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呐喊到流言

　　许子东来源：《读书》

　　二○○○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便出现纷有争议的话题：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的讨论，显示海外与内地学者在张爱玲的文学影响、文学史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明显而且重要的分歧。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郑树森的论文以“夏公（志清）与张学”为题，高度赞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价值与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今天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四十年过去了，海内外新撰现代文学史数百种，但夏著仍是权威版本。王德威则用“重复、周旋、衍生的叙事学”理论，再次以流动细丽的学术笔调，叙述几十年来张爱玲传统在两岸三地的变化发展，“世纪末张腔此起彼落，张学方兴末艾”。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的发言，则显示了很不相同的学术风度与观察视角。温儒敏以详细的资料评述“近二十年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指出虽然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合计起来印数已达上百万（如果这个统计属实，则张爱玲大概是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作家），但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刘再复则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刘再复的观点立刻引来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如果天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刘再复、夏志清的争论关系到对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价值判断取向，因而引起与会者浓烈兴趣。是日百余人的研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与会者站在墙角，门外更有很多学生和远道来屯门的客人要登记等待入场。甘阳次日在报上撰文：“昨日在岭南参加张爱玲研讨会，与会者之多，为香港所罕见。”

　　最初将张爱玲与鲁迅比较的倒不是海外的张迷，而是国内的新锐学人。比如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费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奇》中写道：“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仅此而己。”（广东人民出版社，105页）王晓明在张爱玲去世时也撰文：“倘就学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十期。）虽然好像扬鲁贬张，但在特定文化学术气氛中，将鲁张并提，已经有强调张爱玲影响的意思。但耐人寻思的是以往也有“沈从文热”、“老舍热”、“钱钟书热”，何以从来没有人将这些作家与鲁迅比较？为什么张爱玲的对左翼主流传统的挑战好像特别危险，需要引起格外的焦虑呢？我在《明报月刊》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文章中也谈过这个问题：“他／她的重要作品都不多，却都被人越读越大……同世纪的作家很难避开这两个神话的影响。虽然两人各有大量拥众追随模仿，他／她的内心却一样孤独、绝望、悲凉。”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研究被称为“鲁学”，郑树森论文现在回顾“张学”（我没有听说有“老学”或者“沈学”，有“钱学”一说，但以研究《管锥篇》为主）。民间网址163.com／Literature上题目五花八门，但只有两个作家专题，即《鲁迅论坛》与《张迷客厅》（论坛与客厅之别，也耐人寻味）。刘再复在会上感慨地说，“我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然而文学神话并不完全是人为制造，背后总有些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及历史选择的必然因素。张爱玲与“五四”大时代格格不入，后来人们反省“五四”以后的现代性诉求，才发现张爱玲早有预言，恰中主流之弊。我是直到一九九三年和汪晖、孟悦等一起在洛杉矶加大参加李欧梵教授主持的有关“五四”现代性的讨论时才意识到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其实鲁迅神话几十年来也诸多变迁，远的不说，黄子平就注意到八十年代年轻研究者眼中反抗绝望的存在主义的鲁迅，在九十年代又变成以笔为旗痛斥乏走狗的鲁迅了。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与“传奇”或许是相关联的：正因为鲁迅被反复塑造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土（而不是早期的苦闷彷徨者），张爱玲那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觉传奇，才越来越构成某种对话、补充与挑战。被认为是“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的王富仁，曾将张爱玲称为“女的鲁迅”。王德威在这次岭南研讨会上的概括更加传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

　　研讨会有两场具体的文本分析。电影场有朱天文、李小良、何杏枫分别讨论《海上花》、《半生缘》与《倾城之恋》的剧本改编及拍摄细节。郑树森在讲评时还透露有关张爱玲本人处理《倾城之恋》电影版权问题的一些第一手材料。小说场有黄子平、陈清侨、林群谦、许子东各自解析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饥饿感、女性形象与物化意象。黄看张服，别具慧眼，处处见到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理论困境。陈述饥饿，拓展文本，贯穿文化批评方法。林群谦逆写女性形构，更多专门术语名词。许子东试析“以实写虚”技巧，咬文嚼句，解读张爱玲与钱钟书及鲁迅颇不相同的意象文字。讲评人郑培凯、陈国球或者借题发挥，或者学院功夫，各自精彩。（黄子平、许子东和上午王德威的论文，以及次日王安忆、朱天文、苏童的发言稿，都发表在近两期的《文学世纪》月刊上。）

　　次日（十月二十五日）上午的两场研讨会，则分别从空间、时间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地域场”有梁秉钧、林俊颖和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目主任藤井省三分述张爱玲文学在香港、台湾及日本的不同影响。林俊颖在题为（谁是张爱玲在台湾的接棒人》的发言中，将张爱玲在台湾文学中的偶像地位解释为“边缘身份”和“世俗童女”。梁秉钧的论文则详述从五十年代到世纪末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及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影响。而王安忆与王璞的作家讲评，又一次使人们看到张爱玲在大陆与海外的不同形象和不同符号意义。为什么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在大陆——如王安忆所说——却主要是都市消费文化符号？或者大陆太多厚重尖硬的文学，所以喜爱或警惕张爱玲的读者，都太强调其轻柔华丽的一面，其实却忽略诸如《中国的日夜》那种张爱玲式的时代忧患；也可能从香港、台湾或海外的边缘视角反而更能感受张爱玲的预言：“时代是仓猝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在研讨会的“文学史”专场上，王宏志提交了两万字的长文《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评述大陆几十年来各种文学史如何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陈炳良对张爱玲研究的省思以神话为工具。陈子善的发言则提醒人们注意张学的资料基础相当不足，与大陆多家出版社争夺鲁迅文集的已被官方垄断的注释权恰成对照，海内外至今仍无一种可靠的“张爱玲全集”，地摊书店却有五花八门的盗版。张隆溪和王德威的讲评则又将有关资料的讨论纳入理论层面。

　　整个研讨会的高潮是最后一场大型公开座谈“张爱玲与我……”。这个由刘绍铭教授设计的题目其实也是筹备此次会议的最初构思：有感于两岸三地这么多作家受到张爱玲的影响而且又为这种影响所焦虑，所以刘教授颇希望作家们能够“现身说法”，谈谈“张爱玲与我”。六个点的省略号则是也斯和我加上的，留些余地和空间，作家们甚至也可以说：张爱玲与我有什么关系？在几百人济济一堂、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公开座谈会上，焦点人物自然是八十高龄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的意识流发言中有一句话听来平常，其实颇有分量：“我很高兴看到张爱玲成了中国文学史（注意：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者）的一部分。”因为《长恨歌》而获茅盾文学奖，而且在大陆一百位评论家评选的九十年代最优秀十位作家中名列第一的王安忆，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相形之下，朱天文《花忆前身》，毫不掩饰她对张爱玲（爱屋及乌，甚至也对胡兰成）的崇拜之情。前一天她在讲到因《荒人手记》获奖而看到台上横幅同时写有张爱玲与自己的名字时，哽咽失语，会场一片肃静，只听见摄影机的声音。而在朱天文发言时一直表情紧张地坐在旁边的散文家蒋芸，稍后激情发言“为张爱玲叫屈”，批判胡兰成。蒋芸认为张爱玲一生嫁错两个男人，而胡兰成更似梦魇般使张爱玲的艺术生命萎谢。蒋芸一番自称“女人心眼”的大实话，获得会场最热烈的持久的掌声。苏童、须兰虽然没有这样激动，却也真切具体感性地道出他们对张腔张派的想法。梁秉钧则以作家身份（也斯）角度独到地讲述他的“反墓志铭”。颜纯钩在《香港女作家的天地因缘》的题目下，分别梳理亦舒、李碧华、钟晓阳及黄碧云与张爱玲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有趣的是，一般当代作家如被人评为有“鲁迅精神”、“老舍语言”或“沈从文风格”等，大都会感到光荣自豪。何以被认为是张派的作家，却不是“划清界线”就是“叛逃前身”，甚至有意无意都对张的影响感到焦虑？是否因为作家们不愿被太有魅力的前人身影湮没？或许人们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仍有困惑？王德威最后以《“祖师奶奶”的功过》为题作结（我知道这是刘教授“派”的题目）：“事实上在座的这批所谓张派的作家已经走出张爱玲的阴影，发展出不同于以前张派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

　　在香港弄文学和学术，基本上是小众活动，同行们也已习惯了寂寞工作。这次研讨会却罕有地获得很多报纸及电台电视传媒的报道。比如《明报。世纪版》就有连续六天的“张爱玲周”，系统发表王安忆、许子东、王德威、朱天文、夏志清的文章、采访以及公开座谈的发言摘要。《文学世纪》月刊也接连两期专辑刊出会议论文。有位医生在专栏中这样写道：“大学内讲座实在太多。在这重商轻文的社会里，文学讲座更是票房毒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一个普通话的讲座，却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实在有些意外。”

　　三年前在台北也有张爱玲研讨会，学院气氛很浓，基调是分析偶像解读经典。现在在香港讨论张爱玲，汇集各方专家（《亚洲周刊》说是“凝聚全球华人文坛及国际精英”），也显示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与重要分歧。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收获。我真希望几年之后在上海也能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毕竟，上海是最应该纪念张爱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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