访者名单，一般只限于家人和密友。” 
　　“来的人会很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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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监舍的每一个犯人都很熟悉那个过程，尽管没有明文规定。包括萨姆在内的一些老资格犯人在过去八年中已经历过四次执行死刑，其过程均大同小异。他们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交流着各自的见闻，并很快地把这些最后时刻的经历传播给那些初来乍到的犯人，那些人对执行死刑的方式通常都怀着某种难以言状的好奇。监狱的警卫们对这类事也很津津乐道。 
　　最后一餐饭总是要拿到离监舍前面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吃，这间屋子通常被称为前面办公室，里面装有空调，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有一部电话，那个行将就木的人就在这里接待他的最后来访者，也会坐在里面听他的律师解释为什么事情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发展。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窗子都上着锁，配偶的最后一次探访也在这里进行，当然是在犯人乐于那样做的情况下。警卫和管理人员就在门外的走廊里守候。 
　　这间屋子原本并非用于最后诀别，不过，当一九八二年特迪·多伊尔·米克斯终于成为很多年以来第一位即将受死的死刑犯时，突然产生了对这种多功能房间的迫切需求。这个房间最早由一位警官使用，后来给了一位办案负责人，但名字自始至终都叫前面办公室。当案犯的代理律师接到不准缓期执行并终止上诉的最终通知后，放在屋里桌子上的电话机也就成了他在最后时刻使用的电话。然后他会步履维艰地回到监狱的A排监舍，他的当事人则在监舍尽头的观察室里等着他。 
　　所谓的观察室只不过是设在A排监舍的一个与普通囚室同样规格的单人囚室，离萨姆现在的囚室只隔八个房门。房间的规格是六英尺乘九英尺，里面放着一张床并带有洗涤槽和抽水马桶，与萨姆的囚室没什么两样，同所有其他犯人的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间单人囚室位于A排监舍的尽头，紧邻隔离室，隔离室再过去就是毒气室。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犯人被最后一次带出他的囚室并住到观察室去，他的私人用品也要同时转移，通常这件事会进行得很迅速。犯人在观察室里一边等待，一边观看电视里播放的有关他本人的戏剧性场面，因为当地的电视台会时刻关注着那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上诉。他的律师也在昏暗的观察室中坐在那张简易床上和他一块儿等待，一起看新闻报道，同时还要不停地往返于观察室和前面办公室之问。一位牧师，或者精神顾问也允许呆在观察室里。 
　　监舍里通常光线很暗，并且死一般寂静。一些犯人会不停地在电视机前徘徊，其他一些则会将手伸到门上的铁栅栏外面做祈祷，还有的则会躺在床上琢磨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走廊上部的窗户全部关紧并销住，整座监狱都被锁得死死的。但监狱各排之间仍能听到说话声，也有灯光从外面投射进来。对这些长时间被关在狭小囚室里，对一切都不肯放过的犯人们来讲，任何意外的动静都会使他们的神经受到强烈震撼。 
　　十一点的时候，典狱长和行刑队会来到A排监舍的观察室前，获得最后缓期执行的希望到此全部破灭。犯人此时会坐在床上，两只手分别拉住律师和牧师，由典狱长宣布已经到了进隔离室的时间，狱室的门会优的一声打开，然后犯人来到走廊里。这时其他犯人的支持声和赌咒发誓的声音便会响成一片，很多犯人泪流满面。隔离室距观察室不过二十英尺之遥，但犯人要在两排身着制服的高大警卫之间走过去，他们都是由典狱长精选出来的。一股不会出现任何反抗的行为，因为那样做没有丝毫意义。 
　　典狱长把犯人带进一个十英尺乘十英尺的小房间里，里面除了一张折叠床外一无所有。犯人通常会坐在床上，由律师陪伴在身边。每逢这种时候，典狱长都会莫明奇妙地想同犯人在屋里呆上一会儿，似乎他就是犯人在最后时刻希望能与之谈谈心的人。典狱长最终还是会离去，屋子里会静下来，只是偶尔能听到隔壁房间的敲门声和开门关门的声音，做祈祷的人此时都已完成了他们的功课，时间所剩无几了。 
　　隔离室的旁边就是毒气室，大约有十五乘十二英尺，毒气间就设在房子的中央。当犯人在隔离室里祷告的当儿，行刑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典狱长、监狱律师、医生以及一些警卫也在做着准备工作。在这间行刑室的墙上挂有两部电话，行刑人在房间左手的一间小屋子里制备毒气。毒气室的后侧开有相连的三个窗户，均为十八乘十三英寸，此时都用黑帘子遮挡着，窗户的另一侧便是见证人室。 
　　午夜前二十分钟，医生会进到隔离室里在犯人的胸前带上一个听诊器，他离开后典狱长便会进来带那个犯人去毒气室。 
　　毒气室里通常会挤满了人，个个都心急火燎地想搭一把手，他们都是来观看一个人的死亡过程的。他们把犯人推进毒气间，先把他在椅子上绑好，然后便关上门送他上西天。 
　　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过程，视每一案子的具体情况稍稍有点差别，例如当刚把巴思特·莫克放在椅子上捆绑到一半时，毒气室的电话铃响起来，于是他又回到隔离室里重新等待了凄凄惨惨的六个小时，直到他们再一次来带他。江布·帕里斯是四名已被执行的死刑犯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在入狱前有很长的吸毒史，就在执行死刑前不久，他开始向精神病医生要安定片，在最后时刻他要求一个人单独度过，既不要律师也不要牧师陪伴。当狱方人员来观察室带他时，他已处于昏睡不醒状态，显然是服用了大量的安定片，于是他只好给人抬到隔离室里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后来他又被抬进毒气室吸完最后一剂毒品。 
　　这是一个很讲人道、考虑得也非常周全的过程，犯人会在囚室里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呆到最后的关头。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会被从监舍里带到外面一个称作刑前监房的楼里，并在那里度过自己最后的三天时光，同时受到严密监护。在弗吉尼亚州，犯人在执行死刑前要给带往另外一个城市。 
　　萨姆的囚室距观察室只隔八个门，大约有四十八英尺的距离，再有二十英尺便到了隔离室，再过去十二英尺就是毒气室。他不止一次地计算过，从他那张床的正中间到毒气室的距离大约为八十五英尺。 
　　周二早晨他在自己的日历上小心地打过叉后又把这段距离计算了一次。还有八个又黑又热的日日夜夜，他头天晚上一直时睡时醒，一整夜大多是坐在自己的电扇前面度过的，现在离用早餐和喝咖啡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是他被关入监舍的第三千四百四十九天，这不包括前两次审判时他在格林维尔县监狱中的时间，还有八天就到头了。 
　　他的床单浸透了汗水，他躺在床上望着那望过不知多少次的天花板，又一次想到了死亡。死本身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多么可怖，很显然，没人会知道毒气发生作用时会有何种感觉，也许吸进第一口就足以令他窒息，他希望无论如何时间也不要太长。他曾经见过自己患了癌症的妻子在临终前一天天消瘦和遭受巨大痛苦的情景，他也看到过自己的一些亲属最后老朽得活像个植物人的样子。相比之下，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堪属上乘。 
　　“萨姆，”古利特小声叫道，“起来了吗？” 
　　萨姆走到囚室门前，靠在铁栏杆上。他能够看到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是的，起来了，好像有点睡不着，”他说着点上了当天的第一支烟。 
　　“我也睡不着。告诉我那件事不会真的发生，萨姆。” 
　　“那件事不会发生的。”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的律师会帮我搞定的，没准几周内他就会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那你干嘛还睡不着？” 
　　“出狱的事使我太兴奋了。” 
　　“你跟他讲了我的案子吗？” 
　　“还没有，他太忙。只要我一出去，我们就马上着手处理你的案子。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尽管好好睡你的觉。” 
　　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慢慢地抽了回去，接着他的床铺有了响动，萨姆为那孩子的天真摇了摇头。他拍完烟，把烟头弹进过道里，这种违反狱规的行为会使他得到一次违规记录。他好像是故意要那样做的。 
　　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出打字机。他有一些话要留下，还要写几封信，他需要和外面的某些人谈谈。 
　　乔治·纽金特活像个五星上将般地走进严管区，他很不满意地瞪着一个白人警卫的头发，又看了看他那脏兮兮的靴子。“去理个发，”他怒斥道，“不然我就给你记上一笔，再把靴子擦擦干净。” 
　　“是，先生，”那警卫回答，差点敬了个礼。 
　　纽金特猛地转过头向帕克点了点，于是帕克便领着他向A排监舍走去。“六号，”帕克边开门边说了声。 
　　“等在这儿，”纽金特指示道。他顺着楼道向前走去，用鄙视的目光望着每一个监室的里面，脚下的靴子咔咔作响。他在萨姆的门前站定，向里面张望着。只穿着一条拳击短裤的萨姆正在很卖力地敲击键盘，瘦骨嶙峋的身上布满皱纹，泛着汗水的光泽。他望了一眼那个透过门上的铁栅栏盯着他看的人，然后又继续做他的事。 
　　“萨姆，我是乔治·纽金特。” 
　　萨姆又敲了几个键。这个名字他并不熟悉，但萨姆估计此人有点来头，因为他能够进到监狱里来。“有什么事吗？”萨姆看也不看便问。 
　　“嗯，我想和你见个面。” 
　　“不胜荣幸，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时右面牢房的古利特和左面牢房的亨肖突然都在离纽金特几英尺远的地方把胳膊从他们各自的门内伸了出来，听到萨姆的回答他们都笑起来。 
　　纽金特用眼睛瞪着他们，清了清嗓子。“我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菲利普·奈菲授权我负责你的死刑执行事宜，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 
　　萨姆仍专心致志地打着自己的信，他打错了个字母，嘴里诅咒了一句。纽金特还在等着。“我希望能占用你几分钟的宝贵时间，萨姆。” 
　　“你最好还是称呼他凯霍尔先生，”亨肖帮了一句腔，“他比你要大几岁，他对这种事很认真。” 
　　“你的靴子从哪儿搞来的？”古利特盯着纽金特的脚问道。 
　　“你们两个给我退回去，”纽金特厉声说，“我要和萨姆谈话。” 
　　“凯霍尔先生正忙着哪，”亨肖说，“也许你应该过一会再来，我很乐意为你安排个约会时间。” 
　　“你是不是个军队里出来的呆瓜？”古利特问道。 
　　纽金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瞥了一眼左面，又瞥了一眼右面。“我命令你们两人退回去，听到没有，我要同萨姆谈话。” 
　　“我们不服从命令，”亨肖说。 
　　“你能怎么样呢？”古利特问道，“把我们关禁闭室呢？还是不给饭吃？锁到墙上？怎么不干脆把我们杀了？” 
　　萨姆把他的打字机放到床上，走到门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雾向着门外的纽金特吐过去。“你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你的几件东西。” 
　　“什么东西？” 
　　“你有遗嘱吗？” 
　　“那他妈的跟你没关系，遗嘱是私人文件，只有进行检验时才能给人看，而检验要等到人死了以后，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了的。” 
　　“瞧他有多傻吧！”亨肖尖声说道。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利特也来凑趣，“奈菲从哪儿找这么个二百五来？”他问道。 
　　“还有别的事吗？”萨姆问。 
　　纽金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你的物品。” 
　　“都写在我的遗嘱里，行了吧。” 
　　“我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烦，萨姆。” 
　　“是凯霍尔先生，”亨肖又说了一句。 
　　“麻烦？”萨姆问道，“我为什么要找麻烦？在杀死我这件事上我愿意同州政府通力协作。我是个不掺假的爱国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参加投票并缴付税金，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到很骄傲，甚至到现在我也仍然深爱着我的州，即便它计划要毒死我。我是一名模范犯人，乔治，我不会找任何麻烦的。” 
　　等候在A排监舍尽头的帕克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幕，纽金特则呆若木鸡。 
　　“我需要一份经你认可的执行死刑见证人名单，”他说，“只允许两名。” 
　　“我还没放弃努力，乔治，让咱们再等几天。” 
　　“好吧，我还需要一份在你最后几天里的来访者名单。” 
　　“巧了，今天下午有位医生要从芝加哥来看我，你瞧，他是位精神病医生，他要同我谈谈，看我到底疯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的律师就会马上去法院交涉，让你，乔治，杀不成我，因为我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也会抽时间给你检查一下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亨肖和古利特听完萨姆的话大笑起来，很快这一排的其他犯人们也都加入进来笑成一片。纽金特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怒视着整个A排监舍。“安静！”他大声吼道，但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萨姆继续不停地从门里向外喷吐着烟雾，混乱之中不时可以听到口哨声和辱骂声。 
　　“我会再来的，”纽金特怒气冲冲地对萨姆喊道。 
　　“他还会再来的！”亨肖尖叫一声，引起了一阵更强烈的骚乱。指挥官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外面走去，当他快步走到楼道尽头时，整个楼层里响起了“嗨，希特勒”的喊叫声。 
　　萨姆冲着门上的铁栏杆笑了笑。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他回到刚才的位置在床沿上坐下，吃了口干面包，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接着打字。 
　　这天下午驱车去帕契曼远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车子由亚当驾驶，加纳·古德曼坐在前排座位上，他们一边讨论着方案并为最后时刻上诉及其执行步骤雨绞尽脑汁。古德曼打算在周末回孟菲斯，以便在今后三天中能够随时助阵。精神科医生斯温博士也在车子里，他是个冷冰冰不苟言笑的人，穿一身黑色西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高度近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从来也不与人闲聊。由于后排座位上有他的存在，车子里的气氛显得不是很融洽。从孟菲斯到帕契曼的路上他始终一言未发。 
　　体检由亚当和卢卡斯·曼安排在监狱医院内进行，那里的设施很是现代化。斯温博士明确表示在给萨姆进行体检时亚当和古德曼都不得在场，这对亚当和古德曼都是求之不得的。一辆囚车在监狱门口处等着他们，并载着斯温博士去了位于农场深处的监狱医院。 
　　古德曼已有很多年未见到卢卡斯·曼，他们像老友般地握了握手，两人很快便沉浸到有关行刑的轶事传闻里面去了，亚当对萨姆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很欣慰。 
　　他们从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一个停车场向行政办公大楼后面的一幢小房子走去，那是一间餐厅，紧倚着旁边的一个小旅馆而建。这间餐厅名叫就餐处，专门用于为监狱的职员和雇员提供工作餐，其所有权归州政府，里面不备烈性酒。 
　　他们喝着冰茶，谈论着死刑的前景。古德曼和曼一致认为死刑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普遍，美国最高法院仍在继续向右转，对无休无止的上诉已然感到厌倦。下级联邦法院的情形也大致相仿，再加上参加陪审团的美国人对社会上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关切，目前对死囚犯的同情已少得可怜，而铲除那些杂种的愿望却日渐强烈。联邦政府在反对死刑基金会组织方面的投入寥寥无几，律师和事务所也大多不再情愿义务为大量死刑犯劳神费力。与愿意接手死刑案的律师数目相比，死囚犯的人数呈飞速增长之势。 
　　亚当对他们的谈话显得很不耐烦，有关情况他已听过和看过不下百次。他说了声抱歉便去餐厅角落里找了一部公用电话。一位年轻的秘书说费尔普斯不在，但他给亚当留了口信：莉无任何消息。根据时间安排她会在两周内出庭，也许那时她会露面吧。 
　　就在达琳打印斯温博士出具的检查报告时，亚当和加纳·古德曼也正在起草随附的诉状。那份字迹很潦草的报告有二十页之多，听起来像是一曲柔婉的乐章。斯温只是一条花钱买来的枪，是一个肯向任何出价最高者献媚的婊子，亚当对他和他那一类的人深恶痛绝。斯温博士以一名专业证人的身份周游全国，今日云明日雨反覆无常，一切都取决于谁的钱口袋最满。不过眼下这个婊子归他们所有，而且他干得也的确很出色。萨姆正在经受着晚期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他的心理机能已退化到对惩罚自己的原因懵然无知的程度，他已丧失了接受死刑的必不可少的承受能力，因此，再执行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是个完全独出心裁的法律论据，而且事实上法庭也从未采纳过，但正像亚当每天都对自己说的那样，能有什么损失呢？古德曼则显得要乐观得多，主要是因为萨姆的年纪摆在那里，他不记得任何一名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超出了五十岁。 
　　包括达琳在内，他们一直干到差不多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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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加纳·古德曼周三上午没有回芝加哥，而是飞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飞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几乎没时间喝杯咖啡和吃一只冰冷的新月形面包卷。他在机场租了辆车便径直奔州议会大厦而去。由于议会处于休会期，门前停车场上空位很多。同许多美国内战后重建的县府办公大楼一样，州议会大厦坐北朝南威严矗立。他停下脚步欣赏着为缅怀战时南方妇女而修建的纪念碑，但他用了更多的时间细细打量大厦门前台阶底部的那些非常好看的日本木兰花。 
　　四年前，就在梅纳德·托尔执行死刑前的数日里和数小时中，古德曼曾有两次同样的造访此地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当时是另一个州长，另一个当事人，另一个案件。托尔在一次持续了两天的疯狂谋杀案中连杀数人，当时很难唤起别人对他的同情。他希望萨姆的案子能有所不同，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用不了四五年的时间也许就会死去，他的罪行对许多密西西比州的居民而言已成了过去的历史，而且已经无休无止地持续了这么多年。 
　　古德曼整个上午都在排练他的既定节目。他走进议会大厦，再一次为它的优美所折服，这简直就是华盛顿美国议会大厦的小型翻版，里面简直无一处败笔。它是一九一○年由监狱的犯人们修建的，密西西比州当时利用与铁路部门打赢的一场官司所得的收益为自己建造了这座丰碑。 
　　他走进设在二层的州长办公室，并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一位很可爱的接待员。她说今天上午州长不在，又问他是不是要安排一下约会。古德曼说不用了，但同时解释说他的事非常重要，可否见一下州长的首席顾问安迪·拉雷莫尔先生？ 
　　女接待员打了几个电话，古德曼在一旁等着，半小时后，拉雷莫尔先生出现了。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后便一同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两旁像迷宫般排布着一间间面积不是很大的办公室。拉雷莫尔的小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堆得满满的，很像他本人的模样。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腰部明显有些弯曲，几乎没有脖颈，长长的下颏垂在胸前，每当他讲话时，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便紧缩成一团，那副模样令人感到有些恐怖，古德曼拿不准他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但他一定是个天才。 
　　“今天上午州长去保险商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拉雷莫尔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旅行指南，像是拿着件什么宝贝，“然后他去访问城内的一所公立学校。” 
　　“我会等他的，”古德曼说，“事情非常要紧，我先四处转转等他回来。” 
　　拉雷莫尔将一沓纸往旁边推了推，然后把手交叠着放到桌面上。“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萨姆的孙子出了什么事吗？” 
　　“噢，他仍在继续他的工作，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所以我来帮他一把。” 
　　“我们在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拉雷莫尔说，他的脸在说话时拼命往中部挤，每说完一句话后再放松开来，“看样子这回是不可救药了。” 
　　“通常都会这样，”古德曼说，“州长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有多大的兴趣呢？” 
　　“我肯定他有召开听证会的想法，但批准赦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敢说你也一定知道，有关的法令赋予州长很大权限，他可以赦免死刑并立刻假释犯人，他也可以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或是更轻的刑罚。” 
　　古德曼点点头。“我有希望见他一面吗？” 
　　“按计划他会在十一点钟回来，到时候我会跟他讲你的事。他也许会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所以在一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点时间，那时你能来吗？” 
　　“是的，不过这件事最好先不要声张，我们的当事人极力反对这类会面。” 
　　“他反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吗？” 
　　“我们只剩下七天的时间了，拉雷莫尔先生，我们什么都不会反对。” 
　　拉雷莫尔皱了皱鼻子，露出了上排牙齿，然后又把旅行指南抓在手里。“你一点钟来吧，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谢谢。”他们又漫无边际地聊了五分钟，接着拉雷莫尔就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缠上了。古德曼道声对不起便离开了议会大厦，走到日本木兰花前又停下来，他把外套脱掉，时间刚到九点半，他已觉得腋下湿漉漉的，衬衣也贴到了后背上。 
　　他往南面四个街区外的国会大街方向走去，那条街被认为是杰克逊市的主要街道。在商业区的建筑群和车水马龙之间，非常雄伟的州长官邸就坐落在一块平展展的草地上，那是一幢周围有围墙和栅门的南北战争前的建筑，它的正面朝向议会大厦的方向。就在托尔被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一群对死刑持异议的人就曾聚集在这里周围的便道上声嘶力竭地向州长叫喊，而州长本人显然听不到他们的喊声。古德曼在便道上停下来，脑海里回忆着官邸里的一切。就在托尔进毒气室前的几个小时，他和彼得·韦森伯格曾经带着他们的最后抗辩从主车道左面的一个门匆匆走进去，当时州长正在和一些要人共进晚餐，对他们的贸然来访非常恼火，他拒绝了他们就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所做的最后请求，然后，出于南部最优良的传统礼节，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餐。 
　　他们当时婉言谢绝了，古德曼解释说他们必须赶回帕契曼去陪伴当事人度过最后时刻。“当心些，”州长说完便又回到他的晚宴 
　　古德曼不知道在未来几天里会有多少抗议者站在这里唱歌、祈祷、燃蜡烛、挥动标语牌，强烈要求麦卡利斯特拯救老萨姆。恐怕不会太多。 
　　杰克逊市中心商业区的办公用房向来是很宽裕的，古德曼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地方。他按一个招租招牌的指引找到了一幢模样不大雅致的写字楼，楼上第三层的空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底楼一家信贷公司的问事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小时后这幢楼的主人来了，并带他看了房间，那是一个不太洁净的两居室套间，地毯很破旧，护墙板上千疮百孔。古德曼走到唯一的窗子前望了望在三个街区外迎面矗立的州议会大厦。“好极了，”他说。 
　　“月租三百美元，电费另算，休息用房在大厅下面，半年起租。” 
　　“我只需要用二个月，”古德曼从兜里抽出一沓折得很整齐的钞票说。 
　　房主看了看他手里的钱问道：“你经营什么业务？” 
　　“市场分析。” 
　　“来自何处？” 
　　“底特律，我们打算在这个州建立分公司，需要借贵地落脚，但只用两个月，全部现金支付，无需任何书面手续，到时我们会二话不说自动搬出去的。” 
　　房主收了钱并将两把钥匙交给了古德曼，一把开办公室，另一把开朝向州议会大街的大门，他们握了握手表示生意成交。 
　　古德曼离开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回到了他停在州议会大厦前的车子里。走在路上时他禁不住对自己目前正在实施之中的计划笑出吉来，这个点子是亚当想出来的，是为了抢救萨姆所做的一系列绝望计划中的关键一着。这着棋没有丝毫合法性而言，花销很有限，不过在这种节骨眼上倒是没人会在乎钱财的。他本人毕竟是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就是骄傲和正义的化身，事务所里的人包括丹尼尔·罗森在内都不会因为租一套房子和几台电话机这样的事对他兴师问罪的。 
　　在做了三周的死刑犯代理律师后，亚当开始为他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前景忧心忡忡，不知道那办公室是否还为他保留着。周三上午还不到十点，他便已经拟完了一份定罪后减刑要求，并且和各法院的书记官通了四次电话，还和一家法院的负责人通了一次话，他还就根据人身保护令对毒气室进行抨击所做的上诉同华盛顿的理查德·奥兰德谈了两次，再有就是同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书记官通了一次话，内容涉及那项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声称萨姆已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现在已通过传真发到了杰克逊市，正本随后就通过联邦快递送达，亚当不得不很谦和地请求法院负责人加快审理的节奏，请他们尽早审理并予以驳回，虽然这并非他的原话，但意思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即便有可能缓期执行死刑，最终也还是要由联邦法官下达命令。 
　　每一次新的申诉都带给人一丝新的希望，当然也正如亚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也为另一次失败埋下了伏笔。一次申诉必须通过四道关卡才能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地区联邦法院，第五巡回法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所以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特别是在眼下这种阶段所作的申诉。可以供萨姆加以利用并且还多少有些说服力的争点早在几年前就给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用得光光的，目前可供亚当用来上诉的只是一点残渣剩屑而已。 
　　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很怀疑法院是否还会不厌其烦地召开另一次口头辩论会，特别是在看到萨姆几乎每天都要提出新的申诉情况下，三人法官小组恐怕只会看看答辩状。如果法官想要听取亚当的意见，最多只会采取开电话会议的方式。 
　　理查德·奥兰德这时又打来电话说最高法院已经收到了他的关于调案复审或召开案情听证会的诉状，并已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他认为法院不会再费心开什么口头辩论会，现在为时已晚。他还告诉亚当已收到了就丧失思想能力进行新的申诉的传真件，他将就此对地方法院进行督促，还说那个申诉很有意思，并问亚当有什么新的申诉打算，但亚当没有说。 
　　斯莱特里法官的秘书，那个永远阴沉着脸的布雷克·杰斐逊打电话来通知亚当说法官大人已经收到了提交给密西西比最高法院的新申诉传真件，他很坦率地讲这不大可能会引起法官大人的重视，但诉状到达他们法院会后还是会得到妥善处理。 
　　亚当一个人竟支使着四个完全不同的法院团团乱转，这一点使他多少得到一丝满足。 
　　十一点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那个臭名昭著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打来电话通知亚当他们已经收到了最新一轮临刑前逃生上诉状，他说到这类上诉时总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他说罗克斯伯勒先生已经指定了十余名律师去准备回复的文件。亨利在电话中表现得很得体，但这个电话本身无疑是在说——我们可是有很多律师的，亚当。 
　　经他起草的文件已经非常可观，小小的会议桌上堆得满满的。达琳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出出进进——忙着复印文件，传达电话，递送咖啡并对诉状和答辩状进行校对。她曾经在事务烦杂的政府债券发行部门接受过专业训练，所以面对大量纷繁烦琐的文件仍然显得驾轻就熟。她不止一次说过与以前那种循规蹈矩、单调乏味的工作相比，她的工作发生了某种很有刺激性的变化。“还有什么能比一天天临近的死刑更有刺激性呢？”亚当说。 
　　就连贝克·库利也在设法从最近制定的联邦政府金融法规中摆脱出来，以便能一睹为快。 
　　费尔普斯在十一点左右打过电话来问亚当是否想在午饭时见个面，亚当没有那份心思，于是在对时间的紧迫和古怪的法官作了一通抱怨后推掉了费尔普斯的邀请。莉仍然没有音讯，费尔普斯说她以前也曾失踪过，但从未超过两天，他很不放心，正在考虑请个私家侦探，还说他会经常与亚当保持联系。 
　　“有个记者要求见你，”这时达琳进来递上一张名片说。来者名叫安妮·L．皮扎，是《新闻周刊》的记者，她是本周三第三位来办公室求见的记者。“跟她说对不起，”亚当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已经说过了，但因为是《新闻周刊》的记者，我想也许应该跟你打个招呼。” 
　　“我不管来的是谁，告诉她我的当事人同样不接受任何采访。” 
　　电话铃响了起来，达琳匆匆出去了。来电话的是身在杰克逊市的古德曼，说是要在一点钟会见州长。亚当跟他讲了自己的一系列活动和电话交谈的情况。 
　　达琳在十二点二十分时送来一份三明治，亚当很快吃了下去，然后他趁电脑正在打印另一份答辩状的空儿打了个盹。 
　　古德曼一边在州长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里等着，一边随手翻阅着一份汽车杂志。那位漂亮的秘书在接转电话的间隙忙着修饰自己的指甲。一点钟到了，没有任何动静，一点半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女接待员已经道了两次歉，同时指甲也变成了很艳丽的桃红色，古德曼笑着说没关系。专门从事义务法律帮助计划的人就有这点好处，他的劳动不用时间来衡量，他的成功在于能够帮助别人，至于耗费时间的多少是无关紧要的。 
　　两点十五分时，一名身穿黑制服的年轻女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她走到古德曼跟前。“古德曼先生，我是莫娜·斯塔克，州长办公室主任，州长现在要见你，”她十分得体地微笑着说道。古德曼跟着她穿过一扇双开门进到一间布置得很气派的狭长办公室里，屋子的一端摆着一张办公桌，远远的另一端放着一张会议桌。 
　　麦卡利斯特此刻正凭窗而立。他没穿外套，领带松开来，衬衣袖子挽起，完全是一副日理万机的人民公仆形象。“你好，古德曼先生，”他边说边把一只手伸过来，洁白的牙齿泛着光泽。 
　　“见到你不胜荣幸，州长先生，”古德曼说道。他未带公文包，也没有任何标准律师所带的行头，就像只是偶尔路过这条街时才临时想起要见见州长的样子。 
　　“你已经见过拉雷莫尔先生和斯塔克女士了，”麦卡利斯特说着分别向两人指了指。 
　　“是的，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感谢你能这样快就接见我。”古德曼努力使语调和自己那迷人的微笑配合得好一些，但他没能做到。此时此刻，在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他只剩下一脸的谦卑和感激不尽了。 
　　“我们到那边坐吧，”州长说着指了指会议桌并带头向那里走过去。四个人在桌子的四周落了座，拉雷莫尔和莫娜拿出笔来摆出一副准备认真记录的架势，只有古德曼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我听说过去几天进行了大量上诉，”麦卡利斯特说道。 
　　“是的，先生，很想问一下，州长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古德曼问道。 
　　“没有，谢天谢地。” 
　　“嗯，这并不奇怪。我们肯定会一直申诉到最后一刻的。” 
　　“我能提个问题吗，古德曼先生？”州长很诚恳地问。 
　　“当然。” 
　　“我知道你经手过很多此类案子，此时此刻你对本案的前景有何看法？还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呢？” 
　　“很难说，萨姆与大部分死刑犯有所不同，因为他一直有很好的律师——在审判中辩护有力，上诉工作也进行得非常出色。” 
　　“我想是有你帮忙。” 
　　古德曼笑了笑，麦卡利斯特也随之笑笑，莫娜也跟着挤出一个笑脸。拉雷莫尔仍然俯身在他的记事簿上，脸部由于过分专注而显得有些变形。 
　　“说得不错，但萨姆的主要申诉已被悉数驳回，眼下的申诉只是最后的努力而已，但常常也会起作用。胜负可以说是对半开，虽说只有七天的时间。” 
　　莫娜听到此处飞快地做着笔记，似乎这些话蕴含着重大的法律意义，拉雷莫尔更是一字不漏地记录着。 
　　麦卡利斯特思考了片刻。“我有点不明白，古德曼先生。你的当事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会见，他反对举行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你也要我们对此次会见缄口不提，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事情是会变化的，州长先生。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曾多次为此类事来过这里，我也见到过那些犯人是怎样算计他们剩下的日子，那种算计对人的内心会产生奇特的影响，会使人发生变化。作为一名律师，我不能放弃任何希望，也不能失去任何机会。” 
　　“那你是在要求召开听证会啦？” 
　　“是的，先生，非公开的听证会。” 
　　“什么时间？” 
　　“周五怎么样？” 
　　“还有两天的时间，”麦卡利斯特凝视着窗外说。拉雷莫尔清了清嗓子问道：“你都有哪些证人呢？” 
　　“问得好，如果我有人选，我现在就会告诉你，但我没有，我们的陈述将会非常简单。” 
　　“谁可以作州里的证人呢？”麦卡利斯特问拉雷莫尔，他的牙齿在他进行思考时闪闪发光。古德曼将视线移了开去。 
　　“我肯定受害人家属会有话要说的，通常要对犯人所犯罪行进行讨论。也许还需要狱方代表出庭对犯人是哪种类型进行讨论，这类听证会一般很灵活。” 
　　“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桩罪行，”麦卡利斯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那是个很奇特的情况，”古德曼坦陈道，“我曾经参与过这类听证会，公诉人通常会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公诉人。” 
　　“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次听证会公开呢？” 
　　“州长一直提倡会议公开，”莫娜插了一句。 
　　“不公开对任何人都是最为有利的，”古德曼说，口气很像个渊博的教授，“这样对你们的压力会小一些，州长，由于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你不会遇到太多的外来干扰，我们当然希望能秘密进行。” 
　　“原因呢？”麦卡利斯特问道。 
　　“是这样的，坦率地讲，先生，我们不希望露丝·克雷默当众谈她儿子的事，”古德曼边说边看着那三个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根本与此不相干。亚当确信唯一能够说服萨姆接受的方式就是向他保证听证会是非公开进行的，只有那样萨姆才会相信有可能避免麦卡利斯特哗众取宠。 
　　古德曼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有那么十几个人会很高兴抽时间来杰克逊市为萨姆作证。他曾经听到过那些人为反对死刑而不懈努力的事，他们中间有修女、牧师、精神病专家、社会工作者、作家、教授以及一些先前的死刑犯。斯温博士会证明萨姆的日子有多么的悲惨，他会非常出色地使州长相信这个州将要杀死的是个植物人。 
　　在大多数州里，犯人有权要求举行最后一刻赦免死刑听证会，这种听证会通常有州长亲自参加。但在密西西比州不同，是否举行这种听证会可以相机行事。 
　　“我想你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州长说。 
　　“社会上的反应已经够强烈了，”古德曼说，他知道麦卡利斯特做梦都在盼着会出现狂热的新闻报道，“如果公开举行听证会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 
　　莫娜是个公开会议的坚定吹鼓手，她听到这里把眉头紧紧地皱起，并用很粗的笔道写了些什么，麦卡利斯特此时陷入了沉思。 
　　“无论公开与否，”他说，“除非你和你的当事人准备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否则就没有召开听证会的必要。我了解这个案子，古德曼先生，我闻到过爆炸后的硝烟，见到过遇难者的尸体，除非有新的情况，否则我不会改变主意。” 
　　“哪一类的情况？” 
　　“例如某个人的名字，只要你能提供萨姆同谋的名字，我就同意召开听证会。我不能保证会赦免，这你也能理解，只是一次常规的听证会，不然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你确信有同谋吗？”古德曼问道。 
　　“我们一直在怀疑，你呢？” 
　　“这一点为什么如此重要？”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在我手里，古德曼先生。一旦法院有了定论，一旦时钟行进到了下周二的晚上，我就成了世上唯一能阻止这件事的人。如果萨姆罪有应得，那我决不会插手干预，但如果他罪不该死，那么当然应该制止这次死刑。我还年轻，我可不想在后半生因为这件事而追悔不已，我需要作出正确的决定。” 
　　“既然你相信有同谋，为什么不肯出面制止死刑呢？” 
　　“因为我需要确凿的证据。你多年来一直担任他的律师，你认为他有同谋吗？” 
　　“是的，我一直觉得那件事非一人所为。我不知道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但萨姆肯定是参与了。” 
　　麦卡利斯特靠近古德曼并望着他的眼睛。“古德曼先生，如果萨姆能告诉我实情，我就同意举行秘密听证会，我还会考虑赦免他的死刑。我不能把话说死，这一点你能理解，我只保证能够举行听证会。否则的话，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 
　　莫娜和拉雷莫尔用比法庭记者还要快的速度记录着。 
　　“萨姆说他已讲了实情。” 
　　“那就别再提什么听证会，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 
　　古德曼有些灰心地叹了口气，但脸上仍旧挂着笑容。“好吧，我们会再找他谈谈，明天我们还能在这里见面吗？” 
　　州长望了望莫娜，莫娜看了一眼袖珍日历后摇了摇头，似乎明天已被讲话、接见和会议占满，根本没有指望。“明天的日程已经排满，”她用一种不客商量的口吻说。 
　　“午餐时怎么样？” 
　　不行，指望不上。“你将要在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 
　　“你给我打电话好不好？”拉雷莫尔提议说。 
　　“好主意，”州长边站起身系袖口的钮扣边说。 
　　古德曼站起来同那三个人握了握手。“如果事情有什么进展我会打电话来。我们请求尽快举行一次听证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除非萨姆开口，否则将不予考虑，”州长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请把你们的要求写成书面形式，”拉雷莫尔说。 
　　“当然。” 
　　他们把古德曼送到门口。古德曼出去后麦卡利斯特坐回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重新把袖口的钮扣解开。拉雷莫尔打了声招呼便回他那间位于大厅另一头的小屋去了。 
　　斯塔克女士开始仔细研究一份打印的文件，而州长的眼睛则盯着自己电话机上那一排排闪闪烁烁的按键。“这些电话有多少与萨姆的案子有关？”他问道。她用手指在一张表格上一列列数着。 
　　“昨天给你打来的电话中有二十一个是有关凯霍尔死刑的。其中的十四个同意送他进毒气室，五个要求保留他的性命，另外两个尚拿不定主意。” 
　　“有所上升。” 
　　“是的，但报上登了一篇有关萨姆最后上诉努力的文章，其中提到有可能会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 
　　“民意测验结果如何？” 
　　“没什么变化。州里百分之九十的白人同意执行死刑，大约有一半的黑人持相同看法，总数约为百分之八十四。” 
　　“赞同我的人有多少？” 
　　“百分之六十二。但如果你赦免萨姆的话，我相信你的支持率会降到一位数。” 
　　“所以你反对赦免他。” 
　　“那样做没有丝毫益处，而失去的却会很多。姑且不论民意测验及其数据，如果你赦免了死牢里的一个恶棍，马上就会再有五十个派他们的律师、祖母以及牧师来这里要求同样的恩惠。你可一定要想好，别做蠢事。”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的宣传计划呢？” 
　　“我在一小时内准备好。” 
　　“我需要看一看。” 
　　“内格尔正在做最后润色，我认为你应该同意召开听证会的请求，但最好定在下周一，明天就宣布这个消息，先看看周末的反应。” 
　　“听证会不能秘密进行。” 
　　“当然不能！我们就是要让露丝·克雷默在摄像机前哭诉。” 
　　“这是我的听证会，萨姆和他的律师们别想左右局势。如果他们要开，就得按我的方式开。” 
　　“完全正确，不过别忘了，你也需要这次听证会，是树立形象的绝好时机。” 
　　古德曼签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契约，租下了四台蜂窝电话。他用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信用卡付帐，同时巧妙地避开了那位很活跃的年轻销售商连珠炮般的发问。他去到斯泰特大街上一家公立图书馆中找了一个堆满电话簿的参考书服务台并根据电话簿的厚度选择了一些密西西比州中较大城镇的号码簿，诸如劳雷尔、哈蒂斯堡、图珀洛、维克斯堡、比洛克西和默里迪恩。然后又拿起几本薄一点儿的——如蒂尼卡、卡尔洪城、比德、长滩、西点。他又去服务台把大票换成一角、五分的零钱，然后花了两个小时把电话簿复印了下来。 
　　他兴致勃勃地进行着他的工作。没人会相信这个衣着整洁、打着领带、留着浓密胡须的小个子男人是芝加哥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手下有成群的秘书和专职律师供其随意役使；也不会有人相信他每年能赚四十万美金，再少他是不会干的。古德曼高高兴兴地做着他的工作，他是在倾注其心血拯救一个按律该斩的生灵。 
　　他离开图书馆后驱车经过几个街区来到密西西比州立法学院，那里有一位教犯罪心理学和刑法学的教授，名叫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曾经发表过一些反对死刑的学术论文。古德曼想去结识一下此人，同时也问问该教授麾下是否有些得意门生会对他的一项研究计划感兴趣。 
　　教授当天恰好不在，但从课程表上看他会在周四上午九点到校上课。古德曼去查了一下这所法律学校的图书馆，然后便离开了那里。他开车经过几个街区来到原先的州议会大厦旧址，为了消磨时间，他用了半个小时仔仔细细在里面游览了一番，其中有一半时间花在了底层的民权运动展室。他向纪念品柜台的售货员打听哪里能容他睡上一觉和吃顿早餐，那女售货员建议他去距这里一英里处的米尔萨普斯-布伊旅馆。他找到了那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恰好订到了最后一间空房。这家旅馆内是一水儿的仿古家具和装饰，里面的调酒男仆给他调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饮料，他拿着酒回到了自己的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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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奥伯恩之家上午八点开始营业。一个穿着劣等制服、精神不振的警卫打开了车道对面的大门。亚当是第一个进到停车场的人，他在车里等了十分钟后才见到第二辆车停在附近。他认出车里的女士是两周前在莉的办公室见过面的那位顾问。当她下了车向一扇旁门走过去时，他在便道上拦住了她。“对不起，”他说，“我们以前见过面，我叫亚当·霍尔，是莉的侄子，很抱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位女士一手提着只旧公文包，另一只手拎着一只褐色的午餐袋。她笑笑说：“我叫乔伊丝·科布。我想起来了，莉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本指望你会了解一些情况，你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从星期二开始。” 
　　“星期二？自从上周六我就失去了同她的联系，你在周二和她谈过话吗？” 
　　“她来过电话，但不是我接的，那天的报纸登出了她酒后开车的事。” 
　　“她在哪儿？” 
　　“她没说。她要找主管讲话，说是要出去一段时间，去找人帮忙，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根本没讲要去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病人呢？” 
　　“由我们替他照看。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还能对付。” 
　　“莉不大可能会忘了那些女孩子。你认为这个星期她有可能给她们来电话吗？” 
　　“是这样，亚当，那些姑娘们大多没有电话，明白吗？莉也肯定不会到她们住的贫民住宅里面去。我们一直在照看着她的姑娘们，就我所知她们还一直没有和她通过话。” 
　　亚当退后一步，眼睛望着大门口的方向。“是的，我要找到她，她太让人担心了。” 
　　“她不会有事的。以前也曾出过这类事，但最终什么事都没有。”乔伊丝突然急着要进去。“如果我听到什么消息会通知你的。” 
　　“谢谢，我就住在她家里。” 
　　“我知道。” 
　　亚当谢过她后开车离开了。九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埋头于文件堆里了。 
　　在一间挤满了警卫和监狱工作人员的屋子里，纽金特上校坐在前排一张长桌的一端。桌子放置在一个高出地面约有十二英寸的简易阳台上，桌后墙上挂着块大黑板，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折叠椅。在他右手沿桌子摆放的一排椅子上空无一人，坐在折叠椅上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们可以看到坐在纽金特左手那些要人们的面部。在那里就座的有来自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莫里斯·亨利，他的面前摆着厚厚的答辩状，最尽头坐着担任记录的卢卡斯·曼，亨利身旁坐着两名监狱主管的助理，卢卡斯的旁边坐着州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纽金特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然后开始了他那婆婆妈妈的动员讲话，他是看着讲话提纲向警卫和工作人员们发表这番议论的。“今天是八月二日，到今天上午为止，各法院均已排除了缓期执行的可能，执行死刑已成定局。我们要按预定计划开始准备工作，执行时间为下周三午夜过一分，我们还有四个整天的准备时间，我决心要使这项任务得到顺利执行，不出一点纰漏。 
　　“该犯目前至少还有三份诉状和申诉在各法院审理，其前景如何当然谁也无法预料。我们时刻在与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保持着联系，实际上，莫里斯·亨利先生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他认为此案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卢卡斯·曼先生也有同感。缓期执行的事仍然随时有可能发生，但看来希望不是很大。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该犯还可能会要求州长召开赦免听证会，但是坦率地讲，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从现在起直到下周三，我们要时刻处于戒备状态。” 
　　纽金特的声音清晰洪亮，眼下他已成了这里的主宰，显然是在尽情地享受着个中的乐趣。他看了一眼提纲接着说下去：“毒气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里面的设施已很陈旧，而且有两年的时间未曾动用，所以一定要格外注意。生产厂家派的代表今天上午就到，并于今天白天和晚上进行测试。本周末我们将要进行一次全面演练，也可能会在星期天进行，当然是在没有收到缓期执行通知的情况下。我这里已有一些行刑队志愿者名单，今天下午就能最后确认下来。”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新闻媒介提出来的种种要求，他们想采访凯霍尔先生以及他的律师，还想采访我们的律师和典狱长、警卫、其他死刑犯或是行刑人，直至所有的人。他们要求旁观死刑执行情况，还要求拍摄犯人的囚室和执行死刑的毒气室。虽说这些都不过是新闻界的无聊之举，但我们必须妥善处理。除了事先经过我的同意，谁也不得私下与新闻界的任何人进行接触，本监狱的所有员工都要执行，无一例外。那些新闻记者大多不是本地人，他们惯以把我们描绘成乡巴佬取乐，所以大家不要理睬他们，所有人都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在我认为必要时会发表适当的讲话，对那些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都是些贪得无厌之徒。 
　　“估计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来自监狱外面的麻烦，第一批三K党徒已在十分钟前到达监狱的门外，他们已被安排到高速公路与监狱行政办公室楼之间那片指定用作示威场地的空地上。听说其他类似组织不久也会赶到，看样子他们是准备一直闹到这件事结束为止，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示威是他们的权力，但绝不允许出现骚乱。虽说在以前四次执行死刑时我本人并不在场，但我知道某些支持死刑的组织一般也会来的，而且会引起很大的动乱。我们计划将这两类组织分隔开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纽金特按捺不住，竟在桌子一端站起身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仔细看了看讲话提纲。 
　　“由于凯霍尔先生臭名昭著，所以此次死刑不同以往，它会引起很多的注意，还会招来许多新闻记者以及许多其他的好事者。大家自始至终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行事，不允许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违规的情况发生。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凯霍尔先生和他的家人理应受到尊重，对毒气室和死刑本身不得发表任何不当言论，在这方面我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还有问题吗？” 
　　纽金特自鸣得意地审视着整个房问。该说的他都说到了，不会有问题的。“好吧，上午九点我们再开一次会。”说完他宣布散会，不一会儿便人去屋空。 
　　加纳·古德曼在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教授离开办公室正要去上课时找到了他，两人站在走廊里互相表达着对对方的敬佩之情，一时间竟把上课的事忘到了脑后。教授拜读过加纳·古德曼的所有著作，而加纳·古德曼也看过教授最近发表的一些谴责死刑的论文。谈话很快转向棘手的凯霍尔一案，他们着重谈了古德曼在周末急需一些靠得住的法律系学生帮他完成一项快速研究计划的事，格拉斯同意给予协助，两人商定一会儿共进午餐时再细谈。 
　　加纳·古德曼在距密西西比州立法律大学三个街区以外找到了南部极刑监理会，它的几间办公室都非常拥挤狭窄，这是这个设在“死亡带”南方各州的准官方机构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该社团的负责人是个名叫赫兹·克里的黑人青年，是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他放弃了大公司的优厚待遇，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废除死刑的事业，加纳·古德曼以前在开会时曾见过他两次。人们通常称这个组织为克里监理会，虽说它并不直接代理每一位在死狱的犯人，但它的确负有对每一件死刑案进行监督的责任。赫兹·克里只有三十一岁，但人显得很老成，从他的满头灰发就能看出监舍里那四十七名死刑犯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门厅里那张秘书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小小的日程表，有人在表的上部印了一行字——死囚生日。每人除了一张卡片外一无所有，他们的预算很紧张，就连这些卡片通常也是用工作人员口袋里的零花钱购置的。 
　　克里的手下有两名律师，专职秘书只有一人，来自法学院的一些学生每周来这里义务工作几个小时。 
　　加纳·古德曼和赫兹·克里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下周二的活动进行了计划——克里本人将去密西西州高级法院的书记官办公室安营扎寨，加纳·古德曼坐镇州长办公室，约翰·布莱恩·格拉斯进驻设在杰克逊市联邦法院的第五巡回法院办公室，古德曼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前助手现在华盛顿工作，他已经同意负责在死刑书记官的办公室等候消息，亚当留在死牢陪伴当事人并对最后的一些事宜进行协调。 
　　克里同意在周末参加古德曼的市场分析计划。 
　　古德曼在十一点钟回到了州议会大厦的州长办公室，并向拉雷莫尔律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死刑听证会的书面请求。州长近日很忙，不在办公室，拉雷莫尔午饭后要去见他。古德曼留下了他在米尔萨普斯-布伊饭店的电话，并说他会定期打电话来。 
　　然后他驱车去了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摆满了租来的全套办公家俱，当然是用现金支付的，租期为两个月。那些折叠椅是一个教堂联谊会大厅多余出来的，椅子下面印有该教堂的标志，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还留有日常用餐和婚礼招待会的饭渍痕迹。 
　　古德曼非常欣赏他的这个匆忙布置起来的小窝。他坐下来，用一只新的蜂窝电话分别要通了他远在芝加哥的秘书和在孟菲斯的亚当，以及他在家中的妻子和州长热线电话。 
　　至周四下午四时，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仍未驳回有关萨姆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此时距亚当提出该申诉的时间已过去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他强忍着心头的烦躁给法院书记官打了个电话，他已经懒得再做那个多余的解释，什么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答复，请多关照之类。对法院是否会考虑这一申诉的价值他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法院之所以如此拖沓，其目的是要延缓他及时向联邦法院申诉。他觉得，此时此刻祈望州高级法院减刑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实际上在联邦法院他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美国最高法院仍未对他的有关请求考虑毒气室违宪的申诉作出裁决，第五巡回法院也压下了他的有关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周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法庭干脆按兵不动，似乎他的那些申诉与一般申诉没有什么两样，也要按常规进行存档、分配和处理，然后便是漫漫无期的等待，甚至会达数年之久。他需要的是行动，在某一级法院赢得缓刑当然最为理想，能够同意口头辩论也是好的，或者是就有价值的论据召开听证会，哪怕干脆被驳回也行，那样他还可以继续向下二个法院申诉。 
　　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围着办公桌踱着步等电话，尽管他对这些已经感到厌倦。桌上堆满了一摞摞高低不齐的文件，到处散落着那十几个诉状留下的碎纸片，书架上贴了许多粉红色和黄色的电话留言条。 
　　亚当突然恨起这个地方来，他需要清新的空气。他对达琳说要出去散散步，然后便离开了办公楼。时间已差不多到了五点，天还很亮，也很热。他走到联合大街的皮博迪饭店，在大厅一个角落的钢琴旁喝了杯饮料，这是他自从周五去新奥尔良以来的第一杯饮料，尽管饮料令他感到惬意但他还是在为莉担忧。他在签到处周围云集的开会人群中搜寻着她的身影，他留意着大厅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希冀着能够意外地发现她。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女人，就算逃避生活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一个梳着马尾巴，穿着旅游鞋的男子停下来盯着他瞧了片刻，然后走上前来。“对不起，先生，你是萨姆·凯霍尔的律师亚当·霍尔吗？” 
　　亚当点点头。 
　　那男人笑了笑，显然对自己认出亚当感到很得意，他走到他的桌子前面。“我是《纽约时报》的柯克·克莱克纳。”他在亚当面前放了一张名片。“我前来报道凯霍尔的死刑情况，实际上我刚刚才到，可以坐下吗？” 
　　亚当向小圆桌对面的空位子指了指，克莱克纳坐了下来。“在这里见到你非常幸运，”他满脸堆笑着说。那男子约有四十出头的样子，身体很强健，一看就是个云游四方的记者——满脸胡子拉茬，斜纹布衬衣外面套了件棉布坎肩，下身穿条牛仔裤。“我在来这里的飞机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所以才认出了你。” 
　　“很高兴见到你，”亚当干巴巴地说道。 
　　“我们能聊聊吗？” 
　　“聊什么？” 
　　“噢，该聊的太多了。据我了解你的当事人不接受采访。” 
　　“不错。” 
　　“你呢？” 
　　“一样。我们可以聊，但不得记录。” 
　　“恐怕不太方便。” 
　　“那与我无关，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困难。” 
　　“那倒也是。”一个身着短裙、面容和善的女招待一直站在一边听候吩咐。那男子要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你上次见到你祖父是什么时候？” 
　　“星期二。” 
　　“什么时候再去见他？” 
　　“明天。” 
　　“他现在的情况怎样？” 
　　“目前还好。压力越来越大，但他还能挺住，到目前为止。” 
　　“你呢？” 
　　“正在尽力而为。”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失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我很累，是的，我睡眠不足。工作时间很长，不断要去监狱，疲于奔命。事情就要到最后关头了，今后几天将会更加紧张。” 
　　“我报道过佛罗里达州邦迪的死刑执行情况，像是世界末日，他的律师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的确很难放松。” 
　　“你还会接手此类案子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擅长，你将来会考虑另一桩死刑案吗？” 
　　“除非监舍中还能再找到我的亲属。你干嘛要报道这类事？” 
　　“我多年来一直从事死刑案方面的写作，很有诱惑力，我希望能够采访凯霍尔先生。” 
　　亚当摇摇头并喝完最后一点饮料。“不行，不可能，他拒绝任何采访。” 
　　“能帮我问一下吗？” 
　　“不能。” 
　　咖啡送来了，克莱克纳用匙子搅动着，亚当望着人群。“昨天我在华盛顿采访了本杰明·凯斯，”克莱克纳说道，“他说如果你眼下指责他在审判中辩护不力，他不会感到意外，还说估计你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此时此刻，亚当并不在乎本杰明·凯斯以及他所发表的任何意见，“不过是惯例而已，我需要那样做。很高兴见到你。” 
　　“可我还想谈谈关于——” 
　　“听着，你把我堵在这里已经很走运了，”亚当说着猛地站起身来。 
　　“还有最后几个问题，”克莱克纳冲着亚当的背影说。 
　　亚当离开了皮博迪饭店，慢慢向河边的前沿大街走去，一路上遇到许多像他一样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往家赶。他很羡慕那些人；无论他们做什么工作，或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此刻他们在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总归会比他眼下的负担要轻一些。 
　　他在一家熟食店里吃了个三明治，七点钟回到了办公室。 
　　在帕契曼林子中的一只兔子暂时被命名为萨姆，而且已被两名警卫捉进了笼中。它是被捉来的四只兔子中个头最大的一只，是一只褐色的棉尾兔，另外的三只已被做了下酒菜。 
　　星期四晚上，兔子萨姆和它的管理员连同纽金特上校以及行刑队乘坐囚车和一辆小货车来到了严管区。他们缓缓地沿着监狱的正面绕过牛栏来到了顶西头，车子在与严管区西南角毗连的一幢正方形红砖建筑前停了下来。 
　　两扇不带窗的白色铁门通往正方形建筑的内部。其中的一扇朝南开，通向一个约有八英尺乘十五英尺的很窄小的房间，那是执行死刑见证人室，里面挂着一道布慢，打开后便能看到毒气室的后部，相距不过几英寸的距离。 
　　另一扇门通往面积为十五英尺乘十二英尺的毒气室，里面的水泥地板上涂着油漆，正中央便是八边形的毒气间，新油的银白色瓷漆泛着刺眼的光泽和刺鼻的味道。纽金特一周前视察了这里并要求将其油漆一新。这个执行死刑的房间正如人们所听说的那样一尘不染并作了消毒处理，毒气室后部的黑色窗帘也已经拉好。 
　　兔子萨姆被留在小型货车内的一个台子上，同时，一名个头同萨姆·凯霍尔差不多矮小的警卫被他的两个高大同伴带进了毒气室。纽金特像巴顿将军一样趾高气扬地在进行检查——不时地指手画脚，点头皱眉。那名小个子警卫首先被轻轻地推进毒气室，然后由另外两名警卫将他转过身去稳稳地按坐在椅子上，屋里的人都绷着脸一言不发，听不到一点笑声和插科打诨。两名警卫先把他的两个手腕绑到了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又把他的膝盖和脚踝绑好。接下来一名警卫把他的头部抬起有一两英寸高的样子，另一个人用皮带把头部固定住。 
　　两名警卫小心地从毒气间退出，纽金特向行刑队的另一名队员指了指，那人趋步向前似乎是要向那临终之人说些什么。 
　　“此时，卢卡斯·曼将会向凯霍尔先生宣读死刑令，”纽金特像个业余电影导演般地讲解着，“然后我要问他还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他又指了一下，另一名指定的警卫将毒气间的门关上并封好。 
　　“打开，”纽金特又大声说道。于是门重新被打开，那名小个子警卫获得了自由。 
　　“把兔子放进去，”纽金特命令道。管理员从小货车里把兔子萨姆取了出来。蹲坐在铁丝定内的无辜的兔子又被转交给那两名刚刚从毒气室出来的警卫。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兔子放到木椅子上，然后又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把一个想象中的人捆绑好。手腕，膝盖，脚踝，头部，最后终于做好了将兔子毒死的准备。两名警卫又离开了毒气问。 
　　毒气间的门再一次被关上封好，纽金特向行刑人发出了信号，那人将一罐硫酸放进一个通向毒气间底部的管子内。他拉动了一个手柄，只听到喀哒一声，那硫酸罐便顺管子滑到了椅子下方的一只碗内。 
　　纽金特走到一个窗子跟前，神情专注地观望着，其他行刑队员的注意力也同样集中。为了防止泄漏，在窗子的四周围都已涂抹上了凡士林油脂。 
　　毒气慢慢地释放出来，一团依稀可见的淡淡气体从椅子下部向上升起。最初，兔子对弥漫在它那小小空间内的气体并没有什么反应，但那气体很快便开始发生作用。那兔子先是开始全身绷紧，然后蹬了几下腿便一头撞向笼子的一侧，接着它开始猛烈地抽搐，像发了疯一样地扭动着身体乱蹦乱跳，不到一分钟便一动不动了。 
　　纽金特看看表后笑了笑。“清理一下，”他命令道，这时，毒气间顶上的一个通风口被打开向外排放毒气。 
　　由毒气室通往外面的门也被打开，大部分行刑队员都走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或抽烟。至少还需要十五分钟的时间才能打开毒气间并将兔子取出来，然后他们还需要将毒气间冲洗干净。纽金特此时仍在里面监督着一切，所以那些行刑队员们才有可能抽枝烟，开上几句玩笑。 
　　离他们不到六十英尺远的地方，在A排监舍走廊上面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的，因而萨姆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此时已过了十点，牢房里已熄了灯，但这排监舍的每个门内都有两只胳膊从牢门的铁栅栏之间伸出来，十四名死囚都在寂静的黑暗中倾听着。 
　　一个死刑犯每天都要在自己那间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里呆二十三个小时，所以他们的耳朵不会放过一切动静——一双新靴子在走廊里发出的陌生响声、不熟悉的人发出的声音、远处割草机发出的轰鸣。他当然可以听到毒气室的开门和关门声，也可以听到行刑队员们心满意足和自我陶醉的笑声。 
　　萨姆用小臂支撑着身子，注视着走廊上方的窗户。那些人正在那里进行杀死他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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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四十九号高速公路西侧与帕契曼行政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坪相距五十码，其间有一片很显眼的平坦而狭长的草地，原先是一条铁路。每次执行死刑时，这里都是那些反对死刑的示威者们聚众抗议的场所。每逢这种场合都会有成帮结伙专事此道的人们来到这里，有的坐在折叠椅里，有的打着自制的标语牌。他们会在夜间点燃蜡烛并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唱赞美诗。在宣布执行死刑时，他们一边唱，一边祈祷和流泪。 
　　特迪·多伊尔·米克斯是名强奸幼女杀人犯，在他的死刑执行以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波折。由他的死刑而引发的很有节制、而且差不多算是有点神圣的示威被一车车桀骜不驯的大学生给搅乱了。这批大学生是来寻求带血的刺激的，他们事先没有一丝征兆便突然冒了出来。他们喝着啤酒，放着很响的音乐，喊着口号，向那些被惊呆了的死刑抗议者们发难。双方开始对骂以后，情况便开始变得难以驾驭。监狱方面介入以后才使形势恢复了正常。 
　　接下来是梅纳德·托尔，在筹划他的死刑期间，公路另一侧的一块地面被指定供罪犯的支持者们使用，同时派出了更多的警卫维持秩序。 
　　亚当于周五下午来到监狱外面时见到了七个身穿白袍子的三K党徒，其中的三个正在致力于协调抗议活动，他们很随意地沿着公路旁边狭长草地的边缘走来走去，肩上扛着标语牌。另外的四个正在支起一个巨大的蓝白色遮阳伞，地面上散乱着金属支杆和绳索。两只冷藏箱放在草坪上的座椅旁边，看来这些人是打算要住上一阵子。 
　　亚当一边把车子驶往帕契曼正门的停车场，一边注视着那些人，不过他很快便看得入了神，连时间也忘了。原来这就是祖上留给他的遗产，他的老根，那些人都是他祖父的兄弟、亲友和后代。在亚当用以编剪录像带的那些影片资料中会有那几个人的身影吗？他从前见过他们吗？ 
　　亚当下意识地打开车门下了车，把外衣和公文包留在了车子的后座上。他慢慢向那几个人走过去，并在冷藏箱前停了下来。标语写的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萨姆·凯霍尔，把真正的杀人犯关进毒气室，恢复萨姆的自由。不知为什么，亚当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感到浑身不自在。 
　　“你有什么事？”一个胸前悬挂着标语的人问道，其他六个人也停下各自手中的事，把注意力转向这边。 
　　“不知道，”亚当实话实说。 
　　“那你看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又有三个人凑了过来，四个人一起向亚当靠近。他们的袍子很有特点——是用一种质地很薄的布做成的，上面带有红色的十字和其他标记。时间差不多已是上午九点，他们开始有些出汗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萨姆的孙子。” 
　　其余的三个人也聚拢在另外四个人的身后，七个人在不足五英尺处打量着亚当。“这么说你是我们一边的啦，”一个人松了口气说道。 
　　“不，我们不是一类人。” 
　　“对了，他和来自芝加哥的那帮犹太人是一伙的，”另一个启发他的同伴说，他的话引起那帮人一阵骚动。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亚当问。 
　　“拯救萨姆，看起来指望你是不可能了。” 
　　“正是因为你们他才给关在这里。” 
　　一个前额上淌着汗水的红脸膛年轻人率先向亚当走得更近一些。“不，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来到这只。萨姆杀那些犹太人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你别想找我的茬，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抗议对他执行死刑以及他受到的政治迫害。” 
　　“如果他不做三K党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境地，你们的面具在哪儿？我记得你们这些人总是把脸藏起来的。” 
　　那几个人都显得有些躁动不安，但又不知如何是好。他毕竟是萨姆·凯霍尔的孙子，而萨姆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和旗手。作为代理律师，他正在试图拯救他们心中的那个崇高偶像。 
　　“你们为什么不走开？”亚当问，“萨姆不希望你们来这儿。” 
　　“你干嘛不快点滚蛋？”那年轻人冷笑道。 
　　“多动听的语言。还是快点走开的好，萨姆死了会比活着对你们更有用，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那样一来你们就会拥有一个伟大的烈士。” 
　　“我们不会走的，我们要在这里坚持到底。” 
　　“如果萨姆让你们离开呢？你们会不会走？” 
　　“不会，”他又一次冷笑，然后回头看看其他人，那些人似乎都同意他的意见，“我们要营造强大的声势。” 
　　“好极了，那样你们就能上报纸了，这才是你们来此的目的，对不对？穿着滑稽服装的马戏团小丑总是很招人的。” 
　　亚当身后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关车门的声音，他循声望去发现一个电视摄制组正从一辆停在他车子附近的面包车里冲出来。 
　　“好啦，这回好啦，”他对那帮人说，“笑一笑，伙计们，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去死吧你，”那个年轻人恼羞成怒地说。亚当转过身向自己的车子走去，这时一名身后跟着摄影师的记者急匆匆向他这边跑过来。 
　　“你是亚当·霍尔？”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凯霍尔的律师？” 
　　“是的，”他边走边答。 
　　“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不行，不过那边的孩子们急着想和你聊聊，”他指了指身后说。但那女记者仍紧追不舍，那位摄影师手忙脚乱地摆弄着他的设备。亚当打开车门，又呼的一声关上，然后便发动了引擎。 
　　在监狱大门处值勤的警卫路易丝递给他一张号码卡便挥手让他进去了。 
　　帕克在死回的正门内侧执行例行搜身。“那是什么？”他指着亚当手里拎的一个小冷藏瓶问。 
　　“爱斯基摩派，警长。要不要来一只？” 
　　“我看看。”亚当把冷藏瓶递给帕克，他打开瓶盖，迅速检查了一下仍在冰层下面冻得很结实的六只爱斯基摩派。 
　　他把冷藏瓶还给亚当，然后用手指了指几英尺远处的前面办公室大门。“从现在起你们就在那里会面，”他说着便和亚当一起往里走。 
　　“为什么？”亚当环视着屋子里面问道。那里有一张金属桌子，三把椅子，两个上锁的文件柜，桌上有一部电话。 
　　“这是我们监狱的规定。在大限临近之日，我们要给犯人多一些自由，萨姆就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真是温柔体贴。”亚当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便操起了电话，帕克出去带萨姆。 
　　杰克逊市书记官办公室的那位很和善的女士告诉亚当说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几分钟前刚刚驳回了他那份基于萨姆缺乏思想能力而要求定罪后减刑的诉状。他向她表示了感谢，并说这正是他预期的结果而且几天前就应该有消息了。他又请她将法院裁决给他在孟菲斯的办公室传真一份，同时也给帕契曼的卢卡斯·曼办公室传一份。然后他又要通孟菲斯办公室找达琳，告诉她将新的诉状传真给地区联邦法院，并给第五巡回法院和华盛顿最高法院理查德·奥兰德先生那忙得不可开交的死刑案办公室各传一份。他又给奥兰德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马上有一份诉状要传给他，奥兰德先生说亚当就毒气室违宪并寻求调案复审的申诉已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亚当正在打电话的当儿，萨姆从前门走了进来，手上没戴手铐。两人简单握了一下手，萨姆便在椅子上坐下了。这回他没抽烟，而是打开冷藏瓶取了一只爱斯基摩派，边吃边听亚当与奥兰德的通话。“美国最高法院刚刚驳回了寻求调案复审的申诉，”亚当用一只手捂住电话听筒小声说道。 
　　萨姆古怪地笑了笑，又仔细地看着他随身带来的几个信封。 
　　“密西西比高级法院也作出了对我们不利的裁决，”亚当一边按动电话键一边说，“不过，那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我们马上向联邦法院上诉。”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要向第五巡回法院核实关于律师辩护不力申诉的情况，新奥尔良的那位负责死刑事务的书记官告诉他当天上午没有任何动作。亚当挂了电话在桌沿上坐下来。 
　　“第五巡回法院仍在压着那份辩护不力的申诉，”亚当向他那位熟知法律及其程序而且其水平之高堪与经验丰富的律师相媲美的当事人报告说，“总而言之，今天上午的情况不是太妙。” 
　　“杰克逊电视台今天早晨说我已向州长提出了赦免死刑听证会的请求，”萨姆边吃边说道，“纯属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别激动，萨姆，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惯例个述，咱们是有约在先的。麦卡利斯特在电视上大谈他是多么不情愿作出召开赦免听证会的决定。你可要当心点。” 
　　“麦卡利斯特对我们无关紧要，萨姆，这种请求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参加。” 
　　萨姆烦躁地摇着头，亚当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他并没有真的动怒，对亚当这样做也并非真的特别在意，他已经让步了，差不多就要束手就擒，发几句牢骚是很自然的，要是在一周前他早就会骂起来了。 
　　“他们昨晚进行了演练，在毒气室里毒死了一只老鼠或别的什么东西，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现在人人都在兴致勃勃地等着我的死刑。你能相信吗？他们竟然为我进行了彩排，这群杂种。” 
　　“我很难过，萨姆。” 
　　“你知道氰化物气体是什么味道吗？” 
　　“不知道。” 
　　“有股樟脑味，昨晚的空气中就有，那些白痴甚至连我们那一排走廊里的窗户都懒得关上，我闻到了一丝那种气味。” 
　　亚当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有其事，他知道每次执行死刑后都会通一会儿风，以便把毒气排放到大气中，但那气味肯定不会进到牢房里。没准萨姆听警卫们讲过毒气的事，也许只不过是些口头传闻。他坐在桌沿上，下意识地摆动着双腿，不无怜悯地注视着那个胳膊瘦骨嶙峋、头上泛出头油的老人。杀死一个像萨姆·凯霍尔这样的老人该是一种多么令人发指的罪过啊，他的罪是在上一代那时候犯下的，他在那间六英尺乘九英尺的监室里经受了多少磨难，死过不知多少次，密西西比州现在杀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亚当心中思绪万千，最让他焦心的恐怕就是他们眼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我心里很难过，萨姆，”他很动情地又一次说道，“但有几件事不得不同你商量。” 
　　“今天上午外面有三K党人吗？昨天的电视里有他们的镜头。” 
　　“是的，刚才一共有七个。除了没有戴面具，其他的服饰一应俱全。” 
　　“我过去常穿那种衣服，”他说，样子很像是个打过仗的老兵在向小孩子夸耀。 
　　“我知道，萨姆。就因为穿过那种服装你才会坐在这里，你的律师才会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他们会把你绑进毒气室，你应该痛恨外面那些傻瓜才是。” 
　　“我并不恨他们，可他们无权到这儿来，他们抛弃了我。我来这儿是道根一手造成的，他当初作出对我不利的证词时，自己却在担任着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魁首。他们没有为我打官司支付一分钱的费用，他们把我忘了。” 
　　“你能指望从那群恶棍手里得到什么呢？忠诚？” 
　　“我是忠诚的。” 
　　“那就看看你的下场吧，萨姆。你应该谴责那些三K党徒，让他们走开，不让他们染指你的死刑。” 
　　萨姆摆弄着手里的信封，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椅子上。 
　　“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离开，”亚当说。 
　　“什么时候？” 
　　“几分钟以前。我和他们谈了话，那些人根本不关心你，萨姆，他们只是在利用你的死刑，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殉教士，可以让那些人重整旗鼓，展望未来。他们会一边喊着你的名字一边焚烧十字架，他们会到你的墓地进香朝圣，他们需要你死，萨姆，你的死可以给他们提供串联的机会。” 
　　“你当着他们面说的？”萨姆问道，语气中带有一丝好奇和骄傲。 
　　“是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卡门来的事你想好了吗？如果她来的话，现在就要做旅行准备了。” 
　　萨姆吐了口烟思考着。“我很想见她，不过你必须把我的情形向她提个醒，我不想吓着她。” 
　　“你的情形很不错，萨姆。” 
　　“是吗，那就谢谢啦，莉呢？” 
　　“莉？” 
　　“她怎么样？我们这里有报纸，上星期天我在报上看到她的照片以及她在周二酒后驾车受罚的报道。她没被关起来吧，是不是？” 
　　“没有。她现在一家康复诊所，”亚当说道，好像他真的知道她的确切去向。 
　　“她能来看我吗？” 
　　“你想要她来吗？” 
　　“我想是的，也许可以安排在周一，我们等等再定。” 
　　“没问题，”亚当说，心里却在发愁怎样才能找到她，“周末我会跟她讲的。” 
　　萨姆递给亚当一个未封口的信封。“把这封信交给管事的人，里面是我同意来探访的人员名单，你打开看看吧。” 
　　亚当看了看那份名单，上面只列着四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亚当、莉、卡门和唐尼·凯霍尔。“名单很短嘛。” 
　　“我有很多亲属，可我不想让他们来。九年半中他们从未来看过我，我也决不会在最后一刻把他们拖来和我诀别，让他们把诀别的话留到葬礼上再说吧。” 
　　“我收到很多各类记者对你进行采访的请求。” 
　　“别理他们。” 
　　“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不过，有一个请求也许会让你感兴趣。一个名叫温德尔·舍曼的人想采访你，他是位得过什么奖的名作家，已出过四五部书。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不过他开列了书单，这个人的身份倒是货真价实的。我昨天和他通了电话，他想和你谈谈并把你的故事录下来。他似乎很诚恳，并说录音大约需要几个小时。如果你答应的话，他今天就飞到孟菲斯。” 
　　“他干嘛要给我录音？” 
　　“是想写一部有关你的生平的书。” 
　　“一部浪漫小说吗？” 
　　“恐怕不是。他愿意先向你预付五万美元，以后再按一定的版税比例付酬。” 
　　“好极了，临死前的几天我得到了五万美元，我拿它们干什么用呢？” 
　　“我一直在拖延给他的答复。” 
　　“你让他见鬼去吧，我不感兴趣。” 
　　“好的。” 
　　“我要你起草一份协议，把我的生平故事全权转让给你，我去世以后，随你怎样处理都可以。” 
　　“把你的谈话录下来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你是说——” 
　　“用一台小录音机记录在磁带上。我可以给你找一台来，你可以坐在囚室里叙述自己的生平。” 
　　“那太枯燥了。”萨姆吃完了爱斯基摩派，把木柄扔进废纸篓里。 
　　“问题是你怎样看待这件事，你的事现在很富于刺激性。” 
　　“不错，你说得很对。乏味透顶的生活，耸人听闻的结局。” 
　　“我觉得一定会是部畅销书。” 
　　“我需要考虑一下。” 
　　萨姆突然站起身来，连椅子下面的橡胶拖鞋也没穿。他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横穿过去，一边走一边计数和吸烟。“十三乘十六点五，”他轻声地自言自语，然后又做了几次测量。 
　　亚当在一本拍纸簿上做着笔记，尽力不受那个在墙边踱来踱去的身影干扰。萨姆终于停下来把身子靠在一个文件柜上。“我想求你件事，”他盯着对面的墙壁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呼吸很平缓。 
　　“我在听着，”亚当说。 
　　萨姆向椅子跟前走近一步，从上面拿起一封信。他把信交给亚当后又靠回到原先的文件柜上。信是正面朝下递给亚当的，所以他看不到信封上的字迹。 
　　“你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萨姆说。 
　　“给谁？” 
　　“昆斯·林肯。” 
　　亚当把信放在自己身边的桌子上，眼睛审视着萨姆。萨姆此时却正沉湎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那疲惫的双眼茫然地望着对面墙上的什么东西。“我整整写了一个星期，”他几乎是嘶哑着嗓子说道，“可我考虑这件事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 
　　“信里写了些什么？”亚当一字一顿地问。 
　　“道歉。我为那件事负疚多年，亚当。乔·林肯是个正直善良的人，是个好父亲，我真是昏了头无缘无故杀死了他。我向他开枪以前就知道那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一直很愧疚，非常愧疚。我现在别的也不能做什么了，只能说声对不起。” 
　　“我肯定这对林肯一家人会有些作用的。” 
　　“可能吧。我在信中请求他们宽恕，我坚信那是具有基督精神的行为。在我临终之际，我希望能说声对不起。” 
　　“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们吗？” 
　　“麻烦就在这里。我听家里人说过林肯一家还住在福特县，他的孀妇鲁比可能依然健在，恐怕你还得去克兰顿打听。那里有一个黑人行政司法长官，要是我的话就会先去问问他，也许他了解县里黑人的一些情况。” 
　　“如果我找到了昆斯应该做些什么呢？” 
　　“告诉他你是谁，再把信交给他，就说我罪孽深重，死有余辜。你能办到吗？” 
　　“我很乐意去办，不知道什么时候办比较合适。” 
　　“等我死了以后吧，眼下这件事了结之后你就有时间了。” 
　　萨姆又走到椅子跟前，这次从椅子上拿起了两封信。他把信交给亚当后便开始在屋里来回慢慢地踱步。一个信封上打印着露丝·克雷默的名字，没有写地址，另一封信写给埃利奥特·克雷默。“那两封信是给克雷默家的，替我给他们寄去，不过，要等到执行死刑以后。” 
　　“为什么？” 
　　“因为我的动机很纯洁，我不愿意他们认为我是想在临死前博得他们的同情。” 
　　亚当把给克雷默家的信放在给昆斯·林肯的信旁——一共三封，代表三条生命。萨姆在周末还能写出几封呢？还有多少受害者在等着他？ 
　　“你已确信自己这回难逃一死，是不是，萨姆？” 
　　他站在门边想了一会儿。“我们赢的可能性很小，我要做好准备。” 
　　“我们还有机会。” 
　　“当然还有机会，不过我要准备好，以防万一。我曾经伤害过很多人，亚当，我以前一直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但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时，他就会对自己过去闯的祸进行反思。” 
　　亚当把那三封信拿起来看着。“还有吗？” 
　　萨姆很沉痛地望着地板。“眼下就这些了。” 
　　周五上午的《杰克逊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有关萨姆·凯霍尔请求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的消息，随文带有大卫·麦卡利斯特州长的一张精美的照片和萨姆的一张粗糙的照片，文中充斥着州长办公室主任莫娜·斯塔克对州长进行标榜的议论，通篇说的都是州长在作这一决定时有多么地伤脑筋。 
　　麦卡利斯特自称真正属于人民中的一员，是全密西西比州人民不折不扣的公仆，所以在当选后不久就设立了一条耗资巨大的电话热线。这部免费电话的号码在全州范围内到处张贴，还不厌其烦地用公共广告号召人们使用这条人民热线。给州长打电话吧，他会倾听你的意见，这是最完美无缺的民主，接线员时刻为你服务。 
　　麦卡利斯特和他的班子成员每天都要对打来的电话进行分析，这与其说他有耐心倒不如说是受到野心的驱使。他是个随波逐流式扩人物，缺乏领袖应有的素质，只会把大量的金钱用于民意测验。他最擅长的一套是先窥探出大众关心的问题，然后再跳出来摇旗呐喊。 
　　古德曼和亚当则对这一点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觉得麦卡利斯特似乎是个过于关心自己命运的人，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创举。那个无耻之徒只会计算选票，于是他们决定出道题给他算一算。 
　　古德曼一大清早就一边喝着咖啡、吃着水果，一边读了报上的那篇文章。七点半的时候他要通了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教授和赫兹·克里的电话。八点钟时，格拉斯的三名学生已经坐在那间不怎么雅观的临时办公室里开始喝盛在纸杯里的咖啡。市场分析马上就要开张了。 
　　古德曼讲了一下这项计划和需要保守秘密的事。他向他们保证此事不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只是为了左右一下公众舆论。蜂窝电话就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放着古德曼在周三复印的整页整页的电话号码。那几名学生的理解力都很强，一个个跃跃欲试，恨不能马上开始，他们的酬金也是很可观的。古德曼先打了一个电话进行示范，他开始拨号。 
　　“人民热线，”一个很悦耳的声音问答。 
　　“喂，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早晨报上的那条消息，就是那条有关萨姆·凯霍尔的，”古德曼慢吞吞地模仿着一种拖腔，他的语调显然有待改进。学生们都给逗乐了。 
　　“你报一下姓名好吗？” 
　　“好的，我叫内德·兰开斯特，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人，”古德曼看着电话簿回答说，“我支持州长，他是位很出色的人。”为了增强效果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对萨姆·凯霍尔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他不应该被执行死刑，他上了年纪，又受过许多磨难，我希望州长能赦免他，就让他在帕契曼平静地等死好了。” 
　　“好的，我保证会把你的话转告州长。” 
　　“谢谢。” 
　　古德曼按了一下电话键，然后向他的观众鞠了一躬。“就这么简单，现在开始吧。” 
　　那个白人男生选了一个电话号码。他的对话是这样的：“喂，我是莱斯特·克罗斯比，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比德。我的电话是关于处死萨姆·凯霍尔的事的。是的，小姐，我的号码？555-9084。对，是的，密西西比州，比德，在富兰克林县。对。嗯，我觉得不应该让萨姆·凯霍尔进毒气室，我反对那样做，我认为州长应该站出来阻止那件事。是的小姐，对。谢谢。”他打完后冲着正在打另一个电话的古德曼笑了笑。 
　　那名白人女生是个中年人，来自密西西比州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镇，她说话的口音自然免不了带些鼻音。“喂，是州长办公室吗？太好了。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报上登的那条有关凯霍尔的消息。我叫苏珊·巴恩斯，是密西西比州迪凯特人。是的。嗯，他是个老年人，没准过不了几年自己就会死掉，现在杀他对州里有什么益处呢？放他一条生路吧。什么？对，我要求州长制止这件事。我支持州长，我认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是的。也谢谢你。” 
　　那名黑人学生有小三十的样子，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热线接线员他是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他坚决反对萨姆·凯霍尔和三K党人的观点，但同时也反对执行死刑。“政府无权决定一个人的死活，”他说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死刑。 
　　事情就这样进行着。热线电话从全州各地一个接一个地涌进来，每个电话都是不同人打的，而且都各有一套反对执行死刑的逻辑。几个学生越打越有灵感，他们模仿着各种各样的口音，陈述着五花八门的理由。他们的电话偶尔也会遇到占线信号，一想到这正是他们自己把线路占满的缘故心里就觉得非常有趣。由于古德曼的口音，他扮演了外地打电话者的角色，他把自己装成不同的废除死刑主义者，在全国各地挂电话，他用的化名是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名字，选择的地点也都是一些很陌生的地方。 
　　古德曼曾经很担心麦卡利斯特会竭力追查热线电话的出处，但后来又觉得接线员会忙得不可开交，不大可能会顾得上这类事。 
　　他们自己倒是真的很忙，就连约翰·布莱恩·格拉斯也停了课，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用不同的化名在全城范围内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赫兹·克里和他的律师们也在轮番向热线电话灌输着同一个信息。 
　　亚当匆匆忙忙赶到了孟菲斯。达琳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绝望地整理着那像山一样的文件，她指了指离电脑最近的一摞文件。“有关驳回调案复审请求的裁决放在最上面，下面是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的裁决，再下面是准备提交给地区联邦法院的寻求人身保护令的请求，我已把该传的都传出去了。” 
　　亚当脱下外衣扔在椅子上。他先看了眼贴在书架上的一排电话留言条。“都是什么人来的？” 
　　“有记者、作家、骗子，还有几个想要提供帮助的律师。其中一个电话是加纳·古德曼打来的，说是市场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不要给他打电话。市场分析是怎么回事？” 
　　“你就别问了。第五巡回法院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 
　　亚当深深地吸了口气坐进椅子里。 
　　“想吃午饭吗？”她问道。 
　　“如果方便的话，给我来个三明治就行了。你周六和周日可以加班吗？” 
　　“当然可以。” 
　　“我需要你整个周末都在这里守电话和传真机，真对不起。” 
　　“没关系，我去给你买三明治。” 
　　她转身离去，随手带上了门。亚当给莉的公寓里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他又给奥伯恩之家打，但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他又接通了费尔普斯·布思，他正在开董事会。他接着又给身在伯克利的卡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做好准备星期天飞到孟菲斯来。 
　　他看了一遍电话留言条，确信再没有值得一回的电话了。 
　　一点钟的时候，莫娜·斯塔克向州议会大厦州长办公室周围徘徊着的记者发表了讲话。她说经过慎重考虑，州长已决定同意于下周一上午十时整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届时州长将亲自出席听取争点和陈述并作出公正的决定。她解释说，这件事责任非常重大，生死攸关，但大卫·麦卡利斯特一定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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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帕克在周六清晨五点半来到囚室，为了省事也没有履行带手铐的惯例。萨姆正在等着他，两人悄悄离开了A排监舍。他们经过厨房时，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正在煎鸡蛋和火腿。萨姆还从来见过那个厨房，所以他放慢了脚步并数着步数，测量了一下厨房的尺寸。帕克打开一扇门后做了个手势让萨姆快点跟上来。他们走进外面的夜幕之中，萨姆停下脚步，望着右侧那座方方正正的砖房，毒气间就设在那个小小的砖房里面。帕克拉了一下他的臂肘，两人便一同走到监狱的东头，一名警卫正等在那里。那警卫递给萨姆一大杯咖啡，并带他经过一扇门来到一个与监狱西头的牛栏完全相同的放风场地。这里同样有围墙和铁丝网，也有一个篮球架和两条长凳。帕克说他一小时后再来，接着便同那名警卫一同离开了。 
　　萨姆在原地站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尽情观赏着风景。他最早的囚室在D排，位于监狱的东侧，那时他曾多次到过这里。他知道这里的准确尺寸是五十一英尺乘三十六英尺。他看到岗楼上的那名警卫正坐在一盏灯下望着他。透过围墙外面那一排排棉田，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建筑物的灯火。他慢慢走到条凳边坐了下来。 
　　那些好心人竟然同意了他想最后再看一次日出的请求，也算得上是非常体贴周到了。九年半以来，他一次也没有看过日出。他最初提出这个请求时曾遭到纽金特的拒绝，后来帕克出面干预，向上校进行了解释，保证在安全方面不会出问题，关键是那个人最多还有四天的活头了，帕克情愿承担一切责任。 
　　萨姆凝视着东方的天空，碎絮般的云层已经隐隐现出淡淡的橘红色。在刚来监狱的那段日子里，他常常每天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回忆过去那些琐屑而又美好的日常生活：那些日复一日、令他感到沐浴般温暖的寻常琐事，那条终日不离他左右的猎犬，那面包上额外多加的一点蜂蜜。那时他才刚刚开始上诉，许多问题还悬而未决，他真的相信自己终有一日还能再去打松鼠和鹌鹑，还能去捕鲈鱼和鲤鱼，还能坐在门廊上望着太阳升起，还能去镇子里喝咖啡，还能开着他的那辆老旧的小货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他当时所幻想的最大一件事是乘飞机去加州看望他的孙儿，他还从未乘过飞机。 
　　不过，他的自由梦很早以前就破灭了，牢房中那沉闷透顶的日子，法官们那尖酸刻薄的言词，早已令他心灰意冷。 
　　这次差不多是他的最后一次日出了，他对这一点几乎是确信无疑。盼他死掉的人大多了，而毒气室使用的次数又显得太少。是到了再执行一次死刑的时候了，而这次无疑轮上的就是他自己，妈的。 
　　天空越来越明亮，云层渐渐消散。虽说他是被迫在锁链挂起的围墙中领略这大自然的美景，但他依然感到非常之满足。还有几天的时间这个围墙就要在他的世界中消失了，那铁栏、铁丝网和囚室也将会属于他人。 
　　周六一大早就有两名记者抽着烟、喝着贩卖机中的咖啡等候在州议会大厦的南门。已经有传言说州长在周六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在办公室处理凯霍尔的事。 
　　七点半的时候，一辆林肯车缓缓停在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州长急匆匆地从车上下来。两名穿着入时的警卫护送他向大门走去，莫娜·斯塔克跟在他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州长，执行死刑时你准备到场吗？”第一名记者急忙上前问道。麦卡利斯特笑了笑两手抬起，意思好像是在说他很愿意停下来谈谈，但情况太紧急实在没有空，然后他看了一眼扛在另一名记者肩上的摄像机。 
　　“我目前还没有作出决定，”他停了片刻，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露丝·克雷默会在周一的听证会上作证吗？” 
　　这时摄像机镜头已经抬起来作好了准备。“现在还不能讲，”他冲着镜头笑笑回答道，“对不起，朋友们，我现在不能和你们谈话。” 
　　他进了大厦并乘电梯到了他在二楼的办公室，贴身警卫则在门厅里坐下看起报纸来。 
　　拉雷莫尔律师正在等着汇报最新进展情况。他对州长和斯塔克女士说从昨天下午五点到现在有关凯霍尔的诉状情况依旧，昨夜没有什么动作，上诉获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认为法院会加快驳回上诉的速度。他已经同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莫里斯·亨利通了电话，根据熟悉内情的那位死亡博士的看法，执行死刑的概率已达百分之八十。 
　　“关于周一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的事有什么情况？凯霍尔的律师有什么消息吗？”麦卡利斯特问道。 
　　“没有，我让加纳·古德曼今天上午九点来一下，应该就此事同他谈谈。我就在办公室里，有事找我好了。” 
　　说完拉雷莫尔便告辞出去。斯塔克女士此时正在做她早晨的例行公事，逐份浏览全州的各类报纸并把它们摆放到会议桌上。她看到九份报纸中有八份在头版刊登了与凯霍尔有关的消息。宣布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是周六早晨最引人注目的事。有三份报纸刊登了一幅美联社的照片，上面是一些等在帕契曼外面的三K党徒正在八月的炎炎烈日下无精打采地晒着太阳。 
　　麦卡利斯特脱下外套挽起袖子后也开始看报纸。“去把统计数据拿来，”他很干脆地说。 
　　莫娜离开办公室不到一分钟便回来了。她拿回一份用计算机打印的文件，上面显然是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讲给我听听，”他说道。 
　　“电话截止到昨天晚上九点，最后一个是在九点零七分打来的。当天来电话总计四百八十六个，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反对执行死刑。” 
　　“百分之九十，”麦卡利斯特不相信地说。不过，他倒并不感到特别意外，热线接线员在昨天中午就已经向他提供过一个多得让人感到意外的来电数目。一点钟时莫娜就已开始着手对打印出的结果进行分析。他们昨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着电话的数字，并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几乎没怎么合过眼。 
　　“打电话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凝视着窗外问道。 
　　“都是你的选民。电话是从全州各地打来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过去的记录呢？” 
　　“我不清楚。州议会为自己加薪的那回，我们曾一天接到过一百个电话，但也不像这次。” 
　　“百分之九十，”他又小声嘟哝了一句。 
　　“还有呢，许多人还打了办公室的其他电话，我的秘书接到了不下十几个。” 
　　“都是有关萨姆的吧？” 
　　“是的，所有电话都反对执行死刑。我已经向我们的人了解过，大家在昨天都被电话所困扰，罗克斯伯勒昨夜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办公室简直给反对执行死刑的电话包围了。” 
　　“很好，我希望他也出出汗。” 
　　“我们是否把热线关了？” 
　　“周日和周六有多少接线员值班？” 
　　“只有一名。” 
　　“那就不要关了，今天仍旧开通，再看看今明两天的情况。”他走到窗口把领带松开。“几时统计结果？” 
　　“今天下午三点。” 
　　“我希望能早点见到数据。” 
　　“恐怕情况好不到哪儿去。” 
　　“百分之九十，”他摇摇头说。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莫娜更正道。 
　　作战室里到处散落着比萨饼包装盒和啤酒罐，那是经过一整天长时间的市场分析后留下的痕迹。此时，屋里放着的一盘新的面包圈和一排大号纸杯可乐正在等待着分析人员的到来，他们中先到的两位正在看报纸。加纳·古德曼拿着一副新买的望远镜站在窗口，正在观察位于三个街区以外的州议会大厦，他尤其注意州长办公室的窗户。昨天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有些闷，于是想到市场去找一家书店，不想透过一家皮货店的橱窗正巧发现了这副望远镜。昨天一下午他们都在兴致勃勃地透过窗户捕捉着州长那正在沉思默想的身影，他肯定是在琢磨这些该死的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几名学生狼吞虎咽对付着面包圈和报纸，并就密西西比州在定罪后减刑条款中存在的明显失当做了短暂而认真的讨论。前来参加市场分析的第三班人马中有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他在八点钟到场后，大家便又开始打起电话来。 
　　他们很快便察觉到热线电话不像昨天那样容易接通，与接线员的通话变得很困难。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又开始拨州长公寓总机的电话以及州长在各地区设立的那些小型办公室的电话。州长曾大肆吹嘘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设立这些办公室是为了与人民大众贴得更紧。 
　　电话仍在不停地打着。 
　　古德曼离开办公室，沿着国会大街来到了州议会大厦。他听到有调试扩音机的声音，接着便见到了一些三K党徒，其中至少有十二个人穿戴着游行的全副行头，他们正在州议会大厦台阶前的南方妇女纪念碑周围聚集起来。古德曼从他们旁边经过，还和其中的一个人打了个招呼，这样一来他回芝加哥后就可以说自己同真正的三K党徒交谈过了。 
　　那两名早晨在这里等着州长的记者此时正坐在大厦前的台阶上观望下面的景象。古德曼走进大厦时，一个本地的电视摄制组也赶到了。 
　　莫娜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州长公事繁忙，腾不出空来见他，不过拉雷莫尔先生倒是可以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她的样子显得有些疲惫，古德曼见了感到非常欣慰。他跟着她来到拉雷莫尔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接电话。古德曼希望这个电话是从他那里打来的，他很顺从地坐下来。莫娜关上门离开了他们。 
　　“早晨好，”拉雷莫尔挂上电话后说道。 
　　古德曼有礼貌地点点头说：“十分感谢召开听证会，从州长在周三的谈话来看，我们没想到他会同意。” 
　　“他面临着许多压力，我们也是一样。你的当事人同意谈他的同谋的事了吗？” 
　　“没有，他的态度一如既往。” 
　　拉雷莫尔用手指梳理了一下他那粘在一起的头发，又灰心地摇了摇头。“那么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还有什么意义呢？州长的立场也不会改变的，古德曼先生。” 
　　“我们再做萨姆的工作，好吧，我们会同他谈的。咱们还是按照周一召开听证会的既定方针进行准备吧，没准儿萨姆会改变主意。” 
　　这时又响起电话铃声，拉雷莫尔气恼地一把抓起电话机。“不是，这里不是州长办公室。你是谁？”他胡乱记下了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里是州长的法律处。”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会投州长的票。”他又听了一会儿。“谢谢你，赫特先生，我会转告州长你来过电话。是的，谢谢。” 
　　他把话机放回原处。“密西西比州杜马的吉尔伯特·赫特先生也反对执行死刑，”他瞪着电话机有些茫然不解地说，“这电话简直是在抽疯。” 
　　“电话很多，是不是？”古德曼同情地问。 
　　“多得让人难以置信。” 
　　“支持还是反对？” 
　　“差不多一半一半吧，”拉雷莫尔说。他拿起电话按动了密西西比州杜马的吉尔伯特·赫特先生的号码。没有人接电话。“这就奇怪了，”他挂上电话说，“那人刚刚打来电话，还留下一个有效的电话号码，这会儿却没人接电话了。” 
　　“也许是刚刚出去了吧，一会再打一次好了。”但古德曼心里却希望他腾不出时间再试一次。昨天刚刚开始市场分析后不久，古德曼就做了一点小小的技术上的变动。他指示他的分析员们要首先确认电话号码的主人不在家后再拨电话。这种办法可以防止拉雷莫尔这一类好奇心重的人或是某些喜欢多事的热线接线员再打电话回去找电话的主人询问。因为那些人有很大可能是坚决支持死刑的人。这样做虽说减慢了市场分析的速度，但古德曼觉得要更稳妥些。 
　　“我正在准备听证会的计划，”拉雷莫尔说，“有备无患吧。地点或许在楼下的议会财源调查委员会室。” 
　　“是非公开的吗？” 
　　“不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只剩四天的时间了，拉雷莫尔先生，事事都会有问题的，不过听证会是州长的事，他能同意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了。” 
　　“我有你的电话号码，咱们保持联系吧。” 
　　“此事完结以前我不会离开杰克逊市的。” 
　　他们很快握了握手，古德曼离开了这间办公室。他在大厦前的台阶上坐了有半个小时，望着那些三K党徒正在聚拢起来，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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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虽说唐尼·凯霍尔年轻时也穿过白袍戴过尖顶帽，但他却和在帕契曼正门前面不远那片狭长草地上巡游的一队队三K党徒保持着一定距离。这里的保安措施很严密，全副武装的警卫正在监视着那些示威者。在三K党徒聚集的遮阳伞附近，还有一伙穿着褐色衬衣的光头党人，他们举着的标语要求释放萨姆。 
　　唐尼看了一会儿示威活动后便在一名警卫的指引下把车子停在了高速公路旁边。监狱门岗处的警卫核对了他的姓名，很快就有一辆监狱的囚车向他开过来。他的哥哥在帕契曼已经坐了九年半的牢，唐尼每年都要设法来看他一次。不过，他最后一次来这里已经是在两年以前了，他一直羞于承认此事。 
　　唐尼·凯霍尔今年六十一岁，是凯霍尔兄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兄弟数人十几岁时便都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了三K党。在当时作这种决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根本用不着任何考虑，因为那是全家人的愿望。后来他参加了军队，去朝鲜打过仗，游历了世界。在这期间他对穿白袍和焚烧十字架失去了兴趣。他在一九六一年离开密西西比州，先是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家具公司工作，眼下住在达勒姆附近。 
　　在这九年半中，他每个月都要悄悄地给萨姆寄一条烟和不多的一些钱，只是不常写信，他和萨姆对写信都不感兴趣。达勒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有个关在死监的哥哥。 
　　他在前门入口处给搜了身，又被带到前面办公室，不一会儿萨姆也给带了进来，两个人被单独留在屋里。唐尼长时间地拥抱了萨姆，两人分开时眼睛都有些湿润。他们的个头和身材都差不多，但萨姆显得起码要老二十岁。萨姆坐在桌沿上，唐尼坐在了不远的一张椅子里。 
　　两人都点燃一支烟，各自望着自己的前面。 
　　“有什么好消息吗？”唐尼终于问道，其实他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 
　　“没有，一点也没有。法院驳回了所有上诉，他们真要动手了，唐尼，他们要杀死我，把我像头牲畜似地弄进毒气室里杀掉。” 
　　唐尼的头垂到了胸前。“我很难过，萨姆。” 
　　“我也很难过，不过，他妈的，这一切过去后我的好日子就来了。” 
　　“别那样讲。”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厌倦了关在笼子里的生活，我老了，时候到了。” 
　　“但你罪不至死，萨姆。” 
　　“这正是最难让人接受的，是吧。其实并不只是我他妈的会死，所有人都有死的一天，只是一想到那些蠢驴会利用我为他们自己大捞好处我就受不了。他们就要赢了，他们得到的奖赏就是把我绑起来然后看着我咽气，这才是最可悲的事。” 
　　“你的律师不能做些什么吗？” 
　　“能做的都做了，看起来希望不大，我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他和我们家的人不大一样。” 
　　“他很幸运，长得像他母亲。” 
　　“很聪明吧？” 
　　萨姆挤出一个微笑。“是的，聪明极了，他对我的事很上心。” 
　　“他今天会来吗？” 
　　“可能，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孟菲斯住在莉那里，”萨姆带着一丝骄傲说道。正是因为他的关系，才密切了他女儿和孙子的关系，使他们得以和睦地住在一起。 
　　“我今天早晨和艾伯特通了电话，”唐尼说道，“他说他有病，不能来这里了。” 
　　“好吧，我也不想让他来，同样也不希望他的儿孙们来。” 
　　“他想亲自来问候你，可他来不了。” 
　　“让他留到葬礼时再问候吧。” 
　　“别这样，萨姆。” 
　　“我知道，我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我哭泣，我也不想在事前得到那么多虚伪的同情。但我有件事想求你，唐尼，不会很破费的。” 
　　“没问题，什么事都可以。” 
　　萨姆拽了一下自己红囚服的裤腰。“你瞧这身该死的玩意儿，人们叫它红衣，快十年了，我每天都穿着它，密西西比州政府肯定希望在我被他们杀死时也穿着这身衣服。不过，我有权穿任何自己想穿的衣服，死的时候能够穿件体面的衣服对我太重要了。” 
　　唐尼突然之间动了感情。他想说点什么，但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眼睛又湿了，嘴唇颤动着。他点了点头，只勉强说了一句话：“放心吧，萨姆。” 
　　“你知道那种叫作迪基斯的工装裤吧？我以前穿过很多年，好像是卡其布做的。” 
　　唐尼仍旧点点头。 
　　“买一条就可以了，再随便买件白衬衣，不要套头的那一种，要带扣子的。衬衣、裤子都要买小号，腰围要三十二的，再买双白袜子和一双便宜点的鞋。上帝，我只能穿一回了，是不是？在沃尔一马特平价商场或别的什么地方没准用不了三十块钱就能买到所有东西，你不会心疼钱吧？” 
　　唐尼擦了一下眼睛努力想笑笑。“不会的，萨姆。” 
　　“我会穿得像个花花公子，对吗？” 
　　“你将来安葬在什么地方？” 
　　“克兰顿，就在安娜身边，这肯定会影响她的安宁，亚当正在做安排。” 
　　“我还能做些什么？” 
　　“没有了，能保证我穿上新衣服就行了。” 
　　“我今天就去办。” 
　　“这些年来，你是唯一还把我放在心上的人，你知道吗？巴布婶娘死前也给我写过许多年信，可她的信总是干巴巴硬邦邦的，我觉得她给我写信只是为了向邻居们炫耀。” 
　　“谁是巴布婶娘？” 
　　“休伯特的母亲。我甚至不能肯定和她有亲属关系，来这儿之前我们差不多根本就不认识，后来她就开始写那要命的信了。她说因为自己家人给关进帕契曼她的心都要碎了。” 
　　“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 
　　萨姆大声笑起来，又想起了一件孩提时的往事。他饶有兴致地讲给唐尼听，兄弟两人很快便大笑不止。唐尼也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他们就这样讲了有一个小时。 
　　周六下午亚当来时唐尼已经离开了几个小时。他给领进前面办公室后便把一些文件摊开在桌子上。萨姆随后也给带了进来，看守卸下他的手铐后便把他们两人留在了房间内。亚当马上就注意到萨姆这回带了更多的信来。 
　　“又要抓我公差了吧？”他试探着问道。 
　　“是的，不过可以等到完事以后再办。” 
　　“都是给谁的？” 
　　“一封写给平德家，我在他们家放过炸弹。一封写给杰克逊一家被我炸过的犹太教堂。一封写给一位做房地产商的犹太人，也是在杰克逊。别的还有一些，但不用着急，我知道你眼下忙得很，等我死了以后希望你能处理一下这些信。” 
　　“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你以为会写什么？” 
　　“我也不知道，恐怕都是些道歉的话。” 
　　“好聪明的孩子。为我过去做的那些事道歉，忏悔我的罪孽，求得他们的宽恕。” 
　　“为什么要这样做？” 
　　萨姆停下脚步，靠在一个文件柜上。“因为我整天蹲在一个小笼子里，因为我有台打字机和用不完的纸，因为我心里烦躁得要命，对吧，也许就因为这些我才想写点什么。因为我还有良知，虽说不是很多，但终归还是有一些，我离死亡越近，对我过去做的那些事的负疚感也就越加强烈。” 
　　“对不起，我会把它们寄出去的，”亚当说完在他的备忘录上做了一些记号，“我们还剩下两个上诉没有了结。第五巡回法院仍把辩护不力的申诉压在那里，我觉得还有些希望，可整整两天了仍不见动静。精神状况申诉还在地区法院。” 
　　“它们根本指望不上，亚当。” 
　　“可能吧，但我决不退缩。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再递交十份诉状。” 
　　“我不再签署任何诉状，如果我不签字你什么也递不出去。” 
　　“我可以，办法有的是。” 
　　“那我就解聘你。” 
　　“你办不到，萨姆，我是你的孙子。” 
　　“根据我们的协议我随时可以解聘你，黑纸白字写着。” 
　　“那份协议有缺陷，虽说是由你这个还算过得去的监狱律师起草，但还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萨姆喘着粗气，又开始迈着大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在亚当面前走了不下十几个来回。亚当今天是他的律师，明天还是，一直到他死去也不会改变，他知道自己解聘不了他。 
　　“我们的赦免死刑听证会安排在下周一进行，”亚当望着自己的拍纸簿说，一面等着对方爆发。但萨姆却丝毫没有动容，脚步也并没有停下来。 
　　“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目的何在？”他问道。 
　　“呼吁赦免。” 
　　“向谁呼吁？” 
　　“州长。” 
　　“你认为州长会赦免我吗？” 
　　“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坏处呢？” 
　　“回答我的问题，你这个小滑头。以你全部的学识、经历以及在法律方面的卓越才华来看，你真的寄希望于州长会考虑赦免我吗？” 
　　“有可能。” 
　　“有可能个逑，你这个傻瓜。” 
　　“谢谢你的夸奖，萨姆。” 
　　“不客气。”他走到亚当对面停下来，用一根有些弯曲的指头指着亚当。“我作为你的当事人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过，你应当尊重我的意愿，我是坚决反对同大卫·麦卡利斯特发生任何关系的。我决不会向那个蠢货呼吁什么赦免，也决不求他宽恕。无论因为什么事，我都不同他进行任何接触。这是我的意愿，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年轻人，第一天就告诉你了。而你作为我的律师却无视我的意愿，凭着自己的兴致为所欲为。你只是个律师，你没有别的权力。而我却是你的当事人，我不知道你那高雅的法学院是怎样教你的，我只知道应当由我作决定。” 
　　萨姆走到一张空着的椅子旁，又拿起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亚当说道：“这封信是给州长的，要求他取消周一的赦免听证会。如果你拒绝取消的话，那我就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新闻界，我要让你、加纳·古德曼和州长都下不来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再明白不过了。” 
　　萨姆将信放回椅子上，又点燃了一支烟。 
　　亚当在他的备忘录上又画了个圈。“卡门周一要来这里，我不敢保证莉能来得了。” 
　　萨姆缓缓走到一把椅子前坐下，眼睛并不着亚当。“她还在康复中心吗？” 
　　“是的，不清楚她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你想要她来吗？” 
　　“容我再想想。” 
　　“要快些，好不好。”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我弟弟唐尼刚刚来看过我，他是最小的弟弟，他想见见你。” 
　　“他也是三K党徒吗？” 
　　“这算什么问题？” 
　　“是个只需要回答是与否的问题。” 
　　“是的，他是三K党。” 
　　“那我不想见他。” 
　　“他不是坏人。” 
　　“我相信你的话。” 
　　“他是我兄弟，亚当，我要你见的是我兄弟。” 
　　“我不想再见到凯霍尔家的其他成员，萨姆，特别是那些穿长袍戴尖顶帽的人。” 
　　“噢，真的吗？三个星期前你恨不能把这个家底翻过来，生怕知道得不够多。” 
　　“我认输，好不好？我听到的够多了。” 
　　“噢，事儿还多着哪。” 
　　“够了，我够了，你饶了我吧。” 
　　萨姆咕哝了一句什么，有些自得地笑起来。亚当看了一眼拍纸簿说：“有件事你听了也许会高兴的，监狱外面除了三K党外又来了一些纳粹分子、雅利安人和光头党，还有其他崇尚仇恨的组织。他们都沿着高速公路站成一排，向过往的汽车挥动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的当然是要求释放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萨姆·凯霍尔，真像个热闹的马戏场。” 
　　“我在电视上看过了。” 
　　“他们在杰克逊的州议会大厦周围也举行了抗议示威。” 
　　“那是我的错吗？” 
　　“不是，但都是因为你的死刑。你如今成了偶像，就要成为殉教士了。”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做。就等着执行死刑好了，那样就称他们的心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对不起，萨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诚恳地建议你甩掉那些压力，像我一样。” 
　　“不行，我已经把那些蠢货掌握在手里，萨姆，我还没跟他们动真格的。” 
　　“是吗，你提交了三轮诉状，各级法院已经有七次把你驳回，你的得分是零比七，我不想看到你动真格时会是什么样子，”萨姆说这些话时脸上挂着一种顽皮的笑容，字字句句都透着调侃。亚当也笑了笑，两人之间的气氛缓和了一些。“我想过了，你走了以后我要起诉他们，”他显得很激动地说道。 
　　“我走了以后？” 
　　“没错，起诉他们滥用死刑，被告就是麦卡利斯特、纽金特、罗克斯伯勒以及密西西比州。我们要起诉所有那些人。” 
　　“还没有谁那样做过，”萨姆捋着胡须说，好像是在认真考虑。 
　　“是的，我知道。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也许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但只要想想我在今后五年中会怎样折腾那些杂种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同意你那样做，起诉他们！” 
　　笑容渐渐隐去，幽默也不复存在。亚当在备忘录上又看到另外一些事项。“还有几件事要说一下。卢卡斯·曼让我问问你见证人的事，你只能有两个见证人在见证室里，我是说真要到了那一刻。” 
　　“唐尼不想干，我也不想让你在那里。不知道还有谁会愿意当那个见证人。” 
　　“好吧，我就这样答复。我至少收到了三十个采访要求，几乎各大报纸和新闻杂志都提出了要求。” 
　　“不见。” 
　　“好吧。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作家温德尔·舍曼吗？那个想要给你录音的人，还有——” 
　　“对了，还有五万美元。” 
　　“如今加码到十万了，由他的出版商为他筹集资金。他要把一切都录下来，还要去执行死刑的现场，然后进行深入研究，再写一个大部头出来。” 
　　“不干。” 
　　“好的。” 
　　“在今后三天里我不想再谈论我的生活经历，我不想让某些不相干的人到福特县去乱打听，而旦我活到这当儿最不需要的就是那十万美元。” 
　　“我都清楚了。你曾经说起过穿衣服的事——” 
　　“唐尼答应办这件事。”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如果得不到缓期的话，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可以有两个人陪伴你。按规定，狱方有一张表格需要你签字并指定这两个人。” 
　　“一般应该是律师和牧师，对不对？” 
　　“没错。” 
　　“那就是你和拉尔夫·格里芬啦。” 
　　亚当把名字填入表格。“谁是拉尔夫·格里芬？” 
　　“是监狱里新来的牧师，他反对死刑，你能相信吗？而他的前任则恨不能把我们都给熏死，当然是以基督的名义。” 
　　亚当把表格递给萨姆。“在这儿签字吧。” 
　　萨姆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把表格还给亚当。 
　　“你有享受最后一次配偶探访的权力。” 
　　萨姆大笑起来。“拉倒吧，孩子，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是清单上的，明白吗？卢卡斯·曼私下跟我讲说我应该告诉你。” 
　　“好了，你已经告诉我了。” 
　　“我这里还有一张有关你的私人物品的表格，要写明继承人是谁。” 
　　“你是说我的遗产吗？” 
　　“差不多。” 
　　“这实在病态，亚当，我们干嘛现在就做这件事？” 
　　“我是律师，萨姆，我们有责任落实一切有关细节，这些都不过是些书面上的文章。” 
　　“你要我的东西吗？” 
　　亚当听到他的问题后想了片刻。他不想伤萨姆的感情，但同时他也实在想不出怎样去处理他那几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旧书以及一台小电视机和那双橡胶拖鞋。“我要，”他说道。 
　　“那它们就属于你了，把它们拿去一把火烧了。” 
　　“在这儿签字吧，”亚当说完将表格推到他的面前。萨姆签完了字，又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我真想让你见见唐尼。” 
　　“没问题，只要是你的要求我都会照办，”亚当说着把拍纸簿和表格收拾好装进公文包里。所有的细节都已落到了实处，亚当觉得公文包更显得沉甸甸的。 
　　“我明天一早再来，”他对萨姆说。 
　　“给我带点好消息来，好吧？” 
　　纽金特上校趾高气扬地沿着高速公路的外侧向前走着，后面跟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监狱警卫。他怒视着那二十六个三K党徒，又向那十来个穿着褐色衬衣的纳粹分子皱着眉头，还停下脚步虎视眈眈地望着离纳粹分子不远的一群光头党。他摇晃着身子，围着那片狭长的示威专用草地外侧转了一圈。两个信奉天主教的嬷嬷坐在尽可能远离其他示威者的地方，他停下来同她们聊了几句。这时的气温足有华氏一百度，嬷嬷们坐在荫凉地里还在冒汗，她们一边喝着冰镇汽水，一边把标语牌靠在膝盖上望着高速公路的方向。 
　　两位嬷嬷问他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他说自己是监狱的代理典狱长，来这里只是为了确保示威能够有秩序地进行。 
　　于是，她们让他离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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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也许因为是星期天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正在下雨，亚当在喝早晨的咖啡时显得出奇的从容。外面仍然很黑，温乎乎的夏日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阳台上，把人带入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境界。他站在敞开的门边，听着那雨滴的溅落声。时间还太早，下面沿河公路上还听不到车声，也听不到河里有拖船的声音，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详和。 
　　今天是死刑执行前的第三天，他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一会儿要先去办公室，还有一份最后时刻诉状要起草一下，那份诉状的争点是如此的荒谬，亚当几乎不好意思把它交出去。然后他要去帕契曼和萨姆一起坐一会。 
　　看起来各法院在星期天都不会有什么动作。当然，大限已经临近，负责死刑的书记宫和他们的助手们很有可能会加班。不过，周五和周六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他估计今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而明天就完全不同了，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看法，不太成熟，也没有经过检验。 
　　明天自然免不了会非常繁忙，而周二无疑会像恶梦一般的紧张，那是法律规定萨姆在世的最后一天。 
　　但这个周日却格外平静。他睡了差不多有七个小时，堪称是最近一段时期的又一项纪录。他的头脑清醒，脉搏正常，呼吸轻松，他的心绪平静而从容。 
　　他翻动着周日的报纸，心不在焉地把标题浏览了一遍。里面起码有两篇是有关凯霍尔死刑的报道，其中的一篇配发了更多的监狱外面越演越烈的示威场面的照片。太阳出来时雨停了下来，他坐在一把湿漉漉的摇椅上看了一会儿莉的建筑杂志。经过几个小时的平和安宁以后，亚当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准备动身。 
　　在莉的卧室里还有一件未了的事，一件亚当一直想忘却但又难以忘却的事。十天来，他的心里一直在为她抽屉里的那本书而激烈斗争着。她是在酒后告诉他私刑照片的事的，但那并非一个瘾君子的痴人说梦。亚当知道那本书就在那里，那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里面有一张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被用绳子吊起来的黑人青年，他的脚下是一群骄傲的白人，那些人正在对着照相机做鬼脸，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起诉。亚当在内心里反复拼贴着那张照片，给它添上新的面孔，勾画树的轮廓，画上绳子，并在它的下面加上标题。但有些事他还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那个死者的面孔能够看得清楚吗？他的脚上是穿着鞋子还是赤着脚呢？那个小萨姆容易辨认吗？照片里有多少白人的脸孔？他们有多大年纪？有妇女吗？人们带着枪吗？有没有血迹？莉说他曾经被牛皮鞭子抽打过的，在照片里能看见鞭子吗？他几天来一直在想着那张照片，是到了看看那本书的时候了，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也许莉就要康复归来，那时她会重新把它藏起来。他计划在今后的两三天里仍住在这里，但没准一个电话就能把这一切全部打乱。他也许不得不被迫赶去杰克逊或是在帕契曼睡在自己的车子里。当你的当事人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日子时，像午餐、晚餐和睡觉一类的寻常小事便都会变得莫测起来。 
　　现在是天赐良机，他终于下了决心去面对那群施私刑的暴徒。他走到前门向停车场的方向望了望，只是想确认一下她还没有回来的迹象。他甚至还锁上了她的卧室房门，然后才拉开了那个抽屉。抽屉里放着的都是她的内衣，他对自己的唐突行为感到有些难为情。 
　　他在第三个抽屉里找到了那本书，就放在一件褪了色的汗衫上面。书很厚，封面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南部黑人和大萧条时期。匹兹堡托夫勒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亚当把书拿出来坐到了床沿上，书页非常新，像是从来没有翻看过的样子。生活在最南部的人有谁会看这样的书呢？虽说这本书在凯霍尔家已经放了有几十年之久，但亚当确信根本不会有人看它。他看了看书的封皮，猜测着这本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归到了萨姆·凯霍尔家的名下。 
　　这本书共有三部分照片。第一部分都是些简陋的房舍和破败的棚屋，是种植园里黑人被迫居住的地方。有带着十几个孩子的父母在门前拍摄的全家照，也有农工们被迫在田里弯着腰摘棉花的情景。 
　　第二部分插在书的中部，大约有二十多页。有关私刑的照片只有两张，前一张是两名身穿白袍头戴尖顶帽的三K党徒正在用步枪向照相机瞄准的可怖场景，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男人吊在他们的身后，眼睛半开半闭，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照片说明写道：三K党施行私刑，密西西比州中部地区，一九三九年。似乎这种种族歧视的暴行可以用地点和时间限定似的。 
　　亚当凝视了片刻那张令人发指的照片，然后又翻到第二张有关私刑的情景，这张比起头一张来显得不是那么很恐怖。绳子上吊着的死者只能看到胸部以下。衬衣似乎被撕碎了，可能是皮鞭抽打的结果，如果的确使用过皮鞭的话。那名黑人身体很瘦，肥大的裤子紧紧地箍在腰间，双脚赤裸着，但看不到血迹。 
　　在背景处可以看到那根将他吊起的绳子系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那棵树很高大，树身很粗，枝繁叶茂。 
　　死者的脚下聚集着一群正在欢庆的人群，有男人、妇女和儿童，有的正在向照相机做着鬼脸，有的做出十分气愤的神情和雄纠纠的男子汉模样——眉头皱起，目光犀利，双唇紧闭，似乎拥有无穷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女人免受黑鬼的侵犯；其他人则笑嘻嘻的，好像能听到咯咯的笑声，尤其是那些妇女，其中有两个长得很漂亮；一个小男孩用一支手枪对着照相机作恐吓状；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瓶烈性酒，正在把商标朝向照相机。大部分人似乎都对这种场面感到欢欣鼓舞。亚当数了数，照片里一共有十七个人，每个人都在盯着照相机看，没有丝毫惭愧和不安的神情，也完全找不到做错了事的感觉。他们根本不会受到指控，而他们刚刚才杀了一个人，不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用不着为这种事的后果担忧，这让他感到痛苦。 
　　这不过是一次聚会。事情发生在晚上，天气很暖和，人们带了酒，还有漂亮的女人，无疑他们的篮子里还带着食物，而且正准备把毯子铺在大树周围的地上开始美妙的野餐。 
　　照片说明上写道：密西西比州乡下的私刑，一九三六年。 
　　萨姆就在前排，跪坐在两个年轻人之间，三个人都在使劲冲照相机做怪样。看他的样子有十五六岁，瘦长的小脸正在努力做出令人恐怖的表情——嘴唇歪扭，眉头拧紧，下颌抬起，显示出一个正在竭力仿效他周围成年人的男孩的狂妄自大。 
　　他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有人为他做了标记，那是一条有些褪色的浅蓝色墨水道，指向写在照片边缘的萨姆·凯霍尔两个粗体字。那笔道从照片中其他人的身体和脸上画过，一直通到萨姆的右耳处。埃迪，一定是埃迪干的。莉说过埃迪曾在阁楼上发现过这本书，亚当几乎可以看到他父亲在认出萨姆并用那表示控诉的笔道指向他的头部后，一个人躲在黑暗之中对着照片哭泣的情景。 
　　莉还说过萨姆的父亲是这伙暴徒的头儿，但亚当认不出哪个是他。可能埃迪也没认出来，因为照片上没有做出标记。照片中至少有七个人的年纪与萨姆的父亲相仿。这里面有几名凯霍尔家的成员呢？她还说过他的兄弟们也参与了，也许是那个长得有些像萨姆的看上去小一点的那个人吧，但他吃不准。 
　　他审视着祖父那明澈好看的眼睛，心里不觉一阵隐隐作痛。他那时还只是个孩子，又出生在一个天生就仇视黑人的家庭。有多大的责任应该归罪于他呢？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吧，他的父亲、家人、朋友、邻居，他们也许都是些诚实、穷苦、勤劳的人，只不过是在当时司空见惯的一次残酷的仪式结束之时被摄入了镜头。萨姆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他所知道的全部世界。 
　　亚当怎样才能找到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呢？如果上帝在冥冥之中让他早出生四十年并把他置身于那些人之中，他会如何公正地对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暴行作出评判呢？ 
　　当他望着那些人的面孔时，一种奇特的舒适感淹没了他。虽说萨姆显而易见是一桩故意伤害罪的当事人，但他只不过是那帮人中的一员，只负有部分罪责。很明显，是那些面容冷峻的成年人促成了那次私刑，其他人只是前去看热闹而已。他看着照片，很难想象萨姆和他的小兄弟们能干出那种兽行。萨姆没有尝试去制止那件事，但他也很可能没有做过任何推波助澜的事。 
　　一张照片带来了不下一百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摄影师是谁？他怎么会正好带着照相机在那里？那个年青黑人是谁？他的家在哪儿，还有他的母亲？他们是怎样捉住他的？他是否曾经关在监狱里并由当局把他交给了那帮人？事情过后他的尸体是怎样处理的？在照相机前面微笑的年青女子是那个被强奸的受害者吗？那些男人中有她的父亲吗？有她的兄弟吗？ 
　　如果萨姆在那样小的年纪就参加了私刑，那你对他成年以后又能有什么指望呢？在密西西比州乡下像这样的村民聚会和庆祝活动要多长时间才进行一次呢？ 
　　老天在上，萨姆·凯霍尔除了做他做过的那些事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别无选择。 
　　萨姆喝着一个别致的咖啡壶里煮的咖啡，一面很耐心地在前面办公室里等着。咖啡的味道很浓，不像每天早晨给犯人们喝的咖啡那样稀汤寡水的。那是帕克用一个大号纸杯盛给他的。萨姆坐在桌子上，脚搁在一把椅子上。 
　　门给打开了，纽金特上校雄纠纠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帕克。门关上后，萨姆挺直身子啪地打了个敬礼。 
　　“早晨好，萨姆，”纽金特拉着脸说，“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你呢？” 
　　“马马虎虎吧。” 
　　“是嘛，我知道你可是个大忙人。累得够呛吧，筹备我的死刑并保证一帆风顺真是不容易啊，我向你致敬。” 
　　纽金特没有理睬他的挖苦。“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你的律师说你现在疯了，我要亲眼看看你是怎么个疯法。” 
　　“我的感觉像是个百万富翁。” 
　　“是的，你真的看起来很好。” 
　　“是嘛，谢谢啦。你样子还是那么漂亮，皮靴挺亮嘛。” 
　　他的黑色军警靴依旧闪闪发光。帕克低下头看看，笑了笑。 
　　“是的，”纽金特说完坐进一把椅子，眼睛看着一张纸，“精神病医生说你不肯合作。” 
　　“哪个精神病医生？是N吗？” 
　　“是斯蒂盖尔医生。” 
　　“就是那个名字不全的大屁股女人吧？我只不过和她聊了一次。” 
　　“你是不是不肯合作？” 
　　“我当然希望那样。我来这儿差不多十年了，当我差一步就要走进坟墓时她才终于扭着大屁股来看我是不是过得还好。她想做的只是给我些麻醉剂，好让我在你们这些小丑来带我时不能动弹。那样你们就能省点事，对不对？” 
　　“她只是想帮助你。” 
　　“要是那样就让上帝保佑她吧。告诉她我很抱歉，那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给我在评估报告里记上一笔吧，装进档案里。” 
　　“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你的最后一餐吃些什么。” 
　　“帕克为什么在这儿？” 
　　纽金特瞥了一眼帕克，又看了看萨姆。“因为这是规定。” 
　　“他是为了保护你，是不是？你怕我。你害怕单独和我呆在这间屋子里，对吧，纽金特？我快七十岁了，弱不禁风，抽烟抽得命都快没了，而你竟怕我，怕我这样一个死定了的谋杀犯。” 
　　“我根本不怕你。” 
　　“我能让你在这屋里满地打滚，纽金特，如果我想那样做的话。” 
　　“我怕你成了吧？萨姆，我说，咱们还是接着说事吧。你的最后一餐想吃些什么？” 
　　“今天是星期天，我的最后一餐应该是在星期二晚上，你干嘛现在就操那份心？” 
　　“我们必须做好计划，你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只要合情合理。” 
　　“谁来掌勺？” 
　　“由监狱的食堂给你准备。” 
　　“噢，太棒了！还是由那些给我做了九年半猪食的天才大厨师们来做，安排得不错嘛！” 
　　“你想吃点什么，萨姆？我尽量做到通情达理。” 
　　“烤面包和煮胡萝卜怎么样？我可不想提出新花样让他们为难。” 
　　“好吧，萨姆。等你想好了就和帕克说一声，他会通知厨房的。” 
　　“不会有什么最后一餐的，纽金特，我的律师明天就要打出重磅炮弹，你们这些蠢货就等着瞧吧。” 
　　“我希望你是对的。” 
　　“你这个撒谎成性的杂种，你恨不能马上把我带去绑在椅子上，你做梦都在想问我还有什么临终遗言，然后向你的一个跟屁虫点点头把门锁上。当事情结束后，你再哭丧着脸向新闻界宣布什么‘根据密西西比州湖源县巡回法院的命令，萨姆·凯霍尔已于今天——八月八日凌晨零时十五分在帕契曼监狱的毒气室内被执行死刑。’那才是你最得意的时候，纽金特，别跟我假充善人了。” 
　　上校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张纸。“我们还需要你的见证人名单。” 
　　“问我的律师去。” 
　　“我们要知道如何处理你的遗物。” 
　　“问我的律师去。” 
　　“好吧。我们有许多新闻界的采访请求。” 
　　“问我的律师去。” 
　　纽金特腾的一下站起身来，气乎乎地走了出去。帕克抓住门等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道：“坐好了，萨姆，还有人来看你。” 
　　萨姆笑着向帕克挤了挤眼。“那就再给我多搞点咖啡来，好不好，帕克？” 
　　帕克拿走了咖啡杯，几分钟后又回转来。他还给萨姆带来了《杰克逊日报》周日版。萨姆正在看那些有关他死刑的报道时，拉尔夫·格里芬牧师敲敲门走了进来。 
　　萨姆把报纸放在桌子上后审视着牧师。格里芬穿着一双白色的球鞋和一条褪色的牛仔裤，上身穿一件黑色衬衫，戴着牧士领。“早晨好，牧师，”萨姆说着喝了口咖啡。 
　　“你好吗，萨姆？”格里芬说着拉过桌子近旁的一把椅子坐在上面。 
　　“眼下我的心里充满仇恨，”萨姆一本正经地说。 
　　“我很遗憾，恨谁呢？” 
　　“纽金特上校，不过现在都过去了。” 
　　“你做过祈祷了吗，萨姆？” 
　　“还没有。” 
　　“为什么还不做？” 
　　“着什么急？我还有今天、明天，还有星期二。星期二晚上恐怕我和你会有很多祈祷要做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随时会来，这由你决定。” 
　　“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呆到最后一刻，牧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和我的律师一起。你们两个有权陪我度过最后的时光。” 
　　“不胜荣幸。” 
　　“谢谢。” 
　　“你都准备祈祷些什么内容呢，萨姆？” 
　　萨姆喝了一大口咖啡。“嗯，首先我希望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后，我所做过的一切坏事都能得到宽恕。” 
　　“你的那些罪孽吗？” 
　　“是的。” 
　　“上帝在盼着我们向他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过并求得宽恕。” 
　　“是一次结清呢？还是一次一件？” 
　　“是我们能够记住的全部。” 
　　“那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恐怕要花不少时间。” 
　　“由你决定，你还有什么需要祈祷的吗？” 
　　“我要为我的家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祈祷。这件事会伤害我的孙子、弟弟，也许还有我的女儿。人们不会为我流太多的泪，这你是知道的，但我希望他们能感到宽慰。我还要为监舍里的那些狱友祈祷，他们都很为我难过。” 
　　“还有别的人吗？” 
　　“是的。我要特别为克雷默一家祈祷，尤其是露丝。” 
　　“是受害者的家人吗？” 
　　“是的，还要为林肯一家人祈祷。” 
　　“谁是林肯？” 
　　“说起来话长了，还有很多受害者。” 
　　“这样很好，萨姆，你需要卸下心里的这些包袱，使灵魂得到净化。” 
　　“要净化我的灵魂恐怕得用好几年的时间，牧师。” 
　　“还有很多受害者？” 
　　萨姆把咖啡杯放在桌子上，轻轻地搓着双手。他在拉尔夫·格里芬牧师充满信任和热忱的目光中流连着。“如果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怎么办？”他问道。 
　　“有人命吗？” 
　　萨姆很缓慢地点点头。 
　　“被你杀死的？” 
　　萨姆仍旧点点头。 
　　格里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凝神细想了片刻。“是这样，萨姆，应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要是我就绝不会在全部忏悔完自己所犯的罪孽之前死去而且还想祈求上帝的宽恕。” 
　　萨姆不停地点着头。 
　　“一共有多少？”格里芬问道。 
　　萨姆从桌子上滑下来把拖鞋穿好。他缓缓地点燃一支烟，开始在格里芬的椅子后面来回踱步。牧师调换了一下位置，以便能看到萨姆并听他讲话。 
　　“乔·林肯算是一个。我已经给他的家人写了信，跟他们讲了我的愧疚。” 
　　“你杀死了他？” 
　　“是的。他是个非洲裔，住在我那里。我一直很悔恨那件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年左右。” 
　　萨姆停下步子靠在一个文件柜上，他冲着地面讲话，似乎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还有两个人，是白人，他们在一次葬礼上杀了我的父亲，那是在很久以前了。他们在监狱里服了一段刑，出狱以后，我和我的兄弟们就一直耐心等待时机。我们杀了那两个人，但是坦率地讲，我对那件事并不后悔，他们是些无赖，而且还是我的杀父仇人。” 
　　“杀人永远是不对的，萨姆。现在你也在为反对法律强加给你的死刑而抗争。” 
　　“我知道。” 
　　“你和你的兄弟们被抓住了吗？” 
　　“没有。那个上年纪的行政司法长官怀疑我们，但他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干得非常小心。另外，那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败类，没人会在乎他们。” 
　　“那也不能算是对的。” 
　　“我知道。我一直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后来我来到了这里，当一个人进了死牢后，他的生活就改变了意义，他会明白原先的一切有多么的珍贵。现在我很后悔杀了那两个人，真的很后悔。” 
　　“还有吗？” 
　　萨姆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一边数着步子，然后他又回到文件柜前站下。牧师在等待着他。时间在此时已经失去了意义。 
　　“还有多年前的两件私刑，”萨姆说，眼睛不敢直视格里芬。 
　　“两件？” 
　　“好像是。也许是三件，不对，是的，是三件，但第一件发生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我所做的只是在灌木丛中看着。那是一次三K党施行的私刑，我的父亲也参与了，我和我弟弟艾伯特偷偷躲在林子里看，那不算数，是不是？” 
　　“不算。” 
　　萨姆靠在墙上的臂膀垂了下来。他闭上眼，把头低下。“第二次是正式参加的。当时我大概有十五岁，和那些人一同干的。一个姑娘被一个非洲裔给强奸了，至少她本人说给强奸了。她的名声不是很好，两年后她还生了一个非洲混血儿。所以，谁能说得清呢？总之是她指认了那个人，于是我们抓住了那名男子并把他带到外面施行了私刑。我和那伙人一样罪不可赦。” 
　　“上帝会宽恕你的，萨姆。” 
　　“你能肯定吗？” 
　　“我坚信这一点。” 
　　“有多少谋杀犯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全部。如果你真心地请求宽恕，那么上帝就会把你的过去一笔勾销，这是圣经上讲的。” 
　　“听起来好得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那另一次的私刑呢？” 
　　萨姆开始摇头，眼睛紧闭着。“那件事我现在还不能讲，牧师，”他用力吸了口烟说。 
　　“你不一定非要跟我讲，萨姆，直接和上帝讲也一样。” 
　　“我不知道那件事可以和什么人讲。” 
　　“你当然可以有人讲。从现在到星期二的随便哪个晚上，你可以在你的囚室里闭上眼睛向上帝忏悔你的所有这些罪过，他马上就会宽恕你的。” 
　　“我总觉得不大对劲。你杀了人，而上帝在几分钟内就宽恕了你，就那么忤悔一下，未免太简单了。” 
　　“但你必须是真心悔过。” 
　　“噢，是的，我发誓。” 
　　“那样上帝就会忘掉那些事，萨姆，但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向上帝负责，同时也向人类的法律负责。上帝将会宽恕你，但你的所作所为会受到政府法令的制裁。” 
　　“去他妈的政府吧，我反正是不准备在这儿长住了。” 
　　“嗯，让我们看看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行吗？” 
　　萨姆走到桌子跟前，在格里芬旁边的桌角坐下。“你别走远，好不好，牧师？我需要一些帮助，我的灵魂深处掩藏着一些罪孽，我需要时间将它们清理出来。” 
　　“萨姆，一旦你作好了准备，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 
　　萨姆在他的膝盖上拍了拍。“那就别走远，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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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亚当走进前面办公室时，里面弥漫着蓝色的烟雾。萨姆正坐在桌子上喷云吐雾，一面读着星期日报纸上有关自己的消息。桌子上散乱地扔着三只空咖啡杯和几张糖纸。“你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是不是？”亚当看着那堆垃圾说道。 
　　“是啊，我一整天都呆在这儿。” 
　　“来客很多吗？” 
　　“也算不上是什么客人。最先来的是纽金特，他把事情全搞糟了。接着是牧师，他来看我是不是已经开始祈祷，我觉得他走的时候心情有些压抑。再后来是医生，她是想确定我是否适合被处死刑。以后是我弟弟来呆了一小会儿，我真是想让你见见他。你一定给我带了好消息来吧。” 
　　亚当摇摇头坐下。“没有，从昨天起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法院在周末不上班。” 
　　“难道他们不知道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是时间吗？他们不知道时钟在那两天里也不会为我停下来吗？” 
　　“也许是个好兆头，没准他们正在考虑我英明的申诉。” 
　　“也许吧，但我更觉得那些令人尊敬的同胞们会在湖边别墅里喝啤酒，煎猪排，你说呢？” 
　　“是的，可能你是对的。报上有什么消息吗？” 
　　“都是我的那些陈年老帐和暴行，还有在监狱门前的示威照片以及麦卡利斯特的评论。没什么新鲜的。我从没见过人们有这么兴奋。” 
　　“你现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萨姆。温德尔·舍曼和他的出版商已把价码提到十五万了，但是最后期限为今晚六点钟以前。他现在正带著录音机在孟菲斯等着，心急火燎地想过来，他说给你录音至少需要两个整天。” 
　　“好极了。我用那笔钱到底干什么好呢？” 
　　“把它们留给你的宝贝孙儿们吧。” 
　　“你真的这样想吗？你会花那些钱吗？如果你想花我就接受下来。” 
　　“不，我只开个玩笑。我不需要那些钱，卡门也不需要。我花那些钱心里不会好受的。” 
　　“好的。因为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周二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同一个不相干的人在一起谈我的过去。我不在乎他有多少钱。我宁可不要一本写我生平的书。” 
　　“我已经说过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好孩子。”萨姆活动了一下腿脚后又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亚当接替他坐在桌沿上看起了《孟菲斯报》的体育版。 
　　“当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时我会感到很高兴的，亚当，”萨姆边走边说，还一边打着手势，“像这样等着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真想就在今天晚上执行。”他突然变得有些神经质并且很激动，嗓门也大了起来。 
　　亚当把报纸放在身旁。“我们会赢的，萨姆，请相信我。” 
　　“赢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说，“赢得缓期？好大的胜利！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六个月的时间？还是一年？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将意味有朝一日我们还要再做这些事。我还要再经受同样的折磨——算计日子，失眠，琢磨最后时刻上诉的策略，忍受纽金特那一类呆瓜的训斥，还要和精神病医生谈话，同牧师嘀嘀咕咕，作为一个特殊人物给人拍着屁股领到这儿来。”他在亚当面前停下，紧紧地盯着他。他满脸激愤，两眼潮湿，显得很痛苦。“我受够了这些，亚当！你听着！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的好。” 
　　“我们不能放弃，萨姆。” 
　　“我们？我们到底是谁？要死的是我，不是你。假如能够获得缓期，你就可以回到芝加哥那优雅的办公室去并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你会成为大英雄，因为你救了你当事人的性命。你的照片会登在《律师季刊》或你们那一类人看的杂志上，你会成为在密西西比州力挽狂澜的光辉灿烂的新星，你拯救了自己的祖父兼一个可怜的三K党徒的性命。而你的当事人却正好相反，又要回到他的小笼子里重新开始算计他的日子。”萨姆把烟头扔到地板上，用双手抓住亚当的肩膀。“看着我，孩子，我不想再重复这一切，我要求你停止一切活动，别再管它了，去打电话给各个法院，就说我撤回所有诉状和申诉。我已经是个老人，请让我体面地去死吧。” 
　　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呼吸非常沉重。亚当在他那闪着亮光的蓝眼睛里搜寻着，那双眼睛的周围环绕着一层层深色的皱纹，那眼角浸出的一滴泪水顺着他的脸颊缓缓地没入灰色的胡须中。 
　　亚当有生以来第一次嗅到了他祖父身上的气息。强烈的烟草味混合着沉积已久的汗味虽说令人感到不那么舒服但也绝不像终日不离肥皂热水除臭剂和空调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味那样令人生厌，亚当很快就能适应。 
　　“我不要你死，萨姆。” 
　　萨姆更加用力地捏了捏他的肩头。“为什么不？”他问道。 
　　“因为我才刚刚找到你，因为你是我的祖父。” 
　　萨姆更长时间地凝视着亚当，接着他的目光缓和下来。他松开亚当，向后退了一步。“我这副样子真是对不起你，”他说着擦擦眼睛。 
　　“我不需要你道歉。” 
　　“可我必须这样做。我对不起你是因为自己不是个好祖父。看着我，”他望着自己的双腿说，“一个穿着耍猴服的可怜的老头，一个即将像畜牲一样给人熏死的谋杀犯。再看看你吧，一个多么优秀的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远大前程。我到底作了什么孽？我这是怎么了？我一辈子都在对人的仇恨中度过，看看我要为这一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吧。而你，不恨任何人，再看看你的未来吧。我们有着同样的血缘，为什么我沦落到了这里？” 
　　萨姆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用膝盖支撑着胳膊，双手蒙住眼睛。他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也不说一句话。除了走廊里偶尔传来警卫弄出的响动，屋里静极了。 
　　“你知道，亚当，我也不想死得这么惨，”萨姆用拳头顶住太阳穴，声音嘶哑地说着，眼睛仍茫然地望着地板，“但死本身并不令我恐惧，我早就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我最大的恐惧是怕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那种念头太可怕了，是吧。你死了，别人却无动于衷，没人为你悲伤，没人为你哭泣，没有人在葬礼上真心地为你默哀。我做过一个梦，我梦见在克兰顿家乡举行的葬礼，自己躺在一口廉价棺材里，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连唐尼也没到场。在同一个梦里，我看到在整个葬礼仪式中牧师都在冷笑，因为教堂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一排排空着的长凳。可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还有人在关心着我，我知道你会为我的死而伤心，因为你的心里有我，我也知道在我下葬的时候你会去把一切都料理停当。我现在真的放心了，亚当，我准备好了。” 
　　“好吧，萨姆，我尊重你的想法，我发誓要在这里陪你到痛苦结束，我会为你悲伤和哀悼，你走后我保证让你平安入土。只要我在这里，萨姆，就不会有人再来找你的麻烦。可是，也请你为我想想，我必须尽全力把这个案子办好，因为我还年轻，因为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要让我在这个案子上留下终生遗憾，那样对我不公平。” 
　　萨姆把双臂抱在胸前望着亚当，他那惨白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他的眼睛仍然含着泪。“我们这么办吧，”他说道，声音依然很低，透着哀痛，“我已做好了死的准备，我要利用明天和星期二做一些最后的打点，我就当是死刑在周二午夜进行，我要为此准备好一切。而你呢，可以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比赛，如果你能打赢，对你当然很好，如果你输了，就由我来承担后果。” 
　　“这么说你肯合作了？” 
　　“不。我还是不要赦免死刑听证会，也不再递交新的诉状和上诉信，剩下的那些就够你忙一气的了。还有两个上诉状没有被驳回，我不再签署任何新的诉状。” 
　　萨姆站起身来，他枯瘦的双腿用力弹起并摇晃了一下。他走到门口把身子靠在门上。“莉怎么样？”他柔和地问，一面伸手去摸烟。 
　　“她还在戒酒中心，”亚当扯了个谎，他其实很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萨姆现在是活一天少一天，在这种时候还对他撒谎未免有些孩子气，但亚当仍然坚信会在周二之前找到莉。“你想见她吗？” 
　　“是的，她能不能脱身？” 
　　“可能不大容易，不过我会尽力而为，她的病比我原先估计的要严重些。” 
　　“她是酒精中毒症患者吗？” 
　　“是的。” 
　　“就这些吗？不吸毒？” 
　　“只是喝酒。她说这个毛病早就有了，住戒酒中心是常事。” 
　　“愿上帝保佑她，我的孩子们没有赶上好的家庭。” 
　　“她是个好人，只是她的婚姻一直不是很美满，她儿子很早就离家出走，一直没有回来。” 
　　“叫沃尔特，对吗？” 
　　“是的，”亚当回答说。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一个家庭，萨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外孙的名字。 
　　“他有多大了？” 
　　“说不准，和我差不多吧。” 
　　“他知道我吗？” 
　　“不清楚。他离开很多年了，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 
　　萨姆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咖啡杯，喝了一口凉咖啡。“卡门怎么样？”他问道。 
　　亚当看了一下手表。“再有三个小时我就要去孟菲斯机场接她，她明天早晨来这儿。” 
　　“我真是担心得要死。” 
　　“放松些，萨姆。她人很好，聪明、有生气、很漂亮，我已经把你的一切都跟她讲了。”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她想知道。” 
　　“可怜的孩子，你告诉她我的模样了吗？” 
　　“别为这件事担心啦，萨姆，她不会在乎你的模样的。” 
　　“你跟她说过我不是什么青面獠牙的怪兽了吗？” 
　　“我跟她说你非常讨人喜欢，可亲可爱，小小的个子，还带着一只耳环，梳着马尾巴，手腕子很柔软，还讲了你穿的这双精制的小拖鞋。” 
　　“你这个坏小子！” 
　　“我还说了你在这里是多么地受人拥戴。” 
　　“你瞎扯！你不是跟她那样讲的！”萨姆说着笑了起来，但他多少也有些当真了，他的认真劲很讨人喜欢。亚当也笑了起来，但显得有些太长、太响，尽管如此，幽默还是受人欢迎的。他们两人都大笑不止，似乎都尽情地陶醉在了自己的幽默风趣之中。他们尽力延长着这种氛围，但很快轻松就给沉重取代了。他们并肩坐在桌沿上，两人的脚各踩着一把椅子，眼睛都盯着地面，凝滞的空气中只有浓厚的烟雾缭绕在他们的身旁。 
　　该说的话太多了，而要说的话又太少。法律策略和操作已没有任何意义，家里的事谁也没有胆量提及，天气好坏一类的事用不了五分钟的时间就会说完。两个男人都知道在今后的两天半里他们大半都会相守在一起。严肃的事情还是放到最后的好，不愉快的事情更用不着现在提起。亚当看了两次手表说自己该动身了，可萨姆两次都坚持让他再待一会儿，因为亚当一走那些人就要重新将他带回牢房，带回他那个温度超过华氏一百度的小笼子里。请再呆一会儿，他恳求着。 
　　当天晚上，亚当和卡门说了莉以及她的麻烦，还有费尔普斯和沃尔特、麦卡利斯特和温·莱特纳，并讲了对同谋犯的推测。几个小时前他们还一起吃了比萨饼，谈论了他们的父母、祖父以及这个可悲的家庭。此时午夜已过，亚当说他永远难忘的是他和萨姆并肩坐在桌沿上的那一刻，萨姆用手拍着他的膝盖，无形的时钟在嘀嗒作响，时间在沉默中逝去。他对她说，他似乎必须亲昵地摸摸我，就像一个慈祥的祖父在爱抚自己的小孙子。 
　　卡门在这个晚上听到的太多了。她在阳台上呆了四个小时，忍受着暑热，全神贯注地听着亚当讲述他们父亲一家人在过去的可悲经历。 
　　不过亚当说得很小心。他只带着卡门领略了高高的山峰，却躲过了阴暗的峡谷——他没有提到乔·林肯或是私刑，对其他的罪行也只字未提。在他的讲述中，萨姆是个脾气很暴烈的人，做过可怕的错事，而且现在异常地懊悔。他曾经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给她看看审判萨姆的录像带，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要等以后再做这件事。在这个晚上，她也只能接受到这种程度。在过去的四周里，连他自己都经常无法相信所听到的这一切。把所有这一切都一古脑地兜给她未免过于残忍。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妹妹。他们今后有的是时间来探讨那些剩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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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星期一，八月六日上午六时，还剩下四十二个小时，亚当走进他的办公室并锁上了门。 
　　他一直等到七点才给斯莱特里在杰克逊市的办公室拨电话。电话当然不会有人接，但他希望能有录音告诉他另一个电话号码并找到有关人士了解一些情况。斯莱特里还在压着关于精神状况的申诉，像是对某个无关紧要的上诉一样不予理会。 
　　他要通了服务台并得到了F．弗林·斯莱特里家里的电话号码，但他决定还是不去打扰斯莱特里，他可以等到九点。 
　　亚当睡了还不足三个小时，他的脉搏跳得很剧烈，肾上腺素在大量分泌。他的当事人眼下只剩了四十二个小时，妈的，斯莱特里本应该早就作出裁决的。扣压这类要命的诉状太不近情理，他本来还有机会把它紧急送往其他法院。 
　　铃声响了起来，他向电话机扑过去。第五巡回法院的死刑书记官通知他说法院将要驳回他就律师辩护不力提出的申诉。法院认为该上诉有违诉讼程序，因为该项申诉本应在数年前提出。法院对这一争点是否具有法律价值一字未提。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压一个星期之久？”亚当质问道，“这种有意找茬的裁决十天前就可以作出的。” 
　　“我马上给你传真一份影印件，”书记官说。 
　　“谢谢。对不起，好吧。” 
　　“希望我们保持联系，霍尔先生，我们随时在此恭候你的消息。” 
　　亚当挂上电话后便去找咖啡。达琳在七点半时也提前来到了办公室，人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她把第五巡回法院的传真拿了过来，还带了一个面包圈。亚当让她把要求对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进行调案复审的诉状传给美国最高法院，这项工作在三天前就准备进行了，而且华盛顿的奥兰德先生日前通知达琳说最高法院已经开始了对此项诉状的审理。 
　　接着达琳又取来了两片阿斯匹林和一杯水。亚当忍着剧烈的头痛把大部分有关凯霍尔一案的文件放进一只大公文包和一个纸箱内，随后给达琳布置了一系列工作。 
　　然后他离开了库贝法律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纽金特上校等监舍大门一开便急不可耐地冲进走廊里，他的身后跟着八名由他选定的行刑队员，其中的四个人穿制服，另外四个人着便装，他们像盖世太保的冲锋队似地一窝蜂跟在那个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人后面涌进寂静的A排监舍。纽金特在六号囚室前站定，里面的萨姆此时还躺在床上想心事。其他房间的犯人们纷纷起来看动静，每个人的双手都搭在牢门的铁栅栏外面。 
　　“萨姆，已到进观察室的时间，”纽金特显得很不耐烦地说。他手下的人沿墙排成一列站在他的身后，他们头顶上方便是走廊的窗户。 
　　萨姆不紧不慢地从床上站起来走到铁栅栏边。他瞪着纽金特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 
　　“干嘛要我往里移八个房间？什么意思？” 
　　“只是按程序办事，萨姆，条例中有规定。” 
　　“这么说你讲不出正当理由，是不是？” 
　　“我用不着跟你讲，转过身去。” 
　　萨姆走近洗涤槽用了很长时间刷牙，然后又站到马桶边上两手放在屁股上撒了泡尿，接下来又去洗手，纽金特和手下的人站在外面怒气冲冲地看着他做这一切。随后他点上一支烟，再将烟叼在嘴里才把手放到背后从门上的孔洞中伸了出去。纽金特咔嚓一声在他手腕上铐好手铐并对监舍尽头的警卫点点头示意把门打开。萨姆来到监舍的走廊里，他向J．B．古利特点点头，他正在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一切，几乎吓得要哭出来。然后萨姆又朝汉克·亨肖挤了挤眼。 
　　纽金特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走廊的尽头，一路上经过了古利特、劳埃·伊顿、斯德哥·特纳、哈里·罗斯·斯科特和布迪·李·哈里斯等人的牢房，最后一个经过的是小牧师的牢房，此时小牧师正脸朝下躺在床上哭泣。在走廊尽头是一道与另一端的大门完全相同的铁栅栏墙，栅栏中部带有一扇很厚重的门，门外站着纽金特的另一班人马，他们都在静静地欣赏着里面的一举一动。在那些人的后面是一条通向隔离室的狭窄走廊，隔离室再过去便是毒气室。 
　　萨姆又向死亡靠近了四十八英尺。他靠在墙上一边抽烟一边漠然地打量着。这件事是例行程序的一部分，不是针对个人的。 
　　纽金特返身回到六号囚室，一边走一边发号施令。四名警卫进到里面搬萨姆的东西，书藉、打字机、电扇、电视机、洗漱用品、衣物。他们把那些东西送往观察室时像是拿着什么污染物，一名粗壮的警卫在搬送卷成一团的床垫和卧具时还不小心将拖在地上的床单给踩撕了。 
　　犯人们震惊而又难过地注视着这一阵突然出现的骚动，他们的狭小囚室早已成为他们身体的又一层肌肤，看到自己狱友的肌肤受到无情的伤害他们都感到很心痛。这迟早也会在他们身上发生。死刑真的开始迫近，他们从走廊里沉重而零乱的皮靴声以及行刑队员严厉的低语声中感觉到了这一切。远处那扇死亡之门的开关声在一周前还很少能听到，而今却在一声声撕扯着他们的神经。 
　　警卫们来来回回地搬运着萨姆的物品，直到把六号囚室腾空。活儿干脆利索，萨姆的用品都被胡乱堆放到他的新囚室里。 
　　那八名警卫没有一个是本监狱的人。纽金特在奈菲的那堆零乱的案卷中了解到应该由犯人不认识的人组成行刑队，最好是从其他监狱抽调。自愿报名参加行刑队的警官和警卫共有三十一名，纽金特只选了一些条件最好的。 
　　“东西都搬完了吗？”他对自己的一名手下厉声问道。 
　　“是的，先生。” 
　　“很好，萨姆，这间房归你了。” 
　　“噢，谢谢，先生，”萨姆不屑地说了声便走进囚室。纽金特向走廊另一头点头示意，牢门随即便关上了。他向前一步，两手扶住门上的铁栏。“现在你听好了，萨姆，”他严肃地说。萨姆靠着墙站在那里，看也不看纽金特一眼。“有事可以随时叫我们，好吧？把你转移到这里是为了更好地照料你，怎么样？有什么事能为你效劳吗？” 
　　萨姆的目光仍然注视着别的地方，对纽金特置之不理。 
　　“很好。”他退开去看着他的手下人。“我们走，”他对他们说。在离萨姆囚室不足十英尺处的监舍大门打开了，行刑队员们鱼贯而出。萨姆仍在等待着。纽金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囚室也开始往外走。 
　　“嘿，纽金特！”萨姆突然喊了起来，“把我的手铐卸下来好不好？” 
　　纽金特顿时僵在那里，行刑队员们也停下脚步。 
　　“你这个蠢货！”就在纽金特一边急匆匆地向回返，一边摸索着钥匙并大声下达着命令时，萨姆又喊了一声。整个监舍都爆发出哄笑声，其中还夹杂着起哄和怪叫。“你不能铐着我就走人呐！”萨姆冲着走廊大声说。 
　　纽金特来到萨姆的门前，嘴里咬牙切齿地诅咒着，好不容易才找到钥匙。“转过身去，”他对萨姆说。 
　　“你这个糊涂虫！”萨姆隔着铁栅栏直冲着上校那涨得通红的脸大声说，两人相距不过两英尺。监狱内的笑声更响了。 
　　“就你这种人还负责我的死刑哪！”萨姆气哼哼地说，为了让犯人们听得更清楚还故意提高了嗓门，“弄不好把你自个先熏死！” 
　　“别太肯定了，”纽金特厉声说，“转过身去。” 
　　不知是汉克·亨肖还是哈里·罗斯·斯科特大叫道：“真臭！”整座监狱里顿时一呼百应： 
　　“真臭！真臭！真臭！” 
　　“住口！”纽金特声嘶力竭地喊着。 
　　“真臭！真臭！” 
　　“给我住口！” 
　　萨姆终于转过身子把双手伸给门外的纽金特。手铐卸了下来，上校提着手铐急急忙忙向外走去。 
　　“真臭！真臭！真臭！”犯人们用异常齐整的声音喊叫着，直到监舍的大门咣的一声关上，走廊里复又空无一人。众人的呼喊突然停了下来，笑声也戛然而止。慢慢地，他们的胳膊都从铁栅栏之间收了回去。 
　　萨姆面对走廊站着，瞪着门外那两个正在监视着他的警卫。他花了一点时间把屋子整理了一下——把电扇和电视机接上电源，把书籍码放得整整齐齐，就好像那些书今后还会用得着似的，他又查看了一下水箱是否有水，管道是否通畅，然后才坐在床上检查了一下那条被撕破的床单。 
　　这是他在监舍中住过的第四个囚室，而且毫无疑问将会是居住时间最短的一问。他很怀念最早的两间，尤其是位于监狱B排的第二间，那时他的密友巴斯特·莫克就住在他的隔壁。有一天那些人把巴斯特带进了现在的这间观察室，并对他昼夜观察以防他自杀，巴斯蒂被带走时萨姆哭了。 
　　一般情况下，走到这一步的犯人都免不了会走下一步，然后就走到了尽头。 
　　加纳·古德曼是这天来到州长办公室那间豪华门厅的第一位客人。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又很亲切地同那位漂亮的接待员聊了会儿天，话里话外无非是想让州长知道他正在外面恭候着。女接待员正想换个话题时，交换台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按下一个键，做了个怪模样，听了一会儿，又向正在望着别处的古德曼皱了皱眉，然后向打来电话的人致了谢。“这些人，”她叹口气说。 
　　“怎么回事？”古德曼做出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我们最近一直陷在电话堆中，都和你那个当事人的死刑有关。” 
　　“是呀，这件案子很能牵动人们的感情，好像本州大部分人都拥护死刑。” 
　　“这个电话就不然，”她边往粉红色表格中做记录边说，“来的电话差不多都是反对对他执行死刑的。” 
　　“怎么会是这样，太让人意外了。” 
　　“我通知斯塔克女士你来了。” 
　　“谢谢。”古德曼又坐在门厅里那个常坐的位置上继续看当天早晨的报纸。图珀洛的日报在周六不合时宜地进行了一次旨在了解民众对凯霍尔死刑意见的电话调查，并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个免费电话号码还附带有说明。古德曼和他的市场分析人员自然在周末对其进行了狂轰滥炸。该报在周一首次公布的调查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在打来的三百二十个电话中，有三百零二个反对执行死刑。古德曼看着报纸禁不往露出笑容。 
　　在不远处，州长正坐在他那张长长的办公桌后面看着同一张报纸，他的脸上现出的却是烦恼，眼神流露出沮丧和忧虑。 
　　莫娜·斯塔克端着一杯咖啡从大理石地板上走过来。“加纳·古德曼来了，正在门厅里等着。” 
　　“就让他等着吧。” 
　　“热线仍然忙得不可开交。” 
　　麦卡利斯特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手表，还差十一分九点，他又用指关节蹭了蹭下巴。从周六下午三点到星期天上午八点，他的民意调查人员给两百位密西西比州的居民打了电话，百分之七十八的人赞成死刑，这才比较正常。不过，也正是在这次抽样调查中，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认为不应该处死萨姆·凯霍尔。他们的理由不尽相同，许多人只是觉得他年纪太大，不适合采用这种刑罚，而且他的罪过是在二十三年前犯下的，距今已整整过去了一代人，反正他用不了多久也会死在帕契曼，干脆让他自己等死算了。有的认为他是受了政治迫害。还有，他是个白人，麦卡利斯特和他的民意调查人员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尽管没有说出来。 
　　这些都算是好消息，而坏消息则是放在报纸一侧的那份统计结果。在周六值班的唯一一名热线接线员收到了二百三十一个电话，星期天收到的电话有一百八十个，加起来共有四百一十一个。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反对执行死刑。从周五上午开始，有正式记录的与老萨姆有关的热线电话为八百九十七个，反对执行死刑的占百分之九十。眼下，热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运作起来。 
　　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各地区办公室也报告说他们收到了犹如雪崩一般的电话，几乎全部是反对对萨姆执行死刑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上班后也说他们在周末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电话，罗克斯伯勒曾打电话来说他的电话线都快要涨破了。 
　　州长已经有些厌倦。“今天上午十点有安排吧，”他头也不抬地问莫娜。 
　　“是的，和一批童子军见面。” 
　　“取消，替我向他们致歉，再重新安排个时间，我今天上午没心情照相，最好就在办公室里呆着。午餐的时候呢？” 
　　“会见普雷斯格洛夫参议员，讨论对一些大学的诉讼问题。” 
　　“我受不了普雷斯格洛夫那个人，也取消，午餐给我定些鸡肉。等等，我又想了一下，还是让古德曼进来吧。” 
　　她出去片刻便带着加纳·古德曼一同回到办公室，麦卡利斯特这时正站在窗户旁边注视着外面商业区的建筑物。他转过身子，露出一个疲倦的微笑。“早晨好，古德曼先生。” 
　　他们握手后落了座。星期日下午很晚的时候，古德曼已经应他当事人的强烈要求，交给了拉雷莫尔一份取消赦免死刑听证会的请求。 
　　“还是不同意开听证会，对吧？”州长说着又疲倦地笑了笑。 
　　“我们的当事人拒绝那样做，他不准备再提供新的情况，我们什么招术都使过了。”这时莫娜给古德曼递过来一杯未加糖的咖啡。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顽固不化，上诉的情况怎么样？”麦卡利斯特很诚恳地问。 
　　“依然在按预想的进行。” 
　　“你以前经历过此类事，古德曼先生，而我没有。根据目前来看，你认为前景如何？” 
　　古德曼搅动着咖啡思考了一下，他觉得此时此刻与州长坦诚相见没有什么坏处。“我是他的律师之一，所以我宁愿乐观些，依我之见，执行死刑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七十。” 
　　州长考虑着他的话，但心里似乎仍能听到墙壁外面的阵阵电话铃声。就连他手下的人也开始对这些电话感到不安起来。“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古德曼先生？”他诚挚地问。 
　　当然知道，你巴不得这些倒霉的电话铃声赶紧停下来，古德曼心里想。“怎么想？” 
　　“我很想同亚当·霍尔谈谈，他在哪儿？” 
　　“大概是在帕契曼，一小时前我和他通过电话。” 
　　“他今天能来见我吗？” 
　　“没问题，事实上他今天下午正好计划来杰克逊市。” 
　　“太好了，我等他。” 
　　古德曼强忍住没笑出来，也许大坝就要裂开一条缝隙了。 
　　事情就是这样鬼使神差，在极不可能的地方隐隐露出了摆脱困境的一线希望。 
　　在距六个街区以外的联邦法院，布雷克·杰斐逊走进了他老板的办公室，他看到F．弗林·斯莱特里大人正在颇不耐烦地接一名律师打来的电话。布雷克随身带了一份厚厚的寻求人身保护令的诉状和一本记得满满的拍纸簿。 
　　“什么事？”斯莱特里掼下电话怒气冲天地问道。 
　　“我想同你谈谈凯霍尔的事，”布雷克神情沮丧地说，“你也知道，我们收到了有关他缺乏思考能力的请愿书。” 
　　“给予驳回，马上送走，我忙得很，没空管它。让凯霍尔送第五巡回法院，别再拿那该死的东西来烦我了。” 
　　布雷克显得有些为难，他慢吞吞地说：“不过里面有些内容你应该看看。” 
　　“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布雷克，什么内容？” 
　　“也许他的申诉是站得住脚的。” 
　　斯莱特里的脸色沉了下来，双肩颓然落下。“怎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都说了些什么？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庭了，陪审团已经在等着我们。” 
　　在埃默里大学，布雷克·杰斐逊曾经是他班里名列第二的优等生，斯莱特里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根据密西西比州一项适用面很宽的法律条款，他们以萨姆缺乏思考能力接受死刑为由提起上诉。” 
　　“谁都知道他是个疯子。” 
　　“他们找了一位专家愿意为此出庭作证，这件事不容我们忽视。” 
　　“我不相信会有这等事。” 
　　“你最好还是过一下目。” 
　　斯莱特里大人用手指揉了揉脑门。“坐下吧，拿来我看看。” 
　　“再有几英里就到了，”亚当在去监狱的路上对卡门说，“你怎么样？” 
　　自从他们离开孟菲斯后卡门一直没怎么说话。第一次来密西西比的她一路上在观看那广袤无垠的三角洲，欣赏那连绵起伏的棉田和大豆田，在田野上空飞行的喷撒农药的飞机使她惊奇不已，一处处破烂不堪的棚屋使她感叹摇头。“我有些紧张，”这话她已说过不止一次。他们刚才简单谈过伯克利和芝加哥及其在今后几年内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但他们一句也没提过自己的父母。萨姆和他的家人也同样没有被提及。 
　　“萨姆也很紧张。” 
　　“这事真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亚当。我是说，沿着这条夹在田野中的高速公路飞驰，赶去探望即将被处死的祖父。” 
　　他用力拍拍她的膝头。“你做的事是对的。”她穿着肥大的黄褐色斜纹布裤子和一件褪色红斜纹布衬衣，脚上穿双旅游鞋，一副大学心理专业毕业生的打扮。 
　　“就在那里。”他突然向前方指了指。在高速公路的两侧停着一辆辆首尾相接的汽车，许多人正在步行往监狱方向走，高速公路上的车子都开得很缓慢。 
　　“这都是什么回事？”她问道。 
　　“正在上演马戏。” 
　　他们从三个正在路边步行的三K党徒身边驶过，卡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车子一点点往前挪，比那些急急忙忙步行去参加示威的人快不了多少。在监狱大门外的高速公路中间站着两名州警正在指挥交通，他们示意亚当向右拐，亚当遵命而行。一名帕契曼的警卫指了指路边一处地方让他们停车，路的下面是一条浅浅的排水沟。 
　　两人拉着手走到监狱正门时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穿着白袍子在监狱门前转来转去的十来个三K党徒。有人正拿着破喇叭筒在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讲，一群褐衫党人举着标语牌并面向公路肩并肩站在一起。至少有五辆电视转播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另一侧。到处是摄像机，甚至还有一架采访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亚当在进门时把卡门介绍给了他新交的朋友路易丝，她是个负责处理文书工作的警卫。卡门显得非常紧张和疲惫。这里刚刚发生过几起三K党徒与新闻记者和警卫们之间的争吵，她能觉出这里的局势一触即发，而且会愈演愈烈。 
　　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把他们送上一辆囚车，车子载着他们急匆匆地驶离了大门。 
　　“真让人难以相信，”卡门说。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就看明天了。” 
　　车子驶上监狱的主车道后速度放慢下来，路两旁是一棵棵遮天蔽日的大树和一幢幢整齐的白色房屋。卡门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里看起来不像是监狱，”她说。 
　　“是个农场，占地一万七千英亩，监狱工作人员就住在那些房子里。” 
　　“还有孩子们吧，”她看到了房子前面的自行车和踏板车，“这里真安静，犯人们在哪儿？” 
　　“就快看到了。” 
　　囚车向左拐了个弯便到了马路尽头，接下去是泥土路，再往前就是监舍。 
　　“看见那些岗楼了吗？”亚当指了指，“还有那些围栏和铁丝网？”她点点头。 
　　“那就是严管区，是萨姆在过去九年半中的家。” 
　　“毒气室在哪儿？” 
　　“那边。” 
　　两名警卫向囚车里张望了一下后挥挥手让车子通过了双层大门。车子停在牢房门前，帕克正等在那里。亚当介绍了卡门，此时卡门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步入监狱，帕克对他们进行了简单搜身，另外三名警卫在旁边看着。“萨姆已经在里面了，”帕克冲前面办公室点点头说，“你们进去吧。” 
　　亚当拉住她的手用力握了握，她点点头后两人便一同向屋门走去，亚当开了门。 
　　萨姆正像往常一样坐在桌沿上，他的脚搭拉着，没有抽烟，屋子里的空气很清爽。他看了眼亚当，又看了看卡门。帕克关上了他们身后的门。 
　　她松开亚当的手向桌子前面走过去，两眼直视着萨姆。“我是卡门，”她轻声说。萨姆从桌子上滑下来。“我是萨姆，卡门，是你不成器的祖父。”他把她拉过去，两人拥抱在一起。 
　　亚当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萨姆刮了脸，他的头发剪短了些，显得很整齐，红色囚服的拉链也一直拉到脖子下面。 
　　萨姆两手抓住卡门的肩头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庞。“你长得和你妈妈一样漂亮，”他说，嗓音有些嘶哑，眼睛也湿润了，卡门也强忍着泪水。 
　　她咬着嘴唇努力笑着。 
　　“谢谢你来看我，”他说，也尽力面带笑容，“我很难过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 
　　“你看起来很棒，”她说。 
　　“不要进门就撒谎，卡门，”亚当想缓和一下沉重的气氛，“咱们还是别哭的好，免得收不了场。” 
　　“坐吧，”萨拇指指椅子对她说，他也在她身边坐下，把她的手握住。 
　　“先谈正事吧，萨姆，”亚当倚在桌子上说，“第五巡回法院今天一大早驳回了我们的上诉，情况非常糟糕。” 
　　“你哥哥真是个非常出色的律师，”萨姆对卡门说，“每天都给我带这类消息来。” 
　　“是的，可供利用的材料太少，”亚当说。 
　　“你妈妈怎么样？”萨姆问卡门。 
　　“她很好。” 
　　“代我向她问候，我对她印象一直很好。” 
　　“我会的。” 
　　“莉有什么消息吗？”萨姆又问亚当。 
　　“还没有，你想见她吗？” 
　　“我想是的。不过，如果她不能来我也能理解。” 
　　“我想想办法，”亚当信心十足地说。其实他最近给费尔普斯的两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音。显然他此刻还顾不上找她。 
　　萨姆向卡门靠得更近些。“亚当跟我说你在学心理学。” 
　　“是的，我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我将——” 
　　门外传来重重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亚当轻轻打开门，看到卢卡斯·曼焦急的面孔。“请等我一会儿，”他对萨姆和卡门说了一句便来到外面的走廊里。 
　　“出了什么事？”亚当问。 
　　“加纳·古德曼找你，”曼几乎是耳语道，“他要你马上去杰克逊市。” 
　　“为什么？怎么了？” 
　　“好像是你的某个申诉有了点眉目。” 
　　亚当的心跳一下子停止了。“是哪个？” 
　　“斯莱特里法官想和你谈谈有关思考能力的问题，他在今天下午五点安排了一次听证会，不要再和我讲别的，因为我很可能会是州里的证人。” 
　　亚当闭上眼睛，在墙上轻轻地撞着头，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今天下午五点，斯莱特里？” 
　　“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说，你要快些行动。” 
　　“我需要一部电话。” 
　　“那屋里有，”曼冲亚当身后的门点点头说，“是这样，亚当，这本不关我的事，但要是我的话就不会马上告诉萨姆，这件事没多少把握，没有必要再把他的希望燃起来。要是我就等听证会结束以后再跟他讲。” 
　　“你说得对，谢谢，卢卡斯。” 
　　“没什么，到杰克逊市再见吧。” 
　　亚当回到屋里时那两位的谈话已经转到了在旧金山海湾区的生活。“一点小事，”亚当皱皱眉头说着，漫不经心地向电话机走过去。他按动了号码，不去理会正在低声絮语的爷孙俩。 
　　“加纳，我是亚当，我在萨姆这里，什么事？” 
　　“伙计，赶紧拍拍屁股马上过来，”古德曼平静地说，“事情有点起色了。” 
　　“说说情况。”这时萨姆正在讲述他在几十年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旧金山的事。 
　　“第一，州长想私下和你谈谈，看起来他的日子不大好过，我们的电话把他折腾惨了，他开始感到有些不妙。更重要的是，关于思考能力的申诉把斯莱特里给难住了。半小时前我和他谈了一次，他完全乱了方寸，我也没有同他细谈，他要在下午五点召开听证会。我已告诉斯温博士，他那边不成问题，三点半他会到杰克逊市出庭作证。” 
　　“我马上就动身，”亚当背对着萨姆和卡门说。 
　　“来后到州长办公室找我。” 
　　亚当挂了电话。“只是有些申诉需要备案，”他对萨姆说，萨姆此时完全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得去一趟杰克逊市。” 
　　“干嘛那么着急？”萨姆说，听那口气像是个来日方长而又无所事事的人。 
　　“着急？你是说着急吗？现在已经是星期一上午十点，萨姆，我们只剩三十八个小时去争取奇迹的出现了。” 
　　“不会有什么奇迹了，亚当。”他向卡门转过身去，仍然握着她的手。“别再抱什么希望，亲爱的。” 
　　“没准——” 
　　“不会的，我的时限到了，明白吗，我已做好一切准备，我不希望你们在我死后伤心。” 
　　“我们必须去，萨姆，”亚当扶住他的肩膀说，“今天晚上稍晚些或明天一大早我就会赶回来。” 
　　卡门靠过身来吻了吻萨姆的脸颊。“我的心和你在一起，萨姆，”她小声说。 
　　他拥抱了她一会儿，然后站到桌子旁边。“你自己多保重，孩子，要好好用功，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别为我难过，好吗？我这是罪有应得，都是我自己的错，和别人无关，从这里出去我就有好日子过了。” 
　　卡门站起来又一次拥抱了他。他们离开房间时她已哭成了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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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到中午时，斯莱特里法官已真正领教了当前压力的分量，尽管他还想竭力掩饰，他觉得在暴风中心能有这样一段短暂安静也是一大乐事。中午这段犹如暴风眼中的短暂安静使他大大地松了口气。他在上午首先中止了那个即将开庭的民事案，把陪审团成员和律师们打发走，然后同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通了两次电话，又和麦克尼利法官本人通了话。十一点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埃德华·F．奥伯雷特从华盛顿打来电话向他通报最新进展，这对他来讲是件大事。这一案子目前由奥伯雷特负责监审，他们谈了些法律和策略方面的有关事宜。两个人都对死刑持赞同态度，但密西西比州的这一法令使他们两人都感到有些棘手。他们担心任何一个谎称精神失常并且能够找到一个行为古怪的医生为其作证的死刑犯都有可能滥用这一法令。 
　　记者们很快就知道了某种听证会正在筹备的消息，他们不但像潮水般地给斯莱特里的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而且有的干脆就驻扎在了他的接待室里。他不得不调来法警把他们驱走。 
　　秘书不时地向他报告着一些消息。布雷克·杰斐逊在长会议桌上翻看了无数的法律书籍和各种研究报告。斯莱特里同州长、首席检察官、加纳·古德曼以及另外的十几个人通了电话，他的鞋子丢在大办公桌下面也顾不得穿上，赤裸着双脚不停地围着桌子转圈，电话机拿在手里，长长的电话线拖在身后，他真正尝到了疯狂的滋味。 
　　如果说斯莱特里的办公室混乱不堪的话，那么罗克斯伯勒首席检察官的办公室就可以说是到了世界末日。凯霍尔的一个诉状竟然歪打正着，这对他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想想看吧，你和那些人整整斗了十年，上诉和驳回不计其数，各级法院反复审理，为对付美国民主和自由联盟的那些法律高手及其同伙而绞尽脑汁，消耗的纸张差不多相当于毁掉一片雨林，而就在你即将把他抓在手心里时，他又来了一番铺天盖地的临刑前逃生上诉，而且其中的一个竟然被某个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善心的法官给相中了。 
　　他已经风风火火地去过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的办公室，两人匆匆选了一些最优秀的刑事犯罪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班子，大家在一个存有大量新近出版物的大型图书馆聚齐。他们审查了凯霍尔的请求书并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制定出了应对的策略。证人是必不可少的，上个月有谁见过凯霍尔？谁能对他的所作所为作证？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让自己的医生去对凯霍尔进行检查。他有医生作证，而他们没有，这是个大的问题。如果要找个有名望的医生去对他进行检查的话，就必须给州里以足够的时间，而那将意味着缓期执行死刑，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警卫们每天都会见到凯霍尔，此外还有哪些人呢？罗克斯伯勒给卢卡斯·曼打了个电话，他建议问问纽金特上校，纽金特说他几个小时前刚刚才见到过萨姆，他当然很高兴出庭作证。那个狗杂种根本就没疯，他只是太卑鄙而已，帕克警长每天都去见他，监狱的精神病医生N．斯蒂盖尔也曾去找过萨姆，她也可以作证。纽金特巴不得能帮上一手，他还推荐了监狱的牧师，他说还会再考虑一些其他人选。 
　　莫里斯·亨利临时找了四名律师专门发掘安森·斯温医生以前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翻阅了他曾经参与过的案子并在全国范围内向律师们了解情况，寻找他历次作证的影印件。他们发现那家伙只不过是个谁花钱就为谁说话的喉舌而已，是个专门吃作证这口饭的人。他们要找到能让他名誉扫地的东西。 
　　罗克斯伯勒拟定好攻击方案后便离开了正在紧张工作的其他人，他乘电梯来到大厅里同新闻记者们聊了起来。 
　　亚当在议会大厦门前广场的一块空地上停住车子。古德曼正在一片树荫下等着，他的外衣脱了下来，袖子挽了上去，但佩兹利蝴蝶领结却系得端端正正。亚当简短地为卡门和古德曼作了介绍。 
　　“州长想在两点钟见你，我刚刚从他办公室出来，这已经是今天上午的第三次了。咱们先走着去我们办公的地方看看吧，”他向商业区指了指说，“离这里不过几个街区。” 
　　“你见到萨姆了吗？”古德曼问卡门。 
　　“是的，在今天上午。”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 
　　“州长有什么打算？”亚当问。古德曼和卡门放慢步子等着亚当。亚当在心里告诫自己，放松些，一定要放松些。 
　　“谁知道呢？他想和你私下谈，也许是市场分析对他有所触动，也许他打算利用媒体做一次文章，也许他是真心实意想和你聊聊，到底为什么我也不大清楚，但他真的显得很疲倦。” 
　　“打电话的活儿还顺利吧？” 
　　“棒极了。” 
　　“没有人怀疑吗？” 
　　“目前还没有。坦率地说，我们对他们的攻击来得过于迅猛，恐怕他们还腾不出空来追究那些电话。” 
　　卡门向他的哥哥投去不解的目光，但亚当此时根本顾不上她。 
　　他们停住脚步观看了一会儿议会大厦门前台阶下面正在进行着的示威，然后穿过一条街道。“斯莱特里那儿眼下有什么新的情况？”亚当问道。 
　　“从今天上午十点起就一直没有什么消息。他的秘书打电话去孟菲斯找你，你的秘书把我这里的电话给了他，所以他们才找到了我。他跟我讲了听证会的事，并说斯莱特里要他的律师们今天下午三点去他那里商议事情。”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亚当问道，心里巴不得他的这位良师益友说出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一类的话。 
　　古德曼感觉到了亚当的这种焦急心情。“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个好消息不假，但不知能持续多久，在这种时候召开的听证会一般都是很不寻常的。” 
　　他们穿过另一条街道后走进了那所大楼。楼上的临时办公室里闹哄哄的，四名法律系大学生正拿着无绳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其中的两名把脚搁在桌子上坐着，另一名站在窗边一本正经地讲着话，还有一名正在房子的另一头顺着墙壁来回踱步，话机就戴在她的头上。亚当在门口站住，想好好地欣赏一下这番景象。卡门则好像完全堕入了五里雾中。 
　　古德曼用很高声的耳语向他们解释着这一切：“我们每小时平均要打六十个电话，实际拨的还不止这些，当然，有时会碰上线路忙的情况。线路忙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可以防止其他人打进去。在周末时进度要慢得多，热线电话只有一名接线员值班。”他像一名正在炫耀最新式自动车床的骄傲的工厂主一样作了一番概括。 
　　“他们在给谁打电话？”卡门问道。 
　　一名法律大学生上前一步向亚当和卡门作了自我介绍，他说自己玩得正开心。 
　　“想吃点东西吗？”古德曼问，“我们这儿还有些三明治。”亚当谢绝了。 
　　“他们在打州长的热线电话，”亚当告诉卡门，但并没有多作解释。这时他们听到离得最近的一名学生变换了一种声音并念了电话簿上的一个名字。他现在叫本尼·蔡斯，是密西西州希克里弗拉特人，他说他投了州长的票，并说他觉得不应该送萨姆进毒气室，眼下是该州长挺身而出对这种状况给以注意的时候了。 
　　卡门很严厉地盯着她的哥哥，亚当对她置之不理。 
　　“这四位大学生是密西西比州立学院法律系的，”古德曼进一步解释着，“从周五开始，我们已经起用了十几名学生，他们的年龄不同，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男生也有女生。格拉斯教授为找这些学生出了很多力，他本人也打电话，监理会的赫兹·克里和他的小伙子们也在打。打电话的至少有二十人。” 
　　他们将三把椅子拉到一张桌子跟前坐下。古德曼从一个塑料冷藏箱里找出一些软包装饮料放到桌子上，然后又继续低声讲起来。“我们在这里谈话的当口，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四点钟时他会拿出一个研究概要。赫兹·克里也没闲着，在其他没有废除死刑的州里有他的一些同行，他们正在核对各州是否在最近援引了类似法令。” 
　　“克里就是那名黑人吧？”亚当问道。 
　　“是的，他是南部死刑监理会的负责人，非常干练。” 
　　“连黑人律师也在尽力挽救萨姆的生命。” 
　　“赫兹在这方面对事不对人，在他眼里这只不过是又一件死刑案。” 
　　“我很想见见他。” 
　　“你会见到他的，这些人都将出席听证会。” 
　　“他们是义务工作吗？”卡门问道。 
　　“差不多。克里是拿薪水的，他的工作之一是监督本州的死刑案，但由于萨姆有私人律师，所以克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参与，他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但他是自愿的。格拉斯教授在法律学院拿工资，不过，这件事和他在学院的本职工作毫无关系。至于这些学生，我们每小时付他们五美元。” 
　　“这笔钱由谁支付？”她问。 
　　“由我们亲爱的库贝法律事务所支付。” 
　　亚当随手抓过身旁的一本电话簿。“卡门今天上午要乘飞机离开这里，”他一边信手翻到黄页电话部分一边说。 
　　“我来办这件事，”古德曼拿过电话簿说，“去哪里？” 
　　“旧金山。” 
　　“我来看看有哪些航班。我说，这条街的拐角处有一家小熟食店，你们俩何不去弄点东西吃？我们两点钟时才去州长办公室。” 
　　“我需要去找一家图书馆，”亚当看看手表说。现在已差不多一点了。 
　　“去吃点东西吧，亚当。放松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同智囊团坐下来商量对策，现在你需要放松一下，吃点东西。” 
　　“我有点饿了，”卡门说，她此时很想同哥哥单独呆上一会儿。他们从屋里出来，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他们在破旧的走廊里走着，还没走到楼梯口时她便停了下来。“请向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她抓着他的胳膊要求说。 
　　“解释什么？” 
　　“那间屋子里的事。” 
　　“不是明摆着吗？” 
　　“那样做合法吗？” 
　　“不非法。” 
　　“合乎职业道德吗？” 
　　亚当深深地吸了口气，望着墙壁。“他们准备怎样对付萨姆？” 
　　“处以死刑。” 
　　“处死刑，进毒气室，消灭肉体，把人杀死，随便你用什么名称，但那都是谋杀，卡门，是合法的谋杀。那是错误的做法，我在努力制止它。为了和这种肮脏的行为抗争，即便需要违反某些职业准则，我也在所不惜。” 
　　“那样做是很卑鄙的。” 
　　“毒气室也同样卑鄙。” 
　　她摇了摇头，不再说话。她记得二十四小时前曾和她的男友在旧金山一家路边咖啡店里共进午餐，但眼下她拿不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不要为这件事责备我，卡门，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好吧，”她说完便向着楼梯走去。 
　　州长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只有他和那位年轻律师两个人，他们正坐在舒适的皮椅里促膝而谈。古德曼这时正带着卡门匆匆去机场赶飞机。莫娜·斯塔克不知去了哪里。 
　　“你看，这事好像有点怪，你是他孙子，但你认识他还不到一个月。”麦卡利斯特的声音很平静，透着倦意。“可我却认识他很多年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你是知道的，我希望他死，希望他为那两个孩子而受到惩罚。”他捋了捋前额上的头发，又轻轻揉揉眼睛。他的语气很坦率，像是两个谈得很投机的老朋友。“可我现在却拿不定主意了。我不得不告诉你，亚当，我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他要么是非常诚实，要么就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亚当很难作出判断。“处死萨姆能为州里证明什么呢？”亚当问道，“他的死能使这里的生活在星期三早晨太阳升起时变得更美好些吗？” 
　　“不能。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不赞成死刑，而我赞成。” 
　　“为什么？” 
　　“因为对谋杀犯必须采取某种极端的处罚形式，如果你处在露丝·克雷默的位置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了。亚当，你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受害者，和你观点相同的人们也一样。” 
　　“在对待死刑这个问题上我们大有争论的余地。” 
　　“你说得对，我们还是先不谈这个话题，对于那桩爆炸案，萨姆是否向你提供过新的情况？” 
　　“我不能透露萨姆的谈话内容，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也可能是他一人所为，谁知道呢。” 
　　“时至今日这还有什么区别吗？明天就要执行死刑了。” 
　　“坦率地讲，我也说不准。但如果我知道萨姆只是个同案犯，而谋杀另有主谋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对他执行死刑。你知道，我能够阻止它，我可以那样做，我会不顾及任何后果。虽说那样做会在政治上给我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损失无法挽回，但我并不在乎。我对政治厌倦了，我也不喜欢在这个位置上呆着，不管是作为付出者还是受益者。只要我知道了事实真相，我就会赦免萨姆。” 
　　“你认为他有个同案犯，这是你亲口说的，负责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也这样认为，为什么你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看法赦免他的死刑呢？” 
　　“因为我们没有确凿证据。” 
　　“这么说，只要萨姆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能说句话或是提供某个人名，你们就会马上提笔留下他的性命？” 
　　“不是的，但我也许会签署一项缓刑令以便对这个人名进行调查。” 
　　“这是不可能的，州长，我已经作过努力，我曾多次那样要求过，但都被他断然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在维护谁呢？” 
　　“只有天知道。” 
　　“也许是我们错了，他和你讲过爆炸案的细节吗？” 
　　“我还是不能讲出我们谈话的内容，但他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考虑对他赦免呢？如果罪犯本人供认不讳，而且承认是自己一人所为，我为什么还要帮他呢？” 
　　“因为他上了岁数，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还因为那是应该做的，而且在内心深处你也想那样做，但那需要勇气。” 
　　“他恨我，是不是？” 
　　“是的，但他可以改变，只要你赦免他，他就会成为你最狂热的拥护者。” 
　　麦卡利斯特笑了笑，剥开一块薄荷糖。“他真的精神失常吗？” 
　　“我们请来的专家是那样讲的，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使斯莱特里法官相信这一点。” 
　　“我知道，但是否真有那回事呢？你同他在一起很长时间，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吗？” 
　　亚当认为在这种时候没必要诚实，麦卡利斯特并非朋友，而且完全不可信赖。“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亚当说，“坦率地讲，我认为没有哪个人在监舍里住上几个月后还能保持正常的心境。萨姆入狱时就已经是个老年人，他的情况逐渐变得越来越糟，所以他才会拒绝一切采访。他真的很可怜。” 
　　亚当拿不准州长是否会相信他的话，但他的确是听进去了。 
　　“你明天有什么安排？”麦卡利斯特问道。 
　　“说不准，要根据斯莱特里法庭的具体情况而定。我原打算把时间主要用于陪伴萨姆，但我也可能会做一些最后时刻上诉。” 
　　“我把私人电话给你，希望我们明天能保持联系。” 
　　萨姆吃了几口斑豆和一些玉米饼，然后将盘子放到床头上。那个面无表情的傻警卫还在透过牢门的铁栅栏监视着他。在这狭小的斗室里过日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像个野兽似地给人看管着就更是让人难以忍受。 
　　时间已经到了六点，该看晚间新闻了。他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对他的事又要说些什么。杰克逊市电视台已经开始报道联邦法官F．弗林·斯莱特里举行听证会的惊人消息。接着画面又切进了杰克逊市联邦法院外面的场景，一个手持话筒的年轻人正在面带焦灼地报道说听证会的时间已被推迟，律师们正在斯莱特里的办公室里争论不休。他尽可能简练地讲着这件事。辩方声称凯霍尔先生失去了应有的思想能力，目前已不能理解何以要对他处以极刑，同时声称他现在年老体衰，精神失常，有可能请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作最后的努力阻止死刑的执行。估计听证会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无人知道斯莱特里法官何时会作出定夺。画面又切回女播音员，她说此时此刻帕契曼州立监狱正在全力以赴做执行死刑的准备。这时荧屏上突然冒出了另一个手持话筒的年轻人，他正站在离监狱正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介绍着不断加强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向右侧指了指，摄像机摇到了高速公路附近一个狂热场面，大批巡警正在疏导交通并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几十名三K党徒的活动。其他参加示威的人包括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废除死刑主义分子，他说道。 
　　摄像机又摇回到那名记者，此时他的身边正站着帕契曼监狱负责执行死刑的执行主管乔治·纽金特上校。纽金特表情严肃地回答了几个问题，他说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如果法院一旦开了绿灯，死刑将会依法执行。 
　　萨姆关掉了电视机。两个小时前亚当打来电话讲了听证会的事，所以他对电视里说自己已经年老体衰、精神失常还有别的什么鬼话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只是他仍然不喜欢那种事。等着被执行死刑已经够让人难受了，再对他健全的心智进行这种不着边际的诋毁简直是对他的隐私的残酷侮辱。 
　　监狱里很热，也很静，电视和收音机的音量都开得很小，隔壁的小牧师正在轻声唱着“早年的十字架”，那歌声听起来并不那么刺耳。 
　　靠墙的地板上整齐地码放着他的新行头——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衣，一条迪基斯裤子，一双白袜子和一双褐色平底布鞋。唐尼上午来和他一起过了一个小时。 
　　他关了灯，在床上躺下来。他的生命只剩下三十个小时了。 
　　当联邦大厦主审法庭里挤满人的时候，斯莱特里终于结束了在他办公室进行的律师会议，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召他们开会了，也是他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的最后一个，会议开了差不多有大半个下午，时间已将近七点。 
　　他们鱼贯进入法庭，在各自席位后面的椅子上就坐。亚当和加纳·古德曼坐在一起，他们身后的一排椅子上坐着赫兹·克里、约翰·布莱恩·格拉斯和三位法律系的大学生。罗克斯伯勒、莫里斯·亨利和五六个助手围在公诉人席附近。在他们身后两排处的围栏后面坐着州长，他的两侧分别是莫娜·斯塔克和拉雷莫尔。 
　　法庭里的其他人主要是新闻记者，摄像机严令禁止携带，再就是一些好奇的旁听者、学法律的学生和别的一些律师，这是一次向社会公开的听证会。在后排的座位上，坐着身穿宽松运动衫、系着领带的罗利·韦奇。 
　　斯莱特里走进法庭的瞬间全体一致起立。“请坐，”他冲着话筒说。“开始记录，”他又对法庭记录员说。他简要介绍了诉状的情况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还讲了一下听证会的守则。他不希望律师们进行冗长的辩论和不着边际的提问，然后对律师们说可以开始了。 
　　“上诉方准备好了吗？”他向亚当所在的方向问。亚当有些紧张地站起身来说道：“是的，先生，上诉方请安森·斯温医生出庭作证。” 
　　斯温从前排站起来走向证人席并进行了宣誓。亚当拿着自己的问话提要走到法庭中央的讲台旁，一边尽力使自己打起精神来。他的提要是打印的而且写得非常详细，那是约翰·布莱恩·格拉斯和赫兹·克里潜心研究和精心准备的成果。他们两个人再加上克里手下的人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研究萨姆的案子并为这次听证会做准备，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再干一个通宵和明天一整天的准备。 
　　亚当上来先问了斯温一些有关他在受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基本情况。斯温在回答时带有明显的中西部靠北面地区的清脆口音，这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专家讲话就应该和一般人有所区别，而且要表现出丰富的阅历才能格外引人注目。他的黑头发、黑胡须、黑眼镜以及黑西服都显示出了他在自己的领域中是位不同凡响、出类拔萃的人物。开场的几个问题很简练但也非常关键，不过，斯莱特里已经仔细审查过斯温的资格并且知道他在作证方面不愧为行家里手。尽管州里可以对他的信誉方面百般挑剔，但他的作证还是要记录在案的。 
　　在亚当的引导之下，斯温讲述了他于上周二同萨姆·凯霍尔进行的两个小时谈话的情况。他谈了萨姆的精神状况，听他的口气萨姆俨然已经成了一具僵尸，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当然是指法律意义上的理智丧失而非医学上的。他甚至不能回答一些最起码的问题，诸如早餐吃了些什么？隔壁囚室的犯人是谁？你的妻子何时亡故？第一次审判时谁是你的律师？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为了不授人以把柄，斯温反复强调说自己在短短两小时里难以对凯霍尔先生进行彻底诊断，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认为萨姆对自己就要被处死的现实懵然不知，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何要被处死，当然就更不明白是因为犯了罪才会受此惩罚。亚当咬紧牙关极力支撑着自己，斯温则侃侃而谈，由不得人不信。他说凯霍尔先生表现得非常平静，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只是懵里懵懂地在他那间六英尺乘九英尺的牢房里消磨日子，真是太可悲了。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凄惨的一个案子。 
　　如果是在别的什么情况下，亚当是断然不敢让这样一个信口雌黄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但此时他却很为这个古怪的小个子男人而骄傲，眼下毕竟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斯莱特里并不急于打断斯温医生的作证。这个案子马上还会在第五巡回法院进行复审，还有可能提交美国最高法院，他可不想让上面的人对他产生什么想法。古德曼已经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让斯温把发言准备得尽可能随意些。既然法庭方面比较宽松，斯温于是又对可能造成萨姆精神失常的原因作了一通分析。他讲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情况：犯人们一天中有二十三个小时生活在囚室之中；几步之遥的毒气室时时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与伙伴、佳肴、性欲、活动、锻炼和清新的空气完全隔绝等等。他说自己接触过全国各地的许多死囚犯，对他们的问题非常了解，由于萨姆年龄上的原因，他的情况就显得更加突出。目前死囚犯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一岁，在死牢里等待的时间为四年，而萨姆进帕契曼时就已经六十岁了，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是很合适，所以他的衰竭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亚当向斯温直接提问四十五分钟，提完所有问题后他便坐了下来。史蒂夫·罗克斯伯勒马上气势汹汹走到法庭中央的讲台旁，他的两眼直视着斯温。 
　　斯温心里对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一清二楚，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罗克斯伯勒一上来就问由谁支付他的服务费，并问他的佣金是多少。斯温回答说库贝法律事务所每小时付给他两百美元。的确很可观。斯莱特里知道所有专家作证都是有偿的，不然他们才不会出庭呢。罗克斯伯勒本意是想对斯温的专业资格来一番贬损，但他的做法不对头。那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是个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不然他怎么会在多年前就认定当一名作证专家能赚大钱。斯温的资格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罗克斯伯勒也不打算在医生面前就医学方面的问题班门弄斧。 
　　罗克斯伯勒接下来提的问题却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在询问斯温都在哪些案子中作过证时提到了俄亥俄州曾经有个儿童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被烧伤，斯温当时作证说那孩子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可那种说法并非完全缺乏事实根据。 
　　“你的这个问题想要说明什么？”斯莱特里高声打断他。 
　　罗克斯伯勒扫了一眼提要说：“法官大人，我们要证明他是个不合格的证人。” 
　　“我知道，但你的问题毫无意义，罗克斯伯勒先生。本法庭知道该证人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审判中都作过证，那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将证明他是个只要有钱就可以信口开河的人。” 
　　“律师们每天都在那样做，罗克斯伯勒先生。” 
　　听众席上传出了轻微的笑声，但很有节制。 
　　“本问题无需再涉及，”斯莱特里严厉地说，“下面请继续。” 
　　罗克斯伯勒本来应该借机回到座位坐下才是，但他太不甘心了，于是又冒险进入了另一个雷区，开始就斯温对萨姆所进行的检查进行提问。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斯温很流畅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顺便还对自己在前面提到的检查情况作了补充并不断重复对萨姆·凯霍尔悲惨境况的描述。罗克斯伯勒又一次吃了败仗，一无所获，到底还是坐回到了座位上。斯温也离开了证人席。 
　　上诉方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证人很出人意料，尽管他也是经过斯莱特里事先同意了的。亚当请E．加纳·古德曼先生出庭作证。 
　　古德曼宣过誓后落了座。亚当询问了他的事务所代理萨姆·凯霍尔案件的情况，古德曼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简要介绍供法庭记录在案。斯莱特里对这些事基本上都有所了解。古德曼讲到萨姆解雇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事时笑了笑。 
　　“库贝法律事务所目前仍担任凯霍尔先生的代理吗？”亚当问道。 
　　“是的。” 
　　“你们是为此案专程来杰克逊市的吗？” 
　　“是的。” 
　　“在你看来，古德曼先生，你是不是确信萨姆·凯霍尔已经向他的律师讲述了克雷默爆炸案的所有情况呢？” 
　　“不，我不那样认为。” 
　　罗利·韦奇坐直身子专注地听着。 
　　“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当然可以。某些很有力的间接证据表明，在克雷默爆炸案发生的当时以及发生之前还有另一个人同萨姆在一起。我做他的律师时凯霍尔先生一直拒绝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他仍不肯在这件事上与他的现任律师合作，很明显，对本案而言，眼下的关键是让他把案情向律师和盘托出，但他不肯。我们本应知道这些实情，但他不愿向我们提供。” 
　　韦奇在一场虚惊后又把提起的心放了下来。萨姆仍然把嘴闭的很严，可他的律师正在寻根究底。 
　　亚当又问了几个问题后坐了下来。罗克斯伯勒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最后一次同凯霍尔先生谈话是在什么时候？” 
　　古德曼犹豫了片刻，考虑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实在想不起确切的时间了。“我记不得了，大概是在两三年以前吧。” 
　　“两三年以前？作为他的律师？” 
　　“我只是他的律师之一，霍尔先生目前是本案的主要经办律师，他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用了很多时间陪伴当事人。” 
　　罗克斯伯勒坐了下来，古德曼也回到桌子后面他的位子上坐下。 
　　“我们没有其他证人了，法官大人，”亚当说，以便法庭记录。 
　　“传你的第一个证人，罗克斯伯勒先生，”斯莱特里说。 
　　“公诉人请乔治·纽金特上校出庭作证，”罗克斯伯勒大声说。法警在走廊里找到了纽金特并把他领到证人席上。他穿着笔挺的橄榄绿衬衫和裤子，皮靴闪着亮光。他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供法庭记录在案。“一个小时前我还在帕契曼，”他看看于表说，“我是刚刚乘州里派的直升飞机赶来的。” 
　　“你最后一次见到萨姆·凯霍尔是在什么时候？”罗克斯伯勒问道。 
　　“今天早晨九点钟他被转到观察室，我当时和他谈过话。” 
　　“他神智清醒吗，还是像个白痴一样躲在墙角流口水呢？” 
　　亚当立刻要起身表示反对，但古德曼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神智完全清醒，”纽金特迫不及待地说，“反应非常敏锐。他问我为什么把他转到另一间囚室，他很清楚所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他不喜欢罢了。不过，萨姆这些天来对任何事都不大喜欢。” 
　　“你昨天见过他吗？” 
　　“是的。” 
　　“他是否可以讲话，还是像个植物人似地随便躺在什么地方？” 
　　“噢，他可是健谈得很。” 
　　“你们谈了些什么？” 
　　“我有一张清单需要萨姆确认，他当时表现得咄咄逼人，甚至想用武力威胁我。他是个很难缠的人，一副伶牙俐齿。把他安顿好后我问了他有关最后一餐以及死刑见证人和如何处理他的私人物品等问题，我们也谈了他的死刑。” 
　　“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处死吗？” 
　　纽金特闻听大笑起来。“这算是什么问题？” 
　　“如实回答，”斯莱特里面无表情地说。 
　　“他当然知道，他对所要发生的事清清楚楚。他并没有疯，他还说不会有什么死刑，因为他的律师将要使出杀手锏，这是他的原话。眼下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策划好的。”纽金特用双手冲着整个法庭比划了一下。 
　　罗克斯伯勒又问了他以前和萨姆会面的情况，纽金特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他似乎记住了萨姆在过去两周内说过的每一句话，尤其是那些讽刺挖苦的话。 
　　亚当知道他说得千真万确。他和加纳·古德曼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放弃任何反诘，因为那样做没有丝毫意义。 
　　纽金特从过道中间阔步走出法庭。他是个重任在肩的人，帕契曼离不开他。 
　　公诉人的第二个证人是N．斯蒂盖尔医生，就是州惩戒部的那个精神病医生。她走向证人席时罗克斯伯勒正在和莫里斯·亨利交换看法。 
　　“告之你的姓名供法庭记录，”斯莱特里说。 
　　“N．斯蒂盖尔医生。” 
　　“是叫安吗？”法官大人问道。 
　　“不，是N，我名字的首写字母。” 
　　斯莱特里居高临下望着她，然后又望了望罗克斯伯勒，罗克斯伯勒耸耸肩表示自己也摸不着头脑。 
　　法官向他的法官席前面挪近些，眼睛盯着证人席。“嗯，医生，我并没有问你的首写字母，我是在问你的姓名。现在请你告之姓名供法庭记录，不要再耽搁时间。” 
　　她的视线迅速从他脸上移开，然后她清了清喉咙很不情愿地说：“尼尔丁。①” 
　　 
　　①　此名发音近似英语中“驴子、笨蛋”（neddy）的发音。 

　　原来如此，亚当心想，她干嘛不改个名字呢？ 
　　罗克斯伯勒抓紧时机很快地询问了一连串有关她的资格和受训方面的问题。斯莱特里早已知道她是个适合作证的人。 
　　“现在，斯蒂盖尔医生，”罗克斯伯勒开始提问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尼尔丁这个字眼，“你是什么时候见到萨姆·凯霍尔的？” 
　　她拿出一张纸片看了看。“星期四，七月二十六日。” 
　　“见面的目的？” 
　　“定期访问死囚犯是我的工作之一，特别是对那些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我为他们提供咨询和药品，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能谈谈凯霍尔先生的精神状况吗？” 
　　“他的反应非常敏捷，思路清晰，话来得很快，言行近乎粗鲁。实际上他对我很粗暴，他还说过不准我再去找他。” 
　　“他谈到过死刑的事吗？” 
　　“是的。实际上，他知道自己还剩下十三天的时间，他斥责我想给他一些药品是为了能使他在受刑时不惹麻烦。他还对另一个名叫兰迪·杜普雷的死囚犯表示了关切，萨姆认为那人的精神正在崩溃，他对杜普雷先生非常关心，并且因为我没有检查他而对我大加斥责。” 
　　“在你看来，他是否有任何丧失思考能力的迹象？” 
　　“丝毫没有，他心里非常明白。” 
　　“没有问题了，”罗克斯伯勒说完坐了回去。 
　　亚当立刻胸有成竹地走到讲台旁。“请告诉我们，斯蒂盖尔医生，兰迫·杜普雷的情况怎样？”他大声问道。 
　　“我，嗯，我还没有机会见到他。” 
　　“萨姆在十一天前就和你讲了，而你却一直不屑去见他。” 
　　“我最近很忙。” 
　　“你担任现职有多久了？” 
　　“四年。” 
　　“在这四年中你和萨姆·凯霍尔交谈过几次？” 
　　“一次。” 
　　“你对死囚犯不大关心，是不是，斯蒂盖尔医生？” 
　　“我当然很关心他们。” 
　　“监舍里现关押着多少名犯人？” 
　　“嗯，这个，我说不准，大概有四十来个吧。” 
　　“你和他们中的多少人谈过话，能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吗？” 
　　可能是出于害怕或是气愤也可能是不屑于回答，反正是由于某种谁也不知道的原因，尼尔丁整个人僵在那里，脸上显出一种很滑稽的表情，头梗到一边，显然是想从空气中抓个名字出来，但显然又做不到。亚当把她晾了片刻后说：“谢谢你，斯蒂盖尔医生。”然后便慢慢走回他的座椅。 
　　“传你的下一个证人，”斯莱特里说道。 
　　“公诉人传克莱德·帕克警官。” 
　　法警将帕克从走廊里带到了法庭上。他仍旧穿着制服，只是没有带枪。他起过誓后在证人席上坐下。 
　　亚当对帕克的作证丝毫不感到意外。他是个老实人，只会讲他的亲眼所见。他认识萨姆已经有九年半了，萨姆从入狱到今天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他每天只是打印一些信函和法律文件，他读的书很多，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书籍，他还为他的狱友们写诉状，替一些不识字的狱友给妻子和女友写信。他不停地抽烟，目的是想在州政府处理他之前死掉。他借钱给他的狱友。帕克说根据他的愚见，萨姆同他九年半以前刚入狱时一样的神智清醒，思路敏捷。 
　　当帕克讲述萨姆同亨肖和古利特下跳棋的事时，斯莱特里又往法官席前挪了挪身子。 
　　“他能赢棋吗？”法官大人插话说。 
　　“几乎都是他赢。” 
　　差不多是在帕克讲到萨姆想在死前再看一次日出的事时，听证会上出现了一些缓和。那件事是在上周晚些时候帕克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生的，萨姆悄悄地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并且说他已做好了准备，他说自己想在某个早上不为人知地到东边的牛栏里看一次日出。于是帕克就给他做了安排，上个周六萨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着太阳升起，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从那以后他一直怀着感激之情。 
　　亚当没有向帕克提任何问题，他没有受到询问就离开了法庭。 
　　罗克斯伯勒接下来宣布另一个证人是监狱的牧师拉尔夫·格里芬。格里芬给带到证人席后有些不安地环顾着法庭。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和职务，并带着戒备的神情望了望罗克斯伯勒。 
　　“你认识萨姆·凯霍尔吗？”罗克斯伯勒问道。 
　　“认识。” 
　　“你最近对他进行过劝导吗？” 
　　“是的。”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也就是星期日。” 
　　“你能讲述一下他的精神状况吗？” 
　　“不能。” 
　　“对不起。” 
　　“我说我不能讲述他的精神状况。”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眼下是他的牧师，他在我面前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是要严格保密的。我不能作对凯霍尔先生不利的证词。” 
　　罗克斯伯勒一时语塞，竭力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很明显，他和他博学的下属们对这种情况都是始料不及的。也许他们刚刚还在认为既然牧师是为州里工作的，所以他一定会和他们合作。格里芬在等待着，他觉得罗克斯伯勒一定会讲些难听的话。 
　　斯莱特里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得有理，罗克斯伯勒先生。该证人原本不适宜出庭作证，下一个证人是谁？” 
　　“证人已传唤完毕，”首席检察官说，心里却在火烧火燎地想要离开讲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法官大人很快地记了几笔，然后又看了看挤得满满的法庭。“我将对此事进行认真考虑，大约在明天早晨作出裁决，届时我会通知双方律师。各位无需在此逗留，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现在休庭。” 
　　大家纷纷站起来向后门涌去。亚当找到拉尔夫·格里芬牧师向他致谢，然后又回到他的桌前，古德曼、赫兹·克里、格拉斯教授以及那三名学生正等在那里。他们彼此小声交换着意见，直到屋里的人走净后才离开法庭。有人提出要去喝点饮料和吃晚饭，时间已经快到九点了。 
　　记者们正等在法庭的外面，亚当边走边很客气地说了几句无可奉告之类的话。就在亚当和古德曼从人群中向外挤的时候，罗利·韦奇就跟在他们的身后。等他们离开大楼后他便消失了。 
　　有两组摄像机已在外面摆好了架势。在门前的台阶上，罗克斯伯勒正在向一群记者发表讲话，在不远的便道旁，州长正在夸夸其谈。亚当从旁边经过时，听到麦卡利斯特说正在考虑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还说当天的夜晚将会很长，明天也会更艰苦。这时有人问他会不会亲自去执行死刑的现场，亚当没有听到答复声。 
　　他们在霍尔莫尔餐厅会齐，那是商业区的一家热闹的餐馆兼公众聚谈场所。赫兹在前面拐角处找到一张大桌子，他先给每个人要了一杯啤酒。餐厅里头有一支布鲁斯乐队正在演奏，整个餐厅和酒吧都挤得满满的。 
　　亚当在一个桌角上挨着赫兹坐下，几个小时以来他第一次让自己放松下来。啤酒很快下了肚，他镇静了下来。他们要了红豆和米饭，边吃边聊听证会的事。赫兹说他干得非常漂亮，那几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更是赞不绝口．大家都表现得非常乐观。亚当对他们的帮助表达了感激之情。古德曼和格拉斯在桌子的另一头，两人正在谈论着另一桩死刑案。时间在慢慢地流逝，晚饭一上桌亚当便大嚼特嚼起来。 
　　“有件事现在提恐怕有点不合时宜，”赫兹轻声说，他不想让亚当以外的人听到。乐队的演奏声此时更强烈了。 
　　“我估计本案了结后你会回芝加哥去，”他说着看了看古德曼，确信他仍沉浸在和格拉斯的谈话之中。 
　　“恐怕是这样，”亚当不大肯定地说。他还没有时间去想明天以后的事。 
　　“嗯，我只是想跟你提一下，我们社团里有个空缺，一位同事想要另立门户，我们正在物色一名新律师专门办理死刑案。” 
　　“你说得不错，”亚当悄声说，“现在谈这种事不是时候。” 
　　“这活儿很苦，不过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有时也会让人肝肠寸断，但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赫兹喝了口啤酒顺下嘴里嚼着的一块香肠。“和你现在的公司相比薪水要可怜多了。经费短缺，工作时间长，客户很多。” 
　　“薪水有多少？” 
　　“开始我先给你开三万。” 
　　“我现在挣六万二，而且还会增加。” 
　　“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我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大公司里干过。当年我辞了那份工作来这儿时已挣到了七万，而且差不多快要成为合伙人了。放弃那一切并不很困难，钱并不是一切。” 
　　“你喜欢这里？” 
　　“越来越喜欢。跟这样的体制进行较量需要很强的正义感，你想想看。” 
　　这时古德曼开始向他们这边张望。“你今晚开车回帕契曼吗？”赫兹大声说。 
　　亚当的第二杯啤酒也快要喝完了，他还想再来一杯，不过没要，倦意迅速袭了上来。“不，我要一直等到早晨有了结果。” 
　　他们吃着，喝着，听着古德曼和格拉斯以及克里讲述有关其他死刑的事。啤酒横流，气氛热烈，这一切又都化作了十足的信心。 
　　萨姆躺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午夜的到来。他已经看过了晚间新闻，知道听证会已经开过了，时钟仍在一刻不停地走着，不会有缓刑了，他的性命已经攥在了联邦法官的手心里。 
　　在过了午夜一分钟后，他闭上眼睛做了祷告。他祈求上帝帮助莉摆脱困境，祈求上帝护佑卡门，祈求上帝赐给亚当力量让他度过那无可避免的一关。 
　　生命还剩下二十四个小时，他把双手交叠在胸前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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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纽金特一直等到七点半才关起门来宣布开会。他走到房间前面打量着他的部下。“我刚从严管区来，”他神色严峻地说，“那家伙清醒得很，非常警觉，根本不像早上报纸中胡说八道的那样像个呆瓜。”他停下来笑笑，希望他的幽默能够得到大家的欣赏，但众人无动于衷。 
　　“实际上，他已经用毕早餐，正闹着要出去放风，到目前至少我们这里的情况一切止常。杰克逊市的联邦法院还没有消息，所以我们还是按计划进行死刑准备，除非出现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曼先生？” 
　　卢卡斯正坐在房间前面的桌子旁看报，对上校爱理不理。“是的。” 
　　“现在要注意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新闻界，我已经派莫兰警长去对付那些家伙，我们要把他们让到离正门不远的访客中心，并且想办法把他们稳在那里，还要派警卫把他们围起来，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今天下午四点，我要主持一次抽签，以便决定哪些记者可以去执行死刑的现场。昨天已有上百人提出了请求，但他们只有五个席位。” 
　　“第二是要注意监狱大门外面的情况。州长已经同意在今明两天给我们派三十余名士兵来，他们很快就到。我们必须要和外面那群疯子保持一定距离，尤其是那些光头党人，他们有些人和疯狗差不多，但同时也要把秩序维持好。昨天共发生两起斗殴事件，如果没有我们在场事情很可能会更糟。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局面会更加紧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应声。 
　　“很好。我希望今天每个人都严格照章办事，切实负起责任，解散。”他啪地敬了个很潇洒的军礼，非常骄傲地看着他的人向房间外面走去。 
　　萨姆跨骑在长凳上，面前摆着跳棋盘，他很耐心地在牛栏里等着J．B．古利特，一边喝着一杯剩咖啡。 
　　古利特从门里走出来，他停了片刻，等着给他卸下手铐。然后他揉揉手腕，又用手遮挡着阳光，望着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的好友。接着他向长凳走过去，在棋盘的另一侧坐下。 
　　萨姆一直没有抬头。 
　　“有什么好消息吗，萨姆？”古利特不安地问，“告诉我那件事不会发生。” 
　　“开棋吧，”萨姆盯着棋子说。 
　　“绝不能让它发生，萨姆，”他央求道。 
　　“这回该你先走，开始吧。” 
　　古利特的视线缓缓移到棋盘上。 
　　当天上午的倾向性看法是斯莱特里把诉状压的时间越长，缓期执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这只是那些期望缓刑的人们心里的一厢情愿。直到上午九点还没有消息，九点半的时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亚当等在赫兹·克里的办公室内，在过去的二十四个小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指挥中心。古德曼负责在城里各处监督对州长热线的狂轰滥炸，他眼下似乎迷上了这一行。约翰·布莱恩·格拉斯守在斯莱特里的办公室外面。 
　　一旦斯莱特里拒绝缓期执行，他们就会立即上诉第五巡回法院。诉状已在九点钟拟就，免得到时候抓瞎。克里还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最高法院寻求人身保护令的请求书，以备第五巡回法院也将他们驳回。万事俱备，剩下的只是等待。 
　　为了不使自己闲着，亚当给所有能想起来的人都打了电话。伯克利的卡门还在睡觉，她说自己一切都很好。莉的公寓依然没人接电话。他要通了费尔普斯的办公室，结果只找到了他的一位秘书。他打电话告诉达琳说自己的归期难以确定。他拨了麦卡利斯特的私人电话，听到的却是忙音，没准古德曼连这条线也给占上了。 
　　他要通了萨姆，跟他讲了昨天晚上的听证会，还特别提到了拉尔夫·格里芬牧师。他对他说帕克也作了证，讲的都是实情，真正的混蛋是纽金特。他告诉萨姆自己将在中午前后到他那里，萨姆让他快一些。 
　　十一点时，人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大家开始诅咒和臭骂斯莱特里。亚当也实在忍不住了，他打电话给古德曼说自己马上要开车回帕契曼。然后他向赫兹·克里道别并再一次谢了他。 
　　他驱车驶离杰克逊市，很快便向北上了四十九号公路。如果他按规定的最高车速行驶的话，到帕契曼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他打开收音机，调谐到一个每小时播一次最近新闻的清谈节目，听着人们正在就密西西比州的赌场进行无休无止的讨论。十一点半插播新闻时，仍然没有任何有关凯霍尔死刑的新消息。 
　　他的车速高达八九十英里，也不管黄线或是弯道还是桥梁，在一些小镇和村落的限速区他也照样飞驰而过。他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吸引着他拼命往帕契曼赶，其实就算他到了那儿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有关法律方面的运作已经留在了杰克逊市，他只能和萨姆坐在一起数钟点，当然也有可能在一起庆贺从联邦法院传来的喜讯。 
　　他在弗洛拉镇附近的一家路旁小店前停下车子加油并买些果子汁，车子刚刚驶离加油泵就听到了他在等待的消息。那个饶舌而又烦人的清谈节目主持人在转播凯霍尔一案的这一重大消息时表现出了十二分的狂热。美国地区法院法官F．弗林·斯莱特里几分钟前驳回了凯霍尔声称他本人已丧失思考能力的最后诉状，此项事宜将在一个小时内提交第五巡回法院，萨姆·凯霍尔又向密西西比州为他安排的毒气室迈进了一大步，那名主持人抑扬顿挫地说着。 
　　听到这个消息后亚当不再猛踩油门，他把车子减慢到正常速度，边开边喝着饮料。他关掉收音机，又把车窗摇下来让热风灌进车里。他对着挡风玻璃徒然地诅咒着斯莱特里，把所有能想起来的脏话骂了个遍，不知不觉已经开出了好几英里。时间已经过了正午，如果斯莱特里还讲点公道的话，他本应在五个小时前就作出裁决。如果他是个正人君子，昨天晚上就会把裁决拿出来的，那么他们此时很有可能已经到了第五巡回法院。为了更加解恨，他在诅咒中连布雷克·杰斐逊也捎上了。 
　　萨姆从一开始就跟他讲过密西西比州需要执行一次死刑。它已经落在了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弗罗里达州的后面了，甚至就连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弗吉尼亚执行死刑的速度也都快得让人羡慕。是该采取点措施了，无休无止的上诉把犯人们都给惯坏了，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是到了该杀个把人的时候了，也好让别的州看看密西西州同样是严于法律和秩序的。 
　　亚当终于相信了他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停止了诅咒。他将饮料喝完后把空瓶顺着车顶扔到了路旁的水沟里，这直接违反了密西西比州严禁乱扔垃圾的法律，他实在找不出别的方式表达自己眼下对密西西比州及其法律的不满之情。 
　　他似乎看到了萨姆正坐在他的囚室里看着电视，听着新闻。 
　　亚当为老人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是个不称职的律师，他的当事人即将死在州政府的手里，而他却对此束手无策。 
　　在离监狱正门不远处的访客中心里，那些原本懒懒散散的记者和摄像师们听到新闻后像是又充足了电一般。他们聚在袖珍电视机旁看着他们各自在杰克逊市和孟菲斯的电视台所播出的节目。至少有四个实况片断取自帕契曼，正在拍摄的就不计其数了。他们那片小小的地块周围是用绳索和隔离障设立的警戒线，四下里都有纽金特的军队把守着。 
　　随着那条新闻的传开，沿着公路一线的吵闹声也愈演愈烈。这时已有上百人之众的三K党徒开始向着监狱行政办公楼的方向唱起赞美诗。光头党人及纳粹分子和亚利安党人开始向所有能听到他们声音的人骂下流话。那些嬷嬷和其他一些静坐的示威者们坐在遮阳伞的下面尽量不去理会他们周围那些粗暴的邻居。 
　　萨姆听到那个消息时手里正端着一碗萝卜缨在吃，那将是他一生中的倒数第二顿饭。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画面从杰克逊市切到帕契曼，又从帕契曼切回杰克逊市。一个他从未谋过面的年轻黑人正在向一名记者介绍他和其他支持凯霍尔的人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萨姆的朋友巴斯特·莫克曾经抱怨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有数他妈不清的律师卷入了他的案子，以至于他根本分不清谁想帮他，谁想杀他。不过，萨姆确信亚当会把握住局面。 
　　吃完萝卜缨后他把饭碗放到床脚的一个盘子里。他走到铁栅栏前，轻蔑地冲那个面无表情站在监舍门外监视他的警卫笑了笑。走廊里很安静，每个监房里的电视机都在开着，但声音都调得很低，犯人们都带着病态的兴趣在看着。整座牢房里听不到一丝声音，这种情况可不是很常见。 
　　他最后一次拉开他那红色囚衣的拉链，然后把脱下来的囚衣卷成一团丢在墙角，接着又把橡胶拖鞋踢到床底下，以后再也不用穿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新装放到床上又整理了一番后才慢慢地解开短袖衫的扣子并穿到身上，衬衫非常合身。他再把腿伸到卡其布裤子笔挺的裤腿里，拉好拉链，系好裤腰上的扣子。裤子长了大约有两英寸，于是他坐到床上把裤脚整整齐齐地挽起来。棉布的袜子又厚又软和，只是鞋子稍稍嫌大了些，但还不错。 
　　穿上这身真正的衣服使他突然又很伤感地回忆起了过去的自由岁月。这种裤子他穿了有四十年之久，一直穿到他被关进监狱之前。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是到克兰顿广场的一家老字号成衣店去买这种裤子，而且在他的大衣柜里总有四五条压箱底。他妻子熨这种裤子时并不上浆，洗上六七次后感觉就像是睡裤一样。他穿着这种裤子干活，进城，和埃迪一同去钓鱼，推着儿时的莉在门廊上荡秋千。他穿着这种裤子上咖啡馆，参加三K党集会。不错，甚至在去格林维尔炸那个激进犹太人的办公室时也是穿的这种裤子。 
　　他坐在床上捏了捏膝盖以下笔直的裤线。整整九年零六个月没有穿这种裤子了，他觉得现在穿上这种裤子进毒气室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这身衣服就会从他的身上扒下来装进一个袋子里并付之一炬。 
　　亚当先去了卢卡斯·曼的办公室，因为路易丝在监狱的正门处给了他个纸条，并说这很重要。他进屋后曼马上把门关上并给亚当拿过一把椅子。亚当谢绝了，他急着想要见到萨姆。 
　　“第五巡回法院在半小时前收到了上诉，”曼说，“我想你需要我的电话与杰克逊市联系。” 
　　“谢谢，不过我可以使用死牢里的电话。” 
　　“好吧。我每半个小时和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通一次话，一旦我得到了什么消息就会马上通知你。” 
　　“谢谢，”亚当显得有些心绪不宁地说。 
　　“萨姆需要最后一餐吗？” 
　　“我一会儿就问他。” 
　　“很好，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或者告诉帕克。见证人呢？” 
　　“萨姆没有见证人。” 
　　“你呢？” 
　　“不行，他不允许。我们很早就说定了。” 
　　“好吧。眼下我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事。我这里有传真机和电话，也相对清静些，想用我的办公室只管说一声。” 
　　“谢谢，”亚当说完便出了办公室。他缓缓地向死监开过去，最后一次将车子停在了围墙旁的沙土地停车场上。他慢慢走向岗楼，把自己的钥匙放入那只桶里。 
　　短短几星期前他第一次站在这里望着那只红色的桶从上面降下来时，他还感叹过这种既粗暴又有效的管理方式。只不过才过去了四个星期，而他已觉得恍若隔世。 
　　他在台阶上等着监狱的双重大门打开时碰到了廷尼。 
　　萨姆已经在前面办公室里，正坐在桌沿上欣赏自己的鞋子。“来参观一下我的新行头，”亚当一进门他便不无骄傲地说。 
　　亚当走近一步把神采飞扬的萨姆从鞋子直到衬衣仔细打量了一遍。萨姆乐呵呵地笑着，他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很不错，真是不错。” 
　　“像不像个地道的城里人？” 
　　“你看起来很帅，萨姆，帅极了，是唐尼送来的衣服吗？” 
　　“是的，在平价商店搞来的。我最初还想从纽约请个服装设计师来着，算了吧，不过是参加一次死刑罢了，我跟你说过的，绝不会穿着那些红红的囚服给他们杀死。我刚刚把那些衣服都脱了下来，再也不穿了。我得承认，亚当，那种感觉真是不错。” 
　　“你得到最新消息了？” 
　　“是的，新闻里全说了，我还是对那个听证会耿耿于怀。” 
　　“现在已经到了第五巡回法院，我很有信心，前景还比较乐观。” 
　　萨姆笑笑把视线移到一边去，好像面前这个小男孩刚向他的祖父扯了个无伤大雅的谎话。“中午时电视里有个黑人律师说是正在为我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人大概是赫兹·克里，”亚当说着把公文包放到桌子上，自己也坐下来。 
　　“我是不是也要向他付酬金呢？” 
　　“是的，萨姆，给他的数额同给我的一样多。” 
　　“我很想了解一件事，那个古里古怪的医生，叫什么来着，斯温？他一定把我糟蹋得够呛。” 
　　“你简直惨透了，萨姆。他作完证后，全法庭的人都好像能够看到你正像个鬼魂似地在牢房游荡，龇牙咧嘴地在地板上大小便。” 
　　“好吧，我的苦难就要结束了。”萨姆的口气很肯定，声音也很大，很有些大义凛然的味道，没有一丝一毫恐惧的流露。“你看，我还要请你帮个小忙，”他说着伸手拿出另一个信封。 
　　“这次又是给谁的？” 
　　萨姆把信交给他。“我想让你拿这封信到监狱正门外面的高速公路附近去，希望你去找呆在那儿的三K党头目，我要你把这封信念给他们听。想办法让摄像机把这封信拍摄下来，因为我想让人们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亚当有些不解地拿着信。“信里说了些什么？” 
　　“我写得很干脆，我让他们都回家去，别再纠缠我，让我能死得平静些。我从来不认识那帮人，他们只是想从我的死刑中捞油水。” 
　　“你不可能把他们赶走的，这你也知道。” 
　　“是的，我想他们也不会走人，可在电视里就好像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哥们似的，其实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 
　　“我说不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亚当下意识地把自己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正对第五巡回法院说你基本上成了个植物人，你是不可能有这些想法的。” 
　　萨姆突然发起火来。“你们这些个律师，”他不屑地说，“你还不肯罢手吗？一切都结束了，亚当，别再玩游戏了。” 
　　“还没有结束。” 
　　“至少我认为是结束了，你现在就拿着这封倒霉的信按我说的去做。” 
　　“马上吗？”亚当看看表问道。时针指向一点半。 
　　“是的！马上。我在这儿等你的消息。” 
　　亚当在监狱正门的警卫室旁停住车子并向路易丝讲了自己要去做什么，他觉得有些紧张。她用警惕的目光看了看他手中的白色信封，然后把两名穿制服的警卫喊过来。他们陪着亚当出了正门向示威地点走去。一些正在采访示威者的记者认出了亚当后立刻拥了过来。他和两名警卫沿着监狱正面的围墙快步走着，并不理会记者们的提问。亚当心里有些害怕但还是表现得很坚决，新找的两个保镖给他壮了不少胆。 
　　他直接走到带有三K党指挥部标记的蓝白色遮阳伞前，那里正站着一些身穿白袍子的人在等着他。记者们把亚当以及两名警卫和三K党徒们团团围住。“你们谁是负责的？”亚当提着气问道。 
　　“你是谁？”一个生着黑胡子、脸颊给太阳晒得通红的粗壮年轻人反问，他从那堆人里站出来时汗水从眼眉上滴落下来。 
　　“我这里有一份萨姆·凯霍尔签署的声明，”亚当大声说。周围的圆圈缩得更小了，摄像机也开动起来，记者们把话筒和录音机伸到亚当面前。 
　　“安静些，”有人大声喊道。 
　　“向后退！”一名警卫厉声叫着。 
　　亚当面前聚集的三K党徒更多了，他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袍子，大部分人没戴尖顶帽，他在其中没有发现上次和他交过锋的人。所有三K党徒的表情看起来都不很友善。 
　　狭长草地上的喧嚷声静了下来，人们紧紧地挤作一团来听萨姆的律师有什么话说。 
　　亚当从信封中取出一张便笺用两只手拿在面前。“我叫亚当·霍尔，是萨姆·凯霍尔的律师，这是萨姆的声明，”他又重复了一句，“签署日期是今天，信是写给所有三K党人以及今天为他的事前来示威的所有其他组织。下面我就照章宣读：‘请离开吧，你们来这里不能给我任何安慰，你们只是在利用我的死刑博取你们自己的利益。我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不想认识你们，请你们立即走开，我更愿意在没有你们助兴的情况下去死。’” 
　　亚当扫了一眼那些板着面孔的三K党徒，他们全都热得汗流浃背。“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接着念：‘我不再是三K党人了，我和那个组织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断绝所有关系。如果没有和三K党发生瓜葛的话，直到今天我也还会是个自由人。’签署人是萨姆·凯霍尔。”亚当把信在空中挥了挥又伸到那些三K党徒的面前，那些人全都呆若木鸡，一言不发。 
　　生着黑胡子的红脸膛年轻人向亚当扑过来试图把信抢走。“把它给我！”他喊叫道，但亚当把信猛地抽了回去。亚当右侧的警卫迅速上前一步挡住了那个人，那人想把警卫推开，警卫却把他推了回去，一些三K党徒马上和萨姆的两个保镖推搡起来。在附近一直注视着这边的其他警卫迅速过来加入了撕打的行列，并很快恢复了秩序，人群向后退去。 
　　亚当勉强冲着那些三K党们笑笑。“快离开吧！”他向他们喊道，“你们听到他的话了吧！他为你们感到丢脸！” 
　　“滚你的吧！”那个头目回骂道。 
　　两名警卫拉着亚当往回走，免得他再惹恼了那些人。他们拨拉开挡在路上的记者和摄像师们，迅速回到监狱的正门并冲进大门内，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一排警卫和一群记者，最后终于到达了亚当的车子旁。 
　　“你可别再回这儿来了，好不好？”一名警卫恳求他说。 
　　麦卡利斯特的办公室存不住消息是出了名的，可以说比一个千疮百孔的破厕所漏得还要厉害。星期二下午早些时候，杰克逊市盛传着州长正在认真考虑赦免萨姆·凯霍尔的传闻。这一传闻很快从州议会大厦传到了等在外面的记者们耳朵里，又被其他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们传播开去，不过这时已不再是闲言碎语，而是有鼻子有眼的传闻了。又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所谓的传闻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已经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 
　　莫娜·斯塔克在议会大厦的大厅里会见了新闻界的记者们，她保证说再过一个小时州长就会发表一项声明，她解释说法院还没有最后定案。当然，州长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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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最后的临刑前逃生上诉在第五巡回法院只耽搁了不到三个小时便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三点钟的时候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会议。赫兹·克里和加纳·古德曼匆匆忙忙赶到了州议会大厦对面罗克斯伯勒的办公室。首席检察官拥有一套很完善的电话系统，能够接通所有有关人员，包括加纳·古德曼、克里、帕契曼的亚当和卢卡斯·曼、查尔斯的罗比肖克斯大法官、新奥尔良的朱迪大法官，以及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麦克尼利大法官。三人法官小组准许亚当和罗克斯伯勒陈述了各自的看法，随后便结束了会议。四点钟的时候，法院书记官向所有当事人通告了驳回上诉的消息，随后便给每个人发去了传真件。克里和古德曼将诉状迅速传真给了美国最高法院。 
　　亚当同法院书记官简短交谈后慢慢将电话挂好，这时他看到萨姆正在进行最后一次体检。萨姆怒视着那个正在心惊胆战地给他量着血压的年轻医生，帕克和廷尼应医生的要求站在一旁。前面办公室同时容纳这五人显得有些拥挤。 
　　“第五巡回法院刚刚驳回了上诉，”亚当阴沉着脸说，“我们正在上诉美国最高法院。” 
　　“那里也不是什么好去处，”萨姆说道，眼睛仍然瞪着那医生。 
　　“我很乐观，”亚当心不在焉地道，实际上是说给帕克听的。 
　　医生迅速将器具放回箱子。“好了，”他说完便向屋门方向走去。 
　　“这么说我的身体符合执行死刑的要求了？”萨姆问道。 
　　医生打开门走了出去，帕克和廷尼也跟着出去了。萨姆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然后开始慢慢在屋子里来回踱步，鞋后跟有些滑，这影响了他的步伐。“你紧张吗？”他问，笑得让人难受。 
　　“当然，你好像一点也不紧张。” 
　　“死本身并不像等死那样可怕。妈的，我准备好了，我很愿意迎接死神的到来。” 
　　亚当差点又要说他们在最高法院有多么乐观之类的老生常谈了，但他不想再给萨姆奚落一顿。萨姆边踱步边吸烟，也失去了说话的兴致。亚当自然又忙着打起电话来，他要通了古德曼和克里，但只简单谈了几句，要说的话很少，乐观情绪就更谈不上了。 
　　纽金特上校站在访客中心的门廊上让人们安静下来。在他面前的草坪上聚集着一大群记者，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抽签。纽金特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铁皮罐，每一家新闻单位的代表都戴着一个由监狱管理机构发给的带有号码的橙黄色徽章作为凭证。人群出奇地安静。 
　　“根据监狱管理规定，共有八个席位分配给新闻界记者，”纽金特不紧不慢地说道，受到众人的关注使他感到很受用，他的声音几乎能够传到监狱的正门那边，“美联社、合众社和密西西比州电视网各占一席，剩余的五席供随机选择。我要从这个罐子中取出五个号码，如果和哪位的凭证号码吻和了，今天就是哪位的幸运日，有问题吗？” 
　　几十位记者突然之间全都没了问题，其中许多人拿起他们的橙黄色徽章核对自己的号码，一阵激动不安的情绪掠过人群。纽金特很夸张地把手伸进铁罐内抽出一张纸条。“四八四三号，”他像个赌场中的报号老手般地念道。 
　　“在这儿，”一个兴奋异常的年轻人应声道，一边还拉了拉他那个颇吉利的徽章。 
　　“你的名字？”纽金特大声说道。 
　　“埃德温·金，《阿肯色报》的。” 
　　纽金特身边的一个副手将他的名字写到了纸上。埃德温·金受到了同行们的羡慕。 
　　纽金特迅速叫了另外四个号码后结束了抽签。当叫到最后一个号时，人群中明显地涌出了一股失望的情绪，落选的人们顿时变得垂头丧气。“十一点整的时候，会有两辆车停在那儿。”纽金特向主干道的方向指了指。“八名见证人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你们将乘车去往严管区目击死刑执行情况，不得携带任何种类的摄像机和录音机，到达那里时将会被搜身检查。大约在十二点半的时候你们将登车返回这里，然后在新的行政办公楼的主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了记者们的方便，大楼将在晚间九点钟开放。还有什么问题吗？” 
　　“共有多少人亲眼目击死刑执行情况？”有人问道。 
　　“在见证室里大约有十三到十四人，在毒气室里将只有我和一名牧师、一名医生、州里的行刑人，以及狱方律师和两名警卫。” 
　　“受害者家属会亲临死刑现场吗？” 
　　“是的。埃利奥特·克雷默先生，也就是那位祖父打算亲临现场。” 
　　“州长呢？” 
　　“根据法令，见证室里有两个席位供州长支配，其中的一个席位由克雷默先生使用。至于州长是否会亲临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凯霍尔先生的家人到不到现场呢？” 
　　“不。他的所有亲属都不到现场。” 
　　纽金特就像是打开了一只盛昆虫的盒子，到处都劈劈啪啪地响起了提问声，而他却还有许多事要去处理。“回答问题到此结束，谢谢，”他说着便离开了门廊。 
　　唐尼·凯霍尔在差几分六点时前来和萨姆诀别。警卫把他直接带到了前门办公室，他在那里看到穿戴一新的哥哥正在和亚当·霍尔谈笑风生。萨姆给他们两人作了介绍。 
　　亚当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和萨姆的弟弟照面。出现在他面前的唐尼是个很整洁的人，很注意修饰，也很讲究穿戴。他长得和萨姆差不多，这时的萨姆已经理过发，修过面，并且脱掉了那身红囚服。他们两人个头相当，唐尼的身材不是很胖，萨姆则显得更瘦削些。 
　　唐尼显然不是亚当所担心的那种乡巴佬式的人物。他见到亚当时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高兴之情，同时也很为亚当成为一名律师而感到骄傲。他是个很和善的人，脸上挂着平易近人的微笑，牙齿很白，只是此时眼睛里透着悲伤。“情况怎么样？”他们闲聊了片刻后唐尼问道。他是指上诉的事。 
　　“现在全看最高法院了。” 
　　“这么说还有希望？” 
　　萨姆听了他的话哼了一下鼻子。 
　　“还有一点希望，”亚当几乎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 
　　他们的谈话停顿了一会儿，亚当和唐尼都在搜肠刮肚地想找些不那么敏感的话题。萨姆倒是满不在乎，他平静地坐在椅子上，双腿交叉在一起喷吐着烟雾。他心里想着什么他们是猜不透的。 
　　“今天我去艾伯特那儿坐了一会儿，”唐尼说。 
　　萨姆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地板。“他的前列腺炎怎么样了？” 
　　“我不大清楚，他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这就是我的兄弟。” 
　　“我还见到了芬尼婶婶。” 
　　“我还以为她已经走了，”萨姆笑了笑说。 
　　“差不多了，她已经九十一岁高龄，对你的事伤透了心。她说你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侄子。” 
　　“她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她。见鬼，我来这儿前五年就一直没有再见到她了。” 
　　“不过，她显然很为你伤心。” 
　　“她会好的。” 
　　这时萨姆突然露出了很开朗的笑容并随即大笑起来。“还记得那次我们看到她进了奶奶房后的厕所就拼命往厕所顶上扔石头的事吗？吓得她一边尖叫一边哭喊着跑了出来。” 
　　唐尼猛然间回忆起了那档子事也止不住大笑起来。“记得，那厕所顶是铁皮做的，”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石头落上去就像炸弹爆炸一样。” 
　　“是啊，那次有我。还有你和艾伯特，你那时恐怕还不到四岁。” 
　　“不过我还是记住了那件事。” 
　　他们继续讲着故事，那笑声也感染了亚当，他看着两个像孩子一样笑着的老人，自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有关芬尼婶婶和厕所的一个故事又引出了她的丈夫，那个又瘸又抠门的加兰叔叔，接下来又是一阵阵的笑声。 
　　萨姆点的最后一餐是为了成心要恶心一下食堂里的那些手艺欠佳的大师傅们，他们用那些寡淡无味的配给食物整整折磨了他九年半的时间、他点的食物很少，也很容易采买，一只纸盒就能装来。让萨姆不能理解的是他的那些先驱者中竟有人在临行前点了七道菜的大餐，其中包括牛排、龙虾和乳酪饼。巴斯特·莫克吃了整整两打的生牡蛎，接着又吃了一盘子的希腊沙拉，一大块牛里脊肉和其他的几道菜。他永远也搞不明白那些人在临死前的几个小时里打哪儿来的那么好的胃口。 
　　七点半纽金特来敲门时他一点也不觉得饿。纽金特的后面跟着帕克，再后面是一名拿着个托盘的管理员。托盘中间有一只大碗，里面放着三只爱斯基摩派，碗的旁边是一个装有法国咖啡的小暖瓶，那是萨姆最爱喝的咖啡。管理员将盘子放到了桌子上。 
　　“晚餐不是很丰盛，萨姆，”纽金特说道。 
　　“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享受这顿饭，还是你一定要站在一边用你的蠢话烦我？” 
　　纽金特身子一挺，瞪了一眼亚当。“我们将在一个小时后回来，到那时你的客人必须离开这里，你将会被带回观察室去，听明白了吗？” 
　　“快点走吧你，”萨姆坐到桌子上说。 
　　那几个人一出去唐尼便说：“活见鬼，萨姆，你怎么不点些也能供我们享用的东西？这算是什么最后一餐？” 
　　“我的最后一餐就这样，轮到你时再点你想要的吧。”他拿起一把叉子，小心翼翼地刮动着香草冰淇淋和上面的巧克力脆皮。他咬了一大口，然后慢慢地把咖啡倒在杯子里，咖啡的颜色很深，带有很浓的香味。 
　　唐尼和亚当坐在靠墙边放着的椅子上，从萨姆的身后看着他慢慢享用他的最后一餐。 
　　那些人是五点以后到达的。他们来自全州各处，全部亲自驾车前来，车子一律都是四开门大汽车，颜色不一，车门和保险杠上带有不同的徽记和标志，有的车顶上带有警灯，有的在前排座位上部挡风玻璃处还架有猎枪，所有车子上都有天线在风中摇摆。 
　　他们是各县的行政司法长官，都是各县选出来保护公民免受不法之徒侵扰的人，其中大多已经在任多年，参加这种无官方记载的行刑前晚宴也不止一次了。 
　　这种晚宴是由一个名叫梅佐拉小姐的厨师准备的，菜单一成不变。她用动物油炸制个头很大的鸡，用猪肉火腿烧豇豆，还有小茶碟大小的纯乳酪松饼。她的厨房就在中央行政办公楼旁边一家小自助餐厅的后面。晚宴总是在七点开始，对前来就餐的行政司法长官的人数也没有限制。 
　　今天晚上的食客是一九八二年特迪·多伊尔·米克斯安息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梅佐拉小姐已经预计到了这一点，因为她看过报纸，也知道萨姆·凯霍尔是个人人熟悉的角色。她预计至少有五十名行政司法长官。 
　　门口的警卫们像对待贵宾般地示意长官们通过，那些人进门后便把车子胡乱地停在自助餐厅周围。他们大多是些块头很大的人，都长着一副好下水，胃口好得惊人，而且经过长途颠簸已经是饥肠辘辘。 
　　众人在进餐时很轻松地开着玩笑，像猪一样饱餐后便来到外面的行政办公楼前，他们坐在各自的车箱盖上看着天色黑下去，一边剔着牙缝里的鸡肉一边对梅佐拉小姐的烹饪手艺赞不绝口。车子里的收音机都开得音量非常大，像是随时都在等着收听凯霍尔被绳之以法的消息。他们谈论着其他的死刑和各自地盘的恶性案件，还谈起关在监舍里的本地区的人。那该死的毒气室使用的次数也太少了点。 
　　他们很感兴趣地看着前面不远处高速公路旁的数百名示威者，大家又剔了一会儿牙便复又进屋去吃巧克力蛋糕。 
　　这是一个美妙的执法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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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黑暗给帕契曼门前的高速公路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宁静。那些三K党徒们都坐在折叠椅上等待着，他们脚下的草坪被践踏得凌乱不堪。尽管萨姆已经要求他们走开，但没有一个人肯离去。光头党和那些意气相投的同仁们被八月的骄阳炙烤了一天后，正一群一伙地坐在草坪上喝着冰镇汽水。嬷嬷们的行列里又加入了来自大赦国际声援团的成员，他们燃着蜡烛，一边祈祷一边唱着圣歌，同时与那些崇尚仇恨的组织尽力保持着距离。要是在别的日子里，或是另一次死刑、另一个犯人的情况下，那些充满仇视心理的人们早就会叫嚣以血还血了。 
　　一辆满载着青少年的小型卡车缓缓驶近监狱正门，一瞬间平静被打破了。车上的人们突然齐声高呼口号：“毒死那个杂种！毒死那个杂种！毒死那个杂种！”喊完口号后卡车猛地加大油门，高速开走了。一些三K党徒迅速站起身来准备迎战，但那些孩子们已经无影无踪，再也没有回来。 
　　戒备森严的公路巡警们控制着局面。州里派来的军队分成小组监视着公路上的情况，他们尤其注意着三K党和光头党们的动向。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着。 
　　古德曼终于给市场分析叫了停。在这五天里，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一共打了两千多个电话。他向学生们支付了酬金，一边把蜂窝电话收回，一边对他们万般感谢。那些学生没有一个想罢手的，于是他们便跟着古德曼一同去了州议会大厦。在大厦前的台阶下面也在进行着烛光守夜活动。州长仍在二楼的办公室里。 
　　一名学生主动给身在街对面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里的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挂了电话。古德曼和他通了话，接着又和克里和乔舒亚·考德威尔通了话，考德威尔是他的一个老朋友，此时正心甘情愿地守候在华盛顿的最高法院死刑书记官的办公桌前。古德曼使每一个人都各就各位，并使所有的电话联络都保持畅通。他又给亚当挂了电话，亚当说萨姆正在吃最后一餐，他还是不想和古德曼讲话，但他倒是诚心诚意地感谢古德曼为他所做的一切。 
　　萨姆对付完了咖啡和冰淇淋后站起来伸了伸腿脚。唐尼已经有一阵没有说话，他一直忍着悲伤，这时他准备要离开了，因为纽金特很快就会回来，他想现在就和萨姆道别。 
　　萨姆吃冰淇淋的时候在新衬衣上溅了一个污点，唐尼想用餐巾给他擦去。“没那么重要，”萨姆看着他的弟弟说道。 
　　唐尼仍继续擦着。“是的，你说得对。我该离开了，萨姆，他们马上就要回来。” 
　　两位老人长时间拥抱在一起，互相轻轻地拍打着后背。“我很难过，萨姆，”唐尼声音颤抖着说道，“我很难过。” 
　　他们抽回身子，但仍然扶着对方的肩头，两人的眼里都濡湿了，但都没有让眼泪流下来。他们在彼此的面前是不敢哭出来的。“你多保重，”萨姆说。 
　　“你也一样，做个祷告吧，萨姆，好不好？” 
　　“我会的，谢谢你做的一切，你是唯一还在关心我的人。” 
　　唐尼咬着嘴唇把视线从萨姆脸上移开。他和亚当握了握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绕过萨姆向门口走去，离开了他们。 
　　“最高法院还没有消息吗？”萨姆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好像他突然间又相信自己还有机会。 
　　“没有，”亚当难过地说。 
　　他坐到桌子上，两脚悬在空中。“我真想让这一切都快点过去，亚当，”他字斟句酌地说，“这未免太残酷了些。” 
　　亚当不知道说什么好。 
　　“要是在中国，他们会悄悄过来从后脑勺上给你一枪。没有最后一餐，没有道别，没有等待，那倒是挺不错的。” 
　　亚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看了无数次的手表。从中午开始，时间似乎变得时断时续，有的时间好像还没有经过便消失了，有的时间又停下来半天不动地方，一会儿快得像飞一样，一会儿又慢得像蜗牛在爬行。这时门上响起了敲击声。“进来吧，”萨姆轻声说。 
　　拉尔夫·格里芬牧师走了进来并把门关好。他在白天时已经来看过萨姆两次，很显然他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是他第一次经历执行死刑，而他已经决心使它成为最后一次，他那个在州里当议员的表兄会给他另外找一份工作的。他向亚当点了点头后和萨姆并肩坐到了桌子上。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九点。 
　　“纽金特上校就在外面，萨姆，他说在等你。” 
　　“好吧，那我们就不出去，咱们就在这儿坐着。” 
　　“正合我意。” 
　　“你瞧，牧师，在过去的几天里，我的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动，这是我以前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不过，我还是从心里恨外面那个傻瓜，我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 
　　“恨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萨姆。” 
　　“我知道，可我无能为力。” 
　　“坦白地讲，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萨姆向牧师笑了笑，伸手搂住了他。外面的嗓音变得越来越大，纽金特闯了进来。“萨姆，到了回观察室的时间了，”他说。 
　　亚当站了起来，他的双腿因恐惧而有些发软，肚子里像刀绞一般，心脏也狂跳不止。萨姆却显得无所谓似的，他从桌子上跳下来。“咱们走吧，”他说。 
　　他们跟着纽金特从前面办公室来到狭窄的走廊里，帕契曼监狱中块头最大的一些警卫沿墙站在走廊里。萨姆拉着亚当的手，两人一起慢慢走着，牧师紧跟在他们的身后。 
　　亚当用力握了握祖父的手，对他们身旁的那些人不屑一顾。他们经过监狱中部，穿过两扇大门，然后进了A排监舍铁门。他们进去后铁门又关上了，众人跟着纽金特从一间间囚室跟前走过。 
　　萨姆是何等地熟悉这些面孔啊。他向汉克·亨肖挤挤眼，又满不在乎地向眼里噙着泪的J．B．古利特点点头，然后又向斯托克·特纳笑了笑。他们全都倚在铁栅栏门上，头低低地垂下，脸上流露出恐惧，而萨姆则毫无惧色地看着他们。 
　　纽金特在最后一间囚室前停下来等着A排监舍尽头的一扇门打开。一阵响动之后，门开了。萨姆、亚当和拉尔夫走了进去，纽金特示意把门关上。 
　　囚室里很暗，屋里唯一的灯是关着的，电视机也没有打开。萨姆在床上坐到亚当和牧师之间，他用手臂支撑着身子，头向下垂着。 
　　纽金特看了他们一会儿，但想不起有什么要说的。过几个小时他就会回来，十一点时他要来带萨姆去隔离室。他们都知道他会回来，而在这个时候和萨姆说他要离开而且过一会儿还要再来未免太残酷了些，所以他没有吭声便退出了牢门，他手下的那些警卫们正在昏暗的走廊里望着这一幕。纽金特来到隔离室门前，里面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简易床供犯人在最后的时刻使用。他穿过这个小房间来到了毒气室，这里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州里的行刑人正在忙着，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是个身材矮瘦而结实的人，名叫比尔·蒙代，只有九个手指，每执行一次死刑他可以得到五百美元。根据法令，他是由州长亲自指定的。比尔·蒙代此时正在一个被简称为化学间的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距毒气室不足五英尺，他正在仔细查看一张夹在书写板里的清单，面前的台子上放着一听一磅装的粒状氰化钠，一瓶九磅装的硫酸，一桶一磅装的苛性酸，一铁桶五十磅装的无水氨和一桶五加仑的蒸馏水。在他身旁的另一个小一些的台子上放着三副防毒面具，三副橡肢手套，一个漏斗，还有肥皂、毛巾和一块抹布。在两个台子之间有一只配酸用的桶，桶的下面有一根两英寸直径的管子穿过地板和墙壁通向毒气室的控制杆附近。 
　　蒙代实际上一共有三张清单。一张是化学药品配比说明：将硫酸和蒸馏水按百分之四十一的浓度混合，将一磅的苛性酸溶入二点五加仑的水中制成苛性钠溶液，还需要配制一些用于行刑后清洁毒气室的溶液。另一张清单写的是必要的化学药品和用具。第三张是执行死刑的具体步骤。 
　　纽金特和蒙代聊了几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蒙代的一名助手正在往毒气室各扇窗户的缝隙里抹凡士林油，一名穿便装的行刑队员正在检查木椅上的绑带和绳索，医生正在摆弄他的心电图监视器。从毒气室敞开的门望出去，可以看到已经停在外面的救护车。 
　　纽金特又看了一遍清单，实际上他早就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了。他甚至还写了一份新的清单，那是一份建议记录下死刑过程的流程图，由纽金特、蒙代和蒙代的助手们共同使用。该流程图接死刑过程中各种情况发生的顺序加以编号列出：将水和硫酸进行混合，犯人进入毒气室，将毒气室锁好，往酸中加入氰化钠，毒气到达犯人面部，犯人看来失去知觉，犯人失去知觉，犯人身体发生痉挛，最后一次可见的痉挛，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打开排气阀，打开抽气阀，打开通风阀，打开毒气室门，从毒气室中移出犯人尸体，宣布犯人死亡。每一项的旁边还有一段空白用以记录各项间隔的时间。 
　　还有执行死刑的清单，那是一张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分成二十九个步骤的流程图。该流程图自然还带有附录，记载的是事后要做的十五件事情，其中的最后一件是把犯人装上救护车。 
　　纽金特知道清单上的每一个步骤。他知道怎样配制化学药品，怎样打开各种阀门，需要打开多长时间，怎样将它们关闭。他全知道。 
　　他走到外面去和救护车司机聊天，顺便透透气，然后他又从隔离室回到A排监舍。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在等着那个他妈的最高法院作出的不知什么裁决。 
　　他派了两名最高大的警卫去把A排监舍走廊上面通往外面的窗户关好。这些窗户也和这座大楼一样经历过了三十六个年头，所以关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两名狱警在关窗时发出的撞击声在走廊里一声声回响着。窗户一共有三十五扇，每一名囚犯都确切地知道这个数字。每关一扇，牢房里就变得更暗更静一些。 
　　两名警卫终于完成任务走开了。死牢变成了铁桶一般，所有的门都把得严严的，所有的窗户都关得死死的。 
　　从开始关窗起萨姆便开始发抖，他的头垂得更低了。亚当把一只胳膊搭到他那瘦弱的肩头上。 
　　“我一直很喜欢那些窗户，”萨姆说，他的声音低沉而嘶哑。一个班的警卫站在不到十五英尺远的地方，那些人像进到动物园的孩子似地透过牢门的铁栅栏望着他，萨姆不想让他们听到他说的话。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竟然还会有萨姆喜欢的东西。“每当下大雨时总会有水泼打在窗子上，有些会溅落进来，在地板上流淌。我一直很喜欢下雨，还有月亮。当天空中没有云的时候，我有时可以站在自己的囚室里透过那些窗户看上一眼月亮。我总是想他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多装些窗户，我是说，他妈的——对不起，牧师——虽说他们决意要把你整天关在囚室里，可干嘛不让你能够看看外面？我一直搞不明白。恐怕有很多事情我永远也搞不懂了，唉，算了吧。”他的声音拖了很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再也不说一句话。 
　　黑暗中传来了小牧师那很柔婉的男高音，他唱的是“与主同行”。歌声听起来很动听。 
　　 
　　我只求紧紧与你同行， 
　　主啊，答应我的请求吧， 
　　让我一天天向你靠近…… 

　　“安静！”一名警卫高声喊叫着。 
　　“不要你管！”萨姆大声回敬了一句，把亚当和拉尔夫吓了一跳。“接着唱吧，兰迪，”萨姆又用隔壁刚好能听到的声音说。小牧师停了一会儿，他的情感明显受到了伤害，接着他又唱了起来。 
　　什么地方响起了门的撞击声，萨姆下意识地站起身。亚当捏了捏他的肩头，让他坐了下来。他的眼睛失神地望着阴暗的地板。 
　　“我想莉是来不了了，”他说，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亚当考虑了片刻后下决心对他讲出实情。“我不知道她的去向，我已经有十天没见到过她了。” 
　　“她应该是在康复诊所里。” 
　　“我也这样认为，但我不知道她会在哪个诊所，对不起，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她。” 
　　“最近几天我特别想念她，请你转告她。” 
　　“我会的，”亚当说，但如果亚当再度见到她时，保不住会上去掐死她。 
　　“我也特别想埃迪。” 
　　“你看，萨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是谈些愉快的事吧，好吗？” 
　　“希望你能原谅我对埃迪做的那些事。” 
　　“我已经原谅你了，萨姆。这事我们已经了结了，卡门和我都能原谅你。” 
　　拉尔夫低下头靠着萨姆说道：“也许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事要考虑一下，萨姆。” 
　　“可以再等会儿，”萨姆说。 
　　A排监舍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向他们走来。来人是卢卡斯·曼，他的身后跟着一名警卫，曼停下来，看着这三个在黑暗中紧紧挤靠在床上的人。“亚当，有你的电话，”他神色紧张地说，“在前面办公室里。” 
　　三个黑影同时直起身子。亚当跳起身来，等牢门一打开便一言不发地冲到外面。他的腹内在剧烈地翻腾，可他还是在走廊里一路小跑。“给他们点颜色看，亚当，”J．B．古利特对从面前跑过的亚当说道。 
　　“谁来的电话？”亚当问紧紧跟在后面的卢卡斯·曼。 
　　“加纳·古德曼。” 
　　他们迂回穿过严管区的中心区匆匆赶到了前面办公室。电话机正放在桌子上，亚当上前一把抓起，顺势在桌子上坐下。“加纳，我是亚当。” 
　　“我现在州议会大厦，亚当，就在州长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最高法院刚刚驳回了我们的所有上诉，在那里是没有丝毫指望了。” 
　　亚当闭上眼睛停了停。“好吧，我估计会是这种结果，”他看了看卢卡斯·曼说。卢卡斯眉头紧皱，低下了头。 
　　“你不要离开，州长将要发表一个声明，我五分钟后再挂电话给你。”古德曼说完放下了电话。 
　　亚当也把电话挂上，他出神地盯着电话机。“最高法院把我们全部驳回了，”他对曼说，“州长马上要发表一个声明，古德曼很快会再来电话。” 
　　曼坐了下来。“我很难过，亚当，非常难过，萨姆还挺得住吗？” 
　　“我想，萨姆的情况比我还要好些。” 
　　“这就奇怪了，是不是？这是我第五次经历这种事了，我总是很吃惊他们走的时候是那样的平静。天黑下来时他们就不再进行什么努力了。他们吃了最后一餐，和家人告别，对一切表现得异常冷静，要是我的话，肯定会又踢又喊又哭，没有二十个人恐怕别想把我从观察室里拖出去。” 
　　亚当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这时他看到了在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的鞋盒，盒子里面衬着铝箔，底部有一些碎点心。他们一个小时前出去时桌上并不曾有过那个盒子。“那是什么？”他不经意地问道。 
　　“死刑点心。” 
　　“死刑点心？” 
　　“是的，住在离监狱南面不远的一个可爱的小夫人每次执行死刑时都会烤制一些。” 
　　“为什么？” 
　　“不清楚，实际上我不知道她那样做有什么必要。” 
　　“那些是给谁吃的？”亚当看着残留的点心和碎屑问道，仿佛那是一堆毒药。 
　　“警卫和管理人员。” 
　　亚当摇了摇头。他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无暇去分析烤制这些点心出于什么目的。 
　　大卫·麦卡利斯特为了出席记者招待会特意换上了一身黑色的海军服和新浆洗过的白衬衣，并打了一条深红色领带。他往头上喷些水，把头发梳理了一番又刷了牙齿，然后才从一个侧门进了他的办公室。莫娜·斯塔克正在为一些数据伤脑筋。 
　　“电话终于停止了，”她松了口气说。 
　　“甭管那些电话了，”麦卡利斯特边说边对着一面镜子检查了一下领带和牙齿，“咱们走吧。” 
　　他打开门来到门厅里，两名警卫立刻迎上前来。他们一边一个拥着他走到大厅里，这里已是灯火通明。一群记者和摄像师拥上前来聆听州长的声明。他走到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那里挤放着十几只话筒。他对厅里的灯光皱了皱眉头，等人们静下来以后便开始了讲话。 
　　“美国最高法院刚刚驳回了萨姆·凯霍尔的最后上诉，”他装腔作势地说道，好像记者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似的。他说完停顿了片刻，摄像机沙沙作响，话筒在等待。“所以说，经过三个陪审团的审理和九年来向我们宪法体制下的每一级法院所进行的上诉，经过不少于四十七名法官对这个案件的复审，正义之剑终于降临到萨姆·凯霍尔的头上。他的罪孽是在二十三年前犯下的，尽管正义姗姗来迟，但仍不失其应有的威严。许多人都打电话来要求我赦免凯霍尔先生，但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无视对他进行审判的陪审员们的智慧，我也不能把我的意志强加给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庭，我同样也不能违背我的好友克雷默一家的愿望。”又是一段停顿。他没有拿讲话提纲，显而易见这些话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衷心希望对萨姆·凯霍尔执行死刑能够将我们这个饱受创伤的密西西比州痛苦的一章抹去。我呼吁所有密西西比州的人民经过这个悲伤的夜晚之后能够走到一起来，为了平等而努力，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他向后退了一步，下面顿时响起了提问声。警卫将侧门打开，他走了出去。他们急速向楼梯走过去并出了北门，那里正有辆车恭候着。一英里外，一架直升机正等着他们一行。 
　　古德曼来到外面的老式大炮旁边站下，不知为何把视线投向了商业区的高大建筑。在他面前的台阶下面，有许许多多举着蜡烛的示威者。他打电话向亚当通报了消息，然后他穿过人群和烛火离开了州议会大厦。他走过大街时响起了圣歌的诵唱声，直至他走出两个街区以外那歌声才渐渐消失。他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向赫兹·克里的办公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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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回观察室的路比以往显得更加漫长。亚当一个人走在这个他已经很熟悉的地方。在这迷宫般的监舍里，卢卡斯·曼不知在什么地方离开了他。 
　　当亚当在这座建筑物的中部等着一扇沉重的铁门打开时，他在刹那间意识到了两件事。首先他意识到此时四周已经聚集了更多的人——更多的警卫，更多的佩带徽章和在屁股后面挂着手枪的陌生人，更多的身穿短袖衬衫并系着聚酯领带的板着面孔的人。这是很不寻常的一种特殊情况，任谁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恐怖气氛。亚当估计到了执行萨姆的死刑时，监狱里的所有人员都会凭借各种关系和自己拥有的权力来到监舍。 
　　他意识到的第二件事是自己的衬衫已被汗水湿透，衣领紧紧粘在了脖子上。他把领带松了松，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台电动马达嗡嗡地响了起来，铁门哗啦哗啦地打开了。一定是某个正在值班的警卫在这个由水泥墙、水泥窗和铁栅栏门构成的迷宫中的什么地方按动了电钮。亚当走进大门来到下一排栅栏前，这是通向A排监舍的一处铁栅栏，他的手一直揪住领带结和下面的钮扣不放。他拍了拍前额，额头上并没有汗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湿热的空气。 
　　由于关上了窗户的缘故，此时的A排监舍已近乎令人窒息。又是嗡嗡的马达声，又是哗哗的开门声，他进到了窄窄的走廊里。萨姆曾经告诉过他，走廊的宽度为七英尺半。三只阴暗的荧光灯在屋顶和地板上投下浓重的阴影。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经过一间间黑黝黝的囚室，里面关的都是些凶残的杀人犯，他们此时都在祈祷和冥想，有几个甚至正在哭泣。 
　　“是好消息吧，亚当？”J．B．古利特在暗影里恳求地问道。 
　　亚当没有回答。他继续往前走着，他的视线掠过走廊上方的一扇扇窗户，剥起的油漆在上了年头的玻璃四周形成斑斑驳驳的阴影，他满脑子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了向那个垂死的人报告这一彻底绝望的消息，有多少律师曾经走过这段由前面办公室通向观察室的最后历程。死刑在这个地方并不鲜见，所以他觉得一定有不少人在这条路上经受过磨难。加纳·古德曼本人就曾经给梅纳德·托尔带去过这一绝望的消息，想到这里亚当感到多少有了些力量。 
　　他不去理会站在A排监舍尽头的一小堆人伸着脖子向他投来的探询目光。他在最后一间牢门处停下来等着，门顺从地打开了。 
　　萨姆和牧师仍旧弓着身子坐在床上嚅嚅低语，他们的头部在黑暗中几乎挨到了一起。两人抬起头来望着亚当，亚当坐到萨姆身边用手臂揽住他的肩头，此时他的肩头似乎显得更脆弱了。“最高法院方才把一切都驳回了，”他非常温和地说，嗓子几乎哑得发不出声来。牧师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萨姆像是早就料到似地点了点头。“州长刚才也拒绝给予赦免。” 
　　萨姆鼓足勇气想把肩膀挺起来，但却有些力不从心，肩头反而垂得更低了。 
　　“愿上帝宽恕我们，”拉尔夫·格里芬说道。 
　　“这么说，一切都完了，”萨姆说。 
　　“所有上诉都给驳回了，”亚当小声说。 
　　监舍尽头聚集在一起的行刑队员们兴奋不已的嘀咕声传了进来，死刑已是在所难免了。在他们后面毒气室的方向响起了撞门声，萨姆的双膝猛地缩拢在一起。 
　　他安静了片刻——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刻钟，亚当也弄不清楚，时间仍然似乎是时断时续。 
　　“我想该是祷告的时候了，牧师，”萨姆说道。 
　　“我也这样想，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 
　　“你看采取什么方式好呢？” 
　　“嗯，萨姆，这要看你到底打算祈祷些什么？” 
　　萨姆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先搞清楚上帝在我死后不会迁怒于我。” 
　　“你想得很对，可你为什么认为上帝会迁怒于你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吗？” 
　　拉尔夫搓动着两只手。“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上帝忏悔你的罪过并请求上帝的宽恕。” 
　　“所有罪过吗？” 
　　“也不用一一列举，只要恳求上帝宽恕你所做的一切就行了。” 
　　“听起来像是一揽子忏悔。” 
　　“是的，一点不错。只要你是认真的就会奏效。” 
　　“我要不是认真的就让我下地狱。” 
　　“你相信有地狱吗，萨姆？” 
　　“相信。” 
　　“你相信有天堂吗？” 
　　“相信。” 
　　“你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进天堂吗？” 
　　萨姆对这个问题想了好长一会儿，接着他点了点头才说道：“你呢？” 
　　“是的，萨姆，我相信。” 
　　“那我就按你说的来对待这件事吧。” 
　　“好的。在这件事上就相信我好了，行吗？” 
　　“只是觉得太容易了些。我简单祷告一下，一切的一切便都得到了宽恕。” 
　　“为什么那也会使你伤脑筋呢？” 
　　“因为我做过一些很坏的事，牧师。” 
　　“我们都做过坏事，但我们的上帝有着无限的爱心。” 
　　“你没有做过我所做的事。” 
　　“把那些事讲出来会使你好过些吗？” 
　　“是的，不讲出来我心里难以平静。” 
　　“那就告诉我吧，萨姆。” 
　　“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亚当问道。萨姆握了握他的膝头。“不用。”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萨姆，”拉尔夫望着铁门外面说。 
　　萨姆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用一种不带任何色彩的低声讲述。他小心翼翼地把声音控制在只有亚当和拉尔夫可以听见的程度。“我残忍地杀了乔·林肯，我已经说过对此事非常懊悔。” 
　　拉尔夫一边听着一边自言自语着什么。他已经开始祷告。 
　　“我帮助我的兄弟们杀了那两个谋害我父亲的人。坦率地讲，我对这件事从来也没有后悔过。而今，人的生命已经具有了更高的价值，我认识到自己做得不对。在我十五岁或者是十六岁时曾经参与过私刑，我只是那伙暴徒中的一员，即使我当时想阻止那件事的话恐怕也做不到。但我试都没试，我觉得自己在那件事中是有罪的。” 
　　萨姆打住了话头。亚当屏住呼吸，他希望忏悔就此结束。拉尔夫等了又等，终于说道：“完了吗，萨姆？” 
　　“没有，还有一件。” 
　　亚当闭上了眼睛，强打起精神继续听下去。他觉得头晕目眩，直想呕吐。 
　　“还有一次私刑。是个叫克莱托斯的年轻男子，姓什么记不清了。那是一次三K党的私刑，我当时十八岁，对那件事我只能讲这些了。” 
　　这个恶梦看来是永无止境了，亚当心想。 
　　萨姆做了个深呼吸，静了几分钟。拉尔夫在更加紧张地做着祷告。亚当只是在等待着。 
　　“克雷默家的两个孩子不是我杀的，”萨姆说，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本来没有必要去那里，也不该卷进那个乱子中。很多年来我一直对自己卷在里面懊悔不迭。参加三K党是不对的，更不应该恨所有的人和去安放炸弹。但那两个孩子的确不是我杀的，我也没有打算伤害任何人。本来那颗炸弹应该在午夜爆炸，那时附近不会有任何人，我真的以为会是那样。但炸弹被别的什么人引爆了，那个人绝不是我。我只是负责望风、开车和打打下手。是另外的人把炸弹爆炸时间重新进行了设置，比我原想的晚了许多。我一直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故意想杀人，但我怀疑他是的。” 
　　亚当听到了他的话，那些话进到了他的脑子里，他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极度的震惊使他目瞪口呆。 
　　“我本来有可能阻止那件事的发生，所以我是罪责难逃的。如果装上炸弹以后我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的话，那两个孩子直到今天还会活在世上，我的手上沾着他们的血，许多年来，我一直为此痛心不已。” 
　　拉尔夫轻轻把一只手放到萨姆的后脑勺上。“和我一起祷告吧，萨姆。”萨姆用两手蒙住眼睛，把胳膊肘放到了膝头上。 
　　“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你相信他由圣母所生，过着圣洁的生活，却受到无端的迫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我们得到永恒的拯救吗？你相信这些吗，萨姆？” 
　　“是的，”他低声说。 
　　“你相信他离开了坟墓并升入了天堂吗？” 
　　“是的。” 
　　“你相信由于他的存在，你的一切罪孽都可以获得宽恕吗？所有那些压迫着你心灵的可伯事情已经得到宽恕了。你相信这一切吗，萨姆？” 
　　“是的，是的。” 
　　拉尔夫的手从萨姆头上拿开并从他的眼角揩去泪水。萨姆一动不动，但他的肩头在不停地颤抖，亚当把他搂得更紧了。 
　　兰迪·杜普雷开始吹起口哨，他吹的是“与主同行”的另一个段落，节拍非常清晰准确，哨音在走廊里悠扬地回荡着。 
　　“牧师，”萨姆挺直了腰板说，“克雷默家的两个孩子也会在天堂里吗？” 
　　“是的。” 
　　“可他们是犹太人哪。” 
　　“所有的孩子都会进入天堂的，萨姆。” 
　　“我在那里能见到他们吗？” 
　　“不知道。天堂里有很多事我们都还不了解，但圣经向我们保证说所有到了天堂的人都不再会有悲伤。” 
　　“那太好了，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他们。” 
　　纽金特上校那明白无误的声音打破了宁静。A排监舍的铁门哗啦哗啦响了一阵后打开了。他昂首阔步地走到距离观察室五英尺的地方站一下，身后跟着六名警卫。“萨姆，到了进隔离室的时间了，”他说，“现在是十一点整。” 
　　三个人并肩站了起来。牢门打开后萨姆迈了出去，他向纽金特笑了笑，然后回转身和牧师握了握手并拥抱了他。“谢谢，”他说道。 
　　“我爱你，兄弟！”兰迪·杜普雷从他那不过十英尺外的囚室里大声喊道。 
　　萨姆看了看纽金特问道：“我能跟朋友们道个别吗？” 
　　这个要求是不符合狱规的。手册里明确规定要将犯人直接由观察室带往隔离室，根本没有提到在监舍里兜一圈的事。纽金特一时语塞，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没问题，不过要快些。” 
　　萨姆向前走了几步握住了兰迪从牢门里伸出来的手，接着他又走到下一个牢门前和哈里·罗斯·斯科特握手。 
　　拉尔夫·格里芬小心翼翼地从警卫们的身旁离开了A排监舍，他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像孩子般地哭了起来，他不会再见到萨姆了。在观察室门前，亚当站在离纽金特不远的地方，两人都在望着萨姆沿着走廊向前走去，他在每间牢房门前都停一下，小声地和里面的狱友说上几句话。他和J．B．古利特说的时间最长，走廊里传来了古利特的哭泣声。 
　　然后，他转过身，毫无惧色地往回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步数，还向他的朋友们微笑。他拉住亚当的手。“咱们走吧，”他对纽金特说。 
　　在A排监舍尽头安排了一大堆警卫，三个人只能勉强从他们中间挤过去。纽金特在前面开道，萨姆和亚当跟在后面。拥挤的人群使室温凭添了好几度，也更增加了空气的浑浊。很明显这是在显示实力，是为了震慑胆敢不听话的犯人，或者是为了使犯人就范。但对像萨姆这样弱不禁风的老人再来这套却显得有些蠢不可及。 
　　从一间牢房到另一间只不过有二十英尺的距离，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走到，亚当每走一步都感到无比的痛苦。他们穿过由荷枪实弹的警卫们构成的人墙和那扇沉重的铁门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问。对面墙上的一扇门紧关着，那扇门通往毒气室。 
　　屋里已经专门放好了一张临时简易床，亚当和萨姆坐到上面。纽金特关好门并蹲在他们两人面前，屋里只剩了他们三人，亚当又一次把胳膊搭到萨姆的肩头上。 
　　纽金特摆出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他把一只手放到萨姆的膝盖上说：“萨姆，让我们共同经历这个不幸的时刻吧，现在——” 
　　“你这个蠢货，”亚当脱口喊到，连自己也对这句奇怪的话感到有些意外。 
　　“他也是没办法，”萨姆帮着亚当说，“他只是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纽金特感觉到了萨姆对他的严厉谴责，他想说几句比较得体的话。“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你说呢？”他对亚当说。 
　　“你干嘛不快点走开？”亚当说。 
　　“你知道吗，纽金特？”萨姆问道，“我读过无数的法律书籍，也看过数不清的监狱规定，可我从未见过什么地方写着要让我和你一起度过我最后的时间。无论是法律、法令还是规定中都没有提到过。” 
　　“你赶快从这里滚出去，”亚当说着，差不多要动手了。 
　　纽金特急忙站起身。“医生将在十一点四十从那扇门进来。他会在你的胸部安放一只听诊器后离开。十一点五十我从同一扇门进来，那是我们进毒气室的时间。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你走吧，”亚当指着门说。纽金特急忙退了出去。 
　　屋里一下子只剩了爷孙两人。时间还剩一个小时。 
　　两辆一模一样的囚车开到访客中心门前停下，八位幸运记者和一名行政司法长官上了车。法律并没有要求案件发生地的县行政司法长官担任死刑见证人，但法律允许那样做。 
　　一九六七年担任华盛顿县行政司法长官的那个人已经在十五年前去世，不过，现任长官也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就通知卢卡斯·曼说他一定要履行法律赋予他的这项权力。他说自己觉得应该替格林维尔和华盛顿县的人民来实现这个宿愿。 
　　埃利奥特·克雷默先生没有亲临帕契曼。他多年来一直在为这次旅途做着准备，但他的医生在最后时刻挡了驾。他的心脏很脆弱，来这里会有生命危险。露丝·克雷默从未认真考虑过要来参加执行死刑，她正在孟菲斯的家中和朋友们一起等待着结果。 
　　受害人家里将没有人亲临萨姆·凯霍尔死刑的执行现场。 
　　车子启动了，记者们一窝蜂地对着它拍照和摄像，直到它上了监狱里的主干道后消失了。五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严管区的门前，车上的所有人都被叫到一旁检查是否带有摄像机和录音机，然后他们又重新上车进了大门。囚车沿着严管区正面的草地一路前行，然后拐过西头的牛栏停在了救护车的附近。 
　　纽金特正亲自候在那里。记者们从车子里下来后立刻本能地四下张望，力争能够在事后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他们正好是在一幢方形红砖建筑的外面，与之毗邻的低矮平房便是严管区。那幢不大的建筑物有两扇门，一扇关着，另一扇正向他们敞开。 
　　纽金特没情绪和那些乱哄哄的记者们浪费时间。他迅速带他们穿过敞开的大门来到里面的一间小屋子，屋里放有两排折叠椅，椅子的前面是一道预示着不祥的黑色布幔。 
　　“请坐，”他生硬地说，接下来清点人数，共是八名记者，一名行政司法长官，另外还空着三个位子。“现在是十一点十分，”他不无夸张地说道，“犯人正在隔离室里。在你们面前的布帘后面便是毒气室，差五分十二点时犯人将被带进毒气室，将他固定好后便要将毒气室的门锁上。那道布帘将在午夜十二点整准时打开，届时犯人已经在毒气室里了，他与窗户的距离不到两英尺，你们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这一切都是按规定执行，明白吗？宣布他死亡以前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到时布帘将要拉上，你们应该回到车子里去。诸位等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很抱歉这间屋里没有空调。布帘一旦打开后，一切都会很快地进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和犯人谈过话吗？” 
　　“是的。” 
　　“他的状况如何？” 
　　“眼下我就不细讲了。一点钟时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到时我再详细回答提问，现在我很忙。”纽金特说完便离开了见证室并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迅速拐过墙角进了毒气室。 
　　“我们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你想谈些什么？”萨姆问道。 
　　“想谈的大多了，不过，大部分都是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在这种场合下谈令人愉快的话题未免有些费劲。” 
　　“你现在想什么，萨姆？心里都有哪些想法？” 
　　“什么想法都有。” 
　　“你最怕什么？” 
　　“毒气的味道，到时候不知是否会很疼痛，我可不想受罪，亚当，我希望能快点。到时候我要用力吸进一口，没准当时就能上西天。我并不怕死，亚当，不过，我现在对临死前这一段时间倒是有些怕。我希望快点过去，这种等待太残酷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这个结实的心脏平静得很。我做过一些坏事，孩子，但我觉得上帝应该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我还不到罪不容赦的地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和你在一起的人？” 
　　“说来话长，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那样做本来可以挽救你的性命。” 
　　“不会的，没人会相信它，你想想看，经过了二十三年的时间，我突然改口将责任全部推到一个子虚乌有的人身上，那岂不是有些滑稽。” 
　　“你为什么不和我讲实情？” 
　　“我有我的道理。” 
　　“是为了保护我吗？” 
　　“只是原因之一。” 
　　“那个人还在，是不是？” 
　　“是的，就在附近。实际上，没准他这时就在监狱前面和那些疯子们在一起，他在等待着。不过，你从未见过他的面。” 
　　“道根和他的妻子是他杀的吗？” 
　　“是的。” 
　　“还有道根的儿子？” 
　　“是的。” 
　　“还有克洛维斯·布雷泽顿吗？” 
　　“可能是。他是个天生的杀手，亚当，是个异常残暴的人。第一次审判时他就对我和道根进行过威胁。” 
　　“他有名有姓吗？”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告诉你，这方面的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你的死是为别人所犯的罪孽受过。” 
　　“不。我本来可以救那两个孩子，上帝知道那次杀人有我的份，我是罪有应得，亚当。” 
　　“谁也不应该受这种惩罚。” 
　　“这比活着要好受些。如果他们现在把我带回牢房并要我一直在那里等死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 
　　“怎么样？” 
　　“我会自杀。” 
　　经过在监狱里度过的这段最后时光，亚当知道萨姆的话是不无道理的。他很难再重温这种每天有二十三个小时呆在一只小笼子中的生活所带给人的恐怖。 
　　“我忘了带烟来，”萨姆拍了拍口袋说，“恐怕现在是戒烟的最好时机了。” 
　　“你是在寻开心吗？” 
　　“是的。” 
　　“没用的。” 
　　“莉给你看过有我参加私刑照片的那部书吗？” 
　　“她没有给我看，但告诉我那部书放在什么地方，我把它翻了出来。” 
　　“你看到照片了。” 
　　“是的。” 
　　“很平常的一次聚会，是不是？” 
　　“非常可悲。” 
　　“你看到另一张私刑照片吗，就是另一页的那一张？” 
　　“是的，有两名三K党徒。” 
　　“都穿着白袍，戴着尖顶帽和面具。” 
　　“是的，我看到了。” 
　　“那是我和艾伯特，其中一个面具后面就是我。” 
　　亚当的心简直要炸裂开来。那张令人恐怖的照片在他的脑海里闪现着，他拼命想把它从脑子里赶出去。“你为什么要和我讲这些，萨姆？” 
　　“因为我会感到好受些，我以前从未向人承认过，面对事实对人来讲是一种解脱，我觉得好受多了。” 
　　“我不想再听到那些事了。” 
　　“埃迪从来不知道那件事。他在阁楼上发现了那本书，他也猜出其他照片里有我。但他不知道我就是那些三K党中的一个。” 
　　“我们别再谈埃迪了，好不好？” 
　　“好吧。莉怎么样了？” 
　　“我对莉非常生气，她悄悄溜开了。” 
　　“我看，见不到她也许是件好事，不然大家都会受到伤害。我很高兴卡门能来看我。”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她是个好孩子，”亚当说。 
　　“非常出色。我觉得很骄傲，亚当，为你和卡门。你们都继承了你们母亲的优秀基因，有你们这样两个出色的孙儿孙女，我真是知足了。” 
　　亚当只是听着，不想打断他。隔壁传来了一声响动，两个人都吓了一跳。 
　　“纽金特一定是在那里摆弄他的那个玩艺儿，”萨姆说道，他的两肩抖得厉害，“你知道什么使我难过吗？” 
　　“什么？”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真像是给鞭子抽打一样，尤其是在最后的这几天。我看着你，看着卡门，我的面前是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性格开朗，热情奔放。你们不仇恨任何人，你们宽容，胸怀坦荡，受过良好教育，志向远大，无论到哪里都不像我那样背负着与生俱来的重负。我看着你们，我的孙儿孙女，我的亲生骨肉，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是另外一种人？一种像你和卡门那样的人？真不能让人相信我们之间竟会有一脉相通的血缘关系。” 
　　“别这样，萨姆，别那样想。” 
　　“我控制不住自己。” 
　　“求你了，萨姆。” 
　　“好吧，好吧，谈点让人高兴的。”他的声音拖得很长，身子也向前倾过去。他的头垂得很低，几乎落到了两腿之问。 
　　亚当想更多地了解一下那个神秘的同谋犯。他想知道全部实情——那次爆炸案的全部细节，逃跑的经过，萨姆是怎样给抓住的，为什么萨姆会给抓住。他还想知道那个家伙怎么样了，尤其是因为他就在外面，正在拭目以待。但他的问题是不会得到答复的，因此他放弃了。萨姆会把很多秘密带到坟墓里去的。 
　　州长直升机的到来在帕契曼正门一带引起了一阵骚动。直升飞机是在高速公路的另一侧降落的，那里正有一辆囚车在等着。州长的两侧一边有一个保镖架着他的臂肘，身后是一溜小跑的莫娜·斯塔克，麦卡利斯特匆匆忙忙上了囚车。“是州长到了！”有人喊了起来。圣歌和祷告的声音暂时停了下来。摄像机追着囚车一通猛拍，直到它一溜烟地开进了监狱的正门不见了。 
　　几分钟后，车子停在严管区后面救护车的附近。保镖和斯塔克小姐留在车子里，纽金特过来迎接州长并把他护送到见证室内，他进去后在前排坐下并向其他见证人点了点头，那些人现在都已是大汗淋漓。屋子里像蒸笼似的，黑蚊子沿着墙壁乱飞乱撞。纽金特问州长还需要些什么。 
　　“需要些爆米花，”麦卡利斯特打趣道，但并没有人报以笑声。纽金特皱了皱眉山去了。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一名记者马上问道。 
　　“无可奉告，”麦卡利斯特自命不凡地说。 
　　他们十个人不再讲话，都静静地盯着那块布帘，一边焦急地看着手表。令人紧张不安的闲聊结束了，他们都避免各自间的目光接触，似乎都在为参与了这种可怖活动而感到难为情。 
　　纽金特停在毒气室门口核对着清单。时间已是十一点四十，他让医生去隔离室，然后走到外面示意警卫们从严管区周围的四个岗楼撤出。执行死刑后毒气逸出并对岗楼上的警卫造成伤害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纽金特做事喜欢一丝不苟。 
　　敲门声真是轻得不能再轻了，但在这种时候那声音仍像是一声重锤，它在沉寂中轰然响起，亚当和萨姆都不由得为之一震。门开了，那名年轻医生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勉强挤出的微笑，他蹲下身子，请萨姆解开衬衣。一只圆圆的听诊器放置到了他那苍白的皮肤上，听诊器带的一根短线垂挂在他的裤带位置。 
　　医生的手在发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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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十一点半的时候，赫兹·克里、加纳·古德曼、约翰·布莱恩·格拉斯和他的两位学生停止了闲聊，他们握起双手围坐在克里办公室的桌子旁，每一个人都默默地为萨姆·凯霍尔做了祈祷，然后赫兹·克里代大家为萨姆·凯霍尔念了祷文。他们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沉思着，又为亚当念了一段简短的祷文。 
　　结束的时刻来得很快。在最后的二十分钟里，时断时续的时间突然变成了脱缰的野马。 
　　在医生离去后的几分钟里，他们又轻松又紧张地交谈了一会，萨姆在屋里踱了两个来回，对屋子进行着测量，随后他靠在床对面的墙壁上。他们谈了芝加哥，谈到了库贝法律事务所，萨姆说他很难想象那幢房子里怎么可以容纳下三百多号律师。他们偶尔发出一两声绷紧的笑声，他们在脸上挤出些许紧张的微笑在等待着那令人惊惧的下一次敲门声。 
　　那敲门声在十一点五十五分准时响起。前三声很急促，接着是一段时间停顿，纽金特在闯进来之前等待了片刻。 
　　亚当立即跳起身来。萨姆深深地吸了口气，咬紧了下颌，他向亚当伸出一根手指。“听着，”他坚决地说，“你可以和我一起去那里，但我不允许你呆在那儿。” 
　　“我知道，我也不想在那儿呆着，萨姆。” 
　　“很好。”他那有些弯曲的手指落了下来，下颌放松了，脸部表情也变得很松弛。萨姆向前走了一步抓往亚当的肩膀。亚当把他拉向自己轻轻地拥抱着他。 
　　“告诉莉我爱她，”萨姆说道，声音有些断断续续。他向后仰着身子望着亚当的眼睛。“告诉她我一直到最后都在想念她，我不怪她没有来看我，要是我的话，非到万不得已也是不会来的。” 
　　亚当马上点了点头，强忍着不使自己哭出来。你说的我都会办好的，萨姆，所有的一切。 
　　“代我向你母亲问好，我一直很喜欢她。把我的爱带给卡门，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我对这一切感到很难过，亚当。对你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遗产。” 
　　“我们会好好干的，萨姆。” 
　　“我知道你们会的。因为有了你们，孩子，我会很骄傲地去死。” 
　　“我会想念你，”亚当说道，眼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门被打开，上校走了进来。“到时间了，萨姆，”他沉着脸说。 
　　萨姆面带坚强的笑容望着他。“咱们走吧！”他坚定地说。纽金特先走，然后是萨姆，最后是亚当。他们走进毒气室，里面已经挤满了人，那些人都直瞪瞪地望着萨姆，但很快地又把视线移到了别处。他们一定是感到了羞愧，亚当想，他们一定是羞于来此参与这件肮脏的勾当。那些人都不朝亚当这边看。 
　　死刑执行人蒙代和他的助手正站在隔壁化学间里，两名穿制服的警卫和他们挤在一起，卢卡斯·曼和一名监狱长副手靠门边站着。医生正忙着进行临刑前的检查，他尽力做出平静的样子在调整心电图仪。 
　　在被人们围着的屋子中央就是毒气间，这个呈八边形的桶状体上新刷的油漆闪耀着银白色的光泽。它的门是敞开的，里面那把不祥的椅子静静地等待着，椅子后面有一排遮挡住的窗户。 
　　通向外面的门也是敞开的，但屋里仍然没有一丝风。里面就像是个桑拿浴室，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两名警卫把萨姆带进毒气间，他数着自己走过的步数——从隔离室到毒气室只有五步之遥的距离——只在一瞬间里他便进了毒气间并坐到了椅子上，他向四周寻找着亚当。两名警卫的手在迅速地动作着。 
　　亚当就停在门口。他靠在墙上支撑着自己，他的膝盖像海绵一样软弱无力。他呆呆地看着屋子里的人们，又望望毒气室、地板和心电图仪。这里的一切都经过了消毒处理！新油漆的墙壁、泛着光泽的水泥地板、医生及其使用的器具。洁净的小毒气间闪着亮光，从化学间里飘出一股防腐剂的气味，一切的一切都卫生得无可挑剔。这里真应该当作为人们治愈伤痛的诊所使用才是。 
　　如果我呕吐在地板上会怎么样呢，就吐在这位好心肠的医生面前，你会怎样收拾这间洁净无比的小屋呢，纽金特？如果我当场就吐在这间毒气室内，你用什么办法进行处理呢，纽金特？亚当拼命抑制着自己的胃部。 
　　萨姆的胳膊分别由两名警卫绑紧，然后又将他那穿着簇新迪基斯裤子的两腿缚住，接下来便是固定他的头部以防他在毒气发生作用时伤害自己。全都捆绑停当了，剩下的只是等待通气。一切都是那样的井井有条，洁净无比，不会见到一丝血腥，没有任何瑕疵能够玷污这完美的合乎道义的谋杀。 
　　警卫们从窄小的门里退了出去，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满意。 
　　亚当看着坐在椅子上的萨姆，他们的视线相遇了，但萨姆马上把眼睛闭了起来。 
　　医生就在他的身边。纽金特和医生说了句什么，亚当听不到他们的话。医生走进去把听诊器的线接好，他的动作非常麻利。 
　　卢卡斯·曼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上前去，他站在毒气间的门口。“萨姆，这是死刑判决书，我依法向你宣读。” 
　　“快点吧，”萨姆在喉咙里沽哝了一声。 
　　卢卡斯把那张纸拿起来开始读道：“根据华盛顿县巡回法院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对你所作出的有罪裁决和死刑判决，兹宣布在密西西比帕契曼州立监狱毒气室对你执行死刑。愿上帝保佑你的灵魂。”卢卡斯退后一步又拿起挂在墙上的两只电话中的一只。他给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看看是不是还会在最后关头破天荒收到缓刑通知。没有收到。第二部电话直通杰克逊市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同样，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时已是八月八日星期三午夜过后三十秒了。“没有接到缓刑通知，”他对纽金特说。 
　　他的话音在闷热潮湿的屋子里回荡不息并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亚当最后看了他的祖父一眼。他的手攥着，眼睛紧闭，似乎已不忍心再看亚当。他的嘴唇嚅动着，像是在做又一次的简短祈祷。 
　　“还有什么不能执行此次死刑的理由吗？”纽金特突然很正式地问道，他希望在法律程序上不出一丝一毫的纰漏。 
　　“没有了，”卢卡斯不无遗憾地回答。 
　　纽金特站在毒气间的门口。“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萨姆？”他问道。 
　　“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亚当该离开了。” 
　　“很好。”纽金特说完缓缓地把门关上，门上敷着厚厚的橡皮垫，关门时没有丝毫的声音。于是，被紧紧捆住的萨姆便给锁在了毒气室内，他把眼睛紧紧地闭上，请快些吧。 
　　亚当从面朝毒气间的纽金特身后退了出去。卢卡斯·曼打开了通向室外的门，两个人很快来到外面。亚当最后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个房间，死刑执行人的手已经伸向手柄，他的助手正在向一边挪动着身子想看上一眼。两名警卫也在调整位置以便能够看到那个老杂种死去时的情景。纽金特和监狱长副手以及医生正挤在另一侧的墙边，他们不时地点着头和向四下打量，生怕遗漏掉什么。 
　　外面的气温是华氏九十度，但显得凉快多了。亚当走向一辆救护车在上面倚了一会儿。 
　　“你没事吧？”卢卡斯问道。 
　　“没事。” 
　　“还是想开些吧。” 
　　“你不去亲眼看看吗？” 
　　“不去了，我已看过四次，够了。对我来讲，这是最不容易的一次。” 
　　亚当看着位于砖墙中部的那扇白色大门，有三辆汽车就停在附近。车的旁边有一群警卫正在抽烟和低声闲聊。“我想走了，”他说，他觉得自己像是要生病了。 
　　“好吧。”卢卡斯抓住他的胳膊领他来到第一辆汽车旁边。他和一名警卫说了几句话，那人便跳进了驾驶室。亚当和卢卡斯则坐在了置于车箱中部的长凳上。 
　　亚当知道，就在此时此刻，他那留在毒气间里的祖父正在吸进毒气，他的肺部正在经受着那灼热毒气的灸烤。就在那里，在那幢小小的红砖房里，他正在把毒气吸进去，他在尽可能用力地吸着，希望能一下子就漂到那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去。 
　　他开始哭起来。汽车绕过放风的院子后从监舍前面的草地上穿了过去。他捂住自己的双眼，他在为萨姆哭泣，为他此刻遭受的苦难哭泣，为他被迫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死去而哭泣。他身穿新衣，像头牲畜似地被绑在那里的样子是多么的让人可怜。他为萨姆哭泣，哭他在生命的最后那九年半时间里痴痴地想透过铁门望一眼月亮，他为饱受创伤的凯霍尔家族哭泣，为那悲惨的家史而哭泣。他也在哭自己，哭自己在此时此刻的痛苦，哭他失去了可亲近的人，哭他没有能阻止这种疯狂的行为。 
　　卢卡斯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车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很遗憾，”他不止一次地说道。 
　　“这是你的车吗？”他们出了大门停下后卢卡斯问道。沙土地停车场上停满了车子，亚当一言不发地把自己的车门猛然拉开，道谢的话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 
　　他在一垄垄棉田之间的砾石路上行驶着，直到驶上主干道。他的车速一直很快，只是在绕过两个路障时才稍稍放慢些速度，最后他来到了正门停下来，等着警卫检查他的后备箱。他的左面是一群记者，他们正翘首企盼着来自监舍的消息，小型摄像机早已严阵以待。 
　　他的后备箱里没有人，看到警卫挥手后他把车子又绕过了一个路障，差一点撞上一个没有来得及躲避的警卫。他在高速公路上停住车，看了一会儿位于他右侧的烛光守夜活动。那些蜡烛足有几百支，圣歌的诵唱声从下面传了过来。 
　　他把车于高速驶开，掠过一些正在闲荡的州警，他们正在享受值勤后的休闲时光。他驶过停在高速公路两旁足有两英里长的汽车长蛇阵，很快便把帕契曼抛到了后面。他猛踩油门，车速很快达到了九十英里。 
　　他只是下意识地向北面开，但他并非想去孟菲斯。塔特怀、兰伯特、马克斯、斯莱奇和克伦肖等城镇在他的车边一一掠过。他摇下车窗，热气流在车里的座位四周打着旋。前面的挡风玻璃上不时有个头很大的昆虫噼噼啪啪撞上来，三角洲正在闹蝗灾，他听人们说起过。 
　　他只管开着，并没有什么一定的去处，这次旅行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他还从未想过萨姆死后他会马上去什么地方，因为他从来就不相信那种事会发生。他倒是想过在此时已经到了杰克逊市，正在和加纳·古德曼和赫兹·克里一起饮酒欢庆，正在为他们的力挽狂澜喝得酩酊大醉。他想过这个时候他可能仍然守候在电话机旁，正在为获得最后时刻的缓刑并使之确定下来而拼死拼活。他还想过种种其他可能。 
　　他不敢回莉的公寓去，也许她正好在家里。他们的下一次见面将会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他希望能够尽可能晚些见到她。他决定去找一家像样的汽车旅馆过夜，他要尽力让自己睡上一觉，盘算一下等明天的太阳升起时应该做些什么。他经过了十几个村落和城镇，却一间房也租不到。他把车速减慢了许多，经过一条又一条高速公路，他迷失了方向，可他并不在乎。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去哪儿时还有什么方向可迷失的呢？他靠着路标识别着所到的城镇，不断地绕来绕去。在离孟菲斯不远的赫南多镇外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店引起了他的注意，小店的门前一辆车子也没有。柜台后面有一位头发乌黑发亮的中年妇女，她正在打电话，一边抽着烟，嚼着口香糖。亚当走到啤酒冷藏柜前一把拽出一箱六瓶装的啤酒。 
　　“对不起，亲爱的，十二点后不出售啤酒。” 
　　“什么？”亚当大声问道，一边把手伸到口袋里。 
　　她对他的粗暴态度不很高兴。于是她把电话小心地放到身旁的现金出纳机上。“我们这里在午夜以后不允许出售啤酒，法律有规定。” 
　　“法律规定？” 
　　“不错，法律规定。” 
　　“是密西西比州的法律吗？” 
　　“是的，”她很干脆地回答。 
　　“你知道我现在对这个州的法律有什么看法吗？” 
　　“不知道，亲爱的，我也根本不想知道。” 
　　亚当把一张十元的钞票扔到柜台上后拿起啤酒便向自己的车子走去。她目送着他离开后便把钱揣进了口袋里，然后便接着去打她的电话。干嘛要为了一箱六瓶装的啤酒麻烦警察呢？ 
　　他又把车子发动起来，这次是向南上了一条双车道的公路，他一边按限定的车速开着车子，一边大口灌着第一瓶啤酒。他要去找一个干净的房间，要能提供免费的大陆风味早餐，有游泳池和有线电视，外加收费电视节目，而且儿童住宿免费。 
　　死去需要十五分钟，毒气间通风需要十五分钟，用氨水清洁需要十分钟，然后还要将那根据医生检查和心电图仪检验确已死亡的僵硬尸体进行冲洗。纽金特会这里那里地指指点点——戴上防毒面具，戴上手套，让那些该死的记者们回到车子里走人。 
　　亚当似乎能够看到萨姆，他的头歪到一侧，身体仍然被那些宽大的皮带绑缚着。他的皮肤现在是什么颜色？肯定不会再是过去九年半中的那种白色。他的嘴唇一定给毒气熏成了紫色，肉体会变成粉红色。毒气间此时应该恢复正常了，应该很安全了。进毒气间，纽金特会说，把他解下来。他们会用刀子把他的衣服割开。他的大便没有流出来吧？是不是尿湿了裤子？人们都会那样的。当心些，在这儿，这里有塑料袋，把衣服放到里面，用水冲洗尸身。 
　　亚当可以看到那身新衣服——笔挺的卡其布裤子，尺码有些大的鞋子，干净、雪白的袜子。萨姆重新穿上真正的衣服时有多么骄傲啊。眼下它们只不过是装在绿色垃圾袋中的破布，任凭管理员像对待有毒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掉，去烧掉。 
　　那些衣服在哪儿，就是囚犯专用的蓝裤子和白衬衣？把它们拿来。到毒气间里面去，穿在尸体上，鞋子就不必了，也不用穿袜子，妈的，他马上就会给送到殡仪馆去，让他的家人．去操心给他举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吧。现在把担架拿过来，把他抬到那边去，放到救护车里。 
　　亚当驶近了一个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湖，他上了一座桥，又穿过片低地，空气突然变得又湿润又凉爽，他又一次迷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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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清晨的第一抹曙光在克兰顿的小丘上形成了一处粉红色的光晕，它努力从树丛探出身来，它的颜色很快转黄，接着又变成了橘红色。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只有绚丽的色彩映衬着灰暗的天空。 
　　草地上放着两听未打开的啤酒，三个空瓶给扔到了附近的石碑边，第一只喝完的空瓶还在车子里。 
　　黎明时分，一排排的墓碑把它们的影子向亚当这边投射过来，阳光也很快从树丛后面照到了他的身上。 
　　尽管他已丧失了时间的概念，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已经呆了好几个小时。杰克逊市和斯莱特里法官以及周一的听证会仿佛已经成了好几年以前的事，萨姆也好像是在几分钟以前死的。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他们真的干了那桩肮脏的勾当吗？时间还在和他玩着游戏。 
　　他没能找到汽车旅馆，他也没有诚心去找。他发现自己到了克兰顿，接着又鬼使神差地给拖到了这里，他找到了安娜·盖茨·凯霍尔的墓碑，眼下他就靠在上面。他喝下了那些温乎乎的啤酒，又把空瓶扔到了视线所及的那个最高大墓碑的旁边，如果警察在这里发现他并把他投入监狱的话，他也不会在乎。他已经是进过牢房的人了。“是的，我刚从帕契曼出来，”他会告诉同室的狱友，那些刑事犯们，“是刚刚从死牢里出来的。”他们没人敢惹他。 
　　很显然，警察们都驻扎在别的什么地方，墓地里很安全。在他祖母的墓地旁已经插上了四面小红旗，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时，亚当注意到了它们，那表示将要挖掘一个新的坟墓。 
　　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关车门的声音，可是他没有听到。一个人影向他这边走过来，他也没有意识到。那人影慢慢地走着，边走边搜寻着墓碑，小心翼翼地在寻找着什么。 
　　一根树枝折断的声音惊动了亚当。莉就站在他的身旁，她的手扶在自己母亲的墓碑上。他看了看她，又把视线移向一边。 
　　“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问道，过度的麻木使他不再对这件事感到有什么惊讶。 
　　她慢慢地屈膝跪下，然后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坐了下来，她的后背倚靠在墓碑上自己母亲的名字旁。她用手臂挽住了亚当的手臂。 
　　“你到底去哪儿了，莉？” 
　　“我去进行治疗。” 
　　“你总该打个电话来吧，真是的。” 
　　“别生气，亚当，求你了，我需要朋友，”她说着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不能肯定是不是你的朋友，莉。你做的事太伤人心了。” 
　　“他想见我，是不是？” 
　　“是的。而你却沉湎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还像以前那样只关心自己，对别人毫不在意。” 
　　“别这样说，亚当，我一直在进行治疗，你知道我有多么脆弱，我需要帮助。” 
　　“好吧。” 
　　这时她注意到了那两瓶啤酒，亚当赶紧把它们向远处扔去。“我不再酗酒了，”她可怜巴巴地说。她的声音哀伤无力，俊秀的脸上显出了疲倦和皱纹。 
　　“我想去看他来着，”她说。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开车去了帕契曼，可他们不让我进去，说是太晚了。” 
　　亚当低下头，心里一子下软了下来。谴责她对他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她是个酒精中毒症患者，正在挣扎着逃离那个他希望她永远不要再陷入的魔域。她是他的姑姑，是他热爱的莉啊。“他在最后的时候问起了你，他要我告诉你他爱你，他说你不去看他他不生气。” 
　　她开始轻轻地哭起来，一边用手背擦着脸颊，哭了很长时间。 
　　“他死得很有骨气，很有尊严，”亚当说，“他很勇敢。他说他的心和上帝在一起，他不再仇恨任何人，他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他是个堂堂的汉子，莉，他是个从容就死的斗士。” 
　　“你知道我去了哪儿吗？”她一边抽噎着一边说，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去了从前的老宅，是昨天晚上直接从帕契曼开车去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它烧了。那把大火真是壮观极了，那房子，还有周围的草地，一把冲天的大火，浓烟笼罩了一切。” 
　　“别开玩笑了，莉。” 
　　“是真的。我好像差点给人抓住，我逃走的时候从一辆车子旁边经过。不过，我不在乎，我上周把那里买了下来，向银行付了一万三千美元，一旦你拥有了它，你就可以烧掉它，对不对？你是律师。” 
　　“你说的是真的？” 
　　“你亲眼去看好了。我把车子停在一英里外的一座教堂前等着消防队。可他们到底没来，离得最近的房子也有两英里远，没人能见到那大火。你开车去看看吧，除了烟囱和一堆灰烬，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你是怎么——” 
　　“用汽油，这儿，你闻闻我的手。”她把手伸到他的鼻子下面，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无可置疑是汽油味。 
　　“可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本来几年前就应该做了。”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 
　　“那里曾经发生过邪恶的事情，那里聚满了恶魔和精灵，现在他们都会离开了。” 
　　“就是说和萨姆一同死去了吗？” 
　　“不，他们并没有死，他们只是纠缠其他人去了。” 
　　亚当很快意识到再继续这种讨论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应该离开了，也许是回孟菲斯，他在那里可以让她继续进行恢复，也许需要进行治疗，他会和她呆在一起以便能时时关照她。 
　　一辆脏兮兮的小型卡车从老墓地的铁门那里开了进来，在这片古老墓地中的水泥路上懒懒散散地慢慢开着，最后停在了墓地一角的一个工具棚屋跟前。从车子里不紧不慢地下来了三个黑人，一个个都伸着懒腰。 
　　“那是赫尔曼，”她说。 
　　“谁？” 
　　“赫尔曼，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已经在这里挖了四十年的墓。” 
　　他们看着赫尔曼和另外的两个人在林立的墓碑那边不慌不忙地做准备工作，他们几乎听不到那几个人的说话声。 
　　莉停止了抽噎和哭泣。太阳已经高高地升到树林的上方，阳光直接投射到了他们的脸上，天开始热起来了。“我很高兴你能来，”她说，“我知道他很看重这件事。” 
　　“我输了，莉。我辜负了当事人，现在他死了。” 
　　“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没人能够救他的。” 
　　“可能吧。” 
　　“不要自责了。你来孟菲斯的第一个晚上就曾对我说过这是个很难打赢的官司。你不但打了，而且打得很漂亮，现在该回芝加哥继续你的生活了。” 
　　“我不回芝加哥了。” 
　　“什么？” 
　　“我要换个工作。” 
　　“可你才只做了一年的律师。” 
　　“我还会做律师的，只是经办的业务有了变化。” 
　　“做哪方面的业务？” 
　　“做死刑诉讼代理。” 
　　“听上去真可伯。” 
　　“是的，尤其是我现在这种处境。不过我会干好的，我天生不适合在大公司工作。” 
　　“你会在哪儿开业呢？” 
　　“杰克逊市，我会在帕契曼花更多的时间。” 
　　她抹了一把脸又把头发拢了拢。“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怀疑。 
　　“结果也难说。” 
　　赫尔曼这时正在围着一台停放在树荫下的反向铲挖土机兜圈子，挖土机是黄颜色的，很破旧，他仔细地做着检查，另外的两个人将两把铁锹扔进了铲斗里。他们又伸了伸懒腰，然后一边笑着谈论什么事一边用脚踢着铲车前面的轮胎。 
　　“我想起一件事，”她说，“镇子的北面有个小咖啡馆名叫拉尔夫咖啡馆。萨姆曾带我——” 
　　“拉尔夫？” 
　　“是的。” 
　　“萨姆的牧师就叫拉尔夫，他昨天晚上就和我们在一起。” 
　　“萨姆有个牧师吗？” 
　　“是的，是个很不错的牧师。” 
　　“甭管怎么说，每逢过生日的时候，萨姆就会带我和埃迪去那里，那个小店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在那里吃那种大块的点心，喝热的可乐，咱们去看看它是不是开着。” 
　　“现在？” 
　　“是的。”她激动地拔脚就要走。“快点吧，我可是饿了。” 
　　亚当抓住墓碑把自己拉起来。从星期一晚上起他还一直没睡过觉，他的双腿又僵又沉，啤酒把他搞得头晕目眩。 
　　在远处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那声音在墓地里肆无忌惮地回响着，亚当惊住了，莉也回过头来看。赫尔曼正在发动铲土机，蓝色的烟雾从排气管里喷涌而出。他的两个工友已经坐进了铲斗里，腿脚都搭拉在外面。铲车在低速挡上猛地向前冲了一下便沿着甬道开动起来，它穿过一排排的墓碑，不时地停下来改变着方向。 
　　它向他们这边开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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