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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权    论

作  者：马  汉 [美] 
萧伟中　梅　然　译 

 
序  

第一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引论 
2•海权之要素 
3•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  
1•协约与同盟 
2•德国的崛起 
3•东方和西方  

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  
1•三强俄、英、美 
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3•以中国为中心 
4•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1•美国向外看 
2•夏威夷的意义 
3•地峡和海权 
4•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5•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6•未来和美国海军 
7•如何准备海战 
8•回顾与展望  

译后


序  言

梁守德

有关马汉海上权益论的思想精华，本书应该是迄今为止国内首部集大成者。
马汉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世界海军界也颇有声望，其有关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致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更是盛行世界近百年而长久不衰，这就是所谓的海权论。
在我国，过去由于历史与时代条件的影响，有关马汉的学术与军事政治思想的研讨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国内对于马汉思想的介绍及其原作的翻译也因此而止步不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对外贸易、人员交往的日趋扩大，国人的意识也在逐渐更新与全面，普通民众的眼光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突破了陆地的疆域而走向了深蓝的海洋。人们渴望大海，大海也在呼唤着中国，我们应有自己的一片蓝色国土。
我国及联合国有关海洋的新的法规的颁布，从国内与国际法的角度肯定了我国确立本国蓝色疆域的正当要求，这也是维护我国国家主权，捍卫国家权益的必然举措。
目前，我国有关国际政治的学科方面正处于一个创建与塑造的阶段，中国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理论，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吸收前人的成果，尤其是像马汉这样一位近代以来最杰出的海洋理论学家。当然，马汉有关海洋的理论，包含着浓厚的大国强国的强权色彩与逻辑，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还透射了对于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溢美之辞，公开宣扬“强权即公理”的丛林规则，这都是我们在认真研读过程中，必须加以唾弃的思想。尽管如此，马汉的海洋权益论思想不仅对于我国现行的国家政策，而且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尤其在扩展国家主权与权益的内涵方面都存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的萧伟中、梅然两位同学，通过收集、整理、翻译马汉的多部海洋权益论著作，吸纳了马汉思想中的精华部份，并使之尽快与我国广大读者及研究人员见面，应该说对于进一步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正确认识我国海洋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推动我国具有本国特色的海洋权益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值得肯定。




第一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引论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
利益的冲突，以及由相互对立的试图瓜分更大商业好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远方归属待定之商业地区的举措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将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纷飞战火，在其方式和本质上，已经根据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本书将主要讨论——尽管并非唯一讨论——的内容。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中点出了有必要为胸怀大志的军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在众多的职业研究人员中，如今存在有一种重大的共识，即：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却有某些教义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同样的原因，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动力源，但通过对海上决战一般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因此，很有必要批判地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因为，尽管目前不难找到可资应用的教训和价值，但蒸汽时代的海军还没有在其教义上书写可以被概括为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在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因此.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尽管通过殚精竭虑地思考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浆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舰队——已有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之间的大同小异，各种试图使这些理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努力业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证实之前，仅以这种类比还是不能完全使人们满足的。的确，两种舰队的相似性远非表面上的，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征是其均具备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而自由驰骋于大海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得这些级别的船只与普通大帆船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后者在海风吹起之时，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息，它们肯定是一动不动的。尽管注意观察看来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寻找事物的不同其实也不失为智慧。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最初觉察到的相似之点迷惑住时——这是精神追求里最具兴奋力的一点——十分容易对在其新近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差异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视或拒绝承认它们。所以，尽管发展不尽平衡，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但是至少有两点它们不尽相同。在重温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差异性与相似性一样必须牢牢地铭刻在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在使用过程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驱动力必然会迅速地减弱，因为单凭人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精疲力竭的举动，结果，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两种条件几乎必然导致相互碰撞，然而，这里并非没有一些灵巧的举措，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一种现今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海军方面的意见，是认识到了现代海上武器装备的必然结果——一种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斗史所显示的，很难分辨清楚敌人与朋友。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这种意见至高无上的价值，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并且能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钻物而无论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实，是不能宣布其能成为一种历史性依据的。迄今，这种意见还仅仅只是一种假设，直到由实战的经验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之前，基于此基础上的最终判断或许还会大相径庭。直到那时，才会出现容纳相对立观点的空间，即，在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格斗，其中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已被减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强大的当代武器的条件下，并非最佳选择。海军指挥部越是自信，它的舰队战术技巧训练越纯熟，它的舰长们越称职，它就必然越不愿意与数量相等的对手展开一场白刃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在同等条件下，它的舰队将与一队以前从未协同作战过的战船同流合污。历史按顺序已留有何时能进行混战，何时则不能如此的警训。
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却相去甚远，这些特征并非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于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与更为现代的舰船之间的差异，其相似之处尽管存在且易于发现，却并不明显，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过了解到大帆船与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彻头彻尾的弱点——由于它必须依赖于风——这种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这一点，就如前面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搏杀一般，战术上的教训就能站得住脚了。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来也没有在静风的条件下，被贬低到毫无战斗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这却有点错位。直到蒸汽机被开发出来利用时，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能够从很大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没有使得船员们精疲力竭，能够把更大部分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桨等等。大帆船与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在寻找相似性时，存在有一种不仅忽略差异之处而且夸大相似之处的趋势——这显得有些可笑。或许能够基于下列考虑指出，由于大帆船装备有远程大炮，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射程短但却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有效，然后，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辈，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然而，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战术考虑，必然影响着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布署；这种类比是现实的，而不是凭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于两者而言，这都是它们各自最为困难的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风的方向，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这或许可说是那个时代水手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初看起来，由于这对于蒸汽船已成了一件无关痛痒的事物，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类比，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因而也就一钱不值。但如果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直接涉及他们的本质特征并忽略次要的细节，就会表明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在某一海况中相对位置的明显特征是其能够赋予某方随心所欲地发动或逃避战斗的力量，结果，在选择进攻方式时，就具有了——种进攻型态势所通常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有某些弊端伴随其后，诸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牺牲部分或全部可用于进攻的炮击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如果并不希望退却，那么其行动只可能局限于防御地位，并且按照敌人的条件迎接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的相对缓解，以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是能够得以补偿的。在历史上，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这些有益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防御方，只要其仍旧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穿透与之相伴随的并不太多的细枝末节的乌云，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也就昭示于天下了。前者通常为英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就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保存他们的战舰。
法国人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当罗德尼[1]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不仅仅是用以进攻，也要集中起绝对优势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线时，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变了战术。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这并不是用于攻进，相反而是高挂免战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条件行动。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因此，这并不如同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为训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于且不如一项原则更有价值，前者或许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星转物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后者则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其应用如何千姿百态，依然成其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战争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的存在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历史能够显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们依旧如故。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可以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一类或成功地运用其它类，就必须对在战场战术或由在战略名义下构成的更为广泛的战争行动的持续性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
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2]，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3]。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4]，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5]。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6]之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他就不会让最初随他征战的六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掉三万三千名。
就在汉尼拔进行其危险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其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根。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帅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到二百二十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并且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他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它们的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是推论的结果。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端之时，他倾其所有，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
所以，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用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的时刻，却一兵未发。西班牙又如何呢？
西班牙是汉尼拔之父和汉尼拔本人赖以发动他们计划中的向意大利进攻的根据之地。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们用了十八年时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在其即将远征之际，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其弟弟哈兹德鲁拔（Hasdrubal）。其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罗马人的支持时，他们却也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的抵抗。汉尼拔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根，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Scipio）亲率二万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增援力量之间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由于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一万二干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起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这种方式最为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拔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故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然而，这两兄弟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一万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帅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才如梦方醒，情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就被认为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总结如下：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所以，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加以连接，以及海洋；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其中，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它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也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征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军事局势本应被立即承认，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的言辞都不会过份。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由此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有可能甚至于时常截击护送队伍。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大行其道，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这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相符合一一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在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下，海军扮演了对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当它作用于一种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当其成员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并且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阶层对此皆一窍不通，那么，海上力量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正如同隐晦地宣称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响一样，最终将海上力量从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样错误的。
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要么在本书所专论的时期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而起到了阐释主题的内在利害关系以及历史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究现在已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当代蒸汽舰队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运作能量，精心策划，巧妙构思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而在单层甲板船与大帆船的时代里它则可能仅仅因为老天的作弄而化为泡影，现在，这一困难已几乎不见踪迹。指导大型海上军事行动的规则能够在所有时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它们就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出——然而，运作它们的力量与天气几乎没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发展。
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上战略，过份狭隘。“海上战略，”他说，“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时期正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确实，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采取购买或条约的手段，通过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通过战争都几乎不能取得的。要学会通过在海岸的某些选定之地站稳脚跟的所有机遇来获得好处，还要学会给最初只是仅作短暂用途之地予以确定性的占据。”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在十年时间内目睹了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暂驻的条件，然而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样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这一评论：这种暂驻确实可以从那种暗地里楔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海上强国取得了它们的人民和战舰渗透进的不同海域一处又一处的要冲，尽管比起塞浦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太那么引人注目或不太那么值得注目。“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对它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关具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承担有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那些要么对于一个濒海国家至关重要，要么能够极大地塑造其伟大成就的一般条件，现在将要得到检验。在此之后，对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各种欧洲领海国家的更为专门的考查——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将会起到阐释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

 2•海权之要素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一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民众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一、地理位置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顺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聪明的威胁时，正如同其时常所为那样，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就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从而影响其与盟国的联合。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这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然而，后来，蒸汽与其港口的改进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这一点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坏商业的名声，法国人称之为“游击行动”。这一战争行动，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出发，进退有据。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然而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在美国，公众舆论对于针对敌手的贸易始终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须记住这个共和国并无十分接近海外商贸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对于成功地进行商业破袭战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够在一位盟友那里找到合适的港口。
除了有利于进攻之外.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而与此同时，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十分明显，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这再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所处的位置，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因为大帆船总是紧贴着英国海岸而动。进而言之，这类北方贸易对于海上霸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影响，因为正如通常它们所被称呼的那样：海军的仓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除了丢失直布罗陀以外，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来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汇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只要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并不涉及其它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因为它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然而，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在法国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这样被抵销了。从种族血缘关系与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岛屿对于意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罗陀对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航道的话，意大利的位置本来是可以更具影响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这些缺憾，再加上有损于海上权力全面而又平稳成长的其他原因，使得意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强国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虑重重。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完全彻底的争论，而仅仅只是通过没释，试图显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其对于海洋的作为。目前有关这一课题的分歧可以不予理会；进一步展露出的重要性的例子在历史场合中还会持续不断地重演，然而，这两种言论，在这里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它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比其花费在其他领域的同等努力来说，都是更具启发意义的。并且目前，它在许多方面与加勒比海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相似——一旦巴拿马运河航道得以完成，其相似性就更为接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条件的一项研究——这已得到充分的解释，将成为对加勒比海进行同样研究的一个极好的开端，相比之下，这块海域尚无多少历史可言。
第二种言论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相对于一条中美洲运河的地理位置。如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或在最好的条件下，一条拙劣的、并不完全的旅游线，正如它目前的状况那样，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它强国——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们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如果真想如此，再要如同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另举的了。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有关影响及对于它的控制，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坦率地说，它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比起其他强国更为接近得多，目前或以后为他们在岛屿或大陆上所占据的地点，无论多么强大，都绝不会成为他们实力的桥头堡。尽管，在军事实力上的原材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然而，在众所公认的对于战争毫无准备方面，它又是脆弱的；并且，在地理上临近于这块竞相角逐之地。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利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而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能够试图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个部分——从而使其失去了部分价值。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纵深，新奥尔良的邻近，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等着眼，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那条河谷，以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尽管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过于缺乏深水，并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要大打折扣。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少，却仍然可观，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于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于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于现场。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的要塞，并且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简言之，已进行了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二、形态构成
墨西哥湾沿岸的显著特征——刚才已暗示过——可以典型地列于国家的形态构成这一标题之下。在影响海洋霸权成长诸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可说位居第二。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通过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年，荷兰人在一场获胜的战争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the Scheldt）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其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他们还是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于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入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部分的英国海军。而几年后，英法联合舰队在试图登陆荷兰时，遭遇到了可与荷兰舰队的勇猛相提并论的来自于海岸的麻烦。1778年，能够无可争议地控制哈得逊河的纽约港，由于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差一点就落入处于劣势的英国人手中。掌握其控制权后，新英格兰本来是可以恢复与纽约、新泽西与宾西法尼亚紧密与安全的交通线的。这一打击，紧随着前一年格尼大败之后，本来也是有可能使得英国人更早地与我们缔结和约。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密西西比河是一个财富与力量的强劲来源，然而，其出入口脆弱的防御及其渗透于美国的支流数目却使得其成为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南部同盟灾难的根源。最后，1814年，切萨皮克的被占以及华盛顿的毁灭留下了一个穿越这些水道而引发危险的深刻教训，如果对这些通道不加防御的话。这一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足以能够轻易地回忆起，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状况看，这仿佛已是为人们所遗忘。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环境以及攻防细节已得以修正，在这些岁月里正如同以往那样，基本的条件仍然始终如一。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及其过程中，法国并无港口可供布列斯特以东的战列舰使用。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优势，在相等的范围内就具有两个巨大的军火中心，分别位于普利茅斯和普茨茅斯，这其中还不包括其它的庇护与供给港口。这一形体构成上的缺陷自此直至在瑟堡的工程才得以弥补。
除了海岸轮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导致人们走向海洋或使他们与海洋隔绝的种种条件，还有其他物质因素。尽管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缺乏，然而，除了地中海外，它还在那里和大西洋都拥有深水良港，其所处位置十分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大江大河的出海口处，对于促进内部贸易与沟通大有裨益。然而，当黎塞留结束了内战，法国人并没有以英国人与荷兰人的那种热切与成功投身于海洋。在物质条件中，表面上可以找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条件使得法兰西成了一片乐土，具有宜人温和的气候，国内生产始终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英国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赐予却微乎其微，并且直至其生产能力被开发出来之前，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他们的众多需求，加上他们不知疲倦的活动与其他适宜于从事海洋事业的条件，驱使其人民向海外不断扩展；他们发现的岛屿比他们自己的故乡更加迷人与富有。他们的追求与天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商业与殖民者，随后又成为制造者与生产者。在产品与殖民地之间，航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他们的海上实力日渐看涨。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荷兰却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荣光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估计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式的发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还能用以出口的物质，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以及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他们成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所有欧洲的中转生意。小麦与波罗的海沿岸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两百年以前更多，然而，都是用荷兰船队加以运输。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甚至在当时都用荷兰船完成的。这并不是试图在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这一切繁荣仅仅只是来源于荷兰自然资源的贫乏。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其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们对于航运行业的精湛艺术与他们船队的规模，通过紧随着美洲与环绕好望角航线的大发现而来的探索精神与商业的急速膨胀，他们处在于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因素，然而他们整个繁荣却奠基于由他们的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海洋权力之上。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用以制造与装配船只（他们制造了几乎与整个欧洲一样多的船只）的木材与大麻绞索等都得进口。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1]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据称“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它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对于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到，就海上霸权而言——起源于土地的范围、适宜度与富裕——法国的结局在美国又被复制出来了。最初，他们的先辈们只有一小块临近于海洋的土地，尽管几乎未曾开发，但总算部分土地还是富绕多产的。在那里，港口众多，并且接近于多产的渔区。这些物质条件加上与生俱来的对于海洋的热爱，英国人的血液中至今仍在他们的脉管中跳跃的冲动，使得一个健康的海上强国所依赖的趋势与追求，能够一直富有生机。最为原始的殖民地中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濒临大海或位于一大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一片海岸。对于海洋的兴趣以及对于它在公共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智赏识轻松而又广泛地在民众中流传。一种比关注公众利益更具影响力的动机也十分活跃，因为拥有丰富的造船物质和需要相对较少的其他投资，航运业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私人行当。
但权力的中心不再立足于海边。各种书籍、报刊竞相描述内陆地区辉煌的发展以及仍有待于开发的财富，资本在那里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资对象，利用其最大的开发机会。海疆地区则被忽略了，在政治上毫无生机，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沿岸的确就是这样，大西洋海岸则相对接近于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当航运业财源滚滚再度崛起的日子来临之时，当三大海疆发觉它们不仅在军事上不堪一击，并因缺乏国家航运业而更趋贫困之时，它们齐心协力或许有助于再度奠定我们的海上霸权的基石。直到那时，以前那些因法兰西业绩而无视海上实力局限性的人们或许会产生一些反省，不能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就忽视了开拓海洋的意义。
在各种限制性自然状况中，或许可以注意到类似于意大利的那种形式——一个长长的半岛，中央山脉将其一分为两条狭长的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只有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因为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然而，只要在中央部分驻扎一支足够份量的海上力量，就能指望在被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于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可能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或许将事关重大，十分容易遭受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状况。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他们却能发现这点并做出富有勇气与眼光的努力，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他们甚至认为，一旦拥有一支决定性地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其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半岛交通线的不稳定，必将十分严重地使一支为对立民众所包围且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的入侵军队陷入困境。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还不如说类似于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从中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几近与联合的英荷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到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2]。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它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二十五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发发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进攻对手交通线的举措严格而言是战略性的，而它对于目前的英国所具有的危险性，仍与1690年相同。
同一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而付出了发人深省的教训。当时，它仍握有——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更不用说起其在新大陆所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1648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致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十分明显”，他接着说，“西印度群岛作为西班牙的软腹部（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从中榨取），必须要由一支海上力量才能与西班牙之头脑连结起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两支胳膊，他们不可能为西班牙卖命效力，因此，除了以航运的方式外，也将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在和平时期皆能为我们的船队轻而易举地做到。在战争时期我们则能以此相挠”。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作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于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致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在得不到国内的援助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竭尽所能地躲藏在城堡后进行自我保护；在地中海，他们得以免受屈辱与伤害，主要是由于荷兰人的漠不关心，因为法国人与英国人还没有为那里的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与牙买加，在此一时或彼一时，从这个并不拥有航运力的帝国纷纷易手。简而言之，尽管西班牙在海洋上的无能或许本应当主要成为其全面衰落的一个征兆，然而，它却成为了促使其跌入这个至今它还没有完全冒出头来的深渊的明显因素。
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没有一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到达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通过水路时，成本低廉；通过铁路时，快速敏捷。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则距离潜在敌手中最具危险性的攻击手段十分遥远得多。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我们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这是一位法国军官对于作者表述的想法。然而，一旦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份额的人。
三、领土范围
最后一个影响国家作为海上强国而崛起，并就国家而言，自别于居住在那里的民众的条件，这就是领土范围。用相对较少的寥寥数语，或许就能将其打发了。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它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数众多就如同其好战一般，有一支能够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拥有为数众多的港湾本来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然而，如果南方人口更多且是全民皆海员的话，本来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所说的那样，这里所要显示的并非这样一项封锁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而是只有在一群不仅不习惯于水性，而且为数甚少的民众面前，这一封锁才是可能的。那些能回想起封锁如何得以保持，以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参与封锁舰船等级的人，深知这一计划，在那时具体的环境中尚属行得通，然而，在一支真正的海军面前却不可能得以执行。合众国的舰船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相互无法支援，它们单独或一小组地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的着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线络，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据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落落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3]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他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5]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6]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贵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的专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给予了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人物——财政大臣柯尔伯特。他曾与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够对于他的思想与政策加以融汇贯通。他以一种完全法国式的精神去实现他的目标。万事万物均必得到组织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汇集于这位重臣的内阁之中，“要将制造业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服从于一项富有活力与明智健全的指导方针之下，以使通过命令与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兰西赢得一场工业上的大捷。通过向所有工人强行灌输为富有才干的杰出人物所认定为最佳方案的工序以获得最好的产品一一为了把海员与远在天边的商业活动纳入诸如制造业与国内贸易这样庞大的体系，并作为对于法兰西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持，创造一支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的海军以及一种迄今为止尚无从知晓的力量”。这些——我们被告知——就是柯尔伯特有关海上霸权链条三个环节当中的两个环节的目标所在。政府同样的指令与组织明显地涉及到第三个环节，即远在天际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为法兰西政府已开始从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这些被视为纯粹、绝对而又无法控制的权力，在其手中，正被收拢为指导国家进程的缰绳，以便成就一个了不起的海洋强国。
深入探讨柯尔伯特行为的细节已不在我们的初衷之内。注意到政府在造就国家的海上力量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意识到这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并没有只注意任何海上霸权所依赖的一个基础原因而排斥其他，而是在其英明而又富于远见卓识的政府中兼容并包，这就已经足够了。农业，能够增加土地的产品产量；制造业，能够使人类工业的产出成倍地增长；国内贸易渠道与规章制度，通过它们，从国内到国外的产品交换就能变得比较容易；旨在将转运贸易置于法兰西人之手的航运业以及关税调节制度，与由此鼓励航运业在法兰西的逢勃发展，据此，本土与殖民地的产品就能够来回穿梭运输了；殖民地管理与发展，据此，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市场有可能持续成长为国内贸易所垄断；与外国政府所缔造的有利于法兰西贸易的条约，以及旨在压垮敌对国家的对于外国船舶与产品所征收的关税——所有这些手段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细节，被运用来为法兰西建立：（1）产品；（2）航运；（3）殖民地与市场——一言以蔽之——海上霸权。比起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政府机构里缓慢地倘佯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中，这样一种研究工作由一个人来加以完成，并依照一定的逻辑过程加以展开，就要简单和容易一些了。
在柯尔伯特政府的一些岁月里，可以发现整套海权理论都以一种系统的、中央集权的法国方式加以付诸实施。而在英格兰与荷兰的历史中，对于同样理论的阐释却分散于好几代人之中。然而，诸如此类的发展只是强加的，完全依赖于对它进行关注的那个绝对力量的持续性。柯尔伯特并不是国王，他的控制地位仅仅延续到失去国王的恩宠之前，然而，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他为政府活动而辛勤劳作的合适领域——海军。在1661年，当他上台执政时，法兰西只有三十艘战舰，其中只有三艘有六十门以上的大炮。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七十艘战舰，其中五十艘是战列舰，二十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七十艘的数量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六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一百零七艘战舰，其中二十四艘拥有一百二十门大炮，十二艘装载有七十六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在船坞码头引进法令与制度使得它们的效率远较英国为高。一位英国舰长作为囚犯正在法兰西的监狱中服刑，而当时柯尔伯特工程的长远影响正在其儿子的手里得以延续。他写道：
当我最初从那边投入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病，我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一躺就是四个月。然而，在那里，我惊异于他们对于远征战舰的控制与装备，这一点直至那时之前，我还一直认为除了英格兰以外，别处并无法做到。比起法兰西，在英格兰，我们拥有十倍以上的船舶，相应地拥有十倍以上的海员。在布列斯特，我看到了二十艘大帆船，每只船大约都有六十门火炮，并且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能整装待发；它们被开了进来，水手们四散开去，一旦接到巴黎的命令，战船们便被倾斜修整，理正船体、安放缆索、补充给养、配备人员，在预定的时间内以不可思议的极大轻松再度出航。同样，我还发现了配备百门大炮的战舰，它能够在四或五个钟头的时间内使其所有的大炮严阵以待。这一点我认为英格兰连二十四小时内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而他们能够做得颇为轻松，比起英格兰国内来也并不那么具有风险。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看到的情况。
一位法兰西海军史学家曾经引用了一些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成就，例如，四点钟时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被安置完毕，九点钟时它就全付武装地离港而去。用那位英国军官更为严肃认真的话语来说，这些传统可以被接受为指出了法兰西体制与命令以及随处可见的工作设施的非同寻常的程度。
然而这一奇迹般地崛起完全是由政府的行为强加的，当失去了政府的恩宠之后，就如同先知约拿的葫芦一样萎缩了。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允许它的根系挣扎着深入到国家的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黎塞留政策的内在延续，曾经一度看起来这一行为的过程将会得以坚持，使得法兰西能够在大洋之上威风八面，正如同在陆地上不可一世一样。由于尚无需弄个水落石出的原因，路易逐渐对荷兰怀有了深深的敌意。当查尔斯二世也同有此感时，这两位君主下定决心要消灭联合省。这场于1672年爆发的战争，对于英格兰来说，尽管更多地有悖于天然的情感，然而，对于它却并不比法兰西而更成其为一项政治上的失策，尤其是就海上霸权而言。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可能——必定也是不可或缺的盟友；英格兰正在为自己摧毁其海上的最大对手——在此时，确实还是其商业上的优势敌人，而充当协助者的角色。当路易登上法兰西的王位时，那个国家还在债务和对于其财政状况的一筹莫展中徘徊挣扎。在柯尔伯特的改革下，法国已有某种令人兴奋的结局，在1672年时正好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场燃烧了六年的战火，使柯尔伯特所作努力的很大一部分顿时化为乌有。实业阶级、制造业、商业以及殖民地皆遭此重创。柯尔伯特的体制一蹶不振，他在财政体制中所创立的法令被一举推翻。路易的行动——他一个人就是法兰西的督导政府，破坏了其海上强权的根基，使它与最佳的海上盟友反目为仇。法兰西的领土与军事力量上升了，然而，商业与和平航运业的活力却在这一过程中精疲力尽。并且，尽管法兰西海军在一些岁月里还保持住了荣耀与效率，然而它不久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统治末年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至于海洋，同样错误的政策为其长达五十四年统治的其余时间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战舰以外，路易顽固地背离了法兰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于和平目的的航运与工业——这正是它们得以支撑的——一败涂地的话，他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情愿看到前者毫无用武之地且前途未卜。路易的政策旨在通过军事力量与领土扩张，瞄准欧洲的统治力量，这就驱使英格兰与荷兰携起手来，成为战时盟国。如前所述，这种联盟直接地将法兰西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间接地由此又使荷兰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尔伯特的海军殒落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法兰西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海军投入大海，尽管战争依然是连绵不断，绝对君主制形式上的单一性就此强有力地显示出政府对于海上权力的兴衰成败会有多么之大的影响。
路易在其生命的后半部分亲眼目睹了那种使自己的根基随着法兰西商业的削弱以及由这种削弱所带来的财富的衰落而渐趋动摇的力量。随后接任的法兰西政府，就如同绝对制政府一样，在英格兰精心摆弄和明确的要求之下，居然放弃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地进行战斗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于，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王当时对于西班牙国王抱有深深的敌意，为了动摇其地位并且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与英格兰同流合污，结成了盟国。为此，他在损及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协助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兰西的宿敌，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起了支配地位，并与英格兰并肩作战，击跨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造舰设施。在这里，再度可以看到一位无视法兰西的海上力量的统治者，他毁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并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无意识地促成了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当1726年，那位摄政王去世之后，这一政策上短暂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从那时直至1760年，法兰西政府继续无视其海洋利益。据说，确实由于其财政法规的某种明智的变动，主要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并由于罗，一位苏格兰血统的大臣），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奇迹般地上升了，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岛亦充足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法兰西海军一蹶不振，因此当战争降临时，它的商业与殖民地只好听任英格兰去加以处置了。1756年，当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时，法兰西才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格兰此时却拥有将近130艘战列舰，并且当打算对这45艘战舰加以武装与配备时，却发现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缆绳，更没有补给用品，甚至还没有火炮。这当然还不是全部。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国著作者曾说，“滋生了冷漠与无动于衷，开启了通向无序与目无纪律的大门。不公正的提升从来也没有如此频繁，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广泛的怨声载道。金钱与诡计取代了别的所有一切，相应地导致了命令与权力。对于首都具有影响力且能让港口城市自给自足的贵族与暴发户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对于国家财政的浪费与港口码头的废弃不计其数。荣誉与谦逊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仿佛这些邪恶看起来还不够大，内阁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只是免于一般毁灭的过去的英雄般传统。在法院的一纸命令之下，王朝继承的难解难分的打斗变成了一件‘谨慎从事的事情’；一些战舰成了被保存的废弃材料，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这一令人沮丧的原则看，我们注定要被动挨打，其对于敌人的好处正如同为我们民众的才干不相称一样，这种在敌人面前的谨小慎微——通过命令为我们所设置的——从长远来看，出卖了法兰西的民族特性。对于这种制度的大肆滥用，滋生出了众多倍受斥责的目无法纪与胡作非为，而在上一个世纪，想要找出仅仅一个这样的事例都几乎不可能。”
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储备，并且极其有害。由于使其商业与殖民地处于无法设防的境地，法兰西使其最大的财富来源易于为敌国所拦腰截断。正如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冒然出海的小股海军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消灭殆尽，商业性航运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马丁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纷纷落入英格兰之手。如果不是会占去太多篇幅的话，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显示法兰西——一个抛弃了海洋的国家，英格兰不断增加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其牺牲与付出之上的——这场可怕的灾难。一位当代的著作者这样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兰西政策的观点：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德意志的战争，法兰西将其如此多的注意力与资金从其海军身上挪走，以致于我们可以对它的海上力量进行一击，使其或许永远也不能够恢复。它对德意志战争的投入同样使它不能对其殖民地设防，这就意味着我们占据了一些为它所拥有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卷入战争使它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结果被完全摧毁了。而在意义极为深远的和平中，英格兰从来也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状况里。就这样，由于跻身于德意志战争，目前就其与英格兰特别而又直接的冲突而言，法兰西已自作自受了。
在那场七年战争中，法兰西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是一支比在帆船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里的美国海军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位法兰西历史学家在论及同样一场战争时如此说，“英格兰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法兰西，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而法兰西却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它仅仅只是由于其政府的优越性而进行征服。”是的，然而这是能够运用其海上强权——这是对于执着地朝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励——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优越性。
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在1760年至1763年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1763年缔结了和约。在我们这个商业与海军颓废时期，其对于合众国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教训，使我们免受了它的那种耻辱，并企盼能从它随后的事例中获益。在同一时期内（1760年和1763年）法兰西民众揭竿而起，正如随后在1793年那样，明确宣布他们需要一支海军，“公众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导，人云亦云地对法兰西头头脑脑们进言：‘必须重振海军’。城市、团体及私人认购者献出舰船的礼物，那些直至最近还死寂一片的港口铺张豪华的活动层出不穷，到处都在建造或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得到了延续；后勤仓库得到了补足，各类物质都被置于令人感到满意的堆积场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调整，一万名训练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训与维持。
此时海军军官们的语调与行动都迅即感受到了公众的这种激情，确实，在他们之中某些高尚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象当时一样可以发现法国海军军官们心底的激情与职业的素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军官写道：
由于对军官们关闭了大胆创业与战场取胜的光荣职业的大门，路易十五统治下海军的糟糕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他们从研究当中获取了几年之后就要加以验证的知识，将孟德斯鸠的精辟格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付诸实践。1769年时，法兰西海军军官的活动足迹遍及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在他们的著作与调查中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们群星灿烂，耀眼夺目，于1752年成立的海军学院此时得以重组。
学院的前任院长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纳秀斯的前海军舰长，他写出了一篇构思精巧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第一篇优秀作品，而且它还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纳秀斯肯定早在法兰西尚无舰队，在其宿敌接连进逼而尚无法在海上崭露头脚的岁月里，即研究和构思了其在战术方面的问题。在同一时期里，英格兰还没有类似的作品。1762年，一位英军中尉才着手翻译赫斯提大作的一部分，并且还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将近20年之后，克拉克，一位苏格兰籍的无官职绅士，公开出版了有关海军战术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兰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兰西的体制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毫无创造见地、组织拙劣的进攻战术。“法兰西海军学院的研究，以及它对于军官们的劳作所带来的富有活力的冲击，并不是——正如我们后来所希望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处于美国战争之初的海军的相对繁荣的状况产生过影响。”
已经指出过，对于英国人来说，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与其传统战略方针相去甚远，他们被迫去从事一场与本土相距甚远的地面战争，而其强劲的敌手正在企盼着从海上对它发动进攻的机会，正如同处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战争中的法兰西，随后处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由于不切实际地过份自信，英格兰将盟友变成为敌人，使其霸权的真实根基去接受残酷的考验。另一方面，法兰西绕开了它曾频繁跌进的陷井，转而依赖于存在着中立可能性以及与西班牙结为盟友的确定性的欧洲大陆。法兰西以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一个光彩照人——尽管或许有点相对经验不足的军官团，投入到这场角逐之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赢得了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持，还得到了自己或盟国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大陆上的港口的协作。这项政策的明智之处，法兰西政府这一行动对其海上实力的有益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场战争的细节并不属于主题的这一部分之内，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主要兴趣只有在陆地上才能找到；对于海军军官而言，这种兴趣只能来自于海洋，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二十年智慧与系统性的努力终于能够结出了应得的果实，因为尽管大海之上的战斗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然而，法兰西与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地消耗了英格兰的实力，剥夺了其殖民地，在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务与战役中，总体上而言，法兰西的名望得到了维护。
考虑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与英格兰人相比较，法兰西水手们的稚嫩；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法兰西军官团所表现出的猜忌的狭隘精神；以及至关重要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法兰西那种可悲的传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着法兰西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蒙克曾说过，统治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确定了基调。如果法兰西政策的教义当中持之以恒地吸收着同样的思想，1778年的战争本来是要比实际结束得更早，并且结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评一个我们认为其诞生并不能说成是一种失策的军种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得体，然而其本国著作却在层出不穷地反映出这种批评的精神。一位曾在这次战争期间服役于海上的军官在其一本充满着冷静与明智口气的著作当中说道：
当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这些军官无功而返时，他们对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抵达罗得岛的人，会存有何种看法呢？
另外一名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军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谈及美国革命战争时，为这种思想进行了辩护：
有必要摆脱掉摄政时期与路易十五时代那种令人忧郁的偏见；然而，这其中充斥的不幸历历在目，以致于难以为我们的部长们所忘却。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震惊英格兰的舰队，减额到了令人觉得寒伦的地步。内阁小器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维持一支舰队所必需的经费的过度开支，必须下令海军统帅部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似乎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也不会招致灾难。因此，下达给我们编队指挥官的命令也要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不要去进行有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舰船损失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海军统帅们的指挥艺术以及我们的舰长们的勇气光彩夺目的不止一次的大捷，最终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的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制度，使得他们在抗衡敌军时就有了预先确定“承受而不是发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力量以节省物质资源的制度，肯定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令人伤感的制度是缺乏组织纪律与存在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缺陷——这在路易十六、（第一）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时代打下深深的烙印的原因之一。
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海上战争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怀疑，这些灾难性的冲击，以及那些光彩夺目的繁荣，现在是否还会重演？正如在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所能看到的那样，在它对于海洋稳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兰对中立国强加了无法容忍的束缚，米字旗包容货物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化。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因此由中立国的船只安全地运载，至于后者，可以肯定也同样如此。除开保护其港口，使之免遭占领或征税的问题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徒有虚名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实际可行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合众国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业甚至于今日还在由他人托运。一旦拥有，为什么它的民众希望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加以维护，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经济学性质的，并不在这一著作的范围之内。然而，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与损失的条件却直接与此相关联，假定合众国的进进出出的对外贸易，是运载于敌人不能轻易碰及的甲板船上——除了船只驶向一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何种因素将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封锁呢？目前的定义是，它能够达到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这是极其富于弹性的。许多人都还能记起美国内战时期，在对查尔斯顿外的合众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之后，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载有几名外国顾问的汽船，这些顾问们认定了尚未发现任何封锁船只，便发表了一纸内容大致相似的声明。有关这一声明的力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领宣称从技术上来说，封锁已经破产了，并且没有新的通知，在技术上也是不能重新确立的。为了对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实际的威胁，封锁舰队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视野以内呢？六艘在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且离岸二十英里游弋的快速汽船将对寻求通过纽约主入口进出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类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捕获商船，而且还准备抵制打破封锁的军事企图，它们无需暴露于视野之内，也不必处于一个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在距离特拉法加战役还有两天时，纳尔逊舰队的主力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有五十英里之遥，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队抵近观察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舰队于上午七时开始出发，而纳尔逊甚至在那种时代的条件下，于九时三十分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在那个距离上的英格兰舰队对其敌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在还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处于岸滩或岸滩之外的封锁部队，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似乎有可能沿着合众国的整个海岸线相互进行电报联系，迅速给予相互支持。通过某种颇为走运的军事协同，如果一支先遣队遭受攻击，它就能向其他部队发警告，并撤向他们。假如有朝一日对于某一港口的封锁以参加封锁的舰只被赶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确立封锁的安民告示可能还要电传至全球各地。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封锁，必须有一支水上军事力量，它能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封锁舰队，使其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其阵地。除了那些携带有战争违禁品者以外，中立国舰船可以自由来往，维持该国与海外世界的商业关系。
可以认为，具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对其全线的封锁是无法得以有效地维持的。对于那些尚能回忆起光是保持对南部海岸的封锁就如何头疼的军官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为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美国海军目前的状况下，试图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诸巨大的进出口中心，将不致要求海洋大国的行动规模宏大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强大的舰队编队的情况下，英格兰就曾同时封锁过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地斯。可以正确地认为，中立国船只的商业往来还能够进入除了那些叫得上号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国港湾。然而，美国货运交通的错位，时常供需品的短缺，经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船坞码头、驳船以及仓储等手段的不足，将会出现在这一强制性地更换进出港口之中2随之而来的，将不会出现金钱损失、人身伤亡吗？在付出极大的痛楚与代价之后，当这些弊端部分得以医治之时，敌人或许就能被吸引到封锁新的出入口的方面来，正如同他们封锁原有的港口那样。合众国的民众肯定不会产生饥荒，然而他们可能要深受其害，关于战时违禁品的供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道没有理由担心合众国将被迫放弃我行我素、傲然独立吗？
十分明显，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眼光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远离了大洋。这样一种政策以及与之相反政策的结局在法兰西与英格兰的事例中赫然醒目。这倒不是力图在合众国与两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种狭隘的对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7]。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确证其确实有必要如此。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并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支商业航运队应如何加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是值得怀疑的。将它与其他大国分隔开来的距离，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陷井。促成合众国海军诞生的驱动力，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目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峡加速运转。让我们期盼它的诞生并不会来得太迟。
对于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讨论，至此就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他们的自然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这种讨论尽管无疑包含着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然而却主要位居于战略的范围以内，明显有别于战术。它们当中所包含的考虑与原则属于事物无法改变的安排，其因果关系虽历经沧桑却始终未变。事实是，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稳定性随处可闻。而战术作为人类的工具，运用的是人类制造的武器，并随着人类历经新陈代谢的世代进步而变化。时不时战术的上层结构被加以改变或整个地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战略的古老根基却依然未变，仿佛被置于一块磐石之上。后面将要对欧洲与美国的一般历史进行一番考查，并特别关注海上力量在其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那段历史以及民众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情况允许时，还要运用特别的阐述经常提醒与强化那种已经加以举证的普遍教义的目标，即：“就其目标而言，海军战略在战争时期正如和平时期一样，在于奠定、支持与增加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在特定的战役方面，尽管可以坦荡地承认细节的变化使得其教义的大部分已显过时，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应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哪些举动将是可取的，即，从它们与最杰出的军官的姓名相关联中，可以假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军种中获取恰当的战术构想。在古代与当代武器装备的类比浮现于表面的地方，在没有对那些相似之处施加不恰当的压力的情况下，从中吸取为它们所提供的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必须牢记，除去各种风云变幻之外，人之本性依旧根深蒂固，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在特定状况中，在量与质方面尚无法确定，然而，却总能发现观察上的个人误差。

 3•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目标直指英国：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的海权
大不列颠与波旁王朝在1778年的战争，与美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战。不仅结为盟友的王朝政权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在大陆上的纠葛——根据其以前的政策，这正是英格兰所竭力引发的，而且自从图维尔[1]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在海上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趋势在两方角逐者之间出现了。这场角逐的场所，进行战争的或战争准备达到的目标，绝大部分远离欧洲，没有一个在这场大陆之上，直布罗陀只是唯一的例外。直布罗陀位于一个地势崎岖且十分难于接近的突出部的极端之地，其中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国完全将其与中立国分割开来，它们间的厮杀角逐从未将那些与其利害攸关国家以外的其他各方卷入其中。
在路易十四的逊位与拿破仑的垮台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其统治时期，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兰西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英格兰与荷兰的时期，然而，这位君主的政策与雄心总是直接针对着大陆扩张。结果，他的那支基础并不太稳固的海军就成了昙花一现。在十八世纪之初开始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遏制。尽管其对当今问题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缺阵却使得英格兰的海军活动在军事教义上所获甚微。在随后的法兰西共和政府与帝国的战争中，由于某些在此并无需详细述及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兰西军官与水兵们的士气低落，使得表面上在战舰数量与火炮吨位上的旗鼓相当成为了一种假象。在经历过了数年勇气倍增但却徒劳无益的努力后，特拉法加的巨大灾难向全世界宣告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在职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为纳尔逊及其同僚的敏锐眼光所捕获，并且形成了成其为对待他们的态度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付他们的战术的特征的傲慢信心。从那以后，皇帝“将眼光从那唯一的一块命运已对其失去信心的战场之地挪开，并决定在除海洋以外的其他任何地点与英格兰展开角逐。尽管他同意重组其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其在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拼杀中为其保留任何份额……一直到帝国末日，他还拒绝赐予他的那支业已重振旗鼓且充满激情与信心的海军以任何与敌人一比高低的机会”。大不列颠继续保持住了其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的旧有地位。
海军战记的学者们指望能够在参予这场大搏杀的各方的军事计划与方式当中寻求获得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在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这场战争中某些较大且定义清晰的部分的一般性行为那里。同样，在注入或本应该自始至终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注入的连续性战略意图方面，在影响一段时期命运好坏的战略部署中，他们也指望找到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还不太可能宣称，特定的战役完完全全地不具有战术的训导意义——这正是在以前部分所提及的目标之一。然而，毫无疑问正确的是，正如同历史的所有战术体系，它们有辉煌的鼎盛时期，它们对于学者们现时的益处，与其说是提供刻意仿效的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训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战术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为着波澜壮阔的战役先期准备和预备的部署，或通过技高一筹、积极主动的组合，那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却战果辉煌的行动，取决于比那个时代的武器更为永恒的因素。这倒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具有持久价值的原则。
在为着任何一个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即使那个目标是占领一场特定的土地或一个特定的阵地，从军事上的观点看，对于所追求的这块地区进行直接进攻并不是获取它的最佳方式。因此，军事行动的目标应该有别于参战国政府指望达到的目的，从而冠以一个自己的名称——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的严肃思考中，首先有必要在将每一参战方所企求达到的目标一目了然地置于研究者的眼前；其次，有必要认真考虑在获取胜利的情况下，所选定的进攻目标是否最有可能实现那些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最后，有必要研讨进攻目的得以实现的各种军事行动的优劣长短。进行这样一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将会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工作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无需为细枝末节所纠缠而仅仅是突显主要轮廓的构架大纲，通常这都有助于提纲挚领，当主线被完全掌握之后，各种细节就能轻而易举地涉及到，并且各得其所。
在这里，本书所做的努力将会局限在从本书的范围出发，勾勒这样一个大纲。
1778年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一方面是大不列颠，另一方面是控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大王国的波旁家族。此时已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的北美殖民地，对于这个对他们是如此重要的事件自然是欢呼雀跃；尽管稍后荷兰被英格兰下意识地驱赶进入了一场它自己一无所获且满盘皆失的战争。美国人的目标十分简单——将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的手中摆脱解放出来。除去一些骚扰敌人商业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具有战斗力的海上力量方面的缺乏，肯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局限在了地面战方面。这就确实构成了一个有利于盟国的强有力的箝制，极大地消耗了大不列颠的有生力量。然而，放弃这场角逐并且立即停战，这是英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荷兰免除了来自陆地上的进攻，却在同盟国海军的帮助下，除了尽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损失以外，并没有表露出多少试图有所做为的愿望。因此，这两个小角色的目标可说只是中止战争，而主要参战者从其连续性看，其目标却是希图状况有所改变。
大不列颠的战争目标也十分简单，由于卷入到一场与其最有希望的殖民地一场可悲的分歧中去，这种争吵逐步升温，直至它受到了失去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的臣服者离自己而去之时，就必须维持暴力控制了，于是它拿起了刀剑来对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些海外领地的分离。在那一代人的眼中，它的辉煌正是与这些海外领地紧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兰西与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陆上反殖民事业的积极赞助者身份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而无论它本应承担的进攻目标出现了何种变化。由于法、西等国加入到其敌人的行列，英国人不仅丧失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同时也遭受到了丢失其他有价值领地的威胁。这一点不久就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简言之，英格兰就其战争目标而言，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的；它担心丢失的东西太多，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指望看住为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然而，通过驱使荷兰卷入战争，它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在没有增加其对手力量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但却疏于防备的军事与商业据地为其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兰西与西班牙的观点和目标更为复杂，传统的敌意和为尚不久远的过去报仇雪恨的愿望无疑占有很大的份量，正如在法兰西也存在沙龙与哲学家对于殖民地民众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一样。然而，尽管情感上的考虑对于国家的行为影响甚大，但只有在满足它们的有形手段足可称述与计算之时，法兰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领地能够失而复得。然而，当时仍健在的那一代殖民者却对于昔日的博杀有着过于深刻的个人回忆，他们无法默认任何加诸加拿大之上的这种企图。革命时期美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点在法国人给予了有效的同情与援助之时，被极大地忽略掉了。不过，当时可以理解且为法兰西人所感知到的是，法国人如果重提昔日旧梦有可能会在只是最近才反目为仇的同一种族的英美两群民众之间，通过正当的让步而导致重归于好——这一点正是一部分有权势、高尚的英格兰人从未停止倡导过的。因此，法国并没有承认，或许还并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个目标。相反，它正式宣布放弃了对当时或最近才置于不列颠君王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要求，同时声称在占领与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礁时将行动自由；当然，大不列颠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可随其进攻。因此，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落入英格兰之手的印度控制权，以及在他们造成了一种足够有效的箝制之后，在适当的时间内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由于那一代所持有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丧失这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削弱了英格兰的繁荣所依赖的商业成就——使英格兰衰落，使法兰西壮大。事实上，这场应该更趋声势浩大的角逐可被说成是成为了赋予法兰西以生命力的动机所在。所有的目标用它们所希冀实现的最高目的来加以总结就是：在海上与政治上压倒英格兰。
与法兰西一道超过英格兰也是同样寒伦且不太那么具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的目标。然而，它所遭受到的伤害有其明确性，为它所特别追逐的目标在其盟友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并不那么容易发现，尽管当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西班牙人可以回忆起西班牙国旗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迎风飘扬的情景，然而，时间的流逝却并没有使这个自傲与固执的民族甘心于他们的损失。就美国人来说，也没有放弃对于西班牙试图重新复活其在两个佛罗里达的主权的传统性反对。
这就是该两国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整个格局。毋庸置疑，除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外，它们决不会承认投入战争只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颇有见地的英国舆论就正确地提到了法兰西宣言中以下字句，以寥寥数语生动地勾画出了联合一致的波旁王朝行为的真正根据所在：“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在海上的权力。”一言以蔽之，关于战争的目标，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则被推到了防御的位置上。
英格兰被指控的横行于海上的那个专制帝国——并不是不公正地——取决于它的不可一世的海上力量，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的；取决于它的商业和武装起来的航运业，以及遍及于世界各个部分的商业设施、殖民地与海军基地。直至此时，慈爱的情感，出于与宗主国紧密的商业往来和那种由于它的优势海军持续存在而赋予的保护所产生的更为强烈的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些纽带将它与其遍及五湖四海的殖民地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起义，其海上力量所依赖的坚固港口的网状结构中出现了裂痕，尽管在他们与西印度群岛之间存在着数不清的贸易往来——已为随之而来的敌对状况所削弱——也趋向于分化这些岛屿的同情心。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它包含着具有第一重要性的军事问题——遍及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连结起来，并得到欣欣向荣的海洋性民众支持的海军基地之环链，是否仍然还能掌握在英国手中。迄今为止，它以持续、坚定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在取得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成功的情况下，摆弄着其史无前例的海上力量。
尽管大不列颠对保住其所握有的海军基地——这是其海上实力中的防御性成分——的麻烦深感困惑，它的进攻性海上力量，它的舰队，却受到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增长的挑战。以一支有组织的具有旗鼓相当或更为优越的物质实力的军事力量的方式，在一个它所宣称为己所有的领域，现在与它短兵相接了。时机已十分有利于对这个因其从海上获取的财富而变得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发动进攻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将主要力量迅速用于主要目标之上，至于次要进攻目标，其防御应被扰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弹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的必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将是一个持续的弱势。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它们期盼着美国的最终独立——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份。通过影响对它的救援，如果对于合众国的好处成为了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迄今还无法有助于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获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维持起义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理应进行的抵抗。因此，十三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产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不妨说，它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增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满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的且弱小的国家赢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于海洋的控制，以致于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为合适的目标。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他们使得留守部队成为了囚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然而便撤退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因此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撑之地的援助，仅仅对于其他地点的占领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取决于舰队的数量与质量。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获得海上的优势就成为了第一需要。这并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盖着战争的整个领域，否则，占领就是不稳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存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了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作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1782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直至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看法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2]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地位。占领亭可马里（Trincomalee），尽管对于并无其他基地的法兰西海上编队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于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渡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了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它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是海滨地区，军事行动正是从那里得以展开；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是海军舰队，其规模与素质应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称。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在每个这样的遥远之地都需要有能适用于航运的安全港口，以作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性的基地。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间，必须存在着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它则取决于对中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而必需的供给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地，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对于沿途适当分布却又为数不至过多的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油料补充更加频繁。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在这一领域三个分支的每一方面，欧洲、美洲与印度，出于条理清晰的考虑，已分别加以了阐叙；对于海洋的控制已被坚持视为决定性因素；敌军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本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普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尚不能抽调出任何一支持遣部队前来地中海。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为一支与其使命相称的舰队的基地的话，直布罗陀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或增援力量；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对于其守备部队坚守下去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在那时根本就无足轻重，直至战争后期以前，根本就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只是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它陷落了；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生死攸关的，从战争之初，就吸引住了同盟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攻火力，形成了有利于英格兰的颇具价值的箝制态势。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即成为了局部性基地。当时，前两者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1779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本来都对时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然而，出入口的宽度，缺乏保护濒临海边的海军基地和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由于试图占据众多的地区而导致的地面部队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内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的战役规划中无法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他们未能考虑到，即使是那里的大多数人平静地选择了自由，这种素质也会使得他们不致起而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格兰人的理论，他们正是遭受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格兰人的这一遥远，并就其最终结局而言是十分不幸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其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这次战争的又一区域性基地，首先英格兰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十八个月后，它于1780年5月落入到英军手中。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通过前面所述已为人所知，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顺风而下一千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也并非无关紧要的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困难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向的岛屿既成为了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了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之点。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其中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除非在一处侧翼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1762年，当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它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1779年到1782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与法兰西对于向风群岛的占据实际上使自己能够与英格兰分庭抗礼。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因此，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就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大陆角逐的关键之点实际上从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适合于进攻性行动，而且防守困难，一支大型舰队都能接近于它，甚至于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要加以牢记的是，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然而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以偿。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弗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尤其适合于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一百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视着罗伊堡的敌军。
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或者说，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可成为战场。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3]之上，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因为那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从秋分至春分季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刮而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掀起涛天巨浪拍打着岸边，使得登陆十分困难；然而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9至10月份的“季风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都是不明智的。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的问题就变得十分迫切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英格兰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距离过于遥远，并不能被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联的交通线上的港口之列。
这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那些海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质，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Nanagansett），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于本土供应，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倍受关注的目标中，动用主力或通过逃避敌人搜捕的方式保护补给舰船，需要政府与海军指挥官调遣手头可用的战舰与特遣编队的高超技巧。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让一度通过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而抵销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对于在各章节已分别加以考察的总体战的维持也具有相同的影响。它们是将整个战场连为一体的纽带，而被视为交战双方的恰当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要，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除了与敌遭遇时，它总是可能的，即要么就返回欧洲，要么就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比克顿于2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9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3月启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通常被称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质材料时，几乎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的。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正如同所说的那样——好几处港口，它们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它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1778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份的巩固。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于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防御，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如果有一处的话，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派调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如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确实，由于当时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情报信息传送特征的缓慢迟钝与不确定性，面对一场攻势，使敌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比起那些只是略加粉饰的少许防范来说无疑是更为有效的防守依凭了。
有用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正如所说的那样，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构架，作为将整个战争联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海军，已被指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攻进目标，为达到进攻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战争行为则仍有待于思考[4]。
在进行讨论之前，务必简要地提及对于海洋尤为特别且影响随后讨论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舰队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之上，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他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它们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它们的穿行，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或许对于被追逐者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越过谈判地点同样也许只是几天或数小时之前。近来，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从，并对他的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1778年时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确的数据。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被经常加以放弃，目的在于避开追捕或埋伏。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于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其进攻普拉亚港与奔向他们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却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他们即将来临，甚至在抵达地点都已得知时，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启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的迹象，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他无从知道究竟会在何处遭受威胁，而进攻方却对自己的目标心中有数，如果他能迷惑其对手的话。假如远征船队不意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这是一种当某一单独船厂的设施不足以在允许的时间内整修如此众多的船只，或在现在所提及的这场战争中，当盟国提供各自的特遣舰队时，十分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围堵这样一次远征的重要意义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阻止这些特遣舰队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别必要性的事情。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更准备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这样的策略。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们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汇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存在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致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个方面的主要状况——军事的，道义的，经济的——之后，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1778年英格兰肯定接受了防御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颠海军应该与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却是前一时期英格兰最称职的海军当权者霍克与其同僚们的至理名言。这样一种状况，即具有更好的人员素质与可加吸纳的更庞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将赋予一种真正的力量优势。只是，这一预防性措施近来却看不到了。对于这样一场讨论来说，失败是不是由于内阁的低效率——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控的那样，或是由于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经常指导的错了位的经济，这已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尽管有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之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对于战略效果来说，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战争的第二要义方面，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它甘拜下风。因此，仍然有待于游刃有余、气贯长虹地调动这支处于劣势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枪在敌人的组合之前，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以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狭路相逢，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联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得以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最终溃败——不是由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粮尽弹绝——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够从同盟国海军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它就能将这种力量用以对付美国人；如果它能取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确定性的优势，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道义与士气上的，正如二十年后它所取得的那样，那么，它就会获得这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其财政状况早已不堪其负的联盟王朝肯定就将功败垂成地退出这场置英格兰于劣势地位的角逐。然而，这样一种优势只能通过战斗才能取得；通过表明这一优势，尽管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是，其海员的技能，财富的来源，通过合理地使用这些力量，却能使其政府在战争的决定性环节拥有实际存在的优势。如果将它的战列舰指派到整个世界，在试图保护这个松散帝国的各个濒于暴露的阵地的同时，使它们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就永远也不会取得。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正如它所证明的那样，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更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他的斗志；而它自己的军官与海员却被艰难的游航磨练得能够十分迅捷地响应每一征战的号召。“我们没有理由，”维尔纳夫海军上将重复着那位皇帝的话语声称道，“害怕看见英国的特遣舰队，他们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还没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游弋已使得他们精疲力竭了。”但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写道：“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凛凛，舰员们衣装整齐，训练有素；然而，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风暴的锻炼。”
“皇帝”，纳尔逊说，“现在才发现，如果皇帝们得知真相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一年所遭受的损失还多——这些高贵的绅士们无从适应于狂风暴雨，而我们却在未损失一桅一坞的情况下英勇地与之搏斗了二十四个月。”然而，必须加以承认的是，对于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十分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我几乎无从知道一个睡眠之夜居然是这两个月，”他又写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豪勋爵的高度职业化的意见也对这种做法大唱反调。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现在我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科林伍德写道，“然而却感到要阻止他们升锚启航并不那么切实可行。然而，如果他们从我身边溜走的话，我应倍感耻辱。……唯一能防止他们启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不知道我们究竟精确地位居何处的情况下，不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尽管如此，当时过份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修缮；一名军官倒下了，或在其岗位上精疲力竭，马上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很久以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捱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止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待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1805年的战舰本质上与1780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迹痕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帅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致严重地影响到海军的质量，海员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有必要文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会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得以启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就是在欧洲。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监视塔兰舰队时——这是他为其众多战舰特别糟糕的状况能供进一步驱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五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关于使用手中的战舰，现在将1778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格兰内阁使得他们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驻外分遣舰队与敌军旗鼓相当。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相当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于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被遣往那里的舰船停驻了下来，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却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可谓自立门户。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块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了战争中的控制性因素，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至关重要的地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仅只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纽约与纳拉甘西待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事情。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5]。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1799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1778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丁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派出一支持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有众多的机会，却从未寻找到以攻击那支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力量的简单方式来解开这个疙瘩。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压倒性的力量换取了一场毫无军事价值的胜利。在欧洲，英格兰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年复一年地处于无望的境地。然而，盟国所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没有打算要摧毁那支力量。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当德比舰队的三十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四十九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时，战争内阁的结论却是不发一枪一弹，仅此就完全浓缩了同盟国海军战争行动的本质特征！进一步使他们在欧洲行动步履维艰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顽固地坚持将其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公海，沉重地打击英格兰海军是削弱这座堡垒的最可靠之路径。当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敌濒临饥荒。
在他们的攻击性战争行为中，结盟的王朝象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为双方在采取行动的意见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头烂额。西班牙的战争行动看起来自私自利，几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兰西却更为诚实可信，因此在军事上也更为稳健。要为对付一个作出了明智选择的共同进攻目标而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本应该最好提出双方共有的目标。有些迹象显示出了同盟国方面在管理与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国方面的人员素质还低劣于英格兰。然而，战争准备与管理的问题，尽管在军事上令人深感兴趣并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与同盟国在选择与攻击他们的进攻目标，从而完成战争目的方面所采纳的战略计划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考查不仅不明智地扩大了这一争论，而且也由于堆积起与主题并无瓜葛的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这一战略问题。
有关这一战略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词包含了那一海军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军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因为通过使他们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标上面不能自拔，他们粗枝大叶地从那条导向目标的道路上穿过，愿望急切地扑在自己狭隘的目的之上——或扑在他们得以构成他们的目的的部分的优势之上，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独自肯定能够加以获取的方式却视而不见。因此，作为战争的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在作出总结之前，有必要再度进行引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着各自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英格兰宣称有权控制海洋的专制帝国’。他们做出的报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一无是处。那一代人认为，通过使美国获取自由解放，他们已痛击了英格兰；然而，他们却未纠正他们在直市罗陀与牙买加的错误。英格兰舰队从未遭受过会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烦，北方各国的武装中立无结果而返。不久，英格兰的海洋帝国就变得同样专横，并比以前更加绝对化了。
除了准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外，与英格兰人相比，同盟国舰队的作战素质如何，只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数量优势的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可明白。在同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处于守势时，面对英格兰海军，同盟国军队却习惯上处于守势，作为战争的军事行为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真严肃地打算动用数量上占优势的力量击溃敌军舰队的小股力量，使得数量上的差异变得更为悬殊，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方式，摧毁这个海上帝国。但这一点既没有在同盟国更大的战略配合上，也没有在战场上显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辉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国海军多在回避或者干脆承受对方的行动；他们从未打算要发起这样的进攻。只要大英帝国海军能得以不受打击地在大海之上称王称霸，不仅同盟国各自的如意算盘得不到兑现，而且内于某种幸运的机会，英国人通过赢得—场重要的胜利，从而恢复与对人实力均衡的可能性也会永远存在。不这样做，作为一个错误，应归咎于英国内阁。但是，如果英格兰在允许其欧洲舰队如此逊色于同盟国舰队方面犯有错误，那么，后者更应因未能从这一错误中赚取好处而受到指责。采取攻势的较强一方不可能理解由于不得不关注于众多地区的防御而在调配力量上面临的复杂性，尽管他们并没有进行辩解。
法兰西国民的偏见，在这里的行为轨迹中可以再度找到表达，并且上次已进行过抨击，看起来，这种偏见又为今日的法兰西政府和军官所共同享有。对于法兰西海军的历史进程而言，这是关键所在；并且依照作者的意见，也是法兰西未能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结果的关键。正如这里显示出的一种固有的传统会对民众的心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一群极具才干且胆略超人的海员为了他们崇高的事业，显然在毫无怨言的情况下，接受了如此卑微的角色，这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这些评论正确的话，它也带来了一个警示，即流行的观点和似是而非的看法总应进行彻底的检验。因为如果真是错误的话，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就会导致失败，甚至于灾难。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于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在合众国更是广为传播。‘在我看来，对付英格兰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就是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往来，对—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对之加以抛弃。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在民众的代表们面前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外表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正如大不列颠过去和现在那样——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并不会危及根本生命的情况下，它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并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的，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6]。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两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比其他国家，它的财富在战争时期正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一度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的权利。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权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拒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还全力以赴地维持其海军，毫无疑问，未来将重复历史的教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是由大不列颠与美国特派代表两个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为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Negapatan）。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两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最终和约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  


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

1•协约与同盟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太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问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亨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1815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1908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还肯定地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有什么国内的麻烦或对外的企图，由于和德国的邻近、自身实力的差强人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和德国有着利益的一致，它必定要跟着德国跑，就如月亮必定要围绕着地球并且和它构成了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组合一样。不少国家则和德奥相对立，它们有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近的事件表明了俄国在国际上的虚弱，其国内根源即使对于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一清二楚。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二国同盟之内。不过意大利的亲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倾向来自于两国历史上的相互间好感以及意大利的海洋国家身份。另外，从前互相疏远的意大利和法国近来也日益接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利益和奥地利的野心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歧，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以及此前的事态已表露了这点。一份敏锐地预计到了这次合并的奥地利杂志最近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儿座落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一一支援我国陆军的行动、保护我国主要商业港口不受敌人的海上行动的侵犯并防止我们在奥特兰托海峡被锁住咽喉。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舰队的实力必须至少和我们可能的敌人的大致力量持平。如果我们在发展我国的海军方面拖拖拉拉，意大利就会占据上风并使我们再也无法超越它。和其他方面相比，在海军方面止步不前更是一种退却，而退却就等于放弃奥地利的历史使命。’奥地利的无畏舰正在建造之中，而上述文字令人们可对三国同盟内的平衡关系略知一二。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站在德国一边。
这样，通过分析当前欧洲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方有着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则是已存在三十年的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意大利的倾向尽管可以根据当前局势对它的压力以及它的正式同盟关系来判断，但仍然是令人迷惑的。形势的焦点看来还是在为德、奥这两个中欧军事君主国家所反对的三国协约身上。将这两方的力量作比较，前者在除海军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在地理上，德、奥紧靠在一起，从而易于在必要之时相互支援。不过这种支援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纯粹的防御态势也不可能成功地得以保持，德奥至少已在进攻方面做好了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1908年在巴尔干的兼并行动已明显表明德奥集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考虑到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手段，显然它们的进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为它们的工业获得至少说得过去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奥地利朝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这个性质。另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德国也越来越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了一个工业国，这样它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面对上述众多需要，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组织的有力而实力大增的德国开始了它的航程；然而同时它也发现，其边界之外世界的市场和原料产区相当程度上已被其他国家抢先占据或控制。在取得了实现国家统一这项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德国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大型商业船队，目前这支船队在运载德国的工业产品、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方面正持续地积极发挥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船队，有商业活动，但就交换过程的第三环节，也就是由于本国国内消费不足而必不可少的国外市场而言，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努力进行贸易竞争。而在各国都为其国内经济挂上保护主义标签的时代，他国的随心所欲的规定使这种竞争十分吃力。德国能有效控制的唯一一块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在其疆界之内。另外，自德国加入围绕着领土的角逐以来，迄今它也握有了丁点殖民地，但这看来也并不足以大大减轻德国在市场方面的压力。
于是德国在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它看来，近在咫尺、令其历历在目的争斗将对它的种种不利暴露无遗；也就是说，距离上的接近使德国人有一种活生生的被束缚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会有这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的确如此。在诸如国家和个人间关系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官方认识，这些认识所体现的不同的国民特性常常加强各国间的误解与厌恶。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府体制在其他国家受人欢迎，而德国的政体则非如此。在德国我们有着一个辅之以一个民主议会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府，它比在英国让人习以为常的、不断换马的政党执政制度要好。德国的兵役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在实践中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坚信这些连同今天德国的欣欣向荣都和将严格的秩序和自由结合了起来的政府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其他国家更青睐相对宽松、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的英国制度。因此，英国的统治范围和影响的扩展比德国权力的上升更让人乐意接受。’一位长期乘坐德国轮船的官员曾拿德国人作比较，向我谈及了在和乘客说话的方式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礼貌程度。在德国的倚仗军事味的政府干预对个人行为的紧密控制所发散出的不容置疑的味道中，德国人的上述不同可找到并不牵强的解释。尽管如此，德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大可无情地一较高低。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他们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他们热情不倦而且还有着政府的英明支持。这些优点必将和英国已有的优势相交锋并将其消磨殆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固然拥有上述优点，但对于工商业地区、对于贸易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实际拥有以及更不公平的对于大片可用于居住和开发的地带的政治控制使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在这些地区大显身手。不过德国的个人倒可以前往这些地区并在那受到欢迎。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还可能喜爱上更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任何比他们所脱离的制度有着更少的干预内容的社会体制，尽管他们或许依然热爱着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母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促进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的发展，德国本土上的人们建立一个‘大德国’的心愿也仍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实现的可能，而且双方正日益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当前，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人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
德国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对于德国也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的所有内陆河道——它们已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互间有运河沟通，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水运系统——都是以这两个海洋中的一个为入海口所在，因而这些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的进出通道，德国的全部对外商业也都集中于这些地区。如果沿着敌国军舰的巡游路线，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六十英里多点；波罗的海海岸要长得多，但从大西洋抵达这里必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到一百英里。战时德国商船可以在中立的区域之内贴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很大危险，因为从德国通往大西洋和其他大洋的所有航线都经由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这两个海峡的一侧完全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四百英里宽，有些地方只有三百英里。在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依照现今的国际法，没有任何德国船只可以经由上述水域而不被劫获，而对于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成功封锁会使德国开展的和中立国对德国开展的贸易都陷入停顿。对英国而言，只需以离德国不到四百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对德国，包括它的两个主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在波罗的海进行封锁则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就清楚了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了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借助这条运河，军用或商用船只可以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海域而不暴露于敌，德国海军也可以进行集结以对付敢于将其舰队一分为二的敌人。另外，虽然基尔运河不能使德国商船在北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它能使由于封锁不能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船只驶往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它们的货物可通过运河系统转运至许多目的地；而连成一片的水道使得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再在途中将这些货物另行装船。基尔运河在防御上的巨大意义在于，在某敌国海军的规模只是德国海军的两倍不到的情形下，它使前者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它这样做，和因基尔运河而得以集中的德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相比，它一分为二后的任一部分都处于劣势，这样它就只能后撤；而根据既定的国际法，这样的后撤使封锁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封锁得以再次确立，牢牢扎下根基之前，封锁国不可劫获中立国的船只，而且中立国还需有一定的时间以被通报变动后的决定某个航行非法与否的封锁局面。不过，虽然封锁的松缓使中立国船只能出入北海或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德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也还是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在今天的世界商船吨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英德开战，中立国的吨位根本不足以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且和德国舰队的壮大是同步的。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做着系统的准备，这很大程度上使德国既显得伟大，又令人害怕。不过，发展威廉港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二十多英里长的、近海多沙洲的危险海岸将它与易北河口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削弱了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保险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优点。另外，上述海岸的外围有着战略地位重要的赫尔果兰岛的拱卫。作为和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的交换，该岛于1890年由英国让给德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鱼雷艇基地。不过和海岸仅三十海里的赫尔果兰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于鱼雷防御上。
尽管诸如基尔运河之类防御上的准备意义重大且值得赞赏，但由此获得的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古巴曾具有的对于我国对外政策之意义记忆犹新的美国人不会不明白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德国商业意味着什么。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一百英里海岸都囊括于其中，这种情形使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海军强国将古巴岛据为已有。不过，古巴政治归属状况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已使美国曾有的担心化为历史；古巴的重要性依在，但至少此时已不再有古巴被某个国家用作海军基地的可能。不列颠群岛的对德国重要性和政治归属状况都是长期性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今天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首屈一指，保持这种局面更是英国两大政党的明确目标。
提出这个目标是合理和必要的。虽然和德国同为商业国家，但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原材料、粮食和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因而英国在用以支持军事力量的人力资源方面居于劣势，尽管英国也有着较大的人口比例，单靠自己的土地也不易养活它的人口。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四百多人，而德国只有三百。另外，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是绝对的，它不象德国有着能使其得到物资的大陆边界。德国还有着莱茵河，它通过和德国友好的荷兰入海，是德国腹地的一条大运量运输要道，而且根本不可能被英国切断。在另一个方向的边界上，德国和俄国接壤，后者是世界的一大粮仓。1909年的俄国小麦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是二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六英担。美国排在第二位，为一亿九干三百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英担。
就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缘由而言，英国在保全自己方面有着更大的需要。它绝不能放弃海上主宰地位，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另外，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而且，由于不列颠群岛的地位，英国在欧洲海域保持海军优势可以对德国商业施以长期的潜在控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加强了集结，而从前它多少更具分散性。以往英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对该地区多少有些放弃，这也颇具意义。
无疑，上述集结是出于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和德国陆军世所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考虑。拿破仑就曾梦想将英国舰队诱开，然后再迅即入侵英国，这也是当年英国人怕见到的情景。当然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还不仅仅以微弱的劣势。不过，即使在蒸汽时代之前，入侵英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尤曾尝试过。今天，蒸汽轮船的运用使跨越英吉利海峡远不象过去那样困难，可以在完全不受风向和天气影响的情形下特别迅速地向英国运送军队。当然，调集船只和载运部队并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在英国登陆是一件包含众多细节的行动，没有仔细、适时的考虑就不会成功。英国人对昔日英国为防止奥地利或法国的入侵而作的动员以及导致这些措施的精明政策还有着记忆。不过一些持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也确实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支足以粉碎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军队在英国突然登陆，而他们面对的其实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英国要把其海军集结于本土周围，而这也促使德国努力发展它的海军，不仅增加军舰的数量，还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以具备大规模的制造和维修海军装备的能力。这些计划总体上看深刻地体现了德国非同一般的进行静悄悄的周密准备的能力。德国并未正式表述过它发展海军的目的，不过或许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这个意图不会有错：壮大德国海军的力量，以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敢对德国冒然挑衅。德尔布吕克也写道：‘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政策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施以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由着英国依靠本国的地理位置对德国的贸易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德国的计划是建立一支规模比英国海军还要大的海军，英国不能不和德国展开一场造舰竞赛，以维护它在海军上的领先地位。
很明显，英国海军的强大也是对德国在陆军上的优势的抵销。如果英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它不可能指望拥有一支足以和德国陆军一争高低的陆军。相反，德国在已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期望拥有一支无故的海军。尽管英国比德国要富有，但英国政府不可能象德国政府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个人自由也许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本性。它使在英国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绝不可能；这个特征是多少代人造就的，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和殖民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自由合作的结果；这种局面今天依然未变，由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仍是其中的规范。在英国，进步的动机来自个人；在德国本质上则是集体行动决定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尽管该计划以德国的作法为蓝本，但其执行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经验和把握全局能力的不足。和在德国一样，根据该计划，个体雇佣者或受雇佣者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所有的养老金负担都是由国家承受。不过该计划没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认真的调节，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简单地将养老金福利一古脑地推向社会。它所依靠的税收政策既不会激励进取精神，也不能促使人们奉行节约。因为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财富中的过多一部分将作为税收被抽走；而即使大手大脚，也能从国家多少得到补助。在采取政府行动方面简单地模仿德国并不能使英国取得德国人经过精心筹划才取得的那种进步。
这类进步更加强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和德国对抗；如果某两个或所有的大陆国家连成一气对付德国，它们也不容易解决协调行动的问题，何况无论欧洲强国如何分化组合，奥匈帝国肯定都会站在德国一边。因此英国海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能让德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力量。而英德两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又是和相互间的工商业竞争掺杂在一起的，这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左右着两国人民体现在需要和收入方面的福利状况。不时见诸于报端的频繁外交访问正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德国眼中，从这些访问中凸现而出的是一种孤立和限制德国的企图；而这些访问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则是这样一个共识：应该压制那看来过度膨胀而又甚具侵略性的德国的野心。无论人们有什么看法，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

2•德国的崛起
德国的目标是求得这样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认识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状况。奥地利在去年采取的兼并行动，1905年摩洛哥争端的或长期存在、或转瞬即逝的事态等都不时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它们也会导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应。这种重要性的大小由有关的政府所估测，但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些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决定。当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它是从前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德尔布吕克还写道，‘英国和德国这两大国之间的角逐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可能被消除。不过，这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至多竭力进行的军备建设使两国保持相互间的力量均等，谁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对这种平衡产生影响。
德尔布吕克的思路适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一个其他国家，也适于被用来分析包括英德之间的争执在内的每一个纠纷背后的原因。战争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地理状况，但战争的根源可能远在他处，今天尤其如此。如今，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越来越必须在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寻找原材料，并为它们的工业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说，从今没有任何欧洲问题会激起欧洲国家间的尖锐冲突。不过他又指出，非洲的刚果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可能造成欧洲国家间的麻烦；这些麻烦和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问题——指奥地利的兼并行动，对此各国迟至1909年4月才明确给予承认——相比，后者只是儿戏而已。德尔布吕克又写道：‘德国给自己规定的明确目标不是获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这样的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无人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面对上述声明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正炫示于其面前；不能不记住德尔布吕克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文字：战争常常并不发端于明确的目标而是受促于偶然的事由，而强者通常在这些事由中占据上风。而且，冲突中的双方能很快就什么是‘条件的平等’达成共识么？在整个世界已经确信德国有关武力上的优势而且企图倚仗这种优势去谋求控制的情形下，它还会为德国鼓吹它有着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欣慰么？世界上的国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着与德国有关的竞争，当然门罗主义使南美的情况更为复杂；二是德国海军很快就会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强大。如果英国保持了它现有的在海军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海军就可以钳制德国；但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有谁还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了。由于英国有着非常自由的体制且因此军事组织不甚发达，另外对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满足，它没有足够的进行侵略的动机，何况如今它也没有很高的组织效率。就此而言，德国才是当今最适合不过的；无可比拟的典型。
如果上述正确，那么在当前由于所有在工业技术和资本拥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国际紧张日益加剧的时刻，英国明显地是国际局势的关键所在。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它们还体现着实实在在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决定着大众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满足的程度。所以，当前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如果哪个国家在政府体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实力为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股军事化的、组织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结成联盟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海军，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将国际形势的钥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过就武力竞争而言，英国在组织效率与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逊于德国。这样，对所有德国之外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或机会对自己极为重要，它们就有必要考虑应抱着怎样的思想态度、持着对现实的怎样理解、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如果某一国的强大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和从前一样，平衡只有通过弱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合才能得以保持。
顺便还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数的工业竞争场合中，海洋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欧洲形势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俄国趋于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东方，德国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德国海军能够，或者说很快就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此外只有英国海军可以这样做。一旦英国丧失了这种地位，就当前状况估计，德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军国家以及欧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海军的行动不牵涉英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又未保证在与上相反的形势下给予英国相应的支持，能期望英国行使它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代，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尽管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军力量一样可以让人不屑一顾，但英国这个当时有着比今天还相对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将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对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欢迎，而且两国还通过它们的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从欧洲运送军队跨越大海去干预美洲的争端的建议。当时，利益的契合使美国和英国相互间给予了支持。
另外，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时，一位在英国极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向英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它参加一个国际联合以约束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建议，英国在答复中不仅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而且还保证将积极地反对建立这种联合的尝试。而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就迫使日本——另一个非欧洲国家——放弃对旅顺的占有。我认为英国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于利益动机，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利益。我不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情感，情感尽管在国家生活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却是极为靠不住的东西，变动无常。当前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中，英美两国鉴于利益的共同性，在什么领域更可能进行相互支持？当然，英美之间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也使两国相互间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在今天和在华盛顿时代同样地正确、而且将一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动机持续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完全是徒劳的。这个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信念已被德国直言不讳地作为国家政策的根据。从这个信念出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全面正取决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察；为此，他们需要对眼前现实有着广泛的了解，还应具有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一个要在世界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国家来说，这些了解和分析能力也应为其一般大众普遍拥有。只有这样，原先只有着短浅眼光的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国家的长远需要，国家也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美国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欧洲政治对于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当前，德国决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正公开地计划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将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海军还要优越的海上力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正行使着它的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它也必须为它的行动负责。无论就某个地区的防御、还是就在涉及德国的争端——无论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哪个地区——而言，德国的所作所为已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德国力量造成的压制。于是，对美国来说，当前正迅速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它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门罗主义的提出到南北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一致。
因此，如果上述形势完全形成，它也不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显地多了几分不祥之兆，因为现今的国家间竞争远比1860年以前激烈。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造成的。今天的敌对和以前一样，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国及其他海上国家的边疆。这个世界久已习惯于由一个海军强国起着支配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将这个国家和英国这个名称连在了一起；它还注意到，海上霸权总是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相维系的。今天，争夺这个优势的斗争正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1]。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


3•东方和西方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1783年至1789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1814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1812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造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为其海军力量所支持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僵持于北海的情形下，协约国控制地中海的任务可能落在法国的头上，这自然也会引起意大利的严重不安。据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些现有协定中包含着对于西地中海地区的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会象门罗主义那样趋于强化，而有关国家也会从其出发决定如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否应采取一些将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状况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在北海严阵以待的情况下，一支能够在地中海发号施令的舰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快速纵队，它处于核心位置，有助于针对其他地区采取持续的具体行动。上述的几国海军各有分工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尽管它不免表现出同盟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不可行的。
这些叙述自然都是估测性的，但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它们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们的思考。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1902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这样，在1895年，当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干预以迫使日本作出牺牲之时，英国本可以抵制这样的行动，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令其有所顾虑。可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作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当前的海军竞赛继续发展，上述的干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还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它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但到了1904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届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前文曾言及，在1898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而当前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既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也可通过推迟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或期待有足以扭转局面的事件的发生。
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1905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作好军事准备——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而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又在陆上和后者周旋。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予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更显突出，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它们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现代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故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的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晰。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今天，涉及西班牙的争论已成为过去；不过即使在看问题最肤浅的人看来，很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既和美国、也和整个欧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让我们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德国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一般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种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1870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1879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1881年是二十二万，如今只有两万了。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一位德国撰稿人最近甚至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今天，受英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而诞生的德国海军联盟已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成员。要知道，英国比其他国家对海洋有着更多的依赖，不仅为了自身的繁荣，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一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怪异之处；无论德国的议会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之小，它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愿。另外，再补充一句，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一百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我们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1812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能带来明显经济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一个关税同盟——先于德意志政治同盟出现并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尽管如此，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以前的多个世纪的分裂使德意志一直处于虚弱状态，承受着外来干涉和压迫给自己带来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并且集中地体现为德国的自我激励精神。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实在是由于初登今日这样的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其他人不会象我们自己那样子我们以充分的估价，从而也不会给我们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出于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自我保护需要，可是在他国眼中或许就超出了防御的范围而有政治及军事意义上的‘冒犯’之嫌。门罗主义实践的早期历史的确呈现出这种局面；不过，今天各国已经习惯、容忍了美国的主张。在此必须指出，美国巨大的潜在实力使他国不能不对它谨慎有加。
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得到适当的调配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财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物力的具体表现；勿庸赘言，一个国家也可能象一个人那样滥用其财富，因照顾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费或因使用不当而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
尽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交议题，但是对于表现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力量抗衡的欧洲体系，我们关心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两项主要对外方针的影响。就这种平衡关系眼下的状况而言，门罗主义不象门户开放原则那样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未来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为一些主权国家所拥有，而它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定，不可被随意侵犯。中国自然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这招致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频繁干涉，它的主权也因此不断地遭到侵害，尽管就人口和资源而言，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局面降低了中国所享有之权利的有效价值，它们在实质上已沦若无物，即便在字面上尚非如此。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利益交锋。这种状况也适用于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这场革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所知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些情形产生于当地的土耳其统治的不稳定。在土耳其境内，出人意外的事态一直层出不穷，正如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所表明的。克里特岛也是一个难题所在；在这里，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愿受到了几个保护国的政策的抑制。克里特的状况由几个强国共同保证是由土耳其当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后者如今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只能予以默认；换言之，它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现状。这些情形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来地变得十分强烈。
和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原则目前还停留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地步，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然它可以被写入某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有约束力，不过它能否得到实际的遵循还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能要求一个不同意门户开放的国家也服从于这个原则，相反它尽可以置之不顾，除非迫于压力不得不遵从之。和美国的其他政策——尤其是门罗主义——相似，门户开放原则也是形势的必然产物；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瓜熟蒂落之时。这两项政策的提出表明，若干长期不受阻碍的过程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对它们说，只应走这么远，不能再远了。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作此告诫，直到后者不再对其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则对更远地区的扩张活动作类似的警示。这种扩张以政治或军事干涉为手段，借助于吞并或以实力为后盾的影响——这简而言之也是对领土的实质性侵占，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以谋求对东方市场——广义上包括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的外来控制。
借助吞并或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地盘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市场为外来者所把握的状况已沿续了三个世纪。今天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呈现这般情形。昔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与它们也并无二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顺应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不管其程度如何不易为人所察——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就在太平洋的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座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海军的威胁之下，而英国海军正是这样针对着德国。可是，英国的困难在于它必须用海军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而海军对于作为一个一流国家的英国的自身生存又必不可少。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出于它与巴拿马运河地区及远东较近，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当今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假如美国能在其太平洋海岸做好必要的长期性准备，必要时它的舰队就能被很快地部署于此，以弥补美国舰队先前的远在他处所导致的损失。这要求美国将其战列舰集结到一处——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是对它们的唯一适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规模如何，只要它被调配得当，再加上距东方较近不仅便于美国采取行动，而且减少了其派出分遣舰队的必要。它就能够具备某些优势。
德国海军的近来发展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八年之前，也就是在英国和日本达成第一次同盟条约前不久及日俄战争前两年，我写了一篇论述各国海军的趋向的文章，探讨了相互对立的英日同盟及法俄同盟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其中，地中海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及其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弱点自然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当时，俄国在远东部署了一支精锐舰队，不过其后对它的使用却令人可悲。如果那时发生了一场不仅仅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就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向或动作而言，当时的德国舰队不会被认为将对力量平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那时英国还成功地保持着海军的两强标准，而且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它既能控制多条交通线，也能子其盟友以相当的援助，假如需要它做的不仅仅是在欧洲水域抑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述都是八年前的情形。今天的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其实力很快就会仅次于英国海军，而比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他国海军高出一大截。这种局面将使英国海军被锁缚于本土水域。面对这种状况，如英国目前正在做的，它只能在将其海军主力集结于本土周围的情形下在前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后的地带，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间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作为一种军事举措，这样做完全正确。只要这点依然存在，而英国海军又不会为灾祸或懈怠所削弱，这种处置对于英国的防御及旨在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的进攻行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英国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必须维持这种作用，如果它在本土水域及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战列舰，其命运不会出人所料。奥地利在1866年和法国在1870年的遭遇都表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1910年3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也许会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战列舰舰队毋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1910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7月4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1895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1895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丁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

1•三强俄、英、美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型。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入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观察并持续地追溯英俄间的长期竞争，这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前的复杂，并在两个对手之间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维持的那种协调。借助于这种协调，英国和俄国的各自权力——不管各自的组成是怎样的——在大小与性质上都应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它们间的摩擦应被尽力减少。假如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从其中就很难再萌生出破坏和平的企图了。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销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因为铁路运输快得多的速度给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们容易忘记铁路运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说物资交换——的好坏不只是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被稳妥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固有优势可能会使它在促进所讨论地区的发展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不过，如前所说，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而这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现在，让我们再考察一下俄国侧翼的形势：首先，由于它们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大家对其都心有属意；其次，各国根据其在该地区的地缘状况，或是推进或是阻止他国的推进，并由此根据自身力量发挥作用。
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它们将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散乱无章。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它们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有着一致的要求。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决定这些前景的是各强国施于该地区人民身上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指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互相毗邻，其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起不到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它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几至波斯湾。由于没有铁路，该地带从现代角度来看商业比较落后。其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是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当于纽约至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修建一条铁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湾顶点连接起来，再另建一条铁路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样一条干线得以投入运营，它自然会随后得到扩展。
在上述地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地安于现状，不知道也不期望发展进步。因此，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进步国家确实需要处理它们时再说。不过，现在针对中国而言，鉴于各国对问题的迫切有着现实的认识，且都在为从中国获得一块用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地盘而努力，它们已经十分重视关系到自身将来的需要了。不管各国想建树什么影响，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求获得某种优势，实实在在地据有某些权力和地盘。这就是一些亚洲本地人所认为的强国想要得到某种特许权的唯一原因。假如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这种动机十分强烈，它显然会左右各国的行为。当然，完全用不着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利，这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象在埃及那样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的政府进行鞭策，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对它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干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放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3•以中国为中心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

4•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二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缺乏这一点即使不表明衰败业已开始，也预兆着它的即将到来。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最能增进其幸福的条件方面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和适当的法律约束相结合就能够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的使其接纳性与大陆上的亚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个性的演进。在同样的环境中，还可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已经采纳并从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的发展中学到很多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只有岛国地位带来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而这比其他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更具影响。不应将个性强等同于僵滞不前，更不能将坚定和偏执混为一谈。但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倾向则是消极有害的。石头尽管可以是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趋于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用开花结果，但侵蚀却使它们处于自我变化之中。
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指义和团运动。——译注）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问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伪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译注）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竞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
1•美国向外看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
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想法与政策正逐渐发生变化，这方面的种种迹象不难以找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为国内工业保持住国内市场，这成功地在各种投票活动中得到了肯定并规范了政府的航向。雇主们和工人都同样被引导着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看待各种被提出的经济措施，对任何有利于外国生产者向他们自身领地渗透的步骤持敌视态度。在思想和目光在任何时候都被绝对地集中在某个方面的情形下，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就是在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中遭到损失的危险和保持优势的前景被忽视了。尽管美国的丰富资源使它的出口额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这种令人得意的局面存在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大自然对美国的极为丰富的馈赠而不是其他国家对于我们那被保护的制造业的特别要求。
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保护，以致于这种实践已化为了一个传统，落入了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些工业就像近代的铁甲舰，虽有着厚厚的装甲，但引擎和火炮低劣；能很好地进行防御，但攻击力薄弱。在美国内部，国内市场得到很好的保护，但在其外，在宽阔的大洋彼岸，还有着世界市场，只有通过生气勃勃的竞争才能进入和占有它们，而诉诸法令以求保护的习惯是不会增进竞争能力的。
不过，归根结底，美国人民的性情本质上和这种懒怠的态度并不匹配。不管对于保护主义有什么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完全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认识到了在国外获利的机会，美国的企业就会披荆斩棘以获取它们。从此说开去，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位著名的、颇有影响力的保护政策的鼓吹者，也是支持保护主义派别的一位领头人和对时代的特征和舆论的转变的一位敏锐观察者，已经转而支持了一种旨在调整关税以使美国的企业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政策。各种派别的人们都能够就布莱思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出的下述言词达成共识：‘对于象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食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天安排。’面对着如此精明能干的知名人物的这些话语，即使近来的关税立法的极端之处也可以反映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使人想到了著名的大陆体系——我们自己的安排和其相似。当初拿破仑竭力维持这一封闭体系，直至帝国的结构在重压之下崩溃。
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因为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些道理，难道我们不是可以大谈特谈？不过，我们不会更深地认识这些道理，除非认识到美国的独特位置和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世界相望，美国的海岸与大洋相濒临。不管这些大洋与哪条海岸相邻，它们对美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的政策出现变化迹象的同时，世界也处于某种即使不是预示着危险，也具有深刻意义的动荡之中。我们不想为欧洲的内部事务劳神费力。即使欧洲出现动乱，其对我们的影响也只是部分的和间接的。可是，欧洲的海上强国并不只是一心一意地提防着它们的陆上对手，它们也怀有进行商业扩张、殖民和在远方加强影响的意愿。这将使它们而且已经使它们卷入与我们自己的冲撞之中，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推行放开手脚的政策。关于萨摩亚群岛的事件表面上看来不值一提，但清楚地反映出了欧洲国家的雄心。由此美国也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了与其未来密切相关的利益。当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内部麻烦正愈演愈烈，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决心。在整个世界上，德国的商业和殖民推进正和其他国家发生碰撞，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和英国在新几内亚划分问题上的纠纷；最近德英两国关于在非洲的利益分配的谈判——法国对此深具猜忌；萨摩亚事务；德国和美国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的冲突；以及所谓的德国在中南美影响的扩大都是确凿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的、尚武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德国的扩张被确切地认为更多地产生于德国的国民性格而不是其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德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不是引导而是顺应国民的情绪。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情形。
此外，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超出欧洲控制之外的世界已进入持久的和平。动荡不定的政局，如在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在夏威夷群岛，所存在的，和大部分这类地区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性相结合，滋生着各种危险的争吵。对此未雨绸缪才是稳妥明智之举。无疑，和旧时相比，各国总的趋向是更加厌恶战争。即使不比我们的先辈更少些自私与贪婪，我们也似乎更不愿见到由和平的丧失所带来的艰辛与痛苦。不过，为了拥有珍贵的闲适和悠然自得地享有商业带来的好处，必须坚持具备和对手同等的力量。是敌国的戒备有加而不是对现状的默认使欧洲各国军队的规模受到一定抑制。
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法上的规定还是基于某个公理的裁决都不能被指望用来求得对争执的公平解决，如果它们和一方的强烈的政治需要相冲突，而另一方又处于相对的弱势。就依然悬而未决的关于白令海海域海豹的猎捕的争端而言，不管如何看待我国的主张，根据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无疑我们的意见是合理、公正、符合世界的总体利益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主张化为现实时，我们不仅和我们自己也强烈地具有的对于国旗的尊严的民族主义的敏感相抵触，也和一个为某种强有力的需要所驾驭且在我们特别薄弱和缺乏保护的方面极为强大的国家相冲突。不仅仅是英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我们的海岸漫长且缺乏防御，英国的较大的殖民地——首当其冲是加拿大——还认为宗主国的力量是它们需要和可以指望的东西，这对英国来说也是—项巨大的商业和政治优势。有关的争端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而不是美国和英国之间，可是后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争端来促进它和其殖民地之间在感情上的亲密。仅就英国而言，它可以和美国方便地达成一项对双方利益都有所增进的平等安排；可是加拿大渔民的纯属地方性的和过于自私的要求规定了英国的政策，出于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海上利益的最重要一个环节的缘故。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形下，英国海军可能无力保持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航线的畅通。但是，英国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拥有了一条替代性的交通线。这条线路比前者以及经由好望角的第三条航线在避免受到海上攻击方面要好得多，而且两大基地对于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活动和海军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上述争端最终如何得以处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立场只可能在加拿大和其他大殖民地造成对母国的依附情感和信赖的强化。这类的同为一体且相互依赖的意识提供了这么一种鲜活的精神；没有它，出现不久的帝国联邦体制只能是死气沉沉的、呆板的玩意。这些意识也影响着对于诸如买进卖出、贸易路线这些事宜的通常非情绪化的考虑。
上述争端看来无足轻重实则十分重要，来得突然而且涉及的是超出其自身之外的其他考虑。它有助于我们确信存在着许多伴随着通过中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开凿而来的对西半球和平的潜在和尚未被预见的危险。一般说来，显而易见的是，这条运河会改变贸易路线的走向，从而会导致商业活动和通过加勒比海的航运量的巨大增加；而如今相对冷清的这一海域将成为象红海那样的航运要道，前所未有地勾起海洋国家的兴趣和雄心。这片海域的每一个地点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会上升，而运河自身将成为最为举足轻重的战略中心。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运河将把两大洋连接起来；不过，和前者不同的是，除非为条约所详细保障，否则它会完全为凭借海军力量控制海洋的好战国家所拥有。在战时，美国无疑应控制加拿大铁路，即使与我们相敌对的他国海军会对我们的海岸施以威慑性行动；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比之于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美国将无力控制中美洲运河。军事上，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和海军准备而言，在欧洲国家卷入的情形下，地峡的凿通对美国只能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海岸尤为危险。我国的一方海岸的日益缺乏保护会对整个军事形势造成不利的影响。
尽管地理上的邻近和丰富的资源赋予了我们某些固有的巨大优势——用其他话讲，这些优势来自于我们天然的禀赋而不是睿智的准备，无论就事实还是意图而言，美国还是可悲地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和其在该地区的利益规模相匹配的影响。我们没有，而且更糟的是，我们并不愿意拥有将在和那些其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在该地区冲突的国家的争端中举足轻重的海军。我们没有，似乎也不急于安排将使我们的海军更放心地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岸防御。在加勒比海之内及其四周，我们没有如许多其他强国所拥有的地盘，它们不仅对于控制该海域具有巨大的天然优势，而且由于筑垒和武装已具备或正具备人为的力量，这使它们实际上变得坚不可摧。与此相反，我们在墨西哥湾甚至都没有开始构筑一个海军码头以作为我们的行动基地。不过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遗憾我们缺乏建立和欧洲大陆国家各主要海军同等强大的海军的办法。我认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就是尽管我们的国家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也不关心如何使自己的海洋边界得到保护，并使自己的海军拥有凭借我们地理上的优势足以在不可回避的争执——比如我们最近碰上的关于萨摩亚和白令海的争端以及在某个时刻可能在加勒比海或中美运河地区出现的争端萌发之时发挥重要作用所属的力量。是否美国准备让德国获取位于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是否美国准备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我们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是否美国默许一个外国将保护权施于夏威夷群岛——这是太平洋的中心据点，至旧金山、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的距离相等，并是我们至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或者是否可以认为，假如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政策和权利坚如磐石，以至于对方会马上收回自己的迫切要求并体面地后退？在萨摩亚是这样么？白令海呢？
当估量我们进行军事准备的需要时，考虑到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离我们海岸的遥远以及在如此长的距离之内采取行动的困难是充分合理的。同样合适的是在形成我们的政策时，考虑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猜忌、它们随之对于引发一个象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的敌意的顾虑、它们对于我们将来的报复的担心、它们在既分遣出一支力量至我们海岸而又不过多地损失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方面的无能为力。实际上，认真判断英国或法国在不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或者不使它们的殖民地和商业缺乏适当保护的情形下会动用多大力量对我们的海岸采取行动正是对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进行估价的起点。如果后者超过了对付英法用以反对我们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海岸得到了防护以至于我们的海军能自由地打击它想打击的目标，我们就能够保持住我们的权利：不仅是国际法承认的以及国家间的道德感支持的权利，而且有那些同样实际的权利—它们不由法律所赋予，但有赖于对利益的清晰考察、有赖于执行明显必要的政策、有赖于自我保护。如果我们在军事力量方面居于有利地位，我们就能够充分维护我们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这不是因为我们可在大洋上截获他国船只，而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的城市受到保护，不受海上攻击；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使我们能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以及这个自治领的边境地区任意采取行动。不过，外交家们不会当着对方的面炫耀这类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他们要我的是妥协之策，并且一定能够找到。
虽然我们在西半球的地理优势以及某个欧洲国家在对我们采取行动时要对付的种种不利是不可否认的，且是政治家的思维中的固有因素，但如果认为单是它们即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显得天真幼稚了。需要把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才能使其朝向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倾斜。上述因素仅是防御性的，而且还只是部分地。尽管路程遥远，我们的海岸还是可以被抵及；它们未设防御，只能在短时间阻遏前来攻击的力量。如欧洲可能出现三个月的和平，没有哪个海上强国会不敢动用相当多的舰只来支持它的要求——不过它确实不会愿意这些舰只出航达一年之久。
不过，倘若我们海岸的牢固程度和它今日的薄弱程度一样高，在贸易或战争方面的消极防御就只可能是一项可怜的政策，只要世界依然充溢着斗争与盛衰兴亡。我们周围处处是争斗。‘生存竞争’、‘生活的竞赛’这些词语如此令人熟悉以至于我们并不体味其意义，除非我们停下来思考它们。在任何地方，一个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怀有戒心，我们自己也并不比他国特殊。除了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我们的保护性安排指的又是什么呢？的确，我们只能运用某些今天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属于国家权力的合法使用的程序，即使这些会对它们造成伤害——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愿做的事是正当的。我们的人民难道是如此地温顺以至于他们在其利益系于受到争议的权利之时不可能独行其事？或者是如此地麻木以至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人向那些他们长期认为自己的影响应占上风的地区的侵入渗透？
我们自己造成的在市场方面的孤立闭塞以及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航运方面利益的减少与我们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生活的遥远特别地吻合。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幅北部和南部大西洋地图，它显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的走向及所承载的运输量的比重。有趣的是，我注意到相对比较冷清的地区是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邻近的国家与岛屿。一条宽广的运输带从我国的北大西洋海岸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同样宽阔的另外一条从不列颠群岛通往东方，经过地中海和红海。这条运输带溢出了红海的边界以表示贸易规模。通过好望角和合恩角的运输带的宽度是红海地带的四分之一，它们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中线上的近赤道处交会。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标示着当前英国和一个在拿破仑战争中曾容纳了英帝国整个贸易额的四分之一的地区的贸易量。其意义是千真万确的：欧洲目前在加勒比海只有很少的商业利益。
一旦地峡被凿通，该地区在商业上的孤立连同其他国家对其的忽视就会一去不复返。任何使用运河的船只不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都必经加勒比地区。不管随海上活动而来的大量需求会对毗邻的大陆与岛屿产生什么影响，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将集聚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中心周围。为了保护并发展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都会在一个美国历来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有着颇具戒心的敏感的地区寻求支撑点和影响方式。大部分美国人对于门罗主义的准确内涵只有着非常粗浅的理解，可是这个为人熟知的词语已导致了一种举国上下的敏感，它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能引发战争。另外，对于这种情绪造成的争端而言，国际法及其公认原则的道义权威并没有发挥息事宁人的作用，因为争端主要系于政策和利益，而不是所承认的权利。法国和英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所掌握的港口的地位，虽然它们当前的重要性还有限。这两个国家关注的是不久的将来。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和大陆上，有许多目前由弱小或不稳定的国家所掌握的意义重大的要点。难道美国乐意看到它们被卖给某个强大的对手？可是美国又能诉诸怎样的权利来反对这种转让呢？它只能求助于一件东西，那就是由它的力量所支持的合理的政策。
不管美国人乐意与否，他们如今必须开始注意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么做。一种日益壮大的公众情绪也要求这样。美国处于两个旧世界和两个大洋之间的位置也导致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很快会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的通道的出现而强化。这种趋势还会因太平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的增加、日本的不断进步以及有着不断推动国家进步的进取精神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各州而被保持和加强。某项生气勃勃的对外政策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支持都不会象在落基山脉以西的民众中得到的支持那么多。
前面提到，在当前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是给太平洋沿岸地区。一旦运河修成，大西洋海岸并不会比今天更加暴露，它只会和它所在的国家一起承受更多的外来干预的危险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们。而太平洋海岸则会由于它和欧洲之间的路线因经由一条能为更强大的海洋国家所控制的通道而大大缩短，从而蒙受更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从欧洲派遣一支敌对的舰队，也在于某个欧洲强国能够在太平洋沿岸保有一支比先前更为强大的海军，因为这支舰队在需要之时可以被迅速得多地召回国内。不过，如果太平洋港口的巨大弱点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明智处理，我们在那一地区的海军优势就能得到保障。由于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主要的中心不可能为鱼雷艇有效地保护；随之而来的是舰队总是能经由一条毫无阻碍的通道通过炮台。因此仅仅依靠堡垒工事并不能给这两处地点带来充分的安全。尽管这些设施对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还应另外派驻海岸防御舰队，它将和炮台相互配合以反击敌人。这些舰只的行动范围不应被允许超出为它们指定的港口之外很远，它们是该港口的防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限度之内，这些舰船永远可以在战争形势使该港口成为敌对的焦点之时给在海洋上行动的海军以有力的支持。通过舍去进行长距离航行的能力，海岸防御船只相应地可以在装甲和火力方面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具备更强的防御和攻击力量，从而增加了它对于在某一时刻将与之共同行动的舰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除了英国，没有哪个外国拥有非常接近我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其纳入它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且值得疑问的是是否英国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这样的舰队。一旦加拿大太平洋海岸交通被截断——美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也就失去了它对英国的主要价值。这时，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牙买加的所有者会通过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压来保卫温歌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就目前我国的海岸防御状况而言，英国绝对可以这么做。和我们的易受攻击的大城市相比，整个的加拿大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即使我国的海岸得到了加强，英国还是可以那么做，如果我们的海军还不象如今所规划的那么强大的话。我们对加拿大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至于它可与我国的海岸贸易的被切断，波士顿、纽约、特技华和切沙比克湾的被封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拟？依据多少有些含糊的国际法上的规定，英国的确可以使上述封锁在技术上十分有效，而中立国也会对其照样接受。
太平洋沿岸各州军事需要以及它们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极度重要性还只是一个将来的问题，不过这个将来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应该立即为之筹划。要想估量一下上述重要性，就考虑一下一个仅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国家在弥集着由现今居住在那里以及正大量涌入的人们所组成的，控制着象旧金山、普吉湾和哥伦比亚河这样的海上交通枢纽的人口之时会在太平洋地区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因为这些人和东部的社会由血缘和紧密的政治联盟纽带的维系就小看这种作用？不过这样的作用若想毫无阻碍地得到发挥，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军事准备之上，正如谚语所说，‘天鹅绒的手套里面要有一只铁掌’。要做到这点，三件事不可缺少：第一，凭借筑垒和建立海岸防御舰队来保护主要的港口。这将增强这些港口之内的团体的防御力量、给他们带来安全，并为一切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基地。第二，壮大海军力量。这会使进攻性力量如虎添翼，单是它自己就使一个国家能够向外扩展影响。第三，我国的政策应表明这样的不可违背的决心；今后没有哪个外国将会在离旧金山三千英里之内获得加煤站——这个距离之内包括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中美洲海岸。燃料是现代海战的生命，是舰船的粮食，没有它，现代的深海庞然大物就会寸步难行，毫无作为。所以，一些最重要的海军战略考虑是以燃料问题为中心的。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我们面对的是许多外国的燃煤补给站，这促使我们要坚决地拥有武力，甚至是象迦太基促使罗马那样，我们不能再默许由于他国在北太平洋先发制人而增加我们的危险，进一步分散我们的力量。
总而言之，在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的情形下，必须格外提及的是，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这两个国家无疑要谋求各自的优势，但两者又受发自同一源泉且深深扎根于自己天性之中的法律和正义观念的支配。无论出现什么一时的偏差，一种向共同的权利标准的回归必定会接踵而来。英美两国缔结正式的同盟是不可能的，但对双方在禀性和观念上的相似予以坦诚的承认将激发亲近感，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如果两者不再那么习惯于相互间的大惊小怪，一种更稳定的情感就会有力地生成。

2•夏威夷的意义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独享一个关键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
在夏威夷长期存在的麻烦突然地——至少或迄今就一般的公众反映而言——达到了顶峰[1]，那儿的革命政府——我国在当地的代表已将其正式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取得的进展经报道已为美国国内所知晓。历史已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件，如今又多了一例。正处盛年的人可能骤逝，沐浴于太平盛世之中的国家也可能发现自己正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其后果或可能是战争，或可能是为躲避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来放弃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国家利益。在没有事先的筹划，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虽都是对人们的行动亦步亦趋但也并没有有意识地照应到当前的危机的情形下，美国发现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决定。这个问题和当初罗马元老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其重要性也不逊色——当时执政官邀请罗马占领墨西拿，结果后者从此放弃了传统的将罗马的扩张范围限制在意大利半岛的政策。让我们一定注意，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必须回答该问题，我们必须作出该决定。这不能被回避。在这个场合下，决定按兵不动和决定采取最积极的行动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可以前进；如我们不进反退，世界上的情形会按其自身的逻辑变化。形势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后果。
其实，目前并不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时刻。和刚才引用的历史事例不同，其利益如今已发生联系的英国和美国在所继承的传统、思维习惯及权利观方面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一方要认识另一方在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地区所受到的伤害，并不需要自己也居于对方所处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涌入美国的移民形形色色，但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依然是英国式的——道格拉斯•坎贝尔先生愿意说是荷兰式的，即便如此，血缘还是一样的。虽然嘴里塞满了不一定对自己口味的食物，我们的政治消化系统仍然竭力地试图吸纳它一直无力拒绝的大量不同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同化努力还时时不完美，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在本质上还会是英国式的。我们为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利的类似观念所浸润，而且的确不比大海那头的同胞更少些进步性，在精心维护我们基本的法则方面甚至比英国人更富保守精神。从真实的自由精神中我们吸取了关于权利和法制的观念，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两者而不只是其中之一。不仅我们固有的传统浸润于这种精神之中；而且，一步一步地，如同罗马将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吸纳进来一样，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这一根本原则说句对英国表示尊敬的话，英国在其历史进程中也一直维护了这个原则——在每个地区都得到了传播与保持。如今，在南方，一个和我们毫无相同之处的种族的权利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在北方，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存在着和我们同样的传统、其选择其归属的自由应为我们所尊重的州。与此同时。我们正迈向海洋。在我国的幼年时期，我们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期的我国把疆界拓展至了墨西哥湾；今天，正处盛年的我国已与太平洋相邻。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或不需要在任何方向上迈得更远？难道对我们来说在海平面的那边就不存在要求我们具备某种政策以赋予我们某些权利的关键性利益或显而易见的危险？”
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就闪现于未来的边缘，如今它们已迅即地融入了现实之中。夏威夷发生的事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从根本上讲是小小的一部分。不过，就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这个部分又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如前所说，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自身就立不住脚，而且还会在原则和事实上导致全线的后退。在我们合乎天性的、必要的、不带欺压性的扩张中，我们已走到了与另一个伟大民族的前进发生接触的地步；它的生存法则业已赋予了它一条已经过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还不时地得到表露和昭示的发展原则。在这个原则的作用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了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链条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恰到好处以至于每一派别的政治家都发现，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为某种没有哪个个人能抵御或极大改变的趋势所驱使。并不确切的传闻和欠谨慎的个人言论表明格莱斯顿先生急不可耐地想使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对于政治生活的长期脱离结束的同时，是在埃及的英国占领力量的增加使他的回归愈发引人注目。另外，对于刚才说的那条链条，可以不无稗益地注意到，它的两个端点是最先为英国所获取的——首先是印度，其次是直布罗陀，然后是马耳他、亚丁、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且，毫无例外地，英国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有一个对手在一旁气恼不已。西班牙从未停止过为直布罗陀而悲伤。拿破仑也说：“我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高地，也不愿看到他们出现在马耳他。”法国对于埃及的所思所想也是众人皆知的东西，甚至未经掩饰；再加上我国的警告，得不到机会的恶劣感觉更使法国气恼。
这儿还想仅仅提及一下英国在海洋上拥有的另一根链条：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它强化了英国人对于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地位就不那么令其满意了。相比于太平洋西岸地区，东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晚时候的事，而且仍欠完善。在西太平洋地区首次对欧洲的冒险家敞开大门时，这里已有着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大量奇异的、华贵的产品吸引着受美好的获利期望所驱使的商人们。美洲的西海岸—就其由野蛮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则提供不了什么，除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在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期间，连这些东西也为并非一个商业国家的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离英国极为遥远且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不能吸引英国的进取心。对这个国家的水手的主要的和为人推祟的诱惑是获利的希望，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在其所渗入的地区之内，在通向远方的航线之上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和吞并据点。由于只有借助于绕过合恩角的漫长、危险的航行或更为艰辛的危险的横穿大陆才能抵达，北美的西部海岸是地球上最晚为白人所占据的中等富饶的海岸中的一个。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并作为第一人通过将英属美洲大陆与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分离开来的海峡时，美国业已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国家了。事情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后来的东北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展，英国又一次发觉它正掌握着一条线的两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这两端之间获得一些中继点。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应该获得它们，如不考虑另一个民族———我们自己——有着超越一切的、更紧迫的、更关键的需要。在这些连接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固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它在海洋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有利地位。
一个海军据点的军事或战略意义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具备的力量和资源状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天然决定的；而后两个方面无论有何欠缺，总是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工事可消除一个据点的薄弱；如果大自然没有赋予该地区多少资源，凭借长远的眼光，可以事先进行囤积。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据点的地理位置则不是人力可以变动的。注意在评估一个可能成为战场所在的地区时拿破仑一世如何首先考察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然后算度控制要点、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相对的位置—或者按照航海方面的术语，它们的“方位”，以及每一点能为战事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是颇有教益的。这些做法能提供基本的方案和构想，它们不受令人迷惑的次要的考虑的干扰，从中可以清楚地估量决定性的要点。这种要点的多少依有关地区的特点而变动：在一个多山的、地形破碎的乡间，也许会有很多；在一块缺乏天然障碍的平原，可能就没有几个或根本没有，如不算人为的造化的话。如果只有很少一些，每一个的价值自然要比有着很多的情况下的要大；如果只有一个，衡量于受其单独影响的该地区的大小，它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达到了极致。
在观念上，靠近陆地的海洋和一大块不为什么阻碍所割断的平原是相同的。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意思是说大海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支配并常常束缚将军们的行动方向。可是在平原上，不管它是如何平坦和地势单一，各种原因还是要使人们集中居住于一些城镇与村庄之中并使道路的出现基于各中心之间的必要联系。拥有了道路的交会之处也就拥有了支配力量，其大小取决于汇集于此的道路的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在海上也是如此。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海洋对一只航船不构成什么阻碍，它可以沿着众多路线中的一条来跨越两点之间的地球表面，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风向方面的情况还是给它规定了某些常走的线路。如这些路线经过某个海洋中的据点，而后者进而又有使用价值，它就具备了对这些航线的影响力。在多条航线穿过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变得极大，足以统驭一切。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考虑用于夏威夷群岛身上。对任何一位观察一幅显示了连同两岸在内的太平洋全景的人来说，两个显著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即可发现位于一大片浩渤海洋之上的夏威夷群岛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它构成了一个其半径大致等同于从檀香山至旧金山的距离的大圆圈的中心。如果不是懒得将一个指南针放在地图上度量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圆圈的圆周在西方和南方经过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东北方向的美洲大陆延伸的一系列群岛的外缘。在这个圆圈之内散布着一些荒芜、无足轻重的小岛，它们的存在看来只是为了强调大自然在跨越将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岛屿分离开来的间隔方面的失败。不过，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在近些年内已为英国所占有。从旧金山至檀香山有二千一百英里，轮船很容易跨越；这段距离几与檀香山至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社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相同。除了我国对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的萨摩亚，其他群岛都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们——附带地同样还有商业家们——的注意：独享一个关键的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在此之外还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位置特殊的岛屿与对于穿越太平洋的较重要的商业航线的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对于那些已处于实际运用之中、颇具意义的航线，也对于那些肯定将从未来的情势中脱胎而出的航线——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周勾勒出了其间必然有着交通联系的—些中心点；此外，所有人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察觉到——不管如何地不清晰——一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海洋航线并导致新航线的生成的崭新的、重要的中心即将出现。中美地峡运河究竟最终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对眼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和考虑过这一点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相信它必定会位于后者。不管会是哪一点，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集聚于此必然会导致一个跨洋的商业中心的产生。世界上的其他商业中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它还要优越。各国将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连接这一中心的路线，它与由航线相连的太平洋地区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必定会得到详细地考察。此类对于商业航线及其与夏威夷群岛的关系的研究，连同先前的其他战略考虑，全面提供了决定该群岛能在商业和海洋控制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基本情况。
再一次参阅地图，可看到尽管从地峡通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通往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和夏威夷并不发生什么可能的联系或者说不受来自于它的影响，但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还是要或经由该群岛或从近旁伸过。从中美洲开往北美港口的船只自然处于我方海岸的影响范围之内。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的、得到承认的太平洋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国际上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确切的势力范围的默认。英国、德国和荷兰业已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以避免该地区各自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上述相互承认在形式上是人为的，但它建筑于完全客观的和无可争议的形势之上。
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各国或地区之中，美国的人口多得多、利益大得多、力量也强得多。夏威夷群岛和美国间的联系自然也会——实际上也是——比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间的联系更密切频繁和重要。尽管——有着同样自然而然的愿望的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太走运——在一条未来的运河尚未修通的前提下，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笔直航线如前面说的那些航线一样要经过夏威夷群岛附近。这条重要航线也靠近夏威夷的事实更加强和突出了该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只是这并未改变上述的论断，即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超过了英国的利益。这建立于一个天然的理由之上，那就是邻近，它一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发挥影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期望和它依赖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商业和军事运输来说，美国横在它与南太平洋之间且是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无疑不是件幸运的事。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对于我国在太平洋的作用如此至关重要的点上，我国六千五百万人的利益比之于加拿大六百万人的利益，当然应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从上述考察可以推导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据点，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地理而言美国有着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上和军事上的支配状况。这就是夏威夷的主要优点，也就是说它能直接促进我国的商业安全和对海洋的控制。再对从反面来看的好处稍作提及：获得夏威夷防止了另外某个强国占有该群岛从而给我国造成不利和威胁的局面的出现。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点为某个可能的敌人所掌握的情形下我国的太平洋海岸和太平洋贸易所遭受的严重威胁在报章上已被时常提及，不时地被公诸于众的外交文件也反映出了对其的考虑。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而海军军官比一般大众对其要更为敏感，那就是某个海上敌国在离从普吉湾至墨西哥的我国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点二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加煤站对我们造成的巨大不利。不过，可建立这么一个加煤站的地点只有一个。如果有许多的话，我们会发现难以让它们都不为他国所利用。如被拒之于可作为一加煤站所在的夏威夷群岛之外，敌人就只能到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里之外的远处去求取燃料，来回就是七千至八千英里，这样的不便使持续性的海上行动几乎不可能。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对于此论断是一个限制；可是，一旦需要，我们至少可以希望从陆上一侧对其施以打击。对于针对着一条海岸的攻防如此重要的因素竟集聚于某一个地点上，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这更使我们必须要掌握住它，如果我们确实能做到的话。
我还希望我们不要片面地看待给予我们的机会，好像它只关系到我国的一个地区或我国的对外贸易或影响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具体行动的问题——采取这种行动的合适机会可能目前尚不存在；也是一个关于会导致未来的许多行动的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在我国已取得了充分的进步的情况下，确定这项原则或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项原则的可否接受只以它是否给予了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合理的关切——眼下讨论的举措对此毫无违背——以正当、坦诚的注意为条件。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第一项成果，是美国随其发展已认识到了将其生命力——生活于美国的影响之下的人们所享受到的幸福——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我承认广受赞誉的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天赋和才智不会被强加于那些不想要它们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希望来到我国的人们的权利与睿智的否认。宗教上的比较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是否也可能这样呢？无疑，英国的光荣业绩主要源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被追溯至英国刚刚驶向深海大洋的时代。当时，英国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或者说它只是预见到了它的星宿所指向的未来，顺应了在一个国家的幼年时代即已规定了尔后更富理性的动机的天性。让我们也从英国的经历中学些什么。英国不是霎那间就成为了今天这样的海上强国；一步一步地，利用着被赋予的机会，英国才登上了世界范围内的至尊地位。如今，这种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和源于英国的制度的普及上。倘若当初英国人一味地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种态度今天会使我们拒绝在我们海岸之外的每一步推进，世界不知又要贫穷多少倍！此外，难道有谁会怀疑，如果英美这两个主要的立于英格兰传统之上的国家能达成诚挚的谅解，相互间不带猜忌并相互支持地自由扩展，难道不会大大增加世界上福祉的总量？
不过，如果对世界福祉的呼唤看来令人怀疑得就象是对国家自身利益的掩饰，倒不如如实地将后者直率地认定为全部的动机所在。我们不要回避这一事实，即广泛的自身利益和我们会因故受限于其间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我国濒临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三大海岸的地理位置内在地要求我们经由地峡运河拓展那些日趋繁荣的公用海洋。陆上运输一直有所受限，结果老是慢悠悠的；伤透脑筋、费尽艰辛，往往还是令人失望地前进不了多少。想用陆路取代大自然自己创造的通衢大道简直是徒劳。尽管一个团体能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军队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力量就在于此，集团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抵制住只模糊地意识到其需要的大众的缺乏组织的抗争，但不管一时遭到怎样的反对和打击，后者终究会象自然中不受控制的力量那样克服存在于其既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所以，地峡运河对于美国的未来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针对运河政策——其具体内容尚不能被准确预见——的客观实施的结果密不可分。但是，因为现今还不能肯定地预知或可能是偶然或可能是必然的未来的具体行动，确定在时机来临时有助于指导行动的原则更为合理。我们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如果采纳了这条原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获取那些位于通向地峡的路线之上、系于其身之上的利益使我们自然要谋取它们的要点。它们为数不少。夏威夷的当前事态就体现了这个原则的运用。
但是，从军事观点看，还得注意一件事：世界还没有到了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坚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经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可是，政府对于自己海军力量的迷信和对于自己港口防御以及舰队的需要满足程度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有理由担心某些推进行动的后果。有着较好认知力的拿破仑还曾在言语中犯过这类错误，他写道：“圣彼得罗岛、科孚岛和马耳他岛将使我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傲气十足的吹牛！科孚岛在一年之内，马耳他岛在二年之内，就被从不能用舰船保护它们的法国身上割离出去了。英国人内伊还指出：“假如波拿巴没把后一个据点从其堕落但无甚害处的政府手中拿走，这个地中海的要塞也许——很可能——永不会落到他的主要敌人的手中。”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教训。
从认识到足够的海军力量对于在周边获得附属地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下子跳跃到得出美国为此需要一支和当今最强大的海军平起平坐的海军的结论似乎毫无逻辑可言。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外国海军基地的国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望距离可以对于欧洲列强运用其海军力量能施加某些限制。不过，在没有以经过仔细权衡的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将那种距离看成是一层防护装甲，认为在其庇护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肆意趾高气扬，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估计多大的海军力量对我国来说才够用时，将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瞩目所在与那些对欧洲国家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利益重心分离开来的令人欣慰的间隔会被恰当地考虑到。如果此外我们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我国合理的势力范围应是怎样的，在处理该范围内的外国利益时显示了坦诚的公正，我们在那里的支配地位就不会碰到多少问题。
尤其应该期望，我们和外部国家中的那个我国是从其脱胎而来的伟大国家（指英国。——译注）之间的关系一年比一年热诚。潜存于我们表面上的政策差异之下的极为一致的精神必定将使我们更为接近，如果我们并不反对一种将使我们这一种族主导世界的海洋的趋势的话。要强使我们达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是明智的。无疑，期望实现之并通过倡扬非常恰当的行为举止来消除相互间的阻碍——它由我们明确的利益所导致且是包含着进攻性与傲慢的——是一个崇高的、伴之以不可胜数的益处的目怀。

3•地峡和海权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
在四百多年以来的时间中，人们的心中一直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尽管就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兆示性而言，它只是那些具有指明某种必然使命的根本性观念中的一个，但它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思想中最早地迅速化为了活生生的东西。在透过其时代贫乏而又欠准确的知识所模糊地看到的视野中，哥伦布勾拟出了一个借助于海洋的、紧密而方便的联络线，一条国家间的巨大纽带。它以两个古老而又不同的文明为端点：其一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是欧洲的商业、精华和文化的源泉；另一以遥远的东方海岸为中心，大海在这里拍击着大汗的领地并将富饶的群岛置于其胸膛之上。至今为止，一大片花几年时间才能历经艰辛、冒着危险地走完的土地还将这两地分割开来。不时地，某位旅行者也许从一处跋涉至了另一处。不过早年在这两地之间并不可能通过陆地保持持续的影响和利益的交流。而正是这些——尽管规模有限——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人民的长处，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当年的这个被陆地围绕的海洋之上的微观世界就是后来的更大的国家社会的缩影。从古至今，这些国家被这个广阔的、开放的海洋一个接一个地维系在共同的利益纽带之上，大海的阻隔反过来只把它们编织着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尽管处于一个向外看不到什么的玻璃杯中，哥伦布还是以其极具洞察力的眼光，看见了、信服了并接受了某种确定的东西。当这位勇敢的冒险者依据信念而不是眼前所见前行，在日益来临的、今天尚未结束的伟大进步中迈出第一步时，他几乎没有梦想沿着他的航线跋涉于一个未知地区的具体所为将被后世视为其荣誉的主要所在。这只会淡化他的伟大思想的不折不扣的光芒并妨碍将其应用于极为遥远的未来。
有关哥伦布的实际业绩的故事各位读者已知道得足够多了，在此不需重复。尽管在他首次返航所带来的短暂的胜利者的光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笼罩着其后半生的大量失望和屈辱，但哥伦布并没有痛苦地认识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和许多他之前的预言家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当时的思想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是可预知的、但在安逸者那儿只会受到无视而沦若无物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一块由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所居住的荒芜之地加入到了已知的世界中来的事实并没有怎么使他从对于惠及他人的荣耀及长期吸引着他的黄金之梦中醒来。他所发现的西方的土地实际上成为了航船朝着他希冀已久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障碍，象亚洲的众多山脊和剧烈起伏的地势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所幸这一切并未进入他的眼界。哥伦布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希望通过的难以发现的“秘密的海峡”因其迟迟不露面而对他极具吸引力，使他一直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希望和思维上的活跃。假如他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或许这些也就衰减下去了。
在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中，这个伟大的冒险家抵近了美洲大陆，沿着它的海岸进行考察。海峡的真实秘密就隐藏在这个地带，人们的努力也许会让它从梦中走进现实。1502年秋天，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和厄运之后，贴着古巴的南岸而行的哥伦布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除了他本人的无以解释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换一个方向航行。不过，经过一些思考，哥伦布相信他要寻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不是北方。于是他转而东进，虽然这是逆风。在与风向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抗争之后，他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发现海岸的走势终于可以让他沿着他希望的航向顺风前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考察了远至波托韦洛的海岸，发现并探测了陆上的几个迄今一直有着历史重要性的入口，以及包括圣胡安河河口和奇里基泻湖——它的一个主要部分海军上将湾的名称仍使人想起哥伦布的来访——的其他地点。哥伦布还从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有人从特里尼达去过那儿的地点。因此，这位探索者确切地认为，从上述地点至尤卡坦的坚实的海岸没有断点。正是这条海岸挡住了他通往亚洲的道路。
这样，在哥伦布于1504年去世前不久，他已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着跨洋水道的地点。直至十年之后，当巴尔博亚依照当地人的叙述，得到了成为第一个看到南海——这在长时间里模糊地指太平洋，出于它针对其发现者所处的方位的缘故—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何之窄，地貌赋予的穿透它的显著便利又是如何地诱人。在这些早期的年代中，我们今天叫做中美洲的地区的历史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西班牙首领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斗；对此，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本国政府不是制止反而是火上加油。不过，另一方面，历史也展示了不间断的冒险的探索，激发上述内部争端的躁动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表露。在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带领着一些弱不经风的三桅帆船从巴拿马出发，沿太平洋海岸北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其名称来自于住在该湖岸边的一位叫尼加拉瓜或尼加劳的酋长。五年之后，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探察海岸余下的未知部分，他来到了尼加拉瓜湖并环行一圈，发现其出口就是圣胡安河。这时离哥伦布到达这条河的入海口才四分之一世纪。
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进而有着数一数二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古今皆是如此——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掌握了它们，就象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这左右着国家的福祉与尊严——的斗争施以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习性和情势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欲的流露；有时它潜存于一种仅具戒心的态度之中；有时则受国家思虑的驱使，化为实际的行动，并散溢于外交争斗或敌对的碰撞之中。
顺理成章地，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是如果不受消极的阻碍，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就必然会倾移至此的天然的中心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基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日益变得对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单是这点就使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决定那场严酷冲突的结果的关键因素。另外，在几个世纪中，庞大但衰颓的西班牙军事王国的有力作为所依赖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首先被送到地峡集中并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贡物汇合，再被装在大帆船里运至伊比里亚半岛上的港口。当上述对于欧洲政治有着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处于非常状态时，相互竞争的国家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公开的战争状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跃跃欲试，一展鸿图；而从未平息的围绕主宰权的斗争是随着对水域的控制而跌宕起伏的。在任何一处海洋上，这种控制必然是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地取决于对于那些关键要点的掌握。在这个方面，拿破仑曾说“战争是一项围绕要点的活动”。地峡就是这些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拥军首领曾说道：“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在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一度也是政治构架——之基石和根本的几个重要世纪中，它的政治家和国民的行动自由根本不曾受限于一种让人不得劲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天资与才智是与人为的、自我设置的制约相冲突的意识。凭着一股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有力和有前冲性的活力与主动性，英国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一个最伟大的自由国家就脱颖于此，他们没有发现也从未发现，占有和统治未开化的、半文明的或无甚活力的热带族群和在其母国之内维护政治自由是不一致的。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的使命，推行它的法则。总之，没有什么人工的镣铐被打造出来束缚英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阻碍国家成长的政治麻醉剂被注入英国的体内。
在眼下正涉及的这个地区，英国是在一种处于很大劣势的情况下介入竞争的。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英国看清了其真正的伟大之处时，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象征的英国在海洋和殖民方面进取精神光芒四射地迸发了。不过，和它相对峙的是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此时的西班牙显然还未走下坡路，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数重要地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声言有权将他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众所周知，这种宣称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如果先前对于英国人也有众多这样的不满的话，把英国从造就了其未来地位的航线上推开就会是一种必然的吁求。同样的论点今天被用来阻止我国取得那些本应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好处。假如英国的海洋政策在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组成英国力量核心的若干岛屿的当前需要所决定，那么，别人任何这样的需要都不会促使英国要求分享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以及国家间宏大戏剧中的角色。它也不会出于这样的缘由展开一番也许是人类进行的最卓越的奋斗。而且我们还可以拿英国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来对它们说，“为什么要跑到你自己边界的外边去呢？在你的边界之内你已有了足够满足你的以及你的人民的需求的东西。你们还有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弊病需要改正，形形色色的悲苦需要抚慰。就让外面的世界由它而去吧。如果你受到了进犯，就防卫好了，不过千万小心使你的准备尽量远离有欠谨慎的境地。什么‘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作用’、‘国家威望’，根本不存在这些玩意；即使或许有，也不值得为之而战。”如果英国这样探究的话，它会成为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只可猜测的问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世界将会更加穷困了。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衰减之时，以大反叛为高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住了英国人的精力的国内纷乱也使英国放慢了对外经营。德雷克、雷利及他们的同辈造就的前进势头没有了，随西班牙这个主要敌人的衰竭而来的时机也白白地失去了。不过，尽管暂时受到了抑制，英国的趋向未变；而且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混乱，它又很快地找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干练的治国之才以及他的国内政策的迫切需要使英国对海洋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不仅为了赢得外界的尊重——这是克伦威尔强烈需要的，也为了使英国对于疆界之外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克伦威尔充满豪情的号召作了迅捷的反应，重新拾得了自此从未衰减过的迈上朝向海权之路的激情。对克伦威尔而言，他的使世界上的航运贸易掌握于英国之手的举措是正确的。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或许在经济上不能说是最英明的，但从他所处时代的形势看则再合理不过了，
从克伦威尔的短暂统治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才作为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树立了它的威荣；也正是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五年通过占领了牙买加这个从军事观点看是加勒比海中对于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而为他的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是英国将领在实现克伦威尔的更紧要的目标—一夺取圣多明各上的失败才导致了针对牙买加的尝试的成功，——一所以这些具体的、给英国人带来好运的事件的发生实是随机的，但这件事情只有助于更有力地表明，如果一项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总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合理的原则而正确选择的，偶然的厄运或落空并不能对于一般的构想造成多大的损害。促使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的明智的、有远见的动机是向后者的垄断这一富饶地带的要求提出挑战。他将英国在这一群岛地区的扩张仅仅看成是对邻近的大陆进行控制的前奏。
对于英国崛起于国家之林并如此长久地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们往往一无所知。对此的一个不同一般的评论是，那些相互间就象荷马和后来的J•R•格林这样在生活的时代和特点上都相差甚远的作家都应从克伦威尔这位“护国主”的意义深远的作为中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般愚钝的认识，认为他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在他们看来，“一位有着睿智的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将集中其目光于法国的日益上升的力量，“并察觉到”在路易十四统领下进行的“求取霸权的重大斗争的开始”。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比它的大陆对手实际上受到的要大。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这位护国主的伟大目标随其不是时候的去世而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他的死去或许相当程度上使英国对地峡的实际占领受阻；在其强有力的手腕下，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他的意图依然在英国人民的目标中居于显著的位置。在其中，可以体察到英国对外软弱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对劫掠者们的侵夺活动产生的影响。随着奥兰治的威廉登临英国王位，英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高涨起来，劫掠者们杂乱无章的活动也被集中归整于明确的国家政策之下。尽管暂时的事态有时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偏离轨道，但它还是被清晰地归纳进了英国于1702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表明的坚定目标中。从结束战争的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缔结之时起，同样的计划得到了英国紧锣密鼓的推行，取得了稳步的成功，而且逐渐和控制借路于地峡的两大洋之间交通的设想相融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当时还仅是一位舰长的纳尔逊在1780年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和陆上力量相配合，以求占据圣胡安河河道，从而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既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正确地意识到了该地区重要性的西班牙人在湖泊与大海之间修建了不少于十二个的一系列牢固的工事。
如纳尔逊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妨碍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推进。尽管英国明知且在意实际的拥有带来的好处，它在其他地区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西班牙立足已久的占领使它不能运用它非常想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真正用过的手段获取控制。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使英国终于成为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键在于它的海权。英国是伟大的贸易者、供应的源泉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流的中介。英国强大的海军保护并维系着交通的资本和航运。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这支海军完全有能力承担它的任务。因此，虽然英国人不能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使用、调配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和西班牙人僵化的、狭隘的统治造成的可能一样，英国也可以牢牢地利用各类商业交易，从中获益。这个事实令人启发，因为今天的形势和一个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无二致。占据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于各国、各种族之间，后者还未获得不赖他国他物地开发利用自然禀赋的才能。控制权仍然由那些其船只、资本、商人支撑了某地区的工业体系的国家系于一身，如果这些因素还获得了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局面的需要的海军力量支持的话。对任何一个外部国家来说，对中美地峡的控制就是指海军控制，指海军的支配地位。对此，陆地的占有最多只是辅助因素。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直至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08年至1810年间开始瓦解以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废弃而萎缩之时的总的情形。这两个决定性事件的共同发生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模糊不清很快使地峡及朝向它的通道沦落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而其中那些岛屿的地位至今也尚未恢复。地峡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不过，它的重要性由自然秩序中更为长久的缘由所决定，而不维系于可对于地峡的占有者施加某种影响的那些岛屿身上。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地不为人重视的时期后，随着美国朝向太平洋的扩展而使我国在两大海岸之间建立便捷、安全的交通联系的问题提上日程之时，地峡又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而变得引人注目。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的获得、那里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起的开掘狂潮加剧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由于美国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状况，这对于它有着绝对的利害关系。但是，尽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完全全地只与美国相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利益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关键。不过，只要商业和政治之间还有着逻辑上的差别，可以说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利益既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其他国家的利益几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那种使英国曾在所有关系到海洋的重要问题上都成为主要竞争者——和荷兰在地中海、和法国在东印度、和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国家特性今天同样使它对于我国针对地峡的坚定利益要求持反对态度。克伦威尔首倡的对加勒比地区进行有条不紊的侵渗以及扩充、整训海军的政策导致的局面是英国在该海域的海军据点的状况和它的海军力量的强大程度并不相配。此外，由于英国作为一个海运大国和每一条用于商业的新航路的开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天然利益联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带着戒心审察每一个要求改变现有安排的意见。在问题只能诉诸于最后的解决时，英国知道要动用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不过，尽管就构成其国民福祉之根本的英国殖民地的性质和英国权力的特征而言，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明显地对于英国有着较大的实际利害关系.英国背地里还是认识到了——我们是公开强调的——所有关于地峡交通的问题对于我国的进步、安全和荣誉的影响比对它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紧要。英国明显已经有了这样的体会，这从它面对着我们坚决的反对，在表明了对地峡的控制显然是它的行动目标的情况下的行为举止上可以看出。运河的建成开通的形势将赋予我国以优越的利益，只要这方面的变化完全是商业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英国不利，因为其结果将是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比现在离太平洋更近，比英国离太平洋上的许多地点更近。大致说一下——读者面前没有地图也能容易地理解这些，目前利物浦和纽约离从瓦尔帕莱索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上的所有地点的水路距离是相等的。这是因为这个事实：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绕行麦哲伦海峡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假如有尼加拉瓜运河，从纽约出发的船只经过这条运河，而从利物浦出发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从这两个城市至太平洋，大致经过横滨、上海、香港和墨尔本或沿着日本、中国和东澳大利亚海岸的航线将长度相等。简而言之，不再是太平洋东岸，而是其西岸离利物浦和纽约的航行距离相同；而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将离纽约比离利物浦更近。
一位当代的英国撰稿人估计，基于这些情形之上的竞争将对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活动的大约八分之一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局面会引起英国的关注，就商业上的繁荣或艰辛对一个国家当代历史的影响而言，它只具有政治上的、也就是间接的意义。它并不会严重地关系到那些决定着英帝国的完整或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构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是组成部分都位于那些以苏伊士运河为相互间联系纽带和最短的交通线必经之处的地区。在英国的属地中，位于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是最少和最不重要的，而地峡运河只可能对东太平洋地区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与我们自己的联系产生最大的影响。
地峡运河造成的主要的政治结果将是使我国的太平洋海岸离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变得更近，并且更容易为欧洲的主要海军力量所抵达。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运输能带来商业好处，而且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了一家显然支持横跨大陆的陆上运输的重要杂志的尖刻评论中它最近提出怪论，即水上运输相比于陆上运输已不合时宜，但从军事观点看运河也是一个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弱点的因素。除了对于那些坚信人类本性的完善会使战争作为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而遭摒弃的乐观主义者，这些考虑必然会引致对于美国将采取的政策的严肃思考。
迄今为此，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只是外交上的安排和讨论，而且可以预计这个限度可能一直不会被突破。不过，随克莱顿一布尔沃条约而来的一系列误解和引人注目的争执以及仍然存在于我国许多人士身上的对于该条约当前执行状况的不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以一些明确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应得到普遍的恪守以至于不会因政府的简单更换或公众意愿的无常变化而被搁置一边。有助于澄清和明确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事务的意见的合理讨论永远都不能是有欠全面的。
从门罗主义还仅仅停留于形式与头脑之中的时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有关问题具体的和多少有着现实性的体现是跨地峡的航路针对于外来干涉的安全。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1850年4月19日，后人常提及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订立了。那时，英国正掌握着一些大陆上的据点和一些外围岛屿。这些地盘不仅有利于军事上的控制，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干涉。英国获得它们是依赖于——实际上是源于——对牙买加的占有，由此可证明克伦威尔的预想是合理的。在这些地盘中，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一条二百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离地峡是如此之远，从而不可能和运河问题发生什么关连，以至于美国的谈判者在当时愿意不把英国对它的占有当成一个问题所在，对于英国在那里的权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伯利兹由英国劫掠者首先占领，他们在牙买加落入英国手中之后几年进入了这一地区并且不再撤出。他们在那砍里伐原木，并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没让西班牙驱逐他们的努力得逞。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砍伐树木的权利为条约所承认。在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订之后，通过1859年危地马拉缔结的一个协定，英国在伯利兹的“居民点”就成为了它的一块“保有地”。再往后，在1862年，经过皇室的批准，这个昔日的“居民点”和最近的“保有地”成为了受牙买加当局管辖的一块正式的殖民地。在存在有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情形下，这构成了中美洲的英国领地的显著扩展，而这是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规定不符的。
英国更重要的一个要求是指向莫斯基托海岸保护地。据英国人理解，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就其根据而言，英国要求的权利没有怎么超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达成的许多类似的交易的范围。在1687年，也就是英国获得牙买加岛二十年之后，住在上述地区的原始人的一位首领被带到了牙买加。他接受了一些廉价的小礼物，然后同意了英国对当地的保护。在西班牙对该地区的控制延续期间，这两国之间不时有一些争吵和战斗。当后来问题被提至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时，后者拒绝承认英国所谓的保护。在它看来，该保护权是建立在和当时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的不充分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前者的权利在尼加拉瓜取得了独立之后应被认为转给了尼加拉瓜。由于莫斯基托海岸离未来的运河极近，因此它的归属绝对不会被视作鸡毛蒜皮的小事。针对着海湾群岛、努阿坦群岛我们也应具有类似的考虑。它们分布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控制，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之间可以凭借它们取得联络。当时，美国主张这些正由英国占据的岛屿完全属于洪都拉斯。
面对着实际的英国占领状况，当时迫切想使争议地区转让给说西班牙语的各美洲共和国的美国谈判者看来对于有关议题对未来的影响注意甚少。在那时，人们的思想和今天一样——尽管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有用的经历，受那种憎恶对外领土兼并的共和国创建者确立的传统信念的支配，结果，在考虑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利而且实际上只给其制造了争端的地区退出时，我们和英国人一样，无条件地承担了不在中美洲谋取领土，并为拟议中的运河及任何其他可能被修建的运河的中立提供保证的义务。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列入了条约之中。这个第八款清晰地声明，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后来的情形是，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宜受到了很大的耽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冗长的讨论和严重的误解。后者扣住条约的字眼，声称它只是不被允许在条约订立之后再在中美洲获得领土；而我国政府强调并一贯地向其代表说明：美国的理解是协定确定了对任何现在和将来的占有局面的放弃。如果看了条约的第一款，不能不叫人感到，虽然实践可能不是那么讲究情理，但条约的措词既可以支持英国的立场也可以为美国谈判者纯真的信心提供根据。这个印象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一方——从除道义之外的任何方面看，它的主张都相对缺乏力度——的迫切，另一方——实际的占有和海军力量赋予了它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明显优势——的谨慎。不过，到了1860年，上述地区还是被归还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这以后仍然是一项规定着在地峡问题上我们和英国间的关系的国际协定。
对于随后那些围绕着这个倒霉条约的争执，没必要详细地叙述。对于任何约束了我们对于美洲的大陆及海洋的影响与控制力的正式规定。以及在1850年过于性急地作出的以求得到当时我们的弱小地位尚无法争取来的好处的原则上的让步，我们的国家只能抱以遗憾和怨恨。今天，当我们比昔日在潜在的意义上要强大得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需要令我们焦躁不安。和以前一样，条约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有好处。只要美国还不无所虑地反对任何对地峡地区的外部干涉，同时也不采取步骤以制定一项政策或发展一种能力，从而赋予它自己的主张以条理与力量，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地位，它的海军力量和它的无处不在的资本，仍将长期地把握对于任何可能的事态的绝对控制力。
在这里，英国方面最近的一份对于集中反映在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的英国的地峡政策的非官方的评价可能令人感兴趣。它讲道，“美国被认为是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个崭露头角的可怕对手。面对着所估计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欧洲贸易尤其是英国的贸易的不利因素，站在中美洲运河的角度上，看到自己控制最可能的运河所在地（尼加拉瓜）的最后尝试归于失败的英国政治家已实现了符合英国的贸易利益的下一个最佳目标。他们把修建运河的担子抛给另一个国家；它（美国）将从运河的修建中得到最多的利益且必定会希望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但同时它又极不可能在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土之外成年累月地进行如此浩大的一项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达成一项旨在使运河的中立在其建成之后得到尊重的共同保证，娴熟地将那个国家束缚住以顺应英国对海权的需要。这样，既能使运河的开凿被无限推迟，但又不至于使对于建立有利于英国航运贸易的有效海洋控制必不可少的实质性好处有所损失。”
这一段文字是否确实表露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尚可疑问，但它却是对于实际情形的准确、充分的评述，只要我国继续其高谈阔论却又无所作为的政策的话。我们要别人出去，自己却又拒绝进来。无疑，我们在中立方面做得够好的了，因为我们将自己中立了起来，另一方面却让其他强国任其需要而大展身手。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政策就是公众的意志。公众意志和一般的流行观念极为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与那种不时得到冲动表达的脆弱情绪不同的豪情壮志。就其被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意义而言，门罗主义是一种十分含糊不清的流行观念。在地峡问题上，它几乎沦落到了黯然无光的地步。对于那些关注着地峡的人来说，站在哥伦布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希冀中望去，地峡那儿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令哥伦布魂牵梦绕的海峡的展现将把东西方拉入更紧密的联系之中。不过，时间已经引入了另一个哥伦布未曾想到的、和海峡相关的因素——一个位于他所知道的西方和他所寻找的东方之间的伟大国家，它伸展于他无意识地发现的大陆之上，东西方在此相聚合。对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它自己的人民；可是它的人民就这样做了。也许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此不要忘记这点：在一个有利的时刻，无所作为与采取最有力的积极行动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合理，但也是有着同样实际的影响的行为。
一贯且协调得当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合理的、将体现在一项健全、始终如一的国家政策之中的信念必定来源于参照过去经验的对于当前形势的细致思考。在这里，对于历史教训的真实意义和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方式，一开始无疑会出现相当的意见分歧。不过对于这些不同不必觉得遗憾，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所引起的关注；一旦讨论变得广泛和充满活力，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一种健康的、与现实相合拍的公众情绪的逐渐形成。令人反感和担忧的是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对于正在走近的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任意地置之不理，对于摆脱在时机来临之时可能对我们抓住机会有所妨碍的那些束缚——如果在我们的宪法或传统偏见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漫不经心、磨磨蹭蹭。不管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包含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关于它的讨论显示了那些障碍因素的存在，即将这样的情形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对于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警示。有两种意见并不是坏事，极为糟糕的是长时间地游移于其间。
有一种意见——毋须说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未和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形下，许多年已经过去，因此历史教导我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事实上，我们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方面越弱，就越容易会被我们的对手接受我们的观点。与此种看法紧密相关的是对于任何本能地要求将我们的武装力量投射到围绕我国海岸的水域之外的政治行动的顽固排斥。不过，因为在地峡地区发挥我国的决定性影响的合理、天然的要求迄今已引起了关注，可以认定没有什么情况能使我们断然否认这一要求。
在笔者看来，事情的真实状况更接近于如下所说：自从我国在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除了在1850年左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悸动，我们一直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仅是潜在的、隐而未发的。但是，尽管这种重要性一时不是那么鲜明，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还是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因而只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机成熟而发生时才变得具体。如今，这种变化的迹象一眼可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至少使人注意到了两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增强了太平洋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及其在三个方向上向海洋的抵及促使它必然要寻求朝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在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到来但显然正在到来的形势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不用强调的。它将使我国的大西洋海岸有能力在平等的、涉及到距离的条件下，针对着东亚的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将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缩短三分之二，至瓦尔帕莱索的航路缩短一半。
从这些情况下可以察觉到，运河肯定会被开辟。不过，一旦修成，运河不会只对我们自己有利，虽然主要是对我们有好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会使欧洲和东方的贸易继续依托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但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地区来说，地峡运河将为它的一类占相当份量的贸易提供一条短得多、便利得多的通道。在此的另一项重要的考虑是和一场将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使用的战争对英国海运的影响相关的。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海员经过思考，十分怀疑英国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至红海的漫长航道，他们赞同在战时依赖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不过，经由尼加拉瓜前往许多东方港口的航线将比经由好望角的更短；而且，比起通过地中海，在较近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港口的航线，加勒比海的航线在防范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攻击方面要容易得多。
面对着地峡上升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放心地认为在过去甚为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我国要求的简单承认在将来还会持续。已经很明显的是，欧洲列强正显示出对加勒比海据点的价值更为重视的迹象，而且正加强它们对于那些如今在其手中的地盘的控制。今天，道义上的考虑比之以前无疑有了更多的份量，国家也更不愿意进入战争。但是，国家的政策依然由利益的平衡状况所决定，我们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将是怎样，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优势以便谈判的天平倾向我们一边，使事态的总体发展方向对我们有利。
如果国家依从那一类思想，即认为我们越弱，我们就越能有路可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控制一片海域，首先需要有一支海军，其次需要掌握一些经过适当的选择、相互间分布得当、海军以其为基地并发挥作用的据点。目前，加勒比海中的要点由外部强国所占据。（不管如何想要得到）我们不可以以不公正的手段来获取这种地盘。不过，一旦公众舆论确信我们需要它们而且不应在它们朝我们迎面而来时极其天真地避开，我们就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如果宪法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宪法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条消除这些阻碍的途径。不过，可能会有人反对对宪法的这种认识。就其所受的各种制约而言，宪法是自由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牢牢地设置了一些由简单的头脑所炮制的枷锁。
同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我们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对此，大众的观点是只需要一支跛脚的力量，而这限制了我们应付某种并不完美的形势的各种需要的潜力。“只为了防御”是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如果人们认识到我们有三条海岸，其中一条与另两条的水路联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取决于一个离我们与其最近的港湾密西西比河口几百英里远的战略地点，他们将看到“防御”这个词——对它的理解过于狭窄——可应用于远离我们自己的海岸的地点。
军事力量的组建会挑起战事的说法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为任何年代的经验所驳斥的谬论。欧洲存在着庞大的军备；但是，借助于它们所促成的各国相互间的尊重与小心谨慎成了对于普遍的军事建设时代之前频繁的、破坏性的战争的一种廉价的取代——当然这或许在经济上还是可悲的。我们的不受伤害不是由于我们的弱小，而是由于和我们的对手在其家门口的更紧要的利益相比，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端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随着因运河问题而来的变化的发生，这种不同将会消失。我们也会被卷入国际大家庭的事务之中并将承受相应的负担。所幸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外强国，从而能够从那些海洋是其哺育母亲的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上佳的借鉴之处。

4•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最具实质性意义。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又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
地球表面某些部分的绝对和相对的重要件随着它们对于人们的利益关系而不时地变化着。在很多年中，那些早期文明——我们自己的文明即来源于此——是环绕着地中海这个中心来发挥影响和发展的。在这些文明的衰落与我们当今时代曙光的来临之间的争斗不断的动荡岁月中，地中海地区由于古老传统与文化在此的集聚，依然保持着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尽管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在阿尔卑斯山之外以及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逐渐形成的、更年轻、更有生气和更有战斗精神的国家的挑战并最终丧失。直至中世纪的结束，地中海一直是东方和西方保持商业联系的纽带所在。因为从利凡特向东去开展贸易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陆上行程，越过高山和沙漠荒原，而地中海提供了唯一的水路联络。好望角通道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与此同时，新世界的发现又将新奇的奢华之物和可施展抱负的全新领域展露在旧世界面前。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只有其自身的创造性资源可资利用，在东面受到无可救药地粗蛮的土耳其人的影响，在西边受制于西班牙颓废的专制统治，在这两者之间又为许多无力采取一致有力之行动的小国所分割，于是就沦为了一个对世界的前进重要性影响较小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英国的生存和与此相关的战事的胜负都取决于英国商业的活力，可当时英国的商船几乎都被赶出了地中海，这一时期英国大大上升的贸易额中只有百分之二来自于这个地区。至于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和东方问题的发展如何改变了这种状况，那就不必多说了。不过，纵贯地中海相对不甚重要的时期，地中海和东方及西方之间的关系还是使它对整个世界都具备着某种政治意义，这使它一直是一个上演伟大的政治抱负和军事上的进取心的场所。自从两个世纪之前英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地中海地区以来，它在任何时刻都绝不愿意放弃其成为地中海上的主要强权的要求，尽管它在那儿占据之地只具有纯粹的军事上的——更应说是海军上的——价值。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搁在一起，构成了一片陆间海和一片多岛海。它们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显现在了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之中的命运的变迁。对于许多代人，主要是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说，对新世界——上面的两片海域以及其中的岛屿、邻近的大陆——的发现和征服的第一幕就象是来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黄金国——一片其新来的主人用最少的劳动能换来最多、最丰富的产出的土地。自然资源的富足、气候条件的宜人、再加上大部分当地居民的温顺性格——这将他们纳入了奴隶制度之下，保证了那些人们一旦喜欢就如同对于东方的丝绸和香料那样感到不可缺少的物品的廉价、大量的产出。在墨西哥和秘鲁，早期西班牙探险者贪婪地寻求的金矿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一条短而艰险的热带航程使西海岸的财富经由地峡被送至了同时洗拂着旧西班牙和新西班牙的海岸的广阔大洋的两边。当时，尽管其对手先发制人，未让英国得到最多、最富足的土地，但英国在其处于紧张的时期还是从加勒比海获取了其商业总额的将近百分之二十五，而此时地中海地区只贡献了百分之二。
但是，这些美好的地区也曾为一种疫病所侵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一种在它所统治的人民的性情或政治才能中间未碰到任何反对力量及任何能使他们在将来得到解放的因素的专制主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就其所行之事而言是个专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也是个专制君主。但在前者的臣民身上，清楚地存在着一种不仅要反抗压迫，而且要构建自由的意愿和力量，在后者的臣民那儿就见不到这些。在不断取得了许多不大的胜利之后，这种意愿和力量在美国革命中得到了极至的体现。英国一直未忘记这场革命所给予的教导；因为英国自己在多个世纪所教授的也是它，这样它的人民和政治家也就容易地领会了。自从这个教导被给予以来——不仅给英国，也给予整个世界，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今天，面对着英国和西班牙两国对照鲜明的殖民体系，我们在其中一个身上看到的是政治上的才智，在另一个那儿看到的是无可挽回的政治上的愚钝和落后。
其中的原因表面上看十分不同，实则一样，它们都产生于并且取决于当地的政治能力的缺乏与否。这些原因使当今时代的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都被视为大量利益的所在。不管这两片水域就其自身还是就其周边而言有什么固有的价值，也不管今天它们对于人类的繁荣或文化有什么意义，它们如今明显的特征是它们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和它们相邻的国家，也和整个世界相关。两者都是由陆地围绕的海域；都是东西方间交通链条上的环节，而且链条在此为地峡所分断；和大洋相比在范围上都属有限。而旦，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集中地体现出了影响到海权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长处和缺点。这个结论对地中海来说明显是正确的，它的历史已表明了这点。对加勒比海来说更是合理不过，这既是因为它不象多半岛的地中海，其海岸的外形使陆地上的力量不能那么远地、那么强有力地楔入海洋；也是因为鉴于前面提到的历史情形、最早的殖民者的特点、和这片土地为文明人所居住的时间的不长。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不算美国——根本不存在某个能和欧洲的那些倚重于陆军远胜于海军的大陆强国相比拟的陆上强国。只要那种和政治家们的谨慎考虑明显不同的国民感情倾向能被辨清，那么不难看到，在今天的地中海，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海上强国正与德国、奥地利、俄国这些陆上强国对峙，而后者居于主动。这种情形在不久的将来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加勒比海。如前面一篇文章所肯定的，加勒比海主要是海上强国的领地。在此，我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考察这一地区。对我们来说，过去两年中突然被唤醒的担忧使它具有了曾为我们的先辈所认识的那种政治重要性，迫使我们要给以足够关注。
或许应要求读者将此铭记在心：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虽然像那对暹罗孪生子那样连在一起，但仍是不同的地理单元。英国的一家主要期刊曾指责笔者出于不愿将其他某个国家的名字和一片他自己的国家要求对其有支配权的水域相联系而将墨西哥湾也叫做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的范围由北起佛罗里达半岛、南至尤卡坦半岛的投影线所清晰界定。在这两点之间，两百英里的距离由古巴岛所嵌入，它在一边留下了一条指向大西洋的大约一百英里宽的通道——佛罗里达海峡，在另一侧则是通向加勒比海的、稍宽的尤卡坦海峡。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考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从密西西比河口往西至卡托切角——尤卡坦半岛的顶点，不存在任何能被认为完全符合大型战舰需要的港口，在眼下正被讨论的这一地区的其他部分屡见不鲜的这样的港湾在这一条长长的海岸上是找不到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个有着军事上的重要性的因素。
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两片水域中的每一处，都存在着一个有着突出的商业意义的地点。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经由水路的进口和出口货物的会合之所。不管这些货物来于何方或去往何地，它们就象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那样汇聚于此，或者说就象一个帝国的通途大道在大都市相交汇一样。无论密西西比河及其众多漫长的附属河道作为遥远的内陆和世界海洋通途之间的便利的交通媒介对于美国有十十么价值，所有进出密西西比河的货物都得集聚于这条河的河口。那些小的然而重要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莫比尔、加尔维斯顿或者是墨西哥的港市——的存在没有降低密西西比河口的重要性，反使其在相比之下更显突出。这些城市也具有意义，它们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尤卡坦海峡同样地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同样地，在加勒比海，众多重要港口的存在和对于生长于本地区的热带产品的繁忙运输使那个被普遍地然而至今依然有欠清晰地叫做地峡的地点的绝对重要性更加引入注目。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也还是道路的交汇。这种情形不论是天然的——如前面的个例，还是简单的人为倾向所导致的，都是决定着一个地点的商业和战略意义的首要因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存在着陆上运输和货物转运这些不足，自首批探险者的时代起，在其后的多个世纪中，地峡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线上的重要环节，虽然重要程度依时而变化。而且，一旦地峡为一条运河所贯穿，它将造就一个可与密西西比河口相比的海上中心。不过这两者也会有不同。就后者而言，那些在一侧相汇集的水道位于一个大国之内，载运的是这个国家的财富；而在地峡，在其两侧会合的道路完全位于为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海洋之上。所以，对地峡的控制或取决于对地峡本身的控制，或间接地取决于对通向它的道路的控制，或取决于拥有一支实力超群的海军。在海洋事务中，后者一向是支配性的因素，完全就象在陆地上机动的陆军必定会决定堡垒的得失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关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军事探讨的中心。这两片水域合在一起，控制或影响着一侧通往这两个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而也就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意义的中心的道路。在这里，另外一侧的道路，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内陆航线和交汇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航线，和我们并无多少关系。道路在军事学上叫做“交通线”。交通线也许是战略、军事或海洋方面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字面上讲，它们是最具根本性的，因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交通线，就象一株植物的果实离不开和根之间的联系一样。于是，我们在地图将上述两个中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通线路画出来。这些线路体现了这些中心和外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凭借着它们，两者相辅相成；一旦它们被截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中所有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有无正取决于它们对于这些交通线的潜在影响。
对此不可能预先给予或伴之以一番从海军战略的技术角度进行的探讨。如果需用这方面的解释，那么它的使用应是替代性的、随机的和严格的。所以，这里只想简要提一下的是，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
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
2.它的力量（固有的或后天的）；
3.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
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
基于这些考虑，在仔细研究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和海岸固有的优点之后，在地图上用黑色方块显示的一些地点被选择了出来。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具备各种长处，或者说所考察的这个地区的各种战略就已一无所漏地体现在了这些地点上。在特定状况下，它们的价值大小程度受具体的环境制约；而且还必须予政治状况以一定的注意，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一些地点中立化。一些地点之所以未被考察是因为它们和离它们非常接近、处于实际上能将它们纳入自己影响之下的强有力地位的其它地点相比黯然失色。另外，战略上的常识是：被动的地点、需受保护的地方不管如何具有力量，即使是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支持所在，也不应占得太多。这样做会浪费力量。类似地，在对某个海上行动的场所的研究中，有关的地点——它们对于全局相对的和整体性的影响是考察的目标——的数目应该通过一个逐渐消减的过程被缩小至仅包括那些明显地至关重要、有代表性的地点。将更多的包括进来只会干扰注意力，浪费思维并阻碍正确认识的形成。在可允许的、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一些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量的细节只会对此有害，就如繁多的图形或角色只会让人对于一部美术作品或小说最终什么印象也留不下来。要形成思想，一开始是要进行贴近的、细致的考察；但在此之后，客观地选择那些最重要的、被一些点、线最生动地表现的地方才能让人最有把握地得到对于一个军事行动场所中的本质联系的理解。
在美国，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中可选一地作为建立海军基地的位置，一个被专门建立的小组最近作出的决定主张选用后者。尽管笔者完全同意这一决定，但它根本不意味着前者毫无可以利用之处。这两地合在一起能很好地满足战略——海洋战略和陆上战略的需要。以国家的海岸边界为基地的行动不应只依赖于某一单独的地点。虽然和所希望的理想状态相比，这两地过于接近以至于一个敌国用不着分散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它们进行监视——诺福克和纽约就不是这样。但是，考虑到重型舰只的吃水深度，它们仍是那条海岸上我们所能选择的最佳地点。另外，基韦斯特，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之外的岛屿，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佛罗里达海峡中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优良的和可防守的锚地，合理地控制它对于战时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交通联络必不可少。当战争在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情况下，依照现在的情形，基韦斯特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远点。如果这里有着足够的防御工事，我们的舰队就可以以其为依托；而该岛若被如此使用，它就将把敌人的力量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有效地引开。然而，它永不可能成为彭萨科技和新奥尔良所能成为的那种主要行动基地，因为它只是一个岛，而且没有资源，甚至淡水也没有。不过它还是可以被加以改造从而十分有效地为一支舰队提供日常的需要，如煤、弹药等等。在基韦斯特以西六十英里处还有着一座位于德赖托图加斯岛上的古老堡垒。它能够被作为基韦斯特的一个有用的补充，只是在目前它几乎还不能被考虑。基韦斯特距密西西比河口五百五十英里远，距地峡一千二百英里。
在地图上圣卢西亚岛和马丁尼克之所以被挑了出来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在所讨论的这片广泛区域外围上的主要据点。出于已经说到的原因，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加和其他靠近上述两岛的英属岛屿未被考虑，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由于我们相信它们可以被足够能代表它们的圣卢西亚岛所涵盖。如果英国在这一区域还需要一个供辅助之用的据点，那它就会在安提瓜了。这个岛对圣卢西亚的作用就象彭萨科拉对密西西比河口的作用。同样地，法属瓜德罗普岛对马丁尼克岛也具有意义。这些地点的固有的重要性在于这个事实：它们是英法两国所占有的岛屿中离母国最近的，而且在它们与母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得不从其旁通过的危险点。但是，它们也有其缺点：它们都是很小的岛屿，因而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易于被全面封锁。这样，它们在战争中的用处在本质上仍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彭萨科拉或新奥尔良却均不是这样，它们有大陆为其后盾。
正是在这个方面，西班牙所属的古巴岛展示了它的卓越的自身优点，英属牙买加也是如此，但比于前者还是逊色不少。古巴岛虽然全岛呈狭窄状，但从圣安东尼奥角至迈西角的长度超过了六百英里。简而言之，古巴岛比其他的岛屿更象一块大陆，而且在有着适当的发展的背景下，包含着可以使其自给自足的丰富资源。古巴岛的面积是爱尔兰的一半，但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它的长度超过了爱尔兰的两倍。所以，古巴岛的海岸线是极长的。在军事上衡量，它的许多天然港口可集中为三大块，其代表是西边的哈瓦那、东边的圣地亚哥和靠近南部海岸中间的西恩富戈斯，其中任何两个港口之间最短的水路距离是从西恩富戈斯至圣地亚哥的三百三十五英里。走水路从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要跋涉四百五十英里，而且要折过古巴岛的西端；不过两者间在陆地上只为稍稍超过一百英里的十分易走的乡间路程所隔开。所以，如古巴被看成一个海军行动基地所在，一个舰队的供给来源，那么在与古巴同样归属于——它也是所有岛屿中唯一的这样一个——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诸岛屿中，它的情况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幅员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它很大程度上可做到自给自足，或是通过利用自身的产品，或者通过积聚在一个大的、繁荣的海上共同体中容易得到的外来必需品。它的另一个独一无二之处是，物资可以根据舰队的需要通过内陆道路从一点运至另一点，无须冒在海上被截获的危险。另外，海岸线的漫长、港口的众多以及航路走向的多样使古巴岛遭到彻底封锁的危险降至最低点。这样的情形本身颇具优点，对于一支劣于对手的海军尤是如此，因为它们使得力量可以随着行动的转移从一侧被调至另一侧，而且使得在任何方向上都可找到庇护所和供应来源。
牙买加只有古巴岛的十分之一大、五分之一长，无论是作为一个供应来源还是一个从其采取直接行动的中心，都不具备后者的内在优点。不过，如果它是由一个在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强国所拥有——就如今天它为英国所掌握，那么关于供应、封锁和行动方向上的便利的几个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原先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也就仅仅是一个令人感到有些头疼、需要关注和谨慎处理但根本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了。从长远来看，任何地点上的优势都不能抵销在有组织的机动力量——野战陆军，尤其是海军方面的根本劣势。假如西班牙卷入了和英国的战争——就如它以前常做的那样，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具有的一个有利之处是，他们和美国尤其是墨西哥湾港口间的交通线将处于较好的保护之下。不过这不是说沿这些路线开往古巴的船只将不会遭到袭击，平平安安。没有什么交通线——海洋上的或陆地上的——能免受攻击。我的意思是，相比于攻击这些交通线，保护它们更为省力；相比于防御方，进攻方必须积极得多，必须采取多得多的行动，因为它更为远离基地。故而，攻击的成效还取决于英国能从其他战场——西班牙不可能只和英国焦着于一点——抽出多少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位置上的优势不会只仅仅起到弥补在当地的力量上的小小劣势的作用。拿破仑曾说，“战争就是关于要点的事情”。这位闪电般的快速运动方面的大师肯定是指战争就是获取要点并守住它。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凭借机动力量对一处要点的运用，就如一只棋子的效力取决于它的自身价值与相对位置。所以，尽管在力量和位置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力量在本质上更具价值，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使力量上的较小劣势变得不必忧虑永远是可能的，一加五可能比二加三要大。古巴岛的位置价值就是极大的。
如果将其完全看成一个海上要点而不考虑以其为基地的力量，牙买加岛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远逊于古巴岛，虽然在牙买加岛上的金斯敦有着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只是对于地峡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勒比海当地的问题，牙买加岛才具备着某种优越性，稍后要涉及这个方面。首先应做的还是完成对用方块标出的地点的介绍，这对于解释为什么要挑出它们是必要的。
在这些地点中，在地峡地区的三处彼此靠得很近。根据前面采取的规则，它们本应被适当删减至仅余一个有代表性的地点。但是，由于这些地点如此挨近地峡这个加勒比地区巨大的利益中心，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又由不同的、特定的原因所构成，单独地和总体地简要提及它们对于全面地说明加勒比海的战略状况至关重要。这些地点是：港口小镇科隆——有时称为科隆往东三百公里处的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和科隆以西一百五十公里处的奇里基湖，一个很大的封闭海湾，沿岸几乎无人定居，它附带的许多岛屿提供了优良的、多种多样的锚地。科隆是巴拿马铁路在加勒比海一侧的端点，也是计划中的而且已部分开挖的运河的端点。这个港口虽然易于遭到一些风暴的侵袭，但还是一个不错的港口，它自然地成为了横贯地峡的交通起始点。这里不打算介入关于巴拿马运河计划和尼加拉瓜运河计划的相对优缺点的争论，但完全可以说的是，如果前者建成了，科隆必是其一侧的出入口。至于卡塔赫纳城，它是地峡邻近地区最大和最繁荣的城市，也有一个良港。由于有着这些条件，卡塔赫纳的优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公理性原则：如果其他方面几近相同，一个商业集中的地方就比在这方面逊色于它的其他一个地方具有较多的战略意义。后者的情形就体现在了奇里基湖。奇里基湖这片宝贵的水域——它曾被哥伦布造访过并以它的一个内湾海军上将湾的名称记录了这个事实——具有建立一个纯粹的海军基地所需要的全部自然条件，但对于商业活动而言就不那么适合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需要从头建设。而且离不开外部持续的支持。奇里基湖位于科隆和圣胡安河河口，即已被选定为设想中的尼加拉瓜运河的出入口之间。因此，奇里基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折射出了地峡问题在目前所处的悬而未决的阶段。尽管在奇里基湖地区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可能，但当前除了指出对这个湖的存在和特点的基本了解对于充分认识地峡的环境至关重要，其他的也不能说出多少了。
荷兰拥有的库拉索岛也被做了标记，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自然特点使人不能不考虑它。不过如今它属于——可以期望它会无限期地如此——那些据认为已为政治环境中立化的地点之列。库拉索岛有着一个良好的、可以被改造得难以攻克的港口；另外，它天然地靠近任何开往地峡和经由牙买加岛东侧的船只所要走的航线。这些情形构成了库拉索岛在军事上的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是，荷兰是一个小国，不可能再次参与一次全面的战争。实际上，正在泛起的一种担忧是，正谋求殖民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依然占有大片殖民地而企图吞并它。这也许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和普遍相信是由德意志帝国的支配性影响导致的欧洲棋盘上近来的神秘举动相比）又不能说完全让人难以理解。对于这些举动，我们这些疑惑的美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试图弄个明白，但一无所获。
应该承认同样的中立可能也会体现在剩下的被标出的地点上。它们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其中的第一个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上，属于墨西哥———这个国家在地峡问题上也有着十分切实的利益，因为它和美国一样，有着绵延的、既濒临太平洋也濒临大西洋（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不过，座落于尤卡坦海峡这个从任何墨西哥湾港口至加勒比和地峡的必经之路上的岛屿除了其位置并无其他可提供的了。它的驻泊条件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丁点资源，只有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的费用才能给其配备上防御能力。另外，把该岛看成一个有前途的军事要点只会更加突出这个最肤浅地瞄上一眼也会让人铭记于心的事实：就位置而言，古巴岛在对于尤卡坦海峡的控制上没有任何可能的对手，正如对于控制连接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它也是无与伦比一样。
萨马纳湾位于圣多明各的东北角，是那个其土地为分别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黑人共和国所分据的大岛上几个良好的泊地之一。决定它能被择入我们的研讨而不是和其他一些地点一起被排除在外的是它的位置以及这个事实：我们寻求给予加勒比海的全景而不仅仅是其特定的区域一个通观。举个例子，鉴于接近向风海峡——从北美大西洋海岸至地峡的最短航线经过于此——的古巴圣地亚哥和牙买加罗亚尔港这两大海军港口的存在，可以不由自主地想到，就在海峡边上的莫勒圣尼古拉提供了一个在需要之时可用来钳制其他港口的地点。可是，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寻求的不是扼制某个东西或某些人，而是简单地从整体上考察一下一个海上区域的天然的战略特点并顺便注意一下这个美国对其有着特殊兴趣的地区的政治状况。如业已评论过的，一个地方的政治状况对于它的军事价值有着无法避免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考察是广泛性的。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之所以在这儿被赋予了突出地位是因为它们更充分地、比其他任何地点更好地体现出了对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两个主要海峡的控制意义。萨马纳湾所处的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岛之间的莫纳海峡尤其适合由北而来的帆船航行，因为在这儿不存在什么对航行的危险。当然，在今天的蒸汽时代，这一点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不过，莫纳海峡在军事上还是有其价值，因为它可以作为对向风海峡或在东面的其他海峡的替代，如果其中某一处为敌人所控制的话。圣托马斯岛濒临阿内加达海峡，这个海峡实际上已被大量使用，比其他任何海峡都更多地为从欧洲至地峡的航线所穿过，就如向风海峡更多地为从北美大西洋港口至地峡的航行所经过一样。这两个地点都不能说具备着相当的天然力量或资源。圣托马斯是一个有着提及过的所有内在弱点的小岛；至于萨马纳湾，尽管它所在的岛屿面积较大，物产较丰富，但它目前不具备，也没有希望具备使资源和力量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这两个地方还都需要相当地发展它们的防御设施以迎合一个海军港口的需要。不过，尽管这两地有着这些缺陷，它们与海峡相邻的位置还是使对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一个全面性的研究要给予它们突出的考虑。它们在潜在的意义上关系着对于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控制，就象金斯敦和圣地亚哥关系着对向风海峡的控制。
地峡是加勒比地区决定性的商业和军事利益所在，并吸引着那些其领土濒临两大洋、如今为地峡断开但有朝一日将合为一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特殊关注。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加勒比海的入口及穿越加勒比海直至地峡的交通线，对于地峡发挥其作用乃是主要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在战时，控制这两个因素就成为在重要性上不次于控制地峡的军事目标，而前面所考察的众多地点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也需被顾及——首要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然后是在总体的意义上。
在这里既无时间也无篇幅来详尽地进行第一阶段的个体考察。不过，选择前面提到的那些地点的原因已经被尽可能简要地作出了说明。现在让我们注视着地图，将这幅用图形展现出来的图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如暂时将地峡地区的要点——它们更多地是目的所在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在——搁至一边，我们此时就看到位于所考察地区的端线上的多个要点是为一流的强国所掌握——马丁尼克和圣卢西亚分归法国和英国，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则属美国。
另外，那些一流国家还掌握了两个远离它们最靠前的力量基地的前方要点，也就是离彭萨科拉四百六十英里的基韦斯特和距圣卢西亚九百三十英里的牙买加。这两地至地峡的距离分别是一千二百英里和五百英里。
从尤卡坦至圣托马斯的一系列地点分布于上述的主要基地和前方要点之间，将其分割开来。不考虑机动力量因素，完全就位置而言，这些地点体现了对于控制加勒比海的北部入口——最重要的入口——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其中没有一个属于任何一个被普遍地认为具有一流力量的强国。
远至但不合阿内加达海峡的加勒比海北部各入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这种情况向来使价值上升；离地峡是如此之近；而且尤其对美国来说，除非以绕一个大圈子为代价，它们是自己与地峡以及所有位于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
在一个非常原则的意义上，加勒比海是一个陆间海；不过一旦相比于旧世界的地中海或墨西哥湾，这个修饰词就显得有限了。墨西哥湾和外洋只通过极少的海峡相连，这使得容易从一个靠近的地点对它进行监视。另外。在地中海和墨西哥湾都存在着极具力量的地点；对前者而言是直布罗陀和其他一些地点，对后者来说只有哈瓦那。与这两片海域相反，加勒比海的东缘为一系列小岛所封，而这些小岛之间的通道尽管实际上不比直布罗陀海峡宽，但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加勒比海在这个方向上的入口可以正确地讲伸延至了近四百英里。的确，这些岛屿构成了许多能从其为控制入口从而实施军事行动的地点——虽然一些条件较好，一些较差；不过，它们的数目之多使这种影响不能集中地、有把握地得到发挥，而以直布罗陀或哈瓦那为基地的充分的力量就可能实现这点。
加勒比海北侧的情形则十分不同。从古巴岛的西端至波多黎各岛的东头伸展着一条一千二百英里——在加勒比海东侧是四百英里——长的陆地阻隔带，其间只为两条海峡所断。每个海峡宽五十英里，一只中等马力的汽轮能在二个或四个小时之内从这一岸驶至另一岸。这种自然环境对通往地峡的道路的影响几乎是爱尔兰岛对于英国的战略影0向的最大限度的翻版。爱尔兰岛这个英国的陆地阻隔长二百英里，居于彭特兰湾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正中位置，也就是说，它为大西洋朝向英国的所有道路所围绕。这情形给予了一支有着相当力量的海军在爱尔兰南北两端或其中一端侧击和骚扰英国的特殊能力。现今的政治形势和其他状况无疑使上述两处阻隔之地对于受其影响的国家有着相对不同的重要性。与大西洋的交通的畅通对英国生死攸关，而与地峡的交通直至今日对美国也不是如此。然而，在“生死攸关”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程度上的重要性。考虑到加勒比海的一千二百英里的阻隔地带中有六百英里在古巴土地上，接下来是五十英里宽的向风海峡。其次是三百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无可辩驳的是，一支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优势海军可以给予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以非常严重的干扰。
与此相联系，也应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和将其与巴哈马及古巴分离开来的海峡的狭窄对于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商业上和海军上的交通联系的影响。如果能想象佛罗里达半岛这个长但是不宽的地带被完全移走或为一条贯穿其颈部的海峡分为一个岛屿将会导致什么情景，它对于我们的海上利益的作用就能够被最好不过地认识到。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必须确保对于海峡的两个入口的控制，但我们的运输也不会被迫经由一条狭长的、在其一侧与他国——可能也是敌国——的领土相邻的海峡。在我国与英国或西班牙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条海峡或许会受到离己方基地不远的敌国巡洋舰的骚扰，不过我们在如今的状况下保护我们的商业将比在有着那条假设的海峡或者佛罗里达半岛不存在的情形下付出多得多的努力。这个半岛的作用是将我们从大西洋至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二百英里，从而使得我们必须为控制佛罗里达海峡而拥有一个基地。然而，我们差不多完全缺乏有用的港口这点又将事情弄得更糟。在大西洋海岸这个最暴露的一侧，不存在这样的港口；在墨西哥湾，没有哪个港口能比离基韦斯特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坦帕湾离前者更近。
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在地峡运河上的利益并不能说些什么，目前这样的一条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尚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前者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而后者连接的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在这里还可附上一句：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连同其海峡的影响也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以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整个地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它对于加勒比海的战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其中的海峡为敌人所控制，这一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湾推至绝对孤立的境地。
牙买加岛对于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组成的大阻隔带是这么一种关系：它是一块天然的起跳石，借助于它，我们就从对入口的考虑过渡到了对于一直为我们所关注的、从入口至地峡的交通的考虑。下边我们就必须探讨这个话题。
在涉及加勒比海的入口以及该海域的内部控制的问题上，牙买加处于一个突出的中心地位。它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相同，都是五百英里；与南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加伊纳斯角及中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的距离更短，都是四百五十英里。另外，牙买加岛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它对后者的控制力一点不比圣地亚哥差。任何一个军人读者都几乎不会不注意到，牙买加岛作为一支大型舰队的基地会象一个将只在几个点上可以出入的一条边界线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那样发挥作用。如从牙买加岛向每个方向上派出一支相对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能予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以及时的注意。即使船只是在其他地点上出入加勒比海，以牙买加岛为基地，可抵至加伊纳斯和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的机动力量也可以将交通状况置于自己观察之下，以便运输任务能不受干扰地得以完成。
由于拥有位置上的优势以及一个可以被令人满意地发展为一支大型舰队的海上基地的港口，牙买加无疑是加勒比海中间最重要的地点。如果一个人回想起牙买加岛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偶然地落到了英国手中，当时英国首要的征服对象是圣多明各；回想起自那时起的两个半世纪中，牙买加岛的那些如今隐现于其上的优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回想起基于各种可能性，在美国革命战争中牙买加岛都应被西班牙重新占有；回想起同样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也曾存在于英国对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两个地中海中的关键地点的征服和保有上，他就不禁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隔如此之开、但又增进了同一个目标——英国的海上霸权的事件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仅是一种作用于整个历史、自觉一贯地遵从于某个尚未为人所辨出的目标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可是，和古巴相比，牙买加还不能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最具决定意义的地点。一个地点的军事价值既是数量意义上的，也是质量意义上的。不论一个地点的位置多么优良，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充分地弥补力量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固有力量的代名词，但它的狭小、孤立和资源的贫瘠构成了对于它的进攻性力量、甚至对于它的坚不可摧性的限制，这些对军人来说不难理解。牙买加由于其位置，为从古巴至地峡的航线——实际上为所有从大西洋、墨西哥湾至地峡的航线所围绕；但作为一个军事存在，它与古巴这个再清晰不过地座落于它面前的大岛相比就完全地相形见绌了。即使如前所说，牙买加的位置截断了古巴至地峡的路线，但它与北美大陆——这一直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的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的、天然的供应来源——之间的交通也为其大邻居所切。在战时，即使美国保持友好与中立，位置和面积赋予古巴的优势根本不是供应来源可被有效掐断的牙买加的长处可比拟的。再考虑到牙买加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欧洲的交通，它的劣势地位丝毫未被改善。牙买加离这些地点以及圣卢西亚——来自欧洲方面的支持牙买加的资源可以说集中于此一的距离使它处于一个极为孤立的境地。这种状况还因下列事实而愈显突出：无论百慕大还是圣卢西亚，都依赖于外部提供经由它们运至牙买加的任何东西。而古巴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及产业规模则使它自然地积聚起了一个大的商业社会必须具备的资源。这些连同古巴与美国的邻近和它的其他位置优势几乎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岛屿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可在军事意义上与古巴媲美的地点。只要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古巴就不可能被孤立。
任何这类的探讨的目标都应是通过逐步缩减所考察的众多因素从而使余下的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变得更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树才会越来越细，战略图景的特点才能日益显现。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在前面已经进行。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
一是两个决定性的中心：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
二是四条主要的将这两地与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航线。它们分别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峡和北美海岸（经由向风海峡）；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地峡和欧洲（经由阿内加达海峡）。
三是所讨论的地区的主要的军事要点以及它们独自的和相对的重要性。
基于有关的讨论，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交通线”是战略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些所处位置决定性地影响着数量众多的或很大范围之内的交通线的地点是最重要的。在上述的四大交通线中，三个经过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并在实质上为它们控制，它们也就是从密西西比河口经尤卡坦海峡至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佛罗里达海峡至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从地峡经向风海峡至北美大西洋海岸的航线。从地峡至欧洲的第四条航线与牙买加岛比与古巴岛更为贴近，不过这两个岛还是比该地区岛屿中的任何其他岛对它更具控制力，因为其他岛屿相比于牙买加或古巴更容易为这条航线所避开。
所以，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最具实质性的意义。此外，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都具作用的战略中心是在向风海峡，因为在这里古巴和牙买加两岛屿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的相对大小得到了最终的检验。如前所说，在一场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要点，也不主要是要点，而是机动力量。对于任何情形的充分说明都存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就位置而言，古巴岛是比牙买加更具优势的要点，原因前面已经给出。在掌握着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双方机动力量的相对大小将为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所检验，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与美国海岸、与哈利法克斯、与百慕大进行联系的最短、最佳路线必经之处，为此它对牙买加来说必须保持开放。如果牙买加的力量未强大到足以强行使该海峡保持开放，它就只好通过规避、通过采取隐蔽的手段来维持基本的供应，因为它无力在海峡方向上充分显示力量，无力在任何方向上从靠近它的古巴的影响之中摆脱出来。在这种状况下，放弃最佳道路意味着受孤立；这种情形一旦是长时间的，那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了。
于是，最终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相比于牙买加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要使牙买加和古巴平起平坐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需要有一支能够使向风海峡一直开放——不仅是暂时地或在任何一段可计的时间内，而且是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机动力量。在目前的政治归属状况下，如果发生一场仅包括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英国在机动力量方面不会存在问题；可是，在一场几个海上强国参加的全面战争中，这方面就不太好说了。在1778年的战争中，一度英国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继续控制向风海峡，保有牙买加。但千真万确的是，后来敌人方面的大失误和不走运揉合在一起拯救了牙买加。
可以想象，曾经出现的可能也许会再次来临。

5•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亲缘关系”和“同盟”两个词表达的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意思；就其中包含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而言，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根本不同。前者指一种自然的联系，后者则纯粹是后天的，即使它可能产生于随前者而来的情感、共同利益和对于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意识。相应地，在“同盟”的词源学意义中，可以找到一种受制于一条人为的纽带的感觉；这纽带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带来忧烦。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对应物就是婚姻纽带。当它存在于从人性中升华出了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状况下，无疑是所有纽带中最强有力的；不过，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当爱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图的萌生而凋谢，只剩下冷冰冰的义务时，婚姻就成为同样最令人伤神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和美国间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最近的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和亚瑟•席尔瓦•怀特先生在《北美评论》上的文章令人高兴地表明了这点一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他们曾相互争吵并疏远，但后来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种复活的情感或许会吸引那些观察着世界问题之生成的人们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驾驭着世界。如果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外，我们还未忘记在两国相当不同的政治形式之下存在着共同的、世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每一国人民的政治发展受着同样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两国逐渐走向行动的协调一致的可能就会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在分布于欧洲与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没有什么能象两个根本的但却是对立的因素——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尊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仅有的两个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国家，一种求得两者间恰当平衡的方法已经形成了。象其他的国家——样，我们也会在双方间摆动，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会过多地偏出正常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这两国身上皆存在的、并使它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行动方针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为欧洲文明所沐浴的国家中，这两国是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所有存在的敌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得以免承庞大陆军重负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它们必须以海洋为主要渠道和与它们国家的福祉相关的国家相交往。对于地理上的孤立对于英国的历史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有充分的了解。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为它安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诸有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将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鸿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但是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出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的艰辛都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梦想。但是，我们能得到这些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为痴恋所在么？幸运的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尽可以对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芸芸众生视而不见。他们如今是虚弱的，因为我们有着更高的物质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也是前者的主要财富的纠纠武夫精神。不过，即使我们无视他们，从内部产生的解体的危险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动摇，而唯一的安全之策只能是对它时刻予以警惕，在国家间的争斗中，在各种分歧的凸现中，在各类抱负之间的交锋中，聚存着尚武之气。单凭它就能够万无一失地对付隐现于多个世纪之中的外在或内在的破坏力量。
美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强国且怀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导致的需要所规定的明确的对外打算并不是对于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证，未来可能存在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同源同种的国家之间的诚挚合作同样也不是。包含于欧洲文明命运之中的整个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于对于不间断的和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能象海洋那样为必不可少的交换提供便利。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的基本事实是它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象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象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控制海洋也会象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这个社会的一体性不体现在各种情形的简单雷同上，而在于道义和思维上的共同标准。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盟真地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解。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

6•未来和美国海军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水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地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1812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我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我们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其中的每一点所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程度，而不是性质。我们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我们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我们的孤立状态，而孤立政策对我们来说也切实可行。它符合我们一时的需要，当时我们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实际上也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今天一些人用来反对我国在本国之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在以前用来反对我们的对外商业活动也同样合适。总之，让我们呆在家里吧，否则我们将会惹麻烦。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象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我们自己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作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1807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不再象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难道是更为谨慎的作法么？不仅我们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我们、引不起我们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我们的门前，并给予我们以密切的影响。接近，如前所说，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我们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未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所导出，但它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毫无关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从那个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萌现并于1778年由我们——尽管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和法国结盟——提出的法国不应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条件所体现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踪。不过，这种意识在1783年并没有被我们延伸至佛罗里达身上，这块地区很快被英国让给了西班牙；对于我们的盟国对一些英属西印度岛屿的征服，我们也清楚地给予了默认。从当时直至1815年，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土地从一个交战国转到另一个交战国手中，我们未表示任何异议。即使有关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重要性，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几乎不会出现，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于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阐述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门罗主义，这又会对我国政治影响的必要范围究竟应如何定义诸问题显然是一位海军军官的职业领域之外的事。不过，将门罗主义的提出看成一个事实、认识到它体现的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大众对于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够了。如果门罗主义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它无疑将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转瞬即会被人忘却的东西。完全基于同情之上的声明从来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们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所触动；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的情感从未转化为行动从而也就只存在于霎那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能少受华盛顿所阐述的这个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后的法美同盟令人颇有苦涩之感的功用将它烙入华盛顿的意识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动机行事是荒谬的。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达着我国人民对于大海那头土地上的各种事件的本能关注，是因为它表述了一项关于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在其初生之时针对的是为人们所担心的欧洲对美洲的可能干涉。当时这种可能不仅取决于欧洲方面系于有关地区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纯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本身是当时垂死的殖民主义观念的体现。因此，当门罗主义被首次运用之时，它表明了美国人承认确实存在着欧洲卷入的危险，虽然和今天的局势相比，当时的局势中并不包含多少对欧洲的切实利益的刺激因素。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文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何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普遍经验是，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紧急的局面、对行动的呼唤经常会突如其来，而国家也会因此处于争论之中。可以高兴地承认，对于国家间的紧张，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正常的外交讨论和相互让步来进行处理。但近期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同样勿庸置疑的认识是，这种倾向并不总能保证和平解决的达成。大众的情绪一旦被相当地鼓动起来，会置任何冷静的思考于不顾，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另外，如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也无疑会相当地影响对于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决定。
如同每个男人和女人，今天每个国家都不是生存于政治上的与世隔绝之中。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那种很长时间内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愿意与否，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我们在种族上所属的欧洲大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相互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并随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在海权作用着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动力的使用使交通更为便捷，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地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们相关。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我们能无限期地置身于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外的看法几乎站不住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虽然不可能预见上述过程将造成怎样的结局，但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国家间的摩擦不时地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时事发之地如此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为大众的情绪所支配。如果有人将此视为一个教训，要求我国不要卷入类似的冒险之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这种警示：不仅主动的冒犯在某个预见不到的时刻会导致一场将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对抗，而且在海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对我们避免在任何角落采取行动和干涉的意愿提出挑战的氛围——除非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或者采取主动。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作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我们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作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汀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丁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保证美洲的弱小国家拥有不受大陆之外的国家干涉，沿着自己的道路、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行政治发展的权利。美国人民应普遍地认识到，这是美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来源.不是政治上的乐善好施精神，而是与外来干涉相关的我国的切身利益。列强之所以未对我们的要求给予多少刁难，既是由于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它们并不是至关重要，也是由于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或莫斯基托海岸问题等这些并不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的立场。的确，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让了步，虽然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不过，同样没错的是，它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们的海军，予我国以重创。之所以英国未这样做，是因为有关的问题从长远看并不重要，而且它也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尽管我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认，但将来的情形是否会一直如此还需拭目以待。倘若我们要保护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在政局的稳定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和当初一样脆弱的话，这就更难断定了。可以保险地讲，如果一个不属于美洲的国家在西半球试图进行英国在埃及所进行的那种活动，我们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绝不会听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强大无可疑问，我们主张的道义力度也许会多少被削弱。
我国的整个历史以及我国人民的性情表明，我们会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华盛顿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常为我们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极容易为人们所忘记。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7•如何准备海战
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所支持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限，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装甲地下水——英国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舰只方面的才华。不过在这以后还是有装置火力系统以及其他许多对于军舰能在海洋上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细节工作要做。对我们自己来说，即使尽最大努力，在这些方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到哪去。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在这样的预见中蕴含着取得最佳解决的最大希望。最佳的解决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尚属冷静，不负责任的报章——它们的发行量越大，公众的忧愤情绪就会被挑拔得越高——的煽动性言论还没有造成一场狂热的危机之时，通过正常的外交行动、通过及时缔结协议来维护和平。但是，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如果他只能动用武力，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其额前移至战士的头上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有着道理可言，它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比为了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的正义观念还是要好。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令人感到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谬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并不正确，那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或者应该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的一项最终的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这个决定只有着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对其提出的最大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或陆军力量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目光来评判哪支陆军或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而是考察世界上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它们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文人政府的权力。
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放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汀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虑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为我们的外交思维所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自豪之处是它不从其他国家的不幸中榨取不能为严格的正义标准所支持的好处或让步。不过，尽管这是事实，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没少经历与其他国家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尽管美国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的程度，但另一方看起来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争执主要围绕着领土的归属，是西半球在走到今天的政治局面之前所经历的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对于它们的立场即使后来得到了认同，在一开始并未被争端中的另一方所接受。所幸的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和英国。在我们自己和这个伟大的、给世界带来诸多益处的殖民国家之间有着一种其程度比任何一方所承认的还要深厚的亲情，它基于共同的关于法律和正义的基本观念之上，一直存在至今。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是这种情谊最新的但不是唯一的证明。有时英国被说成是最不受人喜爱的欧洲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对于英国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反映出一点点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这种态度支配着我们对英国的情感，相反，是后者决定着前者。
大体上和我们曾经历的那些争端相类似的问题在将来还可能出现，这不难看清。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我们能指望从那些并不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所熏陶、因而也不太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国家那儿得到对于我们观点的根本合理性的承认？英国已给予了这种承认，而且发现自己足以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长期、紧密的接触以及利益上的交错，也基于我们在国家特性和体制上的根本相似。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英国政府广泛地体会到了远方地区对于它自己的利益、它的人民及商业的利益及它的政治威望的至关重要性，这使它能够理解和体谅为什么美国决不允许一种将在未来引发麻烦的事态出现和延续。一个处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所具有的地位的国家几乎不可能不体会到我国对于中美洲地峡以及太平洋的关注；同样，一个关心着地中海地区并不安地注视着他国对于地中海南岸的逐渐占领的国家用不着费多大劲就会理解我们对于加勒比地区的心情。我们不愿看到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起这一地区我们那些局势相对平静的邻国的主意，或使冲突蔓延于其身上，从而干扰现存的力量分布和领土归属状况。也许尚不能确定什么是我们未来的利益要求，但是，很难认为英国政治家们会怀疑我们把消除任何可能的麻烦视为自己明确的利益所在。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英国也曾经历过，这使它能更容易地和我们达成谅解。另外一个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对于和平有着热诚的期望，它不愿意承受战争强加于其的负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好勇斗狠的战争观念之所以为它们所排斥，是因为它妨碍它们倾力去从事它们最重视的活动，而且和它们的思想传统相逆。不过，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
今天，美国已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在其已占有的美洲大陆上的地盘之外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对于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表示它坚持把它们提交国际仲裁。如果英国将这种立场视为美国一项合理的政策的体现，它就能够如实接受它，而不会节外生枝地宣称必要时为抵制美国的政策不惜一战，进而影响到公众舆论，造成麻烦。如果需要的话，英国自然会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那么，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就不应说同样的话呢？维系着一个国家之荣誉的不是它是否愿意进行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正当。这种认识根本不是“军国主义”的，甚至和它毫无关系。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任何士兵或以武力为政策后盾的国家都不想让人感到他或它无力或不愿以硬碰硬。陆军的生命力就在于战斗精神；一旦这种精神让人看来在一种威胁面前萎缩了，它就会元气大伤，而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也会受损。不过，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英国或美国，因为它们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海军，而海军从来不是一支象陆军那样的进攻性力量。
如今，美国已宣布它将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后者可能使美国与那些由于其利益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即使面对威胁也不太愿意妥协的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假如这么一个国家为反对我们的要求而决心不惜一战，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同样毫不退缩的我们又有必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呢？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包括“种类”和“程度”两个方面。当确定准备应达到什么程度时，需要估计最强大的潜在敌国在战时会动用多大力量对付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负担会给它的总体力量打多大的折扣。这种估价既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考虑是支配性的。
就“种类”而言，准备可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前者主要是为后者而存在。有了防御性的安排，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进攻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海上战争中，海岸防御是防御性因素，而海军是进攻性的。如果海岸防御充分可靠，海军统帅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的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是安全的。他和他的政府还可以因为主要商业中心已得到较好的防卫而不必去顾虑它们，从而得以减轻负担并极其充分地发挥进攻性力量的作用。
海岸防御的存在意味着海岸可能遭到袭击。海岸易遭到怎样的袭击呢？主要有两种：封锁和炮击。后者比前者严厉，而且通常包括前者。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对于炮击的必要防范措施是设置海岸炮火。由于这种炮火的威力和射程，一支舰队常常不能进抵至可对海岸进行炮击之处。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将炮火带从有关的城市大大向前方推移，从而使敌人舰队如果想对海岸进行炮击，除了进入上述炮火的射程之内别无他法。不过，也有情况表明，一支舰队由于其运行的快速，可以不受多大损失地通过炮火区域。这样，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滞舰队的前进就十分必要了。对此，今天的一般作法是运用水雷，这种武器单在精神上就能对一支快速通过的舰队起到震慑作用。不过，一旦这支舰队成功地穿越了过去，它就会抵至防御带的末梢并和有关的城市近在咫尺，而后者这时也只能为其所摆布了。
所以，海岸防御就意味着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不过，只有在商业上或军事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才有必要受到如此的保护。现代舰队不可能浪费弹药来轰击那些无足轻重的城镇，至少是在它远离本方基地——比如说靠近我国海岸——的时候。那样做与其说会浪费钱财，不如说会消耗战斗力，而这种损失不是一支舰队愿意承受的。
虽然海岸防御本质上是被动的，但海岸防御力量的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力量。它和进攻性的海军不同，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但另一方面又是前者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要对敌方的海上浮动力量采取攻势，其自身必须也是浮动性的，也就是说活动于海洋之上。海岸防御中的进攻性成分体现在鱼雷艇上。必须在观念上将其与远洋舰船相区别，尽管这两者可以协调行动。对于狭义意义上的海峡防御，一支区域性的、由小型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是必需的。它的活动将使一支外来的敌对力量感到生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位已经故去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曾说，他相信在当今的战时紧张状态下，一支封锁舰队中一半的舰长会精神崩溃。当然，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将承受的精神压力的强度。由于鱼雷艇舰队中的每一艘艇都很小，整支舰队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复杂，所以海军志愿者最适合在这样的舰队中服务，他们能相对容易地学会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不过，需切记的是，这样的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偶而才能被用来执行纯粹的进攻任务。
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是海岸防御的主要构成。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会处于轰击之下；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将被敌人随意地封锁，除非得到远洋舰队的救助。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前提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应适当地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出于对规则的看重，不如讲是出了对人性和公平的照顾。由于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成了一个紧密、复杂的网络，所以，对于某个全国性中心的炮击和封锁所打击的不仅是事发地点，也包括有关国家的各个角落。
前面说到，在海上战争中，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大小和用途不尽相同的巡洋舰，还有能够对一支舰队起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其中的任何舰只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备良好的适海性且能以适当的速度前进。不过，海军的中坚或根本力量所在还应是那些攻守能力平衡、既能经受得起严重打击也能予敌以重创的舰只。所有其他的舰艇只是它们的陪衬，只为它们而存在。要问这种舰只的强劲有力应表现在何处，答案是它必须强大得足以驾驭海洋，足以和它可能碰到的最强大的敌对力量作战并有相当的获胜机会。
我们一直申明——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美国厌恶侵略，不愿凭借战争来扩张领土或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衡量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否充分可用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扩军计划，而是其他国家反对我们自认为合理的政策的意向。如果其他国家和我们作对，它们会使用什么力量来对付我们呢？肯定是海军。因为我国土地上不存在某个敌国可从陆上对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暴露之点。所以，我们应担心的是与我们敌对的海军力量。那么，它的规模会是多大？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大的一支海军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如此之多的大型舰只、如此之多的火炮和如此之多的弹药——一句话，如此之多的海军装备。
我们当前最需要进行的战争准备就是为海上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的建设提供物质支持。我们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以保卫海岸，还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我们面对潜在的敌手，能将海洋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缺乏这些，因而主动权还为在海军力量上强过我们的国家所把持。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将敌人拒于海岸之外，至少对我们的封锁是可能得逞的。倘若我们甚至连鱼雷艇也缺乏，封锁更是轻而易举之事了。此外，如果我们无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对海岸的炮击就可能发生，甚至完全可行。一旦战火燃起，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物质上的准备通常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战备工作的最薄弱之处，因为这种准备只是一个主要涉及金钱和生产的问题。如果资金充裕可得，再加上认识对头，所需要的物资不久就会到手，而且此种情形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装备老损造成的损失、各项开支或新的扩充需要，可以预先作出合理的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安排。物质准备相对容易进行，因为装备一旦准备就绪，不会因不立即被投入实战而丧失对国家的用处。可以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象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囚。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8•回顾与展望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们知晓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身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知晓这种进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那么，在十九世纪即将走至尽头，二十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时代从何处而启？已经走了多远？又往何处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对于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基本历史要给予一番浓缩的介绍，而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杂志文章或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范围——这么一个处于必要的限度之内的范围也几乎是不可驾驭的——不包括国家内部的情形。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的注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唯一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角度予以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对于欧洲国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对重要性也同样引入注目。笔者正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前面提出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指它的对外关系。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要关注由业已开始并处于进展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今还不易分辨的各种趋势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来。这些运动或趋势如果不遭到什么抵制，将使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的福利的政治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
展开主题的一个简便的方式似乎可说是十八世纪以来浩大的殖民运动被美国革命推至了一个中止点。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紧随这场革命而来的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的破坏性的战争迫使欧洲将其注意力从外部的诱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对此，十九世纪之初美国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是一个重重的句号，因为这实际上将北美大陆从可作为对外殖民对象的荒芜之地的清单上勾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发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义，然后出现了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的声明。这些声明通过制止欧洲的干涉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美国人民从此时起对门罗总统的立场的一贯坚定维护和门罗主义在以后得到的发展则使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在同等程度上从另外的欧洲殖民可能中摆脱了出来。
十九世纪就是这样被拉开了帷幕。无疑，人们仍然还积极地在海外寻找活动空间，不过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开发利用业已在政治上有所归属的土地。但是，总体而言，甚至这种活动也只是附属性的。从十九世纪的开端至其结束，这个世纪的主要活动在于认识和研究自然力量并应用其成果以满足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需要。当时，那些为人们所掌握的手段——它们在刚被发明出来时是如此令人惊奇，在今天却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运用于各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当时，到处都是新生的土地，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方人们都不可能做到了对大自然之所赐的充分利用；到处都有着干劲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数不胜数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然，大的战争不乏存在，但国家间的和平一直是这个发展时代的一般特征。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致力于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来改变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生产的增加——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所以，这种开放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此时，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在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平静。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但是，是否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体现了出来。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方文明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对此，我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当时，我认识作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运河返国。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罗得斯先生的掠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病人”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之下么？严格地根据法律，难道土耳其无权存在、无权保有其所拥有的东西、无权以它认为是正当的手段来治理是它的合法属民的人们？不过人们还是太容易忘记这点：法律维护的是公正，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近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是“缓冲国”，处于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多少也让人联想起了至今为止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分离，存在于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正相互靠近，这不仅体现在地理上，也表现为双方都看重物质上的优势。这两极不是发自同一源泉但目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分支，它们源于极为不同的观念，从始至今循着两条截然不一的道路演进。要使它们相互间产生共同语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转化，而不再是独自发展泾渭分明。
什么是今日的基督教国家在未来的主导性精神观念，这几乎不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问题。不管人们的信仰在趋向或程度上发生什么变化，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的短促时间内，它不可能经历激烈的变革。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影响无疑将继续存在。一种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渐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东方国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那么后者也会逐渐地认同那些对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强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则。另一方面，如今日许多人所说，如果我们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更高尚的东西来促使人们自我约束和公正行事，战争也只可能在利益的权衡使人们不必诉诸暴力时才是荒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只是在有着合法的机会时才去谋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单单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想得到什么或他们有能力得到什么这类事实就会促使其去攫取。欧洲世界知道这种情形，不过公众舆论日益增长的神圣性及其对于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响只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其中解脱出来。东方世界不知道赋予西方以权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根源，但它正对这两者明显地表露出钦羡之意；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得到它们的念头。
在法国革命使作为十八世纪一大特点的对外殖民扩张陷入长期停顿的同时，各国将其热情明显地倾注到了另一方面，即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是法国革命在对人权的阐发之外传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经过不断的完善，到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这表现在了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诸方面。不过，经济学家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怨责庞大军备的存在，要求予以废除。在十九世纪，自由得到了发展和强化，而陆军也是如此。那么，这件十九世纪的奇特产品是否如许多人坚信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变异结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特征？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以至于根本不必在这儿重复。但是，难道庞大陆军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受到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人走进一所大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律、勇敢和刚毅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难道就没有一点价值？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对于既有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之中难道没有一点意义？看一看才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新兵的表情和举止，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对于让人学会去积极的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为浪费时间。各国间对于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变故真地到来，它也会迅即地过去，而事态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对此难道可视而不见？今天，战争不仅更少地发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时的过火行为，从过火到恢复正常也是轻而易举的过程；而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战争还是一种时常发作的疾病。另外，在今天，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准备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决心更加普遍地为人所拥有，而以前人们仅仅受雇当兵。如今，军事力量服务于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国王效劳。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表现为基础的：在法国革命到来之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于了停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欧洲国家全身心地投到一场全面战争中去。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成为了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最后，在十九世纪末，政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进势头，不过这回它无疑受到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旧殖民地上的人们的有力鼓动。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逐渐发展而成；另一方面，东方也进入了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完全由人驱使的被动者，它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力量虽未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仍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以前暮气沉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区，如今出现了无可置疑的生机，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印度，尽管不存在再次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希望印度自身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由于这股潮流对西方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优点与长处持欣赏态度，因此眼下它不会比从前的暴动更具威胁性，但它的未来影响却要让人不安得多。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对这些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还正在迅速增长。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让我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的组织与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是短视的。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二代人之前的先辈们看得全面。后者未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因是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人们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为其思想本质上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所驾驭。这样，一个国家行为的连续性会相对较少地甚至不会被汀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又会使人们看不到时代的精神，因为其统治者说出的是过去年代的声音，并依据它来行事。在写这篇文字的同时，一家美国杂志将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克里特问题上的作法和格莱斯顿先生对于大国协调的失败的生动论述作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事实上，虽然这两位英国政治家分属于传统上相对立的党派，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观念所浸润和支配，将平静局面的被打破视为最大的祸端。假如格莱斯顿先生正在当政，很难相信在他的眼中还会有别的什么目标在重要性上能和维持和平相比拟。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无疑是同情希腊人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无疑也会如此，但他还是会愿意保持大国在克里特问题上的协调，只要他相信单是这样做就可避免战争。
同样的氛围也主宰着内战以后的美国。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反对英国的斗争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迫使我国人民——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将其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在一股激情的驱动下将其心智集中于一场国内的冲突上：在其中，一方为获取独立的愿望所激励，而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不过，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的是即使在当时也正在逝去的时代。这些人在青年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又找回了昔日的声势，并且体现在了拿破仑三世从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美国关于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的谈判上。不论后来的这些举动如何明智，它们独特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老一代传统的复活。不过这种传统和紧接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权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就被弃置一边了。
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渐隐退，新的后继者填补了他们的位置。那么，在他们的政策演变为固定不变的方针并在将来的许多年中决定着人民的福祉之前，他们是否应该注意外部世界形势中的某些现象并承认其影响，然后依此来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将给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来，经过世事沉浮，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给予这个或许已被长期搁延的问题一个确定的回答：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十九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俱增地施加压力的历史。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望，在每个地方都可看到一种躁动，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很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却是真实的；虽然迄今并未显示出什么条理，但已足使人意识到，粗暴地打断了他们多个世纪的迷梦的力量至少对他们具有两大优势，即力量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
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并不掌握可供揣测的材料。但是，观察当前的形势并作出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或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应如何行事，而我们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具积极意义的那种文明或许也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在人类变化着的历史中，力量已创造出了一些最伟大的积极成果。当处于不同的思想层面、没有共同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危险的紊乱时，只能由力量对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从我们自己中间缺失，如果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方向是作为其基础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显真切了。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虽然应该承认后者的观念和我们的并无一致之处。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于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种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对任何敌视和他不属同一种族的其他人类的行径。不过，也无必要为了表明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对人类有着积极意义而怨恨后者。今天的我们和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凯撒感激不尽。在布匿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大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大大地增扩、巩固了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国工事。这样，当罗马的权力在外来征服者的打击下而收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防御安排将罗马最终崩溃的时间推延了若干世纪。另外，在开始对罗马进行袭扰时尚是野蛮人的那些部族在接过罗马帝国的遗产之时也不再和罗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们已经深谙罗马思想的精华，接受了罗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说道：“……应联系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今为法国的地区的征服以及它与今属德国和英国的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结果，后者的积极作用比它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还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的侵渗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意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耳曼部族中感觉到了对于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极防御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了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了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逝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从我们身边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地区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不时地借助于象恺撤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更经常的情形是，深远的历史潮流发自于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动机，虽然人们可以看清连续不断的变化步骤并阐述其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是被这股潮流推拥向前，他们最多是民众的代表者而非驾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之后，如今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仅要占据地球上所有荒芜之地，还要将一直把他们和那些古老的国家分离开来的缓冲地带握在手中。但是，谁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象恺撒这样的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体现呢？不管将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它的承担者不是某个个人。只要大众觉察到了某种必要，他们就会随之行动。不过，人们不象动物那样缺乏认知力，他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往何处去？我们的目标应是什么？当前的潮流是否会将我们引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裁军和永久性的仲裁条约的订立？它是否是相对立的传统和生活与思维方式将互予理解和承认的前奏？这种承认今天是否会出现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撞击的地区？这种接触是否预示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迅速消亡，并决定着那种放弃目前由它们所体现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地带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实际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
生活于其他文明之中的人类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而且是由颇具能量的基本单位所构成。只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才能的明显缺乏使他们未能凝为一体。和我们相比，他们在物质发展方面居于劣势的原因主要在于此。不过，他们不拥有或无法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并不意味他们对其就不那么感兴趣。如果一个群体对什么有所需要却又无力用使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得到它，它就会诉诸武力，除非他们也为武力所制。在世界历史上。外族冲破由象恺撒这样有着睿智的长远眼光的人针对他们设立的屏障并蜂拥而入的景象并非没有先例。这种情形更容易发生，如果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为那些早巳失去尚武精神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
不过，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地理上的要点，恰当地将边界向外推展，还是可以赢得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灾难的到来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这样，及时地确定有关地点有什么实际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了。今天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向外拓展活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在于此。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这些活动正将我们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并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阵线。
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区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牵挂、我们的希望和忧虑的欧洲文明就象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如同在商业和军事方面一样，这个最高级的文明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这归功于它的子孙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种种手段，使我们的繁荣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并同样地拉大了我们和既无机会也无才智来使用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质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装的呼声出现了，似乎我们这个种族业已融为一体，而且普遍和平不仅已经实现，更是不可逆转。但是，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疆界之内，难道情况确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可以欣然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力量？
尽管欧洲大陆上还有着内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欧洲大家庭的一致性还是体现在了上述广泛开展的伟大运动中。它最终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置疑的，这已为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对于这种统治，武力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这种积极意义的两个最鲜明的例证所在；不过，这种意义是基于握在开明与公正之手中的宝剑的威力。当然，纠缠于不时出现的一些缺陷和错误的细节有可能令人对这个结论感到疑惑，并使问题的真正症结模糊不清。不过，若广泛地留意一下结果，那么，无可辩驳的就是，上述地区不仅发生了巨大进步，而且这是以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持续存在与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欧洲世界针对着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识地体现在了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经过许多挫折和反复，这种思想已在英国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维之中牢固地扎下根来。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两国之间的情谊并将这两个国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意向，巴尔福先生曾作用“种族亲情”这个词来形容。无疑，这个词用在英语大家庭的身上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被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其当代文明产生于同一久远的源泉的种族。在笔者看来，将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都蕴藏于这个词之中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对于英国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狭隘观念，习惯于眼睛向内，看不到自己担有什么责任。如果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能找到共同语言，它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在一个其政治活动遍布全世界的国家和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的内部政治纠纷的国家之间，怎么会有真挚的亲情呢？当我们真正开始放眼世界并且为履行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而辛劳之时，我们应和英国携起手来，而且不能不认识到这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英语种族之间心与心的联合之中。
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之时，地理上的远近是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依据所在。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家庭与世界未来的联系最鲜明地体现在了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两侧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所毗邻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将那些由同一母亲所生的子女：希腊或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后来的条顿征服者们分割开来，而只能将其联系到一起。今天，相比于现代轮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时间，一列快速火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横穿大陆，将一些旅客从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过，若要进行相对效益更高的大宗运输，海运还是比陆运具有优势。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东部的联系为沙漠或山峦所阻，但在这儿有着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为此，欧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自己的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将从东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来予以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考虑地峡问题就不免会涉及该地区——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而非纯粹的商业好处。无论将来的运河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国的疆界——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且将身处欧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国家体系编织得更为紧凑。这样的一条海上要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天然来源，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为基地一样。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发挥的是亚丁或马耳他对于苏伊士运河、或这条运河开通之前马耳他对于印度所起的作用。欧洲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就在于加勒比海的岛链之上。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岛屿目前正处于那些从未给予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前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仅关系到简单的利益得失。当前的一代人应对其后代负责，无所作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着对这种责任的无视。在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住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如果我们及时地预见到它们，由其而生的血与泪的代价或许能被避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预防措施其实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而且，如我们从土耳其身上观察到的，靠投机取巧或怯懦的躲避并不能无限期地阻止颓势发展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体的福祉，情形只会越来越糟。今天，虽然欧洲正在遥远的地方大举推进，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许将使其血液流干的创伤，仍然允许一些在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为那些时间的流逝已日益证明毫无希望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制度所统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将来这些地区或许会成为蛮族对我们进行外来占领的前哨基地。
我们还应凭着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目光来注意这样的事实：处于不同的物质繁荣和进步程度之上、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种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拢。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将此视为对于自己所属种族的责任的一部分的时候。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抑制并且后来退缩了回去，原因就在于其所面对的民族虽然由于内部不和与冲突而陷于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满了战斗精神，甘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甚至为其献身。凭借着上帝的安排，当今时代，在欧洲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又产生出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被人们贬称为“军国主义”的平衡物，正是它将欧洲变为了一个由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在这种背景下，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的裁军呼吁实属不合时宜，它和各国的所作所为相对立。而后者恰恰能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且表现为对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的危险的不自觉的准备。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开拓热情确保了他们的后代将世代相续，直至对维护捍卫欧洲文明的障碍之物最终消失。在海洋方面，则没有哪个欧洲文明国家比美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务上，我国人民对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侵渗活动的本能的反对如此地无力以至于都引发不起争端。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以调配得当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大陆国家相互间的疑忌促使它们要保持庞大的陆军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个地区将其他国家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就承担起了在该地区维护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责任。地峡和加勒比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地峡连同将来的运河以及在两个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在这方面，美国已坚决表明它有着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国尽可以坚持它的立场，但它只能通过创建对于在加勒比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从而在未来履行它的职责。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止。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
愚昧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物质的繁荣，甚至不在于政治发展，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发芽之前，我们必须借用物质力量来防范财富使我们沉迷于安乐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们的文明也是未开化的东西。那些只知在物质上效仿我们却不汲取我们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体更乃愚昧之人。
我们可以希冀和平，这是人类必然期待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象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前的形势，或者通过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惊忧和恐惧进行片面的对比来夸大宁静、繁荣和舒适的魅力，和平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人类永远不会屈从或信服纯粹的功利主义考虑，它的信仰也永远不会为和平所支配，如果后者仅表现为股票市场的保护神的话。无论二十世纪将带给我们什么，十九世纪思想中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忍精神——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将成为传统中最崇高最有价值的财富。

译　　后
《海权论》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海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即著名的马汉主义，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从而以海军的“圣经”之誉，跻身于影响人类进程的十六部经典之列。
该书编选自马汉的四部重要著作，力图使读者观其全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译自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8）;
“欧洲的冲突”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0）;
“亚洲的问题”译自The Problem of As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mpany Limited;1900）;
“美国的利益”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1）。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萧伟中翻译，梅然校；其余部分由梅然翻译，萧伟中校。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九七年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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