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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译者：吕俊、李士芹



　　书中主人公迈克尔·布罗克是一个年轻英俊、前途无量的律师，他正在一步步实现着他的“美国梦”。他服务于美国排行第五的大法律顾问公司，每年收入相当可观，成为这个大公司的股东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只是三年的时间）。但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航线，也惊醒了他即将实现的“美国梦”。一天一个患精神病的流浪汉持枪闯进这座律师大楼，把他以及其他几个人押作人质，但是这个流浪汉并无意杀害他们，只是问了一下他们的收入情况，他们对穷人的捐赠情况以及有没有人把交不起租金的房客驱赶出去等等。后来警察介入，把这个流浪汉打死了。这件事令迈克尔·布罗克感到奇怪，他想探个究竟，于是深入避难所去了解这个人的情况，在这里，他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惨状……

    译序



　　相信不少的中国读者对约翰·格里森姆这个名字已不陌生。他是著名美国畅销书作家，美国文坛的一颗耀眼明星。自从一九八九年出版他的处女作《杀戮时刻》之后，已先后出版了八部小说：《鹈鹕案卷》、《终极证人》、《陷阱》、《毒气室》、《超级说客》、《失控的陪审团》、《合伙人》以及这本《贫民律师》。他的处女作《杀戮时刻》刚刚问世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只印发五千册，而且他自己就购买回一千册，可见销路不畅。但他并不气馁，又用了两年时间写出了第二部作品《陷阱》。这部小说为电影界看中，派拉蒙公司以六十万美元的代价买下这部著作的电影制作权，这一举动惊动各出版商，他们竞相购买该书的出版权，最后被双日出版社以二十万美元的价格买断。书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被列为当年美国畅销书之榜首，并被译成二十七种文字。格里森姆也因此一举成名，这一成功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新作迭出，仅一九九四年他的新旧著作就有四部列入畅销书榜。这部《贫民律师》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出版的一部最新力作，书一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被纽约《出版商周刊》列为当年畅销书的榜首。格里森姆的著作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今日美国》报道说，一九九三年夏天被采访的高级经济管理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读他的作品。他的读者群年龄层次的跨度也相当大，从十岁到九十六岁，可见其影响面之广。一贯以保守严肃著称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发表文章说：“乘飞机的旅客人手一册格里森姆的小说，似乎已成了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规定。”目前他的作品不仅畅销欧美，而且也风靡世界。在我国，他的作品已全部有了译本。 
　　约翰·格里森姆一九五五年出生于阿肯色州的琼斯帕勒，其父是个建筑工人，家境清贫，并因父亲职业的缘故，生活漂泊不定。他热爱生活，对贫穷的人们富有同情心，也了解他们的疾苦，这一点在他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十二岁时，随父母举家迁往密西西比州绍瑟文。从那时起，他就喜欢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的作品，并显露出他写作的才华。但他当时并没有成为作家的打算，而是在中学毕业后考入窃西西比大学主修会计专业，打算成为一名税务员，后来感到税法复杂多变，不是自己的所长。他所长的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辩，于是改学法律，在一九八一年通过律师考试，获得开业资格，成了一名刑法律师。在律师生涯的九年中他接触了上上下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使他对美国的法律也有了本质上的认识，这对他后来成为作家是十分重要的。他的这些著作几乎都以法律活动为背景，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有庭外的明争暗斗等生动的描述，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所以，人们称他是法律小说作家，他的这些小说都是以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法律界的内幕、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为主，也展示了在美国繁荣外表下，广大下层人民的疾苦，还有无数的无家可归者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又在法律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向深渊，越陷越深，最终无力自拔。格里森姆对前者充满愤恨和鄙视，对后者充满了同情。总的来说，他的小说基调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抨击社会，同情弱者。格里森姆的小说不仅是以法律活动为背景，更主要的是对美国法律的剖析，指出这种貌似公正的法律实际上是富人们制定的，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而这些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就是逼迫穷人去犯法的。穷人们告贷无门，只能每况愈下，最后与罪犯为伍。这使我们想起以前英语课本中的《金喇叭》这个小故事，只有富人才能拥有金喇叭，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金喇叭来定的。穷人已被赶到了法律的边缘地带，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跌到犯罪的深渊，沦为罪人。对于这样一个过程，《贫民律师》一书作了精辟的描写。 
　　格里森姆的小说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以情节取胜，但情节又不十分复杂，线条明快，主副线分明，可读性很强，十分吸引人，有股一经翻开便让你难以释手的力量。他不在技巧雕琢上下工夫，语言朴实，简练，极少铺陈，更无大段的角色形象的刻划，心理以及景物的描写。但他绝不媚俗，语言干净，没有性和暴力的露骨描写，他说过，他不愿让尚健在的母亲读了他的作品而感到羞愧，也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感到难堪。 
　　《贫民律师》仍保持了原来的一些特点，而在情节处理技巧上更臻成熟。书中主人公迈克尔·布罗克是一个年轻英俊、前途无量的律师，他正在一步步实现着他的“美国梦”。他服务于美国排行第五的大法律顾问公司，每年收入相当可观，成为这个大公司的股东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只是三年的时间）。但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航线，也惊醒了他即将实现的“美国梦”。一天一个患精神病的流浪汉持枪闯进这座律师大楼，把他以及其他几个人押作人质，但是这个流浪汉并无意杀害他们，只是问了一下他们的收入情况，他们对穷人的捐赠情况以及有没有人把交不起租金的房客驱赶出去等等。后来警察介入，把这个流浪汉打死了。这件事令迈克尔·布罗克感到奇怪，他想探个究竟，于是深入避难所去了解这个人的情况，在这里，他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惨状。这时又发生一家母子五口人为避严寒在汽车中过夜而被一氧化碳熏死的惨案，这引起了他的强烈震撼和良心的自责，更坚定了他投身到为这些无家可归者中去为他们服务的决心。他发现那位流浪汉和那惨死的母子五人都是被从他们栖身的一个废弃的旧仓库中驱赶出来的，而这次驱赶活动却正是他所在公司的人参与的。这次驱赶活动是非法的，但他们公司的人销毁了一些证据，还在档案文件中做了手脚。他为了伸张正义，偷出档案复印下来留作证据，告发公司，但偷文件时被人察觉，偷出后没来得及复印又出了车祸，使得档案无法返还……后来，他和贫民律师事务所的莫迪凯一道起诉这家大律师公司，而这时这家公司也在以盗窃罪起诉他，一场捍卫贫民利益与维护大公司脸面、保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斗争在法庭上展开了。最后，在迈克尔·布罗克的精神感召下，这家大律师公司的总负责人阿瑟，这位“律师的律师”同意让步，并主动提出，让他公司的几百名律师每人都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为贫民，尤其是无家可归的人，做义务的法律服务。迈克尔·布罗克以自己的行动感召了广大律师界，唤起了他们的良知，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为灵魂而工作，法律是一种神圣的召唤。 
　　这本书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它十分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对美国法律的虚伪性有着深中肯綮的批判。例如，在第十八章中，有一段是写美国是如何让穷人越来越穷，甚至最终沦为罪犯的：现在美国城市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无家可归就是犯罪。大城市都已通过了各种法规，针对那些住在街头的人。不许乞讨，不许睡在公共场所的长椅上，不许在大桥下栖身，不许在公园存放个人物品，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在公共场所吃东西……但如果衣着讲究的人在酒吧喝醉了酒，或在小巷子里撒尿，都不算什么。可要是无家可归的人这样做就要遭逮捕，而且经常有清除活动，即把他们从某一地区一起撵走。当然，并不是安排进避难所，而是像清除垃圾一样把他们圈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如果一旦入了狱，他首先就得付三十元罚金，这些人本来衣袋里就没有钱，这一来就等于让他遭一劫，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就更糟，受侮辱，受虐待，不堪忍受。更蠢的是，政府不建避难所而去修监狱，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花的钱要比在收容所里提供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可是政府却一方面拼命砍掉这方面的拨款，关闭收容所，同时又在律师身上花大笔钱来保护他们消灭穷人的法律。在政府的这种政策下，迈克尔·布罗克在不到一星期就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于非命。他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他买衣物送给这些人的孩子。愿意自己出资让他们住上温暖的汽车旅馆、吃上几顿饱饭，他为了使他们有法律的代言人，宁愿放弃优厚的待遇，不顾婚姻的破裂和父母兄弟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当上了收入菲薄的贫民律师，之所以这样做，他认为，一是因为这些人的确可怜，需要帮助；二是自己的灵魂同时也得到了净化。莫迪凯告诉他，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想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可是电话都不知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着他们想要帮助的人。那些官僚做事是有动机的。 
　　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里，迈克尔·布罗克耳闻目睹的一切，让他彻底改变成另一个人。他说，我已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而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他从为穷人的无偿服务中获得了乐趣，灵魂得到了安宁，实现了在法学院一年级时如其他一切法学院学生一样许下的诺言：当律师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通篇小说我们都可以感到作者这种情感和听到这种声音，它会感染每一个有同情心和善良感的读者，难怪他的小说如此受人欢迎。 
　　　　　　　　　　　　　　　　　　　　 译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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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穿着橡胶靴子的那个人随我身后进了电梯，但起初我并没有看见他。不过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气味——有刺鼻的烟味、廉价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长期不洗澡的气味。电梯上升时，我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我最后向他瞥去时才发现那双橡胶靴子是黑色的，很脏，而且很大。一件褴褛的战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里面一层一层的脏布缠裹在腰间，所以他显得很粗壮，几近于肥胖，但这可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冬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码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是个黑人，已上了年纪，须发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着太阳镜，双目直视，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这竟使得我也纳闷，真的，我又为什么去观察他呢？ 
　　他不是这楼里的人，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电梯，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个八层楼的律师都在为我们公司工作，他们是按小时来付酬的，这在我看来也是个不光彩的做法，尽管我已在这儿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个街头流浪汉到这里来暖暖身子，这在冬天的华盛顿闹市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是有保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的。 
　　我们在六楼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没有按电钮，没有选择他要去的楼层。原来他是尾随我而来。我迅速地离开电梯，迈进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那层楼的豪华的大理石门厅。我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电梯里，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维尔太太是我们公司一位十分富于活力的接待员，以一种她特有的蔑视的表情向我打个招呼。“看那个电梯。”我说道。 
　　“怎么了？” 
　　“有个流浪汉，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调地用法国口音说道。 
　　“对了，再拿些消毒水来。” 
　　我走开了，把大衣脱了下来，把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忘到了脑后。整个下午，我一个会接着一个会，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问题。我朝向墙角正要同我的秘书波利说话，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戴维尔太太站在桌子后面，吓呆了，两眼盯着那个流浪汉手中那支手枪长长的枪管。由于我是第一个跑过来帮她的，他就把枪慢慢地对准我。我也变得僵直了。 
　　“别开枪。”我双手高举着对他说道。我看过不少电影里类似的情节，我深知该怎么去做。 
　　“闭嘴！”他咕哝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 
　　我身后大厅的过道有声音传来。有人喊道：“他有枪！”这时声音渐渐小了下来，我的同事在敲后门，我几乎都能看见他们从窗户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个笨重的木门，通向大会议室，里面这时正有八名律师，他们都是我们诉讼科的人。八名嗅觉迟钝、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讼师正在耗费他们的时间琢磨怎样毁坏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个叫拉夫特的好斗的家伙。他猛地把门推开，喊道：“怎么搞的？”这时本来对准我的枪口又朝向他，那个穿橡胶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门口处命令道：“把枪放下！”话音未落接待厅里又响起了第二枪，子弹穿过拉夫特头上的天花板，吓得他刚才那股威风全都不见了。这时枪口又朝向我，我没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后面进了会议室。临进去前我看到戴维尔太太正在桌子后发抖，她已经吓呆了，把头缩进了脖子里，高跟鞋整齐地摆放在废纸篓旁。 
　　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将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把枪在空中慢慢地挥舞着，使屋里的八个人都对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击后的那股气味比那拿枪人身上的气味更引人注意。 
　　会议室中间一张大长桌子几乎把屋子占满了，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就在几秒钟之前它们还显得是那么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视着下面的停车场。有两个门通向走廊。 
　　“都靠墙站好！”他命令说，那支枪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样。他又把枪口对着我，离我的头很近，说道：“把门锁好！” 
　　我遵命把门锁上了。 
　　不知怎么，我总是想起那个邮局惨案中可怕的枪声——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午饭回来带回一支枪，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运动场上发生的几起惨案以及某个快餐店里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无辜的儿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是一帮律师！ 
　　他连吆喝带用枪威逼，我们八个人都靠墙站好了。当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干什么呢？要问一些问题吗？如果是那样，那就好了，我准保让他满意。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太阳镜，不过他可以看见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枪口对着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脏兮兮的战壕雨衣脱了下来，又把它叠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后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这时在电梯里闻到的那股味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开始慢慢地脱下里面的一层——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夹克衫。 
　　这衣服那么鼓胀原来是有原因的。在衣服里面，围腰系着一排红色的短棒，我虽没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药。导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面条一样从短棒的两端伸出来，这些东西都用银色的导管胶带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逃跑，飞扑到门边，如果幸运的话，他第一枪没有击中我，而我已打开锁，而第二枪再没有击中的话，我已扑倒在厅廊里了。但是我的双腿在发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听见这八个靠墙站着的人的喘气声和轻轻的哀叹声。这使得那个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个耐心的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话那样：“请静一下。”他这种平静的声音使我紧张不安。他又把腰间的导火索调整了一下，接着从大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扎干净的尼龙绳和一把弹簧折刀。 
　　他还是在我们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枪晃来晃去，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倒不错，可是谁敢相信呢？我数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说，这足可以让我们一眨眼工夫就毫无痛苦地死去。 
　　这时，枪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说道，“把他们绑起来。” 
　　拉夫特已经受够了。他向前移动一小步，说道：“喂，伙计，你到底要什么？” 
　　第三颗子弹又从他头上射过，打进天花板里，这倒不会伤着人，但声音很响，像大炮一样。这时可以听见门厅里戴维尔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声。拉夫特吓得猛地蹲下，当他想站起来时，乌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帮助他靠墙站好。 
　　“闭嘴。”乌姆斯特德咬着牙说。 
　　“不许叫我伙计。”那个人说。立刻，“伙计”这个称呼谁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称呼呢？”我问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这伙人质的头儿。我说话时语调温和，样子十分顺从，他听起来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说，当然，先生这个称呼对于我们屋里的几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了。 
　　电话铃响了。我当时立刻想到他可能会开枪把电话机打碎。不过他没这么干，而是要我把电话机拿给他，我把电话机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话筒，右手仍握着枪，枪口仍对着拉夫特。 
　　如果我们九个人进行投票选举谁该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个牺牲品。八对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拿着绳子。”他对我说。 
　　他要我们八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腕连在一起。我截短绳子打好结，我尽量不去看我这些同事的表情，因为我正在把他们与死亡联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手枪依然抵着我的后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紧的样子，而实际上尽量放得很松，拉夫特还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乌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动，而且当我捆完他的时候，绳索几乎都要脱落下来。马拉穆德流着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纪最大，是唯一的股东，两年前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纳佐，他是我在律师界的唯一朋友。我们同岁，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我是在耶鲁大学学的法律。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普罗维登斯人。他的婚姻颇富成果——四年间生了三个孩子，而我与妻子则长期不睦，现在已面临危机。 
　　我们目光相遇，我们俩都想到了他的几个孩子。这时我真感到没有孩子的幸运。 
　　有一辆警车驶了过来，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个窗子的百叶窗全都关起来，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件工作，扫视一下下面的停车场，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大楼。 
　　而我们就在这幢大楼里，九个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统计，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事务中心共有几百名律师为它工作，人员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伦比亚特区，就集中在这位先生威胁之下的这幢大楼里。他要我打电话给“老板”，并告诉他说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药。我打电话给我们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鲁道夫，并转达了这个口信。 
　　“迈克，你还好吗？”他问我，我们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扬声电话，音量开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说，“请按他的要求来办。” 
　　“他有什么要求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枪一挥，谈话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枪的指点，我选定了一个站立的位置，挨着会议桌，离他有几英尺远。这位先生有一个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他总是心不在焉地摆弄捆在腰间的导火线。 
　　他低下头看了看，用手轻轻拉了拉一根红色导线，“这根红导线，我只要一拉，你们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说完这话时，隔着太阳镜望着我。我这时感到不得不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问道，急于想和他进行对话。 
　　“我并不想这么干，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被他的措辞所打动，节奏缓慢，有条不紊，每一个音节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现在是个流落街头的人，但过去曾有过像样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呢？”我问道。 
　　“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他郑重其事地说。问题是问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为我是律师，时间对我们十分重要。我看了看表。这样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好能准确记录下来，当然首先是我们得能活下来。时间是一点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只好在令人心烦的寂静中煎熬着，这段时间一共持续十四分钟。 
　　我不相信我们就会这样地死去。看上去他没有杀死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我可以确定我们中没有人曾和他打过交道。我还记得我们在乘电梯上楼时，他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他只是想要寻找人质，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似乎是可以使杀人看起来更为合理。这真是不幸。 
　　正是这类滥杀无辜的事才是报纸、电台头条新闻的内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的播放，让人们摇头叹息。接下来的就会是几个律师死亡的新闻了。 
　　我似乎已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但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 
　　我听到外面门廊里的说话声，外面的警笛声，还有警察的无线电对讲机呱啦呱啦的响声。 
　　“你中午饭吃的是什么？”那位先生问我，这一句话打破了屋里的沉寂。问题问得太突然，想撒个谎都来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说：“烤鸡。” 
　　“就你一个人？” 
　　“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我法学院的一个朋友，是菲利人。 
　　“你俩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十美元。” 
　　他听了这话不太高兴。“三十美元，”他重复着，“两个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师。如果他要是问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撒谎。这伙人的胃口也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三十美元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买开胃酒的。 
　　“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他问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汤，汤，还有饼干，在一个临时避难所里吃的。汤是免费的。我很高兴能喝碗免费的汤。三十美元可以让我一百个朋友吃顿饱饭，你知道吗？” 
　　我严肃地点点头，似乎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们的钱包、钱、表、珠宝全交上来。”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枪。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我问道。 
　　“不可以！” 
　　我把钱包、现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又搜其他人质的衣袋。 
　　“是为了位近亲。”那位先生说，我们都舒了口气。 
　　他让我把这些财物都放进一个手提包里，再把提包锁好，接着又叫我给“老板”打电话。电话铃刚一响，鲁道夫就拿起话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鲁道夫吗？是我呀，我是迈克，我在用扬声电话给你打电话。” 
　　“我是鲁道夫，迈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看，这位先生要我把紧靠接待室的门打开，把一只黑色手提包放在厅廊，然后再把门关上锁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手枪就抵在我的脑后，我把门慢慢地打开并把手提包扔到厅廊里，我抬头看了看，没看见一个人。 
　　大公司的律师们最大的乐趣是他们是按小时付酬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转移他们这种乐趣。睡眠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睡眠都很少。吃饭实际上更促进了付酬，尤其是午饭，通常是客户来掏腰包或开支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禁不住琢磨这幢大楼的其余四百名律师在这段等候人质危机结束的时间到底应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见他们，坐在汽车里取暖或用无线电话同别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讨债。我想公司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亏了。 
　　下面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场灾难以何种形式结束，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让它快点结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会儿盹。他的头低下了，喘气也有些粗。拉夫特嘴里咕哝着些什么企图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把头向旁边晃动几下，好像是建议我采取行动。可问题是，那位先生右手握着枪，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应在打盹时还用左手紧紧地握在那吓人的红色导线上。 
　　拉夫特想让我唱主角。尽管拉夫特是公司里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还不是股东，他也不是我这部门的，我们又没有在部队上受过训练。我没有听他的。 
　　“去年你挣了多少钱？”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问我说，声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让我想一想——” 
　　“不要撒谎。” 
　　“十二万。” 
　　他对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献出去多少？” 
　　“献出去？” 
　　“是的，捐献给慈善事业。” 
　　“噢，是这样的，我真的记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负责家中这些财务什么的。” 
　　那八名律师似乎都立刻移动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虽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但也没有反驳。“那么，是谁来填写税单呢？” 
　　“你说的是国内收入总署的税单吗？” 
　　“是的，就是那种表。” 
　　“这些事是由我们税收部门来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楼。” 
　　“就在这幢楼吗？” 
　　“是的。” 
　　“好，那就把它给我拿来，把你们每个人的税收记录都给我拿来。” 
　　我看了看他们几个人的脸色，其中有两个人似乎想要说：“干脆一枪把我打死得了。”我一定是犹豫得太久了，因为那位先生已喊了起来：“现在就去拿！”说话时又在挥动着手枪。 
　　我打电话给鲁道夫，他也迟疑起来，我喊了起来：“把税单电传过来！”我简直是在命令他，“就要去年的。” 
　　我们都盯着墙角的电传机，足足有十五分钟，担心如果我们的1040表不及时赶到，那位先生就先把我们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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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竟然比我还多挣一万一千美元。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报告说。他似乎又在打盹，不过手却仍然握在红色导线上。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那么给了穷人多少钱呢？” 
　　“总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总数，别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响音乐和犹太教会混到一块儿去，也别把我们与你们白人的俱乐部相提并论，你们在俱乐部里拍卖你们的酒、你们的手稿，然后给童子军几块美元。我在说食物的问题，婴儿的食品。就在这里，就在这座城市，你们在这里挣几百万美元，可是还有那么多婴儿在夜里饿得直哭，因为他们太饿了。你们为他们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着我，我盯着我眼前的报纸。我不能撒谎。 
　　他继续说道：“整个城里到处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点吃的，你们向施粥所捐过多少钱？到底捐过没有？” 
　　“没有直接捐过，”我回答说，“不过那些捐给慈善事业的——” 
　　“闭嘴！” 
　　他又在挥舞着那该死的枪。 
　　“那么，对那些躲在避难所的无家可归的人呢？那些在华氏十度的天气才能在棚户区找到个安身之地的穷人呢？你们又捐了多少？这些报纸上列出了多少这样的棚户房？” 
　　我仍然没敢编造。“一个也没有列出。”我轻声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来，威吓着我们，银色胶带下几根红色的棒棒清晰可见。他把椅子向后一踢。“那些医院呢？我们有那么多小医疗所，有那些挣那么多钱的装模作样的医生。他们只是花了一点时间帮助那些病人，他们可不是白干的。政府从前是替他们付租金，帮助他们买药品和设备的。现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统治着，一切拨款都没有了。你们又捐了多少钱给这些小医疗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应做点什么，例如，突然看见报纸上写着什么说：“嗨，看这儿，我们捐给医疗站和施粥所五十万美元。” 
　　这正是拉夫特可能会做的，而我可不会。我可不想挨枪子儿。那位先生比看起来的样子要精明多了。当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从小百叶窗向外望时，我迅速地扫了一眼报纸。“到处都是警察，”他说道，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到，“还有不少的救护车。” 
　　他不一会儿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着会议桌旁边走了过来，又来到他的人质跟前。他们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尤其关注着炸药。他慢慢地举起枪，瞄准克尔伯恩的鼻子，离他不到三英尺远。 
　　“你给医疗所捐了多少？” 
　　“没有捐过。”克尔伯恩紧闭双眼，听声音几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处呢？” 
　　“也没有。” 
　　“向无家可归的棚户房呢？” 
　　“没有。” 
　　他并没有向克尔伯恩开枪，而是把枪口又对准了纳佐，又重复了相同的问题。纳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辙，那位先生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用枪指着，问着指同的问题，得到的也是别无二致的回答。他没一枪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们失望。 
　　“三百万美元，”他厌恶地说，“竟然没有一文钱是捐给生病和挨饿的人，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我们是感到很可怜，现在我意识到他并不想杀死我们。 
　　一个街头流浪汉怎么会有炸药呢？又会有谁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黄昏时，他说他饿了。他叫我打电话给“老板”，让他从L大街与西北十七街交汇处的循道宗布道团的施粥所要些浓汤来，他说那儿的汤里菜放得多，而且面包也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新鲜一些。 
　　“那里的食物可以带出去吃吗？”鲁道夫问道，他的声调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这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在屋里回荡着。 
　　“鲁道夫，你照办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够十个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电话挂上，接着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个朋友和一群警察穿过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个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在低头喝着汤，对他们的到来感到纳闷，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浓汤，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药的爆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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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楼等候，他们尽量呆在离那位先生远一些的地方。办公室和门廊里挤满了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着我们获救，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只听得一片欢呼声。 
　　因为我浑身是血，他们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个小健身房里。这个小健身房也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些律师们从来不用它。因为我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来锻炼，如果发现谁还有闲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儿。 
　　医生立刻把我包围了，我的妻子却不在其中。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血不是我的，他们立刻松了口气，所以先给我做了一个常规检查。血压有些上升，脉搏快得厉害，他们给我服了一片药。 
　　我真想洗个淋浴。他们却把我放在一张桌子上，让我躺下观察我的血压。“我是不是要休克？”我问道。 
　　“恐怕不会。” 
　　我真有一种要休克的感觉，克莱尔到哪儿去了？整整六个小时我就在枪口下度过的，生命随时受着威胁，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属那样在这里等候。 
　　淋浴的水很热，我洗了很长时间，我用香波把头洗了三遍，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水冲刷着我。时间好像凝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身上还散发着热量。 
　　我换上了一身别人的运动服，衣服太大了些。接着我又回到桌子那儿去再做一次血压检查。我的秘书波利走了进来，久久地拥抱着我。这时我真是渴望这种拥抱。她的两眼充满泪水。 
　　“克莱尔在哪儿？”我问她。 
　　“她在当班候诊，我一直在打电话给医院。” 
　　波利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已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还好吗？”她问道。 
　　“我想还可以。” 
　　我向医生表示了感谢然后离开了健身房。鲁道夫在走廊里遇到了我，十分笨拙地拥抱着我。他向我说了声“祝贺你”，好像我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 
　　“你明天不必来上班了，这大家都会理解的。”他说。难道他以为休息一天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吗？ 
　　“明天再说吧。”我答道。 
　　“你还需要休息一下。”他又补充说，好像医生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还想找巴利·纳佐谈一谈，可我们那几个做人质的伙伴都走了。谁也没受伤，当时只是用绳子把手腕捆了一下。 
　　因为没有人伤着，这些人又都兴奋起来，个个面带微笑，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兴奋很快就平息下来。大部分律师和职员都焦急地在一楼等候，但都离那位先生和炸药很远。波利拿着我的大衣，我把它披在大汗衫上，我那带有流苏的洛弗衫看起来样子很怪，我对此也毫不在乎。 
　　“外面有几个记者。”波利说。 
　　啊，我几乎把新闻媒体给忘了，多么好的素材！这可不是普通的在职射击训练，而是疯狂的流浪汉对一群律师的人质劫持。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采访到，不是吗？律师逃脱了，罪犯吃了枪子儿，导火索虽已嘶嘶作响，但当罪犯倒地时又把它压灭了。不然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声枪响，一声爆炸，白光一闪，窗子被震成碎片，残肢断臂落得满街都是，及时的新闻采访和现场直播，又成了第九频道的今晚头条新闻。 
　　“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波利说道，“跟我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该去做什么我真是万分感激。我现在思想有些迟钝，头脑中一个接着一个的静止状态，没有内容，也没有情节背景。 
　　我们离开底楼时，服务人员为我们打开了门。外面冷风刺面，我感受到空气的清新，这时我的肺一阵疼痛。当波利跑去开车时，我躲在建筑物的一个角落，望着外面的广场，那儿有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以及电视台的采访车，还有一辆消防车。他们正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离开了。一辆救护车的车尾正对着大楼，无疑是要把那位先生的尸体送到停尸房。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第一次微笑地说我还活着！ 
　　我闭上双眼，做了一次简短而无声的祈祷，感谢上帝。 
　　身后有了声音，当我们都默不做声地坐在车里时，波利抚着方向盘开始慢慢地启动车，她等着我开口说话，我听到了那神枪手的清脆的枪声。那找准目标后的砰的一声，接着是那几个人质惊慌地逃离桌子冲到门外。 
　　我都看见了什么？我曾看了看那张桌子，那七个人急切地望着门口，当那位先生用枪对准乌姆斯特德的脑袋时，又都把目光朝向那位先生。当他被击中时我就在他的身后，如果子弹没射中他而打中了我，后果又将如何！子弹会穿透墙壁，穿透门，也会穿透人体。 
　　“他并没打算杀死我们。”我说，声音小得刚可以听见。 
　　波利听到我开口了，她也舒了口气，“那么他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什么呢？” 
　　“他也从来没说。真是令人惊讶，我们之间说话极少，我们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就是互相看着对方。” 
　　“他为什么不同警察对话呢？” 
　　“谁知道？这正是他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把电话接通，我本可以说服警察，告诉他们他并不想杀害我们。” 
　　“你不怪警察吧，是不是？” 
　　“当然不怪，想着提醒我给他们写信。” 
　　“明天上班吗？” 
　　“我明天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你该休息一天。” 
　　“我需要休息一年，一天有什么用！” 
　　我们的公寓在乔治顿P街一排联立楼房的三楼。波利在路边把车停下，我向她道了谢就下了车，从没有灯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莱尔不在家。 
　　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能睡觉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婚礼很排场，但蜜月却很简单，当这段时光过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时工作的办公室，在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中，我们有十八天都没有性接触，这是她数过的。 
　　开初几个月她还觉得挺好玩，但渐渐地厌倦了被忽视的生活。我并没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轻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里谁也不抱怨这类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为股东，所以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时付酬也比让妻子高兴更为重要。离婚已是屡见不鲜的，我从没有叫鲁道夫减轻我的工作负担。 
　　到我们结婚快一年的时候，克莱尔已十分恼怒，我们开始争吵。 
　　她决定去医学院读书，她已厌倦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她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自我专注的人，我想这个想法倒不错，这样可以使我大大减轻负疚感。 
　　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关于挑选股东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一些风声。我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同其他同事进行一下比较，我感到我进入这个圈子还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我还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 
　　克莱尔决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些。所以我们两个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们不再争吵，只是各人干各人的。她有她的朋友和她的兴趣，我有我的。幸运的是我们没犯下生孩子的错误。 
　　我希望我做事与众不同。我们曾经相爱，而现在再让它离开。 
　　当我走进漆黑的公寓时，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我需要克莱尔。当你已和死神面对面时，你需要有人和你谈一谈。你需要感受别人对你的需要，需要别人的爱抚，需要有人告诉你有人在关心你。 
　　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些冰，坐在公寓的沙发上。我郁郁不乐一个人生闷气，因为我太孤独了，后来我的思绪又转到我同那位先生一同度过的六小时。 
　　后来又喝了一杯伏特加。我听到了她来到门口的声音，她打开门，叫声“迈克尔”。 
　　我一声没吭，因为我还在生气，她走进房间，当她看见我时停住了。“你还好吗？”她关切地问道。 
　　“我挺好。”我轻声说道。 
　　她放下大衣和提包，走到沙发旁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你到哪儿去了？”我问她。 
　　“在医院。” 
　　“当然。”我喝了一大口酒，“我这一天可够难受的。” 
　　“我都知道了，迈克尔。” 
　　“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医院呀。” 
　　“我们这九个人当了六个小时的人质，八个人的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亲人，我们算幸运，逃了出来，是秘书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可我离不开呀。” 
　　“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 
　　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 
　　“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 
　　“你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说。我总也搞不懂医生是如何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认为太不幸了。”她说，她一边说着一面去厨房里取了一杯酒，我们就在这昏暗之中相对而坐，呆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交谈很少，所以谈起活来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说说吗？”她问道。 
　　“不，现在不。”我真的不想说。酒和我吃的药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镇定和平静，就是在挥舞着手枪，腰上缠着炸药时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的沉默之中也无动于衷。 
　　我现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会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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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药力的作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我醒来时嗅到那位先生脑浆的刺鼻的气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阵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断拍打着沙发，这时我听到有动静，克莱尔就睡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还好吗？”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声地说，“就当是场噩梦。” 
　　“递给我一杯水好吗？”我说，她去了厨房。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我把我记住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她靠近我坐着，给我揉膝盖，手里还端着水杯，关注地听着，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交谈得太少了。 
　　她在七点钟时要去查房，所以我们一起烧早饭，早餐的内容是华夫饼和咸肉。我们就在厨房的柜台上用餐，前面有一台小电视机。六点的早间新闻一开始就是人质的内容，人质危机时楼里有几声枪响，楼外围了许多人，当危机结束时，我们这些人质中有几个匆忙离开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机是这个新闻电视台的，它的摄像机紧紧地瞄准我们的窗子，当那位先生向窗外窥视时，可以看到他，但时间很短，仅仅几秒钟。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岁，越战老兵，有过前科，但不严重。在新闻之后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抢劫遭逮捕时留下的档案材料，但看起来并不太像那位先生，没有胡须，没戴眼镜，看起来也更年轻一些，新闻报道说他是无家可归的，而且吸毒。但这次犯罪的动机尚不明确。也没有家人出现。 
　　对于这条新闻没有外界评论，这一报道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是天气预报，报告说下午晚些时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这以前已下过一场大雪了。 
　　克莱尔开车送我去上班，当时才六点四十分，当我发现我的汽车旁边已停了几辆其他进口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停车场从没有空闲过，我们有些人就睡在办公室里。 
　　我答应她在上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给她，这样午饭我们就在医院里吃。她告诉我要悠着点，起码在这一两天要注意一些。 
　　我该做些什么呢？躺在沙发吃药片吗？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后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厅里的两个十分警觉的保安人员道了早安，四部电梯中有三部开着门在等候上班的人们，我挑选了一下，还是走进昨天早晨与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电梯，当时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现脑海。 
　　立刻有一百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座楼？选择了我们公司？在进入大厅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在哪儿来着？通常在前面巡视的保安人员当时到哪儿去了？每天这里都有几百名律师进进出出，为什么选中了我？为什么选中了六楼？ 
　　他在追求什么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仅为惩戒几位有钱而又不够慷慨的律师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钱而且更贪婪的人去报复。 
　　他问的一个问题“有谁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赶走过”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会儿就不再想了。 
　　电梯停了下来，我走出电梯，这一次没有人跟在我身后。戴维尔太太这时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睡觉，六楼里十分清静。在她的办公桌前我停了下来，看了看通往会议室的两扇门。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门打开，这就是乌姆斯特德站在那里时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射中那位先生头颅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打开灯的开关。 
　　就好像这里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会议室桌椅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那位先生死时弄脏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换。墙上新涂了一层漆，甚至在当时拉夫特头上天花板上的弹孔都不见了。 
　　公司的头头们昨天夜里一定花了不少钱把现场搞得如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今天一整天这间屋子肯定会吸引一些人来看，但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的。这样只能耽误他们一会儿时问。我们这个崭新的办公室里不能有一丝社会渣滓的痕迹。这种掩饰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伤心的，我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钱的白人。我还期待什么呢？还要立个纪念碑吗？还是留作纪念馆呢？还要让那位先生的流浪汉同伙送来一束束鲜花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这种新漆的气味让我有些恶心。 
　　在我的办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我以前知道每天送报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邮报的城市版的第一页，在中间折叠线下，就是德文·哈迪被击毙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质危机的长篇报道。 
　　我很快就读完了全文，因为我认为我比任何记者对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从报上知道一些新的内容。那些红棒棒并不是炸药，而是把扫帚把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缠上吓人的银白色胶带，把我们这些人吓得灵魂出窍。枪是真的，0.44口径的自动枪，是偷来的。 
　　因为这是邮报，所以对德文·哈迪的报道比对我们这些人质报道要多，报道内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满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没说一句话。 
　　根据在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一个名叫莫迪凯·格林的人说，德文·哈迪曾在国家植物园当过多年的看门人，由于削减预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抢劫入狱服刑数月，后来就流落街头了。他又饮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艰难，不时在商店趁人多时扒窃。格林的这个事务所已几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师则一无所知。 
　　对于这次的犯罪动机，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确说到最近他被人从栖身的一个旧仓库里驱赶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驱赶住户是要由律师履行法律程序的。对于特区中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驱逐出去的问题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据格林先生说，十四街那个律师事务所是由一个慈善机关办的，仅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的。“原来我们由联邦政府支付费用时，我们曾有七名律师，现在只剩下两名了。”他这样告诉我们。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这九名服务于全国第五大公司的律师中有谁被杀害甚至受了轻伤，都会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 
　　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长篇报道，我还在办公桌旁坐着，看着报纸，没有任何损伤地做着工作。不然我也会在停尸房里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来了，这时八点还差几分，她满脸微笑，手里端着一盘她自己烤的小点心。她看到我来上班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实际上，我们这九个当过人质的人都来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来的。看来谁要是仍呆在家里让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种明显软弱的标志了。 
　　“阿瑟来电话。”波利说。在我们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个，但只有一个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厅里走来走去时人们不用姓来称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级股东，是总经理，是公司的原动力，是众望所归的人。如果说公司也有心脏和灵魂的话，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只谈过三次话。 
　　我告诉他说我很好。他称赞我的勇气和临危不惧，让我感到我几乎成了英雄。我纳闷，这些情况他怎么会知道。他可能先和马拉穆德交谈过了，然后一级一级向下来。这样一来就有热闹了，乌姆斯特德和那个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点钟要会见我们这几个人，就在会议室，并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录像。 
　　“为什么？”我问道。 
　　“诉讼部门的那帮伙计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道。尽管他已八十岁的高龄了，但声音还是那么响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控告警察。” 
　　“当然。”我说。 
　　“而且他们还可能把我们也推上被告席。人们对于任何事都可能会控告的，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心里说，如果没有诉讼案我们这些律师还有什么用？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他接着又去找下一个人质。 
　　九点钟时人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传闲话的人，都表现出对我的关心，但更对一些细节感兴趣，都急于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在客人来访停下来时，我坐下来，看着我那成堆的需要处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没有伸手去取。 
　　情况不一样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办公桌并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耸耸肩就把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复过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红棒棒，还有五颜六色东倒西歪的导火线。他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去搞这些玩艺儿来筹划这一行动。他偷了枪，又选择了我们的公司，结果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命也丢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曾谴责过他。 
　　我终于离开了。交通状况会越来越差，有一些我很难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讪，两个记者打来电话。我告诉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诉我别忘了同阿瑟的会晤。我钻迸我的汽车，发动后打开暖气，我坐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思想在斗争到底有无必要再旧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会不安的，没有人对阿瑟的约会爽约。 
　　我把车开起来。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机会，我已受到心理的创伤，我不得不离开，阿瑟和公司的人会让我休息一会儿的。 
　　我朝乔治顿那个方向驶去，也没有具体目标。云层越来越黑，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清理路面积雪的人已做好了准备。在M大街我看见一个乞丐，我当时怀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这些流浪汉在暴风雪中到哪儿去呢？ 
　　我给医院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我妻子正在做抢救手术，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我们打算在医院进行的浪漫的午餐看来就算告吹了。 
　　我转向东北方向驶去，经过洛根广场，进入这座城市比较差的区域，我来到十四街，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我把车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处的路边，我想我肯定将再也见不到我的车了。 
　　事务所占了整个大楼的一半，它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楼，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顶楼的窗子上钉着胶合板，那胶合板已有年头了。与搂相邻的是个自助洗衣店，门面看起来很脏，不远处就是许多破旧的房屋。 
　　入口处有一个天篷，是刺眼的黄色，我不知道是应敲敲门还是直接闯进去。门没有锁，我轻轻地扭动门钮，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按类别划分的律师办公室，但与德雷克和斯威尼的办公室大不相同，那里是大理石地面，红木家具，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大办公室是四张金属桌子，每个上面都堆满了档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满了档案材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废纸篓已满满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团成了纸团，扔得满地都是。靠一面墙立着文件柜，颜色不一。文字处理机和电话机都有十年的历史了。木制书架每层隔板中间都塌陷了，一张很大的已褪色的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挂在后墙上。从这个屋子还隔出几间小办公室。 
　　这间屋子又脏又乱却很繁忙，我被这里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个长得很凶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机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在找谁？”这简直是找碴儿而不是询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员如果这样接待客人早被解雇了。 
　　她叫索菲亚·门多萨，我是从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发现她的工作不仅仅是接待。从旁边的屋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吼叫，把我吓了一跳，可是索菲亚却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凯·格林。”我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就在这时，他随着那声吼叫从里屋来到这间大屋，他的脚步很重，每迈一步地板都跟着颤抖一下。他刚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亚朝他点点头，接着丢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个大个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块头很大，体重一定不轻。他刚刚五十出头，胡须是灰白色，眼镜是圆形的，红色镜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一边在咯吱咯吱响的地板上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一边喊着亚伯拉罕。不一会儿他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又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仍然没看见亚伯拉罕露面。这时他又看我一眼，然后问道：“有事吗？”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个自我介绍。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你在想什么？”他接着问道。 
　　“德文·哈迪。”我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索菲亚，这时她正在埋头工作。他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后，那是一间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几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面上都堆满了马尼拉纸的档案和破破烂烂的法律书籍。 
　　我把一张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烫金压花名片递给他，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又还给了我，说道：“要去走访贫民窟吗？”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弹差一点击中我。” 
　　“你当时和他都在屋里？” 
　　“一点不错。” 
　　他深吸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指着我身旁的一把椅子，说：“请坐，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 
　　我们都坐了下来，我的膝盖抵着他的办公桌，我的双手深深插进大衣衣袋里。暖气在他身后发出响声。我们目光相遇，然后又都移开。既然是我来造访，我总得说点什么，但他却先开了口。 
　　“我猜想你昨天一定很倒霉。”他说道，他那刺耳的嗓音低多了，声音中充满了同情。 
　　“还不像哈迪那么倒霉。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所以我来找你。” 
　　“我还是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 
　　“你认为他的家人会起诉吗？如果起诉的话，我应该提供情况。” 
　　“他没有家室，也不会有什么官司的事，我倒是可以就这件事大做文章，我想开枪射击的那个警察一定是个白人，这样我可以从市政府敲笔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高兴，可是可以解决问题。不过这可不是我开玩笑的想法。”他把手在桌子上一挥，“这类事儿我干得多了。” 
　　“我没有看见那个警察。”我这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提官司的事了，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今天早晨我上班后，坐在办公桌旁，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可是思想总是不能集中，我开了车出去转了转，就转到这儿来了。”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在努力捉摸这件事：“你喝杯咖啡吗？” 
　　“不，谢谢，你很了解哈迪先生吧？” 
　　“是的，德文是定期来这儿的。” 
　　“他现在在哪？” 
　　“大概在特区总医院的停尸房里。” 
　　“如果他没有家人，他怎么办呢？” 
　　“市政府会把他当无人认领的尸体埋葬的，书上管这叫做乞丐的葬礼，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个公墓，他们就把这些人埋在那儿，你要是知道有多少无人认领的人埋在那儿你都会吃惊的。” 
　　“我肯定会的。” 
　　“实际上，你会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吃惊的。” 
　　这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事，我没有心情去深入了解。“你知道他有艾滋病吗？” 
　　他把头仰过去，望着天花板，想了想，问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后，他脑袋开花时，我满脸溅的都是血，所以我问一下。” 
　　这样一来，我就从一个坏家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白人。 
　　“我想他不会有艾滋病。” 
　　“他们死时有人给他们检查吗？” 
　　“你说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 
　　“是的。” 
　　“多数情况是要检查的，不过德文的死不一样。” 
　　“那你能查一查吗？” 
　　他耸了耸肩，情绪缓和多了。“没问题”，他说，但不那么情愿。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你就是为这而来吗？担心染上艾滋病？” 
　　“这是一个原因，难道你不担心吗？” 
　　“当然也担心。” 
　　亚伯拉罕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是个外勤，年龄四十岁左右，这种人是受尽公共利益法律师欺侮的人。他长着一副犹太人似的黑胡子，戴着牛角镜框的眼镜，衣服皱皱巴巴，帆布胶底鞋脏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却像可以拯救全人类似的。 
　　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种讲社交礼仪的人。“他们预报说要下大雪，”格林对他说，“我们得把所有能开放的避难所都开放。” 
　　“我就在忙这件事呢！”亚伯拉罕答道，说完就匆匆地离开了。 
　　“我知道你很忙。”我对格林说。 
　　“你就是这个要求？验一验血？” 
　　“我想就这些，另外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取下红框眼镜，用一块软纸擦着镜片，然后又揉了揉眼睛。“他有精神病，他们中这样情况很多。你要是整年呆在大街上，泡在烈性酒里，靠可卡因来提精神，在寒冷的露天睡觉，还要让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人踢来踢去，你也会发疯的。另外，他这么做也还有个原因。” 
　　“被人从住处赶出去？” 
　　“不错，几个月前，他搬进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一个废弃的仓库。那里有人用一些胶合板隔成一个个的小屋，就像公寓似的，这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就算不错了，有个屋顶，有个厕所，还有水。可这也得要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他们得向那个搭建房子的地头蛇交钱，他说这个房子是他的。” 
　　“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吗？” 
　　“我想可能是吧。”他说着，从桌子上的一堆材料中抽出一份薄薄的档案，说来也巧，他一翻就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页。他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内容。“这一下子就复杂了。这份房产在上个月被一家叫河橡的公司收购了，这个房地产公司很有实力。” 
　　“那么河橡公司就把这些住户都赶出去了？” 
　　“不错。” 
　　“巧的是河橡公司将由我们公司担任代理人。” 
　　“真是够巧的了，可不是吗！” 
　　“为什么复杂了呢？” 
　　“我间接听说他们在驱赶住户之前并没有出告示，这些住户说他们已经付了房租给那个地头蛇，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房客，这就需要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才行。” 
　　“那么擅自强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吗？” 
　　“不需要。这类事是常有的。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常住进一些废屋中去，大多数情况都什么事也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就属于他们了。一旦房主出现，就可以把他们赶走，根本不要什么告示。这些流浪汉什么权利也没有。” 
　　“那么德文·哈迪是怎么跟踪到我们公司的呢？” 
　　“那谁知道。他可一点也不笨。尽管他疯可一点也不傻。” 
　　“你认识那个地头蛇吗？” 
　　“认识，他可完全靠不任。” 
　　“你说那个仓库在哪儿？” 
　　“现在已经没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我已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了，他看了看表，我也看看我的表。我们互记了电话号码，并说要保持联系。 
　　莫迪凯·格林是个热情而且热心的人，他在街道上工作，负责保护那些成群的靠社会救济的无名的主顾。他的法律工作比我需要更多的热情和一种精神。 
　　我出去时没有同索菲亚打招呼，她当然也没有搭理我。我的车仍在路边停着，已经盖满一英寸厚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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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雪花在飘落着，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我已不记得我上一次是何时驱车驶过特区的街道而没有耽误开会的时间。坐在车里，我感到又热又有些口渴，我只是随着车流在向前行驶着，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这时最好不去办公室，要是阿瑟对我发火怎么办？我得接待一百个来访的不速之客，几乎都以同样的声调虚情假意地问：“你怎么样啊？” 
　　我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波利打来的，听声音有点惊慌，“你在哪儿？”她问道。 
　　“是谁要知道我在哪儿？” 
　　“很多人都想知道，阿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鲁道夫，一位记者也打来电话。还有几位客户想向你咨询。克莱尔也从医院打来电话。” 
　　“她要干什么？” 
　　“她担心你，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我没事，波利，告诉大家我在医生这儿。” 
　　“你现在就在医生那儿吗？” 
　　“不，我很可能去那儿，阿瑟说了些什么？” 
　　“他倒没打电话来，是鲁道夫打的电话，他们在等你。” 
　　“让他们等一会儿吧！” 
　　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慢慢地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我想医生让我走时我就会回来的；你怎么不回家？我们现在正在风暴的中心区，我明天打电话给你。”我说完把电话挂了。 
　　这座公寓我在白天是很少看到的，一想到一边烤着火一边赏雪更是情不自禁。如果我去了一个酒吧，我可能就不会离开了。我驾着车驶上大街，这时家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郊区而在城里上班的人们正匆匆向家赶去。我轻松地沿着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的街道又回到城里，在体育场附近我找到了那块墓地，他们就是在这里把那些没人认领的死者埋葬的。在十七大街我经过了循道宗使命大街，我们昨天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餐就是从这儿运来的。我驶过城里的几个地段，这些地段我几乎从没见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了。天气越来越黑了，雪下得很大，路上积雪已足有好几英寸了，但预报说雪还要下得更大。 
　　当然，就是暴风雪也不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关门。我知道那儿的律师喜欢半夜和星期天，因为只有那些时候电话铃是不会响的。大雪也是令人欢喜的，因为它可以推迟那些单调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的电话。 
　　在大厅里一个保安告诉我所有的秘书和大部分职员已在三点钟时回家了。我又进入了电梯，还是昨天那位先生用过的那一部。 
　　我桌子上整齐地摆了一排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足有十多个，没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我走到我的计算机桌旁开始寻找我那些客户的索引。 
　　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 
　　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客户，每一份新的档案都立即输入到我们的数据系统中去。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秘书和律师帮办们人手一个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进入总信息库查询所有档案。如果我们棕榈海滩的任何一个遗嘱验证代理人处理一件有钱的客户的房地产的话，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个键去了解我们事实陈述的基本情况。 
　　关于河橡公司，这儿共有四十二份档案，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购买下来的不动产转让。钱斯是每份档案记录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驱赶住户的行为，有三起是在去年发生的，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容易的。 
　　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买下了佛罗里达路的那份房产，卖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们的客户从这份房产的一个废旧仓库中驱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哈迪先生。他个人曾要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这份财产，因而就来找到律师。 
　　我把这份档案的名称和号码抄了下来，就向四楼走去。 
　　来到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几乎没有人是愿意做不动产律师的，因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领域，可以施展才华，建立名气，诉讼无论何时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诉讼律师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领域吸引了极富才华的律师，吸收和获得仍然是热门，保证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睐。我的领域是反垄断，是深受尊敬的行业。税法是相当复杂的，但这方面的开业律师却很让人羡慕的。政府关系（即在议会外为影响议员投票而进行的疏通或游说话动）方面的律师是人们所讨厌的，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所以在特区的每家律师公司都染指其中。 
　　但谁也不是主动想当不动产律师的。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不与人交往，他们也无疑要阅读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总被公司的其他律师认为低人一等。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个律师都在他的办公室内保存一些现时的档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门能得到的都是已过时的档案材料，每个律师都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出示给其他律师看。除非公司高级股东或委员会的执行人员要求他这样做。 
　　这次驱赶擅住者的档案材料仍然属于现时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哈迪事件之后，这份档案材料一定会作为特殊保护对象的。 
　　我看见一位帮办在秘书处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看一张蓝图，我就问他布雷登·钱斯的办公室在哪儿，他用头向我示意就在大厅对面的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 
　　令我吃惊的是钱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显出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闯入让他有些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礼貌的做法是我应先打个电话预约时间，然后才能来访。对这些繁文缛节，我也不太在乎。 
　　他没有给我让座，不过我也照样坐了下来，这倒也没影响他的情绪。 
　　“你就是其中一位人质？”当他把我的来访与人质事件联系起来之后，说话时显得有些焦躁。 
　　“是的，我就是。” 
　　“当时一定挺吓人的吧。”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从一所旧仓库中驱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们公司驱赶的？” 
　　“是的。”他冷冰冰地说，由于他的防范态度，我猜想那份档案在白天就已挑出来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层人物都仔细研究过了。“有什么事儿？” 
　　“他是擅自强住的吗？” 
　　“他当然他妈的是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擅自强占的住户。我们的客户打算清除这帮家伙。” 
　　“你可以担保他是擅自强住的人吗？” 
　　他把头低下，眼睛有些红，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看档案吗？” 
　　“不行，这件事与你无关。” 
　　“很可能有关。” 
　　“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 
　　“鲁道夫·梅斯。” 
　　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 
　　“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 
　　“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 
　　“恐怕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 
　　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 
　　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 
　　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 
　　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 
　　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 
　　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 
　　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 
　　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就顺利地当上股东的话，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当可观，财产也是巨大的了。 
　　正是这个梦想让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办公桌旁。 
　　我正在桌子上计算着这些数字，这是我经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经常干的。这时电话响了，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 
　　“布罗克先生吗。”他很礼貌地称呼，他的声音十分清晰，但也可以听到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在叮叮地响着。 
　　“是的，请叫我迈克尔。” 
　　“很好，你看，我已打过几次电话了，你不必担心，血检的结果是阴性。” 
　　“谢谢。” 
　　“不客气。” 
　　“我想你可能急于知道这个结果。” 
　　“谢谢，”我又一次道谢，这时他身后一阵吵闹声，“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流浪汉的避难所里，雪太大了，他们一下子都跑到这里，结果饭不够吃了，我们都忙着这件事，好把他们安顿下来。” 
　　办公桌是桃花心木制作，样式古朴，地毯是波斯地毯，椅子包的是红色真皮，显得十分富丽，技术制造很具艺术性。我端详着这精美的办公室，多年来第一次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我们难道不是在追逐金钱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工作？就是为了买更高级的地毯，或更古老的办公桌吗？ 
　　在我温馨漂亮的房间里，我想到了莫迪凯·格林，他这时正在义务地为避雪的无家可归的人忙活，为饥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这时是满脸微笑，语言亲切。 
　　我们两人都有法律学位，我们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都具有律师的雄辩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帮助我的客户吞掉他们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的进账金额上再加几位数，我也从中获了利发了财，而他却在帮助他的客户吃上顿饱饭有张温暖的床。 
　　我看着我在记事本上写的数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发财之路——一种愧疚攫获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贪婪。 
　　这时电话铃把我惊醒了。 
　　“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克莱尔问道，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慢，因为每个字上都蒙着一层冰。 
　　我看了看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呃，噢，西海岸的一个客户打来电话，那边没下雪。” 
　　我知道这是常撒的谎，这没什么关系。 
　　“我在等你，迈克尔，是不是我得走回去？” 
　　“不，我尽快赶到你那儿。” 
　　我以前也让她等过。这也是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太忙了，很难准时的。 
　　我匆匆走出大楼，走进风雪之中，不太在乎又一夜被白白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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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雪终于停了。和克莱尔一起凭窗品着咖啡，我一边在朝南的灿烂阳光下浏览着报纸，报上说国家机场已开放。 
　　“那我们去佛罗里达州吧，”我说，“现在就走。” 
　　“好呀，就去巴哈马斯。中午过不了多久就到了。” 
　　“不行。” 
　　“当然行啦，这几天我不上班，而且——” 
　　“怎么不行呢？” 
　　“因为我现在正有空，在我们公司如果你要是没有案子接就可以休息几天。” 
　　“你现在正闲着呢。” 
　　“我知道，那挺有意思的，真的。人们尊重你的地位，表面上十分热情，拍你的马屁。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说着说着就严肃起来，说道：“我可不会那一套。”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不过是心血来潮而已，我知道她要做的事太多，这么做是够残酷的，我想。我又读我的报去了，但我也没有感到遗憾，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不会和我一起出去的。 
　　她突然忙了起来，预约看病，上课，查病房，十足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级专科医院的实习医师的生活。她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准备去上班。我开车把她送到医院。 
　　当我们缓慢地在铺满积雪的街上行驶时，我们俩谁也没有开口。 
　　“我要到盂菲斯去几天。”我在驶进水库街的医院门口时很诚恳地和她说。 
　　“噢，是嘛。”她不动声色地说。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没见面了，我想这正是时候。我在下雪天总是没有情绪工作，你知道，我这几天也没有事。” 
　　“好吧，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打开车门，又把门关上了，没有亲吻，没有说“再见”，没有关切。我看着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楼里。 
　　就这样分手了，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告诉妈妈。 
　　我的父母刚刚六十出头。他们身体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过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爸爸做过三十年的航班飞行员，妈妈当过银行的经理。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也有丰厚的积蓄，为我提供了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的家庭环境，我和两个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学校里就读。 
　　他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思想传统，富于爱国热情，没有一点坏习惯，两人情感甚笃。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参加六月四日的游行，每周去一次扶轮国际分社，他们还各处旅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们现在还为三年前我哥哥沃纳的离婚伤心。沃纳是亚特兰大州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们也都认识。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并搬到了波特兰，如果没有什么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里看一次孙子。这个话题我是从来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机场租了一辆汽车，向东开往东郊，那里住的都是白人，这个城市的特点是黑人住在城里，白人住在郊区，有时黑人也搬到这里的住宅小区，这时白人则再向外迁移到更远的郊区，孟菲斯城就这样一点点竞赛似的向东延展。 
　　我的父母经营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个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场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因为球道上总是有人打球，不过，我从没有向他们说过我的这种看法。 
　　我从机场给母亲打了电话，所以她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候我的到来。父亲在后九球道的什么地方。 
　　“你看上去累了。”在拥抱和亲吻之后她说。她总是这样表示问候。 
　　“谢谢。妈妈，你看上去很好。”而且她的确看上去很不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由于每天都在乡间俱乐部和网球场运动和进行严格饮食制度的训练，皮肤都是古铜色的。 
　　她调好了冰茶，我们坐在平台上打算喝茶，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退休的人坐着高尔夫球车在球道上很快地驶过。 
　　“怎么了？”还没有等我喝上第一口，她便开口问道。 
　　“没什么，我很好。” 
　　“克莱尔怎么没来？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你看，我都快有两个月没听见她的声音了。你们俩常在一起吗？” 
　　“不经常。” 
　　“有时在一起吗？” 
　　“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她皱了皱眉头，眼珠转了转，带着母亲特有的关心：“你们之间有麻烦吗？”她有些单刀直入地问道。 
　　“是的。” 
　　“我猜得出来，从你电话里的声音我就感到有问题。你们不是也打算离婚吧？是不是？你们俩是不是要沟通一下？” 
　　“不，我们还没谈过，这要慢慢来。” 
　　“为什么不互相沟通一下呢？迈克尔，她这个人可不错。要为这个婚姻不惜一切才行。” 
　　“我们正在努力这么做，妈妈，不过这也并不容易。” 
　　“是有风流韵事，吸毒，酗酒，还是赌博？有这些不良行为吗？” 
　　“没有，只是我们两人不合拍儿，我每周工作八十小时，而她工作另外八十个小时。” 
　　“那就悠着点嘛，金钱不是一切。”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到她的眼睛已湿润了。 
　　“对不起。妈妈，现在我们连孩子都没有。” 
　　她咬了一下嘴唇，想要坚强一些，但她内心已经凉了。我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三个儿子中已有一个离了婚，而另外两个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她会把我的离婚看做是做人的失败，她在我哥哥的婚姻破裂时受到很大的打击，她会自责的。 
　　我并不需要同情，还是说点有意思的事情吧。于是我就把我前天发生的事情，那位先生的故事讲给她听，为了不让她担心，我故意把我当时的险境淡化处理了一下。即使盂菲斯的报纸报道了这则消息，我的父母也一定没有看到。 
　　“你没事吧？”她听着，有些担心。 
　　“当然没事，子弹没打中我，不然我还能在这儿和你谈话吗？” 
　　“噢，真是要感谢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你没受到惊吓吧？” 
　　“没有，妈妈，我很好，没有吓得魂不附体。只是公司让我休息两天，所以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可怜的孩子。克莱尔对这件事怎么样？” 
　　“我很好，我们那儿昨夜下了大雪，离开那儿真不错。” 
　　“克莱尔没事吧？” 
　　“她比谁都安全，她住在医院里，可能那是整个华盛顿最好的地方。” 
　　“我真为你担心，我看了犯罪的统计数字，你知道，华盛顿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 
　　“几乎和孟菲斯一样危险。” 
　　我们看见一个球落在了平台上，我们等候着有人来捡球，一个身体壮实的女士从高尔夫球车上下来，在球上面比试比试，就用球捧的末端把球击出去了，但球艺不怎么样。 
　　妈妈回去添茶，也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能猜到我此行的最坏的打算。我的母亲希望家庭和睦，子孙满堂，而父亲却要我飞黄腾达，以艰苦的奋斗换取成功的回报。 
　　傍晚的时候我和父亲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打迸了九个洞，实际上是父亲在打球，我一边喝啤酒，一边为他开车。我对高尔夫球没有多大兴趣。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很健谈的人，我已做好了谈话的准备，在吃午饭时把那位先生的故事重复了一遍。所以，我只是放松一两天，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全力以赴地去工作。 
　　“我有点讨厌在大公司里工作了，爸爸。”当我们在第三发球区坐着等候前边一个四人组双打打完时我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感到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感让我有时难以忍受。这是我的生活，而不是父亲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已厌倦我现在的工作了。” 
　　“欢迎你进入一个现实世界中来，你以为天天工作在工厂钻床上的工人就不厌倦他所做的一切吗？起码你钱挣得比他多得多。” 
　　就这样他打完了第一回合，几乎被淘汰出局。又打了两个洞，我们在深草区找球时，他说：“你想换个工作吗？” 
　　“有这个打算。” 
　　“那么你去哪儿呢？” 
　　“还说不定，目前为时尚早，我还没有找地方呢。” 
　　“那么，你怎么知道新的位置就一定比这个更好呢？”他捡起球，走开了。 
　　我一个人在狭窄的沥青小路上开着车，他昂首阔步地在球道上跟踪着他的球，我也纳闷，为什么我那么害怕这位灰白胡子的老人。他让所有的儿子都有奋斗的目标，并努力工作，成为了不起的人，一切都为挣大钱并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他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样，并不是天生就有社会意识的。我们捐赠物品和钱给教堂，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向政府纳税，是法律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当然，在这些付出之中，如果成就了某种善事，我们也是有份的。政治是那些愿意玩这种游戏的人的事儿，诚实的人是在这里无利可图的。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有所成就，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社会受益也就越大。树立远大目标，勤奋工作，公平处事待人，发财致富。 
　　第五个洞他是打了双倍的杆数才打进的。他上车时抱怨说他击得太轻了。 
　　“也许我并不是在找一个比目前更好的位置。”我说。 
　　“为什么你不能有话直说呢？”他说。我和往常一样，由于不能正视这一问题，所以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我在考虑公共利益法。” 
　　“那又是哪门子法？” 
　　“那就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不为挣很多的钱。” 
　　“那算是什么？你现在成了民主党了吗？我看你是在华盛顿待的时间太久了。” 
　　“华盛顿有许多共和党人，实际上他们才是大多数。” 
　　我们把车开到下一个发球区，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他原来是个高尔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精神难以集中。 
　　我们又走过深草区，他说：“一个醉鬼脑袋开了花，你的想法也变了样，不是吗？” 
　　“他不是个醉鬼，他在越南打过仗。” 
　　爸爸在越战的初期驾驶过B-52型轰炸机，这使他一下子缄默了，但仅仅是一会儿，他却一点也不肯退让。“他也去过，嗯？” 
　　我没有回答。球打飞了，他根本连看也没看就打了一杆。他又把一只球轻轻击到球道上，然后又击出去，仍然打得不很好，我们又走开了。 
　　“孩子，不高兴看到你扔掉一个有前途的事业，”他说，“你工作这么努力，几年后你就成了股东。” 
　　“很有可能。” 
　　“你需要休息一下，如此而已。” 
　　这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药方。 
　　我把父母带到一个很讲究的餐馆。我们都尽量不提克莱尔的事，也不谈我的工作问题，对于他们所不常见到的孙子的话题也尽量避开。我们只谈老朋友、老邻居，有时我也插上几嘴，尽管对这些话题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周五的中午，我离开了他们，这时距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小时，我又准备回到了特区的那种昏头昏脑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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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星期五夜里到家时，公寓的房间当然是空无一人的，但却有些新的转变。在厨房的角落有一张纸条。她学着我的样子，也回普罗维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叫我回来后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她父母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艰难地谈了五分钟，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好，还有就是她大约在星期天下午回来。 
　　我挂上电话，去煮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凝视着卧室的窗外，看着行驶在P街上的车辆。路上还覆盖着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迹象。 
　　我猜想她一定也会把困扰我的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讲给她的父母听，在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现实之前双方都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坦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既令人伤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厌倦了这种做法，我想很快，或许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把我们的想法、担心都讲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并开始计划我们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过会是怎样地离开。 
　　我练习着我将说给她听的每一句话，直到我感到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为止，然后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长时问。外面的温度是华氏十度，冷风刺面，打透了我的风衣。我经过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联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饭，谈笑，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转到M街时，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因为久居室内而有些烦闷，所以出来透透风。M大街是充满生气的，就是在寒冷的周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里坐满了人，餐馆里都排上了队，咖啡厅里也是座无虚席。 
　　我伫立在一个音乐俱乐部窗外，站在齐踝深的雪里，听着里面演奏的勃鲁斯音乐，看着青年男女一起饮酒跳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岁，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二十年工作的时间还多，我已累了，当然不是老年人那种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压。我承认我已不像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样子了，姑娘们很少再回过头多看我两眼。 
　　我感到很冷，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买了个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里，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笼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独。 
　　从前，克莱尔周末不在家时，我就待在办公室里，一点愧疚感也没有。现在我坐在壁炉旁边，对这种念头产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后也会长久存在而且还会兴旺，而那些客户和问题，那些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将由一些年轻的律师去应付，我的离职会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动，但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接替。 
　　在九点钟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让我从这段清醒的白日梦中醒来。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他的嗓门很大，“你忙吗？”他问道。 
　　“唔，不怎么忙，有什么事？” 
　　“天太冷了，又下了雪，我们现在很缺人手，你能不能过来帮几个小时的忙？” 
　　“干什么？” 
　　“干活，我们这儿的确缺少几个能干的人。避难所和施粥所都人满为患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志愿者来帮忙。” 
　　“可我不知我是否能干得来。” 
　　“你会不会在面包上涂花生酱？” 
　　“那没问题。” 
　　“那你就能干得来。” 
　　“好吧，我到哪儿去？” 
　　“从办公室走十个街区左右，就在第十三大街和欧几里德大街交汇的地方，你会在右侧看见一个黄色的教堂，就是以便尼派基督教会。我们就在地下室里。” 
　　我把这些话用笔写了下来，我越听就越有些发抖，因为格林先生让我去的地方是常发生械斗的地区。我想问问我是否需要带上枪，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随身带着枪的。但他是黑人，而我却不是。还有我那辆车怎么办？我那辆昂贵的车。 
　　“明白了吗？”他停了一会儿，问道。 
　　“是的，明白了。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到的。”我仗着胆子说，可心里却不停地在打鼓。 
　　我换上牛仔裤，穿上汗衫和标名远足鞋。我也把信用卡和钱包里的大部分现金随身带上。在衣柜的顶端，我发现一件旧细帆布的上衣，还是个有皮里的，上面有咖啡渍和油漆渍，这还是上法学院时穿的，现在可以算做文物了，我穿戴好之后照照镜子，使自己尽量看上去不是个很富裕的人，但还是不行。如果在某个杂志的封面上，一个年轻的演员穿上这身衣服，说不定马上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我特别需要一件防弹背心，我有些害怕。但是当我锁好门，走到风雪中时，我又有一种异样的兴奋。 
　　飞车开枪射击邻近车辆和聚众攻击行人的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由于天气的缘故，路上几乎不见什么车辆，十分安全，起码那时是这样的。我找到了那个教堂，把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上，这个教堂虽是个主教堂，但并不大，看样子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很明显，原来的教会组织早已把它废弃了。 
　　在拐角处，我看见一群人龟缩在一起，等在门外。我迅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就像我十分清楚要去哪儿那样。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流浪汉的世界。 
　　正当我假装很熟悉的样子向前慢慢走时，突然我走不动了，我被惊呆了，地下室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数量之多难以置信：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打算睡觉；有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低声谈话；有的坐在长条桌旁吃东西；有的则坐在他们的折叠椅上，靠墙的每一英寸都坐满了人，他们背靠着空心煤渣砖墙。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玩，母亲总是尽量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边。醉汉僵直地躺着，打着鼾，志愿者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给他们发放毯子和苹果。 
　　厨房在地下室的一端，里面忙作一团，有的人在准备食品，有的在发放。我看见了莫迪凯，他在一群人的后面正往纸杯里挤果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在厨房的门口摆放食品的长桌前站着长长的一队人，他们在耐心地等候领到一份食物。 
　　屋里很暖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煤气一熏，闻起来很不舒服，这时一个流浪汉撞到我的身上，他穿戴得和那位先生十分相像，是该动一动的时候了。 
　　我直奔莫迪凯走去，他看到我十分高兴。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握了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个志愿服务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真有意思，”他说，“天下大雪，气温骤降，我们却在这儿整夜地干活，你拿着那盘面包。”他指着那边一盘切片面包。我拿起那个盘子跟他走到长桌前。 
　　“这可不简单，你从这儿拿一片大红肠，再从那儿拿点芥末和蛋黄酱。一半三明治上抹些芥末，一半抹蛋黄酱，再把大红肠夹在两片面包中问。每十来个再加些花生酱。懂了吧？” 
　　“懂了。” 
　　“你学得很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又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我很快就做好了十来个三明治，自认为已十分熟练了。接着我就慢下来，看着排在队里的人们，他们低着头，但总是不时瞥一眼桌上的食物。他们每人发给一个纸盘，一只塑料碗和一只勺子，以及一块餐巾纸，随着队伍不断地向前移动，他们的碗里添上了汤，盘子里先是半个三明治，然后又是一只苹果和几块饼干，最后是一杯苹果汁。 
　　大多数人部对发放果汁的人轻声说声“谢谢”，然后就走开，小心翼翼地端着食物，甚至孩子们都静静地等候着，对食品也十分仔细小心。 
　　大多数人都吃得很慢，享受这里的温暖，品味着嘴里的食物，而有些人则吃得很快。 
　　我的旁边是一个煤气灶，有四个炉盘，每个上面都煮的是汤。煤气灶的另一端是一张桌子，上面是各种蔬菜，有芹菜、胡萝卜、洋葱、蕃茄，以及整只的鸡。一个志愿服务者用一把很大的刀飞快地又切又剁，另外两个志愿者照顾着炉火，还有几个人负责往桌子上送食物，而我的任务暂时就是制作三明治。 
　　“我们还需要一些花生酱三明治。”莫迪凯回到厨房里时大声地说。他来到长条桌旁，手中拿着一个两加仑的花生酱瓶子。 
　　“你能行吗？” 
　　“我是个行家里手。” 
　　他看着我干活，这时排队的人渐渐少了，他开始想要同我聊一聊。 
　　“我想你做过律师吧。”我一边往三明治上涂花生酱一边说。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律师，两者可以兼得，但不太容易，我们要使更多的人受益。” 
　　“这些食品是从哪儿来的？” 
　　“食品贮存库，都是捐赠的，今天我们挺幸运，因为还有鸡。这算是美餐了。通常只有些蔬菜。” 
　　“面包不是太新鲜的了。” 
　　“是不太新鲜了，可它是免费的。是一个大面包厂捐赠的，是隔夜的食品，你要饿也吃个三明治。” 
　　“谢谢，我已吃过一个了。你也在这儿吃吗？” 
　　“很少在这儿吃。”从莫迪凯的这个避难所的样子看上去，他平时是不供应汤和苹果的。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这群人，说道：“这是你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来吧？” 
　　“是的。” 
　　“你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一种绝望感。” 
　　“可想而知，但很快就可以过去的。” 
　　“这里住多少人？” 
　　“一个也不住。这只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但这里的厨房每天都开伙，只准备午餐和晚餐。这不是专门的避难所，只是在天气不好时教堂才出于善心让人们来避难。” 
　　我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些人平时住在哪儿呢？” 
　　“他们有些人哪儿都住，有的住进废弃的建筑物里，这算是幸运的；有的就睡在大街上；有的睡在公园里；有的蹲汽车站；有的在大桥下面栖身，只要天气可以他们就能对付。今天夜里是太冷了。” 
　　“那些避难所在哪儿呢？” 
　　“到处都有，大约有二十个左右，一半是私人开的，一半是市政府开的。由于新的预算，可能有两个要关闭。” 
　　“有多少张床位？” 
　　“有五千个吧，有时多点，有时少点。” 
　　“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 
　　“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准确统计可不容易。总不会少于一万人吧。” 
　　“一万人？” 
　　“是的，这只是在街上发现的，现在可能还有二万人目前与家人或朋友同住，但一两个月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说明在街上就足有五千个人？”我问道，声调里充满了怀疑。 
　　“只多不少。” 
　　这时一个志愿服务者要几个三明治，莫迪凯帮我又做了十二只，做完后我们又停下来看着那群人。这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母亲走了进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穿着短裤，袜子也不是成对的，没有穿鞋，颈上围了一条毛巾。其他两个至少还穿着鞋子，但衣服十分单薄。那个婴儿似乎是睡着了。 
　　这位母亲显得有些茫然，进门之后不知往哪儿去，桌子已占满了，她领着全家是为食物而来，这时两个志愿者满脸微笑地走上去帮助她，其中一个人把他们带到靠厨房的一个角落安置下来，并给他们送来吃的东西，另外一个人用几条毯子给他们披在身上。 
　　这一系列情景我和莫迪凯都看在眼里。我尽量不去盯着看，可是这种情况他们谁会在意是否有人在盯着他们看呢？ 
　　“风雪之后她们还将去哪儿呢？”我问道。 
　　“谁知道呢？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本人？” 
　　这下子可将了我一军，我还没打算马上就卷进去。 
　　“你在特区律师协会里很活跃吗？”他问道。 
　　“还可以，怎么？” 
　　“只是好奇而已，随便问问。律师协会可为无家可归的人做了不少无偿的服务。” 
　　他在引我上钩，我可不打算上当。“我是处理重大案件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不是在撒谎。四年前，我曾帮助我们的一位股东为在德克萨斯州监狱的一个犯人写辩护状。我的公司就主张对其所有的同案犯提供无偿性的服务，但是免费的工作最好别影响了营业额。 
　　我们还在注视着那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先吃饼干等候汤凉下来，那位母亲有时很冷漠，一动不动，有时好像很惊恐。 
　　“她现在有地方去或有地方住吗？”我问道。 
　　“很可能没有。”莫迪凯冷淡地说，他的两只大脚在桌子底下晃来晃去，“就拿昨天来说吧，等在紧急避难所避难的人就不下五百号。” 
　　“寻找紧急避难？” 
　　“是的。市政府有一个避寒所，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时就开放。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可能是个去处，不过到今天晚上那里也一定早就满员了。天气如果暖起来，那个避寒所就会关闭的。” 
　　那位助厨的志愿者得回去了。由于我住得最近，又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接过他的工作。莫迪凯制作三明治，我就切芹菜、胡萝卜、洋葱，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的工作是在多利小姐密切监视之下做的，多利小姐是这个教堂的创办人之一，十一年来她一直负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厨房是她搞起来的。我能在这里干活是我的荣耀。她说我的芹菜切得太长了，我立刻改正了这一缺点。她的围裙又白又干净，连一个污渍都没有，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 
　　“你常常见到这些人吗？”我问她。我们站在灶前，一阵争吵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时莫迪凯和牧师走过去平息了这场争吵，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从未见过，亲爱的，”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回答道，“这真令人不忍目睹，但一句谚语说得好，‘能让穷人吃上饭的人是幸福的人，’正是这句话支持我这样做的。” 
　　她转过身去，轻轻地搅搅汤。“鸡煮好了。”她冲我说道。 
　　“鸡好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把鸡从炉子上端下来，再把汤倒进锅里。等鸡凉一会之后再去骨。” 
　　看来给鸡去骨还真有点技术性，特别是用多利小姐的方法。我给鸡去完骨之后手被烫得厉害，实际上都烫出了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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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莫迪凯领着我爬上一段漆黑的楼梯去休息室。“当心脚下。”他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穿过几道门才来到教堂的高坛。室内很暗，因为到处都是睡觉的人，他们蜷缩在长椅上，打着鼾，长椅的底下也躺着人，母亲尽量使孩子安静下来。他们挤在坐席间的通道上，所以我们在向布道坛走去时真是举步维艰，唱诗班的厢席也都让这些人占满了。 
　　“能这样做的教堂为数并不多。”当我们站在祭坛桌子旁边望着一排排的坐席长椅时他小声对我说。 
　　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如果赶上礼拜天怎么办？”我也小声问他。 
　　“那要看天气情况，教士是我们的人。他有时会取消礼拜，也不会把这些人赶走。” 
　　我不太明白“我们的人”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这不会是什么俱乐部成员的意思。我听到天棚在咯吱咯吱地响，我意识到我们上面还有一个U型的楼厅。我眯起眼睛又凝视着一群人在长椅的上上下下躺着。莫迪凯也在看着。 
　　“有多少人……”我喃喃地自语道，没办法不去想这些事。 
　　“我们从不去查数，只是让他们吃上饭，有个地方避难。” 
　　一阵风吹来，把窗子吹得直响，这里要比地下室冷多了。我们踮起脚从人的身体上一点一点迈过去，从风琴边上的一扇门穿过，离开了。 
　　已经接近十一点了，地下室里还是拥挤不堪，但是排队领汤的人已没有了。“跟我来。”莫迪凯说。 
　　他拿起一个塑料碗，端着让一个志愿服务者给他盛些汤。“让我看看你的汤做得怎么样。”他笑着说。 
　　他坐在一群人围坐的折叠桌旁，臂肘和那些流浪汉都碰到一起，一边吃着，一边谈笑着，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可不行。我也喝着汤，多利小姐的手艺可真不错，汤的味道很好。但是我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我，迈克尔·布罗克，一个盂菲斯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任职的富裕的白人，现在竟坐在特区西北中部的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里，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一起，我也曾见过一个白人面孔，是个中年人，一个醉鬼，他吃完后就不见了。 
　　我可以肯定，我的汽车准早已不见了。这样的天我在外面待上五分钟都受不了，不过我向莫迪凯保证过，我要同他在一起坚持到底。什么时候离开，怎么离开，都由他说了算。 
　　“这汤真不错。”他说，“汤的味道，”他解释说，“各有不同，就看你放什么材料，而且做法各地也不一样。” 
　　“我前几天在玛撒餐桌那儿吃的是面条。”坐在我右边的一个人说道，他的臂肘几乎碰到了我的碗。 
　　“面条？”莫迪凯问道，他装作不信的样子，“你的汤里还有面条？” 
　　“是的，一般一个月左右吃一次面条，当然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挤上餐桌并不容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喜悦。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为没能得到一顿可口的施舍而感到悲哀让我感到有点滑稽。挤上餐桌可不容易，从乔治顿的朋友那里我听到过多少次这样的话？ 
　　莫迪凯笑了。“你叫什么名字？”他问这个人。我知道莫迪凯总是把名字和容貌一起记住，他所爱护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并不仅仅是难民，他们是他的人。 
　　我自然还有一种好奇心，那就是这些人是如何成为无家可归的。我们庞大的社会救助系统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竟使这么多的人夜宿大桥下面？ 
　　“德拉诺。”他回答说，一边大声地嚼着嘴里的芹菜。 
　　“德拉诺？”莫迪凯说。 
　　“德拉诺。”那个人又重复一遍。 
　　“那么你姓什么呢？” 
　　“没有姓，太穷了。” 
　　“你的名是谁给你取的？” 
　　“我妈取的。” 
　　“你多大的时候她给你取的名？” 
　　“大概是五岁吧。” 
　　“为什么取德拉诺这个名字呢？” 
　　“她生了个孩子总是哭个没完，吵得别人睡不了觉，我就给她喂了些德拉诺牌管道疏通剂。”他一边讲着这个故事，一边搅动着汤。他的这个故事编得挺好，表演得也不错，可是我根本就不信。但别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德拉诺本人也很得意。 
　　“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了？”莫迪凯问，挺乐意逗这个直爽的家伙。 
　　“死了。” 
　　“那他就该是你的兄弟了。”莫迪凯说。 
　　“不，是妹妹。” 
　　“我听出来了，是你害死了你的妹妹。” 
　　“是的，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莫迪凯朝我脐挤眼，似乎他也曾听过类似的故事。 
　　“你住在哪儿，德拉诺？”我问道。 
　　“就住在这儿，特区。” 
　　“你在哪儿过夜？”莫迪凯问道，纠正了我的问法。 
　　“哪儿都可以过夜，这儿啦，那儿啦都行，我认识不少阔太太，她们常常付给我钱让我同她们做伴。” 
　　在德拉诺旁边的两个人听了感到很好笑，其中一个在窃笑，而另一个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从哪儿拿到你的邮件？”莫迪凯问道。 
　　“邮局。”他回答说。德拉诺对任何问题都是反应敏捷，回答迅速，所以我们就不再问了。 
　　多利小姐回到厨房后就为我们这些志愿服务者准备咖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找地方安睡下来。 
　　我和莫迪凯在已经熄了灯的厨房里，坐在餐桌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透过付饭窗口看着那些人。“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道。 
　　他耸耸肩：“那要看情况。屋里一下子住了二百多人，常常会有事的，如果我在这儿，教士会放心一些。” 
　　“在这儿待一夜？” 
　　“这样的情况我经历得多了。” 
　　我不想睡在这些人中间，没有莫迪凯保护我，我也不想离开这所建筑。 
　　“你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他说，离开可能是我有限的选择之中最糟的。半夜时分，又是周五的夜里，在特区的街上，一个白人青年，一辆漂亮的汽车，不管下雪与否，我不希望我的优势在这儿得到显示。 
　　“你有家庭吧？”我问道。 
　　“有，我的妻子在劳动部门当秘书，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在军队。”他还没说出第三个儿子声音就有些变了，我没想问下去。 
　　“还有一个在十年前死在了街头，是一伙歹徒干的。” 
　　“我很抱歉。” 
　　“你呢？” 
　　“结婚了，但没有孩子。” 
　　这几个小时里我才第一次想起克莱尔，如果她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她会如何反应？我们两人谁都没有时间参与这些慈善事业，即使是很间接性的。 
　　她会自言自语地说：“他可真是有空了。”或者是类似意思的话。 
　　我也不在乎。 
　　“你的妻子是做什么的？”他问道，话音很轻松。 
　　“她在乔治顿做高级专科住院实习医师。” 
　　“你们两个人挺不错嘛，你将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股东，她又成为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典型的美国梦。” 
　　“差不多吧。” 
　　教士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把莫迪凯拉进厨房的大里边，匆匆谈了些话。我从碗里拿了四块饼干，走到那个年轻的母亲呆的那个角落，她坐在那里睡着，她的头倚在枕头上，把婴儿搂在怀里。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盖着毯子一动不动地睡着，那个最大的孩子没有睡。 
　　我蹲在他旁边，拿给他一块饼干，他的眼光一闪，伸手拿了过去。我看着他吃每一口，吃完他又伸手向我要一块，他长得很小，瘦骨嶙峋的，不过四岁而已。 
　　那位母亲头向前猛的一倾，身子震动了一下。她看着我，满面愁容，眼神倦怠，她意识到我是在给她的孩子饼干吃，她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又重新摆放了一下枕头。 
　　“你叫什么名字？”我轻声地问那个小男孩，在给过他两块饼干之后，他已成了我的朋友。 
　　“奥塔里欧。”他说，声音清晰，但说得很慢。 
　　“多大了？” 
　　他伸出四个手指，又缩回一个，一会儿又伸了出来。 
　　“四岁？”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伸出手来要饼干，我是十分乐意给他的，我本该给他一切。 
　　“你们在哪儿过夜？”我小声问道。 
　　“在汽车里。”他也小声地回答。 
　　我沉思了一会儿，我不知下面还要问他什么。他忙着吃饼干，不太在乎谈话。我问了他三个问题，他给了我三个诚实的回答。他们就住在汽车里。 
　　我想跑去问莫迪凯，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只能睡在汽车里他们该怎么办？但我还是留下来看着奥塔里欧微笑着。他终于开口了：“你再给我一点苹果汁好吗？” 
　　“当然。”我说，我到厨房里又倒了两杯果汁来。 
　　他一口气喝了一杯，又向我要第二杯。 
　　“说谢谢。”我告诉他。 
　　“谢谢。”他说，又伸出手来要饼干。 
　　我找到一只折叠椅，在奥塔里欧旁边坐下，头靠着墙，地下室里有时虽无人说话也总有动静，那些没有床睡觉的人总睡不安稳。莫迪凯有时要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去平息一些争吵。他身材高大，说话又和蔼可亲，所以没有人会向他的权威地位挑战。 
　　吃饱了肚子，奥塔里欧有点困了，他把小脑袋枕在妈妈的脚上。我又踏进厨房，倒了一杯咖啡，然后回到椅子上。 
　　这时那个婴儿又突然哭了起来，那声音听起来让人感到心酸，整个屋子都蠕动起来，妈妈又困又累，很不情愿让孩子吵醒，她让孩子闭嘴，把她放在肩上，前后摇晃着让她继续睡觉，可是她哭的声音越来越大，屋里的人开始嘟嘟囔囔抱怨起来。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我走过去接过孩子，一面冲着那位母亲微笑着，主要是让她对我有信心。她不太在乎这件事，她把孩子交付出去，反而感到轻松多了。 
　　这个孩子没有一点分量。原来是孩子尿湿了，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便轻轻地把她的头枕在我的肩上，开始拍她的屁股。我走进厨房，想找莫迪凯或什么别的志愿者来救救我，多利小姐一小时前已经回家去了。 
　　令我吃惊也令我放心的是，当我抱着这个婴儿围着炉子转，一边轻声地哄着她一边拍着她的屁股时，她安静了下来。我得找一条毛巾或类似毛巾的东西，我的手已经湿了。 
　　我在哪儿？我在做些什么？如果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在黑暗的厨房里抱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婴儿哄着她睡觉，一边祈祷，只是因为尿布湿了，他们会怎么想？ 
　　我没有闻到什么令人恶心的味，只是感到她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爬到了我的头上，我的好朋友莫迪凯回来了，他打开一盏灯。“多么可爱。”他说。 
　　“有尿布吗？”我轻声地问他。 
　　“大便还是小便？”他十分高兴地问道，说着走向一个柜橱。 
　　“我也不知道，赶快点儿吧！” 
　　他取出一包棉纸尿布，我把孩子交给他，我发现我夹克衫的左肩处已有一片湿迹。他十分熟练地把孩子放在切菜板上，拿出尿湿的尿布，把她擦干净，又换上新的尿布，然后又交还给我，“好啦，”他骄傲地说，“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娃娃啦。” 
　　“你念法学院时老师没教过你这些事吧？”我接过孩子，问他道。 
　　我抱着她在地上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她又睡着为止。我用我的夹克衫包着她，轻轻地把她放到她母亲和奥塔里欧中问。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这是周六，我得回去了。我建立起这种意识才刚刚不到一天，我也只能做到这样。莫迪凯陪我走到街上，感谢我来帮忙，他连外衣也没穿一直送我出来。我的汽车仍然停在我停车的地方，只是上面又覆盖上了一层雪。 
　　他一直站在教堂的门口，目送我开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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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从我在星期二与那位先生遭遇以来，我没有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一小时的工作。五年来，我平均每月都干二百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个小时，这样还余几个小时。没有一天是白白浪费掉的，没有几个珍贵的小时是白干的。如果我落了后，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那么在周六甚至周日都加班十二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落后，周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还可能搭上个把星期天。难怪克莱尔要去医学院学习呢。 
　　当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卧室呆望着天花板时，我几乎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不想去办公室了。我联想都不愿去想，我怕见到波利留在我办公桌上干干净净的一沓粉红色的纸笺上的电话留言，上层开会的备忘录，以及对我健康情况的问候，那些碎嘴子们的闲谈，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真诚的问候与关心。而我最害怕的还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费时又艰巨的，档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来装，而又全不得要领。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同另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争斗，有上百名律师卷入，而且都要机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认，我从未热爱过这项工作，这是通向死亡的途径。如果我没命地干，成为一名专家，有一定专长，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抢手货，那可能会是税法、劳动或诉讼方面律师，谁还会爱做反托拉斯律师呢？ 
　　我全凭意志力从床上爬起来，又冲了淋浴。 
　　早餐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的，羊角面包是从M大街面包店买来的，还有一杯浓浓的咖啡。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要为这些问题来苦恼自己，我有吃饭而不感到负罪的权利，不过这时食物对我已不很重要了。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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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 
　　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 
　　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 
　　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 
　　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 
　　“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 
　　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 
　　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 
　　“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 
　　“我也很难过。” 
　　我欲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 
　　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 
　　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淫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 
　　“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 
　　“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 
　　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 
　　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 
　　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真的想进去？” 
　　“我想是的。” 
　　他曾来到过这里，而且事先打了电话。这时一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员上前企图阻止我们，莫迪凯气冲冲地向他说话，声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痉挛。 
　　那个保安人员让步了，巴不得尽快离开我们。有几扇玻璃门上都用黑字写着停尸房的字样，莫迪凯走了进去，就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 
　　“我是莫迪凯·格林，伯顿一家的律师。”他冲着办公室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大声说道，那声调不像是在告诉他什么，倒像是在下战表。 
　　那位年轻人看了看写字夹板，又翻了几页。 
　　“你在干些什么？”莫迪凯又怒气冲冲地问了一句。 
　　那位年轻人抬起头，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这时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个好惹的。“请稍等。”他说，然后向计算机走去。 
　　莫迪凯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道，“你能想象吗，这里有过停放一千具死尸的情况。” 
　　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 
　　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 
　　“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 
　　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 
　　“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 
　　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 
　　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 
　　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 
　　“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 
　　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口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 
　　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 
　　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 
　　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 
　　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 
　　“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 
　　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 
　　“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 
　　“不，不要了。” 
　　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 
　　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 
　　“你会没事儿的。” 
　　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 
　　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 
　　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 
　　“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 
　　“谢谢你，莫迪凯。” 
　　“你还好吗？” 
　　“不怎么样。”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 
　　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 
　　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 
　　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 
　　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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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 
　　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 
　　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 
　　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 
　　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 
　　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 
　　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 
　　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 
　　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 
　　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 
　　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 
　　“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 
　　“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 
　　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 
　　“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 
　　“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 
　　“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 
　　 
　　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 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 

　　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 
　　整个一个下午又是不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仅凭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些事我是应付裕如的。我这样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但反垄断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繁忙和无聊。 
　　直到五点钟时我才得空一个人坐一会儿。我和波利说了声再见，又锁上了门。开始打开那份神秘的档案，并在记事本上胡乱地记一些什么。划了许多带箭头的线条，从各个方向指向河橡公司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头都指向了布雷登·钱斯，这个我曾在档案中看到的房地产股东。我想送这档案来的是他的律师帮办，那个曾听到过我们尖刻的话，并在几秒钟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房间时把钱斯比作蠢驴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这次驱逐行动的底细一定十分清楚，他会有机会接触这份档案的。 
　　为了避免公司录音，我使用我的手机向反垄断部门的一位帮办打电话。他的办公室从我这个办公室转个弯才到。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而我没费多大劲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尔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 
　　莫迪凯打来电话，他问我晚饭打算在哪儿吃，他说：“我请客。” 
　　“请我喝汤？” 
　　他笑了：“当然不是，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我们约好七点钟碰面。克莱尔又回到那种外科医生的精神状态中去了，把时间、吃饭、丈夫早就忘到了脑后。她下午三四点钟才上班，简简单单说上两句话，然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总之是不会早的，至于晚饭男人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她已从我这里学会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了。 
　　我们在杜邦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碰头。餐馆里酒吧柜台前站满了一些收入可观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进城上班之前在这里喝点什么。我们是在后面一个小包厢里喝着啤酒。 
　　“伯顿的事越来越引人瞩目。”他呷了一口干啤，说道。 
　　“对不起，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就像在山洞里一样，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汽车里，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死的地方就离国会山不到一英里，而国会山上还正在开会要改革福利政策，这会使更多的母亲和孩子流落街头。你看吧，有好瞧的了。” 
　　“这样一来，他们的葬礼就会更让人注意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已经和十几个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谈过话了，他们打算把他们的人都带上，这样葬礼的会场就会挤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报纸、电台又会报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们母亲的棺材排成一排，摄影，照像，六点钟的新闻你就看吧。我们先集会，后游行。” 
　　“这样一来，他们的死很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很有可能。”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城市的律师，我当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请背后总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凯准是找我有事，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 
　　“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的吗？”我问道，试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么。 
　　“不知道，大概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情况差不多吧。我还没来得及打听这些事。” 
　　我转念一想，决定还是先不能告诉他那份神秘档案和里面的内容。这还是保密的。我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户的活动情况曝光，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更何况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侍者上了色拉，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莫迪凯边吃边说，“我一个，亚伯拉罕一个，还有索菲亚，我们需要有人帮助。”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么样的帮助？” 
　　“还需要一名律师。” 
　　“我想你已破产了。” 
　　“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我们打算采取一种新的营销策略。” 
　　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还在考虑什么营销策略让人听起来感到滑稽，但他却是认真的。我们俩都笑了。 
　　“如果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律师每周花十小时的时间来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给自足。” 
　　我们又是相视一笑。 
　　他继续说道：“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将依靠我们募捐的能力，科恩信托公司每况愈下，幸好我们还没去行乞，不过，现在情况变了。” 
　　“其他的工作呢？” 
　　“搞贫民法，你对这个不外行，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看见了，就那么个地方，索菲亚是个泼妇，亚伯拉罕是个蠢货，客户身上尽是味儿，钱吗，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几个子儿。” 
　　“工资是多少呢？” 
　　“我们一年可以给你三万，但我们只能先付你头六个月的。” 
　　“为什么呢？” 
　　“信托公司六月三十日结账。到那时他们会告诉我们下一个财政年度会有多少钱，新的财政年度是从七月一日开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你后六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再把支出之余的钱分了。” 
　　“亚伯拉罕和索菲亚会同意吗？” 
　　“他们同意，我没费多少口舌，我们想你和律师界很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帅，这些加到一块，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要是我不愿意搞募捐呢？” 
　　“那我们四个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万就不错了。甚至会是一万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们也得流落街头，和我们的客户没什么两样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律师了。” 
　　“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 
　　“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 
　　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 
　　“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 
　　“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 
　　“那索菲亚呢？” 
　　“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 
　　“她也是秘书吗？” 
　　“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 
　　“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 
　　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 
　　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 
　　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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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星期二我请了病假。“我可能是患了流感。”我这样告诉波利。但波利要知道详细情况，这可能是做秘书的一种职业习惯。发烧，嗓子痛，头痛？还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我已不在乎了。一个人在公司工作如果要请假的话最好是病入膏肓才好。她必须填个表送给鲁道夫。在他没打来电话之前我就离开了公寓，一大早晨就在乔治顿到处闲逛。雪融化得很快，最高温度已达五十华氏度。在华盛顿港我逗留了一个小时，在几家商店里品尝了一些卡普契诺浓咖啡，看着波托马克河上的桨手在划船。 
　　十点左右我去参加葬礼。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已经拦起来了。周围站着警察，他们的摩托车就停在街上。前面还停着几辆电视台的面包车。 
　　我开过去时看到一大群人正在听一个发言人用麦克风讲话，不少人还举着匆忙制作的标语牌，这对电视台的人来说是方便了不少。我把车停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匆忙赶到教堂。为了避免从正面进去，我奔向一个侧门，那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堂领座员，我问他这个教堂是否有楼厅，他问我是否是记者。 
　　他把我带进去，然后指给我一个门。我谢了谢他就从那个门进去了，爬上一段微微颤动的楼梯，终于来到了楼厅，从那里可以俯视下面美丽的圣所。地毯是紫红色的，长椅都是深色木椅，窗子玻璃是彩色的，也很干净。这个教堂的确不错，这时我也明白了这里的教士为什么不愿意把教堂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 
　　这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坐在哪儿都可以。我悄悄地走到后门上面的一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直通布道坛的中央通道。外面唱诗班开始唱歌，他们站在前面的台阶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音乐声能传进这空空的教堂。 
　　音乐停止了，门开了，人群一下子拥了进来。当众人冲进圣所时，楼厅的地板都有些颤动。唱诗班在布道坛后面就位。教士把电视台的人安排在教堂一角，把死者的亲属安排在第一排，把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带来的无家可归的人安排在中间一排长椅上。莫迪凯缓缓地走了进来，陪他一起进来还有两个人，但我不认识。这时一个侧门打开了，几个服刑的犯人走了进来，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手脚都铐着，而且还把他们都连在了一起，由四个武装警察押解着。他们被安排在中间的第二排，就在朗蒂的外祖母和其他几位亲属的后面。 
　　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骚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亲人去亲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摸，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为股东时才三十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他更年轻的股东，如果他没灾没病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最老的执行股东，法律就是他的生命，这一点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证明。他搞别的什么都不行，唯有在经营大公司方面绝对是个行家里手。 
　　他下午六点钟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儿。波利和其他的秘书都已走了，帮办和职员也已下班，在五点半以后，走廊里的人明显地少了下来。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我以为你病了。”他说。 
　　“我要走，鲁道夫。”我壮着胆子说，但我的心里仍有些紧张。 
　　他把桌子上的书往旁边一推，又把笔帽套在那支昂贵的金笔上，说道：“我听着呢。” 
　　“我打算离开公司，有人让我去一个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别干傻事，迈克尔。” 
　　“我不是干傻事，我决心已下，我只想尽快离开。”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东了。” 
　　“我已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我，所以有点无奈地转了转眼珠。“听着，迈克，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给毁了。” 
　　“我并不是被毁了，而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其余八名人质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的。” 
　　“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 
　　“那你去哪儿呢？” 
　　“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们付你多少工资？” 
　　“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 
　　“你真是疯了。” 
　　“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 
　　“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 
　　“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 
　　“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 
　　“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 
　　“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 
　　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鲁道夫。”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买了一些泰国食品带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点冰块，安排好餐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莱尔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呢？这不太可能。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互不关心的习惯，我们也不互相争斗，所以，我们的战术都不怎么高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来个突然袭击，充分想象她当时吃惊的样子，然后再准备听她说一些风凉话。 
　　已经快十点了，她已在交通高峰期前吃过晚饭了，所以我们拿着酒杯径直走到客厅里，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炉拨旺，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什么事？”她毫无担心地问道。 
　　“我想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吗？”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她既希望如此，又想显得不关心此事。 
　　“是的，我不能回到那里了。” 
　　“为什么？” 
　　“我想换一下环境，公司工作既无聊又无足轻重，我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很好。”她已经想到收入的问题了，但我想看看她要挺多久才能问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令人羡慕的。” 
　　“我和你提起过莫迪凯·格林。他的事务所给我一份工作，我周一就去上班。” 
　　“周一？” 
　　“是的。” 
　　“这么说你已决定了？” 
　　“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根本没有发言权，是不是？” 
　　“我没法再回公司了，克莱尔，我今天已经和鲁道夫说过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轻轻地咬了咬牙，一股怒气冲了上来，可她又压下去了，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真是令人惊讶。 
　　我们都看着火，被它那橘红色的火焰所吸引着。她又开口道：“我可以问一下这将对我们的经济收入有何影响吗？” 
　　“情况不一样了。” 
　　“新的工资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万。” 
　　“年薪三万，”她重复着这个数字，接着又说，但声音很低，“这还不如我挣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万一千美元，但再过几年，她的工资会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说挣大钱的日子为时不远了。为了达到我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这笔经济账。 
　　“我去搞公益法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我说道，尽量不显得太清高的样子，“就我所知，你当年上医学院也不是为了钱吧。” 
　　正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学医的学生一样，都信誓旦旦地说学医并不是为金钱所吸引，她也说是为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那些学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实他们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边看着火，一边盘算着。我猜她一定是在考虑房租问题，这套公寓的确不错，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这样的房子就相当不错了，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对于地点我们也十分满意，无论是位置，还是周围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邻居，都无可挑剔，只是每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待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里的优越条件。如果搬离这个地方那可就得有个思想调整过程，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关于收入的事我们都是彼此公开的，谁也不瞒着谁。她知道我们俩每月共同收入是五万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账户上一万二千，可是我很吃惊怎么我们结婚六年来竟没有多少积蓄。可能是一旦进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财源滚滚，用不着去想这件事的缘故。 
　　“我想我们得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说，说话时两眼冷冷地盯着我。我知道，“调整”一词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说道，说着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卧室去了。 
　　说来可怜，我想，我们就是想象个样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仇恨与不满都干干脆脆说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我十分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的故事也够得上有传奇色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变成了为穷人伸张正义的人，从一个赚大钱的公司转到了根本不赚钱的公司，尽管她也认为我是发了疯，但她感到要批评一位圣人也实在不易。 
　　我又加了一块木头到炉里，又调了一杯酒，最后就在沙发上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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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公司的八楼，股东们有一个私人餐厅，作为非股东的职员如能在那里就餐是一份荣幸。鲁道夫以为七点钟在这间特殊的屋子里请我吃碗燕麦片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他也真是够傻的了。他以为我怎么也不会置这影响未来充满权力的早餐于不顾。 
　　他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昨天夜里他同阿瑟商量过了。说给我十二个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凯那个事务所所付工资的数量给我增加工资。并且说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尽力去保护穷人的利益，我可以作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员为他们干一年活儿，这样他们会满意，我也可以充满精力地回到公司来，我的兴趣也就得到了满足，就可以把我的才华全部奉献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 
　　我也对这个想法有些动心，不禁盘算起来。我告诉他说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而且尽快给他答复。他又提醒我说这件事必须要交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为我不是股东。公司对非股东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呢。 
　　鲁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公司的反垄断部门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所以我要离开，势必会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难，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公司有八百名律师，总会有合适人选来填充这一空白的。 
　　去年我的收入将近七十五万美元，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们这个舒适的小屋用早餐和听他们迫切挽留我的建议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给无家可归的人或慈善事业，然后在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也不失为好主意。 
　　在讨论完年假的事情之后，我们又转而商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当我们一项一项地讨论要做的事时，布雷登·钱斯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 
　　“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 
　　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 
　　“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 
　　“我们见过面。”我回答说，在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时，他曾问过我负责我这一部门的股东是谁，我告诉过他鲁道夫这个名字。看来他倒是没去找过鲁道夫说我的坏话。 
　　“一个蠢货。”鲁道夫不禁说道，这声音钱斯几乎都能听得到。我的看法和鲁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过一页，早把钱斯忘到一边，又继续我们的事了。我办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 
　　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 
　　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从河橡公司旧仓库中驱逐出去的住户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们只是一些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无名之辈，无家可归，没有社会地位。他不必亲自带着警察去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赶到街上去，而是赫克托·帕尔马他们干的。 
　　如果钱斯不知道朗蒂·伯顿一家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不会把这次驱逐行动与他们的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诉了他。 
　　这些问题赫克托·帕尔马将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现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将离开公司。 
　　鲁道夫吃完早饭已是八点钟了，他八点钟在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办公室，读《邮报》，报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关葬礼的报道，以及对后来进行的游行的评论。 
　　还有一篇社论文章，文笔很好，主要是质问那些有饭吃有屋住的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城里像朗蒂·伯顿一家那样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并没有走掉，他们不可能从街上一扫而空，他们躲在一些角落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住在汽车里，他们蹲在棚户里，他们在活动帐篷中瑟瑟发抖，或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等候着能挤进本已十分拥挤而且可能很危险的避难所里。他们还会冻死饿死在街头。 

　　我把这篇社论剪了下来，折起来装进我的钱包里。 
　　通过律师帮办网络，我与赫克托·帕尔马接触上了。如果直接与他联系恐怕并非明智，因为钱斯会在旁边偷偷监视。 
　　我们在三楼的大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不受别人注意也不会受保安摄像机监视的地方碰头，他很紧张。 
　　“是你把档案放到我办公桌上的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什么档案？”他问道，说话时不时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着枪在跟踪我们。 
　　“河橡公司的那起驱逐住户案。那件事是你经办的，是吧？” 
　　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声，“是的。” 
　　“档案呢？”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装作在认真看的样子。“所有的档案都在钱斯那儿保管。” 
　　“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的，都锁在档案柜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极低，简直就是耳语。我原来对这次会面不很紧张，但四下看了看之后，我发现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商量着什么。 
　　“档案里都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没有什么好内容。” 
　　“告诉我。” 
　　“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请相信我。” 
　　“你反正要走了，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了。” 
　　消息传得真快，但对此我也不感到吃惊。可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闲话，律师，也可能是他们的秘书，也很可能是那些帮办们。 
　　“你为什么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问道。 
　　他又从书架上换了一本书，他的右手有些发抖。“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又翻了几页，然后走到那排书架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确认当时身边没有旁人。他停下来又找到另一木书，他还想要继续谈话。 
　　“我需要那份档案。”我说。 
　　“可我没有。” 
　　“那我怎么才能拿到它呢？” 
　　“那就只有偷了。” 
　　“好，我到哪儿去找到一把钥匙呢？” 
　　他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是看我是否是认真的。“我没有钥匙。”他说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驱逐者的名单的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明白，是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的。” 
　　“你这个人真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就走开了，我等着他再次停下来，但是这一次他没再停下来，走过一排排书架，走过前台的办公桌，一直走出图书馆。 
　　在公司还有三天时间，这几天里我也无意再如何表现自己，也不在乎鲁道夫会怎么想。相反，我却故意把办公桌搞得混乱不堪，上面堆满了废纸，门也关着，两眼发直地盯着墙壁，微笑地看着这即将离开的一切。这样我就一阵一阵地感到越来越轻松。再也没有争分夺秒似的那种紧张工作，再也不会因为其他同事每周干八十五小时工作而也必须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再也不必给上司拍马屁，看他们的眼色，再也不会做当不成股东而惊醒的噩梦。 
　　我给莫迪凯打了个电话正式通知他我接受那份工作。他听了大笑起来并开玩笑说一定想办法付我工资，我星期一就上班。但他要我早一点过去一下，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回忆着十四街那个事务所的内部结构，琢磨着我会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好像这件事还挺重要似的。 
　　下午晚些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朋友和同仁告别上了，他们要证实我是否真发疯了。 
　　不过我还好，我已向圣人又迈进了一步。 
　　就在这同一时间，我的妻子在拜访一位负责离婚的律师，她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尤其在钻空子方面很有一手，又是个很少同情心的家伙。 
　　我六点钟回到家里时，克莱尔正在等着我，我平时六点钟根本回不了家的。厨房的桌子上放满了条子和计算机空白表格程序纸，一个计算器已放在一边随时备用，她表情如冰，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我走进了埋伏。 
　　“鉴于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建议我们还是离婚吧。”她很愉快地先开口说了话，“我们无需吵架，无需相互指责，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没说出来而已，那就是，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 
　　她住了嘴，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可不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既然她决心已下，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必须做出像她那样冷漠的样子。“那当然。”我说，尽量装作无所谓。最终能如此坦诚，我心里也算是轻松多了，但心里感到不舒服的是她要求离婚的愿望比我还强烈。 
　　为了占据上风，她接着就提到她已找过杰奎琳·休姆，就是她新找的负责离婚案子的律师。我知道她将要提出的那些为她自己利益的条件，实际上是她的这位律师出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雇律师呢？”我打断她的话。 
　　“我只是想我要受到保护。” 
　　“你认为我会占你什么便宜吗？” 
　　“你是律师，我也要请个律师，问题很简单。” 
　　“你要是不请她，你可以省一大笔钱。”我说道，我也故作争辩状，毕竟这是离婚呀。 
　　“不过，请了律师我心里踏实多了。” 
　　她把证据甲递给我，这是一份我们财产和债务清单，证据乙是财产分割和债务分担的建议，毫不奇怪，她企图得到财产的大部分。我们有一万二千元的现金，她想用一半去偿还买汽车时的银行欠款，其余的钱我能得到二千五百元。至于我买车时所欠的一万六千元她连提也没提。我们共同积蓄的五万一千美元中，她要去四万元。我自己的四十万零一千当然归我。 
　　“这并不怎么公平。”我说。 
　　“我们并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的平均分配。”她说，那神气就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有那位雇来的律师作后盾。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不是经历中年危机的人①。” 
　　 
　　①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之后对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焦虑。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我们不是分担错误而是分割财产，原因你最清楚，你已决定每年要减少九万美元的收入，我为什么要一同跟你承担这种后果？我的律师有把握说服法官说你的行为已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给毁了。你要发疯，行啊，可别指望我跟你去挨饿。” 
　　“这不太可能吧！” 
　　“我不想争吵。” 
　　“我要是心满意足了，我也不想吵。”我感到我不得不设置点麻烦。但我们不会大吵大叫，摔东西，更不会大哭大闹；我们也不会互相攻击，无中生有，更不会酗酒撒泼。我们的离婚就是这个样子。 
　　一种不温不火的离婚。她根本不搭理我，继续摆弄她那些单子。其中一份肯定是给她那位律师准备的。“这个公寓的租期到六月三十号，我得住到那个期限，那是要花一万美元租金的。” 
　　“你要我什么时候走？” 
　　“你随时都可以走。” 
　　“好吧。”如果她让我走，我是不会求她让我留下的。这是一种不甘示弱的做法，谁比谁差呀？ 
　　我差点说出点蠢话，比如，“是不是等不急了要招个什么人进来？”我想激怒她，看看她的反应。 
　　可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周末搬出去。”我说道。她没有回答什么，但也没有皱眉头。 
　　“你为什么得我们共同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呢？”我问道。 
　　“我并没有得百分之八十，我要付一万美元的房租，三百美元的公共设施费，要两千美元来付清我们俩共同的信用卡，我们的租钱一共还要交六千美元，这总共就是二万一千了。” 
　　证据丙是个人财产清单，从客厅的东西列起，以空空的卧室的物品结束，这些坛坛罐罐的谁也不会为它去争吵，所以这次分家是平静的。“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特别是提到毛巾、床罩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之间也交换了一些东西，但手法巧妙，有几件东西与其说是不愿意放弃，倒不如说是由于拥有它更有一种自豪感。 
　　我要了电视机和几只盘子。单身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来临了，要考虑安置一个新家我还有些麻烦，而她却不然，她已经生活在未来好几个小时了。 
　　不过，她还是公平的。在我们把这十分枯燥的证据丙完成之后，我们都认为这样做算是平均分割了，我们都将各自签字表示同意，再等六个月，到法庭履行一下法律手续就算正式离婚了。 
　　我们俩谁也不想再互相谈一谈，我找到我的大衣，到乔治顿大街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想着生活变化是如此之大。 
　　我们婚姻的破裂是缓慢的，但也是势不可免的，而这次事业上的变化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情况是变化得快一些，但我是无力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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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关于年假的想法被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在私下开会时会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是让鲁道夫通知我，说这样会开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公司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给一个非股东成员放一年的年假，可能会引发别的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保险可言了，我一旦迈出公司的大门，它就会把我关在门外。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他问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边有两个大箱子。波利已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了里面。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回答，“别为我担心。” 
　　“我已尽力了。” 
　　“谢谢你，鲁道夫。”他摇着头，走开了。 
　　在克莱尔昨天晚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问题了，我脑子里考虑的是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我离婚后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应关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办公室和新的事业问题，于是我关上门，开始翻报纸，找到租房、招聘之类的那一栏，浏览起来。 
　　我要把车卖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买一辆旧车，花重金给它保险，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区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这个区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饭，我用两个小时在华盛顿中心区开车转了转，发现这个地区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这对于一个贫民律师来说是太高太高了。 
　　当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 
　　 
　　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 

　　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 
　　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 
　　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 
　　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 
　　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 
　　“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说哪里话，巴利。” 
　　“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 
　　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 
　　“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 
　　“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发。他也不希望我说什么，这样能让他感到更好受些。因为他可以向鲁道夫或别人报告说他已劝过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迈克受伤了没有？迈克伤着没有？’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说你没事。我回家后想给你打电话，可是孩子们围着我不放，我本该打个电话的。” 
　　“别提这件事啦。” 
　　“很抱歉，迈克。” 
　　“请别说了，事已经过去了，也没事了。我们就是谈上几天，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公司的？” 
　　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实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当比尔把盖尸体的布单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奥塔里欧平静地躺在那里，就在那一时间，那一地点，就在那个停尸间里，我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就在周末前后。”我说，我没做进一步的解释，他也不需要听什么解释。 
　　他摇了摇头，好像我收拾东西要离开公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必须让他明白这一点。“巴利，你阴止不了我，谁也阻止不了。” 
　　这时他开始不住地点头，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一支枪指向你的脸，钟也停止了走动，这时立刻涌现出一些最需要考虑的东西：上帝，家庭，朋友。钱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业随着每秒钟嘀嘀嗒嗒地过去，你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么样？”我问他道。 
　　公司和事业，在这几个小时之内也已降至到最低层的位置。 
　　“我们在星期二正开始一个审判，实际上，当那位先生来打扰时，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无法要求法官延期审理，因为我们那位客户已为审判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受伤，你知道，起码身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们一鼓作气开始了审理，就一直没有停下来。那次审理救了我们。” 
　　当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药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来，因为两周以前我也会这么说的。 
　　“好，”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来你一定挺好吧？” 
　　“那当然。”他是诉讼律师，很有男子汉气质，特氟隆色的皮肤，还有三个孩子，所以作为他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要过太奢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这时时钟提醒了他，他该回去了，我们握手、拥抱，和通常一样说一定保持联系之类的话。 
　　我关上门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档案，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做出几种推测。一、钥匙好使。二、这不会是个圈套，我没有树过什么敌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档案的确在办公室，就在窗子下面的抽屉里。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发现。五、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七、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的确有我所需要的证据。 
　　我把这些内容写在一个记事本上。如果偷档案材料被人发现，那就会立即遭到除名的处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问题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钥匙开钱斯办公室的门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复印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公司里的档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说要复印一百多页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说我得在复印机旁站上好几分钟才能印完，这时是无处躲，无处藏的，那太危险了。一般情况都是秘书和一些职员来搞复印，而律师是不干这类事的。复印机都是高科技的，很复杂，只要我一按电钮，就毫无疑问地会面临困境，而且它们也都编好了密码，要先按几个按钮，这样机器就会把它复印的每一张纸的费用记到某一客户的账上。而且这些机器都放在十分明显的地方，没有一台机器是放在角落里的。我想或许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门找一台复印机，不过我要是各处走动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只有把档案材料带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没什么差别了。不过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点钟时，我拿着一大沓档案材料走过不动产部，好像我去干什么正经事儿。赫克托没在他办公桌那儿，钱斯在办公室里，他的门虽然关着，但他打电话的尖尖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我从门前走过时，一位秘书冲我笑了笑。我注意到这里没有保安摄像机，有些楼层有，有些楼层没有。有谁会在不动产部安装什么保安设施呢？ 
　　我五点钟时离开公司，在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就开车去了我的新办公室。 
　　我那几个同伴还没走，仍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索菲亚同我握手时笑了，但那笑容如昙花一现。 
　　“欢迎你与我们同舟共济。”亚伯拉罕说，他态度严肃，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一样。莫迪凯在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向我挥舞着手臂。 
　　“这间屋怎么样？”他说，“E号房。” 
　　“漂亮。”我说，迈进我的新办公室。这个屋刚好有我原来那个办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来使用的办公桌在这个屋都放不下，一面墙边是四个档案柜，颜色不一，照明的只是从天棚垂下来的没灯罩的电灯泡，我也没看见电话在哪儿。 
　　“我很喜欢。”我说，而且我说的是心里话。 
　　“明天我们给你装一台电话，”他说，同时把AC单元窗子的遮阳屏放了下来，“在你之前这屋子是一个叫巴纳布里奇年轻律师用的。” 
　　“他怎么了？” 
　　“不会处理钱财问题。” 
　　天渐渐黑了下来，索菲亚有些急于回家，亚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莫迪凯在他的办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买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质量的咖啡。 
　　这里的复印机是八十年代的产品，体积挺大，看起来很笨重，没有密码板翼，以及铃、哨之类装备，这和我们公司那些是不一样的。它就在大屋的一个角落上放着。室内有四张桌子，它就在一张办公桌旁边，上面放着不少陈旧的材料。 
　　“今晚你什么时候走？”我一边吃一边问莫迪凯。 
　　“我也说不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吧，怎么？” 
　　“只是随便问问，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几个小时。他们还有最后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后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东西今晚上就运到这儿来。不知道行不行。” 
　　他还在嚼着东西，走到一个抽屉处，从里面拿出一串钥匙，递给了我，上面有三把钥匙。“你随便什么时候去或回来都行。”他说道。 
　　“这儿安全吗？”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点。把车就停在外面那个地方，靠门尽量近一点。走路要快些，然后把自己锁在屋里。”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点害怕，因为他对我说：“你会习惯的。精明着点。”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觉地在六点半钟时走到我的汽车停车处。这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没有那些流氓团伙，没有枪声，我的车上也没有划痕。当我打开车门，开始启动时心里有些高兴。大概我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 
　　开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仅用十一分钟。如果复印钱斯的那份档案用三十分钟，那么这份档案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一个小时左右。那当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顺利才行。这样钱斯就根本无法知道。我等到八点钟，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不动产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干着什么活。 
　　楼厅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钱斯的门，没有回答。门已锁上了，然后又看了看其他各个办公室，先轻轻敲一敲，然后再重一点敲，最后再扭动一下门钮。大半都是锁着的。在每一个拐角处我都检查一下是否有监视器。我同样也检查了一下会议室和打字间，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那房间的钥匙和我房间的很相像，大小颜色都一样。钥匙很好使，一转眼我就已进入他那黑洞洞的办公室，我琢磨着是否开灯的问题。我想从外面驱车而过的人是无法判断是哪个屋子突然亮了灯的，而且在楼里的人也很难从门底下发现屋子里有光透出来。再者是我没有带电筒，屋里实在太黑。于是，我锁好门，打开了灯，直奔窗子下面那个文件柜，用第二把钥匙打开柜。我跪在地上把抽屉拉了出来。 
　　里面有几十份档案材料都与河橡公司有关，都按某种方法十分整齐地排列着。钱斯和他的秘书做事有板有服，我们公司十分推崇这种作风。其中有一个很厚的档案上面写着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样。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开始迅速地翻阅、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一份。 
　　这时走廊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嗨”了一声，我当时吓得真魂出窍。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几个门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声，然后这两个人就在离钱斯办公室不远的地方谈了起来，他们谈的是篮球比赛的事，是子弹队对尼克队的比赛。 
　　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关了灯，倾听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发上，坐了十来分钟。如果有人看见我空手走出这间办公室，他们对我无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开公司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档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档案呢？那我可就没救了。 
　　我拼命地考虑着这个问题，估量当时的形势，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他们会走开的。他们谈完篮球又谈姑娘，似乎这两个人都是未婚的。估计这两个人都是乔治顿法学院毕业的职员，在这里做夜班。他们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 
　　我锁好了抽屉，取走了档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我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从门缝探出来，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时我走了出来，经过赫克托的办公室，直奔接待厅，尽量装作没事的样子轻快地走着。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转过拐角，回过头看到一个家伙跟随而来。这时离我最近的门是个小图书馆。我躲到了里边，很幸运，里边很黑，我在两排书架中间穿过去，我找到另一侧的另一个门。我打开门，在不长的一段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一个出口标志。我从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楼总比上楼要快的，尽管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的上面两层，我还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认出我来，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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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亮之前她就离开了，在桌子上给我留了一个措辞温馨的条子，告诉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约十多点钟回来看我。她还说她已和医生谈过了，好像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看上去是挺正常、挺幸福的一对儿，是互相关心彼此相爱的一对好夫妻。我有时也纳闷，我们怎么就要分手了呢？ 
　　是七点钟左右一个护士把我唤醒把那个条子递给我的。当她向我说天气情况和量血压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那张纸条。天气是雨夹雪转雪。我向她要报纸看看，她在三十分钟后送麦片粥时一块儿带来了。昨天夜里那个事件在报纸都市版的头版报道了。那位缉毒警察在枪战中身中数枪，现在生命垂危。他打死了一名贩毒分子，另一个就是开豹牌汽车的那个人，他在撞车时当场死亡，其情况尚需调查。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这一报道不涉及我，我才不去关心呢，因为警察和毒品集团之间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其中的原因我不会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欢迎来到贫民中间，我努力说服自己这类事对任何在特区工作的人来说都可能会发生，但并不是很容易就碰上的。在这个城里的这一地区如果夜间出去就等于自找麻烦。 
　　我的左臂上半部分有些肿，一碰就有些痛。我的肋骨有些痛使我不敢转身。当我呼吸时也有些疼痛。我挣扎着走到卫生间，到那里解手顺便照照镜子看一看我的脸部。一个气袋就如一颗小型炸弹，当时把我的脸和胸震麻木了。但没有更大的伤害：只是鼻子和眼睛有些肿，上嘴唇有点变形，到周末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护士又拿了一些药进来，我让她把每种药都向我说一下名称，然后我说不必服这些药，它们只是治疗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动的，而我所要的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七点半钟时，医生们来了，很快做了个检查，由于我没有什么严重损伤，我很快就会出院，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要做X光透视，我想说不，但他们说我妻子已和他们说好了。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到底怎么样。然后又看报纸上乱七八糟的新闻，希望这时不要有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进来看见我穿着这一身黄色的佩斯利长衫。 
　　在特区要想找回一辆撞坏的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事故刚发生后不久就去寻找。我开始找电话簿，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电话寻问负责交通的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门的回答也是漠不关心的。现在还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呢？ 
　　大部分撞坏的汽车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个废车停放场，在城的东北边。这个消息是中央管辖区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她曾在动物控制中心工作过。我给各个警察分局打电话，但他们说有些车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个停放场去。那位秘书告诉我，我的车很可能在废旧汽车拆卸场。这个拆卸场是一个私营企业，她解释说，所以这很可能会引出麻烦。她曾在交通部门工作过，但很不喜欢那儿的工作。 
　　这时我想起了莫迪凯，这是一个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个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点才给他打电话，我把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并让他放心说我虽然住进医院，但没什么大事。我问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车，他倒有些主意。 
　　我把这些情况也打电话告诉了波利。 
　　“你不回来一下吗？”她问道，说话有些结巴。 
　　“我在医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说吗？” 
　　她那头又有些迟疑，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块蛋糕，旁边放着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会议室中，五十个人站在桌子周围，每个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说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简短发言，这类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决心躲避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会。 
　　“你什么时候出院？”她问道。 
　　“我也说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说谎，我在中午前就会出去，不管医生让不让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讲话，或许还有一两件礼物什么的。她怎么能处理得了。 
　　“太遗憾了。”她说。 
　　“我也是一样。有人找我吗？” 
　　“没有，到目前还没有。” 
　　“好，请你告诉鲁道夫一下我出了点事故，我待一会再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吧。他们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就这样，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业宣布结束了。我连最后的告别或欢送聚会也没有参加。在年仅三十二岁时，我就摆脱了公司的束缚和金钱的枷锁。我剩下的就是跟着我的意识去走。如果我每动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着我，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克莱尔在十一点以后来到医院，她同我的医生在大厅里匆匆地说着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内容，说的都是他们的医学语言。他们说完之后一起进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换上了她从家里给我带来的干净衣服。她又用车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可以和解的机会。一次小小的车祸怎么可能会把一切改变呢？她到医院去看我是作为朋友、医生，而不是作为妻子。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碗蕃茄汤，她把我的药一并排地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告诉我该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可以把汤吃掉一半还能吃几块椒盐饼干。后来我去接了个电话，莫迪凯也没有发现我的汽车的线索。 
　　看完报上的分类广告之后，我又开始给房地产经营人和地方公寓服务部门打电话，然后我又向汽车服务公司叫了一辆轿车，又洗了一个热水淋浴，让身上的青肿之处得到热敷。 
　　给我开车的人叫利昂，我也坐在前排和他并排坐着，每遇坑坑洼洼车子颠簸时，我尽量不叫也不显出痛苦的样子。 
　　太好的公寓我是住不起的，但至少要安全一点儿的。利昂倒是有些主意。我们在一个书报出售亭，从那拿了两个免费的特区不动产部门的小册子。 
　　按利昂的说法，现在就能住而且半年又可以换的最好的地方是亚当斯-摩根大街，就在杜邦广场北面。那个地区很有名气。那个地方我曾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停下来观察一番。 
　　这里的街道两旁的房子还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时曾流行过的那种联立式排房。里面还都住着人，这种人被特区人们称作“充满生气的邻里”。这个时刻正是这儿咖啡厅和餐馆忙的时候，那些有色情表演的地方就在拐角处，不过到那类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如果像议员那样的重要人物在国会山里让人家从背后搞一下子，那就没救了。 
　　在驶向亚当斯-摩根大街的途中，利昂碰上一个和车一般大小的坑，我们都给弹了起来，在空中停了足有十秒钟，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忍不住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整个左半个身子都像跌散了一样，疼痛难忍。 
　　利昂也吓坏了。我不得不告诉他实情，告诉他我昨夜是在哪儿过夜的。他把车速降了下来。而且他成了我的房产代理人，我们到了一处，他先是扶我上了楼梯，上面是一个很破旧的一套公寓房，地毯散发着一股味，很明显是猫尿的气味，利昂责备女房东说把这样的房子向外出租真有些不像话，她真应为此而感到脸红。当然他说话时还是比较委婉的。 
　　下一站我们去的是同一条街再往北一些的一幢五层楼，我们要租的房在顶楼，这里没有电梯，我简直没法上去，也没有什么暖气设备。利昂又很客气地向房东告了别。 
　　接下来的是一个四楼的顶楼，但有个挺不错的电梯，里面也很干净。这幢联立式楼正在怀俄明路上，离康涅狄格街不远，是条很漂亮的林阴路。租金是每月五百五十美元，实际上没等到看见这个地方我就决心租下了，因为我已经实在不行了，想的更多的是我丢在厨房柜台上的止痛药，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了，只要租个房子住就行了。 
　　在这个阁楼里有三间小屋子，天棚是倾斜状的，有一个卫生间，水暖设备看样子还是好使的，地板挺干净，还可以看到街上的景物。 
　　“就租它了。”利昂对女房东说。我这时倚在门框上，快要倒下了。在底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读了一下租约，很快就签好了字，并填写了一张支票，付了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告诉过克莱尔我周末搬出去，那么说话就该算话。 
　　如果利昂要是问我为什么从乔治顿大街那样漂亮时髦的地方搬到亚当斯-摩根大街这个三间小鸽子笼，我该怎么说呢？但是他没有问，他是很懂得干他这一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的。他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就在车里等候着，我进去先吃了几片药，又打了一会盹儿。 
　　正当我服了药，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我跌跌撞撞走过去，抓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声“喂”。 
　　鲁道夫在说话：“我以为你还在医院呢。” 
　　我听出是他的声音，但我那迷糊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是的，我那时在医院，”我说道，口齿有些不太利落，“现在我出院了，有事吗？” 
　　“我们今天下午都很想念你。” 
　　噢，对了，那蛋糕和潘趣酒的聚会。“不过我真没想到汽车给人家撞坏了，请原谅我。” 
　　“不少的人都想和你告个别。” 
　　“他们可以写封短信，告诉他们给我电传过来。” 
　　“你是不是感到很不舒服？” 
　　“是的，鲁道夫，我感到就像刚让汽车撞了那样。” 
　　“你是不是还在治疗？” 
　　“怎么，你问这干啥？” 
　　“很抱歉，你看，布雷登·钱斯要找你，他一小时前在我办公室，他挺急于要见到你，是不是挺奇怪？” 
　　这时我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找我干什么？” 
　　“他不说呀，就是说找你。” 
　　“你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公司了。” 
　　“我说过了。很抱歉打扰了你。如果有空就过来一会儿吧，这儿还有你的朋友呢。” 
　　“谢谢你，鲁道夫。” 
　　我把药片装进衣袋里。利昂也在车里打盹呢。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我打了个电话给莫迪凯。他已找到了事故的报道。是亨德利清障公司把它作为被撞毁的汽车给拖走的。亨德利公司对大多数电话都是记下电话录音，不能立即回答。现在路面很滑，事故很多，这对于有拖车的人来说是非常忙的。大约三点钟时电话才打过来，但也丝毫没有任何帮助。 
　　利昂找到了亨德利公司，就在离第七街不远的罗德岛街。它平时是个加油站，现在又成了修车厂，兼营拖拉出事故的汽车为道路清障的业务，也出售二手车以及出租自己动手的搬家汽车。每个窗子上都装了铁条，利昂想个花招尽量靠近前门。“掩护我。”当我从车里出来冲进去时说道。结果那反弹回来的门还是撞到我的左臂，我痛得弯下腰，一个穿着工作服大衣，满身油污的机械工正转过墙角，他盯着我看。 
　　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来这儿，他拿起一个记事板，上面贴满了记事的条子。在我后面，我听到有人在谈话，还骂骂咧咧的，他们一定是刚刚赌博回来，又喝了酒，大概还卖毒品。 
　　“是警察拖来的吗？”他说，但仍在看那个记事板。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不知道。是犯罪事件还是什么？” 
　　“是犯罪事件，不过我的车和犯罪事件无关。” 
　　他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我。他脑袋里想的是他自己的事儿。 
　　“知道我的车可能在哪儿吗？”我尽量和颜悦色地同他说话。 
　　“如果他们把车扣押的话，一般都放在佐治亚街，就在哈佛的北边。” 
　　“这个城市一共有多少这样的停车场？” 
　　他耸耸肩要走开。“不止一个。”他说着就走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然后奔向利昂的汽车。 
　　当我们找到那个停车场时，天已快黑了，这里一半用铁链连着，用铁蒺藜拦着，里面堆有数百辆废旧汽车，排放混乱，有些车堆到了别的车上面。 
　　我和利昂站在通道上一排一排地看。“在那边。”我一边指着一边说道。我的车就停在一个小棚子旁边，正面对着我们。当时撞车时是左前方，所以左前方已损坏，护板已没有了，发动机已露在外面，也撞坏了。 
　　“你真是挺幸运的。”利昂说。 
　　在我的车旁边就是那辆豹牌车，顶篷已成扁平状，所有的车窗玻璃全都碎了。 
　　小棚子是个办公室之类的屋子，但门关着，没有开灯。大门都已用粗铁链拦起来了，铁蒺藜在雨中闪着寒光。有几个彪形大汉在拐角处转来转去，离我们不远，我能感到他们在看着我们。 
　　“我们从这儿出去吧。”我说。 
　　利昂开车送我去国家机场，那是我唯一知道可以租到车的地方。 
　　餐桌已摆好了，中国餐馆买来的外卖放在炉子上。克莱尔在等着我，有此为我担心，尽管我说不准她担心的程度，但总还看得出来。我告诉她我租了一辆车，是根据我的保险公司的意见办的。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医生那样给我检查了一番，又叫我服了药。 
　　“我想你该休息一下。”她建议道。 
　　“我试了，可是不行。我现在饿了。” 
　　这可能是作为夫妻关系的最后一餐，我们开始是一起吃饭，结束时也是一起吃饭，只是地点不同而已，但都是快餐。 
　　“你认识一个叫赫克托·帕尔马的人吗？” 
　　我使劲将食物咽了下去，回答说：“认识。” 
　　“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公司的一个帮办，我原定上午要和他一起商量一个案子的，他一定有困难。” 
　　“想必是，他说今天晚上几点钟在M大街的纳森酒吧见面。” 
　　“怎么在酒吧？”我沉思着。 
　　“他没说为什么，但听起来挺神秘的。” 
　　我的食欲一下子就全没有了，但我还是装着若无其事地吃着。并不是真想吃，而是不让她太注意此事。 
　　我步行走到M大街，原来下着小雨，现在已变成了雨夹雪了。而且我还忍着疼。我想周末停车太困难，我又想趁此机会活动一下肌肉，清醒一下头脑。 
　　我估计这次约会准没好事，我一边走，一边想该怎么办。我想出一个谎言来掩盖我的行径，然后再编出一些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既然东西已经偷到手，撒个谎那就是小事一桩了。赫克托还可能为公司工作，他很可能被装有窃听器，所以我只听不说。或多听少说。 
　　纳森酒吧还没坐满，我提前了十分钟到达，但他已经坐在那儿了，在一个小包间里等着我。当我走进时，他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把手伸向我：“你一定是迈克尔，我是赫克托·帕尔马，在不动产部工作。很高兴见到你。” 
　　简直是突然袭击，这种人常使你感到窘迫。我同他握握手，几乎有些站不稳，也说些“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 
　　他指着一个包厢说：“这里，到里面坐。”他满脸堆笑，一片热情。我小心地弯下腰，侧着身子进了包问。 
　　“你的脸怎么了？”他问道。 
　　“和我汽车里的安全气袋接了个吻。” 
　　“对了，我听说过这次事故，”他说得很快，非常快，“你还好吗？没有伤着骨头吧？” 
　　“没有。”我说得很慢，想弄清他的来意。 
　　“听说其余的几个人都死了。”他紧接着说，他在主宰着这次谈话，我只好跟着走。 
　　“是的，那是几个毒品贩子。” 
　　“这个城市，”他说，这时酒吧招待走了进来，“你要吃点什么？”赫克托问我。 
　　“咖啡，不加奶。”我说道。正当他挑选喝的东西时，他的一只脚在我的腿上轻轻地碰了几下。 
　　“你们都有什么啤酒？”他问招待，这是他们最不爱听的问题。这位招待双目直视，一口气报上一连串的品牌。 
　　他的动作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一起，他的双手都放在桌子上，利用招待当做掩护，他把右手的食指弯曲着指着自己的胸部。 
　　“莫尔森牌。”他突然说出一种品牌，这时招待走开了。 
　　他被装有窃听器，他们在监视着。但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绝不能透过招待看见我们的。我本能地想要转过身来看看周围的人，但我抑制住这种诱惑，这还真得有点感谢我那板一样僵直的脖子。 
　　这就让我明白了我们刚见面时赫克托为什么那么热情的问候，就好像我们从未见过面似的。赫克托今天一天都在受盘问，但他否认了一切。 
　　“我是不动产部的帮办，”他解释道，“你曾见过布雷登·钱斯吧，他是我们的一名股东。” 
　　“是的。”由于我的话会被录下音来，所以我尽量十分简短地回答。 
　　“我就是帮他做事的，上星期有一天你来到他的办公室，你和我说过几句话。” 
　　“如果你这样说，那可能吧，我已记不得见过你了。” 
　　我淡淡一笑，目光显得有些轻松，监视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在桌子下面，我用脚碰了碰他的腿，希望我们说话更合拍。 
　　“你知道，我之所以请你来这儿是因为市雷登办公室的一份档案丢失了。” 
　　“怎么，认为是我偷的吗？” 
　　“噢，不，但你也是有一定嫌疑的。上周你闯进他的办公室时，你要的就是那份档案。” 
　　“这么说我已受到指控了？”我有些火了。 
　　“还没有，别紧张。公司正在全面调查这件事，我们会找每个有关人员谈话的。因为我曾听说你向布雷登要过这份档案，所以公司就叫我找你谈谈，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你都说些什么。还如此而已！” 
　　“你对那份档案一无所知吗？” 
　　“当然是一无所知。我怎么能从一位股东的办公室里拿走一份档案？” 
　　“那你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吗？” 
　　“当然愿意。”我十分坚定地说，甚至是十分气愤地说。看来我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了。 
　　“好吧，他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接受测试，不论远近，只要和那份档案有关的人概莫能外。” 
　　这时咖啡和啤酒都上来了，这给我一个喘息机会来考虑刚才的话有无失当之处，或可做何调整。赫克托曾说他已深陷麻烦之中，那测谎仪很可能会毁了他。你在迈克尔·布罗克离开公司之前见过他吗？你们谈起过丢失档案的事吗？你是否帮他得到了那份档案？是还是不是，尖锐的问题，简短的回答。他无法说谎，他无法渡过这一测试关。 
　　“他们还取指纹。”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这倒不是为了害怕装在身上的窃听装置，而是为了气氛放松一下。 
　　那倒不一定有效，我不会留下指纹的，在这事之前不会留下，在以后也不会。“他们真可以。”我说。 
　　“实际上今天一上午他们都在取指纹。从门上，从灯的开关上，还有档案柜上，取了不少。” 
　　“希望他们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说来也巧，你知道，布雷登办公室里有上百件正在使用的档案，他丢失的那份正是你想要看的那一份。” 
　　“你想说什么？” 
　　“随便说说，巧合，真正的巧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说给听我们谈话的那些人的。 
　　我想我也该表演一下：“我不喜欢你这种谈话方式，”我简直在冲他吼，“如果你们要指控我什么，就去找警察，要个逮捕证来，把我抓起来。要不然就收起你那馊主意。” 
　　“已经惊动警方了。”他说，语气冷冷的，而我故作发脾气的气势也缓和下来，“报的是失窃。” 
　　“当然是失窃，去抓偷你们东西的喊吧，别跟我浪费时问。”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有人给你过一串布雷登办公室的钥匙吗？” 
　　“当然没有。” 
　　“怎么有人看见这个空档案袋在你桌子上，里面装有一个纸条和两把钥匙，一个是门的，另一个是档案柜的。” 
　　“我根本不知道这码事。”我一边故作气愤地回答，一边努力回忆我把空档案袋放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受过的训练应是以律师的方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罪犯的方式进行思维。 
　　赫克托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也喝一口咖啡。 
　　该说的已经都说了，信息也都得到了。一方面是公司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赫克托本人的信息。公司想找回档案，而且其内容又不泄露出去。赫克托的信息则是他很可能因此而丢掉这份差事。 
　　只有我能救他，我可以返回那份档案，承认是我干的，并答应保守档案的秘密，公司很可能会原谅我，这样就不会引起对他的伤害，对公司也好。保住赫克托的工作可能只能以返回档案作为条件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问道，突然想立刻离开。 
　　“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做测谎检查？” 
　　“我给你打电话。” 
　　我拿起大衣，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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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很快就明白了莫迪凯为什么对特区的警察没有什么好感，尽管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按他的看法来说是他们对待无家可归的人太粗暴。对待无家可归的人的态度如何成了他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 
　　但是他所认识的警察为数并不多，其中之一是皮勒巡长。莫迪凯把他形容为“大街上长大的”。皮勒在法律事务所附近的一个社区的少年管教中心工作，他和莫迪凯同在一个教堂做礼拜。皮勒社会联系很广，他能有办法使我接近我的汽车。 
　　星期六早上九点刚过他就来到律师事务所，我和莫迪凯正在喝咖啡，在屋里暖和暖和。皮勒星期六是不工作的，给我的印象是他爱睡懒觉。 
　　莫迪凯驾着车，一边不停地说话，我坐在后排座上。我们一起穿过路面很滑的街道进入了城市的东北地区，天气预报说是有雪，结果现在下起了冻雨。街上车辆很少，这是阴冷的二月的一个早晨，只有那些精力十分充沛的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着。 
　　我们下了佐治亚大街不久就来到市废旧汽车停放场的围栏外面，我们把车停靠在路边。皮勒说：“在这儿等我。”我这时已看见我那辆车的遗骸。 
　　他走到围栏的大门，按了一下一根柱子上的门铃，这时那个小木房的门开了，一个又瘦又小的身着警服的人来开门，他手里打着一把伞，皮勒和他说了几句话。 
　　皮勒回到车上，把车门使劲地关上，抖了抖肩上的雨水。“他在等着你。”他说道。 
　　我出了汽车，走到雨中，立刻打开雨伞，快步走到在门口等候我的那位名叫温克尔的警官那里，他可一点儿也不像欧文笔下的温克尔那样幽默和善。他掏出一大串钥匙，足有几十把，总算找到三把可以开那几个大挂锁的钥匙，打开锁后对我说：“就在那边。”我跟随他走在石子路上，尽量绕开坑坑洼洼的地方，那里都积满了泥水。我的整个身子每走一步都痛，更不敢蹦跳。我们径直奔向我那辆汽车。 
　　我直奔前座仓，没有那份档案。一阵惊恐之后，我在驾驶座后面找到了它，在车底板上，完好无损。我一把把它抓到手里，打算离开。我没有心思再去查看都坏了什么地方，坏到什么程度，反正我不打算要这辆车了。我只看了最关键的一个地方。这样，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同保险公司去打交道了。 
　　“是不是这辆车？”温克尔问道。 
　　“是的。”说着我就要走开。 
　　“跟我来。” 
　　我们走进他的小木屋，丁烷取暖器在一个屋角正起劲地叫着，向我们吹过一阵热风。他从墙上十多个弹簧夹写字板中挑出一个来，开始注视我手中的档案。“棕色马尼拉纸档案一份，”他边说边写，“大约两英寸厚。”飞站在那里，紧紧抓住这份档案，好像它是块金子一样，“上面有名字吗？” 
　　这已是无法掩饰的了，但又自作聪明地想，他们不会发现的。“你们要这些情况干啥？”我问道。 
　　“把它放在桌子上。”他说。 
　　我只好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河橡公司/TAG公司，”他边叨念边写，“档案号码TBC-96-3381。”我的马脚露得更大了。 
　　“这是你的吗？”他指着档案问道，但一点也不是怀疑的口吻。 
　　“是的。”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谢了谢他，可他声也没吭一下。我要一步步走出这个停放场，每一步都是一个挑战一样。他在我身后把门锁上了。 
　　莫迪凯和皮勒在我进了汽车之后都回过头来要看一看这份档案。但他们两个人对它的来龙去脉一点儿也摸不着边。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份档案很重要，所以我必须把它找回来再毁掉它。 
　　所有这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这一份档案？在我们往回开的路上，我真想打开看一遍。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 
　　我谢过皮勒和莫迪凯并道了别，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我的新住处。 
　　资金的来源是来自联邦政府，这在特区来说是不足为怪的。邮电部门要投资二千万美元在城里建两个大宗邮件的服务中心，而河橡公司是几个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中的一个，很有可能中标，签约和施工搞这一项工程。有几个地点已作考虑，但地段都不好，都是比较乱，经常出事的地区。去年十二月份中已公布了三个地点。河橡公司已开始把它可能需要的一些廉价的地皮全抢先买下了。 
　　TAG公司是正式注册的公司，其股份是独资性质，主人是蒂尔曼·甘特利。在这份档案的备忘录上被描绘为有过窥淫的癖好，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曾数次被定为有罪，他是城中有名的恶棍。除此之外，他还从事二手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非法交易。他买进那些被人废弃的楼房，稍加修缮再转手卖出或出租。在这份档案中甘特利名下列着十四处这类产业。当美国邮政总局需要地皮时，甘特利就和河橡公司挂上了钩。 
　　一月六日，邮政总局用挂号信通知河橡公司说这项设施的建设者、拥有者、土地所有者的公司已经选定。一个协议的备忘录规定每年的租金付款为一百五十万美元，保证期限为二十年。这封信上还说，由于时间紧迫，邮政总局和河橡公司的最终协议的签定不应迟于三月一日，否则这桩交易就将终止。经过七年的计划和打算，联邦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它建成。 
　　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们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开始投入工作。在一月份，这个公司就买下了佛罗里达大街那个旧仓库的地皮。那次驱赶住户的活动就是在那儿发生的。档案中有两张那一地区的地图。图上把已买下的地方和正在谈判的地方涂上了深颜色。 
　　现在距三月一日仅有七天了，钱斯把档案丢了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 
　　佛罗里达大街的那个旧仓库在去年七月已被TAG公司购买去了，花了多少钱，档案上没有记载。河橡公司花了二十万美元在一月三十一日把它从TAG公司手中买下来，正是在这四天之前德文·哈迪以及伯顿一家人等都被赶到了大街上。 
　　我在我现在称为起居室的那间屋子的光秃秃的地板上认真地翻阅着档案的每一页纸，认真研究，把我所需要的内容在我的记事本上详细做了记录，以便我可以完好无损地将它送还。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份十分常见的房地产档案：有前几年的税款记录，一连串的名头，以往的交易，买卖的合同契约，同经纪人的通信，交割会的文件等等。因为这是一笔现金交易，所以不涉及银行。 
　　在档案里面左侧有一页附页，上面是记事录，把档案中每一项内容的日期和主要内容都作了简要记载，从每一份档案中的记事录的水平你可以判断一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秘书的工作能力如何。每一张纸，每张地图，每帧照片，总之，任何一件东西，不管是什么，凡是进入档案的，都被记到记事录中去。这项工作在我们刚参加工作时都经过严格训练，都已深深地印入脑海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任何事情比翻遍厚厚的档案去寻找没有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些细节更令人沮丧的了。如果你不能在三十秒钟之内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按我们的行话来说，那份材料就没有用了。 
　　钱斯的这份档案做得相当精细。他的秘书是一个十分细致的人。但其中也有篡改的地方。 
　　在一月二十二日，赫克托·帕尔马单独一个人去过那个旧仓库，只是例行公事，做购前的勘察。当他进了一个指定的门时，他遭到了两个小流氓的袭击，被打中了头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棍子打的，并且用刀逼着他交出钱包和现金。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家休息，并打算把这次攻击行为写成一个备忘录，然后放在档案里。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打算再去勘察，但要带个护卫。”备忘录也进入了那份档案。 
　　但是，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情况却没有备忘录的记载。一月二十七日的一项记事内各是这样写的：备忘录——去现场做经营场址勘察。 
　　赫克托在二十七日去了旧仓库，带了一名护卫人员，勘察了那个地方，毫无疑问，当时擅自强占这里房屋的情况正愈演愈烈，从他另外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判断，这个情况也是写成了一份备忘录，而且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 
　　这份备忘录已从档案中取走了。这当然不是犯罪的行为，我也从档案中取下过一些材料而不在记事录中留下说明，但这些材料我用完后是一定要再放回档案中去的。如果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项内容，那就应该在档案中找到它才行。 
　　交割活动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进行的，那天是星期五。在接下来的星期二，赫克托又返回旧仓库去驱赶那些擅住者。同他一起去的是来自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护卫人员，他是特区的一名警察，还有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们是一家专门负责驱赶活动的公司派来的。根据他的备忘录，这次驱赶活动共用了三个小时，其详细经过他记了整整两页纸。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来赫克托对这类驱赶活动是不喜欢的。 
　　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位母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住在一个两室的公寓里，连暖气也没有。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她当时和警察厮打到一起，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出去了。” 
　　看来奥塔里欧是目睹了他母亲和警察的抗争的。 
　　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 
　　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 
　　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 
　　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她去商店买东西去了，这是她留下的字条上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行李袋，我们分家时都没有提到。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她出差的机会要比我多，所以我只拣了几件便宜的东西，如野营袋或做健身运动时用的袋子。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把一些最常用的东西如袜子，内衣，T恤衫，化妆品，鞋子等我这些年来穿过用过的东西都堆在床上。反正这些东西她也会扔掉的。我又匆匆忙忙清理一下我的抽屉，以及我那一侧医药柜。拖着伤痛的身体带着精神上的伤痛，我下了楼，把东西放到了我租来的汽车里，又返回来取了我的衣箱。我看见我曾用过的睡袋，我起码有五年没有用过它了，我把它也一块儿拿下去了，又拿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我当然有权利把我的闹钟、收音机、便携式的CD机、几张CD盘、厨房里那个十三英寸的彩电以及咖啡壶、电吹风和毛巾拿走。 
　　当我把车塞满，我留个字条给她说我走了。我把我的字条就放在她给我留的字条旁边，连看也没看一下。我当时情感很复杂，似乎就要迸发出来，我天生不会处理这些情感问题。我以前也没有搬出去过，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做。 
　　我锁好门，走下楼梯。我知道过不了多少天我还会回来取我其余的物品，但我仍感到这像是一次永别。 
　　她会读到那张字条的，也会查看抽屉、柜橱，看我都拿走了什么，当她意识到我的确搬出去时，会坐在厅里掉一阵眼泪的。也可能会痛哭一场，但很快就会好的，她是很容易度过这一阶段而走向新的生活的。 
　　当我开车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种自由感。再一次成为单身汉也不可怕。克莱尔和我都失去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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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把我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这个事务所星期天比星期六还冷。我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灯芯绒的裤子，暖袜。我坐在办公桌后看报，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屋内有取暖器，可是我不会摆弄它。 
　　我很怀念我原来那把椅子，它是一张皮转椅，可以前后摇动，左右转动，也可以仰卧着坐，任你活动。而现在这把小椅子比参加婚礼时租用的小折叠椅强不了多少。即使身体好时坐上去也不舒服，何况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坐上去就如同上刑一样。 
　　我那办公桌是个伤痕累累的旧桌子，很可能是从哪个关了门的学校搬来的，外形和木箱子差不多，每边有三张抽屉，几乎没有一个能拉得开的。当然，如果拼命地拉也还是能拉得开的。客户用的椅子分放在桌子两旁，都是折叠椅，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颜色的椅子。 
　　墙是灰浆涂成的，但还是几十年前涂的灰浆，现在颜色已成了淡柠檬色。墙皮也已龟裂了，天棚的角落里蜘蛛早已安了家。这里唯一的装饰物就是一块宣传一九八八年七月在草地广场举行的向正义进军活动的铜牌。 
　　地板是老橡木的，边缘地方已经磨圆，是用得太久的证据。地是最近才扫过的，墙角处还放着扫帚和垃圾筒。看来这也是一种温和的提示，如果我想扫地随时可以自己动手。 
　　真是天壤之别！要是我那亲爱的兄弟沃纳看到我星期天还坐在办公室里，在可怜的小桌子旁冷得发抖，面对满是龟裂的石灰墙，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担心可能有客户来打扰，他真说不定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骂我呢，说不定我都得把这些话记下来才行。 
　　我也不知道父母会如何反应，我总得尽快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下，并把我的地址变更告诉他们。这会让他们十分震惊的。 
　　这时门砰的一声响，我吓了一大跳。我站起身来，但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是街道上的小无赖尾随我而来？当我向前移动时，门又敲了一下，这时我看见外面有一个人正贴在门的铁护栏上透过厚厚的玻璃向里看。 
　　是巴利·纳佐，他冻得发抖急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门打开，放他进来。 
　　“这个鬼地方。”他说道，但情绪很好，我锁门时他把前屋打量了一番。 
　　“这房子挺有意思，是吗？”我问道，我边说边琢磨他的来意，不知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他对这个地方还挺感兴趣。他走到索菲亚的办公桌旁，慢慢地摘下手套，什么也不敢碰，生怕把那一堆堆的档案碰倒。 
　　“我们把间接费用一直压得很低，所以我能把所有的钱都挣到手。”我说道，这是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句口头禅。公司的股东们也时常抱怨那些间接费用，而另一方面大多数的间接费用又都主要用于他们办公室的不断装潢和修缮。 
　　“所以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这笔钱？”他仍然开玩笑地说。 
　　“那当然。” 
　　“你真是疯了。” 
　　“我听到一种呼唤。” 
　　“是的，你在听各种声音。” 
　　“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吗？就是来告诉我说我疯了。” 
　　“我打电话给克莱尔了。” 
　　“她说了些什么？” 
　　“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不错。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的脸怎么啦？” 
　　“汽车的安全气囊搞的。” 
　　“噢，我忘了，我听说是个撞车事故。” 
　　“是的，汽车的防护板撞弯了。” 
　　他把大衣扔到椅子上，可马上又把它拿了起来穿在身上。 
　　“难道降低间接费用就意味着连取暖费都不用交了吗？” 
　　“我们偶尔也有个把月不交取暖费。” 
　　他又在屋里转了几圈，往旁边的小屋里也窥视几眼。“这儿是由谁来负责开销？”他问道。 
　　“一家信托基金机构。” 
　　“也是一家每况愈下的机构吧？” 
　　“一家快倒闭的机构。”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那位先生以前常来这儿，这儿有他的律师。” 
　　“好一位先生，”他说道，四下巡视的目光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墙，“你认为他会把我们杀了吗？” 
　　“不，不会的。没有人去倾听他的声音，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只是想要人们听听他的心声。” 
　　“你曾想过突然袭击他吗？” 
　　“没有，不过我倒是想过把他的枪夺过来，打拉夫特。” 
　　“我也希望你能这么做。” 
　　“可能下一回吧！” 
　　“有咖啡吗？” 
　　“当然有，先坐下。” 
　　我不想让巴利随我进厨房里去，因为里面实在不堪入目。我找到一个杯子，很快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倒上一杯咖啡，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不错。”他四下看了看说道。 
　　“这儿的律师事务常常是全垒打。”我骄傲地说。我们在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下，两只椅子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好像就要散架一样。 
　　“这就是你在读法学院时所想的吗？”他问道。 
　　“我都不记得法学院时的事儿了，自从那以后我按小时付钱的数目已不少了。”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脸色十分严肃，开玩笑的阶段已经结束。我最坏的想法是，是否巴利身上也带了窃听装置？他们派赫克托来时是在他衬衫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就把赫克托搞得神经十分紧张。他们这次让巴利来也可能会故伎重演。他当然不会愿意这么做的，但他们会向他施加压力的。我是他们要对付的。 
　　“这么说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那位先生的材料来了？”他说。 
　　“我想可能是的。” 
　　“你找到了些什么呢？” 
　　“你在表演哑剧吗？公司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想报复人？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他仔细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这时他很快地喝了一口咖啡。“这咖啡可真难喝。”他说道，差点儿把那口咖啡吐掉。 
　　“至少它还是热的。” 
　　“关于克莱尔我很抱歉。” 
　　“谢谢，不过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 
　　“有份档案丢了，迈克尔。大家都认为与你有关。” 
　　“有谁知道你到这儿来了？” 
　　“我妻子。” 
　　“是公司派你来的？” 
　　“绝对不是。” 
　　我相信他。他同我成为朋友已有七年了，有些时候我们还相当密切。尽管我们总是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叙友谊。 
　　“他们为什么都会认为与我有关呢？” 
　　“这份档案与那位先生有关。你曾去过钱斯那里，并要看这份档案。有人在夜里看见你，去了他的办公室，后来那份档案就不见了。而且有证据表明有人给了你几把你不应该有的钥匙。” 
　　“就这些吗？” 
　　“此外还有指纹。” 
　　“指纹？”我问道，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到处都有，门上，开关上，档案柜上。都与你的指纹相符。说明你到过那里，迈克尔，是你拿了档案。现在你该怎么办？” 
　　“关于档案你了解多少？” 
　　“那位先生是被我们一个房地产客户赶出去的。他是擅自强占住房的。他发了疯，把我们都吓坏了，你还差一点给打死，结果你的精神也出了毛病。” 
　　“还有什么？” 
　　“他们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他们就是那些头头儿们。我们上星期五每人都拿到一张备忘录，无论是律师、秘书、帮办，还是任何人，整个公司的所有的人都人手一份，告诉我们说丢失了一份档案，你是嫌疑犯，公司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与你接触，我是不可以到这儿来的。”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谢谢你。” 
　　如果布雷登·钱斯要是把那次驱赶行动和朗蒂·伯顿联系到一起，他就不会把这件事向所有的人都公开了。就是其余的股东也不会，巴利是可靠的。他大概想到我对档案感兴趣只是因为德文·哈迪。 
　　“那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 
　　“我是你的朋友。现在事情都让人不可思议了，星期五办公室里都去警察了，你还能相信么？上一周来的是警察特种部队，我们是人质。现在你已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又和克莱尔离了婚。我们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让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度个假，把我的妻子也带上。” 
　　“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那无关紧要。去岛上罢。” 
　　“那有什么用呢？” 
　　“起码可以放松一下。打打网球，睡睡觉，恢复一下精力。” 
　　“由公司来付钱吗？” 
　　“由我来付钱。” 
　　“不要再提克莱尔了，我们之间已经完了，巴利。时间拖得是不短，但已经结束了。” 
　　“好吧，那就咱们俩一起去。” 
　　“但你不应该再同我有什么接触才好。” 
　　“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去找阿瑟好好地来个长谈，把这件事解决掉。你把档案送回来，不管里面写的是什么，都不要去管它。公司也会原谅你，并把这件事忘掉，然后你和我一块去毛伊岛去打两个星期网球，然后你仍然回到你本该去的那个豪华的办公室。” 
　　“是他们派你来的，对不对？” 
　　“不是，我可以发誓。” 
　　“那没有用，巴利。” 
　　“你给我说说理由。” 
　　“做一名律师并不仅仅是指按小时来付报酬，或挣大钱。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伙出卖灵魂的人呢？我厌倦了，巴利。我要试一试另一条路。” 
　　“你的话就像一个法学院一年级学生所说的。” 
　　“一点不错。我们之所以从事这一行是因为法律是一种神圣的召唤，我们可以同非正义以及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我们可以伸张正义，因为我们是律师。我们曾经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再做一次理想主义者呢？” 
　　“做献身主义者。” 
　　“我并不想招兵买马。你有三个孩子，我和克莱尔幸好没有一个孩子，我倒是吃得起这些苦头。” 
　　在屋的一个角落有一组暖气片，我从没有注意过，现在它开始响了起来，并有来暖气的迹象。我们俩都看着它，等候它能带来一些热量。这样我们默默地等了一分钟，两分钟。 
　　“他们会跟踪你，迈克尔。”他说道，仍然看着那暖气，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看。 
　　“他们？你说是我们？” 
　　“是的，就是公司。你不能偷档案。你想一想客户。客户是有权要求对他们的档案保密的。如果档案丢失，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千方百计追回它。” 
　　“提出刑事控告？” 
　　“完全有可能，他们都急疯了，迈克尔。你不应谴责他们。他们还谈到律师协会的纪律处罚问题，很可能颁发禁制令。拉夫特已经着手搞这件事了。” 
　　“那位先生的那一枪怎么不打低一点。” 
　　“他们要采用强硬手段。” 
　　“公司的损失要比我惨重。” 
　　他琢磨着这话，他不知道档案的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位先生还有别的什么？”他问道。 
　　“还有很多内容，这下子公司将要来个大曝光。如果公司要跟踪我，我也会跟踪公司。” 
　　“你不能使用偷来的档案，我们国家任何法庭都不接受这类东西作为证据的。你不懂诉讼法。” 
　　“我正在学习诉讼法。告诉他们向后退一步，记住，档案在我手里，而里面有黑幕。” 
　　“那些人不过是些擅自强占住房的人，迈克尔。” 
　　“远不止于此。有人想同钱斯一起坐下来探讨一下真相。回去告诉拉夫特一声，在他玩那种蠢把戏之前先把家庭作业做好。相信我，巴利，这不过是开场戏，你们这些人都是怕离开家的。” 
　　“这么说你是打算要休战？你留着档案，我们也不追查你。” 
　　“现在可以先休战，我也不知道下个星期或再下个星期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和阿瑟谈一谈呢？我可以做证明人。我们三个人到一间屋去把门一锁，把这件事情了结掉，你看怎么样。” 
　　“太晚了，人都死了。” 
　　“那位先生是自己找死。” 
　　“还有其他人呢。”说到这里我已说得太多了。尽管他是我的朋友，他会把我们大部分的谈话内容回去讲给他的老板听的。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他要求说。 
　　“不行，这是秘密。” 
　　“关于这份档案有不可信的传言，是封这份档案的律师说的。” 
　　这时那个暖气片咕咕地响得挺厉害，看着这个暖气比继续谈话更令人感到舒服些。我们谁都不想说一些以后让我们会后悔的话。 
　　他询问我们这个事务所还有几个雇员，我带他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指给他看。他喃喃不停地说：“真是难以置信。” 
　　“我们以后可以保持联系吗？”他走到门口时说。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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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对于我新接手的工作情况介绍共用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和莫迪凯一起驱车去城东北边的派特沃斯街的撒马利亚救济院的路上，他一面开车一面向我讲述的。我只是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听，我手里紧紧地抱着我的手提包，紧张得就像在严师面前的小学新生一样。我穿了牛仔裤，白衬衫，系了领带，上衣是海军穿的便装，耐克网球鞋，白线袜。我也不再刮胡须。我现在是贫民律师，我可以随意穿戴，不受任何限制了。 
　　莫迪凯当然在我刚走进办公室时就注意到了我衣着的变化，并向大家宣布我即将投入工作。他没有说什么，但眼睛看着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这种情况，从大公司下来同穷人呆上几个小时的那些律师们就常穿这种鞋子，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也穿工装裤，留上胡须。 
　　“你的委托人是由几个三分之一组成的。”他说，一只手还开着车，车开得很不稳。另一只手拿着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们旁边还有许多车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资格住政府补贴住房的。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万个低造价住房单元被取消，联邦政府把政府补贴住房的投资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这样一来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也就不奇怪了。各级政府就是靠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平衡预算的。” 
　　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莫迪凯脱口而出，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职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我几次都想打开手提包拿出笔和本把一些情况作下记录，但我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静静地听着。 
　　“这些人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对私人住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不够付房租的。所以他们就每况愈下，而同时，政府的资助费用又屡屡降低。你要知道，仅有百分之十四的无家可归的残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补贴，仅仅百分之十四！你会看到许多这类情况的。” 
　　这时我们遇上了红灯，车吱地一声停下了，但是他的车已把路口挡住了一些。我们周围顿时一片汽车笛声，我赶紧把身子放低，生怕再来一次撞车事件。莫迪凯似乎毫没在意他妨碍了高峰期的交通，他两眼茫然直视，似乎在看另外一个世界。 
　　“无家可归最让人害怕的情况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几乎一半穷人都把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们现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说他们只应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这座城市就有几万人处在边缘状态，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丢掉住房，比如丢失了张支票，偶尔生次病，或有个预料不到的紧急情况什么的。” 
　　“那他们去哪儿呢？” 
　　“他们很少直接去避难所，他们开始可能去投亲靠友。这一下就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亲友也是住房十分紧张的，条件很差。何况他们签的房约也不允许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单元里。他们就不得不违约，这就会引起驱赶住户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处搬来搬去，把一个孩子留给姐妹，或把另一个留在朋友那里。这样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们都不愿去避难所，就像避瘟疫一样。” 
　　他停了好一会儿，接着喝了口咖啡。“那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并不是所有的避难所都很好，常受到袭击，发生抢劫、强奸事件。” 
　　而这些正是我后半生的律师生涯的主要工作内容。“我忘记带枪了。”我说道。 
　　“不会有事的，我们这座城市有数以百计为穷人的利益志愿工作的人，我没有听说过有谁受到了伤害。”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了。”我们又开始行驶，但比刚才稳当多了。 
　　“大约半数的人都有一些财力使用不当的问题，就像你那位伙计，德文·哈迪。这种情况是很普通的。”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恐怕帮不了多大忙。还有几项计划没有落实，但很难找到他们的安身之地。我们曾把哈迪安排在一个老年人康复中心去住，但是他离开了那里。一个上瘾的人当想清醒的时候会这样决定的。” 
　　“他用什么来麻醉自己呢？” 
　　“酒，这是他们最能买得起的。另外还有不少强效纯可卡因也不很贵。这些情况你都会看到的，但是配制好的毒品是相当贵的。” 
　　“我头五个案子会是什么呢？” 
　　“等不及了吧，是不是？” 
　　“是的，我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 
　　“别着急，先放松一点。工作并不很复杂，但要有耐心。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得不到政府福利的人，例如，没有得到食品券，或是离婚案子，或投诉他的房东，或就业问题。但肯定是个刑事案子。” 
　　“什么类型的刑事案子？” 
　　“都是一些小事。现在美国城市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无家可归就是犯罪。大城市都已通过了各种法规，就是要驱走那些住在街头的人。不许乞讨，不许睡在公共场所的长椅上，不许在桥下栖身，不许在公园里存放个人物品，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在公共场所吃东西。这些法律的大部分已在法院被否定，在这方面亚伯拉罕干得相当出色，他说服了联邦法官指出这些法律是违反第一次修正案所规定的权利的。所以各个城市有选择地实行了一些普通法律，例如，在街上闲逛，流浪，在公共场合酗酒。其矛头所指仍是无家可归的人。如果衣着讲究的人在酒吧喝醉了，或在胡同里小便，都不算什么，可是要是无家可归的人如果在小巷子里撒泡尿，那就要以在公共场所小便而遭逮捕。大规模的清除活动是常有的。” 
　　“清除活动？” 
　　“是的，他们有时集中城市的某一区域，清除所有的无家可归者，把他们撵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在亚特兰大召开奥运会之前就这么干过，他们不能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美国有这么多人乞讨，这么多人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所以，他们动用了保安部队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这个城市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把他们赶到哪儿去呢？” 
　　“他们肯定不是把他们送进避难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穷人的避难所。而是像清除垃圾一样把他们圈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他一面调整一下汽车的散热器，一面又喝了口咖啡，起码有五秒钟时间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记住，迈克尔，人人都得到那里去，因为这些人别无选择。如果你饿了，你可以要饭吃，如果你累了，你可以找个地方睡觉。如果你无家可归，你只能去那样的地方。” 
　　“他们逮捕他们吗？” 
　　“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愚蠢的政策。把一个露宿街头的人，送进避难所或其他什么地方，让他们干活挣最低的工资，让他尽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后又逮捕他，就是因为他在桥下栖身。他并不想在桥下睡觉，但人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啊。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市政会那帮人自作聪明地把无家可归定为是犯罪行为。他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从监狱中出来，然后再付三十美元作为罚金，这些人衣袋里本来就没有几个钱。这又让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罚钱，再受惩罚，这只能让他看到他想找个去处的方式是个错误。我们许多城市都不许他们呆在大街上。” 
　　“在监狱里是不是会好些呢？” 
　　“最近你去过监狱吗？” 
　　“没有。” 
　　“千万别去，警察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简直不像话，尤其是对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刑事司法系统本来就够吓人的，再加上对无家可归者的虐待就更让人受不了。最蠢的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所花的钱要比给他们盖个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这些才是长远效益，而且当然也更有意义。这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包括逮捕和审讯等程序所花的费用。大多数的城市都亏了大本，特别是特区，所以他们就关闭了避难所。记住，他们是在把无家可归者变成罪犯，然后再浪费他们的金钱。” 
　　“看来该提起诉讼了。”我说道，尽管我根本不需要给他打气。 
　　“我们都疯了似的控诉，全国的律师们都强烈反对这些法律，该死的市政会在法律上花的费用比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避难所的钱多得多。你还得爱这个国家。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让人们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们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这又让那些敏感的纽约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选举了某些人，这些人就承诺把街道变得干净一些，而且让他的市政会通过使无家可归成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许乞讨，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无家可归，等等。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拼命砍掉这方面的拨款，关闭避难所，减少资助，而同时又在纽约律师身上花大笔资金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消灭穷人的法律。” 
　　“华盛顿的情况怎么样？” 
　　“比纽约好不了多少，我敢说。” 
　　这时我们行驶在一个两周前我大白天开车都不敢过的区域。这里的商店外面都装了铁栏，这里的公寓大楼都很高，结构呆板，栏杆上挂着晒洗的衣物。它们都是一些灰砖建筑，从建筑的粗糙性来看，不难看出是政府拨款建的。 
　　“华盛顿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继续说道，“有一个庞大的福利阶级，它吸引许多想要有所改变的人，也吸引了许多像你这样的活动家和激进分子。” 
　　“我算不上活动家，也不是激进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么地方呢？” 
　　“坐在我办公桌前。” 
　　“一张十分漂亮的办公桌。” 
　　“是的。” 
　　“在你专用的讲究的办公室里。” 
　　“是的。” 
　　他冲我一笑，说道：“现在你就是激进分子。” 
　　说到这里，我的工作情况就算介绍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着笨拙的人，他们挤在一个街角，围在一盏手提式丁烷炉前。我们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停在路边，这座建筑曾是一座公寓，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有个手写的标牌，“撒马利亚救济院”。 
　　“这是个私人开的避难所，”莫迪凯说，“有九十张床，伙食不错，是阿灵顿几所教堂联合资助的。六年来我们常到这儿来。” 
　　一辆食品库的面包车停在了门口，一些志愿服务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凯同在门口干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模样的人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得到允许进入这所救济院。 
　　“我带你在这里转一圈。”莫迪凯说道，我们走过大厅时我和他靠得很紧。这里的廊道十分特别，每条廊道都排列着一个个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胶纸夹板隔成，纸板上也没有刷上漆。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门都上了锁。只有一个房间没上锁，门是开着的，莫迪凯向里面看了看，说声“早晨好”。 
　　一个个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却很大的人坐在折叠床的边上，看着我们，但一声不吭。“这个屋子不错，”莫迪凯对我说道，“它与别人隔离开，又有一张不错的床，有个放东西的地方，而且还有电。”他说着拨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屋里的小电灯泡一下子灭了，屋里变得很黑，他又拨一下开关，灯又亮了起来。可是那对大眼睛却动也不动一下。 
　　屋里没有天花板，那种老商店的护墙板已有年头了，在三十英尺的高处。 
　　“卧室怎么样？”我问道。 
　　“卧室在后面。卫生间是用几块板隔起来的。过得怎么样？”他向一个住户问候道，那个人点了点头。 
　　有几户的收音机开着，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新闻访谈。人们在四处走动。这是星期一上午，他们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这儿得到一间屋子很难吗？”我问道，其实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还难，登记要这里房子的名单有一英里那么长，而且避难所要审查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儿住多久？” 
　　“情况各不一样，平均要有三个月左右。这个避难所是比较好的一个，所以他们在这儿比较安全，一旦他们有稳定的收入，避难所就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里去。” 
　　他让我认识一个负责这个地方的年轻妇女，她在一个小黑杂役屋里。“这是我们新来的律师。”他的介绍十分简单。她说欢迎我来到这儿。他们在谈论一个失踪的客户，我就四下转一转，我看到一个单元的住屋，里面有婴儿的哭声，而且听到有人正向敞开的门走近。这间屋子比别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两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很壮实，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上身几乎从胸部往上全都裸露着，正在给孩子吃奶，我就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而她却毫不以为意。还有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斗玩。这时收音机的节目正是闲谈的节目。 
　　那个女人用右手托起那只孩子没有吃的硕大乳房让我看，我转身走开了去找莫迪凯。一些客户在等着我们。我们办公的地点就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和厨房离得很近。我们的办公桌就是一个可折叠的餐桌。这个桌子是从厨师那儿借来用的。莫迪凯打开墙角处的一个文件柜，我们就开始了工作。有六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等着。 
　　“谁先来？”他问那几个人。这时一个女人搬着她的椅子走了过来，坐在我们俩对面，我们俩都把笔和记录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中一个是搞这方面法律的老手，而另一个则是一点头绪也摸不着的人。 
　　她的名字叫韦琳，二十七岁，有两个孩子，但没有丈夫。 
　　“他们有一半人是来自避难所，”莫迪凯一面记录一面说，“另一半来自大街上。” 
　　“我们要接个案子吗？” 
　　“只要是无家可归的，我们就接。” 
　　韦琳的问题并不复杂。她曾在一个快餐店干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被辞退，这些原因莫迪凯认为是不相干的。因为她没有固定地址，她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错了地方，结果寄丢了。其实，老板是没有责任的。 
　　“下星期你会住在哪儿？”莫迪凯问道。 
　　她也说不准。也许这儿，也许什么别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还会有别的什么变化，她可能会寄住某一家，帮他们干些家务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个地方住。 
　　“我会给你要回钱，我让他们把支票寄到我的办公室。”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下周按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 
　　她接过名片，谢了谢我们就匆匆走了。 
　　“先给那个快餐店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是她的律师，开始时要和气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别客气，有必要你可以亲自去一趟把支票拿来。” 
　　我忙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好像这还挺复杂似的。韦琳被拖欠的工资才不过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处理的最后一个反托拉斯的一个案子涉及金额达九亿美元。 
　　第二个客户的问题很难说是什么法律问题。他只是想找个人谈一谈。他可能醉了，也许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凯把他带进厨房，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这些穷人有时不知道有什么事该来找你。”他说道。 
　　第三号是住在这里的一个住户，已在这儿住两个月了。所以她的住址问题就简单多了。她五十八岁了，干净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个退伍老兵。当我的伙伴和她交谈时，我迅速地翻一下有关文件，她的情况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这些支票都寄到了马里兰的银行户头上，而她又去不了那里。她解释说她的档案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莫迪凯说，“退伍军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个部门，我可以让他们把支票直接寄到这儿来。” 
　　就在我们一个个解决问题时，排队等候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是莫迪凯十分熟悉的，如由于没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还住房押金啦，离婚父亲不付孩子抚养费啦，或因开空头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残疾福利金而投诉社会保险部门啦，等等，等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共接待了十名客户，这时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开始自己独立工作。作为贫民律师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独立处理业务，一面听着客户的陈述，一面作着记录，所起到的作用已和莫迪凯没什么两样了。 
　　梅维斯是我独立接待的第一个客户。他的情况是要离婚，这情况倒和我一样。听了他的伤心故事，我真想冲回家去吻克莱尔的脚。梅维斯的妻子是个妓女，她在吸毒之前曾是很好的人，很体面。但是一染上毒瘾之后，她就变了，先是结识了一个妓女，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男妓，然后自己也成了妓女。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她偷窃，并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一空，还欠了不少债务，让她丈夫陷入困境，最后使他终于宣告破产，而她却带着两个孩子与那个男妓同居去了。 
　　他只就离婚的例行手续提出几个一般性的问题，而且我也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情况，所以，我尽力作了回答。我在记录的那一时刻，头脑中出现一个幻象，是克莱尔坐在她的律师漂亮的办公室里在拟定我们离婚的文件。 
　　“这需要多长时间？”他这么一问才把我从暂短的梦幻之中呼唤回来。 
　　“六个月，”我答道，“你认为她会不会持有异议？”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会不会不同意离婚？” 
　　“我们还没有谈过离婚的事。” 
　　那个女人在一年前就已搬出去了，这在我看来倒像遗弃的案子，只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我想这个案子是十分容易解决的。 
　　梅维斯在避难所已住了一个星期。他衣着整洁，头脑清醒，正在找工作。和他谈话的半个小时我感到很愉快，我向他担保接下他这案子。 
　　一个上午过得很快，我再也没有紧张感了。我是在帮助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解决一个个活生生的问题。他们人微言轻又没有地方去寻找法律上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对我望而生畏，更为法律条文的浩繁以及法庭的官气望而却步。我学会了微笑，让他们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有的人还向我表示道歉，说没有钱付给我。钱是不重要的，我告诉他们。钱是不重要的。 
　　十二点时我们把桌子让了出来，因为这是张餐桌。这个就餐的地方十分拥挤，这时汤已上来了。 
　　由于佛罗里达大街离得不远，我们就到那条街上的一家烧烤店吃了一些黑人喜爱吃的食物，店里人很多，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面孔，但我对这一点也渐渐习惯了，不冉觉得不自然。还没有人想要杀害我，也没有人在乎我这唯一的白人。 
　　索菲亚发现有一部电话机还好使，它在紧靠门口的桌子上，上面堆满了一大堆档案袋。我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我就回到我那间办公室去了。我数了数，一共八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索菲亚的接待，她并不是律师，但却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议。莫迪凯建议我用下午时间去研究一下上午在撒马利亚救济院接下来的材料。一共是十九份。他还让我抓紧点工作，这样可以帮索菲亚处理一下她手中的活儿。 
　　我原以为这里的工作效率一定不是很快的，其实我的想法是错了。很快我就感到这儿的任务是相当重的，可以说应接不暇，好在我也是训练有素的律师，又是一个工作起来就玩命的工作狂，所以，我还是可以胜任这儿的工作的。 
　　我第一个向外打的电话还是打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要找房地产部的赫克托·帕尔马，但是人不在，过了五分钟之后，我又一次拨通，一个秘书接了电话，又让我等。突然布雷登·钱斯的沙哑的声音吼道：“有什么事？” 
　　我强压下火，说道：“我要找赫克托·帕尔马。”我尽量提高一下嗓门，说得也尽量简洁。 
　　“你是谁？”他逼问道。 
　　“里克·汉密尔顿，他的一个学校时的朋友。” 
　　“他不在这儿工作了，对不起。”他挂上了电话，我看着电话机在发呆。我想打电话给波利，通过她了解一下赫克托究竟怎么样了，这用不了她多长时问。或许还可以知道一些关于鲁道夫，或巴利·纳佐，或者我那幸运的助手的情况。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经离开了，我已出了那个圈子，我已成了他们的敌人，我成了他们眼中的麻烦，他们的上司不让他们和我谈话。 
　　电话簿上有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我打算一个个打电话问一问，但是三个电话全部占线。这个事务所有两部电话，但有四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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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第一天快下班时，我并不急于离开事务所。家不过是一间空空的小阁楼，面积充其量有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三个小单间中任何一个那么大。卧室中没有床，客厅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厨房中没有冰箱，只有一张牌桌。买点家具，再装修一下自己的住处，这对我来说只是遥远而模糊的计划。 
　　像往常一样，索菲亚一到五点就准时下班了。她住的小区不太安全，所以宁愿早点回家，锁紧家门。莫迪凯与我谈了半个小时当天的工作，六点左右才离开。他警告我说，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时尽量结伴同行。他知道亚伯拉罕·莱博要工作到九点，就建议我们一起走。他一再叮嘱说，把车停在离家近的地方，走快一点儿，凡事小心。 
　　“那么，你感觉如何？”他走到门边时突然止步问道。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胜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奋。” 
　　“它有时会使你感到伤心。” 
　　“我尝到那种滋味了。” 
　　“很好。什么时候你变得心如止水，不为所动时就可以洗手不干啦。” 
　　“我刚开始。” 
　　“我知道，有你加人真是太好啦。我们一直想要一名白人律师。” 
　　“我很高兴能够加入。” 
　　他走了，我重新关上门。我已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开诚布公的气氛。索菲亚负责对外。整个一下午她在电话上一个接一个地训斥着那些官僚们，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全事务所的人都听得到。我感到很开心。莫迪凯打电话时就像一头野兽，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恶狠狠的威胁。亚伯拉罕显得安静些，他的门一直敞开着。 
　　我手头的事还没一点眉目，我宁愿关着门。我想他们会暂时容忍我这么做的。 
　　我按照电话号码簿，依次给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打电话。第一个不是我要找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是空号；第三个没人接，但有电话留言：“我们不在家，请留言。我们会回电话。”语气很不耐烦。 
　　确实是他的声音。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神通广大。他们有许多方法和地方隐藏赫克托·帕尔马。它拥有八百名律师，一百七十名律师帮办，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特兰、棕榈滩、伦敦、香港均设有分部。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会因为他知道得太多而解雇他。相反地，他们会给他加薪提职，提供更大的住房，让他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抄下他的地址。如果这个电话留言仍然有效的话，他很有可能还没搬家。凭着我最近在街头的一番经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 
　　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随即门打开了。门上的锁簧和球形把手都已破旧而且松动了，门虽然能关上但锁不住。进来的是亚伯拉罕。“有空吗？”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这就是他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他是一个寡言的令人难以接近的人，浑身透着一股机灵气。要不是我曾在一个大公司里与四百名形形色色的律师共事过七年，还真会被他镇住呢。我曾经与各种各样的鲁莽的亚伯拉罕们打过交道，他们有的冷淡，有的热切。 
　　“欢迎你加入我们事务所。”他说，随即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长篇大论，为公众利益法辩护。他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华尔街一家公司里有过三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在亚特兰大为一个反对死刑的组织工作过四年，在国会山上的两年从政生涯依然是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师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他才成为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乳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子真够棘手。” 
　　“是的。可幸运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好律师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问。我是他们的教练，负责制订比赛计划，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开始比赛。” 
　　“你不见你的客户吗？” 
　　“偶尔也见。但当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小房间里工作时，效率最高。这就是我对你能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帮着联络。” 
　　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准九点离开，然后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绝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没戴婚戒。 
　　法律就是他的生命。法律是一位善妒的女主人，这条古老的箴言现如今已被像我和亚伯拉罕这样的人赋予了新的含义。 
　　法律是我们的一切。 
　　市警察局的警察们直等到将近凌晨一点，才像突击队员那样开始猛击起门来。他们先是拉响了门铃，随即又用双拳擂打门板。还没等克莱尔回过神来，下床找件衣服披在睡衣上，他们就开始踢门了，准备破门而入。当克莱尔用颤抖的声音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大声吼道：“警察！”她慢慢地打开门，又吃惊地直往后退。闯进来四个男人——两个穿制服，两个着西装——看他们那架势，好像情势万分危急。 
　　“退后！”其中的一个命令道。克莱尔口不能言。 
　　“退后！”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他们砰的一声关上门。为首的是少尉加斯科，穿一身廉价紧身西服。他向前走了几步，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文件。“你是克莱尔·布罗克？”他用冷冰冰的声音问道。 
　　她点点头，张着嘴。 
　　“我是加斯科少尉。迈克尔·布罗克哪儿去了？” 
　　“他不再住这儿了。”她努力挤出几个字来。另三名警察在房间里四处逡巡着，仿佛要扑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目标。 
　　加斯科怎么会相信她的话，可惜他没有逮捕令，只有搜查令。“我有一张基斯勒法官今天下午五点签发的搜查令，搜查这座公寓。”他展开文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似乎要让她欣赏一下那上面漂亮的字体。 
　　“闪开。”他说。克莱尔又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在找什么？”她问道。 
　　“搜查令上写着呢。”加斯科边说边把搜查令扔到厨房的长条桌上。四名警察成扇状对整个房间进行搜查。 
　　手机就放在我睡袋开口处的枕头旁，当时我正睡在地板上。这是我第三个晚上睡地板了，我这样做部分也是为了体验一下我的新当事人的生活。我现在吃得少，睡得更少，试图获得一种露宿街头的体验。我的左半个身子从膝盖往上又红又肿，又酸又疼，所以我只好采取右侧卧的姿势。 
　　这是必须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我有遮风挡雨之处，有取暖设备，有可以锁上的门，有一份工作，不必为明天的生计发愁，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我抓起手机：“喂。” 
　　“迈克尔！”是克莱尔低低的急促的声音，“警察正在搜查我们的房子。” 
　　“什么？” 
　　“他们在这儿，总共四个人，带着搜查令。” 
　　“他们要搜什么？” 
　　“他们在找一份档案。” 
　　“我十分钟内赶到。” 
　　“快来。” 
　　我如疯了一般冲上楼去，迎面恰好撞上加斯科：“我就是迈克尔·布罗克，你究竟是谁？” 
　　“少尉加斯科。”他答道，语气中略带讥讽。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转身看见克莱尔正倚着冰箱，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拿张纸给我。” 
　　加斯科从他的外套口袋中摸出他的警徽，在我的眼前高高举起。 
　　“拉里·加斯科，”我念了一下他的名字，“我会第一个起诉你，明天上午九点。还有谁？” 
　　“还有另外三个，”克莱尔道，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我想他们在卧室里。” 
　　我向房间里面走去，加斯科随后，克莱尔跟在加斯科身后。我看见一名便衣警察正四肢着地，趴在卧室的地板上朝床底下张望。“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向他咆哮道。他慌忙站起身来，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我向前逼近，咬牙切齿道：“身份证，混蛋！” 
　　“你是谁？”他问道，边向后退了一步，边向加斯科望去。 
　　“迈克尔·布罗克。你是谁？” 
　　他飞快地出示了他的警徽。“达雷尔·克拉克，”我大声念道，一边迅速地记下，“第二被告。” 
　　“你告不了我。”他说。 
　　“听着，小子，八个小时后，我们联邦法庭见。我要告你们非法搜查，索赔一百万。我肯定赢。拿到法庭裁决后，我会穷追不舍，直到你倾家荡产。” 
　　另两名警察从我的卧室中现身出来。我被他们团团围住。 
　　“克莱尔，”我叫道，“拿摄像机来，我要把这录下来。”她一闪身进了客厅。 
　　“我们有法官签署的搜查令。”加斯科用略带辩解的口吻道。他的三位同伴向前逼近一步，收缩了包围圈。 
　　“你们的搜查是非法的，”我忿忿不平道，“批准这次搜查的人也要吃官司，你们每个人都要吃官司。你们很可能要受停薪离职检查的处分，你们要被民事起诉。” 
　　“我们有豁免权。”加斯科说，眼光掠过他的同伙。 
　　“要是那样才真叫见鬼呢。” 
　　克莱尔拿着摄像机回来了。“你告诉过他们我不住这儿吗？”我问。 
　　“是的。”她说着举起了摄像机。 
　　“有种就接着搜，小子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这是非法的。你们早该住手，当然你们不愿意。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更对你们的胃口。本来你们还有救，这下就等着瞧吧。” 
　　“胡说八道。”加斯科反驳道。他们极力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一想到我是律师，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他们并未发现我住在公寓，也许我说的会歪打正着，但我心中没底。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好那样说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我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理加斯科。“你们的姓名？”我问那两个着制服的，他们出示了警徽，分别叫做拉尔夫·利利、罗伯特·布洛尔。“谢谢，”我故作胸有成竹状，“你们是第三、第四被告。还不快滚？” 
　　“那份档案在哪儿？”加斯科问。 
　　“我不住这里，档案怎会在这里？这正是你将被起诉的理由，加斯科警官。” 
　　“起诉不起诉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好。谁是你的律师？” 
　　他一时答不上。我向书房走去，他们不情愿地跟着。 
　　“出去，”我命令道，“档案不在这里。” 
　　克莱尔用摄像机把他们一一摄下来，使他们收敛了许多。他们窸窸窣窣地向门边退去，布洛尔的嘴里嘟哝着律师什么的。 
　　他们走后我看了看搜查令。克莱尔靠着厨房的长桌啜饮着咖啡，打量着我。搜查引起的恐慌过去了；她又变得安静，甚至有点冷若冰霜。她不愿承认心中的恐惧，极力掩盖她的柔弱无助的感觉；很显然，她不想让我看出她需要我。 
　　“文件里写些什么？”她问。 
　　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所要的是保证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说来话长。”换句话说，最好别问。她懂我的意思。 
　　“你真要起诉他们吗？” 
　　“不，起诉理由不充分。我只是想赶走他们。” 
　　“你做到了。他们会回来吗？” 
　　“不会。” 
　　“太好了。” 
　　我将搜查令折起来塞进口袋。那上面只提到了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卷宗，而此时它和它的副本正安静地躺在我新公寓的墙壁里。 
　　“你告诉过他们我现在的住处吗？”我问。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住处。”她答道。接下来我俩都没说话，我满以为她会问我的新住处，可她没有。 
　　“我为今晚发生的事感到抱歉，克莱尔。” 
　　“没什么，只是要保证它不再发生。” 
　　“我保证。” 
　　道别时没有拥抱，没有吻，没有身体间的任何接触。我只是道了一声晚安，就走出了她公寓的大门。这正是她所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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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星期二是“创建非暴力社区”招募新会员的日子。这个社区是华盛顿特区迄今为止最大的避难所。与往常一样，还是莫迪凯驾车，他计划第一周带带我，再放手让我单干。 
　　我对巴利·纳佐的威胁和警告置若罔闻。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针锋相对我丝毫不感到讶异。凌晨前对我的前住处的粗暴的突击搜查正预示了随后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告诉莫迪凯我以前的所作所为。 
　　汽车一发动我就对他说：“我和我妻子已经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凯这可怜的家伙显然没料到大清早就会有这样糟糕的消息。“我很难过。”他说。他转头看我时车差点撞到穿越马路的行人。 
　　“别难过。今天凌晨，警察突击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仅仅是冲我而去，更具体地说，是冲着我离开公司时带走的那份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是关于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的那份文件。” 
　　“说下去。” 
　　“我们现在知道，德文·哈迪挟持人质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将他逐出家门收回房屋的缘故。一起被驱赶的还有另外十六个人，以及一些儿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个废弃仓库的地权恰好为河橡公司所有，他们打算在那儿造一座大宗邮件服务中心，工程造价两千万。” 
　　“我知道那个仓库，一直有人擅自强住。” 
　　“但他们不是占住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你是光凭猜测呢，还是有真凭实据？” 
　　“眼下只是猜测。文件已经窜改，有人做了手脚。一位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律师帮办负责这项龌龊的工作，他多次实地勘查，最后将那些人扫地出门。他现在成了我的内线。他写了一张匿名便条，告诉我将那些人驱逐是违法的，他给了我档案柜的钥匙。昨天起，他再没去上班。” 
　　“他哪里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给了你钥匙？” 
　　“他没有亲手交给我，他把钥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注明了使用方法。” 
　　“然后你就那么做了？” 
　　“是的。” 
　　“去偷文件？” 
　　“我本来没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务所把文件复印下来，在路上与某个闯红灯的笨蛋撞在一起，结果我就住进了医院。” 
　　“就是那份我们从你车里找到的文件吗？” 
　　“正是，我本想去复印它，然后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样就没人会发觉。” 
　　“我并不认为那样做很明智。”他想骂我蠢驴，但碍于我们关系尚浅，没能出口。 
　　“文件里少些什么？” 
　　我把情况做了一番简单介绍，包括河橡公司的历史，以及它急于拿到这个项目所做的努力。“压力就在于要把这块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尔马第一次去仓库时，就遭到了痛击，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放进档案。第二次去时，他带了一个保镖，回来时却发现备忘录不翼而飞。当初他确实将它归档了，很可能是布雷登·钱斯取走了。” 
　　“那么备忘录上写些什么？”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预感，赫克托检查了那座仓库，发现了住在临时公寓的人。他与他们交谈后得知他们实际上付房租给蒂尔曼·甘特利。这样他们就不属于擅自占住空屋者，而是房客，受房屋租赁法的保护，可是为时已晚，拆屋的吊车隆隆地开过来了，关闭那座仓库是不可避免的了。甘特利想在这笔交易中大捞一笔，所以他无视那份备忘录。住户们最终被赶了出来。” 
　　“总共有十七个人。” 
　　“是的，另外还有些儿童。” 
　　“你知道另外十六人的姓名吗？” 
　　“知道。有人给了我一份名单，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帕尔马，他把名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些人，我们就有证人了。” 
　　“兴许吧。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甘特利已经恐吓过他们，他惯于恫吓，自以为是教父之类的角色。他要让什么人闭嘴的话，别人只得照做，否则就得遭殃。” 
　　“但是你不怕他，对不对，莫迪凯？我们去找他，折腾折腾他，他一招架不住就会招出来。” 
　　“在大街上浪费时间？我雇了一个笨蛋。” 
　　“他看见我们保准会吓得躲开。” 
　　这时的俏皮话听起来一点都不幽默。汽车内的取暖装置好像也失灵了，虽然热气扇一直在呼呼地吹着，还是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甘特利从中牟利多少？”他问。 
　　“二十万，他半年之前就买下了，档案中没有购价记录。” 
　　“卖主是谁？” 
　　“市当局，仓库本来是报废的。” 
　　“他很可能只花了五千，至多不超过一万。” 
　　“回报不错。” 
　　“确实如此。这对甘特利的境况来说也是一次大大的改善。他本来是个经营小本生意的人，做过联式公寓业务、洗车服务，开过冷冻食品店，进行过规模不大的商业投机活动。” 
　　“他为什么买下这座仓库，把它当做廉价公寓出租？” 
　　“现金交易，比方说，他花五千买下它，再花一千砌上围墙、装修几个厕所，再装上电灯，就开始营业了。先是放风出去；接着要求租房的人来了；每月一百块，只收现金。他的租户并不关心什么书面证明。他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始终像一个垃圾场，这样如果市当局来人检查，他就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擅自占住者，他答应赶他们出去，但那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这种事情多啦，属于不规范的房屋出租业务。” 
　　我几乎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市当局对此视若无睹，但幸好我及时打住了。答案是明摆着的。数不清的无盖窨井，三分之一的警车破旧不堪，屋顶坍塌的学校，窄小拥挤的医院，五百名无家可归的母亲和找不到一片栖身之地的儿童，只要看看这些就明白了，这座城市出了毛病。 
　　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么一位行事与众不同的房东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正是他给流落街头的人提供了住处。 
　　“你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赫克托·帕尔马呢？”他问。 
　　“我想公司不会解雇他，他们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他们另有七个分部，所以会把他藏到其中的一个。我会找到他的。” 
　　我们到达了闹市区。他忽然指给我看：“看那些重重叠叠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那就是蒙特·弗农广场。” 
　　它有半个街区那么大，围墙很高，阻断了外面人的视线。活动房屋形状大小不一，有些已破败不堪，全都脏兮兮的。 
　　“这是城里最糟糕的居住区，那些是政府给华盛顿市的旧邮政车，市政府的官员们真够聪明，让无家可归者居住。他们一个个像沙丁鱼似的挤住在里面。” 
　　在第二大街与D街的交界处，他指给我看一幢长长的三层楼建筑物——一千三百人的栖身之处。 
　　“创建非暴力社区”由一群反战分子建于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他们聚集在华盛顿抗议示威，给美国政府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房子里。他们在国会山周围抗议期间结识了许多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于是合在一处。后来他们多次搬迁，住处越来越大，队伍也不断壮大。越战结束后，他们转而关注华盛顿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们中涌现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积极分子，他很快变成了流落街头者的充满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创建非暴力社区”找到了一所废弃的二年制专科学校。它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因此产权仍归政府所有。他们开进六百人，那所学校就变成了他们的总部和家。政府想方设法驱赶他们，但终难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进行了五十一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漠不关心。里根总统竞选连任前的一个月果断地宣布了要把这所学校建成一个模范避难所的计划，斯奈德这才停止了绝食。人人皆大欢喜。里根再次当选后食言，种种肮脏的官司纷至沓来。 
　　市当局于一九八九年在东南部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难所，计划迁徙社区内的住户，但他们拒不搬出，且根本无意离开。斯奈德宣称他们正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围攻。一时谣言很盛，有人说社区内聚集了八百名无家可归者，贮存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即将有一场流血冲突。 
　　市当局只得让步，并设法安抚他们，社区内的人数增长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于一九九○年自杀身亡，市当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 
　　我们到达那里时快八点半了，正是许多人出门的时刻。他们中许多人有工作，绝大多数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门口闲荡，抽着雪茄。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在冷冽的清晨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走进底楼，莫迪凯与躲在防弹玻璃后的门卫打声招呼，再签个名，我们走过大厅，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来穿去，我极力想忘掉我的肤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着装相当得体。以前的日子我一直与富裕为伴，而现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们年轻，桀骜不驯，绝大多数有前科，囊中空空，他们会扭断我的脖子，抢走我的钱包。我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皱着眉头，眼光向下。我们在人会登记处停下。 
　　“凡加入者终生不得接触武器和毒品。”莫迪凯开口道，一边注视着匆匆下楼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丝安慰。 
　　“你在这里从未感觉害怕过？”我问。 
　　“习惯了。”说得轻松，他只是说说而已。 
　　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前来咨询者的名单，莫迪凯取下记事板，我们仔细推敲着客户的名单，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数略低。”他说。我们等人开门时，他告诉我详细情况，“那边是邮局。这件工作的麻烦之一是与客户保持联络，他们的地址经常变动。好的避难所应提供通信服务。”他指向另一扇邻近的门，“那是服装供应室，每周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检查身体，这个季节要提防的是结核病，第二步是供应三套衣服，包括内衣、袜子等。每人每月可回来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来，衣服就不愁了。这些衣服不是破烂货。每年捐赠的衣服他们穿都穿不完。” 
　　“只供应一年？” 
　　“对，一年期满就得走人。起初看起来这种做法好像不讲情面，但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自立。每个进来的人都必须在一年内戒毒戒酒，学得一技之长，找个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到一年就离开这里了，只有少数人愿意永远留下来。” 
　　一个名叫厄列的人拿着一长串钥匙走过来给我们开门，随即就离开了，我们就地办公，准备提供咨询，莫迫凯手持记事板走向门边，按照名单顺序开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躯肥胖，差点撑破门框。他在我们对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响。他穿一件绿色工作服，一双白色短袜，脚穿一双橘红色的橡胶雨鞋。他在五角大楼的地下锅炉房上夜班，他的女友离他而去，走时将他的财物席卷一空，于是他债台高筑，无处栖身，只得求助于避难所，对此他颇感惭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说。我替他难过。 
　　他欠下了一大堆债，银行正向他索债，眼下他寄身于避难所是为了躲债。 
　　“我们来设计一个破产吧。”莫迪凯对我说。我不清楚如何设计破产，虽然点头了心中却将信将疑，路德看上去很满意，我们花了二十分钟填好表格，他开开心心地离去。 
　　下一个咨询者名叫托米。他姿态优雅地飘然而入，伸出一只十指涂得鲜红的手，我握了握，莫迪凯没有。托米正全力戒毒，以前吸食过廉价可卡因和海洛因，而且拖欠税款。三年来他一直未交税，国家税务部某一天忽然发现了这个漏洞。另外他还拖欠几千块子女抚养费，得知他已当了父亲，不管是什么样的父亲，我心中略感宽慰。戒毒过程异常艰巨，每天都不能中断，这使他无法工作。 
　　“你不能不付子女抚养费，也不能拖欠税款。”莫迪凯说。 
　　“我正在戒毒，无法工作。如果我停止戒毒，就会重蹈覆辙。我无法工作又不能宣布破产，我能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做。在你戒断毒瘾，找到工作之前，什么都别操心。到时与我们事务所的迈克尔·布罗克联系。” 
　　托米笑了，向我眨眨眼睛，又飘然而出。 
　　“我想他欣赏你。”莫迪凯说。 
　　厄列又拿来了另十一个人的名单，门外排起了队。我们分头办公，我到房间的另一头，莫迪凯呆在原来的地方，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接待两个人。 
　　我接待的第一位是面临着贩毒指控的年轻人。我做了详细笔录，以便随后与莫迪凯商量。 
　　第二位的情形使我感到震惊：白人，四十岁左右，没有纹身，脸上无疤痕，牙齿整齐，没戴耳环，眼睛没充血，也没酒糟鼻子。他的胡子一周末刮，头发有一个月未理。我与他握手时注意到他的手柔软而潮湿，他叫保罗·佩勒姆，三个月前进入避难所，曾当过医生。 
　　吸毒，离异，经济上入不敷出，以及行医执照被吊销，所有这些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一切都在不久前发生，又好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他只想找个人倾诉一番，这个人最好长着一副白面孔。偶尔他会瞥一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莫迪凯。 
　　佩勒姆过去是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一名杰出的妇科医生，那时他拥有宽敞的住房、奔驰车、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儿女。他先是服用轻度毒品，随后愈陷愈深，开始尝试可卡因，并与在他诊所工作的多名女护士有染，他兼营房地产和金融业。一次，他为一位妇女做正常的分娩时，婴儿死了。婴儿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部长，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随即是官司缠身，名誉扫地。他服用更多的毒品，私生活愈加放纵，一切全毁了。他从病人身上染上性病，再传给妻子，他的妻子分得全部家产，迁往佛罗里达州。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短暂的贫民律师生涯里，对于我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每一个咨询者，我都想知道他们沦落街头的每一个细节。我不想让这样悲惨的境遇落到我的头上，像我这样阶层的人不应担心会落到如此下场。 
　　佩勒姆很令人着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看着我的当事人，而且可以说，对了，大概他讲的情况和我很相近。生活会随时毁了任何一个人，他很愿意谈论这种事。 
　　他暗示说可能有人在跟踪他。听他说了一大通后我正要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找律师，这时他说：“我的破产背后有隐情。” 
　　我俩谈话时莫迪凯正一个个地打发着他的客户，我重新拿起笔准备记录：“什么样的隐情？” 
　　他说他的破产律师被骗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诉说银行的过早关门导致了他的破产，说话时他声调柔和，语音低沉。每当莫迪凯向这边投过一瞥时他便打住不说。 
　　“还有。”他接着说道。 
　　“什么？”我问。 
　　“你能替我保密吗？我的意思是我曾雇过许多律师，我付报酬，上帝可以作证。” 
　　“我一定替你保密。”我认真地说。也许我不会有报酬，但有无报酬并不影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 
　　“一个字也不会。”我忽然明白隐身于一千三百人之中，住在华盛顿闹市区的一家无家可归者避难所，是躲避追踪的最好方法。 
　　看上去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他说，声音更低了，“我发现我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会面，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的。当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时，她什么都会跟你说。我大为惊恐，于是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果然不出所料，确有其事。那个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来，等我问话。 
　　“消失了？” 
　　“是呀，再没见过他。” 
　　“他死了？”我问，心中有些惊愕。 
　　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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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当我鼓足勇气向莫迪凯请假，说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人监督我的工作时问。如果我要请假，尽管去好了。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只有索菲亚好像注意到我的离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与保险理赔人接洽。我的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我的公司补偿我两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余额由豹牌汽车公司承担。我欠银行一万六千美元，所以我离开时得到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还有一些零钱。这笔钱足够买一辆与我现在的身份——穷人的代理律师——相称的车，我也不用担心它失窃。 
　　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单。” 
　　“你们不会找到它，快停止那该死的搜查吧。” 
　　“你现在住哪儿？” 
　　我嘴中含糊带过，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按照惯例，搜查之后就要拿人，”我说，“这次也会这样吗？” 
　　“我无权奉告。” 
　　“谢谢你，伙计。” 
　　“听着，迈克尔，我先假定你不对，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偷窃，再明白不过了，你这样做就是与公司为敌，我作为你的朋友，仍在这家公司工作，当你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你不能指望我帮你。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布雷登·钱斯没有全部讲实话，这家伙很卑鄙，犯了错还狂傲自大，现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让你相信这只是一件简单的文件失窃案，只要追着我就万无一失。但这份文件会让公司抬不起头来。” 
　　“你的意思是？” 
　　“停止动作，别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对，这是首要条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这可不是玩的。” 
　　“你不该偷窃。” 
　　“我并没打算偷，你说对吗？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贝一下再还回，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文件在你手里？”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认。” 
　　“你在玩游戏，迈克尔，但这不是游戏，你会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们停止动作就不会，就现在，让我们休战一个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让逮捕之类的事发生。” 
　　“行，不过这么做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会公布文件使公司难堪。” 
　　巴利摇摇头，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我无权与你订约，我的职位太低。” 
　　“是阿瑟发号施令吗？” 
　　“当然。” 
　　“告诉阿瑟我只跟你谈判。” 
　　“你真是想当然，迈克尔。你以为公司要与你谈判，坦率地说，他们不想。他们对文件被盗，以及你拒不归还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们。” 
　　“让他们小心，巴利。这份文件足可以上头版头条，记者们会闻风而动，跟踪报道，如果我被捕，我将把文件捅给《华盛顿邮报》。” 
　　“你疯了。” 
　　“也许吧。钱斯有一个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帮办，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你没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从来没说我是他们圈子中的人。” 
　　“有关这份文件，帕尔马知道得太多了。昨天起，他没去他原来的办公室上班。我不知他如今藏身何处，但我有兴趣找到他。问问阿瑟。” 
　　“把文件还回吧，迈克尔。我不知你拿它何用，但它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我端起咖啡，站起身来，“休战一星期，”说完我转身离开，“让阿瑟把你纳入他们的圈子。” 
　　“阿瑟不会听命于你。”他打断我。 
　　我飞速离开，冲过人行道上的人群，故意跑向杜邦广场，急于甩掉巴利和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 
　　按照电话号码簿上的提示，帕尔马住在华府郊区贝塞斯达的一幢公寓楼里。我并不急于赶去，同时也需要时间考虑，我沿着环城公路开车，一路上尽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 
　　我给自己估算了一下，一周内被逮捕的可能性是对半开，公司别无选择，只得盯紧我，如果布雷登·钱斯对阿瑟和公司的高层人士真的隐藏了真相，那么他不得不走强硬路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偷了文件，而这足以使地方法官签署逮捕令。 
　　那位“先生”的插曲已使公司警觉。钱斯已受到责备，被公司的高层人士严加盘问。他不可能承认他故意犯下的错，撒谎的同时寄希望于能窜改文件而得以蒙混过关。毕竟倒霉的只是一帮无家可归的擅自占住者。 
　　那么他究竟如何能够这样快地转移赫克托呢？用钱收买是不成问题的，他毕竟是公司的股东。如果换作我，我会付给赫克托一笔现钱，给钱的同时加以恫吓，我会打电话给丹佛分公司的老友，请他帮忙，安插个把律师帮办不会太难。 
　　赫克托走了，躲开了我也躲开了其他想问他问题的人。他没丢工作，也许薪水比原来更高。 
　　那么测谎仪呢？难道公司只用它来对付我和赫克托？难道他已通过了测试？我对此表示怀疑。 
　　钱斯需要赫克托帮他隐瞒真相，赫克托需要钱斯帮他保住饭碗。钱斯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赫克托测谎，即使公司有意这么做。 
　　那幢公寓建筑长而且不整齐，新建的部分比原来凸出，向北不规则地延伸，附近的街道充斥着快餐店、快速加油站、录像带出租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匆忙的乘车往返者。 
　　我在一个网球场边停下车，开始一单元一单元地寻找。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带着拘捕令和手铐的警察可能正潜伏在某个地方，我极力不去想有关市监狱的种种可怕的传闻。 
　　但有一则故事如烙铁烙在我的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几年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位年轻帮办周末下班后在乔治顿的一家酒吧内痛饮了几个小时。当他正欲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大街时，涉嫌酒后驾车而被捕。在警察局里他拒绝酒精测试，被立即投入酗酒者牢房，牢房里十分拥挤，他是里面唯一着西装、戴名贵手表、脚着休闲鞋的白人。他不小心踩了同室犯人一脚，立即被揍得血肉模糊。他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接受整形治疗，出院后回到家乡维明顿，让家人照顾。他的脑部只受了一点轻伤，但这足以成为严格的大公司解雇他的借口。 
　　第一间公寓管理办公室的门关着。我沿着人行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继续寻找。电话簿上没列出赫克托的房间号。这幢公寓楼很安全，小小的院子里摆着许多自行车和塑料玩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一家家正吃晚饭，看电视，窗户上没装窗条。停车场内塞满了车，大部分车都很干净，车身完整。从停车的数量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小区。 
　　一位保安截住了我。当他弄清楚我并无恶意时，就指给我大楼总值班室的方向，至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 
　　“这幢楼有多少单元？”我问。 
　　“很多。”他答道，凭什么他就得知道有多少单元呢？ 
　　值夜班的是位学生。他正在吃三明治，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物理课本，但双眼却盯着一台小电视，正欣赏一个游艺节目。我向他打听赫克托·帕尔马的住处，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帕尔马住G-134室。 
　　“不过帕尔马一家已搬走了。”他边说边嚼着食物。 
　　“是啊，我知道，”我说，“我与赫克托同事。星期五他辞职不干了。我正找住处，我能看看他的房间吗？” 
　　我还没说完他就摇头：“只有星期六才能看房。我们有九百个单元，有许多人等着看房哩。” 
　　“星期六我就不在了。” 
　　“对不起。”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转头看电视。 
　　我掏出钱包。“有几个卧室？”我问。 
　　他看看显示屏：“两个。” 
　　赫克托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的新住处要比这大得多。 
　　“每月租金多少？” 
　　“七百五十美元。” 
　　我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他立即就看见了。“我们做笔小小的交易。给我房间钥匙，我看完后十分钟之内回来。没人会知道。” 
　　“很多人排队在等。”他重复一遍，把三明治放进纸盘子。 
　　“名单储存在电脑里？”我指着电脑问。 
　　“是的。”他擦擦嘴。 
　　“这样顺序就很容易调整了。” 
　　他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钥匙，一把抓过钱。“十分钟。”他说。 
　　公寓就在附近，在一幢三层楼的底楼。钥匙是对的。进门之前我就闻到了新鲜油漆的气味，实际上油漆还没完工，客厅里有一架梯子，地板上放着油漆罩布和白色的油漆桶。 
　　即使是指纹专家来也难以发觉帕尔马一家留下的丝毫痕迹。所有的抽屉、壁橱、衣柜全都空空如也；所有的地毯、垫子也都不翼而飞。甚至连浴缸和抽水马桶也焕然一新。厨房的洗碗槽下没有灰尘，没有蛛网，没有污迹。整个房子都被清洗过了，每个房间都被涂上一层单调的白漆，只有客厅例外，刚涂了一半。 
　　我返回办公室，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怎么样？”他问。 
　　“大小了。”我答道。“但还是要谢谢你。” 
　　“你想要回钱吗？” 
　　“你在读书？” 
　　“对。” 
　　“那就拿着吧。” 
　　“多谢。” 
　　我在门口停住，问道：“帕尔马留下新地址了吗？” 
　　“我想你是他以前的同事吧？”他说。 
　　“对。”说完我飞快地带上背后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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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温度在冰点以下。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对，进来吧。”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你住哪儿，露比？” 
　　“我没固定住处。”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难所吗？” 
　　“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差点儿被强奸。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你有车？” 
　　“是的。” 
　　“你自己开？” 
　　“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 
　　“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别紧张，慢慢讲。”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淫；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无法抵赖。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婴儿，随即又被市当局要走了。她产后在医院中休息了四天，没能见到特伦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伦斯成绩优异，数学和西班牙语尤其突出。他还会吹长号，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他想报考海军学院，罗兰先生曾在军队服过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 
　　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 
　　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骚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吗？”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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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驱逐名单上的第五位名叫凯尔文·兰姆，对这个名字莫迪凯依稀有点印象。他估计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一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从十四街律师事务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个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忆。 
　　他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其中有巡回律师团的律师，赈济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布道律师，警察，其他贫民律师。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去闹市区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华的办公楼和宾馆。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层，施饭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房间里摆满了折叠长桌，四周围坐的是正在进餐交谈的饥民，这里不是施粥处；盘子里摆满了玉米、马铃薯、火鸡肉或鸡肉、水果色拉、面包，我没吃晚饭，食物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几年没来这里了，”当我们站在入口处俯视进餐人群时莫迪凯道，“他们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这些食品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厨房，设在‘创建非暴力社区’的地下室。他们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他们搜集当地餐馆没用完的食品——不是残羹冷炙——只是未经烹调，如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他们有许多辆冷冻卡车，四处搜集食品，送到厨房加工成冷盘，每天两千盘。” 
　　“看上去很可口。” 
　　“确实不错。” 
　　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士发现了我们，她是新来的，莫迪凯与她的前任相识，我观察人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俩还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无家可归者当中也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张桌子上，六名男子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电视篮球比赛，他们穿着相对较好。其中一个人用餐时戴着手套，除此以外，他们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里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头者。在他们背后，一个体形庞大、戴着厚厚墨镜的家伙正用手撕鸡肉独自吃着。他穿一双与那位“先生”死时所穿差不多的橡胶靴子，身上的大衣又脏又破。他对周遭的情形充耳不闻。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邻桌那些谈笑着的人艰难得多，他们买得起肥皂，能洗热水澡，他则无力顾及；他们睡在避难所里，他则露宿公园。但他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丽莎不认识凯尔文·兰姆，但她答应替我们打听，我们看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与人交谈，让人把剩饭倒进角落的垃圾桶里，小心侍候一名老妇人。她坐到两个男人中间，可他们只管自顾自地交谈，她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依次问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遇到一名律师，小伙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愿到“华盛顿无家可归者法律事务所”帮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会上认识莫迪凯的，我们花了几分钟谈论法律业务，然后他去里面的房间开始三个小时的入会登记工作。 
　　“华盛顿法律事务所有一百五十名志愿者。”莫迪凯道。 
　　“人手够吗？”我问。 
　　“永远都不够，我想我们应该恢复招募志愿者的计划，也许你愿意负责并监督这个计划的实施，亚伯拉罕也赞同它。” 
　　我很高兴莫迪凯和亚伯拉罕，当然还有索菲亚，竟然会让我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计划会扩大我们的影响，提高我们在法律界的知名度，对我们筹钱也有好处。” 
　　“当然。”我心中将信将疑。 
　　丽莎回来了。“凯尔文·兰姆在后面，”她点头道，“倒数第二张桌子，戴一顶印第安人的帽子。” 
　　“你跟他谈了吗？”莫迪凯问她。 
　　“是的。他头脑清醒，相当尖刻。他说他一直呆在避难所，当钟点工开垃圾车。” 
　　“有单独的房间吗？” 
　　“有。” 
　　“告诉他有律师找他谈话。” 
　　兰姆既没打招呼，也没有伸出手来。莫迪凯坐在桌子上，我站在角落。兰姆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向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别紧张，”莫迪凯语调平和，“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别无他意。” 
　　兰姆一声不响。他的穿着与避难所其他的人并无两样——牛仔裤，运动衫，旅游鞋，羊毛夹克——这自然胜过露宿街头者身上的鹑衣百结。 
　　“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朗蒂·伯顿的女人？”莫迪凯问，这次全由他提问。 
　　兰姆摇头。 
　　“认识德文·哈迪吗？” 
　　还是摇头。 
　　“上个月你住在那座旧仓库吗？” 
　　“对。” 
　　“我是指位于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那个仓库。” 
　　“嗯哼。” 
　　“你付房租吗？” 
　　“对。” 
　　“每月一百美元？” 
　　“对。” 
　　“付给蒂尔曼·甘特利？” 
　　兰姆不答，闭起眼想了一会儿。“谁？”他问。 
　　“谁是仓库的主人？” 
　　“收房租的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 
　　“约翰尼的老板是谁？” 
　　“不知道。没问，也不想问。”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四个月。” 
　　“为什么离开？” 
　　“被赶出来了。” 
　　“谁赶你的？” 
　　“不知道。有一天警察来了，还来了些其他人。他们对我们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到大街上。没过几天，他们用推土机把仓库推平了。” 
　　“你有没有告诉警察你付了房租才住那儿的？” 
　　“许多人都这么说。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想和警察动手，可没能讨到好处。至于我，可没跟警察动手，那场面糟透了。” 
　　“他们赶人之前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文件证明？” 
　　“没有。” 
　　“出告示了吗？”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我们是擅住者，必须立刻搬出。” 
　　“你们是在去年秋天十月份左右被赶出的？” 
　　“差不多。” 
　　“当初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记不清楚了。有人说仓库中有小房间出租，租金很便宜，所以我就去看个究竟，有人正在装隔板、砌墙，那仓库有屋顶，不远的地方有厕所，有自来水，我看挺合适。” 
　　“所以你就搬进去了？” 
　　“没错。” 
　　“你签租约了吗？” 
　　“没有，那家伙说房子是非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书面材料。他还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擅住的。” 
　　“他只要现钱？” 
　　“对。” 
　　“你每个月都付了吗？” 
　　“尽量付。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收钱。” 
　　“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 
　　“拖欠了一点儿。” 
　　“多少？” 
　　“大约一个月的房租。” 
　　“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 
　　“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 
　　“你认识其他房客吗？” 
　　“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 
　　“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 
　　“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 
　　“另一端？” 
　　“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 
　　“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 
　　“看不见，仓库很大。”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 
　　“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 
　　“有电吗？” 
　　“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 
　　“有暖气吗？” 
　　“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所以你对那地方很满意？” 
　　“还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月只付一百块相当不错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两个人，他们叫什么？” 
　　“一个叫赫尔曼·哈里斯，另一个叫夏因什么的。” 
　　“他们现在哪儿去了？” 
　　“没见到他们。” 
　　“你现在住哪儿？” 
　　“‘创建非暴力社区’。” 
　　莫迪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兰姆。“你还要住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你能与我保持联络吗？” 
　　“为什么？” 
　　“你也许需要律师，一旦你更换了住处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电话给我。” 
　　兰姆默默地接过名片。我们谢过丽莎，回到办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样，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控告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被告有三个：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们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簿公堂，第二种是庭外调解。 
　　所谓对簿公堂，就是准备好大致的证据，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请诉讼，把消息漏给新闻界，寄希望于能证实我们的指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奇不意，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而且极可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不利之处是对手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所谓庭外调解，就是先函告对方，提出同样的证据，但不起诉，而是邀请被告一起磋商，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用书信交换意见。如果过失方同意赔偿，双方就可能庭外和解，这样就避免了公堂相见。 
　　莫迪凯和我都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这样做基于两点理由。公司看来不会对我善罢甘休；两次搜查更清楚地表明，公司的高层人物阿瑟和主张起诉我的拉夫特那伙强硬派正准备收拾我，我的被捕将是绝好的新闻，他们肯定会泄漏给新闻界，使我难堪，给我施压。我们得准备好主动出击。 
　　第二点理由也是此案获胜的关键，除非我们提请诉讼，否则赫克托和别的证人不会为我们作证。在向法庭提请诉讼到第一次开庭期间，我们有机会问关于被告的所有情况，他们必须如实回答。我们有权让任何我们需要的人宣誓作证，如果找到了赫克托·帕尔马，也可以让他这么做。如果我们找到其他被驱逐的租住户，他们必须讲出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证据，而这么做得经法院授权。 
　　理论上，我们的案子非常简单，仓库的住户一直付房租，以现金支付，只不过未留下记录，收租人是蒂尔曼·甘特利本人或他的伙计，甘特利得到机会把仓库出售给河橡公司，但动作必须快。他对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隐瞒了里面住人的实情。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处事谨慎，在关闭仓库前派赫克托·帕尔马去实地调查。赫克托第一次去时遭到偷袭，第二次带了保镖。他了解到里面的住户不是擅住者，而是付了房租的租户。他在备忘录中向布雷登·钱斯报告了这个情况，可钱斯置之不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关闭了那间仓库。租住户被草率地当成擅自强住者赶了出来，他们这么做也没通过合法的程序。 
　　正式的疏散至少要持续三十多天，而这段时间对里面的住户来说至关重要。三十天过后冬季最寒冷的日子就会过去；房客们就会避过暴风雪和处于零下气温的寒夜的侵袭，他们就不必睡在暖气设备启动着的小汽车里。 
　　他们只是些流落街头者，没有记录，没有房租收据，无迹可寻。 
　　理论上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但棘手的问题不少。想让无家可归者作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甘特利先生决定从中作梗。他统治着街头，我并不急于插足他的王国。莫迪凯通过施小恩小惠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密报网络，但他还不能与甘特利抗衡，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讨论如何避免把TAG公司推上被告席，因为很明显，如果把甘特利也告了，案子就会难办得多了。我们只起诉他的共同被告——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然后由它们把他牵进来，充当第三方。 
　　但是如果我们要索赔，甘特利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案子的进展，把他排除在外等于自找麻烦。 
　　必须找到赫克托·帕尔马。我们一旦找到他，就能向他索要那份被藏起来的备忘录，或让他转述其内容。找到他不难，要让他开口就难得多了。他很可能拒绝合作，因为他要保住饭碗，他早就告诉我他有老婆，还有四个孩子。 
　　这件案子还有一些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纯粹是法律程序上的。我们作为律师，无权代表朗蒂·伯顿的继承人和她的孩子提请诉讼，我们必须由她的家人聘请，尽管这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正在狱中服刑，她的父亲不知是谁，所以莫迪凯主张我们应该请求家庭法院指派一个受托人处理朗蒂的遗产。这样我们至少一开始可以绕过她的家人。先假定她的四个孩子有两个以上的父亲较为妥当，分遗产时每个不负责任的家伙都得通知到。 
　　“我们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莫迪凯道，“首先我们必须赢。”我俩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身旁的那张办公桌上的一台旧电脑在不停地工作。我敲键盘输入，莫迪凯边踱步边口授。 
　　我们一直计划到深夜，一遍遍修改诉讼程序，讨论有关事宜，想着该如何把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送上法庭，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莫迪凯把这件案子视为一个转机，一个重新唤起公众对无家可归者同情的关键事件，而我则认为这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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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点四十五到达办公室时，她已在前门外等我。她看见我很高兴。她在一辆废弃的小轿车后座上睡了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她见到我有多高兴。 
　　“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 
　　这已成为惯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我有预感她会再来。 
　　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 
　　“通常不吃。” 
　　“中饭和晚饭呢？” 
　　“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 
　　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 
　　“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妇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 
　　“对。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 
　　“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 
　　“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 
　　“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 
　　“说实话。”我说。 
　　“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责备她。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个饼圈。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人群在大楼前集合。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 
　　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 
　　“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 
　　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 
　　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 
　　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 
　　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 
　　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 
　　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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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 
　　“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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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在街头活动，四处散落在人行道、街道护栏、下水道、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干草堆、窨井盖、消防水龙头、垃圾箱、巴士站头和沿街店面等地方。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这熟悉的区域内闲逛。因为有的是时间，他们会停下来闲聊，观察一辆交通受阳的汽车，注意到街角处又来了一个新毒贩，认出他们地盘上的新面孔。他们在街边坐下，破帽遮颜，隐身于店前的阴凉之处，就像街头的步哨一样，留心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听得见街头发出的各种声音，嗅得出汽车尾部释放的废气和廉价饭馆里油炸食品的香气。同一辆计程车一小时内驶过两次，他们知道；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他们知道来自何处；一辆挂着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牌照的高级轿车正停靠在街道护栏边，他们会留意它直到它开走。 
　　一个便衣警察正守候在一辆无标记的汽车内，他们也看见了。 
　　“警察在外面。”一个咨询者对索菲亚道。她走向前门，向东南方Q大街望去，在那里停着一辆乔装的警车。半小时后，她又查看了一次，还在那儿。她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我当时浑然未觉，因为我一面在争取食物配给券，一面在与检察官办公室据理力争。今天是礼拜五下午，市政府机关的官僚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却不能恪尽职守，正准备提前下班。索菲亚和莫迪凯一起过来把消息通报给我。 
　　“我想警察正在守候。”莫迪凯表情严肃地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藏身桌下，但我没那么做。我极力保持镇定。“他们在哪里？”我问，好像他们的藏身之处真的很重要。 
　　“在街的拐角处。他们在那儿监视这幢楼半个多小时了。” 
　　“也许他们是冲你而来。”我说。哈哈。可是人人都板着面孔。 
　　“我打电话问过了，”索菲亚说，“他们带着逮捕令，要以严重盗窃罪逮捕你。” 
　　一桩严重罪行！监狱！一个英俊的白人男子被抛进火坑。我转移了一下身体的重心，尽量掩饰自己的恐惧。 
　　“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种事常有，让我们来摆平它。” 
　　“我认识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人，我会去见他，”莫迪凯道，“如果他们允许你自首就好了。” 
　　“那当然好，”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但我一下午都在给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他们有两百名律师。”他说。 
　　莫迪凯在那方面没什么朋友，警察和检察官是他天然的敌人。 
　　行动计划很快制订好了。索菲亚打电话给保释官，让他去监狱与我们会面；莫迪凯去找一名慈悲为怀的法官。虽然没说出口，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是星期五下午，在市监狱我能否平安度过这个周末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去打电话，而我呆坐在办公桌前，失去了行动和思考的能力，只是留意着前门的动静。他们没让我等太久。四点整，加斯科少尉带人进来了。 
　　我想起了与加斯科第一次打交道的情形，当时他正搜查克莱尔的公寓。我大声叱骂他，记下他们的名字，威胁要狠狠告他们一状，他说的每句话都被我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当时我是个咄咄逼人的律师，而他则是个地位低下的警察，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趾高气扬地来逮捕我。但他来了，像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佬那样神气活现，脸上的表情又是轻蔑又是得意，手中拿着一沓文件正准备甩在我的胸口。 
　　“我要见布罗克先生。”他对索菲亚道。就在此时，我微笑着走进前面的房问。 
　　“你好，加斯科，”我说，“又来找那份文件？” 
　　“不，今天不是。” 
　　莫迪凯从他的办公室现身出来，索菲亚站在办公桌旁，人人面面相觑。“你有拘捕令吗？”莫迪凯问。 
　　“是的，是布罗克先生的。”加斯科道。 
　　我耸耸肩：“走吧。”向加斯科走去。他的一名手下从手腕上解下一副手铐。我打定主意至少看上去要镇定自若。 
　　“我是他的律师，”莫迪凯道，“让我看看那个。”他从加斯科手中接过拘捕令，仔细查验。我被戴上手铐，双手扭在身后，手腕处一片冰凉。手铐太紧了，至少比平时要紧，我咬牙挺住，不动声色。 
　　“我很乐意送我的当事人去警察局。”莫迪凯道。 
　　“谢谢了，”加斯科道，“不过还是让我代劳吧。” 
　　“要送他到哪儿去？” 
　　“中央监狱。” 
　　“我陪你去。”莫迪凯对我说。索菲亚正在打电话，这比莫迪凯陪我去更使我感到宽慰。 
　　三个咨询者目睹了全过程，三个好心的街头绅士进来给索菲亚通风报信。他们仍坐在那里等，当我从他们身旁经过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其中一个混蛋用劲拧我的胳膊，在我背后推推搡搡。我们经过前门，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想快点藏身车中。他们的警车是一辆脏脏的无标记的白色车，停在大街拐角处。街头的流浪者们都看到了——车停在那个位置，警察冲进去，警察带我出来，我双手戴着手铐。 
　　“一名律师被捕了。”他们很快会互相窃窃私语，这个消息也会闹得街头人人尽知。 
　　加斯科和我坐在后座。我压低身体，闭上眼睛，逮捕所引起的震惊也渐渐平息下来。 
　　“真是浪费时问。”加斯科脱下一只牛仔靴，放在大腿上，舒展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一百四十件谋杀案没破，吸毒的人比比皆是，还有那些在中学里贩毒的家伙，可还得在你身上浪费时问。” 
　　“你是在审问我吗，加斯科？”我问。 
　　“不是。” 
　　“很好。”他并没将米兰达原则①放在心上，除非他开始讯问，否则也不必如此。 
　　 
　　①米兰达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讯问在押的嫌疑分子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缄默，不作自证其罪的供词，并有权聘请律师，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 

　　警车沿十四大街向南飞驰，既无警灯又无警笛，当然也不把交通信号和行人的安全放在心上。 
　　“那么放了我。”我说。 
　　“如果我能做主，我肯定放你。不过这次你确实惹恼了某些人。检察官告诉我说有人向他施压，要他批准逮捕你。” 
　　“是谁向他施压？”我问，但我知道答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不会在警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宁愿通过法律途径迫使大检察官采取行动。 
　　“受害者。”加斯科口气中带着极大的讥讽。我同意他的看法，确实很难把这帮富有的律师想象成一桩罪行的受害者。 
　　许多名人也曾被捕过，我使劲地回想他们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一生几度身陷囹圄，还有像伯斯基和米尔肯那样以及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著名大盗。那些影星和运动明星也曾酒后驾车、嫖娼、携带毒品。他们也一样被塞进警车后座，像普通罪犯那样被带走。一位从孟菲斯来的法官被判终生监禁；我上大学时的一个熟人正被关在过渡教习所；我以前的一个客户因为逃税被关进联邦监狱。这些人都曾被捕，被带过闹市区，受到警方指控，留下指纹，被拍照，照片上编有号码。所有人都平安渡过了牢狱之灾。 
　　我怀疑甚至连莫迪凯·格林也感觉到了手铐的冰凉。 
　　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庆幸，这一切终于发生了。我再不必四处亡命，东躲西藏，也不必担心有人跟踪。该来的终于来了。他们没有深夜袭击，那样我得在牢里挨到天亮。现在这个时间还有救。如果幸运的话，我会很快接到传票，被保释出狱，免受周末人狱高峰期的危害。 
　　但是我心中同时有一丝从未有过的恐惧。在市监狱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身份证明会丢失；他们会人为制造许多延宕；保释会推迟到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甚至星期一。我会被塞进一间拥挤的牢房中，与形形色色不怀好意的囚犯为伴。 
　　他们会放风出去，说我被捕了。我的朋友们会摇摇头，想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来。我的父母会伤心欲绝。我不清楚克莱尔的反应，尤其是她现在有了新男友。 
　　我闭上眼睛，设法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儿，可是我当时的心情是如此之糟，又怎么能够？ 
　　入狱手续头绪繁多，我懵懵懂懂地跟着加斯科，他领着我就像领着一只迷途的羔羊。眼观鼻，鼻观心，我不停地告诫自己。别看那些人。首先将随身物品丢下，登记一个清单；走进肮脏的大厅拍照，脱鞋量身高；如果不想笑就别笑，但请看着镜头；接着照侧面；再去留指纹处。那里恰巧很忙，加斯科就像铐一个精神病人那样把我铐住，然后自己去找咖啡。被捕者来回穿梭，在办着不同的手续。到处是警察。一张白面孔，不是警察而是像我这样的被捕者——年轻，男性，穿着漂亮的藏青色西服，看样子喝醉了，左颊上有一道划痕。在星期五下午五点之前怎么会喝醉呢？他大声威胁着，口齿缠夹不清，语气严厉，可没人听。一会儿他就不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极度恐慌起来。外面已黑下来了，周末已经开始了，这就意味着罪行的开端，监狱会变得更忙。加斯科回来了，将我带到留指纹处，看着仪器非常清晰地将我的指纹留下。 
　　没必要打电话了，我的律师就在附近，虽然加斯科没看见他。我们越向下走，监狱的大门就越厚重；我们背道而驰，外面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能保释出狱吗？”我终于忍不住问道。我看见了前面的铁栅栏，窗户上的铁条和带枪的警卫。 
　　“我想你的律师正在替你办。”加斯科答道。 
　　他把我交给科菲中士。科菲把我推到墙边，踢开我的双腿，搜遍我的全身，好像要搜出一个子儿来。一无所获。他指向一台金属探测器，努嘴示意我走过去，我照做了。门铃响过，狱门滑开，现出一条通道，两侧是铁牢笼。大门在我的身后哐啷一声关上，打碎了我提早出狱的美梦。 
　　从铁栏里伸出无数双手和手臂，是在狭窄的过道中。我们在过道中通行时，囚犯们注视着我们，我收回自己的目光，盯着脚下。科菲打量着每间囚房，我想他在数人头。我们在右边的第三间停下来。 
　　我的同监犯都是黑人，都比我年轻得多。我数了一下有四个，又看到躺在上铺的第五个。六个人只有两张床。这间牢房很小，呈正方形，三面都是铁栏杆，所以我能看到隔壁和过道对面的犯人。牢房的后墙由煤渣砖砌成，角落里有一间小小的厕所。 
　　科菲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背后的门。睡在上铺的那位坐起来，在床边来回晃荡着双腿，这样坐在下铺的人看到它们在眼前不停地晃动。五个人一齐盯着站在门边的我，我强作镇定，急于在地板上找个地方坐下，以免碰到我的牢友。 
　　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武器，感谢上帝有人装了这台金属探测器。他们身上没有枪，也没有刀，我除了衣服外一无所有。我的手表、钱包、手机、现金，以及随身携带的一切物品都被收缴并登记造册了。 
　　牢房的前部会比后部安全些。我不理他们的注视在地上坐了下来，背靠着门。远处有人高声向看守求救。 
　　在与我的牢房相距两间的地方发生了打斗。透过铁栏和床铺，我看见那个喝醉了的身着藏青色西服的白人男子正被两个大块头的黑人逼在墙角，头部受到重击。别的人跟着起哄，这一侧的牢房全都骚动起来。在这个地方身为白人可不太妙。 
　　一声尖利的哨声响起，一扇门打开，进来的是科菲，手持警棍。打斗戛然而止，那个醉鬼俯卧在地，一动不动。科菲走过去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个个装聋作哑。 
　　“保持安静！”他喝斥道，随即离去。 
　　又过了十二分钟，那醉鬼开始呻吟，远处有人在呕吐。我的一位牢友站起来，向我坐着的地方走来。他的光脚差点踩到我的腿。我向上瞥了一眼，随即把目光投向别处，他向下盯着我，我知道这下可糟了。 
　　“夹克不错嘛。”他说。 
　　“谢谢。”我咕哝了一声，极力使自己的语调平和，听起来不那么刺耳。我穿的夹克衫是一件蓝色便装，已经旧了，每天配牛仔裤或卡其裤——这是我的前卫服装，不值得为它大动干戈。 
　　“夹克不错嘛。”他重复道，又往前移动了几步。上铺的那个家伙跳下来，走近我，仔细打量着。 
　　“谢谢。”我重复道。 
　　他约摸十八九岁，瘦而高，浑身没一两肥膘，也许是街头流氓团伙中的一员。他趾高气扬，虚张声势，急于在同伙面前表现自己。 
　　而我偏偏是个软柿子。 
　　“我还没有这么好的夹克呢。”他说着又往前逼了一步，明显想寻衅。 
　　他不会是个街头小混混吧，我想。这个地方无处可逃，他又怎能得手呢？“你想借吗？”我问，眼睛没抬。 
　　“不。” 
　　我收紧双脚，下巴搁在双膝上，这是个防卫姿势。他要是踢我或打我，我不准备回击。任何抵抗都将立即招致另四人的围攻，他们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痛揍一个白人。 
　　“他说你夹克不错。”从上铺跳下来的那小子说。 
　　“我谢谢他。” 
　　“他说他还没这么好的夹克。” 
　　“那么，你们要我怎么做？”我问。 
　　“当件礼物很合适。” 
　　第三个人也逼上来，形成包围之势。第一个踢我的脚，所有的人一寸一寸地逼近我。他们准备动手，就等着谁先发难了。看到这情形我飞快脱下夹克，双手奉上。 
　　“这是件礼物吗？”第一个边说边把夹克拿过去。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我向下看，仍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因此我没能看见他出脚。这一脚很厉害，踢在我左边的太阳穴上，我的头受到打击后撞在后面的铁条上。“哎哟！”我摸着后脑勺大叫道。 
　　“你可以把这该死的衣服拿走。”我说，提防着他们的袭击。 
　　“你是自愿的？” 
　　“是。” 
　　“多谢，伙计。” 
　　“不客气。”我说着擦擦自己的脸。我整个头都麻木了。 
　　他们退开，任由我编成一团。 
　　大约又过了几分钟，我对时间失去了感觉，那个喝醉的白人挣扎着想爬起来，另外一个声音在叫看守。拿我夹克的那小子并没穿上它，他们把它藏了起来。 
　　我的脸在抽痛，但没流血。身为囚徒，如果劫难仅此而已，那实属万幸。不远处一个犯人大声嚷嚷，说要睡觉什么的。我开始担心夜里将发生的一切。六个人，只有两张窄床，难道要我们不盖毯子，不垫枕头，就睡在地上吗？ 
　　地面变得冰凉，我坐在上面，偶尔打量一下我的那些同住者，暗暗猜测他们究竟犯了何罪。我当然只是借了一份文件，而且肯定要归还的，可还是落到这步田地，与毒贩、窃车贼、强奸犯，甚至杀人犯为伍。 
　　我不饿，但想起了食物。我没带牙刷。我现在不需用厕所，可当我想的时候怎么办呢？饮用水在哪儿呢？基本生存问题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 
　　“鞋子不错。”一个声音响起，吓了我一跳。我抬头看到他们中的一个正居高临下望着我。他穿着白色的脏袜子，没有鞋，他的脚要比我长几英寸。 
　　“多谢。”我说。他说的鞋是一双旧的耐克牌多用鞋，不是篮球鞋，本不该引起他的兴趣。第一次我希望脚上穿的是以前在公司时的那双饰有流苏的懒汉鞋。 
　　“多大尺码？”他问。 
　　“十号。” 
　　抢我夹克的那个阿飞走近我；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尺码。 
　　“和我的尺码一样。”第一个道。 
　　“你想要吗？”我问，立刻开始解鞋带，“我愿意把我的鞋送给你。”我很快地脱下，他把鞋拿走了。 
　　我的牛仔裤和内衣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呢？我忍不住要问。 
　　莫迪凯在晚上七点左右终于赶到。科菲把我从牢里提出来，向外走时他问我：“你的鞋呢？” 
　　“在牢里，”我说，“他们抢去的。” 
　　“我帮你要回来。” 
　　“多谢，还有一件蓝上装。” 
　　他看看我的左脸和肿了的眼角：“你没事吧？” 
　　“我很好。我自由了。” 
　　我的保释金为一万美元，莫迪凯和保释官一起在等我。我付给他一千现金，在文件上签了字。科菲索回我的鞋和上装，我的囚禁生涯就结束了。索菲亚开车来接我，我们坐进车里，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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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 
　　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 
　　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 
　　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 
　　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 
　　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 
　　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 
　　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 
　　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 
　　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 
　　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 
　　“为什么睡这儿？”我问。 
　　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 
　　“我以为你睡在车中。” 
　　“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 
　　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 
　　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 
　　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 
　　“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 
　　“很好。你呢？” 
　　“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 
　　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 
　　“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 
　　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 
　　“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 
　　“我没有。” 
　　“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 
　　“我以为早结束了。” 
　　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 
　　“去。” 
　　“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 
　　“我保证。” 
　　“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 
　　“好。” 
　　“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 
　　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 
　　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 
　　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 
　　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 
　　“是的，我刚刚被捕过。” 
　　“我想不假。” 
　　“你怎会知道？” 
　　“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 
　　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 
　　“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 
　　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 
　　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 
　　“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 
　　“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 
　　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 
　　“你在牢里呆了多久？” 
　　“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 
　　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 
　　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 
　　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 
　　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 
　　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 
　　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 
　　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 
　　“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 
　　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 
　　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 
　　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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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 
　　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 
　　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 
　　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 
　　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啰，狱中鸟。” 
　　是克莱尔，语调平和。 
　　“哈啰。”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 
　　“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 
　　“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 
　　“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 
　　“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 
　　“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 
　　“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 
　　“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 
　　“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 
　　“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 
　　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 
　　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 
　　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 
　　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 
　　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 
　　“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 
　　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 
　　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 
　　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 
　　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 
　　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 
　　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 
　　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 
　　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 
　　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 
　　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 
　　我从容地走向迎宾台，目光四处搜寻着洗手间，可惜没发现。 
　　她戴着耳机正在接电话，我锁紧眉头，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样子。 
　　“先生？”在接电话的间隙她面带笑容地招呼我。 
　　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道：“我约了迪克·海勒九点钟见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东西有问题，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我捂住腹部，合拢双膝，我的样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来了。 
　　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来，指向一边：“就在那边，转过墙角，向右。” 
　　我已经挪动双脚，弯下腰来，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谢谢。”我挤出两个字来。 
　　“你要帮忙吗？”她问。 
　　我摇摇头，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转过墙角，我低头进了男厕所，把自己锁进小隔间，在那里等着。 
　　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 
　　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 
　　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 
　　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 
　　“你好，赫克托。” 
　　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 
　　“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 
　　“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 
　　“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 
　　“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 
　　“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 
　　“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 
　　“谁是原告？” 
　　“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 
　　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 
　　“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 
　　“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 
　　“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 
　　“那么我到哪里去呢？” 
　　“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 
　　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 
　　“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 
　　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 
　　“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 
　　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 
　　“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 
　　“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 
　　“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 
　　“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 
　　“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 
　　“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 
　　“我得离开了。”他说。 
　　“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 
　　“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 
　　“好的。” 
　　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 
　　“别客气。”她答道。 
　　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 
　　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 
　　我也顾不上吃午饭了。我步行通过四个街区，赶到宾馆，结账出门，把随身物品塞进一辆计程车，我压低身子在汽车后座上坐下，锁上车门，计程车司机昏昏欲睡，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此时身在何处。我打开了信封。 
　　备忘录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风格，在赫克托的电脑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户代号、文件号码，左下角用小号字体印着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尔马呈交给布雷登·钱斯，是有关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户和佛罗里达街仓库财产的备忘录。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去仓库执行任务。保镖名叫杰夫·麦凯尔，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们上午九点十五分到达，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离开。仓库共三层，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层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层无居住痕迹。在第三层，他看到了垃圾，旧衣服，还有几个月前火堆的残烬。 
　　在第一层的西端，他发现了十一间临时公寓，用胶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经油漆，但明显系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错落有效。从外面看每间公寓的面积大致相等，赫克托无法进入。每扇门也相同，由一种轻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许是塑料制成，门上装有球形把手和暗锁。 
　　浴室很脏，有人用过，最近一段时间内没人修过。 
　　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 
　　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 
　　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 
　　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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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 
　　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 
　　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 
　　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 
　　“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 
　　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 
　　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一）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二）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 
　　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 
　　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 
　　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 
　　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 
　　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 
　　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 
　　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 
　　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 
　　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 
　　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 
　　“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 
　　“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 
　　“你肯定吗？” 
　　“不，答案是不。” 
　　“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 
　　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 
　　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 
　　“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 
　　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 
　　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 
　　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 
　　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 
　　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 
　　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 
　　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 
　　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 
　　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 
　　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 
　　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 
　　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 
　　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 
　　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 
　　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 
　　 
　　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 

　　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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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我独自一人在“创建非暴力社区”接待咨询者，并且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们耐心地坐在门廊的脏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开门的厄列对我的迟到很不满，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为我打开了接待室，递给我记事板，上面写着十三个等待面谈的人的名字，我叫进第一个。 
　　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 
　　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无法忘记露比·西蒙。每一个新客户的到来都使我想起她，我并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在街头生活的时间远比我长。她为什么舍弃一个有电视和淋浴的干净的旅馆房间，而冒冒失失地闯向街头，人找一辆破车栖身呢？ 
　　她是个瘾君子，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块磁铁，把她引向街头。 
　　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区旅馆里呆三个晚上，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她戒断毒瘾呢？ 
　　这并不取决于我。 
　　下午很迟的时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纳打来的电话，突然打乱了我的工作步骤，他人已到了华盛顿，来这儿临时出差，因为不知道我的新号码所以现在才打通电话。他问我们在哪儿见面吃饭，我开口之前他就抢着说他来做东。他说有一家新开的馆子，名字叫丹尼欧，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星期之前吃过，味道很不错，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想到要好好吃一顿了。 
　　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次机会，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来的。他们在孟菲斯忧心如焚，为他们二儿子的离婚而伤透了心，为我的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担忧劳神。必须派个人来打探一下情况，而这个人总是沃纳。 
　　我们在丹尼欧拥挤的吧台前见了面。在我们握手或拥抱之前，他退后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胡子、头发、衣服，从头至脚，概不放过。 
　　“真够新潮的。”他说，语气中半是玩笑半是讥讽。 
　　“见到你真高兴。”我说，故意不理他的调侃。 
　　“你瘦了。”他说。 
　　“你倒没有。” 
　　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余的脂肪是一天之内偷偷长上去的。“我要减肥。”他今年三十八岁，长相不错，对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为我说他一句胖，他会一个月内瘦下来。 
　　沃纳单身已三年了。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离婚时女方指责他与别的女人通奸，但女方也未能免俗。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说。确实如此，合体的西装，崭新的衬衫，昂贵的领带。这些东西我也有一衣橱。 
　　“你也不错，这是为了你现在的工作需要吗？” 
　　“可以这么说，有时我不打领带。” 
　　我们要了饮料，在拥挤的人群中啜饮着。 
　　“克莱尔近况怎样？”他问，开始切入正题了。 
　　“我想她很好。我们申请离婚，协议离婚，我已经搬出去了。” 
　　“她快活吗？” 
　　“我想她摆脱了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敢说克莱尔比一个月之前要快活得多。” 
　　“她有了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说话得小心，跟他谈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被转述给我父母，尤其是导致离婚的任何丑闻性事件。他们会说克莱尔的不是，而一旦他们相信克莱尔乱搞男女关系，那么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你呢？”他问。 
　　“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 
　　“那为什么离婚呢？” 
　　“许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说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为争夺小孩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有时我都感到无聊，现在他要求同样的回报。 
　　“你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要离婚？” 
　　“你是过来人，沃纳，事情没那么简单。” 
　　餐馆领班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座位上，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一张桌子旁坐着韦恩·乌姆斯特德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乌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质之一，当时他去门外取食品，差点挨了狙击手的枪子儿。他没看见我。 
　　诉状的副本于上午十一点钟送至董事会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当时我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乌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实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在整个下午匆忙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个消息就像投下的一枚炸弹，迅速传开了。必须准备反击，各种各样的命令下达了，一切准备就绪，对外人不准泄漏一个字，表面上看来，这件案子对公司来说无足轻重。 
　　幸运的是从乌姆斯特德的位置看不到我们的桌子。我环视一周，确认饭馆中没别的可疑的人，沃纳为我们俩要了马蒂尼酒，我立刻推辞，给我来杯水就行。 
　　对沃纳来说，什么东西都要尽兴而为，工作、玩乐、吃喝、女人，甚至包括书刊和老电影。在秘鲁滑雪时差点冻僵在暴风雪中，在澳大利亚斯库巴潜水①对曾被毒蛇所伤。他离婚后的调整期很容易就过去了，主要因为他喜爱旅行、滑翔运动、登山、深海潜水，在全世界追逐女人。 
　　 
　　①斯厍巴（scuba）潜水：戴着水肺潜水。 

　　作为亚特兰大一家大公司的合伙人，他赚了很多钱，也花了不少。这顿晚餐的话题就是钱。 
　　“喝水？”他带着厌嫌的神气说，“得了吧，还是喝酒。” 
　　“不。”我反对道。沃纳喝完马蒂尼还要喝葡萄酒，我们会很晚才离开这家餐馆，他会凌晨四点还不睡，一直摆弄他的便携式电脑，抖落这轻微的宿醉，让它留在昨天。 
　　“胆小鬼。”他咕哝了一句，我浏览了莱单，他的目光溜过每一个女侍者。 
　　他的酒来了，我们点了菜。“谈谈你的工作。”他说，极力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一定很有趣。” 
　　“为什么这么说？” 
　　“你抛弃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 
　　“当然有，而且很充分。” 
　　沃纳策划了这次会面。他有意图，有目标，有目的，而且要说什么他心中也有数。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图所在。 
　　“我上周被捕了。”我岔开话题，这一着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怎么？” 
　　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极尽铺陈之能事，因为我控制了话头。他对我偷文件颇不以为然，但我不想辩解，文件本身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俩谁都不愿深究。 
　　“这么说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边吃边问。 
　　“绝无可能。” 
　　“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师？” 
　　“我刚开始，我确实没想过什么时候收手。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这样做一无所得，能支持多久？” 
　　“只要我能活着。” 
　　“那么活着就是你的标准了？” 
　　“暂时是这样。你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个荒唐的问题。 
　　“钱。我能挣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着它变多，直到有朝一日钵满盘满，什么都不用愁。” 
　　我以前就听他这么说过，赤裸裸的贪婪是他的追求，这只不过比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信条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赚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进步。 
　　他在激我与他争辩，可这样的争论不是我所要的，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场无谓的拉锯战。 
　　“你现在有多少钱？”我问。沃纳这个贪婪的家伙对他的财富颇为自负。 
　　“四十岁时我会把一百万放在共同基金里；四十五岁时，将变为三百万；五十岁时，一千万。到那时我就可以退休啦。” 
　　这些数字我们耳熟能详，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 
　　“你怎样？”他边切着上等鸡肉边问我。 
　　“让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岁，净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岁时，如果我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大约有一万；到我五十岁时，我应该有两万存款。” 
　　“那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十八年的穷日子。” 
　　“你对贫穷一无所知。” 
　　“那不见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贫穷就意味着廉价公寓，一辆伤痕累累的旧车，破烂的衣裳，没有钱周游世界，没有存款也没有投资，没有退休，没有安全感，什么也没有。” 
　　“太棒了。你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确实不懂什么是贫穷。你今年能挣多少？” 
　　“九十万。” 
　　“我挣三万。如果有人逼你为这个数目工作，你会怎样？” 
　　“自杀。” 
　　“我信，我真的相信你会拿把枪掀掉自己的脑壳，如果你只挣三万的话。” 
　　“你错了，我会服药。” 
　　“胆小鬼。” 
　　“那样廉价地工作我实在受不了。” 
　　“噢，你能那样廉价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样廉价地生活。” 
　　“一回事。”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说。 
　　“我俩确实不一样，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迈克尔？一个月前你和我一样。现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衣衫不整，满嘴服务人类拯救人类这一套昏话。你究竟中什么邪了？” 
　　我深吸一口气，咀嚼着他问话中的有趣之处，他也放松下来。我们的教养不允许我们在公众场合吵起来。 
　　“你真是个笨蛋，”他说看压低了身子，“你成为公司的股东指日可待。你聪明，有才华，单身，没有孩子。到三十五岁时，你每年能赚一百万。这个账你算得出来。” 
　　“一切已成定局，沃纳，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我受了魔鬼的诅咒。” 
　　“多新鲜的见解。让我来问你。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你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六十岁了。你对拯救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因为它压根儿无法拯救。你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没有公司，没有合伙人，没有一个当脑外科大夫赚大钱的妻子，没人理你，你怎么办呢？” 
　　“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我有个大富豪哥哥，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我死了呢？” 
　　“把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遗嘱上。” 
　　我们埋头吃饭，谈话的兴致减退了，沃纳非常自信，只要给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就会回到现实中来，对于我的误入歧途，只要指明其严重后果，我就会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会跟他谈。”我可以听到他对父母这样说。 
　　他最后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福利怎样？我告诉他很少，养老金呢？从未听说过。他极力主张我只干三五年，然后洗手不干，我谢了他，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他出了个好主意，我应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须有钱，娶了她。 
　　我们在餐馆前的大街上道别。我向他保证我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会没事的，我请他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别让他们牵挂，沃纳，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如果断炊了打电话给我。”他故作轻松地说。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离去。 
　　派伦烧烤店是雾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乔治·华盛顿大学。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闻迷的流连之所，并以此著称，每天夜里十二点钟之前第二天的《邮报》就到了，午饭时分这个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样人满为患。我买了一份报纸在吧台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时咖啡店里鸦雀无声。报纸在我进来之前几分钟刚到，三十个人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就好像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报纸的关注。 
　　这个故事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从第一页起，报纸配发了大字标题，一直延续到第十页，第十页上还登了一些照片，一张是游行示威时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张是莫迪凯十年前的照片，还有三幅一组的照片。这一组照片无疑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大丢脸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从警察局档案中抽出的蒂尔曼·甘特利的脸部照唑在左边，右边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脸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是被驱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样一种轰动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这两个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号码，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与这两个恶棍为伍，同登在《邮报》的第十页上。 
　　我能想象出他们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慌成一团的样子，门锁上了，电话掐断了，会议取消了。他们密谋应对之策，想出一百种不同的方案，召集他们的公关人员，这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传真大战会早早开始，这组照片的传真件会从东海岸发向西海岸，全世界从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会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极其凶恶，我不禁悚然一惊，这次是我们向他寻衅。 
　　报纸上也登了我的照片，与上星期六我被捕时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绘成与公司和朗蒂·伯顿都有关联的人。写报道的记者无从得知我实际上早就见过她。 
　　报道相当详尽，从疏散住户写起。被驱赶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后他突然出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扣留人质，人质之一就是我。从我引出莫迪凯，然后又写到伯顿一家之死。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尽管我在那位记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争议的文件。 
　　他信守诺言——文中没有暴露我们的名字，只作为消息来源。报道写得再好不过了。 
　　报道中没有引用被告的话，看来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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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沃纳凌晨五点打电话给我。“你醒了吗？”他问，他住在旅馆的豪华套间里，亢奋异常，正面对墙壁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这个案子的高见，连珠炮般地向我提问。他看过那篇报道了。 
　　我一边裹紧身上的睡袋，一边听他告诉我该如何打这个官司。沃纳是个诉讼律师，而且相当杰出，陪审团对伯顿一家的同情会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太小——一千万远远不够。只要选对了陪审团，要得再多也不为过。他多想亲自来办这件案子。莫迪凯怎样？他是出庭律师吗？ 
　　办案收取的费用？当然是百分之四十。看来我还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说。 
　　“什么！百分之十！你脑子没毛病吧？” 
　　“我们是非赢利性的事务所。”我试图解释，但他不听，他怪我没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个大问题，他说，以为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赢这场官司吗？” 
　　“能。” 
　　他哈哈大笑起来，盯着报纸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边一个罪犯。两小时后他将乘飞机飞往亚特兰大，九点钟到达他的办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处传播这些照片，他会以传真的方式立即把它们发往西海岸。 
　　他话没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才睡了三个小时。翻了几次身后再也睡不着，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无法安宁。 
　　我冲了个澡后离开住处，在巴基斯坦人开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后替露比买了早点。 
　　两辆陌生的小汽车停在离我们办公室不远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处。七点三十分我驾车慢慢从那儿驶过，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继续向前开。门前的台阶上不见露比的踪影。 
　　如果蒂尔曼·甘特利认为武力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莫迪凯曾警告过我，虽然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他答应八点半到，与我会合。他会提醒索菲亚，亚伯拉罕进城去了。 
　　两个星期以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虽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让我分心——克莱尔，分居，适应新工作——但是起诉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诉之前，总是心潮难平；起诉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有一种爆炸过后尘埃落定的意定神闲的感觉。 
　　我们起诉甘特利和另两个被告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办公室一切正常。电话并不比平时更忙，咨询者的数量与往日持平。把这个案子暂时抛在一边，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头的工作。 
　　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厅内的恐慌，那里将不会有笑容，喝咖啡时将不再有轻声交谈，走廊里将不会有人开玩笑，也不会有人谈论体育赛事。相比之下，殡仪馆也许会更热闹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会沮丧，波利会采取一种恬淡、超然的态度，效率丝毫不受影响；鲁道夫轻易不离开他的办公室，除非上司召见。 
　　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处是将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牵连在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仅无辜，而且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没人关心房地产部发生的事情，几乎没人认识布雷登·钱斯，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仅仅因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为那些受牵连者——创建公司并给予我们良好培训的老前辈们；继承精英传统的与我同班的培训班学员们；那些刚刚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与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脱不了干系的新雇员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布雷登·钱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纳德·拉夫特，他们选择了置我于死地这条路。让他们颤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个挤满了八十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的屋子里努力维持秩序，看到我来，她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华盛顿的西北区驾车兜风。她不知道露比住哪里，我们并不真的想找到她，这只是一个短暂相聚的借口。 
　　“这太平常了，”她试着安慰我，“流浪街头的人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瘾君子，这是一条规律。” 
　　“以前你见过这种事？” 
　　“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 
　　“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 
　　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 
　　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里扔几枚硬币，希望看见一个熟面孔。一无所获。 
　　我在“内奥米之家”与梅甘作别，答应下午迟些时候打电话给她。露比已经成了保持联系的绝好借口。 
　　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第五任当选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名字叫伯克霍尔德，他在弗吉尼亚街有套公寓，但喜欢傍晚时分绕着国会山谩跑。他的随从告诉新闻媒体说他是在一个久已闲置的健身房内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国会自建，位于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作为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伯克霍尔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区住了十年，也绝不会为人所关注。他野心不大，无前科，健康状况良好，四十一岁。他在农业部供职，负责赋税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伯克霍尔德星期三傍晚在联邦车站附近遭枪击，当时他一个人在做健身运动。他身着运动套装——没带钱包，没带现金，口袋中也没装任何值钱的东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动机。他遇见过一个街头流浪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也许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后就听见两声枪响，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击中他的左上臂，子弹直达肩部，几乎接近脖子。 
　　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刚黑不久，在与一条挤满了迟归者的大街相邻的人行道上，四个人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据他们的大致描述，袭击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消失在黑夜中，当第一个开车下班的人停下来，离开自己的车，跑过来帮助伯克霍尔德，持枪者早就不见了。 
　　这名议员被迅速送到乔治·华盛顿医院。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子弹被取出来，医生说他的状态稳定。 
　　许多年来还从未有过一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遭枪击，有几个虽遭棒击，但没造成终生残疾，这些暴力事件给一些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抨击犯罪，指责道德观念的沦丧和世风的每况愈下。当然所有的指责部来自反对党。 
　　我看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伯克霍尔德还不能开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会儿盹，看一会儿书，再看看电视中的拳击赛，今天华盛顿没什么重大新闻，只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这件事算是个重要新闻了，新闻主持人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在国会议员照片的背景衬托下介绍了事件的基本情况。忽然镜头切换到医院，变成了直播！一个女记者站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前，在寒风中直打颤，画面上还出现了伯克霍尔德四小时前经过的一扇门，背景是闪着灯的救护车，因为她不能力观众提供血或尸体，她只得大加渲染，极尽煽动之能事。 
　　手术很成功，她报道说，伯克霍尔德的状态稳定，正在休息。医生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早些时候伯克霍尔德的几个同事赶到医院，她好歹把他们拽到摄像机镜头前。他们中的三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个个表情严峻，虽然伯克霍尔德并无生命危险，他们乜斜着眼对着灯光，好像隐私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这三个人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表达了对同伴的关切，使他的伤势听上去比医生宣布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们主动谈起了华盛顿治安情况的恶化。 
　　接着是枪击现场的现场报道，另一个可笑的女记者站在议员倒下的地方，现在那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她极为夸张地指着地面的一摊血迹，蹲下来，手指快要触到地面，一名警察走进画面，对现场做了一番模糊的介绍。 
　　报道是直播，但在画面的背景上警车的红绿灯在闪着，我注意到了，那名女记者却忽视了。 
　　大范围的搜查开始了，华盛顿的警员全部出动，清理街头流浪者，他们被装进警车和囚车带走。整整一夜，警察扫荡了国会山。那些睡在长凳上的人、露宿公园者、沿街乞讨者，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无家可归者全被逮捕。警察指控他们犯了游荡、乱扔杂物、在公共场合酗酒、街头行乞等诸多罪行。 
　　被捕的人并不都送进监狱，两车的人被送往东北区的罗得岛街，安置在一个停车场内，停车场旁是一个通宵供应膳食的社区中心，另一辆囚车上装了十一个人，停在距我们办公室五个街区远的T大街的耶稣会，车上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蹲监狱，要么留在那里，结果车子里的人一下子下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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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 
　　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 
　　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 
　　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 
　　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 
　　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 
　　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 
　　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奸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 
　　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 
　　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 
　　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 
　　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 
　　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 
　　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 
　　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 
　　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 
　　“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 
　　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 
　　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 
　　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 
　　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 
　　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 
　　“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 
　　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 
　　“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 
　　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 
　　“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 
　　“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 
　　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 
　　“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 
　　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 
　　“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长？”莫迪凯问。 
　　“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 
　　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 
　　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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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 
　　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 
　　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 
　　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 
　　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 
　　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 
　　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的情况是一团糟。孩子们又脏又饿；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玛丽之家”有一条规定，凡是明显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内，那里的负责人被迫请她走人，卡瑟女士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她和四个孩子的惨死。 
　　我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了布雷登·钱斯。我希望他也在读它，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亚郊区温馨怡人、陈设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处在如此巨大压力下的人怎能睡着呢？ 
　　我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要让他明白正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难，你坐在精致豪华的办公室里，布雷登，为你的滚滚财源而努力工作，为你有钱的客户准备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读着助手们呈上来的备忘录。你派他们去执行那项肮脏的任务。这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疏散住户的决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应该阻止。他们只是些占住者，难道不是吗，布雷登？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卑贱的流落街头的黑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租契，没有文件，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们抛出去。对他们下手晚了会阻碍工程的进展。 
　　我想打电话到他家，让他连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稳，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布雷登？” 
　　第二则报道令人又惊又喜，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这样，它同时又是个难题。 
　　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 
　　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 
　　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 
　　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 
　　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 
　　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 
　　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 
　　我打电话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钱斯，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您是谁？”她问。 
　　我报了一个假名，声称要当他们公司的客户，是河橡公司的克莱顿·本德介绍来的。 
　　“钱斯先生不在。”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 
　　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 
　　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 
　　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 
　　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师小组设计了应对之策。他们会强烈反对伯顿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窃文件。如果失窃的文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那么这桩官司就不应受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点完全成立。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的计划，报纸就介入了，许多证人被发现，他们能够证明受文件保护的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在不考虑钱斯掩盖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证实我们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 
　　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 
　　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 
　　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 
　　国会议员伯克霍尔德复原得很好。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会见了新闻界，他们推着他的轮椅上了医院大厅内的临时演讲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并向前踏了一步，开始演讲，他凑巧也穿了一件鲜红颜色的山地人运动衫，脖子上缠着绷带，左臂上悬着吊带。 
　　他宣称自己仍然活着，而且状态良好，过不几天就要回国会山办公，并向印第安纳州的家乡父老们问好。 
　　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提起了街头犯罪和各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日渐恶化的问题（他的家乡有八千名无家可归的人）。首都的状况如此之差简直是个耻辱。因为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决定从现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顿街头的秩序，他发现了一个新目标。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枪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监狱。 
　　这次枪击事件一时间给华盛顿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清理街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聒噪了一整天，抱怨华盛顿市区的不安全，结果傍晚时分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会山附近的每一个醉鬼、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被赶得更远，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则被装进囚车，像牲口一样被运到更远的居民生活区。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警察赶到位于东北区罗得岛街与第四大街交界处的一座酒吧。吧主听到了几声枪响，当地的一个流浪者报告说看见一个人被击倒。 
　　在酒吧旁的一块空地上，碎石乱瓦堆的背后，警察发现了一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尸体。血还是热的，正从脑袋上的两个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后发现死者是基托·斯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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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 
　　“你过得怎样？”我问。 
　　“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 
　　“现在住哪儿？” 
　　“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 
　　“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 
　　“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 
　　“我用车送你去。” 
　　“谢谢。” 
　　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 
　　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 
　　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 
　　“读报给你听？”我问。 
　　“好啊。” 
　　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欢政治新闻，既然这位市长对有色人种一直不错，于是我首先选了这篇。这是一篇星期六的采访记。市长和市议会暂时结成了脆弱的统一战线，要求司法部调查朗蒂·伯顿一家惨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权有没有受到践踏？市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暗示，赶紧让司法部插手此事！ 
　　因为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瞩目，一个崭新的犯罪集团被指责为这出悲剧的罪魁祸首。谴责市政当局的呼声逐渐稀落下来，与国会的对骂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压力的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乐于把矛头转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户。 
　　露比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我向她简单介绍了这件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起诉后引起的反响。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报纸攻击得体无完肤，它的律师不禁要问自己：“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不仅仅是一会儿。 
　　在报纸头版的底部登了一则简讯，邮政总局决定停止华盛顿东北区的邮政大楼工程。围绕着那块地皮和仓库的收购，将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卷入的诉讼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做决定时都必须予以考虑。 
　　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项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万现金买下市区内一幢废弃建筑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不会善罢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会追究律师的责任。 
　　压力逐渐扩大。 
　　我们浏览了国际新闻，秘鲁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于是我读给她听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 
　　“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 
　　“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 
　　“你为什么不读了？” 
　　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 
　　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 
　　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 
　　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 
　　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 
　　我设想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那位“先生”还没有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我坐在办公桌前，读着这样一份报纸，因为看过其他的报道，所以得知诉状中的最严重的指控确实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我会质问我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迈耶斯，他同样会去质问董事会。我将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级律师，我们会要求公司在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将坚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簿公堂。 
　　我们将提出各种要求。 
　　我怀疑绝大部分的高级律师和所有的股东正在做我设想的这一切，过道上是如此吵闹，什么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几乎为零，整个公司一片混乱。 
　　“读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 
　　我们匆勿阅毕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报道。没有。然而有一篇关于警察清理街头流浪者的报道。这次行动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事件的反应。一名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律师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威胁要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 
　　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 
　　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 
　　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啰”，没有“对不起”。 
　　“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 
　　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 
　　“什么？”我站起来。 
　　“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 
　　“有点熟？” 
　　“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 
　　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 
　　“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 
　　“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 
　　“真的，被赶出来了。” 
　　“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说对了。”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三个月。” 
　　“你付房租吗？” 
　　“当然付。” 
　　“付给谁？” 
　　“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 
　　“为什么只要现金？” 
　　“不想留下字据。” 
　　“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 
　　“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 
　　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 
　　“干什么？” 
　　“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 
　　“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 
　　“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 
　　“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 
　　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 
　　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 
　　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 
　　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 
　　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 
　　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 
　　“在哪里？” 
　　“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 
　　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 
　　“他们急吗？”我问。 
　　“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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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 
　　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 
　　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 
　　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 
　　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 
　　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 
　　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 
　　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 
　　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 
　　“也许？”莫迪凯道。 
　　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 
　　“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 
　　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 
　　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 
　　“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 
　　“没有。”阿瑟回答道。 
　　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 
　　“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 
　　“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 
　　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 
　　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 
　　“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 
　　“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 
　　“不知道。” 
　　“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 
　　“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 
　　“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 
　　“太妙了，你的建议是？” 
　　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 
　　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 
　　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 
　　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 
　　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 
　　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 
　　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 
　　“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 
　　“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 
　　“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 
　　“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 
　　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 
　　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 
　　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 
　　“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 
　　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 
　　“他们要怎样？”我问。 
　　“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 
　　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 
　　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 
　　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 
　　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 
　　“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 
　　“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 
　　“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 
　　“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 
　　“什么？” 
　　“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 
　　“我们没有。” 
　　“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 
　　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 
　　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 
　　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 
　　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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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索菲亚和亚伯拉罕离开许久了，我还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办公室里。这时，莫迪凯走进门来，坐在一张结实的折叠椅上。椅子有一对，是我花六块钱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们漆成了褐紫色。它们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担心来访者说到一半时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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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德奥里奥的审判室在卡尔·莫尔特里大楼的二楼，与基斯勒法官的审判室相去不远。我的严重盗窃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里待审，而且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厅里充满了刑事辩护律师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或巴士站点可以看到的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挤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几乎都犯了某种罪，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名字会和那些人一同出现在待审名录上。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莫迪凯来说似无此必要。我们不敢姗姗来迟，德奥里奥是相当守时的，但提前十分钟到达会让我受不了，唐纳德·拉夫特和阿瑟势必会对我指指戳戳，也许在开场前还会发些了无新意的议论。天知道他们还会带些什么人来，我可不想和蒂尔曼·甘特利共处一室，除非法官阁下已经到场。 
　　我要在陪审团席位上找个位子坐下，旁听整个过程，不想被打扰。我们在一点差两分时进入审判室。 
　　德奥里奥的助手在分发议程表。她把我们引向座位——我单独坐在陪审席上，对此感到满意；莫迪凯坐在与陪审席相邻的原告席上，我们的受托人威尔马·费伦早就到了，因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早已感到无聊。 
　　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尔曼·甘特利和两名律师在另一端；居中作为缓冲的是河橡公司的两名法人模样的人和三名律师，议程表中还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单，被告方共有十三人。 
　　我原以为，甘特利干过拉皮条的勾当，必定戴着戒指和耳环，穿着俗艳的衣服，谁知道不是这样。他身着漂亮的藏青色西装，穿得比他的律师好，正在看文件，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 
　　我看见了阿瑟、拉夫特、内森·马拉穆德，还有巴利·纳佐，我打定了主意不为一切所动，但还是没想到见到巴利，公司派出了三名与我一同被动持的人质是在传递一条微妙的信息——被那位“先生”恐吓过的其他律师每个人都没留下精神创伤——我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我在紧要关头就靠不住？ 
　　他们中的第五人名叫L·詹姆斯·苏布，是来自保险公司的一名律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重金投保了过失险，但我怀疑投保范围是否适用。投保政策排除了故意行为，如律师帮办或公司股东的盗窃行为，或者蓄意违反某个行为规则的举动，公司律师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在投保范围之内，蓄意造成的过失则不然，布雷登·钱斯不只是忽略了某条法规，或某则法律条文，或某条定规，他是在明知仓库占住者是事实上的租住户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强行驱散了他们。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它的过失行为者之间暗地里必然有一场狗咬狗的争斗。让他们斗去吧。 
　　德奥里奥法官于一点钟准时从里间出现了，在法官席上就座。“下午好。”他坐下时粗声说。他身穿法官袍，使我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不是正式的出庭，只是非正式的调解会。 
　　他调好麦克风的音量，开口道：“伯迪克先生，请把门锁上。”伯迪克先生是穿制服的法庭保安员，在门背后警戒。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 
　　书记员开始记录。 
　　“我的助手告诉我各方及他们的律师均已到场，”他说，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又一个受审的强奸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调解本案。经过昨天与各方代理律师的多轮磋商，我认为在这个时间召开这样的会议也许不无益处。我从未在提出申诉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主持调解会议，但既然各方均无异议，花这个时间还是值得的。首先是保密的问题，今天的会谈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透露给新闻界，明白吗？”他看看莫迪凯，再把目光移向我。被告席上的所有人都扭头对我们怒目而视。我想站起来提醒他们是他们先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的，我们确实是施以重拳，但是是他们打出了第一拳。 
　　法庭助理递给每人一份两段文字的秘密协议，每一份中都夹着分发对象的姓名，我签名后交还她。 
　　律师在紧张状态下读不完两段文字，也不能迅速做出决定。“有什么问题吗？”德奥里奥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在找协议中的破绽。我们在这方面训练有素。 
　　他们签了名，交给了法庭助理。 
　　“我们根据议程表的安排来进行，”法官道，“第一条是陈述索赔的事实和理由，格林先生，你提请了诉讼，请你讲一讲，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莫迪凯站起来，没拿任何书面的东西，双手深插在口袋里，态度很从容。两分钟内他清楚地陈述了我们的案子，然后坐下。德奥里奥欣赏他的简洁。 
　　阿瑟代表被告方发言。他不得不承认了相关事实，但对索赔提出了异议，他连篇累牍地谴责了“反常的”暴风雪，它笼罩了全城，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便。 
　　他还认为朗蒂·伯顿举措失当。 
　　“她有许多地方可去，”阿瑟道，“许多紧急避难所都开放了。前一天夜里她和许多人一起呆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不知道，但没有人逼她那么做，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逼迫她的人。她的外祖母在东北区有座公寓。难道她不该承担某些责任吗？难道她不该想办法保护她的孩子吗？” 
　　这是阿瑟唯一的机会诋毁一位死去的母亲。大约一年后，陪审团的席位上会坐满与我肤色不同的人，不论是阿瑟，还是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律师，都不会持这样的看法：朗蒂·伯顿要对她孩子的死负哪怕是部分的责任。 
　　“那她为何要开始流落街头呢？”德奥里奥厉声问。我忍不住要笑。 
　　阿瑟并未气馁：“考虑到本次会谈的目的，法官大人，我们愿意承认疏散是非法的。” 
　　“谢谢。” 
　　“别客气。我们的意思是那位母亲应承担部分责任。” 
　　“多少？” 
　　“至少百分之五十。” 
　　“那太高了。” 
　　“我们不这样认为，法官大人，也许是我们使她流落街头，但悲剧发生前有一周多的时间。” 
　　“格林先生？” 
　　莫迪凯站起身来，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好像阿瑟是个刚入学的法学大学生，对法学基本原理还不甚了了。“这些人不能立即找到住处，雅各布斯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你承认是你使他们流落街头，而他们正是在那里死去的。我很愿意与陪审团来谈这件事。” 
　　阿瑟的双肩耷拉下去，拉夫特、马拉穆德和巴利听着每一个字，一想起莫迪凯·格林在法庭内对一个黑人陪审团侃侃而谈的情景，表情就变得极不自然。 
　　“赔偿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雅各布斯先生，”德奥里奥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这位母亲的疏忽对陪审团说，尽管我不赞成这么做。”莫迪凯和阿瑟坐下了。 
　　如果开庭审判时我们证明了被告方负有赔偿责任，那么陪审团会考虑赔偿数额的问题。这是议程表上的第二项。拉夫特拿出了那份关于陪审团裁定的赔偿额的最新行情的调查报告，想以此蒙混过关。他谈起了在现今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死去的儿童价值几何，但当他说起朗蒂的就业史和她一生损失的工资总额时就变得琐碎而乏味。他最后得出了同样的数目：七十七万美元，这也是他们前一天的报价，他认为这个数字不可能再高了。 
　　“这不是你们的最终报价，对吗，拉夫特先生？”德奥里奥问，语气中似有所待，他当然不希望这是他们的最终赔付额。 
　　“是，大人。”拉夫特答道。 
　　“格林先生。” 
　　莫迪凯重新站起来：“我们拒绝这个提议，阁下，那些先例说明不了什么，我只关心我能从陪审团那里得到的数额。那将比他们的报价高得多，我这么说并没有不尊重拉夫特先生的意思。”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怀疑他的话。 
　　他驳斥了他们那种认为一名死亡的儿童只值五万美元的观点，他强烈地暗示道如此低的估价出于一种歧视，一种对不幸生为黑人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歧视，甘特利是被告席上唯一没有感到局促不安的人。“你有个儿子在圣阿尔班上学，拉夫特先生。你愿意用五万块钱换他的性命吗？” 
　　拉夫特的鼻尖离标准拍纸簿只有三英寸的距离。 
　　“我能使陪审团相信这些儿童每人至少值一百万，他们和在弗吉尼亚、马里兰上预备学校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这是很厉害的一招，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人人都清楚他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就读。 
　　拉夫特的调查摘要略去了受害者临终前所受的苦楚。这样做的理由虽然没有明说，但很明显。他们平静地死去，吸着无味的一氧化碳直至飘然升上天国，没有烧伤和外伤，也没有流血。 
　　拉夫特为他的省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莫迪凯对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最后几小时做了一番详细的描绘；对食物和温暖的寻找，漫天大雪和刺骨的寒冷，对冻僵的恐惧，母子抱成一团绝望的挣扎，对葬身于暴风雪的极度恐慌，栖身于一辆格格作响的破车内，汽车的马达转动着，眼看着燃油渐渐耗尽。 
　　这绝对是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一个天才的说书人的即兴表演，作为唯一的陪审员，我说不定早给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 
　　“不要跟我谈什么痛苦与煎熬。”他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咆哮道，“你们根本不了解它的含义。” 
　　他说起朗蒂就好像她是他多年的老相识。一个孩子刚生下就断绝了全部的希望，是谁造成了这些可以预见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一个深爱她孩子的母亲正竭尽全力地想爬出贫穷的深渊。她直面自己的过去和吸毒的陋刁，正努力戒断毒瘾。这时，被告将她一脚踢回街头。 
　　他的声调抑扬顿挫，义愤时声调高亢，愧疚时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击中了要害。他给他们下了一剂猛药，让他们事先领教一下他在陪审团前的风采。 
　　阿瑟负责签发支票，口袋里的支票簿一定已把衣袋烧出了个洞。 
　　莫迪凯最后使出了撒手锏，他大谈特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作用——惩戒作恶者，以儆效尤，防止他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反复抨击了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富人对穷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一帮占住者，”他的声音在室内回荡，“把他们扔出去！” 
　　贪婪使他们无视法律的存在，合法的遣散至少需要三十天，那样与邮政总局的交易肯定吹了。三十天过后大雪必定过去了，街头也会变得安全些。 
　　这是一件绝对应科以罚款的案子，他深信陪审团会赞同他的观点，我当然也赞同，此时此刻，无论是阿瑟，还是拉夫特，还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律师，全都怕了莫迪凯·格林。 
　　“我们索赔五百万了结此事，”他给自己的发育画上句号，“一分也不能少。” 
　　接着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德奥里奥做了些记录，回到议程上来。下面讨论被窃文件一事。“文件在你手上吗？”他问我。 
　　“是的，大人。” 
　　“你愿意交出吗？” 
　　“愿意。” 
　　莫迪凯打开他的破旧的公文包，取出文件，交给了那名助理，她转呈法官。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逐页翻看，足足有十分钟。 
　　我感到拉夫特瞪了我几眼，但谁又在乎呢？他和其余的人急于拿回文件。 
　　看完文件，法官言道：“失窃的文件已经追回，雅各布斯先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件待决的刑事案，我已经跟基斯勒法官谈过此事。你意下如何？” 
　　“大人，如果我们能就其它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再坚持起诉。” 
　　“我想你不会有反对意见，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道。 
　　见鬼！我怎会有反对意见？“是，大人。” 
　　“继续进行，下一项是关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对迈克尔·布罗克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雅各布斯先生，你愿意就此事发表看法吗？” 
　　“当然，法官大人。”阿瑟“噌”地一下站起来，对我的不道德的行为做了一番谴责，他的口气不算不严厉，发言也不算太长，但似乎并无喜悦之情，阿瑟是律师之律师，律师界的元老。他对律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和公司永远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但我毕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如布雷登·钱斯的行为已经使整个公司蒙羞，我的操守失当也同样如此。 
　　他最后强调说我必须为我的盗窃行为而受惩罚。这是对公司的客户——河橡公司的利益的严重侵害。我不是一名罪犯，他们也不难放弃刑事起诉；但我是一名律师，而且还很出色，他承认道。既然如此我就该承担责任。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撤回对我的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 
　　他的论证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连我也不得不信服，河橡公司的人看上去态度尤其强硬。 
　　“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本没准备发言，但并不害怕站起来说出我的感受，我直视着阿瑟的眼睛道：“雅各布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很尊敬你，现在依然如此，我没有什么要辩解的，我拿走文件不对，我为这件事后悔过一千次。我知道真相被掩盖了，我想找到有关它的情报，但这不成其为理由，我向你、公司的律师、还有你的客户河橡公司道歉。” 
　　我坐下来，不敢看他们。莫迪凯后来告诉我，我的谦恭态度使室内的气氛大为缓和。 
　　德奥里奥随即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宣布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尚未提出的诉讼。我们先打算替马奎斯·迪斯与凯尔文·兰姆起诉，直到我们能找到的其他所有的被驱逐人都轮遍。德文·哈迪和朗蒂已经死了，所以还剩下十五名可能的原告。莫迪凯已经首肯了这种做法，并通知了法官。 
　　“如果你承认了赔偿责任，雅各布斯先生，”尊敬的法官道，“那么你必须报一个赔偿额，你愿意为另外十五人出多少？” 
　　阿瑟与拉夫特和马拉穆德低声商量了一下，道：“呃，法官大人，我们估计这些人居无定所已有一个月左右。如果给他们每人五千美元，他们可以找个新住处，说不定比原先的住处要好得多。” 
　　“这个数字少了，”德奥里奥道，“格林先生。” 
　　“太少了，”莫迪凯附和道，“同样，我从陪审团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同的被告，相同的过失行为，相同的陪审团，我能轻轻松松地为每个人争取到五万美元。” 
　　“你想要多少？”法官问。 
　　“两万五千美元。” 
　　“我认为你该付这笔钱，”德奥里奥对阿瑟道，“要价不无道理。” 
　　“十五个人每人两万五？”阿瑟问，他的镇定自若的风度在双面夹击下荡然无存。 
　　“你说得对。” 
　　紧接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四名律师各执一词，私下争执起来。很显然，他们不与另外两名被告的律师商量，公司将单独掏钱了结此事。甘特利似乎全然无动于衷，他的钱没有危险。河橡公司也许事先威胁过，如果调解不成，它要自己起诉。 
　　“我们愿意付两万五千。”阿瑟平静地宣布道。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流出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腰包。 
　　万事开头难。德奥里奥知道他可以逼他们接受小额的赔款。钱一旦开始哗哗向外流，就不会轻易止住，直到满足我们的要求为止。 
　　去年一年，在支付了我的薪水和福利费以后，再从我的本营业额中拿出三分之一与日常开支相抵，公司从我身上赚了大约四十万美元，而我只是八百分之一。 
　　“先生们，我们现在落实到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钱的问题，究竟赔偿多少钱才能了结此案？第二个是关于布罗克先生的纪律处分问题。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互为条件。会谈至此，我想私下里跟双方谈谈，先从原告方开始，格林先生和布罗克先生，请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来。” 
　　法庭助理带我们走向观众席后的过道，走进一个用橡木板贴墙的美轮美奂的办公室。法官阁下脱下长袍，叫秘书上茶。他问我们要不要，被我们谢绝了，法庭助理关上门，留下我俩与德奥里奥共处一室。 
　　“事情有进展，”他说，“我得告诉你，布罗克先生，关于你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是个问题，你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吗？” 
　　“我想是的。” 
　　他把指关节掰得叭叭作响，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华盛顿曾经有位律师，那是在七八年以前，耍过同样的花招。他从一个公司辞职后，带走了一些披露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神秘地到了另一家公司的手上，而恰恰是这家公司给了他一份好工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马科夫，布雷德·马科夫。”我说。 
　　“对了。他后来怎样了？” 
　　“停业两年。” 
　　“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 
　　“不行，大人，”莫迪凯道，“要我们同意吊销执照两年绝对不行。” 
　　“那你们同意多长时间？” 
　　“最多六个月，不可以讨价还价。大人，您瞧，这些家伙怕得要死，您是知道的。是他们害怕而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让步呢？我宁愿面对陪审团。” 
　　“不会到那个地步。”法官走近我，盯着我的眼睛。“你同意停业半年？”他问。 
　　“是，”我答道，“但他们须付清赔款。” 
　　“多少？”他问莫迪凯。 
　　“五百万。我从陪审团那儿能得到更多。” 
　　德奥里奥走向窗户，陷入深思，双手摸着下颌。“从陪审团那里是能得到五百万。”他背对着我们说。 
　　“我能得到二千万。”莫迪凯道。 
　　“谁将得到这笔钱？”法官问道。 
　　“那将是一场噩梦。”莫迪凯承认道。 
　　“律师费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半归纽约的一家信托行所有。” 
　　法官猛然转过身来，再次开始踱步，双手紧扣在脑后，“六个月轻了点儿。”他说。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莫迪凯坚持道。 
　　“好吧，让我跟对方谈谈。” 
　　我们与德奥里奥的秘密会谈持续了十五分钟不到，而对方那帮坏家伙则占用了一个小时。当然，他们是赔钱的一方。 
　　在大楼忙碌的大厅内，我们坐在长凳上喝可乐，默默地注视着无数的律师匆忙的身影，他们在追逐客户的同时也在追求正义。 
　　我们在大厅里走着，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他们因为种种非法行径即将出庭受审。莫迪凯和几名相熟的律师讲了几句，我一个都不认识。大公司的律师不到高级法院来。 
　　法庭助理找到我们，领我们回到审判室，大家各就各位，事情没有转机，德奥里奥深感焦虑。阿瑟和他的同伴看上去筋疲力尽。我们坐下来等法官发话。 
　　“格林先生，”他开言道，“我见过了被告方的律师。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三百万美元，布罗克先生停业一年。” 
　　莫迪凯刚一落座就弹了起来，“那么我们是在浪费时问。”他说完抓起公文包，我站起来紧随其后。 
　　“请准许我们离开，法官大人，”他说，“我们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走向观众席的中间过道。 
　　“你们可以走了。”法官非常沮丧地说。 
　　我们匆匆离开了审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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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我刚打开车门，口袋中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是德奥里奥法官打来的。“是，大人，我们五分钟内赶到。”听到我这么说，莫迪凯笑了。我们磨蹭了十分钟，在底楼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儿，慢慢走，一级一级爬楼梯。这样德奥里奥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进一步施压。 
　　我们进了审判室见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杰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师之一，已经脱去了上装，卷起了袖子，正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怀疑他把他们给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愿意那么做。 
　　莫迪凯理想中的陪审团裁定的高额赔偿将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显而易见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调解会议吓得够呛。它肯定发出了威胁，兴许还决定出一部分钱，我们无从得知。 
　　我避开了陪审席，坐在莫迪凯的身旁。威尔马·费伦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法官道。 
　　“我们在考虑撤回我们的条件。”莫迪凯用更高的嗓门宣布道。我和他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师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们猛地扭过头来，面面相觑。 
　　“镇静。”德奥里奥道。 
　　“我是认真的，大人。我在这里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审团前。至于布罗克先生，他的前东家可以通过刑事指控得遂心愿，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收回了失窃的文件，他没有前科，连上帝也知道监狱人满为患，里面关的尽是些毒品犯子和杀人犯；对他提起公诉会成为笑柄。他不会入狱。至于律师协会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将对布雷登·钱斯，甚至还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师如法炮制，然后我们再来一场泼污水比赛。”他指着阿瑟道，“你跑去向报纸求援，我们也跑去向报纸求援。” 
　　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在意报纸对它的议论；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会表露出来；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还是能继续赚钱；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只是其声誉。 
　　莫迪凯的这一通长篇大论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听后完全怔住了。 
　　“你说完了吗？”德奥里奥问。 
　　“我想是的。” 
　　“好，对方的报价涨到四百万。” 
　　“如果他们掏得出四百万，那肯定付得起五百万。”莫迪凯的矛头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名被告去年的总营业额差不多有七个亿。”他略作停顿，这个数字在审判室内回响。“七亿美元，仅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着河橡公司：“这名被告拥有价值三点五亿的不动产。给我个陪审团吧。” 
　　他似欲住口时，德奥里奥再次问道：“你说完了吗？” 
　　“没有，大人，”他刹那间变得出奇地平静，“我们要求对方预付二百万，一百万律师费，一百万归死者的继承人，余下的三百万在十年内付清——一年三十万，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够掏出三十万，他们也许会被迫提高房租和计时收费，但他们肯定知道如何去做。” 
　　这样一个分期付款、有条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鉴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身份不明的事实，这笔钱将由法院监管。 
　　莫迪凯的最后一着相当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给了他们台阶下。 
　　杰克·博林和他们拥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一样冷眼旁观。 
　　“我们可以接受赔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对布罗克先生我们坚持原先的立场，停业一年，否则达不成协议。” 
　　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来。我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着棋，为了保存他们那所剩无几的颜面，他们要榨出最后一滴血。 
　　但是可怜的阿瑟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只是在绝望地挣扎，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 
　　“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莫迪凯对他吼道，“他已经同意承受交出执照的名誉损失，多加六个月对你有什么好处？荒唐透顶！” 
　　来自河橡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法人代表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对法庭有种天生的恐惧，听了莫迪凯三个小时的演讲后，这种恐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星期的审判他们无论如何也顶不下来。他们沮丧地直摇头，低声激烈地争吵着。 
　　甚至连蒂尔曼·甘特利都厌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结这见鬼的纠纷吧！ 
　　片刻前，莫迪凯曾大叫道：“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他说得对。这么做确实毫无意义，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贫民律师来说，临时吊销我的执照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会地位。 
　　我站起来，非常礼貌地道：“法官大人，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吧。我们要六个月，他们要十二个月，我赞同九个月。”我边说边向巴利·纳佐望去，他对我微笑表示赞许。 
　　如果此时阿瑟开口反对，肯定会被饱以老拳。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德奥里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他没等被告方开口就宣布道。 
　　他的极富效率的助手在观众席的前排飞快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几分钟之内就打好了一页《调解备忘录》，我们在上面迅速签名后离开了。 
　　办公室内没有庆祝的香槟酒。索菲亚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亚伯拉罕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会议。 
　　如果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五十万美元的进账而不声张，那就是十四街律师事务所，莫迪凯想添置一些电脑和电话，也许还会添一台空调，大部分钱将存进银行吃利息，以备难关。这是一笔很好的储蓄，能够维持我们几年的微薄薪水的发放。 
　　如果他因为把另外五十万送给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会把这种感受表露出来。莫迪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只考虑他能够处理好的问题。 
　　至少要花费九个月的辛苦劳动才能理清伯顿遗产继承问题的头绪，正好我有空来处理它。继承人的身份必须得到确认，找到他们，当他们知道有钱可领时与他们接洽，这些事办起来很棘手。例如，必须将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尸首挖掘出来，进行DNA检测，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亲，他将继承他孩子的遗产，因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面。现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遗产等待继承，他的继承人必须被找到。 
　　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的问题更加难办，他们在街头仍有熟人。几年内他们将被假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弄到手。 
　　莫迪凯对另外两个计划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事务所曾经组织过的为穷人服务的慈善计划，后因联邦政府的资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这项活动的全盛期，有一百名志愿律师每周花数小时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他要我考虑恢复这个计划。我喜欢这个构想，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活动的覆盖面，在律师界扩大影响，开拓更多的资金渠道。 
　　这就引到第二个计划，索菲亚与亚伯拉罕不善于募捐；莫迪凯有能力说动别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他讨厌求人。我既聪明又年轻，不仅是白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并说服他们按年供给。 
　　“如果计划得当，你一年能筹到二十万。”他说。 
　　“我们用这笔钱做什么呢？” 
　　“雇几名秘书，几名助手，说不定还可以聘请一名律师。”索菲亚走后我们坐在办公室的前部，凝视着窗外暮霭渐合，莫迪凯开始构想未来。他渴望有那么一天，事务所内有七名律师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间小小的事务所每天都忙乱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政客和官僚们也不敢小觑它，它是一只号角。 
　　“五年来我们日趋式微，”他说，“穷人们在受苦受难，这是扭转这种局面的绝佳时机。” 
　　而这个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鲜血液，是事务所的新生力量，必须重振事务所的雄风，使它达到新的高度。我将为事务所招募到新的志愿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将建一台筹款“机器”，这样我们就能像别人一样在此领域开展法律业务；我们要扩大规模，将楼上也辟为办公场所，让富有才华的律师为我们工作。 
　　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只要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将传达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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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 
　　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 
　　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 
　　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 
　　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 
　　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 
　　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 
　　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 
　　“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 
　　“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 
　　“什么样的帮助？”他问。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 
　　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 
　　“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 
　　“谁？”他问。 
　　“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 
　　“有点印象。” 
　　“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 
　　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 
　　“受排挤？”他问。 
　　“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 
　　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原先在华盛顿？” 
　　“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 
　　“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 
　　“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 
　　“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 
　　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 
　　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 
　　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 
　　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 
　　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 
　　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 
　　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 
　　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 
　　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 
　　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 
　　她很容易抓握。 
　　“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 
　　“在看电视。” 
　　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 
　　“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 
　　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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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没有对无家可归者给予足够的关注。我当然不认识任何一个为他们工作的人。 
　　在首都华盛顿，我特意访问了“华盛顿无家可归者律师事务所”。在那里我遇见了事务所的主任帕特里夏·富格尔女士。她和她的同事——玛丽·安·卢比、斯科特·麦克内利、梅洛迪·韦布·奥沙利文——给我介绍了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境况，对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给予我的帮助深表感谢。 
　　我还要对下述诸位表示谢意：“全美无家可归和贫困法律中心”的玛丽亚·福斯卡尼尼斯、“雷克尔妇女中心”的威拉·戴·莫里斯、“妇女再生之家”的玛丽·波比特、“贝克和霍斯泰特勒公司”的布鲁斯·卡西诺和布鲁斯·桑福德。 
　　威尔·丹顿反复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使本书专业化；杰斐逊·阿林顿带我进行了实地考察；乔纳森·汉密尔顿为我搜集了许多相关资料。一并致谢。 
　　对于现实中的莫迪凯·格林们，我要为你们在第一线的工作表示我无声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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