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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千古百晓生（四）
[作者]再生
[文案]    
    本书将作为为大家提供写作资料查询的专区，将为大家提供古今中外各历史时期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声明：除特殊说明外，所有资料皆来自网络！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服饰发展简史
　　商周 – 衣裳之始
　　染织工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文明阶段。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殷商时期已有了丝织物，如带有雷纹的绢等。商代社会由麻织物进而发展至养蚕取丝造衣，使服饰的原料进一步丰富起来。手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不断进步使服饰愈加多样、精美。
　　始于商代的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之后的帽、冠、发式、鞋子也随之产生。在古代社会，当天地间各种自然现象得不到解释时，人们就认为是某种力量主宰着一切，于是产生了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上衣象征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征地，地是黄色。上玄下黄的服制就来源于对天地的崇拜。古人对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比日常服饰更加重视和考究，并加以美化。至今我们仍把各种衣服统称为「衣裳」。
　　到了周代，分封制确立后，等级制度也成形。中国的冠服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从此，贵贱有别，衣冠等级在服饰中有了严格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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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 – 深衣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对服饰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 —— 深衣
　　深衣剪裁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下裳必裁 12 幅，以应 12 个月，符合古人对天时的崇敬，如同冕服的天玄地黄十二章（皇帝冕服，上玄衣，下纁衫，共有饰品十二章）。深衣的长度大致在足踝间。
　　这时深衣非常流行，不分男女，不论尊卑都穿。《礼记》上说：「既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即可以摈相，又可以治军旅。」所以深衣既被用作礼服，又可日常穿着，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饰，倍受人们喜爱。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深衣的用料多为麻布，领、袖、襟等部位镶彩色边，作为装饰。
　　附：深衣的演变
　　衣裳相连的形势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代「命妇」（有品级官员的夫人，一般按丈夫品位穿戴）以此为礼服，唐代的袍下加澜，即宽边；宋代士大夫也有仿制深衣样式；元代质孙服（在大宴中天子百官所穿统一颜色的袍服）、腰线袄子（窄袖腰有细褶的袍服）；明代的蟒袍（皇帝近侍宦官所穿）以及现代妇女的连衣裙等，都是古代深衣制的沿革。深衣的演变
　　衣裳相连的形势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代「命妇」（有品级官员的夫人，一般按丈夫品位穿戴）以此为礼服，唐代的袍下加澜，即宽边；宋代士大夫也有仿制深衣样式；元代质孙服（在大宴中天子百官所穿统一颜色的袍服）、腰线袄子（窄袖腰有细褶的袍服）；明代的蟒袍（皇帝近侍宦官所穿）以及现代妇女的连衣裙等，都是古代深衣制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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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 － 内衣外穿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祚仅 15年，却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朝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秦始皇时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绿色袍，平民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上朝时用于记事）。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
　　秦代的袍服是一种有絮棉的夹层内衣，穿着时在袍服的外面要罩一件外衣。这种穿着习惯到了汉代产生了变化，袍服除了作为内衣，很多妇女时兴把袍服当外衣穿，令袍服逐步演变为外衣，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服饰；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不分级别、不论男女，也可作为朝服。因此，这种实用的服装便取代了深衣，成为最时尚的服饰。
　　汉代国力强盛、经济稳定，人们对穿着打扮要求愈来愈高，衣冠服制也日趋华丽。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这条横贯欧亚的陆路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将中国制造的蚕丝、锦绣等种种中国文化传到世界，也把西方文明带来东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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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 － 宽衣裸身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士大夫阶层形成了消极的社会风气，追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沉沦于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老庄、佛道思想为时尚，这种风气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衣冠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七位贤士，世人称[竹林七贤]
　　宽衣博带是这时期的流行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至贫民百姓，都以大袖宽衫为时尚。男子穿衣敞胸露臂，衣服披肩，追求轻松、自然、随意；女子服饰则长裙拖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迭迭，优雅而飘逸。
　　由于长期战乱，南北方的广大民众迫于离乡背井，并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状态。他们互相学习交流，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单一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汉族穿着北方民族服饰成为时尚，不论官兵或百姓，都穿着北方民族服饰，作为平时的休闲服或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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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 － 华丽开放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丝织、漂染技术有了极大提高。加上对外开放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结合，相容并蓄，使唐代的服饰华丽清新，充满大唐风范。
　　唐承隋制，天子用黄袍及衫，黄袍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唐高祖以赭黄袍巾代作常服，以后因天子用赤黄袍衫，于是逐渐禁止臣民服赤黄之色，并以品级定袍衫的颜色，即所谓「品色服」。
　　贵妇人的礼服多以袒胸、低领、大袖为主，同时又有襦裙、半臂（短袖）肩披帛巾。当时也流行穿胡服。另外，唐代女子注重化妆，修饰容颜。例如画眉，当时最流行的是阔眉、八字眉等眉形。额眉间的妆饰，如「花钿」（用金箔片等材料剪成小花贴在面部），便很有特色。发髻形式也多种多样。
　　而唐代织锦，无论在织造技术或花样图案上，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巴楚及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实物，品种花式极为丰富，染织技术精湛。在新疆出土的彩绘木俑服饰中，还出现了缂丝，比文献记载早几百年。唐代纹样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艺术形式，别具一格。
　　附：
　　品色服——据《旧唐书．舆服制》记载唐贞观四年（公元 630年），定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色，五品以上服绯（大红）色，六品、七品服绿色，八品、九品服青色。以后各朝代又有变更。
　　缂丝——中国特有的一种纺织工艺。纺织质量地坚韧，色泽鲜艳，以彩色丝线交错织成，彩纬粗，经线细，以纬克经，因此花纹图案有如雕刻。又作「刻丝」。
　　胡服——胡服是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胡服装扮通常是锦绣浑脱帽，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和透空软锦靴。盛行胡服的原因与当时舞蹈的流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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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 － 保守拘谨
　　宋朝的建立，出现了一段经济文化稳步发展的时期，尤其都市商业经济更为发达。理学思想是士人生活行为的规范，影响所及，当时的服饰不过分追求华丽，保持洁净自然，崇尚简朴的审美观。
　　宋代衣冠服饰大多沿袭唐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官服多为大袖衫，头戴直角冠帽，采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别官员级别；贵族妇女的时髦礼服则是大袖衫。另外，宋代妇女的常装是一种称为「背子」的外衣，其特点是对襟、直领、两腋开衩，衣长过膝。上至后妃，下至百姓都可以穿着，可见其流行程度。
　　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五代至宋以后，出现了缠足陋习，也称「裹小脚」。出土的南宋弓鞋（缠足鞋）头尖上翘，鞋长13.3厘米，宽4.5厘米。可见当时妇女所受的压迫，这是封建社会畸形审美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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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 － 留辫束发
　　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5 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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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 － 重拾汉唐服饰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为了恢复汉族的礼仪，便制定了以周汉、唐宋为准则的新服饰制度。以袍衫为主要服饰，而官员则以「补服」为常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衫。所谓「补服」，是指在袍衫前有一块方形刺绣图案的官服，文官图为飞禽，武官图为猛兽。用袍衫颜色和图案的分别来区分官阶品位。
　　另外，明代男子官员和儒生，都流行戴「四方平定巾」，这是以黑纱罗制成，可以折迭，展开时四角呈方形的帽子。妇女则流行穿「比甲」服装，它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即背心），套在衣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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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 － 盘杂繁缛
　　清兵入关后，建立了清朝。清代的服装制度是中国历代最为繁杂的。服饰既保留了满族的习俗，同时兼收并蓄汉族的服饰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沿用明代「补服」的特征。
　　清代男子主要服饰有长袍、马褂和马甲。袍服最大特点是袖口形状似马蹄，因满族人善骑射，把马蹄形演变在服装袖口上。「褂」是穿在袍外的衣服，不分男女，都可以穿，是一种礼服。「马甲」也叫「背心」，它的造型多样，主要特点是在马甲上有彩绣装饰。
　　清朝时期规定，军民要穿满族服装，强令汉人男子按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前额发，把头发编成辫子。当时统治者对汉人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颁令。
　　妇女主要穿旗袍，旗袍原来是满族人的服饰，汉人也穿着。旗袍款式宽大，腰身为筒式，后来才逐渐变得窄小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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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 － 社会革命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激起了「废除帝制，剪掉辫发，更换服饰」的诉求。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服饰方面也日渐变化。当时的男子服饰主要有长衫、马褂，青年人穿西装和「学生装」，「中山装」则成为民国时期最时髦的服装。
　　「中山装」的出现是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党人穿什么式样的服装是个大问题，他依据中服和西服式样进行了改革。最初的式样有背缝，在后背中腰处有腰带，前门襟有 9 颗扣子，上下口袋袋褶外露。孙中山先生带头穿这种服装，人们为纪念他就称这款服装为「中山装」。
　　在民国初期，女子旗袍跟清代旗袍没有太大分别，到了三、四十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旗袍才发展成窄袖、收腰、无袖等款式变化，更加舒适、合体、美观，突出女性的曲线美感。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与收藏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历史是一部由木头构创的绚丽诗篇，亦自成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无论是笨拙神秘的商周家具、浪漫神奇的矮型家具(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抑或是婉雅秀逸的渐高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丽润艳的高低家具(隋唐五代时期)、简洁镌秀的高型家具(宋元时期)，还是古雅精美的明式家具、雍容华贵的清式家具……都以其富有美感的永恒魅力吸引着中外万千人士的钟爱和追求。尤其是明清家具，将我国古代家具推上了鼎盛时期，其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令国内外人士叹为观止。由于受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地理气候、制作技巧等不同环境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家具走着与西方家具迎然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一种工艺精湛、不轻易装饰、耐人寻味的东方家具体系，在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东方艺术风格特点。中国古代家具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家具及室内装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 
　　（220年~581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家具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时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橱，并有笥、簏（箱）等竹藤家具。床已明显增高，可以跂床垂足，并加了许可床顶、床帐和可拆卸的多折多牒围屏。坐类家具品种的增多，反映垂足坐已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家具 
　　（589~960年）中国家具发展至唐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一改六朝前家具的面貌，形成流畅柔美，雍容华贵的唐式家具风格。至五代时，家具造型崇尚简洁无华，朴实大方。这种朴素内在美取代了唐代家具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为宋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树立了典范。隋唐五代时期，家具发展有两个主要特点：
　　（1）家具进一步向高型发展，表现在坐类家具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通雅》记载："倚卓（椅桌）之名见于唐宋。"六朝已有椅凳，唐代更趋流行，几、案高度皆以坐面为基准，坐具既高，桌的出现势为必然。家具高型化又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
　　（2）家具向成套化发展，种类增多，并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大致可分为：坐卧类，如凳、椅、墩、床、榻等；凭椅、承物类，如几、案、桌等；贮藏类，如柜、箱、笥等；架具类，如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描绘了成套家具在室内陈设、使用的情形。
　　宋代家具 
　　（960年~1279年）宋代是中国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首先是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已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席地坐的习俗；其次是家具结构确立了以框架结构为基本形式；其三是家具在室内的布置有了一定的格局。宋代家具正是在继承和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代家具以造型淳朴纤秀、结构合理精细为主要特征。在结构上，壶门结构已被框架结构所代替；家具腿型断面多呈圆形或方形，构件之间大量采用割角榫、闭口不贯通榫等榫结合；柜、桌等较大的平面构件，常采用"攒边"的做法，即将薄心板贯以穿带嵌入四边边框中，四角用割角榫攒起来，不但可控制木材的收缩，而且还起到装饰作用。此外，宋代家具还重视外形尺寸和结构与人体的关系，工艺严谨，造型优美，使用方便。家具种类有开光鼓墩、交椅、高几、琴桌、炕桌、盆架、座地檠（落地灯架）、带抽屉的桌子、镜台等，各类家具还派生出不同款式。宋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组合家具，称为燕几。
　　明代家具 
　　（1368年~1644年）明代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研究。这些都促成了明代家具的大发展。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
　　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风格"明式"。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面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有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是设计意图的重要部分之一。
　　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
　　从宋代始，中国人已从席地而坐变为垂足而坐。但由于宋人在园林和室内陈设上讲求与自然的亲和，因此在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革新方面，没有大的进展，直至明代才开始在富庶的江南普遍发展起来。明代江南的富商、地主、官宦，喜欢以资助艺术创作、收购艺术品，甚至宴请供养等方式结交艺术家。为此，他们自觉改善自我形象，不惜金钱来营造带有书卷气的典雅环境。同时，文人也将自己的文才巧思奉献出来，使得明代家具以其空灵优雅的造型、古朴精致的纹饰。成为中国古典家具史上的经典作品。
　　清代家具 
　　（1644年~1911年）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代家具的风格。
　　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代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代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心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
　　清代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现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
　　清代家具特点：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处。现分述如下：
　　1、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部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
　　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
　　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
　　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
　　2、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
　　3、骨嵌的作用。骨嵌用在器皿虽然很早，但是骨嵌用于家具上还是清代的创举。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
　　（2）骨嵌表现形式分为高嵌、平嵌、高平混合嵌三种。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
　　（3）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
　　（4）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由于工艺美术的发展，使得家具制作得以借助各处工艺美术手段，去进行综合的装饰处理。清式家具的装饰上采取了多种材料并用，多种工艺结合，构成了它自己的特点，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清中期以后，中国各类传统艺术品，无论制作的工艺，还是设计的构思，都象这个王朝一样，渐入末途。清末以来的连年战争使工匠最终失去了创造艺术的那份安逸的心境。另一方面，传统家具始终不曾被古玩商列为主要经营项目，而仅作为陈设。清末民初，新贵和年轻商人追求时髦，开始选用西洋家具。这一风气甚至影响到末代皇帝溥仪、曲阜孔庙的主人衍圣公。
　　至民国，古典家具开始受到一些西方人和中国建筑学家的重视。年轻学者艾克与梁思成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营造学社”。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陈设于园林的明代家具吸引了艾克，他开始收集和研究明代家具。在杨耀先生的协助下，艾克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明代黄花梨家图考》。此书虽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在西方影响不小，西方人开始大量地收购、搜集中国明清家具，运往海外。
　　西方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将中国的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而中国本土的古典家具的价格，却已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到了70年代末，古董家具收藏最丰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因为开支困难，向全国的艺术团体和国家机关推销该厂30年来的收藏珍品，然而问津者寥寥。不久，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出版，在港台地区发行了数千册，导致港台收藏家涌入大陆搜觅明清家具。当时大陆根本没有古典家具市场，大陆的古玩商们也不清楚古典家具在国际上的价格。港台收藏家开出的价码，极大地激发了大陆家具商的热情。他们深入到江浙晋冀陕等省的城乡，到每一间旧宅老户内搜寻，以极低的价格搬走黄花梨、红木、乌木、鸡翅木等明清家具。当古玩商象篦头发似地从南向北篦了一遍后，明清家具的价格暴涨了近10倍。天津古董市场上一对红木太师椅的行市，半年间从几十元人民币升为几百、上千元。
　　在古董家具外流的高潮中，国内的收藏家也开始了古典家具的收藏。首先吸引国人的是迅速上升的价格，它上升的速度，接近和超过了书画和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古典家具除了保值，还能使人感受一下古代文人“笑倚东窗白玉床”的情致。但国内有限的购买力，没有改变家具的销售方向。最精美的古典家具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清家具的交易成为古玩买卖中的重头戏。
　　20世纪50年代王世襄先生等文物专家参与制定了关于紫檀、黄花梨等明式家具不得出口的法律规定。1985年家具外流高潮时，王先生再一次向文物部门呼吁，而家具商贩完全无视此规定。一件紫檀条桌在海外拍卖价高达32.5万美元，相当于270万人民币。海内外价格间的差距，已无法阻止中国古典家具的外流。一些对古典家具有研究的年轻专家和商家，凭借眼力和勤快，向海外收藏家提供专业的指导和上乘的货色。80年代末香港收藏家徐展堂在其私人博物馆开识了“紫檀家具展室”，另一位香港收藏家叶承耀在四五年里从大陆和海外市场收进了80余件明式黄花梨家具。
　　1985年后，市场偏好苏作、广作、京作的明式家具，至80年代末由于市场硬木家具货源减少，江苏、安徽、浙江、山西以及福建泉州、厦门的明式柴木家具，成为向外倾销的主要对象。至90年代初这类极具中国民俗风味的民间家具开始走入纽约、伦敦、香港等地的国际拍卖行，约占每场拍卖的古董家具的30％以上。
　　台湾古典家具商近年颇具气势地从大陆大量进口明清家具。每周都有十几件运往台湾各地。一些台湾商人在大陆设厂收货修复，拉回台湾后举办专业讲座，煽情促销。台湾人开始讲求陈设古董家具，显露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艺术的理解。台湾百姓的这种需求，使台湾的家具行急速发展，出现了进货过度，质量也是平平者居多。
　　海外家具市场的价格低迷，直接影响了大陆的家具行情，拍卖会上多数家具低价拍出。嘉德举办的“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的专场拍卖，原总估价超过1000万元，实际成交额仅400万元。而拍卖的家具都是中国明清两代家具中的经典之作，无论年代、造型、材质均属上乘。从中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古典家具的兴趣但吸纳力较西方人尚有很大距离。于是，一些专家指出，在各种传统收藏品中，如书画、陶瓷、文玩等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古董家具仍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额，未来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应是颇具潜力的投资项目。
　　到了1997年美国克里斯第拍卖行推出了毕格史夫妇收藏的中国家具专场拍卖，拍卖估价较之中国当时的行情简直是天壤之别，全场99件拍品大多成交，且高出估价许多。而中国国内市场呢，一直到1999年嘉德拍卖公司的古典家具拍卖首次推出了由田家青先生设计并监制的“明韵”家具共有6件，场上全部成交，拍卖现场竞叫场面较为激烈。“明韵”系列的第一件拍品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禅墩，估价为10，000－20，000，以33000成交，价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对，成交价为132，000，其成交价值已经接近明清古典家具的价格。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拍卖专场，143件包括木器、铜器等艺术珍品，全部落槌成交，没有一件流拍，竞拍者频频举牌，不给拍卖师报价的机会，有的珍品成交价高于底价的十倍或廿倍，创造了拍卖史上的奇迹。遵循国际拍卖行的习惯，中国拍卖师第一次戴上白手套。个中情况预示着中国古典家具蕴势待发。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古典家具术语

　　挤楔
　　楔是一种-头宽厚，一头窄薄的三角型木片，将其打入榫卯之间，使二者结合严密，榫卯结合时，榫的尺寸要小于眼，二者之间的缝隙则须由挤楔备严，以使之坚固。挤楔兼有调整部件相关位置的作用。
　　魔术
　　从一件损坏了的，很脏的，松开了的或畸形的家具到恢复到它原来的面目，完整的形状并给予一个崭新的生命，这整个过程就叫做魔术。这不仅需要用心去理解，还需要由世代相传的一流手艺。这是古董家具的精髓所在。
　　几案
　　人们常把几案并称，是因为二者在形式和用途上难以划出截然不同的界限，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人们进食、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其形式早已具备，而几案的名称则是后来才有的。
　　关于几和案的实物，从考古发掘情况看，自战国至汉魏的墓葬中，几乎每座都有出土，有铜器、漆器、陶器等多种质地。
　　从种类上来分，案的种类有食案、书案、奏案、毡案、欹案。几的种类有宴几、凭几、炕几、香几、蝶几、花几、茶几、案头几。
　　几案的样式之多，且又各有各个用途，在厅堂殿阁的布置上，和其他家具一样，也各有其特定的规范。 
　　椅凳
　　我国古代椅子出现在汉代，它的前身是汉代北方传入的胡床，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为常见之物。唐以后，椅子才从胡床的名称中分离出来，直呼为椅子。
　　宋代椅子更为普遍。在宫廷中，所使用的椅子都是极为华丽的。宋代帝后像中描绘的椅子都有用彩漆描绘的花纹，结构也趋于合理。宋代还流行一种圈背交椅。交椅又名“太师椅”，在家具种类中，也是唯一的椅官衔命名的椅子。所谓交椅，是指前后两腿交叉，交接点作轴，可以折叠的椅子。北方民族最先使用，其特点十分适合游牧生活的需要。
　　交椅在元代家具中地位较高，只有地位较高和有钱有势的人家才有，大多设在厅堂供主客享用，妇女和下人只能坐圆板凳和马闸。到了明代，椅子的形式已很多，如宝椅、交椅、圈椅、官帽椅、靠背椅、玫瑰椅等。
　　凳，最早并不是我们今天坐的凳子，它是专指蹬具，相当于脚踏。它成为坐具，也是汉代以后的事。凳的形式有方圆两种，凳面的板心，也有许多花样，有影木心者，有各种硬木心者，有木框漆心者，还有藤心，大理石心者。宋代以后，用材及工艺都很讲究。
　　床榻
　　我国床的历史很早，传说神农氏发明床，少昊始作箦床，吕望作榻。有关床的实物当以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彩漆床为代表。汉代刘熙《释名&#183;床篇》云：“床，自装载也”，“人所坐卧曰床”。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出现了“榻”这个名称，它是专指坐具的。《释名》说：“长狭而卑者曰榻”，“榻，言其体，榻然近地也，小者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榻是床的一种，除了比一般的卧具矮小外，别无大的差别，所以习惯上总是床榻并称。
　　直到六朝以后的床榻，开始打破了传统习惯，出现了高足坐卧具，此时的床榻，形体都较宽大。唐宋时期的床榻大多无围子，所以又有“四面床”的称呼，使用这种无围栏的床榻，一般是须使用凭几或直几作为辅助家具。
　　辽、金、元时期，三面或四面围栏床榻开始出现，做工及用材都较前代更好。到了明代，这种床榻已盛行，结构更具科学性，装饰手法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如①架子床。通常的做法是四角安立柱，床顶安盖，俗谓“承尘”，顶盖四围装楣板和倒挂牙子。床面的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多用小块木料做榫拼接成多种几何纹样。因为床有顶架，故名架子床。②拔步床。其外形好像把架子床安放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还有的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小廊子，廊子两侧放些桌凳小家具，用以放置杂物。拔步床虽在室内使用，却很像一幢独立的小屋子。③罗汉床。它的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但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最简单的用三块整木板做成。围栏两端做出阶梯型软圆角，既朴实又典雅。
　　清代床榻在康熙以前大体保留了明代的风格和特点，乾隆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清代风格。其特点是用材厚重、装饰华丽，以致志向繁缛奢靡，造作俗气。 
　　箱柜
　　箱柜的使用，大约起始于夏、商、周三代。
　　古代的柜，并非我们今天所见的柜，倒很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箱子，而古代的箱却是指车内存放东西的地方。古代还有“匣”这个名称，形式与柜无大区别，只是比柜小些。
　　汉代有了箱子这个名称，器物则与战国前的柜子相同，多用于存贮衣被，称巾箱或衣箱，形体较大，是具备多种用途的家具。
　　两晋以后又有了“厨”这个名称，它是一种前开门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家具，可供存贮书籍、衣被、食品等物。
　　唐代以后至明代，箱柜的形式无大变化，箱匣类大多做成盝顶盖，棱角处多以铜叶或铁叶包镶。 
　　明代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柜橱类家具也丰富多彩。如：
　　1、闷户橱。形体与桌案相仿，面下安抽屉，两屉称连二橱，三屉称连三橱，大体还是桌案的形式，只是使用功能上较桌案发展了一步；
　　2、柜橱。是一种柜和橱两种功能兼而有之的家具，形体不大，高度近乎桌案，柜面可做桌子用；
　　3、顶竖柜。是一种组合式家具，在一个立柜的顶上另放一节小柜，小柜长宽与下面立柜相同；
　　4、亮格柜。是书房内常用的家具，通常下部做成柜子，上部做成亮格，下部用以存放书籍，上部存放古玩。
　　总之，箱柜也和其他家具一样，因用途不同而制法多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既美观又实用。
　　屏风
　　屏风的使用在西周早期就已开始，称之为“邸”。最初是为了挡风和遮蔽之用，后来不断发展，品种趋于多样化，不仅有高大的屏风，也有较小的屏风，也有较小的床屏、枕屏，有专用的，也有纯装饰性的陈设品。
　　汉唐时期，几乎有钱人家都使用屏风。其形式也较前代有所增加，由原来的独扇屏发展为多扇屏拼合的曲屏，可叠，可开合，汉代以前屏风多为木板上漆，加以彩绘，自从造纸术发明以来，多为纸糊。
　　屏风的种类有地屏风、床上屏风、梳头屏风、灯屏风等；而若以质地分则更多，如玉屏风、雕镂屏风、琉璃屏风、云母屏风、绨素屏风、书画屏风等等，不一而足。
　　明代以后出现了挂屏，已超出了屏风的实用性，成为纯粹的装饰品。 
　　瘿木
　　亦称影木，“影木”之名系指木质纹理特征，并不专指某一种木材。据现在北京匠师们讲，有楠木影（或作瘿）、桦木影、花梨木影、榆木影等。《博物要览》介绍花梨木产品时提到：“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名花梨影木焉。”我国辽东、山西、四川等地均有生产。《博物要览》卷十云：“影木产西川溪涧，树身及枝叶如楠。年历久远者，可合抱，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乌兽之纹。”书中还提到《博物要览》一书的作者谷应泰曾于重庆余子安家中见一桌面，长一丈一尺，阔二尺七寸，厚二寸许。满面胡花，花中结小细葡萄纹及茎叶之状，名“满架葡萄”。
　　《新增格古要论》中有骰柏楠一条云：“骰柏楠木出西蜀马湖府，纹理纵横不直，中有山水人物等花者价高。四川亦难得，又谓骰子柏楠。今俗云斗柏楠。”按《博物要览》所说瘿（影）木产地、树身、枝叶及纹理特征与骰柏楠木相符，估计两者为同一树种。
　　《古玩指南》中提到：“桦木产辽东，木质不贵，其皮可用包弓。惟桦多生瘿结，俗谓之桦木包。取之锯为横面，花纹奇丽，多用之制为桌面、柜面等，是为桦木影。”
　　影木的取材，据《新增格古要论》骰柏楠条和《博物要览》影木出产品第条介绍，似乎取自树干，把其木纹形态描绘为“满架葡萄”。而《新增格古要论》“满架葡萄”条中记载：“近产岁部员外叙州府何史训送桌面是满面葡萄尤妙。其纹脉无间处云是老树千年根也。”我们现在还时常听到老师傅们把这种影木称为桦本根、楠木根等。可知影木大多取自树木的根部，取自树干部位的当为少数。
　　取自树干部位的多取树之瘿瘤，为树木生病所致，故数量稀少，瘿木又可分南瘿、北瘿，南方多枫树瘿，北方多榆木瘿。南瘿多蟠屈奇特，北瘿则大而多。《格古要论&#183;异木论》瘿木条载：“瘿木出辽东、山西，树之瘿有桦树瘿，花细可爱，少有大者；柏树瘿，花大而粗，盖树之生瘤者也。国北有瘿子木，多是杨柳木，有纹而坚硬，好做马鞍鞒子。”
　　这里所说的影木和瘿木，取材部位不同，树种也不一样，但纹理特征却大体一致，制成器物后很难区分，以致人们往往把影木和瘿木混称，有的通称影木，有的通称瘿木，由于瘿木比其他材料更为难得，所以大都用作面料，四周以其他硬木镶边，世人所见影木家具，大致如此。
　　开门-
　　-成语“开门见山”的腰斩，用来评价一件无可争议的真货。也有呼作“大开门”的，那就更富江湖气了。
　　爬山
　　原来用于评价修补过的老字画，过去旧货行的人将没有落款或小名头的老画挖去一部分，然后补上名字的题款，冒充名人真品。而在老家具行业，特指修补过的老家具。
　　叉帮车
　　就是将几件不完整的家具拼装成一件。此举难度较大，须用同样材质的家具拼凑，而且还要照顾到家具的风格，否则内行一眼就能看破。
　　生辣
　　指老家具所具有的较好的成色。
　　包浆
　　老家具表面因长久使用而留下的痕迹，因为有汗渍渗透和手掌的不断抚摸，木质表面会泛起一层温润的光泽。
　　皮壳
　　特指老家具原有的漆皮。家具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木材、漆面与空气、水分等自然环境亲密接触，被慢慢风化，原有的漆面产生了温润如玉的包浆，还有漆面皲裂的效果。
　　做旧
　　用新木材或老料做成仿老家具，以及在新家具上做出使用痕迹，以鱼目混珠。
　　年纪
　　老老家具的年分。
　　吃药
　　指买进假货。
　　掉五门
　　这是苏作木匠对家具制作精细程度的赞美之语。比如椅子或凳子，在做完之后，将同样的几只置于地面上顺序移动，其脚印的大小、腿与腿之间的距离，不差分毫。这种尺寸大小相同、只只脚印相合的情况，就吃“掉五门”。
　　后加彩
　　指在漆面严重褪色的老家具上重新描金绘彩，一般多用于描金柜。
　　蚂蟥工
　　特指家具表面的浅浮雕，因浅浮雕的凸出部分呈半圆状，形似蚂蟥爬行在木器表面，故得此名。
　　玉器工
　　特指家具表面的浅浮雕参照了汉代玉器的纹饰和工艺，在硬木家具上比较多见。
　　坑子货
　　指做得不好或材质有问题的家具，有时也指新仿的家具和收进后好几年也脱不了手的货色。
　　叫行
　　同行间的生意，也称敲榔头。
　　洋庄
　　做外国人的生意。
　　本庄
　　做国内人的生意。
　　鼓腿膨牙
　　指家具的腿部从束腰处膨出，然后向后内收，顺势作成弧形，足部多作内翻马蹄行。
　　三弯腿
　　将桌类家具的腿柱上段与下段过渡处向里挖成弯折状，弯腿家具的足部多为内翻成蹄形。
　　落膛
　　指闷户柜、圆角柜等家具抽屉或门下面的空间，因不易被发现，可用于存放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
　　束腰
　　指在家具面沿下作一道向内收缩、长度小于面沿和牙条的腰线。束腰有高束腰和低束腰之分，束腰线也有直束腰和打洼束腰之分。束腰家具是明式家具的重要特征。
　　托泥
　　指家具的腿足之下另有木框或垫木承托，可以防止家具腿受潮腐烂，这一木框或垫木就是托泥。供桌和半月桌一般会有托泥。
　　硬屉与软屉
　　硬屉指家具椅面、榻面用木板镶作，软屉则指用藤面编制成面芯。
　　抱肩榫
　　指有束腰家具的腿足与束腰、牙条相结合时所用的榫卯。从外形看，此榫的断面是半个银锭形的挂销，与开牙条背面的槽口套挂，从而使束腰及牙条结实稳定。
　　夹头榫
　　这是案形结体家具常用的一种榫卯结构。四只足腿在顶端出榫，与案面底的卯眼相对拢。腿足的上端开口，嵌夹牙条及牙头，使外观腿足高出牙条及牙头之上。这种结构能使四只足腿将牙条夹住，并连结成方框，能使案面和足腿的角度不易改变，使四足均匀地随案面重量。
　　插肩榫
　　也是案类家具常用的一种榫卯结构。虽然外观与夹头榫不同，但结构实质是相似的，也是足腿顶端出榫，与案面底的卯眼相对拢，上部也开口，嵌夹牙条。但足腿上端外部削出斜肩，牙条与足腿相交处剔出槽口，使牙条与足腿拍合时，将腿足的斜肩嵌夹，形成表面的平齐。此榫的优点是牙条受重下压后，与足腿的斜肩咬合得更紧密。
　　罗锅枨
　　也叫桥梁枨。一般用于桌、椅类家具之下连接腿柱的横枨，因为中间高拱，两头低，形似罗锅而命名。
　　霸王枨霸王枨上端托着桌面的穿带，并用梢钉固定，其下端则与足腿靠上的部分结合在一起。榫头是榫眼下部口大处插入，然后向上一推就挂在一起了。“霸王”之寓意，就是指这种结构异常坚固，能支撑整件家具。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十大名茶传说

　　（一）龙井茶与虎跑泉的传说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杭州龙井狮峰山下，看乡女采茶，以示体察民情。这天，乾隆皇帝看见几个乡女正在十多棵绿荫荫的茶蓬前采茶，心中一乐，也学着采了起来。刚采了一把，忽然太监来报：“太后有病，请皇上急速回京。”乾隆皇帝听说太后娘娘有病，随手将一把茶叶向袋内一放，日夜兼程赶回京城。其实太后只因山珍海味吃多了，一时肝火上升，双眼红肿，胃里不适，并没有大病。此时见皇儿来到，只觉一股清香传来，便问带来什么好东西。皇帝也觉得奇怪，哪来的清香呢？他随手一摸，啊，原来是杭州狮峰山的一把茶叶，几天过后已经干了，浓郁的香气就是它散出来了。太后便想尝尝茶叶的味道，宫女将茶泡好，茶送到太后面前，果然清香扑鼻，太后喝了一口，双眼顿时舒适多了，喝完了茶，红肿消了，胃不胀了。太后高兴地说：“杭州龙井的茶叶，真是灵丹妙药。”乾隆皇帝见太后这么高兴，立即传令下去，将杭州龙井狮峰山下胡公庙前那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每年采摘新茶，专门进贡太后。至今，杭州龙井村胡公庙前还保存着这十八棵御茶，到杭州的旅游者中有不少还专程去察访一番，拍照留念。 
　　龙井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虎跑泉素称“杭州双绝”。虎跑泉是怎样来的呢？据说很早以前有兄弟二人，哥弟名大虎和二虎。二人力大过人，有一年二人来到杭州，想安家住在现在虎跑的小寺院里。和尚告诉他俩，这里吃水困难，要翻几道岭去挑水，兄弟俩说，只要能住，挑水的事我们包了，于是和尚收留了兄弟俩。有一年夏天，天旱无雨，小溪也干涸了，吃水更困难了。一天，兄弟俩想起流浪过南岳衡山的“童子泉”，如能将童子泉移来杭州就好了。兄弟俩决定要去衡山移来童子泉，一路奔波，到衡山脚下时就昏倒了，狂风暴雨发作，风停雨住过后，他俩醒来，只见眼前站着一位手拿柳枝的小童，这就是管“童子泉”的小仙人。小仙人听了他俩的诉说后用柳枝一指，水洒在他俩身上，霎时，兄弟二人变成两只斑斓老虎，小孩跃上虎背。老虎仰天长啸一声，带着“童子泉”直奔杭州而去。老和尚和村民们夜里作了一个梦，梦见大虎、二虎变成两只猛虎，把“童子泉”移到了杭州，天亮就有泉水了。第二天，天空霞光万朵，两只老虎从天而降，猛虎在寺院旁的竹园里，前爪刨地，不一会就刨了一个深坑，突然狂风暴雨大作，雨停后，只见深坑里涌出一股清泉，大家明白了，肯定是大虎和二虎给他们带来的泉水。为了纪念大虎和二虎，他们给泉水起名叫“虎刨泉”。后来为了顺口就叫“虎跑泉”。用虎跑泉泡龙井茶，色香味绝佳，现今的虎跑茶室，就可品尝到这“双绝”佳饮。 
　　（二）黄山毛峰的传说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著名的游览胜地，而且群山之中所产名茶“黄山毛峰”，品质优异。讲起这种珍贵的茶叶，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呢！ 
　　明朝天启年间，江南黟县新任县官熊开元带书童来黄山春游，迷了路，遇到一位腰挎竹篓的老和尚，便借宿于寺院中。长老泡茶敬客时，知县细看这茶叶色微黄，形似雀舌，身披白毫，开水冲泡下去，只见热气绕碗边转了一圈，转到碗中心就直线升腾，约有一尺高，然后在空中转一圆圈，化成一朵白莲花。那白莲花又慢慢上升化成一团云雾，最后散成一缕缕热气飘荡开来，清香满室。知县问后方知此茶名叫黄山毛峰，临别时长老赠送此茶一包和黄山泉水一葫芦，并嘱一定要用此泉水冲泡才能出现白莲奇景。熊知县回县衙后正遇同窗旧友太平知县来访，便将冲泡黄山毛峰表演了一番。太平知县甚是惊喜，后来到京城禀奏皇上，想献仙茶邀功请赏。皇帝传令进宫表演，然而不见白莲奇景出现，皇上大怒，太平知县只得据实说道乃黟县知县熊开元所献。皇帝立即传令熊开元进宫受审，熊开元进宫后方知未用黄山泉水冲泡之故，讲明缘由后请求回黄山取水。熊知县来到黄山拜见长老，长老将山泉交付予他。在皇帝面前再次冲泡玉杯中的黄山毛峰，果然出现了白莲奇观，皇帝看得眉开眼笑，便对熊知县说道：“朕念你献茶有功，升你为江南巡抚，三日后就上任去吧。”熊知县心中感概万千，暗忖道“黄山名茶尚且品质清高，何况为人呢？”于是脱下官服玉带，来到黄山云谷寺出家做了和尚，法名正志。如今在苍松入云、修竹夹道的云谷寺下的路旁，有一檗庵大师墓塔遗址，相传就是正志和尚的坟墓。
　　（三）铁观音的传说安溪是福建省东南部靠近厦门的一个县，是闽南乌龙茶的主产区，种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茶叶出产。安溪境内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适宜于茶树的生长，而且经历代茶人的辛勤劳动，选育繁殖了一系列茶树良种，目前境内保存的良种有60多个，铁观音、黄旦、本山、毛蟹、大叶乌龙、梅占等都属于全国知名良种。因此安溪有“茶树良种宝库”之称。在众多的茶树良种中，品质最优秀、知名度最高的要数“铁观音”了。 
　　铁观音原产安溪县西坪镇，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关于铁观音品种的由来，在安溪还留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清乾隆年间。安溪西坪上尧茶农魏饮制得一手好茶，他每日晨昏泡茶三杯供奉观音菩萨，十年从不间断，可见礼佛之诚。一夜，魏饮梦见在山崖上有一株透发兰花香味的茶树，正想采摘时，一阵狗吠把好梦惊醒。第二天果然在崖石上发现了一株与梦中一模一样的茶树。于是采下一些芽叶，带回家中，精心制作。制成之后茶味甘醇鲜爽，精神为之一振。魏认为这是茶之王，就把这株茶挖回家进行繁殖。几年之后，茶树长得枝叶茂盛。因为此茶美如观音重如铁，又是观音托梦所获，就叫它“铁观音”。从此铁观音就名扬天下。铁观音是乌龙茶的极品，其品质特征是：茶条郑曲，肥壮圆结，沉重匀整，色泽砂绿，整体形状似晴蜓头、螺旋体、青蛙腿。冲泡后汤色多黄浓艳似琥珀，有天然馥郁的兰花香，滋味醇厚甘鲜，回甘悠久，俗称有“音韵”。茶音高而持久，可谓“七泡有余香”。 
　　（四）大红袍的传说大红袍（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福建省武夷岩茶（乌龙茶）中的名丛珍品。是武夷岩茶中品质最优异者，产于福建崇安东南部的武夷山。武夷山栽种的茶树，品种繁多，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四大名枞”。此外还有以茶生长环境命名的不见天、金锁匙；以茶树形状命名的醉海棠、醉洞宾、钓金龟、凤尾草等；以茶树叶形命名的瓜子金、金钱、竹丝、金柳条、倒叶柳等。 
　　大红袍的来历传说很好，传说古时，有一穷秀才上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在路上，幸被天心庙老方丈看见，泡了一碗茶给他喝，果然病就好了，后来秀才金榜题名，中了状元，还被招为东床驸马。一个春日，状元来到武夷山谢恩，在老方丈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到了九龙窠，但见峭壁上长着三株高大的茶树，枝叶繁茂，吐着一簇簇嫩芽，在阳光下闪着紫红色的光泽，煞是可爱。老方丈说，去年你犯鼓胀病，就是用这种茶叶泡茶治好。很早以前，每逢春日茶树发芽时，就鸣鼓召集群猴，穿上红衣裤，爬上绝壁采下茶叶，炒制后收藏，可以治百病。状元听了要求采制一盒进贡皇上。第二天，庙内烧香点烛、击鼓鸣钟，召来大小和尚，向九龙窠进发。众人来到茶树下焚香礼拜，齐声高喊“茶发芽！”然后采下芽叶，精工制作，装入锡盒。状元带了茶进京后，正遇皇后肚疼鼓胀，卧床不起。状元立即献茶让皇后服下，果然茶到病除。皇上大喜，将一件大红袍交给状元，让他代表自己去武夷山封赏。一路上礼炮轰响，火烛通明，到了九龙窠，状元命一樵夫爬上半山腰，将皇上赐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以示皇恩。说也奇怪，等掀开大红袍时，三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闪出红光，众人说这是大红袍染红的。后来，人们就把这三株茶树叫做“大红袍”了。有人还在石壁上刻了“大红袍”三个大字。从此大红袍就成了年年岁岁的贡茶。 
　　（五）君山银针的传说湖南省洞庭湖的君山出产银针名茶，据说君山茶的第一颗种子还是四千多年前娥皇、女英播下的。后唐的第二个皇帝明宗李嗣源，第一回上朝的时候，侍臣为他捧杯沏茶，开水向杯里一倒，马上看到一团白雾腾空而起，慢慢地出现了一只白鹤。这只白鹤对明宗点了三下头，便朝蓝天翩翩飞去了。再往杯子里看，杯中的茶叶都齐崭崭地悬空竖了起来，就像一群破土而出的春笋。过了一会，又慢慢下沉，就像是雪花坠落一般。明宗感到很奇怪，就问侍臣是什么原因。侍臣回答说“这是君山的白鹤泉（即柳毅井）水，泡黄翎毛（即银针茶）缘故。”明宗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下旨把君山银针定为“贡茶”。君山银针冲泡时，棵棵茶芽立悬于杯中，极为美观的。
　　（六）白毫银针的传说福建省东北部的政和县盛产一种名茶，色白如银形如针，据说此茶有明目降火的奇效，可治“大火症”，这种茶就叫“白毫银针”（十大名茶之一）。 
　　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年，政和一带久旱不雨，瘟疫四起，在洞宫山上的一口龙井旁有几株仙草，草汁能治百病。很多勇敢的小伙子纷纷去寻找仙草，但都有去无回。有一户人家，家中兄妹三人志刚、志诚和志玉。三人商定轮流去找仙草。这一天，大哥来到洞宫山下，这时路旁走出一位老爷爷告诉他说仙草就在山上龙井旁，上山时只能向前不能回头，否则采不到仙草。志刚一口气爬到半山腰，只见满山乱石，阴森恐怖，但忽听一声大喊“你敢往上闯！”，志刚大惊，一回头，立刻变成了这乱石岗上的一块新石头。志诚接着去找仙草。在爬到半山腰时由于回头也变成了一块巨石。找仙草的重任终于落到了志玉的头上。她出发后，途中也遇见白发爷爷，同样告诉她千万不能回头等话，且送她一块烤糍粑，志玉谢后继续往前走，来到乱石岗，奇怪声音四起，她用糍粑塞住耳朵，坚决不回头，终于爬上山顶来到龙井旁，采下仙草上的芽叶，并用井水浇灌仙草，仙草开花结子，志玉采下种子，立即下山。回乡后将种子种满山坡。这种仙草便是茶树，，这便是白毫银针名茶的来历。 
　　（七）白牡丹的传说福建省福鼎县盛产白牡丹茶（十大名茶之一），传说在西汉时期，有位名叫毛义的太守，因看不惯贪官当道，于是弃官随母去深山老林归隐。母子俩来到一座青山前，只觉得异香扑鼻，经探问一位老者得知香味来自莲花池畔的十八棵白牡丹，母子俩见此处似仙境一般，便留了下来。一天，母亲因年老加之劳累，病倒了。毛义四处寻药。一天毛义梦见了白发银须的仙翁，仙翁告诉他“治你母亲的病须用鲤鱼配新茶，缺一不可。”毛义认为定是仙人的指点。这时正值寒冬季节，毛义到池塘里踊冰捉到了鲤鱼，但冬天到哪里去采新茶呢？正在为难之时，那十八棵牡丹竟变成了十八仙茶，树上长满嫩绿的新芽叶。毛义立即采下晒干，白毛茸茸的茶叶竟像是朵朵白牡丹花。毛义立即用新茶煮鲤鱼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果然好了。后来就把这一带产的名茶叫做“白牡丹茶”。 
　　（八）茉莉花的传说很早以前北京茶商陈古秋同一位品茶大师研究北方人喜欢喝什么茶，陈古秋忽想起有位南方姑娘曾送给他一包茶叶未品尝过，便寻出请大师品尝。冲泡时，碗盖一打开，先是异香扑鼻，接着在冉冉升起的热气中，看见有一位美貌姑娘，两手捧着一束茉莉花，一会功夫又变成了一团热气。陈古秋不解就问大师，大师说：“这茶乃茶中绝品‘报恩茶’”。陈古秋想起三年前去南方购茶住客店遇见一位孤苦伶仃少女的经历，那少女诉说家中停放着父亲尸身，无钱殡葬，陈古秋深秋深为同情，便取了一些银子给她。三年过去，今春又去南方时，客店老板转交给他这一小包茶叶，说是三年前那位少女交送的。当时未冲泡，谁料是珍品。“为什么她独独捧着茉莉花呢？”两人又重复冲泡了一遍，那手捧茉莉花的姑娘又再次出现。陈古来一边品茶一边悟道：“依我之见，这是茶仙提示，茉莉花可以入茶。”次年便茉莉花加到茶中，从此便有了一种新茶类茉莉花茶（十大名茶之一）。 
　　（九）碧螺春（十大名茶之一)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西洞庭山上住着一位名叫碧螺的姑娘，东洞庭山上住着的一个名叫阿祥小伙子。两人心里深深相爱着。有一年，太湖中出现一条凶恶残暴的恶龙，扬言要碧螺姑娘，阿祥决心与恶龙决一死战，一天晚上，阿祥操起渔叉，潜到西洞庭山同恶龙博斗，直到斗了七天七夜，双方都筋疲力尽了，阿祥昏倒在血泊中。碧螺姑娘为了报答阿祥救命恩，她亲自照料阿祥。可是阿祥的伤势一天天恶化。一天，姑娘找草药来到了阿祥与恶龙博斗的地方，忽然看到一棵小茶树长得特别好，心想：这可是阿祥与恶龙博斗的见证，应该把它培育好，至清明前后，小茶树长出了嫩绿的芽叶，碧螺采摘了一把嫩梢，回家泡给阿祥喝。说也奇怪，阿祥喝了这茶，病居然一天天好起来了。阿祥得救了，姑娘心上沉重的石头也落了地。就在两人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碧螺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她倒在阿祥怀里，再也睁不开双眼了。阿祥悲痛欲绝，就把姑娘埋在洞庭山的茶树旁。从此，他努力培育茶树，采制名茶。“从来佳茗似佳人”，为了纪念碧螺姑娘。人们就把这种名贵茶叶取名为“碧螺春”。 
　　（十）冻顶乌龙茶的传说据说台湾冻顶乌龙茶是一位叫林凤池的台湾人从福建武夷山把茶苗带到台湾种植而发展起来的。林凤池祖籍福建。一年，他听说福建要举行科举考试，心想去参加，可是家穷没路费。乡亲们纷纷捐款。临行时，乡亲们对他说：“你到了福建，可要向咱祖家的乡亲们问好呀，说咱们台湾乡亲十分怀念他们。”林凤池考中了举人，几年后，决定要回台湾探亲，顺便带了36棵乌龙茶苗回台湾，种在了南投鹿谷乡的冻顶山上。经过精心培育繁殖，建成了一片茶园，所采制之茶清香可口。后来林凤池奉旨晋京，他把这种茶献给了道光皇帝，皇帝饮后称赞好茶。因这茶是台湾冻顶山采制的，就叫作冻顶茶。从此台湾乌龙茶也叫“冻顶乌龙茶”。

古今社会生活 满族的神话传说与鸦鹊崇拜

　　满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其中对鸟的喜爱和崇拜是满族文化的特征之一。在满族的鸟崇拜中，对乌鸦和喜鹊的崇拜尤为突出。满族民间的神话传说中存在着丰富的鸦鹊形象。国内外有很多学者都对满族的鸦鹊崇拜进行过探究。本文力图从满族神话传说中的鸦鹊形象入手，结合鸦鹊的生物习性分析这些形象产生的根源，阐述满族的神话传说和鸦鹊崇拜的密切关系，并对满族鸦鹊崇拜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满族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和喜鹊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指引者的形象  这一类形象的鸦鹊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引主人公找到要寻找的人或事物。在《多龙格格》中，多龙格格要找能够制服妖鹏的人，这时候一只雪白的喜鹊口吐人言为多龙格格指点了迷津。在《女镇定水》中，完达、女真夫妇历尽千难万险夺回被孽龙盗去的定水珠以消除水患。完达在战斗中死去，变成了一座山。他的两只眼珠化作两只喜鹊，带领女真娘儿仨找到了完达的宝斧并叼来碎珠片告诉女真宝珠已碎。在《快活林》中，哑巴姑娘珠申的好朋友——一只小喜鹊带领珠申的丈夫找到了离家出走的珠申，使两人再也不分离。  
　　使者的形象  满族有一则《打画墨儿》的故事，说一次树林失火了，满族的猎神班达玛发派乌鸦去叫醒人们来救火，救完火，树木已烧去一半。为此班达玛发决定惩罚那些不去救火的人，又派乌鸦，叼着珠串，给救火的人作为标志，没有标志的人将遭到惩罚。 满族著名的三仙女神话中，佛库伦吞下了神鹊衔来的红果，生下了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布库里雍顺。神鹊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  
　　保护神的形象  这一类形象中的鸦鹊能够保佑平安，让人们免受灾难。呼什哈哩氏的萨满祭祀中讲，乌鸦是看林子的格格，即林海女神，有了她猎人进山就能平安。所以，往昔猎人祭山林时先要给乌鸦扬酒撒肉。《乌布西奔妈妈》中说乌鸦从前是天神阿布凯恩都力的亲随，在争战中误食黑草死去，变成号啼的黑乌，在人马屯寨边飞旋，为人巡狩。有的萨满神谕中载：乌鸦的羽毛“像没有太阳时候的颜色”，即黑夜。乌鸦是黑色报警鸟，有了她就宵夜平安。在宁古塔流传着关于沙克沙恩都里的神话：天神看见人间对天灾病患，一点也不懂得预防，就派沙克沙下界预报一些吉凶祸福。他通过感孕投生在一个老猎户家中，是一个半人半鹊的形象，并在喜鹊窝里长大，终日和喜鹊为伴。他预报了洪水、瘟疫，使部落幸免于难。他识破了耶鲁里的迷魂阵，救出了族人，被满族奉为喜神。每逢添人进口、修建新房、久病得愈、出兵打仗平安回来，满族都要祭喜神。  
　　拯救者的形象  这一类鸦鹊形象大致又可以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以人为主人公的传说中，鸦鹊落在满族的皇帝或英雄人物的身上，从而使他们躲过敌人的耳目获救。鸦鹊也因此受到皇帝的宠爱，也受到满族人民的爱戴。这一类形象中的鸦鹊并没有被拟人化，其救助行动是直接的。这一形象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乌鸦搭救小罕（努尔哈赤）逃生的传说。小罕被明兵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一群乌鸦盖在他的身上。明兵远远看见一群乌鸦，就断定这地方没人，朝前追去了。乌鸦救了小罕的命。在《昭陵的由来》中，也是一群乌鸦将皇太极团团围住解救了处在极度危险中的皇太极。皇太极从此将乌鸦看作神物，不但不让人伤害，还专门在盛京的东北角圈地伺鸦。清文献《满洲实录》卷一则记载了一篇爱新觉罗氏家族崇鹊神话：布库里雍顺数世后，“其子孙暴虐，部署遂叛，于六月间将鄂多理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i]  
　　另一类是在神话中，鸦鹊具有人性，或神性，帮助人类或神灵达到间接拯救的目的。在《白云格格》中，群鹊求告天神的三女儿白云格格，投下青枝，拯救了洪水中的人类和生灵万物。
　　造福者的形象  在金源地区（今黑龙江省阿什河一带）的满族神话中，喜鹊、乌鸦是九天女的孩子，被洪水淹死后，化为鸦鹊，给女真人衔来了谷种，送来了谷神，女真人的农业生产日益发达，完颜部日益强大起来。  
　　二  
　　满族的神话传说中的鸦鹊形象都是善良美好的，从中可以看出满族人民对鸦鹊的喜爱和崇敬，甚至化鸦鹊为神。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大概可以从满族先民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鸦鹊的生物特性以及萨满教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满族先民居住的自然环境来看。满族的历史很悠久，其主体的直系祖先为明代女真，而其先世可追溯到三千年以前的肃慎。考古资料证明，肃慎人是在以牡丹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生活的。这里森林茂密、四季分明，东临大海，河川若网。在黑龙江入海口多岛屿、湖泊，气候适宜，沼泽湖泊里生殖着大量的鱼虾，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同时也是鸟类生存繁衍的好地方。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满族先民们与各种鸟类朝夕相处，鸟类警觉的特性能为他们预报吉凶祸福，鸟类还能为迷失在密林中的猎人引路。在鸟类中，乌鸦和喜鹊是分布范围较广、比较常见的。乌鸦和喜鹊同属于鸦科，分布在满族居住地区的乌鸦主要是大嘴乌鸦。这种乌鸦“栖息于山区、田野、村郊大树上，……性机警，只要一只惊鸣，就一哄而散远走高飞。”[ii]喜鹊分布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是一种喜欢和人类为邻的鸟类。……性机警，觅食时常有一鸟负责守卫，即使成对觅食时，亦多时轮流分工守候和觅食。……如发现危险，守望的鸟发出惊叫声，同觅食鸟一同飞走。”[iii]可见，在鸟类中，乌鸦和喜鹊是属于很警觉的一类的。鸦鹊遇险发出的惊叫，成为一种报警信号，为过着渔猎生活的满族先民传递着信息。由于生产力落后，对自然界和生物认识的不足，以及受到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满族的先民们便因为鸦鹊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而赋予它们种种神性。这些神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1、先知先觉的能力。鸦鹊的警觉性使之具有某种预测功能，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它们似乎比人类更清楚人类要找的东西在哪里。因此，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便出现了很多鸦鹊的指引者形象。如在《女镇定水》的传说中，英雄完达的双眼变成了两只喜鹊告诉女真完达的遭遇并指引女真找到宝珠。眼睛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获得信息的器官。在这则传说中，眼睛变成了喜鹊，一方面是因为喜鹊羽毛的黑白相间与人眼珠的黑白相间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则是喜鹊的警觉、善于获得、传递信息的生物特性使然。同时也说明了喜鹊在满族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2、            护佑的能力。满族先民是渔猎民族，到森林里狩猎是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森林里的野兽很多，打猎是一项颇危险的事情。而鸦鹊因为机警，遇到危险时高声惊叫，成群飞离。这样，就为打猎者报了警。打猎者也分外小心，或者远离危险的地方。于是，鸦鹊便被赋予守卫地域的神圣职能，成为萨满教地域的保护神，成为“林海女神”保佑进山打猎的猎人平安，成为喜神保佑人们免受灾祸。  
　　3、            沟通人神的能力。满族信奉萨满教，认为神灵住在天上。鸦鹊可以自由遨游于天界与人界之间，于是它们便成为萨满的助手，为人神之间传递信息。与满族相邻又共同信奉萨满教的达斡尔族的萨满服肩上的鸟系用红松木刻成，上涂黑、白色；脖子为白色。将木鸟用螺丝钉固定在一个剪成“十”字形的薄铁片上，将铁片缝于肩布之中；鸟的双头向着萨满耳朵，以向萨满传报信息。当神附萨满体，神鸟即旋转转动。[iv]这一黑白相间的鸟类形象非常像喜鹊。鸦鹊能够沟通人神的能力表现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就是鸦鹊的使者形象。  
　　以上，是从鸦鹊的警觉性来分析满族鸦鹊崇拜和神话传说中鸦鹊形象产生的原因的。此外，满族对于乌鸦的崇拜，还跟乌鸦的食腐性有关。满族的先民们采取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当时生产力低下，不可能经常打到猎物。而乌鸦喜欢吃野兽的尸体。人们在乌鸦聚集的地方获得意外的食物，久而久之，便逐渐崇乌鸦为神灵了。在亚洲东北部以及与之隔海相望的北美西北部沿海的原始渔猎民族中，乌鸦被视为圣物受到崇拜，证明了乌鸦崇拜与渔猎民族关系密切。
　　在满族民间传说中，乌鸦的拯救者形象跟乌鸦的食腐性有关。乌鸦落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身上，将其包围，给敌人造成他们已经死了的假象，从而搭救了他们。努尔哈赤下令要在索伦杆上敬饲乌鸦。沈阳故宫清宁宫前就立着一根索伦杆，有丈余高，顶部有一碗型之物，木杆置于汉白玉基座上。萨满在祭祀仪式中，将五谷和猪杂碎放在神杆的顶端，敬饲鸦鹊；皇太极则不准任何人伤害乌鸦，且专门伺鸦。《东三省古迹遗闻》载：“必于盛京宫殿之西偏隙地上撒粮以饲鸦，是时乌鸦群集，翔者，栖者，啄食者，梳羽者，振翼肃肃，飞鸣哑哑，数千百万，宫殿之屋顶楼头，几为之满。”这里，乌鸦的灵性是因为乌鸦“偶然”救主而被赋予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动物崇拜了。对于被救助的皇帝来说，是因为被意外搭救，而采取行动感激乌鸦，对于满族后世来说，是由于乌鸦救了满族的皇帝（也是祖先），所以对乌鸦心存感激。二者都是一种报恩的行为。对于乌鸦是这样，对于喜鹊也是一样。关于努尔哈赤的传说有很多异文，其中，有的就说是喜鹊立在了小罕（努尔哈赤）的头上，被明军当成木桩得以逃生。这跟清文献记载的喜鹊救樊察的传说有相似之处。然而，为什么救人的是鸦鹊而不是别的鸟类呢？究其原因，还是跟原始的满族对于鸦鹊的动物崇拜有关。鸦鹊在满族先民的心目中是具有神性的，这种观念世代传承，深深积淀在满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满族神话传说中鸦鹊拯救祖先的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满族神话传说中还有造福者形象，如上所述，鸦鹊为女真人衔来了谷种，使女真开始农业生产，日益强大。女真人的农业自然不可能是因为鸦鹊衔来了谷种才发展起来的。从渔猎走向农耕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满族人将农业的产生归功于鸦鹊，是出于对鸦鹊的喜爱和崇拜。  
　　三  
　　鸦鹊分布的范围很广，但是为什么满族的鸦鹊崇拜尤其突出呢？北方鸟的种类比较少，鸦鹊是留鸟，又是喜欢在人类居住地活动的鸟类。它们主要栖息在树林里，而东北的森林很多，到林子里打猎又是满族先民的主要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因此，跟鸦鹊接触的比较多。北方还有其他渔猎民族也喜爱鸦鹊，也与此有关。只是满族势力较强，且把鸦鹊的神话传说记载到典籍里而对其倍加崇爱，因此较之其他北方民族，满族的鸦鹊崇拜影响力更大，地位更突出。南方鸟的种类比较多，他们主要以农耕的生产方式为主，鸦鹊，尤其是乌鸦在它们的生活中不起到太大的作用，因此南方民族对鸦鹊的喜爱和崇拜并不突出。  
　　满族的鸦鹊崇拜地位很突出，但是满族对于乌鸦和喜鹊的崇拜却是有区别的。  
　　满族对于喜鹊的崇拜，除了上面提到的因喜鹊的警觉性而使满族赋予它的神性外，无外乎还有喜鹊外形美观、体态轻捷、声音响亮、于人于畜无害等方面的原因，并融合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对喜鹊喜爱的民俗心理。在汉族看来，喜鹊不但有报喜的功能，还有促使两性结合的民俗功能。这方面最主要体现在喜鹊为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搭桥的传说中。而在黑龙江流域则流传着一个《喜鹊窝里找媳妇》的故事，老丈人出了种种难题考验女婿，最后一道题是让小伙子在三个大喜鹊窝中找媳妇。由此可见，在满族传统观念中，喜鹊在生殖与两性结合方面有特殊作用。喜鹊除了人与神相通的媒介，还是两性结合的媒介。  
　　满族对于乌鸦的崇拜的比喜鹊要早。对于乌鸦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信仰，中国的许多民族在古代的时候都曾经崇拜过乌鸦。上古神话有三足神乌为王母取食的神话，已将乌鸦称为“神乌”。而用乌鸦占卜是古人对乌鸦崇拜的一种体现，早在西汉时期，就盛行鸦卜习俗。后来甚至还有专门讲用乌鸦占卜的著作《阴阳局鸦经》。在黎族的《举木惹牛》故事中，乌鸦能够救人，在普米族神话《洪水滔天》中，乌鸦能够预料灾难的发生。对于乌鸦的崇拜，跟生产方式有关，最早的乌鸦崇拜应当产生于狩猎时期，乌鸦能够帮助狩猎者找到动物的尸体，获得食物，同时有些民族还有崇黑的习俗，乌鸦因其黑色羽毛而受到喜爱，后来，乌鸦的形象走向了其对立面，主要是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大部分的民族由狩猎转为农耕，乌鸦的杂食性和爱偷东西的习性就使其遭到了厌恶。尤其当人们远离丛林，并有了更先进的手段来获取食物的时候，便不再需要借助乌鸦来寻找食物。此时乌鸦的食腐性便使其成为报丧的信号。满族现在也不再采用渔猎的生产方式，然而在其他民族对乌鸦的审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时候，满族至今还存在着对乌鸦的敬仰和崇拜。这里，乌鸦曾经救过本民族祖先的传说在保留满族对乌鸦的祭祀与崇拜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满族的鸦鹊崇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神话传说和满族鸦鹊崇拜的密切关系。第一阶段是原始的动物崇拜。它的形成与鸦鹊的生物习性以及萨满教观念有关。当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后，原始动物崇拜在满族的信仰体系中淡化了，积淀在满族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而神话传说中鸦鹊的指引者形象、使者形象和保护神形象保留了这种崇拜。第二阶段是因为传说中鸦鹊救助过满族的祖先，因对祖先的崇拜而产生的对鸦鹊神性的崇拜和感恩心理。表现在神话传说中则是鸦鹊的拯救者形象和造福者形象。这一阶段的崇拜，蕴含着满族集体无意识里的对鸦鹊的原始的动物崇拜。鸦鹊搭救满族祖先是形成当今满族鸦鹊崇拜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鸦鹊独特的生物习性是满族先民可望而不可及的，它们对满族的助益，使其敬仰、感激不已，进而崇爱它们，保护它们，敬伺它们。对于鸦鹊的这种崇爱和感恩心理，客观上保护了鸦鹊的生物种群。其实，保护对满族人有益的鸦鹊也就是保护了自己。然而现在很多人却只会向自然界索取，不懂得报恩，不保护带给我们益处的自然界的动植物。我们实在可以从满族对于鸦鹊的保护上学习点儿什么。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名梦的典故[转]

　　中国古代流传的梦故事很多，与其说这是古人的梦，不如说是古人寓言。因为这些梦故事中有很多并不是（或者并不能肯定是）梦，而在古人编出来以传达自己的思想的，大略分类，中国古代的梦故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人生如梦类：以著名的庄周梦蝶故事为代表。梦很简单，庄周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他醒来后，提出一个很难解的哲学问题：“是庄周梦见自己变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了庄周？”从现象学角度，我们实在并没有办法分辨这二种假设孰真孰伪。  
　　梦例：黄梁一梦  
　　唐玄宗开元七年，有个名叫吕翁的道士，因事到邯郸去。这位道士可不简单，他长年修道，已经掌握了各种神仙幻变的法术。  
　　二人攀谈起来，谈话中，那位姓卢的书生，流露出渴望荣华富贵，厌倦贫困生活的想法，吕翁虽劝解了一番，但卢生感慨不已，难以释怀。于是，吕翁便拿出一个枕头来递给卢生，说：“你枕着我这个枕头睡，它可以使你荣华富贵，适意愉快，就像你想要的那样。”卢生过枕头，发现这是一个青色瓷枕。枕头两端，各有一孔。便将头枕在上面，睡了起来。  
　　刚刚睡下，就朦朦胧胧地发现枕头上的洞孔慢慢地大了起来，里面也逐渐明朗起来，卢生于是把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这一下子，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过了几个月，他娶了一个老婆，姑娘家里很有钱，陪嫁的物品非常丰厚，卢生高兴极了，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变得富足起来。  
　　第二年，他参国进士考试，一举得中，担任专管代皇帝撰似制诏诰令的知制语。  
　　过了三年，他出任同州知州，又改任陕州知州。卢生的本性喜欢作治理水土的工程，任知陕州时集合民众开凿河道80里，使阻塞的河流畅通，当地百姓都赞美他的功德。于是，没过多长时间，他被朝廷征召入京，任京兆尹，也就是管理京城的地方行政官。  
　　不久，爆发了边境战争，皇帝便派卢生去镇守边防。卢生到任后，放军，开拓疆土九百里，又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功大位高，满朝文武官员深为折服。  
　　卢生的功成名就，招致了官僚们的妒忌。于是，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向他飞来，指责他沽名钓誉，结党营私，交结边将，图谋不轨。很快，皇帝下诏将他逮捕入狱。与他一同实被诬的人都被处死了，只有他因为有皇帝宠幸的太监作保，才被减免死罪，流放到偏远蛮荒的地方。  
　　又过了好几年，皇帝知道他是被人诬陷的，所以，又重新起用他为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加赐予他的恩典格外降重。他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卢家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此时的卢生地位崇高，声势盛大显赫，一时无双。  
　　后来他年龄逐渐衰老，屡次上疏请求辞职，皇上不予批准。将要死的时候，他挣扎着病体，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并对皇帝的恩宠表示感激。秦疏递上去不久卢生就死了。  
　　就在这时，睡在旅店里的卢生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醒了。他揉揉眼睛，摇晃几下头，发现自己的身子正仰卧在旅店的塌上，吕翁坐在他的身旁，店主人蒸的黄梁米饭还没有熟。触目所见，都和睡前一模一样。他一下子坐了起来，诧异地说：“我难道是在做梦吗？”吕翁在一旁，对卢生不动声色地说：“人生的适意愉快，也不过这样罢了。”卢生怅然失意了好一会儿，才对吕翁谢道：“我现在对荣导的由来，穷达的运数，得和失的道理，生和死的情形，都彻底领悟了。这个梦，就是先生用来遏制我的私心欲念的啊！”谢谢先生的点拔。  
　　和这个故事相似的梦故事有很多，如淳于梦中做南柯大守，醒来发现自己是在蚂蚁的国家里做官的故事，还有徐玄之梦中到蚂蚁国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曾举人梦见自己当补相做贪官人地狱的故事，《萤窗异草》中也有黄梁一梦类的故事的主人公是女人；黄婉兰梦见自己做了王妃，国王迷恋于她不理朝政，结果被敌国入侵。敌国的要求是把此美女奉送。黄婉兰大义凛然投河自尽。梦醒才知道做王妃的一生全是一梦。
　　这一类故事实际多是寓言，目的在于让人不要贪恋富贵荣华，要把功名富贵看作一场梦。这种梦故事是不必以释梦的方法来解释的。  
　　梦游天宫地府类：在梦中游天宫、地府、神仙境界等，这种梦故事也是多得不胜枚举。下面请再看看“梦游洞庭湖仙宫”的传说。  
　　南皋居士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奇怪的梦。梦中，南皋居士不知怎么来到了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上，遇到一个穿身红衣服的人，自愿引他去浏览，他也就稀里糊涂地跟随这个人往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楼阁华丽，金碧辉煌，很像是王候的宫殿。南皋居士慌忙整整自己的衣服，跟着传呼的人往里走。来到一座大殿前，远远看见一个王者模样的人高高坐在大殿上，殿堂上排列着仪仗。王者赐坐，并问他：“先生会作诗吗？”南皋居士回答：“懂得一些，便是写得不好。”王者说：“我这洞庭湖景色很好，请先生吟诗一首，为我洞庭湖增添光彩。”南皋居士当下诵诗一首道：  
　　一轮新月洞庭波，夜色湖光玉镜磨。  
　　八百里中秋水阔，片帆飞看楚山多。  
　　王者听了拍案叫绝，非常兴奋，又对南皋居士说：“先生博学多才，文思敏捷，谈吐风雅，将来必定以诗咸名。只是先生这一辈子运气不好，实在可惜。”正说得高兴，忽然看见一个卫士报告，好像说的是关于军事方面的事情，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于是，王者只好请南皋居士告辞。到了殿外，南皋居士看见从万顷碧波中突然升起一轮鲜红的太阳，在空中急速地滚动着。不久，又从水中冒出一个，又像人又象善的怪物，头上长着一只角，身上长满了鳞甲，周身金光灿灿，样子十分凶猛。它一钻出水面，就撵上了太阳，同太阳争斗起来，景象非常壮观。突然，有一束光线，像一条先亮闪烁的金蛇，直朝南皋居士的胸前射来。南皋居士大吃一惊，梦也吓醒了。  
　　这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人对天宫的一种幻想，这种无拘无束的想象在“游地府之梦”中同样充满了奇幻的色彩。清代袁枚编写的《子不语》中就记录了这样传说：  
　　陕西刺史刘介石，奉调到江南任职，他来到苏州城，住在虎丘山上。夜晚二更时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驾着轻风回到了陕西，不料在路上遇到一个鬼，紧紧跟在他身后。这鬼有三尺来长，一副囚徒的脸面，相貌丑陋狰狞。刘介石与赶鬼，打了起来，刘牢牢抓住了鬼夹在胁下，准备弄到河边扔到河里去。就在这时，碰了一位熟人，他建议将鬼送到庙里，让观音来处置。  
　　刘介石觉得有道理，于是将鬼夹进庙里。刘介石一听，连忙下跪申述：“弟子我凡胎肉体，怎么能够到阴府去呢？”观音说：“这事容易。”当即往刘介石的脸上连吹了三口气，然后就叫他去了。  
　　刘介石押着鬼朝北面大路走去，看到有个斗笠，盖在地上，他拿开斗笠，发现下面遮着一口井。鬼一见井，非常高兴，一跳就跳了进去。刘介石也跟着跳进井里，只觉得寒气往身上直逼，只听得一声碰撞的响声，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到屋瓦上，再向四面观望，只见白日当空，眼前变得十分明亮，而他坠落的屋瓦，正是阎罗殿的殿角。  
　　只听到殿中群神的呼喊声：“哪里来的生人的气味？”接着就有一个金甲神过来，把刘介石抓到阎王座前。阎王发问道：“你这个生人干什么到这里来了？”刘介石连忙详细地禀报了奉观音之命押解鬼的情况。阎王马上厉声命令道：“恶鬼难留，把他押回原处。”话音刚落，殿上群神马上举起叉子，把那鬼叉起来，扔到池子里去了。池子里养着许多毒蛇。怪鳖，一见扔下个鬼来，迅速扑上去争抢着将鬼吃掉了。  
　　刘介石心想：“我既然到了阴府，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问一同前生的事情呢？”于是向金甲神，金甲神抽出一册簿籍，翻到某页，指着上面说道：“你前生九岁那年，曾经偷盗人家的孩子卖了八两银子，导致丢失孩子那家人懊恨不已而双双死去，你因为造了这个大孽很快短命死去。到了这一世，还应该受罚当瞎子，这才能抵偿前世的债。”刘介石听了，大惊失色，忙问：“做好事能够补救吗？”金甲神说：“那就要看你好事做得怎么样了。” 
　　刘介石向阎王请教离开阴间的方法。阎王把他拉过来，在他背一连吸了三口气。刘介石终于从井里升了出来。就在他向观音讲述在阴间的遭遇时，他身旁有个小人儿也在陈述，所说的话和刘介石说的完全一样。刘惊奇地发现小人儿长得和自己一样，只是身躯小得像个婴儿。观音对刘介石说：“你不要怕，这小人就是你的魂啊！你是魂恶而魄善的人，所以干事坚毅刚强，但不很透彻。现在我帮你换一换好了。”刘介石连忙拜谢，而小人却不答应，说道：“如果我被去掉了，难道对他不是伤害么？”观音笑道：“不会的。”拿起一根一尺来长的金簪，从刘介石的左胁插进去，挑出一段肠子，把它绕起来，每绕上一尺，就见那小人儿身体缩小一截。绕完之后，往屋梁上一扔，小人儿也就随之消失了。随后，观音用手往桌上猛地一拍，刘介石心中一惊，就吓醒了。睁眼再看，自己左胁下面真的有红色的痕迹。  
　　这种故事反映了古人相信天宫地府存在。这种梦故事却不可能是完全编造的，有可能是以真实的梦做基础的。  
　　从梦中梦到天宫或神府等，无非是象征一种美好自由的理想状态和境界。而梦见地府，有时往往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的作用，因此，梦见地府的梦中会出现一些原型形象，如上述刘介石梦中的鬼就是魔鬼原型的一个演变，而观音的形象，正是东方人心目中的圣母原型，阎王显然也是一个原型形象。就是梦中的刘介石本人，实际上也带有英雄原型的特点。地府在地下，正是人的深层潜意识的象征。因此，这类梦故事还是可以当梦来解的。从中我们可以对编撰这个故事的人的心理有所了解。  
　　还有一类梦是梦见古人或梦中相会美女等故事传说，这类传说在古代的稗官野史一类的书中有很多，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剪灯新话》等等以及我们大家较熟悉的《聊斋志异》中，都辑录了这类故事。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梦见古人的故事，往往是文人编造，无非是想借古人之口发一些议论而已：即使果然做了一个这些梦，这些梦中古人也是梦者自己心中的人物。  
　　梦中相会美女的故事更像真的梦。即使这些故事纯属编造，也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梦。因为在编这种梦故事时，编故事者并没有打算借此说多少微言大义，表达多少深刻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想象是生动。自然的。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据说不是梦而完完全全是真事的故事。故事里有一群美丽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并具有人的体态和性格，她们在都。妖娆、婀娜多姿、精灵古怪的女鬼、女狐狸精。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并具有人的体态和性格。她们大都风情万种，爱惜分明。作为穷书生，做梦娶一个“不费一文，日日自上门来”的媳妇当然是极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称《聊斋志异》中的这类故事是书生的白日梦。但是，这些狐狸精不仅仅是性的对象，她们还有极为鲜明的性格----她们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阿玛原型。

古今社会生活 三坟五典几人知[转]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重构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的《尚贤下》和《兼爱下》等篇章记述的先圣时代所使用的图文信息载体就有“书之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183;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里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或石板。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或金属材料，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此外，典可能也是鼎（铸有重要文字）的前身或雏形。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斤）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而每一部这样古老的图书都是一座信息金字塔。从这个角度来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古今社会生活 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转]
　　这是一篇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做简单回顾的文章，笔者试图超越左右两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着眼于人本身，对比西方背景，来看待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与地理状况匹配，也与人们的主动选择相关。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来自人人平等的时代，具有天然的平民主义特色和反对精英主义的内在根据，所以至今仍然为大陆精英主义者所憎恶，有人宣称"批判中华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底定全部轮廓，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扩充和创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曾经发生非常大幅度的流变。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正是在道德主义黄金时代"由正而反"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道路做了通盘思考，其内核精神涉及到全人类的未来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所以中华文化的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 
　　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中华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当时由于人类没有爪牙之利所以生存困难，需要团结奋斗求生存才导致一个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而今天中华文化的复兴将肇因于技术进步使得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变得无法容忍，从而需要人们克制自身的欲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而克制地使用已有的技术手段。而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备社会条件是：要在社会上排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即排除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为前提条件。这是一个人类由技术手段不足到技术手段过度，从团结奋斗以弥补不足到实现共同自觉、协调安排未来而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过程。
　　一、 中华文化的产生和确立 
　　中华文化的产生过程非常久远，而中华文化确立的时代则相对晚近，大致是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些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明显对中华文化的特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一） 道德主义思想遗产进入中国文化核心源流的过程 
　　1、 地域广袤与心胸开阔 
　　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汾河谷地，渭河平原和黄淮海大平原，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土地非常宽裕，在农耕时代人地矛盾不突出，无疑为人们和谐相处、互谅互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其它主要文明发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埃及和巴比伦是狭小的绿洲地域，而希腊则是多山少地的半岛。虽然不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援用"地理决定论"，但是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被动适应程度，要远远高于今日。同时每个文明的先民的活动地域又确实非常有限，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逃避和克服地域影响的可能，相应地自然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烙印也非常深刻。 
　　由于当时处在农耕社会中，而土地又几乎无限，所以作为劳动力的个人无疑就是第一位的财富，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孔子希望通过为政以德，以达到"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效果，所以实际上"仁义道德"还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并非一相情愿的空想。即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大政治家的套路。 
　　2、道德选择产生的良性循环 
　　为中华文化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周人是主动选择道德主义的。据史书记载，周人居于渭河平原时期，就已经“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走路的人相互让个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让畔意义十分重大。"让畔"意即种地到地头边界处就不种庄稼了，让给邻人种，邻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形成了"畔"---空地，这样的空地自然就是一条天然的利益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条分界线，使得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最主要的利益就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争执，使得道德主义的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所传播，这大概也是孔孟之道，能够中国农耕社会中流传二千多年的主要原因。而在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中，就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基于生存的利益争执太多，而且利益之间还普遍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所以道德主义的社会风尚无法维持，丛林法则却不可能不因此发挥主导作用。 
　　周人热中于道德主义的观念，也为他们受益于"仁无敌、德有邻"的历史过程所强化。《诗经-商颂》里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即从我们这里延伸出去的地盘无边无际，哪里的民众认同我们，我们的疆域就延伸到哪里。据说后来的周文王干戈未动，就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伐纣也是水到渠成，牧野之战纣王部下倒戈以战，武王不费吹灰之力便大功告成。 认同感的产生，主要就是依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样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的"王道"手段。后来周人意识到这种制造认同感的招法威力无比，比武力还要管用，还产生了极度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是行王道，所有的人都会最终认同他们。 
　　2、 道德主义充分发育而制度化---周礼 
　　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居住在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上，黄土覆盖层非常深厚。据科学家钻探结果，仅第四纪黄土沉积厚度，汾渭谷地就超过了1000米，而黄淮海平原也达到300-500米，所以铁矿不容易找到，铁器在中国相对晚出。铁器对农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农业生产单位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是决定私有制充分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所以卢梭?quot;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 
　　铁器晚出导致中华的先民，在氏族公社中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极大地延缓了氏族社会的解体。由于人口的增加，氏族公社的规模往往达到非常惊人的规模，如诗经里就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句子。因为铁器是农业劳动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没有铁器中华先民只好继续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氏族公社规模越庞大，集体劳动就越需要进行组织和约束的制度。 道德发生作用的理想状态是团体中个体数目要少，由于中华先民的氏族公社后来的规模很大，仅仅在田里一齐劳动的人就成千上万，道德主义制度化就非常必须，否则无法在这样大的团体里维持必要的秩序和纪律。道德主义制度化就产生了---周礼。后来的周公作周礼，应该是把周礼进行推广，推广到殷的遗民中去才比较符合逻辑。而且在古代要进行这样的创制性工作，大非易事，这个过程估计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许多人参与并接受了很多前人的经验。儒家学者的一贯说法是尧舜禹汤传之文武，文武传之周公，这样的说法比较可信。周公应该是接受前人的许多经验积累，孟子说"周公身兼三王"，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但是到了周代初期周公的手上就比较完善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 王道的衰微与霸道的兴起 
　　周代实行分封制度，国人成群接队离开邦畿地区扩散到中原大地，筑城与野人比邻而居，并与野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最终在战国时代完全实现了国人与野人的融合，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疆域的过分扩大已经埋下道德主义黄金时代崩溃的种子，因为道德发生作用的条件极为苛刻。 
　　道德主义要在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需要个体的深刻自觉，而个体的自觉在丛林群居时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个体离开群体是无法单独应付猛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的，所以个体高度依存于群体，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从道德的产生过程看，正是老子所称的"失道而后德"的过程，因为个人与群体利益德分化，"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不需要作为自己就那样好）"无法维持就需要以"德行"来规约人们德行为。在农业氏族公社阶段，道德发挥作用也还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因为个人缺乏铁制工具，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劳动，所以有共耕制的经济合理性在起作用，此时道德的作用已经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周礼的产生就是道德自觉程度下降的标志。 
　　正如老子所言"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周礼已经是道德发生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幸的是由于分封制度带来的社区范围的空前扩大，所以利益关联已经大大脱离可以监督的社区范围；由于分工带来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而脱离了舆论常识可以监督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工具进步铁器出现，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依存关系根本丧失，所以道德自觉无法维持；由于以上三个主要诱因，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天下为公"就无可奈何地演变成让孔子感到悲哀的"天下为家"，与此相适应，王道政治淡出而霸道政治（实力政治）开始兴起。因为大同成为不可能，所以孔子决心为实现小康而努力。 
　　（二） 主导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的思想烙印和宗教情感主义的形成过程 
　　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在为农业劳动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适应于农耕社会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不给中华文化以深刻的烙印。 
　　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实际上如果农民家有10万人民币存款，恐怕就不见得会拒绝死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与产生力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经济决策方式，是保证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是直到今天中华文化被批评为"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拒绝革新的主要依据。 
　　同时低成本运营方式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互为表里。没有低成本运营方式，道德主义在社会上就会缺乏普遍意义和被广泛援引；在当时如果没有道德主义，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无法上升到文化高度，从而登上大雅之堂，农家和墨子思想就难以附骥流传下来。 此外，农业社会的收获量受自然的制约很大，水旱虫等灾害对庄稼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能够动用的技术手段欠缺，无法有效抵御和法制防治之。所以产生和信奉一些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并进而把它和人为的德行联系起来的观念，容易产生和流传。其中既有自然知识欠缺的原因，也寄托了人们的一些现实期待，天人感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且是道德主义者在泛神论上寄托的理想，而且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人生态度体现：一种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从周易到阴阳五行的思想，从祭祀到礼乐仪式，都有淡淡的宗教情感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无不体现中华先民一分淡淡的对把握自然力量的期待，一分淡淡的无奈，一分淡淡的道德主义情怀。 
　　（三） 春秋时代的国家政治格局与社会管理上革命呼唤
　　在春秋短短的242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发生这样频繁的政治异动的不是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也不是因为社会进步需要突破原来的制度窠臼，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格局已经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可观的差别，而力量格局却不足以保卫国君特殊的利益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觊觎国君宝座的人不少，但是国君却缺乏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地位，所以孟子?quot;春秋无义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子坚决反对强化力量格局来维护利益格局，要求回归到"自然秩序"时代，主张的是"无成本秩序"；孔孟主张降低利益分化的程度并争取社会认同来保证利益格局得到普遍的承认，而使社会秩序得到大家自觉的维持，因为秩序混乱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总和，要远远大于最终的得利者所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数量，而秩序、等级和权力三者是相互渗透和包含的，所以三者需要同时得到维护，主张的是"低成本秩序"；墨子也是坚决反对利益格局的扩大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深，主张的也?quot;低成本秩序"，不过墨子是从秩序稳定的基础层面来阐述的，而孔孟是从如何实现层面来阐述的；法家则坚定不移地主张强化力量格局，以维护利益格局的稳定性，在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家那里，强化利益格局的手段也是在"低成本秩序"的基础之上来实现国家总动员，对韩非所处的时代而言，只有实现了国家力量的总动员，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抵抗强秦的兼并的目标。 
　　春秋时代是中国独特的国家政权形式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的过程，因为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quot;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 诸子的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来自三个源流：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一个无法确知的自然界面前所产生的宗教情感主义。这三大思想渊源在四个不同的层面上分别由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所系统表述。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管理持极度悲观的看法，也因此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根据老子的说法，在古代由于社区关联度小，而且一个团体的数目有限，所以利益关系简单，"结绳记事"的方式就可以应付；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书契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利益复杂化就一定会脱离舆论和常识所能够监督的范围，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社区的急剧扩大，正是道德主义崩溃的主要诱因，所以"弃智绝圣"与"小国寡民"也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生作用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条件。正是因为后世利益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老子主?quot;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反复诉求"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力主以"仁义礼智"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既然不可能，那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维护周礼，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它特别值得推崇，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主张的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侵削下韩国所面临的覆亡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主张"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来确立自己的学说，以至于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其管理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墨家除了在道德上继承氏族社会的遗产之外，还很好地表述了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必须"强本节用"以适应自然的思想，很好地总结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的方方面面。
　　2、 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 
　　诸子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其思想实质也高度关联。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相通，"仁"从人从二，是人与人关系应该把握的尺度。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而道家则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处世处事方法，最后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和"哀兵而胜"的治国治兵之道。 
　　与儒家所不同的是道家是单纯方法论的平铺直叙，而儒家则从道德关爱的普世情怀出发论证仁的合理性，最后也可以归结到最高利益层面---“仁者无敌”。极端的法家主张必须以极端化的道德主义做基础才能实现，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诸子思想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其实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同一个氏族解体的时代，所以学者的经历和出发点都没有根本不同，在核心源流上都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至上的精神，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特别深，所以道德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不算是特别遥远，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那样，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和虚伪的说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是应该对诸子的真诚努力保有合理的评价。考虑后来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轨迹，那就更加不能说先秦诸子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中华文化中，道家具有提纲挈领的高度，可以用来参照理解其它诸子的思想。儒家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兵家较好地结合了道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是三家思想的综合应用。法家关注的是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制度措施的建立，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则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墨子在留意道德主义之外，则更多更集中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
　　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于欧洲和中近东的诸文明。这不是历史偶然性和地理差异的结果，而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证明。 
　　1、 唯一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国度 
　　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种氏族扩张过程，这与古希腊的殖民制度和奴隶制度相比，具有实现民族融合上的独特优势。 
　　周代分封制度是以"天子共主"的名义正式进行的、是具有长期扎根打算的"上山下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借以扩大家族的地盘和影响力。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国人没有过分地侵害野人的利益，也没有屠杀野人和捉野人当奴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坚持"以德服?quot;，最后能够在野人中间产生"心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最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 
　　古代希腊的殖民制度，是私人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以尽可能牟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缺乏长远打算和坚定的长期目标，所以最后希腊化过程归于失败。特别是为了牟取最大利益，竟然使用奴隶制，这就加深了种族的隔阂和敌视，无法实现"心服"而只能依靠单纯的"力服"，"力服"的结果不仅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没有压倒人力优势的情况下，则始终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保持奴隶主对奴隶阶层具有人数优势，则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少，不足以满足奴隶主的贪欲。所以最后奴隶主总会顽固地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把奴隶阶层扩大到奴隶主无力压服的程度。 
　　其实"中国化过程"即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并不十分漫长，从周代的分封制度开始实施，到礼乐崩坏的时代约500年，氏族扩张形式的分封制度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老子氏族分出儿子氏族，从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天子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共主。后来战国时代实力政治的强势崛起，列国的纷争需要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而战争动员需要建立真正的认同以实?quot;上下同欲者胜"，这又出人意料地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进程。 
　　国人建立的"城"---土围子，早先只是国人的居住地，这时已经主要成为一个军事据点，目标不再是防备野人的侵袭而是对抗敌国的来犯，野人和国人的界限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作为军事据点的土围子，不仅是国人的居住地，也是野人的家园，广大的城郊和野外才是田地，所以这个体制不仅容易实现坚壁清野，而且也很容易实现"方城以为城"的全民抗战和逐次抵抗战略。秦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就是打算用这样的土围子15个交换"和氏?quot;，而不是十五座城市。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予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故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虽然各地风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同黄帝、尧舜是共同的祖先。最典型的是在春秋时期被"诸夏"看作是南蛮的楚人，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屈原作《离骚》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五帝"中的颛顼帝，是黄帝的五个儿子之一。屈氏是从楚国王族中分立出来的"楚之同姓也"，而根据《国语》记载，楚国的王族姓芈（音mi），本是"祝融八姓"之一应该是祝融的后裔。 
　　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儒家极力倡导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思想；其次是实力政治兴起过程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努力，具体可以看作是法家和兵家思想的贡献。在大陆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不同特点，被命名为文化就有数十种，最后他们都认同于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融合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已经完成。 
　　2、 唯一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下来的文明
　　在中国长城一线以北，一直延伸到西北利亚的广大区域，气候条件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不适合于定居民族。在这样广大的区域里，历史上曾经有多个游牧民族在这里兴起和强盛，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也不习惯于主动接受利益界限的约束，不仅游牧部落相互之间攻伐不休，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定居民族的安全隐患。最为典型的是匈奴的兴起和汉朝发生的持久战，从公元前200年的平城之役开始，到公元91年北匈奴远遁，汉与匈奴的战争历时291年之久。 
　　在古代游牧民族除了全民皆兵之外还始终处于战争动员状态中；而且游牧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能够实现迅速机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使得游牧民族在战争时期后勤问题也容易解决得多；由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游牧状态下生活所以民众多数习惯于吃苦耐劳；对定居民族还具有骑兵对步兵的优势；这五个因素使得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拥有一个漫长"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威胁都曾经是临近的游牧民族，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也作为征服者在各大文明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现代火器在战场占主导之前，在现代交通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最有条件称王称霸的时代。具体地说就是直到十九世纪，游牧民族才失去了沿江沿海地域的主动权，在二十世纪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世界各地成为少数民族。 
　　而中华民族则是经受游牧民族威胁最大的，因为在长城一线以北地区有宽广的游牧地带，而且与定居的汉人之间缺乏有效的地理隔离条件。中近东地区气候干旱炎热且植被稀疏，不适合游牧民族大规模活动；早先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基本上已经在欧洲大地上称心如意地做了主人，完成了土地分割并建立起封建制。而中国历史上长城不仅是一条军事防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即便是游牧民族进入长城以内，也多数汉化（或称定居化）。长城内外在两千多年来，总是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之下，所以这个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解决，一直延伸到非常晚近的世代。 
　　由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一直有着这样的长期威胁，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不得不把抗击游牧民族的入侵，作为一个首要的公共政策目标。正是这样的自觉努力，加上中华民族在长城以内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已经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完成长城这样的有效抵消游牧民族骑兵优势的旷世大工程，得以和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对垒。所以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能够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自己的文明成果。西方和中近东诸文明尽行失陷于游牧民族的统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先民本就不多的理性主义和谐精神，今天仍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现世主义盛行的地区，缺乏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精神。 
　　3、 唯一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法家的思想就深入现实并完全制度化。中国历代王朝政治都以安全和民生问题为两大主要公共政策目标。这与中国北方广大地域不适合农耕而只适合于游牧，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有关，游牧民族的强大便会带来相当的安全问题；而中国处于季风气候控制之下，水旱灾害严重频繁，又摊上一条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困难，也需要集中人力物力来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适当的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全民族的利益，自然是能够营造相当程度的国家认同。而且由于治国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能够培养人们的克己精神和自觉维护秩序。所以管理国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成本，最终能够维持一个在比较低和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在古代交通和通信技术不发达，生产效率低下的条件下，是维持大一统国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大一统国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王权非常强大，完善的赋税制度和官僚体系，使得皇帝能够集中足够的力量实现个人的意愿。即使皇帝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一样能够动员非常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战争往往非常残酷，而且非到皇帝弄到天怒人怨人心尽失的地步，起义者就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以推翻之。这和西方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一起哄，国王就下台"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真实写照，而法国的大革命也有点儿戏成功的味道。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封建国王，只是许多封建主中比较大或者是比较有名望的一个，缺乏真正统一的国家体制。最典型的是德国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分裂为300多个邦，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比较大的两个而已。 西方革命容易成功，并非国王乐于妥协，而是国王缺乏相应的手段，可以动员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国王和商人合谋，以牺牲封建主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有利于商人和国王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商人获得特许权等商业优势地位和获得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这就是西方"经典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也是英国十三世纪"大宪章"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有组织的少数"阴谋家，战胜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是国王和商人的"官商结合"然后各得其所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直到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仍然在重复这种西方国家古典的民主历程---官商结合，当然必不可少的媒介是权钱交易。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政治制度表征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是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获取全世界"剪刀差"，和二十世纪在获取全世界"垄断利润"的支持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从金字塔社会的顶尖，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向下溢流和覆盖的结果。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却被西方刻意包装成"民主政治结果"，这样的民主成就无疑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学习和重复的。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复制的是西方早期民主过程中经典的官商结合，包括当前中国的官商结合在内，都是世界民主化大潮---向商人让渡政治影响力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4、终于能够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民族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插足中国，除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与之俱来的"以华制华"的收买、分化和瓦解策略。中国终于免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免于帝国主义代理人主导下的四分五裂，能够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中华文化所激励所烛照下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最明显地体现在共产党的兴起和中国解放的过程中。 
　　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倒是实事求是。但要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就有些言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提供了一套新的进行民族总动员的语汇，提供了一个社会必然进步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最终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还是老子、孔孟、孙子和韩非子。而且中国革命最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土地革命中完成，那并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更像是古代人们致力于大同世界的努力，这一点在建国以后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必然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也是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多数人的生存问题必须列为第一位解决的问题。对地主富农阶层的土地剥夺就是大家一起穷日子穷过，是经典?quot;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部分富裕和多数人辗转沟壑间的现实比照下，只要具备一点点道义情怀，就很容易作出判断和抉择。 
　　考虑到季风气候下频繁的水旱灾害，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进行土地公有化，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人力物力动员困难存而不论，就是移民征地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成就，这实际上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持根本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老蒋时代，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民族尊严，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没有出路的基本原因。 
　　今天那些鼓吹"全盘西化"和热中于在中国实?quot;精英优先"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大概忘记了历史上真有哀鸿遍野和民不聊生的事情，大概忘记了即使是精英阶层也有需要打起旗帜"反饥饿"的时候，大概忘记了如果没有对共同利益的长期共同努力，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抵御外侮，是否有可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所谓的"导淮委员会"，开始搜刮民脂民膏声称是要治理淮河水患，忙乎了半天，结果1931年大水冲决洪泽湖大堤，里下河平原一片汪洋，7000多万亩田地被淹，75000人不幸淹死，后来病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的更是不计其数。1938年国民党为阻断日军进攻道路炸开黄河花园口，河南安徽44个县淹在水里，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淹死，黄河在此后8年"夺淮入海"，把100多亿吨的泥沙留在淮河干支流河道里，到1949年前后，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了。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抵御外侮，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老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中国的解放，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现实基础。中国的解放必须是以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为中心，精英阶层要克制追求特殊和优势的基本愿望，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实现"上下同欲"和民族总动员，这照应了久远的中华文化核心源流。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首先落实新精英阶层对旧贵族的优势地位，是丛林法则的创新和发展。
　　人们对现实道路的选择非常之少，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道德主义走协调共处之"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另一条道路是放任纷争和利己主义，在社会上广泛引入丛林法则，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区别于禽兽，所以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丛林法则不是文化。根据古人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是不可容忍的，是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浪费。 
　　正是由于人们的实际选择极少，所以历史思潮总是在丛林法则和道德主义这两条线之间浮动。道德主义有利于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即大多数，不利于强者实现优势地位；丛林法则主张"强者尊、霸者王"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过往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强者实现的优势过分，会损害弱势阶层的生存导致同归于尽的起义；相反，强者认为让步太多社会资源过分分散，就缺乏对强者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刺激，不利于强者主导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因此过分地倾向一个方面的结果必定是社会出现某种错失，会相应地造成另一方面思潮的强烈反弹，出现反复和循环，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 
　　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轮廓在先秦就已经完成底定，虽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多次大幅度的流变，但是中华文化都没有脱离原来的发展轴心，最终总是有相反的恢复过程继之而起，在背离"道统"一个时期之后，紧接着总是有对"道统"的回归过程，这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自我表现。这也表明了人类并不能真的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世界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最主要的流变，有汉代的"法家改正错误"，恢复到以道德主义为基础；宋代的理学开始兼容丛林法则，导致儒学发展为"吃人的礼教"；清代开始出现对"宋学"的反动主张回到"汉学"，最后在"五四新文化运?quot;的决定性打击下，宋学从儒学极端化发展出来的纲常名教体系彻底瓦解；在1960年代开始的文革中，发生了对传统的激进批判，实际上却是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名义上号称是批孔，实际上是批朱；1980年代世界思潮发生整体"向右转"，中国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和妖魔化，也相应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中国精英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迅速受到"新左派"的诘难。 
　　尤为明显的是，五四和1980年代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是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的理论资源也是直接来自西方，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批判是基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具体表现主要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八九十年代则骨子里是西方的精英主义，理论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源流都是丛林法则。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实现协调发展。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协调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协调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汉代"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 
　　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放弃在社会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教化工作，在灭六国人心未附的情况之下，迅速激起广泛的对立和对抗情绪，结果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就丧失统治根基。这在以统一中国的武功为基础建立的王朝中，是最为短命的。 
　　这与法家的理论缺陷紧密相关，法家特别是韩非以驳斥儒家信条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在当时的韩国还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韩国的君臣和士大夫这样的领导阶层，在对抗强秦的吞并这一问题上，无疑是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目标认同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是推行韩非的极端政策措施，实现国家战备动员，在抵抗强秦的军事斗争上无疑会有所建树，但是要真正与强秦对抗，在韩非生活的年代事实上已经丧失宝贵时间了。 因为秦自商鞅变法开始，经过六代君王120多年的努力，其实力已经增长到无法挑战的地步。东方六国比强秦在实力上差距甚远，所以后来秦灭六国仅仅花了区区十年时间，根据李斯上疏给秦始皇的说法，可以象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容易实现吞并六国。而后来王翦率领60万大军"劳师以袭远"去攻楚，与楚将项燕相持，根据云梦卧虎地秦简的记载，结果反而是项燕打不起本土消耗战，由于军资补给困难最后犯冒进错误，被王翦殄灭。 
　　秦代的迅速覆灭，固然有六国旧贵从中取事的原因，但是也与法家的极端化主张关联甚大，忽视对社会认同建立的重要性，放弃温和的道德教化采取强硬的严刑峻法，在人心未附的情况下无疑加剧了不满情绪的蔓延。同时经过秦灭六国的战争之后，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即使对秦故地的民众而言，仍然实行国家动员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存在了。秦始皇不知适当地进行"休养生息"政策，唯以建立功业和大兴土木为务，终于不免于人心尽失导致"天下苦秦久矣"，民众揭竿而起，六国旧贵也极力推波助澜，结果迅速埋葬了秦王朝。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家政策实行的基础需要有社会认同和很好社会凝聚力，否则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所以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只有在儒教教化完成社会认同建设的基础之上，法家的政策措施才能得到良好贯彻。 
　　汉代建立之后，实施了比较彻底的思想反动，休养生息政策执行也力度很大，所以国家财力欠缺成为一个问题。汉初的贾谊就曾对此忧心忡忡。而且国家的安全政策目标也无法实行，适值匈奴强盛常常寇边，国家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经过这样的必要曲折之后，为汉武帝实施法家政策并改正韩非的错误，创造了认识基础。毛泽东钦点汉武帝是法家，是非常适当的，正是这个汉武帝，除了实施改正法家认识错误以儒家教化作为基础之外，韩非想要做的其它事情，他几乎都尝试过，如实施盐铁官卖和均输平准之法以与"商人争利"，而以"算缗、告缗"对商人的打击最为沉重。秦始皇反击匈奴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能与汉武帝相比。总之法家在国家管理实践上，所确立的两大基本国家公共政策目标---重视安全与民生问题，经过汉武帝的大力推行以后，从此就在中国生根了。 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普遍被人作形式上的解读，认为这是对秦始皇的反动和法家治国思路的抛弃，是儒家的复兴并以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吸收道法诸家思想的创制过程。其实正好相反，是法家改正从韩非那里继承而来的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教化为基础，认识到只有在建设社会认同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家的公共政策目标，儒家的社会功用就是社会教化和建立认同。这在本质上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本人不仅主张"以教化为大务"，更主张"正法度之宜"。根据后来汉宣帝的总结就?quot;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且是"霸道"在先"王道"在后。 
　　所以汉代的"罢黜百家"仅仅是一个形式革命，本质上是法家改正理论和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主义为合理前提和基础。而所谓的黄老之学和"与民休息"政策，则是因为中国统一大业已经完成，社会再继续保持在战争动员状态之中，失去了现实必要性而自然放弃。 
　　和孔孟之关注"王道"强调社会整合实现的思想相比，两汉经学更加关注"治道"以建立社会认同作为直接目标。
　　2、 魏晋时期的"来世主义"喧嚣 
　　在汉代末年的"建安之乱"以后，中原残破民不聊生，王粲诗"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反映了当时战后中原的惨况。此后晋的短暂和平，却迅速被"八王之乱"打断，中华民族一直未能及时恢复元气，以至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机会。北方开始进入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社会长期陷入动荡，民众流离失所，中华民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对于现实人生的绝望，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受到挑战，人们普遍把来世的当作精神寄托。这种社会场景正是宗教产生和流传的理想条件，"来世主义"和宗教极端化思想，开始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位置。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东来开始在社会上扩展影响，道家在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陶弘景的努力改造下发展为道教。 3、 隋唐的统一和现世主义的兴起 
　　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乱，不仅民众备受荼毒，而且精英阶层也深以为苦。这样的态势明显有助于实现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根本协调，所以唐代能够实现深刻的利益调整，"均田制"的实施就是精英阶层痛下决心进行收敛，而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改革，也是过去200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措施。社会元气因此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来世主义逐渐为人们所扬弃，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又回到人们的心中。 
　　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废俱兴，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也趁机扩大影响，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走向明显脱节，发生了可以称之?quot;和尚反中庸"的事件。韩愈奋起"攘斥佛老"，提倡恢复儒学正宗不是偶然的。最后终于在845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昌（唐武宗年号）灭佛"事件。佛门子弟在痛心"会昌法难"之余，如果能够反省"佛家出世"在尘世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适应性地位，恐怕就能够避免"与世有争"的矛盾激化。
　　4、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儒学的极端化 
　　实际上极高明者不能道中庸。宋儒把儒学道德伦理绝对化，推演成一切社会规范的总和，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与丛林法则的合理界线，以至于形成了兼容丛林法则的伪道德主义，最后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注定只能发展成"纲常名教"。 
　　先秦儒学本来是一条现实的道路选择，首要的是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协调实现社会整合，并以教化为手段建设社会认同，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先秦儒家要求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要首先作出表率，言必称"君王"和"君子"应该如何如何；汉代在法家改正错误的基础上把儒家作为社会教化手段来使用；宋儒则把儒家理论极端化，成为精英主义者实现自身优势，要求弱势阶层无限退让忍耐的"礼教"，所以重要的关注层面不是针对大人先生，而是弱势阶层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宋儒那里，儒家理论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根基，也放弃了最重要的社会合理性和社会统合功能，越来越成为一种说教，而且主要是针对弱势阶层的说教。 
　　儒学作为一种兼有社会教化功能和整合功能的"道"，被朱熹改造成为"教"，所以"治国平天下"变成为首重"正心诚意"，积极儒学变为消极儒学，"治国平天下"成为在弱势阶层无限忍耐之后的自然结果，先秦儒学的"王道"堕落为宋儒的"礼教"。同时原始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并重，变成偏重于"内圣"，主要成为一种服务于"修身养性"的"内省"工夫，这就不可能不与宗教发生瓜葛，所以被清代学者痛斥为"朱子道、陆子禅"。正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极端化倾向，所以几乎在一开始，就要面临挑战。二程的兄弟就有分歧，后来陆九渊"心学"对朱熹"理学"的迅速反动，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心学的衣钵最后传到明代的王阳明那里，仍然只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到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变换，原始儒学的精神仍然缺失。宋明儒学的极端化和长期缺失原始儒学精神，对五四以后儒学地位和信誉的动摇，无疑是充当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内部破坏角色。 
　　作为宋代儒学极端化的先声，首先是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非常大的情趣变化，关注个人内心成为宋代的主要时尚。诗词书画更加精致化，文字更见雕琢工夫，但是作品内容已经完全脱离社会实际，趣于"空灵"极富"道心"和"禅机"。唐代有边塞诗，宋代有婉约词，士大夫的情趣和关注的层面，在北宋就非常个人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文人的派性也不会不突出，宋代文人的"党争"也是达到空前的规模。 
　　唐代能够实现"均田制"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阶层利益调整措施，相比较而言，宋代的利益调整就极其困难。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没有能够坚持几天，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坚决不让步，则是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 
　　正是由于精英阶层过分地走向自我中心，过分地不与弱势阶层进行利益协调，所以宋代的社会整合程度奇差。虽然人口突破一亿，而且常备军多在百万以上，但是常常败多胜少，最后亡于异族之手。北宋文豪苏东坡曾经做过"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的"黄冈地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是武职，在黄州时期苏文苏词并无一语涉边关，满脑子都是禅机道意再加上一肚子个人幽怨，这难道对后来的"靖康之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陆游后来写了一首诗"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还有南宋士大夫们那股子"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劲头，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内部各阶层缺乏起码的社会整合，精英阶层极端地自我中心，无力担当领导和动员民族力量的社会角色，宋明之亡于异族之手，难道是偶然的吗？蒙古全盛时期人口估计仅仅200万人左右，后来实际上是由于南宋抵抗缺乏主心骨，民众各自为战一盘散沙。蒙古实际上只有一个骑兵优势，再加上就是以有组织的少数力量对付无组织的多数，最后各个击破并战而胜之。再考虑到后来元末农民起义时期的史实，就可以看到这种力量对比有多么强烈。汉族民众在实现起义动员以后，至少形成了朱元璋、陈有谅和张士诚三支庞大力量，他们都有能力单独倾覆元朝的统治。所以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究竟由谁来执行这一替代元朝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最后由火并战争的结果来回答。 实际上直到近代乃至今天，中国精英阶层不与人民大众同甘苦，仍然常常导演着同样的问题---对内不能动员足够的可以依托的力量，对外一味软弱退让。 
　　儒学由"王道"而"治道"而"礼教"，在客观上是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深，作为社会主导思潮的儒学最终向精英阶层利益倾斜的结果。当然由于道德主义的牵制，不仅儒学向精英阶层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极其缓慢，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在理学那里完成，今天的现代新儒家许多人就是试图"接着讲"，使用西学或者是启蒙理性来改造和消解儒学，在逻辑上完成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4、五四时期对"礼教"的批判完成了儒学归真的重要一步 
　　先秦儒学饱含氏族社会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想，经过汉代和宋代的改造，成为被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利用来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成为"纲常名教"，成为"吃人的礼教"。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妨碍实现中华民族内部整合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在1895年的兴中会宣言中，对这一愿望作了充分表述，"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奋发为雄，无敌于天下。" 
　　此后五四时期的认识，趣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只要是能够实现民族力量动员和促进社会变革，无不希望"拿来"。而且由于五四时期正处在西方第一次乐观主义思潮的顶峰，所以也沿袭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且由于五四时期前数年，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成为"晚清十年"发展之后的另一个"一战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思想潮流和现实证据的作用下，对工业化的迷信和对不利于工业化的制度憎恨，也达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地步。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帝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因为工业发展的"一战黄金时期"的缘故，反帝仅仅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在经济方面也仅仅是停留在商业竞争方面。把反帝深入到经济文化层面，深入到民族生存层面，则是后来特别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的事。这一思想认识过程的完成，最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晚清以降，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极为突出，解决这样的问题最终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奋斗。由于近代中国人口密集而且人均资源有限，又没有西方兴起时代那样的外部缓和空间，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必须有计划地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向解决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需要的方向集中。所以平民主义不仅成为中国一个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特色，还应该成为一个建设年代的发展战略方向。中国历史已经证明精英主义者（老蒋的败走）无法胜任这样的历史使命，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也是一样无法在中国实现广大民众动员，无论是西方左派思想还是右派思想，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最终来自先秦诸子，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基础的道法兵诸家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地位，可以参照100%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变化来印证。1940年代延安的"整顿三风"运动，全面确立了中华传统思想资源在革命中的指导地位，而经典的教条主义处于休息状态。1960年代中共九*&amp;评公开信所表述的也仍然是孔孟与教条主义的差别，因为不能放弃社会阶层整合目标，而且在实现社会整合上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所以?quot;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必须予以批判和清算。
　　以先秦诸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是这样：以土地革命为基础，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外在条件。中国的解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民族整合和社会动员的。中国的建设过程，也必定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为首要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原始社会人道主义要求的提醒，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依据和逻辑。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在于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转向平民主义的一个起点和里程碑，是中国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实现阶层协调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第一步，更为可贵的是，她是由精英主义者发起的、并带头作出流血牺牲的、拯救中华民族的成功革命的光辉序幕。五四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破坏中华民族整合的精英自为主义---极端化儒学"吃人的礼教"，而且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共赴时艰的榜样，此后千百万民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 中国毛泽东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印证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而且生存条件恶劣丛林密布猛兽横行，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求生存。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能够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恢复中华文化主张的社会精神，就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社会实际上就会进入总动员状态。 
　　中国是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才进入毛泽东时代的，这一点常常为精英主义者所有意忽视。老子说过"抗兵相加哀者胜"，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怀有一种哀兵之气，这是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和能够进行"大跃进高积累政策"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同时1959-1961年北方连续三年特大旱灾，全国粮食减产30%，物质极度匮乏，国家不得不在空前大的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举国上下共同挨饿共度时艰。而且为了根本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农村得以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顺利转入总动员状态，进行空前规模的土地改良和水利建设，这个动员状态一直沿袭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最后在中国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以黄淮海平原的进步尤大，所以从根本上扭转了历史上延续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就是把人力资源动员到极限，主要是以人工劳动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1965年，由于美国在南方的严重挑衅，国家就已经明确宣布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宣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工业布局完全按照战争需要进行安排。1969年为苏联的公开战争叫嚣做准备，开始进行城市人口疏散。在农业和农村于大跃进之后率先进入总动员状态之后，工业和城市也于1960年代中晚期进入战争经济轨道。 
　　在社会经济全面进入战争动员状态的同时，精神方面的动员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最为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宣传，除了宣称要埋葬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还宣称要在精神领域进行不断革命。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清算也空前深刻，这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举国一致的"上下同欲"，因为这是实现人民战争的基础。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援用。笔者在前文指出，韩非所梦想的就是实现国家动员以共抗强敌，文革时期对法家思想的高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最后产生了一种精英主义者所声称?quot;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的偏颇。与此同时对儒家的激进批判也非常耐人寻味，在最激进的批判语言之下，实现了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时期比当时更加高扬道德主义了，这其实也是法家实现国家动员的真正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上下同欲"的根本手段。 
　　真法家不可能不是真儒家，不管在言语上做何种自我表白。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这比所有的精英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认识都更加接近于真实。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他能够真正混一儒法而且得心应手，能够在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指导下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以应付空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和解决空前困难的民生问题。在毛泽东辞世的时候，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不仅"南粮北运"局面得以扭转，人均预期寿命接近增加了一倍，从1949年的35岁到1976年的65岁，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就外部而言美国已经死心绝望，放弃了继续与中国为敌的政策；中国已经有能力用武力通过主动出击，打破苏联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为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果所证明。而且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苏联曾急于与中国达成东部边界协议，而中国则根本不在乎，主动性也比后来更加掌握在中国手里。 
　　许多精英主义者今天仍然对毛泽东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不明白毛泽东根本不是问题本身，毛泽东逝世都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他还能造成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在许多方面具有唯一性，是无法绕过的。社会要实现协调发展真正"告别革命"，是需要精英们向弱势阶层让步还是相反？现代化和普遍富裕和发达在中国有没有可能？结合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经验和最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经验，中国发展是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走依附性发展之路？ 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做的战略选择比他的反对者要高明。今天的关于毛泽东问题的许多争论，其根子在于毛泽东依据中国现实所做的选择无法被突破。 
　　6、八九十年代中国精英主义者对中华文化的贬斥 
　　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是平民主义思想和发展战略被无情抛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发的潮流，中国精英主义者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精英主义化的努力。这种努力除了袭用五四时期的口号之外，抛弃历史合理性的实质也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认识的循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空前加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发展事件。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精英主义者，除了紧抱"现代化"和"民主"两根救命稻草之外，并没有没有任何新的理论建树。谁不希望生活在富裕和发达的生活状态之中，谁不希望免于外在权力和制度的侵害，所以民主和现代化难免有这样的群众"心理"基础。诉诸常识和主观愿望，使用道德批判手段和反证法，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最常用的理论样式。 
　　至于中国是否有希望实现现代化、或者达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基础，是否具备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充分协调、从而精英是否具有天然的民众利益代言人的现实条件，中国精英主义者一般隐而不论。毫无疑问，实现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精英优先"，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根据最近二十年的发展经验，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因为这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
　　目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于资源的硬性制约之下，初级产品的消费无法向农村普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消费层次无法拉开，密集学习西方的结果是产品的市场寿命空前缩短，投资无法顺利收回。这一切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口的大多数无法实现消费水平升级，在资源的制约下必须过低水平的生活。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热中于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不能够在事实上涵盖大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只是成为精英主义者追求自身优势地位，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和鸿沟，破坏民族整合和社会协调。实际上精英主义者并非都是天真到对此一无所知的程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持的"逆向种族主义"态度，最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深切用心。 
　　目前中国精英主义者越来越走向理论自觉，从宣称"批判传统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到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着力鼓吹，以及在实际上的内政外交政策上的表现，无不与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殊阶层的利益挂钩。正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极端化，导致中国新左派的强势崛起，和社会底层人士从常识出发对精英主义者的激进批判。中国精英主义者也有理由感到冤枉，因为与西方世界兴起的时代新贵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相比，他们的优势地位还远远没有落实到位。 
　　中国精英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进程中，不仅是从人口密集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出发，而且中国也永远不可能有外部的拓展和缓和空间，所以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必须更加向基本生存需要方向倾斜，否则很容易产生侵害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是走上了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这一点也为今天的中国现实所证明，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和政府向企业摊派问题，就是优势阶层建立优势地位努力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更血腥残暴，也不比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更大（英国在1714-1820年有60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被圈占），但是中国没有美洲大陆可供移民，英国有条件避免同归于尽的起义，但是中国肯定没有这样的条件。 
　　要真正地"告别革命"，唯一的道路是协调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人利益的协调，而且也要在总体上适当克制人本身的欲望，在技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工能力急剧膨胀的今天，和自然和谐相处也显得格外重要。正是由于现实不能提供给人们以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所以中华文化的主动协调原则，克己为人的道德主义核心源流就永远不会过时。
　　五、明天的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 
　　在漫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只有非常短暂的工具理性的光辉，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今天工具理性已经是非常不必要的，而且其社会代价太过于沉重。人类终究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这个目的的实现，最大的阻碍却是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没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没有全人类的光明未来。 
　　1、 西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美国的***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2、 "中国困境"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简单反复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60%，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quot;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3、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光辉探索历程 
　　虽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威胁外患很重，国家经济不得不在战争轨道上运行，但是在安全和民生问题这个最基本的方面，中国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经验是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以低成本管理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动员，以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保证经济发展的受益覆盖面尽可能大，以适度技术和适度产品战略实现工业稳步成长，农业最终在优先考虑增加生物资源年产出水平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在外患极其沉重的条件下，优先使用非军备竞赛措施实现安全地位改善，同时还兼顾给别人留有余地。 
　　1949年，根据当时南京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学生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急剧上升到65岁，而成人识字率也大幅飙升至82%，接近于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衰颓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振，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看来平均主义的经济效果也是不错的，这明显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由于边际效用价值递减律的作用，同样的收入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更多的人口，则总的边际效用必定大副上升；相反贫富分化越突出，则因为富人增加一元钱收入的边际效用价值小于穷人，所以必定降低社会总的平均效用（福利）水平。 a) 大力增加土地的净初级生产量 
　　毛泽东时代，为了建设水利事业，改善季风条件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全国总动员的形式。在接近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减灾防灾能力大为增强，这个在历史上长期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敌人才部分退却了。1978年，中国大陆发生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但是这一年的农业收成反而有所增加，这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在1970年代中期，由于北方特别是黄淮海平原农业条件的改善，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就已经得到根本扭转。 b) 注重多数人的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毛泽东时代采用的平民主义发展战略，至今仍然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首先着眼于人口的大多数，首先着眼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技术选择上以适度技术为依托，以普及和大众化为主要目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工作的重点也在于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要求"学制要缩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实现进步的路上，毛泽东时代始终注意大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所以在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针仍然很低的情况下，整体教育指针和人均寿命指针就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的1997年"人文发展指数"指针，中国得分0.701排在南非（人均GNP3000多美圆）之前，就是靠人均寿命指数得分和教育指数得分拉高的，这两项成就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而近二十年来由于合作医疗停办和教育市场化农村失学儿童增加，这两个方面反而大有退步。最为中国精英主义者所称道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二十年的高速超常规经济发展之后人均GNP得分0.57分，是一个拉后腿的项目。 
　　c) 在防御上采取国土防御战略 
　　以动员无形资源的方式，降低有形资源的损耗，以人民战争替代军备竞赛，来解决中国曾经面临的极大安全风险问题。同时国土防御战略能够体现老子的思想"弱者道之用"，以最不威胁别人的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美苏都是曾经耗费大量资源，进行军备竞赛，并采用"前出压迫"的军事布置，来追求单方面的安全，而中国相应的"国土防御"战略就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战争的形成需要强大的心防建设，也是国土防御战略的基础，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战略就是一纸空文。国土防御战略无疑对世界和平和裁军事业是一个重大贡献。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贯彻国家意志的力量会急剧上升，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4、 探索光明的责任可能属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中华文化的关注核心是安邦治国，最适合于从管理学方面切入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文史哲领域，研究结果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谬误更多；虽然对文化的范畴有所澄清和介绍，但是导致的误解更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多数从今天的经验去取舍和揣度古人，用西方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范畴去管窥蠡测，结果是非左即右，往往脱离事实太远。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自觉精神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社会整合和国家管理需要新的手段。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因应时代的要求诸子思想无不集中在"治国平天下"领域，是一次管理学的革命时代。中华文化最适合的探讨切入角度是"国家管理"层面，在今天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明显具有一个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优势。 
　　中华文化的现实感非常强，纯思辨方面并不发达，如果脱离实际去寻求什么普遍真理恐怕会以失望而告终。中华文化的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是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胜，不是哲学而是关注现实社会人生无可逃避“道”，而且“道不远人”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所以研究中华文化也不能脱离现实，而联系现实的方式固然有不少，但是最合适的方式无疑在于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最合适的保持方式，在所有发生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利益关系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是归结道人类的前进道路和全人类未来的话题。 
　　西方经济学割裂个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作孤立个体在市场关系上的复杂集合。忽视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应该是社会人，没有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经济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有什么个人命运的自我把握。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切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资本家和发明家在利润刺激下带来工具（科技）进步，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现在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开发行为，不是那种需要常识加灵感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试验成果，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不再依赖个人的格外努力和偶然的灵感。今天技术进步虽然可以依托于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刺激，但是更多的是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主动安排，不再需要社会为工具进步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工具理性的历史合理性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们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也为全体以及自然，作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实现总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舍此以外，人们并没有另外的出路，放任纷争的最低结果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被用来增进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后续结果是走向共同毁灭。看一看美国主导的冷战，看一看美国策士叫嚣“文明冲突”，看一看美国着手准备的***和NMD计划，就是在为核战争做准备。这其实就是追求自身最大优势的西方文化的致命伤，是丛林法则主导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已经不可能为建立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努力，只能是作为不情愿的麻烦制造者角色阻碍进步的实现。探索光明的任务在于中国人的创造性工作，在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正如汤因比所指出：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古今社会生活 曲艺行话术语

　　疃春——说相声。 
　　春口——说相声。 
　　单春——单口相声。 
　　对春——对口相声。 
　　疃柴——说评书。 
　　使短家伙的——说评书。 
　　柳海轰儿的——唱大鼓的。 
　　使长家伙的——唱大鼓的。 
　　怯的——京韵大鼓。 
　　清的——梅花大鼓。 
　　正的——铁板儿大鼓。 
　　片子——双簧。 
　　显快——联珠快书。 
　　□上的——莲花落。 
　　使扁家伙的——唱竹板书的。 
　　串花——《济公传》(评书书目)。 
　　丘山——《精忠传》(评书书目)。 
　　浑水子——《于公案》(评书书目)。 
　　丑官儿——《施公案》(评书书目)。 
　　神册子——《封神榜》(评书书目)。 
　　大黑脸——《包公案》(评书书目)。 
　　小黑脸——《小五义》(评书书目)。 
　　黄脸儿——《隋唐》(评书书目)。 
　　钻天儿——《西游记》(评书书目)。 
　　大瓦刀——《永庆升平》(评书书目)。 
　　黄杨儿——《三侠剑》(评书书目)。 
　　明册子——《明英烈》(评书书目)。 
　　汉册子——《东汉》、《西汉》(评书书目)。 
　　汪册子——《三国》(评书书目)。 
　　彭册子——《彭公案》(评书书目)。 
　　老劈儿——《劈牌》(折唱八角鼓曲目)。 
　　嘴子——《射雁》(折唱八角鼓曲目)。 
　　丘子——《小上坟儿》(拆唱八角鼓曲目)。 
　　怯念儿——《怯算命》(拆唱八角鼓曲目)。 
　　挪营儿——《拉骆驼》(拆唱八角鼓曲目)。 
　　真子——《真逛西顶》(拆唱八角鼓曲目)。 
　　钻黑——《胡迪骂阎》(联珠快书曲目)。 
　　锔子——《锔大缸》(莲花落曲目)。 
　　腿子——《赶脚》(莲花落曲目)。 
　　墙子——《小化缘》(莲花落曲目)。 
　　摘挑儿——《四大卖》(莲花落曲目)。 
　　张扇儿——《八扇屏》(相声曲目)。 
　　楼腿子——《黄鹤楼》(相声曲目)。 
　　罗口——《大上寿》(相声曲目)。 
　　爬坡儿——《拴娃娃》(相声曲目)。 
　　晃梁子——《地理图》(相声曲目)。 
　　菜单子——《报菜名》(相声曲目)。 
　　垫话儿——相声即兴的开场白。 
　　瓢把儿——相声转入正文过渡性的引子。 
　　正活——相声的正文。 
　　底——相声中掀起高潮的结尾。 
　　活——节目。曲目。书目。 
　　点活——点节目。 
　　戳活——点节目。 
　　使活——演节目。 
　　逗哏的——相声表演中的甲。 
　　捧哏的——相声表演中的乙。 
　　量活的——相声表演中的乙。 
　　调(di&#224;o)侃儿——说行话。 
　　疃——说。 
　　倒口——说方言。 
　　怯口——方言。 
　　挛丝儿——弹弦儿。 
　　拐着——拉四胡。 
　　皮儿薄——容易使观众明白、发笑。 
　　皮儿厚——不容易明白、发笑。 
　　包袱儿——笑料。 
　　圆黏儿——招徕观众。 
　　下挂——重新编排整理。 
　　相儿——面部表情。 
　　包袱点——爱笑的观众。 
　　火啦——演出效果极佳。 
　　泥啦——演出效果不好。 
　　闷啦——抖出“包袱儿”后没人笑。 
　　夯头——嗓子。 
　　格念——别说了，别动了。 
　　马前——快些说唱。 
　　马后——慢些说唱。 
　　醒攒儿——明白了。 
　　出蛊儿——发生问题。 
　　铆地——禁止演出。 
　　顶瓜——心里紧张。 
　　叩瓢儿——磕头。 
　　咧瓢儿——笑啦。 
　　联穴——搭班演出。 
　　劈穴——拆班分演。 
　　攒儿亮——心里明白。 
　　响蔓儿——名声大者。 
　　纲口——说话。 
　　滚纲——说书人将书中人名说错。 
　　混纲——乱说。 
　　黑板了——唱得没板了。 
　　鬼搭墙——唱词来回反复。 
　　稀溜纲——逗趣的话。 
　　杵头——钱。 
　　托杵——收钱。 
　　杵门子——能够赚钱的说词。 
　　连环杵——唱几句或说一段科诨即敛一次钱，间隔很短。 
　　疙疸杵——观众格外多给的钱。 
　　硬买卖——能挣钱的艺术或节目。 
　　空码儿——外行。 
　　对托——异口同声。 
　　滚噘官儿——记错了。 
　　越词——唱段重复。 
　　越——在一台演出中唱前边人唱过的曲目，犯规之举。 
　　折腰——指节目演出中间，因演员失误而使观众情绪涣散。 
　　黏箔——开书馆的人。 
　　询家——听书的人。 
　　提搂把子——书馆伙计。 
　　择毛儿——观众为说书人指正。 
　　钻锅——现学现演。 
　　过口白——鼓曲演唱中夹入的说白。 
　　碟子——口白。 
　　浑碟子——外省人用乡音说书。 
　　海(hāi)——大、多。 
　　蹶(j&#252;ě)——小、少。 
　　拢蔓儿——票房组织的名称。 
　　把儿头——组织票房的负责人。 
　　拢子——装道具及乐器的圆盒子。 
　　掌班的——艺人班社组织的领头人。 
　　班底——演出组织中相对稳定的骨干演员。 
　　卖单胳膊的——对班底演员的称呼。 
　　单档儿——不在班底之列的临时搭班演员。 
　　大蔓儿——名演员。 
　　黄调——走调。 
　　串邪钵——到妓院演出。 
　　念家——盲艺人。 
　　亮家——明眼艺人。 
　　把点开活——根据观众的情况决定所演的节目。 
　　火——节目效果热烈。 
　　瘟——节目效果平淡。 
　　抽签儿——演出中，陆续走掉一些观众。 
　　起堂——演出中，一大批观众离去。 
　　相不错赚——有名气的演员必有其长处。 
　　梁子——评书及鼓书故事的梗概。 
　　柁子——评书及鼓书故事中的大关节和高潮处。 
　　扣子——评书及鼓书故事中的悬念。 
　　书道儿——评书或鼓书的内容大纲。 
　　长(zhǎng)夯儿——提高嗓音。 
　　落(l&#224;o)夯儿——压低声音。 
　　杂正儿——演出服装的统称。 
　　蔓子活——长篇大书。 
　　拧蔓儿——说完一部书又换另一部书。 
　　蹚蔓儿——按提纲口头加工编说新书。 
　　蔓子海(hāi)——书越说越长。 
　　纂弄蔓子——艺人自己编书。 
　　鞭轰儿——打鼓。 
　　撅柳儿——小曲儿。 
　　掐柳儿——点唱(后台语)。 
　　群活儿——多人节目。 
　　上量活——上堂会。 
　　一块活——一个节目。 
　　老合——江湖行内人。 
　　戳朵儿——写字。 
　　彩棒子——拆活。 
　　丑棒——拆唱。 
　　打里的——拆活中的正角。 
　　打外的——拆活的丑角。 
　　挂甲的——《双锁山》中的高君保。 
　　张家轰儿——八角鼓。 
　　大□——莲花落的大板儿。 
　　客儿——大鼓板。 
　　团丝——三弦。 
　　忙子——三弦。 
　　册(chǎi)子——记录曲词、书词的本子。 
　　坎子——把守戏园门的人。 
　　驳了口儿——说评书散了，书不说了。 
　　钻朵——认识字。 
　　不钻朵儿——不认识字。 
　　人式压点——演员相貌好，表演时能压住场。 
　　人式不正——长相一般，言不压众。 
　　贴身靠儿——说书艺人与观众套交情。 
　　挖点——说书艺人设法骗听书人的钱。 
　　蔓儿正——艺人名誉好。 
　　蔓儿念——艺人名誉不好。 
　　幌幌——海报。 
　　鼓了夯儿——嗓子坏了。 
　　章年不正——运气不好。 
　　海青腿儿——没拜过师的艺人。 
　　墨刻儿——书局出售的话本。 
　　道儿活——按所继承的前辈艺人的说书提纲敷衍而成的评书。 
　　鸳鸯档子——男女二人唱对口大鼓。 
　　火穴大转——挣钱很多。 
　　喷口好——字音清楚。 
　　黏子不酥——指观众不散。 
　　臭包袱——内容不健康的笑料。 
　　越道——散场。 
　　八大棍儿——中篇评书或中篇单口相声的俗称。 
　　片子活——短篇评书。 
　　驳口——说书中小段落截止处。通常用几句话打住。 
　　开脸儿——对书中人物的外形描绘。 
　　诗赋赞——说书中写人、状物、绘景、形声的韵文。 
　　贯口——演员快速连续歌唱或数说一连串事物。 
　　书外书——在评书正书外插入讲述的故事。 
　　现挂——演员离开脚本的现场即兴发挥。 
　　摘挂——说书中摘取其他书目的内容。 
　　扦关儿——说书中的接榫处。 
　　笔法——说书中结构故事的方法。 
　　拉典——说书中引入典故讲述。 
　　使挂子——说书中用扇子等模拟开打动作。 
　　放汤——说书中使扣子失当，未能使听众入扣。 
　　空子——外行。 
　　相家——内行。 
　　一头沉——对口相声中主要由逗哏的叙述的说表形式。 
　　子母哏——对口相声中甲乙互相争辩的说表形式。 
　　腻缝的——指群口相声表演中的演员丙。 
　　三翻四抖——相声表演中制造笑料。 
　　迟疾顿挫——相声演员掌握节奏的技巧。 
　　瞪谝踹卖——相声捧哏的常用表演技巧。 
　　说学逗唱——相声表演的基本功夫。 
　　春点——江湖行话。 
　　花辙——谓指曲艺曲本(多为唱词)中多次转换韵脚。 
　　袍带书——讲史和英雄传奇类书目。 
　　短打书——武侠、公案类书目。 
　　书胆——评书中主人公。 
　　书筋——评书中正面诙谐人物。

古今社会生活 西藏传统手工业五金工匠
　　扎嘎 
　　当今，藏学在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藏族历史、宗教、语 言、天文、地理、文学、民俗、艺术、医药等方面的论著琳琅满目，但是对藏民族传统手工业的研究文章却不多，尤其是民族手工业中的金、银、铜、铁匠方面的著述更是稀少。西藏的金、银、铜、铁手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整个西藏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 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工艺，是西藏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才智的体现。本文根据笔者1990年8月至11月对西藏民族手工业进行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收集到的一 些有关文献，对西藏民族手工业中的金、银、铜、铁匠的历史渊源、行会组织及其社会地位作一些介绍、分析和探讨，其目的是想为促进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研究和发展作一点 贡献，同时敬请各位专家予以指正。 
　　一、西藏铸制金、银、铜、铁的历史渊源 
　　西藏的传统民族手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是我国手工业百花园中 的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在论述西藏民族手工业中的金、银、铜、铁匠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知道它的历史发展渊源。藏族铸制金、银、铜、铁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五部遗 教》中的《国王遗教》载："聂赤赞普前期，藏族地区曾有过六代王朝，其中第四代麻松九兄(ma sangs spun dgu)期间，就已出现铁制武器。"此外，最近一篇研究文章指出： "在列西那波(gpod sbyin nay po)统领藏区时，便开始有了制做弓箭的技术；在热待各亚 （re de mgo yag）时，就会制做斧等生产工具，到杰布昂波钦(rgyl po ngam po che)、贡布 九兄(rgong po spun dgu)统治时期，就已产生了陶器工、石匠、画匠、铁匠、纺线工等 手工业技术。"到了吐蕃王朝统治西藏地区时期，铸制金、银、铜、铁的手工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据《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藏族历史书籍记载：公元一世纪左 右，吐蕃七良臣中的第九代赞普布德贡结（spu bde gung rgyal系吐蕃王止赞普次子）执政期间，大臣茹勒杰(ru 1as snyes)已知烧木造炭，而后冶炼金、银、铜、铁．汉文史书也 记载了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曾遣使噶尔&#183;东赞(禄东贺)携五千两金子赴长安，迎娶文成公主，为了庆祝唐太宗用兵战胜东方的高丽国，松赞干布又用金子做了等 同真鹅般大的金鹅，并在酒壶里盛满了酒遣使噶尔&#183;东赞前往恭贺。如《通鉴吐蕃史 料》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 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册府元龟》吐蕃史料载：吐蕃遣使献金鹅，以祝尽快平复高丽，"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公元657年(显庆二 年)"十二日，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并献金食、金颇罗等"。"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贡献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 制奇异，帝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唐书&#183;吐蕃传》载："上宝器数百具，制治诈殊，诏示提象门，示群臣"。该书还记载了吐蕃铸造的铠甲除了双眼以外，身体及 诸部位全为铁所镶嵌，纵然利箭快刀也很难射穿砍透。"《贤者喜实》等藏族史籍记载了止贡赞布和大臣龙昂在发生的一场械斗中，龙昂将止贡赞布弑杀后，将其放入一个铜器 内，钉上铁钉，扔到了尼洋河里。到第十代赞普埃肖勒(aixo lcgs)执政期间，其大臣拉布图迦(Lhabu mgo dkar)大量冶炼金、银、铜、铁等金属，制做了一批生产工具 和杀生武器。该书还记载了松赞干布曾给小贡伦、中囊伦、大噶伦三大相奖赐大金字牌，向三品大臣赏赐银字牌，向四品位和大臣奖赐了铜字鉴牌。此外，松赞干布弥留人 世之际，人们将他的遗嘱书写于铜鉴牌上，存进库房(后为赤德祖赞所见，内容不乏弘 扬佛教之言)。以及松赞干布用兵时随身携带铁字鉴牌的史实。《唐书&#183;吐蕃传》还记 载了赞普赤德祖赞(公元八世纪初)执政时，吐蕃军队曾经在一个叫羊唐必地方的大河 上建造了一座铁桥，并在滇池附近竖立了一根很高的钦柱，上面用藏文刻下了当年战争的历史经过。综上所述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公元一世纪左右，藏族锻打刀、铠甲和 铸制金、银、铜物品的技术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公元八世纪初，就已经掌提了在大 河上建造铁桥的技术。铁桥和铠甲较一般的生产资料，其铸造尤为艰难不易，倘若没有很高的冶炼、锻造技术，要想造出这样高水平的铁桥、铠甲以及如此规模宏大的永布拉 宫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汤东杰布传》中记载："公元1431年，汤东杰布七十一岁高龄亲自指挥并搜集建材，在拉萨河上建起了铁桥(位于现在拉萨大桥附近)，到了他 一百二十五岁高寿之际，己先后在堆龙德庆、拉孜、山南、桑耶、澎波、东渡口、止 贡、雅砻江、澜沧江、金沙江、康定以及卫、藏、康三大地区共修建铁桥五十八座。这些铁桥铁链粗如八岁小孩手腕一般，修建铁桥的师傅均为藏族"。建造布达拉红宫 时，西藏本土所有的金银铜铁匠高师云集，凡分两等，第一等是为领头的师傅(卫仓家族)三人；第二等为一般铁匠，总计有七十四人。从这些史料足以证明吐蕃时期手 工业制作工艺和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五世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开始派官员管理手 工业，建立官营性质的行会组织体系，并从尼泊尔邀请了一批铸制金、银、铜、铁工匠来铸制佛像。因为，当时尼泊尔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佛像的需求很大，而打制佛像 需要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样就在尼泊尔造就了一大批手艺高超的金银钢铁匠。尼泊尔 工匠来到西藏后，与西藏工匠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建造了一批具有藏族和印度建筑风格的大金子舍利塔、佛像以及各种宗教器皿和生活器皿。他们还共同建造了五世达 赖喇嘛灵塔。在《五世达赖灵塔目录》一书内清楚地记载了所有尼泊尔工匠的人数、名 单。虽然没有记载藏族金器工艺匠们的名字，但是从每月给工匠们发放糌粑以及当时所建造的藏式金银佛塔、佛像等情况来看，铸制金银工艺队伍中确有藏族。这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 
　　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西藏的铸铜技术有了更大的提高，诸如至今可以了解到的粗朴寺(位拉萨西)、邓萨梯寺(位桑日县)、止贡寺(位墨竹工卡县)、竹拉笼寺(位江孜)以及蔡公堂(位拉萨东)等地寺庙的藏文典籍中均记载了一些铸铜师的名字。在建造五世达赖灵塔时，西藏境内尼泊尔和本地的铜匠师们荟萃一堂，其中藏族铜匠分为三 等：头等(洛巴拉郎巴)一人；二等(洛巴饶登)三人；三等为一般工匠(强巴次仁、昂旺等)及四十一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金、银、铜、铁匠的手工业在西藏已有了几千年 的历史，这是无可置疑的。就我们至今能够看到的西藏各地寺院中的佛像、佛塔以及宗教上所用的各种器皿，几乎都出自西藏金、银、铜、铁匠手工业者之手，是他们创造和 继承传统工艺技术的结晶。 
　　二、金银铜铁匠的行会组织及其职能 
　　行会即行业协会。自从人类开始劳动分工以来就逐渐形成。它的形成是为了保护本 行业的劳动者利益，促进本行业的生产发展。然而西藏的行会组织却与一般的行会组织有较大的差别，有其鲜明的西藏特色。 
　　西藏金银铜铁匠手工业行会组织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组织，中世纪欧洲手 工业行会组织是手工业者为了保护其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防止逃入城市的农奴的竞争，因而自发地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一一行业协会。它几乎是 与城市同时出现的。参加行会的作坊主，称为行东。不属行会的手工业者，不能开设作 坊。行会有会所，供集会之用。行会的首领有行头(行会主席)、监督等，由会员大会 选出。然而，封建农织制"政教合一"下的西藏手工业行会组织，是一个工匠艺人的非自 发性的、始建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又得到发展的一个严密组织，其行会全称。"雪对白夺当列空。(zho1 rdod dpal do dam 1as khengs)，统属于政府机关里的 噶厦。在行会里设有对白夺当巴(vdod dpal do dom pa)、基巧(spyi khayb)、对白若基 (rdod dpal bzo spyi)等机构，并设立了钦莫列参巴(chen nlo 1as tsna pa)、仲多(durng thob)、伍钦(dba chen)、伍穷(dbu chung)、居玛(dkyus ma)等技术职称。 
　　管理行会内事务的最高统治者"对白夺当巴"是由噶厦委任的，他们属于贵族阶层中孜仲(rte drung)一级，其品位一般五品或六品。他们从达赖、噶厦、孜拉匡、拉章等政 府机关接受支差任务后，传达给钦莫列参巴，并督促他们完成．对白夺当巴任职期是三年，换届后可被任命为一个大宗(rdzong)的宗本(rdzong dpon)之职。噶厦派来任职的孜 仲一般都不愿接受其职，原因之一是没有任何特权，而且又没有油水可捞；再则是会员的社会地位低下，不愿与他们一起共事。"对白夺当巴"下设"基巧"(spyi khyb)二人，由 行会里的四个钦莫列参巴轮流担任，并协助"对白夺当巴"总管行会里的众多事务，其任职期一般一年一届；下没有"对白若基"，由四人轮流担任(他俩属于行会中普通成 员)，他们协助"钦莫列参巴"催收税款、送信、跑腿、反映情况并总管行会里的财务。钦莫列参巴是行会里的手工业者逐级升上来的，这些人在藏政府有五品或七品官职，有 工薪，每年60克粮至105克粮和每月60至90两藏银。不参加劳动，他们和贵族同级官员平起平坐.头上都有梳髻，戴红缨帽，身披官服，佩带刀剑及饰物。他们的职责是 承上启下，传达噶厦公文指令，收派差税；处理案件，调解纠纷等。 
　　仲多(drung thob)一职在行会里有三人，仅次于钦莫列参巴，也是从手工业者逐级升上去的，官职比钦莫列参巴小一些，一般为六品或七品，在藏政府也有固定工薪，不 参加实际劳动，协同钦莫列参巴管理行业、派差、收税、罚款，有的仲多实际上拥有钦 莫列参巴职权。 
　　钦莫列参巴和仲多之职任选条件是识藏文草书、行书、楷书、梵文，并有一定的计 算能力；精通全套手工技术；在会员中有一定的威信，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者，这种人往往是由老钦莫在伍钦、伍穷中推选，报噶厦或递交达赖喇嘛审议后，噶厦派"坝切" (bang chen即一个差使)传到"孜拉强‘(rtse bal phayg)，在众僧俗官员前，由达赖的 "仲涅钦莫"(drung ynyen chen mo)宣读达赖和噶厦的批文。这套手续与任命贵族僧俗官员的手续完全相同，被任命后的"钦莫列参巴"和"仲多"。可着官服到罗布林卡参加"协商 会议"。(yrol ja tshoys rdus)以及政府内的其它活动；如果骑马，在马的颈部可饰一个红 缨，这是官员的另一种特殊的象征，藏语称"夺当"(do dam)，他们的待遇一般与"色朗 巴"(sars mam pa)、‘仁西"(rim bzhi)一样。但官职一般只有五品或七品，虽然他们的官职相当，在月薪上仍有一定的区别。月薪名义上在噶厦领取，实际上则往往要到各宗溪 领取，月薪粮食一般都是年底一次发给，藏银则在藏历三月、九月各发一次，其实政府 不会给藏币，一般都发给一些由群众献给寺院或政府没收得来而又无多大用场的物品，折价发给后，由他们自己在外出售换取藏币。担任钦莫列参巴和仲多一职后，可在行会 工作到60岁，届时便可申请退休，待遇则仍然不会改变。在退休前也要选择好接班人 员，报送噶厦。他们的工资一直到离开人世都照常发给。 
　　伍钦(dba chen)是钦莫列参巴、仲多的助手，在行会里共有七人，他们在藏政府没有官职，靠技艺为生，是行业手工业者的顶头上司，为钦莫列参巴和仲多出谋献策，传 授手艺，是掌握实权的人。他们与普通会员不同之处是头戴黄色帽，佩腰刀和碗套 (rgay gri phug shugs)，在行会会员名册里，其位子排在首位，支差施工中搞一部分设计 和监工，支差期间比一般手工业者多拿工资的25％左右。 
　　伍穷(dbu chung)比一般手工业者技术较高，是支差的领工者，参加实际劳动，并负担传授手艺，支差期间工资比一般手工业者多拿12.5％左右。 
　　伍钦和伍穷是在行会里手艺超群的会员中任命，不识字不影响其担任该职。伍钦和 伍穷是行会中主要技术人才。他们是直接按照噶厦和对白夺当巴、钦莫列参巴的指令参加支差和管理。所以，在选择人员时很注重，一般由钦莫看重，并将推荐报告和当事人 的作品呈交噶厦请求批准。经噶厦同意上交达赖喇嘛审批后，方可获得职称。在行会里 也有未经达赖审议，只经噶厦任命的伍钦和伍穷。这样的人，职称待遇和地位不会很高，人们会说三道四地议论，说他们"不是达赖审批的合格者"。伍钦和伍穷受职时，同 样噶厦会派"坝切"来传召，接受指示及职称。此时，只须本人在要求的时间内到达孜拉强，仲涅钦莫(drung gnyen chen mo)宣读达赖或噶厦的指示，并在行会会员名册里，将 座次排在第一列，月薪从30两得到一定的增加(伍钦增加到60两，伍穷增加到45 两)。伍钦和伍穷一旦要退休，必须经过"雪对白列空"的钦莫列参巴们的同意，并报请 噶厦批准后，才能退休，一般都要支差到不能支差的年龄。一旦从行会退出后，行会组织不会将其退休者的姓名删去，仍然包括在内，逢年过节都要邀请参加活动，并由行会 每月发给酥油两个涅嘎和一块茶叶，别无其它。 
　　行会具有严密的行规。它的建立是由统治阶级一手操纵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手工 艺人，使其更好地完成各种差役。这种行规可以说是西藏封建农奴制下差役制度的附属品。行规里明文规定： (1)不能随便出走，有事必须经钦莫同意获准后，方可离开； (2)不能高声喧哗；(3)如果长期外出做工者，每天要向行会组织上交藏银四两；(4) 如果在规定的支差时间未到，除罚站外，罚藏银一钱(zho gang)，迟到时间越长，所罚 之款越多；(5)未获准私自在外拉活五一一六天者，每天罚款藏银五钱；(6)打架斗殴者，经劝说不改，轻者罚款，重者受皮鞭外，还要重罚四至五天的薪酬(每天四两藏 银)；(7)会员去世，除给家属补助藏银外，死者的名字第二年才能删去，前一年其家 属仍然可领取薪酬。如此等等。 
　　行会会员的人数也受到严格控制，会员有108名，据称这是五世达赖喇嘛所指定的人数，行会组织内的成员一般都不能超过其数。行会的分工也特别精细，分有浮雕工、 锻打工、铸工、塑像师、铁匠、铜匠、画师、木匠、金匠、学徒、车工．守门员、打扫 工等十三个工种。 
　　行会里支服差役的工作是艰苦的，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除去膳食时间一 个半小时外，通常工作八个半小时。然而无数的宗教节日和冬季寒冷的气候为会员提供了休息的机会。一般是藏历年休息15至30天，传召法会2天，萨嘎达瓦即氐宿月(sa ga zal ba)休息3天，赡州烟祭节(五月十五日)(rdzm giing sryi bsang)3天，六四转山 会(drang pa tihes bzhi)1天，雪顿节(zho1 ston dus chen)休息10天，八月林卡节(brgyd pa dbayr skyid)休息7天，九月降神节(dgu pa lha rbab)休息1天，十月十日 至十五日为吉祥天母节(dpal ldan lha mo)体息1天，10月24日至25日为燃灯节(dgav ldan lngn mchod)休息4天，11月6日至7日为凶神会(hgan pa dgu vdzoms)休息4天 如此等等，总计起来，至少达到一年中的六分之一时间。 
　　行会会员的工资是支差时才有，一般都不高，与当时的生活费用基本相适应。钦莫 列参巴和仲多每月90两藏币。伍钦为60两，伍穷为45两。一般会员则为30两。他们 的工资不是按月发给，而是每年的3月和9月各发一次。除此之外，每月可从孜拉强 (rtse bad qhyg)领茶叶一块、酥油二涅嘎、盐一升，会员将这个称"常薪‘(rgyun phogs)。学徒和杂工也不例外，同样能得到一份。 
　　行会有它的财政来源，这是由政府资助、行会庄园收入或其他手工业税捐构成的， 它有自己的"金库"，自己的预算。这使它能够为公共利益而作出应作的开支，有它自己 的节日或聚会活动，这有助于加强它的团结。行会将从庄园获取的收入和山南、拉萨等地手工业者交纳的手艺税以及会员的罚款作为基金，用来举办有利行会成员的公益事 业。如，每年藏历8月15日是行会宴会之日，此时要举行"亚西"(dbyr skyid)活动，即 逛林卡；再如，行会组织中有人去世或家里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去世，行会要从集 体"基金"中拨给180两藏银，小孩50两，此外，还从每人手中再集资一两藏银给当事人或亲戚，并帮助料理丧事的全部过程。 
　　从司法角度上讲，它的司法特权在社会上都得到承认，它有自己的法庭来处理行会 会员与外部或内部发生的案件。据称这种特权是五世达赖喇嘛所赐予的。当时所赐予的有下列主要特权：(1)本行会可自己断案；(2)本行会可在拉萨、山南地区收取手工业 手艺税；(3)行会支差任务繁重时，可召昌都、日喀则的工匠支差；(4)可在拉萨和山南地区广招学徒。虽然我们没有发现有关它的文字记载，但从上述老艺人口口承传下来 的史实来看，五世达赖喇嘛对手工业行会给予了高度重视。 
　　西藏的行会不象欧洲行会那样，会员加入行会时，要缴付很高的入会费，才能进入 他们的行列。因为，西藏的行会并非工匠艺人自发的组织，而是官方性质的组织，它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更好地支服差役而建立的，所以，入会的工匠往往是官方指定的，而不 是自愿入会的，当一个新的工匠确定要加人行会时，要给"基巧"(srgi khyab)献一罐青 稞酒和一条哈达，此酒称为"米"(nai chang)意为"入会酒"。此外，还要向所在行业里的同事们献酒，请求日后多予照顾。 
　　再从行会的职能上讲，中世纪欧洲的行会的职能主要是团结同行业反对封建贵族掠 夺和商人欺诈，维持对当地市场的垄断，维持产品的质显标准，并且保持一个稳定的、没有外部竞争的经济环境。然而，对于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下的西藏金、银、铜、铁 手工业行会组织却是为政府和寺院支服差役为主体的，其次才包含对它的成员维持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并且保持一个稳定的没有外部竞争的组织功能。为了达到上述目 的，行会严格局限于"卫藏"(dbul gtsng)地区的工匠，康巴(khms pa)和安多(a mdo)地区 的工匠绝对禁止加入行会组织，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地方性。 
　　行会有自己的节日。这个节日差不多都在夏季，一年一次，通常是在野外或花园里 举行，同行业的人都要参加，由每个行员凑集一点钱，加上行会内部的一些收入，用来做饭食、肉食，大家聚餐。 
　　总之，行会的建立对保证政府和寺院支服差役的质量以及促进手工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具有互助、团结，并保障它的成员利益的作用。 
　　三、五金工匠的社会地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金工匠在经济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物质财富，然而他们在社会 上的地位最低下，生活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等级结构的最低层。他们与土地几乎毫无关系(虽然庄园内的工匠与土地有点联系)，被人们视为是不务正业的流浪 人，被说成是"黑骨头‘(rus pa nag po)，在称谓他们时，往往从事铁器业者称"那索" (nag bzo)即‘黑铁匠‘，从事金、银、铜器业者相对好一点，称"噶索"(dbar bzo)即"白 匠"．他们在西藏所分等级中，属于三等九级中的最低一层，不能与平民平起平坐，他 们只能内部退婚，居住于不同的场所，只许与同种人共餐，不准加入寺院僧侣的行列。即使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也不能改变其"低贱"的身份。一般人如果和他们结婚， 也将沦为"贱人"等级。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世世代代都无法改变封建农奴制度强加给他们的低贱社会地位。在牧区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杀鼠吃者和铁匠、送尸者为下贱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欺诈者和铁匠、乞丐为下等人。‘笔者在拉萨和山南等地区实地调查时，得出同样结果；屠夫、铁匠、陶匠、渔夫、猎人、篾匠、揉皮匠和补鞋匠等，被社 会普遍认为是"不干净的人"。据说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屠杀生灵，造有罪孽的缘故。这种说法对屠夫、渔夫、猎人来讲还能勉强成立。众所周知，藏民族是一个全民信 教的民族，而屠夫等屠杀生灵，违背了佛教"十善"中的第一条不杀生的戒律；天葬师、揉皮匠、补鞋匠从直观上讲，其工作性质较脏．然而，对铁匠、陶匠、篾匠来说这种解 释是很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们没有违背佛教中的任何一条戒律，他们是靠自己出色的 手艺为人类创造所需的物质财富。 
　　那么，藏民族很早就有歧视铁匠等手工业者的习俗吗?或者整个藏区都有这种看法吗？笔者直接或间接对安多、康区、卫藏三大地区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西 藏"卫藏"地区存在这种习俗，而安多、康区与此恰恰相反。在安多和康区的五金匠人的社会地位略高于卫藏地区，他们不但不被视为"不干净的下贱人"，而且还以羡慕的目光相待，认为他们是靠手艺工作之人，经济比一般人富裕，所为愿意与他们通婚。既然只有"卫藏"地区才有这种落后的习俗，其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从宗教上讲，金、银、铜、铁匠被禁止入寺当僧侣。西藏政府在派僧尼差的通 知上特别注明：屠夫、铁匠、陶匠等。"贱人"均不得派入寺庙为僧尼。寺院也在僧尼 出家授戒律时，问其当事人"你是铁匠、屠夫、天葬师的儿子(或女儿)吗?"如果是铁匠、屠夫、天葬师的儿女，就不能授戒律。人们就根据寺院授戒时的提问作为理由， 对铁匠、屠夫、天葬师等百般蔑视，认为他们是"不干净"的、最低层的人，受到社会的鄙视。其实，释迦牟尼的教义中根本没有鄙视铁匠、屠夫、天葬师的观点。反之，他所 创立的教义就是为反对印度种姓制度而创立的。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我所创立的教，没有任何种姓之分，卑贱之分，不管是杀生者或近边者，只要认真虔诚信仰，均可 立地成佛"。公元五世纪，印度佛学家世亲所著《阿毗达磨俱舍论》(mngon pa mdzod)、《律本事》等经典中，明确把五金工艺列入十八明学科中，而且定为必修学 科，并不蔑视铁匠的工艺。 
　　只要懂得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远古吐蕃时期，藏族并非有这种鄙视五金匠人等手 工业者的习俗。反之，吐蕃第九、十一、三十一、三十八赞普们统治西藏时期，烧木造炭，冶炼金、银、铜、铁制造农田工具的如勒杰(ru lus skyes)、拉布阁迎(lha bu mgo dkar)、鄂那赞蒙(rgor snang btsan mang)、吞弥桑布扎(thu mi sam bho ta)、桑阳顿涅 (bzang yang stong snags)、郭&#183;赤桑亚拉(vgos khri bznag yab lhag)、达赞洞思(stag ltsan gdong gzigs)等被誉为"七良臣"(vphrul blon mdzongs mi bdun)，以此赞扬他们 对当时吐蕃社会所作的贡献。赤松德赞时期，从印度请来大量译师，为了译出大量佛经 著作，他下令征收纸张、铜、铁和皮张等物，在《晶岩箴言》(bkav thng shel brag ma) 中记载："国王令从门禺征收纸张，在统领区域的缮写者、木匠、铁匠等全体百姓在同一 时间内完成纳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吐蕃时期，铁匠的地位与其他人一样看待，并非按骨系或血统来划分等级，并非被鄙视为"贱人‘。邬坚巴著《五部遗教》(bkar thang sde lnga)中的《后妃箴》(btsun mo bkav thang)载：吐蕃王赤松德赞初令蕃人出 家时，选拔的颈试七人之一的白若杂纳大译师前去山谷修行途中，曾到施主铁匠家食 宿。再如，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183;禄东赞就是一个典型的铁匠出 生者。据著名历史学家东嘎&#183;洛桑赤列教授讲："噶尔&#183;东赞父子铸制铁器的地方，至今 在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有遗址可见"。综上所述，足以说明吐蕃时期，西藏地区还没有蔑视五金工匠等为"贱人"，不与他们接触的习俗。不但如此，五金工匠等手工业者 仍然是寺院僧侣的施主，同样可以成为吐蕃王朝的大臣。人们都很清楚，人类生活离不开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物品，然而，这一切无不经工匠们制作而成。如果说铁匠 是"不干净"的下等人，那么，他们制作的器物也应是"不干净"的，不应使用。既要使用他们制作的物品，又要说他们是"黑骨头"和"贱人"，这无任何道理可言，也不符合逻 辑。 
　　笔者认为把铁匠等手工业者列为血统卑贱的下等阶层的现象是有其历史、社会经济 和文化等诸多原因的。第一，在西藏历史上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决定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基石。没有土地的人被视为社会的最低层，连基本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而铁 匠又是最先离开土地，走入"城市"的手工业者，他们当然被社会所歧视。自公元十三世纪以来，西藏的领主庄园封建农奴制社会空前发展，生产资料主要由只占西藏百分之五 的三大领主所占有，他们完全控制着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奴。领主利用自营 地、份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集中农奴和其它属民在庄园内从事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大大小小的庄园，就是一个个自然经济单位。庄园的一切生产目的都是供领主享 受，同时，也给生产者及其家庭提供最低标准的生活必需品。在庄园内，仅有农业和牧 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尚未分离，长期处于家庭副业式的状态，所占经济比重极小。然而，庄园内所需衣、食、住、行等用品，必须尽量由庄园内部提供；庄园内实在不能生 产的，才通过外部商人进行交换获取。各分散的庄园之间很少有经济联系。在这种社会 经济形式下，分散和孤立的领主庄园经济和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滞，也决定了西藏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产品交换极为稀少。因此，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政治经 济制度，也需要造就一批这样的人：即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在庄园内不是直接 从事土地耕种，而是为庄园自给经济服务的手工业者和为庄园从事各种劳役的奴隶。土地是庄园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的劳动者，当然其社会地位也丧失了基础，在当时，理 所当然的会受到歧视，成了庄园的最低层。再由庄园制构成的西藏社会，这些人自然也 就成为全社会的最低层。 
　　第二，藏族地区特别讲究"如"(rus)，即"骨系"，用它来确认父系血统的继嗣关系，并根据它来区分世袭社会阶层的等级。这种观念的产生，可以从有关人类生殖和人类生 命构成的观念中获得解释。藏族人相信骨头是一种特殊物质，它由父亲的精子传递给胎 儿，成为影响孩子身体构成的主要因素。因此，藏族人认为自己与父亲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骨头产生，并一代又一代通过骨头因素传递给后嗣。这种观念的发展，使遥远的祖先 与他们现在的后裔通过骨头的传承而联系起来。如西藏的贵族往往把自己的"骨系"(rus) 或"血统"(rigs rgyud)追溯到吐蕃时期的某某赞普或某菜大臣，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所 以，西藏"卫藏"(dbul gzhang)地区的藏族认为铁匠的骨头是"黑"(rus nay)的，是"不干 净"的人，其身份注定是卑贱的。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危害骨系或血统纯洁的因素之一，故把他们列为最低级的阶层，不许与社区外通婚和共餐等。这种讲究"如"(rus)的习俗遂 成了蔑视铁匠等手工业者的一个原因。 
　　第三，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法典中，把铁匠等手工业者列为最低阶层。在公元十七 世纪初，第司&#183;噶玛登雄旺布(sdi srid krma bsdan skyo ng dbang po)治理西藏地方政府 时期，命白色瓦(spel ser ba)编辑了第一部封建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即上等、中等、下等；每等又分成三级，即上上级、上中级、上下级、中上级、中中级、中下级， 下上级、下中级、下下级。达赖、班禅、大小活佛及贵族属"上等人"；商人、职员、牧主和农村中的大差巴户等为"中等人"；下层劳动人民则属"下等人"。一切工匠、屠夫、 天葬师则被视为"下下级人"，其地位甚至低于平民，不能与平民平起平坐，也不能同他们在一个碗里喝茶喝酒。根据这种等级制，制定了"杀人命价律‘、"伤人抵罪律"、"盗窃 追赔律"等十六条封建法典。在《命价律》中明文规定："霍尔弑雅&#183;茨王，命价等身黄 金。丹玛沙麦&#183;格萨尔王，至今未付书命价(命价无限)"，"若是杀了猎民或屠夫或铁匠 等下等人的话，只须给一条捆尸的草绳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其"法典"完全是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所谓"下下等人"的铁匠等手工业者无法享受 其"法典"的保护。虽然，后期曾几度修改成"十五法典"、"十三法典"、"十二法典"，但它始终没有脱离"等级制"的界线，也未提高过"下下等人"的社会地位，这就逐渐在社会上 形成蔑视铁匠等手工业者的传统习俗，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漆器展

　　前言 
　　中国历来以“丝国”。“瓷国”著称于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也是“漆器之国”。她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也是出土古代漆器最多的国家。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已懂得用漆树的汁液涂在木器和陶器的表面使它们美观耐用。天然漆持有的防潮防腐性能，使这些涂层保存至今还光彩夺目。中华各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几千年来从不间断地在发展漆工艺。 
　　无论是在黄河、长江、珠江三条“母亲河”流域，还是在东北、西北和岭南，都有古代漆器出土。其数量之多、系谱之全，连考古学家都惊叹不已 。它们造型各异、纹饰华美，使人目不暇接。 
　　彩绘漆虎座立马（战国〕 
　　连座高103厘米。湖北江陵李家台四号楚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虎座立风是楚墓特有的随葬品，木质雕刻为胎，各部分可以拆装。底座为蹲踞状虎形，风以虚为底座昂首立于虎＿上，背上插有表示龙角的鹿角。全器需黑漆为地，并以朱红。黄。金。银等色绘出风的羽毛、虎的斑纹以及风和虎的眼、喙、鼻等细部。这些花纹很有装饰性，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鹿角也髹黑漆并在技尖加彩。凤颈夸张如振翅鸣叫，鹿角动势很大。如双翼展开。但尾短，称“短尾凤”。底座卧虎抬头翘尾与风的动态相呼应。全器造型动静结合，凤欲飞不飞。虎欲动不动，其艺术价值早已超出一般的陪葬品，更像是一座纪念碑。 
　　彩绘龙凤纹内棺（战国晚期） 
　　长184厘米，宽46厘米，高46厘米。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此棺木胎，形状为规则的长方体，内髹红漆，外熏黑漆，棺外用红、黄守三色彩绘龙凤纹。盖面及两侧相板绘写实龙凤纹，以四龙四风为一单位作四方连续，结构对称严谨。其小凤的形态尤为生动，昂首振翅、长尾舒展，使用鲜艳的黄色，并压在龙身之上，是地位显要的主纹样。龙一首双身，以黑色描绘，并以金色绘羽鳞纹于龙身，色彩深重以衬托凤纹。整个盖面和棺板纹样用线流畅，色彩对比强烈，装饰性强，是楚墓彩绘漆棺中难得的珍品。头档和足档的纹样为简化变形龙凤纹，除保留龙凤的一些主要特征外，均已几何化，与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棺板画法相似。以龙凤和变形龙凤纹样装饰棺木可能是楚国的一种习俗，漆棺彩绘的风气在西汉得到继承和发展。 
　　彩绘透雕漆座屏（战国中期） 
　　长51.8厘米，上3厘米，下宽 12厘米，通高匕厘米。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 
　　彩绘漆镇墓兽（战国） 
　　通高170厘米。湖北省江陵县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此镇墓兽有实心方木底座，底座四面装铜铺首。兽身呈相背的双弓形，以神卯插入底座。兽首分向左右，兽脸开在两侧面，瞪目。阔鼻，口吐长舌直抵胸部。头插两对成年雄鹿的角，也可卸下。此角向两翼张开，苍劲有力、气势雄伟，增加了镇墓兽的神秘感。全器髹黑漆，用红、金二色开脸，并在兽身和底座上绘行龙纹、雷纹和几何纹，色彩十分富丽。这种双头镇墓兽多形体高大，人殓时拆开放入棺倍的头箱中，是楚国大型墓的随葬重器，其他地区的墓中均不见。 
　　彩绘漆镇墓兽（战国早期） 
　　高128厘米。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此兽木雕彩绘，作蹲坐状，头插两支彩绘鹿角，但已残，仅存15厘米。两耳尖而上翘；双目圆而大，如兽目；口大，吐长舌，直垂到腹部；胸部绘出双乳、背部雕有四个对称的卷云纹；前股上举，持蛇作吞食状。两前肢由样卯与兽身相接。此兽的眼、舌髹红漆，耳、爪髹黄漆，其余各部分皆髹褐漆，然后绘红、黄相间的鳞。双尾外卷。全兽各部分雕刻精巧，色彩也很艳丽。它与天星观、雨台山出土的单头和双头镇墓兽皆不相同，以较写实的方法表现。除歧爪齐全外，耳、目。眼、舌和鳞片均作具体描写，由于眼大舌长，又操蛇噬吞，所以气势很不一般。它不但反映了战国楚墓具有独特的葬仪，也反映当时有很高的木雕水平。 
　　彩绘兽首凤形漆勺（秦代） 
　　高13.3厘米。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此勺木胎，造型新颖。它以兽首、鸟颈为把、鸟身为勺，后有平面展开的三叉鸟尾。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然后用朱色。褐色漆彩绘鸟的羽毛和兽首的细部。兽首乌身可能是一种龙首凤身的神物。龙首凤和凤首龙在中国古代装饰中并不鲜见。龙和凤抽象化为几何形再组合为一种纹样的现象在楚漆器中尤为多见。这是使龙、凤神性合一的现象。秦人有把奉雉神的习俗，云梦睡虎地漆器中雉的形象经常出现，勺中的鸟身也有可能是雉。 
　　彩绘双耳长漆盒（秦代） 
　　长27.8厘米，宽13.3厘米，通高11.8厘米。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现藏湖北省云梦县博物馆。 
　　双耳长盒是在秦代漆器中首次发现的。它由形状相同的器身和器盖扣合而成，椭圆形，两头有双耳，盖上与器底均有假足。如果打开器盒翻过来，就会成为两件相同的盛器。此盒内髹朱漆。外熏黑漆，并用朱漆在黑漆地上彩绘纹样。在器盖和器身的假足内，以X形结构画有逆对称的变形鸟纹，红黑关系正负互衬十分巧妙，直线与曲线的对比处理得也很和谐，从中可以看出秦楚文化交流之一斑。有人根据鸟头的形状认为是鹦鹉纹。在盒的肩部给有成双的兽眼，双耳则像鼻子，联系起来看像一只双头卧兽，不但造型别致，而且生动有趣。 
　　彩绘黑地漆棺（西汉早期） 
　　长256厘米，宽118厘米，通高114厘米。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此棺是四层套棺的第二层，长方形，木胎。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盖板及四侧边缘饰带状卷云纹。盖板、两侧棺板和头档、足档都绘有气势宏大的云气神兽纹。云气纹用沥粉勾边，施以朱、白、黄、绿、赭等色色漆，即所谓“五色云”。它既不像秦代的云龙纹有龙的局部隐约可见，也不似后代的团云，而流动的长线条以“气”为主，周围还有流动而奔放的线条表小“风”，助长了云气的动势。这些云气回旋缭绕像“回”字形，时而水平流动，忽而 
　　直线上升，凝重而庄严。云气之间用堆漆法画有神兽、仙人、鸟、鹤、豹、牛、羊、鹿、马、兔、蛇等，其中还有骑马、乐舞、格斗、操琴、觅蛇等情节，主角是有角蹄足的怪兽，有人认为它与楚墓出土的镇墓兽同类。所画云气、神兽都在一个平面中展开，无前后重叠，与汉代画像五处理方法相同。但黑漆地色显得深远和神秘，弥补了层次不多的缺陷。全棺像宇宙天体包裹着墓主，似乎在迎接她的灵魂有朝一日走出棺停升向天际。 
　　彩绘神八怪兽纹龟甲形漆盾（西汉早期） 
　　长32厘米，宽20.1厘米。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此漆盾角甲形，称为“龟盾”。背面曾去有木柄。两面髹黑漆，用朱漆彩绘。背面在桐的两测绘相向站立的人物各一。右侧一人持杖，应为主人；左侧一人戴豹尾冠，似为待从。这是墓主人生前的写照。后上向下部绘一悍兽，前后各有一云团、可能是龙作腾云状。龙之上有一神人，上身为人、双腿像鸟。根据《中国美术全集&#183;漆器》中彭浩的解释，“神人应是墓主人的化身，正骑龙升天。”从盾的尺寸看，并非实用品，可能是陪葬用的明器，其中的漆画表现墓主人死后升天的愿望是很自然的。此画用笔简洁，是一种写意的漆画，十分难得。 
　　彩绘七豹纹扁漆壶（西汉早期） 
　　高48.5厘米，宽65厘米。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一六八号 
　　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此壶木胎。分两半铣斫制后胶合，为贮酒器，扁平腹，矮圈足，两肩有一对铜质铺首街环。壶身近似委角矩形，边 
　　线方中有圆，造型洗练古朴。壶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并加彩绘。侧边用朱漆绘变形鸟纹，其形式与楚漆器变形鸟纹基本相同。可见西汉时楚地漆器仍受战国楚文化的影响。顶盖四边为云纹，中间有一立豹昂首长啸。腹部正面用朱漆绘三只豹作正三角形排列；背面用朱漆绘三只豹作倒三角排列。豹身斑纹用蓝灰漆绘，其中三只豹长有上翘的羽翼。七只豹均用线勾，线条准确有力，富有顿挫变化。七豹形态皆不相同，个个形神兼备。动感很强。其中正面右下角的捕猎神豹是最优秀者。两面的云气纹都作对称结构，中间一菱形，空隙中穿插S形流云。云气纹皆用蓝灰漆绘，与黑地者较接近，使朱色豹纹十分突出醒目。这些云气纹用平涂画法，形式已与战国和秦代五龙纹有所区别，更加抽象化。七豹中有三只长翼，又都活动于云气之中，应为天上神物。根据《楚辞》可以确定是守天帝九重关（即天门）的虎豹之属。 
　　彩绘鸭嘴形柄漆盒（西汉晚期） 
　　盒口径17．5厘米，高11．5厘米，通长30厘米。安徽省天长县安乐乡汉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此盒木胎，平口留底矮圈足，分盖和底两部分。鸭嘴形柄的上下橡分别联结在盒盖和盒底上，然后用轴联结起来。用手压上喙盒盖自然开启，手松盖即闭合，设计十分巧妙。盒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后用朱漆绘云气神兽纹，有龙、凤、神仙等。鸭嘴形柄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并用红漆画出头、眼、嘴等细部，使之传神。全器则像变形的鸭或鸭嘴的兽。它是集实用。便利和趣味性为一体的设计，是汉代“趣味性设计”作品之一。 
　　贴金银箔嵌玛瑙珠漆七子奁（西汉晚期） 
　　高14.5厘米，口直径22.5厘米。江苏省邢江县甘泉乡姚庄一○一号墓出土。现藏扬州博物馆。 
　　此奁木胎，有盖，内装七个子奁。奁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加彩绘、贴金银箔花纹。查项正中贴银箔六出柿蒂纹，柿蒂中心嵌一颗直径约1.8厘米的红玛瑙。周围每瓣各嵌一颗鸡心形红玛瑙（多已脱落）。玛瑙之间饰鸡心形朱绘旋状纹。外圈为贴金银箔装饰带，纹样已模糊，只有几组贴金箔的画面清晰，内容是羽人操琴、羽人骑狼等。奁盖外壁三道银扣形成两条饰带，内容为云气缭绕的山峰，以及云、山之间的羽人祝寿、车马出行、狩猎、斗牛、六博、听琴等。外底有一圈云气纹，中间是五个圆环相套，中间环内绘飞燕一只，其余四环内各绘一龙纹。以上装饰是汉 
　　代常用的云气神兽、神人纹样，表现仙山上的仙人生活，与人世间的贵族生活相仿。羽人的体形、面相均如常人，头后流高髻，肩背部长羽翼。 
　　奁内七个子奁均极小巧，造型也很别致，有长方形二件、圆形二件、马蹄形一件、方形一件、椭圆形一件，都是薄木胎。奁顶均贴银箔柿蒂纹、嵌黄色玛瑙。各奁装饰风格与母奁相似，主纹样是金银箔贴云气神兽、神人纹。 
　　这套漆备用料高贵。制作精美，并把贴金银箔、嵌宝石、银扣工艺和彩绘结合起来，是一件华丽贵重的漆器。当时的扬州（广陵郡）使用漆器比较普遍，应是汉代漆器主要产地之一。 
　　彩绘三鱼纹漆耳杯（西汉早期） 
　　长21.3厘米，高5.9厘米。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此杯木胎，器口椭圆形，双耳新月形，平底。内外均髹黑漆。内底用黄、朱二色绘莲花一朵，花形已图案化。莲花周围有三条游鱼，充满内底。鱼身以黄色大笔写画，头尾填红色块，十分熟练。花与鱼多用红、黄色，与黑地对比强烈。所显风貌有别于用红。黑二色的漆器，与民间艺术善于用原色作画的特点相似。以上的鱼纹对元代以后民间青花瓷鱼盘的画法可能有一定影响。此杯外间缘和双耳内外测绘波折纹，内口缘绘变形鸟纹，这都是楚漆器中常见的纹样。 
　　嵌银箔漆砂砚（西汉晚期） 
　　长19厘米，前宽9.8厘米，后宽8.2厘米，高6.6厘米 
　　。江苏省邢江县甘泉乡姚庄一○一号汉墓出土。现藏扬州博物馆。 
　　此砚木胎，平面呈凤尾形，共有砚池和砚盒两部分。砚盒半椭圆顶形，砚盒和砚池间有孔相通，并配有木雕羊首形栓，可将余墨存入砚盒，用羊首形木栓封闭。用时取出木柱，余墨即可流出。砚池表面用手触摸有砂粒感，此即漆砂砚的主要特征，它使出墨流畅，被认为与澄泥砚特点相似。此砚外部髹黑漆，外表装饰华丽。以云气神兽纹为主，并贴有银箔动物。砚盒顶上饰四出银箔柿蒂纹，正面盒壁有飞雁，左侧饰虎，右侧饰豹，后部饰一小鹿。砚池外侧正面饰一跪坐高髻羽人，对面有一展翅的孔雀；左侧饰猛虎和牛羊；右侧饰武士斗猛兽。砚底髹朱漆，用黑漆绘腾龙云气纹，龙脊突起有立体感。另外，砚底垂直立面空隙上用黑漆绘一只舞风。有人认为这里的龙凤纹样表示“龙飞凤舞”。 
　　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三国&#183;吴） 
　　直径14厘米，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盘旋制水舱，浅腹。内地由同心圆分为三层。中心朱漆地，绘两童子在山前空地上相对舞棒，为“近镜头”特写画法，注重人物的神态描写。除面、目、手等重要处勾黑线外，其余用“没骨”画法。远山近地干线处渐虚，使画面有深远的空间感。童子图外线一圈黑地彩绘游鱼。水草、莲蓬纹样，鱼背鱼胜晕染深浅，画法写实，甚至不难辨认鱼的种类，远远超出西汉耳杯鱼纹图案化、概念化的手法，极为生动自然。外线是朱地彩绘云龙纹，显然是秦汉以来的传统纹样。盘背面髹黑漆，边饰一周云龙纹，中央朱书“蜀郡作牢”四字。 
　　彩绘宫闹宴乐图漆案（三国&#183;吴） 
　　长82厘米，宽56.6厘米。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案是有足的盘；用以盛举食物。此案为木胎，案面长方 
　　形，四线略高于案面，缘上镶嵌鎏金铜皮，背面安装四个矮蹄足。案内髹红漆，四缘有数层装饰纹样，内容为云气纹、禽兽纹。背面髹黑漆，正中朱书一“官”字。案面中间是装饰主体，即“宫闱宴乐图”。宫闱指后妃所居之内宫，此图应写内宫室外庭院内的宴乐场面。上列一排建筑，窗内有人。左上角设帐，为帝王席。右列一平列为官吏、贵妇席。前景主要是百戏艺人的表演场面，中间所演是“舞轮”。此图以众多的人物组成热闹而不紊乱的场面，以三横列为主要结构，百戏艺人的活动又很自然地突破横列的刻板。所有人物皆不重叠，仅以高低区别远近。此画的题材内容和构图方法都与东汉画像石相同。 
　　彩绘季扎挂剑图漆盘（三国&#183;吴） 
　　直径24 8厘米。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盘为木胎，浅腹，原口沿有鎏金铜扣。髹漆工艺为木胎上贴麻布，再涂漆腻，然后髹红、黑色漆。盘内底共有彩绘三层，包括两圈装饰纹样和盘中心的季扎挂剑图。季扎挂剑图为黑地彩绘，表现春秋时吴国的季扎赠剑给死后的徐君的故事。此画主要用油彩绘制，人物用“没骨法”，仅在头客、脸面、手等部分用黑线勾画，寥寥数笔表情已很生动。远山画出虚实变化。人物和景物虽仍用平列构图，但远景的山和近景的兔使画面有了三层景，突出了纵深的空间感。外圈的鱼、莲蓬、童子、白鹭摆脱了平 
　　涂勾线画法的约束，以生动的笔触画出明暗变化。说明三国对漆画的水平在汉代基础卜有了很大提高。盘背面髹黑漆，有朱漆篆书“蜀郡造作牢”款。 
　　彩绘鸟兽鱼纹漆鬲（三国&#183;吴） 
　　长25.4厘米，宽16.3厘米，高4.8厘米。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鬲底为木胎，长方形。壁为竹胎，用竹针联结并用麻布加固。有壶门足。鬲内分七格，朱漆地，每格绘一种吉祥灵物，有天鹿、凤鸟、神鱼、麒麟、飞廉、双鱼。白虎等。彩绘用油彩，并用黑线勾出轮廓和细部。线条奔放自然，又很准确。用独立分散的多种纹样装饰一件器物而不加云气和蔓草，是汉代所不见的装饰方法。福的侧面绘蔓草纹和放鹰图。彩绘漆鬲的出土至今仅见一件，所以更为珍贵。 
　　锥刻戗金黑漆盒盖（三国&#183;吴） 
　　边长22.5厘米，高 11.5厘米。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盒盖为薄木胎，胎上贴麻布，然后涂漆腻再髹漆。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盒盖平面呈正方形，盖顶突起，四面转角圆缓。器外黑漆地上满布锥刻戗金的花纹，只有各立面交界处的边缘留有一段黑地，使花纹形成与器形适合的正方面或矩形面。花纹为细密的云纹地，云纹中有神兽六十五个，包括龙、虎、鸟、麒麟、天禄等，实为一种“瑞应图”。另有三个人物：佩剑者、拥旗者和持节者。此器在黑漆地上铺排大量金线，金色的光泽十分突出，效果极为华丽，是迄今出土年代较早、工艺精湛的戗金漆器珍品。 
　　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耳杯（三国&#183;吴） 
　　每件长9.6厘米，宽5.6厘米，高2.4厘米。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共两件，均为皮胎，椭圆口，平底。耳边及口沿镶铜扣，铜扣銮金。器身犀皮漆的花纹由黑、红、黄三色漆组成，黑面、红中、黄地，如行云流水十分自然。这两件犀皮漆器的发现在中国漆器史上有重要意义。过去根据文献，有关犀皮漆的记载出现于晚唐，因此认为这种漆工艺的出现不会早于唐代。朱然墓发现的这对耳杯，使犀皮漆器出现的时间提早了近六百年。 
　　彩绘人物故事画漆屏风（部分）（北魏） 
　　每块长约 80厘米，宽约 20厘米，厚约2.5厘米。 
　　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读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向下一面因潮湿剥落严重，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 
　　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格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大姐、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捷仔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183;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 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 
　　人物花鸟纹嵌螺钿漆背铜镜（唐代） 
　　直径25厘米。河南省洛阳市十六工区六七号唐墓出土。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此镜圆形、圆钮，镜背纹样完全由螺钿在褐漆地上镶嵌而成。主要人物为一左一右席地而坐的留项男子，均衣袍宽大，头戴巾。左一人弹阮咸，在一人持杯盏饮酒。右侧后部有一唐装低髻侍女、人物之前有鹤舞、凫游。后部中央有一棵花树，树下一时鹦鹉和一只似犬的兽，树上一对飞鸟。一对立乌。空隙处有山石和花叶。全图布局对称，结构严谨。人物、景物动静结合，颇有诗意。构图明确分前景。中景和背景三部分，已突破汉代常见的平列式，因此有显著的景深和空间感。螺钿上所刻线条精细准确，人物的衣褶和面目皆如白描，比较写实，花树和鸟纹则有较强的装饰性，两者的结合比较自然。地部残留部分螺钿碎片镶嵌的痕迹，可见原镜背地部应全部用碎螺钿嵌出有“肌理”效果的地纹，与正仓院所藏府螺钢铜镜相同。此镜是唐代嵌螺钿漆器人物中水平最高的一件，。所出墓墓主卒于唐代至德二年（757年），此镜当是盛唐所制。 
　　“九霄环佩”紫漆琴（唐代） 
　　通长124厘米，最宽21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琴为伏羲式，桐木为面，杉木为底。灰胎为焙烧鹿角调制，称“鹿角胎”。髹深栗亮色漆，用朱漆补过。通身发小蛇腹断纹。十三微用蚌片镶嵌。琴面半圆形隆起。据考证，其特征与记载的唐代开元款雷氏琴相符。琴背龙池上方有“九霄环佩”四字方篆，他下方有“包含”细边大印，都是制琴时刻就。其余腹款、题识等，均系后刻。紫檀木填漆护轸（琴下转弦的钮）为清代重修时所装。此琴形制古朴，肩弧而腰曲，典雅优美。而琴音纯粹温劲，为传世后琴所罕见。郑氓中在《中国美术全集&#183;漆器》中 
　　说：“清代末年此琴即享有盛名，被誉为‘鼎鼎唐物’和‘仙品’。《琴学丛书》《今虞琴刊》均有记述。已故音乐史家杨荫浏把这张琴作为唐代雷琴的典型器附于所著《中国音乐史稿》之中。” 
　　花鸟纹嵌螺钿黑漆经箱（五代） 
　　长35厘米，宽12厘米，高12．5厘米。江苏省苏州市瑞光塔 出土。现藏苏州博物馆。 
　　此箱为木胎，长方形，下有须弥座，四面平列壶门， 内施金平脱花纹。通体髹黑漆，镶嵌螺钿花纹。盖面有三组并 列的团花，周围散花，中嵌半圆形水晶和彩色宝石。盒身壁面是 石榴、牡丹等花卉和飞鸟峡蝶。花叶相接排列，枝干多被掩盖， 缠枝的特征已不明显。其中的石榴纹样，是唐代新兴的纹样，初 用时多作花芯，现已比较写实。以上两点表现出此箱纹样沿袭 了唐风，但已有变化，稍失唐代的气韵和生动。这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纹样所共有的特点。 
　　花瓣形圈足黑漆碗（北宋早期） 
　　口直径22.5厘米，底直径11厘米，通高7.7厘米。湖北省监 利县福田寺宋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此碗木胎，口沿是花瓣形，敞口外侈，矮圈足。胎体用圈叠 法制成，胎上婊一层麻布，再上灰髹漆，所以轻薄而坚实。器外 髹黑褐色漆，器内髹朱漆，与传统漆器相同，但全器不加纹饰，以 造型和一色漆的色泽和光泽取胜。一色漆器在三国（吴）未然墓 中已有黑漆凭几出土，但木多见。宋代一色漆器则有大量出土， 百多为实用器皿，可见当时这种漆器十分流行，其造型深受宋瓷 的影响，具有古朴典雅的独特风格。 
　　紫褐色漆盒（南宋早期）） 
　　高25.3厘米、江苏省宜兴县和桥宋墓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此盒为本胎，有盖，子母口扣合。盒外髹紫褐色漆，内内髹 黑漆，造型为圆柱体的变体，无纹饰，古雅质朴。盒体较大，但胎薄体轻。出土时，盒内装有小件漆器三十余件。 
　　紫褐色漆渣斗（南宋早期） 
　　高6.2厘米，口直径10.5厘米。江苏省宜兴县和桥宋墓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此渣斗为木胎，外需紫褐色漆，内擦黑漆，口沿有一道黑漆 边，而且胎薄体轻。渣斗是一种药具，唐代金银器中也有渣斗， 但造型颇不相同。这件漆渣斗不但造型别致，而且比例和谐优 美。它的高和口径的比例与“黄金比”（1:1618）极其相近。我 们不能说宋代匠人已经掌握了黄金比，这仅是一种巧合。但黄 金比本来就是从大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宋代匠人的成熟设计 与黄金比相合，又是必然的。 
　　婴戏图剔黑漆盘（南宋晚期） 
　　高4.5厘米，直径31.2厘米。现藏日本文化厅。 
　　此盘外圈刻茂密的折枝桂花纹。内圈刻三重楼阁，楼阁前广阔的庭院里有十个儿童在嬉戏，庭院有曲栏，栏外水中有双鱼、庭院地向刻锦地。楼门后桂花树影婆娑，树影中一轮圆月，中有桂花、玉兔。应是中秋夜景，其中儿童形态最为生动，十人动态皆不相同，而且神态生动。全图构图完整、严谨、有远、中、近三层景，有明显的空间感、反映了宋代绘画的水平，此盘雕刻技法尚属早期风格。即在一个平面上减地平刻，镂刻较浅。因此，所表现物体的主体感不强，全靠块面大小、线条虚实来区别主次、强弱，与单色木刻或雕版印刷的刻法相近，而与元代浅浮雕式的雕漆技法差异较大。 
　　园林佳女图使金莲瓣形朱漆奁（南宋中期） 
　　直径19.2厘米，通高21.3厘米。江苏武进县村的乡南宋五号墓出土。现藏常州市博物馆。 
　　此奁木胎，断面如六出变形莲花，分盖、盘、中、底四层，口沿均有银扣，通体髹朱漆，戗刻金纹装饰。盖自斜刹有戗金折枝花卉十二枝、中间平面部分戗刻园林仕女图，此图描写二贵妇在园林的石板小径上挽臂而行、切切私语，右侧一侍女持长颈瓶，周围有假山、花树，后方不远处有一藤墩。宋代造园艺术发展迅速、南方园林尤善叠石造山，并置太湖石以供赏玩。图中有假山和藤器，应为南方私家园林景色，这与产地温州地处南人相符。其中仕女和婢女的服饰装束是典型的南宋样式，而人物形象已与唐代仕女大异其趣，她们双肩低削、身材柔弱、裙裾下收。裙下隐约可见弓鞋的翘头。此奁全身侧举均刻写生折枝花卉，结构准确。线条挺拔秀丽。充满了生机。以写实花齐为主的装饰风格，与唐代以变形花卉为主的装饰风格也有很大区别。奁盖内侧有朱书“温州新河金念二郎上牢”款。 
　　“张成造”栀子纹剔红盘（元代） 
　　口直径17.8厘米，高2.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盘圆形，圈足。黄漆地上髹朱漆约百道，漆层十分肥厚。全盘以雕漆为饰。盘内正面雕刻栀子花一簇，以写实的自由形态适合于盘形。位于盘心的栀子花是这簇花的主体，面积约有全盘的一半。这朵花正在盛开，花瓣已经怒放。三层花瓣由内向外逐圈加大，又逐层重叠，成功地表现了正面朵花的深度感体积感，花瓣卷曲目如，极为生动。主花旁的花蕾和枝叶向四周蔓延，挤满了盘面的空间，几不露地，显得生机盎然十分茂盛。盘背雕阴文蔓革纹，并有针刻“张成造”行款。张成是元代嘉兴西塘杨汇著名的漆工，以剔红著称。 
　　“张成造”云纹副犀盒（元代） 
　　直径14.8厘米，高6.2厘米。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此盒圆形，木胎，用来黑色漆相间髹约百道，漆层十分肥厚，盖面和盒身均雕如意云纹。纹样依圆心三分，各有一组云纹，三级相同，极富韵律，构图也很严谨，此盒刀法深峻，磨工圆润，漆色光亮温莹，纹样曲线流畅，有流动感、不同色漆层的纹理又加强了这一感觉。这是张成传世剔犀作品中最优秀的一件，也整个元代剔犀作品中最优秀的一件， 
　　“杨茂造”花卉纹剔红尊（元代） 
　　“杨茂造”花卉纹剔红尊（元代） 口直径12.8厘米，高9.4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尊木胎，短颈圆腹，造型稳健，颇有宋代钧瓷的特点。尊外及颈内在黄漆地上髹红漆多道形成厚漆层。足内髹褐色漆。肩部刻弦纹一周，将颈和腹划分为两个装饰区。口内、颈部和腹部雕满花卉纹。品种有秋葵、山茶、桃花、梅花、振子、菊花。百合花等，花间露出黄漆硬地。此尊纹样与刀法和“张成造”栀子纹剔红盘十分相似，系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作品。从足内外划“杨茂造”行款可知，作者是与张成齐名的浙江嘉兴西塘杨汇人杨茂。所不同的是此尊采用了百花齐放式的组合构图，花纹密布，各花之间衔接自然成为一个整体。如果将纹样展开即成为三条首尾相联的带状纹样。自宋代大量采用写实花卉作为装饰主题以来，以盛开的各种花卉反映自然之美、表示吉祥之意已成为程式，至今还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纹样设计，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民 族传统装饰纹样的重要样式。 
　　林擒双鹏图剔彩捧盒（明代宣德） 
　　口直径44厘米，高19.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盒圆形，色漆有红、黄、黑、绿四种，自上而下为红、黄、绿、 红、黑、黄。绿、黑、黄、红、黄、绿、红逐层髹成，共有十三层之多。 纹样困雕刻的深浅而形成不同的色彩，丰富华丽。这需要周密 的设计和高超的雕刻技巧，所以同类同水平的作品并不多见。 画面以一株枝叶舒展、果实累累的沙果（即林搞）为主要结构，均 匀分布在圆形盖面上。沙果枝头有两只相顾而啼的黄鹏，叶间有一蝶、一蜻蜓。此图的风格介于装饰纹样和花鸟画之间，既有元末花鸟雕漆作品的遗韵，又有工笔花鸟画的影响。所以，沙果枝叶分布像装饰纹样一样均匀，但双鸟已改变在花丛上对飞的程式，而立于枝头对唱，使鸟和花木的关系更加协调。此盒盖面四周及足上部雕缠枝花果一周，有桃、石榴、樱桃、葡萄等。上下口边刻花卉两周，有牡丹、茶花、桅子、菊花等。其作风与张成、杨茂相似。 
　　孔雀牡丹纹皮胎剔红盘（明代中期至晚期） 
　　口径35厘米，高5 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盘圆形，皮胎灰漆地，髹红漆。盘心中间是以牡丹、孔雀为题的主纹样。五大一小六朵牡丹花均匀分布在圆形内，两枝主干则从假山石后穿出。一只孔雀在山石后，一只孔雀飞于空中。这种构图与元末张成的作品尚有相类之处，但刀法已有较大变化。它已不用有透视关系的体块来表现花鸟，较多地借助 白描式的线来勾勒，而且雕工粗犷，不藏锋，这是明代中晚期出现的一种雕漆风格。盘心周围锦地开光，开光中刻瓜果纹样，也用线条表现，与盘心相呼应。 
　　龙凤纹方胜形雕填漆盒（明代嘉靖） 
　　长28.5原来，宽15.3厘米、高11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 院 此盒造型别致．为同心方胜形，取其“同心”的吉祥之意。六角的圆珠做成圆戟形，有方胜形足。通体髹紫色漆地，以红、绿、黄、黑四色漆雕填，十分绚丽。所谓雕填，即是雕刻出花纹的轮廓和纹理，再填金或彩漆的工艺，在明清时期盛行。此盒盖面一边雕填云凤纹，一边雕填云龙纹。盒壁饰花卉、灵芝、杂宝、云鹤、水纹等，均按器形呈带状装饰。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园艺技术
　　精耕细作是蔬菜生产的突出特点 
　　蔬菜生产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谷粒的同时，还发现在一个陶罐里，保留有芥菜或白菜一类的菜子。据测试，时间大约在六千年以前。到了周代，蔬菜栽培已经相当发达了。《诗经》里对蔬菜生产已经有所描述，如《豳风&#183;七月》中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就是瓠），“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镇的发展，农（大田作物）圃（蔬菜作物）分工，园圃种蔬菜已经成了专业。 
　　合理利用时间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在蔬菜生产上有重要意义。公元六世纪的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说到，一年里葵可以种三次，韭收割不过五回，反映了在一块土地上连续播种收获同一种蔬菜的情况。至于说到在瓜区中间种薤或小豆，葱里杂种胡荽，反映出当时在蔬菜栽培上已经出现了套种。《齐民要术&#183;杂说》中还有一个说明蔬菜生产中种类繁多的例子：如果靠近城镇，务须多种些瓜、菜、茄子等等，这样既可供给家用，多余的还可出卖。假如有十亩地，选出其中最肥的五亩，用二亩半种葱，其余的二亩半种杂菜。用这二亩半地，分别在二、四、六、七、八月，种上瓜、葵、离芭、萝卜、蔓青、白豆、小豆、芥、茄子近十种蔬菜。这样频繁的栽种，反映出当时蔬菜种植的技艺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到了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述当时开封近郊蔬菜种植的盛况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皇家有专用的菜园，除了平时供应，还要在“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充一冬食用”。 
　　为了保证蔬菜丰产和周年均衡供应，就要求注意品种搭配，在茬口的安排上力求衔接，做到合理轮茬。我国农业生产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劳动人民又培育出丰富多样的品种，这样就能够把多种蔬菜组织到一定的栽培制度中去。人们有时用“园耕”或“园田化”来描述我国的农业，就是因为蔬菜生产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精耕细作的特点。 
　　丰富多采的蔬菜品种资源 
　　我国的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据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公元1848年）中的记载，当时蔬菜已有一百七十六种之多，现在经常食用的大约在一百种左右。在这一百种蔬菜中，我国原产的和引人的大约各占一半。我国原产的蔬菜，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有瓜、瓠、韭、葵、荡（蔓菁）、荷、芹、薇等十多种。但是哪些是栽种的，哪些是野生的，有些现在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据《齐民要术》记载，黄河流域各地栽种的蔬菜有瓜（甜瓜）、冬瓜、越瓜、胡瓜、茄子、瓠、芋、葵、蔓菁、菘、芦菔、蒜、葱、韭、芥、芸薹、胡荽乃至苜蓿等三十一种。其中现在仍在栽种的有二十一种，余下的已经从菜圃中退出或转作他用。在现有的二十一种中，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如菘（白菜）、芦菔（萝卜）已经成为主要的蔬菜，芥因为适应多种用途而有了许多变种。 
　　白菜古称菘。因为它栽培普遍，并且能四时供应，久吃不厌， 深受人们喜爱。白菜中以北方的包心大白菜最有名。大白菜是由不包心的小白菜经过人工培育演化而来的。晋代以前，北方的古书里没有关于白菜的明确记载。南北朝时期，文献中有关的记载才多起来。如《南齐书》里就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菜食中昧最佳者。《齐民要术&#183;蔓菁篇》中附带提及“种菘、芦菔法与芜菁同”（芜菁就是蔓菁）。后来宋代苏颂在《图经本草》中说：“旧说北无菘，今京洛种菘，都类南土，但肥厚不及尔。”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北无菘者，自唐以前或然，今则紫菘、白菘南北通有。”可见南北朝时期南方白菜种植虽然已经很发达，北方却在唐宋以后方盛。菘在栽培过程中，经历了散叶类型、半结球类型，最后才成为叶球坚实的结球类型，也就是包心紧凑的大白菜。这几种类型现在都还有栽种。清《顺天府志》产品录有关于结球白菜的确切记载。经过精心培育，现在华北地区已经有了五百多个地方品种，有些又引种到南方，栽培上也得到良好的成果。由于小白菜和大白菜都原产我国，所以它们的学名分别叫Brassica chinensis和Brassica pekinensis，就是在芸薹属后边加上了中国和北京的字样。日本从1875年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中间儿经波折，后来才迅速推广开来，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蔬菜中第二位。解放后还有另外一些国家从我国引种白菜。 
　　萝卜古称葖或称芦菔、莱菔。我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最早的记载见于《尔雅》。唐代苏敬在《新修本草》中说：“江北、河北、秦、晋最多，登莱亦好。”宋代已经“南北通有”，“河朔极有大者，而江南安州、洪州、信阳者甚大，重至五六斤，或近一秤，亦一时种莳之力也。”（《图经本草》）由于我国萝卜栽培时间久，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如有一二两重一个的四季萝卜，也有一二十斤一个的大萝卜；有适于生吃色味俱佳的心里美，也有供加工腌制的露八分等。 
　　芥菜是我国特产的蔬菜之一，有利用根、茎、叶的许多变种。野生芥菜原产我国，最初只是用它的种子来调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除了辛辣可以人药的，还有可以食叶的如马芥、石芥、紫芥、花芥等。现在叶用的有雪里续、大叶芥等，茎用的变种有著名的四川榨菜，根用的变种有浙江的大头菜等。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改造植物习性上的一项成就。 
　　除了驯化培育，我国还从很早就不断引进外来蔬菜，经过精心培育，逐渐改变了它们的习性，适应我国的风土特点，创造出许多新的、优良的类型和品种。如黄瓜，原来瓜小、肉薄，经过改进，不仅瓜型品质有了提高，而且还育成了适应不同季节和气候条件的新品种，从春到秋都可以栽种。原产印度的茄子，原始类型只有鸡蛋大小，而在我国很早就育成了长达七寸到一尺的长茄，重到几斤的大圆茄。华北的紫黑色大圆前已经引种到许多国家。辣椒原产美洲，后来经由欧洲传入我国，不过三四百年，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品种。除了长辣椒，还育成了许多类型的甜椒，其中北京的柿子椒已经引种到美国，命名为“中国巨人”。国外的许多甜椒品种就是在它的基础上选育出来的。 
　　多种形式的蔬菜栽培技术 
　　黄河中下游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基地之一，在这冬季寒冷干燥而又漫长的地区，自古能够做到周年均衡供应新鲜蔬菜，的确很不容易。为了争取多收早获，我国蔬菜生产除了露天栽培外，历代劳动人民还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保护地栽培、软化栽培、假植栽培等多种形式。像风障、阳畦、暖窖、温床以及温室等，到现在仍在沿用。 
　　利用保护地栽培蔬菜，世界上当以我国为最早，至迟在西汉已经开始。《盐铁论&#183;散不足篇》描写当时富人的生活享受有“冬葵温韭”，温韭就是经过加温培育的韭菜。《汉书&#183;循吏传》说的更加具体，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宫廷为了在冬季培育葱韭菜蔬，盖了屋宇，昼夜不停地加温来生产的实况。根据传说，秦始皇的时候，在骊山已经能够利用温泉在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到了唐代，对利用温泉的热能栽培蔬菜就有了比较确切的记载，这从王建（约769—约830）的诗“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中可窥知一二。 
　　元代《王祯农书》中，对利用阳畦生产韭菜有精确的记载：“又有就阳畦内，冬月以马粪覆之，于迎凤处随畦以蜀黍篱障之，用遮北风，至春其芽早出，长可二三寸，则割而易之，以为尝新韭。”这是说北方的菜农，在冬天作成阳哇，利用马粪来发热奎培旧韭菜根，在早春时节取得新韭。用阳畦生产比温室更加经济，产品就可以供“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了。 
　　由阳畦、温室供应的蔬菜，在品种和数量上终归有限。冬季每天吃贮藏的萝卜、白菜，也嫌有些单调。于是就有了更加简便的用软化栽培生产的黄化蔬菜。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被称做“黄卷”的豆芽菜了。宋代以后，孵豆芽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技术。据林洪《山家清供》中“鹅黄豆生”一节的记载，可用黑大豆做豆芽菜，因为它“色浅黄名为鹅黄豆生”。豆芽菜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它是使种子经过不见日光的黄化处理发芽做成的。黄豆、绿豆和豌豆都可以用来生芽。它不只清脆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黄化蔬菜，不限于豆芽菜一类，韭、葱、蒜以至芹菜的秧苗都可以作黄化处理，其中韭黄一直受人珍视。宋代苏轼已经有“青蒿黄韭试春盘”的诗句。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也说到当时开封在十二月里，街头也有韭黄卖，可见韭黄至迟在北宋已经有了。关于温室囤韭黄的技术，《王祯农书》里讲的比较具体：“至冬移根藏干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 
　　鲜菜贮藏除了常用的窖藏、埋藏外，还可以用假植栽培的方法。《齐民要术》卷九“藏生菜法”条中说：九月到十月中，在墙南边太阳可以晒到的阳处，挖一个四五尺深的坑，把各种菜一种一种的分别放在坑里，一行菜，一行土，到离坎一尺左右时就停止，上边厚厚的盖上秸秆，这样就可以过冬，要用就去取，和夏天的菜一样新鲜。这是利用类似阳畦的设施来贮藏保存像芹、油菜、离苣一类蔬菜。 
　　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 
　　世界上三个最大最早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之外，就是我国华北、华南以及和它毗邻的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祥，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其中包括桃、中国李、杏、中国梨、柿、枣和粟等。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批杷等。有些不仅原产我国，而且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这些原产于我国的果树，现在多数已经推广到世界各地。下面仅就桃和柑橘类果树稍加说明。 
　　桃原产我国西北部，是我国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过去西方一直误认为它起源于波斯（令伊朗），所以桃在西方叫Persica，意思是波斯果；桃的英文名称Peach，也是由此衍变而来。经过考证和调查，近年来已经公认桃是我国原产。 
　　桃在我国栽培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诗经&#183;周南&#183;桃夭》中有“桃之夭夭，的的其华”，描写桃树开花结果的情况。《尔雅》也有“旄，冬桃”，“榹桃，山桃”的记载。其他文献上记载桃的就更多了。《齐民要术》上关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可见当时桃树栽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对于桃的品种叙述得比较详尽。 
　　桃原产我国，近年来通过品种资源的调查，也得到了证实。桃的野生种和近缘种，如山桃、甘肃桃等，在我国西部和西北部山区都已经发现。而现在桃的栽培品种的不同类型，如粘核和离核，软肉和硬肉，尖嘴和平顶，以及蟠桃和油桃两个变种，在我国栽培品种中都有。所以说桃起源于我国，是无可怀疑的。 
　　桃可能是在公元前二到一世纪西汉由我国西北沿“丝绸之路”经由中亚传人伊朗的，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公元九世纪以后栽培的逐渐多起来，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美国等又从我国引种水蜜桃和幡桃，在这基础上培育了许多新的品种。 
　　柑橘类果树是一个综合名称，它包含很多的种、变种和栽培品种。经济意义比较大的有甜橙、橘、柚和柠檬四种。除了柠檬，其余三种都原产我国。至于柑和橘严格说来没有截然的区别，学名都是Citrus reticulata Blauco，除了果形有些差别，在生物学的习性上橘比较耐寒一些。 
　　柑橘类在我国栽培的历史也是十分久远的，周代已经作为贡品，《禹贡》中就有记载，“厥包橘柚锡贡”。到了汉代已经大规模种植，《史记&#183;货殖列传》上说，“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后来宋代韩彦直写成了有关柑橘的专著《橘录》（公元1173年）。以橘做题材的文学著作，从《楚辞》的《橘颂》开始，多得数不清。可见它是深深受到我国人民喜爱的。 
　　现在柑橘在我国栽培种植得很广，遍及长江流域以南十六个省区。柑橘类果树虽然喜温，但是经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精心培育，提高了它的越冬性，成功地培育出了抗寒品种。在栽培上又总结出了用实生树引种驯化，提早进人休眠期，以及培土奎根等措施。我国古代已经知道果园的位置要选在比较避风、避霜的地方。这样尽管长江流域经常遭受到周期性冻害，但是柑橘种植业还是不断得到发展。明代俞宗本在《种树书》上就说过，“洞庭霜虽多，无所损，橘最佳，岁收不耗。” 
　　在欧洲，古代只有香椽供药用，公元十世纪以后才见到酸橙和甜橙的名称。公元1545年中国的甜橙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在这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 
　　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的无性繁殖，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而且还能保持栽培品种原有的特性。同时，还能促使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至迟到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以后，《齐民要术》对有关嫁接的原理、方法，都有比较详备的记载。 
　　《齐民要术》在《种梨篇》里指出：嫁接的梨树结果比实生苗快，方法是用棠梨或杜梨做砧木，最好是在梨树幼叶刚刚露出的时候。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损伤青皮，青皮伤了接穗就会死去；还要让梨的木部对着杜梨的木部，梨的青皮靠着杜梨的青皮。这样做是合乎科学道理的，因为接木成活的关键在于砧木和接穗切面上的形成层要密切吻合。按《齐民要术》中说的，就是要求彼此的木质部对着木质部，韧皮部对着韧皮部，这样两者的形成层就紧密地接合了。 
　　嫁接梨树，《齐民要求》中提到可供利用的砧木有棠、杜、桑、枣、石榴等五种。经过实践比较：用棠作砧木，绪的梨果实大肉质细：杜差些，桑树最不好。至于用枣或石榴作砧木所结的梨虽属上等，但是接十株只能活一二株。可见当时对远缘嫁接亲和力比较差、成活率低这个规律，已经有了些认识。我们今天知道梨和棠、杜是同科同属不同种，至于梨和桑、枣、石榴却分别属于不同的科。 
　　为了突出说明用嫁接繁育的好处，《齐民要术》还用对比的方法，介绍了果树的实生苗繁育。指出：野生的梨树和实生苗不经过移栽的，结实都很迟，而且实生苗还有不可避免的变质现象。就是每一个梨虽然都有十来粒种子，但是其中只有两粒能长成梨，其余的都长成杜树。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实生苟会严重变劣和退化，而且有性繁殖还会导致遗传分离的现象。用接木这样的无性繁殖方法，它的好处就在没有性状分离现象，子代的变异比较少，能够比较好地保存亲代的优良性状。 
　　关于嫁接的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也有了提高。《齐民要术》讲到的有见于《种梨篇》的一砧一穗或多穗的枝接法，有见于《种柿 篇》的“取枝于枣根上插之”（枣就是饮枣、黑枣）的根接法。元代《王祯农书&#183;种植篇》中，总结出了以下六种方法：“夫接博（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靥接，六曰搭接。”“身接”近似今天的高接；“根接”不同于今天的根接，近似低接；“靥接”就是压接。这个分法有依据不一致的缺点：有以嫁接方法分类的，如压接、搭接；有以嫁接的砧木和接穗的部位分类的，如身接、根接、枝接等。但是他叙述得既简明而又条理细致，所以仍为后来的许多农书所袭用。有些接木名词作为专门术语，今天不只是在我国，甚至在日本也还在沿用。 
　　正确掌握嫁接成活的技术关键，可以看作是嫁接技术提高的一个标志。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三十六《种植》中说：接树有三个秘诀：第一要在树皮呈绿色就是还幼嫩的时候，第二要选有节的部分，第三接穗和砧木接合部位要对好。照这要求来做，万无一失。它简要而又确切他说明了嫁接的年龄、部位和应该注意的事。有节的地方分殖细胞最发达，选择这个部位是有科学根据的。 
　　清代陈淏子《花镜》一书，对嫁接的生理做了探索。《王祯农书》里只是用“一经接博（缚），二气交通”这样概括的推断来说明内在的机制。而《花镜》却清楚他说：“树以皮行汁，斜断相交则生。”它对嫁接成活生理机制的解释，符合砧木和接穗是通过两者木质部和韧皮部的营养输送而达到嫁接成活这一原理的。 
　　最后顺便指出，从唐宋时期起，嫁接的应用已经不限果树桑木，并且推广到花卉上。宋代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公元1082年）里，就已有关于嫁接牡丹的记载。牡丹原产我国西北地区，它花大色艳，富丽多采，深受人们喜爱。但据成书于汉魏之间的《本草经》记载，最初却是作为药用植物被人采摘的。到了隋唐时期才成为主要供观赏用的花卉来栽种。宋代除了用引种、分株和实生等方法，还采用嫁接来繁殖。嫁接的好处不只能产生新种，而且还能把新种很快繁殖起来。所以宋代牡丹的品种既多，花型花色的变化也就更加复杂了。当时洛阳还出现了一些靠嫁接牡丹为生的园艺专业户，以致“种花如种黍，动以顷计。”嫁接的牡丹多已成为特殊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嫁接的花卉除了牡丹，还推广到海棠、菊花、梅花等等。这虽然是由于迎合文人雅士和官绅的兴致，但也反映出当时的劳动人民在园艺技巧上的非凡成就。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指出过：“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牡丹的栽培已经有一千四百年了，并且育成了二百到三百个变种”。在这些变种中就有许多是靠嫁接获得的。

古今社会生活 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技术
　　北京农业大学 杨直民 
　　农业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自然和科学技术条件综合作用下的生产活动，各国农业有不同的背景和发展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人民回溯、总结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农业技术经验时，创用了“精耕细作”这一词汇。毛泽东也曾经指出：“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①“精耕细作”，对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特点来说，是一个精辟的概括和总结，它也给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国农事活动最早见于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但是农业科学作为一门学问发展起来，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在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未年写成的《吕氏春秋》里面，有《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这几篇著作强调因时、因地制宜，特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掘土地增产潜力，称得上是我国精耕细作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端。 
　　这一发端在漫长的年代里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精耕细作优良传统。 
　　积极利用和改造土壤 
　　古代农民很早就注意到“土宜”，对土壤逐步加深了认识。大约写成于战国时期的《禹贡》里面，列举了当时九州的各种类型的土壤和主要农作物。书中把雍州（今陕西、甘肃一带）的土壤叫做“黄壤”，就是黄土层；把扬州（今长江下游）、荆州（今长江中游）的土壤叫做“涂泥”，因为那一带当时天然沼泽很多，开垦出来是低湿田地；把青州（今山东东部）的土壤叫做“海滨广斥”，所指大概是海滨地区的盐渍土。这都同实际情况相符合。书中为种种不同的土壤定下“壤”、“垆”、“涂泥”、“斥”等名称，并且把“壤”又分成白壤和黄壤等等。不少土壤名称到现在仍然为广大群众所沿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里面，有一篇《地员》，可说是讲土壤的一部专著。它把土壤分类同地下水位高低以及宜于何种作物和植物都联系了起来。它把九州的土壤，就它们的肥沃程度，区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都包括六种，一共是十八种。这种分辨土壤、因土种植的传统经验，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成书的《王祯农书&#183;地利篇》中说：“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推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椎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这讲明南北不同纬度、日照、气温以及不同土质、东西不同海拔高度、干湿寒暖，备有所宜种植的作物。 
　　我国古代就有强土和弱土、轻土和重土、紧上和缓土、肥土和瘠土、燥土和湿土、生土和熟土、寒土和暖土等分法。种种性质不同的土壤，如果不合用的话，人们都可以设法加以改良，使它适于作物的生长。《吕氏春秋&#183;任地篇》就讲，要使坚硬的土变得松软些，要使松散的土变得坚实些，要使贫瘠的土壤肥沃些，但是又不让土壤过肥。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里面还记载了“强土弱之”、“弱土强之”的办法：过于坚硬的土壤（强土），可以在开春的时候犁过，然后再耙，等上面草长起来，再翻一遍，下过小雨之后，又再犁过使土里不见硬块为止，这样使强土弱化。过于松散的土壤（弱土），要在杏树一开花的时候就犁，杏花落的时候再犁一遍，每犁一次就压一次，等上面草长起来，再犁，再压：更松散的就叫牛羊在上面践踏，这样使土壤变得坚实一些。这种适时精细耕作的改上效果很明显，古农书上曾有“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的称誉。十二世纪南宋《陈身农书》中曾指出，过肥的黑壤土也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须用“生土以解之”，用掺生土的办法，克服“苗茂而实不坚”的弊病。 
　　战国时期，黄河下游有大片盐碱地（古称“斥卤”）不能利用，当时有一个名叫史起的人，领导人们挖灌排水渠，利用漳水灌溉洗盐，使邺郡种上水稻，盐碱地长出好庄稼。当时民歌就有“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的称颂（贝《吕氏春秋，先识览&#183;乐成篇》）。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袁黄撰写的《宝坻劝农书》里面也提到：“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有咸草丛生，……其地初种水稗，斥卤即可，渐可种稻。”把大片盐碱不毛之地，通过种植耐盐植物和水利土壤改良等措施，转化成为丰产田。无疑，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改土造田方面的光辉成就之一。 
　　在开田造地的艰巨事业中，还必须提到梯田。从什么时候起有了梯田，现在说法不一。四川彭山崖墓中发现过汉代陶水田模型一方，陶水田田面呈鱼鳞状，可能就是梯田的雏型。文字上最早提到梯田名称，见于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范成大（1126—1193）所写《骖鸾录》，提到袁州“岭贩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在不同条件的地区，梯田的修筑形式和效果差别很大。例如西北黄土地带，主要是为着拦截水土，当地农民现在还有“水不下塬、士不下坡、泥不出沟”的说法。而南方丘陵地区的梯田，结合丰富的水源条件，产生了对水土高度利用的效果。宋代朱行中有诗句：“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鬼犹力耕”（据方勺：“泊宅编》），很恰当地道出了水的充分利用和山地造田的情景。古代劳动人民和山争地，和水争地，丘陵山地辟梯田，洼地设“围田”、“柜田”，水边作“涂田”、“沙田”，水面弄“架田”，耕地面积不断增多。这广大肥田沃地的开辟，凝聚着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 
　　用地养地，使地力“常新壮” 
　　用地养地，使地力常新壮，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我们知道，最早恢复地力的办法是所谓弃耕制。后来发展为短期弃闲。到春秋时期，仍有不易之地（连种）、一易之地（休闲一年）、再易之地（休闲二年）的区别。 
　　据史书记载，战国初期（公元前四世纪）魏国政治家李俚（kuī）（约前455—前395）曾经提倡“尽地力”。“尽地力”的主张有倡导垦荒的含义，也有发挥土地潜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内容。“地力”这个农业技术常用的词汇，出现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加深，并且发展了多种技术措施，维持地力久不衰竭。 
　　公元前一世纪初西汉时期的赵过曾提倡过“代田法”。代田法就是种植行（垄沟）和行间（垄背）每年互换位置的种植办法。它可以使全部土地每年都得到充分利用，又可以取得地力恢复的一定效果。具体办法是招谷种播在垄沟，出来的幼苗得到垄的保护。 
　　等到苗长起来，就逐渐把垄背的上堆到沟里，壅培作物的根部，这样作物根部人士比较深，能抗风旱。代田法配合使用便巧的农具，实行精细的田间管理，增产效果明显，每亩要比中等田块增产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汉书&#183;食货志》评价“代田法”是：“用力少而得谷多”。 
　　为适应北方旱塬各种复杂地形，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时期还有“区田”的创造。开出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种植作物。《氾胜之书》里面讲：“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这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精耕细作、用地养地、争取高产的办法。我国传统农学的特点是因地因时制宜，充分发挥人力作用，在地力维持方面尤其明显。公元一世纪的东汉王充在《论衡&#183;率性篇》中曾经提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抛致人功，以助地力。”在《效力篇》中还说：“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地力好坏，影响收成显著。而地力人助，确是积极改造自然的进取态度。 
　　还应该提到十七世纪明代耿荫楼的《国脉民天》一书中所提倡的“亲田”。“亲田”的特点是限地精耕，着眼于提高地力。办法是把全部耕地分做五个区，每年对其中一个区加以特别的处理，耕、耙耱、上粪都多加几次，天旱用水浇，对这块田偏爱偏重，分五年把全部耕地轮亲一遍。在古代肥料种类少、耕具比较简单的条件下，“亲田”比一般田收获“定多数倍”。 
　　采取耕、耙、耱、压等耕作措施，精细整地，对改善土壤的水分、空气、温度、养分等状况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使植物无法吸收的养分转化为可以吸收的养分。公元六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对土壤耕作技术作了科学的论述。特别对旱地耕地各项作业的密切配合，许多措施到现在仍有实际意义。书中说：“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并引农谚说：“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讲要趁土壤水分适宜的时候及时耕，由人们根据“燥湿得所”的情况具体掌握，强调关键是抓住土壤中的适量水分。《齐民要术》主张秋耕要深，深耕利于容纳水分和熟化土壤；春耕要浅，防止跑墒。耕作要求精细，一般不扰乱土层，最好把秋深耕和压绿爬结合起来，就是所谓“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犁欲廉，劳欲再，秋耕掩青者为上”，强调耕后必须耙耱。提出春耕随即耙耱，秋耕后地皮发干再耢，使地表成为松土层，保墒容易。并且引农谚警告说：“耕而不耢，不如作暴。”意思是讲，如果耕田以后不把土壤耙细，那就是糟踏土壤。 
　　水田耕作技术创造也是很丰富的。公元九世纪唐代陆龟蒙（？一约881）《来耜经》所记当时江东水田犁和近世水田犁的部件已经很接近。《陈募农书》对南方水田耕作，就有早稻收割后耕翻晒垡、施肥、复播豆、麦、蔬菜的记载。山区高地比较冷，冬深耕，放水于田，利用冻融作用，促使土壤酥碎。水田耙在我国应用很早。广东连县曾经发掘了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年到313年）的一座古墓，出土黑色陶质犁田耙田模型一方，模型中间有一条田埂耙耕地分成两块，一块上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块上有一人使牛耙田。出土犁、耙、耪图案和模型，说明在公元三四世纪，我国从北方到南方，不论是旱地还是水田，耕作农具都有了相当的进步。 
　　除了使用肥料，我国很早就采用换茬、轮作、复种的办法来培育地力，把用地养地结合起来。《齐民要术》里面对换茬、轮作、复种技术有精辟的论述。前茬，《齐民要术》中称作“底”，是我国传统农学中的重要求语；到现在仍在广泛使用。《齐民要术》把不同作物的前茬分为上、中、下三类。对绿肥作物的种植方法、翻压时间、肥效评定、增产效果，都详细作了说明，说“为春谷田，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谷子换茬为防杂草。麦接黍茬或小豆接麦茬看来是为了使生长期前后衔接。种谷用瓜茬，是因为一般瓜地施肥比较多，有余力可以利用。水稻由于需水量大，地块不能倒换需要连作的时候，采用移栽的办法。稻“即非岁易，草稗俱生，艾亦不死，故须栽而菇之”。这是用移栽办法解决除稗问题。 
　　仅从《齐民要术》书中列举的几种作物的最适宜的茬口关系，就可以安排出十几种复种轮作方式，如谷子和绿豆、小豆，大豆和麦，等等。把豆科作物和禾谷类作物、深根作物和浅根作物搭配起来，形成合理的复种、轮作制，保证主茬作物，调协不同作物的养分供应，有利于用地养地。 
　　古代农书上曾经有“地久耕则耗”的诺，耕作管理不当，会招致“作物产量下降和地力衰竭的恶果。但是地力衰竭是否是必然的势呢？不是。南宋的《陈旉农书》中说：“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情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蔽何衰之有！”这部书中还进一步阐发耕种庄稼是“盗天地之时利”的道理，主张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这样，“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月，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这说明了合理使用可以防止地力衰竭。 
　　抗旱保墒和合理用水 
　　我国北方春旱多凤，每到播种季节，常常缺少雨水，土壤水分蒸发却很快。就在这种很不利的干旱条件下，我国从古代起，就形成和发展了一套抗旱保墒、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 
　　古代杭旱保墒主要通过耕、耙、耱、锄等作业实现。战国时期《吕氏春秋&#183;辩士篇》中说：“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意思是说耕地要紧的必须注意护上，因为它失去水分变干硬就难侍弄了。《氾胜之书》里面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这一因时耕作、因土耕作、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要领，一直为后世所遵循。 
　　采取正确耕作措施，保蓄水分，对北方旱塬说来，不只是关系到收成多少而是决定有无收成的大问题。抓紧时令，耕作技术配合得好，可以收到“一而当五”的功效；错过农时，耕耙不适，也可以遭到“五不当一”的失败。日本学者西山武一著文说，中国北方到公元六世纪《齐民要术》问世，表明旱地农作法已经定型化，后世中外学者对这部书中旱地保墒技术十分推重，是因为它触及到亚洲农业的精髓。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中，雨季收墒，秋季蓄墒，春季防止跑墒，播种期缺雨套犁深耕借墒，作物生长前期锄地浅中耕保墒，遇雨水多时深中耕放墒。许多作物播种要趁墒，像谷子等耐旱作物可以“黄墒”下种。围绕着墒情创造了各种经验，称得上灵活运用，丰富多彩。 
　　利用各种水源条件，发展农田灌溉，在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早人们就利用流泉河溪，开凿水井，浇灌作物。西晋傅玄（217—278）说：“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魏书&#183;刁雍传》载有“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灌水次数和每次间隔的经验。 
　　洪水有极大的破坏力，危害严重，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它的规律，化害为利，引导它灌溉农田。《汉书&#183;沟皿志》中的“白渠歌”：“径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这说的就是引洪灌溉。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凿水井灌田已经比较普遍。考古学证明在现在的北京和河南泌阳等地，都曾经有灌溉农田的古代水井群发现。《齐民要术&#183;种葵篇》还有田间井群怎样布置的方案。说三十亩园田，可穿井十口，地形狭长的作一行，方形的作两三行，斜角布井妨碍耕作不好。书中还说：“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彻泽”是浇透的意思。这一记载是我国农书上最早见到的冬灌记录，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冬灌的最早记录了。《种葵篇》中说，葵生三个叶再浇，浇水要利用早晚，中午不要浇。把一种作物的开始浇水时间，一天之内又怎样掌握，讲得详细有理。种稻就要：“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齐民要术&#183;水稻篇》）这说明不同作物有不同的灌溉技术要求，千篇一律不行。 
　　古时稻田用水非常讲究，正如《农政全书》所讲：“稻田用水，随地随时，不拘一法，括之以两言日，蓄与泄而已。”具体运用起来，的确是千差万别。《陈募农书》认为南方高田，为解决用水问题，修凿水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储蓄水”，这种水塘，旱时灌水，涝时蓄水，为的是保证丰收。 
　　《王祯农书》把元代以前的引水、提水工具和设施作了总的叙述，并且绘有图册，包括水丰、筒车、虹吸、渡槽等种种工具和设施。书中还说，由于这些东西创造出来，“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问无不救之田，地上有可兴之雨。”短短几句话，概括他说明了我国古代在农田灌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 
　　合理施肥，“用粪犹用药” 
　　我国古代很早就十分重视施肥技术，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后期已经把施基肥、补追肥的经验分开来叙述。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陈募农书》记下了宋代劳动群众创造的“粪药”经验：“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把用粪比作医生看病对症下药，很简朴深刻。 
　　我国古代利用的肥料种类多样。《诗经》里面就有锄草沤肥、使黍稷繁茂生长的记载，如《周颂&#183;良相》：“其缚期赵，以薅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战国时期《荀子&#183;富国篇》里提到：“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说明那时往田里施粪肥已经是农民群众普遍做的事。稍晚些时候，《韩非子&#183;解志》中讲到：“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把施肥和灌水两项技术紧密地联在一起。《氾胜之书》里谈到肥料的种类已经有蚕矢、骨汁、粪便。它明确地提出，麻高一尺的时候，可以蚕粪作追肥，没有蚕粪，用坑中腐熟过的人粪尿也好。书中还针对遇到天旱雨水少的情况，提出可用酢浆和蚕矢拌麦种，说这样能使小麦“耐旱”、“忍寒”，提高抗寒性和耐旱能力。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我国有最早种植、翻压豆科植物茗草作绿肥。的记载。到公元六世纪南北朝时期，又增加了旧墙土、草木灰、厩肥等等。其后，像石灰、骨灰、食盐、硫黄、石膏、卤水等，在不同地区曾经有当作肥料施用的。十七世纪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面，仅饼肥就列举了芝麻饼、棉子饼等七种。在这部书的《稻宜》一节中，载有“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这是因地制宜、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带冷浆者”，就是冷浸田或冷浆田，一般都是山区洼地，水土温度比较低，属酸性土壤。骨灰蘸秧根，是施磷肥，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淹苗足，是利用石灰中和土壤的酸性以改良土壤。这些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知本提纲》中提到，耕作施肥处理得好，可以收到“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的功效。书中再三强调粪壤的好处，认为合理施用肥料，“田得膏润而生息，变臭为奇，化恶为美，丝谷倍收，蔬果倍茂。”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这种“变臭为奇、化恶为美”的积极改造自然的光辉思想，在南方水田区的耕种技术中也早有论述。明代《沈氏农书》中就有这样一段：“种田地力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人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 
　　《陈旉农书》所载“用粪犹用药”这种宝贵经验，后来更有发展。十八世纪清代《知本提纲》讲施吧“实有时宜、土宜、物宜之分”，“寒热不同，各应其候”，“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并着重指出：“皆贵在因物试验，各适其性，而收自倍矣。”对肥料，元代《王侦农书&#183;粪壤篇》里记有大粪、踏粪（厩肥）、苗粪、草粪（后两种都是绿肥）、火粪（草木灰、石灰）、泥粪（用沟、港里的青泥同大粪合用）等多种。书中还指出“一切禽兽毛羽亲肌之物”，也都是很好的肥料。《知本提纲》讲：“酿造粪壤，大法有十。”把肥料更扩大为十大种类。对不同土壤、不同作物、不同时间使用不同肥料，都作了具体叙述。例如，骨蚌蹄角粪和毛皮粪可施用于稻田，种麦、粟要用黑豆粪和苗粪，种瓜菜宜用人粪之类。到现在也还流传有冷性肥、热性肥的说法。有的书中把施基肥称作垫底，说“垫底尤为紧要”。把追肥称作接力，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沈氏农书》）凡此种种，反映我国古代施肥技术是多种多样的。 
　　适时播种和种子处理 
　　战国时期已经很重视适时播种，《吕氏春秋&#183;审时篇》详细谈论了谷、黍、稻、麻、豆、麦主要作物适时耕作播种的好处，失时（过早或过晚）的害处。说“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这里“兴”指长得好，收成多；“约”指长得差，减产。它还说小麦过早播种，麦苗容易得病遭虫或冬前拔节；过晚播种会使植株弱小、贪青。这些部对收成不利。《氾胜之书》也讲了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 
　　《齐民要术》不仅重视适时趁墒播种，还进而规定了播种不同作物的“上时”、“中时”、“下时”，并且用物候作为指标。根据播种期的适时与否，土质好坏，不同的墒情，规定不同的播种量，采用相应的播种方法。从各方面把握适时下种，争取全苗、壮苗，以发挥其他技术措施的作用。《齐民要术&#183;种谷篇》中就讲到：“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白生。”对于谷子春播为什么要深和播后要镇压，书中有精要的注解，说：“春，气冷，生迟，不曳挞，则根虚，虽生辄死。”把播种前后的气温高低、种子萌发、作物动苗生长情况都作了周密考虑。夏播要浅，像撒在地皮上那样就可以，是因为“夏，气热而生速”。书中引农谚说：“以时及泽，为上策也。”这就是说，要把握住播种最适时期和注意墒情。 
　　《齐民要术》讲到撒种的有漫掷、耧耩漫掷、逐犁漫掷；条播有耧种、垄种、耧头中下之；点播有摘种、逐犁种，等等。播种后，有的要镇压，有的不要镇压。特别指出了耧种的优点：“凡耧种者，匪直土浅易生，然于锋锄亦便。”（《大小麦篇》）讲耧种的好处不只是覆土浅而均匀，容易出苗，也便于中耕锄草和培土。在《种大豆篇》中说：“必须耧下，种欲深，故豆性强，苗深则及泽。”用耧下种，播的深，墒情好，能适应大豆生长发育的要求。可见，同样是用耧，完全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控制播种的深浅。 
　　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中有精致的种子处理办法。利用水淘、泥水选、风扬等措施去秕去杂，给种子拌精质肥料。《氾胜之书》里面还提到用中药附子浸汁拌种防虫。明清两代的农书比较多地出现用信石等剧毒药物拌种的记载。种皮厚的，如首蓿种子，播前要碾压搓摩；种子干湿不匀的，“临种必晒曝种子”。这些都是为了能使种子提早发芽，发芽整齐一致，减轻病害，培育成壮苗。 
　　浸种催芽是农作物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措施。《齐民要术》谈到种胡荽时说：“凡种菜，子难生者，皆水沃令芽生，无不即生矣。”现今种瓜种菜，播稻植棉，仍然普遍实行浸种催芽技术。《齐民要术》中提到浸种的有大麦、小麦、水稻、麻、胡荽，还有槐等。《水稻篇》中说，稻种浸三天，捞出放在草编器具中，再经过三天，等到芽长二分，再播种。《齐民要术&#183;旱稻篇》讲到对旱稻播种的要求是只要种子开口，不待生芽就要下种。天时不好，为抢时间，也可以不浸种。高田种旱稻，“至春，黄墒纳种”，并且嘱咐“不宜湿下”。可以看出，浸种、催芽、下种各项技术，完全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特点和气候土壤等具体条件而定。 
　　精细的田间管理 
　　播种出苗到收获的田间管理作业，包括很多内容。我们仅从下列几项措施，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农业的成就。 
　　锄地，在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上是很有特点的一项创造。胁草的作用不但在于去草锄苗，而且在于蓄水防旱。《齐民要术&#183;种谷篇》讲：“春锄起地，夏为除草。”春锄主要是松土、发根、防旱保墒，适应春旱多风、气温回升快的情况。在“春苗既浅，阴朱覆地”，就是说苗小、遮荫不良，不利于保蓄土壤水分的时候，锄地松土，可以切断毛细管水上升的通路，创造比较好的水肥条件，使作物生长发育良好。正如书中央注写的，“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所以要“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暂停”。夏锄主要是除草，因为“夏苗荫厚，地不见日”。庄稼长起来了遮荫层大，又到了雨季，这时锄地是为防止草荒。《齐民要术》在《杂说》中讲到锄谷，“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干第二遍，第四遍又浅于第三遍。”这种“浅、深、浅、浅”的安排，正适合谷子生长发育的要求，到现在仍有实际意义。 
　　关于稻田水层管理的科学方法，《氾胜之书》说：水稻生长初期，水温需要提高些，“令水道相直，”就是把田埂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开对直，使田块大片水层稍稳定，水温容易上升；到了夏天，水温太高不利于稻的生长发育，“今水道错，”就是把田埂进水口和出水口错开，灌进的水迂回流过全田，不致使水层积温过高。这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在旱地灌溉中，人们也很注意水温的细致变化。《氾胜之书》关于种麻子还说到：碰到天旱，用流水浇，如果没有流水，用井水要晒一晒，杀一下“寒气”再浇。 
　　古时种水稻还有“烤田”的技术创造。明代《沈氏农书》载有“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的农谚。这种做法最旱见于公元六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说水稻薅过后，撤去水，“曝根令坚”。通过太阳曝晒，使稻根向纵深发展。《沈氏农书》说得更具体些，规定烤田的时间，在栽插后，经过两次耘躺，靠近立秋节气，放水晒田。还说，必要田干缝裂方好。经此一干，可以收到“根脉深远，苗于苍老，结秀成实，水旱不能为患”的功效。立秋前多晒几天可以，到了立秋之后，地见裂缝就要车水灌田。这是因为到处暑节气，水稻正在孕穗，决不可缺水。 
　　栽插农作物，最早见干汉代的《四民月令》，书里把移栽水稻叫“别稻”。《齐民要术&#183;种谷篇》提到，缺苗断拢稀豁的地方，就把苗补上，把补苗移栽看成很普通的事。还值得提一下，《齐民要术&#183;旱稻篇》中说，栽插要浅，让根须四散，生长发育才好；如果栽插过深，根窝在一团，稻就长不好。还说秧苗如果过大，可以把老秧苗从上部去掉几寸叶，保护心叶，减少蒸腾，容易栽活。到了七月，就不能再栽插了。这种观察、处置，不能不说细致精巧。说到小麦移栽，近年国外曾经有人当作新创造加以报道。其实这项技术在我国古代农书中早有记载。十七世纪《沈氏农书》中说：“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干壮麦粗，倍获厚收。”清代《知本提纲》虽然主要讲旱地农业，但是对栽插仍很注意，说物性各有所宜，有的适合燥栽，如麦苗、小蓝、离莹、韭菜、瓜苗之类，适宜先栽后浇，如果放在水中栽，就不发旺，长不好；而有些适合水中栽，像稻秧、粟苗、前苗之类，随水栽，栽后第二天再浇，隔一天又浇，三天才能生根，要是先栽后浇，也长不好。这些经验之谈，值得分析研究，精心提炼。 
　　作物田间管理技术中，像棉花整枝打权这种措施，也很引起人们注意。公元十三世纪元代《农桑辑要》讲种棉，“苗长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编绘的《棉花图》，有专门描述棉花摘尖的诗赋和图画。公元十八世纪的清代，我国一些农书中关于作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根、主根、须根）之间的关系，作物和光、温、水、气、养分之间的关系，有不少可贵的论述。《知本提纲》说：作物有根有梢，生长固定，长得好坏受地力影响极大。根向下，吸收“地阴”（指水、肥），枝梢向上，接受“天阳”（指阳光雨露）。上部下部配合得好，作物长势才旺。提到有些作物主根能深扎，但是要去掉些表层浮根，否则主根扎不下，影响吸水吸肥，产量不高。 
　　我国古代优异的农业科学技术创造，贯串着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原则，丰富多采，巧妙灵活，蕴藏着深刻的科学道理，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发展着，它有无限的生命力，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和源泉。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旅馆名称流变

　　中国古代旅馆种类繁多，称谓不一。由于各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机构建置，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人们对旅馆的认识与理解不同，中国古代旅馆在字号上出现了繁多的、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特征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名称或称谓。从出现于三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旅馆名称“逆旅”、“马日传”、“驿传”到清嘉庆年间的“商馆”、“客店”、“递铺”、“驿站”，在三千多年的历史朝代更迭中，中国古代旅馆在称谓上出现了“馆”、“驿”、“舍”、“店”四大类几十种的名称或字号，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的演进或传承或变更，形成了一部旅馆名称流变史。
　　“店”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备宿供膳场所的名称，较之官办的“馆”、“舍”等名称，则出现较晚。根据所掌握的文字资料，中国古代旅馆用“店”命名的，大致有邸店、客店、旅店、饭店四类。
　　一、邸店“邸”专指旅会、客店，源于战国。《辞源》1686页“邸”条：“邸，战国时诸国客馆，汉诸郡王侯为朝觐而在京都设置的住所。”汉时的“邸”专供进朝觐拜的官吏居住，属于较高贵的食宿场所，且多为官办。如汉长安藁街的“蛮夷邸”，归属九卿之一的“大鸿胪”管辖，专门接待外国商贾和官吏。《汉书》卷4《文帝纪》载：
　　“代王乃进至渭桥……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
　　“邸店”名称首见于南北朝，为民间私人开设的、建于城镇内的一种备宿供膳场所。
　　《辞源》1686页“邸店”条：“古代兼具堆货、商店、客舍性质的市肆。”南朝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在建康城内开设兼有宿客和贮货功能的邸店就有数十处。①北朝也有邸店，北齐武平（公元570－575年）之后甚至有人提出要征收邸店之税。“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②足见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唐代都城长安东市有大商人王布开设的邸店，因“王布知书，藏钱千万”，故“商旅多宾之”；③西市有巨商窦义开设的“窦家店”：“造店20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窦家店”。④除大店外，从唐代开始，城市中还有许多小店。例如长安“东市一小曲（小胡同）内，有临街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⑤隋唐以来各种民间邸店的出现及其迅速发展，引起了当朝者的重视与关注。《唐会要》卷83记载，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政府发布旅馆纳税政令：“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堪责征纳。”尽管如此，由于经济的发展，旅馆的发展仍是求大于供。这在政府的公文中就有反映。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的诏书中就有：
　　“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终绎无穷。”⑥宋时邸店繁多，且多为私营的邸店。不仅有平民开设，如《夷坚丁志》里提到的饶州人杨生，“娶妻开邸，生意绝如意”，而且还有王室贵族开设的邸店，宋初宰臣赵普有“
　　营邸店规利”⑦，武将米信有：“外营田园，内造邸店。”⑧徽宗朝宰臣何纨中，“邸店最多，甲于京师”；⑨仁宗宋卫尉卢士伦，在开封府陈留县“创设邸店，营运赚钱”⑩。
　　宋时邸店之多，释道潜《归宗道中》诗句：“数辰竞一夕，邸店如云屯”，便是例证。
　　宋代以后，邸店则逐步消失，民间旅馆名称则逐步被客店、饭店、旅店取而代之。
　　二、客店“客店”名称始见于唐。唐白居易《长庆集》卷20《闲夜泳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
　　诗：“高置寒灯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炉。”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对“客店”有不少的描述：北宋都城汴梁城内，州桥东街巷迄东，“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役，皆于此安泊”。“清风楼”为东京城内之“无比客店”。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相国寺附近，客店栉比，其中相国寺东门大街附近的“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潘楼街南面的“鹰店”，“只下贩鹰鹘客”。 宋人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也记录有当时客店于闹市中的情景。《水浒传》中也有不少描写宋时村野民间客店的情节，如“母夜叉孙二娘”、“菜园子张青”、“旱地葱律朱贵”等都是开店纳客的角色。《水浒传》第四十六回“火烧祝家店”对郓州地界的客店也有段精彩描述：这店“前临官道，后傍大溪。数百株垂柳当门，一两树梅花傍屋。荆榛篱落，围回绕定茅茨，芦苇帘拢，前后遮藏土坑”
　　。一幅宋时村野客店的典型特征！《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对泰山香客店的繁盛景色也有描述：
　　“（东岳）庙上好热闹，不算120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1405间,延接天下香客，到了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
　　一幅香客店的繁盛图。
　　明代商业颇为发达，尤以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为甚。因而明代大城市与沿海地区民间客店甚多。其发展超越了元代的发展水平，与唐宋一样繁荣。鄂多立克在杭州惊奇地发现“
　　那里客店很多，每店设10－12间客房”(11)。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泰山客店的描述：“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客店之多，官府对其也采取统一管理，设置“店历”就是其中一项。《万历会典》卷35收税条上记载：“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
　　在清代，从清初经济残破状况到三朝繁荣局面以及清末衰败状况的变更中，民间客店发展在清时既有兴旺繁荣的状况，也有萧条不堪的情形。忧惠生在其《京华&#183;百二竹枝词》中有“客店别名在校场，三元房屋甚排场”。足见客店的繁荣。而《老残游记》描述清末一家客店的“上房”为“三间房子，一个里间，两个明间……，中间安放一张八仙桌子
　　，桌上铺一张漆布……”。如此简陋寒酸，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客店作为民间旅馆的一个名称，从北宋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仍保留并延用到现今，足见其生命力的顽强。
　　三、旅店始见于唐代，为民间提供食宿之场所。《辞源》752页“旅店”条:“旅店，旅客停居之所。”《全唐诗》卷554项斯的《晓发昭应》云：“旅店开偏早，乡帆去未收。”宋时，旅店增多。宋《为政大要》中载：“茶坊、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中也有关于旅店的记载：“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旅店各立行老。”作为备膳供宿场所的旅店，其同业行会的出现，一则说明旅店在宋时的地位，二则标志着宋时旅店经济已开始出现行业垄断发展的势头。
　　在字号上，北宋以前，民间旅店多以姓氏或地名冠其店名，例如唐代长安西市的“窦家店”，崇仁坊之“王家店”，边明河附近之“高家店”等，均是以姓氏冠名的。唐人小说《王糸冲》中的“狐泉店”，汴州西的“板桥店”，是以地名冠名的。宋代，旅店开始出现富于文学色彩的店名，如汴梁城内的“清风楼客店”、“熙熙楼客店”等。清风楼取自苏东坡的名句“清风徐来”，表示此店环境幽雅，适宜旅客憩息。熙熙楼出自《史记》
　　卷129《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不外是向商旅表示，来这家旅店的商客就象参加相国寺万姓交易的商人一样熙熙攘攘、生意兴旺，这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繁荣的商业相结合的划时代的开端，它表明此时旅店的经营者已发现文学性商业广告的作用。元明清时，这一作法有了新的发展，旅店经营者根据各店接待对象的不同而题写迎合接待对象意愿的匾额，并以此做为旅店的字号或名称。例如，那些以接待进京赴试举子为主的旅店，多挂“状元店”、“连升店”、“高升店”、“三元店”之匾。三元即乡试中的解元，会试中的会元，殿试中的状元，意皆在于祝福投宿者每试即中。接待南北商客的，则多冠名亿魁店、广源店、万隆店等店号，意指住店客人生意兴隆。
　　接待一般旅行者的，则多以“悦来”、“吉顺”、“福星”等为字号，寓意客人旅途福顺。店匾之外还有楹联，“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近悦远来，宾至如归”等是旧旅店街墙上的常见之联。“庭出暮接五湖宾，户开朝迎三岛客”的楹联还见载于中国宋元小说中。旅店匾额，店家多请名人手书，如北京打磨厂内的第一宾馆，其老匾即为清末大学士陆润庠所书，这不外是借助名人的影响招徕主顾。
　　明冯梦龙辑小说《穷马周际卖媪》在叙述唐代新丰市的旅店时道：“这新丰总是关内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热闹，只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元杂剧中也有关于旅店的描述。《独角牛》中有这样一段旁白：“我来到这泰安州，我可便不住您那招商（旅）店。
　　”《金凤钗》中也有：“问甚将着行货，做甚买卖，有甚资财，你到行旅招商店开。”“
　　招商旅店”较多出现在元代城市中，与元朝政府优待商贾的政策有关。蒙思明先生在其《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提到：
　　“商贾之特受优遇，为元代政治特色之一。……至商旅之征收，则屡有减低之令，…
　　…，以保护商旅之安全。”
　　元朝政府对商贾经营商业如此优待，则元代民间多用“招商旅店”之字号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时民间旅店受政府制约较多，其中“不下单客”就是政府的一项禁令。冯梦龙《醒世恒言》的“小水湾天狐诒书”中就有关此方面的描述：王臣见“城门已关，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门口，下马入来，……”。当王臣与客家正叙乡谊时候，“忽听背后有人叫道：‘主人家，有空房宿歇么？’主人家答道：‘房屋尽有，不知客官有几位安歇？’答到：‘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见是单身，又无包裹，乃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到：‘难道赖了你的房钱，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这般说，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师，颁榜远近旅店，不容许留面生歹人，如隐匿藏留者，查出重治。……，今客官又无包裹，又不相认，故不好留得。’”由此足见当时民间旅店受制甚多。
　　旅店在清朝为民间供膳备宿场所的统称，而无特指。今天，旅店则成为以提供住宿为主的、规模较小的民间旅馆。
　　四、饭店始见于元代，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提供铺席）的饮食店(12)。
　　“饭店”字号源于唐宋时代兼营住宿业务的“正店”（酒楼）和“食店”。如唐代的雩县（今陕西户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凭房一日夜”(13)，唐“汴州西”，有一家“板桥店”，店主人名叫“三娘子”，该店“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因使其德行，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年间，“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使榻”(14)。这是食店兼营住宿业务两例。宋代元佑年间，青州城北蔡市桥有四家正店（酒楼），是资政殿学士王安礼门下的姜殿直所开，除卖钦食外，还兼营住宿业务(15)。到元时，“正店”与“
　　食店”则合而为一统称“饭店”。元代的杂剧《翫元江亭》中有“我要吃饭呵，走到那饭店门前”。这里，“饭店”是食店、酒楼。明代《醒世恒言》中的“张淑儿巧脱杨生”中有“挽着手，同到饭店里安歇”。这里，饭店即旅店、客店。清末，饭店则成为大城市中的大型旅馆、外国饭店的字号。今天，饭店则成为提供食、宿、行、娱、购等综合性服务的、具有涉外性质的商业性的公共场所(16)，是现代饭店的主要称谓。
　　［作者简介］郑向敏（1957－），男，汉族，福建人，华侨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
　　①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
　　②《隋书》卷24《食货志》。
　　③《太平广记》卷220《王布》。
　　④《太平广记》卷243《窦义》。
　　⑤段成式：《剑侠传》卷1“车中女子”。
　　⑥《五代会要》卷26“城郭”条。
　　⑦《宋史》卷256《赵普传》。
　　⑧上官融；《友集会谈》卷上。
　　⑨董弅：《闲燕常谈》。
　　⑩《续资治通鉴任编倦148。
　　(11)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
　　(12)尉文澍：《旅馆概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1年。
　　(13)《太平广记》卷238《宁王》。
　　(14)《太平广记》卷286《板桥三娘子》。
　　(15)《太平广记》卷286《板桥三娘子》。
　　(16)郑向敏：《现代饭店经营管理》，湖北科技出版社，1996年。

古今社会生活 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书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满汉全席是我国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巨型宴席。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满汉全席原是官场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坐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起码一百零八种，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烹饪技艺精湛，富有地方特色。突出满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 
　　北京御膳饭店将满汉全席分为六种，并冠以不同的名字，现将其简介如下： 
　　●满汉全席(一)蒙古亲潘宴 
　　此宴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天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历代皇帝均重视此宴，每年循例举行。而受宴的蒙古亲族更视此宴为大福，对皇帝在宴中所例赏的食物十分珍惜。《清稗类钞*蒙人宴会之带福还家》一文中说：“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汤汁所沾需，淋漓尽，无所惜也。" 
　　茶台茗叙：古乐伴奏-满汉侍女敬献白玉奶茶 
　　到奉点心：茶食刀切 杏仁佛手 香酥苹果 合意饼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随上乾果蜜饯八品） 
　　四喜乾果 虎皮花生 怪味大扁 奶白葡萄 雪山梅 
　　四甜蜜饯 蜜饯苹果 蜜饯桂圆 蜜饯鲜桃 蜜饯青梅 
　　奉香上寿：古乐伴宴-焚香入宴 
　　前菜五品：龙凤呈祥 洪字鸡丝黄瓜 福字瓜烧里脊 万字麻辣肚丝 
　　年字口蘑发菜 
　　饽饽四品：御膳豆黄 芝麻卷 金糕 枣泥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黄瓜 酱黑菜 糖蒜 腌水芥皮 
　　敬奉环浆：音乐伴宴-满汉侍女敬奉贵州茅台 
　　膳汤一品：龙井竹荪 
　　御菜三品：凤尾鱼翅 红梅珠香 宫保野兔 
　　饽饽二品：豆面饽饽 奶汁角 
　　御菜三品：祥龙双飞 爆炒田鸡 芫爆仔鸽 
　　御菜三品：八宝野鸭 佛手金卷 炒墨鱼丝 
　　饽饽二品：金丝酥雀 如意卷 
　　御菜三品：绣球乾贝 炒珍珠鸡 奶汁鱼片 
　　御菜三品：干连福海参 花菇鸭掌 五彩牛柳 
　　饽饽二品：肉未烧饼 龙须面 
　　烧烤二品：挂炉山鸡 生烤狍肉 随上荷叶卷 葱段 甜面酱 
　　御菜三品：山珍刺龙芽 莲蓬豆腐 草菇西兰花 
　　膳粥一品：红豆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信阳毛尖 
　　●满汉全席(二)廷臣宴 
　　廷臣宴于每年上元后一日即正月十六日举行，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宴所设于奉三无私殿，宴时循宗室宴之礼。皆用高椅，赋诗饮酒，每岁循例举行。蒙古王公等皆也参加。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而同时又是廷臣们功禄的一种像徵形式 
　　丽人献茗：狮峰龙井 
　　乾果四品：蜂蜜花生 怪味腰果 核桃粘 苹果软糖 
　　蜜饯四品：蜜饯银杏 蜜饯樱桃 蜜饯瓜条 蜜饯金枣 
　　饽饽四品：翠玉豆糕 栗子糕 双色豆糕 豆沙卷 
　　酱菜四品：甜酱萝葡 五香熟芥 甜酸乳瓜 甜合锦 
　　前菜七品：喜鹊登梅 蝴蝶暇卷 姜汁鱼片 五香仔鸽 糖醋荷藕 
　　泡绿菜花 辣白菜卷 
　　膳汤一品：一品官燕 
　　御菜五品：砂锅煨鹿筋 鸡丝银耳 桂花鱼条 八宝兔丁 玉笋蕨菜 
　　饽饽二品：慈禧小窝头 金丝烧麦 
　　御菜五品：罗汉大虾 串炸鲜贝 葱爆牛柳 蚝油仔鸡 鲜蘑菜心 
　　饽饽二品：喇嘛糕 杏仁豆腐 
　　御菜五品：白扒广肚 菊花里脊 山珍刺五加 清炸鹌鹑 红烧赤贝 
　　饽饽二品：绒鸡待哺 豆沙苹果 
　　御菜三品：白扒鱼唇 红烧鱼骨 葱烧鲨鱼皮 
　　烧烤二品：片皮乳猪 维族烤羊肉 随上薄饼 葱段 甜酱 
　　膳粥一品：慧仁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珠兰大方 
　　●满汉全席(三)万寿宴 
　　万寿宴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内廷的大宴之一。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其间名食美馔不可胜数。如遇大寿，则庆典更为隆重盛大，系派专人专司。衣物首饰，装潢陈设，乐舞宴饮一应俱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大寿，于光绪十八年就颁布上谕，寿日前月余，筵宴即已开始。仅事前江西烧造的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吉祥喜庆图案的各种釉彩碗、碟、盘等瓷器，就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件。整个庆典耗费白银近一千万两，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丽人献茗：庐山云雾 
　　乾果四品：奶白枣宝 双色软糖 糖炒大扁 可可桃仁 
　　蜜饯四品：蜜饯菠萝 蜜饯红果 蜜饯葡萄 蜜饯马蹄 
　　饽饽四品：金糕卷 小豆糕 莲子糕 豌豆黄 
　　酱菜四品：桂花辣酱芥 紫香乾 什香菜 暇油黄瓜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 
　　五香酱鸡 盐水里脊 红油鸭子 麻辣口条 
　　桂花酱鸡 蕃茄马蹄 油焖草菇 椒油银耳 
　　前菜四品： 万字珊瑚白菜 寿字五香大虾 无字盐水牛肉 疆字红油百叶 
　　膳汤一品： 长春鹿鞭汤 
　　御菜四品： 玉掌献寿 明珠豆腐 首乌鸡丁 百花鸭舌 
　　饽饽二品： 长寿龙须面 百寿桃 
　　御菜四品： 参芪炖白凤 龙抱凤蛋 父子同欢 山珍大叶芹 
　　饽饽二品： 长春卷 菊花佛手酥 
　　御菜四品： 金腿烧圆鱼 巧手烧雁鸢 桃仁山鸡丁 蟹肉双笋丝 
　　饽饽二品： 人参果 核桃酪 
　　御菜四品： 松树猴头蘑 墨鱼羹 荷叶鸡 牛柳炒白蘑 
　　烧烤二品： 挂炉沙板鸡 麻仁鹿肉串 
　　膳粥一品： 稀珍黑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茉莉雀舌毫 
　　●满汉全席(四)千叟宴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千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丽人献茗：君山银针 
　　乾果四品：怪味核桃 水晶软糖 五香腰果 花生粘 
　　蜜饯四品：蜜饯桔子 蜜饯海棠 蜜饯香蕉 蜜饯李子 
　　饽饽四品：花盏龙眼 艾窝窝 果酱金糕 双色马蹄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萝葡 蜜汁辣黄瓜 桂花大头菜 酱桃仁 
　　前菜七品：二龙戏珠 陈皮兔肉 怪味鸡条 天香鲍鱼 三丝瓜卷 
　　虾籽冬笋 椒油茭白 
　　膳汤一品：罐焖鱼唇 
　　御菜五品：沙舟踏翠 琵琶大虾 龙凤柔情 香油膳糊 肉丁黄瓜酱 
　　饽饽二品：千层蒸糕 什锦花篮 
　　御菜五品：龙舟镢鱼 滑溜贝球 酱焖鹌鹑 蚝油牛柳 川汁鸭掌 
　　饽饽二品：凤尾烧麦 五彩抄手 
　　御菜五品：一品豆腐 三仙丸子 金菇掐菜 溜鸡脯 香麻鹿肉饼 
　　饽饽二品：玉兔白菜 四喜饺 
　　烧烤二品：御膳烤鸡 烤鱼扇 
　　野味火锅：随上围碟十二品 
　　一品  ：鹿肉片 飞龙脯 狍子脊 山鸡片 
　　野猪肉 野鸭脯 鱿鱼卷 鲜鱼肉 
　　刺龙牙 大叶芹 刺五加 鲜豆苗 
　　膳粥一品：荷叶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满汉全席(五)九白宴 
　　九白宴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初定蒙古外萨克等四部落时，这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以九白为贡，即：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以此为信。蒙古部落献贡后，皇帝高御宴招待使臣，谓之九白宴。每年循例而行。后来道光皇帝曾为此作诗云:"四偶银花一玉驼，西羌岁献帝京罗" 
　　丽人献茗： 熬乳茶 
　　乾果四品： 芝麻南糖 冰糖核桃 五香杏仁 菠萝软糖 
　　蜜饯四品： 蜜饯龙眼 蜜饯莱阳梨 蜜饯菱角 蜜饯槟子 
　　饽饽四品： 糯米凉糕 芸豆卷 鸽子玻璃糕 奶油菠萝冻 
　　酱菜四品： 北京辣菜 香辣黄瓜条 甜辣乾 雪里蕻 
　　前菜七品： 松鹤延年 芥茉鸭掌 麻辣鹌鹑 芝麻鱼 腰果芹心 油焖鲜蘑 蜜汁蕃茄  
　　膳汤一品： 蛤什蟆汤 
　　御菜一品： 红烧麒麟面 
　　热炒四品： 鼓板龙蟹 麻辣蹄筋 乌龙吐珠 三鲜龙凤球 
　　饽饽二品： 木犀糕 玉面葫芦 
　　御菜一品： 金蟾玉鲍 
　　热炒四品： 山珍蕨菜 盐煎肉 香烹狍脊 湖米茭白 
　　饽饽二品： 黄金角 水晶梅花包 
　　御菜一品： 五彩炒驼峰 
　　热炒四品： 野鸭桃仁丁 爆炒鱿鱼 箱子豆腐 酥炸金糕 
　　饽饽二品： 大救驾 莲花卷 
　　烧烤二品： 持炉珍珠鸡 烤鹿脯 
　　膳粥一品： 莲子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洞庭碧螺春 
　　●满汉全席(六)节令宴 
　　节令宴系指清宫内廷按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筵宴。如：元日宴、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皆按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满族虽有其固有的食俗，但入主中原后，在满汉文化的交融中和统治的需要下，大量接受了汉族的食俗。又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逐使食俗定规详尽。其食风又与民俗和地区有着很大的联系，故，腊八粥、元宵、粽子、冰碗、雄黄酒、重阳糕、乞巧饼、月饼等仪器在清宫中一应俱全。 
　　丽人献茗：福建乌龙 
　　乾果四品：奶白杏仁 柿霜软糖 酥炸腰果 糖炒花生 
　　蜜饯四品：蜜饯鸭梨 蜜饯小枣 蜜饯荔枝 蜜饯哈蜜杏 
　　饽饽四品：鞭蓉糕 豆沙糕 椰子盏 鸳鸯卷 
　　酱菜四品：麻辣乳瓜片 酱小椒 甜酱姜牙 酱甘螺 
　　前菜七品：凤凰展翅 熊猫蟹肉 虾籽冬笋 五丝洋粉 五香鳜鱼 
　　酸辣黄瓜 陈皮牛肉 
　　膳汤一品：罐煨山鸡丝燕窝 
　　御菜五品：原壳鲜鲍鱼 烧鹧鸪 芜爆散丹 鸡丝豆苗 珍珠鱼丸 
　　饽饽二品：重阳花糕 松子海罗干 
　　御菜五品：猴头蘑扒鱼翅 滑熘鸭脯 素炒鳝丝 腰果鹿丁 扒鱼肚卷 
　　饽饽二品：芙蓉香蕉卷 月饼 
　　御菜五品：清蒸时鲜 炒时蔬 酿冬菇盒 荷叶鸡 山东海参 
　　饽饽二品：时令点心 高汤水饺 
　　烧烤二品：持炉烤鸭 烤山鸡 随上 
　　薄饼 甜面酱 葱段 瓜条 
　　萝葡条 白糖 蒜泥 
　　膳粥一品：腊八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古今社会生活 西方古代的饮食问题

　　西方古代这个定义太为宽广，我想帖主想问的主要是欧洲中世纪的问题。就按这一背景来扯扯吧。 
　　主食： 
　　西方人的主食当然是面包，但面包的主要成分却未必是小麦，在整个中世纪，西欧经常处于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中，危机的原因来自各个方面，一个主要方面是低产－－知道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小麦的单位产量在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中是最低的，加上农业水平的低下，欧洲的气候又比现在冷的多，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可以说这个匮乏时代几乎延续到１７世纪）小麦的产量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下。所以各式各样的代用品包括大麦、黑麦、双粒小麦之类的谷物都被做成面包，甚至用栗子和豆子磨粉来做面包。穷人长期以来食用成分复杂的面包，白面包则归富人、贵族和教会特权者享用。当时的一种白面包叫做司铎面包，还有一种加入牛奶并且用啤酒酵母来代替普通发面的精白小面包，叫做皇后面包。按法国革命家的说法，体现了教会和王权一体的丑恶。 
　　肉类：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时的欧洲人吃肉很多，但不是现在我们印象中的牛排，而是猪肉。当时的欧洲森林和公共荒地很多，猪基本上是放养，所以有牧猪人这样的职业。猪肉在中世纪一直是西方的主要肉食。牛肉和羊肉也占一定比例，但不高。养羊主要是为了获取羊毛和乳品，大规模养牛供食用当时还比较少见，主要也是为了获取乳品－－奶酪和黄油。 
　　顺便说一句，现在欧洲人对我们食用猪下水不解，其实当时的欧洲人也食用猪下水和猪血。这个习惯到２０世纪在东欧还有保留。 
　　野味也是肉食的一大来源，但这基本上归领主贵族享用，包括鹿、野猪、野兔和淡水鱼。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第一大娱乐就是狩猎，因此严厉禁止私猎。但农民偷猎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到城市兴起以后，野味也开始渗透的市民的餐桌上来。 
　　禽类： 
　　阉鸡（为了肉质肥嫩）和肥鹅是中世纪的美食。还有许多野禽可供食用，天鹅和孔雀一度都是美食家的大菜，至于味道如何，不敢想象。 
　　鱼：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在欧洲中世纪，青鱼是一位历史人物。在天主教的斋戒期内，鱼和蛋类是唯一可以食用的荤菜。因此腌制的青鱼（也包括其他的鱼类）是极受欢迎的商品，穷人几乎常年食用以作为蛋白质的来源。青鱼洄游路线的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萨的衰落和阿姆斯特丹的兴起（这个说法不是很妥当，只是说说而已）。 
　　油脂： 
　　地中海地区主要食用橄榄油，北方则食用黄油。 
　　酒类： 
　　葡萄酒和啤酒是当时主要的２种酒类，与中国不同，酒是欧洲人的常备食品，而非庆祝宴会上的兴奋剂。无论穷富高低，酒都是每餐的必须品。当时的军需供应表上每个士兵应当每餐可以发多少葡萄酒多少面包都是有详细规定的，其地位简直不亚于面包。当然酒有好坏之分，也是有三六九等的。一般说在葡萄酒产地（欧洲的南部），葡萄酒是大众饮料。当时的葡萄酒已经有红白之分，但葡萄烧酒（既帖主所说的白兰地）还没有出现。酒主要用木桶装运，当时可能在酿酒技术上还不过关，当年新酿之酒一般价值都十倍于隔年的陈酒－－因为后者往往会变酸，无法入口。 
　　中世纪的啤酒概念与我们的不同，不很恰当的说，与现代啤酒的相似程度还不如与我们的黄酒的相似程度来的高，当时的一些现在的基本啤酒工艺还没有出现，使用蛇麻子则是晚近的事情。啤酒就是一种谷物酒的代名词，但它仍旧是一种发酵酒，而非蒸馏出来的谷物烧酒（威士忌就是谷物烧酒）。啤酒主要在不产葡萄的地区流行，上层人物一般以喝葡萄酒为贵，啤酒主要是下层的饮料。 
　　香料： 
　　简单说，欧洲的中世纪，冬季比现在冷得多。缺少饲料使得喂养牲畜的农民必须在冬季来临前屠宰无法喂养的牲畜，腌制咸肉和烹调都需要香料来调味。

古今社会生活 古琴的起源
　　古琴，亦称七弦琴，或丝桐、绿绮等，因缚弦七根又称“七弦琴”。琴体由面板和底板胶合而成，形狭长。弦外侧的面板上嵌有十三个圆点的“徽”。唐朝诗人刘长卿诗句：“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其“七弦”指的就是古琴，“泠泠”则指的是古琴的音色。 
　　关于古琴历史的长短众说不一，有说伏羲神农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有说起源于更早的巴比伦文化，但都无从定论。从汉代开始已经有文献记载琴的创制者分别为伏羲（汉《琴操》、《宋史-乐志》）、神农（汉-桓谭《新论》、汉《说文解字》、汉《风俗通义》）及帝舜（汉《尚书》、汉《礼记-乐记》、汉《史记-乐书》）。至今较早出土的琴为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的十弦琴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七弦琴。前者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而后者距今则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 
　　《诗经》中记述“琴”的诗句很多：“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定之方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鸡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鹿鸣》）等。《乐记》里也记有：“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舜作五弦之琴。”及《战国策》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这些记述除了说明“琴”的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之外，还说明了它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已有了相当范围的影响和应用。公元前433年战国曾侯乙墓的出土“琴”，其整体的结构形制，面板、底板、岳山、弦轸、雁足及缚弦的方法，这些基本结构都与今天还能见到的唐、宋以来的传统古琴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琴身较短，仅有67厘米，缚琴弦十根，琴面上刻有方圆形线条浅槽①西汉马王堆墓出土的“琴”，缚弦七根，体长82.4厘米，形制与曾侯乙墓的出土“琴”一样，属同一种乐器，琴面虽仍有浅槽形痕，然从琴的内侧侧边，离琴尾全长的三分一处（约五度按音的位置）磨损的痕迹分析，有可能增加了五度音的按音演奏。这两张出土“琴”与现存唐代以来的古琴，不论在结构形制还是演奏方法，都是同出一源，一脉相承。它们作为古琴的前身，并发展成唐宋以来的古琴，是符合乐器发展从简到繁、从多形到定形的逻辑轨迹的。《诗经》等文献记载与出土“琴”的实物，其年代相近可以说是文实相符，所以古琴有着近三千年的历史的说法是确凿可信的。 
　　古琴，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所崇尚的乐器之一。弹弦乐器。古代称琴、瑶琴。现代称古琴、七弦琴。在中国古代文献《诗经》、《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都有记载。在东周时，各国乐官多精通琴艺，如楚国钟义、晋国师旷等。孔子琴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即有弹琴诵诗的内容。汉魏以来的司马相如蔡邕、嵇康都以弹琴著称。唐代李峤、李欣、李白、韩愈、白居易、张枯等诗人，为弹琴写下了不朽的诗句。 
　　宋徽宗赵佶热爱琴艺，曾广搜天下名琴藏于特设的“万琴堂”。南宋末年以来，随着古琴演奏艺术的发展，由于演奏风格、师承渊源、所据传谱的不同，形成众多的琴派，各有卓越的琴家和琴曲。著名琴派有浙派、虞山 派、广陵派。近代有浦城派、泛川派、九嶷派、诸城派、岭南派等。 
　　古琴制作工艺也有悠久的历史，制琴名家辈出。唐代、仅四川雷氏家族就有雷霄、雷威、雷珏、雷迅等十余人。还有张越、郭亮、李勉等高手。给后世留下不少精品。宋代名家有朱仁济、卫中正和金道，元代有朱致远、严古清、明代有祝公望、张敬修等。 
　　古琴整体是一扁长形音箱，长约13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5厘米。面板又称琴面，是一块长形木板，表面呈拱形，琴首一端开有穿弦孔，琴尾为椭圆形，在项、腰处两旁有月牙形或呈方折凹人。底板又称琴底，形状与面板相同但不作拱形，是在整块木料下半部挖出琴的腹腔。底板开两个出音孔，称龙池、凤沼，腰中近边处设两个足孔，上安两足，称颂足。面、底板胶合成琴身，在琴首里面粘有舌形木板，构成与琴腹相隔的空间，叫作舌穴。面板背部设音梁，又称项实。琴腹中有两个音柱，称天柱和地柱。弦轴又称琴珍，多为圆形或瓜棱形，中空（穿弦用），琴弦由丝绒绳系住拴绕于琴轸上。琴弦用丝制缠弦。岳山镶嵌于面板首部，也开有穿弦孔。底板上有四个琴脚，琴首部两个叫凫掌，琴尾部两个叫焦尾下贴，起垫平琴身的作用。面板上嵌有十三个螺钿或玉石制作的徽，用以标记音位。 
　　古琴造型优美，常见的为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落霞式、月型式等。主要是依琴体的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琴漆有断纹，它是古琴年代久远的标志。由于长期演奏的振动和木质、漆底的不同，可形成多种断纹，如梅花断、牛毛断、蛇腹断、冰裂断、龟纹等。有断纹的琴，琴音透澈、外表美观，所以更为名贵。 
　　演奏时，将琴置于桌上，右手拨弹琴弦、左手按弦取音。古琴的音域为四个八度零两个音。有散音七个、泛音九十一个、技音一百四十七个。演奏技法繁多，右手有托、擘、抹、挑、勾、剔、打、摘、轮、拨刺、撮、滚拂等；左手有吟、猱，绰、注、撞、进复、退复、起等……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建筑的文化精神

　　巍然屹立在东亚大陆的伟大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共计占世界人口总数五分之一以上的五十六个民族和有文字记载的超过三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建筑艺术就是中华文明之树中特别美丽的一枝。 
　　笼统而言，古代世界曾经有过的主要的独立建筑体系大约有七个，其中有的或早已中断，或流传不广，成就和影响也就相对有限，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其中又以中国建筑和欧洲建筑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成就也就最为辉煌。 
　　中国最早的史前建筑，诞生于距今约10000年前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即原始农业开始出现，人们的定居要求开始增强的时候。而最早显现出初步的关于美的即广义艺术要求的建筑，则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一种结构体系而言，中国传统建筑终结于二十世纪初。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始终完整保留了其体系的基本性格。从其全部历史可以分出几个大的段落，商周到秦汉，是萌芽与成长阶段；秦和西汉是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历魏晋经隋唐到宋，是成熟与高潮阶段；唐宋的成就更为辉煌，是第二次高潮，可以认为是中国建筑的高峰；元至明清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盛清以前是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可以看出，每一次高潮的出现，都相应地伴有国家的统一、长期的安定和文化的急剧交流等社会背景。例如秦汉的统一加速了中原文化和楚、越文化的交流；隋唐的统一增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中国内部南北文化的交流；明清的统一又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并开始了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与其他艺术例如诗歌常于乱世而更见其盛的情况不同，可以认为，统一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和文化交流，正是建筑艺术得以发展的内在契机。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如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民间公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大致十五种类型，以及如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它们除了有前述基本共通的发展历程以外，又有时代、地域和类型风格的不同。 
　　基于中国长期的宗法社会土壤，中国建筑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观，与欧洲、伊斯兰或古印度建筑以神庙、教堂和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成就更高明显不同。宫殿从夏代已经萌芽，隋唐达到高峰，明清更加精致。西周已形成了完整的都城规划观念，重视规整对称突出王宫的格局，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规整式格局有所破坏，汉代又开始向规整的复归，隋唐完成此一过程，元明清则更加丰富。隋唐长安、元大都和明清北京，是中国历史最负盛名的三大帝都。 
　　中国的宗法伦理观念，也影响及于其他几乎所有建筑类型，如祭祀自然神和先贤圣哲的准宗教建筑坛庙，以及在特别强调血缘宗亲关系、特别重视“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等观念的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帝王陵墓等，它们几乎是中国特有的建筑类型，以规模之隆重，气氛之肃穆而令人瞩目。 
　　中国主要流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和石窟，还有石幢、石灯等建筑小品。佛教建筑在初期受到印度的影响，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文化性格，充满了宁静、平和而内向的氛围，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观向佛寺学习，同样具有安详的风韵。大体而言，佛道寺观可分为敕建寺观和山林寺观两类，前者更接近宫殿，严谨壮丽；后者更接近民居，自由灵巧。佛塔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类型多样，形式丰富，发展脉络历历可寻，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也体现得更加鲜明。 
　　与其他建筑体系更强调人工与自然的对比不同，基于与自然高度协同的中国文化精神，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镶嵌在自然中，仿佛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这在中国各建筑类型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在园林中有突出的表现，中国园林通属于自然式，与欧洲或伊斯兰的几何式园林有别。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两汉时以前者为主，成就高于后者；唐宋以后私家园林的水平渐高；到了清代，皇园转而要向私园学习了。它们虽具有共通的艺术性格，但私家园林更多体现了文人学士的审美心态，现存者以江南地区成就更高，其风格清新秀雅，手法更为精妙；皇家园林主要在华北发展，现存者以北京一带最集中，规模巨大，风格华丽。中国园林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被欧洲人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种类繁多的民间公共建筑如宗祠、先贤祠、神祠、会馆、书院和景观楼阁等，以明清留存最多，也无不深深浸染着传统文化精神。衙署留存较少，现存较完整的几座也都属清代，有一套规定的布局模式，为示清廉，风格都比较朴素。属于居住建筑的王府和各地民居现存者也多是清代所留，其中民居尤其值得注意，不但种类繁多，形式十分多样，所体现的群体文化心态也特别率真而质直，反映的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其特有的朴质明智之美，有时并不在皇皇巨构之下。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美。群体组合常取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但有些类型如园林、某些山林寺观和某些民居则采用了自由式组合。不管哪种构图方式，都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性格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而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突出建筑个体的放射外向性格、体形体量的强烈对比等有明显差别。 
　　中国建筑是独具风姿的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体系，这一点又与世界其他所有建筑体系都以砖石结构为主不同。建筑结构不但具有工程技术的意义，其机智而巧妙的组合所显现的结构美和装饰美，本身也是建筑美的内容。木结构体系的复杂与精微远非砖石结构所能及，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对有机的结构构件和其他附属构件的进一步加工，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建筑装饰，包括内外装修、彩画、木雕、砖雕、石雕和琉璃，有十分丰富的手法和生动的发展过程。 
　　中国各少数民族建筑也都各具异采，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的整体风貌。藏族建筑深植于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土壤之中，虽吸收了汉族建筑的一些形象和手法却能自成体系，非常富于特色，其代表性杰作规模宏大，色彩鲜明，性格粗犷巨丽，不愧为世界级的建筑艺术精品；维吾尔族以伊斯兰教建筑成就最大，属于世界伊斯兰建筑体系，造型浑朴含韵，性格静穆沉思，其民居也与汉族民居有显著不同；傣族信奉上座部佛教，建筑受同为上座部佛教流行地区的泰、缅等国影响较大，除富于特色的干阑式民居外，其妩媚玲珑的佛寺佛塔更具风韵；侗族建筑虽受汉族影响较大，仍以其特有的鼓楼和风雨桥闻名中外，艺术性格质朴古拙。此外，如回族伊斯教建筑、纳西族、白族、土家族和朝鲜族民居，也都各具异采。这些民族的建筑艺术作品，象闪现在天空的点点明星，与汉族建筑一起，共同组成为中华建筑的灿烂。 
　　中国建筑以中国为中心，流波泛及朝鲜、日本、越南和蒙古等广大东亚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与中国一起，共同构成为以中国建筑为核心的东亚建筑。明清时期，中国建筑特别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园林艺术，又开始为欧洲所知，并产生了实际影响。同时，中国建筑早在汉晋时代又接受了主要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被中国融化为自身的有机部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建筑理论的系统专著，但中国建筑的高度成熟及其伟大成就，证明中国建筑不但拥有而且已发展为十分富于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理论，包括一整套建筑哲理，也包括建筑或环境的空间和形体构图方法。它们散见在各种文史典籍之中，而且采取了“中国式”的阐述方式。有的虽然还没有被古人总结为文字，但从大量的建筑作品中，人们还是有可能读懂其中深藏的信息。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四画以内
　　二画－－－－－－－－－－－－－－－－－－－－－－－－－－－－－－－－
　　七星关——①今贵州毕节西南七星山上，传为诸葛亮祭旗处。②即望星关，今四川茂汶西南。 
　　七盘关——在今四川广元东北与陕西宁强间的七盘岭上。 
　　七闽——指今福建。古指今福建和浙南少数民族地区。 
　　八闽——宋分福建为八府、州、军，元分八路，故后以八闽为福建的别称。 
　　八公山——今安徽淮南市西。 
　　八百媳妇——在今缅甸掸邦东部。 
　　九江——①今九江市。②明清府名，治德化(今九扛)。⑧秦汉郡。秦治寿春(今寿县)，辖今豫皖淮南、鄂东一部分及江西省。汉辖今安徽淮南巢湖以北 地区。魏为淮南郡。 
　　九原——秦郡，治九原(今包头西)，辖后套及伊克昭盟北部地。秦末为匈奴所占。
　　三画－－－－－－－－－－－－－－－－－－－－－－－－－－－－－－－－
　　三川——秦郡，韩始置，秦治雒阳(今洛阳市东北)，辖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伊、洛水流域等地。汉改河南郡。 
　　三户——①古楚地，今河南淅川西北。②古渡口，今河北磁县西南古漳水上。 
　　三关——宋与契丹分界的三关指淤口关(今河北霸县东)、益津关(今霸县)、瓦桥关(今雄县)，一说无淤口关，为草桥关(今高阳东)。 
　　三元里——在广州市北。 
　　三受降城——唐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筑，均在河套的黄河北岸，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中受降城在今包头西，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南。 
　　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国，7—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古国。 
　　于阗——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唐军镇名，在今和田西南。 
　　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 
　　下邳——①古县名。秦在今江苏睢宁西北。金移睢宁西北古邳镇。明废。②古郡名。东汉置国，南朝宋改郡，治下邳，辖苏、皖北部各一部分。 
　　下相——古县名，今江苏宿迁西南，北齐废。 
　　下蔡——今安徽风台。春秋时名州来。秦置县，明废。 
　　下港——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万丹一带的古国。十六世纪时国势很盛。 
　　大宁卫——明初置，治今内蒙古宁城西，辖今河北长城以北、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地。旋改北平行都司。永乐仍称大宁卫，移治保定。 
　　大名府——五代后汉置，治今河北大名东。明移今大名。 
　　大兴城——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 
　　大都——元世祖在金中都城东北筑新城，北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外土城旧址，南至东西长安街，东西界即今内城原城墙。 
　　大梁——古魏都，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当时黄河离城很远，今开封以北的封丘、延津、原阳等县均在南岸。 
　　大仪镇——今江苏仪征东北，韩世忠破金兵处。 
　　大非川一一在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说为今青海湖以西的布哈河。唐薛仁贵等在此为吐蕃所败。 
　　大金川——大金川即大渡河上游，在川西北。清土司治所在今四川金川。改土归流后属美诺厅。1936年置靖化县，1953年改大金县，1960年改金川县。 
　　大沫崮——山名，今山东费县西南。 
　　大泽乡—一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 
　　大昭寺—一在西藏拉萨中心。七世纪建。 
　　大胜关——①在河南罗山县南。②南京西南大城港，朱元璋破陈友谅后，改为大胜港，在此置关。 
　　大庾岭——五岭(湘赣与粤桂间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之一，汉武帝时庾将军在此筑城，故名。又名梅岭。唐张九龄、宋蔡挺、蔡抗都曾修筑道路。 
　　大雁塔——在陕西西安市南大慈恩寺内。652年唐玄奘建，原五层，武则天时增至十层，今存七层，高64米。 
　　大震关——在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唐中叶以后为防御吐蕃的要地。 
　　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港一带古国，明人纪载常见。 
　　大宛——西域古国，在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国都贵山城，在今卡散赛。 
　　大食——唐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原语为波斯一部族名称。 
　　大秦——亦作犁轩。汉称罗马为大秦。 
　　大夏——即希腊&#183;巴克特里亚王国，在今阿富汗北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脱离塞琉西王国独立。公元前130年左右为大月氏所据。后为阿拉伯人所并。 
　　大西洋国——明人指葡萄牙。 
　　大吕宋国——清初称西班牙为大吕宋，菲律宾的吕宋岛为小吕宋。 
　　万年——古县名，汉置，与栎阳同城而治，在今陕西临潼北。北周移治长安城中，在今西安市西北。隋造大兴城，万年亦随之而移，在今西安市。 
　　万里桥——在今四川成都南锦江上。 
　　万里长沙——古指我国南海诸岛中一些岛群。又“万里石塘”、“万里石床”，意亦相同。 
　　弋阳——今河南潢川西。三国至隋唐有弋阳郡、弋阳县。 
　　上元——唐上元二年(761年)改江宁为上元县。五代吴在此分置上元、江宁二县。民国并入江宁县。 
　　上谷——古郡名。秦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北魏废。隋唐时的上谷郡即易州。 
　　上京——①渤海上京龙泉府，即忽汗城，在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②辽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⑧金上京会宁府，在今黑龙江阿 城县南白城。 
　　上郡——古郡名。秦汉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隋上郡即郎城郡，治今陕西富县。唐上郡即绥州，治今绥德。三个上郡及其治所，地望均不同。 
　　上都——元上都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 
　　上党——古郡名。韩始置。汉治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东汉移壶关(今壶关北)。隋唐上党郡即潞州，治上党，即今长治市。历代辖境虽有变更，但均在晋东南。 
　　上海——今上海市。宋置镇。元至元28年(1291年)置县(以《元史&#183;世祖纪》为据)。 
　　上庸一一汉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隋时移县治至今竹溪县东南，宋并入竹山县。 
　　上蔡——周蔡国原址，在今河南上蔡西南，后蔡国先迁新蔡，后迁州来(下蔡)，遂得上蔡之名。战国韩置上蔡县，南朝宋移治悬瓠，在今汝南。隋改汝阳，另在今上蔡县地置上蔡县。 
　　山左——山东省旧时别称，山指太行山。 
　　山右——山西省旧时别称。 
　　山东——秦汉时指华山或崤山以东地区。以后多指太行山以东地区。金改北宋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山东始成为政区名称。元属中书省。明置山东省。 
　　山西——原为与“山东”相对的地区名称。明置山西省。 
　　山后——宋指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地区，即代北、大同等地。 
　　山阳——①今江苏淮安，晋山阳郡、山阳县在此。②今河南焦作市东，汉置县。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即此地。 
　　山阴——今浙江绍兴，因在会稽山之北得名。秦置县。隋改会稽县。唐在此分置会稽、山阴二县。民国并为绍兴。 
　　山南——意为秦岭之南。唐有山南道，旋又分为山南东道(治襄州，今襄樊市)与山南西道(治梁州，改称兴元府，今汉中)。辖境南至重庆至岳阳间的长江以北地区。 
　　山前——宋金以太行山以东、燕山及军都山以南地区为山前。 
　　山阳渎——公元587年隋文帝所开江淮间运河，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至扬州市南入江。 
　　川边——1914年置川边特别区，治康定，辖区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1939年并入西康省。 
　　广东——今广东省，秦在南海、桂林二郡境，汉属交州，三国吴分属广州、交州，唐属岭南道，宋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元分属湖广、江西二行中书省，明设广东省。 
　　广宁——明广宁卫在今辽宁北镇，辽东镇在此地。 
　　广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秦在桂林、南海、象郡境，唐宋见“广东”条，元属湖广，明为广西布政使司，清为广西省。1958年建壮族自治区。 
　　广州——三国吴永安七年(264年)分交州置广州，辖境兼有今广西一部。以后辖境逐渐缩小。今广州市即古广州治所番禺。 
　　广武——古城在今河南荣阳东北广武山上，有东西二城，中隔一涧。为刘邦、项羽对峙处。 
　　广信——明广信府，洽上饶(今属江西)。民国废。 
　　广陵——秦县在今江苏扬州西北。隋改江阳，治今扬州。南唐恢复广陵原名。宋熙宁五年(1072年)并入江都。 
　　广固城一—今山东益都西北。南燕都城，为刘裕所毁。 
　　义兴——古县名，原称阳羡，隋改义兴，宋避太宗讳改宜兴。又东晋时曾设义兴郡，治阳羡，辖今江苏宜兴、溧阳，隋废。 
　　义阳三关一—南北朝义阳郡(治今河南信阳)南有平靖(今信阳西南)、黄岘(今信阳南，宋以后名九里关)、武阳(今罗山县南)三关。 
　　卫国一一西周初封时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660年迁楚丘(今滑县)，后再迁帝丘(今濮阳)。最后迁野王(今沁阳)。公元前209年并于秦。 
　　卫辉路(府)——北周置卫州，治朝歌，唐移治汲县。1260年，元升为卫辉路，辖今豫北新乡等地。明改卫辉府。清兼辖今封丘、兰考一带。民国废。 
　　卫藏——西藏旧时别称。西藏旧分阿里、藏(后藏)、卫(前藏)、康(喀木)四部。故称。 
　　飞狐口——在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又涞源县在隋唐辽、宋、金、元时名飞狐县。 
　　小沛——汉沛县(今属江苏)别称。 
　　小金川——发源于邛崃山，向西流到丹巴附近人大金川。又为土司名，治今四川小金，清乾隆间改土归流，为懋功屯务厅。 
　　小雁塔——在西安城南大荐福寺内。唐景龙元年至三年(707—709年)建。原十五层，今存十三层，高43．3米。 
　　马邑——秦汉马邑县在今山西朔县。唐置马邑县在今朔县东北。清嘉庆时废。又隋唐马邑郡即朔州，治善阳，即今朔县。 
　　马陵——在今河北大名东南，一说在今河南范县西南，战国时田忌、孙膑破魏庞娟于此。 
　　马嵬坡——在陕西兴平西。 
　　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穿南山(秦岭)到汉中的通道，南口在安康县。西汉末开。南北朝时西移，自今西安向南至宁陕县。
　　四画－－－－－－－－－－－－－－－－－－－－－－－－－－－－－－－－
　　木刺夷——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派别，约创立于1090年，秘密传教，对敌用暗杀手段。在里海南岸建国。旭烈兀西进时灭木刺夷。 
　　木骨都束国——今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古国。郑和曾至其地。 
　　元和——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长洲县置。先是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分吴县置长洲。至此三县同城而治。民国并入吴县。 
　　元城——古县名，与大名同城而治。民国并入大名县。 
　　云中——秦汉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东汉末郡废。北魏云中郡治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唐云中郡即云州，治定襄(后改云中，今山西大同)。汉郡在长城以北，唐郡在长城以南，汉郡的西南面。北魏郡与汉郡辖区也不完全相同。 
　　云州——见上条。 
　　云阳——秦汉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西北。 
　　云间——旧时江苏松江府的别称。 
　　云南——云南省旧以在云岭之南得名。今云南祥云县东南云南驿，西汉曾设云南县。蜀汉曾设云南郡，以云南县为治所。云南古有滇国等，唐为南诏，宋为大理。元置行中书省。明置云南省。 
　　云梦泽——古泽薮，在南郡华容县(今湖北潜江西南)，范围不大。 
　　云梯关——在今江苏滨海西南，明中叶以前为黄河河口所在。 
　　云中都护府——唐云中都护府治原北魏云中城，辖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后改称单于都护府。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主要部分完成于北魏和平元年至太和十八年间(460—494年)。现存五十三窟，造像五万一千多尊。 
　　王舍城——古印度摩揭陀国悉苏那伽王朝(前六一前四世纪)都城，在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法显曾至其地，玄奘去时，已成遗址。 
　　开平——元开平府，见上都条。 
　　开州——唐改万州为开州，即今四川开县，明改为县。金以澶州为开州，即今河南濮阳。民国改开州为濮阳县。 
　　开封——公元907年，五代后梁建国，以汴州为开封府。 
　　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上，太行八陉之一。 
　　天水——汉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东汉一度改为汉阳郡，移治冀县(今甘谷东南)。魏恢复天水原名。西晋移治上邦(今天水市)。隋唐天水郡即秦州。 
　　天方——我国古指麦加，亦指阿拉伯。 
　　天竺——我国古指印度。玄奘谓应以作印度为是。 
　　天津——明永乐初置天津卫，以成祖“靖难”起兵时曾涉其地得名。清雍正时改州，不久改府。民国废府存县。1928年设天津特别市。1930年改天津市。现为直辖市。 
　　天井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顶。 
　　天津桥——隋唐东都南洛水上的浮桥，-宋尚修建加固，金渐归废坏。 
　　夫椒——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或即太湖中的洞庭西山，一说夫与椒各为一山。 
　　丰镐——周文王建都于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以西，武王又建镐(镐京)，在今长安县韦曲公社西北，与丰同为国都。 
　　韦曲——唐有韦曲镇，在今陕西长安县，因诸韦聚居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县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 
　　五岳—一汉宣帝以今河南嵩山为中岳，今山东泰山为东岳，今安徽天柱山为南岳，今陕西华山为西岳，今河北曲阳西北的恒山为北岳。后改以今湖南衡山为南岳。明改以今山西浑源的恒山为北岳。 
　　五原——汉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 
　　五丈河——五代后周与北宋先后引汴水及金水河入五丈河，以通漕运。河自宋东京向东经今兰考、定陶，至巨野西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 
　　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县南斜谷口西。 
　　五尺道——秦时开通，从今四川宜宾至今云南曲靖。 
　　五羊城——广州古称五羊城，简称羊城。传古有五位仙人骑五色羊，执六穗柜到此。 
　　五国城——辽金时有五国城，在今黑龙江依兰。 
　　太平——宋置州，元升路，明改府，治今安徽当涂。 
　　太和——公元737年南诏王皮罗阁建太和城，在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元置太和县，即今大理。民国改大理。 
　　太原—一秦汉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隋改晋阳为太原，又另设晋阳，与太原同城。唐太原府洽亦在此地。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改并州为太原府，移治阳曲(今太原市)。以后宋、金河东路、河东北路，明清以来省会都在此地。 
　　太和岭——《元史&#183;速不台传》所说太和岭，即今苏联高加索山。 
　　太行八陉——即轵关陉(在今河南济源西北)、太行陉(在今沁阳)、白陉(在今辉县)、滏口陉(在今河北磁县)、井陉(在今井陉北)、飞狐陉(在今涞源北)、蒲阴陉(在今易县)、军都陉(在今北京市昌平)。 
　　历阳——今安徽和县。秦置县，晋以历阳为治所，置历阳郡。隋唐历阳郡即和州。 
　　车里——亦作彻里、撤里、车厘。元明土司，治今云南景洪，辖境大体相当于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清移治今景洪以东，后先分设普洱府，民国又设车里等县。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秦置县，以为巨鹿郡治所。项羽破秦兵于此。 
　　巨野泽——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古为大湖，五代后南部涸为平地，北部为梁山泊之一部。 
　　少陵——在今西安市南，汉宣帝许后陵所在地。 
　　少梁——今陕西韩城南。本为梁国，春秋时秦灭梁，为少梁，战国时曾属魏，后又归秦，改名夏阳。 
　　日南——汉郡，在今越南中部，东汉末以后，为林邑国所有。 
　　中山——①中山国，战国都顾(今河定县)。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平山东北)。公元前296年为赵所灭。②汉郡、国，治卢奴(今定县)。后燕以为都城。隋废。⑧宋以定州为中山府，治安喜(今定县)。④今中山县，宋以来为香山县。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今名，中山故里在县南翠亨村。 
　　中州——指今河南。 
　　中兴——元以江陵一带为中兴路，治江陵。 
　　中牟——《论语&#183;阳货篇》“佛肿以中牟畔。”此中牟在今河南鹤壁市西，以在牟山之侧得名。今河南中牟县，西汉置。 
　　中吴——旧时苏州的别称，亦作润州(今镇江)的别称。 
　　中京——①辽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②金后期以河南府(洛阳)为中京。 
　　中都——①金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建为中都大兴府。②明太祖曾以临濠府(今凤阳)为中都。 
　　中东铁路——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1903—1907年，帝俄筑，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日俄战争后，南段(长春至大连)为日本所占，称南满铁路。十月革命后，北段由中苏合办。抗战胜利，全线合称中国长春铁路。 
　　贝州——北周置，治武城(隋为清河，今河北南宫东南)。宋仁宗时改为恩州。 
　　少林寺——在河南登封西北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北魏太和十九年(496年)始建。 
　　牛头山——即牛首山，在南京市西南。 
　　长勺——春秋鲁邑，在今山东莱芜东北。 
　　长平——秦白起破赵军处，在今山西高平西北。 
　　长安——汉长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隋改建都城，移至汉长安城东南。参“西安”专条。 
　　长坂——在今湖北当阳东北。《三国演义》作长坂坡。 
　　长沙——秦长沙郡治临湘，隋唐潭州或长沙郡治所，明长沙府治，均即今湖南长沙。清为湖南省会。 
　　长城——见“长城的长度”专条。 
　　长洲苑——春秋吴王阖闾游猎场所，在今苏州市西南，太湖北。唐以长洲为县名，见“元和”条。 
　　仁和——五代吴越分钱塘、盐官(今海宁)置钱江县，宋改仁和，两县均在杭州。民国合钱塘、仁和为杭县。 
　　仇池——魏晋南北朝时氐族杨氏世居之地，在今甘肃成县西西汉水北岸，有仇池山，山顶有池，又有平地百顷，故可长期据山扼守。 
　　月氏——“氏”旧读“支”。古月氏族本在敦煌、祁连一带游牧，汉文帝时为匈奴所迫西迁，至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之地，称大月氏。以后又因乌孙攻击，再迁大夏(中亚阿姆河上游)。公元一世纪中，贵霜(大月氏五部之一)翕侯兼并各部，建立贵霜王朝。 
　　丹阳——①古楚国原在丹阳，即今湖北秭归东南。楚文王东迁至今湖北枝江西，仍名其地为丹阳。②丹阳(杨)县，秦置，在今安徽当涂东北，唐并入当涂。⑧汉置丹阳(杨)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三国吴移治建业(今南京)，隋灭陈后废。炀帝又以蒋州(今南京)为丹阳郡。 
　　乌江——项羽自刎处，在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 
　　乌林——孙、刘破曹操处，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乌林矶。 
　　乌程——旧县名，在今浙江湖州，宋与归安县同城而治。民国并为吴兴县。 
　　乌蒙——原为土司，治今云南昭通。清中叶改流。 
　　乌孙——古游牧族，本在河西走廊，汉文帝时西迁至今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南北朝时迁至葱岭以北。 
　　乌浒水——中亚阿姆河古名。 
　　乌思藏——“思”一作“斯”。元明称前后藏为乌思藏。 
　　乌里雅苏台——旧城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扎布哈朗特。清定边左副将军驻此，统辖喀尔喀四部与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二区。故又为清政区名，当时通称外蒙古。 
　　凤翔——唐凤翔府(本为郡)治天兴，即今凤翔。金为路，明清仍为府。民国废府。 
　　文州一一北周至元为文州，治所先在今甘肃文县西，元移今文县。明为县，阴平道经此。 
　　方城——楚在春秋时所筑长城，战国时扩展，自今河南方城沿伏牛山脉，南至今邓县北。方城县东北有方城山，楚方城在其东麓。又湖北竹山县东南亦有方城山，春秋时庸国在山南筑城，也叫方城。有人认为春秋时楚大夫屈完说的“楚国方城以为城”的方城，指大别等山而言，当时还没有筑城。 
　　巴——古有巴国，周以前在鄂西，后迁川东。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巴东——东汉末置巴东郡，治鱼复(今四川奉节东)。南朝梁以鱼复为治所，建信州。隋以信州为巴东郡。唐改夔州，以秭归、巴东另置归州。以后又曾以归州为巴东郡，夔州为云安郡。 
　　巴郡——秦以巴国地置巴郡。东汉末刘璋改巴郡为巴西，治阆中(今属四川)。另以江州(今重庆)为治所，置巴郡。南北朝后期为楚州，隋改渝州，又以渝州为巴郡。 
　　巴陵——即今湖南岳阳。晋置巴陵县，南朝分长沙置巴陵郡。隋唐巴陵郡即岳州。治所都在岳阳。 
　　邓——古国，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或曾发展到今河南邓县。公元前678年为楚所灭。 
　　邓州——隋置邓州，治穰县(今邓县)。 
　　双岛——辽宁金县西南海中有二岛南北对峙，名双岛。袁崇焕斩毛文龙处。 
　　双屿港(山)一一在浙江宁波东南海中。明王直与倭寇据此。 
　　双城子——在绥芬河下游北岸，傅尔丹河西岸。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入俄。名尼古拉斯克，后改乌苏里斯克。 
　　孔庙、孔林——曲阜孔庙在县城内，原为孔子阙里故宅，历代修筑，现占地32，700平方米，有房屋460多间。孔林在北门外，为孔子及其后裔的基地。历代修筑，碑刻极多。孔林现有面积约3，000亩。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五画
　　邗沟——吴王夫差所开江淮间运河，开凿时间在公元前486年。南起今扬州市南，向北过高邮西，向东北进入射阳湖，然后向西北至淮安北入淮。汉末陈登开从高邮一直向北至淮安的河道，但不甚通畅。隋复加疏通。 
　　玉门关——汉置，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在疏勒河南岸，六朝时移今安西双塔堡附近。 
　　玉壁城——西魏筑玉壁以御东魏，在今山西稷山西南，四面皆临深谷。 
　　未央宫——汉长安未央宫，至唐末始全毁。前殿台基今存，在西安西北郊马家寨村。 
　　邛州——南朝梁置。唐时治所从依政(今四川邛崃东南)迁临邛(今邛崃)。民国改邛崃县。 
　　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之名始于西魏。 
　　甘肃——元有甘肃行中书省，辖今甘肃省河西及青海、宁夏各一部。明九边有甘肃镇，辖嘉峪关以西，总兵驻甘州卫(张掖)。行政区划则全属陕西省。清置甘肃省，辖区包括今宁夏及青海北部。1928年，青海、宁夏建省。 
　　甘露寺一在江苏镇江北固山上，三国吴始建。演义有刘备、孙权拔剑试石事，其实当时寺尚未建，那里会有孙刘在此相会之事。 
　　石头城——在今南京清凉山，参“南京”专条。 
　　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唐曾置振武军、神武军、天威军。唐与吐蕃争此城，屡得屡失。 
　　石国——西域古国，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一带。 
　　左冯翊——汉与京兆尹、右扶风称三辅，左冯翊与右扶风既系官名，又系政区名。即将京师附近地区交给三个地方官治理，治所都在长安城内。东汉始分出。魏改左冯翊为冯翊郡，治临晋(今大荔)。 
　　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东北。十六国汉刘渊都此。 
　　右北平——战国燕置右北平郡，西晋改北平郡。秦时治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汉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 
　　右扶风——魏改扶风郡，治槐里(今兴平东南)，余见“左冯翊”。 
　　布达拉宫——在西藏拉萨西北角布达拉山上。七世纪松赞干布始建。清初，达赖五世大加扩建。高十三层，178米，东西绵亘四百米以上。 
　　龙门——①黄河禹门口，在山西河津西北与陕西韩城东北间。②即伊阙，在洛阳市南，伊河东岸有龙门山，西岸有香山，对峙如门。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起，四百余年间，开凿石窟，雕刻佛象。今存1，352窟，造象97，000余尊。 
　　龙城一一①匈奴单于祭天处，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②十六国前燕旧都，后燕、北燕都城，在今辽宁朝阳。 
　　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东汉至南朝为交州及交趾郡治所。 
　　平卢——唐开元七年(719年)置镇，治营州(今辽宁朝阳)。安史之乱期间，平卢反正。上元二年(761年)，节度使侯希逸为史朝义部所迫，南迁淄青(青州)，从此淄青有平卢之号。 
　　平州——汉末辽东即有平州之名。北魏以旧平州为营州，另设平州。唐时治所在卢龙(今属河北)。 
　　平江府——宋徽宗征和三年(1113年)升苏州为平江府。 
　　平阳——隋以前的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从隋起，在今临汾。 
　　平城——在今山西大同东北，北魏时曾为都城。 
　　平原——汉平原郡，治平原，在今县西南。隋唐曾以德州为平原郡，治安德，即今山东陵县。汉唐平原郡辖区也不完全相同。 
　　平凉——十六国前秦置平凉郡，治所平凉在今县西北。北魏迁治鹑阴(今华亭西)，辖境亦有出入。隋唐曾以原州为平凉郡，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平凉仅为州内一县。金置平凉府，治今县。民国废府。 
　　平虏渠——曹操攻乌桓时所开运河，上起呼沲(即滹沱河)，下入弧水(上游即沙河，下游入海处在今天津)。 
　　平地松林——在今内蒙古克什腾旗一带，南至河北围场以北，为奚、契丹族活动的地方。 
　　打箭炉——清雍正时置打箭炉厅，治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 
　　打牲乌拉——原为明海西女真乌拉部乌拉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北乌拉街。努尔哈赤灭乌拉，改称打牲乌拉。 
　　东川——唐至德二年(757年)分剑南为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辖区在四川盆地中部。 
　　东平——汉有东平国，南朝为郡，治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隋唐曾以郓州为东平郡，治须昌，在今东平西北。宋宣和时以郓州为东平府，治须城，即今东平。明清为州。民国改县。 
　　东吴——指三国孙吴，亦为苏州别称。 
　　东坡——在今湖北黄冈东。宋苏轼谪居黄州，因地名取号，称东坡居士。 
　　东昌——元以博州为东昌路，治聊城(今属山东)。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东京——①东汉、北周、隋、唐都以洛阳为东京(隋唐亦称东都)。②渤海有东京龙原府，在今吉林珲春八连城。⑧五代北宋以开封为东京。④辽五京道之一，治所在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 
　　东郡——秦置，治濮阳(今河南濮阳西)，辖境包括鲁西及豫东北。隋曾以兖州为东郡，此兖州由滑州改名，并非今山东之兖州。 
　　东都——见“东京”条。 
　　东莞——汉有东莞县，治今山东沂水。东汉末设东莞郡，治所在今沂水东北。东晋侨置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东南，南齐末废。今广东东莞县置于唐代。 
　　东海郡——秦汉东海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北)，秦汉之际曾称郯郡。东晋侨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北境，旋移京口(今镇江)。隋唐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朐山(今连云港西南海州镇)。 
　　东陵——清太宗后昭西陵、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慈禧慈安定东陵，均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称东陵。另有西陵，在易县西梁各庄，有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光绪崇陵。 
　　归绥——呼和浩特市旧名(1954年以前)。 
　　归安——旧县名，见“乌程”。 
　　归德——金改原宋应天府为归德府，治所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南)，移睢阳；明置商丘为治所。民国废府。 
　　北平——古代以北平为郡名、县名者甚多，今从略。明初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属北平行中书省。永乐建都，改为北京顺天府，北平省所领直属中央，遂称直隶。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复以北平为北京。 
　　北邙——即邙山，在洛阳北，古为葬地。 
　　北地——秦汉北地郡，秦时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西汉移马岭(今庆阳西北)，东汉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 
　　北京——①唐与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以太原府(今太原西南)为北京。②宋仁宗时以大名府(今大名东北)为北京。⑧金先一度以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后又改中京大定府为北京。④明初曾以开封为北京。永乐于今北京建北京，称京师。 
　　北庭——唐都护府名，又为方镇名。702年，分安西都护府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境远达今咸海(一说里海)西突厥各部族。712年，设北庭节度使，辖伊、西、庭三州及北庭都护府境内军、镇等。后地入吐蕃。 
　　北徐、南徐一一南朝有北徐州、南徐州。北徐州，东晋治彭城(今徐州)；齐治燕县(今安徽风阳东北)，辖区在淮南。南徐州，刘宋治京口，辖区初在江北，后移江南。 
　　北海——①苏武牧羊处，今贝加尔湖。②汉北海郡治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隋唐北海郡即青州，治益都。今潍坊等地，汉唐都在北海郡境。⑧今北京市北海，元太液池的一部分，引玉泉山水入城为湖泊，明清均为御苑，清顺治八年，在湖中琼华岛上建藏式白塔。1925年辟为公园。 
　　北假——秦汉称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为北假。 
　　卢龙——①古塞在河北喜峰口附近。从今蓟县东北，经遵化，沿滦河河谷出塞后，东向可直趋大凌河流域。②卢龙县，旧名肥如，隋改卢龙。唐卢龙又为方镇名，幽州(范阳)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 
　　史国——西域古国，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南。 
　　旧港(巨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即巴林冯。 
　　旧柔佛——新加坡旧称，亦作息辣、石叻。 
　　占城——即占婆。地在今越南中南部。二世纪中建国。中国史书初称林邑，唐中叶后称环王，九世纪后期称占城。后为越南所并。 
　　且末——西域古国且末，在今新疆且末县。 
　　田横岛——在山东即墨县东北海中；一说即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古为郁洲，不与大陆相联。 
　　由拳——古县，秦置，在今浙江嘉兴南。吴改嘉兴。 
　　申——①姜姓古国，在晋、陕间。周时一部东迁至谢(今河南南阳)，为楚所灭。与犬戎联合攻杀幽王者，系留在原地的申戎。②上海市称申，以春申江(简称申江，即黄浦江)得名。 
　　四川——1000年以前无此地区名。l001年，宋将西川路、峡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称川峡四路，以后始有四川之名。 
　　四大镇——明清以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今广东佛山)、汉口镇为四大镇，因四处工商业繁荣得称。 
　　出河店——阿骨打破辽处，在今黑龙江肇源西。 
　　代郡——战国赵武灵王始置。秦汉代郡治代县，在今蔚县西南。北魏置代郡，治平城(今大同)。 
　　仙人关——南宋吴蚧破金兵处，在今甘肃徽县南。 
　　白下——旧时南京的别称，因沿江旧有白石陂，晋陶侃于此筑白石垒，后入又筑白下城，故名。 
　　白门——旧时南京的别称，因六朝建康南门宣阳门又名白门，故称。 
　　白马——秦汉白马县在今河南滑县旧滑县城东，当时在黄河南岸，白马渡口在今滑县东北，与北岸黎阳津相对。 
　　白沟——①曹操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运，此白沟在今河南浚县西，经修治后水量增加，连同与它接连的清河，成为河北水运干线，至隋为永济渠取代。②宋辽界河，指巨马河，从今白沟河店以北向东流，经霸县、信安镇北，东至今天津。明永乐末改道南流，再折向东，故道遂堙。 
　　白马寺——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于洛阳城西(今洛阳东郊)仿天竺式建。 
　　白龙堆——新疆罗布泊以东至甘肃玉门关间的砾质荒漠，因流沙堆积，蜿曲如龙，故名。亦称龙堆。 
　　白帝城——东汉初公孙述所建，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公孙述自以为是白帝，故以此为山及城的名字。 
　　白山黑水——长白山与黑龙江，旧作东北地区的别称。 
　　白沙瓦——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距开伯尔山口仅16公里，为交通要冲，法显、玄奘都曾来此。 
　　瓜州——一敦煌一带，古为允姓之戎所居，号瓜州。北置瓜州，治敦煌(今县西)，辖酒泉以西。唐分置瓜州、沙州。瓜州治晋昌(今安西东南)；沙州位瓜州以西，治敦煌。 
　　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有瓜步山。山下有镇，称瓜步镇。 
　　令支—一指今河北滦县、迁安一带。齐桓公灭令支，即在此地。汉晋有令支县，在今迁安西。 
　　令居——汉魏有令居县，在今甘肃永登西北。汉护羌校尉驻此。 
　　外黄——秦置县，在今河南民权西北。唐废。 
　　处州——隋置处州，唐曾改括州，后复原名。治所先在括苍(今浙江丽水县东南)，元移今丽水。元为路，明为府，民国废府。 
　　句章——秦置县，在今浙江余姚东南。东晋后期移今宁波南。唐初曾为鄞州治所，公元625年撤销。 
　　句注山——亦作陉岭、雁门山、西陉山，在今山西代县北。 
　　玄武门——唐长安宫城北门，即太极宫北门。建大明宫后，其北门亦名玄武门。 
　　兰亭——绍兴西南兰渚，有亭名兰亭。今亭系1673年重建。 
　　兰陵——战国楚置兰陵县，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西晋置兰陵郡，治丞县(今枣庄峄城镇南，在古兰陵县西)。东晋侨置于江南，郡治(县)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后称南兰陵。隋与金均改示县为兰陵县，治兰陵镇。元初废入峄州。 
　　汀州——唐开元时置，治长汀(今属福建)。明清为汀州府。民国废府。 
　　汉中——战国楚置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汉中地区为梁州，治所均在南郑。784年后为兴元府，宋府治南郑移至今汉中市。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解放后于南郑原地设汉中市，另置南郑县。 
　　汉阳——①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曾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魏恢复天水原名。北魏有两个天水郡，都在今甘肃境内，北周废。隋又曾以成州为汉阳郡。②五代后周置汉阳军，即今武汉市汉阳。 
　　汉皋——汉口的别称。皋意为水边之地。 
　　宁州——晋在今云南置宁州，治所在今曲靖，其地兼有黔桂各一小部。梁末废。元也在云南置宁州，所辖仅今华宁等数县地。元又于今江西修水置宁州。1801年，清改为义宁。又今甘肃宁县，西魏置宁州，以此为治所。民国废。 
　　宁江州——辽置，治混同(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金废。 
　　宁远——明宁远即今辽宁兴城。清乾隆时在固勒札(今伊宁)筑宁远城。1888年改县，民国改名伊宁。 
　　宁波——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明州为宁波。 
　　宁夏——元在西夏故地置宁夏行省，以西夏故都为中兴府，改宁夏路。后将宁夏行省并入甘肃行省。明宁夏亦属甘肃，又为九边之一。清有宁夏道，辖宁夏府。民国废府留道。1928年以甘肃宁夏道及西套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置宁夏省。解放后，于1954年废宁夏省，县市归甘肃，两旗归内蒙。1958年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古塔——清宁古塔在今黑龙江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康熙初于今县城处筑新城。 
　　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 
　　永乐——宋永乐城在今陕西米脂西。 
　　永州——隋置，治零陵(今属湖南)，又辽亦有永州，在潢河与土哈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永安——①今山西霍县，旧名永安，隋改今名。②明中叶于今广西蒙山置永安州。民国改蒙山县。 
　　永昌——东汉于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哀牢山以西地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保山东北)。东晋时废。 
　　永顺——明清土司有二永顺，一在湖南，治今永顺县；一在广西宜山县境。 
　　永嘉——温州原即永嘉，今永嘉于1949年自温州分出。 
　　永乐宫——即纯阳宫，原在山西芮城永乐镇，今照原样迁至县北龙泉村五龙庙附近。传为吕洞宾故居。元明清迭经修建。有精美壁画。 
　　永兴军——宋置，治京兆府(今西安)，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金为京兆府路。 
　　永安宫——在今四川奉节。刘备驻白帝城，建此宫。 
　　永宁寺碑——明建永宁寺于奴儿干都司城西南、黑龙江恒滚河口对岸山上，两次立碑。原碑今在俄罗斯伯力博物馆。 
　　弘农——汉弘农县即旧函谷关地，在今河南灵宝北，为弘农郡治所，郡境包括黄河以南、宜阳以西一带。 
　　尼布楚——在黑龙江北源石勒喀河与尼布楚河(即涅尔查河)合流处。本蒙古人牧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为俄国所占，俄名涅尔金斯克。 
　　司州——三国魏、西晋、北朝以京师周围地区为司州，东晋南迁不设，南朝在淮南地区设司州，刘宋初置治悬瓠(今河南汝南)，再置治平阳(今信阳)。 
　　奴儿干——明置都司，治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辖境包括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与库页岛。 
　　皮岛——即椴岛，在朝鲜西朝鲜湾内。明毛文龙驻兵处。 
　　台州——唐始有此名，以天台山得名，治临海。明清有台州府，民国废。 
　　台城——在今南京鸡鸣山南乾河沿北。三国吴后苑城，东晋改建，东晋南朝台省宫殿所在地。 
　　台湾——明末称荷兰侵略者所筑城堡热兰遮城为台湾城，在今台南市安平镇。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属福建省。光绪十一年(1885年)置台湾省。 
　　’ 辽左——指辽东。 
　　辽东——战国燕置辽东郡，治襄平，即今辽阳。十六国后燕末为高句丽所有。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取辽东城，置辽州，后废。明九边亦有辽东，总兵官驻广宁(今北镇)，冬季驻辽阳。明末地入后金(清)。 
　　辽西——战国燕置辽西郡，秦汉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前燕移令支(今河北迁安南)，北燕移肥如(今卢龙北)。北齐撤销。 
　　辽州——①辽阳曾名辽州，见“辽东”条。②山西左权县旧名辽县，隋始设辽州，治乐平(今昔阳西南)，唐移治今址。民国改辽县。1942年改左权县。⑧辽亦有辽州，治辽滨(今辽宁新民东北)。 
　　辽阳——契丹以前见“辽东”条。938年，契丹置辽阳府。辽、金东京在此。元设辽阳路、辽阳行省，亦以此为治所。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六画

　　邢——周姬姓国，在今河北邢台，后迁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公元前635年为卫所灭。 
　　邢州——隋置邢州，治龙冈(宋改邢台，即今河北邢台)。北宋末曾为信德府。金仍为邢州。元为顺德府。民国废府。 
　　巩昌——宋以通远军置巩州，治陇西(今属甘肃)。金升为巩昌府。民国废府。 
　　吉州——①隋置吉州。治庐陵(今扛西吉安)。隋、唐都曾称庐陵郡，后仍为州。元时改名吉安。②金在今山西吉县一带置吉州。民国改县。 
　　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 
　　考亭——在今福建建阳西南。宋朱熹晚年居此。 
　　西川——①唐分剑南为西川、东川。西川治成都，辖成都平原及其以西、以北之地。②宋有西川路，治益州(成都)，1001年，分为益州、梓州二路。 
　　西宁——1104年，宋改鄯州置西宁州，治所即今青海西宁。 
　　西州——①汉晋时凉州的别称。②640年，唐灭高昌置西州，辖今吐鲁番盆地，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 
　　西安——①唐咸通至清末，今浙江衢县名西安县。②今陕西西安，自1369年明置西安府，始有此名。1928年始设市。 
　　西吴一一浙江湖州的别称。 
　　西县一一诸葛亮首次攻魏，屯西县，在今甘肃天水西南。 
　　西京——①汉唐指长安。②五代晋、汉、周及北宋指洛阳。⑧渤海以鸭渌府为西京，在今吉林浑江市旧临江县境。④辽金以大同府为西京。 
　　西河——古代所指不一。春秋卫西境沿黄河，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史记&#183;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取秦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汉有西河郡，有今内蒙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魏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有晋西，治兹氏，即今汾阳。唐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西城——汉西城县在今陕西安康西北，西魏移今安康。东汉时在此建西城郡，魏名魏兴郡。西魏称金州。 
　　西洋——元明时以南海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其分界约在东经110度左右。 
　　西鄂——东汉张衡为西鄂人，地在今河南南阳北。 
　　西楼——契丹西楼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 
　　西套蒙古——指河西走廊以北、河套以西的阿拉善、额济纳二旗。 
　　百花潭——在成都西郊，杜甫草堂即在潭北。 
　　厌次——古县名。秦在今山东惠民东；晋移至阳信东，后废。隋在今惠民东南，北宋迁今惠民。明废厌次为武定州，清为惠民县。 
　　成皋——在今河南荣阳汜水镇。 
　　成德——762年，唐收安史降将所置方镇之一，治恒州(改名镇州，即今正定)，辖恒、冀、深、赵等州，又名恒冀、镇冀。922年为晋所并。 
　　成周城——周公旦所筑，在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以东。 
　　夹谷——孔子相(任赞礼之职)鲁定公会齐景公处，在今山东莱芜南，另说在淄博市淄川西南。 
　　扦关——有二，一在今湖北长阳西，一在今四川奉节东赤甲山上，又名江关，均春秋时楚、巴相拒时所筑。 
　　扬子——古津渡名，在今江苏邗江南。本在长江北岸，为重要渡口。唐开元以后，因沙洲淤积，离江日远，乃自此开运河南至瓜州渡口，以通航运。隋唐尚有扬子县，宋移今仪征，为真州治所。明改扬子县为仪征县。 
　　扬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刺史之一。此时的扬州包括今江苏的江南(今扬州即古广陵，在徐州，不在扬州)、安徽的淮河以南及浙、闽、赣三省。三国魏、吴各有扬州，魏扬州治寿春，吴扬州治建业。东晋南朝的扬州缩小了。《宋书&#183;州郡志》说扬州领十郡，只包括苏南、淮南、皖南和浙江。事实上这些地区中还有许多侨置州郡，如南徐州等。隋以吴州为扬州，治江都。今扬州才和扬州这名字有关。 
　　夷门——开封的别称，因战国魏大梁东门称夷门得名。 
　　夷洲——东汉三国时称台湾为夷洲。 
　　夷陵——楚邑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汉置县，吴改名西陵，晋又改夷陵。南朝齐迁至宜昌西北。隋峡州夷陵郡治所在此。唐移治今宜昌市，亦为峡州夷陵郡治所。元为峡州路治所。明为夷陵州，夷陵县省入州治。1735年，清升为宜昌府，府治即宜昌。 
　　师子国——斯里兰卡古称。 
　　曲女城——在今印度北方邦的卡瑙季。玄奘到此时，为戒日王都城，极为繁盛。十一世纪初，伽色尼王朝马默德侵入时被毁。 
　　曲沃——春秋晋曲沃在今山西闻喜东北。战国魏另有一曲沃，在今河南灵宝东北。 
　　曲阿——楚邑名云阳，在今江苏丹阳。秦置曲阿县。三国吴改云阳，晋仍称曲阿。唐天宝初改丹阳。 
　　曳至河——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上游。 
　　光州——南朝梁置光州，治光城(今河南光山，隋时所改)。712年移治定城(今潢川)。民国废州，以州治为潢川县。 
　　当涂——汉当涂县在今安徽怀远东南。东晋侨置，后割原于湖地，治南陵东南。隋移治姑孰，即今县。 
　　吐火罗——中亚细亚古国，即大夏(巴克特里亚)。 
　　同州——西魏置同州，治武乡(今陕西大荔)。清雍正时升府。民国废府。 
　　同谷——西魏末年置，在今甘肃成县，后为成州。 
　　回中——秦宫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又有回中道，南起关中的沂水河谷，中经回中宫，北出萧关，进入陇东。 
　　回洛仓——隋筑，在今洛阳隋故城北七里。 
　　朱提——汉置朱提县，在今云南昭通。汉末刘备置朱提郡，以此为治所。南朝梁废。唐再置朱提县，天宝中地入南诏，唐复于今四川宜宾西南置朱提县，唐末废。 
　　朱仙镇——在河南开封西南，明清四大镇之一。 
　　朱雀航——六朝建康秦淮河上二十四航(浮桥)中最大的一座。在今南京镇淮桥东。 
　　伏羌——唐改冀县为伏羌。后入吐蕃。元仍为县，民国改为甘谷县，属甘肃。 
　　伏俟城——曾为吐谷浑都城，在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隋置西海郡。 
　　伊州——隋于今新疆哈密置伊吾郡。唐改伊州。 
　　伊阙——见“龙门”。 
　　伊吾卢——简称伊吾，东汉置都尉屯田，旧城在今哈密西四堡。隋置郡，余见“伊州”。 
　　伊逻卢城——唐龟兹都城，即今新疆库车。 
　　伊犁九城——1761—1780年间，清政府筑伊犁九城，即：塔勒奇、绥定、惠远、惠宁、宁远、广仁、熙春、瞻德、拱宸。 
　　华州——西魏置华州，辖境历代屡有变迁，治所在今华县(曾名华山、郑县)。清不辖县。民国为华县。 华阳——晋常璩《华阳国志》谓“华阳”指华山以南川滇黔广大地区。南朝曾在陕南勉县一带侨置华阳郡、华阳县。 
　　华亭——即华亭谷，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孙吴封陆逊为华亭侯。唐天宝十年(751年)置华亭县。元明清为松江府治。民国为松江县。 
　　华容——汉华容县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 
　　延平——即今福建南平。汉置南平县，元为南剑路治，明清为延平府治。 
　　延州——西魏置延州。隋唐都曾改为延安郡，后仍为州。1089年，宋升为延安府。西魏治广武，唐治肤施，均在今延安东北，宋移肤施至今延安。 
　　延津——今河南有延津县(汉唐等代的酸枣县在其西)，汉唐时在黄河南岸。从延津东北至滑县以北的各渡口，总称延津。 
　　延陵——春秋吴季札所居，即今江苏常州。西晋延陵县在今丹阳西南，隋移丹徒(今镇江)，唐还旧治，宋废为镇。 
　　延绥——明九边之一，先治绥德州，后移榆林卫<今榆林)。 
　　分州——唐改豳州为分州，治即今彬县。民国废州，以州治为那县。 
　　分宁——759年，唐置方镇名分宁，领邰、宁、庆等州。唐末号静难军。 
　　全州——五代楚分永州置全州。民国为全县。今为全州县。 
　　合州——①南朝梁在雷州半岛置合州，治徐闻(今海康)。隋废。②南朝梁在淮南置合州，治汝阴(今合肥)，隋改为庐州。⑧西魏于涪江、嘉陵江合流处置合州，治石镜(今合川)。隋改涪州，唐仍为合州。1243年，宋移治钓鱼山(今合川东)。元还旧治。民国为合川县。 
　　合浦——汉武帝置合浦郡，治合浦(今合浦东北)。唐置廉州，亦治合浦。宋沿置，而移合浦县至今洽。 
　　会川——唐于今四川会理西置会川县，天宝末为南诏所有。南诏置都督府。大理时置府。元为路。明为卫。清废。 
　　会宁——在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旧名按出虎。金置会宁州，升为府，加号上京。蒙古废府。又今甘肃省有会宁县。 
　　会州——西魏置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曾属吐蕃、西夏。北宋后期再置会州。元移治西宁(今会宁东)，后省西宁入州(即以州治为西宁县)。明降州为会宁县。 
　　会稽——秦会稽郡治吴(今苏州)，包有江南、浙江大部及皖南一部。西汉更包有浙、闽全部。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吴、会稽为二郡，会稽移治山阴(今绍兴)，有浙闽之地(今杭嘉湖均属吴郡)。三国吴分设临海(台州)等郡后，辖境缩小。隋为越州。又隋分山阴县置会稽县。民国合二县为绍兴县。 
　　会稽山——在浙江中部，主峰在嵊县西北，又名秦望山。 
　　会通河——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始开，从今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向北到临清达御河(今卫河)，长二百五十余里，造闸三十一座以蓄积水势，名会通河。以后又在徐州至临清间的河道上，建闸多处。于是把这条河道统称为会通河(其中包括济州河、泗水等水道)。这条河道的问题在于水源不足，所以不大能起作用。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筑东平戴村坝，把汶水向南遏入南旺湖，分流南北，增加运河水量，再加上其他一些措施，会通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是由于黄河在徐州附近与运河交叉，黄河问题与运河问题纠缠在一起，明清两代不断发生问题。清末漕运停止后，能通航的部分就不多了。 
　　朵甘思——一作朵甘。旧指前藏以东以北，包括川、甘、青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 
　　刘家港——即今江苏太仓浏河镇。 
　　交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有交趾刺史部，管辖地区包括今两广大部和越南北部。东汉改交州，治广信(今广西梧州)，旋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国吴分交州置广州，交州治龙编(今越南河内东)，所辖为越南北部及两广之雷州半岛、钦州地区等。以后管辖地区缩小，唐交州实为交趾郡，仅有今河内一带。 
　　交趾——南越赵佗时建交趾郡，辖今越南北部。汉武帝时归汉。东汉时治龙编。隋唐交趾郡即交州。唐于此置安南都护府。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权从爱州(治今越南清化)攻取交州，为越南吴朝之始。宋人常称之为交趾。明永乐五年(1407年)置交趾省，有今越南北部、中部地。宣德二年(1427年)放弃。 
　　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五公里处。曾为车师前王国都城、麴氏高昌交河郡、唐交河县，后曾属吐蕃、回鹘。元末城废。 
　　齐州一北魏置，治历城。隋曾称齐郡。唐为齐州济南郡。宋徽宗政和中升为济南府。 
　　齐郡——西汉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临淄。隋唐为青州北海郡。 
　　庆元——1194年，宋宁宗改明州为庆元府，元为路，明复为明州府。 
　　庆州——①隋唐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北宋曾为环庆路治所，后改庆阳府。②辽庆州治今内蒙占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 
　　庆原——金以宋泾原、环庆二路合并为庆原路，治庆阳。 
　　州来——春秋楚邑，后属吴，吴助蔡迁此，见“下蔡”。 
　　羊肠坂——太行山屈曲如羊肠的山路。 
　　羊苴咩城——简称苴咩城。南诏王异牟寻筑，在今大理。 
　　并州——①《周礼&#183;职方》九州之一(《禹贡》无并州)。②汉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山西大部以及内蒙古、河北各一部。东汉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唐并州仅辖今山西中部，升太原府。宋并州移治阳曲，即今太原。以后又升太原府。 
　　关中——初指函谷关以西地，其后或专指关中盆地。后来又有众关之中之说，即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 
　　关内——唐有关内道，东至黄河，西到陇山、六盘山，南到秦岭，北接沙漠。玄宗开元时划出一部分为京畿道。 
　　关右——即关西，古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 
　　关东——①汉唐等代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②旧以辽、吉、黑为关东，此关乃山海关。 
　　关南——北宋指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以南地区。 
　　关索岭——今云南澄江县西北、寻甸东北、贵州镇宁西南，都有关索岭。 
　　米仓道——从汉中入川道路，自汉中县西，沿濂水谷道和巴江谷道，到达四川巴中地区。 
　　米国——西域古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 
　　江左、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一段，自南而北，折向东流，江南地区在这段江流之东，故名江东。古人于地理以东为左、西为右，故江东又称江左，今江西省则称江右。 
　　江宁——937年，南唐以金陵府为江宁府。北宋与清亦为江宁府。江宁又为县名，或在城区，或在郊区。清与上元县同为江苏省城。民国废府及上元，以江宁县为省会。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又移江宁于市郊。 
　　江西——隋唐以前指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唐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宋亦分江南路为东西二路，于是始以江西指今江西省。 
　　江州——①秦以原巴国都为江州县，即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②西晋置江州，辖今赣、闽及湘、鄂各一小部，至唐而仅辖九江及附近数县，治所先在豫章(今南昌)，后迁柴桑(今九江西南)，唐治浔阳(今九江)。明改九江府。 
　　江表——古指长江以南地。 
　　江南——清初有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为苏、皖二省。 
　　江夏——汉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辖今豫、鄂各一部。三国魏吴各置江夏郡，吴江夏治武昌(今鄂城)，魏江夏治上昶(今云梦西南)。晋灭吴，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朝宋移治夏口(今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隋唐江夏郡即鄂州。 
　　江乘——秦至南北朝有江乘县，在今江苏句容北。 
　　江南东道——唐初置江南道，后分东西二道，东道治苏州，辖今苏南及浙、闽之地。 
　　江南西道——唐江南西道治洪州(今南昌)，辖今江西全省、湖南大部、皖南、鄂东一部。 
　　江南东路——宋置江南路，后分东西二路。东路治江宁，辖今苏南西部(常州即属两浙路)、皖南、赣东(北宋包括江州，南宋江州属西路)。 
　　江南西路——宋江南西路治洪州，辖今江西大部、鄂东一小部。 
　　江东六十四屯——黑龙江省旧黑龙江城(今爱辉县黑河镇南七十里瑷珲县旧治)对面黑龙江东岸六十四个村屯总称。 
　　汲郡——晋置汲郡，治汲县(今县西南)。隋唐汲郡即卫州。 
　　汜水关——在今河南荣阳汜水镇，即原虎牢关。 
　　池州——唐置池州，治秋浦，即今安徽贵池。明清为池州府。 
　　汝州——隋改伊州为汝州，治即今河南临池。民国为县。 
　　汝宁——元升蔡州为汝宁府，治汝阳(今河南汝南)。民国废府，改汝阳为汝南。又隋以前另有一汝阳，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 
　　汝阴——三国魏置汝阴郡，治汝阴(秦置县，今安徽阜阳)。隋唐汝阴郡即颍州。 
　　汝南——汉汝南郡治上蔡(今上蔡西北)。东晋治悬瓠城，即今汝南。隋唐汝南郡即蔡州(曾名豫州)。 
　　汗八里——蒙古人称元大都为汗八里。 
　　兴义——清改南笼府为兴义府，治今贵州安龙。 
　　兴元——784年，唐升梁州为兴元府，治南郑。元为路。明改汉中府。 
　　兴化——宋置兴化军，治兴化(今福建莆田北)，后移莆田，元有兴化路，明为兴化府。民国废府，兴化即莆田县。 
　　兴庆——西夏国都名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兴州——①西魏置兴州，即今陕西略阳、1207年，南宋改沔州。②西夏国都原名。⑧金曾在今河北滦平等地设兴州，治兴化(今滦平西)。金又以今山西兴县为兴州，明为县。 
　　兴安一"1583年，明改金州为兴安州。清为府，治安康。 
　　兴和——1312年，元改隆兴路为兴和路，治高原(今张北)。明初置守御千户所，后移宣府(今宣化)。清废。 
　　兴京——清以努尔哈赤前的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 
　　安丰——南朝梁曾以在今寿县南之安丰为治所，建安丰郡。隋度安丰郡。明废安丰县。 
　　安化——唐置安化县，历代为庆州、庆阳府治所。民国改庆阳。 
　　安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改台湾县为安平县，即今台南。 
　　安市——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曾为高句丽所有。 
　　安西——①元曾以京兆府为安西府，旋改路，又改奉元路，治咸宁、长安(今西安)。②清雍正时，在布隆吉镇置安西厅，移至今安西县地。后为府，继又改州。民国为安西县。 
　　安庆一1195年，宋升舒州为安庆府，治怀宁(先在今安徽潜山，后移今安庆)。清与民国为安徽省省会。 
　　安阳——秦取魏邑宁新中，置安阳，地在今安阳南。580年，杨坚毁邺城，迁相州至安阳(今地)。明清为彰德府治。 
　　安邑——古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本战国魏都，秦置县。北魏分南北两安邑，隋以南安邑为安邑，在今运城东北。民国安邑曾迁治运城。今在运城县境内。 
　　安陆一一秦安陆县在今湖北安陆北，东晋末移治今县。本为汉江夏郡治。南朝宋分出安陆郡，遂为郡治。以后多为安州治所。宋宣和间升安州为德安府，安陆为府治。元复于西面改郢州(治今钟祥)为安陆府。于是既有安陆府，又有安陆县，两者既非一地，距离又不太远。明改钟祥之安陆府为承天府，清又改安陆府。民国废府，才只有安陆县。 
　　安国——西域古国，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一带。 
　　安定——①汉有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又有安定县，在今甘肃泾川北，并属于安定郡。东汉移治临泾(今镇原东南)，废安定县。十六国时，再置安定县，并为郡治。隋唐安定郡即泾州。唐后期曾改保定郡，县亦名保定。金为泾川县，为泾州治所。②蒙古以陕西安定堡为安定县，1935年改子长县(谢子长烈土)，移治原县治东的瓦窑堡。 
　　安肃军——1004年宋改静戎军为安肃军。金曾名徐州，后仍改为安肃州。明为县。民国改徐水县，今属河北。 
　　安息——西亚古国，即帕提亚。公元前249一前217年间独立。曾领有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与罗马对峙。公元226年亡于波斯萨珊王朝。 
　　安谷城——安息在波斯湾的重要港口，约在幼发拉底河口附近。 
　　安条克——安提阿，塞琉西王国(前312一前64年)都城，在今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 
　　安西四镇——唐安西都护府所属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后碎叶属西突厥，乃以焉耆为四镇之一。 
　　安东都护府一一668年唐置，治平壤(今朝鲜平壤)。676年迁治辽东故城(今辽东)。次年，再迁新城(今抚顺北)。以后又由平卢节度使兼领都护。761年度都护府。 
　　安北都护府一一669年，唐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治所先在今蒙古国杭爱山东端，其后逐步南移，最后治天安军(改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乌加河东岸)。德宗建中时废。 
　　安西都护府一一640年唐罩，初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后移龟兹(今库车)，曾移碎叶，692年还治龟兹。贞元年间府治被吐蕃攻陷。 
　　安南都护府——679年，唐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督护府，治宋平(今越南河内)。都护由交州刺史兼，后期由静海军节度使兼。十世纪三十年代越南吴朝建立，遂废。 
　　许——西周所封姜姓国，本在今河南许昌东，后迁叶(今叶县西南)，后复数迁，最后在容城(今鲁山东南)，为楚(或魏)所灭。 
　　许州——北周置，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宋曾升为颍昌府，金仍为许州。民国为许昌县。 
　　许昌——曹操迎献帝居许，曹丕时改许昌，地在今许昌东。宋并入长社。 
　　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北。 
　　祁州——唐末分定州置祁州，治无极，宋移蒲阴(今安国)。民国以原州治为安国县。 
　　寻阳——汉寻阳在今湖北黄梅西南。东晋以今九江、广济间长江两岸地置寻阳郡，即以寻阳为治所。咸和中(326—331年)移寻阳县至今九江西，而移郡治至柴桑县(今九江西南)。后将寻阳县并入柴桑。南朝梁末移郡治至柴桑之湓口城(即今九江)。隋改柴桑县为寻阳，治湓口城，即今九江市。唐改为浔阳。唐浔阳郡即江州，曾称九江郡。 
　　阳山——秦汉指阴山最西一段，即今内蒙古狼山。 
　　阳关——汉置，在玉门关南，即今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 
　　阳武——秦置阳武县，在今河南原阳东南，唐移今原阳。1919年与原武县合并，名原阳。 
　　阳城——秦置，县治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五代后周并入登封。又秦于今河南方城县东亦置阳城，汉名堵阳。 
　　阳夏——秦太康县，即今河南太康。 
　　阳羡——今江苏宜兴旧名。 
　　阳湖——清雍正分武进县，置阳湖县，同治府城，民国并八武进县。 
　　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明并入钧州。 
　　阳平关——汉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白马河与汉水会合处。蜀汉有阳安关，在汉阳平关以南，即今宁强西北。宋改阳安关为阳平关，此后的阳平关均指此关。 
　　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传为黄帝与炎帝交战处。 
　　阶州——唐置阶州，治所在今甘肃武都东。明移治今武都。民国为武都县。 
　　阴平——西汉阴平道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北。曹操建阴平郡，以阴平为治所，后为蜀汉所有。邓艾由阴平道(道路名)入蜀，即由今文县越岷山山脉，经四川平武、江油，进兵成都。隋唐阴平郡即文州。 
　　妈港——澳门别名，因妈祖神庙得名。 
　　好水川——即今甜水河，由六盘山东流至甘肃静宁。 
　　戏水——在陕西临潼东，由骊山北流入渭。 
　　戏亭——在临潼东北戏水西岸，传周幽王死此， 
　　买卖城——《恰克图条约》所说买卖城，即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又以前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部商业区，亦有买卖城之称。 
　　那烂陀——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的著名寺院，在今巴腊贡。十二世纪末以后被毁。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七画

　　麦城——在今湖北当阳东南沮水、漳水之间。 
　　寿州—一隋以北周扬州置寿州，治寿舂。宋为安丰军。元安丰路。明清仍寿州。民国为县。 
　　寿昌——晋改新昌县为寿昌县，原治今浙江建德西南。唐移今寿昌。现并入建德。 
　　寿春——今寿县古为寿春，东晋名寿阳。 
　　杜曲——已见韦曲。 
　　杞——姒姓古国，初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后在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战国初为楚所灭。 
　　杨刘——在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唐宋时黄河重要渡口。 
　　邯郸——战国为赵都，始于公元前386年。秦设邯郸郡。汉为赵国。自古至今，惟东魏一度度入临漳县，隋复置。 
　　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县境的古盐泽。 
　　芙蓉城——简称蓉城，指成都，因五代后蜀在城上遍植木芙蓉得名。 
　　芙蓉湖——今无锡西北与常州间，古有芙蓉湖，后淤为田。 
　　苍梧——汉置苍梧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辖境本兼有湘粤各一部。南朝时仅辖今梧州一带。隋唐苍梧郡即封州(隋)、梧州(唐)。 
　　苎罗山——传为西施生地，今地说法亦不一致，或云今浙江诸暨南，或云在今萧山县境。 
　　苏州——隋灭陈后，改吴州为苏州，吴始有苏州之称。 
　　苏禄——古国，在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 
　　花刺子模——中亚古国，在阿姆河下游，都城乌尔坚奇(玉龙杰赤)。成吉思汗征服其国，后又为帖木儿征服。十六世纪中叶迁都基华。1873年为俄国兼并。 
　　亦县——旧以“赤县神州”指中国。又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京都所治为赤县，列第一等。 
　　赤岭——今名日月山，以土石皆赤得名，在青海湟源西。 
　　赤城——浙江天台北有赤城山，四川青城山亦称亦城山。浙江台州因赤城山而有赤城之称。又今河北有亦城县。 
　　赤嵌——台南一带原有赤嵌社之称。1653年荷兰侵略者在今台南造普罗文查城，人称赤嵌城或红毛城。 
　　亦壁——①今蒲圻县西北亦壁山，与洪湖县乌林矶隔江相对，为赤壁战处。另说谓战地在今湖北武汉市以南的武昌县西赤矶山。②湖北黄冈县江边赤鼻矶，宋苏轼误以为亦壁战处。 
　　杏山——明杏山驿在今辽宁锦县西南。 
　　杏花村——指今安徽贵池县西，亦指山西汾阴东。 
　　严州——唐严州治今桐庐西北。宋以睦州为严州，治建德(在今县东北)。明清为严州府。民国建德县治在旧府治。1958年西迁今治。 
　　两江——清初指江南、江西两省，乒分苏、皖、赣三省，而两江总督官名不变。 
　　巫县——今四川巫山县，隋以前名巫县，晋以前治今县北。 
　　甫里——指今江苏苏州东南角直镇。 
　　邳州——北周置邳州，治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唐贞观时废。金复置。清移今邳县西北旧邳县。民国改县。 
　　辰州——隋改武州为辰州，后移沅陵，明清为府。 
　　辰阳——汉辰阳县在今湖南辰溪县西南。隋改辰溪，移至今治。 
　　扶风——曹魏改右扶风为扶风郡，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隋唐扶风郡即岐州。 
　　扶余——扶余即夫余，古族名，居松花江中游平原。渤海以其旧地置扶余府，治扶州，在今吉林农安。 
　　扶南——中南半岛古国，在今柬埔寨。七世纪中叶为属国真腊所灭。 
　　抚州——①隋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明清为府。民国为临川县。今为抚州市，设临川县于其西南之上顿渡镇。②金以柔远(今河北张北)为治所，置抚州。蒙古为隆兴府。 
　　抚冥——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 
　　连州——隋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县)。1911年改为县。 
　　邺——邺本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汉之魏郡、东汉末的冀州，都以邺为治所。以后迭为都城。北周为相州魏郡治所。杨坚毁邺城，迁相州至安阳。以后又在故地设邺县，宋并邺县入临漳。 
　　邺都——五代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号邺都。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即后周。北宋大名府所在地。 
　　坚昆——唐于铁勒结骨(黠戛斯)部地置羁縻都督府，名坚昆，在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岐山——①今陕西岐山县，隋改北周三龙县置。②岐山县东北之山，亦称天柱山。 
　　岐州——魏孝文帝时置，治雍县(今凤翔南)，隋移凤翔。唐为凤翔府。 
　　岐沟关——唐末至宋有岐沟关，在今河北涿县西南。 
　　岘山——即岘首山，在襄阳南，东临汉水。 
　　别失八里——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唐为庭州治所。曾属西州回鹘。十三世纪受蒙古统治；察合台汗国灭亡后，后裔于1370年建国，国号别失八里，以建都此城得名。后迁亦力把力(今伊宁)。最后为瓦剌所并。 
　　吴山——①即虞坂、盐坂，在山西平陆县北，为中条山重要通路。②即杭州西湖东南的城隍山，亦名胥山。 
　　吴门——苏州的别称。 
　　吴会——指吴郡、会稽郡。 
　　吴州——①梁、陈曾置吴州，隋改苏州。②梁、陈又曾在今江西波阳一带置吴州，隋改饶州。⑧北周在淮南东部置吴州，治江都，隋改扬州。 
　　吴兴——三国吴在今浙江湖州一带置吴兴郡。唐亦曾改湖州为吴兴郡。 
　　吴郡——公元129年，东汉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杭州亦在吴郡之内。参“苏州”条。 
　　吴头楚尾——今皖赣间沿江一带，古吴楚交界之地。 
　　利州——西魏置，治兴安(今四川广元)。宋以利州为路名，治兴元府(今汉中)。南宋分东西两路，西路治兴元，东路治兴州(今陕西略阳)。利州属利州东路。元以利州为广元路。 
　　秀水——浙江嘉兴北有绣水(秀水)。明宣德间分嘉兴县置秀水县。民国先并为嘉禾县，又改嘉兴县。 
　　秀州——五代吴越始以嘉兴为治所建秀州。南宋庆元时升嘉兴府。余见“秀水”。 
　　秀容——在今山西省西北部，即秀容川。有城，北秀容梁郡城在今朔县北，北魏时尔朱氏为秀容部酋长居此。南秀容城在今岚县南。 
　　伯力——即伯利。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交会处东岸。1858年，俄占，称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后，被俄割占。 
　　佛山——原为镇，今广东佛山市。旧为四大镇之一。 
　　佛郎机——明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因而又称其炮为佛郎机。明人亦有称西班牙人为佛郎机者。 
　　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国，7—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 
　　佛堂山——即今斯里兰卡南端栋德拉角。 
　　佛陀加雅——传为释迦牟尼成道处，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南。 
　　余吾水一—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拉河。 
　　谷城——谷城山亦称黄山，今山东平阴西南。刘邦葬项羽处。 
　　狄道——秦置狄道县，在今甘肃临洮，为陇西郡治。西晋末为狄道郡治。唐狄道郡、临州，宋熙州，均治狄道。清乾隆时改州。民国初为狄道县，后改临洮。 
　　邹——古国，本为邾，都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后迁绎(今邹县东南)。战国时为楚所并。 
　　龟兹——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库车一带。唐于此置羁縻都督府，又为安西四镇之一。 
　　条支——西域古国，在今伊拉克境内。汉时属安息。 
　　身毒——汉时译印度为身毒。 
　　库伦——意为城圈，用作地名。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应——在今河南鲁山东。战国秦封范雎应侯，即此地。 
　　应天——北宋以宋州为应天府，治今商丘南。明初改元集庆路为应天府，治今南京。明统辖南直隶江南各府及江北安庆等地的巡抚称应天巡抚，驻苏州。 
　　应昌——元应昌路治所，在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 
　　庐州——隋置庐州，治合肥。明清为庐州府。 
　　庐江——汉庐江郡治舒(今安徽庐江西南)。隋废。隋唐曾以庐州为庐江郡。 
　　庐陵——汉置庐陵县，历代县治屡迁，初在今泰和西北，隋在今吉水东北，唐始以今吉安为庐陵。孙策置庐陵郡，治庐陵。隋唐曾以吉州为庐陵郡。明清为吉安府。 
　　怀庆——元有怀庆路，治河内(今河南沁阳)。明清为怀庆府。 
　　怀州——北魏置，治今河南沁阳，本野王，隋改河内。蒙古为怀孟路，元改怀庆。 
　　怀朔——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 
　　怀荒——北魏六镇之一，在今河北张北。 
　　忻州——隋以秀容(今山西忻县)为治所，置忻州。民国废。 
　　冶城——在今南京朝天门一带，传为吴王夫差冶铸之地。 
　　沅州——唐沅州治龙标(今湖南黔阳西南黔城镇)，后曾称巫州、叙州，宋熙宁中再改沅州，治卢阳(今芷江)。元为路。明清均曾为府。民国以府治为芷江县。 
　　沔州——南宋在略阳(今属陕西)置沔州(原称兴州)。元移州治到铎水(今勉县东)，略阳为州之属县。明并铎水入州，又降沔州为沔县。今为勉县。 
　　沔阳——①西汉沔阳县在今勉县东，魏晋曾为梁州治所。②今湖北另有一沔阳。南朝梁在这一带置沔阳郡。北周为复州。隋为沔州沔阳郡。唐为复州竟陵郡。宋为复州。元改复州路置沔阳府。明、清为州。 
　　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秦始皇死处。 
　　沙州——十六国时河西各国屡置沙州，或在敦煌，或在乐都，或在酒泉，均不久即废。南朝齐曾以阴平氐帅杨氏为沙州刺史。，唐以瓜州为西沙州，又改沙州，治敦煌(今县西)。后入吐蕃，张议潮以之归唐，后属西夏。元再为沙州。明置卫，后废。 
　　沙苑——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间一大片沙草地，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唐在此置监牧马。 
　　沙羡——西汉置沙羡县，在今湖北武昌县(非武汉市的武昌)西金口。晋移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后废入沙阳。 
　　狈水——史籍所记，一般指今朝鲜大同江。 
　　沃野——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五原东北乌加河北。 
　　沂州——北周置，治即丘(今山东临沂东南)。隋移临沂。清雍正时升府。民国废府，以府治为临沂县。 
　　沧州——北魏置，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唐移治清池(今沧州市东南)。明移治长芦，即今沧州。清中叶后不辖县。民国为沧县。今置市。 
　　汾州——北魏置，治蒲子城(今山西隰县)，后移西河(今汾阳)。明清为府。民国废。 
　　汴水——从中原通东南的水道，魏晋以前，为从狼汤渠(古鸿沟)南下颍水、涡水一线。魏晋以后，为先从荥阳汴渠沿狼汤渠向东至开封，再向东沿皈水(开封至商丘附近)、获水(商丘北起，经虞城、砀山等地至徐州)到徐州入泗水的一线。这一线总称汴水。隋开通济渠后，开封以东的旧运道不大用了，唐宋人就把通济渠叫做汴河。金元以后，旧汴河既被黄河所夺，通济渠(汴河)也因宋金分治，废弃不用而淤塞。 
　　汴州——北周置，治浚仪(今开封)。五代后梁升开封府。 
　　汴梁——开封的别称。元改金南京路为汴梁路。 
　　沛郡——汉改泗水郡为沛郡，治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东汉为沛国。东晋又有沛郡。北齐废。 
　　汶山——西汉以汶江(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以北)为治所，建汶山郡。隋汶山郡即会州。隋又于今茂汶置文山县。会州、汶山郡及唐以后茂州，都以汶山县为治所。 
　　汶江一—一作汶水，古指岷江。 
　　沪尾——台湾淡水港旧名。 
　　沪渎——“扈”即现在的簖。古时上海人民多用“扈”捕鱼，因而境内的吴淞江有沪渎之称。六朝时所指为今青浦县东北旧青浦一带的古吴淞江。东晋时在此筑垒称沪渎垒，故址在宋代坍陷江中。 
　　沈州——契丹以乐郊(今辽宁沈阳)为治所建沈州。元改沈阳路。 
　　沈黎——汉武帝以榨都(今四川汉源东北)为治所，置沈黎郡，旋废。成汉曾复置，北周废。 
　　沈阳故宫——清入关前所建宫殿，除北京故宫外，历代帝王宫殿，保存完整者仅此一处。今为沈阳故宫博物馆。 
　　宋州——隋置，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置郡后改宋城)，曾称梁郡。唐为宋州睢阳郡。宋升应天府。 
　　郏——春秋郑地，在今河南荥阳北。公元前597年晋楚战处。 
　　张掖——公元前111年汉分武威郡置。后世又有甘州之名。 
　　即墨——战国齐即墨在今山东平度东南，不在今即墨。 
　　灵州——北魏置，治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西南)。北周改州洽名为回乐县。隋唐为灵州灵武郡。唐为朔方节度使治所。宋属西夏。元为灵州。民国为灵武县。 
　　灵隐寺——在杭州西湖西北灵隐山麓。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始建。清康熙曾改题云林寺。 
　　陆口——即蒲圻口、蒲矶口，系陆水入长江处。鲁肃、吕蒙屯兵处。 
　　陆浑——春秋陆浑戎居今河南嵩县东北一带。汉在此置陆浑县。五代时并入伊阳县。汉又有陆浑关，即在县境。 
　　阿尔泰——清光绪末所设政区，统今新疆阿勒泰地区。1919年改隶新疆省，为阿山道。 
　　阿力麻里——即阿力马力、阿里麻里、阿里马。元置行省，在今新疆霍城水定镇西北。 
　　阿勒楚喀——清雍正时建城，清末改为阿城县(今属黑龙江)。 
　　阿尔泰乌梁海——清乌梁海三部之一，地在今新疆阿尔泰山区。 
　　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清乌梁海三部之一，地在今俄罗斯阿尔泰边区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1864年；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其地。另一部为唐努乌梁海。 
　　阿旃陀石窟——印度古代佛教徒所开，从公元前一或二世纪至公元六七世纪，经营六七百年，共二十九洞。久已湮没。近代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知地在印度西南部奥兰加巴德东北文达雅山，始重新发现，中有大量石像、壁画。 
　　陇川——明有陇川宣抚司，治陇把，即今云南陇川。 
　　陇右——古指陇山以西地区。唐有陇右道，辖六盘山以西及今新疆东部、青海东部，治鄯州(今青海乐都)。又以为方镇名，节度使亦治鄯州。安史乱后，地为吐蕃攻占。 
　　陇西一一秦置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曹魏移治襄武(今陇西南)。隋唐为渭州陇西郡。 
　　陈仓——秦陈仓县在今陕西宝鸡市东。隋移治今宝鸡市。757年，唐改名为宝鸡。 
　　陈州——北周置，治秣陵(今河南沈丘南)。隋移治宛丘(今淮阳)。北宋末为淮宁府。金仍为陈州。清为府。民国废府，以府治为淮阳。 
　　陈郡——秦陈郡，西汉淮阳国，东汉陈国，献帝时改陈郡，均治陈县(今淮阳)。隋唐为陈州淮阳郡。 
　　陈留——秦置，在今开封东南陈留城。历代均置。1957年并入开封县。又西汉陈留郡，治陈留县。北魏时治浚仪，隋唐为汴州陈留郡。 
　　陈仓道——即故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谷道至今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至汉中。 
　　陈桥驿——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北，赵匡胤“黄袍加身”处。 
　　妫水——中亚阿姆河古名，亦称乌浒水。 
　　妫州——唐置妫州，在今河北张家口、怀来一带。 
　　邵陵——晋避司马昭讳，改原吴昭陵郡置，治邵陵(今湖南邵阳)。隋废。 
　　邵州——唐从潭州分出邵阳置南梁州，旋改邵州。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升宝庆府。 
　　鸡笼——台湾基隆旧称。港口外的基隆屿称鸡笼山。 
　　鸡鹿塞——在今内蒙古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峡谷口。 
　　邰——周族远祖至公刘所居地。在今陕西武功西。 
　　甬——浙江宁波简称，因甬江得名。 
　　甬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的桥梁。唐时为水陆交通要冲，元和时置宿州，以资镇守。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八画

　　环庆——宋环庆路治庆州(庆阳府，今庆阳)。“环”指环州(今环县)，辖今陕甘各一部。金为庆原略。 
　　青山——①即安徽当涂东南的青林山，李白葬此。②即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 
　　青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山东东北部、河北一小部。东汉治临萏。东晋以后治今益都辖境缩小。隋唐为青州北海郡。宋青州。元为益都路。明改青州府。民国废府。 
　　青城——今四川灌县东南。本清城，唐开元中改“清”为“青”。元并入灌州。 
　　青唐——吐蕃所筑城，在今青海西宁或乐都。 
　　青溪——①三国吴在建业城东南所开运河，从钟山西南，经今市区入秦淮河。五代以后渐淤塞。②805年，唐改还淳县为青溪县，治今浙江淳安西淳城镇。北宋末改淳化。南宋改淳安。 
　　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东北旧青浦，宋淳化二年(991年)在此置青龙镇，地沿青龙江，江水北流入吴淞江。宋为港口，号小杭州。南宋以后衰落，青龙江亦多淤塞。 
　　青羊宫——道观，在四川成都西南，唐建，清初重建。 
　　青草湖——即巴丘湖，指洞庭湖东南部。 
　　青莲乡——唐属绵州昌明县，即今四川江油南青莲场。李白幼时居此。 
　　奉天——①唐德宗避难处，即今陕西乾县。②清初于盛京(今沈阳)设奉天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奉天省，治奉天府。1929年改辽宁省。 
　　奉元——元中叶改安西路为奉元路，即今关中西安周围地区。明改西安府。 
　　奉先——唐开元时改蒲城县为奉先(奉祀玄宗父睿宗之意)。宋仍为蒲城(今属陕西)。 
　　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武川西南。 
　　武乡一一诸葛亮封武乡侯，地在汉中东北。北魏曾置县。 
　　武关——秦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 
　　武州一一南朝梁陈有武州，隋为辰州。武州以武陵(今湖南常德)而名，辰州则以辰溪得名。②西魏至唐在今甘肃武都一带有武州，唐末改阶州。③燕云十六州中的武州，治今河北宣化，晚唐始置。契丹改归化州。④辽在今山西神池等地设武州。明初废。 
　　武林——①即今江西余干北的武陵山。②杭州西灵隐、天竺诸山总称，又称虎林。因而又以武林为杭州别称。 
　　武昌——①今湖北鄂城旧名鄂县，孙权改名武昌。吴曾为都，又为武昌郡、江夏郡治所。两晋南朝都有武昌郡，以武昌县为治所，隋始废郡。南宋为寿昌军。武昌县名，至清尚存。民国先为寿昌，旋改鄂城。②唐后期建武昌军，设节度使，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其地汉置沙羡县，隋改江夏县，至此军号武昌，县名仍旧。元改鄂州路为武昌路，治所仍名江夏。明清为武昌府，府治亦名江夏。民国度府。武昌府治始为武昌县。今为武汉市的一部分。另设武昌县于武汉市以南的纸坊镇。 
　　武定一一①今云南武定一带，元置武定路。明为府。清中叶改武定州。②今山东惠民尸带，明有武定州(原名乐安州)。清雍正时设府。民国废。 
　　武城——春秋鲁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楚有二武城，一在信阳东北，一在南阳北，后者本属申。晋武城在今陕西华县东。汉曾于此置武城县。战国赵武城亦称东武城，在今山东武城西北，为平原君封地。南朝时，今湖北黄陂东南亦有武城，即武口城。 
　　武威一一公元121年，汉置武威郡及治所武威县(今甘肃民勤东北)。东汉移治姑臧(今武威)。隋唐为凉州武威郡。西夏为西凉府。元甘肃行省有永昌路，治所在今武威西北。明有凉州卫。清置武威县，即今县。 
　　武都——汉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东南)。东汉移治下辨道(今成县西)。西晋末，氐杨氏世有其地，以武都县西有仇池，常被称为仇池杨氏。后为北魏所有，废武都县之名。北魏所置武都郡，治石门(今武都东南)，远在上述两旧郡治之南。隋唐为武州武都郡。此外，北魏在今宝鸡附近曾设武都郡，与上述武都是两个地方。 武陵——汉置武陵郡，包括今湖北西南部、湘西及黔、桂各一部。治所先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后移临沅(今常德西)。以后郡境渐次缩小。隋改临沅县为武陵县(今常德)。隋唐朗州武陵郡，均治武陵。以后武陵为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治所。民国改常德县。 
　　武遂——战国韩燕各有一武遂。韩武遂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或垣曲东南。燕武遂即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 
　　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 
　　武胜关——在河南信阳南，为大别山隘口。 
　　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西晋末李雄建。 
　　林虑山——本名隆虑山，东汉改。在今河南林县西。 
　　析津——辽于今北京城西南置析津县，与宛平同治。并建燕京析津府，以二县为治所，辖今北京周围地区。金改为中都大兴府，以析津县为大兴县。 
　　板桥——①今河南开封西与正阳商山道中，古时都有桥名板桥。②今山东胶县，古有镇名板桥。又昆明市东古有板桥驿。 
　　松山—一山名，在辽宁锦县西南，其西有松山堡。明末洪承畴在此被清军所俘。 
　　松州——唐置，治所在今四川松潘。明曾设松州、潘州二卫，旋合并为松潘卫。清为松潘厅，后改州。民国松潘县。 
　　松江——1278年，元改华亭府为松江府，治华亭。明清松江府治为东南都会，文化经济都很发达，今仅为上海市一属县而已。 
　　松陵——今江苏吴江在五代吴越前为松陵镇，故以松陵为别称。 
　　松漠——唐以契丹部落置松漠都督府，在今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 
　　松亭关——今河北宽城西南，古有关隘。 
　　杭州——秦于今杭州置钱唐县。东汉分吴、会稽为二郡后，钱唐隶吴郡。南朝陈为钱唐郡治所．隋始建杭州，统辖今杭州周围地区。隋唐杭州余杭郡均治钱唐<唐改钱塘)。五代为吴越国都。南末为行在所，升临安府。元为杭州路。明清为府。民国以府洽为杭县。 
　　枋头——在今河南浚县西。东晋桓温攻燕，在此大败。 
　　林邑——即占城。 
　　刺桐——亦作桐城。泉州别称。五代末留从效于城垣周围遍植刺桐。宋元外国旅行家多称泉州为刺桐。 
　　直沽一一金元称今北运河、南运河会合处为直沽，即今天津市内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汉口一带。 
　　直隶——直属中央之意。明以直属北京之地为北直隶，直属南京之地为南直隶(今苏、皖二省及上海市)。清以明北直隶为直隶省，南直隶为江南省。民国将直隶省长城以北地划为热河、察哈尔两特别区域。1928年，改直隶为河北省。 
　　直道一一秦始皇时所建道路，北起九原(今包头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 
　　苦县——春秋楚有苦县，在今河南鹿邑东。传老子为苦县人。 
　　若邪——“邪”一作“耶”。山名，又为溪，均在今绍兴境。若邪溪又名浣纱溪，传为西施浣纱处。 
　　茂州——唐茂州治汶山(今四川茂汶)。明废汶山入本州。民国为茂县。1958。年改置茂汶羌族自治县。 
　　茂陵——汉武帝陵，在今陕西兴平东南。 
　　苑川——即今甘肃榆中大营川，汉在川内置牧师苑。东晋时，鲜卑乞伏部居此。 
　　范阳——唐幽州范阳郡，本涿郡，天宝元年(742年)改置。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又为方镇名，本为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亦改为范阳。宝应元年(762年)x改幽州节度使，并兼卢龙节度使。又幽州本有范阳县(原涿县，唐改)。大历M年(?69年)，与固安等县自幽州析出，置涿州，以范阳县为治所。 
　　范公堤——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筑泰州捍海堰一百八十里。议出监西溪盐税的范仲淹，知泰州张纶从其议，并命知兴化县，总其工事。因称范公堤。后世扩建至582里。今堤东已涨出陆地百余里，堤身的一部分已建为公路。 
　　苕溪——浙江吴兴有苕溪，因以苕溪为别称。 
　　茅麓山一亦作茅芦山，在湖北兴山县西北。李来亨守此抗清十一年。 
　　砀山——①山名，在河南永城东北，北有芒山，号为芒砀。②秦砀县即在上述之地，隋改砀山县。1955年由江苏改属安徽。秦还以砀县为治所，置砀郡，治今苏豫皖毗连地区。汉初为梁国。 
　　郁林——公元前111年，汉置郁林郡，治布山(今广西桂平西故城)，辖今广西大部。南朝时仅有以今桂平为中心之地。隋唐为郁州(唐郁林州)郁林郡。宋郁州治南流(今玉林)。民国以州治为郁林县。今名玉林。 
　　郁洲——传即田横岛，在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原为海岛，清时始因涨沙与大陆相连。 
　　郁孤台一—在江西赣州西南贺兰山顶，台筑于宋代。 
　　郁督军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 
　　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古有赢姓奄国，为周公所灭。 
　　厓山——在广东新会南，海口两岸对峙如门，元将张弘宏灭宋于此。 
　　招宝山——在浙江镇海东北，亦名候涛山。 
　　拂林——隋唐指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一带。 
　　拨换城—一在今新疆阿克苏。汉为姑墨国，唐初属龟兹国，唐破龟兹后，拨换属龟兹都督府。 
　　拔达岭——唐时称今新疆乌什西北别迭里山口为拔达岭，又称凌山。 
　　轮台一一在今新疆轮台东北，原轮台国。汉灭其国，驻兵屯田。后入龟兹国。 
　　虎牢关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春秋时虎牢为郑地。秦在此置关。汉以虎牢为成皋县。隋改汜水县。唐避李虎讳，称虎牢关为武牢关。 
　　虎思斡耳朵——1133年耶律大石以此为西辽国都，在今吉尔吉斯坦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 
　　鸣条——传为汤伐桀的战地，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一说在今河南封丘东。 
　　岭外、岭表——均指岭南地区。 
　　岭南——①指五岭以南地区。⑧唐有岭南道，治广州，辖五岭以南地区。肃宗时又置岭南节度使。晚唐又分岭南东道、岭南西道两节度使。 
　　岭海——亦指五岭以南地区，海指南海。 
　　岭北行省——元代后期，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治和林。辖境包括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部、蒙古国、我国内蒙古、黑龙江各一部。 
　　岷州——西魏置，在今甘肃岷县一带。唐后期入吐蕃。北宋熙宁时复置岷州。南宋为西和州，改治白石(今西和)。元仍于今岷县置岷州。民国为县。 
　　峄山——邹山，在山东邹县东南。 
　　明州——738年；唐置明州，治郧县(今宁波南)，后迁今宁波地，吴越名鄞县。南宋中叶升庆元府，元为路，明为宁波府。 
　　明圣湖——杭州西湖旧名，又名金牛湖。 
　　昆阳一一今河南叶县，自战国至元初，或名昆阳，或名汝坟。元移叶县(本在昆阳西南)于此。 
　　昆吾——夏朝己姓部落，在今河南许昌东，为商汤所灭。 
　　昆明——唐昆明指今四川盐源，入南诏后仍有昆明城之名。元始于今昆明置昆明县，为中庆路治所。明清至今均为云南省会。1928年分设昆明市、昆明县，今并为昆明市。 
　　昆仑山——即军屯山，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昆仑岛，古代海船视为险地，常有海难发生。 
　　昆仑关——在广西南宁东北昆仑山上，古今攻战要地。 
　　昆明池——西汉在今西安西南斗门镇东南洼地开湖，周围四十里。历代几次修浚。唐大和时干涸为陆。 
　　昆明湖——在北京西郊颐和园内。金称为金海。元引玉泉山及昌平泉水汇入，水量增加，名瓮山泊。明称西湖。清乾隆时称昆明湖，面积三千余亩。 
　　昆陵都护府——唐显庆时以西突厥东部地置，辖境在今巴尔喀什湖以东至新疆准噶尔盆地及伊犁河一带。 
　　昌平——孔子生昌平乡陬邑。昌平在今曲阜东南。 
　　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秦置县，南朝宋废，隋一度复置。两汉为山阳国、昌邑国、山阳郡、兖州治所。 
　　昌国——①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古有昌国。燕封乐毅昌国君，即以所占齐邑为封地。汉于此置县。南朝宋改置昌国县于临朐(今属山东)。隋恢复临朐原名。②今浙江定海，宋置昌国县，明置卫，旋废昌国县，迁卫至象山县东南，清废。 
　　昌黎一—自曹魏至隋初，以昌黎(今辽东义县)为中心，在辽河以西，有昌黎郡。今河北昌黎县隋唐在卢龙县境内。辽置广宁县，为营州治所；金为昌黎县。 
　　昌南镇——景德镇原名，又称新平镇。 
　　易州一—隋改南营州为易州，置易县(今属河北)为州治。民国废州，以州治为易县。 
　　忠州——唐改临州为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南宋末为咸淳府。元仍为忠州。民国废州，以州治为忠县。 
　　罗猴山——在湖北房县西八十里；张献忠破左良玉于此。 
　　固原——明清固原州，明九边之一的固原，均治今宁夏固原。 
　　图们泊——即今吉林省东南中朝边境白头山顶的天池。 
　　图伯特——清初文献对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称呼。外语称西藏，多据此译音，如英语Tibet。 
　　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商国都在今安阳，纣常居朝歌(一说纣父帝乙迁都，一说为离宫)，故战地在其附近。 
　　钓台——东汉严光(子陵)垂钓处，宋范仲淹筑严祠。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滨。 
　　钓鱼山——在四川合川东，三面为涪江、嘉陵江、渠江环绕，山势又极险峻，宋末余阶在此筑城。 
　　钓鱼岛——台湾附属岛屿，在台湾岛东北约180公里。 
　　和龙一原名龙城。前燕慕容鲩改名，在今辽宁朝阳。 
　　和州一—①北齐至清有和州，治历阳，即今安徽和县。②高昌城常误作和州、火州。 
　　和林——即喀拉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蒙古窝阔台汗建都于此。 
　　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宋吴阶破金兀术于此。 
　　制——春秋初年，郑取自东虢。在今荥阳东北。 
　　邾——即邹，古国名。楚灭邾，迁其君于今湖北黄冈，遂称其地为邾。秦在此设邾县，东晋末废， 
　　岱、岱宗、岱岳——均指泰山。 
　　岳州——本巴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隋平陈后为岳州。 
　　岳阳——晋置巴陵县，至清末改。民国始以清岳州府治为岳阳县。今置岳阳市、岳阳县。又古以太岳山以南地为岳阳。 
　　岳阳楼——传为汉末鲁肃练水师的阅兵台。唐已建楼，杜甫有《登岳阳楼》诗。宋庆历间，滕子京重修，范仲淹撰《岳阳楼记》。历代均加修葺。 
　　卑沙——古高丽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 
　　邰阳——即合阳。在今陕西合阳东南，战国与汉有此地名。 
　　采桑——在今山西吉县西，春秋时即有此黄河渡口。 
　　采石矶——即牛渚矶，在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 
　　受降城——汉武帝时所筑，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唐所筑见“三受降城”条。 
　　金山——①即阿尔泰山。突蹶语“阿尔泰”即金。②在江苏镇江西北，清末沙淤，与岸相连。有金山寺。⑧上海市金山县东南海中有大金山、小金山。明置金山卫与海中金山相对。雍正二年(1724年)，分娄县置金山县，即原金山卫地。乾隆移今治。1937年，日军在金山卫登陆。 
　　金川——见“大金川”、“小金川”。 
　　金华—一元末，朱元璋取婺州路，改为宁越府，旋改金华府，治金华(今属浙江)。民国废府。 
　　金州——①西魏在汉中所置金州，治西城(今安康)。明万历时改兴安。②明金州卫在今辽宁金县。 
　　金谷——晋石崇于洛阳筑金谷园。五代苏州亦有金谷园(见“苏州”条)。 
　　金城——今甘肃兰州，古称金城。汉置金城县，在今兰州西北；又宜金城郡，治允吾(今永靖西北)，辖境除今甘肃兰州以西，兼有青海一部分。汉末以后西境逐渐缩小。前凉移郡治于子城，即今兰州地。隋唐为兰州金城郡。曾属吐蕃。宋元丰年间再置兰州。明一度降为县。清设兰州府，以府治为皋兰县。 
　　金陵——楚灭越后置邑名金陵。五代吴升异州为金陵府，南唐为江宁府，以后金陵为南京的别称。唐人亦称今镇江为金陵。 
　　金匮——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无锡置金匮县。民国仍并入无锡。 
　　金阊——苏州的别称。旧时阊门外有金阊亭。 
　　金堤——西汉东郡、魏郡、平原郡黄河石堤号为金堤。东汉亦有金堤之名。今存古金堤在河南汲县、滑县，经濮阳、范县、山东寿张，至张秋镇，传为宋代所筑，亦有即东汉王景所修金堤之说。 
　　金微——唐羁縻都督府名，在今蒙古国肯特省一带。 
　　金源——女真语谓“金”为“按出虎”。金以按出虎水(今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发源于会宁府，称为“金源”。 
　　金满——汉在车师后部建城名金满，即唐庭州治所所在。 
　　金牛道——即石牛道，古代汉中与巴蜀通道，北起今陕西勉县，中经七盘岭入川，经朝天驿至剑门关。传秦造石牛，诈言能屎金，蜀王信之，使五丁开山为道，秦因而进军灭蜀。 
　　金田村——在广西桂平北部；今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陈列馆。 
　　金水河——①北宋引荥阳京水东汇五丈河，并引水入东京，以供公私之用。②金元引玉泉山水至京师禁苑(即今中、南、北三海)，称金水河。 
　　金堤关——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金微山——即今阿尔泰山。 
　　金墉城——曹魏在洛阳城西北角所筑小城。 
　　肤施——自战国魏至东汉，肤施在今陕西榆林东南，秦汉为上郡治所。自隋至民国，肤施即今延安，但宋庆历以前，县治在今延安东北延河东，庆历间移治今市。肤施改名延安在1936年。 
　　肥水——肥水之战的肥水，即东肥河。从合肥西北将军岭发源，西北流至寿县，向北经寿县城东，再向西北至八公山南入淮。 
　　忽汗州——唐以粟末韩褐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在其地置忽汗州，治所在今吉林敦化。境内有忽汗河，即今牡丹江；渤海国都称忽汗城(今宁安西南东京城)；镜泊湖称忽汗海。 
　　鱼复——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春秋庸国邑，秦置县。刘备居此时曾改永安。唐为奉节。 
　　京——今河南荥阳东南。春秋郑邑。秦置县。北齐废。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209—211年间孙权自吴移驻此地，因西有京岘山，称京城。东晋南朝称京口。 
　　京东——宋有京东路、京西路。京东路治宋州(今商丘南)。辖今豫东、江苏西北角及山东大部。熙宁时分京东为二。泰山以北、沂水以东为京东东路，治青州(今山东益都)；余为京东西路，治兖州，移应天府(即宋州)；金改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 
　　京西——宋京西路治河南府(洛阳)，除郑州、许昌、淮阳以西的今河南外，尚兼辖陕南及豫、鄂各一部；熙宁时分京西为南北二路。北路治河南府。金为南京路；南路治襄阳府。 
　　京兆——汉以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魏改建京尹郡，“尹”为太守。唐以雍州为京兆府，置京兆尹。以上称京兆者，均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金元在陕西置京兆府(路)，此“京兆”与建都之地无关。民国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府尹为京兆尹，符合金以前“京兆”之意。国民党政府成立时废。 
　　京江——指流经镇江的一段长江。 
　　京畿——一般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唐开元年间置京畿道，宋皇佑年间置京畿路，都辖京师及附近州县，但已变成具体地名。 
　　夜郎——古夜郎国在今贵州西部、北部及川、滇、桂各一部。“夜郎自大”的夜郎指此。汉武帝在其地置掸舸郡，又置夜郎县，则在今贵州关岭县境。晋置夜郎郡，即治夜郎县，郡境远比古夜郎国为小。此夜郎至梁而废。唐又有珍州夜郎郡，辖地更小，不过今贵州数县之地；唐夜郎县初在今湖南芷江西南，天宝时改名峨山，与夜郎郡无关。天宝元年(742年)改珍州为夜郎郡，以郡治为夜郎县(今正安西北)。李白流夜郎，应指此地。世传桐梓为夜郎，实则桐梓在汉夜郎国界以北，与唐夜郎郡或县更毫无关系。 
　　兖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鲁西南及豫东地区。东汉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南朝宋移瑕丘(今兖州)。唐兖州仅有今兖州、济宁等几个县市。明清为兖州府。府治时名滋阳。 
　　庙街——在黑龙江口北岸。1850年，俄筑寨称尼古拉耶夫斯克，1858年《瑷珲条约》为俄割占。 
　　怯绿连河——即驴驹河或龙居河，今译克鲁伦河，自蒙古国大肯特山东南，直至我国呼伦湖，长三千余里。 
　　怛罗斯——“怛”作“恒”者误，在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唐高仙芝在此为大食所败，被俘士兵传造纸术至中亚细亚。 
　　郑——西周末郑国始封，在今陕西华县东，后东迁今河南新郑一带。 
　　郑州——隋初置郑州，治成皋，唐迁管城，即今郑州。 
　　单父——在今山东单县，春秋属鲁，秦置县。五代后唐为单州治所，明改单县。 
　　单子台——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 
　　单于都护府——唐高宗时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都护府，治云中古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统漠南突厥部落。 
　　河中——①唐河中府在今晋西南，原为蒲州，治河东(今永济县蒲州镇)。又为方镇，后期号护国军。②西域地名的河中府指今苏联撒马尔罕。 
　　河内——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这是晋国人的观点。楚汉之际置河内郡，辖今豫北的西部，治怀县(今武陟西南)。西晋移治野王(今沁阳)。隋于野王为河内县。隋唐河内郡即怀州。元怀庆路。明清怀庆府。河内县之名不变，常为治所。民国度府，改河内县为沁阳。 
　　河东——①指今山西。②秦置河东郡，治安邑，辖晋西南地区。东晋移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按即刘裕灭后秦时)。隋唐为蒲州河东郡。隋又分蒲坂置河东县为治所。明并河东县入蒲州。⑧唐有河东道，又设河东节度使。道治蒲州，节度使治太原(今太原西南)。④宋有河东路，治并州(太原府，今太原)，辖地北以内长城为限，而兼有今陕西东北角。金分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南路治平阳(今临汾)，北路治太原府。 
　　河北——①唐有河北道，治魏州(今大名东北)，辖古黄河以北地区。②宋有河北路，治大名府(今大名东)。熙宁时分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东路治大名府，西路治真定府(今正定)。金东路改治河间府(今河间)。⑧192S年，国民党啤府改直隶为河北省。 
　　河外——见“河内”，又秦人以河东为河外，因秦、晋各以自己的一方为内。 
　　河西——汉唐以来一般指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唐有河西节度使，治凉州(今武威)。 
　　河州——前凉分凉州置河州，治抱罕(今甘肃临夏东北)。唐后期属吐蕃。宋熙宁复置。明清或为卫，或为州。民国为导河县。 
　　河阳——汉河阳县在今河南孟县西。隋移今县南。金移至今县。明初撤销，并入孟州。历代都洛阳者，常以河阳为重镇。北魏筑三城，北中城在北岸，中禅城在黄河中沙洲上，南城在南岸。唐后期置河阳三城节度使以镇之。 
　　河阴——唐在今荥阳北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元明县治屡迁，均在今荥阳东北。清乾隆时并入荥泽。民国复置，后又与荥泽合并为广武县。 
　　河间——汉有河间郡(或河间国)，治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隋唐时为瀛州河间郡。北宋后期升河间府，治河间(今河间)。元为河间路。明清为河间府。 
　　河南——①河南地，秦汉指内蒙古河套黄河以南。②战国时称周雒邑王城为河南，汉置河南县。⑧汉又有河南郡，即秦三川郡地，治雒阳。隋有豫州河南郡，唐为洛州河南府，辖境都远小于汉河南郡。元为路，明为府。④唐又有河南道，为大行政区，辖河以南、淮以北的广大地区，治汴州(今开封)。开元时从河南道析出京畿道。唐中叶以后又有河南节度使。 
　　河桥——古代黄河桥屡见记载。最早为战国秦昭襄王时建筑的蒲津桥，在今陕西大荔东大庆关与山西永济西蒲州镇间。最著名者为晋杜预在富平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西北)所建浮桥。北宋时尚存。 
　　河朔——指黄河以北。 
　　河源——隋置河源郡，治亦水城(今青海兴海县东南)，本吐谷浑地。隋末仍入吐谷浑。唐置河源军，治今西宁东南，后为吐蕃所有。 
　　河西务——天津市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集镇。元在此接运海运漕粮。 
　　泸水——诸葛亮五月渡泸，即今雅砻江下游及金沙江与雅砻江相会后的一段。 
　　泸州——今四川泸州。南朝梁置，治所初名江阳，即今泸州。 
　　油口——亦壁战后，刘备领荆州牧，驻军油口，在今湖北公安北，为古油水入长江之口。油水，今松溪县以上名界溪河。公安县境之河已淤塞。 
　　泗口——即清口，古泅水在此入淮，在今江苏清江西南。 
　　泗水——①古泅水长一千数百里，为淮河下游最大的支流。起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向西至今兖州后，向南至今济宁市东的鲁桥镇，再循今运河南下，穿过今南阳湖，由今昭阳湖西继续向南到今徐州东北，再从现存的淤黄河故道东南下，至清江市附近入淮河。鲁桥以上的泗河至今仍存，以下则面目全非。徐州以下一段，金代被黄河所夺，黄河于清咸丰间北迁后，这段河道完全淤废，故古泅水的下游不复存在。鲁桥到徐州段，即古泅水中游，元明时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而且在明隆庆、万历以后，这段运河的河道移到昭阳湖、微山湖以东，原来的泗水中游水源断绝，从南阳镇(在鲁桥镇西南，位于南阳湖和昭阳湖的分界点上)到徐州一段，完全变成了平地。②秦有泗水郡，治相县(今安徽淮北市西北)，汉改沛郡。 
　　泗州一一北周末改安州为泗州，治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唐开元移临淮(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即在洪泽湖水下)。明清时州城屡遭洪水淹没，康熙时陷入洪泽湖，乃寄治盱眙．乾隆时移治今泗县。民国度州。现属安徽。 
　　泌阳——唐天宝时改上马县为泌阳县，即今河南唐河。 
　　泓——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败绩。故河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为古涣水支流。 
　　泽州——隋改建州为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东北，唐移晋城。唐中叶后置泽潞(昭义军)节度使，潞指潞州，今山西长治。 
　　泾原——①唐后期方镇有泾原(彰义军)，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②宋有泾原路，从陕西路析出，治渭州(今甘肃平凉)。金废。 
　　泾惠渠——汉武帝时开白渠，引泾水灌溉关中平原。唐以后废。1930—1935年，水利家李仪祉主持改建，定名泾惠渠。 
　　宝庆——南宋、明、清以今湖南邵阳为治所的宝庆府(元为路)，宋宝庆元年(1225年)自邵州升置。民国废。 
　　定州——北魏改安州为定州，北齐改其治所卢奴为安喜县，即今河北定县。北宋末定州为中山府。明改定州。 
　　定襄——汉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隋曾以云州为定襄郡。 
　　定军山——在陕西勉县西南。诸葛亮葬此。 
　　宕渠——汉末刘备分巴西郡置宕渠郡，治宕渠，在今四川渠县东北。隋宕渠郡即渠州。 
　　宜州——①南朝梁所置，在今鄂西沿江，治夷陵(今宜昌西北)。②唐所置，在今广西宜山一带。⑧辽末所置，在今辽宁义县，金改为义州。 
　　宜昌——清雍正末升夷陵州为宜昌府，治东湖，即今宜昌。民国废府，以府治为宜昌县。今有宜昌市、宜昌县。 
　　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东北，为古官渡水渡口。 
　　宛平——1012年，辽改幽都县为宛平县，与析津同为辽南京析津府治所。自此北京城垣位置虽有变化，宛平均在城之西部。1928年移宛平于芦沟桥。1952年并入北京丰台区。 
　　宛县一—本战国楚邑，秦置宛县，在今河南南阳。 
　　宛陵——宣城(今属安徽)在隋以前名宛陵。 
　　郓州一—隋置，治万安(今郓城东)。唐治所在须昌(今东平西北)。宋治须城(今东平)，宣和时升为东平府。 
　　房陵——秦置县，即今湖北房县。东汉房陵郡、曹魏新城郡治所。唐为房州治所。元废房陵县入房州。明降州为县。 
　　居延海——汉称居延泽，魏晋又称西海，唐以后称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古为一湖，元分为三湖，今有两湖，与汉居延泽位置或有出入。 
　　肃州——今甘肃酒泉旧名肃州，始于隋朝。 
　　建业——212年孙权始以今南京为建业。西晋灭吴，用旧名株陵，既而分为秣陵、建业。西晋末，避愍帝讳改建康。 
　　建宁——①蜀汉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南朝梁末废。②南宋升建州为建宁府，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元为路。明又为府。民国废。 
　　建州——①唐置，治建安，辖闽江上游一带。②契丹有建州，治永霸(今朝阳西南)。明初废。 
　　建安——今福建建瓯，东汉末分侯官县置。孙吴分会稽郡置建安郡，以建安：县为治所。福建与浙江分治始此。以后建安郡渐缩小为今福建西北部。隋唐以闽州、建州为建安郡。 
　　建昌——①宋于今江西南城置建昌军。元为路。明清为建昌府。民国废府。②今四川西昌一带，南诏蒙氏置建昌府。元为路。明置卫，改军民指挥使司。清雍正改宁远府。 
　　建康—一①即今南京，见名城专条。⑧前凉建康郡在今甘肃高台西南。唐武则天时，王孝杰曾于今高台东南置建康军，后地入吐蕃。 
　　建州卫——明永乐元年(1403年)置，在今吉林市东南，以阿哈出(李思诚)为指挥使。八年至十年间，再在今吉林珲春与朝鲜庆源、会宁一带，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以后两部迁至今辽宁新宾县境。正统七年(1442年)，明增置建州右卫，以猛哥弟范察为指挥使，猛哥子董山继左卫任。 
　　陕甲——作为大行政区，始于北宋陕西路，所辖不包括今秦岭以南的陕南，而包有今甘肃东南部及宁夏、山西、河南各一小部。熙宁时分为永兴军路、秦风路。 
　　陕州——北魏置，治陕县(今陕县)，包有今三门峡市等地。民国废州，以本州为县。 
　　陕西三边一一明陕西三边指延绥(榆林)、宁夏、甘肃三镇。主官官名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姑苏——苏州别称，市西南有姑苏山(胥台山)，春秋吴王阖闾在山上筑有姑苏台。 
　　姑孰——东晋在今安徽当涂筑缄名姑孰，又名南洲。 
　　姑臧——即今甘肃武威，汉置。迭为汉武威郡、魏晋凉州治所，前、后、南、北四凉都城，唐凉州及河西节度使治所。 
　　始兴——孙吴分桂阳郡置始兴郡，治曲江(今韶关南)，辖今粤北地区。隋废。唐为韶州始兴郡。 
　　始安——孙吴分零陵置始安郡，治始安县(今桂林，汉置县)。隋废。唐为桂州始安郡。始安县于唐初改临桂。 
　　迦师城一—唐疏勒镇驻迦师城，在今新疆喀什市。 
　　参合陂一—在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后燕慕容宝攻北魏，在此大败。 
　　孤竹——商周古国，在今河北卢龙南。 
　　细柳——在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汉周亚夫屯兵处。 
　　绍兴——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并府治会稽、山阴二县为绍兴县。 
　　孟州——唐置，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金移治至今县地。明降孟州为孟县。 
　　孟津——今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古为黄河重要渡口。 
　　孟渚——古薮泽，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虞城西北。唐时周围尚达五十里。金元后因黄河冲决湮废。 
　　孟养一—明土司孟养在今缅甸孟养。清乾隆后属缅甸。 
　　孟密——明土司，万历间入缅甸，清初一度内属。 
　　甾川——西汉吴楚七国之一，治剧(今山东寿光南)。 
　　沓中一—蜀汉姜维屯兵处，在今甘肃舟曲西、岷县南。 
　　承天——①明世宗升安陆州为承天府，治钟祥，清为安陆府。②郑成功以今台南市为治所，置承天府，辖台、澎等岛，相当于今台湾省。郑经改东宁省。 
　　承德——清有二承德。一为县，即今沈阳，为奉天府治。一即今河北承德。雍正改热河直隶厅为承德直隶州，乾隆初年改热河厅，后期改承德府。民国废府，以府洽为承德县，为热河特别区域、热河省省会。今为河北承德市。 
　　函谷关——战国秦在今河南灵宝东北置函谷关。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移关址于今新安东，于原函谷关地置弘农县。新函谷关废于曹魏时。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九画

　　春明——都城的别称，因唐长安城东面正门春明门得名。 
　　春申江——即申江，指上海市境的黄浦江。旧传楚春申君黄歇疏浚此江，其实并无其事，上海亦非黄歇封地。 
　　贰师城——古大宛贰师城，在今吉尔吉斯坦西南部马尔哈马特。 
　　城父——古城父在今安徽毫县东南。亦称“夷”，先为陈地，后入楚，汉置县。南朝宋并入浚仪，隋改浚仪为城父。五代曾名焦夷、夷父，旋复原名。明废。 
　　城阻——汉城阳郡治莒县，旋为国。东汉初废，末年再置。汉又有成阳县，在今鄄城县境，为济阴郡属县。晋以汉城阳郡为东莞，而以成阳为城阳县，北齐废。金又于今莒县一带置城阳军，旋改莒州。 
　　城颍——春秋郑城颍在今河南襄城东北。 
　　城濮——晋文公破楚子玉处，在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一说在今河南旧陈留附近。 
　　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以南的沱河北岸。 
　　项县——在今河南沈丘。古项国，秦置县。隋改名项城。明移项城于沈丘西南，仍以故地为沈丘县。今项城则在沈丘西北。 
　　胡里改——金代地名，在今黑龙江依兰。徽、钦二宗囚处。 
　　柘县——秦汉魏有此县，在今河南柘城北。 
　　柘林——①西魏北周有柘林，先为郡，后为县，在今河南唐河西南。②上海市奉贤县南有柘林镇，明倭寇曾屯此。 
　　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曾为商代国都。 
　　相州——北魏分冀州置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东魏都邺，以相州为司州。北周再为相州。北周末，杨坚毁邺城，迁州治于安阳，本在今安阳南，隋移今市。自此安阳亦有邺城之称。金为彰德府。 
　　相国寺——河南开封相国寺，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始建。唐宋均扩建。明末毁于洪水。清重修。 
　　柏人——汉柏人县在今河北隆尧西。 
　　柏举——楚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境，吴破楚军于此。 
　　柏海——青海扎陵湖古名。松赞干布至此迎文成公主。 
　　柳中——在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东汉班勇驻此。 
　　柳州——唐改南昆州置，治马平(今柳州)。明清有柳州府。 
　　柳林——在今北京市通县南。元末毛贵军进至此地。 
　　柳城——西汉柳城县在今辽宁朝阳南。北魏并入龙城县。隋改龙城为龙山，再改为柳城，在今朝阳。辽为兴中县。 
　　柳条边——清顺治至康熙时陆续建成，用柳条筑篱，禁止边内人民越篱采参放牧．分老边、新边。老边从今辽宁凤城南，北经新宾、开原，向西南到山海关。新边从开原向东北至今吉林市北。 
　　抱罕——古袍罕在今甘肃临夏东北，北魏迁今临夏。向为河州洽所。隋有河州袍罕郡。 
　　栎阳——秦汉栎阳县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 
　　树敦城——吐谷浑旧都，在今青海西宁西北。 
　　荆——古楚国别称。因楚初建国于荆山(今湖北南漳西)得名。 
　　荆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两湖全部及豫、黔、两广各一部。东汉治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汉末刘表移治襄阳。三国吴魏各据一部，吴荆州治江陵，魏治襄阳。东晋定治江陵。辖境远小于汉。实仅荆州南部，唐沿隋称，后为江陵府、江陵郡。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民国废府。 
　　荆南——唐至德间置方镇名荆南，治荆州(改江陵府)，辖区比行政区的江陵府大，常兼有川东及湘西北各一部。十国的南平高氏，本后梁所任荆南节度使，国号亦有荆南之称。 
　　荆湖——宋荆湖路治江陵，辖今湖南全部、湖北大部及桂北一部。后分南北两路，南治潭州(今长沙)，北治江陵，因有湖南、湖北的名称。 
　　荆溪——清雍正分宜兴置荆溪，同城而治。民国合并。 
　　荆紫关——在河南浙川县西。 
　　勃海郡——汉勃(渤)海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辖今天津市及冀、鲁一部。东汉治南皮(今县东北)。隋为沧州勃海郡。治阳信(今山东阳信西南)。今沧州市所在地在汉勃海郡中，而在隋沧州勃海郡界外。 
　　勃利州——唐以黑水靺鞨一部置，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勃律——古西域有大小勃律，均在今克什米尔。大勃律在今巴尔提斯坦，小勃律在吉尔吉特。两国与唐有交往。 
　　南山——汉长安在秦岭以北，故称秦岭终南为南山。张骞穿过河西走廊，称南面之山为南山，即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 
　　南宁——唐南宁州在今云南曲靖一带，元亦曾以曲靖为南宁州。今广西南宁，唐为邕州宜化县。元后期改邕州路为南宁路。明为南宁府。民国废府，以府城为邕宁县。今有南宁市、邕宁县。 
　　南安——①汉末曾改汉阳郡(公元74年以前为天水郡)为南安郡。隋废。②宋分虔州置南安军，治大庾(今为大余)。元为路。明为府。民国废府。 
　　南阳——①春秋战国称南阳的地区颇多。鲁南阳指泰山以南、汶水以北地。晋南阳指太行以南、黄河以北地，战国为魏南阳，一部分属韩(按公元前263年，秦白起攻韩取南阳，韩本部与上党郡被分隔)。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地亦称南阳，分属韩楚。②秦以宛为治所，置南阳郡。隋唐邓州南阳郡改良穰县(今邓县)为治所。元明清南阳府治南阳，即汉宛县、今南阳市。 
　　南京——①唐肃宗时一度号成都为南京．②渤海有南京南海府，在今朝鲜境内。⑧辽先以辽阳为南京，后改为东京，而以幽州为南京析津府。④宋以宋州为南京应天府。⑤金先以平州为南京，旋废。后以开封为南京。⑥明成祖迁都北京，乃以应天府(今南京)为南京。清为江宁府，习称南京。民国亦然。1927年始以南京为正式地名。 
　　南都——①东汉称南阳郡治宛为南都。②唐肃宗时曾以江陵府为南都。⑧南唐在北宋初曾以南昌为南都。④明人常称南京为南都。 
　　南徐——南朝宋在京口(今镇江)置南徐州，辖地本在江北，后改为江南。 
　　南笼——今贵州安龙，清代曾名南笼。 
　　南康——晋南康郡治雩都(今江西于都东北)，后移赣县(今赣州)。隋唐为虔州南康郡。此为赣南之南康。宋于赣北置南康军，治星子。元为路，明曾称西宁府，后仍为南康府。民国废府。 
　　南剑——宋于福建置南剑州，治南平。元为延牢路。 
　　南兖——南朝宋改东晋侨置的兖州为南兖州，先治京口，后移广陵(今扬州西北)，辖地在淮南。北魏也有南兖州，治涡阳(今安徽蒙城)。后郡境变动，治小黄(今毫县)，在旧南兖的西北面。北周改为毫州。 
　　南郡——秦以所占楚地置南郡，治郢，移江陵。孙吴曾移治公安。西晋旧治江陵。隋南郡即荆州。 
　　南海——秦置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赵陀据其地建南越。汉武时再置。隋唐有广州(隋为番州)南海郡。 
　　南越——古代南方越人的一支，“越”亦作“粤”。秦在其地置南海、桂林、象郡。秦汉之际，龙川令赵佗据其地，为南越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 
　　南兰陵——南朝宋有南兰陵郡，治今江苏常州西北。 
　　南运河——清代称从天津到临清的一段运河(卫河)为南运河，天津以北(白河)为北运河。 
　　草桥关——在今河北高阳东。五代后晋时入契丹，周世宗复取其地。 
　　荥阳——古荥阳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北魏移至今县。曹魏曾置荥阳郡。北齐为成皋郡。隋唐为郑州荥阳郡。 
　　荥泽——今郑州西北有旧荣泽县，隋改广武县置，明中叶曾稍南移。1931年废。 
　　药杀水——中亚锡尔河的古名。 
　　赵州——北齐改殷州置，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唐移平棘，即今赵县。明省平棘入州。民国以本州为赵县。 
　　赵城——隋置赵城县。1954年与洪洞合并。今为山西洪洞县北的赵城镇。 
　　赵郡——汉赵国在今河北邯郸一带。魏赵郡在今赵县一带，不包括邯郸等地。以后北魏赵郡、隋栾州赵郡、唐赵州赵郡均同。 
　　硐州——今作硇洲或匈州，广东雷州湾外东海岛东南海中的岛屿。宋末，帝昰、帝昺曾驻此。 
　　咸平——辽置咸平县，在今辽宁开原东北。辽咸州，金咸州路、咸平府，均以此为治所。元复为咸平县。明改开原。 
　　咸阳——秦咸阳在今咸阳东北二十里。唐再置咸阳县，在今咸阳东，明移至今县。 
　　轵关——轵道的关隘，见“太行八陉”。北齐曾在此筑长缄二百里。 
　　临川——孙吴在今江西抚州一带分豫章设临川郡。本治南城(今南城东南)，晋治临汝(今抚州西)。隋唐为抚州临川郡。 
　　临邛——秦置县，在今四川邛崃。西魏在其地置临邛郡。隋有雅州临邛郡。唐析雅州，另置邛州临邛郡(雅州为卢山郡)，宋为邛州，治所在临邛。 
　　临江——①今四川忠县，汉为临江县。明初将县并入忠州。②东晋曾在今江苏如皋南置临江县，北周废。⑧今江西清江县西临江镇，宋于此设临江军，辖今清江等县。元为路。明为府。民国废府。 
　　临安——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 
　　临汾一一汉置临汾县，在今山西新绛东北，北齐并人太平县。隋再置临汾，在今市。隋为晋州临汾郡治所。唐改临汾郡为平阳郡。 
　　临泾——西汉临泾县在今甘肃镇原南，从东汉到北魏，为安定郡、泾州治所。西魏废县。隋复置，在今镇原。唐元和中在此置行原州，五代、宋、金为原州治所。蒙古并入镇原州。 
　　临城一在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发生土匪孙美瑶劫火车巨案。 
　　临洮——今甘肃岷县，古名临洮，秦置，西魏与隋末都曾暂改溢乐。秦长城西端在此。 
　　临晋——战国秦汉的临晋在今陕西大荔东旧朝邑县东南。东汉末移今大荔。晋改大荔。北魏仍为临晋，又改华阴。西魏为华州(改同州)治所。 
　　临海——孙吴分会稽所置郡，治临海(今属浙江)。隋唐为台州临海郡。 
　　临茁——“茁”亦作“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西周、春秋、战国齐都。初名营丘。子城周十里，大城四十里。 
　　临湘——从秦至隋，今长沙为临湘县。隋改长沙。 
　　临潢——西拉木伦河古名潢水，契丹上京临潢府即因而得名。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 
　　临濠一一元曾改濠州为临濠府，治钟离(今凤阳)。明初为中都，旋改凤阳府，治凤阳。 
　　临晋关——蒲津渡口要隘，战国魏筑关，在今陕西大荔东。后有蒲津关、蒲关、大庆关等名。 
　　临渝关——即渝关(山海关)。 
　　哈拉和卓——约元明之际所建城堡，在今吐鲁番东南六十里，堡之西南有汉唐高昌城故址。 
　　峡州——北周改拓州置，在长江三峡之口，治夷陵，辖今宜昌等地。明为夷陵州，即今宜昌。 
　　峡路——宋分西川路置，治兴元府(今汉中)。后又分为利州、夔州二路。 
　　蛲关——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刘邦绕此关进至蓝田南。 
　　峥嵘洲——在今湖北黄冈西北长江中的沙洲。东晋刘毅破桓玄处。 
　　昭义——唐昭义军领泽、潞、磁、邢、铭等州，参“泽州”。 
　　昭文——清雍正分江苏常热置昭文，取昭明太子读书处之意，民国仍并入常熟。 
　　昭关——春秋时吴楚间要隘，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小岘山，其地两山对峙。传为伍子胥入吴所经。 
　　昭陵——唐太宗墓称昭陵，在陕西醴泉东北五十里九峻山。又清太宗(皇太极)墓亦称昭陵，在沈阳北郊。 
　　昭君墓——即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以南。 
　　昭莫多——蒙古语树木。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图拉河上游南岸。清军破噶尔丹处。 
　　毗沙——唐在于阗国置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 
　　毗陵——春秋吴季札封地延陵，汉置毗陵县(今江苏常州)。晋置毗陵郡，治丹徒(今镇江东丹徒镇)。后郡与县均改名晋陵。隋唐为常州毗障郡。 
　　郢——公元前689年，楚文王都郢，即今江陵西北纪南城，至前278年，秦白起破郢，为楚都四百余年。中间昭王一度迁若，惠王迁鄢，均暂时性质。但二地因而亦称为郢，江陵之郢亦称纪郢，以相区别。其后楚迁陈，迁巨阳，迁寿春，均称为郢。 
　　郢州——隋以前的郢州一般指后来的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南朝宋从荆、湘、江、豫四州析置。隋灭陈，改为鄂州。另一郢州以今钟祥为治所，西魏始置。故在隋统一前的数十年间，两郢州并存，相去亦不远。钟祥的郢州，元升安陆府。 
　　郧——春秋时有郧国，在湖北安陆或郧县，为楚所灭。 
　　郧阳——明成化时分襄阳府置郧阳府，治郧县。时在荆襄流民起义失败后，明政府在流民群集处增设府县，以加强统治。民国废府。 
　　贵乡——前燕曾置贵乡郡，东魏于其地分馆陶县置贵乡县，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五伏后唐改广晋，后汉改大名。 
　　贵阳——明隆庆间改程番府置贵阳府。民国废府。 
　　贵德——辽有贵德州，治贵德，在今辽宁抚顺北。蒙古废。 
　　贵霜王国——大月氏贵霜翕侯丘就劫于公元一世纪上半期创立，至二世纪前期迦腻色迦时，成为中亚大国，北起花刺子模，东南有印度半岛西北部，都城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其后渐衰，五世纪为恹哒所灭。 
　　显州——辽在今辽宁北镇一带置显州，治奉先(今北镇西南)。金升广宁府。 
　　昱岭——今浙江临安县西部天日山要隘，有昱岭关。 
　　思南——明土司，后置府，治所在今贵州思南。民国废府。 
　　思恩——唐有思思州，明置府，治所在今广西武鸣北旧思恩。民国初改武鸣府，旋即废府。 
　　幽州——①《周礼&#183;职方》九州之一。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辖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北京市、海河以北的天津市等。其后缩小。唐又为方镇，见“范阳”。契丹为南京幽都府。 
　　幽蓟十六州——北宋末又称燕云十六州，石敬瑭割给契丹之地，在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十六州为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 
　　科布多——科布多城，原在科布多河畔，1730年筑成。1763年迁布扬图河畔，现为蒙古国科布多省省会。1761年，乾隆派参赞大臣驻科布多，统辖阿尔泰山南北麓厄鲁特蒙古及阿尔泰、阿尔泰诺尔两乌梁海部落，受 
　　驻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将军节制。科布多遂为政区名称。两乌梁海被俄割占大部后，清廷设阿尔泰办事大臣，统率阿尔泰乌梁海的剩余部分(民国并入新疆)。1912年，科布多厄鲁特亦为受俄国指使的喀尔喀封建主所占。 
　　钟离——秦以楚邑置县名钟离，在今凤阳东北。晋于此置郡，亦名钟离。隋唐为濠州钟离郡；参见“临濠”。 
　　钦州——今广西钦州，隋始有此名，治钦江，在今钦州东北。宋移治安远，即今钦州。明废安选入州。民国度州，州治为钦县。今为钦州县。原属广东，1965年划归广西。 
　　复州——①北周置，治建兴(今湖北沔阳，隋改今名)，唐后期移竟陵(今天门)。南末后期再移沔阳。元为沔阳府。②辽复州治在今辽宁复县东北，辖今复县地。蒙古废。 
　　香山一一①洛阳龙门山东之香山，唐白居易居此。②北京西郊西山有香山，主峰鬼见愁；⑧南宋绍兴末分东莞县置香山县，1925年改中山县。 
　　重庆——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改恭州为重庆府，治巴县(今重庆市)。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府治为巴县。1927年设重庆特别市，后改普通市。 
　　保宁一一元升阆州为保宁府，治阆中(今属四川)。民国废府。 
　　保安——宋以延州永康镇置保安军，即今陕西志丹。 
　　保定——元改顺天路为保定路，治清苑，即今保定。明仍为府，辖境小于元时。民国废府。府治为清苑县。今为保定市。 
　　保德——宋改定羌军为保德军，金为州；即今陕西保德。 
　　信州——①南朝梁置信州，治鱼腹(今奉节东)。唐改夔州。②唐乾元时以上饶《今属江西>为治所，置信州。元为路；元末，朱元璋升为广信府。民国废府。 
　　信安一一①隋改端州为信安郡，治高要(今属广东)。唐仍为端州，②宋澶渊之盟后；改破虏军为信安军，在今河北霸县东北信安镇。金改为县。 
　　信都——①秦在今河北邢台西南置信都县，项羽改为襄国。②汉在今河北冀县置信都县。又置信都国，后改广川国、信都郡。隋唐为冀州信都郡。这些郡(国)都治信都县。明撤销信都县，并入冀州。 
　　侯官——福建旧有侯官县，治今福州。“侯”本为“侯”，汉曾在此置候官。西晋因置此县。隋改闽县。唐又分出，后与闽县同城。民国并为闽侯县。 
　　顺天——明建都北京后，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治大兴、宛平(今北京市)。清中叶后辖境略小。1914年始废。改为京兆地方。 
　　顺庆——南宋后期升果州为顺庆府，治南充(今属四川)。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顺昌一一宋政和间升颍州为顺昌府，治汝阴，即今安徽阜阳。金仍为颍州。 
　　顺德一一元初升邢州为顺德府，旋为路，治邢台(今属河北)。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皇都一一契丹上京初建时称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 
　　泉州一一①西汉至北魏前期，在今天津武清西南，有泉州县。②隋灭陈后，改丰州为泉州，包括今福建全省，以后唐分建数州，辖境缩小。景云二年(711年)改原泉州为闽州，辖闽江下游地；而于晋江县(今泉州)另置泉州。宋元泉州辖晋江流域，并及金门、厦门、澎湖群岛等地。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禹州——明万历初改钧州为禹州，即今河南禹县。 
　　禹王台——在河南开封东南郊，传为师旷吹乐处，亦名古吹台。 
　　须昌——秦置县。五代后唐改须城。在今山东东平以东的须城镇西北。 
　　叙州—一宋政和间改戎州置叙州，治宜宾(今四川宜宾东北)。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剑门——唐武则天时于剑阁东置剑门县。元度。 
　　剑外——唐人以剑阁以南蜀地为剑外。 
　　剑州——唐先天间改始州置剑州，治昔安(今四川剑阁)。南宋为隆庆府。元仍为州。民国为剑阁县。 
　　剑南一一唐有剑南道，领今四川大部(不包括东部的南充、重庆等地)及云、贵、甘各一部，治益州(今成都)。又为方镇，从肃宗时起，更分设剑南西川、剑南东川两节度使。参见“东川”。 
　　独石口——在河北赤城县北，明宣德间移开平卫于此。 
　　独乐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三至八世纪中，铁勒各部居此一带。 
　　饶乐——唐在奚族地区设置的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宁城西，辖老哈河上游与滦河中上游一带。 
　　饶州——隋平陈后置，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度府。 
　　饶乐水——西拉木伦河古名。 
　　胪朐河——见“怯绿连河”。 
　　胜州——隋分云州所置，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五代废。西夏曾置。 
　　朐山——即江苏连云港西南锦屏山。秦于此置朐县。南朝宋废。梁置招远县。东魏改B9县。北周为胸山。 
　　施州——今湖北恩施，古为施州，北周始置。清雍正时为恩施县。又设施南府，以恩施为府治。 
　　哀牢——今云南保山怒江以西，古有哀牢国。一世纪中叶，与东汉联系，受汉封号。汉于其地置哀牢县，在今云南盈江东。 
　　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传为颛顼古都。 
　　恒山——隋改恒州为恒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唐仍恒州，后改镇州常山郡。 
　　恒州——①北魏迁都洛阳后，改旧都平城的司州为恒州。北周废。②河北之恒州，北周分定州置。隋唐为恒州恒山郡。后避唐穆宗讳，改“恒”为“镇”。五代先后为真定府、恒州、镇州。 
　　恰克图——1727年中俄订《恰克图条约》于此，原本全在我国境内。订约后，以旧市街归俄，今仍名恰克图；旧市街以南新建之城，清代称买卖城，今属蒙古国，名阿尔丹布拉克。 
　　闽中——秦闽中郡治所在冶县(今福州)，辖今福建全部和浙江宁海、天台以南。 
　　闽县——隋改陈侯官县为原丰县，旋又改原丰为闽县，民国与侯官合并为闽侯县。 
　　前藏一—清雍正时将西藏的康部宁静山以东划归四川省，以西与卫部为前藏。1914年建立川边特别区，前藏仅指卫部。 
　　美稷——西汉置美稷县，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娄江——即今浏河。又为江苏太仓的别称。 
　　娄县——秦于今江苏昆山东北置娄县，南朝梁改信义县。清顺治年间，分松江府首县华亭置娄县，民国并入华亭，华亭旋又改名松江县。 
　　娄山关——亦称娄关、太平关，在贵州遵义北大娄山中。 
　　洪州——隋灭陈后置，治豫章。南昌称洪州始此。唐改豫章为南昌。南宋孝宗年号隆兴，因升洪州为隆兴府。元为路，改名龙兴。 
　　洪都——南昌的别称，因系东南都会。 
　　洹水——今名安阳河，从林县隆虑山向东流，经安阳到内黄附近入卫河。 
　　洄曲——唐淮西拒命，屯重兵于洄曲。指今河南沙河与澧河会流处下游一带。 
　　洙泗一一孔子讲学，在洙、泗二水之间。世因以洙泗为孔子教泽之代称。古洙水在今泗水县地合泗水，会流至曲阜北，分为二水，洙在北，泗在南。后世洙水改道入汶水，与泅水隔绝，故道已湮。今洙水在曲阜孔林东，西南流入沂水，其实是另外一条河。 
　　铭州——今河北永年，古为铭州地。掐州，北周置，治所广年，隋改永年，但故址在今县东南。 
　　洛阳一一见名城专条。 
　　洛涧——刘牢之败前秦军处，即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洛河。洛涧又名洛水，按史书上常见的洛水有三，一即洛涧，一为今河南洛河，一为今陕西北洛河。 
　　洛口仓——隋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在洛水入黄河之口处，故名。在今巩县东北。 
　　洮州——今甘肃临潭，古名洮州，北周始置。 
　　济水—一江、淮、河、济，-古称四渎。济水有黄河以北与黄河以南两部分。黄河以北部分源出今河南济源西王屋山，入河处汉时在今武陟县南，后移今 
　　温县东南，又移至温县西南。因受河堤阻挡，近代济水不入黄河，而折入漭河。黄河以南部分系黄河支流，古时从今荥阳北分出，东流入巨野泽(北朝时从今荥阳东北至巨野泽有南北两条水道)。出巨野泽后向北再向东流入海中，在今济南附近一段，大体同今黄河，从济南以北栎口起至海，大体同今小清河。隋以后巨野泽以上渐湮，以下则渐称清水。唐宋曾利用济水南派故道，通东方航运，如五丈河即是。以后又湮。 
　　济州——①北魏所置济州，治稿嗷(今山东茌平西南)。唐安史之乱以前、州城为河所陷，辖地并入郓州。②五代后周分郓州重置济州，治巨野(今县南)。巨野本在北魏济州界之外，所领亦仅一小部分为旧济州地。金移州治于任城(今济宁，在北魏与巨野同属兖州)。元升路，辖境兼有今苏皖各一部。明仍为州，辖境缩小。清济宁州仅济宁、嘉祥、金乡等数县，巨野、郓城都不在州境。民国废州。 
　　济阳——汉济阳县在今河南兰考东北，西晋在此曾置济阳郡，南迁后废。济阳县在唐初并入冤句县。 
　　济阴——汉分梁国置济阳国，改郡，治定陶(今县西北)。隋唐为曹州济阴郡。 
　　济南——汉有济南国。呆楚七国乱后为郡，治东平陵(今章丘西)。晋移治历城(今济南)。北魏为齐州。宋政和中升济南府。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济州河——元在济州境内所开运河，即今运河鲁桥、安山段的前身。会通河完工后，济州河成为会通河的一段。 
　　浑河——即今永定河。本名卢沟河，因河水浑浊称浑河；又因下游河道常有迁徙，称无定河(按陕北有无定河，是正式名字，此系别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于成龙等疏浚改定河道，命名为永定河。 
　　浔州一一唐分燕州置浔州，治所在今桂平东南。桂平一带有浔州之称始此。贞观即移治桂平(今县西，宋移今治)。清代尚有浔州府。明大藤峡瑶族起义，清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均在浔州府境内。民国废府。 
　　浔阳——即寻阳。又唐以今九江市地为浔阳县，又曾以江州为浔阳郡。 
　　律门、津沽——均天津别称。称门，因系北京门户；称沽，因天津本名直沽。 
　　宣大——明宣府、大同的合称。 
　　宣化——清康熙时改宣府镇为宣化府，辖今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间地，民国废府。原府治即今宣化县。 宣州——今安徽宣城古为宣州治所。隋灭陈后改南豫州置宣州。南宋乾道时升宣州为宁国府。 
　　宣武一一唐汴宋的军号。朱温于唐末为宣武节度使，治开封，后遂以开封为后梁都城。 
　　宣府——明九边之一，总兵官驻宣府(今宣化)，镇守今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间地。 
　　宣城一一晋有宣城郡，治宛陵，即今宣城。隋唐有宣州宣城郡。(废州存郡则为宣城郡，废郡存州则为宣州。本表于隋唐常说某州某某郡，都属这种情形。) 
　　室利佛逝——古国，七——十三世纪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即三佛齐。 
　　祖州——辽有祖州，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原为耶律氏世居之地。 
　　祖法儿——古国，即佐法儿，在今阿曼的佐法儿一带。郑和曾至其地。 
　　神州——中国的别称。 
　　祝阿——今山东禹城，唐天宝以前名祝阿。 
　　冠军——汉以霍去病封地为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唐废。 
　　胥山——今苏州西南有胥山，今杭州吴山一名胥山，又嘉兴东亦有胥山，原名张山，均因伍于胥得名。 
　　眉山——今四川眉山一带，南朝梁置齐通县(今眉山)，又有青州。西魏为眉州。隋改眉州为眉山郡。唐有嘉州眉山郡(天宝为犍为郡)与眉州通义郡。今眉山县名通义县，属眉州。宋有嘉州、眉州、通义县改为眉山县，自此眉山之名与嘉州无涉。三苏即眉山人。元废眉山县入州。民国废州，以州治为眉山县。 
　　昼——孟子去齐，宿于昼，地在今淄博市临淄西北。 
　　姚州——唐于今云南姚安一带置姚州。后归南诏，为弄栋府。元再置姚州。民国为姚安县。 
　　姚江——浙江余姚县别称，因有姚江得名。 
　　姚源洞——在今江西万年西南城厢镇东。明王浩八等据此起义。明置万年县在镇压起义后。 
　　勇士川一一今甘肃榆中大营川，又称苑川。汉曾在此置勇士县，汉末废。十六国时期乞伏国仁在此筑勇士城。 
　　柔玄——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 
　　柔佛一一1530年，满刺加王子阿拉乌丁在柔佛建都抗葡。191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 
　　骆谷道—一关中与汉中交通要道之一。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洋县北。中间通过骆谷水、傥水河谷道，长四百余里。 
　　绛一—春秋晋国都城。本在今山西翼城东。公元前585年迁新田，即今曲沃西南，亦称绛，即新绛，而以故都为故绛。 
　　绛州——北周改东雍州置绛州，治龙头城(今山西闻喜东北)。唐时治正平(今新绛)。金为晋安府。元又为州。民国废州，以州治为新绛县。 
　　绛县——汉周勃封绛侯，封地在今山西侯马东北。 
　　统万城——公元413年赫连勃勃筑，在今陕西靖边县红搀界公社白城子。北魏至唐，均以此城为夏州治所。宋初赵保吉(即李继迁)据此，淳化五年(994年)，宋破夏州，城毁。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十画

　　珠崖——“珠”亦作“朱”，“崖”亦作“厓”。汉武帝于海南岛东北部置珠崖郡，治今琼山县东南。元帝时废。孙吴所置名朱崖，治徐闻(今县西)，在雷州半岛，称海南岛为朱崖洲。晋废。隋再在海南岛置郡(珠崖、儋耳、临振)，珠崖治所在今琼山东南。唐改崖州，废州存郡时又曾称珠崖郡。 
　　敖仓——秦在中原的重要粮仓，在今郑州西北邙山上。 
　　秦——①秦城(秦亭)在今甘肃清水县北，秦始封之地。②陕西省的简称。 
　　秦川——指今陕、甘秦岭以北地区，川为平川。 
　　秦中——指关中平原。 
　　秦凤——宋置秦凤路，秦指秦州(今甘肃夭水市)，凤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治秦州。金废。 
　　秦州——晋置，初治冀县(今甘肃甘谷东)，旋移上邦(今天水市)。民国度州，以州治为天水县。 
　　泰山——泰山郡，汉初改博良郡置，治博县(今泰安东南)，移奉高(今泰安东北)。北魏移博平(即汉博县)。北齐为东平郡。 
　　泰宁——明有兀良哈三卫(泰宁、朵颜、福余)，泰宁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至洮儿河流域。永乐后南迁至今朝阳、阜新西至辽河一带，后入蒙古土默特部。 
　　泰州——①辽泰州辖今洮儿河上游地。金中叶曾废，旋又复置，领地扩至下游地区，金末废。治所均在今吉林白城市东南，惟金治所位置更偏东南。②今江苏泰州，汉为海陵县。南唐置泰州，以海陵为治所。清泰州不辖县。民国为泰县。今有泰州市、泰县。 
　　泰安——今山东泰安东南，汉有博县，唐为乾封县，宋改乾封为奉符，即今泰安。金置泰安军，改州。清雍正时有泰安府，东平、肥城等县均属此府。民国废府。 
　　起儿漫——西辽耶律大石即帝位处，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儿米涅。 
　　桂州——南朝梁置桂州，治始安(唐为临桂，即今桂林)。隋唐为桂州始安郡。南宋升为静江府。 
　　桂阳——汉桂阳郡治郴县，辖今湘南、粤北。郡内有桂阳县，即今广东连县，西晋已别属始兴郡。桂阳郡在隋唐时即郴州。郡内之平阳县即今湖南桂阳县，五代后晋置桂阳监，始有桂阳之名。郴州也从此和桂阳之名脱离关系。宋郴州治郴县，邻境桂阳监(南宋为军)治平阳。平阳自明省县入州，从此只有桂阳州，民国为县。此外，宋又在今汝城县地置桂阳县，属郴州。民国改汝城。 
　　桂林——秦桂林郡治所在今桂平西南，今桂林市在郡境北端偏东处，尚未置县。汉改为郁林郡。而以今桂林市为零陵郡始安县。三国分郁林郡置桂林郡，以今柳州为中心。隋桂州始安郡辖境较大，今桂林、柳州均在郡境，并即以始安县为治所。唐有桂州始安郡，又以马平等地置柳州龙城郡，桂柳又为二州(郡)。南宋、元为静江府(路)。明改静江路为桂林府，治临桂。民国废府，改府治临桂县为桂林县。今为桂林市。 
　　桂陵——田忌、孙膑破魏军处，在今河南长垣西，一说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桓州——辽桓州以高句丽故丸都城为治所，在今吉林集安西北。金桓州治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两桓州非一地， 
　　郴州——隋置郴州，即洽郴县(今郴州市)。明为府，后降为州。民国郴县。 
　　格尔必齐河——《尼布楚条约》以此河及河源以东的外兴安岭为中俄东段国界。此河从尼布楚(涅尔琴斯克)东北卓尔纳河附近，向南流入石勒喀啊。 
　　桃林塞——指潼关以东、河南灵宝以西之地。 
　　桃源山——湖南桃源西南桃源山，下有桃源洞，传为陶潜《桃花源记》所记的地点。 
　　都畿道——唐有都畿道，治洛阳，辖伏牛山以北、中条以北，崤山、熊耳山以东，中牟、叶县等地以西之地。 
　　真州——宋以建安军为真州，治扬子(今江苏仪征)。明初废。 
　　真定——汉置真定县，在今河北正定南，唐移今正定。清避雍正讳为正定。汉常山郡、真定国，隋唐恒州，镇州，五代后唐真定府，宋真定府路，元真定路，明真定府均治此。民国废府。 
　　索——古有索城，在今河南荥阳，为楚汉战处。 
　　袁州——隋置，治宜春(今属江西，汉即名宜春，晋为宜阳，隋恢复原名)。元为路。明清有袁州府，民国废府。 
　　壶口——①即壶关，在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②山西吉县西，黄河从北而南，水倾注而下，落差20米，号壶口瀑布。⑧今山西有壶关县，在长治市东南。两地界上有壶关山，两峰夹峙，中如壶口。 
　　莱州——隋改光州为莱州，治掖县(今属山东)。属县有莱阳(本昌阳，五代后唐改)等。明清为府。民国废。 
　　莫州——唐景云中置，本郑州，旋改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宋移治任丘。明属河间府。 
　　莋都一一汉一度置此县，在今四川汉源北。 
　　盐州——西魏置，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后入西夏。蒙古废。 
　　晋——今为山西省的简称。 
　　晋州——①北魏以唐州为晋州，治白马城(今山西临汾)。宋政和中升为平阳府。②成吉思汗所置晋州在河北，即今晋县。 
　　晋安——晋在今福建东部与南部置晋安郡，治侯官(今福州)，隋废。又有晋安县，本名东安，晋改，在今福建南安东晋江北岸。隋改为南安。 
　　晋阳——春秋末，赵筒子家臣董安于筑晋阳城，在今太原西南晋源镇。秦以为晋阳县。以后迭为太原郡、并州治所。西晋扩建。北齐于汾水东岸增筑新城，旋在旧城增设龙山县。隋以龙山为晋阳，晋阳为太原。五代为北汉都城。宋灭北汉，毁晋阳，移并州至阳曲，即今太原。 
　　晋昌——晋分敦煌郡置晋昌郡，治所在今安西东南。辖今安西、玉门市一带。其地在隋时均属敦煌郡，唐又析出为瓜州晋昌郡。 
　　晋祠——纪念晋国第一代国君唐叔虞的祠堂，在今太原西南二十五公里的悬瓮山下。北魏时已见记载。北齐曾为寺。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有精美泥塑彩色侍女像。 
　　晋陵——西晋末改毗陵县为晋陵县(今江苏常州)；同时，又改毗陵郡为晋陵郡，治丹徒(今镇江东南丹徒镇)，东晋时移治京口，又移晋陵县。唐曾以常州为晋陵郡。晋陵县于明初并入武进县。 
　　栗里——晋陶潜曾居处，在江西九江南陶村西。 
　　夏口——汉水入长江之口，亦称汉口、沔口、鲁口。孙吴于黄鹄山(今蛇山)上筑城，在夏口对岸，号夏口城，实在今武汉市武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汉水以北置夏口厅。民国为夏口县。汉口本为镇名，原为汉阳县地，夏口厅即以镇为治所。国民党政府于汉口、武昌分别置市，汉阳为县。今合三镇为武汉市。 
　　夏州——北魏改统万城置。见“统万城”条。 
　　夏阳——战国时，秦改少梁邑为夏阳，后为县，在今陕西韩城南。西魏废。又唐曾于今陕西合阳东置夏阳县，宋时并入邰阳。今改合阳。 
　　夏绥——唐后期在夏州置方镇，领夏、绥、银、宥等州。后号定难军。 
　　原州——北魏始置，治高平(今宁夏固原)，辖今固原、平凉一带。唐后期曾属吐蕃，唐收复后移治临泾(今镇原)。元为镇原州。明为镇原县。 
　　捕鱼儿海——①元大都的大湖，即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②明蓝玉败元脱古思帖木儿处，即今贝尔湖。 
　　振武——唐后期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所置方镇。后地入契丹。辽置振武县。金降为镇。 
　　顿丘——汉置顿丘县，在今河南清丰西南。晋以此为顿丘郡治所。北齐废顿丘郡。唐五代曾以顿丘为澶州治所。 
　　热河——热河本河名，即武列河，在承德境有温泉注入，故名。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其西岸建避暑山庄。五十二年筑城。雍正置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为承德州。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置承德府。乾隆时置热河副都统，嘉庆时设都统。1914年置热河特别区。1928年置热河省，辖今河北东北郎，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南部．1956年撤销。 
　　柴市——宋文天祥就义处，今北京府学胡同西口，即文丞相祠所在地。一说在明清刑场所在的菜市口，又有在菜市口西旧柴炭市之说。 
　　柴桑——西汉柴桑县在今九江市西南。隋改寻阳县。 
　　虔州——隋灭陈后置，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南宋绍兴年间改为赣州。 
　　消遥津——在今安徽合肥东北隅，相传为张辽败孙权处。 
　　鸭子河——辽金时称松花江为鸭子河，亦称混同江。女真阿骨打在此大败过辽军。鸭子河也可能专指今吉林扶余附近的一段松花江。 
　　圃田泽——一作甫田。古时在今河南中牟西的大泽。宋代尚存，后淤为平地。 
　　息——周代姬姓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约在公元前683年左右为楚所灭。 
　　钱塘——秦置钱唐县，在灵隐山麓，隋移今杭州市。唐加“土”傍为钱塘。民国与仁和县合并为杭县。 
　　钳卢陂——汉南阳太守召信臣所筑水利工程。东汉时杜诗为太守，又加疏浚。在今河南邓县东南。 
　　铁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北。颉利可汗“走保铁山”即此。 
　　秣陵——南京旧名。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改金陵邑置秣陵县，在今南京市南的秣陵关。孙权改建业。晋分置秣陵、建邺二县。隋并秣陵入江宁。 
　　造阳——在今河北独石口附近，一说即今怀来。燕长城西面的起点。 
　　皋亭山——在杭州市东北、临平镇西南。 
　　徐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郯(今山东郯城)。汉末陶谦为刺史，治所尚在郯(见《通鉴》卷六十，初平四年胡三省注)。曹魏移彭城(今徐州)。东晋南朝若有淮北，则徐州在彭城，否则在京口。十六国及南朝置郡以徐州为名者颇多。均在今鲁豫皖境内。隋唐为徐州彭城郡，辖境不过丰、沛、宿迁等地。元为徐州路。明仍为州。清雍正时为徐州府，于府治置铜山县。民国废府。原府治仍为铜山县。今置徐州市、铜山县。 
　　爱州——南朝梁分交州置。从隋起，治所在今越南清化。五代后属交趾(指越南吴朝)。 
　　爱珲——清末后作“瑷珲”。有二城，一在今黑龙江爱辉县(黑河镇)南七十里爱辉乡，亦称黑龙江城。另一城在黑龙江东岸。根据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此城在江东六十四屯内，仍归中国管辖。1900年，俄国以武力强占。 
　　狼汤渠——蒗荡渠、莨荡渠，即鸿沟，见该条。 
　　狼虎谷—一在今山东莱芜西南，黄巢自杀处。 
　　狼居胥山——霍去病击匈奴至此，所在地或云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或云系今蒙古国肯特山。 
　　留县——汉张良封地，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胶东——秦郡，汉为郡，亦为国，治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 
　　胶西——①汉郡(国)，治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后改高密国。②宋以高密县板桥镇置胶西县。元为胶州治所。今为胶县。 
　　高平——①指今宁夏固原。两汉、十六国、北魏均有此县。北周改为平高。汉有“高平第一城”之称，言其险固。北魏在这一带置军镇，置郡，皆称高平。北周改名平高郡。②从东汉到东魏，在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也有高平县，晋又改山阳郡为高平郡，南朝宋曾以高平县为郡治。北齐废此县。隋废郡。⑧北周改高都郡为高平郡。唐为泽州高平郡。郡治在今晋城东北。泽州有高平县，北魏置，本在今县西北，北齐迁至今县。周世宗在此破北汉军。 
　　高奴——秦置县，在今延安东北延河北岸。《汉书&#183;地理志》谓洧水(即延河)可燃，即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 
　　高州——南朝梁置，治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唐移良德(今高州东北)。元有高州路，移治茂名(今高州，唐时属潘州)。明为府。1911年废。 
　　高凉——汉末孙权分合浦郡置，治安宁(今阳江西)。南朝宋移恩平(今恩平北)。齐还治安宁，梁改安宁为高凉县。隋唐均曾以高州为高凉郡。 
　　高阳——①古有高阳乡，在今河南杞县西北。秦末郦食其自称“高阳酒徒”，高阳即指此路。②汉桓帝置高阳郡，治高阳(今河北高阳东)。晋曾置高阳国，治博陆(今蠡县南)。北魏只有高阳郡，仍治高阳。隋废。 
　　高邮——宋分扬州置高邮军，即在今县。 
　　高昌——古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二十余公里哈拉和卓堡西南，亦称亦都护城，城周约五公里。公元前48年至公元327年，为汉魏晋戊己校尉驻地。327年，前凉张骏建高昌郡于此。460年，阚伯周为高昌王，遂为高昌国。以后，张孟明、马儒相继为高昌王。499年，麴嘉为王。高昌麴氏立国141年，640年为唐所灭。唐于此建西州，以其都城为高昌县，为西州治所。 
　　高密——汉高密郡治高密，即在今高密西南。东汉并入北海国。晋复置。南朝宋曾移治桑犊(今维坊东)。北魏仍治高密。隋唐为密州高密郡。 
　　高阙——阴山山脉在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有一缺口，状如门阙，古有此名。 
　　高阳关——地址见“三关”条。宋庆历间置高阳关路，治瀛州(今河间)，辖地除今天津市外，尚有今河北白洋淀、武邑、南宫、清河以东及山东一小部。 
　　高鸡泊——在今河北故城西南，隋时芦苇丛生，湖面周围数百里，极便于农民起义军的活动。 
　　高梁河——古高梁河从今北京西直门外起，向东流至德胜门外，东南流斜穿今北京内外城，至今十里村东南入今永定河河道。宋太宗攻辽，至高梁河而败，战地在辽南京(幽州)东郊，即今北京外城。中下游故道已湮。今北京城内什刹海等湖泊，即元时圈入城内的高梁河中游的遗址。上游后为长河的一部分。 
　　毫——商代故都。今河南商丘东南为南毫，商丘以北为北毫，偃师以西为西毫。又偃师二里头发现商代宫殿基址。一说以为郑州商城即汤都毫。 
　　毫州——今安徽毫县为古毫州治所。毫州始置于北周末。 
　　唐古特——“特”亦作“忒”。蒙古语称青藏地区及该地藏族为唐古特。清代文献常用此称。 
　　唐徕渠——唐渠。从宁夏青铜峡附近引黄河水向北流至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平罗县一带。传汉凿唐修，故名。 
　　唐努乌梁海——清乌梁海三部之一，以唐努山得名。1864年中俄签订《塔城界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西北部被割给俄，即今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州和克麦罗沃州的南部。1911年，俄占中部地，受俄指使的喀尔喀封建主占东部。东部地后属蒙古国库苏古勒省。1924年，中部俄占地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并入苏联，先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又改图瓦自治州。 
　　朔方——①汉武帝时卫青破匈奴，取河南地，遂置朔方郡，辖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治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东汉废朔方县，移郡治于临戎(今磴口北)。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区南至陕西宜川、宁县一带。东汉并入并州。⑧唐初改岩绿县为朔方县，在今陕西靖边县红络界公社白城子。后为夏州治所。⑧唐方镇有朔方，开元时置<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 
　　朔州——即今山西朔县，北齐置。治所先在今县西南，后迁今县。县名北齐为招远，隋唐为善阳，唐尉迟恭即善阳人。 
　　剡县——①即今浙江嵊县。北宋宣和时改今名。②郯本古国，在今山东郯城北，战国初亡于越。秦在其地置郯县，唐并入下邳，一度另置郯城县。元末重置郯城县，即今县。 
　　益州——①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四川(除折多山以西)、陕南、甘肃一小部、鄂西北隅、云贵大部。东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北)，末年先移绵竹(今德阳东北)，继移成都。以后今四川以外之辖境既逐渐他属川境之内，置州亦多。北周益州仅辖成都及附近各县。隋以益州为蜀郡。唐为益州蜀郡。宋太宗又曾以成都府为益州。②宋分西川路为益州路，后改成都府路，此则为大行政区。⑧汉在今云南境内置益州郡，治滇池(今晋宁东)。蜀汉改为建宁郡。 
　　益津关——见“三关”。 
　　凉州——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辖今宁夏、甘肃及青、陕、内蒙各一部。曹魏移治姑臧(今武威)，乃仅辖河西地区。曾属吐蕃。五代西夏为西凉府。元西凉州。明凉州卫。清雍正时置凉州府，仅辖武威及其周围数县。民国废府。 
　　酒泉——即今甘肃酒泉。汉武帝时置。隋置肃州，以州治为酒泉。民国废州。 
　　浙江东道——唐后期所建方镇，治越州(今绍兴)，领浙东各地。唐末先后有义胜军、威胜军、镇东军之号。 
　　浙江西道——唐后期所建方镇，号镇海军，治所先后为舁州(今南京)、苏州、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镇江)、杭州；领长江以南，至新安江以北地。 
　　涡阳一一即今安徽蒙城，南北朝常为兵争要地。 
　　涅阳——在今河南邓县东北。汉置县，隋改课阳，唐废。 
　　海门——①在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县北，本为镇，唐咸通间，安南都护府与交州曾暂移治于此。②五代后周在今扛苏启东东北置海门县。后以县境土地坍入海中，明代一再迁治，终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撤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通州(南通)与崇明县新涨沙地建海门厅。民国改海门县。⑧浙江黄岩县东北有海门镇，在椒江入海口南岸。1981年建椒江市。 
　　海曲——西汉海曲县在今山东日照西。县境吕母崮传为新莽时吕母起义之地。 
　　海州——①东魏在今江苏东北角置海州，治龙沮(今灌云西南)，北齐移朐县(今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北周改朐山)。明并朐山入州。民国废州，以州治为东海县。②辽于今辽宁海城置海州。金曾改澄州。明置海州卫。清为海城县。 
　　海阳——即今广东潮安。东晋置，时为义安郡治所。 
　　海陵——即今江苏泰州。西汉置县时为海边高地。海陵县于明初撤销。 
　　海兰泡——今黑龙江爱辉县治旧名黑河屯，一作海兰泡。黑河屯北面隔江亦为海兰泡。先被俄国强占，继于1858年《瑷珲条约》中划归俄国。俄名布拉图维申斯克。 
　　海参崴——1860年《北京条约》划归俄国。俄名符拉迪沃斯托克。 
　　浮梁——唐天宝改新昌为浮梁县，在今江西景德镇北。1916年移治景德镇。今已并入景德镇市。 
　　浮图城——即可汗浮图城。突厥所建。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唐庭州与北庭都护府治所在此。 
　　流求——隋唐宋元时称台湾为流求。 
　　润州——隋置，治延陵(今江苏常州)，唐移丹徒(今镇江)。北宋政和间升镇江府。 
　　浣花溪——在成都西郊，为锦江支流。杜甫居溪旁。 
　　浚仪——西汉置县，在今河南开封市。宋真宗大中祥符间改为祥符县。 
　　浩罕——十八世纪乌兹别克人所建汗国，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1876年亡于俄国。 
　　宽城子——吉林长春市旧称。 
　　宾州——①唐在今广西宾阳县地置宾州。宋以后州境有所扩大。清雍正时一度领四县，旋又不辖县。民国为宾阳县。②辽在今吉林农安东北之东小城子置宾州。 
　　资州——今四川资中、资阳两县均古资州地。西魏初置资阳，治阳安(今简阳西北)。北周治资阳，即今县所在。隋移盘石，在今资中北。元末明玉珍时则治今资中。明以资中为资县。清复为州。民国废州，州治为资中县。 
　　娑陵水——回纥族本居娑陵水旁。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色楞格河。 
　　诸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置诸罗县，治佳里兴堡(今台南市佳里镇)。四十三年移治今嘉义市。乾隆晚年改名嘉义。 
　　祥符——即今开封，参“浚义”。 
　　朗州——隋改嵩州置朗州，治武陵，即今湖南常德。宋真宗时改为鼎州。 
　　冤句——秦置冤句县，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宋时改宛亭、金时城为黄河洪水冲毁，遂废。 
　　弱水——古人常称不通舟楫，赖皮筏交通的河流为弱水，故历代被指为弱水的河流很多。如甘肃山丹河与下游山丹、甘州二河合流后的黑河，即《禹贡》所说的弱水。 
　　剧县——汉剧县在今山东寿光南。 
　　陬——孔子生于昌平乡陬邑，“陬”，在今曲阜东南。 
　　陶——古陶邑在今山东定陶西北。春秋末属宋，战国属齐。范蠡居此经商，号陶朱公。 
　　娘子关——在山西平定县东邻接河北省处。传李渊女平阳公主领兵驻此。然史籍谓公主起兵关中，似难有驻兵此地之事。 
　　桑落洲——在九江东北长江中。晋刘毅拒卢循，大败于此。 
　　通州——①今北京通县，习称北通州。金始置通州，治潞县，即今通县。②今江苏南通，五代后周改静海军为通州，治静海，即今南通市。因与北方的通州同名，故习称南通州。民国废州，遂以南通为县名。 
　　骊山——在陕西临潼东南。传为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以博褒姒一笑处。秦始皇陵、唐华清官均在附近。 
　　绥定——伊犁九城之一。新疆建省后伊犁府、绥定县治所在此。 
　　绥远——清乾隆初在归化城东北筑绥远城，绥远将军治此。二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民国合并为归绥县。国民党统治时期置绥远省，归绥为绥远省会。解放后，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归绥改为呼和浩特市。 
　　邕州——今广西南宁旧为邕州治所。邕州，唐改南晋州置。治宣化，即今南宁市。元为邕州路，后改南宁路。明清有南宁府。民国废府，以府治为邕宁县。解放后有南宁市、邕宁县。南宁为广西壮族自区首府。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十一画

　　掸国——古国，在今滇缅边境，东汉时有使者来中国。 
　　理番—一今名理县，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中部偏南。清嘉庆时改杂谷直隶厅为理番直隶厅。民国先改理番县，后于1945年改为理县。 
　　琅邪一一春秋齐有琅邪邑，在今山东胶县南琅邪台西北。有越王勾践迁都至此之说。秦在此置琅邪县，并以之为琅邪郡治所。郡境为山东半岛东南部。汉治东武(今诸城)。东汉琅邪国改治开阳(今临沂北)。北魏治即丘(今临沂东南)。隋唐有沂州琅邪郡。从魏晋琅邪国起，琅邪台及秦琅邪郡治均不属琅邪郡(国)。 
　　舂陵——①秦在今湖南宁远东北置舂陵。后废。孙吴复置于今宁远西。隋并入营道县。这一带地方唐宋等代为道州，故昔人有“春陵古之道州也”之语。②公元前45年，改以今湖北枣阳南之地为舂陵。东汉改章陵。隋以枣阳为治所置郡，即以春陵为名。唐为昌州舂陵郡，天宝改郡名为淮安。 
　　梧州——今广西梧州古为苍梧，唐置梧州，以苍梧为治所，始有此名。明清有梧州府。 
　　梅李——一作梅里，即泰伯城，在今江苏无锡东南。传为泰伯所居地。公元前560年诸樊迁吴前，此为吴都。又江苏常熟东北亦有梅李，传为五代吴越梅、李二将戍地，渐成市集，即以为地名。 
　　梓州——隋改新州为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宋分西川路置梓州路，以梓州为治所。徽宗重和时，以梓州为潼川府，梓州路为潼川府路。 
　　梓潼——汉末刘备分广汉郡置梓潼郡，治梓潼(今属四川)。隋废。唐有梓州梓潼郡，即上条所述。旧梓潼县，西魏改名巴西，隋唐时为绵州巴西(先名金山)郡地。 
　　乾州——①今陕西乾县一带，唐末置有乾州。北宋后期废，旋置醴州。自金代起仍名乾州。民国以本州为乾县。②清康熙时曾在湖南置乾州，民国曾改乾县，旋为乾城镇，属吉首县。 
　　乾陵——唐高宗与则天后合葬墓，在陕西乾县梁山。已发掘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诸墓都是乾陵陪葬墓。 
　　鄄城——本春秋卫邑鄄，汉置县名鄄城，在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明并入濮州。 
　　营丘——周封吕尚于齐，建都营丘，后改临淄。见该条。 
　　营州——北魏置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所辖之地均在今辽宁境内。唐末地入契丹，改置营州于广宁(今河北昌黎)，五代后唐时又为契丹所取。 
　　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此系关中与塞北间的交通要冲。北宋又在宁夏同心南筑萧关以御西夏。地在原萧关北偏西二百里左右。 
　　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有萨尔浒山，为努尔哈亦破明军处。努尔哈赤战胜后在山下筑城，名萨尔浒城。 
　　黄——春秋时楚所灭嬴姓国，在今河南潢川西。 
　　黄州——今湖北黄冈，南朝齐为南安县，隋改黄冈县。隋置黄州即以此为治所。明清有黄州府。民国废府。 
　　黄池——在今河南封丘西南，春秋宋地，夫差与中原诸侯会盟处。 
　　黄浦——上海市内黄浦江旧称。本为吴淞江一支港，明初已很宽广。后经疏浚改流东北会吴淞江，代吴淞江为太湖下游入海干流。 
　　黄天荡—一①今南京市东北一段长江，古有黄天荡之名。韩世忠阻击金兀术于此。②今苏州东南隅葑门外也有黄天荡，“黄”一作“皇”。 
　　黄龙城——契丹黄龙府在今吉林农安。宋岳飞“痛饮黄龙”之语，论者或以为岳飞误以燕京为黄龙城。 
　　黄金台——燕昭王招贤所筑，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的北易水南。今北京市、徐水、满城、定兴均有黄金台，乃后人依托。 
　　黄陵冈——在今山东曹县西南废黄河北岸，元明时最为黄河险工所在。 
　　黄鹄(鹤)山——即今武汉市武昌蛇山，传为仙人子安乘黄鹄而过之处。孙吴时在此建黄鹤楼。历代修建。建长江大桥时拆除，迁其塔至高观山。 
　　黄歇浦——上海市内黄浦江别称。楚春申君黄歇与上海无关，黄歇疏凿黄浦事纯系后人误传。 
　　焉耆——西域古焉耆国都，在今新疆焉耆西南。唐在其地置羁縻督府，为安西四镇之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建焉耆府。民国废府。 
　　焉支山——即燕支山、胭脂山，在甘肃永昌西、山丹东南，为山丹河与石羊河的分水岭。 
　　曹——周同姓国，都陶丘(今定陶西南)，后为宋所灭。 
　　曹州——北周改西兖州置，治左城，隋改名济阴，在今曹县西北。隋唐或称曹州，或称济阴郡。金因治所受黄河影响，迁至北面的乘氏，亦称济阴，即今菏泽。自此言曹州即指菏泽。清雍正时为曹州府。民国废府。 
　　曹国——西域古国，在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以北和东北一带。 
　　瓠子河——古瓠子河，从今河南濮阳南分黄河水，先向东南到古巨野泽，干流在泽的西北面向东北流去，注入济水。汉武帝时，河决瓠子，即濮阳方面的河堤决口，大量洪水经瓠子河灌进巨野泽，由泽向东南溢出，通于淮泗。河决在公元前132年，堵塞决口在公元前109年。 
　　盛京——清以留都沈阳为盛京，关外东北地区由盛京管辖，故又为大行政区名称。 
　　盛乐城——北魏祖先所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即西汉定襄郡治。其后又在故城东南两次筑新城，均称盛乐城。 
　　堂邑——①古堂邑在今江苏六合北，先属楚，称棠邑；后入吴，为堂邑。西晋堂邑郡即以堂邑县为治所。东晋安帝时改名秦郡。堂邑县在隋初并入六合县。②隋于今山东聊城西北设堂邑县。其地今分属聊城、冠县。 
　　堂溪——即棠溪，在今河南西平西。战国属韩，以造铁兵器著名当时。 
　　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的恒山，汉、宋避帝讳为常山(汉文帝、宋真宗均名恒)。秦恒山郡，汉亦因而改常山郡(国)，治元氏(今县西北)。西晋常山郡治真定(今正定南，唐始为今正定)。隋为恒州恒山郡。唐有恒(镇)州常山郡。天宝中曾用平山，后又用恒山之名，元和又以穆宗讳仍改常山。 
　　常州——今江苏常州本晋陵郡，隋灭陈，改晋陵郡为常州，始有此名。州治本为晋陵县，唐分出武进，二县同城。明并晋陵入武进，清又增置阳湖，仍为二县。民国合为武进。今有常州市、武进县。 
　　常德——宋孝宗时升鼎州为常德府，治武陵。鼎州武陵此后一直指今湖南常德。明清有常德府。 
　　略阳——晋改广魏郡为略阳郡，治临渭(今甘肃天水县东北)，北魏改治陇城(今泰安东北)。隋废。 
　　野王——今河南沁阳，古名野王。战国韩地，汉置野王县，曹魏野王郡亦以野王为治所。隋改野王县为河内县。 
　　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西北。 
　　鄂州——隋改郢州为鄂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武昌)。从此郢州专指今钟祥，元改鄂州为武昌路． 
　　鄂县——秦鄂县即今湖北鄂城。孙权改为武昌。西晋又分武昌(在鄂城之武昌)置鄂县，隋再并入武昌。 
　　鄂渚——传古时在今武汉市黄鹤山上游三百步有沙洲名鄂渚(渚，小洲)，鄂州因渚而名，遂以为鄂渚。 
　　崖州——史籍所载崖州，均在海南岛，具体位置多变。南朝梁所置，治今儋县西北，在海南岛北面偏西处。隋珠崖郡、唐崖州珠崖郡，治所移至东北部的舍城(今琼山县东南)。宋崖州则以唐振州改置，治宁远(今崖县崖城镇)，在岛的南部。以后明崖州也在此处。民国改崖县。今县治在旧崖县东。参见“朱崖”、“琼州”。 
　　崇——商代有崇国，为周文王所灭，在今河南嵩县北。 
　　悬瓠——在今河南汝南。东晋南北朝时兵争要地。南朝宋移上蔡县治此。隋唐为蔡州治所。 
　　逻些——即逻娑，吐蕃国都，即今西藏拉萨。 
　　铜堤——春秋晋有铜堤，在今山西沁县南，后置县。历代多有，宋移治今沁县。明与沁州合并。 
　　铜瓦厢——在今河南兰考西北黄河东岸，1855年黄河大决处，地已坍入河中。 
　　银州——北周置。唐银州治儒林(今陕西榆林东南)，有今榆林、米脂、佳县之地。以后为党项拓跋氏所有。 
　　符离——秦符离县在今安徽宿县东北，唐移至今宿县北符离集，后期移至今宿县。元初并入宿州。 
　　笠泽——太湖古名，一说非太湖，系今江苏吴江县一小湖。后作吴江县与吴淞江的别称。 
　　斜谷道——褒斜道的一部分，斜咎在今陕西眉县西南，详见“褒斜道”。 
　　猗氏——春秋鲁猗顿经营盐业致富，地在今山西临猗南。 
　　象林——汉日南郡属县，在今越南岘港以南武嘉河之南。东汉末区连起兵建林邑国。后西晋复置，北移寄治卢容(今越南顺化附近)。东晋后为林邑所有。 
　　象郡——秦在岭南所置郡，辖今广西西部、越南北部中部。 
　　商於——商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於在今河南西峡县境，两地一带即商於。 
　　商山——汉初商山四皓所居，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商丘——商族所居，在今河南商丘南。 
　　商州——北周改洛州置，治上洛，即今商县。历代多有，辖境伸缩不定。民国为商县。 
　　章武——西汉黄河人海处，在今河北黄骅西南。北齐废此县。 
　　竟陵——秦汉竟陵县在今湖北潜江西北。西晋分江夏郡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钟祥)。东晋略为更动竟陵县治所在，位今潜江西南。梁末撤销。北周再置竟陵县，在今糊北天门，在旧县的东北面。竟陵郡，隋即郢州，今天门之竟陵县在复州沔阳郡内。唐为复州竟陵郡。五代后晋时，改竟陵县为景陵县。清改天门。 
　　望海蜗——明初筑堡防倭寇地，在今辽宁金县东北。 
　　麻沙镇——在福建建阳西。南宋至明以刻印书籍著名，称为“麻沙本”。 
　　麻六甲——南洋古国，即满刺加，见该条。 
　　康——西藏四部之一。大体即今昌都地区。旧西康省简称康。 
　　康居——西域古国，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 
　　康国——西域古国，在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 
　　鹿耳门——在台湾省台南安平港北，昔为船舶出入之口，后因淤浅而废。 
　　阏与——在今山西和顺。马服君赵奢破秦处。 
　　盖州——唐贞观时置，本为盖牟城，即今辽宁盖县。 
　　清口——①即泗口，见该条。②古汶水入济水之口亦称清口，在今山东梁山东南，从此以下的济水亦称清水． 
　　清州——宋大观间置清州，即今河北青县。明改青县。 
　　清河一一①汉清河郡治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东汉清河国治甘陵(今山东临清东)。历代均置。北齐移治武城(今清河西北)。隋治清河，即今清河。隋唐为贝州清河郡。②南宋末置清河县，在今江苏淮阴西南。后屡因河患迁移。清乾隆时移治清江浦。民国为淮阴县。今为清江市、淮阴县。 
　　清源军——五代南唐所置军号，治泉州(今属福建)，领闽南地区，即留从 
　　效、陈洪进统治地区。陈洪进归宋后废。 
　　鸿沟——战国魏(梁)惠王所开中原运河。从今河南荥阳以北引黄河水，向东流经开封以北(当时的开封离黄河有相当大的距离)，再折而南流到淮阳东南入颍水。颍水南流入淮，济、汴、睢、泗等水都可与鸿沟相通，故以鸿沟为中心，黄淮大平原上水道到处可通。开凿时间约在(或约始于)公元前360年。 
　　涿州——唐大历时分幽州置。民国改涿县。 
　　涿郡——汉涿郡治涿县，即今县。隋有幽州涿郡。唐幽州则为范阳郡。 
　　淮西——①唐方镇，全称为淮南西道，治蔡州(今汝南)，常领申、光、蔡三州。李愬雪夜入蔡州，即平定割据淮西的吴元济。②宋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常简称淮西、淮东。淮西治寿州(今安徽风台)，南宋治庐州(今合肥)；淮东治扬州。 
　　淮安——①今江苏淮安县，汉置射阳县，晋为山阳县，宋改淮安县。元又为山阳。民国为淮安。②南宋后期改楚州置淮安军，治淮安，即今县。后改州。元为路。明清有淮安府。民国废府。⑧隋以显州为淮安郡，唐有唐州淮安郡，均治比阳(今河南泌阳)。 
　　淮阳——今河南淮阳，周为陈国都城宛丘。汉于此置淮阳国，后为淮阳郡。隋唐为陈州淮阳郡。民国改原陈州府治淮宁县为淮阳县。 
　　淮阴——东魏置淮阴郡，辖今清江市及淮阴等县。唐有楚州淮阴郡。东魏时郡治怀恩在今淮阴西南。唐时楚州治所在山阳(今淮安)，淮阴县为其属县。以后亦为淮安府属县，明改名清河县。民国恢复淮阴县原名。 
　　淮南——①汉曾置淮南国，治六安(今安徽六安北)，后迁寿春(今寿县)。魏亦曾置淮南国，后为淮南郡，辖境均在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隋亦以寿州为淮南郡(唐为寿州寿春郡)。②唐有淮南道，治扬州，自今湖北应山、安陆、应城以东，淮以南、江以北，均在境内。中叶以后，置淮南节度使，亦治扬州。⑧宋有淮南路，治扬州。后分为东西二路。西界在今湖北黄陂、河南光山一带。东西二路分界约在今安徽凤阳、和县一带。 
　　渔阳——秦渔阳县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秦、汉、魏、晋、渔阳郡治此。隋末改无终县为渔阳，即今河北蓟县。隋玄州渔阳郡、唐蓟州渔阳郡均治此。唐以后渔阳为蓟州治所。明省入蓟州。 
　　淤口关——见“三关”。 
　　涪州——隋唐都有涪州涪陵郡，并非一地。隋涪州原为合州，治石镜(今合川)。唐涪州治涪陵(今县)，地在隋涪州之东。元省县入州。清涪州不辖县。 
　　涪县——西汉置县，西魏改名巴西，在今四川绵阳东涪江北岸。 
　　涪陵——西汉涪陵县在今彭水，刘备在此置涪陵郡。后废。隋于此置彭水县。其地在隋唐涪陵县东南。隋唐涪陵县即今涪陵。 
　　淡水一台湾岛西北部沪尾为淡水河口，本为港口，因淤浅衰落。从淡水河口循台湾岛西岸而南，今新竹县，雍正时设淡水厅，光绪元年(1875年)改为新竹县。是年，又于沪尾东南的艋舯，设淡水县，为台北府治所。日占时改为台北。 
　　深州——隋深州治安平(今属河北)。唐先天时治陆泽(今深县西)。宋治静安(今深县南)。明移治今县，省静安不设。 
　　淄青——唐宝应元年(762年)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南迁青州(今山东益都)。唐授为淄青节度使。其后淄青常有淄、青、登、莱、齐、棣等州。 
　　密州—一隋改胶州为密州，治所在今诸城。明废。 
　　梁门——在今河北徐水。五代后周置梁门口寨。宋为静戎军(澶渊之盟以前名)、安肃军(盟后改)治所，仍有梁门之称。 
　　梁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曹魏分益州置梁州，辖地除陕南外，并南伸到川、黔各一部。后世多仅有陕南。魏治沔阳(今陕西勉县东)。晋治南郑(今汉中)。唐后期升为兴元府。 
　　梁郡——汉建梁国，治睢阳(今商丘南)。南朝宋为梁郡，治下邑(今安徽砀山)。隋曾以宋州为梁郡，唐为睢阳郡。 
　　梁溪——江苏无锡有梁溪，发源惠山，流入太湖，传东汉梁鸿曾居其旁。今以梁溪为无锡的别称。 
　　隋一一周时的姬姓国，在今湖北隋县。春秋后期为楚附庸。 
　　隆兴——宋孝宗升洪州为隆兴府，治今南昌。参见“洪州”。 
　　隆中山——在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西。东汉末诸葛亮隐此。或传隆中在今河南南阳。南阳汉时为宛，汉末在曹操手中，诸葛亮若在南阳，决非刘备所能罗致。 
　　维州——唐维州在今四川理番县。州治薛城在今县东北。入吐蕃为无忧城。宋为威州。 
　　维扬——《尚书&#183;禹贡》有“淮海惟扬州”之语，“惟”通“维”，遂以维扬为扬州别称。明初曾称扬州府为维扬府，后改。 
　　绵山——传晋介之推隐绵山，自焚而死，在今山西介休东南，亦称介休山、介山。 
　　绵州一隋置，治巴西(今四川绵阳东)。元废巴西县入本州。清绵州辖有绵竹、德阳、梓潼等县。民国废，以州为绵阳县。 
　　绿林山——新莽末绿林军起义处，在今湖北当阳东北。近人又有为大洪山之说。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十二十三画

　　琼州——明清琼州府包括海南岛全部，治琼山(今海口市)。明以前建置甚复杂。汉有珠崖、儋耳二郡，均在岛之北部，旋撤销。吴置珠崖于徐闻，对海南岛不过遥控而已。晋并珠崖而省。南朝梁在海南恢复珠崖郡。隋置珠崖(东部)、儋耳(西部)、临振(南部)三郡。唐始从崖州分出琼州，领今海口市、琼山等地。又设儋州(隋儋耳)、振州(隋临振)、万安州(东南部、从崖州分出)。宋置琼州(大体包括唐琼州、崖州)、昌化军(相当儋州)、朱崖军(相当振州)、万安军。元于琼州置乾宁安抚司，另设南宁军(今儋县西北)、吉阳军(相当宋朱崖军)、万安军(名仍旧而地减)。明始以全岛为琼州府。 
　　琴川——江苏常熟的别称。以旧有七港注运河(一作五浦注海)，状似琴弦而名。 
　　博州——隋唐宋金博州均治聊城，惟隋唐在今县东北，五代后晋在今县东，宋始在今县。元改名东昌。 
　　博陵——东汉博陵在今河北蠡县南，又置博陵郡，即治此县。建安末度博陵郡，曹魏改博陵县为博陆县。西晋置博陵国，治安平(今属河北)。北魏为博陵郡。隋唐有定州博陵郡，并非晋博陵旧地(旧地在瀛州、深州境)。 
　　博望——汉至南朝宋有博望县，在今河南方城西南。 
　　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东南。 
　　棣州一—隋置。地在黄河下游出海之处。初置时在阳信(今山东阳信南)，唐迁厌次(今惠民东南)。宋治今惠民。 
　　韩州——辽金韩州在今辽宁昌图，治所在今县北。 
　　朝歌一一商别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 
　　散关——即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 
　　彭城——指今江苏徐州。传尧封彭祖于此，为大彭氏国。秦置彭城县。西汉后期一度以楚国为彭城郡。东汉建彭城国。以后或为彭城郡，或为徐州，均治彭城。彭城县于元初撤销，并入州治。 
　　彭蠡一—指今鄱阳湖。 
　　彭郎矶——江西彭泽县西北沿江有一石矶，名彭郎矶，与江中小孤山相对。 
　　蒋山——即南京钟山，因汉末秣陵尉蒋子文葬此得名。 
　　蒋州——隋文帝在今南京置蒋州，炀帝改丹阳郡。 
　　葭萌——古蜀王弟葭萌为苴侯，秦用人名为地名，置县于今四川广元西南。蜀汉改为汉寿。 
　　葵丘——齐桓公会诸侯处，宋地，在今河南兰考县境。 
　　粟末水——古粟末水即今吉林第二松花江。 
　　惠州——宋改祯州为惠州，治归善(今广东惠阳东)。明清有惠州府。民国废府，府治为惠阳县。今有惠州市、惠阳县。 
　　越州——隋炀帝时改吴州为越州，治会稽(今绍兴)。参见“绍兴”。 
　　雄州——周世宗取契丹瓦桥关置。明改雄县。 
　　雁门关——今雁门关在代县西北，系明代所置。古雁门关在关西雁门山上，又称西径关。元废。 
　　辋川——唐诗人王维有别业在辋川。即辋谷水，在今陕西蓝田南。 
　　雅州——隋雅州以严道(今四川雅安)为治所。清雍正时设雅州府。民国废府。 
　　雅克萨——在今黑龙江呼玛县西北漠河东黑龙江北岸。 
　　紫荆山一—在广西桂平北，金田村即在山前。 
　　景德镇——本名昌南镇，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因烧瓷作贡品闻名，乃改称景德镇。本属浮梁县，解放后分出置景德镇市。 
　　鼎州——宋真宗时改朗州为鼎州，参见“常德”。 
　　黑水都督府——唐在黑水靺鞨地置，辖黑龙江中下游流域。治所今为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犍为——汉犍为郡初置时治所在今贵州遵义西，后迁今四川宜宾西南、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辖地有今川南及滇黔各一部。南朝梁废。隋有戎州键为郡。 
　　犍陀罗——古国名，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阿富汗东部。犍陀罗佛教艺术，吸收古希腊的影响，自具特色。 
　　筑——今贵州贵阳简称“筑”。明有贵筑司、贵筑乡，清为贵筑县(清贵筑与新贵二县同处府治，旋省新贵。民国以府治为县。贵筑后移息烽城，即今息烽)。 
　　皖——安徽天柱山即皖山，安徽因而简称为皖。 
　　集庆——1329年，元改建康路为集庆路。1356年朱元璋取集庆，改为应天府。 
　　街亭——在今甘肃庄浪东南。马谡失街亭即此。他处颇多假托，不可信。 
　　循州——隋循州(龙化郡)治归善(今广东惠州东)。南汉移于今龙川，以惠州为祯州，循州所辖仅循江(东江)上游之地。明废。 
　　舒县——古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南朝梁废。 
　　殽函——殽山和函谷关的合称，在今潼关至新安县间。 
　　颍川——秦灭韩，以所得韩地置颍川郡，在今河南中部，治阳翟(今禹县)。东魏迁治颍阴(后为长社，即今许昌)。隋唐为许州颍川郡。 
　　颍州——北魏始置。唐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宋政和中为顺昌府。金为颍州。清雍正时为颍州府。民国废府。 
　　颍昌——宋元丰中升许州为颍昌府，治长社(今河南许昌)。 
　　鲁阳——汉以旧楚邑鲁阳为县，在今河南鲁山。北魏改为山北县，旋置鲁阳郡，以山北为治所。隋废。 
　　鲁郡——汉改薛郡为鲁国，治鲁县(秦以曲阜为鲁县)。晋为鲁郡。北齐为任城郡。又隋有鲁州鲁郡，唐有兖州鲁郡，虽辖有曲阜(隋改鲁县为汶阳，继又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 
　　普洱一一清雍正时在云南置普洱府，治宁洱(今普洱)，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亦在府境。民国废府。 
　　善化——宋元符时置善化县，与长沙同城。民国始合并。 
　　善阐——南诏所筑，在今昆明旧城南关外。 
　　道州——唐改南营州为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 
　　遂城——隋改新昌为遂城，在今河北徐水西。北宋为威勇军，澶渊之盟后改为广信军。金为遂州治所。元省。 
　　湘州——晋湘州治临湘(今长沙)，除湖南湘、资二水流域外，兼有粤桂及湖北各一部。隋改潭州时，仅有今湖南中部。 
　　湖广——元置湖广行省，辖今湖北东南部、湖南、广西全部，广东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及贵州大部。治武昌路。明仍称湖广，辖区大体为今湘鄂二省清遂分湖南、湖北二省。清湖广总督正式名称为湖北湖南总督。 
　　湖州——今浙江湖州，隋文帝始置。参见“吴兴”。 
　　湖南一—唐后期所置方镇，先治衡州(今衡阳)，继治潭州(今长沙)。宋时荆湖南路简称湖南，北路简称湖北。 
　　渤海一一靺鞨粟末部为主体所建，先称振国(震国)。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渤海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公元926年，为契丹所灭。 
　　温州—一今浙江温州，唐高宗时分括州始置，以温峤岭得名。 
　　渭州——北魏置，治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北)。唐时曾属吐蕃，收复后复置，治平凉(今属甘肃)。参见“平凉”。 
　　渭桥——汉唐时长安附近有渭桥。①中渭桥，在秦咸阳正南，即今咸阳东二十里处。唐向东移十里。②东渭桥在今西安东北灞水、沪水与渭水会合处东侧。⑧西渭桥在今咸阳南，唐称咸阳桥。诸桥都屡建屡废。唐末后毁。 
　　滑台——东晋南北朝兵争要地之一，即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城。 
　　滑州——隋置，治白马，即古滑台城。明初撤销白马县，又改州为县。今县治在旧治西，原为道口镇。 
　　湟中——指今青海省湟水两岸，汉为羌族等族聚居处。 
　　渝州——隋初改楚州为渝州，治巴县，即今重庆。后遂以渝为重庆的简称。 
　　湓口城——即湓城。西汉初灌婴筑，以在湓水(今龙开河)入江处得名。隋为寻阳，唐改“寻”为“浔”，即今江西九江。 
　　搂中——古指今湖南搂水流域。 
　　滁州——隋改南谯州为滁州，治所新昌，后改清流，即今安徽滁县。 
　　富平——①秦汉富平县在今宁夏吴忠西南。汉末废。②今关中有富平县，曹魏始置。县治屡迁，均不离本县范围。唐宋时在今县北。金废。元复置，在今县。南宋初宋金有富平之战。 
　　富春——今浙江富阳。秦置县名富春，晋太元中改富阳。五代吴越为富舂。宋复为富阳。 
　　傲——商代曾为都城，在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 
　　疏勒——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喀什市。唐在此置都督府，又为军镇，为安西四镇之一。 
　　婺州——隋置婺州，治金华。朱元璋改宁越府，不久改金华府。 
　　登州——唐武则天时置，治牟平(今属山东)，神龙年间迁蓬莱。明清登州府亦治蓬莱。民国废府。 
　　缑氏一—春秋周地，秦置县，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唐移治今缑氏镇。宋熙宁时废。 
　　彘——西周国人起义时，厉王避难处，在今山西霍县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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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州一一宋理宗时改筠州为瑞州，治高安(今属江西)。元为路。明清为瑞州府。民国废府。 
　　槐里——后秦姚兴称帝处。汉改废丘县置，在今陕西兴平东南。 
　　榆关——即渝关、山海关。隋开皇三年(583年)筑。明洪武初徐达修复改建。 
　　榆林——隋唐榆林郡治榆林县，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榆林郡，隋唐时即胜州。五代后废。今陕西榆林，明本为榆林堡。明成化七年(1471年)移延绥镇治此，延绥后称榆林，遂为重镇。清雍正置榆林府。民国废府。世传有榆林为沙患三次迁城之说，实无其事。 
　　楼烦——①古部落楼烦，春秋末居今山西宁武，岢岚等地。战国赵武灵王攻占今宁武附近后，建楼烦县。西晋末废。②隋置楼烦郡，治静乐(今属山西)。唐为岚州楼烦郡。 
　　鄢、鄢陵——鄢本坛姓古国，春秋初年为郑武公所灭，改称鄢陵，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幕府山——在今南京北，东晋南朝时为建康门户。 
　　蓟——先秦燕国国都，在今北京城西南隅。 
　　蓟县一—古蓟县在今北京城西南隅，秦置，辽改为析津。今天津市蓟县本为蓟州治所，名渔阳，明省入本州。民国改为蓟县。 
　　蓟州——唐开元时置，治所见“蓟县”条。蓟州在明为九边之一，辖地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总兵官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 
　　蓬州——北周置，治安固(今四川营山东北)。唐治大寅(今仪陇南)。元移相如(今蓬安)。 
　　蒲子——汉蒲子县在今山西隰县。刘渊曾以为都城。 
　　蒲州——北周改泰州置，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唐升河中府。明仍为蒲州。清雍正时为蒲州府。民国废府。 
　　蒲坂——秦置县。曹魏至北周为河东郡治所，隋大业中并入河东县。 
　　蒲姑——即毫姑、薄姑，古国，在今山东博兴东南。被周公所灭。周封吕尚于此。 
　　蒲类——西域古国，在今新疆东部巴里坤湖附近。曾属姑师，汉破姑师，置车师前后国、蒲类前后国等。东汉时仅存蒲类前国。以后为鲜卑、突厥属地。 
　　蒲类海——汉代人称巴里坤湖为蒲类海。唐称婆悉海。 
　　蒲昌海一—今罗布泊的古称，又称盐泽。 
　　蒙舍城——公元649年蒙舍诏的细奴逻建大蒙政权，建都此处，在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楚州——隋曾置，治所先在今淮阴西南，后移山阳(今江苏淮安)。后废。唐再置楚州，仍治山阳。南宋后期改淮安军。 
　　碎叶——今中亚楚河，古有碎叶水、素叶水、吹河等名。碎叶城在水畔，今地在吉尔吉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唐在此设军镇，为安西四镇之一。 
　　雷池——东晋庾亮疑温峤，命“无过雷池一步”。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东南，从黄梅、宿松流来的雪水，在此积而成池。 
　　零阳一今湖南慈利，汉初置县名零阳。隋改零陵，再改慈利。 
　　零陵——①传舜南巡而死，葬于九疑，是为零陵，在今湖南宁远东南。②秦在今广西全州西南置零陵县。汉武帝置零陵郡，以零陵县为治所，辖今湘南桂北。东汉移治泉陵，即今湖南零陵。隋唐有永州零陵郡。 
　　零丁洋——即伶仃洋，在广东珠江口外。文天祥被俘后过此，有《过零丁洋》诗。 
　　肆州——北魏置。北周时治广武(今代县)。隋改为代州。 
　　督亢——荆轲入秦，以献督亢地图为名。其地在今河北涿县东，中有陂泽，周围五十余里。 
　　鉴湖——在绍兴西南。旧时因以此为绍兴的别称。 
　　睦州——隋置，治雉山(今浙江淳安西南)，唐治建德(今县)。宋宣和时，于镇压方腊起义后，改为严州。 
　　睢州——今河南睢县，民国以前为睢州，金始置。 
　　睢阳——秦置睢阳县，隋、唐、宋为宋城，金恢复原名。明废入归德州。在今河南商丘南。自汉梁国、南朝梁郡至宋金应天府，归德府，均治睢阳。唐天宝以宋州为睢阳郡，安史乱时，张巡、许远守睢阳，即此地。 
　　蜀郡——秦蜀郡北至今松潘，西至今天全、荥经西，南面包括今宜宾，东面则今南充已在巴郡境。汉蜀郡的东界更西，郡治成都处于本郡东边。以后在今四川省之地分郡益多，蜀郡辖境更加缩小。隋唐益州蜀郡仅辖成都平原各县。 
　　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治，在雉河入涡水之口。 
　　锡山——在今无锡西郊，仅一小丘，传周秦时产锡。 
　　锦州——清改广宁府置，治锦县，即今锦州市。民国废州，州治仍为锦县。1937年由锦县析置锦州市。 
　　锦城——即锦官城，在成都南，蜀汉管理织锦的官吏的衙署所在。锦江流经此地，这一带号为锦里。后入遂将锦城、锦官城、锦里作为成都的别称。 
　　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北，传诸葛亮曾在此筹划军事。 
　　筠州——唐置筠州，治高安(今属江西)。南宋避理宗讳，改瑞州。 
　　简州——隋置简州，在今四川简阳地。原治所在今县西北，明迁今县。 
　　腾冲——今云南腾冲，南诏时先名软化府，后改腾冲府。元腾冲麻。明为州。清为厅。民国改县。 
　　解州——五代后汉置，治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州)。民国以州为县。1954年，解县与虞乡并为解虞。1958年，解虞与安邑合并为运城。以后又将原虞乡部分划归永济县。 
　　解梁——春秋晋有解梁，在今山西临猗西南。 
　　新丰——汉置新丰县，高帝仿丰邑而作，以慰其父思乡之情，在今陕西临潼东北。 
　　新安——①今安徽歙县一带，晋为新安郡，详见“歙州”。②今河北安新县，元分容城置新安，清道光时废入安州。明万历时分东莞县置，即今广东宝安。 
　　新阳——清雍正时分江苏昆山县置，与昆山同城。民国仍合。 
　　新城——曹魏得蜀孟达所献地，以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置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其后三郡仍分，房陵为新城，西城为魏兴，上庸仍旧名。 
　　新亭——孙吴时建造，在今南京南。 
　　新息——春秋息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汉于今县地置县，故名新息，元初废入息州。 
　　新野一一古新野县即今县，西晋末置新野郡，治新野，北周时废。 
　　新蔡一一即今河南新蔡。蔡国自蔡迁此，故名。晋新蔡郡即治新蔡。北齐改广宁郡。 
　　新秦中一一指蒙恬击匈奴所得河套地。 
　　雍丘——春秋属宋，战国属魏，秦置县，在今河南杞县。 
　　雍州一一《禹贡》九州之一。东汉末始置。曹魏时辖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及宁夏、青海各一部。唐时仅有关中的一部。开元时升京兆府。东晋南朝时雍州以襄阳为中心，有今湖北北部与河南的一小部。 
　　雍县一一秦秋秦国故都，后为县。在今凤翔南。唐肃宗时改凤翔。 
　　廓州——北周以吐谷浑浇河城(今青海贵德南)置，唐治化隆(今化隆西)宋曾置，后废。 
　　廉州——唐改越州置，治合浦。明清有廉州府。民国废府。 
　　滦州——契丹分平州地置，治义丰，即今河北滦县。 
　　滦阳——今承德在滦河之北，因以滦阳为别称。金曾置滦阳县，在今河北迁西西北，明废。 
　　滨州一一今山东滨县，自五代后周至清为滨州。清中叶滨州已不辖县。 
　　满刺加——国名。14—16世纪立国于今马六甲州。郑和曾至其国。十六世纪初葡萄牙殖民势力侵入后衰亡。 
　　真颜山——匈奴真颜山约为今杭爱山南面一支。 
　　福宁——元分福州置福宁州。明为县。清雍正时设府。治霞浦。今为霞浦县。 
　　福州——本闽州，唐开元中改。别称榕城。 
　　福建——今福建省，秦为闽中郡，汉属扬州，唐属江南东道。宋置福建路。元先置行中书省，后改属江浙行省。明复为行省。 
　　福陵——亦称东陵。清太祖墓，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上。

古今社会生活 古今地名对照表 十四画以上
　　静宁——今甘肃静宁，元以前为德顺。 
　　赫图阿拉——在今辽宁新宾西老城。 
　　酸枣一—秦酸枣县在今河南延津西南。隋移至今延津，北宋末改名。 
　　斡难河——黑龙江上源之一，发源于肯特山，流入原苏联境为鄂嫩河，下游为石勒喀河。 
　　嘉州——北周置，治平羌(今四川乐山)。隋大业初改眉州。唐既有眉州，也有嘉州。嘉州有今乐山、峨眉等地。南宋庆元时升嘉定府。 
　　嘉兴——南宋庆元中升秀州为嘉兴府。明清都有嘉兴府。孙吴时有嘉禾生此，宋以“嘉禾”为郡额，故别称嘉禾。 
　　嘉定—一①指南宋所升的嘉定府，在四川。今尚称乐山为嘉定。②今上海市嘉定，南宋嘉定千年(1217年)置县，故名。 
　　嘉峪关——在甘肃嘉峪关市西，明洪武五年(1372年)置关。 
　　蔡——蔡在春秋时先从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迁新蔡(今属河南)，再迁州来(今安徽风台)，为下蔡。 
　　蔡州——隋改溱州置，治所隋名上蔡，唐名汝阴，即今河南汝南。北朝也曾置蔡州，治蔡阳，在今湖北枣阳西南。 
　　磁州——隋置慈州，唐改磁州，治滏阳，今为河北磁县。 
　　熙河——宋熙宁时置，治熙州(今甘肃临洮)，辖熙、河、洮、岷等州。 
　　鄱阳——秦于今江西波阳东置鄱阳县。孙权移今波阳。又置鄱阳郡，治鄱阳。隋唐为饶州鄱阳郡。 
　　雒邑——周公筑雏邑二城，详名城“洛阳”专条。 
　　雒县——汉雒县在今四川广元北。后移今广元。元省入汉州。 
　　端州——今广东肇庆一带，古为端州，隋置，治高要(今肇庆)，境内有端溪，产砚名端砚。宋徽宗时升为肇庆府。 
　　韶州——隋置，治曲江，本在今韶关北，南汉移今韶关。明清有韶州府。民国度府。 
　　彰德——金改相州为彰德府，治安阳(今属河南)。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精奇里江——精奇里，满语为“黄”。本我国内河。《瑷珲条约》签订后，遂为俄有。 
　　鄯州——从北魏至唐，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后属吐蕃。北宋元符再置，治青唐城。后改为西宁州，即今西宁。 
　　潢水——西拉木伦河古名。 
　　漳州——今福建漳州，唐则天后时分泉州置，初治漳浦<今云霄，后移今漳浦)，后移龙溪。明清有漳州府。民国度府后，以府治为龙溪县。解放后分龙溪置漳州市，其余部分今属龙海县。 
　　漳南——窦建德起义之地，在今河北故城东北。 
　　谯县——秦置县，在今安徽亳县。明废入毫州。 
　　谯郡——汉建安末置，治谯县。隋唐为毫州谯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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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海——唐方镇沧景的军号，后改义昌军。治沧州<今沧州东南)，常领沧、景、德、棣等州。 
　　醉翁亭——宋僧智仙建，在安徽滁县琅琊山麓。 
　　蕲水、蕲春——今湖北有浠水、蕲春二县，都在长江北岸。浠水，唐天宝时改兰溪县置蕲水县，1938年始改浠水，南朝本有蕲水县，在今浠水东，唐初已并入蕲春。古蕲春，汉末置，在今蕲春蕲州镇西北，常为蕲州(北周始置)治所。南宋移县治于今蕲州镇。民国废州，州治为蕲春县。 
　　高嗷一一东晋南北朝时军事重地，与滑台、洛阳、虎牢号为北魏河南四镇，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唐天宝毁于河水。 
　　震泽——太湖古称。 
　　播州——唐置，治今贵州遵义，后废。北宋曾置，治今桐梓西南，又废。理宗嘉熙时置土司播州安抚司，治今遵义。元为宣抚司。明为宣慰司。1600年，土司杨应龙败死。次年，明置遵义府。杨氏在896年已入居播州，传29代。 
　　墨山一一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库尔勒县东库鲁克山区。 
　　墨尔根——清康熙时所筑城。今为黑龙江嫩江县。 
　　镇戎一一宋镇戎军在今宁夏固原。 
　　镇州——即恒州。唐元和间改名。后晋仍称恒州。汉又改镇州。宋庆历间升真定府。 
　　镇江——宋政和间升润州为镇江府。 
　　镇南关——今友谊关旧名，设于明初。 
　　镐一一丰、镐并为西周都城，见“丰”。 
　　稷下一一战国时的学术活动中心，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稷门以在稷山下得名。 
　　黎阳——古为重镇。西汉置县，在今河南浚县东。县南有黎阳津(即今浚县东南)，位于古黄河北岸，对岸为白马津。这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隋于此置黎阳仓(今浚县西南)。 
　　德化——五代南唐改浔阳县为德化县(今江西九江)。民国初年改为九江。 
　　德安一—北宋宣和时升安州为德安府，治安陆(今属湖北)。民国废府。 
　　德胜城——即德胜寨。五代晋王李存助在德胜渡黄河两岸各筑一城。北城即今河南濮阳。参见“澶州”。 
　　虢——周姬姓国；有三。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为郑所灭。西虢在今陕西宝鸡市东，为秦所灭。北虢在今三门峡和山西平陆等地，为晋所并， 虢州——隋、唐、宋时有虢州，治所先在今河南卢氏，唐移今灵宝。元并入陕州。 
　　滕——西周姬姓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后亡于宋。 
　　褒斜道——秦岭太白山发源的褒水向南流入汉水，斜水向北流入渭水，褒斜道就是利用两河河谷作通道的道路。参见“斜谷道”。 
　　遵义一一今贵州遵义，汉置蹩县，后废。唐置恭水县，改罗蒙，再改为遵义。宋曾置遵义军。明平杨应龙后，改播州为遵义府。民国废府。 
　　潮州——隋分循州置，治海阳(今潮安)，明清为潮州府。 
　　潭州——隋改湘州为潭州，治长沙。元为天临路。明改长沙府。 
　　潼川——宋重和时以梓州为潼川府(今三台)。又改梓州路为潼 
　　川府路，辖地在今四川中部。元废路存府。明改为潼川州，清雍正时又为府，民国废府。 
　　潼关——古桃林塞，东汉末设关。 
　　豫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豫东、皖北。东汉治谯(今安徽亳县)。魏晋南北朝都有豫州，辖区治所常有改变。隋 曾以洛州为豫州。今河南省古为豫州地，故简称为豫。 
　　豫章——汉豫章郡治南昌，辖境大致同今江西省。后世所辖渐缩为南昌附近一带。又隋改南昌县为豫章县。唐后期改钟陵县，又改为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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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槜李——即醉李，春秋时地名，在今浙江嘉兴西南。 
　　翰海——霍去病击匈奴，登临翰海而还。翰海，或云当是今呼伦湖、贝尔湖；或云系山，当即今杭爱山。《北史》所云瀚海，所指非一，或即上述翰海，或系今贝加尔湖。唐指蒙古高原大漠以北直至准噶尔盆地的地区。元指今阿尔泰山。明指戈壁沙漠，现代沿用。 
　　薛——任姓古国。先居薛(今山东滕县南)，春秋时居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后为齐邑。 
　　薛———秦有薛郡，治鲁县(今曲阜)。西汉为鲁国。 
　　薄骨律——北魏军镇，在今宁夏灵武西北。后改灵州。 
　　燕——古有两燕国，一为周同姓(姬)国，都蓟(今北京城西南隅)，战国时又以武阳(今河北易县南)为下都。另一为姑姓国，在今河南延律东北，后人称南燕。 
　　燕山——宋宣和时赎得燕京，置燕山府及燕山府路。旋为金所得，恢复燕山府原名析津府，改路名为燕京路。 
　　燕京——北京为燕国故都，故有此称。辽南京一称燕京。金初以为路名(见“燕山”)。忽必烈初年亦称燕京。 
　　燕然——指今杭爱山。唐有燕然都护府，治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辖河套以北广大地区。 
　　燕云十六州——详见“幽云十六州”。 
　　冀州——①《禹贡》九州之一。②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冀中、冀南及鲁、豫各一小部。东汉先治高邑(今河北柏乡北)，后治邺(今临漳西南)。历代均置，治所辖区多变。清冀州辖今冀县等数县地。民国废州，以治所为冀县。 
　　黔中——战国楚置黔中郡。秦时治临沅(今湖南常德)，辖今湖南西部及毗连的鄂、川、黔各一部。西汉改为武陵郡。唐曾以黔州为黔中郡。又唐分江南道置黔中道，治黔州(治今四川彭水)，辖地比秦黔中郡，东境减今湖南方面部分地区，西则包有今贵州大部。后世遂以黔为贵州的别称。 
　　黔州一北周改奉州为黔州，南宋升绍庆府。 
　　穆陵关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岘山上。409年，刘裕攻南燕，越大岘后自料必克。大岘属沂山山脉。 
　　衡山——①即今南岳衡山，又今安徽天柱山(霍山)，古时亦名衡山。②秦汉有衡山郡，汉或为国，辖今江淮之间皖西及毗连之豫鄂各一小部，衡山(霍山)在此郡内。汉武帝时改六安国，辖地仅今安徽六安、安丰等数县地，天柱山已不在辖区之中。隋唐衡山郡即衡州。 
　　衡州——隋平陈，置衡州，治衡阳(今市)。大业改州为郡，为衡山郡。唐武德废郡设州，又为衡州。天宝改州为郡，改衡阳郡。至德再改衡州。明清有衡州府。民国废府。 
　　歙州——今新安江流域的歙、黟一带，孙吴始分丹阳郡置新都郡。晋改新安郡。隋为歙州，先治休宁(今安徽休宁东万安)，后移歙县。大业复为新安郡。唐仍为歙州新安郡。宋宣和间改徽州。 
　　潞州——北周置。唐时治上党(今山西长治)，辖今晋东南。明嘉靖时为潞安府。民国废府。 
　　澧州—一隋置，治澧阳(今湖南澧县)。民国废州。 
　　澶州——唐置，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因澶渊(今濮阳西，古有湖名澶渊)得名。五代后晋移濮阳(今濮阳南)。宋熙宁移今濮阳(见“德胜城”)。后升开德府。金仍为澶州，旋改开州。宋有黄河浮桥，以通濮阳南北二城。寇准、高琼催宋真宗过桥入北城，即此地。 
　　濂溪——宋周敦颐号为“濂溪先生”。濂溪有二，一为原名，在湖南道县一带，为周氏世居之地。一在庐山莲花峰下一带，因周敦颐居此得名。 
　　避暑山庄——在承德市区东北。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间。为清朝皇帝避暑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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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壕镜一一澳门的旧称。 
　　檀州——隋分幽州置。唐治密云。石晋割给契丹。明改密云县。 
　　轩辕——河南偃师东南有山名轩辕，山路迂回曲折，号为绝险。东汉末筑关。 
　　豳州一一“豳”同“邡”，在今陕西彬县东北，周公刘迁居此地。西魏在这一带置豳州。隋治新平，即今彬县。唐改“豳”为“分”。 
　　魏——周姬姓国魏在今山西芮城北。晋献公灭魏，封给毕万。毕万遂为晋魏氏始祖。其子孙世为晋卿，后建魏国。 
　　魏州——北周置。治所贵乡在今河北大名东北，辖境跨今冀、鲁、豫三省之界。隋为魏州武阳郡，唐为魏州魏郡。五代后唐升为兴唐府。 
　　魏郡——汉置，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辖境跨今冀、鲁、豫三省之界。北周末迁安阳。隋为相州魏郡。至唐，为相州邺郡(此邺即安阳，非北周末年以前之邺)，而魏郡之名，则移给魏州。 
　　魏博——唐河朔三镇之一，治魏州，常领有魏、博、贝、卫、澶、相等州。 
　　徽州——宋宣和间改歙州置。元为路。明清为府。民国废府。参见“歙州”。 
　　襄平——秦置襄平县，在今辽宁辽阳。东晋时地入高句丽。 
　　襄州——北魏所置在今河南方城；舞阳、叶县一带。西魏改雍州为襄州，即襄阳一带。 
　　襄阳——东汉置襄阳郡。隋唐为襄州襄阳郡。宋为襄阳府。元改路。明清仍为府。民国废府。 
　　襄国一—项羽置襄国县，在今河北邢台西南。隋改龙冈。 
　　濡须——孙权在濡须口筑城。濡须，水名，从巢湖经今无为东南流入长江。 
　　濮阳——濮阳古为帝丘；春秋卫数迁至此。地在今濮阳西南，古黄河南岸。汉魏为东郡治所。晋建濮阳国，改濮阳郡，均治古濮阳。北魏移濮阳郡治所于鄄城(今山东鄄城北)。隋唐濮州濮阳郡治所均在鄄城。五代梁晋夹河苦战，晋王李存助建德胜二城。其后德胜北城为濮阳，就在黄河边上。这一带是河道变动频繁之处，宋金之际，黄河主流南趋，濮阳便远离黄河。 
　　濠州一一隋置，治钟离(今安徽风阳东)。明初为临濠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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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瀛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间(隋置)。宋升河间府。 
　　霸上——即灞上，在今西安市东，因在霸水西高原上得名． 
　　霸州——后周以益津关及分莫、瀛二州地置，在今河北霸县及附近一带。 
　　赣州——今江西赣州本名虔州，宋绍兴间改。 
　　夔州——唐改信州为夔州，治奉节。宋又有夔州路，治夔州，辖今川鄂黔各一部。元废宋夔州路，而以夔州为夔州路(相当于府)。明清为府。民国废府。 
　　懿州——辽懿州治所在今辽宁阜新东北。明废。 
　　麟州——唐置，治新秦(今陕西神木北)。末移吴儿堡(今绥德西北)。金废。 
　　衢州——今浙江衢州，唐置，治信安，即今衢县。元为路。明清为衢州府。民国废府。
　
古今社会生活 清代严密的贞节审核制度探秘
　　中国历史上不缺少贞节女人，历朝历代政府对贞节女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彰。甚至专门成立一些类似于“全节堂”、“保节堂”的机构，大肆提倡贞节，收容安置贞女、节妇。在此基础上，有人苦心孤诣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励、管理、规范贞节“行业”的理论和方法。到了清朝，对贞女的表彰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皇帝亲自从国库拨钱为贞女立牌坊。
　　雍正皇帝还制定了另一条法规，要求寡妇们守节及妻子对丈夫忠贞。皇帝说：国泰民安尤其取决于妇女们的忠贞。她们应该恪守妇道，履行她们的义务。一个年轻的妇女失去了丈夫，如果她能守寡，不再嫁人，在她去世前至少守寡二十年；或者一个妇女为了保持贞操，受到逼迫不屈而死，朕令她的家人不管在如何条件下，都要报告地方官。地方官核实事实后，再奏报朕知道，朕将下旨，从皇家财库里提取必需的银两，在她的家乡为她树碑立传。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自赏赐，自然是马虎不得。因此，清代对贞节的旌表，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关于旌表的手续和方法，《道光礼部则例》规定：
　　直省孝子顺孙义夫节孝贞烈妇女，应旌表者，由该督抚同学政具题，由礼部复议题准后，令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并设位于祠中，地方春秋致祭。
　　从这项规定中，可以对清代旌表贞节的手续和方法有所了解。
　　一般地，首先由各地都督巡抚会同学政具题请旌，也就是将旌表对象具体事迹汇总，并提出初步意见如归属种类、旌表等第等，上报礼部；礼部核实情况，证明无误以后，即议定旌表的方法，在地方申报文件上题准；最后，由各相关部门实施旌表。政府给予旌表对象的待遇则是给建坊银，建立牌坊。
　　一个贞节牌坊的建立要经过这么多繁杂的手续，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可见，旌表贞节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古今社会生活 转 - 古时人们之间的称呼
　　唐： 
　　皇帝自称：“朕“。另外，有时候也用“我”或者“吾” 
　　别人称呼皇帝：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圣人”，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则亲近者俱呼其为“三郎” 
　　皇后自称：皇太后下制令时，自称“予”，在便殿见群臣时，则称“吾”，很多时候也用“我” 
　　后妃自称：在正式场合用“妾某氏等”，（注意，并不是臣妾）平时则用“我”或者“吾” 
　　公主自称：对皇帝，她也是称“吾”或者“我” 
　　皇帝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或者称呼其排行，如九郎之类 
　　皇太子自称：平时还是多用“我”或者“吾”，另外对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时可用“儿臣”，对下人可用“小王”。 
　　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诸王则被称呼为“王爷” 
　　普通人： 
　　戏文之中，夫妻之间，多有“相公”和“娘子”之类，事实上，这在唐宋两朝，是非常大的错误！ 
　　基本上，男子和女子打招呼，不管是否相识，一律可以称为“娘子”，年轻一点的可以称呼为“小娘子”。这里“娘子”并非老婆含义，各位可以大胆使用。 
　　“相公”一词，严禁随便使用！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称为“相公”。 
　　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郎”或“郎君”，称呼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郎”呼之；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 
　　宋 
　　皇帝自称：“朕“。另外，有时候也用“我”或者“吾” 
　　别人称呼皇帝：宋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官家”。 
　　皇后自称：皇太后下制令时，自称“予”，在便殿见群臣时，则称“吾”，很多时候也用“我” 
　　后妃自称：在正式场合用“妾某氏等”，或者“臣妾”，平时则用“我”或者“吾” 
　　皇帝对太后、皇后和妃嫔的称呼：皇帝称呼太后(母后)为“娘娘”，皇帝称呼皇后为“圣人”（这个要和唐朝的“圣人”区分），皇帝称呼妃子为“娘子” 
　　公主自称：对皇帝，她也是称“吾”或者“我” 
　　皇帝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字，加上什么儿之类：如桓儿，构儿等。 
　　皇帝对公主的称呼：亲昵一点可叫小名，平时可叫她的名字，或者称呼其封号。 
　　皇太子与诸王子自称：平时还是多用“我”或者“吾”，另外对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时可用“儿臣”，对下人可用“小王”。 
　　诸王则被称呼为“王爷”。皇帝对自己的兄弟的称呼一般是按排行来叫，如“大哥”、“九哥”之类。皇子和公主之间，或者皇帝兄妹之间，也是如此。如高宗赵构就称呼柔福帝姬为“二十姐”，而柔福称呼赵构为“九哥”，其时赵构已经登基。 
　　太监对皇帝以及皇后等人的称呼是：“小的“，或者“小人”都行，并非满清的“奴才”。 
　　普通人： 
　　戏文之中，夫妻之间，多有“相公”和“娘子”之类，事实上，这在唐宋两朝，是非常大的错误！ 
　　基本上，男子和女子打招呼，不管是否相识，一律可以称为“娘子”，年轻一点的可以称呼为“小娘子”。这里“娘子”并非老婆含义，各位可以大胆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也不能随便用“小姐”这个称呼，非常不幸，早在宋代，“小姐”的含义就是“妓女”的意思。 
　　“相公”一词，严禁随便使用！在宋代，就狭义来说，依旧限于对宰相的尊称，但事实上，作为一般的高官尊称也是可以，如岳飞就是被称呼为“相公”。 
　　唐宋时，尤其盛行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没有名，更不论字。所以很多时候的称呼是姓加排行，如燕小乙，或者小乙哥之类。注意的是，当时如果称呼他人为“汉子”或者“老汉”，含有相当的轻蔑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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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考证文章： 
　　唐代称呼漫谈
　　中国的称呼从唐代到明、清两代，曾有过巨大的变化，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古代称呼多是明、清两代之称呼。至于唐时所用之称呼，无论电视中亦或小说中，都少有提及。现将唐代称呼略述如下： 
　　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圣人”，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大家”，有趣的是在唐代，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大家”。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则亲近者俱呼其为“三郎”，而呼太真妃为“娘子”；皇太后自称为“朕”，这个可见《旧唐书&#183;武则天传》中则天登基之前的谈话记录；至于皇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而太子、诸王有时自称为“寡人”，这个一可见于顺宗为太子时同王叔文的对话，一可见于《旧唐书&#183;永王璘传》中永王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国公会自称为“孤”，此可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时为唐国公的李渊的讲话。 
　　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娘子”、“郎君”之呼非凭空无据，在唐代，没有“老爷”之称，奴仆称呼男主人为“阿郎”；而称呼少主人为“郎君”；称呼主母和小姐俱为“娘子”。但是，“娘子”、“郎君”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娘子”，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小娘子”者；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郎”或“郎君”，像李白的一句诗中就描写有：一个老人问李白“郎今欲渡缘何事”？然后告诫他“如此风波不可行”。 
　　在唐代，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郎”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缜为“元九”，唐德宗曾呼陆贽为“陆九”；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而“萧郎”和“萧娘”作为普遍的代称，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另外，既讲到了“郎”，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当时，女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小郎”；而女婿又被称为“郎子”，就如《无双传》中，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王郎子”。 
　　说了这么多，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的自称。当时的男子多自称为“某”，也有谦称“仆”的，称呼就比较多了。而女子除了像后来的女子那样谦称为“奴”外，更多的是自称为“儿”，同时，也有女子自称为“某”的。 
　　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称为“相公”，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阁老”；刺使被尊称为“使君”；县令的尊称为“明府”；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少府”。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明公”。 
　　另外，看看唐代官场中的相互称呼和百姓见了皇帝或官员的称呼，就感到那时人们间的关系远较明、清时代更加平等： 
　　在唐代，“大人”只是作为父亲的尊称，并不用于称呼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而且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或者百姓见了官员，也并不像后世那样奴颜婢膝。当时，对于官员的称呼普遍是呼其官职的，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称其“行第”。宰相见了一个刺使会自称为“某”，而称呼此刺使为“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这个刺使对宰相的自称亦是“某”，同样，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某”。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 
　　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此外，还有我不能十分确定的一点，就是唐代诸王的世子，如果没有另外封号的如何称呼，我疑心是也称为“某太子”的。在《全唐文》中，有“汲太子妃”的文章；而在《旧唐书&#183;肃宗本纪》中，述说肃宗改名字的原因时，讲到肃宗名字从“绍”改为“亨”是因为：“绍”字与宋太子同名。 
　　宋代称谓和排行 
　　作者：王曾瑜 
　　古代各朝的称谓变迁颇大。何心先生归纳了小说中的许多称谓，全不见如今影视剧套用的如小姐、老爷、大人之类。若对照一下元杂剧，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李庆安称王闰香为“小姐”，他与公人称钱大尹为“大人”。《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张千对钱大尹说：“报的老爷得知。”但元时百姓或下属称官长为“大人”，又与後世在官场中同僚互称“大人”，有所区别。如今影视剧中套用的一些称谓大致始于元杂剧。 
　　《水浒传》中的称谓似乎更古老，例如宋人称官员的儿子为衙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癸未条说：“洛下有十衙内，尤放恣。”孔平仲《珩璜新论》卷４说，“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小说第七回有“高衙内”，第五十一回篇名就是“美髯公误失小衙内”。如在後世，应称公子。再如老爷，宋人还没有形成通用的称谓。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 
　　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如《夷坚三志己》卷４《傅九林小姐》说傅九“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则称小娘子或女娘子，见《夷坚支戊》卷５《任道元》和《鄂国金佗续编》卷２７。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说杨温“娶左班殿值（直）太尉冷镇之女为妻。择定良时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归”。但到元代，王实甫《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三折中，崔莺莺被称为“小姐”，而张珙称红娘为“小娘子”。又如《梦粱录》卷２《诸库迎煮》称宋时“官私妓女”之出众者为“行首”。《朱文公文集》卷１８载朱熹弹劾唐仲友，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商业同业组织称为行，而妓馆显然也是一行，美妓可称行首，即行头。小说第二十一回闫婆介绍女儿说：“有几个上行首要问我过房几次，我不肯。”第六十九回称李瑞兰为“李行首”，第七十二回称李师师为“东京上厅行首”。可与上引记载对照。第二十四回说张惜惜是“路岐人”，这也是宋金时的称呼，《金史》卷１０４《完颜传》：“贾耐儿者，本岐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 
　　唐宋时，尤其盛行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没有名，更不论字。由于各个家族和宗族的排行各不相同，又无排行的完整史料传世，所以令今人难以捉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排行使用“乙”字，当依甲乙的次序，为行二。小说第六十一回燕青“排行第一”，称“小乙”，又《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大致应照抄宋人话本，其中说“许宣排行小乙”，“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他对白娘子说自己“排行第一”。可见“乙”与“一”通。“将仕”已如前述。宋时排行第一，也可称“大”或“一”。 
　　宋金时代语汇简释 
　　作者：王曾瑜
　　内命妇：宋时宫中妃、嫔之类称内命妇。 
　　外命妇：宋时官员的母妻等，按官位而得的封号，如国夫人、郡夫人等。 
　　底：的。 
　　官家：皇帝。 
　　圣人：皇后。 
　　娘娘：太后。 
　　娘子：妃嫔。 
　　阁、阁分：宋宫妃嫔的居所。 
　　石炭：煤。 
　　团练：团练使简称。 
　　效用：宋军中的一种高级军士，宋时军士一般须刺字，而效用往往可免於刺字。 
　　孛堇：女真语汇，官长。 
　　忒母：女真语汇，金军编制单位，满员为一万人。 
　　忒母孛堇：万夫长。 
　　猛安：女真语汇，金军编制单位，满员为一千人。 
　　猛安孛堇：千夫长。 
　　谋克：女真语汇，金军编制单位，满员为一百人。 
　　谋克孛堇：百夫长。 
　　蒲辇：女真语汇，金军编制单位，满员为五十人。 
　　蒲辇孛堇：五十夫长。 
　　阿里喜：女真语汇，金军中正兵的随从。 
　　洼勃辣骇：女真语汇，敲杀，这是女真人流行的处死方式。 
　　通事：翻译。 
　　珊蛮：女真语汇，巫师。 
　　蒲察：女真姓。 
　　裴满：女真姓。 
　　兀林答：女真姓。 
　　徒单：女真姓。 
　　斜卯：女真姓。 
　　古里甲：女真姓。 
　　温敦：女真姓。 
　　阿典：女真姓。 
　　夹谷：女真姓。  
　　纳剌：女真姓。 
　　女奚烈：女真姓。 
　　汉儿：金朝称原辽朝统治区的汉人。 
　　南人：金朝称宋朝统治区的汉人。 
　　勾抽：抽调。 
　　大资：资政殿大学士简称。 
　　诸班直：宋朝皇帝的卫队以班和直为编制单位，总称诸班直。 
　　钧容直：诸班直之一，军乐队。 
　　指挥：宋军编制单位，一般每指挥四百或五百人。 
　　厮儿：小子、青年、青年僮仆。 
　　女使：被雇的婢女。 
　　小姐：妓女。 
　　行首：美妓。 
　　直阁：直龙图阁等简称。 
　　舍人：中书舍人简称。 
　　观察：观察使简称。 
　　修撰：秘阁修撰简称。 
　　差遣：宋朝官员的实职总称差遣。 
　　细作：奸细。 
　　安泊：安住。 
　　画押：宋代流行的签名符号。 
　　小底：小的，身份较低者的谦称。 
　　汉子：对男子的蔑称。 
　　老汉：对老年男子的蔑称。 
　　自家：我。 
　　自家们：我们。 
　　煞、煞是：真、真是。 
　　怎生：怎么样。 
　　甚底：什么。 
　　莫须：岂不须，不是应当。 
　　相公：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察院：监察御史简称。 
　　殿帅：殿前都指挥使简称。 
　　拥项：围脖、脖套之类。 
　　质库：当铺。 
　　户贯：籍贯。 
　　都头、副都头：宋军编制单位“都”的长官，一般每都有一百人。 
　　剩员：宋军中的年老或疾病者，仍保留军籍，而减削军俸。 
　　物事：东西。 
　　理会：宋代理会一词使用较广，在不同场合有处置、负责等意。 
　　消停：取消。 
　　承节：承节郎简称。 
　　合（音各）扎：女真语汇，侍卫。 
　　生兵：生力军。 
　　硬探：武装侦察。 
　　浑家：妻子。 
　　佃客：佃农。 
　　长行：军士。 
　　白身：主要用於指军中无官衔者。 
　　修武：修武郎简称。 
　　节使：节度使简称。 
　　太尉：正二品高等武官，而在更多场合下则作为对武人的尊称。 
　　内翰：翰林学士简称。 
　　枢相：枢密院长官简称。 
　　二府：宰相的办事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合称二府， 
　　为宋朝最高军政机构，也可作二府长官的合称。 
　　中丞：御史中丞的简称。 
　　台官：御史台官员的合称。 
　　待制：徽猷阁待制等简称。 
　　都统：都统制简称。 
　　大官：宦官的尊称。 
　　旗头：军队中选拔壮勇者执旗，作战时麾众当先。 
　　队：宋军编制单位，一队五十人。 
　　押队：宋军编制单位“队”的军官。 
　　拥队：宋军编制单位“队”的军官。 
　　统制：宋军编制单位“军”的统兵官。 
　　统领：宋军编制单位“军”的统兵官，地位低於统制。 
　　将：宋军“军”之下的编制单位。 
　　正将：宋军编制单位“将”的统兵官。 
　　副将：宋军编制单位“将”的统兵官。 
　　准备将：宋军编制单位“将”的统兵官。 
　　大尹：府尹。 
　　大卿：卫尉卿、司农卿等通称大卿。 
　　郎主：金朝皇帝。 
　　郎君：金朝完颜氏男性皇族。 
　　牙人、牙郎：商业交易的中间人。 
　　承宣：承宣使的简称。 
　　防御：防御使的简称。 
　　阁学：徽猷阁直学士等简称。 
　　新妇：儿媳。 
　　抵准：抵押。 
　　主张：主持。 
　　淑人：外命妇，即宫外贵妇的一种称号。 
　　硕人：外命妇，即宫外贵妇的一种称号。 
　　安人：外命妇，即宫外贵妇的一种称号。 
　　官人：对官员的尊称。 
　　下官：官员自我谦称。 
　　宫祠、宫观官：以主管道教宫观为名的闲官。 
　　泰山：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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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太后和妃子等自称 
　　太后自称予，称制的太后也有直接称朕的。我手头有一份资料是武则天为太后时已经自称“朕”了〈新唐书*则天皇后〉——太后震怒，召群臣谓曰：“朕于天下无负，群臣皆知之乎？”群臣唯唯。太后曰：“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托，朕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何见负之遽？且受遗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惟陛下命。” 
　　宋史中有一段，是太后自称吾〈宋史*后妃传〉——太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 
　　还有称我的——太后曰：“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 
　　公主也是称吾或者我的——间遇旱，帝降损以祷，主亦如之，曰：“我奉赐皆出公上，固应同其傈戚。”帝居慈圣光献皇后丧，毁甚，主曰：“吾与上同体，视此亦复保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辈。 
　　至于后妃，遇皇帝时自称妾或臣妾，平时应该也是自称我或吾为多。 
　　关于“臣妾” 
　　宋代“臣妾”确是贵族女子在皇帝前的自称，使用者不仅有后妃，也包括命妇，甚至某段时间的公主。例如： 
　　《宋史》卷四五 本纪第四五 
　　甲寅，皇太子择配，帝诏其母族全昭孙之女择日入见。宝祐中，昭孙没于王事，全氏见上，上曰：“尔父死可念。”对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 
　　《宋史》卷一一○ 志第六三 
　　礼志十三&#183;嘉礼一&#183;上皇太后皇太妃册宝仪条 
　　有司请应宫中并依称臣妾，外命妇入内准此。 
　　《四朝闻见录》之“宪圣不妒忌之行” 
　　（这是宋高宗赵构与他的吴皇后的对话选句，当时吴氏为德妃，赵构告诉她等韦太后回来即让其选她为后，吴氏如是答）宪圣再拜，对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臣妾诚梦不到此。” 
　　明代也是： 
　　《明史》卷五四 志第三○ 
　　礼志八&#183;嘉礼二&#183;册皇后仪册妃嫔仪附条 
　　皇后北面称臣妾，跪受。 
　　《明史》卷三二二 列传第二一○ 
　　杨继盛列传 
　　其妻张氏伏阙上书，言：“臣夫继盛误闻市井之言第05541页，尚狃书生之见，遂发狂论。圣明不即加戮，俾从吏议。两经奏谳，俱荷宽恩。今忽阑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惟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虽远御魑魅，必能为疆场效死，以报君父。”

古今社会生活 转 西藏的礼仪

　　藏族的礼仪是多种多样的，礼俗与佛教也有密切联系，主要有以下几种礼仪：
　　献哈达  献哈达是藏族最普遍的一种礼节。婚丧节庆、拜会尊长、觐见佛像、音讯往来、送别远行等等，都有献哈达的习惯。哈达是一种生丝织品，纺得稀松如网；也有优良的、用丝绸做料的哈达。哈达长短不一，长者一二丈，短者三五尺。献哈达是对人表示纯洁、诚心、忠诚的意思。自古以来．藏族认为白色象征纯洁、吉利，所以哈达一般是白色的。当然也有五彩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色表示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黄色象征大地。五彩哈达是献给菩萨和近亲时做彩箭用的，是最隆重的礼物。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所以五彩哈达只在特定的时候用。哈达是在元朝时传入西藏的，萨迦法王八思巴会见元世祖忽必烈回西藏时，带了第一条哈达回来。当时的哈达，两边是万里长城的图案，上面还有“吉祥如意”字样，故可以说哈达是从内地传入西藏的。后来，人们对哈达又附会上宗教解释，说它是仙女的飘带。
　　磕头  磕头也是西藏常见的礼节，一般是朝觐佛像、佛塔和活佛时磕头，也有对长者磕头的。磕头可分磕长头、磕短头和磕响头三种。在大昭寺、布达拉宫及其他有宗教活动的寺庙中，常常可以见到磕长头的人群。磕时两手合掌高举过头，自顶、到额、至胸，拱揖三次、再匍伏在地，双手直伸，平放在地上、划地为号。然后、再起立如前所做。过去，有些虔诚的佛教徒，从四川、青海各地磕长头到拉萨朝佛、行程数千里，三步一拜，一磕几年，有许多死在路途之中，也觉得尽诚尽意、毫无怨言。大昭寺前的粗石板，也被磕长头的人磨光了。 在寺庙里．也有一种磕响头的磕头方法。不论男女老少，先合掌连拱三揖．然后拱腰到佛像脚下，用头轻轻一顶、表示诚心忏悔之意。
　　鞠躬  过去遇见长官、头人和受尊敬的人，要脱帽、弯腰四十五度。帽子拿在手上低放近地。对于一般人或平辈，鞠躬只表示礼貌，帽子放在胸前，头略低，也有合掌与鞠躬并用的．对尊敬者合掌得过头，弯腰点头；回礼动作也相同。
　　敬酒茶  藏族在迎接客人时除用手蘸酒弹三下外，还要在五谷斗里抓一点青稞，向空中抛撒三次。酒席上，主人端起酒杯先饮口，然后一饮而尽，主人饮完头杯酒后，大家才能自由饮用。饮茶时，客人必须等主人把茶捧到面前才能伸手接过饮用，否则认为失礼。逢年过节．到藏族家里做客，主人便应敬酒。请喝青稞酒。是农区的一项习俗。青稞酒是不经蒸馏、近似黄酒的水酒，度数十五度至二十度，西藏几乎男女老少都能喝青稞酒。敬献客人时。客人必先喝三口再一满杯喝干、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不然主人就不高兴，或认为客人不懂礼貌。或认为客人瞧不起他。喝茶则是日常的礼节．客人进屋坐定，主妇或子女必来倒酥油茶、但客人不必自行端喝，得等主人捧到你面前才接过去喝、这样，才算是懂得礼遇。 
　　以上是藏族礼仪中最常见、最普遍的情况，其他还有称呼上的礼节。尊称别人时，-般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一“啦”字。藏语还有敬语和非敬语之分。用敬语，对尊者或客人说话，表示尊敬对方。其次。在吃饭方面，还有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作响、拣食不越盘的规矩。行路时，不抢在他人前面，相遇必先礼让。坐时不能抢主宾席、不能东倒西歪，不能随便伸腿等等，这是一般长辈教育子女的一些必须注意的礼仪。至于递烟杆、吸鼻烟、馈赠礼物等礼节，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古今社会生活 花茶功效知多少

　　玫瑰花：降火气，可调理血气、促进血液循环、养颜美容，且有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胃肠的功能。
　　熏衣草：可松弛神经、帮助入眠，是治疗偏头痛的理想花茶。
　　茉莉：有提神功效，可安定情绪及舒解郁闷。有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宜多饮用，此外它对于便秘也有帮助。 
　　金盏花：对消化系统溃疡及淋巴结炎有极佳的疗效。有助缓解经痛，建议女性不妨多加饮用。
　　菩提花：可以减轻感冒，有助于治疗神经衰弱、降血压及防止动脉硬化。
　　紫罗兰：有助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也可以解决因蛀牙引起的口腔异味。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四大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贵族茶道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 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 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 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183; 巴志》，周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 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 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 会习俗。贡菜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条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条”，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 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 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quot；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 “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 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 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 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 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所以说是中国“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 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183;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 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 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183;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 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 《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 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 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 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 “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 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世俗茶道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 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
　　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我国清代，官场钦荣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官为燎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 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钦边谈。隔着两缕袅袅 升腾的水气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 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
　　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忏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 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见 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 …… 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 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我们可概称为“世俗茶道”。
　　进入80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市面出现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饮大碗茶，花钱少，省事， 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众化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

古今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十大宫廷贡酒
　　中国古代的十大宫廷贡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流传至今，非常受欢迎。
　　1、古井贡酒
　　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的‘九酝春酒‘（即古井贡酒）以及酿造方法献给汉献帝刘协，自此‘九酝春酒‘（古井贡酒）成为历代贡品
　　古井贡酒的商标注册却颇费周折：1960年2月26日，古井酒厂按级申请注册古井牌古井贡酒商标时，3月18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却致函答复:古井酒厂申请注册的古井牌商标可以使用，但‘古井贡酒‘最好改为‘古井酒‘，也就是“贡”字不能用。后经据理力争，后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使用古井牌古井贡酒的注册商标和产品简介。古井贡酒1960年5月被评为安徽省名酒，1963年11月，在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被评为中国八大名酒第二名。从此，古井贡酒进人中国名酒行列，名字也越叫越响。
　　十年浩劫期间，文化界及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摧残。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最浓的‘古井贡酒‘也难逃劫难。1967年古井贡酒的‘贡‘字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惨遭战害，数十万套‘古井贡酒‘商标被一举焚之，简易新商标‘古井酒‘以‘革命‘身份进人‘革命者‘手中。然而，文化的魁力是无法消退的。应消费者的强烈要求，古井酒厂1973年上报安徽省轻工业局请求恢复使用古井贡酒商标。1973年9月1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下发文件，同意恢复古井贡酒名称的批复。
　　从此，古井贡酒这个历经政治、经济、文化沧桑的品牌才被固定下来，并为人们所钟爱。
　　2、鹤年贡酒
　　创立于明朝永乐三年的北京鹤年堂在明、清两朝就专门为皇宫配制御用养生酒、养生茶等而扬名海内外，被誉为“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现专供于中央国家机关的《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系运用鹤年堂世传六百年御用养生酒酿制工艺精制而成，色泽瑰丽、口味醇香，酒性温和，营养丰富，养人养生，是中老年养生保健的上好嘉品。
　　鹤年堂把歧黄之术融于酒茶之道，他善长用佛手、桂花、金橘、茵陈、玫瑰等配以多种中药泡制成佳酿，制成后，酒的色泽瑰丽，红、绿、黄、紫无不晶莹剔透，花果之香浓郁，醇甜回味悠长，极投合文人雅士所追求的浪漫意境；而且具有解郁理气、保胆利肝、补气养血之功效，少饮养性，多饮微薰怡情，有酒意而无酒醉，且体无酒攻脾胃肝之害，人无酒后少德行之象，从永乐皇帝起，就把此酒列为皇宫御饮，永乐徐皇后、清朝慈安、慈禧等还以“金瑰酒”为养生养颜常用饮品。此方曾列为宫廷秘方，1927年曾按传承之方重新配制金佛酒、金橘酒、金茵酒、金瑰酒，深受京城名流雅士欢迎，甚至外宾也争相饮用。
　　鹤年堂重又按古方及工艺研发生产，《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一经推出，立即受到追求健康完美的人士所钟爱，成为名流聚饮、亲朋馈赠的上等嘉品，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也有人闻讯而至，未曾上市，就订购一空。
　　鹤年堂最负盛名的“鹤年寿酒”等功能性养生酒，更是具有传奇色彩。明嘉靖四年（1525年），当时才25岁的严嵩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文章书法已负盛名，来京公干时住在菜市口南边的江苏会馆，距鹤年堂很近。此时的鹤年堂已经从丁家转到浙江药商曹蒲飒的手中。当时人们称他为“曹菩萨”，口碑极好。一日严嵩偶染小恙来到鹤年堂，“曹菩萨”为他亲自开方配药，相谈甚欢，“曹菩萨”知道严嵩书法极好，就请他给药铺写个牌匾，据说严嵩当时欣然提笔写下了“鹤年堂”三个字，从此，围绕这块牌子匾，演绎了许多传说。据说此匾一挂上去，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人们对这三个雄浑大字赞叹不已，认为京师无二。
　　有一位山西的老举子，站在匾下端详许多，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字是好字，有功底，有韵味，可惜笔锋转折处，时时透出一股奸气。后来严嵩果然成为权臣，当然，这只不过是后人的附会。
　　严嵩题匾之后，从此与鹤年堂来往我了起来。后来严嵩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京为礼部尚书，费尽心神，攀爬仕途，终于位至首辅，由于过于功于心计，官场明争暗斗错综复杂，如履薄冰，太过劳神，刚过花甲之年，就已老态龙钟。他到鹤年堂讨教调养之方，鹤年堂幼主曹永利用结合祖先之法，以培植中气、调节气血运行的原理给他配制了“鹤年长生不老酒”，用了年余，竟然白发变黑，脸色红润。严嵩和他的家人始终都在使用鹤年堂配制的中草药，“鹤年长生不老酒”更是每日必饮，身体慢慢调养的非常健康，严嵩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竟然活了八十九岁（1408--1569）高龄。严嵩喝鹤年长生不老酒而神爽体健之事，后来传到了嘉庆皇帝的耳朵里，他是又喜又怒，喜的是世上竟然有此等妙方，怒的是“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呈录，可见人心是难料啊！”于是传旨命太医院到鹤年堂照方配酒，交将此方改名为“鹤年寿酒”，列为宫廷秘方，严令不得外传。此方也秘传至今，鹤年堂福、禄、寿、禧贡洒，就是用此系列配方配制，功效强，效果好，始终非常受欢迎。
　　3、枣集美酒
　　枣集镇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酒乡，是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其酿酒历史久远，上可追溯至春秋，盛于隋唐，产出的酒被宋真宗赵恒钦定为“宫廷贡酒”，有“天赐名酒，地赐名泉”“枣集美酒，名不虚传”之美句流传。公元前518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祖师孔子问礼拜谒于道教祖师——老子(李耳)，老子奉上枣集酿造的美酒招待孔子，孔子饮后遂留下“惟酒无量不及乱”的千古名言。宋真宗赵恒于在中祥符七年来鹿邑拜老子，夜宿老君台前“明道宫”饮用枣集酒后才思大发，命笔写下“先天太后赞碑”立于太清宫门前，并下诏地方每年进贡两万斤枣集酒作为宫廷之用。
　　4、酃酒
　　又名酃酉录酒。在北魏时就成为宫廷的贡酒，而且还被历代帝王祭祀祖先作为最佳的祭酒。湖之酒最初是酃湖附近农民自制的“家作酒”，后逐步进入市场，民国24年上海版《中国实业杂志》载：清末民初，衡阳城内有酿酒作坊179家，每年产酒达32，600担。故城衡阳酒店遍及大街小巷，有“青草桥头酒百家”之赞。今衡阳四乡，每家每户都会酿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用湖之酒待客。湖之酒用途广泛，除作饮料酒外，还用来作烹调佐料，除腐去腥，添色添香。其酒糟加淀粉冲蛋，甜酒糟煮汤元等美味可口。
　　5、鸿茅酒
　　鸿茅酒始创于清代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它产于内蒙古凉城县的鸿茅古镇。
　　独特的地域风貌，独特的气候环境，独特的原料宝藏，独特的上乘水质，独特的酿造工艺，造就了鸿茅基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
　　清乾隆四年，山西榆次县王家堡驰名中医王吉天行医至鸿茅古镇，见此等上乘好酒，便毅然收买了鸿茅基酒（当时叫鸿茅白酒或称鸿茅酒）酿制缸坊，将自家历代秘传的中草药秘方用该酒浸提，制成了功效卓著的鸿茅药酒。自此，王吉天便停止了此酒的销售，专用作鸿茅药酒的基酒使用，故使得此酒更加神秘，外界很少见得到。后道光年间，与鸿茅药酒一并被选为宫廷贡酒。抗战期间，贺龙元帅在凉城工作期间，常饮用此酒，以御塞外严寒。
　　6、羊羔美酒
　　羊羔美酒配方独特，用料考究，选用优质黍米、嫩羊肉、鲜水果及名贵中药材陈酿而成，酒业呈琥珀色，酒度17度，融酯香、奶香、果香、药香于一体，酸甜适度，风格独特，具有滋阴润肺，增补元气，壮腰益肾，开胃健脾，养肝明目及乌发美容之功效。
　　三国时诸葛亮以羊羔酒犒赏三军，在《空城计》中，当司马懿兵临城下时，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到：“大开城门将您迎，我用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唐代羊羔美酒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供皇帝享用，唐玄宗李隆基给杨贵妃过二十岁生日时，从“沉香亭”贡酒中特意为杨贵妃选中了“羊羔美酒”以示祝贺，贵妃醉酒后，翩翩起舞，跳起了“霓裳羽衣舞”，玄宗酒兴排击奏乐。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同客人畅饮羊羔美酒时，挥笔写下了“试开云梦羊羔酒，快泻钱唐药王船”的精美诗句，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名著《本草纲目》中记载：“羊羔美酒健脾胃、益腰身、大补元气”的滋补保健用品；清朝学者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记载羊羔美酒系栾城所产，并将羊羔美酒列为当时55种名酒之量。
　　7、杏花村汾酒
　　据《北齐书》记载，杏花村汾酒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成为宫廷贡酒。唐代大诗人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更使杏花村和汾酒天下闻名，妇孺皆知。《唐国史补》、北宋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窦革的《酒谱》、张能臣的《酒名记》、元朝宋伯仁的《酒小史》、明代王世贞的《酒品》、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都有关于杏花村美酒为历代名酒的记载。上世纪初的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优秀代表。
　　8、五加皮酒
　　五加皮酒，堪称最古老的贡酒。五加皮酒是由多种中药材配制而成，关于它的配制有一段段优美的传说。
　　传说，东海龙王的五公主佳婢下凡到人间，与凡人致中和相爱。因生活维难五公文提出要酿造一种既健身又治病的酒，致中和感到为难。五公文让致中和按她的方法酿造，并按一定的比例投放中药。在投放中药时，五公主唱出一首歌：“一味当归补心血，去瘀化湿用妾黄。甘松醒脾能除恶，散滞和胃广木香。薄荷性凉清头目，木瓜舒络精神爽。独活山楂镇湿邪，风寒顽痹屈能张。五加树皮有奇香，滋补肝肾筋骨壮，调和诸药添甘草，桂枝玉竹不能忘。凑足地支十二数，增增减减皆妙方。”原来这歌中含有十二种中药，便是五加皮酒的配方。五公主为了避嫌，将酒取名“致中和五加皮酒”。据秦汉时期的〈申农本草经〉载，“鲁定公母单服五加皮酒，以致不死”。
　　9、菊花酒
　　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沂己载，汉高祖时，宫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据南朝梁关均撰《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饮菊酒，祸可消”。这是旧俗重九为重阳节，需饮菊花酒的开始。
　　溥杰先生曾为菊花白酒赋诗：“媲莲花白，蹬邻竹叶青。菊英夸寿世，药估庆延龄。醇肇新风味，方传旧禁廷。长征携作伴，跃进莫须停。”为莲花白酒题诗为：“酿美醇凝露，香幽远益精，秘方传禁苑，寿世归闻名。”
　　10、“同盛金”烧酒
　　1996年6月9日，一项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在辽宁锦州面世。人们搬迁锦州凌川酿酒总厂的老厂时，偶然在地下80厘米处发现了四个木制的酒海（古代酒的容器），酒海内竟然完好地保存着香气宜人的白酒。这些酒海以红桦构筑，长为2.62米、宽1.31米、深1.64米箱内裱糊以约1500层、内蘸以鹿血的宣纸。这些宣纸上用汉字，涝文书写‘大清道光乙已年‘‘同盛金‘、‘大清国‘等字样。通过这些记载及其他遗迹、文物考古专家确认这是‘同盛金‘酒坊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封存的，这些酒不仅命长，而且十分好喝。
　　‘烧酒‘属陈香型，色微黄，酒精度53%，理化和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由于是贡酒，它用鹿血蘸宣纸封存，150多年的浸泡使鹿血渗入酒中，功效了得。
　　据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食品工艺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反复考证后认为：这批清朝贡酒是世界上穴藏时间最长的白酒，它和盛酒器皿‘木酒海‘的发现，对中国酒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古今社会生活 白酒起源与发展

　　我国是制曲酿酒的发源地，有着世界上独创的酿酒技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口谨一郎曾说中国创造酒曲，利用霉菌酿酒，并推广到东亚，其重要性可与中国的四大发明媲美。白酒是用酒曲酿制而成的，为中华民族的特产饮料，又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蒸馏酒，通称烈性酒，成为全球酒类饮料产销大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白酒起源于何时？何人始创？迄今说法尚不一致。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醴”字，淮南子说：“清醴之美，始于耒稆”。《尚书说命》记载：“若作酒醴，尔为麯糵”。最早的文献记录是“鞠糵”，发霉的粮食称鞠，发芽的粮食称糵，从字形看都有米字。米者，粟实也。由此得知，最早的鞠和糵，都是粟类发霉发芽而成的。《说文解字》说：“糵，芽米也”。“米，粟实也”。以后用麦芽替代了粟芽，糵与麯的生产方式分家以后，用糵生产甜酒（醴）。商、周一千多年到汉朝，糵酒还很盛行。北魏时用榖芽酿酒，所以在《齐民要术》内无糵麯的叙述。1636年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内说：“古来麯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逐至失传”。据周朝文献记载，麯糵可作酒母解释，也可解释为“酒”。例如杜甫《归来》诗里有“恁谁给麯糵，细酌老江乾”；陈騊声有“深深麯糵日方长”的诗句，这里“麯糵”也是指“酒”。
　　麯在《辞源》的解释为酒母，酿酒或制酱的发酵物，亦作“麯”。麯或鞠的简化字为曲。酒曲的发展，经过不断地技术改良，由散曲发展到饼曲，终于形成了大曲和小曲。大曲中主要微生物是曲霉，适宜于北方天气寒冷的各省。制造大曲的原料为大麦、豌豆或小麦，例如前者为汾酒、西凤酒大曲，后者为茅台、泸州酒曲等。因制曲原料为麦类，常称为麦曲，其形状似砖，又称砖曲，其曲块大和用曲量多，通称大曲，用于酿造我国的传统工艺名优白酒。小曲酒主要微生物是根霉和毛霉，在南方亚热带的温暖气候，有利于生产小曲及其小曲酒。制造小曲的原料为大米或稻糠，有的加入中草药，如邛崃米曲、董酒米曲；有的不用中草药，如厦门白曲、稗木镇糠曲等。1982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卡尔麦提（Calmette）在中国小曲中发现一种糖化力强的根霉，利用此种霉菌生产酒精，定名为阿明诺法或淀粉法（Amolproetzz），1985年正式投产。1956年，方心芳先生开始将小曲分离出的根霉分类及重要的生理特性的研究，确定了根霉是小曲的主要糖化菌。
　　白酒所应用的酒曲，大概可分为小曲、大曲和麸曲三类。小曲到南北朝时，已相当普遍生产，到了宋代时又有重要的改进，其根霉小曲成了世界最好的酿酒菌种之一。这种根霉小曲传播很广，如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尼泊尔、不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日本（在绳纹末期从中国传入了稻作技术和造酒技术）都有根霉小曲酿酒，产品受到国外人民的青睐。
　　麸曲是方心芳先生研究高粱酒的改良，提倡用曲霉制造酒曲，又称快曲，因制曲时间短而得名。制曲后，麸曲直接作为糖化剂，一般用量较大，仍有误称为大曲。酿酒必先制曲，好曲酿出好酒，这是培养有益菌类，利用自然界或人工分离的微生物，分泌出许多复杂的酶，利用它的化学性能来完成的。
　　白酒酿造始于何人？其说法不一。从战国时期《世本&#183;作》：“仪狄做酒醪变五味”，这是造酒最早的文字记载，传至周朝，更有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口尝之而美，逐疏仪狄。杜康作秫酒”。至今杜康造酒之说广为传颂，及至日本人将酿酒工统称“杜氏”。更有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人认为杜康是酿酒的祖师爷，这是一种悖论。宋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一书中说：“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酿酒也”，说明杜康究竟是哪个时代人，尚未搞清楚，何况当年杜康酿造的酒绝非今日的蒸馏酒。
　　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微生物学原理推测，认为酒的起源，最早出来是水果酒，其次是奶酒，最后发现为粮食（谷物）酿造的蒸馏酒，这是讨论的课题。水果中含有糖类的果汁，如暴露于皮外，果皮上常附有酵母，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果汁就会发酵成酒。动物家畜的乳汁，其中含有乳糖，同样经酵母发酵为奶酒。谷物酿酒要复杂很多，粮食中为碳水化合物不是糖而是淀粉，淀粉需要经淀粉酶分解为糖，然后由酵母的酒化酶将糖变成酒。我国粮食酒中最早出现是黄酒，称为酿造酒，又称发酵酒，是不经过蒸馏的，随后才会出现为现在的蒸馏酒，即中国白酒，这与蒸馏器有关。
　　白酒在唐朝又称为烧酒，历代诗句中常出现烧酒。白香山有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亦有诗云：“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可见当时的四川已生产烧酒。古诗中又常出现白酒，例如李白的“白酒新熟山中归”；白居易的“黄鸡与白酒”，说明唐朝的白酒就是烧酒，亦名烧春。研究白酒的起源，必先以蒸馏器为佐证。方心芳先生认为宋朝已有蒸馏器（《自然科学史》6卷2期，1987年），但他在1934年时曾说我国唐代即有蒸馏酒（《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调查报告》第7号）。1975年在河北承德市青龙县出土的金代铜质蒸馏器，其制作年代最迟不超过1161年的金世宗时期（南宋孝宗时），认为可信无疑。据西方在10或11世纪发现蒸馏法以后，就可能由发酵的饮料中得到较早的乙醇（酒精）。但在16世纪以来，由谷物原料直接制备乙醇，其酒精和水的类似饮料产品，就被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白酒行业迅速发展。从白酒质量看，1952年全国第一届评酒会评选出全国八大名酒，其中白酒4种，称为中国四大名酒。随后连续举行至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共评出国家级名酒17种，优质酒55种；1979年全国第三届评酒会开始，将评比的酒样分为酱香、清香、浓香、米香和其他香五种，称为全国白酒五大香型，嗣后其他香发展为芝麻香、兼香、凤型、豉香和特型5种，共计称为全国白酒十大香型。从白酒产量看，1949年全国白酒产量仅为10.8万吨，至1996年发展到顶峰为801.3万吨，是建国初期的80倍，近几年来基本稳定在350万吨左右，全国注册企业达3.7万家，从业人员约几十万。从白酒税利看，每年为国家创税利约120亿以上，仅次于烟草行业，其经济效益历来是酒类产品的前茅。从白酒科技看，中央组织全国科技力量进行总结试点工作，如烟台酿酒操作法，四川糯高粱小曲法操作法、贵州茅台酿酒、泸州老窖、山西汾酒和新工艺白酒等总结试点，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总结试点就是科研，科研就是发展发生力。从白酒工艺看，它的生产可分小曲法、大曲法、麸曲法和液态法（新工艺白酒），以传统固态发酵生产名优白酒，新工艺法为普遍白酒，已占全国白酒总产量70%。从白酒发展看，全国酿酒行业的重点，在鼓励低度的黄酒和葡萄酒，控制白酒生产总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节粮和满足消费为目标，以认真贯彻“优质、低度、多品种、低消耗、少污染和高效益”为方向。
　　白酒是我国世代相传的酒精饮料，通过跟踪研究和总结工作，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如从作坊式操作到工业化生产，从肩挑背扛到半机械作业，从口授心传、灵活掌握到有文字资料传授。这些都使白酒工业不断得到发展与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批厂家成为我国酿酒的大型骨干企业，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的民族特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酒文化，使白酒行业发扬光大。

世界科技发展 世界农学生物学科技发展史
　　公元前600年以前
　　传说公元前2800年前，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先对内脏作解剖处理。据《大戴礼记&#183;夏小正》，中国夏朝已有关于动物习性的记载。据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蚕绢，表明在公元前1200年前，中国劳动人民已经驯养家蚕，利用蚕丝织成丝绢。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周朝《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一百余种，动物名称二百多种。据《周礼》，中国周朝时，已把生物分为动、植物二大类，并将动植物各分为五类。公元前640年，古希腊人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生命来源于水，并依赖于水。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古希腊人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生命起源于泥泽之说。
　　公元前600-1年
　　公元前六世纪，进行人体解剖，指出脑是思想和感觉器官(古希腊 阿尔克梅翁)。 公元前五世纪，医学力图摆脱迷信，重视自然疗法。古希腊人柯斯的希波克拉底研究了病危时的情态，提出四体液说。 公元前五世纪，提出四元素理论(火、气、水、土)，认为它们的结合和分离是爱和憎所引起。发现了耳蜗。指出皮肤可进行呼吸。首次提出血液流出流进说，并认为心脏是中心(古希腊 恩培多克勒)。 公元前384-前322年，提出“隐得来希”的生机论。发表《动物自然史》、《动物结构学》、《动物发生学》、《论灵魂》等书。记载了五百多种动物(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约372年，发表《植物志》、《植物起源》等书，标志植物学的创始。提出理性位于脑的观念(古希腊 锹奥弗拉斯图)。 据《山海经》，中国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战国时代，已有近百种药物的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中国战国时代的《扁鹊难经》有人体解剖、人体生理、病理、疗法等记载，还提及气血循环的理论。 公元前四世纪，中国战国时代的《内经》已有气血循环等生理现象的记载和尸体解剖的知识。公元前258-前257年，从事比较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最早的研究(古希腊 埃拉西斯特拉托)。 公元前三世纪，进行人体解剖，改良解剖技术与用语(古希腊 希罗费罗)。 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尔雅》注释了诗经中的草木虫鱼鸟兽之名。 公元前二世纪，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相对立，将原子论应用于医学(罗马 阿斯克勒必阿德)。 公元前一世纪，前汉后期的《汜胜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总结了我国古代旱地农业耕作知识和多种农作物的丰产技术(中国 汜胜之)。
　　1-400年
　　25至220年，中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有365种药物。一世纪，《药剂学》五卷问世。该书集古希腊人药物和应用植物学之大成(古希腊 底奥斯柯里德)。 二世纪西汉时,指出大麻有雌雄的区别(中国 崔实)。二世纪，医学家盖仑在解剖、生理、胚胎、病理、医疗、药物等领域均有新发现，著述也很多(罗马 盖仑)。三世纪初，汉末华佗发明麻醉剂麻沸散，在麻醉状态下进行外科手术(中国 华佗)。 四世纪，著作医学百科辞典七十卷，与宗教迷信进行了斗争(古希腊 奥勒巴西奥斯)。 晋代的《竹谱》是最早的植物专谱(中国戴凯之)。 304年，晋代的《南方草木状》中，分草、木、果、竹四章，列举华南植物79种，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植物志。书中并有生物防治的记载(中国 嵇含)。
　　401-1000年  
　　五、六世纪，后魏时的《水经注》内有鱼化石的记载(中国 郦道元)。六世纪，六朝的《本草经集注》中，记有七百二十多种药物的特性(中国 陶弘景)。六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中提到豆科植物肥四田的事实─即根瘤菌的作用(中国 贾思勰)。据传七、八世纪，中国唐朝托名郭橐驼著《种树书》中，记有很多嫁接的方法 七世纪，唐朝《千金方》中记有脚气病的症状和疗法，以及用龟甲治软骨病，用羊猪肝煮汁治夜盲症等药方(中国 孙电邈)。八世纪，唐朝《本草拾遗》中记载有很多药物知识(中国 陈藏器)。八世纪，研究了羊、马、骆驼、野生动物和人体的生物学特性(阿拉伯 阿尔&#183;阿斯密)。九世纪，根据希腊和印度的知识写成《医学大百科辞典》，被认为是医疗化学的先驱(阿拉伯 阿尔&#183;拉兹)。九到十世纪，唐朝《酉阳杂俎》中已有涉及动物逃避敌害的方法(中国 段成式)。十世纪，宋朝的《铜人针灸经》中，认为从夏商起就有针灸疗法(中国王维德)。十世纪，宋朝的《菊谱》中指出，变异可形成生物的新类型，并记有35个菊花品种(中国 刘蒙)。十世纪，《医学经典》一书对以后六个世纪影响很深(阿拉伯 伊本&#183;西拿)。
　　1001-1500年 
　　十一世纪，发表《眼科医学宝典》三卷，载有眼的解剖等内容(阿拉伯 阿里&#183;伊本&#183;爱萨)。 1078─1085年，宋朝的《埤雅》中，对265种动植物作了解释(中国 陆佃)。 1163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是一部较早的法医著作(中国 宋慈)。 1270年，宋代的《尔雅翼》中，有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记载(中国 罗顾)。中国宋代的《农桑辑要》中，已有人工选择的方法和事例。十三世纪，元朝的《农书》中，提出生物适于生长的地区因种类、本性不同而异的学说(中国 王桢)。 1406年，明代的《救荒本草》中，对许多种植物作了简要说明，并画出了414种植物的图(中国 朱橚)。明朝刊行的《国脉民天》中，提及人工选择的原理(中国 耿荫楼)。 1493年，意大利人达&#183;芬奇模仿鸟的结构，首次设计各种飞行器。十五世纪末，绘制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人体解剖图(意大利达&#183;芬奇)。
　　1501-1600年 
　　1543年，比利时人韦萨利的《人体机构》一书，批判了盖仑的解剖学。1555年，首次将鸟类骨骼和人体骨骼作了比较，由此开创比较解剖学(法国 贝朗)。 1596年，明代《本草纲目》出版，书中记有药物1892种，附图1126幅，是科学上的重要典籍(中国 李时珍)。 1596年，明代《闽中海错疏》中有海中无脊椎动物的记载(中国 屠本畯)。
　　1601-1650年  
　　十七世纪，明朝《农政全书》中，指出植物应天时而种植的重要性(中国 徐光启)。 1628年，发表《心血运动论》，发现血液循环(英国 哈维)。
　　1651-1700年 
　　清朝康熙年间出版《康熙几暇格物论》，内有早已灭绝的古代毛象的记载(中国 爱新觉罗&#183;玄烨)。 1660─1678年，研究燃烧和呼吸对于空气的影响(英国 波义耳)。 1665年，制成显微镜，观察到植物细胞，首次提出细胞的概念(英国 胡克)。 1675─1683年，用显微镜首次发现了轮虫、滴虫和细菌(荷兰 列文虎克)。 1688年，清朝的《花镜》中指出植物随气温而变异，并记有植物嫁接法(中国 陈淏)。 1694年，在欧洲第一次证实植物是有性别的(德国 卡默拉留斯)。
　　1701-1750年 
　　1713年，开展了胃液消化作用的研究(法国 罗默)。 1727年，出版《植物静力学》，1733年出版《动物静力学》，将力学实验法导入生理学(英国 哈尔斯)。 1742年，中国清代出版《授时通考》，是有关农业、园艺及工业的重要著作，内有栽培植物的考证。 1742年，清代《巨田编》，有人工选择的记载(中国 帅念祖)。
　　1751-1800年 
　　1753年，提出植物碳素营养的概念(俄国 罗蒙诺索夫)。1753年，发表《自然系统》，确定双名命名法(瑞典 林奈)。1757-1766年，出版《人体生理学概要》，奠立近代生理学，提出应激性学说(瑞士 冯&#183;哈勒)。 1759年，出版《发生的理论》，创立胚胎发育的后成学说(俄籍德国人 沃尔弗)。 1765年，否定生命起源的自然发生说。并在1768年，首次以蝾螈为材料，进行了动物的再生实验(意大利斯巴兰让尼)。 1771年，首次观察到老鼠在有绿色植物的密闭钟罩内可延长生命，发现植物呼出氧气的现象(英国 普利斯特利)。 1775年，发表《人类的先天差异》，建立人类学(德国 布鲁门巴哈)。 1775年，根据头颅、面形，分人类为五大类型，开创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德国 布鲁门巴哈)。 1779年，发表(1773年发现)只有植物的绿色部分在日光下才能净化空气(荷兰 英根&#183;浩斯)。 1780年，发明切片机，提供了显微观察生物组织的技术条件(美国 埃&#183;亚当斯等)。 1782年，确定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的交换现象及其作用(瑞士辛尼比涅)。 1784年，发现人类中腭骨，证明人在生物学上属于哺乳动物(德国 歌德)。 1787-1838年，进行了植物体有机物代谢和运转的研究(英国 奈特)。 1790年，描述了植物器官的变态现象(德国 歌德)。 十八世纪末，创立组织学（体素学）(法国 毕夏)。
　　1801-1850年 
　　1801-1805年,发表《比较解剖学》讲义（法国 居维叶）。1749-1804年，发表《自然史》共44卷，提出物种是变化的观点，并注意到器官退化等现象（法国 布丰）。 1804年，实验证明植物生长所需的碳来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推翻过去认为来自土壤的看法；从纯水长大的植物证明植物中的无机物是来自土壤（法国 尼.索修尔）。 1809年，《动物哲学》一书发表，提出了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物不变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法国 拉马克）。 1819年，发表《自然分类学基本原理》一书，提出在生物学中采用自然分类法（瑞士 德.堪多）。 1828年，发表《动物的发言》一书，创立著名的“冯.贝尔法则”，提出胚层学说（俄籍德国人 冯.贝尔）。 1830年，清代发表《医林改错》，在观察尸体的基础上，对古代的人体解剖图作了更正（中国 王清任）。《动物哲学的原则》出版，认为外界环境的变异直接影响动物器官的变异（法国 圣提雷尔）。 1831年，首次发现细胞核（英国 罗.布朗）。1831-1836年，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军舰作环球考察旅行，对他后来建立生物进化论有很大意义（英国 查.达尔文）。 1833年，发表《人体生理学》，系统地总结与叙述了当时人体生理学的成就，并对神经和感官的功能提出了“特殊能量学说”（德国 约.缪勒）。 1835-1839年，记载了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德国 冯.摩尔）。 1838-1839年，提出“细胞学说”，即植物、动物均有细胞组成的细胞理论（德国 施莱登、许旺）。 1840年，提出表征头型特征的指数，并对各种头型进行命名（瑞典 辣齐乌斯）。清代《植物名实图考》，按实物绘图，为我国十九世纪主要的植物著作（中国 吴其浚）。 1841年，发现农作物中碳、氢、氧、氮含量总大于肥料中这些元素的含量，而豆科植物含氮更大于肥料；而作物中无机盐含量总小于肥料中含量，从而认识到作物和肥料之间的一定关系（法国 鲍辛高儿特）。 1850-1855年，发现肝脏有合成肝糖的功能，并分离出肝糖（法国 贝尔纳）。
　　1851-1900年   
　　1855年，结合症状观察病人的肾上腺皮质，开始了临床内分泌学的研究（英国 阿迪生）。认识到除豆科植物外，所有植物需要的肥料中应含氮，从而发现了自然界氮的循环。化肥已获广泛应用（英国 劳维斯）。 1857年，在德国杜赛尔道夫附近发现古人尼安德脱人的化石（德国 富洛特）。 证明乳酸发酵是微生物引起的（法国 巴斯德）。 1858年，创立细胞病理学理论（德国魏尔啸）。 分别提出“自然选择”理论，认为物种进化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实现的（英国 查.达尔文、华莱士）。 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奠定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该书“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英国查.达尔文）。 发现血管运动神经（法国 贝尔纳）。 1861年，发现原生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原生质学说（德国 舒尔兹）。发现大脑皮层上的语言区，并创制了多种人体测量仪器（法国 布洛卡）。 1862年，发现叶绿体中的淀粉粒是光合作用的第一个可见产物，并发表《植物实验生物学说手册》，在植物生理学的发展中引起了重要影响（德国 萨克斯）。 1863年，出版《大脑反射》，认为一切意识活动都是神经的反射活动（俄国 谢切诺夫）。发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明确论证了人是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英国 托.赫胥黎）。 1864年，用实验批判了反科学的生命“自然发生说”，提出机械的生命只能来自生命的“生源论”。确立消毒灭菌方法，对医疗卫生、轻工业生产具有很大价值（法国 巴斯德）。 1866年，发表《植物杂交试验》一文，提出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义（奥地利 孟德尔）。发表重演论，又叫生物发生律，为生物进化提供有力证据（德国 海克尔）。 1868年，在法国发现旧石器时代化石智人----克罗马努人（法国 铁路工人发现，由拉特德检定）。 1869年，从绷带浓血中分离出去氧核糖核酸即DNA（瑞士 米歇）。 研究了胰脏的结构，发现了无管腺体--胰岛（德国 朗格汉斯）。 1871年，发表《人类原始及类择》一书，以大量材料进一步论证人来源于猿，并提出性选择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英国 达尔文）。出版《人体测量学》一书，为人体测量法开辟新道路（比利时 格特勒）。 1872年，提出氧化是发生在组织中而不是在血液中的概念（德国 浦弗留格）。 1874年，出版《我们的身体形式》一书。该书就人体胚胎的形态变化提出机械的解释（德国 海斯）。 1875年，首次描述了细胞里的染色体（德国 斯脱劳伯格）。证明受精作用是精、卵的胞核的结合（德国 赫脱维奇）。发现了脑中的微电流，成为生物物理研究脑的基础，并引起了电生理技术的发展（美国 卡顿）。 1877年，发表《日光杀菌的研究》，是放射微生物学的萌芽（英国 唐斯、布伦特）。 1878年，发表《关于创伤传染病病因的研究》，提出各种传染病均由一定病原菌引起（德国 柯赫）。 1881年，采用病原菌毒素的接种法防治一些疾病，开创了医学上的免疫学（法国巴斯德）。 1883年，第一次报告染色体的遗传连续性原理，及在性细胞形成时染色体出现减数现象（比利时 范贝纳登O）。 1884-1885年，证实细胞核是遗传的基础（德国 赫脱维奇、斯特劳伯格、克里克尔、魏斯曼）。确定日光是提供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能源，并证明在光能转化为生物能过程中叶绿素起着重要作用，从而说明整个生物界的能量主要来自日光（俄国 季米里亚捷夫）。 1888年，在高等动物和人体内发现吞噬现象，提出吞噬细胞学说，指出吞噬细胞在炎症过程中起着防御机体的作用（俄国 梅契尼科夫）。 1890年，发现微生物的另一大类--自养性微生物，并确定硝化作用是硝化细菌引起的（俄国 维诺格拉茨基）。 1891年，在爪哇发现直立猿人化石（荷兰 杜波瓦）。 1892年，出版《种质论》，提出种质和体质的概念和种质连续学说（德国 魏斯曼）。发表有关烟草花叶病的论文，首次发现病毒（俄国 伊凡诺夫斯基）。 1894年，发表了一系列生物统计学的论文，奠定生物统计学的基础（英国 毕尔生）。 1895年，首次发现X射线会引起皮肤炎（美国 格拉布斯）。 1896年，发现甲状腺是含碘的组织，从而获得治甲状腺机能失调的方法（法国 卡莱特）。 发现放射线对活组织的作用（法国 昂.贝克勒尔）。1897年，从磨碎的酵母中分离出一种酵素，开创了酶的研究（德国 布希纳）。 1900年，孟德尔原理的重新发现，开始了西方现代遗传学的研究（荷兰 德弗里斯，德国 柯伦斯，奥地利 丘歇马克）。发现人类的A、B、O血型，建立了血液分类学的基础（奥地利 兰斯坦纳）。 提出条件反射学说（俄国 巴甫洛夫）。通过驯化、杂交等方法，创造了300多种果树新品种（六十年内），开始了无性杂交、远缘杂交等研究，为李森科创建的米丘林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俄国 米丘林）。发现海胆受精卵第一次分裂后，将两个胚细胞分开，发现各细胞可以发育成完全的成体（德国赫脱维奇、杜里舒）。首次将群落迁徙的概念导入生态学（美国 考尔斯）。 发现性染色体，表明了染色体对遗传性的重要性（英国 克.麦克伦）。 确立了孟德尔法则的细胞学基础（英国 萨顿）。
　　1901-1910年  
　　1901年，提出了突变学说，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荷兰 德弗里斯）。 发现镭射线对皮肤有灼伤作用（法国 昂.贝克勒尔、比.居里）。发表了《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把放射治疗系统化（美国 弗朗西斯、威廉）。1902年，提出细胞膜电位理论，以说明生物电现象（德国 尤.伯恩斯坦）。 首次获得结晶肾上腺素（德国 艾贝尔）。 发现放射线能引起癌肿（德国 弗里本）。1903年，提出遗传学中的“纯系学说”（丹麦 威.约翰逊）。1904年，搞清了器官形成物质存在于卵细胞的植物极内（美国 埃.威尔逊）。1905年，发现一种无管腺体分泌物定名为荷尔蒙--激素（英国 斯塔林、贝利斯）。 提出光合作用的限制因子律（英国 布莱克曼）。从失活的酵母在磷酸盐中恢复功能，开始认识磷酸基在生物化学各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英国 哈顿）。1906年，第一次详细地描述了神经细胞（神经元）结构（意大利 哥尔基，西班牙 卡赫尔）。 1909年，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基因是遗传单位的概念（丹麦 威.约翰逊）。 1910年，研究果蝇的伴性遗传，由此开始摩尔根遗传学派的工作（美国 托.摩尔根）。
　　1911-1920年  
　　1911年，首先发现鸡肉瘤的无细胞滤液可以引起肿瘤（美国 劳斯）。 1912年，分离出维生素B结晶，首次提出维生素的概念（波兰 丰克）。 1914年，首次获得甲状腺素结晶，后十年确定其结构为含大量碘的氨基酸（美国 肯德尔）。 1915-1917年，发现细菌中可传播的溶解作用，由此发现噬菌体（加拿大 托特，法国 铎埃雷）。 1917年，发表《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根据古生物学的观点提出定向进化理论（美国 奥斯本）。 1918年，在蝾螈原肠胚的交换移植实验中发现胚胎学上的“组织者”，对胚胎发育起诱导作用，描述了两栖类背唇部位“组织者”的效应（德国 斯佩曼）。发现人工单性生殖，用简单的化学刺激代替精子，引起海胆卵的发育（美籍德国人 吕勃）。 1919年，发现人种不同血型的分布也不同（德国 赫尔兹费尔特）。 发明“瓦氏呼吸器”，对生理生化的研究有很大促进（德国 瓦特）。 1920年，发现植物的光周期现象（美国 加纳、阿拉德）。提出氧分子的激活是生物氧化的见解（德国 瓦勃）。 发明通过酸化的途径（pH～3-4），贮藏新鲜饲料不变质的方法（芬兰 威尔坦能）。
　　1921-1930年  
　　1922年 发表《筋肉收缩的化学及新量论》，开创了细胞生理代谢的研究工作（英国 阿&#183;希尔，美籍德国人 迈那霍夫）。提取出胰岛素（加拿大 班丁、自斯特）。 1924年 创立数理群体遗传学（英国 荷尔登）。首次提取出植物激素（苏联 赫洛特内，荷兰 范恩脱）。1925年 发现第一个南方古猿的化石（南非 达特）。 发现细胞色素，并指出其在活组织生物氧化过程中起电子传递作用（英国 凯林）。 1926年 发现赤霉素（日本 黑泽）。首次制成结晶的尿素酶，开辟了酶化学发展的道路（美国 萨姆纳）。发表《基因论》，使基因遗传理论系统化（美国 托&#183;摩尔根）。1927年分别用果蝇和玉米为材料，第一次利用射线人工诱发突变（美国 赫&#183;穆勒、斯塔德勒）。 开始发掘中国猿人——“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中国 裴文中等）。 1928年 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苏联 李森科）。 1929年 在北京周口店，发现“新人”——“山顶洞人”的化石（中国 裴文中等）。发现有杀菌作用的青霉素但尚未医用（英国 亚&#183;弗来明）。第一次记录人的脑电图（德国 贝格）。发现三磷酸腺苷（ATP）（德国 罗曼）。
　　1931-1940年 
　　1931年开始研究呼吸时酶的活动和作用（德国 瓦勃）。 1932年提出“团聚体”概念，后为苏联奥巴林探讨生命起源时引用（荷兰 德&#183;容）。 1935年首次提纯烟草花叶病毒，并获得病毒体的结晶体，确认病毒能在细胞中再生（美国 斯坦来，英国 鲍登）。 1936年发表《生命起源》一书（苏联 奥巴林）。 1937年《物种起源和遗传》出版（美籍苏联人 杜布赞斯基）。发现三羧基循环即Krebs循环（英籍德国人 克勒勃斯）。1938年发现在铁盐液中叶绿体在照光时的放氧反应，从此开始了细胞外离体的光合作用研究（英国 儿&#183;希尔）。分得第一个用于医药的短杆菌素，开始重视青霉素等类似物用于医药（美籍德国人 杜波斯）。 1940年 发现Rh血型因子（奥地利 兰德斯坦勒等）。
　　1941-1950年    
　　1941年，发现三磷酸腺苷（ATP）的高能键在生物体碳水化合物代谢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ATP是生命体的能源（德国 弗.李普曼)。 1943年，发表《遗传性及其变异性》（苏联 李森科）。 1943年，利用罗素的逻辑工具，建立人脑的神经网络理论（美国 麦克卡洛、匹茨）。 1944年，首次测定神经纤维直径与传导速度的关系，并据此对神经纤维进行分类（美国 厄朗格、改瑟）。 1944年，用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第一次证明了遗传的物质基础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加拿大 爱威瑞）。 1945年，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来解释基因在发育中的作用，由此开创生化遗传学和细胞遗传学（美国 比得尔、塔特姆、莱德伯格）。 1945年，发现细菌可以杂交（美国 莱德伯格）。 1948年，用C14阐明植物中二氧化碳的同化作用，到1957年进而提出光合作用的蓝图（美国 加尔文）。 1948年，发表《植物营养杂种》（苏联 格鲁森科）。 1949年，试验半胱氨酸对辐射防护的效应（美国 帕特）。 1950年，提出“新种”可由旧种突然形成的见解，引起生物学界的一场争论（苏联 李森科）。
　　1951-1960年  
　　1952年，发现病毒的核酸部分对感染起主要作用（美国 赫希、恰赛）。 1953年，首次进行了生命起源的模拟试验，通过水、氨、甲烷、氢放电，制得简单的氨基酸（美国 斯.米勒）。 1953年，根据维尔肯DNA的X光衍射资料，提出DNA一级双螺旋的分子结构模型（美国 华特森，英国 克里克）。 1953年，揭露1912年英国人陶荪（Dawson）所“发现”的五十万年前的辟尔当人化石是伪造的（英国 威纳）。 1954年，提出视觉感光的化学机理模型，并从而说明夜盲症的起因（美国 乔.瓦尔德）。 1954年，开辟昆虫激素的研究领域（英国 韦格尔瓦兹）。 1954年，首次提出三个核苷编成一个遗传密码的“三联密码说”（美籍俄国人 伽莫夫）。 1955年，利用变形虫进行核移植试验（美国 丹尼艾利）。 1955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首次搞清紫菜生活史，解决人工繁殖紫菜的孢子来源。1955年，把烟草花叶病毒的二部分——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拆开”与“装配”，“装配”起来的病毒仍有感染活力（美籍德国人 弗兰克耳.康拉脱，美国 罗.威廉斯）。 1955—1956年，首次用酶促法人工合成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美籍西班牙人 奥巧阿，美国 孔勃）。 1956年，用指纹法分析蛋白质，发现人类镰刀状红血球贫血症是血红蛋白中单个氨基酸的差异造成的，由此开始了人类分子病和分子进化的研究（英国 英格兰姆）。 1958年，中国首先使用针刺麻醉法摘除扁桃腺，开辟生理学和医学研究的新领域。1958年，提出射线引起雄性不育消灭害虫，作为害虫的生物防治的新途径（美国 尼普林）。 1960年，认为核酸是记忆的物质基础，提出记忆分子假说（瑞典 许登）。 1960年，在中国广东马坝发掘出二、三十万年前的古人化石——马坝人化石。　　

世界科技发展 世界太阳能科技发展史

　　世界将太阳能作为一种能源和动力加以利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1615年法国工程师所罗门.德.考克斯发明了第一台利用太阳能加热空气使膨胀做功而抽水的机器.在1615年-1900年之间,世界上又研制成多台太阳能动力装置和一些其它太阳能装置。
　　下面主要回顾20世纪100年间太阳能科技发展的历史。在这100年间太阳能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有高潮期，有低潮期。处于高潮的大约55年，处于低潮的大约有45年。 
　　第一低潮期：1920-1945年，参加研究工作的人员和研究项目大为减少。其原因与矿物质燃料的大量开发利用和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1935-1945）有关。
　　第二低潮期：1965-1973年，太阳能的研究工作停滞不前，主要原因是太阳能利用技术处于成长阶段，尚不成熟，并且投资大，效果不理想，所以得不到公众，企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第三低潮期：1980-1992年，进入80年代后太阳能的开发利用逐渐进入低谷，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幅度的削减太阳能研究经费，美国最为突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回落，而太阳能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缺乏竞争力，太阳能的技术也没有重大的进展。这样就动摇了一些人开发太阳能的信心。我国太阳能的研究工作也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人主张外国研究成功后引进技术，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极少，但对我国的太阳能事业的发展也有不良影响。 
　　尽管太阳能利用的发展受矿物资源、政治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但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太阳能的利用方面，还是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绩，在21世纪出现了几次高潮。
　　第一高潮起：1900-1920年，世界上太阳能研究的重点仍是太阳能动力装置。但采用的聚光方式多样化，开始采用平板集热器和低沸点公质，装置逐渐扩大。1901年在美国加州建成一台太阳能抽水装置。1902-1908年，在美国建造了五套双循环太阳能发动机。1913年在埃及建成一台由5个抛物槽镜组成的太阳能水泵。
　　第二高潮起：1945年-196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有远见的认识已经注意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正在逐渐减少，呼吁人们重视这一问题，从而推动了太阳能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且成立了太阳能学术组织，举办学术交流和展览会再次兴起太阳能研究热潮。1952年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在比利牛斯山东部建成一座功率为50kw的太阳炉。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实用型硅太阳电池，为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1960年，带有石英窗的斯特林发动机问世。这20年中加强了太阳能基础理论和基础材料的研究。
　　第三高潮期：1973-1980年，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使那些依靠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廉价石油的国家，在经济上遭到沉重打击，世界发生了"能源危机"。从而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工业发达国家，重新加强了对太阳能及其它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支持，在世界上再次兴起了开发利用太阳能热潮。1973年美国制定了政府的阳光发电计划，太阳能研究经费大幅度增长，成立太阳能开发银行，促进太阳能产品的商业化。197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阳光计划"。世界上出现的开发利用太阳能热潮，对我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5年在河南安阳召开"全国第一次太阳能利用工作经验交流大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太阳能事业的发展。这一次会议之后，太阳能研究和推广工作纳入了我国的政府计划，获得了专项经费和物资支持。
　　第四高潮期：1992-2000年，由于大量燃烧矿物能源，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次会议以后，世界各国加强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将利用太阳能与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1996年，联合国在津巴布韦召开"世界太阳能高峰会议"，发表了《哈拉雷太阳能与持续发展宣言》，会议上讨论了《世界太阳能10年行动计划》（1996-2005），《国际太阳能公约》，《世界太阳能战略规划》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进一步表明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对开发太阳能的坚定决心，要求全球共同行动，广泛利用太阳能。世界环保大会以后，我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十分重视，提出10年对策和措施，明确要"因地制宜的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进一步明确了太阳能重点发展目。1995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家经贸委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1996-2010），明确提出了我国在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通过以上回顾可知，在20世纪的100年间太阳能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如此，21世纪是人类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世纪。
　
世界科技发展 船舶的飞跃发展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水的比重为1，比重比水大的物质将沉入水中。
　　钢铁的比重为7.8，所以，拿一块钢铁掷入水中，它很快就会沉入水底。
　　可是，大家又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现代船舶大多是由钢铁制造的，它们不仅自身浮在水上，而且还能装载很多东西。这又是为什么呢？
　　了解浮力的朋友会很快告诉我们，钢铁船舶之所以能浮在水上，是由于受到浮力作用。
　　浮力是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在2000 年前发现的，而且，阿基米德根据自身的反复实践得出了这样一条规律：物体在水中所受的浮力的大小和物体本身所排开的水的重量相等。如果物体所受的浮力大于自身重量的话，物体就会浮在水面。相反，如果物体所受的浮力小于自身重量，物体将会沉入水中。
　　铁块沉入水中是因为铁块本身所受的浮力小于铁块本身的重量，而一旦我们将铁块稍加改变，情况将又会有所变化。比如，把铁块压成铁板，然后加工成一只空心的盒子。当铁盒子放入水中时，盒子本身所受的浮力与盒子排开的水的重量相同，浮力作用于盒子的底部，支撑着盒子，使它不会沉没。要是盒子重量增加，盒子就会下沉，那么，盒子排开的水就会增加，也就是说，盒子本身所受的浮力就会增加。一旦盒子本身的重量比盒子本身排开的水的重量轻时，盒子就不会下沉。
　　钢铁轮船与铁盒子在水上漂浮的道理一样。轮船所以不会沉入水中而在水中漂浮，是由于轮船浸在水中的体积比用来做成船壳的钢铁本身的体积大得多。
　　大家知道，船舶浮在水上所排开的水的重量叫排水量，它与船体在水中所受到的浮力大小相等。船体浸在水中的深度称为吃水，由于船体建造前后左右不均，故船体各部分吃水并不相同，一般测量船体艏部的艏吃水和船体艉部的艉吃水。船体和水面的交线称为吃水线，也叫水线。船体浸在水中所受的浮力大小随着载物的多少而变化，货装多了，船体浸在水中的深度增加了，船在水中所受的浮力也增加了。
　　不过，钢铁成为造船材料是经过了一番激烈斗争而得以实现的。
　　钢铁最初是与其他金属（比如铜）一起走上船舶的。当时，钢铁等金属用来包裹木船船舷，防止木船被撞坏。后来，战船出现了，人们又在船首和船尾包裹厚厚的钢铁，用以撞击敌船。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有人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将木船外表全部用钢铁包裹，那么用作战船将更加牢固。于是，铁壳木质船出现了。
　　铁壳木质船的长期使用使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个船只的木质全部腐烂之后，其铁壳仍能浮在水面上。于是，又一种设想萌生了：用钢铁做成钢铁船。
　　用钢铁做成钢铁船的设想一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阻拦纷纷出现了：
　　有人说：铁船易生锈，难保养。后来，人们发明了防锈漆，初步解决了铁船生锈的问题。
　　又有人说：铁船重，跑不快。可事实说明，由于钢铁坚固，船壳可以做薄些，所以，钢铁船体比装载同样吨位货物的木船还要轻。而且，钢铁船体比木质船体外壳所受的阻力小，所以，钢铁船舶比同样吨位的木船跑得更快。
　　还有人说：钢铁船如若中了炮弹，铁壳破裂会炸伤人。后来的事实说明，炮弹击中铁船不会燃烧，铁壳破裂后也不乱飞，而且，如果在船体的重要部分装上厚厚的钢铁壳，大炮甚至炸不开它。
　　至于什么“铁壳惹鬼”、“铁壳不吉利”、“铁壳影响海龙王巡视”之类的迷信说法，更是不值一驳。
　　不过，钢铁船舶的建造就有个外壳连接的问题。最初，人们是用螺钉、铆钉连接的。由于这种方法笨重、劳动量大、质量差，影响了钢铁船舶的发展。后来，焊接工艺出现了，于是，用焊条来使构件熔化而连接在一起的新型钢铁船舶出现了。
　　现在，大多数船舶是用焊接工艺连接而成的钢铁船舶。
　　早期船舶的推进工具是篙、桨、橹、帆。那么，现代船舶是用什么来推进的呢？
　　也许有人会说，现代船舶还有用篙、桨、橹、帆来推进的。是的。但是，现代船舶中用篙、桨、橹、帆来推进的，是一些非常次要的小船，与原始船舶一样，它们被人们称为“慢牛”，而现代的船舶主要是用机器带动推进器运转来推进船舶航行的。用机器来推进的船舶被人们称为“机动船”或“轮船”，更有人形象地称它为“水上快马”。
　　最早应用在船舶上的机器是蒸汽机，它出现于19 世纪初。蒸汽机由汽缸、活塞、气阀、曲轴、连杆等组成，当用煤或其他燃料将锅炉中的水烧成蒸汽，蒸汽又通过气阀进入气缸，借助蒸汽的推力，推动活塞做往复运动，由连杆带动曲轴做往复运动，曲轴带动桨轮运转，从而推动船舶前进。
　　由于蒸汽机结构简单、方便，因此而风靡一时，我国也于1865 年建成了第一艘蒸汽轮船，该船每小时可航行25 公里。
　　不过，蒸汽机体积大、重量大，但发出的马力却非常小，蒸汽机带动小船航行速度尚可，一旦带动吨位较大的船，速度就显得降低了，甚至比不上一些航速较快的帆船！
　　后来，科学家们又在蒸汽机的基础上发明了蒸汽轮机。蒸汽轮机是让锅炉中烧出来的蒸汽通过喷嘴冲到装有叶片的轮上，使叶片转动，进而带动推进器推动船舶。与蒸汽机相比，蒸汽轮机效率高、马力大、振动小，重量、体积也小。
　　不过，蒸汽轮机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构造复杂，制造困难，造价高，不能开倒车。于是，人们又开始了更新型机器的研制工作。
　　1897 年，德国人基塞尔发明了一种可使用较重、较低廉燃料油的内燃机。内燃机由气缸、活塞、连杆、曲轴构成，利用燃油在气缸内直接燃烧，燃烧后气体膨胀，推动活塞运动，再通过连杆，使曲轴转动，带动推进器。与蒸汽机相比，内燃机具有体积小、效率高、功率大等一系列无可比拟的优点，因而很快就被用做船舶的动力。内燃机的燃料有柴油、汽油、煤油、煤气、天然气等，依据所使用燃料的不同，分别称为柴油机、汽油机、煤油机、煤气机、天然气机等。船用内燃机主要是柴油机。目前，内燃机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船舶上，成为当前最主要的船舶动力。
　　随着海洋运输和海上军事竞争的日益加剧，船越造越大，速度要求也越来越高，内燃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且为适应大功率的要求，内燃机的体积也过于庞大，一艘万吨级船舶所用的柴油机竟有三层楼高！最近40 年时间内，人们又发明了新型的旋转式发动机——燃气轮机。它具有马力大、启动迅速、噪音低、维护管理容易、换装主机时间短的优点，是船舶动力的又一革新。
　　在燃气轮机中，空气先经过压缩机压缩，提高温度，通入燃烧室，燃油在燃烧室中燃烧后，产生高温燃气，再通过喷嘴冲动装有叶片的转子，或者直接通过叶片而喷出，使转子高速转动。
　　在发展内燃机、燃气轮机的同时，人们还发明了核动力和超导推进动力。核动力即原子能动力，通过原子能反应堆产生出原子能，进而带动推进器运转。超导动力即利用超导原理制成的超导电机推进船舶前进。
　　在发展机器动力的同时，船舶推进器也得到了发展。最初，船舶推进器采用的是酷似我国古代车船上轮子一样的桨轮，后来，人们发现了早在15世纪的螺旋桨构思很有新意，并在1802 
　　年由美国新泽西州人约翰&amp;#8226;史蒡文斯造成了第一艘螺旋桨船。尽管这条螺旋桨船和富尔顿之后设计的螺旋桨船均建成，但是，人们却不能相信小小的螺旋桨会比巨大的桨轮优越，所以，在螺旋桨出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蒸汽动力远洋船仍很少用螺旋桨推进，而是采用舷侧明轮打水推进。装在舷侧的明轮在风浪较平静时航行比较顺利，在风浪较大时，由于轮船的剧烈横摇，往往一侧的桨轮脱离水面无法打水，使桨轮空转，不仅浪费动力使船速减慢，而且使船舶难以操纵。1844 年，“大不列颠”号用蒸汽机带动螺旋桨推动轮船横渡大西洋成功，证明了螺旋桨推进的可靠性。1845 年，英国海军部又在用螺旋桨推进的巡洋舰“响尾蛇”号和用明轮推进的汽船“爱里克托”号之间安排了一场有趣的比赛。动力相当的两艘船的船尾相互系牢，获得信号后就全速开航。“响尾蛇”号的螺旋桨飞快地转动，“爱里克托”号的明轮猛打着水。结果是前者获胜，后来被倒拖过来，船尾向前以2.5 节的速度被拖着跑。
　　这一场震惊造船界的水上“拔河”比赛以螺旋桨的胜利告终。但是，保守的英国海军部还是不肯在所有的军舰上装备螺旋桨。直到19 世纪中叶，帝俄的大炮在克里米亚海战中把英国军舰上的明轮推进器轻易地击毁后，才使英国海军清醒。从此，英国才将所有的军舰上的推进器都改为螺旋桨。与此同时，其他各国海军也吸取了英国海军的教训，纷纷采用螺旋桨。之后，商船也逐步以螺旋桨代替明轮。
　　天文导航和指南针导航这两种方法使人们摆脱了海岸，但在雾天、阴天和复杂的海区就可能出现误差而酿成悲剧。后来无线电导航和雷达导航以及卫星导航诞生后，人类才真正地做到了“海阔凭船行”，才真正地获得了海上航行的自由。航海学家们把其称为“并不轰动但极有力量的航海革命”。
　　无线电导航就是接收沿岸设置的导航台中较近的两个导航台同时发来的无线电信号，根据这两个导航台发出信号到达舰船的时间差计算出这两个导航台与船只之间的距离差。比如距离差为零，那么，船只只能在两个导航台连线的垂直线上的任何一点。比如距离差为100，那就可能在图上划出的曲线上得到一个距离差曲线，当然无法测出舰位，但既然测一个时差可得一个距离差曲线，那么连续测两个时差，或者两部仪器同时测一个时差，两条距离差曲线的交点就是舰位了。以上介绍的就是无线电导航最基本的原理。后来人们又变测时差为测信号电磁波的相位差，从而提高了导航精确度和导航距离。
　　雷达导航是依靠雷达荧光屏上目标显示的变化情况而引导航行的。大家都知道，雷达是由天线、发射机、接收机、显示器、电源组成的，而雷达也是利用无线电来测定目标方位、距离的。当雷达的发射机发射出的电波遇到障碍后，就被反射回来，被接收机接收到，便在显示器的荧光屏上显示出来。根据回波的方向便可测定目标的方位，根据发射电波到回收电波的时间，可计算出被测定目标的距离。船舶在海上航行时，打开雷达，周围二三十海里的目标都显示在荧光屏上。只要选择近而显影清楚的小岛、海角等目标，测定三个目标的距离，以目标为圆心，距离为半径，用圆规画出三个圆弧，圆弧的交点就是舰位了。知道了舰位，也就知道了船舶应该航行的方向。在雾、雨、雪等不易看清前方的情况下，整个航行途中均启动雷达，还可防止与其他船舶相撞。这与前面测知舰位的方法相反，即时刻观察本船前方有无“目标”，如有，则在荧光屏的亮点上用色笔点描出点“1”，过1～ 2 分钟，亮点移动，得出点“2”，再过1～2分钟，亮点再移动，得出点“3”。把1、2、3三点连成一线，如果连线指向荧光屏中心或接近中心，也就是指向本船的话，表明跟来船有碰撞危险，应采取避让措施。假如1、2、3点连线是1、2’、3’三点，即连线指离荧光屏中心（即船位），就不存在碰撞危险，不必避让。
　　卫星导航是借助卫星引导船舶航行的方法。研究和应用卫星进行导航时间很短，至今才有40多年的历史。1957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跟踪前苏联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时候，忽生奇想：既然我们站在地球上能够测出卫星的位置，那么，人们运用卫星也一定能够测出地球上一些设施的位置。这一设想萌生后不久，人类就进入了用人造卫星进行导航的新时代。
　　导航卫星直径只有50厘米，尽管它的个头不大，但它小小的身躯中却装满了多样多种的现代化仪器，有无线电接收机、信息编译器和存贮器，这些仪器能接收地面送来的信息，进行编译工作，然后将信息存起来。另外，卫星上还装有无线电发射机，不断地按规定的程序向地球播发信息。在卫星体外的下面装有一副天线，既能收信息，又能发信息。卫星体外的上面伸出一根很长的杆，杆顶有一重物，在卫星绕地球飞行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重物总是保持在外边，结果，使卫星下面的天线始终向着地球，保证了无线电联络不间断。
　　导航卫星上的电子仪器是需要电的，那么卫星上的电源是哪里来的，也许有人会猜想在上面建个小发电站，也有人猜想是用发射卫星前带去的蓄电池，其实都不是。卫星上的电源是受到太阳光照射时就产生电能的太阳能电池。当然，卫星还带有蓄电池。当太阳光照到卫星时，太阳能电池一边给各个仪器供电，同时还给蓄电池充电，当卫星飞到地球的背阴部分时，太阳光照不到卫星，太阳能电池不发电，蓄电池就成为电子仪器的电源了。
　　卫星导航实际上也是一个为船舶定船位的问题，它和前述的天文导航中测星星定船位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只要知道在不同时间星星或卫星和地球上船舶位置的具体关系，通过计算或作图把船舶的位置确定下来。不过，这一切均已被科学家们完成了，根据这一原理设置的卫星导航仪就装在现代船舶上，每当测量时，导航仪内的电子计算机便能够根据电子仪器自动测量的数据自动计算出舰船的位置，并在荧光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世界科技发展 古代帆船 - 节选，同步资料收集中
　　早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就驾着细长的、用帆作动力的船，往西北渡过480千米海面到达克里特岛。到公元200年左右，罗马帝国由于需要大宗进口货品，如象牙、酒、油、五金、纺织品、宝石等、尤其是粮食，而这些货品大都是靠商船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因此当时的船运业已相当发达。这种罗马商船约长30米，宽9.1米。先造出坚固的龙骨，然后安装肋骨。再在肋骨上安装外层木板，用青铜钉并排固定。船尾甚高，可以消散尾随浪。船首相当低。全船重量大概是120吨，船底用铅包护，不致受蛀船虫侵蚀。只在船中部设置一根桅杆，上面悬挂方形横主帆，装有一种新的“卷帆”系统，可以像活动百叶窗那样从底部卷起或缩短帆。最重要的发明是装有一根长圆杆向前方斜伸过船首，它上面有一块小帆，称为“前帆”。这种船首装置有助于乘风行进，它转向的作用大于推进的作用，并且启发后人发明双桅帆船。但是，这种船最大的缺点是不能逆风行驶。公元866年，出现了可以逆风行驶的三角帆船。帆呈三角形，装置在一根长桁上，长桁斜悬在一根短桅上面。它可以在船的横位上做幅度大得多的转向，直到它和船本身的长轴形形成一线为止。有人把它称作纵帆船。纵帆所具有的革命性在于它有较大的可加调整以适应风向的自由，这样的装置可使船在行驶时能逆风，航行时先向一方转，然后再向另一方转，像一条公路沿着山坡蜿蜓上升那样“之”字形逆风而上。
　　在13世纪左右的北欧，海盗横行海上，以抢动商船为职业。他们造出了一种速度很快的以桨和帆为混和动力的船。最重要的是北欧“维京”海盗的长船。这是一种细长轻巧的双头船，船体用板材互相叠接成，升起的横帆是手织的，有一个舵，舵叶长而直，舵柄按直角装进舵头的槽里。
　　这种船可能灵活地利用风力，因而走得很快。1893年，人们完全依照戈克斯塔所造的一条船以28天的时间横越大西洋，航行时的速度高达10节。

世界科技发展 中世纪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基督教会黑暗的统治下。但是，科学的车轮即使在夜里也是滚滚向前的，虽然它的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即使是中世纪的“黑暗”，在它的幕布遮掩下，同样有着非常真实的社会革命，与其密切有关的技术和科学的进步。 
　　中世纪的技术进步
　　如果把在中世纪创造的或第一次实际应用的发明都排列起来，这些成果即使谈不上灿烂辉煌，却也非常重要。在发展工艺技术、解放劳动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中世纪所取得的进步确实非常显著。
　　中世纪在农业机具上的一个重要改进是开始在大家畜身上使用类似现代挽具的一整套装置，这样驮载和拉拽用的大家畜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骑用的马有了一整套的马具，包括挽具、马鞍和马蹄铁；拉车的牛、马、骡等则有了肩轭、车杠和蹄铁。到十三世纪时，一种新的重轮犁连同模板和舵投入了实际使用。水力磨房、风力磨房、开矿业、道路建筑、排水装置等等，在十世纪也都得到发展。栽培作物的品种也增加了，例如出现了黑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以及蛇麻草等。
　　中世纪的发明还包括机械锯，带有落锤的锻炉，具有固定板和活门的箱，窗用玻璃和玻璃窗，油灯罩，蜡烛和极细的烛蕊，手推车，远视眼用的眼镜，运河上的水闸，火药以及有摆的落地大座钟等等。机械的发明以印刷机和火药武器的使用达到了顶点。
　　在中世纪，水力的应用促进了许多改进，尤其是为炼铁炉使用的风箱提供了动力，从而可以熔铁、铸铁。航海业也得到了发展，舰船造得更大，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连续航行。在中世纪，唯一没有得到发展的是起重技术。在失去了成千奴隶的巨大力量以后，工程师和建筑者就改用小块的建筑材料来建造当时高大的纪念性建筑物。
　　及至十二世纪，粮食生产和人口在欧洲都有了显著的增加。随着生产率和人口的增长，工业、工匠的技艺、商业贸易以及城市中心都发展起来了。中世纪早期的发明以及工业技术的改进，改变了欧洲社会的面貌，使它变得有生气起来。然而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发明的重要意义，那些抄写久已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们受到了社会的尊敬，而那些改变了中世纪面貌的技术发明家却名不见经传。他们可以比作一个巨大的蚁冢的成员，每一个小小的个体只是这个伟大事业的一小部分，但是不能指望他们每个个体都会对这个伟大事业有所理解。
　　中世纪的科学发展
　　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学术活动的复活使欧洲文化有了生气。人们可以责备中世纪的学者们没有给古希腊的传统中加进多少东西，但是希腊传统能够部分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吸收利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这却正是中世纪的学者们所做的工作。欧洲不是直接地得到这份文化遗产的，它是从那些与古代的学术活动有更密切关系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东方人那里，通过曲折的道路获得的。到了十三世纪末，欧洲已在不少学术和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领域包括数学、天文学、炼金术和医学。
　　翻译古代著作的重要时期从基督教徒十字军向西班牙穆斯林的西征开始。他们在1085年占领了托菜多，并把它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大主教的教区。西班牙由于有许多懂得两种语言甚至三种语言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因此那里成了学者们相互影响的重要地区。
　　由于雷蒙德大主教在托莱多办了一所翻译学校，吸引了全欧洲所学者，从而促进了这些学者相互影响。其中，著名的克雷莫纳的格兰白特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还翻译了其它八十多种著作。西西里岛是另一个懂得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们相互影响的重在地方。这个地区曾被穆斯林统治过一段时期，后来在1091年被基督教的势力所控制。学术传统在这里虽然从未完全被消除，但是斯科特的事业却代表着欧洲人研究科学的新热情。斯科特的工作曾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南意大利及西西里岛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鼓励。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奇才，他对气象学、医学、社会学、心理学、观相术、占星术和巫术都非常感兴趣。教皇曾称赞他“从小就充满着热爱科学的炽热感情”。虽然他曾把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译成了拉丁语，但他的主要“科学”却是占星术和占术。在占卜将来的命运时，总是劝告人们要随大流，并且带回一些作为预兆的物体。斯科特解释说星星将会指导他们作出选择。他事先假设静脉切开放血术和占星术之间有相互作用，从而把占卜也应用于医学。斯科特曾警告皇帝，当月亮处于双子座位时，最好不要放血，否则就会两次受伤有危险。但是腓特烈听了他的理发师的话，认为在任何时候放血都是合适的。在放血时，理发师却把柳叶刀掉到了皇帝的脚上，结果脚步上起了很痛的一个肿块。为此，皇帝就相信了斯科特所谓“科学预言”的价值。
　　这样，从斯科特身上，可以很好在看到他那个时代知识分了奇怪的特征。由于对哲学家都感兴趣，他们接受了占星术和炼金术。他说：“所有的科学家来自于哲学。”他还劝告人们，作为一个聪明人，必须具备对问题透彻的理解力，工作的勤勉，广泛的阅历和极好的记忆力。然而他所讲关于植物、动物的事情却至少象普林尼所讲的一样神奇。斯科特的动植学认为，鸟的尾巴上有12根羽毛，这些羽毛，是与黄道十二宫相一致的，如果掉了一根，它就不能很好地飞翔。印度的长生鸟能够用提问者所说的任何一种语言回答他所提的任何一个问题。据说戴胜科鸟是靠吃人粪为生的；豹身上散发出的一股蜜气味可飘至一英里远。斯科特对农业的评论也同样富有启发性。为了保护灌木丛免遭暴风雨的袭击，他建议读者只要把三只活的蟹烧成灰就可以了。而在一只新的泥罐中放一只红的青蛙，就可防止暴风雨对庄稼和葡萄园的伤害。如果在葡萄树中祭献一只喜鹊，也同样可以保护葡萄园。
　　在中世纪的十二、十三世纪中，有许多因素有利于造成新的学术风气，这种风气刺激了学术和科学活动的发展。意大利在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进行的商业贸易和十字军的东侵活动，由于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翻译，因此它们对造成这种风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新的宗教运动开始动摇着铁板一块似的信仰结构，带来了怀疑与好奇的气氛。怀疑与好奇的口袋就象知识真空一样，要用东西来填塞，而古老的希腊哲学看来可以满足这种需要。
　　基督教徒的译著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但并非无所不包。基督教徒们偏爱于翻译他们比较熟悉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阿拉伯人那些创造性的贡献却仅被看作是中间媒介而遭到了忽视。例如，阿拉伯人阿尔&#183;纳菲曾发现了小循环，但是他的这一发现直到本世纪才为世人所知。其他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著作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翻译。亚里士多德卷帙浩繁的全集被发现之后，他就立即被人推崇为“哲学王子”。这种对亚里士多德的兴趣，有利于人们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取代基督教早期教父派的柏拉图观点。而阿奎那通过编辑校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更长了这种倾向。
　

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光学成就

　　光学是现代科学的一门重要分科，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了越来越大的威力。光学的发展有它悠久的历史。在光学发展的道路上，我国古代曾经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光的直线传播 
　　太阳给人类以光和热，这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光源。但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形成了白昼和黑夜。每到晚上，黑暗就笼罩着大地。生活在远古的人类祖先，对黑夜是无能为力的。黑暗给人们以可怕、可恶的感觉，直到今天黑暗仍为人们用来形容邪恶。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人类才发现火也能提供光和热。开始是使用天然火，以后又发明了人工摩擦取火。人工摩擦取火的发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划时代进步，它“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生活在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就已经懂得使用天然火，大约在几万年前人类又学会了用钻木的方法人工取火。火在长时期里一直是人们唯一可以利用的人造光源，后来人们创造了油灯、蜡烛，还是离不开火，一直到近代光源的发明才取代了火。 
　　通过对光的长期观察，人们发现了沿着密林树叶间隙射到地面的光线形成射线状的光束，从小窗中进入屋里的日光也是这样。大量的观察事实，使人们认识到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为了证明光伪这一性质，大约二千四五百年前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墨翟和他的学生作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倒像的实验，解释了小孔成倒像的原理。虽然他讲的并不是成像而是成影，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在一间黑暗的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里相对的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倒立的人影。为什么会有这奇怪的现象呢？墨家解释说，光穿过小孔如射筋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的头部遮住了上面的光，成影在下边，人的足部遮住了下面的光，成影在上边，就形成了倒立的影。这是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墨家还利用光的这一特性，解释了物和影的关系。飞翔着的鸟儿，它的影也仿佛在飞动着。墨家分析了光、鸟、影的关系，揭开了影子自身并不直接参加运动的秘密。墨家指出鸟影是由于直线行进的光线照在鸟身上被鸟遮住而形成的。当鸟在飞动中，前一瞬间光被遮住出现影子的地方，后一瞬间就被光所照射，影子便消失了；新出现的影子是后一瞬间光被遮住而形成的，已经不是前一瞬间的影子。因此，墨家得到了“景不徙”的结论，“景”通“影”，就是说，影子不直接参加运动。那么为什么影子看起来是活动着的呢？这是因为鸟飞动的时候，前后瞬间影子是连续不断地更新着，并且变动着位置，看起来就觉得影是随着鸟在飞动一样。在二千四五百年前，能这样深人细致地研究光的性质，解释影的动和不动的关系，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墨家还从光线直线传播的原理解释了投影和半影的现象。 
　　十四世纪中叶，元代天文数学家赵友钦在他所著的《革象新书》中进一步详细地考察了日光通过墙上孔隙所形戍的像和孔隙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当孔隙相当小的时候，尽管孔隙的形状不是圆形的，所得的像却都是圆形的；日食的时候，像也有缺，和日的食分相同；孔的大小不同，但是像的大小相等，只是浓淡不同；如果把像屏移近小孔，所得的像变小，亮度增加。对于这一现象，赵友钦经过精心思索和研究，得出了关于小孔成像的规律。他认为孔相当小的时候，不管孔的形状怎样，所成的像是光源的倒立像，这时孔的大小只不过和像的明暗程度有关，不改变像的形状。当孔相当大的时候，所得到的像就是孔的正立像。 
　　为了证实这个结论，赵友钦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实验。在楼下的两间房子的地板中各挖两个直径四尺多的圆井，右边的井深四尺，左边的深八尺，在左井里放置一张四尺高的桌子，这样两井的深度就相同。作两块直径四尺的圆板，板上各密插一千多枝蜡烛，点燃后，一块放在右井井底，一块放在左井桌上。在井口备盖直径五尺、中心开小方孔的圆板，左板的方孔宽一寸左右，右板的方孔宽半寸左右。这时可以看到楼板上出现的都是圆像，只是孔大的比较亮，孔小的比较暗。赵友钦用光的直线传播的道理，说明了东边的烛成像于西，西边的成像于东，南边的成像于北，北边的成像于南，每根烛都有时应的像，由于一千多枝烛是密集成圆形的，所成的像也相互连接成为圆像。这样就说明了在光源、小孔、像屏距离不变的情况下，所成的像形状不变，只有照度上的差别：孔大的“所容之光较多”，因而比较亮；孔小的“所容之光较少”，因而比较暗。如果把右井里东边的蜡烛熄灭五百枝，那右边房间楼板上的像西边缺半，相当于日月食的时候影和日、月食分相等一样。如果在左边中蜡烛琉密相间，只燃点二三十枝，那像虽是圆形分布，但是各是一些不相联接的暗淡方像；如果只燃一烛，方孔对于烛光源来说不是相当地小，因而出现的是方孔的像；把所有的烛重新点着，左边的像就恢复圆形。其次，在楼板上平行于地面吊两块大板作为像屏，这时像屏距孔近，看到的像变小而明亮。接着去掉上面所说的吊着的两块板，仍以楼板作为像屏，撤去左井里的桌子，把蜡烛放到井底，这时左井的光源离方孔远，左边的楼板上出现的像变小，而且由于烛光弱，距离增加后亮度也变弱。从这些实验结果，赵友钦归纳得出了小孔成像的规律，指出了烛（光源）的远近、强弱和小孔、像屏的远近之间的关系，指出像屏近孔的时候像小，远孔的时候像大；烛距孔远的时候像小，近孔的时候像大；像小就亮，像大就暗；烛虽近孔，但是光弱，像也就暗；烛虽远孔，但是光强，像也就亮。实验的最后一步是撤去覆盖井面的两块板，另在楼板下各悬直径一尺多的圆板，右板开广四寸的方孔，左板开各边长五寸的三角形孔，调节板的高底，就是改变光源、孔、像屏之间的距离。这时仰视楼板上的像，左边是三角形，右边是方形。这说明孔大的时候所成的像和孔的形状相同：孔距屏近，像小而明亮；孔距屏远，像大而暗淡。 
　　从以上的实验结果，赵友钦得出了小孔的像和光源的形状相同、大孔的像和孔的形状相同的结论，并指出这个结论是“断乎无可疑者”。用这样严谨的实验，来证明光的直线传播，阐明小孔成像的原理，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光的直线传播性质，在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的迟先制造了圭表和日暑，测量日影的长短和方位，以确定时间、冬至点、夏至点；在天文仪器上安装窥管，以观察天象，测量恒星的位置。 
　　此外，我国很早就利用光的这一性质，发明了皮影戏。汉初齐少翁用纸剪的人、物在白幕后表演，并且用光照射，人、物的影像就映在白幕上，幕外的人就可以看到影像的表演。皮影戏到宋代非常盛行，后来传到了西方，引起了轰动。 
　　镜面成像原理 
　　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但是在光的前进方向上遇到物体的时候，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国在三千年前就制造和使用铜镜，并且很早就对光的反射有深刻的认识。 
　　从农历的月初到月底，人们看到月亮从上弦月到圆又到下弦月，周而复始地变化着。月光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月球本身能够发光吗？远古时代，人们以为月亮是能够发光的。但是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我国就知道了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的光是日光照射在月面上所引起的反射光。为了说明月光是日照射的结果，宋代科学家沈括曾经做过圆球受光的实验。他用一个弹丸（代表月球），一半涂粉（表示月球受太阳光的一面），这样，“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梦溪笔谈》卷七）说明了月的圆缺的道理。 
　　我国古代造镜技术非常发达，并且对各种镜子成像原理有深入的研究。 
　　大家知道，只要对着光滑的平面，就可以照见自己的脸孔。在镜子使用以前，人们是利用静水来看自己的脸的，并且知道流水是照不成像的。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前，我国就已经使用铜镜。到了秦汉以后，铜镜大大发展，畅销国内外。我国的古代铜镜至今仍旧被人们看作世界文明史上的珍品。特别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所谓“透光镜”，它能通过反射映出镜子背面的美丽图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为了解开“透光镜”之谜，国内外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探索，直到近代才发现，这是由于镜面在制造加工以后，有相对于背面图案的轻微不等的曲率，通过反射产生映出背面的图案。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高超的制镜技术和对光的反射特性的深刻认识。 
　　利用平面镜反射的原理，我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潜望镜。汉初《淮南万毕术》一书中，有“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下，则见四邻矣”的记载，这个装置虽然粗糙，但是意义深远，近代所使用的潜望镜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制造的。 
　　世界上最早的潜望镜。 
　　在利用平面镜的同时，人们又发现了球面镜的奇特现象。球面镜有则面镜和凸面镜两种。 
　　认识凹面镜的聚焦特性，利用凹面镜向日取火，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我国把凹面镜叫做“阳燧”，意思就是利用太阳光来取火的工具，这是太阳能的最初利用。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墨翟和他的学生就对凹面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记载在《墨经》一书中。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当物体放在球心之内时，得到的是正立的像，距球心近的像大，距球心远的像小。当物体在球心之外时，那得到的是倒立的像，距球心近的像大，距球心远的像小。当物体在球心处时，那像在物处，和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年。”“中之内，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中之外，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易。”）当时墨家已经明确地区分焦点和球心，把焦点称作“中燧”。 
　　墨家对凸面镜也进行了研究，认识到物体不管是在凸面镜的什么地方，都只有一个正立的像。（“鉴团景一”，“鉴团，就是凸面镜。）像在镜面的另一侧，就是虚像，并且总是比原物体小，只是距中心近的像显得大，距中心远的像显得小。（“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其远，则所鉴小，景亦小。”） 
　　我国古代制镜的手工工人在镜子生产中熟练地利用了凸镜的成像特性。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申总结古代铸镜的技术说：如果镜大，就把镜面做成平面；如果镜小，就把镜面做成微凸，这样镜面虽然小，也能照全人的脸。（“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凹。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凹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视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现在汽车上的反光凸镜、拐弯路口所立的凸镜，也是利用这个原理。 
　　沈括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表述了凹镜成像的原理。他在《梦溪笔谈》卷三中指出：用手指放在凹面镜前成像，随着手指和镜面的距离远近移动，像就发生变化。沈括用这个事例说明了凹面镜成像和焦点的关系。当手指迫近镜面的时候，得到的是正立的像；渐远就看不见像，这就是因为手指在焦点处不成像；超过了焦点，像就变成倒像。他指出四镜“聚光为一点”，他把这点叫做“碍”，就是近代光学上所谓焦点。他并且用窗隙（小孔成像）、摇橹的小支柱、腰鼓的最细处来比拟，生动又形象他说明了凹面镜产生倒像的道理。（“阳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如人摇橹，桌为之碍故也。”“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心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臬、腰鼓碍之，本末相格。”） 
　　现在我们知道，平行光径凹面镜反射后聚焦于焦点，它的成像有如下几种情况：当物体处在球心以外时，那得到的是倒立的实像，像小于物体；当物体在球心处时，像和物在同一位置，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当物体在球心和焦点之间时，像是比物体大的倒立实像；当物体在焦点处时，由于通过焦点的光经球面镜反射以后成平行光，就不成像；当物体在焦点之内时，得到的是虚像，像比物体大。凸面镜却不能成实像，不论物体在镜前什么地方，都是正立的虚像，像总比物体小。 
　　光从空气中进入透明的物质，会发生折射现象，这个事实人们很早就已经发现了。例如，我们把筷子斜插到水中，就会看到筷子好像折断似的，就是由于光的折射的缘故。由于我国古代没有应用玻璃，对于透镜的知识比较差。但是具有聪明才智的我国古代人民，通过特殊的方法，还是认识到凸透镜的聚焦现象。一千多年前晋代的张华著的《博物志》一书中说：“削冰命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这可以说是巧夺天工的发明创造。冰见到了热会融化，但是古人把它制成凸透镜，利用聚焦，来取得火。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实上是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对凸透镜的聚焦已经有充分的认识，而这认识的得来是要经过多次反覆实验，付出很大代价的。 
　　彩虹，长期以来人们写下了大量优雅的诗句来赞美它。对于彩虹的成因，我国古代也早有所探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唐初的孔颖达（574—648）就提出了“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这段描述是很深刻的，这说明了虹产生的条件是薄云、日照和雨滴，表明了虹是日光照射雨滴所产生的自然现像。八世纪中叶，张志和（约730—约810）还进行了人工造虹的试验。他背向太阳喷出小水珠，就观察到了类似虹霓的情景，这就证实了虹的产生是阳光通过水滴的结果。他并且指出，要看到虹必须“背日”，如果面对太阳就看不到。沈括在去我国北方契丹的途中，亲自实地考察了虹，也说明了对着太阳看不到虹，只有背向太阳才能观察到彩虹。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中记这件事的时候，还引述了当时精于历数的孙彦先的话：“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来解释虹的成因。南朱的朱高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也提出过“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散射雨气”的话，说虹往往出现在雨过初晴的时候，并不是虹能止雨，而是这时雨气已经很薄，日光散射雨气的结果。孙彦先、沈括、朱熹等用“雨中日影”、“日色散射雨气”等来解释虹的成因，就成虹的具体过程来说，是不精确甚至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知道是日光在雨滴中经过两次折射和一次（或二次）全反射产生色散的结果，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能对虹的成因提出这样的解释，是有可取之处的。 
　　宋代的时候，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还明了早晨和傍晚的红霞是由于太阳斜照的结果。当时有人用“斜日明霞，残虹分雨”的诗句，生动而精炼地描述产生明霞和彩虹的天空环境条件。 
　　在认识水滴能产生五颜六色的彩虹的同时，我国至迟在公元十世纪，就发现了天然的透明晶体经日光照射以后也会出现五色光，因而把这种天然透明晶体叫做“五光石”或“放光石”。后来人们认识到透明晶体是六棱形的，“就日照之，成五色如虹霓”。把日光照射透明晶体产生的色散现象和虹霓现象联系起来，这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这些关于日光通过水滴和晶体会产生色散现象的论述，虽然还很原始和粗糙，但是在人类认识光的性质的历史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人们已经对光的色散现象从神秘中解放出来，知道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对光的认识的一大进步。到了十六世纪中叶，牛顿通过三棱镜把日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说明了白光是由这七色光复合而成的。后来人们又了解到，光在通过透明物质的时候，由于各色光的波长不同，折射率也不一样，红光折射率最小，依次递增，紫光折射率最大，因此出现七色的光谱，终于解开了虹和五光石之谜。 
　　随着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光的认识早已远远超出了几何光学的范围。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可见光是波长从四百到七百七十纳米（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之间的电磁波，在它两端还有看不到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再向外扩展就是各种射线和无线电波。对光的本质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原子的内部结构，已经知道光是由于原子内部运动变化产生的，并且对光的各种特性已经有深刻的了解，如波粒二重性、偏振等。在对光的本质认识深化的同时，人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利用光的特性。目前光学已经在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近几年来激光技术的发明展现了光的应用的广阔前景。人类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对光的认识和应用将会不断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前途。

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成就

　　船 型 
　　中国是世界上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中国木船船型十分丰富多彩。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估计有千种左右，仅海洋渔船，船型就有二三百种之多。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中的沙船、鸟船、福船、广船，是最有名的船舶类型，尤以沙船和福船驰名于中外。 
　　沙船在唐代出现于江苏崇明。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沙船在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在元代称“平底船”，明代才通称“沙船”。 
　　沙船载重量，一般记载说是四千石到六千石（约合五百吨到八百吨），一说是二千石到三千石（约合二百五十吨到四百吨），元代海运大船八九千石（一千二百吨以上）。清代道光年间上海有沙船五千艘，估计当时全国沙船总数在万艘以上。沙船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沿江沿海都有沙船踪迹。元明海运最盛时期年运量达三百五十万石以上。远洋航线沙船也很活跃。早在宋代以前公元十世纪初，就有中国沙船到爪哇的记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有沙船类型的壁画。二十世纪初有人认为，当时从我国北方到新加坡航线上的沙船，就是中世纪以前从我国到红海以及东非港口贸易的那种船。 
　　公元十五世纪初的明代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二十多年间访问了三十多国，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每次出动船舰一百多艘或两百多艘，其中宝船四十多艘或六十多艘，共载两万七千多人。当时在南京和太仓造船，集中在太仓刘家港整队出海。郑和宝船长约一百五十米，舵杆长一一&#183;○七米，张十二帆，这是最大的沙船了。 
　　五桅沙船。 
　　沙船有许多特点：第一，沙船底平能坐滩，不怕搁浅。在风浪中也安全。特别是风向潮向不同时，因底平吃水浅，受潮水影响比较小，比较安全。第二，沙船能调俄使斗风（详见船舶动力一节），顺风逆风都能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适航性能好。第三，船宽初稳性大，又有各项保持稳性的设备，所以稳性最好。第四，多桅多帆，帆高利于使风，吃水浅，阻力小，快航性好。 
　　沙船方头方尾，俗称“方艄”；甲板面宽敞，型深小，干舷低；采用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有“出艄”便于安装升降舵，有“虚艄”便于操纵艄篷：多桅多帆，航速比较快，舵面积大又能升降，出海时部分舵叶降到船底以下，能增加舵的效应，减少横漂，遇浅水可以把舵升上。沙船采用平板龙骨，比较弱，宽厚是同级缯船艍船的百分之四五十，而大（是沙船两舷前后纵通材，非常粗壮坚实）特别多，大中型沙船每侧有大四根到六根，直压到头，川口镶口（沙船舱口前后的纵通材）也很粗壮，直通前后。因而结构强度仍比其他同级航海帆船大。采用多水密隔舱以提高船的抗沉性。七级风能航行无碍，又能耐浪，所以沙船航程远达非洲。 
　　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明代我国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古代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全船分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福船吃水四米，是深海优良战舰。1974年七八月间，福建泉川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尖底而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头尖尾方，从龙骨到舷侧有船板十四行，一到十行是两层船板叠合，十一到十三行是三层船板叠合，三层总厚度十八厘米（里层八厘米，中层五厘米，外层五厘米），用三层板是防水线附近波浪冲击，这和沙船用大甚至用护是一个道理。船板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混合使用。板缝有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艌合物。泉州古船十三舱，复原以后的船长三四&#183;五五米，宽九&#183;九米，深三&#183;二七米，排水量三七四&#183;四吨。 
　　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我国海船就以体积大、载量多、结构坚固、抗风力强闻名于世。此后，阿拉伯商人常乘中国帆船往来于东南亚一带。九世纪中叶晚唐时期以后，我国建造的大海船更为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所乐于乘坐。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又进一步发展。许多外国朋友往往用“世界最进步的造船匠”来称誉我国船工。 
　　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特点，是能创造出可以适应各种不同地理环境、各种不同性能要求的优良船型。例如，周代的方舟，是一种双体船。战国时期有舫船，也是两船并连在一起的双体船，不仅能提高稳性，更便于装货载人。汉代的楼船非常高大雄壮。三国时期海上大船长二十多丈。晋代卢循（？—411）作八槽舰。南北朝时期祖冲之作千里船。唐代有海鹘船，又出现新型漕船叫歇艎支江船。宋代最大的车船（桨轮船），长三十六丈，宽四丈一尺。明代有郑和宝船，还有两头船、蜈蚣船、连环舟、子母舟以及其他新型船舰。连坏舟分前后两截，前截冲炸敌船，后截脱坏驶回。连坏舟还长时期地用于民间运输，也很方便，在弯曲小河中可以分成两截，便于转弯。子母舟后部中空藏小船，人敌阵后发火和敌船同毁，战士乘小船返回。 
　　我国船工还善于吸取儿种优良船型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新船型。例如宋代的江海两用船，就是采用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新船型。又如清初康熙年间的福州运木船，又称三不像船，它不像沙船，不像鸟船，不像蛋船，实际上就是吸取了这三种船型的优点创造出来的新船型。 
　　船舶设计 
　　宋代文献中曾出现“船样”二字：“温州言，制置司降下《船样》二本，仰差官买木，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这里记载的《船样》可能主要还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另外还有提到“战船木样”，那就显然是指木制船模了。 
　　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中，记载的工料定额、尺寸、数量十分详尽，但是没有涉及船舶设计。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船舶设计的历史文献是清初的记载，它可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船舶设计的代表作，表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 
　　清初，福建赶缯船的设计，是我国古代福船系统设计放样的精华。赶缯船的龙骨是有弯度的，先决定龙骨长短，后决定弯度。先由船长决定龙骨总长度，再按比例决定三段龙骨长度。其次便要决定龙骨两端的起橇（起翘），根据前后起橇就决定了龙骨的弯度。我们知道，三角形已知两边和高是不难画出的。以前起橇作高，前龙骨和中龙骨作两边，画出一个三角形；再甩后起橇、中龙骨和后龙骨又画出一个三角形。把两个三角形相同的一边（中龙骨）重合起来，再描绘平滑曲线，如上图所示，便绘出龙骨纵剖面图。 
　　赶缯船的横剖面，设计和绘制程序如下：设梁头（船上的横梁）长若干，这就是上平墨长度（上平线，墨是墨线）。每上平墨一丈配下平墨（下平线）若干。上下平墨互相平行，两端两两连接起来就是边墨（边线）。上下平墨间的垂直距离等于舱深减去鸡胸，这就得出上下平墨间的距离。又有所谓“样橇”，就是为了把水艕圆转处画得肥圆一些的起橇。样橇是边墨和下平墨的交点到水艕圆转处的垂直距离（和边墨垂直）。如图所示，画出上下平墨、边墨、鸡胸、样橇以后，再把上平墨两端，鸡胸下端，两个样橇外端，五点连成一条平滑曲线，这一条平滑曲线和上平墨就构成了船舶横剖面单线图。由四大梁头处的四个横剖面（四大梁头指头禁梁、驶风梁、官舱粱、尾禁梁），以及龙骨纵中剖面，构成赶缯船的基本线型图。 
　　此外，在边墨的中点画一根和边墨垂直的线，叫班胸，可以使水线附近的弧度更加肥满一些。 
　　这种传统的船舶设计方法是我国船工创造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古代船舶设计方法。它的特点是方法简便，效果良好，整体局部巧妙结合。以船舶的横剖面为例，变更上下平墨和边墨围界起来的梯形，是横剖面的整体变更。变更样橇、班胸等的长短，那是局部调整。把整体变更和局部调整灵活地互相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十分简便而又巧妙的设计方法。它体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 
　　至于我国各个地区各种船型的设计，往往采用各种不同的设计模数，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而采用哪一种尺度作基数，那是各不相同的。 
　　船舶建造 
　　南京市汉中门挹江门之间的三汉河中保村，相传是宝船厂遗址。遗址上分布着许多长方形大型水塘，依次称一、二、……有几个塘长二百到二百四十米，宽二十七到三十五米，深二米左右，当地居民都知道这是建造宝船的地方，至今仍有“上四坞”、“下四坞”的名称。在这几个大船坞遗址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65年先后发现长一一&#183;○七米的大舵杆以及残损的绞关木（复原长四&#183;七五米）等船上设备构件。这八个大船坞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制造宝船的历史见证。 
　　在造船过程中设计船模，以及利用船坞造船，历史文献累有记载。宋代有黄怀信用大船坞修理大船，明代有“二十五日出坞，坞那造船之所”等记载。金代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记述了建造船舶先制船舶模型的过程。这比战船“木样”的记述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设计建造船舶的程序。由此上溯到秦汉时期，汉墓中几次发现的木制、陶制船舶明器，类似船舶模型。这至少可以说当时在造船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先制造船模的条件。而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发现，似乎更加足以证明，在历史上我国船工很早就利用船台造船，利用滑道使船舶下水了。 
　　1974年底在广州市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分大小两种。滑板宽距可以调节。一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一&#183;八米，船的宽度应是三&#183;六到五&#183;四米；二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二&#183;八米，能造五&#183;六到八&#183;四米宽的船。滑板上平置两行承架船体的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高一米左右。在船底钻孔、打钉、艌缝，有这样的高度是比较合适的。 
　　一号船台南侧有木料加工场地，场地上有烘弯木料的“弯木地牛”结构。还出土了划线铅块，这是下料时划线用的。造船台出土铁铸、铁凿、铁钉和艌缝用的“挣凿”，此外还有方锥形木垂球（取垂线用）。 
　　秦汉时期相当规模的造船基础，为以后唐宋时期我国远洋帆船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就使我国航海木帆船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声誉卓著达一千年以上。 
　　船舶性能 
　　我国古代船舶有很好的性能，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快航性。如江苏沙船由于多桅多篷，篷又高，能充分利用风力，船体吃水又浅，阻力小，所以快航性好。鸟船头小肚膨，身长体直，由于型线比较好，在速度方面和沙船、唬船差不多一样快。明清时期各种船型当中具有快航性能的不少，如淮扬课船、江西红船等内河船，也都具有快航的特点。 
　　第二，抗沉性。我国古代船舶的抗沉性是世界闻名的。唐代的船已用桐油石灰艌缝，使船舶具有很好的抗沉性。有人认为晋代八槽舰就是八个不漏水的舱（水密隔舱），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明，但是当时的确已经具备制造水密隔舱的条件。宋元时期我国船舶的水密隔舱蜚声中外，许多外国朋友提到中国船，就要称誉中国船的抗沉性和水密隔舱（一舱两舱漏水，不至于全船沉没）。而西方到十八世纪才有水密隔舱。 
　　第三，适航性。我国古代的船舶船型众多，多能因地制宜。各种不同船型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例如北方沿海多沙滩，我国船工就创造了平底沙船，少搁无碍。不管顺风逆风，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至于各水系的内河船，适航性能好的也很多。 
　　第四，稳定性。宋代大龙舟用压舱铁八十万斤才能保持船舶的稳定性。福船分四层，最下层装士石压舱。这说明我国船工对于船舶的稳定性一向予以极大的注意。 
　　公元九世纪以前，唐代海鹘船两舷有浮板，起稳定作用，这是披水板的起源。宋代海鹘船图每侧浮板四到六具，到明代已经简化为一具。这就是披水板，遮称橇头。后来，到明清之际，船底增设了梗水木两根，有如今天的舭龙筋，起稳定作用。梗水木的出现是一大进步。沙船又备有竹制太平篮，平时悬挂船尾，遇风浪时装石块放置水中，使船不摇荡。因此，中国船的安全平稳在当时获得了世界好评。 
　　船舶动力 
　　充分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船舶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利用人力推进时，从桨、楫发展到橹是一大进步。俗话说“一橹三桨”，说明橹的效率是桨的两倍甚至三倍。用桨划船一半做实功，一半做虚功；而橹的整个运动过程都是做实功，使船舶推进工具的效率大大提高。秦汉造船遗址，汉代楼船，以及高效率推进工具橹的出现、船尾舵的出现和风帆的使用，说明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到汉代已经成熟了。 
　　汉魏时期，我国船工就经常把帆转到一定的角度，它的使用面积是随风力大小而增减的。 
　　宋人说：“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这说明十三世纪以前我国在使用风力方面，除当头风以外，其余七面都可以行船。而西方的帆船，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逆风行船，在我国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逆风行船的记载首见于沙船。“沙船能调俄使斗风！”逆风行船必须戗走（斜行），否则不能前进。为了保持正确航向，又必须“调戗”（轮流换向），必须走“之”形航线。逆风行船，披水板、船尾舵和风帆要密切配合。 
　　二桅沙船两舷各装披水板一块，调戗时轮流使用下风一侧的披水板。把披水板放落水中，伸到船底之下，以增加船舶横向移动的阻力，来减少船舶偏航角度。 
　　我国船工曾经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风帆。例如同是沙船，而风篷不同：内河沙船风篷狭长；外海沙船风篷比较宽而短，大约宽一倍，短三分之一左右。大概因为海风强劲，海船风篷必须降低风压中心。我国南海帆船的风篷，把下风的边缘做成折角或曲线形，上部比较小而下部比较宽大，使风压中心降低，船就不易被风吹翻。 
　　风帆的利用，从初期的单桅单帆说，帆不大，船跑得不快。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帆、四帆、五帆、七帆，甚至十二帆。人们并发现帆挂桅顶最有效。所谓“头巾顶可以提吊船身轻快”，顺风时使用“头巾顶”航行速度就加快。在大篷的两边加“插花”，可使船身不欹侧。“插花”多在旁风时使用。大篷下面再加“篷裙”，更能降低风压中心。 
　　风篷增多固然可以充分利用风力，但同时也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加重了船工的劳动。如遇风暴突然来临，不能把帆及时降下，就有折桅翻船的危险。于是又逐步简化到一桅只有一帆，而帆的面积加大，使得既能充分利用风力，又便于操作和节省劳力。明代公元十五世纪以后，我国帆船的篷帆便逐渐简化。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进步到在同等效率下力求简化，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古代，我国船舶动力大多使用风力，特别是长途航行。至于短途航行，却多使用桨橹。而桨轮船（车船）的出现，在一千多年当中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祖冲之造千里船，日行一百多里。千里船可能是一种桨轮船。唐代李皋（733—792）创造桨轮船，史书记载十分明确：“为战舰，扶二轮踏之，翔风破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183;李皋传》）桨轮船到南宋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在洞庭湖起义的农民领袖杨么（？—1135），他的部下高宣曾经创造许多桨轮船。宋代大型的桨轮船长二三十丈，可容战士七八百人。杨么的桨轮船有楼两三重，载一千多人，吃水一丈左右。桨轮船车数从四车、八车增到二十车、二十四车、三十二车。当时还有一种飞虎战舰是四车船，四轮两轴，每一轮桨一般有八叶桨片。以后一直到清末二十世纪初，我国南方地区还曾有过少量桨轮船。桨轮船的动力是用人力，不如帆船使用风力经济，因此，虽然在一定时期里面也曾形成高潮，但是终于未能十分广泛地使用。 
　　桨轮船也叫明轮船，是把桨楫改成桨轮推进，把桨楫的间歇推进改成桨轮的旋转推进（连续运转）。桨轮船的出现是船舶推进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从唐代李皋算起，我国创造桨轮船比西方桨轮船的出现要早七八百年，欧洲到十五、十六世纪才有桨轮船出现。 
　　船舶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以后，同样重要的是航行方向问题。 
　　这个问题又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掌握航向，一是辨别方向。掌握航向靠舵。我们知道，用桨橹推进的船舶，可以不需要船尾舵：而帆船却非有船尾舵不可。在我国，汉代陶船明器（广州汉墓出土）上的船尾舵，可以明显地看出由“梢”发展成舵的迹象，它标志着当时船尾舵的出现。我国船工创造船尾舵比西方约早四个世纪。以后逐步发展，甚至有了正舵、副舵、三副舵。两千多年来，我国船工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舵，如升降舵、平衡舵、开孔舵等各种式样。平衡舵和开孔舵都可以降低转舵力矩，使转舵省力。我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有平衡舵。 
　　至于用指南针辨别方向，那更是我国航海技术的突出成就。航海船舶沿海岸航行，不需要辨别方向的仪器，老舵工熟悉沿海岸水域的海水深浅，看海岸远近趋深避浅，船上往往只有舵工。在大洋中航行，舵工掌舵就要听“火长”指挥（火长就是现今所谓“领航员”）。所谓“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在大洋中航行，一望无边，指南针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航行仪器。“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朱或：《萍州可谈》）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宋代用于航海，是我国航海技术的卓越成就，比西方要早两个世纪。
　
世界科技发展 印刷术介绍

　　隋唐五代印刷
　　隋唐五代历三百七十九年(公元581-960)，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阶段。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读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如佛经、佛像、历书、语言文字工具书以及票据等。除了纯文字的读物外，还有图文并茂的插图本。这些印刷品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大需求量。
　　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10世纪)印刷，出现了新的突破。由政府刊刻的儒家《九经》是印刷业的一个创举。因为印刷的范围从此大大拓宽，更进一步被用于刊印圣贤之书。雕版印刷的普及，更为两宋的印刷黄金时代奠下了基础。
　　附：
　　玄奘取西经
　　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姓陈，名袆，洛州人(今河南)，十三岁即受度为僧。玄奘有感当时的佛教典籍疑惑甚多，认为是佛教典籍翻译的差误引起，遂决定西行至天竺(印度)求法，用梵本经籍来释疑。
　　据文献记载，玄奘西行取经回来后，曾于公元658-663年间用回锋纸印刷菩萨像，发给僧尼以及在家的信众。印刷品每年要用五匹马来运载，而且每年所派发的数量都没有剩余。这不单表明唐初的印刷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大众对有关佛教的印刷品也有一定的需求量。
　　《九经》的印刷
　　《九经》指以下九部重要的儒家经典：《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礼记》、《周礼》，总共130卷。《九经》的刊刻是中国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它是由五代后唐(公元923-936年)的宰相冯道(公元882-954年)奏请国子监刊刻的。
　　《九经》要先经过文字校勘、注释，成为标准版本后，才能刊印。《九经》的刻印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直至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共享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冯道在目睹《九经》刻印本后的第二年(公元954年)便与世长辞，他多年的心愿总算在有生之年实现。
　　宋元印刷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元朝时王祯完善活字印刷，制造了转轮贮字盘，加快了捡字速度。除了有单色印刷外，更有复色印刷，在印刷品装订与装帧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宋朝印刷品内容扩及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所有领域，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星象及音乐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特别是出版了更多的科技和医学著作。除了书籍和版画的印刷以外、还有纸币的印刷和发行。
　　宋元以来出版中心散及全国四面八方，印刷用纸质量和品种超过以往历代，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网络。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进步，使这一时期的印刷品趋于完美，成为后世典范，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附：
　　王祯转轮贮字盘
　　宋代用带有许多抽屉的大木柜贮存活字，检字工取字，放在检字盘中，再排版。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王祯在安徽旌德县时，亲自设计制造木活字三万个，排印了《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印出一百多部，速度快，质量又好。
　　王祯在排字技术上，又创造了可以转动的贮字盘，或称转轮字盘。其状似圆桌面转盘，盘的直径七呎，轴高三呎多。盘内用竹条划分成许多的格子，格子按照各字音韵的顺序编号，按韵归入格中。
　　排版时，由两人合作，一人看文章、喊号，另一人坐在两个贮字盘的中间，转动左右轮盘，按照报出的号把字模选出。排字工人由是不用走来走去的选字，从而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这是排版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代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和印刷业的繁荣，开始出现纸币，以代替古代沿用的金属货币。纸币最初由四川商人使用，后由地方政府接管。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先由四川印发"交子"作为纸币，效果良好，及后推广于其它地区。
　　宋代虽然曾印发大量纸币，但实物遗存甚少，只有北宋所印"交子"的印版拓片及南宋“行在会子库”印版实物能够保存下来，其版材为金属(铜)。钞面可能是以朱墨间错的多色印刷，印文或用屋木人物。
　　十二世纪时北宋发明的金属活字，在印刷纸币时，得到应用。在印刷纸币前，需要将铜活字放在版上，表示票面字号和官员花押。宋、金、元、明的印钞均利用铜活字进行。
　　辽代印刷(公元907-1125年)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于公元十世纪达到鼎 盛。他们重视佛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 量印刷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 诗集及各种工具书。 
　　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北京)、范阳 (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当时的燕 京，已有多间民间作坊，说明当时北京的印刷 已经十分兴盛。辽代的大型印刷品为《契丹藏》 (《辽藏》)卷轴装，约五千余卷。 
　　在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印刷敷彩 佛画，为印刷黑白底纹后，再用手工涂彩而成。 
　　金代印刷(公元1115-1234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金世祖完颜旻称帝，正式成立大金国，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天会四年占领开封，形成南宋和金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并且设北京为中都，成为当时的政冶中心。
　　金代对印刷十分重视，设国子监，主管书籍的印刷。据载，金国子监所印的书有六经、《十七史》等书三十余种。
　　金民间印刷业，遍及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北方广泛地区，尤以平阳一带最为兴盛。
　　平阳(今山西临汾)及其附近分布了较多的印刷作坊，数量及质量可与建阳相比。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图》即来自平阳著名印刷作坊姬家。平阳民间印刷的《金藏》，工程巨大，历三十多年才刻印完成，现存约四千多卷。这证明当时平阳一带集中了一批精良的刻版工匠。
　　《大藏经》
　　女真族与汉族、契丹族一样信奉佛教，各地寺院藏有印本佛经图，有的寺院自行筹资印经。最著名的是公元1148至1173年在河东天宁寺(今山西运城西南)所刻印的金版《大藏经》，收佛典6900余卷，作卷轴装。公元1933年此金版藏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又称《赵城藏》。
　　西夏印刷(公元1032-1227年)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居今宁夏一带。他们信奉佛教，除使用自己的文字外，也使用汉字。
　　西夏建国以后，开始刻印书藉，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机构中，设有纸工院和刻印司等，可见西夏政府很重视印刷。
　　西夏印刷品中佛经数量最大，非宗教著作中有字书、儒家典藉、历史书、政治书、兵书和历书等，有西夏文，也有汉文。既有木刻本，还有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如1991年宁夏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198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
　　明清印刷
　　明清两代的印刷，不但在数量、题材及产地分布上超过前代，而且印刷品的艺术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术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清期间的木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插图本着作骤增，由于多色套印的发展，使整幅美术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的泥活字和金属活字得到全面复兴，出现了用木活字和铜活字大规模印刷的高潮。
　　明清时形成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方形标准印刷字体，是印刷术进步的标志。书籍装订方面，包背装和线装成为主流。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像明清时那样出版题材广泛的通俗读物，尢其是插图本戏曲、小说、画册。此外，经史子集、释道、科学技术、地方志、谱牒、丛书、类书、西洋著作及各种用少数民族文字
　　编成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读物，都无所不包地出版。 
　　附：
　　西式印刷东渐
　　清代末年，西方印刷技术和设备输入中国，遂渐取代雕版技艺。一些图像著作都改用石印。但木刻雕版的技艺依然延续到现在。
　　从一些清代宫廷刻印的版画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印刷技艺已受到西方技法和内容的影响。
　　印刷术在西方
　　十五世纪后期及十六世纪早期，印刷术的传播对西方的思想和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印刷术的发展。西方学者曾指出，"西方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每一项成就、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有联系。"首先，印刷术能使书籍广泛发行，这意味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从而为发展新学问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印刷术促进了欧洲民族文学的发展，从而促进民族主义兴起。由于当时的书籍多以不同的欧洲民族语言出版，不同民族的语言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发音等可透过印刷品得以固定，这不单促进通俗文学的发展，还促使欧洲各国民族意识的确认。 
　　宗教改革与印刷
　　欧洲印刷术的发展与宗教改革有密切的联系。1517年马丁．路德发出宗教改革声明之前，一定数量的通俗版圣经己经出版。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导火线是要反抗教会滥用职权，特别是出卖"赎罪卷"以获利。另一方面，印刷术也使宗教改革的思想能以小册子和传单等印刷形式而广泛流行。 所以，欧洲宗教改革者
　　马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时认为"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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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铸剑术
　　神铸剑须配合天时,一年中以春秋两季最佳,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皆会影响材质,尤其农历五月,俗称「毒月」,聚积各种毒气；而七月则为「鬼月」代表至邪之气,对象徵正义化身之剑,皆不适合。除节气之禁忌外,天阳亦有属於自己之最佳时辰,因生肖属龙,而龙之地支为辰,因此选择於辰日、辰时铸剑,於「三龙调合」下,方得於心理、上实际上铸造出完美无缺之名剑。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工匠中，最受人尊崇的，就是战国时代吴、越两国的铸剑师。他们不但名留史册，甚至许多刀剑，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在现代，也有一位祖籍浙江的台湾商人，他以三年的时间回到历史，重新扮演了一次铸剑师┅┅。 铸剑名工干将被楚王召见进宫，据说王妃生下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大王知道是异宝，便决计用来造一把剑。将铁块捧回家後，干将与妻子日日夜夜地锻炼，费了三年时间，铁块未鎔，铁水不下，夫妻俩剪下头发、指甲，投入火中，铁水终於流出。最後开炉时，哔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漆黑的炉子里，躺着通红的两把剑，干将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这样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精气遥指斗牛间这是鲁迅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一篇。关於造剑，自古就有许多引人的神话故事，不但铸剑过程惊天地、泣鬼神，故事中的宝剑甚至还有「神性」。
　　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越王句践就曾请名剑师欧冶子为他造了五把宝剑，後来越国战败，只得将三把送给吴王夫差求和。然而吴王无道，其中的湛卢剑竟「自行而去」，到了楚国。一天楚王醒来，发现身边多了一把宝剑，十分惊异，就请来当时着名的剑师风胡子来评剑，问他这把剑值多少钱？风胡子告诉他，无法算出它的身价。当造这柄剑时，赤堇山裂开，现出锡矿；若耶溪也乾涸，露出铜矿；雨神降下大雨洒扫、雷神拉动鼓风炉、蛟龙捧着熔炉、天帝装炭，由通晓天机的铸剑师欧冶子经过千锤百炼，才作成鱼肠、湛卢等这五把宝剑。古代炼一把宝剑名刀，是要山崩水枯、诸神出动，还要出现一位上通天机的铸剑师.日本的武士刀在国际市场上最有价值，被公认为艺术极品.因为日本刀的技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日本刀最早仿自我国西汉，到了唐朝又模仿「唐样大刀」，其後便以此为蓝本，对冶炼方法、淬火技术、造型变化等发展出自己的风格。日本对於历代刀工名录、各系锻造方法都做了极有系统的整理，因此技术一脉相承下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刀剑铸造技术却失传了？「还在刀剑等『冷兵器』的时代，每个政权都不喜欢人民拥有刀剑，不是没入，就是大量摧毁」古书记载，干将为楚王炼成世间无二的剑，却因楚王怕他再去给别人炼剑，便把他给杀了。在《列异传》及《搜神记》中，就有干将之子持「莫邪」剑为父亲复仇。为了掌握「军事机密」，锻冶刀剑的资料，中国书籍出现得不多，可以说是很禁忌的话题。道家由於炼丹，对中国早期的化学及冶金技术发展，有很大贡献。南北朝的道家学者陶弘景就在《刀剑录》中说过：「刀剑之由出久已，前王后帝莫不铸之」，可惜古代文献中「不甚详录」。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中国刀剑工艺最高水准，在史料上有详细记录的，应该是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日本在三十五年前出土一把中国的钢刀，上面的错金铭文中，有「中平」、「百炼清刚」等字。而中平，就是东汉灵帝（西元一八四年）的年号。百炼，则是反覆加热、折叠锻打一百次，使得杂质尽出，最精纯的钢。可惜这样的技术太费工，动辄耗费数年，才得宝刀三五把。
　　到了唐末「安史之乱」，社会大乱，十室九空，百炼钢的技术就逐渐失传了。到了北宋，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到他造访磁州锻坊，观看炼铁，才认识所谓「真钢」。他还记述了当时的一把宝剑：有人将十支大钉钉入柱中，挥此宝剑一削，钉子全部截断，剑锋却纤毫无损；用力弯曲，剑身如勾，放开来铿然有声，又如箭弦一般平直。
　　到了明朝，更是每下愈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183;杂集》中指出，当时的工匠不肯好好磨刀，结果「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清朝的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视文治武功的一位。他尤其喜爱刀剑，从乾隆十三年到二十二年，不惜人力物力，制作了一批带款识的精美刀剑。由於「今上」的重视，当时冶炼刀剑的技术又大幅提升。花纹钢就是百炼钢？根据中国自唐朝後就少有刀剑着作、墓葬出土来推测：百炼钢的技术，唐以後可能就失传了。「清朝扣鸣刀上花纹钢的技术，很可能是从日本、东南亚、中东、印度学习的。」世界上最好的花纹钢不在中国；我们古代刀剑的铸造技术，没有流传下来。
　　中国的百炼钢就是一种花纹钢,大马士革刀上的花纹，是钢铁坩埚铸造时结晶的天然花纹；日本刀上的花纹，则是局部淬火法形成的温度线；中国的花纹钢，是百炼钢制作过程中不断折叠锻打後出现的纹理。魏晋时代的文学作品「魏都赋」就形容当时的宝剑「流采之珍，素质之宝，乍虹蔚、波映，或龟文、龙藻。」「古代对於花纹的形容，如雨、如云、如流星。以前看到这些文字，觉得古人真是夸张，後来看到刀剑上的纹路，才知道真有其事」中国的百炼钢之所以会发展出各种花纹，是因为可以从花纹的排列整齐、细密与否，鉴定工匠锻造时所花的心血与其功力。淬绿水，鉴红云刀胚完成後，要用锉刀小心地锉出平而直的「荒面」，再刨出血槽、继续刨光。刀身打造好之後，还需要经过入水「淬火」。金属经过急遽冷却，可以增加刀的硬度，而变得锋利异常。据《太平御览》记载，三国时代蜀国有一位着名的兵器制造家，名叫蒲元。
　　 有一次诸葛亮命他在斜谷造钢刀三千把，蒲元嫌汉水的水质「钝弱」，不适宜淬火之用，就派人到成都，取来「爽烈」的蜀江水。结果士兵取回水後，蒲元一淬火，就发现不对劲，找来取水的人问道：「这水里怎么掺了涪江水？不能用了。」士兵不肯承认，蒲元再问：「掺进去八升，是什么原因？」那人知道再也瞒不住，赶紧叩头认罪：「我过涪江时，背的水桶翻了，我怕回来交不了差，只好掺进八升的涪江水。」蒲元能够分辨水桶里有多少比例的蜀江水与涪江水，或许过於神话；但是用什么水淬火，在科学上确实有讲究。北齐时代，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牲尿含有盐分，淬火时比水冷却得快，淬火後刀刃钢质坚硬锐利；用牲脂淬火冷却慢，因此刀背钢质柔韧，可以抵销刃口受到的冲击，以免折断。

世界科技发展 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
　　自然科学生研究所 潘吉星 
　　纸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物品，无论读书、看报，或是写字、作画，都得和纸接触。在工业、农业和国防工业生产中，也离不开纸。今天，如果没有纸，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纸在交流思想、传播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方面，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材料。回顾历史，这种重要物质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造纸术和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称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最初的纸是作为新型的书写记事材料而出现的。在纸没有发明以前，我国记录事物多靠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犊、缣帛之类。商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实物资料，本世纪以来不断出土；战国到秦汉的竹简、木犊和帛书、帛画，近年来也有大量出土实物。但是甲骨不易多得，金石笨重，缣帛昂贵，简犊所占空间很大，都不便于使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廉价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过去多是沿用公元五世纪的历史家范哗（398—445）在《后汉书&#183;蔡伦传》中的说法，认为纸是东汉的宦官蔡伦（62—121）于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发明的。但是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实践动摇了蔡伦发明纸的说法。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烽燧遗址中出土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比蔡伦早了一个多世纪。1957年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初期古纸。经笔者对这纸的分析化验，确认它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继这之后，1973年在甘肃省居延的汉代金关遗址、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中颜村的汉代窖藏中，也分别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更出土西汉初文帝、景帝时期（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的绘有地图的麻纸，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1990年冬在教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三十多张麻纸，其中三张纸上写有文字。这些事实有力他说明了，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 
　　但是早期的西汉麻纸仍有待进一步改进。到了公元二世纪，在东汉宫廷中任尚方令的蔡伦，凭借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监制并且组织生产了一批良纸，于永元十七年献给朝廷，从此造纸术在国内推广起来。同时，东汉还进而用树皮特别是格皮造纸，扩大了原料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蔡伦在历史上是作为良纸的监制者和推广者的身分出现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造纸术的发展有利，因此他的作用不应该完全抹杀。 
　　汉代麻纸制造过程，根据我们的实验研究，大体上是把麻头、破布等原料先用水浸，使它润胀，再用斧头切碎，用水洗涤。然后用弱碱性草木灰水浸透并且蒸煮，这可以说是后世碱法化学制浆过程的滥临。通过碱液蒸煮，原料中的木素、果胶、色素、油脂等杂质进一步被除去，用清水漂洗后，就加以春捣。捣碎后的细纤维用水配成悬浮的浆液，再用漏水的纸模捞取纸浆，经脱水、干燥后就成纸张。如果纸表皱涩，还要砑光，方能书写。 
　　汉代劳动人民用简单平常的设备，从纺织废料中用化学和机械加工方法使纤维原料更生，制成植物纤维纸，在化学史和工艺史上的确是伴值得大书的一项成就。这里有两个技术关键。一是用化学方法把纤维原料中的非纤维素成分去掉，再用强力春捣使纯纤维素大分子被切短和分丝。二是设计出一种多孔的平面筛，使 纸浆能在筛面上滞流，把大部分水滤出后，含少量水的纤维便留在筛面上，再经干燥脱水，就构成一张有一定机械强皮的纸。这种平面筛就是抄纸器，是现代长网和圆网造纸机的原始雏型。 
　　公元二世纪造纸术在我国各地推广以后，纸就成了和嫌帛、简犊的有力的竞争者。公元三到四世纪，纸已经基本取代了帛、简而成为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公元三到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造纸术不断革新。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格外，又扩展到用桑皮、藤皮造纸。在设备方面，继承了西汉的抄纸技术，出现了更多的活动帘床纸模，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可以反覆捞出成千上万张湿纸，提高了工效。在加工制造技术上，加强了碱液蒸煮和春捣，改进了纸的质量，出现了色纸、涂布纸、填料纸等加工纸。 
　　从敦煌石室和新疆沙碛出上的这一时期所造出的古纸来看，纸质纤维交结匀细，外观洽白，表面平滑，可谓“妍妙辉光”。公元六世纪的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专门有两篇记载了造纸原料楮皮的处理和染黄纸的技术。同时，造纸术传到我国近邻朝鲜和越南，这是造纸术外传的开始。 
　　公元六到十世纪的隋唐五代时期，我国除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外，还出现了檀皮纸、瑞香皮纸、稻麦秆纸和新式的竹纸。在南方产竹地区，竹材资源丰富，因此竹纸得到迅速发展。关于竹纸的起源，先前有人认为开始于晋代，但是缺乏足够的文献和实物证据。从技术上看，竹纸应该在皮纸技术获得相当发展以后，才能出现，因为竹料是茎秆纤维，比较坚硬，不容易处理，在晋代不太可能出现竹纸。竹纸应该起源干唐以后，而在唐宋之际有比较大的发展。欧洲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竹纸。 
　　这一时期的产纸地区遍及南北各地。由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兴起了印书业，这就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纸的产量、质量都有提高，价格也不断下降，各种纸制品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中。名贵的纸中有唐代的“硬黄”、五代的“澄心堂纸”等，还有水纹纸和各种艺术加工纸。唐代的绘画艺术作品已经有不少纸本的，正反映出造纸技术的提高。 
　　在公元十到十八世纪的宋元和明清时期，楮纸、桑皮纸等皮纸和竹纸特别盛行，消耗量也特别大。造纸用的竹帘多用细密竹条，这就要求纸的打浆度必须相当高，而造出的纸也必然很细密匀称。先前唐代用淀粉糊剂做施胶剂，兼有填料和降低纤维下沉槽底的作用。到宋代以后多用植物粘液做“纸药”，使纸浆均匀，常用的《纸药”是杨桃藤、黄蜀葵等浸出液。这种技术早在唐代已经采用，但是宋代以后就盛行起来，以致不再采用淀粉糊剂了。 
　　这时候的各种加工纸品种繁多，纸的用途日广，除书画、印刷和日用外，我国还最先在世界上发行纸币。这种纸币在宋代称作“交子”，元明后继续发行，后来世界各国也相继跟着发行了纸币。明清时期用于室内装饰用的壁纸、纸花、剪纸等，也很美观，并且行销干国内外。各种彩色的蜡笺、冷金、泥金、罗纹、泥金银加绘、研花纸等，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享用，造价很高，质量也在一般用纸之上。 
　　这一时期里，有关造纸的著作也不断出现。如宋代苏易简的《纸谱》、元代费著的《纸笺谱》、明代王宗沐的《楮书》，尤其是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我国古代造纸技术都有不少记载。而《天工开物》第十三卷《杀青》中关于竹纸和皮纸的记载，可以说是具有总结性的叙述。书中还附有造纸操作图，是当时世界上关于造纸的最详尽的记载。 
　　以竹纸为例，《天工开物》中指出：在芒种前后登山砍竹，截断五七尺长，在塘水中浸沤一百天，加工捶洗以后，脱去粗壳和青皮。再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放在楻桶中蒸煮八昼夜，歇火一日，取出竹料用清水漂洗，更用柴灰（草木灰水）浆过，再人釜上蒸煮，用灰水淋下，这样十多天，自然臭烂。取出入臼，春成泥面状，再制浆造纸。这些记载，和后来的民间土法造竹纸过程大体相同。 
　　造纸术在公元七世纪经过朝鲜传人日本，八世纪中叶经中亚传到阿拉伯。在阿拉伯（古时称“大食”）的报达（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大马色（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等地组织第一批造纸工场的时候，还是我国造纸工人亲自传授技术以后兴建的。阿拉伯最初造的麻纸，用破布做原料，采用的是我国的技术和设备。阿拉伯纸大批生产以后，就不断向欧洲各国输出，于是造纸术也随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最先在西班牙和法国设立了纸厂，十三世纪在意大利和德国也相继设厂造纸。到十六世纪，纸张已经流行于全欧洲，终于彻底取代了传统的羊皮和埃及纸莎草纸等，此后纸便逐步流传到全世界。 
　　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初的两千年间，我国造纸术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古代在造纸的技术、设备、加工等方面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现代机器造纸工业的各个主要技术环节，都能从我国古代造纸术中找到最初的发展形式。世界各国沿用我国传统方法造纸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周世德 
　　船 型 
　　中国是世界上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中国木船船型十分丰富多彩。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估计有千种左右，仅海洋渔船，船型就有二三百种之多。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中的沙船、鸟船、福船、广船，是最有名的船舶类型，尤以沙船和福船驰名于中外。 
　　沙船在唐代出现于江苏崇明。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沙船在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在元代称“平底船”，明代才通称“沙船”。 
　　沙船载重量，一般记载说是四千石到六千石（约合五百吨到八百吨），一说是二千石到三千石（约合二百五十吨到四百吨），元代海运大船八九千石（一千二百吨以上）。清代道光年间上海有沙船五千艘，估计当时全国沙船总数在万艘以上。沙船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沿江沿海都有沙船踪迹。元明海运最盛时期年运量达三百五十万石以上。远洋航线沙船也很活跃。早在宋代以前公元十世纪初，就有中国沙船到爪哇的记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有沙船类型的壁画。二十世纪初有人认为，当时从我国北方到新加坡航线上的沙船，就是中世纪以前从我国到红海以及东非港口贸易的那种船。 
　　公元十五世纪初的明代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二十多年间访问了三十多国，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每次出动船舰一百多艘或两百多艘，其中宝船四十多艘或六十多艘，共载两万七千多人。当时在南京和太仓造船，集中在太仓刘家港整队出海。郑和宝船长约一百五十米，舵杆长一一&#183;○七米，张十二帆，这是最大的沙船了。 
　　五桅沙船。 
　　沙船有许多特点：第一，沙船底平能坐滩，不怕搁浅。在风浪中也安全。特别是风向潮向不同时，因底平吃水浅，受潮水影响比较小，比较安全。第二，沙船能调俄使斗风（详见船舶动力一节），顺风逆风都能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适航性能好。第三，船宽初稳性大，又有各项保持稳性的设备，所以稳性最好。第四，多桅多帆，帆高利于使风，吃水浅，阻力小，快航性好。 
　　沙船方头方尾，俗称“方艄”；甲板面宽敞，型深小，干舷低；采用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有“出艄”便于安装升降舵，有“虚艄”便于操纵艄篷：多桅多帆，航速比较快，舵面积大又能升降，出海时部分舵叶降到船底以下，能增加舵的效应，减少横漂，遇浅水可以把舵升上。沙船采用平板龙骨，比较弱，宽厚是同级缯船艍船的百分之四五十，而大（是沙船两舷前后纵通材，非常粗壮坚实）特别多，大中型沙船每侧有大四根到六根，直压到头，川口镶口（沙船舱口前后的纵通材）也很粗壮，直通前后。因而结构强度仍比其他同级航海帆船大。采用多水密隔舱以提高船的抗沉性。七级风能航行无碍，又能耐浪，所以沙船航程远达非洲。 
　　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明代我国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古代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全船分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福船吃水四米，是深海优良战舰。1974年七八月间，福建泉川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尖底而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头尖尾方，从龙骨到舷侧有船板十四行，一到十行是两层船板叠合，十一到十三行是三层船板叠合，三层总厚度十八厘米（里层八厘米，中层五厘米，外层五厘米），用三层板是防水线附近波浪冲击，这和沙船用大甚至用护是一个道理。船板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混合使用。板缝有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艌合物。泉州古船十三舱，复原以后的船长三四&#183;五五米，宽九&#183;九米，深三&#183;二七米，排水量三七四&#183;四吨。 
　　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我国海船就以体积大、载量多、结构坚固、抗风力强闻名于世。此后，阿拉伯商人常乘中国帆船往来于东南亚一带。九世纪中叶晚唐时期以后，我国建造的大海船更为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所乐于乘坐。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又进一步发展。许多外国朋友往往用“世界最进步的造船匠”来称誉我国船工。 
　　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特点，是能创造出可以适应各种不同地理环境、各种不同性能要求的优良船型。例如，周代的方舟，是一种双体船。战国时期有舫船，也是两船并连在一起的双体船，不仅能提高稳性，更便于装货载人。汉代的楼船非常高大雄壮。三国时期海上大船长二十多丈。晋代卢循（？—411）作八槽舰。南北朝时期祖冲之作千里船。唐代有海鹘船，又出现新型漕船叫歇艎支江船。宋代最大的车船（桨轮船），长三十六丈，宽四丈一尺。明代有郑和宝船，还有两头船、蜈蚣船、连环舟、子母舟以及其他新型船舰。连坏舟分前后两截，前截冲炸敌船，后截脱坏驶回。连坏舟还长时期地用于民间运输，也很方便，在弯曲小河中可以分成两截，便于转弯。子母舟后部中空藏小船，人敌阵后发火和敌船同毁，战士乘小船返回。 
　　我国船工还善于吸取儿种优良船型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新船型。例如宋代的江海两用船，就是采用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新船型。又如清初康熙年间的福州运木船，又称三不像船，它不像沙船，不像鸟船，不像蛋船，实际上就是吸取了这三种船型的优点创造出来的新船型。 
　　船舶设计 
　　宋代文献中曾出现“船样”二字：“温州言，制置司降下《船样》二本，仰差官买木，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这里记载的《船样》可能主要还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另外还有提到“战船木样”，那就显然是指木制船模了。 
　　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中，记载的工料定额、尺寸、数量十分详尽，但是没有涉及船舶设计。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船舶设计的历史文献是清初的记载，它可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船舶设计的代表作，表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 
　　清初，福建赶缯船的设计，是我国古代福船系统设计放样的精华。赶缯船的龙骨是有弯度的，先决定龙骨长短，后决定弯度。先由船长决定龙骨总长度，再按比例决定三段龙骨长度。其次便要决定龙骨两端的起橇（起翘），根据前后起橇就决定了龙骨的弯度。我们知道，三角形已知两边和高是不难画出的。以前起橇作高，前龙骨和中龙骨作两边，画出一个三角形；再甩后起橇、中龙骨和后龙骨又画出一个三角形。把两个三角形相同的一边（中龙骨）重合起来，再描绘平滑曲线，如上图所示，便绘出龙骨纵剖面图。 
　　赶缯船的横剖面，设计和绘制程序如下：设梁头（船上的横梁）长若干，这就是上平墨长度（上平线，墨是墨线）。每上平墨一丈配下平墨（下平线）若干。上下平墨互相平行，两端两两连接起来就是边墨（边线）。上下平墨间的垂直距离等于舱深减去鸡胸，这就得出上下平墨间的距离。又有所谓“样橇”，就是为了把水艕圆转处画得肥圆一些的起橇。样橇是边墨和下平墨的交点到水艕圆转处的垂直距离（和边墨垂直）。如图所示，画出上下平墨、边墨、鸡胸、样橇以后，再把上平墨两端，鸡胸下端，两个样橇外端，五点连成一条平滑曲线，这一条平滑曲线和上平墨就构成了船舶横剖面单线图。由四大梁头处的四个横剖面（四大梁头指头禁梁、驶风梁、官舱粱、尾禁梁），以及龙骨纵中剖面，构成赶缯船的基本线型图。 
　　此外，在边墨的中点画一根和边墨垂直的线，叫班胸，可以使水线附近的弧度更加肥满一些。 
　　这种传统的船舶设计方法是我国船工创造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古代船舶设计方法。它的特点是方法简便，效果良好，整体局部巧妙结合。以船舶的横剖面为例，变更上下平墨和边墨围界起来的梯形，是横剖面的整体变更。变更样橇、班胸等的长短，那是局部调整。把整体变更和局部调整灵活地互相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十分简便而又巧妙的设计方法。它体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 
　　至于我国各个地区各种船型的设计，往往采用各种不同的设计模数，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而采用哪一种尺度作基数，那是各不相同的。 
　　船舶建造 
　　南京市汉中门挹江门之间的三汉河中保村，相传是宝船厂遗址。遗址上分布着许多长方形大型水塘，依次称一、二、……有几个塘长二百到二百四十米，宽二十七到三十五米，深二米左右，当地居民都知道这是建造宝船的地方，至今仍有“上四坞”、“下四坞”的名称。在这几个大船坞遗址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65年先后发现长一一&#183;○七米的大舵杆以及残损的绞关木（复原长四&#183;七五米）等船上设备构件。这八个大船坞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制造宝船的历史见证。 
　　在造船过程中设计船模，以及利用船坞造船，历史文献累有记载。宋代有黄怀信用大船坞修理大船，明代有“二十五日出坞，坞那造船之所”等记载。金代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记述了建造船舶先制船舶模型的过程。这比战船“木样”的记述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设计建造船舶的程序。由此上溯到秦汉时期，汉墓中几次发现的木制、陶制船舶明器，类似船舶模型。这至少可以说当时在造船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先制造船模的条件。而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发现，似乎更加足以证明，在历史上我国船工很早就利用船台造船，利用滑道使船舶下水了。 
　　1974年底在广州市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分大小两种。滑板宽距可以调节。一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一&#183;八米，船的宽度应是三&#183;六到五&#183;四米；二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二&#183;八米，能造五&#183;六到八&#183;四米宽的船。滑板上平置两行承架船体的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高一米左右。在船底钻孔、打钉、艌缝，有这样的高度是比较合适的。 
　　一号船台南侧有木料加工场地，场地上有烘弯木料的“弯木地牛”结构。还出土了划线铅块，这是下料时划线用的。造船台出土铁铸、铁凿、铁钉和艌缝用的“挣凿”，此外还有方锥形木垂球（取垂线用）。 
　　秦汉时期相当规模的造船基础，为以后唐宋时期我国远洋帆船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就使我国航海木帆船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声誉卓著达一千年以上。 
　　船舶性能 
　　我国古代船舶有很好的性能，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快航性。如江苏沙船由于多桅多篷，篷又高，能充分利用风力，船体吃水又浅，阻力小，所以快航性好。鸟船头小肚膨，身长体直，由于型线比较好，在速度方面和沙船、唬船差不多一样快。明清时期各种船型当中具有快航性能的不少，如淮扬课船、江西红船等内河船，也都具有快航的特点。 
　　第二，抗沉性。我国古代船舶的抗沉性是世界闻名的。唐代的船已用桐油石灰艌缝，使船舶具有很好的抗沉性。有人认为晋代八槽舰就是八个不漏水的舱（水密隔舱），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明，但是当时的确已经具备制造水密隔舱的条件。宋元时期我国船舶的水密隔舱蜚声中外，许多外国朋友提到中国船，就要称誉中国船的抗沉性和水密隔舱（一舱两舱漏水，不至于全船沉没）。而西方到十八世纪才有水密隔舱。 
　　第三，适航性。我国古代的船舶船型众多，多能因地制宜。各种不同船型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例如北方沿海多沙滩，我国船工就创造了平底沙船，少搁无碍。不管顺风逆风，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至于各水系的内河船，适航性能好的也很多。 
　　第四，稳定性。宋代大龙舟用压舱铁八十万斤才能保持船舶的稳定性。福船分四层，最下层装士石压舱。这说明我国船工对于船舶的稳定性一向予以极大的注意。 
　　公元九世纪以前，唐代海鹘船两舷有浮板，起稳定作用，这是披水板的起源。宋代海鹘船图每侧浮板四到六具，到明代已经简化为一具。这就是披水板，遮称橇头。后来，到明清之际，船底增设了梗水木两根，有如今天的舭龙筋，起稳定作用。梗水木的出现是一大进步。沙船又备有竹制太平篮，平时悬挂船尾，遇风浪时装石块放置水中，使船不摇荡。因此，中国船的安全平稳在当时获得了世界好评。 
　　船舶动力 
　　充分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船舶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利用人力推进时，从桨、楫发展到橹是一大进步。俗话说“一橹三桨”，说明橹的效率是桨的两倍甚至三倍。用桨划船一半做实功，一半做虚功；而橹的整个运动过程都是做实功，使船舶推进工具的效率大大提高。秦汉造船遗址，汉代楼船，以及高效率推进工具橹的出现、船尾舵的出现和风帆的使用，说明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到汉代已经成熟了。 
　　汉魏时期，我国船工就经常把帆转到一定的角度，它的使用面积是随风力大小而增减的。 
　　宋人说：“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这说明十三世纪以前我国在使用风力方面，除当头风以外，其余七面都可以行船。而西方的帆船，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逆风行船，在我国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逆风行船的记载首见于沙船。“沙船能调俄使斗风！”逆风行船必须戗走（斜行），否则不能前进。为了保持正确航向，又必须“调戗”（轮流换向），必须走“之”形航线。逆风行船，披水板、船尾舵和风帆要密切配合。 
　　二桅沙船两舷各装披水板一块，调戗时轮流使用下风一侧的披水板。把披水板放落水中，伸到船底之下，以增加船舶横向移动的阻力，来减少船舶偏航角度。 
　　我国船工曾经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风帆。例如同是沙船，而风篷不同：内河沙船风篷狭长；外海沙船风篷比较宽而短，大约宽一倍，短三分之一左右。大概因为海风强劲，海船风篷必须降低风压中心。我国南海帆船的风篷，把下风的边缘做成折角或曲线形，上部比较小而下部比较宽大，使风压中心降低，船就不易被风吹翻。 
　　风帆的利用，从初期的单桅单帆说，帆不大，船跑得不快。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帆、四帆、五帆、七帆，甚至十二帆。人们并发现帆挂桅顶最有效。所谓“头巾顶可以提吊船身轻快”，顺风时使用“头巾顶”航行速度就加快。在大篷的两边加“插花”，可使船身不欹侧。“插花”多在旁风时使用。大篷下面再加“篷裙”，更能降低风压中心。 
　　风篷增多固然可以充分利用风力，但同时也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加重了船工的劳动。如遇风暴突然来临，不能把帆及时降下，就有折桅翻船的危险。于是又逐步简化到一桅只有一帆，而帆的面积加大，使得既能充分利用风力，又便于操作和节省劳力。明代公元十五世纪以后，我国帆船的篷帆便逐渐简化。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进步到在同等效率下力求简化，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古代，我国船舶动力大多使用风力，特别是长途航行。至于短途航行，却多使用桨橹。而桨轮船（车船）的出现，在一千多年当中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祖冲之造千里船，日行一百多里。千里船可能是一种桨轮船。唐代李皋（733—792）创造桨轮船，史书记载十分明确：“为战舰，扶二轮踏之，翔风破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183;李皋传》）桨轮船到南宋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在洞庭湖起义的农民领袖杨么（？—1135），他的部下高宣曾经创造许多桨轮船。宋代大型的桨轮船长二三十丈，可容战士七八百人。杨么的桨轮船有楼两三重，载一千多人，吃水一丈左右。桨轮船车数从四车、八车增到二十车、二十四车、三十二车。当时还有一种飞虎战舰是四车船，四轮两轴，每一轮桨一般有八叶桨片。以后一直到清末二十世纪初，我国南方地区还曾有过少量桨轮船。桨轮船的动力是用人力，不如帆船使用风力经济，因此，虽然在一定时期里面也曾形成高潮，但是终于未能十分广泛地使用。 
　　桨轮船也叫明轮船，是把桨楫改成桨轮推进，把桨楫的间歇推进改成桨轮的旋转推进（连续运转）。桨轮船的出现是船舶推进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从唐代李皋算起，我国创造桨轮船比西方桨轮船的出现要早七八百年，欧洲到十五、十六世纪才有桨轮船出现。 
　　船舶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以后，同样重要的是航行方向问题。 
　　这个问题又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掌握航向，一是辨别方向。掌握航向靠舵。我们知道，用桨橹推进的船舶，可以不需要船尾舵：而帆船却非有船尾舵不可。在我国，汉代陶船明器（广州汉墓出土）上的船尾舵，可以明显地看出由“梢”发展成舵的迹象，它标志着当时船尾舵的出现。我国船工创造船尾舵比西方约早四个世纪。以后逐步发展，甚至有了正舵、副舵、三副舵。两千多年来，我国船工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舵，如升降舵、平衡舵、开孔舵等各种式样。平衡舵和开孔舵都可以降低转舵力矩，使转舵省力。我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有平衡舵。 
　　至于用指南针辨别方向，那更是我国航海技术的突出成就。航海船舶沿海岸航行，不需要辨别方向的仪器，老舵工熟悉沿海岸水域的海水深浅，看海岸远近趋深避浅，船上往往只有舵工。在大洋中航行，舵工掌舵就要听“火长”指挥（火长就是现今所谓“领航员”）。所谓“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在大洋中航行，一望无边，指南针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航行仪器。“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朱或：《萍州可谈》）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宋代用于航海，是我国航海技术的卓越成就，比西方要早两个世纪。

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严敦杰 
　　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很长，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自古以来航海事业就很发达。 
　　天文航海技术 
　　天文航海技术主要是指在海上观测天体来决定船舶位置的各种方法。我国古代出航海上，很早就知道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西汉时代《淮南子》就说过，如在大海中乘船而不知东方或西方，那观看北极星便明白了。（《齐俗训》：“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183;嘉遯》上也说，如在云梦（古地名）中迷失了方向，必须靠指南车来引路；在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必须观看北极星来辨明航向。（“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东晋法显从印度搭船回国的时候说，当时在海上见“大海弥漫，无边无际，不知东西，只有观看太阳、月亮和星辰而进。”一直到北宋以前，航海中还是“夜间看星星，白天看太阳”。只是到北宋才加了一条“在阴天看指南针”。 
　　大约到了元明时期，我国天文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已能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先驱。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 
　　牵星板用优质的乌木制成。一共十二块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十四厘米，以下每块递减二厘米，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厘米。另有用象牙制成一小方块，四角缺刻，缺刻四边的长度分别是上面所举最小一块边长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块木板和象牙块四缺刻替换调整使用。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元代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由陆路来我国，在我国耽了二十多年后由海路回去。海路航线是经我国南海进入印度洋折而往西。马可波罗当时是搭乘我国航海家驾驶的我国船舶回去的。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当时我国海船和航海的情况。据游记记载，海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可见那时我国航海家已经掌握了牵星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往返牵星为记”。可知当时航行在印度洋中的我国航海家已经十分熟悉牵星术了。明代牵星，一般都是牵北极星，但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下北极星看不见时，改牵华盖星（北极星是小熊座a星，华盖星是小 熊座β、γ双星）。 
　　明代在航海中还定出了方位星进行观测，以方位星的方位角和地平高度来决定船舶夜间航行的位置。当时叫观星法，观星法也属牵星术范围之内。 
　　明代牵星术的航海记录，例如从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到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海岸阿曼的佐法尔）航路，在古里开船，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六度二十四分（折合今度，下同）。船向西北，船行九百公里到莽角奴儿（今印度西海岸的门格洛尔），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八度。后船向西北偏西，航行一千五百公里，在大海中，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度。又船向正西稍偏北，航行二千一百公里，到祖法儿，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二度四十八分。把北极星高度用当时的算法拆算地理纬度，和现在各地的地理纬度基本相合。又从航路来看，航向和航程也和现在的肮路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明代天文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关于求天象出没时间，明代航海家也有些规定。流传下来的明末抄本航路专书中有太阳月亮的出没时间表，还有“定太阳出没歌”和“定太阴出役歌”。“定太阳出没歌”文是： 
　　“正九出乙没庚方；二八出兔没鸡场； 
　　三七出甲从辛没；四六生寅没犬藏； 
　　五月出艮归乾上；仲冬出巽没坤方； 
　　惟有十月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细详。” 
　　这是把十二个月的太阳出没时辰用一首歌诀来概括。正月、九月太阳出在乙时没在庚时，乙时在卯时和辰时之间，庚时在申时和西时之间。又兔指卯时，鸡指酉时。甲时在寅时和卯时之间，辛时在酉时和戌时之间。犬指戌时。艮时在丑时和寅时之间，乾时在戌时和亥时之间。巽时在辰时和已时之间，坤时在未时和申时之间。五月是夏至所在的月份，所以太阳出的时间要早，没的时间要晚。仲冬是十一月，是冬至所在的月份，所以太阳出的时间要晚，没的财间要早。这样计时和天象实际相比是有些误差的，但大致还适用。 
　　据明代一些航海书籍记载，远洋海船上各色人员俱备，其中阴阳官、阴阳生专管观测天象。明末流传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记载，“观星斗阴阳宫十员”。又说：”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每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虽然这是一部小说，但多少也反映了明代航海中一些实际情况。 
　　地文航海技术 
　　我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成就，包括航行仪器如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的发明和创造，以及针路和海图的运用等。 
　　航海罗盘是我国发明的。我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北宋时的指南浮针，也就是后来的水罗盘。宋代朱或叙述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099年到1102年）间的海船上已经使用指南针。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徐兢到朝鲜去回国后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写这次航海过程说：晚上在海洋中不可停留，注意看星斗而前进，如果天黑可用指南浮针，来决定南北方向。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两条最早记录，比公元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七八十年。 
　　航海罗盘上定二十四向，二十四向我国汉代早有记载。北宋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这二十四向。把罗盘三百六十度分做二十四等分，相隔十五度为一向，也叫正针。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四十八向。大约南宋时已有这四十八向的发明了。四十八向每向间隔是七度三十分，这要比西方的三十二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所以三十二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我国航海家一直用我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古时船上放罗盘的场所叫针房，针房一般人员不能随便进去。掌管罗盘的人叫火长。明代《西洋番国志》中说：要选取驾驶人员中有下海经验的人做火长，用作船师，方可把针经图式叫他掌握管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可见航海罗盘是海船上的一个重要设备。 
　　计程仪又叫测程仪。三国时期吴国海船航行到南海一带去，有人写过《南州异物志》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船头上把一木片投入海中，然后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来测算航速航程。这是计程仪的雏型。一直到明代还是用这个方法，不过规定更具体些，就是以一天一夜分为十更，用点燃香的枝数来计算时间，把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首到船尾，如果人和木片同时到，计算的更数才标准，如人先到叫不上更，木片先到叫过更。一更是三十公里航程。这样便可算出航速和航程。 
　　我国古代这种计程的方法，和近代航海中扇形计程仪构造很相近似。扇形计程仪也是用一块木板（扇形），不过用和全船等长的游线系住投入海中，然后用沙时计计算时间。沙时计一倒转是十四秒。在游线上有记号，从游线长度算出航速和航程。我国古代用香枝（也叫香漏），西方近代用沙时计（也叫沙漏），两者实在是异曲同工。 
　　我国至迟在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深度达到六十多尺，这还是浅水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五十多丈，在已是深水测深了。 
　　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当时测水这样深，可见我国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测深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做“针路”。记载铁路有专书，这是航海中月积月累而成。这些专书后来有叫“针经”，有叫“针谱”，也有叫“针策”的。 
　　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船到某地。航向的名称有下列各种：单向的，叫单针（也有叫丹针的），或叫正针。双向的，以相邻两向并称，就是上文提到的缝针。两个航向合称时，有四种情况：第一，先单向后双向；第二，先双向后单向；第三，两个都是单向；第四，两个都是双向。还有超过两个航向合称的。航程都用更计算。船到某地，就用四种不同称号：第一，平，并靠的意思；第二，取，经过的意思；第三，见，望见的意思；第四，收，到达的意思。船舶在晚间航行时，要把牵星记录写入针路里。又在航行过程中还要不断测量水深，也要写入针路。 
　　现在把明代《筹海图编》记载由太仓到日本的针路举例摘录如下：“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汇嘴。用乙辰针出港口，打水①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见茶山。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针，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滩山在东北边。滩山下水深七八托②，用单丁针及丁午针，三更，船至霍山。……”这段文字不算难懂。现在已经发现好几种针路抄本，包括东洋和西洋的，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航行于东南亚时，袭用了我国航海家所用的针路。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己有海道图，这是我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可惜原图已失传。我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初《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卷末附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图上的航程地理，和明代祝允明（1460—1526）《前闻记》所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郑和末一次下“西洋”相合，推测这图大概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作品。“郑和航海图”已蜚声中外，研究十五世纪中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都把这幅海图作为重要的依据。 
　　明末有些古籍记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礁石之图”，“灵山往爪哇山形水势法图”，“新村爪哇至瞒刺加山形水势之图”，“彭坑山形水势之图”等，这些图都只保留了文字记载，原图都失传了。从这些海图的文字说明看，当时海图上都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浅滩（比如“湾内浅可防”、“有泥浅”等），暗礁（比如“有沉礁在港口不可近”、“有沉礁打浪”等），沙州（比如“有沙礁”）以及岩石（比如“有老古石”、“有古老石岸”等）。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清代前期保存下来的海图，有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一幅，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年到五十四年（公元1711年到1715年）间，有东洋南洋海道图一幅，也是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公元1712年到1722年）间。这两幅海图现在都保存在北京故宫。

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各种车辆
　　早在商代，我国车工已经能制造相当高级的两轮车，车轮有辐条，结构精致华美。周代已经采用油脂作为轴承润滑材料。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出现高架车辆巢车等新型车辆以外，还特别注意薄弱环节的加强，如车轮上出现夹辅等。 
　　在汉魏时期，盛行独轮车。独轮车在当时是一种极经济而应用很广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运输史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发明。《三国演义》中所着力描述的“木牛流马”，据许多人研究，就是一种独轮车。同时也出现了四轮车。 
　　南北朝时期出现驾十二条牛的大型牛丰；又出现磨车，把石磨放在车上，行十里磨十斛。还有用石油做润滑材料的记载，以及装二十个轮子的车。五代时出现三轮车。明代为了运输建筑材料，曾经设计制造性能良好、山地和平原都能适用的八轮车。清代出现挂帆的独轮车和四轮铁甲车。 
　　在车辆发展的过程当中，从机械结构方面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出现。 
　　从三国时期开始，历代史书差不多都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记载：但是比较简略。直到宋元时期，《宋史》才详细地记载了它们的内部齿轮构造。 
　　指南车是一种双轮独辕车。车上立一个木人伸臂南指。只要一开始行车的时候木人的手臂向南指，此后不管车向东或向西转弯，由于齿轮系的作用，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在宋代，燕肃于宋神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造指南车，后来又有吴德仁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再造指南车。这里介绍的是指南车的基本原理。指南车上的轮和齿轮如下： 
　　足轮二个，直径六尺，圆周十八尺①： 
　　小轮二个，直径三寸； 
　　附足立于轮（齿轮）二个，直径二尺四寸，圆周七尺二寸，齿距三寸，齿数二十四个； 
　　左右小平轮（齿轮）二个，直径一尺四寸，齿数十二个； 
　　中心大平轮（齿轮）一个，直径四尺八寸，圆周十四尺四寸，齿距三寸，齿数四十八个。 
　　所谓足轮就是车脚轮，是着地旋转的行走元件。小轮是滑车。附足立子轮是附在足轮上的齿轮。中心大平轮是平放在车箱当中的一个大齿轮，这个大齿轮的轴向上伸出，轴上立一个木人。中心大平轮转多少度，轴上的木人同样也转多少度。左右小平轮是两个小齿轮，分装在中心大平轮的两边，起传动作用，当车一直向前行驶的时候，左右小平轮和中心太平轮是分离的，不相接触，因此两边足轮的转动不影响中心大平轮。当车辆向左转弯时，辕的前端向左移动，辕的后端就向右移动，辕后端的绳向右经过滑车，把右边的小平轮放落，和中心大平轮相接触。结果中心大平轮受右边车轮的影响向右转动，恰好能抵消车辆向左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变，仍旧指向南方。比如车向左转六十度，中心大平轮就向回转，向右转六十度，使木人保持原来的方向，手臂仍指向南方。 
　　指南车结构简单，能使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关键就在于中心大平轮和附足子轮或联或断的设计。这种设计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机械设计人员的高度智慧和创造能力。 
　　关于记里鼓车的制造，《宋史&#183;舆服志》也有两项记载：一是宋神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卢道隆制记里鼓车；一是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年到1110年）吴德仁再造记里鼓车。卢道隆记里鼓车的轮和齿轮如下： 
　　足轮二个，直径六尺，圆周十八尺； 
　　立轮（齿轮）一个，直径一尺三寸八分，圆周四尺一寸四分，齿距二寸三分，齿数十八个，下平轮（齿轮）一个，直径四尺一寸四分，圆周十二尺四寸二分，齿距二寸三分，齿数五十四个； 
　　旋风轮（齿轮）一个，齿距一寸二分，齿数三个； 
　　中平轮（齿轮）一个，直径四尺，圆周十二尺，齿距一寸二分，齿数一百个； 
　　小平轮、上平轮（都是齿轮）各一个，尺寸原文有讹误，齿数分别是十个和一百个。 
　　记里鼓车的整个齿轮系是和车辆同行同止的。只要车轮一转动，整个齿轮系就随着转动。车轮一停下来，整个齿轮系也就随着停下来了。 
　　足轮直径六尺，转一周车行十八尺，足轮转一百周，车行一百八十丈，恰合一里之数。足轮、下平轮、旋风轮和中平轮等四个齿轮的齿数分别是十八、五十四、三、一百。车行一里， 
　　中平轮只转一周。在中平轮的轴上装上一个起凸轮作用的拨子，拨动木人的手臂，就可以使木人击鼓一次。也就是车行一里击鼓一次。如果再加上一个十齿的小平轮和一个一百齿的上平轮，每当车行十里的时候，上平轮才能转一周，它上面的拨子拨动另一个木人的手臂，使木人击镯一次。 
　　指南车和记里鼓车都经王振铎氏复原制作模型，如前图所示。 
　　记里鼓车本身具有一套减速齿轮系使运动变慢，最后一根轴在车行一里或十里的时候才转一周：而指南车的齿轮系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是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技巧又超过了记里鼓车。总之，这两种车，根据记载，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它体现了两千年前我国机械工程技术的高度水平，是我国古代技术的卓越成就。
　　
世界科技发展 早期火炮的历史

　　世界上最先出现的是青铜铸炮。根据记载，15世纪中叶之前已在法国第戎炼出了铸铁块，显然这是仍处于初级阶段而不太成功的一项孤立的技术成果。英国都铎王朝初期，这种铸铁新技术传到了英国，从而为苏塞克斯的炼铁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苏塞克斯的炼铁业一直在欧洲的枪炮制造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铸铁的优点在于价格便宜，而不是它的性能优于别的金属，无论黄铜或者是青铜，虽然价格昂贵，但质地坚韧，不易爆裂。 
　　大型炮的铸造吸取了钟的铸造技术。它是将金属熔液注人一个粘土模子而成的。模子由模蕊和横壳构成。粘土模型放在一个凹坑里，熔铁炉有一出口，以便铁水流进模子。当铸件冷却后，便打碎模子，再取出铸件。这样铸成的每一门炮就象一件雕塑制品一样那是各自独立的产品，上面的精细饰纹也是不相同的。炮的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工匠浇铸技艺的高低。过了200年之后，人们才设法用一个模子进行加农炮的连续浇铸。 
　　在打碎模子取出炮的铸件毛坯后，就要用装在一根长轴上的钻头利用水轮机作动力进行镗孔。因为装钻头的轴只是一头有支架，因此，镗孔常常不能做到精确，而且由于镗孔工序的问题，模子上原有的误差无法纠正。镗孔后要进行炮的测试，包括目测，用铁锤敲打，进行逐步加大火药量的发射，最后一次发射的火药量与弹丸重量要相等。如果试验合格，这门炮就可交付使用。到了18世纪，荷兰在整体浇铸炮管的镗孔技术方面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19世纪中叶前，在炮的制造上，除了海军重炮外，青铜炮和黄铜炮始终以优势压倒了铸铁炮。但是，青铜炮的炮管比较软，在多次发射圆形炮弹时，炮弹以不正圆的方式穿过炮管，容易使它变形，因此青铜不适宜制造重型炮。 
　　14世纪末，战争使加农炮发生了变化。随着熟铁和铸铁新技术的采用。这一变化就更加明显而突出。 
　　11世纪在中国出现了抛石机，并迅速在欧洲得到推广应用。它大量取代了希腊和古罗马陈旧的靠张力和扭力的攻城机械，在黑火药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种抛石机一直被延用着。这种机械制作简便，造价低廉，而且投掷量大，使用非常可靠。但是，除了这种老式机械外，新型炮已开始显露头角。黑火药问世后发明的加农炮比手枪效能更佳，使用更方便，这就是黑火药对攻城炮所产生的最初的重大影响。但是，直到15世纪下半叶，加农炮才真正有效地取代了抛石机，成了重要的攻城炮。 
　　14世纪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重型加农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称为射石炮的巨型炮。这种炮的炮管较短，通常用青铜或铁浇踌而成，有时也用紫铜和黄铜制造。由于它发射的石弹重达 300磅，因此，必须使用大量的火药。火药常常塞满整个炮管，石弹则突出在炮管的外面，因此发射谈不上什么精确度，而且初速也极低。为了提高炮的效能，不得不将炮放到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这样石弹才能轰击到目标。 
　　据说，铸铁射石炮曾在1340年用于轰击意大利的特尔尼城。英国可能于1346年使用较小的射石炮袭击了克雷赛城。到了14世纪末，人们将熟铁条焊接起来，再用环套加以固定，制成了更长的射石炮。理查德二世曾制造过一些这样的炮用来保卫伦敦塔。英国爱丁堡著名的蒙斯梅格炮就是用螺扣将几段铸铁接起来，再用环套将整个炮管焊接加固而成的。 
　　随着炮管的加长，铸铁工艺的改进，攻城加农炮的效能有了很大提高。1450年左右，铸铁制的炮弹取代了石弹，因而减少了炮的游隙（即炮膛内径与弹体之间的空隙），提高了炮弹的初速，增强了炮弹的冲击力。从1470年起，攻城炮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摧毁中世纪的城墙防御工事。由于受炮的重量及弹道的限制，因此无法将大型加农炮设置在城堡和有城墙的城市里。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堡垒防御工事变得不堪一击了。 
　　新型炮对攻城作战产生了十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表明它在战争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和效能。可以说，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式兵器可以与它相媲美。15世纪上半叶，军队士兵将二轮或四轮马车排成纵队，大部分马车有金属装甲，车子的两边开若炮眼。在有装甲的或敞篷的四路马车上，装了许多小型射石炮。军队里大多是徒步作战的士兵，有的配有手枪，而大部分手执长矛。此外，还有少量披着轻型盔甲的骑兵，负责进行侦察和反击敌人。这种马车营垒可以用来发起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炮的牵引马车常常围成一个临时防御营地，用链子将马车连接起来，并在防御营地前面挖一条防护沟。射石炮设置在车与车之间的地方，或者放在四轮敞篷马车的上面，但更可能架在泥土筑的工事上或坚固的木制炮架上。火枪手和十字弓手在车与车之间或者通过装甲马车的枪眼进行射击。还有一些长矛兵负责保护射石炮，防止敌人步兵砍断连接马车的链子。不过敌人往往早被炮火压住，因此长矛兵很少有用武之地。一旦敌人的进攻被击退，长矛兵和骑兵就发起反攻，以最后解决战斗。 
　　西欧最早使用野炮是在\"百年大战\"的最后阶段。吉恩和加斯帕德&#183;比幽儒兄弟为法王查理七世设计了一种新型炮。这种炮很机动灵活，因此在多次战役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450年，在丰米尼有一支英国小部队驻扎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遭到法国炮兵的骚扰时他们忍无可忍，在不利条件下向法军发起进攻，最后全军覆没。三年后，在卡斯蒂隆又一支英国军队向有炮兵护守的法国兵营正面发动进攻，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在这两次冲突中，都没有使用真正的野炮。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冲突中，法军借以取胜的长炮（一种轻型远程加农炮）和射石炮在以前都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后来才改成用来击退英国援兵。这些炮在战场上都是不能机动的。 
　　野炮是在15世纪的最后十来年里突然而又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出观的。法国军队将比较轻型的铜铸加农炮装在马拉的两轮车架上，从而成了一种野炮。这种新式法国野炮可以在战场上很快地从炮车上卸下来并作好战斗准备。就在这十来年里，法国又提出炮耳的设计原理，这样，炮就可以很方便地装在永久性的带轮子的炮架上，并可进行较为精确的瞄准和测距。在早期，人们采用在炮架的尾部下面挖坑或在车轮下面填木块等笨办法来升降炮管。 
　　1515年9月13日至14日，法国和瑞士在法国的马里尼安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夺战。战斗证明，这种改进后的法国野炮性能优良。法国用这种炮击败了瑞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瑞士在称霸欧洲战场一个多世纪后初次遭到这样严重的挫折，不得不立即跟法国改和。这次和平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 
　　但是，16世纪炮兵武器的发展却没有能够跟得上轻型兵器发展的步伐，主要原因是炮兵还无法使炮既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同时又做到十分可靠，而且射程又远。人们早就知道，要使炮做到射程远，精确，破坏力（或称杀伤力）大，那末最好炮的长度必须是炮的口径的20倍或20倍以上（即炮管长度是膛径的20倍），同时炮管的管壁要厚，以承受装药量大的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管壁较薄的炮和装药量较少的炮弹虽然也能发射同样重的弹丸，但是，精确度和射程要打很大的折扣。因此即使是最轻型的炮，仍然很不灵便，移动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发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炮具有这些缺点，因此，15世纪末，法国在野炮方面所取得的优势很快被西班牙在步兵轻武器以及步兵战术方面的惊人改良所抵消了。法国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结果在16世纪里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只是在攻防堡垒和海军作战中有一点用处。尽管当时的一些大的战役还都用到了炮，但在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场激战之后，一般情况下轻武器成了战争胜负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就在这一时期，法国在炮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上的优势被更能干的德国枪炮制造者和炮兵取代了。接着，西班牙人又很快夺取了这一优势。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跟军事科学的其它多数领域里一样，西班牙在造炮技术方面始终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炮的制造者不断对炮的新型设计、炮膛直径、炮管管壁内的厚度、炮弹的炸药装填量和弹丸重量的综合性能进行多方面的验证。结果造成炮的型号繁杂多样，使弹药的供应成了一个极重的负担，因此，炮在野战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6世纪中期前不久，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下令将所有帝国制造的炮标准化为七种型号。不久法王亨利二世也效仿西班牙，将法国炮规定为六种标准型号。但是炮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在原有标准型号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型号，不过，总算比以前更有系统更有计划了一些。当时各国有许多炮是仿照西班牙的设计而制造的，但国与国之间炮的型号一直各不相同。 
　　到了17世纪，炮的生产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以致于在后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炮的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这时炮的改进主要限于机动性的提高，编制的改良，战术以及射击技术等方面。 
　　这一时期，炮兵武器开始组合成作为现代化炮兵原型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长炮型，相当于现代的火炮；第二类是加农炮，即榴弹炮的原型，第三类是一种炮管管壁较薄，弹道较高的炮（根据其特性可叫做不同的名称，如射石炮或迫击炮等），即现代迫击炮的雏型。 
　　长炮类似于现代的野战火炮，其炮管较长（约为口径的30倍），炮弹初速较快，因此它的弹道低平，射程远，精确度较高。为使炮弹达到所需的初速，又不引起炮管爆炸杀伤炮手，因此加农炮的炮管都很厚，造成炮的重量很大，机动性较差。因此大口径长炮只能用于攻城作战。 
　　第二种类型的炮，其炮身较轻较短，用来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较近。这种炮虽然牺牲了射程和精确性，却换来了较大的机动性，又不降低它的威力。这就是所谓的加农炮。它的炮管长度约为口径的20倍， 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榴弹炮。但是，早期加农炮的机动性甚至还不如长炮，有的实际上比最大的长炮还要庞大而笨重。 
　　就象15世纪胡斯的拥护者和法国军队所做的那样，轻型加农炮可以装在马拉的四轮车架上，很容易运到战场上的阵地。最初，炮必须放在现场制作的炮座或炮架上，一旦战斗开始，炮就无法移动。后来发明了带牵引杆的两轮炮车（不久又发明了炮耳，这样不必移动整个炮身就可以使炮管升降），这就是现代野炮的开始。 
　　粒状火药的发明加上炮管的延长，提高了炮弹的速度和射击的精确度。但是，炮管延长后，炮的重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妨碍了大型加农炮在战场上的应用。 
　　17世纪初，聪敏的土兵显然感到需要这样一种野炮，它既要有加农炮那样远的射程和那样高的精确度，又要有14至15世纪的射石炮那样好的机动性。荷兰率先研制成功了这样的一种新式兵器，这就是人们所知的榴弹炮。到了l7世纪未，它成了欧洲各国军队标准化的炮兵武器。 
　　榴弹炮是一种炮管较短、口径较大、装在两轮炮车上的野炮。这种炮的架尾很短，阅此，射角比较大，它的炮管要比长炮或火炮短而轻，比迫击炮长。这样，弹道就更加低，精确度也更高了。榴弹炮的优点在于它的攻击火力更强，炮身更轻，因此机动性更大。在可以用炮弹袭击和需要扫清障碍的地方，榴弹炮比使用加农炮更加优越。 
　　从黑火药时期一开始，人们就知道短炮管的迫击炮能以抛物线弹道发射弹体。由于迫击炮能够发射炸裂弹，它的抛物线弹道能使炮弹越过城墙这样的防御物，击中弹药库、兵营以及后备队等目标，因此在攻城作战中变得十分重要。追击炮的主要优点是炮管短，炮管的管壁薄（可能是由于炸药装填量少的缘故），因此重量轻，机动性大，缺点是射程短，精确度低。 
　　追击炮的大小尺寸不一，有的很大，有的却小得只能用来抛掷手榴弹。它的炮口较大，炮管较短，可以固定在一个方形底座上。炮管与底座之间有时是固定的45度角，有时角度可以调节。17和18世纪有一种颇负盛名的炮，名叫科霍恩，1673年由巴伦&#183;科霍恩发明，它能发射重达24磅的炮弹。还有一种重达几吨的巨型攻城炮，能发射直径10至12英寸的炮弹。

世界科技发展 百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医学）
  
　　时间        获奖人及国籍               获奖原因  
　　1901年E . A . V . 贝林（德国人）     从事有关白喉血清疗法的研究  
　　1902年R.罗斯（英国人）               从事有关疟疾的研究  
　　1903年N.R.芬森（丹麦人）            发现利用光辐射治疗狼疮  
　　1904年I.P.巴甫洛夫（俄国人）        从事有关消化系统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1905年R.柯赫（德国人）               从事有关结核的研究  
　　1906年C.戈尔季（意大利人） 
　　S.拉蒙-卡哈尔（西班牙人）     从事有关神经系统精细结构的研究  
　　1907年C.L.A.拉韦朗（法国人）        发现并阐明了原生动物在引起疾病中的作用  
　　1908年P.埃利希（德国人）、 
　　E.梅奇尼科夫（俄国人）        从事有关免疫力方面的研究  
　　1909年E.T.科歇尔（瑞士人）          从事有关甲状腺的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外科学上的研究  
　　1910年A.科塞尔（德国人）            从事有关蛋白质、核酸方面的研究  
　　1911年A.古尔斯特兰德（瑞典人）      从事有关眼睛屈光学方面的研究  
　　1912年A.卡雷尔（法国人）            从事有关血管缝合以及脏器移植方面的研究  
　　1913年C.R.里谢（法国人）            从事有关抗原过敏的研究  
　　1914年R.巴拉尼（奥地利人）          从事有关内耳前庭装置生理学与病理学方面的研究  
　　1915年 -- 1918年未颁奖  
　　1919年 J . 博尔德特（比利时人）      作出了有关免疫方面的一系列发现  
　　1920年S.A.S.克劳（丹麦人）          发现了有关体液和神经因素对毛细血管运动机理的调节  
　　1921年未颁奖  
　　1922年            A.V.希尔（英国人）            从事有关肌肉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问题的研究  
　　迈尔霍夫（德国人）             从事有关肌肉中氧消耗和乳酸代谢问题的研究  
　　1923年F.G.班廷（加拿大） 
　　J.J.R.麦克劳德（加拿大人）      发现胰岛素  
　　1924年W.爱因托文（荷兰人）           发现心电图机理  
　　1925年未颁奖  
　　1926年J.A.G.菲比格（丹麦人）         发现菲比格氏鼠癌（鼠实验性胃癌）  
　　1927年J.瓦格纳-姚雷格（奥地利人）    发现治疗麻痹的发热疗法  
　　1928年C.J.H.尼科尔（法国人）         从事有关斑疹伤寒的研究  
　　1929年C.艾克曼（荷兰人）             发现可以抗神经炎的维生素   
　　F.G.霍普金斯（英国人）          发现维生素B1缺乏病并从事关于抗神经炎药物的化学研究  
　　1930年K.兰德斯坦纳（美籍奥地利人）   发现血型  
　　1931年O.H.瓦尔堡（德国人）           发现呼吸酶的性质和作用方式  
　　1932年C.S.谢林顿 
　　E.D.艾德里安（英国人）         发现神经细胞活动的机制  
　　1933年T.H.摩尔根（美国人）           发现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  
　　1934年G.R.迈诺特 
　　W.P.墨菲                      发现贫血病的肝脏疗法 
　　G.H.惠普尔（美国人）  
　　1935年H.施佩曼（德国人）            发现胚胎发育中背唇的诱导作用  
　　1936年H.H.戴尔（英国人） 
　　O.勒韦（美籍德国人）         发现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  
　　1937年A.森特-焦尔季（匈牙利人）     发现肌肉收缩原理  
　　1938年C.海曼斯（比利时人）          发现呼吸调节中颈动脉窦和主动脉的机理  
　　1939年G.多马克（德国人）            研究和发现磺胺药
　　1940年--1942年未颁奖  
　　1943年C.P.H.达姆（丹麦人）          发现维生素K   
　　E.A.多伊西（美国人）           发现维生素K的化学性质  
　　1944年J.厄兰格 
　　H.S.加塞（美国人）           从事有关神经纤维机制的研究  
　　1945年A.弗莱明 
　　E.B.钱恩                      发现表霉素以及表霉素对传染病的治疗效果 
　　H.W.弗洛里（英国人）  
　　1946年H.J.马勒（美国人）            发现用X 射线可以使基因人工诱变  
　　1947年C.F. 科里 
　　G.T.科里（美国人）            发现糖代谢中的酶促反应 
　　B.A.何赛（阿根廷人）          发现脑下垂体前叶激素对糖代谢的作用  
　　1948年P.H.米勒（瑞士人）            发现并合成了高效有机杀虫剂DDT  
　　1949年W.R.赫斯（瑞士人）             发现动物间脑的下丘脑对内脏的调节功能  
　　1950年E.C.肯德尔 
　　P.S.亨奇（美国人）            发现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结构和生物效应 
　　T.赖希施泰因（瑞士人）  
　　1951年M.蒂勒（南非人）       发现黄热病疫苗  
　　1952年S.A.瓦克斯曼（美国人）   发现链霉素  
　　1953年F.A.李普曼（英国人）         发现高能磷酸结合在代谢中的重要性，发现辅酶A   
　　H.A.克雷布斯（英国人）       发现克雷布斯循环（三羧酸循环）  
　　1954年J.F.恩德斯 
　　T.H.韦勒                    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组织培养与组织技术的应用 
　　F.C.罗宾斯（美国人）   
　　1955年A.H.西奥雷尔（瑞典人）      从事过氧化酶的研究  
　　1956年A.F.库南德 
　　D.W.理查兹（美国人）        开发了心脏导管术 
　　W.福斯曼（德国人）  
　　1957年D.博维特（意籍瑞士人）      从事合成类箭毒化合物的研究  
　　1958年G.W.比德乐 
　　E.L.塔特姆（美国人）         发现一切生物体内的生化反应都是由基因逐步控制的 
　　J.莱德伯格（美国人）         从事基因重组以及细菌遗传物质方面的研究  
　　1959年S.奥乔亚 
　　A.科恩伯格（美国人）        从事合成RNA和DNA的研究  
　　1960年F.M.伯内特（澳大利亚人） 
　　P.B.梅达沃（英国人）        证实了获得性免疫耐受性  
　　1961年G.V.贝凯西（美国人）        确立“行波学说”，发现耳蜗感音的物理机制  
　　1962年J.D.沃森（美国人） 
　　F.H.C.克里克                发现核酸的分子结构及其对住处传递的重要性 
　　M.H.F.威尔金斯（英国人）  
　　1963年J.C.艾克尔斯（澳大利亚人） 
　　A.L.霍金奇                  发现与神经的兴奋和抑制有关的离子机构 
　　A.F.赫克斯利（英国人）  
　　1964年K.E.布洛赫（美国人） 
　　F.吕南（德国人）            从事有关胆固醇和脂肪酸生物合成方面的研究  
　　1965年F.雅各布 
　　J.L.莫诺                     研究有关酶和细菌合成中的遗传调节机构 
　　A.M.雷沃夫（法国人）  
　　1966年F.P. 劳斯（美国人）          发现肿瘤诱导病毒 
　　C.B.哈金斯（美国人）         发现内分泌对于癌的干扰作用  
　　1967年R.A.格拉尼特（瑞典人） 
　　H.K.哈特兰                   发现眼睛的化学及重量视觉过程
　　G.沃尔德（美国人）  
　　1968年R.W.霍利 
　　H.G.霍拉纳                   研究遗传信息的破译及其在蛋白质合成中的作用 
　　M.W.尼伦伯格（美国人）  
　　1969年M.德尔布吕克 
　　A.D.赫尔                    发现病毒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 
　　S.E.卢里亚（美国人）  
　　1970年B.卡茨（英国人） 
　　U.S.V.奥伊勒（瑞典人）      发现神经末梢部位的传递物质以及该物质的贮藏、释放、受抑制机理 
　　J.阿克塞尔罗行（美国人）  
　　1971年E.W.萨瑟兰（美国人）       发现激素的作用机理  
　　1972年G.M.埃德尔曼（美国人） 
　　R.R.波特（英国人）         从事抗体的化学结构和机能的研究  
　　1973年K.V.弗里施 
　　K.洛伦滋（奥地利人）        发现个体及社会性行为模式（比较行为动物学） 
　　N.廷伯根（英国人）  
　　1974年A.克劳德 
　　C.R.德&#183;迪夫（比利时人）      从事细胞结构和机能的研究 
　　G.E.帕拉德（美国人）  
　　1975年D.巴尔摩 
　　H.M.特明（美国人）          从事肿瘤病毒的研究 
　　R.杜尔贝科（美国人）  
　　1976年B.S.丰卢姆伯格（美国人）    发现澳大利亚抗原 
　　D.C.盖达塞克（美国人）     从事慢性病毒感染症的研究   
　　1977年R.C.L.吉尔曼 
　　A.V.沙里（美国人）          发现下丘脑激素 
　　R.S.雅洛（美国人）          开发放射免疫分析法 
　　1978年W.阿尔伯（瑞士人） 
　　H.O.史密斯                 发现限制性内切酶以及在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应用 
　　D.内森斯（美国人）  
　　1979年A.M.科马克 （美国人） 
　　G.N.蒙斯菲尔德（英国人）  开始了用电子计算机操纵的X 射线断层扫描仪（简称扫描仪）  
　　1980年B.贝纳塞拉夫 
　　G.D.斯内尔（美国人）        从事细胞表面调节免疫反应的遗传结构的研究 
　　J.多塞（法国人）  
　　1981年R.W.斯佩里（美国人）       从事大脑半球职能分工的研究 
　　D.H.休伯尔（美国人） 
　　T.N.威塞尔（瑞典人）        从事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研究  
　　1982年S.K.贝里斯德伦 
　　B.I.萨米埃尔松（瑞典人） 
　　J.R.范恩（英国人）          发现前列腺素，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83年B.麦克林托克（美国人）      发现移动的基因  
　　1984年N.K.杰尼（丹麦人） 
　　G.J.F.克勒（德国人）         确立有免疫抑制机理的理论，研制出了单克隆抗体 
　　C.米尔斯坦（英国人）  
　　1985年M.S.布朗 
　　J.L.戈德斯坦（美国人）       从事胆固醇代谢及与此有关的疾病的研究  
　　1986年R.L.蒙塔尔西尼（意大利人） 
　　S.科恩（美国人）             发现神经生长因子以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1987年利根川进（日本人）          阐明与抗体生成有关的遗传性原理  
　　1988年J.W.布莱克（英国人） 
　　G.B.埃利昂                 对药物研究原理作出重要贡献 
　　G.H.希钦斯（美国人）  
　　1989年J.M.毕晓普 
　　H.E.瓦慕斯（美国人）        发现了动物肿瘤病毒的致癌基因源出于细胞基因，即所谓原癌基因  
　　1990年J.E.默里 
　　E.D.托马斯（美国人）        从事对人类器官移植、细胞移植技术和研究  
　　1991年E.内尔 
　　B.萨克曼（德国人）          发明了膜片钳技术  
　　1992年E.H.费希尔 
　　E.G.克雷布斯（美国人）      发现蛋白质可逆磷酸化作用  
　　1993年P.A.夏普 
　　R.J.罗伯茨（美国人）         发现断裂基因  
　　1994年A.G.吉尔曼 
　　M.罗德贝尔（美国人）        发现G 蛋白及其在细胞中转导信息的作用  
　　1995年E.B.刘易斯、E.F.维绍斯（美国人）、C.N.福尔哈德（德国人） 
　　发现了控制早期胚胎发育的重要遗传机理，利用果蝇作为实验系统，发现了同样适用于高等增有机体（包括人）的遗传机理  
　　1996年P.C.多尔蒂（澳大利亚人） 
　　R.M.青克纳格尔（瑞士人）    发现细胞的中介免疫保护特征  
　　1997年S.B.普鲁西纳（美国人）      发现全新的蛋白致病因子—— 朊蛋白（PRION）  
　　1998年    芬奇戈特 (Dr. Robert Furchgott)  
　　伊格纳罗教授(Professor Louis Ignarro)    发现氧化氮可以传递信息 
　　穆拉博士(D r. Ferid Murad)（美国人）  
　　1999年    君特-布洛伯尔（美国人）       发现蛋白质有内部信号决定蛋白质在细胞内的转移和定位

世界科技发展 百年诺贝尔奖（化学）

　　时间            获奖人及国籍                         获奖原因  
　　1901年J. H.  范特&#183;霍夫（荷兰人）        发现溶液中化学动力学法则和渗透压规律  
　　1902年E. H.  费雪（德国人）             合成了糖类以及嘌噙诱导体  
　　1903年S . A .阿伦纽斯（瑞典人）        提出电解质溶液理论  
　　1904年 W .  拉姆赛（英国人）            发现空气中的惰性气体  
　　1905年A .冯&#183;贝耶尔（德国人）           从事有机染料以及氢化芳香族化合物的研究  
　　1906年H .  莫瓦桑（法国人）             从事氟元素的研究   
　　1907年E .毕希纳（德国人）              从事酵素和酶化学、生物学研究  
　　1908年E. 卢瑟福（英国人）              首先提出放射性元素的蜕变理论  
　　1909年W. 奥斯特瓦尔德（德国人）    从事催化作用、化学平衡以及反应速度的研究  
　　1910年 O. 瓦拉赫（德国人）            脂环式化合物的奠基人  
　　1911年M. 居里（法国人）                发现镭和钋  
　　1912年V. 格林尼亚（法国人）          发明了格林尼亚试剂 -- 有机镁试剂 
　　P. 萨巴蒂（法国人）             使用细金属粉末作催化剂，发明了一种制取氢化不饱和烃的有效方法  
　　1913年A. 维尔纳 （瑞士人）           从事分子内原子化合价的研究   
　　1914年T.W. 理查兹（美国人）         致力于原子量的研究，精确地测定了许多元素的原子量   
　　1915年R. 威尔斯泰特（德国人）       从事植物色素（叶绿素）的研究   
　　1916---1917年未颁奖   
　　1918年  F. 哈伯（德国人）              发明固氮法  
　　1919年未颁奖   
　　1920年W.H.   能斯脱（德国人）        从事电化学和热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1921年F.   索迪 （英国人）             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首次命名“同位素”   
　　1922年F.W.   阿斯顿 （英国人）       发现非放射性元素中的同位素并开发了质谱仪   
　　1923年F. 普雷格尔（奥地利人）        创立了有机化合物的微量分析法   
　　1924年未颁奖   
　　1925年R.A. 席格蒙迪（德国人）       从事胶体溶液的研究并确立了胶体化学   
　　1926年T. 斯韦德贝里（瑞典人）        从事胶体化学中分散系统的研究   
　　1927年H.O. 维兰德（德国人）           研究确定了胆酸及多种同类物质的化学结构   
　　1928年A. 温道斯（德国人）              研究出一族甾醇及其与维生素的关系   
　　1929年A. 哈登（英国人） 
　　冯&#183;奥伊勒 - 歇尔平（瑞典人）         阐明了糖发酵过程和酶的作用   
　　1930年H. 非舍尔（德国人）                  从事血红素和叶绿素的性质及结构方面的研究   
　　1931年C. 博施（德国人） 
　　F.贝吉乌斯 （德国人）                发明和开发了高压化学方法   
　　1932年I. 兰米尔   （美国人）           创立了表面化学   
　　1933年未颁奖   
　　1934年H.C. 尤里（美国人）                   发现重氢   
　　1935年J.F.J. 居里 
　　I.J. 居里（法国人）             发明了人工放射性元素   
　　1936年P.J.W.   德拜（美国人）            提出分子磁耦极矩概念并且应用X射线衍射弄清分子结构   
　　1937年W. N.    霍沃斯（英国人）      从事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C的结构研究 
　　P. 卡雷（瑞士人）                    从事类胡萝卜、核黄素以及维生素 A、B2的研究   
　　1938年R.   库恩（德国人）            从事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类的研究   
　　1939年A.   布泰南特（德国人）        从事性激素的研究 
　　L. 鲁齐卡（瑞士人）                 从事萜、聚甲烯结构方面的研究
　　1940年-1942年未颁奖   
　　1943年G. 海韦希（匈牙利人）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化学和物理变化过程   
　　1944年O.   哈恩（德国人）            发现重核裂变反应   
　　1945年A.I.魏尔塔南（芬兰人）        研究农业化学和营养化学，发明了饲料贮藏保养鲜法   
　　1946年J. B.   萨姆纳（美国人）           首次分离提纯了酶 
　　J. H. 诺思罗普（美国人）          分离提纯酶和病毒蛋白质  
　　W. M. 斯坦利（美国人）  
　　1947年R.   鲁宾逊（英国人）              从事生物碱的研究   
　　1948年A. W. K.  蒂塞留斯（瑞典人）   发现电泳技术和吸附色谱法   
　　1949年W.F.  吉奥克（美国人）        长期从事化学热力学的研究，物别是对超温状态下的物理反应的研究   
　　1950年 O.P.H. 狄尔斯、 
　　K.阿尔德（德国人）           发现狄尔斯 - 阿尔德反应及其应用   
　　1951年G.T. 西博格、 
　　E.M.  麦克米伦（美国人）      发现超铀元素   
　　1952年A.J.P. 马丁、 
　　R.L.M. 辛格（英国人）         开发并应用了分配色谱法   
　　1953年H. 施陶丁格（德国人）             从事环状高分子化合物的研究   
　　1954年L.C.鲍林（美国人）                  阐明化学结合的本性，解释了复杂的分子结构   
　　1955年V.  维格诺德 （美国人）          确定并合成了含硫的生物体物质（特别是后叶催产素和增压素）   
　　1956年 C.N. 欣谢尔伍德（英国人） 
　　N.N. 谢苗诺夫（俄国人）     提出气相反应的化学动力学理论（特别是支链反应）   
　　1957年A.R. 托德（英国人）          从事核酸酶以及核酸辅酶的研究   
　　1958年F. 桑格（英国人）            从事胰岛素结构的研究   
　　1959年J. 海洛夫斯基（捷克人）      提出极普学理论并发现“极普法”   
　　1960年W.F. 利时（美国人）             发明了“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法”   
　　1961年M. 卡尔文（美国人）            提示了植物光合作用机理   
　　1962年M.F. 佩鲁茨、 
　　J.C. 肯德鲁（英国人）           测定了蛋白质的精细结构   
　　1963年K. 齐格勒（德国人）、 
　　G. 纳塔（意大利人）        发现了利用新型催化剂进行聚合的方法，并从事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1964年D.M.C. 霍金英（英国人）    使用X射线衍射技术测定复杂晶体和大分子的空间结构   
　　1965年R.B.  伍德沃德（美国人）    因对有机合成法的贡献   
　　1966年R.S. 马利肯（美国人）     用量子力学创立了化学结构分子轨道理论，阐明了分子的共价键本质和电子结构   
　　1967年R.G.W.诺里会、 
　　G. 波特（英国人）         发明了测定快速 化学反应的技术  
　　M. 艾根（德国人）   
　　1968年L. 翁萨格（美国人）       从事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的基础研究   
　　1969年O. 哈塞尔（挪威人）、 
　　K.H.R. 巴顿（英国人）        为发展立体化学理论作出贡献   
　　1970年  L.F. 莱洛伊尔（阿根廷人）  发现糖核苷酸及其在糖合成过程中的作用   
　　1971年G. 赫兹伯格（加拿大人）  从事自由基的电子结构和几何学结构的研究   
　　1972年C.B. 安芬森（美国人）    确定了核糖核苷酸酶的活性区位研究   
　　1973年E.O. 菲舍尔（德国人）、 
　　G. 威尔金森（英国人）      从事具有多层结构的有机金属化合物的研究   
　　1974年P.J. 弗洛里 （美国人）     从事高分子化学的理论、实验两方面的基础研究   
　　1975年J.W. 康福思（澳大利亚人）研究酶催化反应的立体化学 
　　V.普雷洛格（瑞士人）        从事有机分子以及有机分子的立体化学研究 
　　1976年W.N. 利普斯科姆（美国人）从事甲硼烷的结构研究   
　　1977年I.  普里戈金（比利时人）    主要研究非平衡热力学，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   
　　1978年P.D.  米切尔（英国人）     从事生物膜上的能量转换研究   
　　1979年H.C.  布朗（美国人）、 
　　G.  维蒂希（德国人）       研制了新的有机合成法   
　　1980年P. 伯格（美国人）           从事核酸的生物化学研究 
　　W.吉尔伯特（美国人）、 
　　F.  桑格（英国人）           确定了核酸的碱基排列顺序   
　　1981年福井谦一（日本人）、 
　　R.  霍夫曼（英国人）       确定了核酸的碱基排列顺序   
　　1982年A.  克卢格（英国人）      开发了结晶学的电子衍射法，并从事核酸蛋白质复合体的立体结构的研究   
　　1983年H.陶布（美国人）           阐明了金属配位化合物电子反应机理   
　　1984年  R.B. 梅里菲尔德（美国人）开发了极简便的肽合成法   
　　1985年J.卡尔、 
　　H.A.豪普特曼（美国人）   开发了应用X射线衍射确定物质晶体结构的直接计算法   
　　1986年D.R. 赫希巴奇、 
　　李远哲（中国台湾人）      研究化学反应体系在位能面运动过程的动力学 
　　J.C.波利亚尼（加拿大人）   
　　1987年C.J.佩德森、 
　　D.J. 克拉姆（美国人）    合成冠醚化合物 
　　J.M. 莱恩（法国人）   
　　1988年J. 戴森霍弗、 
　　R. 胡伯尔                分析了光合作用反应中心的三维结构 
　　H. 米歇尔（德国人）   
　　1989年S. 奥尔特曼，  
　　T.R. 切赫 （美国人）        发现RNA自身具有酶的催化功能   
　　1990年E.J. 科里（美国人）    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有机合成理论--逆合成分析理论   
　　1991年R.R. 恩斯特（瑞士人）     发明了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分光法和二维核磁共振技术   
　　1992年R.A. 马库斯（美国人）    对溶液中的电子转移反应理论作了贡献   
　　1993年K.B.  穆利斯（美国人）  发明“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M. 史密斯（加拿大人）  开创“寡聚核苷酸基定点诱变”法   
　　1994年G.A. 欧拉（美国人）      在碳氢化合物即烃类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1995年P.克鲁岑（德国人） 
　　M. 莫利纳          阐述了对臭氧层产生影响的化学机理，证明了人造化学物质对臭氧层构成破坏作用 
　　F.S. 罗兰（美国人）   
　　1996年R.F.柯尔（美国人） 
　　H.W.克罗托因（英国人）  发现了碳元素的新形式--富勒氏球（也称布基球）C60 
　　R.E.斯莫利（美国人）   
　　1997年P.B.博耶（美国人） 
　　J.E.沃克尔（英国人）   发现人体细胞内负责储藏转移能量的离子传输酶 
　　J.C.斯科（丹麦人）  
　　1998年   科恩( Walter Kohn)   发展了一套量子化学方法理论，分析分子的性质和分子的化学反应过程 
　　波普( John Pople)  
　　1999年       艾哈迈德-泽维尔      使“运用激光技术通过化学反应观测原子在分子中的运动成为可能”  
　　（埃及和美国双重国籍）

世界科技发展 百年诺贝尔奖（物理）
　　1901  
　　W.C.伦琴  
　　德国  
　　发现伦琴射线(X射线)  
　　1902  
　　H.A.洛伦兹  
　　荷兰  
　　塞曼效应的发现和研究  
　　P.塞曼  
　　荷兰  
　　1903  
　　H.A.贝克勒尔  
　　法国  
　　发现天然铀元素的放射性  
　　P.居里  
　　法国  
　　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发现放射性元素钋与镭并发现钍也有放射性  
　　M.S.居里  
　　法国  
　　1904  
　　L.瑞利  
　　英国  
　　在气体密度的研究中发现氩  
　　1905  
　　P.勒钠德  
　　德国  
　　阴极射线的研究  
　　1906  
　　J.J汤姆孙  
　　英国  
　　通过气体电传导性的研究，测出电子的电荷与质量的比值  
　　1907  
　　A.A迈克耳孙  
　　美国  
　　创造精密的光学仪器和用以进行光谱学度量学的研究，并精确测出光速  
　　1908  
　　G.里普曼  
　　法国  
　　发明应用干涉现象的天然彩色摄影技术  
　　1909  
　　G.马可尼  
　　意大利  
　　发明无线电极及其对发展无线电通讯的贡献  
　　C.F.布劳恩  
　　德国  
　　1910  
　　J.D.范德瓦耳斯  
　　荷兰  
　　对气体和液体状态方程的研究  
　　1911  
　　W.维恩  
　　德国  
　　热辐射定律的导出和研究  
　　1912  
　　N.G.达伦  
　　瑞典  
　　发明点燃航标灯和浮标灯的瓦斯自动调节器  
　　1913  
　　H.K.昂尼斯  
　　荷兰  
　　在低温下研究物质的性质并制成液态氦  
　　1914  
　　M.V.劳厄  
　　德国  
　　发现伦琴射线通过晶体时的衍射，既用于决定X射线的波长又证明了晶体的原子点阵结构  
　　1915  
　　W.H.布拉格  
　　英国  
　　用伦琴射线分析晶体结构  
　　W.L.布拉格  
　　英国  
　　1917  
　　C.G.巴克拉  
　　英国  
　　发现标识元素的次级伦琴辐射  
　　1918  
　　M.V.普朗克  
　　德国  
　　研究辐射的量子理论，发现基本量子，提出能量量子化的假设，解释了电磁辐射的经验定律  
　　1919  
　　J.斯塔克  
　　德国  
　　发现阴极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原子光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  
　　1920  
　　C.E.吉洛姆  
　　法国  
　　发现镍钢合金的反常性以及在精密仪器中的应用  
　　1921  
　　A.爱因斯坦  
　　德国  
　　对现物理方面的贡献，特别是阐明光电效应的定律  
　　1922  
　　N.玻尔  
　　丹麦  
　　研究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提出他的原子 
　　结构模型  
　　1923  
　　R.A.密立根  
　　美国  
　　研究元电荷和光电效应，通过油滴实验证明电荷有最小单位  
　　1924  
　　K.M.G.西格班  
　　瑞典  
　　伦琴射线光谱学方面的发现和研究  
　　1925  
　　J.弗兰克  
　　德国  
　　发现电子撞击原子时出现的规律性  
　　G.L.赫兹  
　　德国  
　　1926  
　　J.B.佩林  
　　法国  
　　研究物质分裂结构，并发现沉积作用的平衡  
　　1927  
　　A.H.康普顿  
　　美国  
　　发现康普顿效应  
　　C.T.R.威尔孙  
　　英国  
　　发明用云雾室观察带电粒子，使带电粒子的轧迹变为可见  
　　1928  
　　O.W.里查孙  
　　英国  
　　热离子现象的研究，并发现里查孙定律  
　　1929  
　　L.V.德布罗意  
　　法国  
　　电子波动性的理论研究  
　　1930  
　　C.V.拉曼  
　　印度  
　　研究光的散射并发现拉曼效应  
　　1932  
　　W.海森堡  
　　德国  
　　创立量子力学，并导致氢的同素异形的发现  
　　1933  
　　E.薛定谔  
　　奥地利  
　　量子力学的广泛发展  
　　P.A.M.狄立克  
　　英国  
　　量子力学的广泛发展，并预言正电子的存在  
　　1935  
　　J.查德威克  
　　英国  
　　发现中子  
　　1936  
　　V.F赫斯  
　　奥地利  
　　发现宇宙射线  
　　C.D.安德孙  
　　美国  
　　发现正电子  
　　1937  
　　J.P.汤姆孙  
　　英国  
　　通过实验发现受电子照射的晶体中的干涉现象  
　　C.J.戴维孙  
　　美国  
　　通过实验发现晶体对电子的衍射作用  
　　1938  
　　E.费米  
　　意大利  
　　发现新放射性元素和慢中子引起的核反应  
　　1939  
　　F.O.劳伦斯  
　　美国  
　　研制回旋加速器以及利用它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有关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研究  
　　1943  
　　O.斯特恩  
　　美国  
　　测定质子磁矩  
　　1944  
　　I.I.拉比  
　　美国  
　　用共振方法测量原子核的磁性
　　1945  
　　W.泡利  
　　奥地利  
　　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  
　　1946  
　　P.W.布里奇曼  
　　美国  
　　研制高压装置并创立了高压物理  
　　1947  
　　E.V.阿普顿  
　　英国  
　　发现电离层中反射无线电波的阿普顿层  
　　1948  
　　P.M.S.布莱克特  
　　英国  
　　改进威尔孙云雾室及在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发现  
　　1949  
　　汤川秀树  
　　日本  
　　用数学方法预见介子的存在  
　　1950  
　　C.F.鲍威尔  
　　英国  
　　研究核过程的摄影法并发现介子  
　　1951  
　　J.D.科克罗夫特  
　　英国  
　　首先利用人工所加速的粒子开展原子核  
　　E.T.S.瓦尔顿  
　　爱尔兰  
　　蜕变的研究  
　　1952  
　　E.M.珀塞尔  
　　美国  
　　核磁精密测量新方法的发展及有关的发现  
　　F.布洛赫  
　　美国  
　　1953  
　　F.塞尔尼克  
　　荷兰  
　　论证相衬法，特别是研制相差显微镜  
　　1954  
　　M.玻恩  
　　德国  
　　对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特别是量子力学中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W.W.G.玻特  
　　德国  
　　符合法的提出及分析宇宙辐射  
　　1955  
　　P.库什  
　　美国  
　　精密测定电子磁矩  
　　W.E.拉姆  
　　美国  
　　发现氢光谱的精细结构  
　　1956  
　　W.肖克莱  
　　美国  
　　研究半导体并发明晶体管  
　　W.H.布拉顿  
　　美国  
　　J.巴丁  
　　美国  
　　1957  
　　李政道  
　　美国  
　　否定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使基本粒子研究获重大发现  
　　杨振宁  
　　美国  
　　1958  
　　P.A.切连柯夫  
　　前苏联  
　　发现并解释切连柯夫效应(高速带电粒子在透明物质中传递时放出蓝光的现象)  
　　I.M.弗兰克  
　　前苏联  
　　I.Y.塔姆  
　　前苏联  
　　1959  
　　E.萨克雷  
　　美国  
　　发现反质子  
　　O.张伯伦  
　　美国  
　　1960  
　　D.A.格拉塞尔  
　　美国  
　　发明气泡室  
　　1961  
　　R.霍夫斯塔特  
　　美国  
　　由高能电子散射研究原子核的结构  
　　R.L.穆斯堡  
　　德国  
　　研究r射线的无反冲共振吸收和发现穆斯堡效应  
　　1962  
　　L.D.朗道  
　　前苏联  
　　研究凝聚态物质的理论，特别是液氦的研究  
　　1963  
　　E.P.维格纳  
　　美国  
　　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发现和应用对称性基本原理方面的贡献  
　　M.G.迈耶  
　　美国  
　　发现原子核结构壳层模型理论，成功地解释原子核的长周期和其它幻数性质的问题  
　　J.H.D.詹森  
　　德国  
　　1964  
　　C.H.汤斯  
　　美国  
　　在量子电子学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导致了根据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器的原理构成振荡器和放大器  
　　N.G.巴索夫  
　　前苏联  
　　用于产生激光光束的振荡器和放大器的研究工作  
　　A.M.普洛霍罗夫  
　　前苏联  
　　在量子电子学中的研究工作导致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器的制作  
　　1965  
　　R.P.费曼  
　　美国  
　　量子电动力学的研究，包括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的意义深远的结果  
　　J.S.施温格  
　　美国  
　　朝永振一郎  
　　日本  
　　1966  
　　A.卡斯特莱  
　　法国  
　　发现并发展光学方法以研究原子的能级的贡献  
　　1967  
　　H.A.贝特  
　　美国  
　　恒星能量的产生方面的理论  
　　1968  
　　L.W.阿尔瓦雷斯  
　　美国  
　　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决定性的贡献，特别是通过发展氢气泡室和数据分析技术而发现许多共振态  
　　1969  
　　M.盖尔曼  
　　美国  
　　关于基本粒子的分类和相互作用的发现，提出“夸克”粒子理论  
　　1970  
　　H.O.G.阿尔文  
　　瑞典  
　　磁流体力学的基础研究和发现并在等离子体物理中找到广泛应用  
　　L.E.F.尼尔  
　　法国  
　　反铁磁性和铁氧体磁性的基本研究和发现，这在固体物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  
　　1971  
　　D.加波  
　　英国  
　　全息摄影术的发明及发展  
　　1972  
　　J.巴丁  
　　美国  
　　提出所谓BCS理论的超导性理论  
　　L.N.库珀  
　　美国  
　　J.R.斯莱弗  
　　美国  
　　1973  
　　B.D.约瑟夫森  
　　英国  
　　关于固体中隧道现象的发现，从理论上预言了超导电流能够通过隧道阻挡层(即约瑟夫森效应)  
　　江崎岭于奈  
　　日本  
　　从实验上发现半导体中的隧道效应 
　　I.迦埃弗  
　　美国  
　　从实验上发现超导体中的隧道效应  
　　1974  
　　M.赖尔  
　　英国  
　　研究射电天文学，尤其是孔径综合技术方面的创造与发展  
　　A.赫威期  
　　英国  
　　射电天文学方面的先驱性研究，在发现脉冲星方面起决定性角色  
　　1975  
　　A.N.玻尔  
　　丹麦  
　　发现原子核中集体运动与粒子运动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原子核结构理论  
　　B.R.莫特尔孙  
　　丹麦  
　　原子核内部结构的研究工作  
　　L.J.雷恩瓦特  
　　美国  
　　1976  
　　B.里克特  
　　美国  
　　分别独立地发现了新粒子J/Ψ，其质量约为质子质量的三倍，寿命比共振态的寿命长上万倍  
　　丁肇中  
　　美国  
　　1977  
　　P.W.安德孙  
　　美国  
　　对晶态与非晶态固体的电子结构作了基本的理论研究，提出“固态”物理理论  
　　J.H.范弗莱克  
　　美国  
　　对磁性与不规则系统的电子结构作了基本研究  
　　N.F.莫特  
　　英国  
　　1978  
　　A.A.彭齐亚斯  
　　美国  
　　3K宇宙微波背景的发现  
　　R.W.威尔孙  
　　美国  
　　P.L.卡皮查  
　　前苏联  
　　建成液化氮的新装置，证实氮亚超流低温物理学  
　　1979  
　　S.L.格拉肖  
　　美国  
　　建立弱电统一理论，特别是预言弱电流的存在  
　　S.温伯格  
　　美国  
　　A.L.萨拉姆  
　　巴基斯坦  
　　1980  
　　J.W.克罗宁  
　　美国  
　　CP不对称性的发现  
　　V.L.菲奇  
　　美国  
　　1981  
　　N.布洛姆伯根  
　　美国  
　　激光光谱学与非线性光学的研究  
　　A.L.肖洛  
　　美国  
　　K.M.瑟巴  
　　瑞典  
　　高分辨电子能谱的研究  
　　1982  
　　K.威尔孙  
　　美国  
　　关于相变的临界现象  
　　1983  
　　S.钱德拉塞卡尔  
　　美国  
　　恒星结构和演化方面的理论研究  
　　W.福勒  
　　美国  
　　宇宙间化学元素形成方面的核反应的理论研究和实验  
　　1984  
　　C.鲁比亚  
　　意大利  
　　由于他们的努力导致了中间玻色子的发现  
　　S.范德梅尔  
　　荷兰  
　　1985  
　　K.V.克利青  
　　德国  
　　量子霍耳效应  
　　1986  
　　E.鲁斯卡  
　　德国  
　　电子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设计出世界上第1架电子显微镜  
　　G.宾尼  
　　瑞士  
　　设计出扫描式隧道效应显微镜  
　　H.罗雷尔  
　　瑞士  
　　1987  
　　J.G.柏诺兹  
　　美国  
　　发现新的超导材料  
　　K.A.穆勒  
　　美国  
　　1988  
　　L.M.莱德曼  
　　美国  
　　从事中微子波束工作及通过发现μ介子中微子从而对轻粒子对称结构进行论证  
　　M.施瓦茨  
　　美国  
　　J.斯坦伯格  
　　英国  
　　1989  
　　N.F.拉姆齐  
　　美国  
　　发明原子铯钟及提出氢微波激射技术  
　　W.保罗  
　　德国  
　　创造捕集原子的方法以达到能极其精确地研究一个电子或离子  
　　H.G.德梅尔特  
　　美国  
　　1990  
　　J.杰罗姆  
　　美国  
　　发现夸克存在的第一个实验证明  
　　H.肯德尔  
　　美国  
　　R.泰勒  
　　加拿大  
　　1991  
　　P.G.德燃纳  
　　法国  
　　液晶基础研究  
　　1992  
　　J.夏帕克  
　　法国  
　　对粒子探测器特别是多丝正比室的发明和发展  
　　1993  
　　J.泰勒  
　　美国  
　　发现一对脉冲星，质量为两个太阳的质量，而直径仅10-30km，故引力场极强，为引力波的存在提供了间接证据  
　　L.赫尔斯  
　　美国  
　　1994  
　　C.沙尔  
　　美国  
　　发展中子散射技术  
　　B.布罗克豪斯  
　　加拿大  
　　1995  
　　M.L.珀尔  
　　美国  
　　珀尔及其合作者发现了τ轻子 雷恩斯与C.考温首次成功地观察到电子反中微子他们在轻子研究方面的先驱性工作，为建立轻子 -夸克层次上的物质结构图像作出了重大贡献  
　　F.雷恩斯  
　　美国  
　　1996  
　　戴维.李  
　　美国  
　　发现氦-3中的超流动性  
　　奥谢罗夫  
　　美国  
　　R.C.里查森  
　　美国  
　　1997  
　　朱棣文  
　　美国  
　　激光冷却和陷俘原子  
　　K.塔诺季  
　　法国  
　　菲利浦斯  
　　美国  
　　1998  
　　劳克林  
　　美国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  
　　斯特默  
　　美国  
　　崔琦  
　　美国  
　　1999  
　　H.霍夫特  
　　荷兰  
　　证明组成宇宙的粒子运动方面的开拓性研究  
　　马丁努斯-韦尔特曼  
　　荷兰

世界科技发展 历史上阻碍中国科技发展因素之透视
　　科技史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在十六、十七世纪前，科技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但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诞生了以物理学为根本的近代科学，从此中国的科学始落后于西方。原因何在？很少有哪个问题能够象这个问题这样吸引中外众多学者的关心并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下面首先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予以总结，然后从系统论角度，借助非平衡态物理的原理分析这一问题并给出结论。  
　　5.3.1    诸家说法  
　　a.数学缺乏说  
　　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1]，59页）至于中国在科学方面没有达到极高的造诣，“简单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欧洲人的慧眼之一，即数学。”[1]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2]李约瑟同样认为“当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之后，自然科学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他研究发现：“中国数学思想基本是代数学思维模式而不是几何学式样的”（[3]，103页）而近代科学的发端恰赖于几何学，如牛顿“在写《数学原理》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微积分，他证明每一个定理时用的都是几何的方法，跟欧几里德书里很相像。”（[4]，3页）  
　　b.文化制约说  
　　美籍学者成中英认为：“一门新的物理科学必须开始于一个新的数学创造，完成于一个新的逻辑的诞生。”（[5]，2页）“我们甚至可主张，现代科学及因果律模型，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与西方文明之主流的结晶” （[5]，270页）“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的超绝神学，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式模型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因果律标准模型。……若没有这些文化传统作为科学知性的基础，西方科学就不可能产生。”（[5]，273页）  
　　然而在中国，宗教意识较为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与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6]，307页）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6]，313页）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在他看来，东方精神趋于安宁怠惰，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历史上几个时期，东方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确实体现出了好静的性格，喜好坐而论道；西方人则好动，更偏于做而论道。  
　　那么中国文化如何不利于近代科技的发展呢？《“阴阳五行说”对中国传统科学的负面影响》一文的分析十分透彻。[7] “五行说”是满足相邻相生、隔一相克等循环性要求的所用元素最少的唯一体系，符合思维经济性原则。因此它极具涵概力和包容性，对科学实践中认识的一切现象均可予以“解释”，这是以它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带有模糊性的内在原因。正因为它能解释一切，它也就阻碍了新的科学方法的诞生，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方式带有满足于似是而非而不追根求源的缺陷。视这样的理论为终极真理，则中国古代文化人要做的也只有摆卦究玄坐而论道了。按玻普尔的观点“阴阳五行说”算不上科学理论，因其不具备可证伪性。“‘阴阳五行说’的巨大包容性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虽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流血牺牲，却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一个框子里，使人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真理，从而不再有进一步探索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宗教裁判所’压制科学相比）难说哪一个遗害更深”[7]黄克孙先生从物理学家角度表示了他这方面的观点：“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其他国家。我们有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从墨子的光学观察，到沈括对磁偏角的研究，都是实验物理的先河。宇宙观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重视的题目。但是，由于实验和理论没有结合起来，技术的发展怎么也跳不出耳闻目睹的范围；对自然的观察只被人当作一种消遣；诸子百家的宇宙观不是幻想就是作为伦理政治思想的箭垛。在古代中国，经验和思维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
　　c.语言决定论  
　　在《风俗论》一书中，伏尔泰认为：“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1]，187页）伏尔泰所说的第一原因，属于文化因素范畴。第二原因，则点出了语言问题。李约瑟将语言与原子论联系起来，给语言决定论作了极好的注解。从本质上可以说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即近代科学化整为零的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原子论是欧洲人和印度人推理的最为人熟悉的特征，虽然在不同时期某些中国思想家播下了它的种子，但这种思想从未在他们中间生根，因为它是与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有机论前提不相调和的。”（[3]，12-13页）  
　　“一个引人注意因而或许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发展了原子学说的文明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拼音的。正如几乎无限变化的词可用相对少的字母以不同拼法所形成的那样，想出以数量很少的作为基础成分的微粒借不同方式结合而形成具有不同性质的大量物体的思想，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形体，而且习惯于象形文字语言的思维很难接受物质由原子组成的思想。”（[3]，27-28页）因为我们使用象形为主的汉字，因而难以确立原子论，进而难以形成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语言决定说的主要观点。  
　　d.态度决定论  
　　明末清初朝廷有个叫杨光先的遗老，他有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个人死后近二百年还有人赞其曰：“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可见这期间中国学者大多从主观心理到客观事实都是抗拒西方新科技的。  
　　清朝还有一种思潮即“西学中源”说，这是对待西方科技文化的变态心理的衍生物。如清代数学家梅文鼎就说整个几何学就是勾股术。康熙也说：“阿尔日巴拉即天元术。”所谓阿尔日巴拉即代数学。杨振宁认为，“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我认为，清朝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4]，5页）时的中国已将汉唐时因强大自信心而展示出的对外来文化包容的大胸襟丧失殆尽。  
　　e.墨家绝世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学说在许多科学领域有相当大的贡献，如时空观如几何学如力学如原子论如光学等等。亡了墨家即除了科技的根基，因此有文献认为墨学终成绝世之学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主要原因。这当然有其道理。然而儒家道家可流传至今，而当时的显学——墨学为什么会成为绝世之学呢？一个原因是墨家宣传的非攻、兼爱、尚贤等主张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生厌’的学说”，即墨家中绝于世的“直接原因可能在于秦汉政权的镇压，但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文化选择。”[9]  
　　墨家中绝于世除外在因素外，也有其学派的内在原因。《庄子&#183;天下第三十三》中说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子棺椁七重，诸候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已。…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真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可见庄子已从墨家内部的纪律角度分析出了其必将绝于世的后果。  
　　f.社会制度决定说  
　　墨家中绝于世，已显示了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有些学者对此作了更深入探讨。
　　竺可桢先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就指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10]  
　　任何新制度的诞生，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总会显示出其积极的作用，封建制度亦然。正如戴念祖先生所说：“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赶上或超过了古希腊，不如更确切地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人类封建主义历史时期的最高峰，任何一个民族在封建时代的科学水平都不能和中华民族相比拟”“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科学大飞跃是出现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11]，158页）毛建儒认为近代西方数学进步的外在原因有两个：“第一，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发生在西方。…第二，力学发展迅速，并很快建立起理论体系。力学的发展与生产需要有关，主要与工业需要有关。”[12]其实早在1793年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就说过：“应该把中国这个大国当作我们的教训：在那里，艺术与两千年前一模一样，因为政府的形式束缚了科学的天才，给工业设置了无法跨越的障碍。”（[1]，194页）“从历史上看，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是封建专制的官僚统治，它是官僚主义发展的顶峰，是科学赖于繁荣的民主制度的死敌。”（[11]，162页）  
　　g.地理位置决定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论文集》中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若干邻近而独立的国家，通过贸易和政策联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提高教养和学问。中国恰恰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缺陷，从而使原来可能发展出更完善和更完备的教养和科学，在许多世纪的进程中，收获甚微。从外部来说，其原因在于没有更多的外贸对象。但从内部说，是由于中国处于一大位的状态之下，说一种语言，在一种法律统治下，赞成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权威的宣传和敬畏，造成了勇气的丧失。（[1]，189页）  
　　耶稣会士巴多明认为使中国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中国邻帮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研究科学，它的学者能够揭露中国人在天文学中的错误，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他们的昏昏欲睡中醒来，皇帝变得关注推动这门科学的进步……”（[1]，182页）  
　　5.3.2系统论分析  
　　关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分析，还有更多说法。在这众多说法中耶稣会士巴多明早在1730年的分析比较全面，除上文提到的外且不说其它具体论述，单就他认识到：在中国，“许多原因会合在一道起阻碍的作用，使科学至今不能得到应有的进步”（[1]，180页）这一点，就足以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中国明清科技落后的史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链下的必然，没有简单的唯一的原因。科技事业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对其必须做系统论方法的分析。所谓系统论方法，就是依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着重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就科技事业而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都是其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科技同它们有或强或弱或紧或松的联系与作用。在明清以前，若说中国也存在数学、物理、农业、化学等较不系统的科技知识的话，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内因内部作用。那么“讨论我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应从那里入手？固然每个人都可以列举一些原因，甚至十几条，但是那些从自然条件、语言与思维方式、人的性格等方面寻找的原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有些原因又和其它学科的讨论成了‘连环套’式的答案，如：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没有逻辑；而哲学家说，中国逻辑贫乏是因为科学不发达。”（[11]，156页），认为这种讨论是“不切要害的”。  
　　人类的科技活动是隶属于人类社会活动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而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社会的本质等价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脑的相互作用及人与时间关系的特征之总和。人类的科技活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思维的脑及思维过的脑（精神产品）对人的行为有巨大的作用，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理性的活动，他的实践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思维着的大脑的支配，而已形成的思维产品如科学理论、道德、法律、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都通过思维着的大脑影响人的各种行为，包括人的科技行为。科技活动总是受到社会形态以及该社会所能给予的支持与限制的影响。因此分析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科技的影响都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所谓的“连环套”结论，则恰恰反映了科技活动受到外部“环境”的作用，而又反作用于外部“环境”，说明“系统”与“环境”，以及该系统内部诸子系统之间的作用是交互的，若为正反馈，就是积极的促进的，若是负反馈，则是消极的抑制的。也就是说，所谓“连环套”结果，正揭示了科技系统作用模式的内在机制。文化哲学过早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完善”成了作茧自缚为科技进一步发展压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科学技术难有大的作为反过来很难对文化哲学的进步提供足够的促进，于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能是近乎停滞不前；工业不发展就不会发现有意义的物理问题，进一步也就没了在解决物理问题时发现对数学的促进，反之数学的贫乏不利于物理的发展，物理不发展不利于工业的进步，这又是一个停滞不前；如此等等。
　　系统方法强调系统是有层次的。在一般情况下，系统的功能处在支配的主要地位，而层次的功能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个别层次的功能及其变化也会对系统的功能起主要的支配作用。同样道理，影响系统的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也是有主次的，但这种主次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系统，找到了主要功能单位、主要环境因素才能对它的行为得以正确分析研究并得出有益结论。我国物理学家罗辽复1983年在第3期《科学探索》上提出了层次假设：一般说来，对于一个包含若干层次的复杂自组织系统，高层次（例如细胞）的运动总是慢于低层次（例如分子）的运动，因此根据协同学伺服原理的精神可以认为，高层次的动力学变量控制着低层次变量的变化。这些道理都适用于科技系统。上面我们介绍了几种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方面性的说法。几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对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结果而言，它们的作用又不是平权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某一方面可能突显得更重要。科技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演变过程之中，或说总发生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用协同学的话讲，比较社会的演变和科技的发展，总地说来，社会演变是慢变量的。依据层次假设，社会运动是高层次的而科技活动是属于低层次的，前者控制着后者的变化。有了长期的农业国家的封建制度，才决定了哪些学说的兴与衰，即选择了其相应的文化，也进一步决定了对待科技的态度等等。至于环境等等外在因素，总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好的内在机制是完全可以抵御或冲淡不良的外在影响的。  
　　与西方科技的发展相比较，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总地来说具有发展的持续性。比如物理学它不象西方那样，经过古希腊时的大起，到中世纪的大落，再文艺复兴后的辉煌。这其实只能说明中国几千年主流社会对科技几乎一直缺乏应有的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也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结果。一件事物，竭力地遭到反对如西方中世纪的物理学与大力地得到支持如西方近代物理学，是得到重视的两个方面。唯有在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科技事业几乎始终是“鸡肋”。巴多名分析制约中国科技进步的原因时说：“首先，凡是可能在此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将得不到任何报偿。从历史上看，数学家的疏忽受到重罚，却无人见到他的勤劳受到奖赏，也无人见到他们因观察天象就可以免于贫困。…总而言之，它无足轻重，在那里无法有甚奢望。”（[1]，180页）不仅明清时期如此，李约瑟还发现：“足以令人奇怪的是，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发现某一重要工程师在工部中获得高级职务。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总是由文盲或半文盲的匠人和熟练的一批手艺人去做，他们从不能跨过在上述衙门中将他们与‘白领’的文人隔离开的鸿沟。最大的发明家无疑来自平民、匠师和手工业者，他们从不是官员，甚至连不官也不是…有时我们甚至找不到这类人的姓名，这种情况使人想到这些人是否接近于生活在半奴役状态下，而不习惯道出姓氏。”（[3]，113-114页）“搞方伎，没出息”，是对科技活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地位的高度准确概括。  
　　相反在16、17世纪的欧洲，提倡学术研究和尊重学者成为一种风尚。如1705年牛顿受到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女王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典礼，以示重视。有人认为没有出现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是中国文明的福音，其实不然。正是中世纪长期的高压下的物极必反，社会的巨大需要以及人们逆反心理等的强烈反弹张力，成了培根、奥卡姆等人及其后人推动科技复兴发展的强大动力。这较之中国科技历来遭遇的吃不饱饿不死苟延残喘青黄不接难以维系要更具再生力。  
　　历史告诉我们要科技持续良性发展，方方面面的重视，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并且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系统论甚至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这样换个角度换个思考方法才会有新的认识得到新的透视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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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毛建儒：“对中国近代数学落后原因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2）52 。  
　
世界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
   
　　摘要本文讨论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分析了古人对空间观念的定义以及他们关于空间的有限与否、空间取向的绝对性等问题的认识，并对古人有关时空关系的理论作了解说。 
　　关键词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时空观 
　　＊＊＊ 
　　对空间特性的认识，是古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观念，研究科技史，有必要对之加以探讨。 
　　１关于空间的定义 
　　在对空间概念的抽象上，古人有多种说法，常见的是用空间的三维性来定义空间。《管子》书中有《宙合》篇，后人解曰：“四方上下曰合”，“合”即为抽象意义的空间概念。由“四方上下”着眼进行定义，显然是强调的其三维性。 
　　除了用“合”表示空间以外，古人更多地则是以“宇”表示空间。据《文子&#183;自然》篇记载：“老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就是一例，它也是着眼于空间的三维性的。在历史上，类似说法很多，表明它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空间表示方法。 
　　《庄子&#183;庚桑楚》对空间的定义则强调其客观实在性，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即是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可以容纳一切，其本身却不能被别的东西容纳。这一定义同时也涉及到了空间的无限性。 
　　《墨经》对空间的定义颇富分析色彩，它强调空间方位，认为各种具体方位的集合就构成总的空间概念。《经上》有“宇，弥异所也”的定义，《经说》解释说：“宇，东西家南北。”即空间是各种不同场所或方位的总称，例如东、西、家、南、北这些具体方位概念，合在一起就抽象出总的空间概念。引文中提到“家”，这是墨者选定的空间方位参考点。东西南北以何为定？以生活中心“家”为参照而定。因此，这里也涉及到空间方位定域问题，注意到了具体空间方位的相对性。本条的精华在于它对“弥异”二字的使用，“弥异”就是包容一切有差异的某类事物，此处即时空。这是古今中外独树一帜的时空观念，有极强的逻辑性〔（１）〕。 
　　凡此种种，都是以“宇”作为抽象的空间概念，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而已。 
　　另外，中国古人也有将“宇”和“宙”合在一起，用“宇宙”表示空间的。这虽然与现代用法一致，但却为学术界所忽略。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人以“宇”表示空间，以“宙”表示时间，“宇”“宙”连用，则综合表示空间和时间，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昭示着这一点。这种认识，固然是不错的，但不能绝对化，古人并非一概用“宙”表示时间，“宙”的本义与空间相关。《说文解字》说：“宙，舟舆所极覆也。”这种意义的“宙”，就只能是抽象的空间概念了。从“宙”的这种意义出发，古人将其与“宇”连用，表示空间。从而演化出“宇宙”这一抽象空间概念，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晋朝郭璞《江赋》：“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①榜。”〔（２）〕陆云：“函夏无尘，海外有谧，芒芒宇宙，天地交泰。”〔（３）〕后秦姜岌：“日之曜也……赫烈照于四极之中，而光曜焕乎宇宙之内。”〔（４）〕这些，都是以“宇宙”表示空间的典型例子。 
　　对于古人将“宇”“宙”连用或并提以表示空间的做法，必须有清醒认识，否则在评价古人相关学说时，就容易犯错误。例如东汉张衡在其《灵宪》中论述了天地直径以后指出：“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对于这一段话，论者咸以为张衡提出了无限时空观念，从而给予高度评价。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张衡这段话只讨论了无限空间观念，与时间概念无涉。 
　　２空间的有限与否 
　　空间有限与否，直到今天仍然为现代宇宙学所关注，也是古代哲人讨论的热点。古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有多种说法，其中很多人主张空间无限。例如，《管子&#183;宙合》即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棠天地。”天地囊括万物，宙合又有棠天地，大之无外，这样的空间，应该说是无限的。引文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无限性是表现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的。这一认识非常深刻。
　　《列子&#183;汤问》同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空间性质进行探讨，认为它“无极无尽”。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地，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这里借夏革之口，讨论了空间的“极”、“尽”问题。极，指空间的外部边缘；尽，指空间的内部破缺。《列子》认为，如果空间是虚无，它就没有边缘，是无限的；如果空间由具体物质组成，它的内部就会有尽处，即空缺，这样，空间的无限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无穷大的宇宙之外，不可能再有无穷大的空间；在光滑连续的纯粹空间之内，也不会再有空缺。《列子》主张空间不能等同于物质，它是容纳具体物体的，是无限大的，内部也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空缺。《列子》能够考虑到空间的破缺与否，其思想深度令人叹服。 
　　唐代柳宗元认为，“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明确指出空间是无限的。因为是无限的，所以它“无中无旁”〔（５）〕，没有中心。由无限空间观念进一步否定宇宙中心的存在，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 
　　我国古代对空间无限性的议论甚多，这里不再详列。 
　　空间无限的判断，合乎逻辑思维。古人常认为，有形则有极，无形则无尽，空间是无形的，所以它无极无尽。这一思想方法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觅到它的踪迹。例如古罗马卢克莱修就曾提出过一种投掷飞矛的理想实验，用以论证空间的无限性。中西文化在用逻辑推理方式论证空间的无限性时，在思路上是彼此相仿的。 
　　另一方面，古人也确有主张有限空间观的。例如西汉学者扬雄即曾提出：“阖天谓之宇。”〔（６）〕空间（宇）的范围以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阖天）为尺度，当然是指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观念，有它自己一定的观测依据和数理推算过程。三国王蕃的议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７）〕 
　　王蕃反对那种任意臆测天球之外空间范围的方法，他的话表现了一种求实精神。在历史上，很多浑天家都计算过天球的大小，其结果虽然不能成立，但他们重视用数理方法研究空间性质，也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能以与今人所持信念是否相符为标准评价古人，而应重点考察他们工作的实质，了解他们的思想方法，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价。实际上，空间究竟有限与否，现代科学亦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古人，当然也不必在此问题上过于苛求。 
　　在这里，张衡的工作值得一提。他在论述天球的大小时说：“ 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仪），皆移千差里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８）〕 
　　括号中的字是前人据意思所作的校正。由引文来看，张衡所持是一种椭圆天球观念，认为这个天球的平均直径是２３２３００里。他特别强调说，要得到这一结果，所用的数学工具是重差勾股术，物理依据是所谓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学说。今人对张衡这段陈述给以高度评价，是说他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无限时空观。实际上，张衡这段话并未涉及时间，前文对此已有说明。笔者认为，张衡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他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他的话隐含了这样一种认识：用数理方法所能观测和认识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空间是无穷尽的。对于无限空间，只能用思辨的方法去解决。换言之，在讨论空间范围时，哪些属于物理问题、哪些属于哲学问题，张衡的理论对之做了区分，这才真正是其高明之处。 
　　３空间取向的绝对性
　　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另一特征，是其对空间取向性的重视，认为空间各向异性，方向具有绝对意义。这一特征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发展出了一套实用角度概念体系，用四维、八干、十二支表示二十四个地平方位角。由于中国古代角度概念缺乏，这一体系成功地解决了物体分布地平方位的表示问题，因而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这是对空间物理特性的揭示。物质的分布及运动与空间分不开，所谓空间的各向异性，实际上反映了物质在空间中分布及运动的特征，认为它不是浑浑沌沌，各向同性，而是沿各个方向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说这一认识揭示的是空间的物理特性。 
　　中国古人对空间取向绝对性的论述很多，例如《管子&#183;七法》篇云：“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立朝夕，即确定东西取向。不能在旋转的钧石上建立方向标志，因为方向本身是固定的。这里就涉及到方向的绝对性。 
　　除了水平方向，古人对铅直取向亦很重视，认为它是自然本身的特质，人类在主观上不能对之加以更改。例如，《荀子&#183;王制篇》云：“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墨子&#183;辞过》：“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绝对的上下观念。 
　　中国古人的绝对上下观，与其固有的地平大地观分不开。古人缺乏地球观念，认为大地是平的，在量级上与天的大小差不多〔（９）〕，由此，上下取向是绝对的，背离地面，就是向上，否则为向下。这与古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笃信地为球形，他们的上下观以指向地心为下，背离地心为上，是一种相对的上下观念。后来，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出现了浑天说，认为天包地外，否定了传统所谓天在上地在下的说法，但中国人对于上和下的理解并没有改变。这种绝对上下观与地圆说不相容。例如，清代陈本礼在反对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地圆说时就曾议论道：“泰西谓地上下四傍，皆生齿所居，此言尤为不经。盖地之四面，皆有边际，处于边际者，则东极之人与西极相望，如另一天地，然皆立地上。若使旁行侧立，已难驻足，何况倒转脚底，顶对地心，焉能立而不堕乎？”〔（１０）〕陈本礼的这种疑虑，从西方相对上下观念来看，不成其为问题。清初学者方中通就曾运用西学观点解释过这一问题：“方者以上为上，以下为下；圆者以边为上，以中为下。地居天之正中，故人以各立之地为下，不知其彼此颠倒也。”〔（１１）〕因为圆者以中为下，以边为上，人在地球上无论居于何处，都是头上脚下，倾坠之事，当然无从发生。 
　　中国和西方关于上下的观念在几何意义上完全不同，但引导他们产生上下意识的物理因素却是同一的，是地心引力。古人通过对与地心引力有关的大量事实的感受，结合他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上下观念。由此，古人对空间在铅直方向取向性的重视，有其内在的物理依据，即地球引力的客观存在，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古人重视对方向的判别，是由于他们认为空间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性质。所谓“五方配五行”，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五方，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古人认为五行按木、金、火、水、土顺序与上述五方相配。这种说法在古书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例举。古人不但认为空间方位有五行意义的差异，而且进一步把它推向了更广泛的涵义。《晏子春秋》的一则记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１２）〕 
　　东汉高诱注“室夕”曰：“言其室邪不正……夕又有西义。”这是说，房子朝向不正、会通过它的声学效应表现出来。本条记述未必属实，但它反映了古人一种信念：空间取向的不同，有着物理意义的差异。 
　　《晏子春秋》的记述，虽然迹近神话，但其思想内涵则未必完全荒唐，因为方向概念的产生，确有其一定的物理依据。正如人们对铅直方向的强调是对重力现象的体会一样，水平四向观念的产生则是对地球自转有关现象感受的结果。地球的自转，造成了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日视运动，这导致东西二向的建立。地球自转时，角动量守恒，其自转轴在空间中的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就构成了南北二向。因此，地球自转是人们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
　　空间取向是绝对的，这等价于说空间各向异性。古人这一认识与现代所谓宇宙学原理大相径庭。宇宙学原理主张宇宙均匀各向同性，它揭示了大尺度空间物质分布的特性。中国古代的有关认识，是就人直接可见尺度而言的，它与现代宇宙学原理是互补的。 
　　４时空关系 
　　在古人有关时空关系的议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间与空间相关的说法。例如，《管子》中有《宙合》篇，其中提到“宙合有棠天地”。按后人注解，古往今来曰宙，四方上下曰合，即这里的“宙合”指时间和空间，天地就存在于时空之中。这是将时间与空间相提并论。古籍中常见四时配四方之说，认为春属东，夏属南，秋属西，冬属北，则是将特定的时空相联系。《庄子&#183;则阳》引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认为没有时间的累积，连空间方位的内外都无从区分。明末方以智对时空关系有更精辟论述：“《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转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１３）〕这里把时间比成轮子，以为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进行，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二者浑然一体。这种陈述，侧重于强调时空相关性，与牛顿绝对时空观强调时空互不相关相比，着眼点有所不同。 
　　我国先秦曲籍《墨经》的《经下》篇，则从物理问题着手，涉及到了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经》：“行修以久，说在先后。”《说》：“行：者（诸）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经》：“宇域徙，说在长宇久。”《说》：“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引文中的“久”，是墨家所定义的抽象时间概念，“宇”则表示空间。这两条，都是说空间距离的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对于表征运动而言，时间、空间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这种时空和运动不可分的观念，得到了当今学界的热情赞扬，人们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在中国古代的朴素表现。但这种认识不能成立，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科学基础并未超越经典物理学范围。爱因斯坦本人即曾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实在世界的四维性是狭义相对论第一次提出的新看法，甚至早在经典物理学中，事件就由四个数来确定，即三个空间坐标和一个时间坐标，因此全部物理‘事件’被认为是寓存于一个四维连续流形中的。”〔（１４）〕即是说，物理“事件”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的论述，与经典物理学内在并不矛盾。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所主张的时空相关，有其特定内涵，那就是同时相对性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光速不变和自然界定律对洛仑兹变换保持不变这两条原理的基础上推证出来的，它认为，“所有与一个选定的事件同时的诸事件就一个特定的惯性系而言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不再能说成为与惯性系的选择无关的了。”〔（１４）〕即是说，“每一个参考物体（坐标系）都有它本身的特殊的时间，除非我们讲出关于时间的陈述是相对于哪一个参考物体的，否则关于一个事件的时间的陈述就没有意义。〔（１４）〕所谓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即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显然，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更进了一步，认为时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这里姑且不论）在依据的原理和具体内涵上都与中国古代时空相关的观念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时空观远离经典物理学而接近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中国古代代空观在表现形式上有异于牛顿的陈述，那是由于双方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着眼点也不同。西方思想方法以分析为主，他们当然知道表征物理事件要用四个坐标，但并不去强调它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具体分析每个坐标对表征物理事件所起的作用，分析的结果，时空被分割为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二者相互独立，时间的流逝对于不同的参照系是一样的，由此，产生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国人则侧重于综合，重视整体效应，认为要表征物理事件，时间空间缺一不可，所以，二者不可分。在相对论时空观提出之前，人们认为牛顿绝对时空观天经地义；相对论广为人知之后，人们又对中国古代时空观推崇备至，这些皆为不妥。中国古人的说法与牛顿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时空观的某些特征。将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可以获得对经典物理学时空观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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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ANCIENT CHINA 
　　Guan Zengj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52)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ancient China.The ancient Chinese definition of space and their cognition of whetherspace is finite of infinite a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absoluteness ofspace direction are analysed.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ancient China is evaluated. 
　　Key words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cient China,concept of timeand space 
　　〔作者简介〕关增建，１９５６年生，教授。１９９０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科学史博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科技史研究中心主任、文博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陈敦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义 
　　＠②原字打去丁加离S

 世界科技发展 人类移动通信史：电报与电话的发明
　　一、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电报的发明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通信手段和现在一样是“无线”的，如利用以火光传递信息的烽火台，通常大家认为这是最早传递消息的方式了。事实上不是，在我国和非洲古代，击鼓传信是最早最方便的办法，非洲人用圆木特制的大鼓可传声至三四公里远，再通过“鼓声接力”和专门的“击鼓语言”，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消息准确地传到5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部落，不会像前段时间湖南卫视的“悄悄话接力”那样传得完全变了样。
　　其实，不论是击鼓、烽火、旗语（通过各色旗子的舞动）还是今天的移动通信，要实现消息的远距离传送，都需要中继站的层层传递，消息才能到达目的地。不过，由于那时人类还没有发现电，所以要想畅通快速地实现远距离传递消息只有等待了……
　　人类通信史上革命性变化，是从把电作为信息载体后发生的。
　　1753年2月17日，在《苏格兰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署名C&#183；M的书信。在这封信中，作者提出了用电流进行通信的大胆设想。虽然在当时还不十分成熟，而且缺乏应用推广的经济环境，却使人们看到了电信时代的一缕曙光。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千米长的接力方式传送信息的托架式线路。据说两兄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
　　1832年，俄国外交家希林在当时著名物理学家奥斯特电磁感应理论的启发下，制作出了用电流计指针偏转来接收信息的电报机；1837年6月，英国青年库克获得了第一个电报发明专利权。他制作的电报机首先在铁路上获得应用。不过，这种方式很不方便和实用，无法投入真正的实用阶段。历史到了这关键的时候，仿佛停顿了下来，还得等待一个画家来解决。美国画家莫尔斯在1832年旅欧学习途中，开始对这种新生的技术发生了兴趣，经过3年的钻研之后，在1835年，第一台电报机问世。但如何把电报和人类的语言连接起来，是摆在莫尔斯面前的一大难题，在一丝灵感来临的瞬间，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样一段话:
　　“电流是神速的，如果它能够不停顿走十英里，我就让他走遍全世界。电流只要停止片刻，就会出现火花，火花是一种符号，没有火花是另一种符号，没有火花的时间长又是一种符号。这里有三种符号可组合起来，代表数字和字母。它们可以构成字母，文字就可以通过导线传送了。这样，能够把消息传到远处的崭新工具就可以实现了！”
　　随着这种伟大思想的成熟，莫尔斯成功地用电流的“通”、“断”和“长断”来代替了人类的文字进行传送，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莫尔斯电码。
　　1843年，莫尔斯获得了3万美元的资助，他用这笔款修建成了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全长64.4公里。1844年5月24日，在座无虚席的国会大厦里，莫尔斯用他那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双手，操纵着他倾十余年心血研制成功的电报机， 向巴尔的摩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电报的发明，拉开了电信时代的序幕，开创了人类利用电来传递信息的历史。从此，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嘀—嗒”一响（1秒钟），电报便可以载着人们所要传送的信息绕地球走上7圈半。这种速度是以往任何一种通信工具所望尘莫及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必须提到，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后，发出电报“SOS，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几英里之外的“加利福尼亚”号客轮本应能够救起数百条生命，但是这条船上的报务员不值班，因此没有收到这条信息。从此以后，所有的轮船都开始了全天候的无线电信号监听。
　　二、“沃森特先生，快来帮我啊”——电话的发明
　　电报传送的是符号。发送一份电报，得先将报文译成电码，再用电报机发送出去；在收报一方，要经过相反的过程，即将收到的电码译成报文，然后，送到收报人的手里。这不仅手续麻烦，而且也不能进行及时双向信息交流。因此，人们开始探索一种能直接传送人类声音的通信方式，这就是现在无人不晓的“电话”。
　　欧洲对于远距离传送声音的研究，始于18世纪，在1796年，休斯提出了用话筒接力传送语音信息的办法。虽然这种方法不太切合实际， 但他赐给这种通信方式一个名字——Telephone(电话)，一直沿用至今。
　　1861年，德国一名教师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话机，利用声波原理可在短距离互相通话，但无法投入真正的使用。
　　如何把电流和声波联系在一起而实现远距离通话？
　　亚历山大&#183；贝尔是注定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人，他系统地学习了人的语音、发声机理和声波振动原理，在为聋哑人设计助听器的过程中，他发现电流导通和停止的瞬间，螺旋线圈发出了噪声，就这一发现使贝尔突发奇想——“用电流的强弱来模拟声音大小的变化，从而用电流传送声音。”
　　从这时开始，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特就开始了设计电话的艰辛历程，1875年6月2日，贝尔和沃森特正在进行模型的最后设计和改进，最后测试的时刻到了，沃森特在紧闭了门窗的另一房间把耳朵贴在音箱上准备接听，贝尔在最后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自己的腿上，他疼痛地叫了起来:“沃森特先生，快来帮我啊！”没有想到，这句话通过他实验中的电话传到了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沃森特先生的耳朵里。这句极普通的话，也就成为人类第一句通过电话传送的话音而记入史册。1875年6月2日，也被人们作为发明电话的伟大日子而加以纪念，而这个地方——美国波士顿法院路109号也因此载入史册，至今它的门口仍钉着块铜牌，上面镌有:“1875年6月2日电话诞生在此。”
　　1876年3月7日，贝尔获得发明电话专利，专利证号码NO:174655。
　　1877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后的第二年，在波士顿和纽约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路开通了，两地相距300公里。也就在这一年，有人第一次用电话给《波士顿环球报》发送了新闻消息，从此开始了公众使用电话的时代。一年之内，贝尔共安装了230部电话，建立了贝尔电话公司，这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amp；T）前身。
　　电话传入我国，是在1881年，英籍电气技师皮晓浦在上海十六铺沿街架起一对露天电话，付36文制钱可通话一次，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话。1882年2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扬于天路办起我国第一个电话局，用户25家。1889年，安徽省安庆州候补知州彭名保，自行设计了一部电话，包括自制的五六十种大小零件，成为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制造的电话。
　　最初的电话并没有拨号盘，所有的通话都是通过接线员进行，由接线员将通话人接上正确的线路，拨号盘始于20世纪初，当时马萨诸塞州流行麻疹，一位内科医生因担心一旦接线员病倒造成全城电话瘫痪而提起的。不过在我国70年代，部分区县还在使用干电池为动力，没有拨号盘的手摇电话机。
　　今天，世界上大约有7.5亿电话用户，其中还包括1070万因特网用户分享着这个网络。写信进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复苏阶段，不过，这些信件也是通过这根细细的电话线来传送的。


世界科技发展 [中]石器&#183;铜器&#183;铁器——力的飞跃
　　先秦时期，是一个漫长而神奇的时代。 
　　它那独有的跨越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经历，铭刻着无尽的艰辛与血汗，飘逸着诱人的传奇与浪漫。 
　　当人们越过先秦时期的二千多年之后，再回眸这石器、铜器、铁器的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器物，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将它们视为不同生产力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 
　　一、石器时代 
　　石器是力，是强大的力。 
　　从猿类脱胎而来的人类，选择了石器来作为最强大的工具。这是因为，只有石器具有这个时期最强大的力。 
　　人类是幸运的，当人类诞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万物俱备的大自然，人类能够在这个大自然中进行充分的选择。选择的结果，是那些具有强硬力量的木、竹、骨、石成为了最主要的工具。而在木、竹、骨、石之中，又以石的坚与硬为最，石的力量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从偶然到必然，人类使用石器的历史已经有二百多万年了！ 
　　作为工具的石器，早期的制作方法以打击为主，属于旧石器时期；晚期在打制的基础上增加了磨光的工序，从此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先人们给我们后人留下那么多姿态各异的石器制品，考古学家会告诉你什么呢？ 
　　器形大而重，有刃部的，是砍砸器。 
　　器形较小，有刃部的，是刮削器。 
　　顶端有尖刃的，是尖状器。 
　　器形大而呈不规则球型的，是球状器(又称“石核”)。 
　　器形小而像箭头的，是镞形器(又称“石镞”)。 
　　还有石斧、石刀、石矛、石铲、石锛、石凿、石镰、石磨与石质装饰品等等，形制就较为易于识别了。 
　　一件成熟的石器，要经过选料、切割、打制、磨光这样一系列的工序，有的还要进行钻孔或雕刻，制成一件最简单的石器也是那么的不容易。 
　　石器的钻孔是一件充分体现远古先民智慧的技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要在石头上钻一个孔，其难度可想而知。先民们发明了用木棒、竹棒或石制的钻头，蘸上湿的沙子，在石器上用手或弓弦不停地旋转，这样就钻出了大小各异的石孔。 
　　旧石器时代里，人类最复杂的、科学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具是弓箭。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对弹性物质与弹性原理最初的认识与成功的运用。马克思更是盛赞弓箭中已经包含了现代机器的三个要素：动力，人拉弓弦做功，将力能转化为势能；传动，拉开的弓弦弹回，将势能又转化为动能，将箭弹射出去；工具，箭镞射中物体，所起到的作用与人直接用石器击中物体是一样的。 
　　然而，石器的力是有局限的：它很硬，却不够坚韧；它很容易得到，却不容易加工，更难以制作成精良的工具。这一切，都使得石器工具的工作效率很低。 
　　漫漫的原始社会延绵了200-300万年之久，其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早期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极其低下；二是以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效率极其低下。 
　　石器，历史注定了它只能是人类有限度的朋友与助手。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类又以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找到了新的朋友与助手，那就是“铜”！ 
　　二、铜器时代 
　　与石器相比，人们对铜器的感觉明显地要亲近多了。 
　　在5000-6000年前以西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星星点点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铜合金制品。而此时的人们恐怕还未曾意识到，他们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棗铜器时代(或称“青铜时代”)。 
　　铜器时代的萌始期很长，有1000?000年之久。这时期里，铜器犹如一片大荒漠上开始萌生的绿苗一般，艰难地而又顽强地拱出地面。 
　　到了大约3500年以前，从夏代晚期(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早期(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时期)，是铜器时代的奠定期，中型的铜器开始出现，宣告人类正式进入了这个新时期，“荒漠”终于“绿苗”遍野了！ 
　　从商代盘庚迁殷至西周早期，迎来的是铜器的鼎盛期。在这个时期里，大型而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层出不穷，不愧是青铜时代最为辉煌的时期。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是铜器鼎盛的延展期，也有的人将之划入鼎盛期。这时期基本保持了鼎盛期的辉煌，但已经缺少了鼎盛期的灵气与生动，更多的是凝固与陈式。 
　　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是铜器的衰变期。这时期虽然在铸造技术上有许多的发明与创新，然而在整体上却衰落了，因为新的“主角”棗铁器棗已经登场了！ 
　　当人们面对那么多缤纷灿烂的青铜器物时，知道究竟有多少器物吗？ 
　　以用途而言，大致有农具与工具、兵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杂器(包括生活用具、车马器、货币、度量衡器、符印)等。 
　　一件铜器的制作过程，如果要全面地考察的话，就包括了采矿、冶炼、合金配制、制范、浇铸与后期处理这样一系列的工序。采矿，这是极具工业意味的生产形态，现代考古为我们发现了近三千年前的辽宁林西古铜矿、湖南麻阳古铜矿、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特别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从西周时期一直使用到了春秋晚期，矿区延绵整个铜绿山，竖井、斜井、斜巷、平巷遍布全山，最深的采区深入到了地下50米。在没有任何现代动力与机械的条件下，能深入到地下50米，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当时的人们居然以极原始而又极巧妙的方法解决了通风、照明、排水、提升与巷道支护等等复杂而难度极高的技术问题，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与技能！ 
　　炼铜首先要有熔炉。古代中国的炼铜熔炉起初只用纯草泥土做成，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了用石英砂与粘土组成的耐火炉衬，能经受1300℃的高温。春秋时期的熔炉就更为进步，具备了现代鼓风炉的雏形。 
　　最初的炼铜无法控制合金的比例，后来就演变为先炼出纯铜与锡、铅等，再配制冶炼出符合要求的合金铜(主要是铅、锡合金)。 
　　合金铜配制的比例，是古代时期经过长期的摸索才逐步掌握的，《周礼&#183;考工记》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合金配比表，这就是流芳千古的“六齐”。 
　　制范是铸造的前奏。先民们在实践中创造出了泥范、石范、陶范、铜范，后来还出现了铁范、熔模。其中，泥范、铁范、熔模是古代中国先秦时期的“三绝”。 
　　泥范由于很容易损坏，所以世界上使用者较少，而我国却大量地使用，是先秦时期铜器铸造的基本范型，并一直使用到近代的砂型之前。 
　　铁范的出现虽然较晚，但一出现就显示出了特殊的优越性，所以后来就逐渐流行了起来，成为大量重复铸造的首选范型。熔模铸造是一项更为先进的铸造技术。具体用作塑模的材料较多，古代中国最先创造发明的是用蜡制成模具，称为“失蜡法”铸造。 
　　考古发掘在河南淅川春秋晚期的楚墓与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墓中都发现了精美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研究表明，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断言，最初的尝试肯定还要早得多。 
　　许多大型与复杂的器物，还要用多块的组合范来铸成，有的还要用焊接技术来完成。 
　　在铸好的器物上，有的还要进行错磨抛光、刻镂、镶嵌、包金、鎏金等工艺，使器物更为精美华丽。 
　　精美的铜器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呢？是更美好的享受还是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呢？ 
　　从根上来说，人们当然更希望是后者。 
　　与石器工具相比，铜器工具当然有较大的优越性。青铜工具的出现与使用，给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以更强的力量，也为夏、商、西周时期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对这种新的强力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估，青铜的工具仍然有着先天不足。它比石器工具所增加的“力量”还不够大，其价格优势也不明显，所以在实际上铜器工具(特别是农具)的数量并不很多，远不如贵族们的礼乐用品。因此，在铜器时代，原始的石器工具并没有被完全淘汰出历史的舞台，而且仍占相当大的比例。有的学者主张将这个时期称为“铜石并用时期”，认为这样的提法可能更接近实际。 
　　铜器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显然不能单从生产工具上去评价，这种作用更体现在铜器生产全过程所蕴含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恐怕更大于铜器工具的直接作用。 
　　铜器的产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产业棗冶金，这个意义就更不能限于一个短时期内来考察。 
　　如果没有铜器生产所带来的冶金事业，其他一切金属的冶炼几乎都不可能产生，也就没有了人类后来的铁器时代。 
　　历史让铜器统率了一个过渡的时代，但铜器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它的辉煌永载青史，它的风采至今犹存。 
　　铜器时代最高的历史使命，是将为人类迎来一个最具强力的时代——铁器时代！ 
　　三、铁器时代 
　　我们的先人认识铁，最早是从陨铁开始的。 
　　1931年，河南浚县出土了商末周初的铁刃铜钺与铁援铜戈；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了商代的铁刃铜钺。这些器物上的铁，都是由陨铁锻打而成的。这是我们的先人使用铁的开始。 
　　最早的人工冶铁开始于什么时候，至今尚未明了。但在春秋晚期，似乎是从地下冒出来一般，一下子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铁器，个别地方还有钢制品出土，使得今天的人们大为吃惊而又百思不得其解。 
　　在世界古代时期，中国出现人工冶铁的时间不是最早的，甚至可以说是较迟的。然而，古代中国人工冶铁发展的势头却出奇迅猛，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赶上、超过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虽然这原因可能很复杂，在短时期里也几乎难以全部搞清，然而，与当时中国极其发达的冶铜技术有密切的关系，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终结，只不过短短的二三百年时间。就在这短短的二三百年中，我们的先人在冶铁技术上就取得了三项重大的突破，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这三项技术就是：生铁、钢与铸铁柔化技术。 
　　古代时期最初的人工冶铁产物，是海绵状的块炼铁(又称“块铁”)。块炼铁的纯度低，杂质多，强度低，硬度差，比青铜还不如。块炼铁只有经过锻打，去除杂质，改变质地，才能成为较高强度的铁。 
　　我们的先人天才地发明了生铁的冶炼。生铁的熔点相对纯铁要低得多，因此，能够用来铸造形态各异的器物。生铁比块炼铁的实际用途更为广泛，可使铁的使用迅速地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但生铁的含碳量太高，特别是早期的白口铁，质地硬而脆，很容易折断，妨碍了它的实际运用。古罗马在公元初也曾偶然炼得了生铁，但因为没有能力克服生铁过脆的致命弱点，后来也就多废弃而不用了。一直到14世纪，欧洲才开始正式使用生铁铸造，比我国则落后了足足有1700年之久。 
　　我们的先人则又继而发明了生铁的柔化技术，成功地解决了生铁过脆这一难题。生铁的柔化技术，就是对生铁进行长时间的加热，使原来的碳化三铁(Fe3C)得以分解为铁和石墨，使原来的脆性铁变为了展性铁。 
　　在铁的冶炼史上，生铁的柔化处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正是因为有了这项突破性的技术，古代中国能使生铁大量而广泛地付诸实用，特别是能够用来制作农具与手工业工具，从而真正彻底地告别了石器时代，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飞速地发展，一举跃居世界的前列。 
　　战国时期的墓葬中有许多的生铁铸造的农具与工具，如铲、镢、锄、锛、削、凿、刀、锥等，可见当时用铁的热潮。在对生铁进行柔化处理的同时，我们的先民又对块炼铁的处理技术进行了革新。 
　　块炼铁的质地疏松而低劣，这是它的短处。但它的生产工艺较为简便，使得许多条件简陋的地方也能生产。而且，正因为它的质地疏松，进行煅打就十分容易。我们的先民将块炼铁在炉火中反复地煅打，结果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棗诞生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钢棗渗碳钢。 
　　这种技术，是将块炼铁放入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地加热，使得铁的表面渗入碳元素，再经过煅打，就形成为渗碳钢。再经过淬火处理，原先松软的烂铁成了坚韧的钢材，质地超过了柔化生铁，真可谓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我们的先人也深知钢比铁的优点所在，因此，就用它来制造成兵器。这样的兵器，在春秋晚期已经产生，在南方的楚国墓与北方的燕国墓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器物出土，可见当时这项技术的普遍程度。 
　　由于铁的优越性能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材质，冶铁业成为了当时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门产业。从春秋末年还只有寥寥几处冶铁遗址到战国晚期冶铁遗址的大量涌现，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到战国晚期，铁器农具已经明显成为农具的主流。在一些发达地区，铁制农具的比例占到了70％～80％以上。据《管子&#183;轻重乙篇》的记载，一个农夫要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一个造车的工匠要有一斤(斧)、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一个妇女要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由此可见，铁器工具在当时社会中的普及。 
　　古代中国的先人们，对于这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铁，有一个很具意味的看法。他们把铜称为“美金”，把铁称为“恶金”，用铜制作礼器，用铁制作工具。 
　　铁为什么会被称为“恶金”呢？这是因为，最早的人工冶铁所得的是块炼铁，质地较为低劣。然而，当着铁的质量迅速地提高以后，“恶金”的名称也就不再流行了。“恶金”的名称只是冶铁史上一闪而过的短暂插曲而已。 
　　当着铁器那强大的力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相对发达的生产力的时候，铁器便迅速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生产与科学技术的主角与标志。 
　　这种新的、强劲的力也成为了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的最终推动者，为古代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铁是古代中国的福音！ 
　　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每一次的变革都给人类社会注入了更为强大的力。 
　　力的飞跃，赋予人类的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的飞跃！ 
　　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时代的古代中国，风尘仆仆，历尽沧桑，从一个古老的民族演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封建大国。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精彩的历程。 
　　古代中国终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她的整个科学技术的基础得以奠定！

世界科技发展 先秦时期-分道扬镳的医与巫
　　医学是人类惟一以自身健康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 
　　人类在与自然界相斗的同时，也免不了要与自身的伤病死亡相斗。考古发掘表明，原始人类的寿命很短，大多在年轻时就夭折了。人类要为消除伤病、延长生命而奋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的先民在用火、熟食、穿衣之后，又学会了挑选自然物(植物、矿物、动物)制为药品，并逐渐发明了针砭技术，最终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医药科学。 
　　然而，古代时期的医学总是与巫术相交融，两者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医师与巫师往往是同一个人。这在原始时期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终究是冰炭不同炉的，医学与巫术的分道扬镳也必然是要发生的事。 
　　古代中国的巫、医分离，大约启始于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交替之际。到西周时期，我们看到这种分离已经相当成功。在西周的王室御医中，已经没有“巫”的位子了。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183;天官》部分，列有医师(最高医官)、疾医(内科医师)、疡医(外科医师)、食医(营养师)及兽医，不仅没有了巫师，而且医师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工。由此可以看到，到战国时期，医与巫的分离已经大致完成。当然，要彻底地分离，那路还遥远得很。 
　　从原始时期到战国时期，古代中国的医药科学从无到有，从微到著，最终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医体系的基础。 
　　一、中医药学技术 
　　医药学技术，是从对疾病的认识起步的。 
　　在甲骨文中，人们所认识的疾病已经遍及现代的各科，但还未出现具体的病名。而到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中，许多冷癖的疾病都有了名称，如瘕疾、瘿、痺、疟、疫疾等等。 
　　在治疗手段上，逐渐形成了两个大类： 
　　一类是药物治疗，这是产生最早、运用最多的治疗方式。相传我国的药物是神农尝百草而发现的，虽然这只是传说，却如实地反映出了药物的发现与食物尝试之间的关系。 
　　中药以草本植物为主，也有少量的木本植物果实与枝叶、动物的某些部分、某些矿物等构成。 
　　早期中药的使用，是以汤剂为主，少数外敷。商代的一篇文献《说命》(收于《尚书》)中，曾记载了“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表明当时对服药后的病人反应与疾病治疗效果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认识。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曾出土一份《五十二病方》帛书，共记有52类疾病的103种疾病的治疗药方约300个，所有药物达247种，近100种见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这部著作，专家们都公认可能是战国时期的著作。 
　　另一类是针灸与外科治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灸，这是我国所独有的。后世成熟的针灸，起源于原始的砭石。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县道洼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一枚石制砭针，一端为刃，一端为针，既可以切肤，又可以针刺。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又发现一枚青铜砭针，形制与上述的石针相同。这是从砭石向针过渡的中间形态。至战国时期，针刺技术与理论都已走向成熟。春秋时期的名医扁鹊，就是针砭技术的高手。在汉代的画像石中，扁鹊针砭是一个十分流行的画题。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就是战国时期针灸所专用的经脉著作。针灸技术只有在经脉理论上得到配合以后，才算真正走上了成熟的道路。 
　　二、中医药学理论 
　　古代中国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整体哲学理论的分枝和具体化，中医药学也不例外。 
　　古代中国的哲学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医学上也以人为“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183;知北游》)。气亦称精气或精，用在人身上较多。 
　　气分阴、阳，阴、阳既是一对矛盾体，又是一对统一体；它们之间的消长变化是事物变化的动力，决定了事物特性的变化。阴阳的平衡协调，是中医学上健康的标志；而任何疾病，都是阴阳失衡不调。 
　　五行，原本是“六府”与“五材”说，指世界万物中最基本的物质。战国时期的子思、孟子学派与邹衍却把五行的内涵推衍到了人类生活以及自身的所有领域，同时又在五行的相生相克上大做文章。医学上也大受影响，不仅有众所周知的五脏，还有五体、五志、五液、五色、五味等等，都是具体的推衍。 
　　天人对应，是古代人们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较大。汉代以后，天人对应发展为天人合一，对中医学的影响就更大了。这种影响，虽然有少许的合理成份，但更多的是消极的作用。 
　　上述种种的思想影响与具体的医学相结合，在战国晚期结晶出了一部杰出的中医理论著作棗《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最终成书可能是在汉代，但它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汉代人将它们汇合成一书的。这就像《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虽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但内容基本上都是先秦的。 
　　《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内经》的内容极其丰富，从基本理论到具体的生理解剖、结构、病理、病因、诊断、治疗、针灸、经络、保健等等，都有精辟的论述。而最为精髓的，就是基本理论部分。 
　　《内经》对古代医学的基本理论作了总结性的归纳，对于生命与气(及精、神)，对脏腑，对经络，对阴阳学说与生理，对诸病的机理等等，都有精辟的理论阐述。 
　　所有这些理论阐述，开辟并奠定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从而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医学的“经典”理论。后世的中医学理论，虽然有许多的发展，但基本的仍然是《内经》所阐述的那一套。所以，《内经》就成为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理论的开山鼻祖、万世之典。古代中医学的整个体系框架，自此正式诞生了！

古代军事资料 无马镫时代的重骑兵 - 转
　　首先声明，在无马镫时代肯定是没有真正意义的重骑兵的，在一些书籍上谈到的重骑兵应是狭义上的重骑兵，据本人理解，它应是指以非投射而使用近战兵器冲锋作战的骑兵部队，它虽然不是很完善，但是已经拥有了对某些兵种的巨大优势，如果仅仅把马匹的质量算为重步兵的5倍，那么在同等速度下重骑兵的冲击能力就是步兵的6倍，更不要说机动与高度优势了。现在我们来探讨它存在的可能性。 
　　在无马镫时代，重骑兵作战需要克服的困难有： 
　　1，通过兵器传递过来的反作用力。 
　　2，把骑兵剖为一个平面，反作用力在这个平面内引起指向平面法向的弯距产生的效果称为纵向稳定性；反作用力在这个平面引起的指向平面内的弯距产生的效果成为横向稳定性。 
　　为了克服这些影响，人们发明了马嚼和缰绳以及马鞍，并依靠有力的腿夹紧马腹来努力把骑兵与马匹结合为一个整体，但是这还不足以成为产生重骑兵的条件，让我们来看看无马镫的重骑兵与真正重骑兵的区别： 
　　1，无马镫时代的重骑兵与重骑兵的明显区别之一是战斗时马匹的速度，骑兵的冲击能力与马匹的速度平方成正比，但同时也给骑兵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力与弯距，如果降低速度，就可以明显减少这种影响，任何看过《勇敢的心》的兄弟都难以忘怀重骑兵冲锋时那种山崩地裂般的冲锋给我们的步兵兄弟们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但是我们在卡莱之战看不到这种现象，而是 
　　铁甲骑兵并不打头阵，而且等待敌人被轻骑兵大大削弱，队形散乱的时候，排成密集队形冲击敌阵。虽然冲击速度并不是很快，但威力惊人，可谓当者披靡。 
　　帕布罗的高卢骑兵异常勇悍，虽然坐骑几乎都被射死，他们依然徒步迎了上去，有的抓住波斯人的长矛，生生将其拖下马来用短剑刺死；有的则窜到波斯人的马下，猛刺马腹。 
　　显然，为了有效的作战，当时的重骑兵对抗步兵时要控制马匹的速度，因此罗马的的主要装备是短剑，对抗重骑兵的能力远不如长矛，但是当时的重骑兵不敢轻易冲击。重骑兵虽然强悍，但是马匹速度不能过快，所以步兵能抓住其长矛，甚至窜到他们的马下 ！ 
　　2,在骑兵冲锋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中，莫过于纵向稳定性了，如果骑兵正面冲锋，长矛刺上敌人，将会有一个反作用力沿长矛传递给骑兵，我们可以将它分解为沿马匹的水平力与竖直力，把这两个力对骑兵的重心取距，现在只考察纵向稳定性，就会发现水平力越大，它的作用点离重心平面（即通过重心并且平行于地面的平面）的距离越大，那么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弯距来威胁敌人的纵向稳定性，所以如果进攻的一方将长矛向上倾斜，并努力使它通过自己的重心平面，以此方式努力进攻敌人的远离其重心平面的部分，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增大马匹对骑兵的支撑力而获得更大的摩擦力来平衡反作用力，而对于受攻击的对象效果却刚好相反。根据这个原则，在当时条件下，在骑兵之间对抗时，进攻敌人的头部将会起到最大的效果！这个结论在我找到论据后欣喜不已。如下： 
　　亚历山大接过长矛，一眼发现大流士的女婿米色瑞达提斯骑在马上带着呈楔形的一些骑兵冲了过来，已远远离开了他们的战线，他自己冲在最前头。亚历山大直挺长矛一下子就扎到他脸上，把他甩在地上。这时罗萨西斯拍马朝亚历山大冲来，举起大刀劈在他头上，把他的盔砍掉一块，但这顶盔总算挡住了这一刀。亚历山大随即把他也甩倒地上，用长矛刺透他的胸甲扎人心窝。 
　　现在，波斯人四面八方都在受折磨了，人脸马面（可怜这些英俊的战马！）都吃上长矛。 
　　亚历山大亲率骑兵奋不顾身扑向波斯部队，乱推硬挤地冲杀，用长矛狠扎猛刺他们的脸。 
　　3，在很多欧洲历史书中都记载了重骑兵，在我国历史上难道就没有吗？ 
　　楚汉以前的以冲锋方式战斗的骑兵希望有兄弟能补充。 
　　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数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 
　　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到了汉代，装备先进的马鞍、环首刀、弩汉人可以大量武装其部队，从狭义上以使用近战兵器冲锋作战的骑兵部队的定义的话，也可以称为重骑兵，东汉初，出现了所谓“突骑”“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 
　　4，有兄弟认为亚历山大的重骑兵是龙骑兵，如果全部是龙骑兵，在无马镫时代，身披重甲的部队上马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把部队在战场各区域内调动称为战场机动能力，把士兵作战时的前进，后退称为战斗机动，在上马困难下，如何才能保障其战斗机动能力去与敌人的骑兵战斗？难道我们的龙骑兵兄弟都象骁勇善战的庆忌一样能走及奔马吗？ 
　　5，在《西方战争艺术》中谈到重骑兵作战时，其一是在刺中前放手，我觉得不可信，一旦长矛离开人体，它具有的能量实在太有限了，还不如象轻骑兵那样投掷作战，其二是在刺中时放手，应是虚握长矛，刺中撒手，可以卸掉很多力以保证不从马上摔下。 
　　综上所述，在无马镫时代重骑兵作战是有可能的。 
　　当然，本人的文章中可能有疏漏之处，还请兄弟们多多拍砖！

古代军事资料 中国历史上十大常胜军队！- 转
　　TOP10：蒙古铁骑 
　　点评：扫欧洲，克中东，灭金朝，平南宋，在整个十三世纪里无敌于天下。这样一支军队谁人不怕。与传统的游牧民族军队不同，这支军队既有超强的个人战斗力，又有汉人所擅长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既能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又配备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具有超强的远距离打击能力。真是将科技优势与战斗力完美结合的典范，难怪欧洲人将之称之为“黄祸”。
　　TOP9：岳家军
　　点评：《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情节，成吉思汗在听郭靖说完岳飞的故事后感叹：恨不早生百年，与这位英雄交手。今人对岳家军和蒙古军谁弱谁强的问题还有颇多争论，但我宁愿投岳家军一票。因为蒙古军面对已经衰亡的金军，仍然不能速战胜之，常常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然打的举步维艰。而岳家军面对鼎盛时期的金军，即使是兵力劣势，依然能战而胜之，战斗力之强大由此可见。更为重要的是，蒙古军是一群强盗，岳家军是一支为保卫家园而战的正义之师。以正义对邪恶，蒙古军又怎能不败，若成吉思汗早生百年，相信蒙古民歌里也会悲哀的歌唱：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TOP8：汉军
　　点评：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一连串流光异彩的名字，无不让每个中国人神往，让每个中国人自豪。匈奴人当年横行欧洲，十三国联军竟不能挡，西罗马帝国迅速灭亡。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最终倒在了汉军的铁蹄下。汉军是一支将游牧民族的野蛮精神与汉朝人的战术纪律发挥到极致的一支军队。严酷的训练和优秀的将领造就了这支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匈奴人被欧洲人称为闪电的鞭子，那如果他们遇见汉军呢！相信他们宁愿遇见匈奴，也不愿遇见卫青霍去病们。汉王朝存在了400多年，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即使是其处于统治末期，其军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这点更是其他王朝不能比拟的。
　　TOP7：秦军
　　点评：秦军扫六合而得天下，兵威之猛，世所罕见。秦军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军队中最具备国家军队性质的常胜军，与岳家军等私家军性质的武装相比，秦军无论是谁指挥，都可以打出辉煌的战绩，其军队的强大令人瞠目结舌。秦军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制度，足够激起士兵心中对战争的渴望，秦军还有当时世界上最严明的军事纪律，军令如山，誓死前行。秦军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车和弩箭。这一切都使其称霸天下。汉军战匈奴，前后近百年，终解除边患，秦军河套会战一战定乾坤，打的匈奴十年不敢南下牧马，真是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可以说，汉朝军事的成功是吸取了秦军优点的结果，但若两军相争，秦军无疑是占据了上风的。
　　TOP6：满洲八旗
　　点评：现在人说到满洲八旗，都会想到北京茶馆里的那些纨绔子弟，但在十七世纪的东亚，满洲八旗确实是一支横行天下的无敌之师，斗明朝，平朝鲜，战沙俄，一统中华，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军事里最后的辉煌。这支军队的装备是相对低劣的，但他的尚武精神和士气都是最出色的。严格的军事编制，险恶的生活条件，强大的生存能力，使这支军队最终能击败明朝统一华夏。但是这支军队最终还是重复了蒙古大军的悲剧，在占领中原以后迅速蜕化，蜕化速度甚至是蒙古军的几倍，到17世纪下半叶，这支军队就基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用的草包，战台湾和平蒙古葛尔丹的战役基本都是由汉绿营军承担，八旗铁骑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成为了绝唱，只能寄生在北京的茶楼里按月领取铁杆庄稼过活，可谓是昙花一现。
　　TOP5：袁崇焕关宁铁骑
　　点评：明军里有句老话，叫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可这句神话却被一个叫袁崇焕的书生打破了，明朝实行文官带兵的弱智制度，可偏偏运气好，赶上了袁崇焕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宁远大战1万残兵斗败13万八旗铁骑，可那是攻防战，许多人并不以为然，但宁锦会战，关宁铁骑却实实在在的在野战里打败了满洲八旗。辽东军不过七万人，却铸就了一条让满洲人一筹莫展的宁锦防线，后来满清经蒙古入寇北京，关宁铁骑星夜驰援，九千骑兵硬是在北京城外阻击了十万八旗军，此战虽然胜的侥幸，但足以体现关宁铁骑强大的战斗力，假如崇祯皇帝用人不疑，那五年复辽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关宁铁骑有不亚于满清八旗的高素质骑兵队伍，还有远强于八旗的火器装备，其骑兵多数配备了火龙枪，并有数百门一流火炮，可谓是能攻善守，尽管这支军队在数量上不如满洲八旗，但如果明朝真能给袁将军足够时间将军队扩充，那必将锤炼出一支无敌天下的精锐。可恨明朝皇帝自坏长城，遗恨千古。
　　TOP4：东晋北府军
　　点评：肥水之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八十七万氐族军败于八万北府军，从此北府军声威天下。这是一支由南逃的北方农民组成的精锐之师，每个人都与五胡有血海深仇，每个人都把光复河山作为己任。这支军队有东晋最著名的战略家谢安，又有东晋最著名的将领刘牢之，可谓是精锐中的精锐，雄心勃勃的符坚碰到这样的对手，就算有八百七十万军队又怎能不败。胡人在战前疯狂叫嚣，要饮马长江，投鞭断流，结果却被八万汉族子弟兵打的丢盔卸甲。据说捷报传来的时候，谢安只是淡淡的说了句“小儿辈已破敌。”但归家的时候，却因兴奋过度连门槛都撞断了。可谓是狂喜。其实狂喜的又何止谢安呢！那个时刻，肥水的辉煌把那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浓缩成一刻永恒的绝唱，捷报传来的时刻，也许全中国的汉人都已经泪如雨下了。
　　TOP3：大明水师
　　点评：将大明水师列入常胜军也许无人同意，毕竟明朝黑暗腐败透顶。但是从鄱阳湖水战开始，到郑成功光复台湾，大明朝立国近三百年，大明水师却未曾遭遇一败，简直是常胜军中的常胜军，可惜中国古代军事向来重陆战轻水战，因此大明水师的光辉也就因此而淹没了。事实上大明水师确实是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强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人所共知，斯里兰卡之战活捉其国王，大扬华夏国威。可惜后来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撤裁舰队，使倭寇横行，海防空虚，但经过戚继光整顿，大明朝水师重新焕发了战力。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东来，本想变广东为其殖民地，但明朝水师在番于海战中将其重创，使其打消这个傻念头，转与中国通好。16世纪末**发动侵朝战争，大明水师在露梁海战里全歼**舰队，打的**200年国力一蹶不振。即使到了腐败透顶的明朝中后期，大明水师依然两战澎湖，将荷兰水师击败，17世纪末更是一举收复台湾，打的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狼狈而逃。明朝水师舰队规模之大，装备之精良，战斗力之强大，都为中国历代之最，明朝水师配备有各式样战船百种，其主战炮舰载炮四十多门，远超过同时代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英国皇家舰队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舰队。可惜如此强大的力量，后来在被满清收编并用于收复台湾后即被裁撤，天才水师将领施琅在侯爵位置上终老。后来的满清水师简直成了海上缉私队，在鸦片战争里被英国人打的片甲无存。
　　TOP2：唐军
　　点评：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顶峰时代，而唐朝则更是将华夏武功发挥到极至。唐军是一支以汉人为主力兼有各民族士兵的混合战队，其武功极盛时曾远达里海地区。汉朝战匈奴，历经百年终告全胜。唐时的突厥其力量不弱于匈奴，而唐朝却一战定天下。李靖夜袭阴山，活捉突厥可汗，可谓千古奇功。后来唐朝军队开疆拓土，外蒙古和西域尽为中华版图。实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代。唐军装备精良，马匹充足，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方式，却也初步配置了火器装备。攻坚战能力和野战能力都为一流。充足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为这支军队的强大提供了保证。唐军的主要对手也都为当时的强大民族，突厥后来横行西方，建立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横挎欧亚大陆，与唐朝并立。吐蕃帝国则雄据青藏高原，对中原虎视眈眈。但其与唐军的交锋却基本是败多胜少。唐朝与突厥鏖战几十年，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并收复突骑施抵挡阿拉伯帝国。唐朝战吐蕃更是涌现出一批名将，每一次对吐蕃的胜利都几乎是对其军力的毁灭性打击。即使到了唐朝衰弱期，吐蕃虽然几次攻克长安，却依然无力进兵中原。至于阿拉伯帝国，在天宝前期的几次中等规模的冲突里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然难以战胜，最后只靠唐军内部的反叛才将唐军打退，而阿拉伯军的自身损失却是唐军的几倍。实在是阿拉伯人虽胜尤耻，唐军虽败尤荣。后来即使安史之乱爆发，阿拉伯也终未敢进兵西域。可惜这样强大的军队，最终还是在安史之乱的内战里被毁掉了，安史之乱后虽有唐朝神策军的辉煌，但终于难以挽狂澜，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也只有在记忆里去缅怀追忆了。
　　TOP1：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好意思，解放军算不上古代军事资料......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是一群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一支威武之师，这是一支文明之师，这是一支常胜之师，这是一支人民之师，这是中国五千年来涌现的最强大的一支部队，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与历代军队不同的是，他们几乎汇聚了一切中国人优秀的品质与坚贞的信仰，他们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所有值得骄傲的民族精神！他们是真正的为人民的安定幸福和亲人的安宁而战，他们中的每个士兵，几乎都背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几乎都忍受着社会的非议，但是只要军号一响，他们前仆后继冲锋向前，从来都是那样义无返顾。这是一支在品质上和精神上都永远值得我们尊重的军队。他们待遇低廉，生活条件恶劣，即使牺牲了，也只能得到一点小小的抚恤金，而他们又是那样充满牺牲和奉献精神，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发起冲锋，纵然血沃沙场，依旧是含笑九泉。朝鲜战场斗美国，打的二十四国联军望风而逃，英国将军发出“谁敢和中国打仗谁是疯子”的感叹。西藏战场斗印度，几乎兵临新德里，东北战场战苏联，英勇的珍宝岛战役，把所有叫嚣要用武力惩罚中国的苏联人打的闭上了嘴巴。西南战场惩越南，打的越南北部寡妇村无数，打的小越政权最终向中国认输。建国56年，这支军队身经大小百余战，却从未丢失一寸土地，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十亿中国人民铸造了一条钢铁长城。留下了数不清的英雄的名字，黄继光，邱少云，孙玉国，张大权，李建国……那一串有名的无名的英雄，造就了一个光辉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就是我们的子弟兵，这就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面对这样一支军队，你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一定会崛起，会强大。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因为有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有我们当代最可爱的人。
　
古代军事资料 西方冷兵器 - 转

　　西洋冷兵器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铅色的阴云低垂在天边，从云层之中传出阵阵雷声。在混合了雨水和鲜血的泥泞不堪的土地上，金铁交击之声连绵不绝；从前线被冲散下来的民兵拄着草叉或大镰，三三两两地拖着伤口向自己的营地撤下来，而在侧翼的佣兵们仍然排成有序的战列，冒着这个雷雨季节中不知第几次降下来的阵雨和在雨点中穿梭的飞箭，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发射手中的十字弓。从他们面前，一直到敌军阵列的后方，已经扔下了数百具顶盔贯甲或不穿铠甲的尸首，重伤的人躺在同伴的尸体间，绝望地呼喊着天主及圣徒的名号。
　　还在前线鏖战的骑士们早已变成了近乎捉对厮杀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拼死抵抗，而那些被打倒了但还未死的骑士就会在剑下逃得一命，被胜者俘虏起来直到他付出一笔与身份相称的赎金。但是，战役的结果还未能确定；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在电光映照之下，崭新的铠甲闪着耀目的光芒。看到这道光，其中一方的骑士不由得退了几步，而另一方的骑士们则爆发出胜利的呼喊——就这样，呼喊着本军的战号及本日守护圣人的名字，这些远道赶来的生力军紧密地排列着，以山峰崩落之势直冲向混沌的战场；从那一处开始，敌军开始溃散，战局旋即演变成单方面的追逃和屠杀。夹杂着血腥味的风吹过战场，在越发阴暗的天空下吹得王旗猎猎飘扬……
　　中世纪虽然黑暗，但是这种黑暗和随之而来的神秘气息中也带上了浓浓的华丽和浪漫。长矛和铠甲、城堡和骑士，都是那个时代中最著名的象征。虽则就战争艺术而言粗陋不堪，但那种浪漫的美感却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永远地存留下来。
　　一 剑
　　在人类的潜意识里，剑是男性的一种象征，因此很多神话传说中，主角拿的都一定是剑；而现实世界里，从希腊和罗马的时代开始，剑就作为士兵的标准配备而存在了。这种传统延续到中世纪，也没有什么改变。欧洲的斧和矛虽然也有着诸多不同的型号，但基本是相同的东西，不比剑的家族，有着那么多奇形怪状的成员。欧洲的刀剑发展在十六、十七世纪时达到顶峰；在这一段时期之内，除贵族平时佩用的装饰剑以外，主要的刀剑有如下述：
　　普通装备：长剑（Long sword）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为了修辞上的方便，所有的“剑”都能和“长剑”一词混用；而真正意义上的长剑则出现在中世纪早期，是一种轻、薄、长短适中，无论单手还是双手都能方便使用的一种武器，以切削，突刺为主要攻击方式。长剑的刃长70到80厘米，柄长20到25厘米，但是这种剑的破坏力实在太小，所以主要是给一般士兵用的武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长剑的柄头一般没有装饰或只有长椭圆配重球。
　　单手武器之王：骑士剑（Knight sword）
　　骑士剑是由长剑发展而来，并且吸收了很多维京剑的特点。在十一世纪时出现了这些在马上的骑士专用的武器：长枪和鸢形盾，但是使用盾牌和操控马匹使骑士的长剑失去了双手使用的价值，而又窄又薄的长剑对锁链甲的破坏力又不足，所以，骑士专用的刀剑出现了。骑士剑的剑刃为锐角等腰三角形，长70到80厘米，握把仅容一手握持，并有较大的配重球，在马战中可以充分发挥突刺的威力，面对站在地上或已经倒地的敌人时它也是最佳选择；《魔戒》的电影里，马上王国罗罕的骑士们用的武器就是骑士剑。但是，万一必须步战，这种剑砍劈的作用实在太差劲……所以到了十二世纪，阔剑和斩剑就诞生了。
　　苏格兰的巨剑：斩剑（Claymore）
　　这种剑是纯粹的步兵剑。看过电影《勇敢的心》的人对它应该有很深的印象：至少1.5米的长度，钝圆的头部，宽阔但薄的刃身，握把上方有一段无锋的剑刃，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砍劈”而存在。在苏格兰人抵御英格兰人的战斗中，面对英格兰整齐的长矛步兵阵容，擅长混战中“一斩多”的斩剑发挥出了它的威力。但是作为军队的装备，它实在太过极端了；所以，除了对一些佣兵外，斩剑逐渐失去了价值。
　　石中之刃：阔剑（Broad sword）
　　阔剑是有着典型英格兰风味的武器。平行的剑刃，长椭圆的头部，较宽厚的刃身和够双手使用的剑柄，是一种非常没有特色的武器，但是无论是马上、步战、平时防身或水上战斗时都能发挥出作用，在十一到十五世纪中一直是主流的个人武器。传说中亚瑟王的削钢圣剑艾克斯卡里巴（Excaliber）也是一把阔剑；但是到了十五世纪，逐渐发达的冶金技术使它的地位逐步让给了大剑。
　　伟大的“杂种”：大剑（Bastard sword）
　　十五世纪，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播，中国和日本先进的冶金技术传入欧洲。于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军人和佣兵们的“斩刺不能两全”的问题遂由大剑的出现而得到解决。因为同时拥有骑士剑的“突刺”和斩剑的“砍劈”以及阔剑的“顺手”，所以大剑在名字中出现了“杂种（Bastard）”的字样。实际上，这种剑可说是最完美的；无论是否使用盾牌，都能发挥它的效用。
　　一把顺手的大剑，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刀刃长度为使用者身高一半，柄长为刃长的三分之一是最好的比例（各位发现没有？其实日本刀对古代平均身高155厘米左右的日本人来说也符合这一比例）；《罗德斯岛战记》里帕恩的魔法剑和亚修拉姆的碎魂剑都是大剑（但小说里的碎魂是双手巨剑），《魔戒》里阿拉贡的剑也是如此。
　　穿刺的极端：穿甲剑（Estoc）
　　正如斩剑将”砍劈“发展到了极至以发挥对付以锁链甲为装备的轻步兵的杀伤力，在十四、十五世纪，和大剑的流行同时，冶金技术的发展也使沉重的板金铠变得坚固且轻巧灵活得多。越来越多的骑士和佣兵开始青睐这种实用而简单的装备（比起由几万个铁环甚至是金属线编织成的锁甲，这种铠甲简单多了）。而一些富有的骑士也在轻锁甲外装上板金铠以提高防御力。连锐利的大剑都不能穿透这样的铠甲，而步兵的短矛也没有这样的穿透力，于是，又一种极端出现了。
　　穿甲剑和斩剑是同等级的武器，确切地说，它其实是一种放大的锥子。完全不考虑斩杀的需要，在长达90到100厘米的剑身上，往往有着三棱、四棱、菱形甚至圆形的横截面，而在可以双手使用的剑柄后也往往有着如同短枪托似的配重球，可以用肩膀加大突刺的力量。
　　虽然对穿着铠甲的士兵来说穿甲剑是如同恶魔般的存在，但是在肉搏时实在是吃亏。不过对真正擅长使用它的高手来说，高速挥舞时的穿甲剑锐利的尖端是有着极其可怕的威力的。而这时，他们也会用预备的左手短剑对敌人时间伺机做最后一击。
　　隐蔽的杀手：左手短剑（Main-corche）
　　以法语”左手“为名的这种短剑可以说就是为了击剑手而设计的。二十岁左右、看过黑白电影《王子复仇记》的朋友应该记得最后决斗时双方都是拿两把剑的吧？其实左手短剑就是为了弥补讲究轻巧而牺牲防御力的击剑术而出现的，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盾剑。而也有蛇状，带锁扣的各种怪异设计……总而言之，是辅助类的武器。但是却也有着必要时的杀伤力。
　　破刃剑（Sword breaker，ソード&#183;ブレイカー）：
　　它是一种特化的左手短剑。和一般靠半球护手抵挡对方攻击的设计不同，碎剑者唯一的目的，就是锁住和摧毁对方的武器。它有着长棒型的护手，略宽的刀身。但是在一侧的刃上有着锯齿或者格栅的设计。用来卡住对方的武器，然后用力一拧，细剑，小剑这样的武器接可以很容易地被别断。之后，军刀逐渐占据决斗中的主流冷兵器地位之后，又出现了靠沉重的棱齿型刀背硬磕断对方武器的猎刀型破刃剑。虽然比一般的左手短剑欠缺灵活性，但是却直截了当地剥夺对方的战斗力。正如西方军事俗语所说“尽快剥夺对方的战斗力是对你和他都最慈悲的办法”，因此破刃剑在决斗中仍非常常见。
　　细巧而坚强：细身剑（Tiny sword）
　　在现实中，细身剑是德国贵族喜爱的武器，但在奇幻小说的世界里，这种武器就成了精灵和女性极其偏爱的东西。比如说蒂德莉特……当然，在古代，护卫重要女眷的女佣兵中也不乏它的爱好者。
　　虽然号称“细身”，但是它和后来专门的突刺用西洋剑（Raiper，就是平时击剑比赛中的重剑或花剑）有很大的区别。其实，这应该是一种为女性或体格瘦小者重新设计的大剑。虽然剑身很窄（和剑柄同宽），但是它略厚的刃脊使其在双手握持挥砍的时候也有一定的破坏力。
　　由于它有很大的装饰余地，所以不少对体力自信的贵族对它青睐有加。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波尔多斯擅长斩击来看，他很可能用的也是这种武器。
　　细剑（Rapier）
　　细剑最早出现于１５世纪的法国。由于城市人口逐渐增加，道路的修缮，使得人们的来往和日常生活比以往更为安全方便。因此一般人也没有必要穿甲佩刀旅行，但是佩剑却在尚武的西方文化中成了男子气概的象征。所以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只要买得起，就一定会佩剑。甚至佩剑还成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标志。同时决斗也由披盔戴甲肉搏转变为了用细剑决胜负。甚至在服装设计中也往往把剑当作全身服饰的一部分考虑进去。从某角度上来说，细剑也许是最广为国人所知的西洋武器。
　　小剑（Small Sword）、市内剑（Town Sword）、散步剑（Walking Sword）：
　　这些指的都是同一种小型化的细剑。自文艺复兴以来，到16世纪，无论市井小民还是达官贵人，男子佩剑已经是一种日常的习惯。剑的装饰，佩带的方法，乃至长度等等都成为了攀比的对象。以至于在一些尚武的国家里，佩上一把华丽的大剑或者弯刀或者细身剑都是一种风尚。但是越来越长的佩剑却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17世纪巴黎的警察曾经抱怨过一天里出了20件和剑有关的纠纷，却没有一件是拔剑决斗。
　　而是比如走在前面的人弯腰拣东西的时候剑鞘就戳到后面的人的喉咙，在拥挤的市场一转身就扫掉一个摊子等等鸡零狗碎的麻烦事情。乃至于英国甚至颁布过专门限制佩剑长度的法令。于是很快地，日常用的佩剑已经连细剑都少见了。一种50到70厘米长，重不超过一公斤的小型的细身短剑广泛地流行开去。这种有着圆盘型的护手和用来别断对方武器的副护手设计，细长的刀身仅仅是“刚够用”的长度的小剑其实并不怎么有威力。不过在那个决斗风行而法律不允许的时代里，这种武器倒不如细剑或者长剑那么容易吸引执法者的眼球，从而在私斗（或者说，高级一点的打架）中极其常见，而“挑您最长的那把来让我看看”则成了正式决斗挑战的代称。到19世纪之后，一般人不再佩剑，逐渐地小剑成了一种礼仪性质的仪式用具。一些著名的珠宝设计商就往往要为贵族或者院士们设计独特的仪式剑，所谓的佩剑贵族和长袍贵族，也就是这么来的称呼。
　　德国劈刺剑（German Cut and thrust sword）：
　　这种流行在1375到1450年的日尔曼人之间的单手使用的剑是介于骑士剑和大剑之间的典型过渡类型。这种武器最先是为轻装甲的步兵所设计，逐渐也为骑士阶层所接受。它有着漂亮修长的直刃和均匀的浅弧收锋。在保证了穿刺的威力的同时也确保了劈砍时的强度。一般来说，它全长41又3/8英寸，刃长34英寸，刃宽1又7/8英寸，刃厚3/16英寸。无论是砍还是刺都能够保证足够的破坏力和强度。而且这把武器颇为轻巧，只有3磅又4盎司。从这点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以步战为基础设计的武器。对重型的铠甲破坏力不足，但是却方便使用。这和往往超过4英尺，重过9磅的大剑相比确实是差距很大，但是却是最早将“砍”和“刺”结合在一起的设计，对后世的武器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焰形剑（Des Flamberge）：
　　焰形剑德文原名的意思，直译是“火焰般的刀刃”。正如其名，这种武器在15到17世纪之间，一直是德意志法庭和宫廷权威的象征。穿着法袍的士兵手握双手焰型剑（Zweihande Flamberge）正如同中国的衙役手持水火棒，罗马侍卫肩扛“法西斯”一样，象征着法律严酷无情的一面。而身不着甲，手舞焰型剑冲入对方弓弩阵中左右砍劈大开杀戒的瑞士佣兵也正如苏格兰令人恐惧的斩剑手一般，是无装甲或者轻装甲士兵最为恐惧的噩梦。但和无法当成冲锋陷阵的兵器使用的水火棒或法西斯比起来，从这点来看也许正象征着日尔曼民族的简洁实用主义。由于当时欧洲战场的第一列步兵往往是长矛手、火枪手等轻步兵，甚至是完全没有铠甲防护的，挥舞着这种巨大而恐怖的武器冲锋的瑞士&#183;德国山民组成的，履山地如平地的佣兵可以很快地撕开第一阵的防线，直接把重步兵和来不及冲锋的重骑兵暴露在己方火力和骑兵冲锋的锐锋之前。而那和马来西亚库里司剑极其酷似的曲刃对于无防御的肉体来说是一种残酷而有效的武器。可以比直锋的剑砍得更深，又不象弯刀那样需要垂直于切面的大力挥舞，一次直抹就可以造成很深的伤口。这一点在德国双手剑（Zweihander）上经常采用的锯齿刃是同样的出发点。
　　德国双手剑（Zweihander）：
　　德国双手剑和一般被称为“巨剑（GREAT SWORD）”的一般双手剑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双手剑的比例，和长剑或者大剑是相同的。而德国双手剑4英尺半的剑身上，刀刃的部分还不到3英尺半。最有趣的是，这种长过6英尺2英寸的巨大细长的武器最常见的握法却是一手握住刀刃下用木材保护的剑身，一手握住剑柄上部，在狭窄的地方充分发挥短小的刀刃和细长坚韧的剑柄两方面打击的能力，而在野战中也可以双手握柄发挥大力砍杀的威力。但是和一般用来对付重铠甲的士兵的巨剑不同的地方是这种武器针对的目标还是轻步兵；可以说德国农民起义中最常见的武器正是这个，因此它也经常采用焰型刃或者锯齿型的设计。与其说是剑，不如说是更接近中国的朴刀和日本的野太刀的武器。
　　苏格兰笼手剑（Scottish basket hilt claymore/Broad sword）：
　　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苏格兰人在他们民族性的武器阔剑和斩剑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陆流行的细剑的装饰，将斩剑和阔剑略微的小型化，然后用整体的金属丝编制的笼手（basket hilt）包住整个护手，并在内里衬上鲜红的苏格兰粗呢子。先不提实用性如何，至少那些苏格兰的男人们穿着华丽的紧身外套，插着羽毛的贝雷帽，红色的格子呢短裙和长袜子时，这些装饰华美的剑成了他们身上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显得喜气洋洋意气风发。苏格兰人一向高傲而好斗，在那个年代，决斗可说是家常便饭。由于不再需要对抗铠甲，笼手剑几乎都是单手剑，一手笼手剑一手小圆盾正是那个年代决斗中的苏格兰男子的注册商标。当然，源自斩剑的设计，使得这些剑在决斗中依然是以挥砍为主。作为一种民族性的武器和装饰品，笼手剑到今天一直可以在各个苏格兰的民俗庆典中看到。而苏格兰传统的剑舞的道具，也正是这种象征着这个高地民族繁荣的华丽武器。正如同斩剑如同引领自由的十字架，笼手剑也有着象征丰收的篮子的意味在其中。和平时代的武器，和战乱时代的武器，也许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吧。
　　阵剑（War Rapier，Cid Sword）：
　　看遍整个欧洲大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比西班牙人更喜欢华丽，阔气，要面子。仿佛整个西班牙民族的性格都是用浓烈的红和黑所涂成。也正是这个西班牙，可以说欧洲贵族社会所有华丽到夸张的东西多半都有西班牙人的推波助澜在。包括那著名的硬圈领，和细剑，短套裤，击剑短上衣，花边等等等等。这一切的广泛流行都和西班牙的风流骑士们脱不开关系。就是这样，西班牙的贵族们一向对造型简单干练，机能性远高过装饰性的阔剑，巨剑和大剑嗤之以鼻，称之为“蛮人的武器”，西班牙的绅士老爷们无不以佩带短小华丽的细剑为荣，甚至在上战场时仍然佩着它们。但是在其他国家的骑士们抛下断裂的长枪拔出大剑开始投入绞肉机一般的混战，以自己为中心创造出死亡和鲜血的泥泞旋涡时，我们华丽丽的西班牙大爷们楞是傻眼了。纤细的细剑别说杀人，在不脱掉铠甲的情况下连自杀都做不到。死要面子活受罪，也许说的就是这样的家伙吧……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被动挨打局面的西班牙骑士们在16世纪中叶妥协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愿意象德国骑士那样挂着敲打靴子的大剑在宫廷里登堂入室。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华丽装饰的西班牙骑士在踯躅再三后，设计出了一种装在细剑般的单手把柄上的重型剑。这种重心偏前的武器在马上有绝佳的破坏力，然而要习惯使用它却是非常困难。不过至少西班牙的骑士老少爷们不用在长枪刺出后就抱着马脖子拼死逃跑了。但是这样的武器却让一大群贵族们，特别是那些和战场上的辛苦无缘的长袍贵族们讥笑不已。于是凡事都爱说个条谱的西班牙人把那位11世纪的风流人物，一等一的罗曼史英雄，毕瓦尔的罗迪利格&#183;迪亚兹，熙德爵爷的故事搬了出来，宣称这种新的武器乃是仿照熙德手中的两把神兵而来，并且将无护掌带的叫做提泽纳（Tizona），是步兵用的。将有护掌带的骑兵用剑叫做科拉达（Colada），以传说中的神兵利器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武器。一般来说科拉达要比提泽纳来得厚而长。重量在8到9磅。而提泽纳则和阔剑的刃长类似，重5到7磅。在古斯塔夫时代的瑞士军团中，来自芬兰的胸甲骑兵们也使用着类似的武器。不过他们却很老实的称之为“War Rapier”，但是另一个来自他们战斗中呼号的外号“Hakkapelis”要出名的多。这个词的意思，从他们战斗中的怒吼“把他们剁成排骨！”相信大家也猜到一二了。 
　　正装剑（Dress Sword）：
　　正如其名所示，乃堂堂正装入朝所用的礼仪之具。然而宫廷虽然华丽堂皇，却也是阴谋和暗杀所永远潜伏的地方。于是乎，在冠冕堂皇的礼服之下，全然不下于血腥搏杀的战场上那样五花八门的防身器具也层出不穷，争奇斗艳。从链子甲背心（Chain shirt）到护心甲，从夹着薄铁片的衬衫到穿在长袍里的胸甲。但是仍然免不了在宫廷的阴暗角落或是讲台或是庭院或是来去的路上偶尔遇上那么几个抱着请你去天堂度过安逸人生的好心的路人。英国的绅士们自大革命至光荣革命这短短时间内，受够了这种威胁和恐惧。为了决斗，防贼设计的细剑再也不能给绅士们安全感，武人们将军刀佩在了腰间，而文官们则为自己设计出了正装剑。正装剑有的是一种缩小了的穿甲剑。有着修长的多棱刀身和圆盘型的护手。它是一种屏弃了细剑复杂的动作，确保对敌人一击必杀的杀伤力和足以贯穿轻型护甲的破坏力。这种多棱刀身的设计甚至影响了后世刺刀的设计很长的时间。有的则是厚身的细剑，除了突刺之外，留有锐利刀锋的剑刃一挥之下的威力也可以打倒轻装的刺客。同时，正装剑的外观庄重素雅。和英国风格的正装非常合适。给人以严端正之感。因此在正式场合也是一种普遍的装饰。。而使用正装剑的决斗，正是现代击剑中“重剑”项目所模仿的对象。
　　当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时所佩带之正装剑和拿破仑皇帝日常的佩剑正是两种设计风格的体现。
　　印度式长刀（Tarwar）：
　　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尔王朝统治印度，印度的武器逐渐带上了浓厚的中东风格，特别是在轻骑兵手中广受欢迎。受土耳其卡拉拜拉长刀的影响，印度在16世纪开始出现了单手的轻型单刃长刀。这种截面成T字型，轻而锐利的长刀在刀全长1/3的刀尖开了双刃，无论是突刺还是斩杀都可以在一个简单的甩臂动作中完成。这种刀除了在马上平端，利用冲锋的冲力取敌首级外，所有的格斗动作都靠手臂和手腕划出或大或小的圆弧。这使得刀手仿佛被包围在一团光弧之中，在凌厉的肃杀之气中透出一种飘逸高雅的潇洒。因此在东印度公司偶然带回了几把这种大马士革钢制的长刀之后，在欧洲的武人间很快就形成了一阵抢购的风潮，甚至连仿制品的价格都一路飙升上天。后来成为皇帝的拿破仑&#183;波拿巴也是这种武器的欣赏者之一。当时欧洲军队的军刀正在直刀和弯刀间徘徊不定。时髦的法国人却已经将自己的军刀定为这种“东方式”的武器。电影“拿破仑先生”中有一段对当时用军刀格斗的传神描写。双方略曲背，左手自然平伸张开，食指和手臂一直线指向对方，右手举刀过顶，刀刃向上，以刀尖和左手食指做依据，攻击时从上而后而掠起，之后再以劈砍和转身回到准备位置对峙。这种简单但是有效地利用了军刀弧度的优雅剑术也正是源于印度。在那个东方文化熏陶着整个欧洲的时代下，法国，英国等等国家都逐一采用这种军刀，也许并不是什么巧合吧
　　刑剑（Nachrichter）：
　　德文原意是“砍脖子的”。这种在断头台发明之前占据了死刑台上的主角的武器，是仅仅为行刑而设计的。但是却有一些人也把它带到了战场上。这种畸形，有着宽阔刀身和沉重头部的巨剑非常适合举过头顶使用，它的奋力一挥可以轻易地斩下人头。但是这只有熟练的刽子手能做到。历史上正是因为拙劣的刽子手在使用这种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奇特的平衡感的武器时带给犯人太多惨不忍睹的痛苦才发明了断头台。由于仅仅是为了行刑而设计，因此它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在举过头顶挥下时能充分发挥巨大头部和锐利刀刃的作用。一旦在横砍等动作时，全然偏前的重心使得它极度难以控制。3D格斗游戏《Soul Calib》中的齐格飞挥舞着这个武器作战的动作，一向是让笔者狂汗不已顺便怀疑其身份。顺便提一下，这种武器一般来说是禁止一般人拥有的。只有官家的刽子手可以携带。《三个火枪手》中的刽子手用的就是这东西。
　　水手的象征：弯刀（Schimiter）
　　说到弯刀，大家都会联想到阿拉伯的弯刀。没错，就是这个。阿拉伯的弯刀设计思想和欧洲的骑士剑非常相似，都是为了高速的马上战斗而设计的；而且弯刀的设计，实际上也考虑到沙漠中无法穿戴沉重坚固的金属防具这一点。在重铠流行的欧洲，弯刀在陆战上根本占不到便宜……所以，这也是在因为严寒而无法使用板金铠的俄罗斯以及以皮甲为主的水上战场弯刀获得欢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弯刀比剑更适合砍缆绳……
　　习惯使用大剑的欧洲人对弯刀也进行了改良使之可以双手使用（虽然钢没办法比）。从刀身的宽度，可分为偃月刀、半月刀和新月刀，分别对应大剑，阔剑和细身剑。还有很接近原形的哥萨克军刀，以及后来的佩剑，水手用的阔背短剑等。
　　很奇怪的一点是，在奇幻的世界里，很多有着阿拉伯影子的沙漠民族却使用着欧洲式的弯刀……
　　海军刀，短弯刀（Cutlass/Hanger）：
　　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帆船划开地中海平静的海面航向广阔凶险的大西洋开始，海员们就不再满足于使用和陆地上的步兵们一样的武器。那些笨重长大的武器虽然经历了陆地上千百年的战争考验，但是在摇晃狭窄的甲板上却是无论如何都显得如同瓷器店里的尴尬公牛。因此海员们往往只携带一把直刃的短剑，而为了砍缆绳，日常生活用还要带上斧子和匕首。平时已经是忙得一个人当两个用的水手们自然是对这一大堆七零八落的东西怨声载道。
　　但是，自从在穆斯林商人和海盗手中获得几把阿拉伯风格的弯刀之后。船员们惊喜地发现这玩意远比他们手中的短剑适合海战之用。而同时，军刀在轻骑兵中也大大流行开来；在糅合了这些武器之后，很快地，一种宽而厚实的弯曲短刀被欧洲的武器匠人们创造出来了。这种为了混战中使用的武器一般长60到75厘米，有略微弯曲的宽达3到4厘米的刀身。除了尖端10CM左右的地方开双锋来保证刺杀时的威力外，有血槽或者加强筋的厚重刀身即使猛力挥舞砍在锁链甲上也可以轻松地劈开，在混战中绝对有着一击就解除敌人战斗力的威力。就算是三桅大帆船粗如人腿的主帆缆绳，用它的话也可以很快劈断，在海战中凶猛地互相撞击，碰撞也不会和一般的细刃刀那样轻易地折断，卷口或者扭曲。可以说是为了轻装肉搏而极度特化的短剑。
　　除了海员外，轻装步兵也很喜欢这个武器。修长的军刀寿命不长，往往连续几场来不及休整的苦战后就成了只能用来刺的壁炉通条。无论是领一把新的还是拿来磨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很多火枪手，长矛手都喜欢用这种武器，他们把这种武器叫做“Hanger”，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中“Knife”的同义词“khanjar”。区分海军用的和一般人用的最大的特点，是海军刀上有着半球型或者篮型的整体护手。而一般的短弯刀则往往只有一条保护筋。路易14时代的法国步兵中，就大量装备了这种武器。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伦时代才被更适合陆地混战的印度式军刀取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等国家的水手依然装备着海军刀。现在的海军刀只是军人礼仪装饰之一，但是在3、4百年前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上，无论是在君王的旗帜还是海盗的骷髅旗下，无数把海军刀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谱写着那段大航海时代的传奇。
　　直刃海军刀（Schiavona）
　　斩刀（Kopis）：
　　Kopis是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使用的、在海战中使用的大弯刀，后来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十分流行；Kopis在东方发展成一种骑刀，叫做反刃军刀（Kora）。这两种刀都是逆刃的，专门用来斩；这些武器都结合了斧子和刀的优点，可以发挥重型头部的破坏力，也有刀的有效杀伤范围长，用途灵活的优势。
　　钩剑（Shotel，ショテル）：
　　钩剑是一种极特殊的埃塞俄比亚剑。那个大钩子长的足足有一米长，一般人是不可能使用这种剑的，只有经过特殊的训练才可以；这种剑和一般的刀剑不同，不是用来砍人的，而是用那个特大的弯曲部去钩；但在能够熟练使用的人手里，钩剑是相当可怕的武器。和它比起来，希腊人使用的“镰剑”（ハルパー）就不算什么了，顶多不过是把大镰刀而已，但是在混战中却可以发挥灵活的啄，抹，割的近身格斗技能。也是很有特色的武器。
　　钩剑
　　镰剑
　　——其它的种类——
　　军刀（Saber）：一般认为是由细身剑发展而来，在中世纪的实战中鲜有使用（到17世纪时都是大剑配合火枪，军刀只是一般的日常佩剑和决斗武器，地位相当于现代的民用手枪）。直到拿破仑时代才因铠甲衰落而登上战场。诚然如此，挥舞着军刀冲锋的胸甲骑兵阵列还是很雄伟的……一般全长90到100厘米，柄有护手，单刃，有的有一定弧度。方便砍杀。
　　匕首（Dagger）：这不是实战用的……真的不是……一般是防身或者紧急时割铠甲带子用……平时就是小刀。
　　短剑（Short sword）这个……从金属铠甲出现开始就没什么人用了……盗贼？恩……战场之外还有不少人喜欢嘛……不过比较夸张的是柄20厘米，刃40厘米的双手宽刃短剑……是在主武器来不及拔出来时拖延时间的。
　　双手巨剑（Two-Handed sword）：以双手使用为基础的大型砍劈武器，厚度一般在1.5厘米左右，长160厘米，其中柄40厘米。在刀身上靠近护手处有30厘米无锋的部分。有血槽，一般有多个装饰突起。其实也并不重，只有五公斤左右。笔者家里那把双手巨剑，连笔者这种没什么腕力的人用双手都可以轻易挥动。双手巨剑往往并不是非常锋利，毕竟对它来说，破坏力是比杀伤力要重要得多。
　　此外再提一种剑：罗马宽剑（Gladius）——自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吸收了西班牙剑长处的这种剑出现之后，在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罗马士兵的专用装备。这种剑完全就是为步兵方阵作战而存在的：双方的士兵“盾牌顶着盾牌”地拼杀时，剑比一般希腊世界重装步兵所使用的长矛更加便利。在皮德拉战役中，突破了马其顿方阵那长达七米、恐怖至极的长枪之壁后，罗马士兵的Gladius就把马其顿兵砍得落花流水。现在可以买到几千年前的真品Gladius（一般大概一千美元左右一把），依旧保存良好；中国那些专为帝王精心制作的剑至今仍保存着，但是Gladius是泛用的大量生产品，这就足以看出这种剑的制作水平。
　　二 枪
　　从原始时代开始，在尖利的东西成为战争工具之后不久，人类就发明了枪。为了弥补利器短小的缺憾，人们在匕首一类的武器上装上了长柄；最早的枪主要是用来投掷的，而到希腊的黑暗时代，金属制的枪头和富有弹性的木杆使作为投掷武器的枪有了长足的进步。史诗里英雄们互相投掷长枪决斗，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是的，枪的始祖就是长枪（Spear，Lance），希腊、马其顿和早期的罗马人用的都是长枪，在古典时代，它是步兵常用的中距离肉搏武器，其中最变态的马其顿式长枪，最长者可达七米！而中世纪后期那种三米多的反骑兵枪则是阵地战斗的必须品；甚至在火器时代的轻步兵也常常携带短矛而不是剑，马上用的骑枪和斩杀用的斩矛也逐渐分化出来。
　　枪在另一个领域的分支就是所谓“投枪”（Pike，Javalin）。但是，除了罗马人之外，投枪从来没有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兵器；这种罗马重投枪（Plium）可说是罗马人的民族兵器，是独一无二的存在。Plium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第三次萨姆尼乌姆战争时罗马人从萨姆尼乌姆人那里学来的：这是一种长约两米，有很长的铁尖安在木柄上的投枪。开始罗马人只分配军团阵列的三分之二士兵使用这种武器，而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末，所有的重装步兵就都使用这种重投枪了。在两军互相冲锋的时候，罗马军团的第一波攻击就是投枪的投射：Plium的铁尖很重，足以刺穿盾牌和铠甲。而且关键是，这种细（很细）长的铁尖在贯穿盾牌后就会弯曲，于是盾牌基本上也就废了；敌人也不可能拔出投枪再投回来。这样，在投枪之后紧接着展开的剑斗中，罗马人就能占有很大的优势。可是，和Gladius一样，Plium是步兵方阵专门使用的武器：在罗马军团腐朽，方阵的战术不复存在之后，Gladius和Plium的身影就从历史中消失了。
　　骑士之友：骑枪（Lance）
　　Lance一词原本指的是从早期的投刺二用矛分化为手持武器的一支。古典时代欧洲骑兵用的Lance和步兵的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当时没有马镫，所以骑兵不可能象后来的骑士那样，用枪去冲击对方，只能拿矛尖刺击，威力大大减少——这也是古典时代欧洲骑兵不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马镫传入后，Lance逐渐地为马上战斗而特化，到十三世纪基本确定其形式。骑枪的规格是确定的：在两米左右的长杆头上安装尖锐的金属锥体，硬木制的枪身在手的位置有护手，后部有配重的木锥，同时，在马鞍上制出“枪托孔”以在冲锋时吸收刺杀的冲击力。骑枪基本上是作为一次性的武器使用。因为很少能有在一次冲击下保持完整的骑枪，那样只会对骑士的手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在骑士小说描写比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长枪折断的声音响彻云霄”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
　　凶险的杀手：龙刀枪（Glaive）
　　在长枪的柄上装上大剑的刃。虽然在冲刺的杀伤力远不如骑枪。但是，在冲进敌阵后却是可怕的砍杀武器。尤其是混战中的它实在是令人闻风丧胆。日本和中国汉后元前那段时期的枪，确切的说也很接近这种。
　　轻步兵的武器：斩矛（Fauchard）
　　在轻步兵的战斗中，沉重的龙刀枪对铠甲的破坏力比起挥舞的难度来，是得不偿失的，而阿拉伯的弯刀对软目标的杀伤能力有目共睹。欧洲的军人们在文艺复兴时代后，吸收了阿拉伯弯刀和东方关于中国大刀的传说后，发明了斩矛，它和它在日本的亲戚雉刀的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在火器时代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斧与枪的极至：戟（Halbert）
　　在有些小说中，戟被翻译成巨斧或巨枪，其实都没错，因为它就是斧与枪的结合体。戟虽然被归在长兵器中，但和斧子的血缘是非常近的：斧子的砍杀，枪头的突刺，镰钩的钩啄，一兵三用。单纯作为武器来说，虽然沉重了一点，但杀伤力是绝对理想的，戟可称是“百兵之王”；中世纪后期，瑞士步兵复活了古代希腊式的方阵，他们代替长枪拿的就是戟。重铠的骑士面对瑞士戟兵方阵屡战屡败，在之后的时代中，活跃于欧陆战场上的瑞士雇佣兵（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就是从那个以雇佣兵为国家主要产业的时代开始的）更是把自己的声名和戟的强悍刻印在所有骑士的身上和心中。
　　三叉戟（Trident，Tri-speared halbert）
　　在正式的军队中，并不曾有使用三叉戟作战的历史。三叉戟本来是一种渔具，也是农民使用的草叉；和大镰、链枷一样，当平民必须作战时，这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武器。罗马角斗士中的鱼网角斗士就是使用鱼网和三叉戟的，在欧洲历次农民起义中也可以看见这个奇怪的东西。
　　在戟出现后，又有一种武器也可以被叫作三叉戟。和原先的三叉戟不同，这是由三个剑刃和长柄组成的十字形武器，一般是宗教骑士所使用的圣具；杀伤范围巨大，但威力一般。
　　锤矛（Pole mace）：
　　这种长柄的硬头锤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中东，是一种骑兵用的特殊长枪。除了和一般骑士枪一样用作突击外，它的头部也是一个硬头锤，在马战和混战中都能发挥十足的威力，而且，这种武器对穿着铠甲的骑兵来说，也能发挥很强的破坏力。
　　巨镰（Scythe）,镰戟（Scyberd）：
　　农民起义，最容易获得的武器当然是身边的农具。众所周知，欧洲人收割小麦所用的长柄镰刀有着厚重的月牙型刀刃。在步战中，如割小麦一般双手握住提把挥舞的威力颇为恐怖。以至于有人专门为了战斗而打造平衡感更好的镰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镰刀虽然很难造成一般长兵器那样有效的伤害（朝后弯曲的刀尖造成拉开距离攻击时需要注意瞄准，这在格斗中颇为危险），但是一进入混战却颇能发挥拉，钩，啄，割的威力。但是更有趣的武器很快就产生在雇佣兵之间。那是一种被戏称为“长反了的戟”的武器。一般的戟都有一个宽大的斧头和一个细小的镰钩。而这种叫做镰戟的武器却正好相反，有着修长，双锋的镰刀和略小的斧头，还有枪头。这种武器，应该可以算是一种特化的戟吧。说实话，这种武器由于稀少，实战中的效果如何并不为人所知。不过托死神的福，镰刀算是最为人所知的奇型兵器之一，也能说得过去吧。
　　长钩刀（Bill）：
　　其名全写为Billhock，意思是“钩喙”。它也是一种来自于农具的武器。由于它在英国是如此的普及，甚至可以作为长弓之外的英国大众武器。以至于在英语中“揭竿而起”对应的俗语是“Rise with bow and bill！”由于原本就是装上长炳的农具，所以民兵用起来很是顺手，再加上13世纪开始步兵也逐渐有了铠甲的保护，于是在和步兵的战斗中，推刺很难真正有效地造成伤害。相反地，钩，拉，摔，绊倒对方之后再攻击却变的有效起来。所以类似的武器在各国都颇为流行。在英国，被叫作“Bill”或者“gisarme”，在13世纪的意大利则被叫做“ronco”“roncone”。很快这种武器也受到了军队的喜爱而大量装备，和使用龙刀枪、斩矛的重步兵混编。随着时代的前进，长钩刀也吸收了很多其他兵器的特点。特别是从龙刀枪上吸取了格挡对方武器的小翼，从戟上吸取了对付头盔的刺锥和钩翻敌人后狠补一枪的枪头。但是由于长勾刀的使用要比戟花费更多的训练，因此正规军中的比例一直不高。早期是民兵，市民军这些平日就将它当作农具使用的人常常使用，而后期则是有充足训练的雇佣兵的专用武器。这种武器长2到2米半，重3.5KG以下。虽然破坏力不足，但是多样化的攻击方式使它也拥有特殊的魅力。17世纪后，随着火枪的推广，长兵器的比例减小，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军队的下级指挥官依然用它作为身份的象征，一直使用到18世纪末。
　　三 钝器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棍棒（Bat，Club）
　　见过棒球棍吗？在它的大头上绑上什么硬东西，或者固定一块石头或者大型动物的头骨就可以了。首推人的头骨哦，结实又可以吓唬敌人，要不就在有弹性的长木棍的头部包上带钝刺的铁皮。这个全长不过30厘米，重不到一公斤的小玩意倒是流行了很长的时间，毕竟在不允许平民在和平时期带刀剑的国家里，一般的旅行者只能用这个了。但是一旦挥舞起来，一两个强盗的脑袋是很不够看地……作为一种从普通的棍子发展起来的武器来说，确实是很有效。
　　棍子的进步：钉头锤（Morning star）
　　这个，和中国的流星锤大不一样哦。Morning star有一种很烂的译法叫晨星，是在铠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士兵和旅行者们喜爱的武器。在一米左右的金属杆顶端装上强力短弹簧，再连接一个一斤左右的刺球，一旦居高临下地砸下来，其势如流星，一般的头盔肯定完蛋。是很好用的武器，只要会砸东西就会用了。
　　单手钝器之王：硬头锤（Mace）
　　硬头锤的钝端由许多不开锋的斧刃组成，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刀刃，还是算作钝器。面对金属铠甲，用剑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剑刃根本砍不动厚重的甲板。除非是穿甲剑；所以，步战中最称手的兵器，一种是斧子，另一种就是这个硬头锤：不但不怕卷刃而且还能砸瘪铠甲。顺便提一句，中世纪的俄国军官佩带硬头锤，当作象征身份的权杖。
　　农民的发明：链枷（Flail）
　　很多时候，链枷和链锤都被混淆了。其实链枷本是农民打麦的东西，很象中国的双节棍，但是要大得多。一旦被打到一下，哪怕穿链子甲都有骨折的危险。
　　链枷的兄弟：链锤（Spiked Flail）
　　战场上链枷的杀伤力就小了点了……不过没关系，把前面的木棍换成一到数个小刺球吧。被打到可是很痛的哦～～～，而且可以缠绕拖拉对方的武器，对步兵来说是很强悍的武器。在苏联入侵波兰时，守卫首都的民兵中还有人装备着祖传的链锤。
　　战锤（War Hammer）
　　真正的战锤在欧洲开始应用，是十三世纪的事。一般的战锤其实就一大榔头；但是德国式的有少许不同，它锐利的镰刀状锤头是最强的重武器了。长短不等，从半米直到两米的都有；尖的那头能够贯穿盔甲，而平头则可以震击，看过《剑风传奇》的人应该不会陌生。
　　战锤是很强劲的兵器，但缺点是实在重得可以，能用的人较少。但是战锤的另一种形式——锤杖（Hammer staff）则完全相反，相当优雅，简直令人倾倒。
　　四 斧
　　在人类所使用过的武器中，斧与剑一样，是最基础和常用的短冷兵器。但是和剑繁复多样的形制比较起来，斧要朴实简单得多。短斧（Hand axe，手斧）最初出现在石器时代的人类手中，原始的石斧既是工具，也是武器；当金属斧子出现时，它也同时出现在战场上的战士与劳作的人们手中。在希腊时代，步兵经常选择斧代替剑来当作肉搏时候的近身武器，而在中世纪，使用短斧肉搏的战士也是只多不少。短斧也逐渐与劳作的工具分道扬镳，变成和剑差不多长度的主力武器，这之后就被称为战斧（Battle axe）。甚至直到拿破仑时代，工兵们的招牌，也还是威武的战斧：斧除了杀敌外，也往往是建设工事，甚至推开飞到将领脚下的炮弹的好工具。
　　投掷斧（Toma hawk）
　　投掷斧从短斧衍生，也可以当作短斧使用。它们往往短而轻，而且在重心的设计上精心计算，以保证投掷后以柄的中点旋转，精确地砍进目标。北欧的蛮族和印第安人都喜欢这种武器。往往携带好几把。甚至有以投掷斧子来竞赛的传统。在黑暗时代的蛮族还没有发展出骑士制度之前，穿上重装甲的蛮族士兵的作战方式其实很象罗马人。和罗马方阵先投出重投枪一样，蛮族的第一波攻击也是投掷斧；斧刃砍到盾牌上，也差不多能把盾牌给废掉了，但是和重投枪不同的是，敌人若想把投掷斧“送还”回来，也是很轻松的……（图为1/1原大）
　　搏斗斧（Combat axe）
　　搏斗斧是短斧家族中的另类。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尖锐突出的前端，可以用来刺杀敌人。在16世纪之后，搏斗斧和大剑一直是肉搏战武器中的主流。后期的搏斗斧逐渐向矛斧转变，如同截短柄的戟。这一时期的搏斗斧也叫做短戟（Ugoshe）
　　矛斧（Speared axe），卫士斧（Guardian axe）
　　如同一把短戟般，矛斧是单双手都可以握持的沉重武器。除了凶猛的劈砍外，尖锐的前沿和矛头也可以用来推、刺、扎，在室内战斗中往往是占据优势的主要武器，特别是守城的一方。和它同族的卫士斧（往往将矛斧也归入卫士斧）也是沉重的双刃斧。特别适合在高处向下劈杀（特别是在城堡的旋梯上——这种旋梯最早就是在城堡中，防止敌人万一冲进堡来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拖延时间而设计的），因而得名。
　　巨斧（Great axe）
　　简单地说，就是放大了的战斧。比较流行的是哥特式和蛮族式，前者适合马战，后者适合步兵，巨斧的刃身往往特别厚重，以增加对铠甲的破坏力；巨斧每下砍下都需要用力才能再度提起，所以是威力大破绽也大的武器。在古代战场上主要是由重步兵使用为多。
　　哥特式
　　蛮族式
　　在人类战争的历史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共通的非常多，但是也有很多武器是非常独特的。下面摘取一些形状特别的武器，作一简要介绍。
　　拳剑（Jamadhar，ジャマダハル）和飞轮（Chakram，チャクラム）：
　　玩过《暗黑破坏神２》，并且喜欢用刺客的朋友想必对拳剑都不会陌生。这种剑，是印度的回教徒所特有的一种武器，在印度之外很少见：一个方框作为护手，手抓住方框中的横木，有很多拳剑是被华丽地装饰过的。有不少拳剑还带有机关，使用者可以轻易地操作剑上的机关，于是剑刃就会分成三刃，方便于格挡对方的武器或是增加拳击的伤害力……至于飞轮，虽然也是印度的民族武器，但却是16-19世纪时锡克教徒所使用的；它就是一个轻巧的金属圆环（仅重150-500克），直径约为10-30厘米，环的外围被磨得锋利无比，然后，用手指套在环内，把飞轮旋转之后扔出去。飞轮的射程有40-50米之远，在30米的距离上能砍断直径2厘米粗的竹子。一般来说，投掷武器造成的伤害多是以穿刺攻击或重击为主，像飞轮这样能够“劈切”的投掷武器，的确要算一个罕见的异类。
　　拳剑
　　飞轮
　　虎爪（Bagh Nakh，バグ&#183;ナク）：
　　Bagh 
　　Nakh也是印度的特种武器，其名的意思就是“老虎的爪子”。它有两种形制：一种是手抓住铁爪后面的把手，还有一条带子把铁爪绑在前臂上；而另一种则像手指虎一样，握在手里即可。不过，这种武器可比混混用的手指虎厉害得多：那些钢爪就像食肉兽的爪子一样，抓一下就是好几条不小的伤口，抓到喉咙更是必死无疑。这种武器在印度也不是合法的兵器，一般只有暗杀者或盗贼才会使用它。
　　两种形制的虎爪：
　　托钵僧号角（Fakir‘s horns，ファキールズ&#183;ホーンズ）及角盾（Maru，マル/Singauta，シンガータ）
　　这两种形状奇诡的兵器是17-19世纪，由印度的托钵僧教团使用的，因此得名。因为托钵僧的信仰禁止使用带刃的武器，所以他们把黑山羊的角（或制成角形的木楔）互相对着组合起来，在角顶端加以铁制的尖端。其中一种组合就叫做托钵僧号角，另一种在组合处加装小圆盾的种类则被命名为角盾（Maru），亦名Singauta，意为“杀之”。前者长约1-1.6米，重1-2公斤，除了在印度之外，北非的穆斯林平民也常常使用，不过他们所用的材料是当地的羚羊角。后者短则有75厘米，长则有3米的版本，重量也由0.8-4公斤不等；虽然外形怪异，但却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有效武器。
　　吹箭（Blow Gunブロウガン）
　　吹箭的杀伤不是那么点小伤口，而是箭上涂着的毒药。
　　波纹剑（Kris，クリス）：
　　波纹剑是马来人所使用的一种短剑，事实上Kris一词就是马来语的“短剑”之意；这是相当有名的一种剑，甚至被称为“世界上最冼炼的刀剑”；它通常用于宗教仪式，装饰极度华美。而且，打造波纹剑的铁全都是陨铁：在马来人那里，所有的陨铁都要被征集到政府手里，用来打造这种剑。因为陨铁的纯度比较高，因此波纹剑相当锋利，又因为应用了特殊的铸造技术，所以在刀刃上有着特别的纹路。
　　波纹剑一般长40-60厘米，马来人得到火枪之后曾经把它安在枪口，这就是刺刀的雏形。因为用来打造它的是“天上的铁”，所以波纹剑被看得相当神圣，一般都装饰有神的雕刻，被认为是辟邪的圣物；很多波纹剑就像日本刀一样，是一个家族的传家之宝。波纹剑的使用方式主要是握住柄的横杆后，以手腕的灵活动作去刺戳对方。要领是绝对不能伸直胳膊，这样会大大降低灵活性。戳入人体后轻轻偏转方向拖出，可以造成巨大的创伤。但是无论如何波纹剑都并不是野战的武器。
　　波纹剑
　　双尖剑（Haladie，ハラディ）：
　　双尖剑长约25-35厘米，有两个稍微弯曲的剑刃，两头的刃是相对着的；这是8世纪左右中印度的民族所使用的特殊武器，随着12世纪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印度，这种武器就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之中，成为一种泛用的武器了。
　　双尖剑
　　刺突（Peshcubz，ペシュカド）：
　　刺突是北印度的民族特有的一种武器，它的特点是刀刃略呈S形弯曲，并且有着T形的特殊截面。这种短剑显而易见，是专门为突刺而设计的，一般的甲胄可以轻易地刺穿；而且，为了增加重量，在柄上通常还会附上配重。这种武器传到波斯人那里，波斯人将之称为怀剑（Kard，カルド）。
　　刺突
　　特殊的T形截面
　　断月镖（Katariya，カタリヤ）：
　　虽然很少见，但这种形状极特殊的武器还是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断月镖也是印度西北部的民族所使用的特种武器，足有35-45厘米长，一端有配重球。这种武器只要投出去之后，要么砍中对方，要么……被那球砸一下也不是好玩的。在当地的部族中，断月镖一直使用到18世纪。
　　刺链（Picked chain）
　　臭名昭著的刺链，永远和宗教审判那段卑怯黑暗血腥，充满着悲鸣和人性沦丧的黑暗历史联系在一起。也永远无法洗去身上班驳的暗红色锈迹。这种将带有特意铸造的锋利铁刺的钢环串连起来的粗大锁链，在熟练的刑吏手中可以轻如情人小手般捉下爬上树的小猫，也可以如恶魔的利齿般咬进最结实的肌肉，让孔武有力的大汉在痛苦和恐惧中颤抖。据说曾经有个刑吏在被10个士兵包围的情况下，一次挥舞就割伤了所有人的手腕，并且准确地绑住了要逮捕的犯人。这种技艺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毒蛇一般的银白色刺链在一脸阴沉的黑衣男子手中上下飞舞，无论是抽打还是纠缠都带出一条鲜红的血线的画面，实在是令人瞬间感到一阵阵的恶寒从脊梁上爬上来。据说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很长时间内一听到链条的声音就会脸色死白，这种恐怖的传闻多少也是有一些真实的吧。
　　飞镖（Dart）：
　　古人为了狩猎，很早就懂得用投矛的方式攻击猎物，弓箭诞生了，但是投矛的战术仍然以其简单易用而有所保留，而且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战争武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大陆上，无论希腊、罗马、还是凯尔特这样的蛮族都有投掷“标枪”的战术。罗马人Game Over之后，在爱尔兰，凯尔特人的后裔旁支Kern人仍然继承并且发展了这一种武器甚至直到17世纪，也就是所谓的“爱尔兰飞镖”（Irish Dart）。它有几个近亲，比如说所谓的“短矛”（short spear）和“标枪（javelin）”，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类东西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可以进行简单的投掷。
　　成年的Kern男子，人人都会是个优秀的投镖手，飞镖这种东西确切地说，也就像稍大一号的弓矢，它主要长约2-4英尺（当然也有更极端一些的例子），一端装上各种形状的铁箭头，另一端有便于飞行时维持平衡的箭羽。使用飞镖时重要的发射辅助工具是所谓的“梭镖投射器（Atlatl）”，它和投矛本身一样历史悠久（目前确定的最早实物可追溯到19000年之前）而且普及广泛，各种文化圈对其有不同称呼，现在这个更流行一些的词语来自美洲的阿兹特克语，意为“投矛者”，简单地说，它是一种比飞镖更短一些的支棍，大约2英尺长，底部和飞镖用一个洞，可以暂时扣在一起。投掷手先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飞镖的中部，而剩余三个手指握住下面的投射器，发力时甩动手臂，继续压住投射器的同时先释放飞镖，然后随着投射器受到甩动手臂的转矩在垂直平面内旋转的同时也会推动飞镖本身让其以更高的初动能出手，这就像用勺子抛出弹丸那样更有效地进行远距离射击。投射器是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有人们说：“全靠它才能把猪肉带回家”。一个优秀的投手配合制作精良的它，可以把飞镖投掷到120-150码距离（折合110m到130m左右），在30到40码之内（27m到35m）可以比较精确地瞄准射中目标，而飞镖的出手速度也可以达到100英里/小时（折合约160公里/小时）。飞镖和投射器是一组合作密切的伙伴，为了达到更出色的表现，人们也自觉地不断试图调整两者之间的重量和长度比例。这可能就是飞镖能够被挖掘出一定的发展潜力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原因之一。顺便说一下，如果要刨根究底地寻找标枪和飞镖的主要区分方法，这主要可能也就是看是否需要投射器来辅助发射。
　　除了爱尔兰人以外，在中世纪，这种奇特的投掷武器也在摩尔人------西班牙人中有所使用，当然，各种具体尺寸还是会有各种区别，这种武器虽然简单有效，毕竟在性能上还是不能和正规的弓箭相比，也似乎缺乏长弓或者蒙古复合弓那样的辉煌战例来证实自己。英国人评价他们的爱尔兰邻居对手时，在承认他们确实很有使用飞镖的技巧的同时，也不无嘲讽地说他们的dart：“喧哗有余威力不足，尤其对于骑兵更是摆设”，但是很有趣，现代英语中，“kern”已经成为了轻步兵的泛称，恐怕也可见Kern人和他们的飞镖战术对于英国人思维理念既成的影响力了。
　
古代军事资料 各国古代兵器发展简史

　　★原文转载自bingqi版polymath的《各国古代兵器发展简略》★
　　古代兵器范围很广,且各国,各地区都各具特色。如我国的长矛,大刀,剑,弓,箭等早已为大家所熟悉,更在小说,戏剧中经常看到.这里不可能对古代兵器作全面的叙述,仅对欧洲,亚洲的国外古代略表片断. 
　　那么.欧,亚的国外古代兵器有哪些呢?这些兵器是怎么使用的呢?威力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从一次著名的古代战争谈起吧. 
　　马拉松之战 
　　公元前490年,波斯国发兵进攻希腊,在马拉松平原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之战. 
　　8月12日黎明,波斯军队经海上乘风破浪,登陆上岸 ,向马拉松平原挺进,载入史册的马拉松之战就此揭开了战幕。 
　　波斯军队居中的是主力部队弓箭手,只有他们才是波斯军队中真正的波斯人.他们头戴毡帽,身穿缀有铁鳞甲的战袍,主要兵器是弓和箭,还配备有短矛等么普及是用芦苇制成,带有铁箭头,盛放在箭筒内.在主力部队周围的是雇佣军队,总共约两万人. 相比之下,希腊军队的人数只及波斯军队的三分之一.希腊军队是重武装步兵,他们头戴鸡冠状顶饰的头盔,身穿胸甲,腿套胫甲,腰佩短剑,左手持青铜面圆木盾牌,右手持2米多长的铁长矛. 
　　当波斯军队入侵到距希腊军队只有一百来米时长枪如林的方阵希腊军队突然迅速地冲杀过去,同时发出骇人的吼叫声.这突如其来的冲杀使唤波斯弓箭手惊恐万状,措手不及.希腊人从波斯军队的两翼开刀,先击溃其外国雇佣军队,随即从侧面杀进去,把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希腊人获得了全胜. 
　　据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说波斯军队在战场上弃下的尸体是6400具,而希腊人仅死了192人,当时,希腊军队中有个战士从马拉松跑到雅典去报捷,到达雅典的中央广场时,他高呼:”我们胜利了!”接着因跑步过度劳累,倒地而死.今天的马拉松赛跑即起源于此. 
　　弓
　　现在,就从弓箭手的主要武器弓和箭来谈起吧. 
　　古代,欧,亚的弓有两种,即筒弓和合成弓. 
　　公元前一万年左右,欧洲就出现了简单弓.简单弓是利用木头的弹性,由韧带拉紧的,能把箭射至30米左右远,箭头是用骨头或石头制成的.它既用于狩猎,也用于打仗. 
　　公元前十三世纪,欧洲出现了合成弓.合成弓采用”三层合一”的结构,中层是木头薄片,外层是牛筋内层是角质,三者被紧密地胶粘成一体.由于筋腱和角质具有正反两面相等的弹性,弓静止时呈弧形,象”C”字一样.张弓时必须借助膝盖的力量才能把两头扳转过来,并即刻安上弓弦加以固定.固定后,弓弦就绷得象琴弦那样紧,拨动时能发出响声. 
　　合成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尺寸较小的,张弓后宽度只有55厘米左右,弓弦绷得非常紧,配用的箭约45厘米,这是典型的斯基泰弓;欧亚大草原的骑兵及稍后的蒙古弓都属这类.另一种是尺寸较大的,张弓后约有1米宽,弓弦绷紧程度较次于前者,配用的箭长70厘米,亚述人的弓和波斯人的弓属这类. 
　　合成弓射出的箭在近距离内能穿透一头野牛,威力较大.最大射程可达400米,有效射程为60~80米. 
　　投掷武器 
　　在欧,亚古代战场上,还可见到一种冷兵器----投掷武器,这里仅介绍投石器和标枪投掷器两种. 
　　武器的发展是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五十万年前的猿人挥舞第一件武器(狼牙棒,兽角匕首或半颌骨刀)开始,到石器时代随着磨石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投石器和大型简单弓为止,经历了数十万年,而后者距今也已有一万年了. 
　　投石器大约出现于公元前十世纪,它由两条皮带或亚麻带和一个袋子连接而成.袋内装有石弹,硬粘土弹或铅弹,弹重20~30克左右,有时还重得多.投掷时,在头顶之上用手旋转投石器,选择时机松脱其中一条皮带,就可使石弹投掷出去,在一百多米距离内能打得很准.最出名的投石手要算巴利阿里群岛的居民了,他们从童年起就参加投石训练,他们的头上一般能绕2个甚至3个投石器,最短的用于近距离快速投掷,最长的用于远距离投掷. 
　　标枪投掷器是和投石器同期出现的,由木柄或兽角柄做成,靠在标枪的末端,可把标枪投到一百来米远,要比用手直接投时远二,三倍.后来罗马军队借助一种能增加推力的皮带,使投掷距离还要远. 
　　但投掷武器在欧,亚古代不太受重视,仅装备于轻武装步兵,只是重武装步兵方阵的辅助部队. 
　　重武装步兵 
　　马拉松之战中,希腊军队就是重武装步兵.对此再稍加染墨.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认识并利用了铜,开始了冶业.到公元前三千年,印欧语系的阿纳多卢人发明了铜锡锑合金---青铜.青铜比较坚硬,并在高温下易熔化于粘土模中,因此可用来制造剑,矛头,盾牌和胸甲等兵器和装备. 
　　到公元前二千年末,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和古希腊中部了多利亚人造出了铁剑.前者横扫埃及;后者威震爱琴海地区,创造了”希腊的奇迹”. 
　　处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交接期的荷马时代,出现了叱咤风云一千多年的古希腊重武装步兵.”重武装步兵”在英文和法文中均为”hoplite”,它是从装有青铜甲的圆木盾牌的名称”hoplon”变来的.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希腊人的进攻武器就是木杆长枪和短剑.木杆长枪的枪尖是铁的,枪尾是青铜的,全长2~2.5米;短剑由铁制成,剑身笔直或呈弧形,肉搏时才用.把金属头盔,胸甲和胫甲都算在内,一个重武装步兵的装备足有30公斤重.因此,一个重武装步兵身边常跟着一个或数个奴隶,为他背武器和战斗时保证他的后方安全. 
　　古希腊方阵 
　　古代战争同现代战争一样,战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马拉松之战希腊人之所以大胜波斯人,主要是在战术上占了上风. 
　　古希腊的重武装步兵是与其同时出现的方阵战术队形分不开的.古希腊步兵方阵具有严格的阵法,队形严紧,层次分明,其威力在于阵内步兵们的同心协力,团结对敌和重装备. 
　　原先,即在荷马时代以前,步兵打起仗来象一窝蜂似地杂乱无章,所以,具有严格阵法的古希腊方阵能轻易地打败数量上占优势但较混乱的敌人.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战术上的创新. 
　　公元前418年,斯巴达人在曼丁怪亚战场上为了使唤方阵步伐整齐,还专门建立了笛子队,步兵们踏着笛子的节奏而缓慢地前进. 
　　但是,古希腊方阵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只要设法不让它有个统一的战场,并且只攻其两翼或背面,而不攻其正面,就能置它于死地.如公元前371年,底比斯的战略家伊巴密农达在琉克特拉采用集中了纵深达16层的部队,从方阵的右侧打进去,结果就破了斯巴达的方阵.可是,底比斯的胜利在公元前338年又被马其顿的新方阵所掩盖. 
　　马其顿方阵 
　　马其顿方阵是在古希腊方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它的队形更密集,更纵深,有16层长枪,枪尖向着前方.长枪长达六,七米,比古希腊方阵中所用的长枪长2倍.这样不仅可以先发制人,并且前五排的枪尖都能伸到第一排的盾牌前面而一同参战,真是长枪如林. 
　　然而,马其顿方阵虽打败了斯巴达人,雅典人,后来却败于一个更灵活,更机动,装备更好的对手----古罗马军团. 
　　古罗马军团 
　　传说古罗马军团是从失败中诞生的.公元前216年,在康奈,按古希腊方阵队形作战的古罗马重武装步兵,被迦太基的军事统帅采用包抄战术所打败.古罗马人从这次惨败中汲取了教训,对古希腊方阵进行改造,创建了古罗马军团. 
　　古罗马军团为基本作战单位,每个军团约有6000人,分为10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为3个支队,每个支队分为2个百人队.支队中前两排装备可投掷的标枪,第三排装备长枪. 
　　古罗马军团的队形灵活多变,可根据地形或战斗情况随时变为轻武装步兵战斗队形或重武装步兵战斗队形,并能四面出击,既可集中打,又能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同时,古罗马人还从失败中懂得了骑兵对于保护步兵和摆布敌人的重要性,加强了骑兵的配合. 
　　古罗马军团的武器装备还不断改进.如把标枪柄上的铁铆换成了木销,投出的标枪会碰歪或碰断,使敌人无法再用.到公元前一世纪,全部军团都装备加固的标枪,既可投掷,又可作长枪.到公元二世纪,步兵们原穿的铰链金属片的胸甲已被锁子甲所取代,青铜盔也改变了形状,脚穿军鞋,手拿金属加固的木盾牌,腰佩60厘米长的剑. 
　　公元前202年,即在康奈惨败之后14年,古罗马军团在扎马向迦太基报了仇.公元前168年,古罗马军团又破了马其顿方阵.古罗马军团不愧为当时最强的军队. 
　　骑 兵 
　　欧,亚古代人还利用一些动物来参战,有的真可算是特种武器了.直至今天，马在军队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早在公元前两千年,马就已加入了战争的行列.当时,两驾轻型战车曾是赫梯征服者横扫腓尼基,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百战百胜的武器。古波斯阿里亚人也把马作为征服别人的工具.那时,马在战争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 
　　恒赫一时的骑兵,到荷马时代,随着古希腊方阵的出现而降为很次要的了.这是因为那时的马还没装马镫,只要马一惊,骑兵随时有被甩下来的危险;其次是马蹄还没上铁掌,在坚硬的地面上很快被磨掉,骏马就变成可怜的跛马或废马. 
　　到罗马帝国时期,为了保卫帝国的长城和征集”蛮族”士兵,又建立起骑兵.骑兵又慢慢变得重要起来. 
　　在西罗马帝国时期,特别是公元378年,土耳其的哥特人用长枪武装起来的重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瓦伦斯皇帝及其古罗马军团的全部将领和四万名士兵一网打尽,西罗马从此一蹶不振.骑兵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了. 
　　大象和猪 
　　欧,亚古代战争中,还出现过另一种动物------大象.它那庞大的身体和震耳欲聋的吼声,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惧. 
　　将大象投入实战的第一个西方人是亚历山大,他从印度和非洲弄来大象,用以对付骑兵.马如果没受过特别的训练,是不能与大象对阵的.对付当时的步兵,大象更是绝对取胜的. 
　　公元前301年,塞琉古一世(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伊普索斯之战中,摆出了多达480头的大象阵,取得战斗的胜利.大象威震四方. 
　　但是,任何一种新武器出现之后,必将出现另一种对付它的更新武器，这就是矛和盾的发展关系.大象也不例外.公元前270年,希腊的梅加拉人用猪来对付大象,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在猪身上涂以松脂,用火点着后,驱使猪群向象群冲去。大象见到这些嚎叫着的活火炬,吓得四处逃窜,敌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到公元前一世纪,大象终于从战场上消失了. 
　　攻城武器 
　　欧,亚古代人不仅在原野上相厮杀,还在要塞城堡争高低.举世闻名的特洛伊城围攻战打了十年之久,希腊人最后用”木马计”才攻破该城. 
　　公元前八世纪,亚述人已熟练地掌握了攻城战术,并造出了爬城墙或城楼用的活动攻城塔,破城门的羊撞捶和打碉堡的投石器. 
　　最早使用的攻城武器是火.火攻虽是最原始的办法,但后来有了许多改进.如在箭上扎上废麻,点着火后射向敌城;在敌城边点燃许多干柴堆,借风势烧敌城. 
　　公元前398年,希腊战略家德尼斯.戴锡拉库斯的军队在攻莫提埃时已拥有七层楼高的攻城塔. 
　　最大的著名羊头撞锤是公元前305年德米特里奥斯,波利奥特围攻罗得岛时所用的,锤顶有金属保护层,锤梁有铁甲,长达53米,装在轮子上,由一千名士兵运输. 
　　弩炮和投射器 
　　在欧,亚古代攻城武器中,还有弩炮和投射器两种.它们都是利用动物筋绳索的弹性来发射的. 
　　弩炮,原理上就是很大的弓,是通过绞盘使唤粗动物筋绳索拉紧,从而将箭发射出去的.弩炮射出的箭在一百米距离内非常准确,弩炮也能把25公斤重的石弹射至450米远.最早的弩炮出自希腊,后来每个古罗马军团都配有五十门弩炮,炮手在军中享有特殊地位. 
　　投射器是比弩炮威力更大的一种武器,能把78公斤重的石弹准确地投至300米远.它是利用杠杆将筋索拉紧,从而把放在杆顶端的石弹投射出去的.在希腊化时代,即从亚历山大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投射器曾被大量使用,直到西罗马时期还在使用. 
　　到公元三世纪,弩炮和投射 器开始衰落,这是罗马军队全面衰落的预兆. 
　　欧洲中世纪骑兵 
　　大家总还记得,古希腊重武装步兵曾恒赫一时.在欧洲的中世纪,出现了骑兵压倒步兵的形势,但步兵并不马上就让位给骑兵,这从整个中世纪中由步兵取胜的不少战例可以看出. 
　　骑兵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骑兵刚出现时确曾威震四方,但随着古希腊方阵的出现就被降为次要的了.这是由于当时的马还没有马镫和马蹄铁,古希腊重武装步兵方阵成了骑兵不可逾越的盾矛之墙. 
　　后来,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夕,斯基泰人发明了马鞍;公元四世纪时,日耳曼人在马鞍两边安上环状皮带来放脚;到了公元八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灭亡时才有了马镫;到公元九世纪,才在马蹄底钉上铁掌.自从四世纪时出现了两边带有环带的马鞍后,骑兵的情况就完全变了,战斗中也不致摔下马来了.到马鞍,马镫,马蹄铁都完备时,骑兵就成为中世纪时驾驭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中世纪欧洲人用的马鞍,具有前桥和后桥,两边有环带.骑兵打仗时两腿直直地踩在环带上,就象站在那儿似的.据说,诺曼底公爵,绰号”征服者”的威廉,1083年在芒特城前,由于他骑的马踩上一块燃着的木炭而摔倒,马鞍坚硬的前桥将他的肚皮划破而致死. 
　　到公元九世纪时,北欧海盗象旋风一样所向披靡,不断地劫掠北区和西欧海岸.海盗的威胁使唤整个在军事上出现了常备的机动部队,它由经过战争锻炼的骑士组成,能迅速迎击入侵之敌,这就是”职业化”军队的萌芽. 
　　骑士的装甲 
　　那时骑士所穿的战服是齐膝紧身甲.它有袖,是用皮或厚布做成的,上面铆有鱼鳞一样的铁片,约15公斤重.从头部到肩,罩有一种形似风帽的有活动锁环的锁子甲,头上戴有护鼻的圆锥形铁头盔.可这时的马还没有任何的铁甲保护. 
　　骑士的盔甲,不断地在演变.十二世纪时,袖口还有保护两手的连指手套;紧身甲外面再穿上一件上衣或麻布作战服,以防甲衣上的铁片被日晒雨淋而生锈;衣服和盾都饰以醒目的标志,以便识别.到十二世纪末,头盔变成了圆柱形,把骑士整个头部都套进去,只有通风口和缝隙供呼吸和观看用.十三世纪末,齐膝紧身甲被 鳞片甲所取代,鳞片甲不仅造价便宜,并穿脱较方便,它是把小铁片铆在皮衣或布衣里层,所以从外面是看不见小铁片的.十四世纪,一种坚硬的钢甲---大白盔甲取代了鳞片甲,把骑士的躯干,四肢和主要关节通通盖住;头盔让位于带不活动脸甲的轻头盔;马也有了铁甲或钢甲的保护. 
　　全副大白盔甲 
　　约重40公斤,做工精致.用大白盔甲装备起来的骑士团,十五世纪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全欧洲的唯一模式.不论在德国,意大利,还是在法国,西班牙,骑士的装甲看不出任何区别,因为当时都是向同一制造作坊,特别是在米兰购买盔甲的. 
　　剑锤矛弓弩 
　　哈斯丁斯(即英国今日的黑斯廷斯)骑士的进攻武器是宽身铁剑这种剑从十二世纪就有了,剑的护手是笔直的,剑装在剑鞘里后,可以挂在露出于紧身甲下的背带上,也可挂在腰带上.骑士的腰带既是饰物,也是用来保护下腹的. 
　　骑士的剑是当时骑士制度精神原则的化身,被赋予神圣的性质和独立的生命.如法国国王曾明文规定:”骑士如不幸被俘,不能用自己的剑当赎金来赎身.””哪怕失去人身自由,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剑.”这一点,从反映中世纪骑士的小说中也可看出. 
　　那时也有钉头锤,它主要是农民或神甫的一种武器,主要为步兵所用. 
　　还有木柄长矛,矛长2.5~3米,其铁矛头形如鼠尾草的叶子.有时在矛上系一面旌旗或军旗. 
　　诺曼底公爵率兵远征英国时,除了骑兵,还不弓箭手.他们的弓是用紫杉木做的,约有1.5米长.有趣的是,他们在打仗时是朝天放箭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时军队中都有坚硬的盾牌,箭虽厉害,却不能穿透盾牌,于是他们就朝天放箭,让箭从天而降,既可避开盾牌,又可发挥箭的威力,出其不意地射中敌的的肩部,脸部或四肢.在1066年哈斯丁斯战役中,诺曼底人的这种箭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弩在罗马帝国时期曾威震四方,之后便销声匿迹达数百年,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8)时,它才再度出现.这时的弩是由弩架和弓两部分组成,弩架便于用肩抵住进行发射其顶端有镫子,便于开弓时能使唤上劲;开弓时将弓弦置于弩架的旋塞上,发射时通过扳机控制旋塞转动,使唤弓弦弹回并将箭有力地射出去。箭在发射前放于弩架的槽中,因其金属箭头成方形,所以又叫”方镞箭”.弓是由槭木或紫杉木做的,并用角质,牛筋和鲸须合在一起,后来才有用钢做的.弓的威力愈大,开弓就愈费劲,于是人们就借助于撬棍,顶重器,张弩器和曲柄等一些机械来开弓. 
　　弩在射程,威力和准确性方面都超过了弓.方镞箭的初速可达每秒50~70米,在50米距离内能射穿15厘米厚的橡木,任何甲都抵挡不住.但弩和重量约有10公斤,比弓要重;操作起来要比弓困难得多,一分钟内,一个训练有素的弓箭手能射出6支箭,而弩手只能射出1支方镞箭;遇到下雨时,弓弦易取下存好,而弩弦则不易取下,易被雨淋湿而失效. 
　　中世纪的丧钟 
　　十四世纪前期,欧洲出现了火器,它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 
　　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克勒西战役中使用了3门叫做”铁火罐”的火器.从此,凡是攻城都少不了火器. 
　　当时,制造这种火器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粗大的管筒是用一块块铁板绕成的,外面加上圆箍,就象给木桶加箍一样.因此,英文中炮管是用barrel(筒状物)表示. 
　　当时还出现了将好几个管筒并排装在一个带轮子的架子上,这是机枪的祖先. 
　　十四世纪后期,出现了单人火器,它是固定在一个木柄上的,有十来斤重,这是火枪和步枪的前身. 
　　法国人很懂得火器的重要性,查理五世曾用火器保卫其要塞，查理七世建立了一支拥有24门臼炮的部队。英法百年战争，法国依靠了火器的威力，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同时也把中世纪的骑士制度送进了坟墓。

（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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