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您下载的小说来自 www.27txt.com 欢迎常去光顾哦！更多内容等着你。 本站所有资源全部转载自互联网！请支持正版，版权归作者所有！ 正说清朝三百年 作者：林涛 目 录 　　　 本书简介绪论 清帝王史话 清高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 清世祖顺治帝清圣祖康熙帝 清世宗雍正帝清高宗乾隆帝 清仁宗嘉庆帝清宣宗道光帝 清文宗咸丰帝清穆宗同治帝 清德宗光绪帝清宣统帝溥仪 清后妃史话 清朝后妃制度皇后皇妃小传 内监史话 前紧后松的内监制度太监逸事 宗室史话 清朝宗室概况皇室成员的称呼 皇宫与皇家园林 皇宫皇家园林 政治史话 清朝政治大要八旗制度 清初五大弊政皇权的集中 对蒙古、东北、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 北京政变晚清的三次革新 宪政改革　 军事史话 清王朝军事简史清朝军制 官吏史话 清朝职官选举、品衔、俸禄、考核 任用外国人名王名臣列传 百官百态门包与别敬 清朝吏治　 法制史话 清朝法制简史折狱与释纷 清朝文字狱七个“惨”字，终结腰斩酷刑 外交史话 清朝外交简史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英使访华 外交逸事　 经济史话 清朝经济发展简况经济掠影 教育史话 清代教育简史教育花絮 清代科举　 文化史话 清朝文化简史文化撷英 清朝时期的西学东渐　 清朝灭亡 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革命鼓动家 大论战六次武装起义 革命派的暗杀活动中华民国成立 后记　 本书简介 　 　　本书展现帝王将相风采，皇后嫔妃仪容，揭秘宫延朝政变迁，文治武功画卷。让读者一睹历史之真相，澄清戏说之盲点。 　　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在《加强对清史的研究》一文中说：清史的研究“从纵的方面说，应该包括清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起止时间，从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经过康雍乾盛世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衰落，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共268年。如果上朔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历史，则长达三百多年之久。”该文主张“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这样做，“有助于我们从清王朝盛衰兴替的全过程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清代各种制度、政策、机构以及历史事件、思想潮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因此，把三百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是必要的。”本书就是依照这一思想尝试编写的一部简明清朝综合史。 　　本书14个专题，旨在反映清王朝的主要方面及其发展。“帝王”部分不仅仅反映各帝性格、功过，更企图通过叙述各朝大事，勾勒清王朝的兴起与衰亡的轨迹。“后宫”、“皇宫和皇家园林”、“王室”、“政治”、“官吏”、“法制”、“外交”、“军事”、“经济”、“教育”、“科举”、“文化” 这些专题既横向展示清朝主要方面又纵向性地逐阶段地反映这些方面的发展。“灭亡”专题则专门叙述其灭亡过程。 绪论 　 　　大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 　　大清王朝起讫，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是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第二种是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至宣统三年，第三种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至宣统三年。第一种最普遍，历史教科书用第一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用第三种，夏家主张第二种，但也不反对一、三种。为说清清朝来龙去脉，本书采用第三种。 　　大清王朝与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一样实行皇帝制度。清朝从开创到灭亡共有12帝，依次是太祖努尔哈赤（在位10年）、太宗皇太极（在位17年）、世祖顺治帝福临（在位18年）、圣祖康熙帝玄烨（在位61年）、世宗雍正帝胤禛（在位13年）、高宗乾隆帝弘历（在位60年，又当太上皇3年）、仁宗嘉庆帝颙琰（在位25年，前3年是乾隆掌实权，故实为22年）、宣宗道光帝旻宁（在位30年）、文宗咸丰帝奕（在位11年）、穆宗同治帝载淳（在位13年）、德宗光绪帝载湉（在位34年）、宣统帝溥仪（在位3年）。这些名称里，“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禛”、“弘历”、“颙琰”、“旻宁”、“奕”、“载淳”、“载湉”、“溥仪”是名，“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是庙号，死后才有。溥仪死在解放后，没有庙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是年号，皇帝即位后就有。自福临起，皇帝即位后只用一个年号，不改元。这些年号都有美好的意思，见注①。 　　皇帝称呼，面称用“上”、“陛下”、“皇上”、“圣上”，背称“万岁爷”、“皇帝”、“当今皇上”、“天子”，皇帝死后以“上”或“谥+皇(帝)”、“谥+庙”形式相称，如弘历死后称“纯皇”或“纯皇帝”、“纯庙”；或用庙号相称，如福临死后称“世祖”，或用“庙号+谥号”形式相称，旻宁死后称“宣宗成皇帝”。清亡后人们以年号或“年号＋帝”的形式称呼清朝皇帝，例如弘历称“乾隆”或“乾隆帝”。努尔哈赤，清人称“太祖”、“高皇帝”，或连在一起称呼；皇太极，清人称“太宗”或“文皇帝”，或连在一起称呼。清亡后，此二帝人们只称呼其名。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分别自称为“天命皇帝”和“天聪皇帝”，“天命”和“天聪”“本系尊称”，“后相沿为年号”。人们从来不称“天命帝”、“天聪帝”，原因就是这个。 　　清朝皇帝和历史上王朝一样实行世袭。太祖努尔哈赤之后的11帝都是他的子孙。但是袭位方式与历代不大同。历代由皇帝的嫡长子继位，并且要先预立为太子。清朝不守这个规矩，继位的不论是否皇长子，除了载淳外，无一是长子。载淳曾有一弟，出生后未命名就死了，因此无人与他争王位。继位也不一定要先预立为太子。清朝的继位法几经变化。开始实行汗位推选继承制，太宗、世祖和圣祖都是由皇室贵族推选的。圣祖想效法汉族历代做法，开始立嫡长子允礽为皇太子，后来发现他不理想，又把他给废了。后来是皇四子胤禛争到了皇位。鉴于过去几代皇子争位刀光剑影的残酷教训，世宗发明了一种秘密建储（储，储君，太子）法：把挑选出来准备继位的皇子姓名写好，放于匣中，置诸乾清宫正中顺治帝御书“正大光明”匾之后。皇帝死后，取出宣读，新君即位。这种办法用到道光。这段时间秘密建储也有中途改变的。乾隆帝即位后立皇次子永琏为太子，乾隆三年永琏夭亡，乾隆帝改立皇十五子永琰（永琰后改为颙琰）。咸丰传位是临终召王大臣承写珠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至于后来同治帝死后由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光绪帝死后由溥仪继位，是为宣统帝，则是由慈禧太后懿旨确定的醇亲王载沣。 　　显尊是清朝皇帝的一个突出特点。历代汉族皇帝尊显的手段他们全部继承了下来，例如，住富丽堂皇的宫室，禁止官民房屋门户及院墙盖黄绿瓦。自称“朕”，去某地叫“幸”，有时还用“狩”、“巡”。他们统治天下是“御宇”，即位是“御极”。饭食、用品俱冠以“御”，如御膳、御笔、御驾。他们的衣服是“黄袍”，文告是“黄榜”。命令称“制”、“诏”、“上谕”、“圣旨”。有病讳称“不豫”，刚死而未定谥号的皇帝婉称“大行皇帝”。与明代皇帝比，清朝在朝仪方面更显其尊。明代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则有三跪九叩之制。外国使臣觐见也要求三跪九拜。咸丰皇帝以后，列强坚决反对并以条约规定下来才不得已取消。明大臣于御前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都斥为“尔”。满、蒙大吏于折奏，都自称“奴才”。大臣上折子，以“××奴才跪奏”或以“官名＋臣＋姓名＋跪奏”开头。清朝皇帝谥号与庙号也与明朝皇帝不同，反映出清朝皇帝有意识的显尊。明朝皇帝，只太祖和成祖谥号与庙号分开，谥号用字超过10个。例如成祖谥用17字：“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庙号“成祖”。其他皇帝的谥只有简单的一两个字，而且与庙号重合。如仁宗的谥、庙号合用一个“仁”字。清朝皇帝除开宣统，谥号与庙号分开，而且不管生前德行优劣功绩高低，谥号全由20多个字的谀词组成。穆宗同治帝是个不成器没作为的皇帝，其谥也全是溢美之词“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21字。最后一个字是最重要的，因而以此字为简称，于是同治帝简称为毅皇帝。皇帝的谥还经常累加。努尔哈赤初谥“武”，后增字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欣安弘文定业高”，25字；顺治帝原来的谥19个字，后来也增加到25字。 　　清朝从皇太极开始就加强中央集权，到雍正时期中央集权到达顶峰。但是晚清时期由于列强的侵略，清朝屡败，被迫割地赔款，皇权受到严重打击。杨珍先生说：“皇权即皇帝拥有的国家最高统治权，国家主权亦在其中。中国主权不断丢失，亦即清朝皇权的不断被侵夺，清朝统治面临严重威胁。”②同光时期，汉人督抚权力增长，皇权进一步削弱。 　　宁远城东门皇帝是封建王朝政权和神权的象征，是王朝最高统治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来说，清朝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顶峰时期。皇帝掌军国大权，举凡军事、政治、经济、选举、法制、外交等方面的大政方针无不由他决定。皇帝与这个朝代的兴亡，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谓“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并不完全是夸张。上面谈了清朝皇帝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下面转入12帝与清朝的兴亡的关系的正题。 　　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清太祖是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尔后裔。明万历十一年（1583）他因报祖父和父亲之仇以13副遗甲起事，报了父仇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统一了东北女真族。他创立八旗制度，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建都赫图阿拉城。天命三年（1618）攻占沈阳，进入辽河流域，迁都沈阳。实行“计丁授田”制，建立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清太宗继位后，踔厉风发，将父业推向更高阶段。他将满洲贵族部分奴仆编为民户，实行中央集权，控制正黄、镶黄、正蓝三旗，排除三大贝勒，获得独自南面权。他效法汉族中央组织机构，设六部、内三院，建立起完善的中枢机构。他还建立文馆，记注本朝政事。他以武力臣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攻下松山、锦州，东北除宁远四城外全部为清所有，为进军中原做好了准备。 　　世祖顺治帝。顺治帝6岁即位，由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实权掌握在多尔衮手中。辽东总兵吴三桂投降，多尔衮率兵入关，迁都北京。然后派兵镇压各路抗清力量，吸取明朝统治经验，建立起全国性的封建政权。他完成了一系列治国的基础工程，例如仿效明朝制定职官，制定大清律等。他一方面免除明朝的三饷，安定民心，但另一方面则又实施五大弊政，加深了民族矛盾。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以少年天子执政，变多尔衮对西南农民和桂王的抗清力量一味镇压政策为镇压与诱降相结合的政策，终于消灭了西南抗清力量；对东南的郑成功抗清则实行海禁，郑成功被迫迁往台湾，全国得到统一。顺治帝拨乱反正，纠正多尔衮的五大弊政，安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 　　圣祖康熙帝、仁宗雍正帝、高宗乾隆帝。此三帝在位一百多年，乾纲独断。他们志存高远，励精图治，汉文化水平又高，是清廷入关后最有统治才能，功绩最突出的皇帝。他们治国风格不同，康熙宽大，雍正严酷，乾隆宽严并用，但都能适应他们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三帝统治期间，剪除了中央的保守势力——鳌拜，通过设南书房、军机处，建立密折制度等措施，把皇权推向顶峰。三帝重视边疆的经营，实行恩威并施，因地制宜的政策。三藩平定、台湾统一、噶尔丹和罗卜藏丹津叛乱的镇压、回部统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促进了边疆的稳定、王朝的安宁和版图的扩大（相对于明朝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息回部叛乱，天山南北两路皆平，清朝疆域达到其最大范围③，空前统一巩固的多民族的幅员广大的封建帝国形成。三帝重视治理黄河、海塘，奖励开荒，实行地丁合一政策，减轻百姓负担，蠲免钱粮，改革财政，推广作物，使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都兴旺起来，财政状况不断好转，人口也增加很快。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两，乾隆四十二年增至81824044两④。文化事业大兴，文学、哲学、书画艺术和图书业历代很少有可比者。从清除鳌拜的康熙八年到乾隆三十九年是清朝最辉煌的时期，被誉为“康乾盛世”⑤。由于国家渐强，周边十多个国家俯首称臣，从崇德二年到乾隆末年，先后成为清朝的藩属。 　　然而三帝也有一些错误做法。首先他们在思想上实行专制，推崇儒家理学，大兴文字狱，压制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脱离现实，抑制了社会的发展。三帝统治期间尤其是乾隆朝，由于实行束缚自己的闭关自守政策，妨碍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妨碍了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吸收。乾隆帝晚年生活奢侈，官吏管理不严。雍正二年，尽管取消“耗羡”，实行养廉银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薪俸过低的问题，有利于廉政，但始终没能刹住顺治以来就存在的贪污现象，反而到乾隆时愈演愈烈，出了像和珅那样整个封建社会少见的大贪。吏治败坏，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⑥，阶级矛盾加剧。乾隆朝多次征伐，耗费繁巨，导致乾隆末年国库存银骤减；户口激增，农村经济转衰。经制兵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也大大丧失。清朝开始衰颓，乾隆朝农民起义数起：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四十六、四十八年甘肃苏十四和田五领导回族起义，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六十年湖南、贵州、四川苗族起义。 　　仁宗嘉庆帝与宣宗道光帝。此二帝在位一共55年。嘉道两朝，官吏贪污，吏治日益败坏；自然灾害频仍，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教派、会党众多，社会矛盾尖锐，颓势形成，其标志是频繁的农民起义。陈旭麓先生说：“从白莲教起义这一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这四十四年，《东华录》所记起义共九十三次。这些起义标志着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由盛变衰”⑦。 　　嘉庆、道光二帝是守业之君。他们没有乾隆帝那样的奢侈作风，根据记载，道光帝还自己补裤子。他们都勤于政事，没有什么大改革，有也只是小修补。他们依先王政策治国，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国家的领土完整。嘉庆帝镇压了白莲教大起义和天理教起义，抵制外国鸦片，斥退了英国对我广东香山县属鸡颈洋面的侵略。道光帝镇压了张格尔的叛乱，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也抵制外国鸦片。他们依旧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土地兼并状况依然故我。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英法等强国的威胁，以为自己的“天朝”了不起，继续闭关自守。道光二十年，大清帝国终于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破，道光帝成为第一个被迫批准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清帝。清朝的外交政策从此由自主转向妥协投降。中国从此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古代到此结束，近代中国从此时开始。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帝仍没吸取教训，没有任何改革之举。要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实行五口通商，清政府不得不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闭关自守政策再也没法坚守下去了。 　　官员贪污腐化之风从乾隆以来愈演愈烈。仅举一个例子：道光二十三年（1843）户部发生银库案，查出乾隆末年以来被侵吞库银共达九百余万两。官员们醉生梦死，因循怠玩，嘉庆皇帝自叹道：“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⑧。 　　文宗咸丰帝、穆宗同治帝、德宗光绪帝和宣统帝。这是清王朝最后四君。四君在位期间，主要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大事。第一方面是列强频频侵略中国，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1900）。第二方面是王朝内部斗争和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改革以及政策的变化。内部斗争有北京政变（1861）、恭亲王奕䜣与全体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逐出军机处（1884），变革有同光时期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戊戌政变（1898）和新政（19011911）、总理衙门的设立，闭关自守政策被迫取消，自主外交变成屈辱外交，使汉人督抚大大超过满人。第三个方面是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捻军起义（18511888）义和团运动（18991900）和辛亥革命（19111912）接连不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推翻了清王朝。 　　咸丰帝即位之初有振兴举措，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勾结列强，镇压了太平天国。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圆明园被毁，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这个初有振作精神的皇帝到后来颓废起来，贪恋女色，戕害了身体。尔后的三个皇帝是傀儡。光绪帝亲政十年，有振兴大志，支持康有为戊戌变法，但为慈禧太后破坏。同治亲政只一年，没干什么事。宣统在位的三年还是孩子。晚清实权长期为慈禧太后篡夺，最后三四年则落在载沣和隆裕太后手里。 　　为挽救清朝灭亡，慈禧太后支持洋务运动，发动了新政，最后还搞了宪政改革。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建设，新政对中国的多方面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搞得太晚。宪政改革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进步，使中国民主建设开了步，但“皇族内阁”的产生使宪政改革最后破产，立宪派从拥戴朝廷走到了它的对立面，促进了清朝的灭亡。 　　比较而言，清朝十二帝中，乾隆初、中期的乾隆帝和此前的五帝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和雍正，是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之帝。他们有气魄、有能力，善于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制定的政策多数比较适合国情，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发展，使清朝从地方政权发展为全国性的政权，并使王朝发展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但是从顺治帝开始，他们死守自然经济和长期坚持闭关自守，则限制了中国的发展。乾隆朝晚期起皇权逐步腐败。皇帝或纵情挥霍，或株守平庸，或贪恋女色，或只作偶像而已。 　　清朝的兴亡，除与十二帝有关外，应当说还与多尔衮、慈禧太后有关。此外，还与其他因素有关。明朝的腐朽为其兴起开了绿灯，李自成推翻明朝为其入关并建立全国性政权排除了障碍；吏治腐败、闭关自守、封建制度的腐朽则使它衰落，外国侵略和农民起义使它丧尽元气，辛亥革命则直接导致了它的垮台。 　　----------------------------------------------------- 　　注释： 　　①高阳《清朝的皇帝》的解释大意如下：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顺民意，以求大治。康熙，天下已定，与民休息，安居乐业。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乾隆，乾卦象征君王。乾隆者，乾运兴隆。嘉庆，此号为乾隆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君的嘉勉，庆表示祝贺。道光，广大道统。咸丰，当时国势衰颓，财用不足，为求富足，因称咸丰。同治，表示愿与大臣亲贵共同治理国家。光绪，光是光大，绪表示兄终弟及的先后次序。宣统，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祧（tiāo），承继先代。 　　②杨珍《清朝皇帝继承制度》538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 　　③葛剑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又柳诒微《中国文化史》概括了拓广疆土的过程：“清起满洲，抚有东胡及内蒙诸部。入关后，奄有明代两直隶十三布政司之地。康熙二十二年，收台湾。三十六年，平外蒙古。乾隆二十二年，平准部。二十四年，平回部，遂合为新疆省。而青海、蒙古、西藏喇嘛，亦于康、雍间，先后用兵平之，其幅员之辽阔，远非宋、明所及，故清代诸帝恒以此自诩。” 　　④葛剑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⑤根据仲伟民《康乾盛世》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郭康成《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把康乾盛世定在康熙二十三年到嘉庆四年之间。 　　⑥崔述《无闻集》卷一。 　　⑦《近代史思辩录·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⑧《清史稿·仁宗本纪》。 　　⑨《义和团档案史料》。清高祖努尔哈赤冲冠一怒起遗甲，白山黑水立后金。 清高祖努尔哈赤 　 冲冠一怒起遗甲 白山黑水立后金 　　清王朝的创始人是清高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1559-1626），满洲人，爱新觉罗氏。满洲人从周代开始曾有过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名称。满语中，“爱新”义为“金”，“觉罗”义为族，“努尔哈赤”意思是野猪皮。满洲祖先本来是金代（1115-1234）的女真部族。努尔哈赤父亲是塔克世，是明建州左卫（今辽宁新宾）指挥使猛哥帖木耳的后裔。努尔哈赤“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深谋）内蕴，声若洪钟”。他自幼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交朋结友，有武略。他以报父仇为开端，逐步统一女真族各部，建立后金，既而攻明，进入辽东，在东北地区建立与明朝对立的割据政权，后来的清朝由此肇始。 　　女真族在明代中叶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属于奴儿干都司。 　　建州分建州和长白山两部。建州有哲陈、浑河、苏克素护河、董鄂、完颜五部，长白山有珠舍哩、讷殷、鸭绿江三部。哲陈在安东柳和县东，浑河在安东新宾县西北，苏克素护河在柳河县境，董鄂在通化县北佟家江流域，完颜在吉林敦化县西。珠舍哩在安东临江县北，讷殷在安东长白县内，鸭绿江在鸭绿江上游。海西分哈达、叶赫、乌喇、辉发四部。清太祖努尔哈赤朝服像辉发在安东辉南县内，哈达在辉南县西北，叶赫在吉林四平县东北，乌喇在吉林省城。野人分为渥集、库尔喀和瓦尔喀三部。渥集在松花江穆棱市东北，库尔喀在松花江宁安县与黑龙江下游，瓦尔喀在松花江延吉县北与乌苏里江上游。 　　三部分女真生产水平不同：野人女真以渔猎为主，“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其他两部生产水平略高，以农业为主，开始学会冶炼，会制造农业用的斧头、镰刀和军事用的箭镞和甲衣，有了阶级，到了氏族制末期家长奴隶社会阶段。三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戕，强陵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 　　努尔哈赤从报父仇开始，最后转向女真族的统一。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25岁。正月，明总兵李成梁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打古埒城，努尔哈赤父亲和祖父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大怒，质问负责边境的明朝官吏，回答说是误杀。清宫廷画家绘满洲创始女神《佛库伦像》明官只归还了努尔哈赤父亲和祖父的尸体，后来又赐慰谕性敕书书30道，马30匹，允许承袭父、祖指挥使之职，赐“龙虎将军印”，每年赐予银800两，莽缎15匹。但优厚的赏赐没有熄灭努尔哈赤满腔怒火。他要杀尼堪外兰，明官不同意。这时，苏克素护部萨尔浒城主诺米纳、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虎、沾河城主常书前来投奔，努尔哈赤与他们盟誓并把妹妹嫁给噶哈善。有三城主之助，努尔哈赤决定起事。 　　努尔哈赤凭借13副遗甲从攻打苏克素护部图伦城开始，以讨伐正在逃跑的仇人尼堪外兰为名，四处攻城略地。一次次的战斗，努尔哈赤都十分英勇善战。万历十四年（1586）他把尼堪外兰杀了，但仍征伐女真各个部落族不止。在很快征服苏克素护部后，又分别于万历十二年（1584）、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连克董鄂部、浑河部、哲陈部和完颜部，于是将建州五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建州有东珠、人参、紫貂、玄狐、猞猁狲等土产，与明朝于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开展贸易活动，粮食更多兵力更强。此后，又于十九年统一长白山、鸭绿江部。 　　努尔哈赤接连胜利，引起了以叶赫为首的海西四部的恐慌。万历二十一年六月，海西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加上长白的珠舍哩、讷殷二部一共九部三万人马分三路攻打努尔哈赤。族人恐惧，而努尔哈赤酣睡达旦，他告诉士兵，九部之师是乌合之众，可以放手去打。只要败其前军，他们就要后退，乘胜追击，就一定取胜。士兵斗志鼓动了起来。努尔哈赤把兵带到古勒山据险而阵。九部之师攻扎喀、黑济格两城，均不得手。两军迎战古勒山。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努尔哈赤令额亦都带领百人挑战，叶赫贝勒部将布斋策马迎战。布斋马触木跌倒，被额亦都部将吴谈杀死。科尔沁贝勒明安马陷泥淖，换了个骣头就逃跑了。九部之师大败，乌拉部首领布沾泰被俘。兵马俘获不计其数。努尔哈赤乘机灭了讷殷、珠舍里。建州女真全部解决。 　　九部之师大败后，努尔哈赤开始统一海西女真。二十七年（1599）乘哈达饥荒，并与叶赫不和之机，灭了哈达。 　　二十九年前，努尔哈赤对明朝阳奉阴违，曾三次入京进贡。第一次是万历十八年四月，第二次是二十六年十月，第三次是二十九年十二月。 　　三十五年（1607）乌拉部所属东海瓦尔喀部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其弟舒尔哈齐迎接其首领家眷，布沾泰率兵于图门江之乌碣岩企图截获。努尔哈赤大破之，斩首3000，获马5000，甲3000副。乌拉大衰，辉发部被灭。四十一年（1613）灭了乌拉。 　　近年复建的赫图阿拉城汗王殿三十五年九月，努尔哈赤乘辉发部内乱又把该部灭掉。 　　哈达、辉发、乌拉灭掉后，海西就剩下叶赫了。叶赫向明朝求救，明朝派出千人持火器相助。努尔哈赤攻下七城，下19寨而归。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再次率兵攻打叶赫。攻下20余寨，就回师了。明杨镐指挥四路大举进攻努尔哈赤，萨尔浒之战打响，叶赫派兵援明。努尔哈赤败其四路进攻后就灭了叶赫。 　　野人部的统一，也是努尔哈赤武力征服的结果。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派费英东征伐瓦尔喀，万历二十七年，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张格归顺；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出兵收服瓦尔喀裴悠城，城长穆特黑向努尔哈赤求内附。三十五年努尔哈赤令其子巴雅拉及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征伐渥集部，掠2000人。三十七年十月，令扈尔汉攻取渥集部呼野路，三十八年，令额亦都招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4路。三十九年七月令子阿巴泰及费英东、安费扬古攻取渥集部乌尔古宸与木伦2路。万历四十四年至天启七年努尔哈赤还征服或招降了东海一些小部落，如征服萨哈连路，招降诺罗路等。 　　经过30多年时间，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建州五部、海西四部和东海大部分。 　　在统一女真族的同时，努尔哈赤对邻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蒙古、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与明朝保持君臣关系，万历十七年（1589），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二十三年又封他为龙虎将军。每次封赏后，努尔哈赤第二年就入朝谢恩。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噶盖创满洲文字。他们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立了满文。三月开采金银矿，冶铁。 　　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努尔哈赤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他欣赏诸葛亮厉行法制、严惩罪犯的做法，于是“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政治制度方面，他创立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职能的八旗制度。经济上加强与明朝互市贸易。 　　努尔哈赤用了30多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则大部分被统一。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三部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创立了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职能的八旗制度，四十四年，满洲诸贝勒尊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努尔哈赤立国号为“大金”，定都兴京（今辽宁新宾西）。疆域东至辽边，北临蒙古，南濒鸭绿江。 　　努尔哈赤以天命思想来维持他的汗位和奴隶社会的等级制。他宣称，汗是天之子，汗之子是贝勒、大臣，而贝勒和大臣之子又是阿哈（奴隶）。后金建立后，他自称“天命皇帝”，他致朝鲜国王书即钤“后金天命皇帝印”。 　　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定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以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同听国政。 　　由于立汗位的失败，天命七年（1622）三月开始，努尔哈赤决定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叶赫城遗址所谓八和硕贝勒就是八旗旗主。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明朝立刻感到是一大威胁而坐卧不安起来。于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限制。例如利用叶赫部干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停止贸易，挑起边界纠纷等。万历四十六年，羽翼已丰的努尔哈赤便以“七大恨”①为由攻明，捣毁抚顺，攻取清河。明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后金掠去人畜30万。第二年，大惊失色的明廷从福建、浙江、四川、甘肃调集88000人与朝鲜兵13000人，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经略是朝中派出的总制一方的军务重臣），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术进攻兴京，企图一举摧毁努尔哈赤政权。努尔哈赤运用“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首先在萨尔浒（今辽宁新宾西浑河南岸）击破明主力杜松军。然后，北击尚间崖（萨尔浒西北30里）明朝马明军。努尔哈赤又急返兴京，南击刘与朝鲜姜弘立军。明各路军均为所破。杜松战死，马明逃脱，刘战死，姜弘立被俘。从此后金对明朝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态势。 　　萨尔浒战后，明任通晓军事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积极防御，努尔哈赤无机可乘。后来熊廷弼被不懂军事的袁应泰替换。袁应泰守备松懈，为努尔哈赤所乘。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不久，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这时努尔哈赤已有夺取全国政权的企图。他说：“…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 　　努尔哈赤的盔甲后金民众纷纷从贫穷的苏子河流域迁至富裕辽阔的辽沈地区。这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布“计丁授田”令，将海州地方10万日（1日相当6亩）土地和辽东20万日土地赏给满洲和汉民。规定每个男丁分给6日，其中5日种粮，1日种棉。这年的初冬，后金社会又有变化。努尔哈赤大杀痛苦不堪企图逃走的汉民，旋又大杀所谓煽惑汉民逃跑的汉族秀才。后来又给没走的汉民编庄：以13丁、7牛、百日为1庄，其中以80日为13丁的生活田，20日交纳官粮。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还是属于奴隶社会。旗主拥有大量的奴隶和土地。奴隶为他们耕作，养活他们。进入辽沈地区后向封建农奴制过渡。 　　天命11年（1626），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进攻宁远。明守将袁崇焕坚守不退，努尔哈赤身负重伤，只好退回宁远，不久病死，终年68岁。以其美妃乌拉纳卵氏及庶妃阿济根、德因泽殉葬于沈阳城东，称福陵。崇德元年（1636）初谥武皇帝，庙号太祖。康熙元年（1662）改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努尔哈赤死后，八子皇太极继位。 清高祖的智、勇、量 　　福陵图努尔哈赤是智勇量俱全的英雄。这在他开初统一女真时就表现出来了。 　　明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住在佟佳江附近的董鄂部内乱，努尔哈赤那时人还不多。他乘机领了一些人进攻。董鄂部主阿海巴颜以400人在城内迎战。时值大雪。努尔哈赤下令停止进攻，撤退。他本人却率领12人在城下埋伏下来。阿海巴颜以为努尔哈赤已经撤走，便率兵出城。努尔哈赤与伏兵突然跃起，把阿海巴颜打了个措手不及。杀四人，缴获甲衣两副。 　　有一次，王甲部向努尔哈赤求援进攻翁克洛城。努尔哈赤纵火烧了该部的外城。他爬到屋顶上向城中射箭，瓮部士兵鄂尔果也向努尔哈赤射箭，中其头部。努尔哈赤把箭拔出来，反射敌兵，敌一人中箭而死。该部有个叫罗科的士兵射努尔哈赤，箭穿努尔哈赤甲衣，中其颈部。努尔哈赤把箭头拔出，血肉随箭头往下掉。努尔哈赤强忍着疼，慢慢地拄着弓从屋顶下来，饮水数升，骑马回去。 　　伤好了后努尔哈赤把射伤他的两人抓住，非但不杀他们，反而称他们是勇士。两人投降，努尔哈赤授予他们佐领官职。 　　福陵隆恩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部纠集九部之师攻打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到九部之兵到来，时已夜半。努尔哈赤担心晚上行军会惊扰群众，就告诉诸将，天亮后才开拔。发布命令后就躺在床上酣睡。妃子富蔡氏把他叫醒，说：“九部兵打来，为什么反而酣睡呢？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努尔哈赤以天命之说回答：“我如果害怕，哪能睡得着？我如果输给九部之师，上天厌恶我，哪里会不害怕？现在我顺天命，安疆土，他们不喜欢我，纠集九部之师来戕害无罪之人。上天一定不保佑他们。”说完仍如刚才那样安寝。第二天果然大捷。 　　----------------------------------------------------- 　　注释： 　　①七大恨：明朝害死努尔哈赤祖、父；明朝背弃誓言，遣兵越界，护卫叶赫；明朝违背誓言，指责建州杀害出边采人参、挖矿的汉人，逼令建州10人偿命；明朝派兵驱逐居住在柴河、三岔和护安等3处的女真人，让其退出耕地；明朝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吞并的哈达地区；明朝支持叶赫，使原来许嫁努尔哈赤的叶赫老女转嫁蒙古；明帝听取叶赫谗言，派人送信给后金侮辱建州。 清太宗皇太极 　 锐意革新后金世变 四出攻伐虎视中原 　　清太宗时所制的“皇帝之宝”皇太极（159-21643），全名爱新觉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努尔哈赤去世后，大贝勒代善与诸贝勒大臣商定由他嗣位。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皇太极即位。在位的16年中，他锐意革新，加强中央集权，对政府机构实行改革，缓和民族矛盾，扩大武装力量，发展生产，招降纳叛，网罗人才。他大力扩张，以武力征服朝鲜和察哈尔蒙古，多次出兵打击和掠夺明朝，先后攻占大凌河、松山、杏山、锦州，为清兵入关作好充分准备。 　　皇太极能文能武：文能读汉文书，武能冲锋陷阵。年轻时，他就跟父兄一起统一女真，攻打明朝，驰骋沙场，智勇双全。萨尔浒一战，他凭借着智勇一连数胜：进攻吉林崖，明主将杜松惨死；攻打斡珲鄂模，明游击龚念遂殁于阵中；他与代善追击明监军康应乾于富察，明军溃败，朝鲜军元帅姜弘立投降。 　　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第一步是夺取独自南面权。皇太极即位之初是四大贝勒（四贝勒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与三贝勒莽古尔泰）当政，群臣上朝时共同南面而坐。共同南面突出不了皇太极的地位。皇太极处心积虑夺取独自南面权，借用各种机会把其他三贝勒打下去。 　　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以阿敏从滦州、遵化等地败归、心怀异志僭拟国君等16条罪状将他幽禁籍没。第二年，皇太极以持刀“向前”（行刺皇太极）为罪名处置了莽古尔泰。在明白了皇太极杀鸡给猴看的手法后，代善便自个儿要求下台。自此，皇太极就独自南面了。但是皇太极对代善还不放心。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以代善轻视君上，贪财违法的罪名削了代善的贝勒爵号。第二年代善封和硕礼亲王。第三年，皇太极又斥责他越分妄行，轻君蔑法，迫使他闲居。 　　皇太极吉服像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更重要的一步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即皇帝位。 　　努尔哈赤时期是以简陋的八旗制度作为国家机构的。这种机构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天聪二年（1629）四月，皇太极立文馆，记本朝事，成为内阁雏形。四年，学习汉族历代做法，设六部，进一步削弱贝勒权力。自此，皇太极便独立掌握政务了。九年，文馆改为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皇太极改族号“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清”，即皇帝位。清王朝封建政治体制初步形成。 　　努尔哈赤建立了一个后金国，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表明他已不满足于当个后金的汗。皇太极借一个“清”字，一是企图免除汉族人民对历史上的金朝（11151234）的厌恶，二是借五行理论中水灭火象征清能灭明。 　　皇太极即位后重视生产，采取了发展生产措施。 　　皇太极首先采取措施提高汉人地位，缓和民族矛盾，安定汉人，促进汉人的生产积极性。 　　努尔哈赤时期对汉人不是杀掉就是用作满洲贵族奴隶，引起汉人的不满。他们不是逃跑就是反抗或隐匿起来。皇太极认为，治国首先要安民。为稳定汉人，他采取了3大措施： 　　1、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时期，汉人13人编为一庄，按满人官职，分给他们为奴，汉人始终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采取分屯别居政策，树立在今韩国汉江东岸的“大清 　　皇帝功德碑”每庄留汉人8人，其余5人与满人分屯别居，选汉官管理。这样40%的汉人就改变了地位成为自由农户。 　　2、颁布《离主条例》。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规定：奴仆“凡讦告不入八分贝勒私行采猎、隐匿出征所获、擅杀人命，奸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讦告该管之主等项罪行者，均准其离主。” 　　3、任用汉人知识分子。努尔哈赤痛恨汉族知识分子，在俘虏中查出明朝士子就处死。曾有300个汉人知识分子隐匿身份脱逃，但皇太极重视汉族知识分子。他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天聪三年（1629），举行科举考试，录取200人，赏给缎布，免了他们差役。 　　皇太极重视对汉人的团结利用政策，后来才组织了汉军八旗。 　　第二是推行发展农业生产政策。 　　庄妃像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停止妨碍农业生产的建筑工程，禁止屠杀牲畜，禁止满人擅取汉人财物，禁止放鹰糟蹋庄稼，实行“三丁抽一”政策：一家三丁，一人出去打仗，两人留下从事生产，以保证劳力。由于有这些措施，发展了农业生产，后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皇太极还重视风俗习惯的改革。例如满洲有乱伦婚俗：嫁娶不择族类，父死，子可娶后母；兄死，弟娶嫂子等。皇太极下禁令，永远禁止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 　　东海部在努尔哈赤时期还没有完全征服，皇太极即位后继续这个地区的统一事业，数次派兵征伐，天聪八年十二月派兵出征库尔喀就是其中的一次。 　　皇太极的极终目标是夺取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采取先断明朝羽翼，然后打通进入中原通道。 　　后金与朝鲜和蒙古相邻。朝鲜是明朝的属国，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主张投靠明朝。征服朝鲜和察哈尔就可以断明朝羽翼而免除后顾之忧，并给自己增添两翼。皇太极即位后先后于天聪元年（1627）与崇德二年（1637），两次派遣军队出兵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投降，答应进贡。 　　天聪二年、六年、九年，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部三次用兵，击败察哈尔部长林丹汗。林丹汗西逃，病死甘肃。其子额哲率众归附皇太极。皇太极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漠南蒙古归属后金，后金势力扩大到河套地区。天聪末年，金国疆域“东自鸭绿江，西至贺兰，塞外山河，皆隶其版”。为了巩固它对蒙古的统治，皇太极以各种手法拉拢蒙古上层，以次女下嫁林丹汗儿子额哲，让济尔哈朗娶了林丹汗的妻子苏泰，将蒙古的贝勒封为亲王或郡王。他还做出信奉喇嘛教的姿态，以宗教笼络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各部。 　　对于明朝，气盛的皇太极登基后即积极进攻，分别在关外、关内两个战场进行。以三大战役打通宁锦线，完成了对东北的统一：（一）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进攻宁远、锦州，但都被袁崇焕击退。（二）天聪五年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州），破之。（三）崇德六年（1641）与七年，清兵攻破松山、杏山和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投降。昭陵正红门此外，天聪七年，先后降金的明登州参将孔有德、耿仲明引金兵攻陷旅顺。 　　皇太极领兵入关或派兵入关，骚扰明边则先后有五次之多。第一次是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分三路攻明，入遵化，陷滦州、永平等地，至京师。袁崇焕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杀之。第二次是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率军，五月出发，昭陵图七月至宣府（今张家口南），复西进，掠大同，陷宁夏德隆、固原。闰八月破河北万全左卫，始折返。第三次是崇德元年（1636）五月，皇太极命武英郡王阿济格和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自喜峰口入关，在京南一带掳掠，连陷昌平、永清等12城，九月返回。第四次是崇德三年八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统帅左翼军，贝勒岳托、杜度统帅右路分别从青山关和密云墙子岭入，破京畿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县，攻陷城池70余座，崇德四年三月返回。第五次是崇德七年十一月，皇太极令阿巴泰率军伐明，分两队从迁安县与抚宁交界与古北口西段入。攻克天津蓟州、山东兖州、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丰县、沛县等地，崇德八年五月返回。五次对关内入侵，都是势如破竹，疾似飙风。皇太极命令武英郡王：“凡遇人口，即行俘之……凡物，见则取之。”清军蹂躏了明朝广大地区，掳掠了大批人畜和财物。例如第三次俘获人口18万。第四次入关骚扰，杀明将官100多人，俘获人口46万，抢劫白金百万余两。第五次，攻破城池88座，俘获人口37万，抢夺金银财物不可胜计。 　　要扩张，必须扩军。崇德七年（1642）六月与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所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又建立起汉军八旗（3万3千人）与蒙古八旗（2万5千人）。同时，一些明将纷纷投降，也使后金如虎添翼。此外在天聪五年正月，开始造炮，所造红衣大炮在后来的征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皇太极在位16年。崇德八年（1643）去世，终年52岁。葬沈阳昭陵，庙号太宗，累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反间计杀袁崇焕 　　袁崇焕像天聪二年（1629）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入关抢掠。皇太极驰至北京城下。督师蓟辽的明兵部尚书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率总兵官祖大寿、副将何可纲自山海关千里兼程入援京师，败皇太极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皇太极对袁崇焕恨之入骨。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为袁崇焕所败并怀恨而死。皇太极本人曾于天聪元年五月攻打宁远、锦州时也败在他手里。皇太极自然是想把袁崇焕除掉才解心头之恨，才能搬掉他入关的障碍。既然用武力奈何不了袁崇焕，皇太极便用上了阴谋。 　　因为皇太极以前跟袁崇焕讲过和，明廷便有人诬陷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勾结，将为城下之盟。皇太极决定利用袁崇焕与明廷的这个矛盾来除掉袁崇焕。 　　首先他派人散布谣言，说袁崇焕纵敌而保存自己的力量。他将抓来的明朝杨太监关在营帐里，然后秘密地让已经降清的明副将鲍承先在帐外偷偷对杨太监说：“我们要撤兵了，这是皇上的主意。皇上与袁崇焕有密约。要不了几天，他就投降了。”皇太极故意将杨太监放回，杨太监将他听到的所谓袁崇焕要投降的谣言报告崇祯帝朱由检，愚蠢的崇祯帝信以为真，便于十二月下袁崇焕于锦衣卫狱。大学士礼部尚书成基命请崇祯帝慎重再三，但崇祯帝不听。翌年八月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这样，皇太极用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他在战场上战胜不了的劲敌，搬掉了入关障碍。 《三国演义》育将才 　　皇太极十分重视学习汉族文化。明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含有深厚的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指挥打仗很有借鉴作用。他命令翻译这部书为满文，抚育了一代又一代清朝将领。 　　大学士达海（1595－1632）是满洲正蓝旗人，满文、汉文兼通，有满洲圣人之称。他受命翻译了《孟子》、《通鉴》、《六韬》。皇太极令他翻译《三国演义》。达海接受了任务，但没译完就死了。大学士范文程等受命继续翻译。直到顺治七年（1650）才译完，并颁发全军。译者接受了鞍马、银币的奖赏。 　　清初，满洲那些不识汉字的武将很多都得益于此书。嘉庆时额勒登保以侍卫跟随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征战，每次都能破敌。海兰察说：“你是可造就的人才，但须懂点儿兵法。”他把满译《三国演义》交给他读。最后额勒登保成为川楚陕三省经略，指挥平定了三省白莲教起义，封三等公。 五将降清 　　皇太极即位后积极从事扩张政策。为了扩大武装力量，他除了把八旗变为24旗外，还采取种种措施招降纳叛，从明朝网罗将领。从天聪七年（1633）到崇德七年（1642）这10年间，明朝有五位重要将领投降了皇太极，使清朝的力量大大增强。这五将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和祖大寿。五将尤其是前四将归清，极大地壮大了清朝的力量。 　　孔有德（1602－1652），辽东人。努尔哈赤攻克辽东，孔有德与耿仲明（1604－1649）奔皮岛（辽宁南大海中）明总兵毛文龙麾下。由于毛文龙屡为清所败又骄纵不受节制，为袁崇焕所杀。孔、耿二人走投登州巡抚孙元化，担任参将。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率兵围大凌河城，孙元化派遣孔有德率骑兵800赴援。孔有德到吴桥，下大雪，没有吃的，士兵便掠夺百姓财物。在部将李九成儿子李应元的唆使下，孔有德叛变，耿仲明为内应，攻下登州。孙元化自杀未遂，孔有德让他乘船离开，自号大元帅，耿仲明自称总兵官。明遣朱大典围攻，天聪七年三月，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投降皇太极。孔有德一投降，皇太极就按原来他的自封号封他为都元帅，隶汉军正红旗。崇德元年封恭顺王。入关后随多尔衮进攻李自成起义军，又下江南镇压南明政权。顺治三年封定南王。九年为李定国围于桂林，自杀。耿仲明投降后，皇太极就按原来他的自封号封他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怀顺王。入关后，跟随孔有德进攻李自成，下江南镇压南明政权。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领兵入广东。以匿逃人罪自杀于吉安。 　　尚可喜，辽东人。崇祯时，为明东江总兵官（驻皮岛）黄龙部下。孔有德登州叛变后，黄龙提升他为广鹿岛副将。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引后金兵攻旅顺，黄龙兵败自杀。明以沈世奎代黄龙为总兵，部校王廷瑞、袁安帮构陷尚可喜，可喜还据广鹿岛。天聪八年投降皇太极。皇太极封他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智顺王，隶汉军镶蓝旗。顺治元年随阿济格西追李自成，三年又随孔有德南下。六年改封平南王，驻广东。康熙十二年，乞归海城。三藩起事，他仍然忠于朝廷，封平南亲王。十五年因子尚之信叛，忧而死。 　　洪承畴（1593－1665），福建南安人。明万历进士，历任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崇德四年（1639）督师蓟辽，次年在松山为清兵所俘。皇太极派范文程劝降他，发现他爱惜衣服，梁上掉下一点灰尘，撒在他的衣服上，他拍了又拍。从此可见他更爱惜生命。听了这个报告，皇太极便亲自去看洪承畴。将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睁大眼睛感激地看着皇太极，叹息说：“真命世之主也！”（命世的意思是著名于当世）便归顺了清朝。①后来洪承畴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二年到南京总督军务，经略湖广、广西、贵州。顺治亲政后，他积极贯彻顺治的怀柔政策，成绩显著。由于他的诱降，永历政权中很多官员投降了清朝，对于瓦解西南抗清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祖大寿（？－1656），辽东人。天聪二年（1628）守宁远，擢前锋总兵官，驻守锦州。三年，皇太极率大军打到明都，袁崇焕与祖大寿千里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制造谣言，崇祯误信，袁崇焕系狱。祖大寿惊惧出关。五年，祖大寿率军为大凌河（今辽宁锦县东）筑城。尚未竣工，皇太极率兵围城。城中缺食，祖大寿表示投降，说妻子在锦州，他愿回锦州作内应。但到锦州后，他就拒绝投降了。崇德三年（1638）十一月，皇太极领兵第4次伐明，当时祖大寿方屯中后所（在山海关和兴城之间）到中后所城。祖大寿出兵击退多铎。第二天，祖大寿被多铎与济尔哈郎围困。皇太极致书祖大寿，求相见，祖大寿闭城不出。崇德五年至七年，明清松锦大战，明军大败，七年二月，祖大寿据守的锦州被皇太极团团围困，城中无食，祖大寿投降。投降后仍授总兵官，隶汉军正黄旗，不受重用。顺治十三年去世。 　　----------------------------------------------------- 　　注释： 　　①见《清史稿·洪承畴传》。洪承畴降清有其他说法。《清朝野史大观·多尔衮》：“洪承畴之降于清也，以世祖之母博尔济吉特氏劝降之功居多。”今人所著一些史书，把洪承畴降清归因于博尔济吉特氏向他所献的妩媚和人参汤，或归因于博尔济吉特氏所献的妩媚与皇太极赐予洪承畴的貂皮大衣。清世祖顺治帝少年履帝祚卓越显治才顺治帝，全名爱新觉罗·福临，生于天聪三年（1638），是皇太极九子，母亲是孝庄皇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暴亡，王室讨论由谁嗣位问题。在激烈争论之后，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由福临继位。这个提议最后通过并议定，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福临六岁嗣位，14岁亲政，故称少年天子。清“世祖章皇帝之宝”（宝文）他辞世时24岁，在位10年。10年中，表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平定了抗清力量，统一了全国。他一开始就重视吏治，卓有识见。他革除多尔衮时期实行的一些弊政，奖励垦荒，国家局势逐步稳定。 　　福临最初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即位沈阳。第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九月福临到北京。十月初一定鼎（建立王朝叫定鼎）燕京，号大清，福临即皇帝位，纪元顺治。顺治帝于是成为清廷入关后第一任皇帝。 清世祖顺治帝 　 少年履帝初祚 卓越显治才 　　顺治四年，济尔哈朗被罢辅政，从此到多尔衮死的七年十二月初，朝政由多尔衮一人独揽。多尔衮建立了全国性的新的国家政权，采用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政府机构中存在贪污现象。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出现了财政危机，八年国库存银仅20余万两。多尔衮的五大弊政加重了民族矛盾。农民起义军、地主阶级和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虽然遭受了沉重打击，李自成和张献忠牺牲，只剩下残部，南明弘光政权被消灭，但是抗清斗争仍如火如荼。西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与桂王相结合；东南，郑成功坚决不投降，在福建坚持抗清：多尔衮留下的政局还存在很多危险，前途堪忧。 　　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死于喀喇城，顺治帝亲政。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控告多尔衮“谋篡大位”、顺治皇帝像“独擅威权”，顺治帝暴其罪，削其爵，籍其家，财产入公。 　　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顺治帝亲政御殿受贺。他表示；国家政务至繁，不是他一个人所能独理，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都须殚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 　　为了改善吏治，顺治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强调官吏的选择。八年（1651）闰二月初七，他指出，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近来有的贪污成习，举荐冒滥。他谕令督抚严加甄别属官，把有德有才兼通文史的官员保举上来，那些不识文义，任役作奸，不能管理百姓的要参劾。十年四月，他亲试词臣（文学侍从之臣，如翰林）62员。试题是《君子怀德谕》、《请立常平仓》。根据考试结果，21人从优外转——由京官转作外省同级官，41人保留原衔。十一年二月，甄别直省督抚，给予江南总督马国柱、顺治登极诏书（局部）直隶总督马光辉升级加衔，而浙江巡抚萧起元等降级，湖广总督迟日益革职。第二是打击贪污纳贿。他要求揭露、弹劾大贪大恶。十二月，江南巡按秦世桢弹劾江宁巡抚土国保包庇贪污，朝廷下令严审，土国保听到消息便自杀了。十一年三月，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揽权纳贿被处死。十二月初九，广西巡抚王一品因行贿被处以绞刑。十二年十一月初五，顺天巡按顾仁因纳贿被处斩。为了杜绝贪污，他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矩。十四年顺天同考李振邺、张我朴与十五年江南考官方猷、钱开宗均因纳贿弃市。第三是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十年正月与十六年正月先后以大计考核全国地方官员。根据官员的不同表现对他们作出留任或降职等不同处理。十年这次考核，969名地方官受到革、降、调的处理。除考核外官外，他又于九年五月确定以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十年四月初五，京察付诸实施。吏部侍郎、学士、詹事等官由顺治帝亲行考核，六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衙门均参加考核。 　　当然，对顺治帝来说，镇压抗清斗争是他头等重要的事情。顺治帝强调实行多尔衮“剿抚并用”的方针，并采孝庄文皇后像取先西南后东南的顺序。九年顺治令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偕贝勒屯齐进攻楚、粤，十年令洪承畴经略湖广、广西、云南、贵州，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十年十二月顺治帝令陈泰为定南靖寇大将军，统帅大军驻镇湖南，对付孙可望。十一年十二月，他命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剿郑成功。十七年七月又令宗室罗托为安南大将军，率军征剿郑成功。要求“倘贼未清，即取厦门，不准论功。”“剿抚并用”的方针很有成效。东南方面，顺治帝以“海澄公”的封爵引诱郑成功投降，受到郑成功的拒绝，但其部将施琅、黄梧和其他80多名官员投降，黄梧还献海禁之策，断绝沿海居民对郑成功的接济，给郑成功抗清造成很大困难；西南方面的抗清形势，因孙可望投降而大受其害。九年李定国创造的两败名王（定远大将军尼堪与定南王孔有德）的大好形势被败坏，西南抗清形势急转急下。十五年正月顺治帝令三路大军入滇，桂王出奔腾越，接着逃往缅甸。十八年吴三桂进入缅甸，桂王被俘，处死昆明。东南方面的郑成功，北伐失败，退回厦门，并进兵收复台湾。顺治帝逝世前基本上统一了大陆中国。 　　顺治亲政前，多尔衮实行五大弊政，加深了民族矛盾。顺治帝亲政后对五大弊政进行了限制，缓和了民族矛盾。西方传教士绘《汤若望与顺治帝》八年，他下令停止圈占涿、良乡等13州土地，十四年放宽隐匿逃人律。 　　顺治帝加强皇权。过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握有镶黄、正黄两旗，多尔衮死后，顺治帝把属于他的正白旗夺了过来，于是独有三旗，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顺治帝吸取历代尤其是明朝宦官当政对于皇权严重干扰的沉重教训，把太监人限制在千余人，比明宫太监的十万（又一说数万）减少了许多许多。此外他还于顺治十年（1653）严申，不允许内监干政，规定内监官衔不能高过四品。顺治十二年，他让人在宫中竖立不许内监干政的铁牌，十五年下令惩治了贿结内监吴良辅的陈之遴等人。然而，顺治受了内监吴良辅的骗，搞十三衙门。康熙即位后才处死吴良辅，把十三衙门撤销。 　　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顺治帝重视农业生产，亲政后在生产方面主要抓了垦荒。清初由于战乱，土地荒芜，百姓流亡现象严重。顺治帝听从范文程的建议，鼓励垦荒。规定：一、垦出的土地给予印信执照，即是谁开荒，谁受益。二、种植荒地可以免税三年。三、以官职作为垦荒的动力。顺治十三年规定：“凡贡生监生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六十顷以上者，奉送吏兵二部，试其文艺通否，予以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州同、州判、县丞及举贡监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员职衔，俟开垦起科，实授本处知县。”十四年又下达《督垦荒地劝惩条例》，把地方官的官秩与垦荒面积联系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土地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增长。 　　顺治皇帝绘《墨笔山水》由于清初战乱，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征粮无据，弊端百出。为了规范赋税，顺治帝于十四年命右侍郎王宏祚编成《赋役全书》。此书的颁布是赋税征集规范化，并使全国赋税降到明万历年的水准。 　　顺治帝为清除多尔衮的弊政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很不够。譬如防止奴仆逃走的逃人法，在顺治亲政后没有废除，只作了一些修订，而对窝主处罚越来越严。顺治三年规定隐匿逃人的正法，六年改为免死或流徙，九年改为其人与家产给予逃人之主，十年再回到正法的老规矩。 　　顺治为人刚愎自用，言行不一。十年正月，顺治帝谕内三院说：“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即有未合，不妨再三开陈，庶得省改，力行正直，希臻治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赣者亦不谴责。”两年后的十二年正月给事中李裀就逃人立法过重一事，向顺治帝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顺治让大臣讨论，结果李裀被流徙到今辽宁开原附近的尚阳堡。 　　十七年宠妃董鄂死了，顺治帝痛心不已。他为情感左右，几乎走到不顾一切的地步。清孝陵他令13名太监和女官殉葬，令词臣撰写祭文外还自撰《孝献皇后行状》。他还想到北京天台寺出家为僧。经多方劝阻才作罢。 　　顺治帝信佛，取法名“行痴”，尊高僧通琇，道忞为师，自称弟子，号痴道人。国事繁忙不顾，却去忙佛事！ 　　顺治帝善画。他用手指画水中水牛，神态生动。曾将一幅水牛图和一幅风竹画送给宋荦（1634－1713）。他还会画山水。康熙帝于康熙六年上元夜在礼部尚书王宠简青箱堂看见过顺治画的林峦间水石明晦之状，认为颇得宋元人绘画诀窍。 　　顺治帝死于十八年二月五日，终年24岁。葬河北遵化孝陵，庙号世祖，累谥：“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清圣祖康熙帝 　 雄才开盛世 伟绩铸丰碑 　　皇太子宝康熙（1654－1722），全名爱新觉罗·玄烨，顺治帝三子。顺治帝死前通过与满洲亲贵和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商议后决定让玄烨继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病死养心殿，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康熙在位61年，他为统一国家，开拓清代疆域，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开创康乾盛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帝王之一，可与俄国彼得大帝媲美。 　　康熙长得怎么样？我们当然可以看他的画像。除此以外，法国白晋所著《康熙帝传》（马绪祥译）也提供了信息。白晋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的中国，在北京供职时时常见到康熙。他说： 　　康熙今年44岁，执政已经36年。他一身丝毫也没有与他占据王位不称之处。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 　　康熙像传中还说到他的精神品格： 　　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他身体的特性。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 　　康熙帝即位时年仅8岁，以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六年康熙帝14岁，因为索尼建议而亲政。这年，索尼不幸病故。 　　康熙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鳌拜（？－1669）专权，为非作歹，不把康熙帝放在眼中。如不除掉，鳌拜就会成为清朝的庆父，康熙帝自己也就成了傀儡，雄才难展。康熙八年，康熙帝16岁，智擒鳌拜，数其大罪30，禁锢起来，死于狱中。除掉鳌拜，清朝开始走上坡路，康乾盛世由此开端。 　　紫禁城月华门南，有间康熙读书室，称南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他选词臣入值。除做文学侍从外，还让他们参与机务，成为发布政令的地方。这样一来，皇权进一步集中了。乾纲独断以后，康熙帝运用手中权力做了一系列大事，取得了彪炳千秋的伟业。 　　首先是平定叛乱、统一台湾，解决边疆问题。 　　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三藩指分封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分封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分封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康熙帝佩刀像康熙帝觉得他们割据一方，对清朝构成威胁，决定撤藩。吴三桂首先造反，兵出湖南。在他影响和要挟下，耿精忠和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台湾郑经、广西将军孙延龄、陕甘总兵王辅臣等10余省的汉将与蒙古察哈尔部纷纷起来响应。康熙帝采取重点打击吴三桂而招抚其他两藩的策略，大胆起用绿营兵。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西南、东南边疆得到安定，中央集权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政治局面开始安定下来，又为生产的进步提供了前提。 　　三藩平定后，康熙帝开始统一台湾大业。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赶走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光复了台湾。郑成功去世以后，由其子郑经接替治理。郑经死后又由其子郑克塽执政。台湾长期处于割据状态，有被外国殖民主义者分离出去的危险。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战船一举攻克台湾，郑克塽投降。台湾设府，正式归属中原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的同时，康熙帝于二十一年派彭春赶走了侵占东北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俄国侵略军，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收回了部分被俄国侵占的领土，康熙出巡图安定了东北部边疆。 　　东北部边疆问题解决后，康熙帝又成功地解决了西北边疆问题。明末，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即内蒙古，皇太极时期已经归附清朝）、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分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俄国支持下兴兵侵入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王公向清政府求助。康熙帝先后于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与三十六年三次御驾亲征，镇压叛乱。最后，噶尔丹兵败自杀，蒙古恢复平静。康熙帝进一步采取联姻、封爵等措施加强与喀尔喀蒙古上层关系，实行盟旗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 　　五十五年（1705），继噶尔丹为准噶尔汗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大策凌敦多布率兵进攻西藏。康熙帝派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率兵分三路援藏，击败大策凌敦多布。 　　第二是大力发展经济。康熙帝亲政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解决三藩与台湾问题之后。他重视发展生产措施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停止圈地。清初因圈地弊政强占了农民大量土地。顺治四年和十年先后两次诏停圈地，但康熙即位后圈地情况仍然存在。康熙八年六月，康熙谕令户部：“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禁止，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二十四年又下令：直隶州县圈地停止。圈地最后终止。二是奖励垦荒。顺治时就提倡垦荒并取得成果。康熙帝继续提倡，他把官员的提升与能否招人垦荒联系起来并将顺治时所定的免税时间由三年延长至六年乃至十年。官员和百姓垦荒积极性调动起来，耕地面积逐年扩大，由顺治十八年的540余万顷增加到康熙二十四年的600余万顷。三是蠲免钱粮。蠲免钱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免征荒地田赋，一种是免征灾民赋税。前者有利于鼓励垦荒，后者有利于稳定社会。康熙执政的61年中，蠲免钱粮数额巨大：“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四是治河。清初黄河水患严重，砀山（江苏西北）以下和洪泽湖的高家堰均决口数十处，苏北的山阳和高邮七州县大部分被淹，危害生产和人民生活。漕运自清口至张庄，由于黄河风高浪急，行船常出意外。康熙帝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专门负责治河。他本人六次南巡时也都亲临指导。治理好了黄河，山阳和高邮七州县免除了水灾。自骆马湖至清河仲家庄凿了一条中河，漕运不走黄河而走中河，保证了安全。除黄河外，永定河也得到治理。此外他还注意开海禁与鼓励内地经商。顺治年间，为了对付郑氏集团，实行海禁，影响了对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允许海洋贸易，还减少关税。这一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在开海禁的同时，康熙帝还鼓励内地经商，免除了平定三藩时实行的盐科、房田税、牙行杂税。 　　第三是发展文化事业。康熙深谙治国之术：统治一个幅员广大，汉族人居多的国家，仅靠武力不行，还要实行文治，笼络汉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在位期间，他令词臣完成了《全唐诗》的结集和刊印，编出了《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并开始《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撰。此外，还续修《明史》。以上的图书编撰为清朝博大、鼎盛的文化事业作了积极贡献，也增强了清朝对全国的凝聚力。 　　康熙帝在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大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专政。著名的有《明史》案、《南山集》案。因为他开了个坏头，雍正和乾隆二帝都跟着干了，杀害了很多抗清人士，毁了不少图书。 　　康熙行“宽仁”之术，例如他多次蠲免钱粮，处理文字狱，有时比刑部所拟的处罚宽，见本书《文字狱·〈南山集〉案》。清初除征地丁粮外，对火耗不加禁止。有人认为放纵征收火耗容易助长官员的贪欲，应当取消，但康熙帝认为官员薪俸薄，容忍了这种做法。他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结果助长了腐败，导致康熙末年亏空巨大。 　　明朝开始就有御门听政的制度。皇帝在乾清门接受臣僚题奏（题本与奏本。报告公务用题本，奏事进言用奏本），处理日常政务。康熙帝几乎每天坚持御门听政。其勤政，可见一斑。 　　康熙帝在他青壮年时期确是很有作为，为清王朝的巩固和国家的繁荣宵衣旰食，功勋卓著，不愧为封建时代的伟大帝王。但到晚年，由于众多的皇子争夺帝位，把他搞得心力交瘁。内政外交渐废，吏治逐渐败坏。由于官吏侵吞贪污，国库存银骤减。康熙五十八年（1719）国库储备47368645两，康熙帝死的那年（1722），国库仅有银八百万两。 　　康熙帝在位61年，终年69岁，葬河北景陵（遵化县昌瑞山），庙号圣祖，谥“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多才多艺的康熙帝 　　避暑山庄图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的为数不多的伟大封建政治家，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我们在这里就康熙的才能补充一些例子： 　　康熙的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康熙六巡江南题词很多，如为济南趵突泉题“激湍”、“源清流洁”，为珍珠泉题“清漪”、“润物”，为镇江金山龙禅寺题“江天一览”，为济南省城书院题“学宗洙泗”，为钱塘江龙王庙题“恬波利济”，为陆秀夫祠堂题“忠节不磨”，为米芾海狱庵康熙老年像 题“宝晋遗踪”。题词充分表明康熙高深的汉文水平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题词的书法也很好。 　　康熙善算学。宣城梅成、泰州陈厚耀入值南书房，康熙教过他们算学。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的野善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康熙有丰富的水利知识。他六巡江南视察河工，对每项水利工程都能作出具体指示。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康熙帝智擒鳌拜 　　鳌拜（？－1669），满洲镶黄旗人，曾经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和朝鲜皮岛，赐号“巴图鲁”。“巴图鲁”是满语，意思是勇士、勇敢。参加过松锦之战，崇德八年升为三等昂邦章京。他拥护福临即位，曾到湖广、四川和贵州镇压抗清斗争。顺治亲政后，授议政大臣，晋升二等公。顺治遗诏，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为康熙辅政。鳌拜以为康熙年幼，不懂事，而肆无忌惮，培植私人势力，挑起镶黄与正白两旗换地纠纷，企图掀起新的圈地恶浪，户部尚书苏海纳、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反对。鳌拜怀恨在心，矫旨把三人杀了。因苏克萨哈也在换地事上反对他，鳌拜罗织24条大罪也于康熙六年杀了苏克萨哈。有鉴于此，康熙帝决定除掉他。但鳌拜是辅佐大臣且有勇力，处置他没有处置一般人那么容易，康熙帝决定智擒。 　　他首先进行火力侦察。有一次，鳌拜称病不上朝，而要康熙帝去看他。当康熙帝与侍卫进入他的卧室时，见他脸色骤变。侍卫疾步上前，掀开鳌拜床上席子，露出一把利刃，鳌拜面如土色。康熙帝为缓和气氛，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老风俗嘛，不足为怪。”说完就回去了。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15岁。这年四月，康熙帝以下围棋为名召大学士索额图商量对付鳌拜的办法。过了几天，鳌拜独自一人入宫，康熙帝令布库侍卫，把他拿下。康亲王数鳌拜30大罪，康熙帝亲自审问，俱合实情。大臣要求将鳌拜交大理寺定罪，康熙帝说，鳌拜是顾命大臣，在先朝效了大力。特免其一死，从宽处理，仅革去他的官职，没收他的家产，禁锢起来。后来鳌拜在狱中病死。 康熙宫中费用 　　康熙宫中费用比明代少得多。 　　康熙二十八年（1689），大臣对当时宫中花费与明代宫中花费做了一个比较： 　　明代宫中，每年用金花银（金花银指赋征米谷折价上交的银两，上供御用）969400多两，现在已充军饷。明代光禄寺（管皇室祭品与膳食的机关）每年送24万两银子给皇宫，康熙便服像现在只送3万余两。明朝每年送给皇宫的炭是1208万斤，现在只用100万斤。明代给皇宫送的木柴2686万多斤，现在只送6000080000斤。明代各宫用的床帐、舆轮、花毯之物，每年花费28200多两，现在这些东西不用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说：“明朝宫内用费高，大兴土木，他们一天的用费够我们用一年。明代宫中脂粉钱达40万两，供应钱几百万两，到世祖登基时已全部废除。明代末年宫女达9000人，内监十万，有的连饭都吃不上。现在宫中才四五百人罢了。”他对户部官员说：“国家钱粮理应节省，否则不够用。” 笼络汉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时代，读书的人很少，但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说会道，在群众中很有影响。统治阶级管理全国，必须依靠他们。清朝是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的贵族建立起来的。满族知识分子很少，统治者要想管理好泱泱大中国，不依靠广大的汉人知识分子绝对不行。然而，清廷入关后，虽然随着其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抗清斗争逐步被镇压下去，汉族知识分子纷纷向清朝靠拢。然而仍有相当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持反抗或不合作态度。长此以往，清朝将很难长期保持其统治。顺治朝已经对汉人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康熙帝加大了力度，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的手段主要是抓住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理，通过多种手法，冲淡汉人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仇恨心理，使汉人知识分子增强对清朝的好感。具体来说有如下六个方面： 　　1、祭祀历代帝王。明洪武六年，礼臣请专祀历代帝王中的16位创业之主。顺治二年增祀辽太祖、金太宗、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22位。康熙六十一年，康熙下令，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全部入祀。崇祯帝虽是亡国之君，但没有过失，也应入祀。入祀国君激增到143位。 　　2、康熙十六年至四十六年康熙六次南巡。六巡期间给大禹、季札（春秋时吴国人）、董仲舒、焦先（三国时魏人）、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胡安国（北宋人）、米芾、宗泽、陆秀夫等历代很有影响的汉族贤人题词写匾，颂扬他们。此外他还祭奠大禹陵、明孝陵，祭祀孔庙，唤起汉人知识分子对清朝的好感。 　　3、利用教育机构和科举对学生和举子灌输程朱理学。令国子监讲程朱理学并刊行宣扬理学的《理性大全》，童试规定要默写充满封建思想的《圣谕广训》，以理学控制汉人知识分子思想。 　　4、以选官为诱饵。科举考试是选官途径。康熙帝除按惯例举行科举考试外，还在康熙十八年（1679）例外举行由外官推荐举子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举子多数是隐没于山林的明代遗民，其中一些讲民族气节的汉人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魏禧等坚决不参加。傅山不去，被抬到京郊还是不愿进城考试。只143名应试。试题一赋一诗，取中50人为翰林官，其中有名的有朱彝尊、汪琬、汤斌、毛奇龄等。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康熙帝南巡杭州，又例外召试士子。中选者赐白金，赴京录用。 　　5、修《明史》。修《明史》始于顺治朝，其目的是安慰明朝遗民。该书雍正续修，乾隆朝完成。修《明史》过程也是吸纳汉人知识分子的过程。例如万斯同，初不参加科举，不参与《明史》修撰。但康熙十八年（1679）应徐元文聘请，还是参加了，只是不署衔，不支俸。 　　6、宴请。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于畅春园举行千叟宴，邀请年逾65岁的老人参加，不论满汉，即兴赋诗，给人以满汉融洽和乐的印象。 清世宗雍正帝 　 师先帝再接再厉 屡革新雷厉风行 　　雍正“为君难”玺世宗雍正帝（16781735），全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四子。《清史稿·世宗本纪》上说他“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为人严酷，作风雷厉风行。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死，二十日胤禛奉康熙帝遗诏即皇帝位，这是《清史稿·世宗本纪》的说法，但很多学者认为他的皇位是夺来的。当时他45岁，思想成熟，对朝廷内政外交好坏方面的情况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哪些需继承，哪些需变革也胸有成竹。在位13年间，他继续执行先王正确政策，发扬光大；以往积弊则坚决革除，支持创新。经过13年的励精图治，使清朝各方面在康熙时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康乾盛世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继续执行先王统一国家政策，打击分裂活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对统一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起了巨大作用。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20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雍正五年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边境，稳定了中俄边界局势，促进了中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 　　雍正像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继续执行发展文化的方针。康熙帝重视发展文化事业，雍正仍重其事。在他执政期间，完成了始于康熙年间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此外续修《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成书。续修的还有《大清会典》。 　　继续改善吏治。顺治、康熙都重视吏治。雍正帝仍然重视。他说：“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为改善吏治，他对官员实行“吐故纳新”。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胤禛还是皇子时，曾嘱托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替自己办些私事，被拒绝。胤禛即位后非但没有打击他，还赞扬说：“你担任郎官，拒绝皇子的要求，执法严格，我很高兴。”后来鄂尔泰青云直上。再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姑息养奸”、“贪庸不肖”，因循贪婪的官员，雍正帝则坚决排斥。雍正初年，山西、湖南、浙江等省就革掉许多这样的官员。在湖南，州县官65人在一年之内就革除了30多人，个别省革除十分之九。清除败类对纯洁官吏队伍自然有很大作用。下面提到雍正帝制定的耗羡归公政策也有助于官吏的廉洁。 　　继续加强皇权，并使之发展到巅峰。加强皇权，实施中央集权始于皇太极，康熙帝加快了步伐。雍正帝继续加强皇权，从三方面入手： 　　雍正皇帝洋装像第一、强化密折制度，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 　　第二、打击朋党、政敌。雍正有兄弟多人，雍正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作劲敌，对他们予以坚决打击。雍正二年七月印制他的《朋党论》，发给诸王和要员。文中强调臣子要与君王同好恶，指出朋党的危害。做罢舆论后就立即处置他们：康熙的皇十四子允先是降爵为郡王，拘禁汤山，后来派去守陵，再后来降爵为贝子，受圈禁。康熙的皇九子允禟发往西宁，由年羹尧监视并名其为“赛思黑（猪）”，皇八子允禩被圈禁，改名为“阿其那（狗）”。雍正皇帝道装像康熙皇十二子允被革职，康熙的皇三子允祉也被革爵禁锢。 　　排除兄弟方面的威胁后，雍正帝又对倚功自傲或倚亲自矜，结党营私，企图争夺九鼎的年羹尧、隆科多开刀。年羹尧历任川、陕巡抚、总督，有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功劳。骄纵揽权，用人自专，企图夺权。雍正三年（1725），雍正调他任杭州将军，十二月他以92大罪令其自尽。隆科多是皇亲贵戚：其姑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其姊是雍正嫡母孝懿皇后。康熙在世时用为一等侍卫，临终时被任为惟一的传诏大臣。雍正登基后，隆科多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他恃亲自矜，招权纳贿，笼络党羽。雍正五年以41大罪将他圈禁，六年死于禁所。 　　第三、设军机处。雍正七年，雍正帝借用兵西北便于发令为名设立军机处，成为处理军国要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仰承皇帝意旨办事，使皇权达到极点。 　　继续大兴文字狱，打击汉族知识分子。雍正继续康熙以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政策，所兴大狱有查嗣庭狱和曾静狱（详见《法制·文字狱》）等。 　　雍正帝一方面照旧执行先王老方针，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是搞改革，清除积弊。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雍正帝推行最大的改革是财政改革。财政改革分三方面：赋税改革、耗羡归公制和清查钱粮。 　　雍正元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这一改革推广到了全国。 　　《雍正行乐图》之“农夫”清查钱粮起因是康熙末年财政严重亏空。康熙四十八年户部存银五千多万两，六十一年仅八百多万两，存银下降这么多，原因是亏空。经查，户部亏空二百五十万两，江苏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亏空八百一十万两。雍正元年起到九年，雍正帝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规定凡是亏空，三年补齐。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允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亏空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的贪污中饱。《雍正行乐图》之“蓑笠垂钓”雍正帝勒令贪欠官员赔偿。康熙十子敦郡王允、内务府堂官李英贵家产被抄归公。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江西巡抚裴律因清查不力而被审问，查出他本身就有贪污，被参劾。对于贪官一律治罪。河道总督赵世显、过去经常给康熙帝写密折的苏州织造李煦等贪官都被抄了家。清查使财政好转，一年后就有了赢余，雍正末年存银增至6000余万两，同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 　　耗羡是一种附加税。清初，官吏薪俸低，不足以养家糊口，办公费不足，督抚索取节礼，而囊中羞涩拿不出钱。地方官吏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就叫“耗羡”或“火耗”。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助长官吏的腐化。康熙帝认可这种做法，于是耗羡问题没能解决。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全省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耗羡归公，以20万两留补无着，其余分给官员。六年七月，雍正帝令各省全面办理养廉，一面又严辞禁止各种陋规。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意义。改土归流详细情况，请看《政治·土司改流》一文。 　　《雍正行乐图》之“佛装像”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削除贱民籍。贱民指奴仆、娼优、隶卒、乐户、惰民、蜑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不能上岸居住的渔民）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与一般人为伍，不能读书，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雍正元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为民户。他们的贱民籍除掉后，提高了社会地位。 　　雍正帝在皇位继承上有一项重大创新，那就是秘密立储。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储位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这个方法，避免了皇子争权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后世几代都效法他。 　　与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勤于政事。他宵衣旰食，夙夜忧勤，按照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办事。后人收集他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 　　雍正帝死于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终年58岁，葬河北易县，庙号世宗，谥“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雍正性格 　　雍正性格颇为复杂。 　　暴躁。有一次，雍正看杂剧《郑儋打子》。演员的演技和唱腔都不错，雍正赐食。因为剧中郑儋是常州人，演员就问雍正帝现今常州刺史（明清时刺史是知州的别称）是谁。想不到雍正听后大怒，说：“你是戏子，怎么可以问起官守来？”立刻将演员杖击而死。雍正初年，发现浙江人汪景祺讥评雍正杀功臣年羹尧，查嗣庭出“维民所止”的试题，雍正帝怒发冲冠，杀了汪景祺，查嗣庭下狱并死于牢中。他认为浙江浇漓，不定期的停止浙江乡、会两试，并设观风整俗使。 　　雷厉风行，当机立断。雍正即位后搞了许多改革，如财政制度改革，改土归流，都是决定后就干，一干就大张旗鼓，全力以赴，不拖拖拉拉，一定干出结果。 　　雍正手书对联严刻少恩。严刻就是严厉苛刻。雍正即位后把他的好几个兄弟当成政敌，对他们残酷镇压，一个个都打了下去，有的置之死地。 　　刻薄残酷。雍正帝的刻薄表现在他以极其粗俗丑恶的语言丑化他所痛恨之人。例如他把他的弟弟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把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和“阿其那”都是满语，前者是“猪”，后者是“狗”。钱名世写了歌颂他政敌年羹尧的诗，雍正帝就给钱名世写了块“名教罪人”的匾，挂到钱名世的大厅，以世世代代丑化钱名世。他还嫌不够，令385名举人、进士写诗丑化钱名世。 　　朴素、严肃。《啸亭杂录》卷一说他“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 　　雍正有仁慈一面。他吃饭不剩饭，颗粒必尽，他常对臣下说，要珍惜五谷，以暴殄天物为戒。他对张廷玉说，他与人同行，不踩他人头影。 　　雍正迷信祥瑞，喜欢别人向他报告祥瑞。他为祈雨而造风、云、雷、雨四神。所谓祥瑞是指好事情的兆头和征象，例如玉米一棵四穗，稻禾径高数尺，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雍正七年十月，云南赵州出醴泉，鄂尔泰奏闻，雍正帝马上褒奖他“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加官少保。 清高宗乾隆帝 　 全面建功达盛世 骄奢淫逸转衰微 　　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像清高宗乾隆（1711－1799），全名爱新觉罗·弘历，雍正第四子。高鼻梁，身修长。年幼时，聪明好学，为其祖父康熙帝所宠爱，令养育宫中。雍正元年，雍正书立储密旨，立弘历为继承人，藏于锦匣，置诸顺治皇帝所书“正大光明”匾后。雍正帝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去世，内侍取出谕旨，弘历宣读即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 　　乾隆帝才识过人，即位时正是他血气方刚之时。他乾纲独断，以宽严互济的政策治理国家，在康熙、雍正创建的业绩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使清朝的经济、文化事业都获得极大的繁荣。他大力开疆拓边，疆土到乾隆二十四年达到最大，使康熙到乾隆中期形成著名的康乾盛世。但是到了晚年，乾隆帝骄奢淫逸，吏治败坏，使清朝走向衰落。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缓和雍正朝造成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二年，他就释放了雍正末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允禩公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还为多尔衮昭雪，身穿朝服并坐在御座上的乾隆皇帝。此画作者据称是郎士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复其王爵。这些措施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稳定王朝的局势是有意义的。然而把雍正年间因贪赃被革职的官吏一齐复职，对贪污案不予追究，放松对官吏的考绩，结果吏治又坏，贪风再起。乾隆觉察后，从乾隆三年起他开始严肃处理侵贪案件，将性质严重，核实无误的贪污犯即行正法。乾隆六年（1741），处死了纳贿银千两的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鄂善。从乾隆二十年开始到四十年代，还处死了10余名职位很高的巨贪，如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布政使钱度、山东巡抚国泰、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都被赐死、正法。慧哲皇贵妃的亲兄高恒担任内务府总管，侵贪两淮提引，慧哲皇贵妃亲侄高朴担任兵部右侍郎，滥索金宝、盗卖官玉，乾隆帝也都未予以宽待。 　　乾隆初中期，乾隆帝重视吏治，首先他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强调官吏应该年富力强。55岁以上的官吏要详细甄别，65岁以上的官员要带领引见，能否继任他要亲自定夺。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8类：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在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达6万多人。第二，禁止向皇帝进献。在初中期他禁止各省大员向皇帝进献方物、土产。第三，注重考绩。为了整顿吏治，乾隆帝严格运用“京察”、“大计”考核官吏。过去那些不用考核的藩臬（布政史与按察司），乾隆帝也要考绩。他要京官以密折报告属吏是否贤良。第四，注意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问题，给京官加薪，给外官发放养廉银，使官员安心职守。第五，处置贪官。这是指初中期的情形。 　　乾隆帝重视对太监的约束。乾隆帝即位后就发表上谕，告戒太监不得越轨。“若太监略有放纵，许内务府总管先拿后奏。”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将泄露朱批的太监高云从处以磔刑。 　　乾隆帝善于驾驭群臣。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互相拆台。乾隆帝不是打一派拉一派，而是对他们都进行严厉警告，采取抑制手法，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始终让他们保持平衡，避免了大分裂。 　　乾隆帝和祖父康熙、父亲雍正一样，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以前贵州遍地桑树，但不养蚕纺织，他便责成贵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他令地方官注意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他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雍正二年，全国可耕面积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扩大到741万余顷。乌鲁木齐地广人稀，他资助甘肃贫民前去垦种。关心水利建设，他下令完成的水利工程，较大的有：河南南阳至商丘黄河河堤新筑170余里，清口及江南运河疏浚，江南淮阳运河挑浚，清河千里堤岸培筑。此外，在他关心下，修了江苏宝山至金山242里长的《平安春信图》块石篓塘和浙江金山至杭县500里海塘。这些水利工程起了防洪、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这在雍正朝是不允许的）。金融机构（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朝也开始出现。由于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从乾隆二十八年开始逐年提高。原来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四千万两，二十八年就达到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点81824044两。后来降低一些，但也达到六七千万两。 　　乾隆帝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受灾百姓，多次普免天下钱粮。 　　乾隆帝武功赫赫，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乾隆十二年（1747）与三十六年（1771）两次派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然后设官立制。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叛军攻击清朝驻藏大臣，乾隆帝派兵平定。第二年签订《西藏善后章程》，乾隆五十三年（1788）与五十七年，乾隆帝两次派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于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制订《钦定西藏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二十年（1755）与二十二年，乾隆帝两次派兵平定准噶尔叛乱，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派兵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新疆从此成为清王朝的一部分。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设伊犁将军，成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对边疆的经营是乾隆帝最大的功绩。清朝的疆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而最后形成：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尔加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明末，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离开他们世居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西迁至俄国伏尔加河下游。乾隆三十五年（1770），首领渥巴锡汗率领他们16.9万人踏上回国路程。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险阻，于翌年六月到达伊犁，到达时只有6.6万人。乾隆帝十分重视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令当时驻乌什任都统衔参赞的舒赫德前往伊犁协助伊犁将军安置他们。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是乾隆朝民族团结的壮丽篇章，是康乾盛世的盛事。 　　效法康熙帝，乾隆帝积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元年就模仿康熙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南巡时利用机会接见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巡幸12次，途中召试士子，试以一诗一赋，一论或一策。进入高等的，授予进士、举人，马上任为中书，是生员，就赏给举人，准予会试。 　　乾隆帝汉文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乾隆大阅图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收经史子集书3461种，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由于乾隆帝对文化事业的热心，汉学从乾隆朝愈益兴盛，至嘉庆朝，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中华文化在这个时期进入了鼎盛的时代。 　　乾隆帝武功文治和生产的发展使清朝走到了颠峰。 　　乾隆帝自诩“十全老人”，实际上他的武功文治不全是正义和福音。他的十大武功，滋长了夜郎自大的思想。况且其中有的武功并不正义，例如出兵缅甸、越南就是。疆域开拓过程中，杀戮甚众。准噶尔原有60多万人口，征回部时杀了3％，染疫而死又有4％。 　　文治武功使乾隆产生骄傲，他向英王吹嘘清朝是“天朝”，其虚骄对尔后几个帝王都产生了坏影响。 　　乾隆帝为加强思想统治，也效法康熙帝大搞文字狱。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发生的文字狱就近50起。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朝的大文字狱案。据说乾隆朝的文字狱比康熙、雍正朝文字狱的总和还多四倍。为了搞思想统治，他在编《四库全书》时，烧毁了大量“违禁”书籍，成为中国文化的浩劫。 　　骄奢淫逸，贪求享受是乾隆帝的致命弱点。他大修皇家园林，为母亲祝寿，六次南巡，费糜不计其数。渐至年老，喜欢阿谀奉承，长期宠信巨贪和珅。他口头上谕令臣下克己奉公，还处死了一些贪官污吏，但他自己却广征财货，以勒索巨款代替对官吏的处理。他刚愎自用，不听劝告。乾隆朝后期走向衰落，与他的无厌追求有密切关系。 　　乾隆帝是中国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活了89岁。当了60年皇帝后，他禅位于嘉庆帝，因为他祖父在位61年，崇拜祖父康熙的乾隆帝有意少1年。此后他当太上皇，仍然视事。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帝去世。上谥“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河北遵化马兰峪裕陵。 乾隆勤政 　　赵翼（1727－1814）于乾隆十九年（1754）入直军机，曾亲见乾隆勤政情况。 　　乾隆帝总是卯时（早上5：00－7：00）起床。要是夏天，这时天已亮了；要是冬天，五更才尽。在军机值班的10多人，每晚留一人值班。恐怕第二天一早有事，非一人对付得了，便每日轮一人早上班相助，于是也在五更上班。平时大家不知乾隆帝何时起床。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乾隆帝从他寝室出来，每过一门，必响鞭炮一声，凭此就知道乾隆圣驾已到乾清宫了。这个时候，要燃一寸长的蜡烛天才亮。军机处的十多人，过五六天才轮上一个早班，已觉辛苦，但乾隆帝则是天天这么早就上朝了。 　　平时无事时乾隆帝也是如此。当西北用兵出征准噶尔部和新疆之时，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乾隆帝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如有要事立即召集军机大臣指示机宜，说很多话。赵翼作记录，有时从起草到恭楷誊正，得要一两个时辰，这时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他。 博学的乾隆 　　乾隆帝是雍正帝的第4个儿子。其祖父康熙帝在去世前就预言他“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乾隆自幼聪明，六岁就学，过目成诵。 　　乾隆每天召见大臣后，或作诗，或绘画。他的诗作达4万多首。他写诗，用珠笔起草，让内监交有文学造诣的军机大臣看。诗中有典故，乾隆帝要他们注出。诸大臣往往要回去遍查典籍，有时几天才找到出处。 　　有一次，著名诗人赵翼，因为入直军机，随乾隆到木兰（今河北围场县）打猎，读到乾隆《雨猎》诗，内有“著制”二字，竟不知出处。后来他才想起《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陈子帅师救郑篇有“衣制戈杖”语，才明白。杜预注：制，雨衣也。乾隆古装像又有一次，乾隆在作战命令中用珠笔添了“埋根首进”四字，赵翼见了也不知意思。后来偶读《后汉书·马融传》，才找到出处，是决计进兵的意思。 　　乾隆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政策并指示编了很多有价值的书。他开博学宏词科，招纳天下人才，下令征求书籍，完成《明史》、《清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尤其是《四库全书》。这些成就与他的博学不无关系。 　　乾隆不仅有文才，还善射。每年夏天乾隆接见武官后就在宫门外比试射箭。赛三次，每次射三箭。乾隆九箭一般中六七箭。二十八年十月，他在大西门射九箭，箭箭中的。 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在乾清宫设千叟（叟，年老的男人）宴，参加宴会的有1900多人。 　　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帝效法祖父，也在乾清宫设千叟宴，参加宴会的有3900多人。每位都发了一条拐杖，刻有鸠形。 　　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在位60年后，行内禅礼。乾隆帝在皇极殿又开千叟宴，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宴会，共有5900多人，百岁老人数十，均赐酒，赋诗联句，共庆升平。 　　在百余年中，祖孙两代举行三次宴会，让众多黄发驼背者欢饮殿廷，其盛况与古时学校里对老而贤者享以酒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实在是康乾盛世之美事。 “国母”寿庆 　　反映乾隆为太后祝寿的《慈宁燕禧图》（局部）人称乾隆帝为“散财童子”，从他给他母亲做寿可见一斑。 　　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乾隆帝母亲60寿辰。在乾隆帝的安排下，这位“国母”的寿庆可不同一般。 　　乾隆帝为庆祝他母亲的60大寿，专门派人重修清漪园。中外臣僚集会京师，为她祝寿，庆典极为隆重。《清史稿》上说：“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像、玛瑙、珐琅、彝鼎、艺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备具。” 　　看为这次寿庆京城的装扮：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十余里中，张灯结彩，结撰楼阁。京城街道虽然宽阔，这样一装饰，两旁的商店不见了。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坐，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隔十步就有一个戏台，有的唱南腔，有的唱北调，前个舞蹈还没结束，后一个舞蹈的人早已准备上场。游人似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之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似的。 　　看那人工景物，只求点缀之工而不惜花费：用色绢铺成山岳之形，以锡箔做成波浪纹，那人工蟠桃做得比几间屋还大，广东搭的翡翠亭，宽两三丈，屋瓦全用孔雀尾做成。湖北搭的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全用七八尺长的玻璃镶成。浙江搞了个镜湖，在一个台上建了座大房子，在藻井之上装上一块大圆镜，四旁再装上几万块小镜，一进去，一身化成万人身。 　　二十四日皇太后乘舆自圆明园进城，乾隆帝乘马作引导。文武千官至大臣、命妇与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皇太后看了如此华丽盛大奢侈的布置，感到太糜费了，一回宫就叫撤了。然而，皇太后70、80寿辰庆典更为奢华。《清史稿》上说：乾隆帝“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十六年六十寿，二十六年七十寿，三十六年八十寿，庆典以次加隆。” 　　做这次寿花了多少钱，没查到资料。但读者可以想想，没有千万两银子看来拿不下来。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给他母亲做一个藏发塔，就用去黄金3000多两。这些钱应该是国家的，可是在乾隆帝看来，国家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花多少他也一点都不心疼。 乾隆与康熙的比较 　　乾隆老年像乾隆与康熙比，会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康熙帝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乾隆也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康熙帝南巡6次，乾隆帝也是南巡6次；康熙帝搞文字狱，乾隆也搞文字狱；康熙帝与民同乐，举办千叟宴，乾隆帝也举办千叟宴……。二帝在位时间也差不多。乾隆在位时间比康熙仅少一年，康熙是61年，乾隆是60年。本来乾隆帝还可以干几年，他之所以内禅，是出于对祖父的尊敬，在位时间不敢与他相等。 　　除了这些模仿外，两位帝王还有很多深层次上的相似：两人都有雄才伟略，勤于政事，长于谋略，励精图治，集中皇权，在拓展领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方面，对于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康乾盛世的形成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帝都善于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笼络政策，举行了制科考试，但又都实行思想文化专政，大兴文字狱，打击对清朝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 　　显然，乾隆帝出于对祖父康熙帝的崇拜和敬佩，处处向他学习。 　　然而，两人是存在区别的。 　　乾隆夸耀“十全武功”：两攻准部、一攻回部、两攻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安南、缅甸各一次，抗击廓尔喀侵略两次。这些武功，有些值得称道，如攻准部、回部，抗击廓尔喀侵略，攻打金川，也有道理，但是损失很大。其他就不值得称道了，攻缅甸、安南之役就是不义之举。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大败俄侵略军于雅克萨，三征噶尔丹，这些功绩，件件都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武功，乾隆不如康熙。 　　为政风格。康熙宽仁，雍正严酷，乾隆宽柔相济。康熙即位之初，民族矛盾严重，镇压抗清刚结束，百业待兴，为使人民休息，消除满汉矛盾，需要宽仁。为缓解因雍正严酷造成的统治上层矛盾激化，乾隆需要宽。但吏治腐败抬头，又需要严。二帝为政风格不同，但都从实际出发。为政风格方面我们不好说此长彼短。 　　《平定台湾战图册》文治。康熙、乾隆两帝都注重发展文化事业，在世时出了很多著名学者，编辑了很多有价值的书籍。康熙朝编有《康熙字典》、《历象考成》、《佩文韵府》、《数理精蕴》、《子史精华》、《全唐诗》，还开始了规模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辑。乾隆帝时期则完成了《大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乾隆时期，乾嘉学派开始形成。《万国来朝图》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乾隆帝在文治上的成就比康熙大一些。然而，乾隆毁书多，则是他的一大罪过。 　　在对外关系方面，康熙帝比乾隆帝开放得多。康熙初年还执行海禁政策，但统一台湾之后，康熙帝便开了海禁，鼓励人们出海贸易，开放了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作贸易港口。只是到五十五年因海盗猖獗又恢复了海禁，终止了同南洋吕宋、噶喇巴的贸易，禁止卖船给国外，禁止运米出境，但与东洋的贸易照旧，外国商船可来中国。乾隆帝即位后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只许广州一处通商，设立十三行，约束外商活动，限制商民出海。他致英王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显得十分虚妄。 　　作风方面乾隆比康熙就差之远矣。康熙帝崇实尚简，自觉减少宫中费用。他说：“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乾隆则好大喜功，耗费国家钱财毫不可惜，人称为“散财童子”。他几次给他母亲做寿都大肆铺张（详《国母寿庆》）。他大造皇家园林，计有清漪圆、静宜圆、乾隆花园，此外他还扩建了圆明园。二帝都曾六巡江南，康熙帝六次南巡是为解决治河问题，轻车简从，而乾隆帝则是前呼后拥，大批后妃、王公亲贵、文武官员相随。沿途修行宫，搭彩棚，舳舻相接，旌旗蔽空。为搬运帐篷、衣物、器具，动用马六千匹，骡马车四百辆，骆驼八百只，征调夫役近万人。不仅沿途地方官要进献山珍海味，还要从全国各地运来许多食品，连饮水都是从北京、济南、镇江等地远道运去的著名泉水。 　　乾隆爱表现自己，戏弄臣下，“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莫不佩服。”他为博取“十全老人”称誉，在缅甸数攻不下的情况下，竟重赂缅甸君长，使贡象数匹。 　　性格方面二帝差距也大。康熙帝稳重，乾隆易于感情用事。乾隆十三年，皇后富蔡氏死了，乾隆帝十分悲伤。在盛怒之下，乾隆帝因芝麻小事，处分大员百多人。乾隆《平定金川战图册·收复小金川》而他在此以前的13年中只处分一人——提督鄂善。康熙晚年，皇子争位，也闹得他够伤心的，但他就没有这样感情用事。 　　二帝都搞思想统治，但乾隆比康熙厉害得多。康熙朝有文字狱，但处理比较宽大。《南山集》开始株连三百多人，康熙算是宽大，只将戴名世一人处死。乾隆帝把文字狱当成家常便饭，制造130多桩，占整个清朝文字狱的80％，好多是捕风捉影。乾隆帝还屡下禁书令，销毁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 　　知识和技能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也比乾隆强。康熙帝在数学、天文、物理、历法、地理、农学、医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并支持科技事业。他通过测验，为受冤屈致死的汤若望昭雪，打击了诬陷他的杨光先。他支持西方数学知识百科全书《数理精蕴》编译成册，支持地图绘测而成《皇舆全览图》。乾隆帝在科技知识方面的才能没见有记载。 　　语言知识方面。乾隆帝懂满、藏、汉文，康熙帝除懂满、汉文外，精于蒙文、梵文，还懂一些拉丁文。 　　两帝都能诗，而康熙帝诗作远没乾隆多。乾隆一生作诗40000余首。然而他们的诗作技巧差不多。他们的作品没有一篇收入沈德潜选编的《清诗别裁集》，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戚世隽等主编的《明清文学史》中，没有一首被提及。 清仁宗嘉庆帝 　 镇压起义不遗余力 狂澜既倒徒唤奈何 　　乾隆“归政仍训政”宝嘉庆帝（1760－1820），全名爱新觉罗·颙琰，乾隆帝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策立为皇太子，以第二年为嘉庆元年。这年乾隆帝内禅，嘉庆帝即位。乾隆帝以太上皇训政，嘉庆帝秉承训示。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才开始亲政。嘉庆帝是守成皇帝。他恪守祖制，为维护清朝统治，镇压了两次农民起义；为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他坚决赶走入侵澳门的英国兵船。他像先王那样注意治河，赈济灾民，继续以往的闭关自守政策。他有挽救颓风大志，不事奢华，严惩贪污，崇奖清廉，他告诫大臣不要因循怠玩。然而，清朝的颓势已成，腐败的吏治依然故我，财政状况没有改善，他无可奈何。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谨勤守成竭尽心力，狂澜既倒无可奈何！ 　　乾隆末年吏治败坏，贪污严重。以前是高级官员大贪，嘉庆时低级官员也大胆妄为起来。嘉庆三年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各官，试《征邪教疏》，洪亮吉在文中谈到吏治问题时说：“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第二是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皇庄和大官僚占有大量土地，据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统计，嘉庆年间的皇庄1078个，占地35772顷75亩有奇。和珅占地8000余顷，刘金、马某600余顷，康百万18万亩，百龄5000余顷。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流离失所。吏治败坏激化了阶级矛盾。嘉庆元年就发生了白莲教起义，乾隆令湖北巡抚惠龄、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等会剿。嘉庆皇帝像经过三年的“围剿”，白莲教起义军虽遭受了一些打击，但到嘉庆帝亲政时还是如火如荼，这让他很头疼，把起义镇压下去仍任重道远。据白莲教东乡白号首领王三槐所说，起义原因是“官逼民反”。嘉庆帝便在乾隆帝死后的第六日就对植党营私招权纳贿的文华殿大学士和珅予以彻底打击，以平息民怨和起义。他把几年来镇压起义不力的责任推到和珅身上，说他欺罔擅专，以至各路领兵大臣在他蒙庇之下虚冒功绩，坐糜军饷。他强调各路将领必须遵守军令。他多次调兵遣将，限期完成剿灭起义军的任务，推广修建堡寨、坚壁清野的做法，奖惩分明，逼将领用命。他还使用招抚手法，瓦解起义队伍。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才终于在九年七月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 　　天理教起义发生在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是白莲教一支。北京教首林清和河南滑县教首商定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由于河南滑县方面走漏消息，李文成被知县逮捕入狱，教众提前起义，占领县城，杀知县强克捷，救出李文成。起义得到河南、山东交界处的长垣、曹县、定陶等县人民群众的响应。九月嘉庆帝派陕甘总督那彦成、工部侍郎护军统领庆祥、陕西提督杨遇春、西安将军穆克登布、副都统富僧德、徐州总兵徐洪率领各路人马围攻滑县。十一月，李文成出走辉县司寨，为清军追逼而自缢。十二月县城被攻下，有的战死，有的被逮捕后处死。北京方面按时起义。教徒200人潜入城内，十五日由入教太监导引攻至清宫。皇子旻宁用鸟枪向起义军射击，镇国公奕灏调火器营阻挡，起义军失败，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直隶、山东的天理教起义也遭到镇压。 　　嘉庆御笔“绥丰符念”贴落农民起义是威胁清朝统治的主要方面，动摇清朝统治的还有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一是官员贪污，二是官员疲玩。针对这些现象，嘉庆帝坚决予以打击。除了在嘉庆四年逮捕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并赐和珅自尽外，嘉庆陆续惩治了好些贪官：五年处死了向粮道、卫弁索取数万两银钱的漕运总督富纲，十一年四月十六日，革去勒索钱财的河东河道总督职务，十一年九月，查处了直隶司书（相当于会计）王丽南侵吞帑银31万两大案。获银万两以上的斩首，万两以下的遣戍黑龙江。十四年五月，巡漕御史英纶以贪污卑污处以绞刑，七月处死冒领救灾款的山阳县知县王伸汉。 　　对官员玩忽职守之风，嘉庆帝也努力扭转。嘉庆帝老师朱珪劝告他“身先节俭，崇奖清廉”。嘉庆帝听老师话，禁止地方向他呈送宝物。四年（1799）当得知有人从叶尔羌给他运送玉石，他马上谕示内阁将玉石抛弃，不要运到京城。50大寿，他禁止民间演戏庆贺；六十大寿，他又禁止给他送金珠玉器。十四年二月，嘉庆帝制崇简诗颁示廷臣。他学习先帝，勤于政事。每天一大早就起身批阅奏章，早饭后还召见大臣。对于拖拉延搁的现象严斥不贷。十三年四月，皇孙出世，内阁考虑到嘉庆帝正为此高兴，怕送奏章影响他，他知道后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斥责。对不负责任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件进行了查处。嘉庆《梅坨围猎图》王丽南串通24个州县官吏，私刻假印，重领冒支，大量鲸吞国家银钱，是一个典型事例。十四年五月通州粮仓吏胥舞弊，白米多有亏缺，二十五年兵部失印，他都下令追查，处置了犯罪人员。十五年正月嘉庆帝斥责部院衙门因循怠玩，二十三年十一月，嘉庆帝又下令查部院疲玩现象，十二月初九规定了部院行查时间逾限处分：嗣后逾限1120案，罚俸6个月；逾限2140案，罚俸2年；逾限4060案，降一级留任；…… 　　嘉庆帝为纠正乾隆末年以来的腐败吏治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吏治腐败已入膏肓，嘉庆帝的努力收效甚微，贪污现象仍层出不穷。原因有二：一是贪污已经形成气候，二是打击不力。例如，对于福长安，开始是论斩，后来又赦免了。对一些浪费巨额军饷的将帅，没有惩处，只是发一番感慨而已。惩治不彻底，贪官污吏就放肆。编修洪亮吉说：“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官员疲玩依旧。嘉庆为其无能为力而感叹。在天理教起义军打入皇宫的事情发生后，嘉庆帝发布诏书，说：“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告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反躬自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 　　嘉庆帝对于外国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以防御法国侵占澳门、保护英国贸易为口实，派兵船九艘入侵广东鸡颈洋面，占据澳门三巴寺等处，嘉庆帝命令两广总督吴熊光立即赶走兵船。十二月英国兵船撤离。 　　英国从雍正朝开始不断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嘉庆十五年二月，嘉庆帝饬督抚切断鸦片来源。十八年下令禁止私贩鸦片，禁止官民吸鸦片，违者处罚。这些禁令对抑制鸦片的泛滥起到了一定作用。 　　嘉庆帝如同康熙、乾隆等先帝一样重视治河，赈济灾民。尽管镇压白莲教起义用了两个亿的军费，帝师朱珪像他还是为南河工程拨了4000余万两的治河款。他亲政后除了他死的那年外，年年都蠲免灾区的钱粮。 　　十六年十二月，嘉庆帝颁布了《御制守成论》，说：“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旧章。”嘉庆帝谨守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因为没有向他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撵走了，还写信给英王说，不懂礼仪就不要再派使团来，他不稀罕奇巧礼物。 　　嘉庆帝重农抑商，他多次申禁开矿。 　　嘉庆帝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嘉庆帝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农抑末，压制各地工矿业，闭关自守，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嘉庆帝在位25年，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病逝，终年61岁。葬昌陵（河北易县永宁山），庙号仁宗。其谥曰：“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嘉庆倒巨贪 　　乾隆帝死后不到10天，嘉庆帝即赐乾隆末期的巨贪、乾隆帝的宠臣和珅自尽，抄没巨额家产，成为嘉庆初年除开白莲教起义之外的最大的一桩政治事件。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钮怙禄氏，字致斋，满州正红旗人，仪容俊雅，会说话。少贫穷，幼读经史子集，通满、汉、蒙、藏4种语言。15岁成为生员，乡试不中。然而和珅为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看中，招他为女婿。婚前的乾隆三十四年，和珅以生员承袭其高祖尼牙哈那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三十七年授予三等侍卫，四十年升御前侍卫，第二年授户部侍郎。乾隆四十五年（1780），得到乾隆宠爱的和珅以侍郎被派往贵州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受贿罪行。四十六年和珅尚未从贵州回到京城就被任命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接着赐和珅长子名“丰绅殷德”，并把皇女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第二年，乾隆派海兰察等人率军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和珅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和珅到前方后，嫉恨有战绩的海兰察，瞎指挥，被召回朝廷。和珅善伺乾隆意，为弥补过失，提了些关于西部驻军建议，为乾隆采纳，乾隆帝又任命他兼署兵部尚书。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五十一年（1712）朝廷派兵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珅仅因承旨书谕，乾隆又赏给他一个三等忠襄伯，赐紫缰爵。五十七年，和珅参加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以军功加三级。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问中国，和珅负责接待。 　　和珅府花园旧址（今恭王府花园）和珅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恩宠无比，一生升官50次，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议政大臣这些显赫官职他都做过，又兼皇亲国戚，势焰熏天，许多人称他为“二皇帝”。和珅出门或回家，趋炎附势的官员门竟列队站在和府门口迎送，队列排在路两侧，有人称为“补子胡同”。所谓“补子”是明清官服上标志等级的徽饰，这里借代为各级官员。和珅以自己为中心，附和者即使有罪也为之周旋，不附己者就阴谋陷害，于是“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见《清史稿·和珅传》） 　　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帝把皇女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丰绅殷德，和珅因此获得一大笔嫁妆。 　　乾隆帝内禅后，和珅这时成了传命大臣，为了侦知嘉庆帝对自己的态度，推荐其师吴省兰替嘉庆帝录诗作。嘉庆帝十分小心，在对和珅的态度上不露声色。 　　乾隆帝去世后仅六天，嘉庆帝就让给事中王念孙弹劾和珅，数他20大罪。和珅被捕后，家产被抄没。和珅巨额家财（有人说是8亿两，有人说是几千万两）归于嘉庆朝，故时人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家产都是索贿受贿所得。嘉庆祭日朝服索贿多少次，行贿的人不知有多少。张杰、汪虹《和珅传奇》上提到，向和珅行贿的高官，闽浙总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贵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宗室寅著、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在其中。该书还提到和珅索贿行贿两件具体事实：和珅妻子死后，两淮盐政征瑞送去助葬银20万两，但和珅嫌少，要他再送缎匹珍宝，结果合计送了40万两。皇太极长子豪格爵位可世袭，传到曾孙辈时，应由直系蕴住之子承袭，但蕴住侄永锡为了夺取爵位，把两处铺面送给和珅，托他在乾隆面前说情，和珅接受贿赂，满足了永锡请求。 嘉庆帝与洪亮吉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又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 　　洪亮吉身长，性格豪迈，喜欢议论时事。嘉庆三年（1798）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各官，试《征邪教疏》。洪亮吉力陈内外弊政，达数千言之多，为当时一些人忌恨。不久因弟病故，洪亮吉请求回乡。第二年嘉庆帝亲政，大学士朱珪上书起用他，洪亮吉于是入京供职，修《高宗实录》。 　　四年八月，他上书成亲王永瑆，指出风俗日下，赏罚不明，言路不通，吏治不肃，希望嘉庆帝效法雍正帝的严明，康熙帝的宽仁，以转移风俗。文内有“视朝太晏”、“小人荧惑”之语，嘉庆帝读后大怒，开始处以斩首，后来改判仅免职，谪戍伊犁。第二年京师大旱，祈雨，不下。嘉庆帝决定“清狱囚，释久戍”以感动上天。洪亮吉戍边还没到期，嘉庆帝说：“处罚洪亮吉后，说话的人少了。即使有人讲话，昌陵石象生与牌楼讲的也不过是些常事罢了。关于君德、民痛的大问题就没人说了。岂不是我处罚了洪亮吉后人们就钳口不言了吗？听不到关于我过失的话，下情不达，危害就大了。洪亮吉说的的确能启发我，我常把他的批评铭诸座右。勤政远佞。现在我把洪亮吉写的公布出来，让大臣们知道我并不是饰非拒谏之主，而是可言之君。……”嘉庆帝即传谕伊犁将军，释放洪亮吉回籍。 　　下诏之后，天就下雨了。五年洪亮吉被放回，改号“更生居士”，著书立说，十四年卒于家。 遇刺 　　嘉庆八年（1803）二月二十日，嘉庆帝由圆明园返回宫中。进入神武门，由乘马改为坐轿。突然一个男子手持短刀直扑御轿，跟在轿后的定亲王绵恩与御前侍卫丹巴多尔济立即向前阻拦。二人受伤。刺客为侍卫擒获。 　　刺客是内务府厨子陈德。严讯整日，陈德不吐主使者。 　　陈德被凌迟处死。两个儿子被株连，处以绞刑。 清宣宗道光帝 　 勤俭守成帝 忍辱第一君 　　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留下的“遗诏”宣宗道光帝（1782－1850）全名爱新觉罗·旻宁，嘉庆帝次子。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按照家法确定旻宁为嗣君。二十五年，嘉庆帝去世，旻宁继位为帝，年号道光。 　　旻宁年幼好学，间习武艺。10岁跟随祖父乾隆打猎获鹿，乾隆大喜，赐黄马褂、花翎。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进北京，他又以鸟枪击毙两“贼”。嘉庆帝很高兴，封他为“智亲王”，其御枪号也赏赐了一个封号，叫“威烈”，嘉庆帝称赞他“忠孝兼备”。 　　道光时的清朝，积贫积弱，鸦片泛滥，官员们委靡不振，苟且偷安，州县勒索陋规已到立法都不能禁止的地步，武备不兴，经制兵战斗力削弱，英国等列强正虎视耽耽，觊觎扩大中国市场。道光帝像历朝帝王一样，关心治河，蠲免钱粮，赈济灾民，疏浚河道。道光本人生活简朴。热河避暑，木兰秋狝，过去帝王这些耗费巨资的习惯，他都没有。故对于道光帝，《清史稿·宣宗本纪》评价是：“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贤明君主）也。” 　　然而道光帝才能平庸，不了解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差距，依然执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于王朝的严重问题没有重药医治。终道光一朝，宰辅都是昏庸之臣。前期是“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法规）”的曹振镛，后期是投降派穆彰阿，《清史稿·曹振镛、穆彰阿等传》“论曰”：“守成之世，治尚综覆，而振弊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竞竞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 　　尽管如此，守成之君道光帝在位30年，还是干了一些大事。 　　道光帝即位后第一桩大事是镇压张格尔叛乱。道光六年（1826），乾隆年间处死的大和卓博罗尼孙子张格尔纠集安集延、道光皇帝像布鲁特兵500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4城，企图复辟和卓家族统治。道光皇帝命令扬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阿隆、甘肃提督杨芳等率领三万多兵马于七年击败张格尔，收复四城，并诱执张格尔，处死，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与西北边疆的和平安定很有意义。 　　道光年间农民起义多次，道光皇帝不断派兵镇压。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十一年赵金龙为首的湖南江华与广东瑶民起义，道光帝令两广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等镇压。鸦片战争后到道光去世的10年中年年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道光皇帝都派兵镇压了。 　　道光帝还搞了点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是漕粮海运。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漕运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加上运河受水患破坏经常遭到阻碍，运费又高。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海运便利。海运曾行于元代至明代永乐间。道光帝将此建议交给有漕粮的省讨论，两江总督琦善、安徽巡抚陶澍请求把苏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两次运走。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仍然河运。为杜绝经纪人的需索、无端阻留、刁难，道光帝还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令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验收。六年春夏第一次海运漕粮成功，900只船运输漕粮160余万石。这种运法只坚持到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所谓折色是所征田粮折价征银纱布帛。 　　第二是将纲盐法改为票盐法。清朝盐政向来采用明朝纲盐法。这种办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而盐引完全为盐商垄断。盐商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导致盐价提高，引起销售困难。不照章纳税的私盐泛滥，盐引滞销，盐税减少，盐商遭受打击，纲盐法难以存在下去。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纲，允许私贩经销的主张。道光帝支持陶澍于十一年推广这种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制度，打破了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盐假，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盐税，剥夺了官员利用盐政营私的途径。 　　第三是打破了乾隆中叶以来的封矿政策，允许矿藏开采。乾隆中叶，乾隆帝害怕开矿会引起闹事，采取了封矿政策。道光朝后期道光帝提出任由老百姓自由开采政策，对开发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道光帝对于吏治整顿也有所行动。嘉道时期，官吏贪污之道除漕运和盐政外就是河防。为堵塞这一途，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要求禁止河工费让过往的官员、贡生、监生染指。这年四月，他还处分了一批贪污的河工官员。 　　道光帝与嘉庆帝一样都算是因循守旧的帝王，但道光帝毕竟比嘉庆帝多点改革精神。这里不妨举个小例子。《康熙字典》，恭维者说无一错误，直到乾隆王锡侯在《字贯》指出一部分，但惨遭文字狱。嘉庆一朝都是维护包庇。但道光七年，道光帝就冲破传统观念，让王引之作《字典考证》20卷，纠正它的错误。 　　道光帝一生中最大的一桩事莫过于鸦片战争了。道光帝在汹涌而至的外国鸦片面前采取了先王一贯坚持禁止政策。他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禁烟，后来又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当他得知虎门销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他以为不可怕，“天朝”可以速胜。当英国舰船北犯，到达天津海口并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要求时，道光帝傻眼了，害怕了，立刻从主战的立场转变为主抚即妥协的立场。穆彰阿、琦善把英国的强盗行为归罪于禁烟，道光帝听信谗言，撤了林则徐和原任两广总督后为两江总督的邓廷桢的职。他派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与英国谈判，要求琦善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意思是既不要给英国割地赔款，又不跟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多幼稚的道光帝啊！这等于既不让闯进屋里的强盗抢走东西，又不必跟他搏斗。琦善对英方让步，私自允许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道光帝将琦善锁拿并先后派杨芳、奕山对英作战。杨芳没有阻止住英军向广州城前进，道光慕陵楠木殿奕山先是冒险后是投降。二十二年八月，英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绝望的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与英军签订清朝第一个屈辱条约《南京条约》，使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从此由古代步入近代，道光帝也就成为惟一的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指挥失败，使中国蒙受耻辱，实在可悲。但他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他没反思，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举措。《清史稿·文宗本纪》：“论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此论前面说的还准确，但后面不够准确。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帝有责任，不能尽归在大臣身上，尤其不能归罪于林则徐、邓廷桢等大臣。 　　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故，终年69岁，葬慕陵（河北易县永宁山），庙号宣宗，谥“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 小事明察 　　道光御用“江山万代”常服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在避暑山庄去世。当日，军机大臣在所拟的遗诏中称乾隆帝降生于避暑山庄。查《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当年担任内军机大臣的是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曹振镛、黄钺和英和。 　　八月，道光帝即位。他从《高宗实录》中得知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降生于雍和宫内。高宗御制诗里，三处都是这样说的。他立即传旨问军机大臣，大臣回答说他们在遗诏中的那种说法是根据嘉庆帝诗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注。道光帝指出作注的臣子误会了诗意。皇祖诗集，久行于世，不能推委说没读。于是下令托津、戴均元离开军机，卢荫溥、文孚降级。 简朴 　　《清朝野史大观》有几则关于道光帝生活简朴的逸闻。 　　道光帝即位后，内府依例给他40方砚，砚后镌有“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太多，闲置可惜，便将它们分给了臣下。 　　以前皇帝用笔须送紫毫中最硬的。笔管上刻有“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觉得不合用，让户部尚书英协揆到坊间买一般常用的纯羊毫、兼毫两种。 　　道光帝穿的套裤，膝盖处破了，让人在上面补了一块圆绸，这就是一般说的打掌。臣子效法他。一次，他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吗？”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御笔《恭俭惟德》道光帝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三两银子。”道光帝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就要五两。” 清文宗咸丰帝 　 承教嗣帝位 两难苦咸丰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帝爱新觉罗·奕，道光帝四子，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皇帝于三十年（1851）二月二十九日病故，奕继承皇位，是为咸丰帝。咸丰帝，人称苦命天子。《清史稿·文宗本纪》说：“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兢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在位期间，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之际，又遭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所以没有一天使他安稳的日子。然而，他依靠湘军，抑制住了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的扩张。对英法联军，他也派兵抵抗了，但是乏力，最后失败，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告终。 　　奕是仰仗了他的老师杜受田继位的。道光帝有九个儿子。长子奕纬23岁已经死了，皇二子奕纲和皇三子奕继幼年就死了，末三子奕（xuān）、奕（hé）、奕（huì）都很小，道光二十年后才出生。其余的皇四子、五子、六子已成年。皇五子奕言行浮躁不能担大事，也不能考虑。继位的只能在皇四子和咸丰帝朝服像皇六子两人中选择。皇四子奕为人老实，但体弱，又是个跛子，皇六子奕䜣聪明，健康，俊美，善枪法。究竟让谁继位，道光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天，道光帝要见见他们俩。奕䜣的师傅卓秉恬，为人梗直，对奕䜣说，“如果皇上问话，你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的师傅是杜受田，足智多谋。他对奕说：“议论时政，你比不上六爷。皇上如果说他老病，不能久居其位，你就趴在地上流泪，表示孝心就行了。”奕按照老师的话做了，道光帝果然高兴，认为他有孝心，开始有了把皇位传给他的打算。一年春天。道光皇帝与皇子去南苑打猎。行前杜受田嘱咐奕不要开弓。如果皇上问原因，就说春天是鸟兽繁殖的季节，不宜伤生以干天和。奕䜣打得很多野兽，而奕两手空空。当道光皇帝问到原因时，奕按照师傅的吩咐作了回答。平庸的道光皇帝认为奕仁慈，便铁心让奕做皇位继承人。 　　咸丰帝绘《设色人物图》由于杜受田帮助自己登上皇位，自然对他感激涕零。甫即位，就任杜受田太傅兼署吏部尚书，不久又调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死后赠太师大学士，入祀贤良祠，赐金5000两治丧，儿子升官，由检讨（翰林院史官，位次编修）升为庶子（太子属官）。 　　道光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但有两个问题使他头疼：（一）太平天国攻城略地，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当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湖北、江西和南京迅猛进军，清朝的经制兵，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不是对手。领军前去镇压的将领有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向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等，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钦差大臣陆建瀛死于太平军刀下。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都连遭摧毁。（二）财政困难。打仗要钱，更何况是大仗？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帝便服像咸丰二年十一月降旨曾国藩在湖南以在籍侍郎办团练，后来扩充为湘军。四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对于第二个问题，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就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英法联军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咸丰帝“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和无知暴露无遗。他让愚顽不知变通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结果受了他的骗。叶名琛把英专使额尔金的最后通牒说成是求和。英军占领广州时，他下令组织团练去驱逐训练有素的英军。他以为逮捕巴夏礼等人，夷人必乱，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国际惯例，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咸丰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法、美、俄攫取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获取巨额战争赔款，这些条款对中国危害最大。有些条款虽对中国有损害，但不很大，例如增开口岸通商，准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公使驻京这一条款，则符合国际惯例。咸丰帝对那些损害中国最大的条款不甚痛心，但对公使驻京这一条却是痛心疾首。他一再指示桂良争取取消这一条，以至不惜开战。他感到更难受的是外国使臣可以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不下跪。他觉得这对“天朝”来说乃非常之事。咸丰八年（1858）六月五日，桂良与英法使节谈判时说，咸丰帝宁愿免去海关关税，允许鸦片进入来换取公使不驻京。这不仅表现出他的“华尊夷卑”传统观念之深，还表现出他不顾国家利益却死守他个人的和“天朝”的面子的迂腐观念。 　　当英法兵临北京时，咸丰帝仓皇逃至热河。咸丰十年九月二日逃跑这天，他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吃了几碗小米粥，泪流数行。他到热河后一直不敢回京，最后就死在那里。 　　咸丰帝在世时，除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外，自然灾害频仍也使他感到头痛。咸丰时期，年年有灾，岁岁不断。清朝自然灾害多，但咸丰朝尤其多。其中两次尤为严重：一是咸丰五年（1855）黄河大水灾，以致使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使豫、鲁、直三省遭受大灾。二是咸丰二年至八年间，多省发生蝗灾。直隶、山西、陕西、浙江、安徽、湖南、广西等省发生蝗虫，有的连续五年，如直隶；有的遭灾三年，如广西。至少有一年，如湖南。咸丰帝刚即位，黄河在江苏丰县北岸决口，江苏、山东损失严重，三年才合龙。赈灾花去四五百万银子。咸丰帝第一次颁发了“罪己诏”。 　　咸丰帝即位之初，也有番抱负，有振作之象。甫即位，即求贤才。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等相继保举，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职务，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别降为五品顶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也比较勤谨。但太平军起事后，咸丰帝心中便感到焦虑，以醇酒妇人自戕。他先后有三位皇后，妃子12名，还不满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十年他命宫监四处觅汉女，充后宫。野史上记载，圆明园有四春：杏林春、海棠春、牡丹春与武陵春，又说他与陆御史争夺宠妓朱莲芳，还说他将山西风流姝丽曹寡妇召入宫内。咸丰帝本来体弱，沉溺酒色，这一折腾，哪受得了？于是得了肺病。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二日病逝，终年31岁，葬河北遵化县昌瑞山定陵，庙号文宗，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 清穆宗同治帝 　 读书十年长进少 亲政一载咨嗟多 　　同治帝朝服像清穆宗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咸丰帝长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是清朝第10任皇帝，为人任性，刚愎自用，是受制于慈禧太后，没有什么作为的傀儡皇帝。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一日，咸丰帝病危，召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代写珠谕，立载淳为皇太子，并命上述大臣赞襄政务。载淳生母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尊为皇太后。第二天咸丰帝去世，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祺祥。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勾结奕䜣发动北京政变，捕杀肃顺、端华和载垣，斥革其他五人，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同治帝在位13年，前12年是在两太后垂帘的情况下虚坐龙椅的傀儡皇帝，最后只亲政了一年。 　　同治帝即位之初，清政府利用湘军并借列强之师助剿，同治三年（1864）将太平天国镇压了下去。接着李鸿章率淮军于七年也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办起了洋务，以建立新式军备为中心，并创办了一些为它服务的民用工业、交通运输业。洋务运动与镇压太平天国为清朝赢来了“中兴”。然而同治帝与这一切毫无关系。 　　同治帝在大典上穿过的小朝袍同治幼年，政事由两太后管理，同治帝只是读书。朝廷对同治帝的读书十分重视，派礼部尚书祁寯（jùn）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均、编修李鸿藻教授汉文，礼部尚书倭拾珲部、左侍郎伊精阿臣、兵部尚书爱仁均教授满文。此外还教授步射、骑马。这些课程是皇帝的必修课。有这么多名宿教授，同治帝一定学得很好吧？出乎意料，很不理想。现在看看老师的反映。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开始，在咸丰朝获状元，同治朝担任詹事府右中允的翁同龢受命教皇帝读书。同治帝绘《管城春满图》《翁同龢日记》说到同治帝16岁时（同治十年，1871）的读书情况。 　　正月初七：“晨读极散，因极陈（极陈，极力上言）光阴可惜，当求日进之方，上颔之而已，照常退。” 　　初九：“读甚散，敷衍而已。” 　　二十九日：“……午初来，满书极吃力，午正二始毕，讲折尤不着力，真无可如何也！” 　　二月初八：“课题‘重农贵粟’，诗题‘东风已绿瀛洲草’，得洲字。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复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16岁的皇帝读书就是这样。 　　丁国均《荷香馆琐言》还有这么一个记录： 　　毅皇帝尝与翁师傅言，自谓当差劳苦。 　　“毅皇帝”是同治帝的谥。当皇帝，竟把管理国家大事说成是一种苦差事！ 　　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只有一年。这一年他干了什么事呢？首先说外事。第一，他处理了一些外交事务。六月十三日，他在紫光阁接见日本特派大使。之后，俄国、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公使向他递交了国书。第二，这年十二月，应越南国王要求，同治帝派遣两广总督瑞麟帮助越南抗法。第三，由于台湾高山族人误杀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日本以此为借口侵略台湾。第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同治帝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少年同治帝写字像抵御日本侵略。后来通过谈判，订立《北京专款》，日本撤出台湾，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要是说同治帝在外交方面还算做了点事的话，那么内政方面他就什么成绩都没有。要说有，那就是他制造了麻烦。 　　同治十二年九月，同治帝以方便太后颐养为名，实为自便，降旨兴修颐和园。修颐和园需银1000万两，木材一项，径七寸至四尺多，长一丈五到四丈八的楠柏陈黄松木要3000根。钱，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各省款项支绌，当时西北左宗棠又正镇压回民起义，捐输和厘金全用在上面了，清政府的财力根本不允许再拿出这么多钱来修园。木材需从四川采集，但道光初年以来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无从购觅，况且运输艰难万分。十月二日，御史沈淮上疏请求缓修，师傅李鸿藻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文田也都上疏劝谏。同治不听。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正式开工。钱出自捐款40多万，木材由人到福州买进口的。十二日，同治帝亲自视察工地，此后又于四月初九、五月十一日视察工地。 　　赞成修园的也有，那就是与慈禧太后同族的两广总督瑞麟，而越来越多的大臣反对同治这一做法。三月二十四日，奕、奕劻、景寿等共同上疏劝谏，仍不听。七月十六日，开始忍耐并出了两万两报效银的恭亲王也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附议此折的还有10多名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该折提出了一系列大政要事，要求停工。同治读了折子上几行字，便勃然大怒，说了好些低水平的话：“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䜣又提出一些问题，同治帝大怒，说：“如此位让尔何如？”奕䜣又提到同治“微行”一事。所谓“微行”是指他便装到宫外寻秦楼楚馆。同治帝开始矢口否认，待奕䜣说出时间、地点和人证，才无话可说。同治帝对奕䜣怀恨在心，写了一道朱谕，革掉他一切职务。九月二日又改为只将他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九月三日又下朱谕，革去惇王奕、醇王奕、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伯讷彦谟诂、额驸景寿、贝勒奕劻、军机大臣奕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10人的职务。慈禧太后尽管与奕䜣有矛盾，但她还不想现在马上就把奕䜣完全排斥掉。她立即叫同治帝取消这个上谕，说：“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同治这才立即发出上谕，恢复了奕䜣世袭网替的亲王衔，奕、奕的官职也得以恢复。 　　由于众多大臣反对，同治帝终于于八月一日下令停工。 　　同治帝婚姻是个大问题。找谁做皇后，两宫皇太后意见不一：慈安太后提议以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慈禧太后主张以侍郎凤秀之女富蔡氏为皇后。同治帝本人喜欢前者，同治皇帝的惠陵便以阿鲁特氏为皇后，富蔡氏为慧妃。新婚之夜，同治帝要阿鲁特氏背唐诗，无一字之误，同治帝更喜欢她。而慈禧太后要同治帝多接近慧妃。同治帝不高兴，常独处乾清宫。苦闷的他，由王庆祺导淫，与载澂微行，在宫外寻花问柳，引起性病。慈禧太后误作天花来治。十三年（1875）一月十二日，同治帝病逝，终年19岁，其寿命是清朝十二帝中最短的。 　　同治帝葬河北昌瑞山惠陵，庙号穆宗，谥“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 同治帝的癖好 　　据《清朝野史大观》，同治有两个癖好，一是好玩，一是好奢。 　　同治喜欢两种游戏，一是蹴踘，一种是蹶张。前者类似足球戏，后者是以足踏弩，使之张开。 　　同治喜欢演戏，但他演的不是重要角色。有一次，演《打灶》，恭王奕䜣儿子载澂扮演小叔，一个妃子演李二嫂，同治帝书《恭贺慈禧皇 　　太后四旬万寿节诗》同治演灶君，他身穿黑袍，手持木板，为扮演李二嫂的妃子一打一骂以为乐。 　　同治最喜欢玩的是掼交。他让小内监横卧板凳之上，他用手按在小内监肚子上，要下面的小内监旋转如飞。好些小内监受不了。 　　同治生活奢侈。有一天，小内监拿着同治御笔批的字条到内务府要500两银子买木瓜吃。管内务府的荣禄到宫门口奏请说：“各宫要的木瓜已由管理部门供奉，即须添加，怎么要这么多钱呢？”同治听后，发脾气。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史学界有这样评价：“宣宗好俭，穆宗好奢。” 清德宗光绪帝 　 维新为兴国 青史永垂名 　　清德宗光绪帝（1871－1908），全名爱新觉罗·载湉。他四岁时同治帝死了。同治帝没育有子女，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帝的继位人，成为清朝第11任皇帝。载湉即位时才4岁，入宫时还在熟睡之中。 　　光绪帝的父亲奕，乃道光帝七子，咸丰帝弟醇亲王。光绪帝的母亲又是奕的嫡福晋，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亲谊关系就十分密切。慈禧太后是从容易控制光绪帝，从而控制大清政权的角度选中载湉嗣位的。野史上说，她挑选载湉嗣位还有报恩的一层意思，详本书《内监总管李莲英》一文。 　　光绪帝在位34年。这34年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光绪元年至十四年（1875－1888），是他读书阶段；第二段是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889－1898），是他亲政、支持维新变革阶段；第三段是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是他被囚禁阶段。 　　光绪帝读书阶段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的阶段。这个阶段发生的大事是：一、左宗棠击败阿古柏，阿古柏自杀。攻占乌鲁木齐，平定天山南北路。曾纪泽取代崇厚对俄谈判，取得胜利，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二、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李鸿章的妥协投降，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光绪帝在军机大臣翁同龢、光绪帝吏部左侍郎夏同善的指导下读书。荀子关于君与庶人是舟与水的关系的名言以及翁同龢主战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决心做个爱国爱民的君主，反抗外来侵略。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光绪帝，慈禧太后把一个面长如驴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塞给光绪帝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一月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亲政后光绪帝以迫切心情了解世界情况。十六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归国。他急切召见他，询问国外情况。后来他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帝还读了冯桂芬《教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之志。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起义，翁同龢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李鸿章没有听取光绪帝的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当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他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强，表明他振兴国家的决心。甲午战争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的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考虑的是如何振兴国家，雪此大耻。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康有为、梁启超于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联合18省举人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要求。第2年，俄国攫取东北路权，占领旅大，英租威海卫，法取广州湾，举国震惊。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中，康有为再次上书，要求变法。民族危机激发了光绪帝的爱国热情，公车上书启发了他变法的决心。他清楚地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已经撤帘，但是仍然紧紧的控制着他。光绪皇帝朝服像“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顽固的慈禧太后不会让他变法的，但是他决心已定，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说：“太后若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他用手中的权力极力支持康有为。戊戌年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三日，御史杨深秀奏请定国事，二十三日，在取得慈禧太后同意后，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实行变法，旨在挽救中国危亡。他对维新派主要人物作了恰当的人事安排，允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以让他们便于上奏，提出变法方案。在短短的103天里，光绪帝颁布了100多条新政上谕。 　　光绪帝发布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但遇到大多数地方顽固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挠和破坏。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筹办之事，电旨催问，也置若罔闻。慈禧太后表面上同意变法，实际上想方设法摧残变法。她发出懿旨，迫使光绪帝将变法中坚人物翁同龢革去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同时任命后党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又规定新任职的两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向她谢恩，目的是将帝党之人拉过去。光绪帝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革去了守旧、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揆等6名礼部堂官，任命了7名新堂官，其中4名是支持维新的。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慈禧太后决意破坏变法，发动政变。他叫荣禄调兵遣将，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生母叶赫那拉氏聂士成部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驻北京长辛店。翰林院编修李盛铎奏请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以乘机胁迫光绪帝让位。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密诏杨锐，告以危局，命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速议对策。鉴于光绪帝处境危险，谭嗣同于八月三日夜访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要求他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袁世凯慨然应允，但当晚就密报荣禄。不知情的光绪帝于八月五日还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建议他召张之洞襄助。 　　八月四日，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光绪写字像未应允。 　　八月六日，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于瀛台，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张荫桓戍边，徐致靖永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处斩。维新举措，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除，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载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由于得不到列强支持，企图失败。 　　光绪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实行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目的正确，时间不长，虽败犹荣。光绪帝是晚清最有见识，并且能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皇帝，他的名字与这场运动青史永垂。 　　光绪帝在位的第三阶段基本是在囚禁中度过的。囚禁瀛台的光绪帝面色苍白，神经极度衰弱。抑郁，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有病，尿中有蛋白质。肺部不好，似有痨病。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光绪帝曾参加决定是否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御前会议。他主和，这是基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慈禧太后感情用事，草率决定宣战，终于失败。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于九月四日挟光绪帝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载被撤去大阿哥称号出宫。光绪帝帝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 　　光绪帝囚禁瀛台到他死前发生的大事有：义和团与清军勇斗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实行新政，日俄战争爆发，革命党发动起义（萍、浏、醴武装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钦廉防起义等）等。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病故，终年37岁，葬河北永宁山崇陵，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 清宣统帝溥仪 　 从清朝到中华民国 从皇帝到普通公民 　　宣统帝（1906－1967），全名爱新觉罗·溥仪，字浩然，笔名植莲，英文名亨利（Henry)。宣统帝是清朝最后一个傀儡皇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退位，皇帝只当了3年，是12帝中帝祚最短的。 　　溥仪的父亲是醇亲王载沣，与光绪帝同父异母，母亲是慈禧太后亲信重臣荣禄的女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在涵元殿死去。光绪帝没有子嗣，根据慈禧太后的懿旨，由溥仪继位，承继同治，兼祧光绪，改元宣统。当时溥仪才3岁，乃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溥仪由父亲抱上龙椅接受群臣朝贺。他在龙椅上看见黑压压的大臣在殿上向他朝贺，高呼万岁，吓得连声大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载沣连声安慰：“就要完了！就要完了！就要完了！我们就要回家了！我们就要回家了！”大臣听后大惊失色，议论纷纷：“我们大清国就要完了？”“回到哪里去？是回东三省去？” 　　溥仪身为皇帝，但他还是吃奶的时候，只会哭哭闹闹，不会与闻军国大事。就在他身处深宫，只懂哭闹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大事，乃至翻天覆地的变化： 　　罢斥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山东巡抚时，残酷地镇压义和团。二十七年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逐渐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三十三年调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宣统元年，载沣为了削弱汉人势力而重新集权于满族，两岁的溥仪在醇亲王府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将他开缺回籍。 　　长沙抢米。宣统二年（1910）春，湖南遭受水旱，官绅抢购谷米，哄抬物价，大批饥民涌入长沙。三月初三，民众捣毁抬价的碓房（舂米作坊），要求平价。他们包围鳌山警察局，又拥向巡抚衙门。当夜很多米店被抢。巡抚岑春下令开枪，打死数十人。愤怒的民众焚烧巡抚衙门，捣毁教堂、大清银行和外国领事馆，后来遭到镇压。 　　保路运动。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归国有的政策，接着与英美法德4国银行签订了借款修筑粤汉、川汉铁路合同，目的是把铁路出卖给列强。清政府派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铁路。这4省铁路本来是集股修建的，除广东是商股外，其他都是民股。股民抱着获大利的初衷集股修路，如今清政府却以劫夺方式强收：湖北、湖南路股还本不还息，广东路股还6成，其余4成给无息股票，四川全不还。这种做法引起了4省强烈反对，发起保路运动。湖南绅商界以传单抨击政府，长沙、株洲铁路工人示威，湖北、湖南商人罢市，广东股东抗议“铁路国有”，四川、成都罢市，全省抗粮抗捐。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负责人，枪杀请愿群众，死数十人，引起全省的武装暴动。保路运动走向高潮。 　　宪政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开始酝酿宪政改革，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颁诏立宪，到其灭亡为止，清政府在宪政改革方面做了3件事：成立了议院预备机构的资政院和谘议局，实行了官制改革，搞了法制改革。溥仪的祖父奕像宣统三年四月十日颁布的“皇族内阁”人选公布，暴露了清政府“立宪”的欺骗性，激化了民族矛盾，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同盟会等发动多次旨在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溥仪登基后，同盟会等发动了旨在推翻清朝的好几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八月二十九日晚，湖北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成功，成立军政府，宣布废除宣统年号，国号定“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获得广泛的响应，在一个多月内，湖南、陕西等16省宣告独立。清王朝迅速瓦解。 　　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袁世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清廷颁诏退位。武昌起义发生后，清王朝急忙起用闲居在野的老军阀、镇压人民的老手袁世凯，溥仪的生父载沣（右一）、生母瓜尔佳氏（左一）与祖母刘佳氏（右二）9月11日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镇压辛亥革命。袁世凯对革命政权实行打拉两手政策。在列强、袁世凯与同盟会内部压力下，孙中山以答应辞去临时总统，推荐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政治条件换取袁世凯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的应承。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以“优待条件”逼清廷颁诏退了位。 　　溥仪名义上废而为民，但根据优待条件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鸡蛋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 　　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2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 　　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 　　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1917年6月14日，封建余孽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7月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只坐了12天龙椅又下了台。 　　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在小朝廷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北京城，迁醇王府，复辟时的溥仪在乾清宫国民政府每年只提供50万元生活费。29日溥仪与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第二年2月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1931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帮助下潜赴旅顺，不久到沈阳。1932年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年号康德，充当了日本侵略军的傀儡。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两次访日。在沈阳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发布“退位诏书”，他企图潜逃日本，为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1946年8月曾返回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被遣返中国，囚于抚顺。1959年特赦释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0年3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工作，1961年3月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62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清朝后妃制度 　 　　清朝后妃制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关外努尔哈赤时期还没有后妃制度。这时妻妾没有名号。努尔哈赤的16个妻子都叫“福晋”（下面12帝后妃表中，其大福晋姑且依后来的制度称为皇后，其他称妃子）。皇太极时期，有了后妃之别，建立了五宫：中宫清宁宫、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 　　入关后，后妃名称多了起来。顺治十五年（1658）决定采用礼官建议，乾清宫设夫人1名，淑仪1名，婉侍1名，柔婉、芳婉都是30名。慈宁宫设贞容1名，慎容2名，勤侍没有定数。此外还有女官。然而这个制度并没有真正执行。 　　康熙后典制完善了。后妃设皇后1名，居中宫，皇贵妃1名，皇妃2名，妃2名，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定数，分居东西12宫。东宫有景仁、承乾、钟粹、延禧、永和、景阳，西宫有永寿、翊坤、启祥、长春、咸福。每宫都有宫女供役使。 　　下面是清朝12帝后妃数： 　　帝王 努尔哈赤 皇太极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皇后 1 2 4 4 2 3 2 4 3 1 1 1 妃子 15 13 15 36 7 26 12 16 13 4 2 1 清朝12帝的后妃数目都不相同。这说明制度虽然有，但没认真实行。 　　后妃如何选择？ 　　第一步是选秀女。 　　每3年由户部主持选阅驻防八旗和外任旗员之女。吴振《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叙述了挑选八旗秀女的做法： 　　旧制，挑选秀女，皇后及内廷主位之亲姊妹皆免挑。凡八旗官员、兵丁、闲散之女子，皆备选。嘉庆十一年，命汉军自笔帖式，骁骑校以上女子备选。十八年，命满洲蒙古自护军、领催以上备选。其拜唐阿（执事人）、马甲（清代八旗骁骑营马兵的别称）以下女子不备选。 　　挑选八旗秀女，事隶户部。其年自十四至十六为合列。有应挑而以病未与者，下届仍补挑。年已在十七以上，谓之逾岁，则列于本届合例女子之后。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镶黄之满、蒙、汉亦分三处，每一处亦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识行。首正黄之满洲，而蒙古，而汉军。继以镶黄之满、蒙、汉。贯鱼衔尾而进，车树双灯，各有标识。日夕发轫，夜分入后门，至神武门外。候门启，以次下车而入。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而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至直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选毕者，复以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素谓之排车。闻旧时车马杂沓，先后凌乱，应选者争路不得进，不特坠珥遗簪而已。自嘉庆间额驸丹巴多尔济定此法，人皆称便。又内务府三旗挑选，亦排车在地安门之沙滩地方。 　　应选女子入神武门，至顺贞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光绪之瑾妃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要留者，谓之撂牌子。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州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年若干岁。 　　秀女入宫后，一般封答应。然后其中一些晋升为常在、妃、嫔、贵人。贵人以上得出自世代显贵人家，贵人以下只须从拜唐阿子女中挑选。有的秀女配近支宗室或皇子、皇孙。至于皇后，一般先由太后从近支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由皇帝册封。日后，皇帝不喜欢还可以撤换。顺治帝就废过八年（1651）八月册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清王朝把选择后妃看成一大政治。清王朝选择后妃，主要从满族中挑选，其次是从蒙古贵族中挑选，目的是为了加强与蒙古贵族的联系。佟洵、侯久萱《清宫后妃》根据《清皇室四谱》编制的《清宫后妃表》，列出12帝后妃187名，除8名未标族名外，12名是女真族，136名是满族，蒙古族21名，汉族9名，维吾尔族1名。 皇后皇妃小传 　 孝慈高皇后的幸福与悲哀 　　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是努尔哈赤的皇后，生子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叶赫纳喇氏作为努尔哈赤的皇后，又是皇帝皇太极的母亲，是不是一直处在幸福之中呢？ 　　孝慈高皇后纳喇氏原来是女真族叶赫部首领杨吉砮（nǔ）小女，长得漂亮。杨吉砮仰慕努尔哈赤的威名和形象，一次在努尔哈赤面前就把女儿叶赫纳喇氏许给了他，努尔哈赤高兴地同意了。杨吉砮还有个大女儿，是这个纳喇氏的姐姐。努尔哈赤问杨吉砮为什么不把姐姐嫁给他。杨吉砮说：“我不是舍不得把老大嫁给你，是怕她不合你的意。小女容貌漂亮，而且有气质。” 　　后来杨吉砮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杀，顺治孝康章皇后像（康熙生母）杨吉砮的儿子纳林布禄当了首领，又为李成梁所迫。他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金风送爽的日子跋山涉水把刚14岁的叶赫纳喇氏送到努尔哈赤的王都费阿拉城。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迎接。努尔哈赤这时已有30岁并有5名妻妾。由于叶赫纳喇氏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端庄温顺善良。得誉不喜，闻恶言愉悦，不谄谀，不信谗，毕力事上，又生了一个儿子——皇太极，很受努尔哈赤宠爱，努尔哈赤与她恩恩爱爱地过日子。 　　然而，纳林布禄感到努尔哈赤强大，对他是一大威胁，不顾姻亲关系，于万历二十一年（1588）联合海西女真的乌拉、辉发等8部攻打努尔哈赤，结果以失败告终。纳林布禄与努尔哈赤形同水火。 　　万历三十一年（1603）叶赫纳喇氏病危，希望临终见见自己的母亲。努尔哈赤派人去向叶赫部传话，遭到纳林布禄的拒绝。努尔哈赤十分愤怒。这样叶赫纳喇氏在死前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成为她最大的悲哀。 　　叶赫纳喇氏死后，努尔哈赤十分悲痛，不饮酒、不吃荤菜一个多月。开始葬院内，后来迁葬再三，最后与努尔哈赤合葬。康熙的第一位皇后——孝诚仁皇后像崇德元年上谥“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雍正、乾隆时谥又累加。 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辅佐二帝 　　孝庄文皇后（1613-1687），姓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皇太极之后孝端皇后的侄女。长得端庄美丽，于天命十年（1625）13岁时嫁给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封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生福临。福临即位，尊为皇太后。康熙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她经历了太宗、顺治、康熙三朝，辅佐了顺治、康熙二帝，对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康熙的第二位皇后——孝昭仁皇后像福临即位时年幼，孝庄文皇后教导他任贤人，远小人，赏罚公平，不要奢侈，要勤学好问。为了拉拢汉族将领，将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养育宫中，岁俸视同郡主，又把皇太极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平西王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七年，顺治帝为崇妃董鄂氏去世痛苦不已，要出家，孝庄文皇后劝阻了他，从而防止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一时空缺和王朝朝政的混乱。 　　顺治去世后，8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帝。康熙10岁时，生母孝康章皇后去世。孝庄文皇后为照顾年幼的皇帝，把康熙养在慈宁宫。她告诫康熙说：“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康阜，绵历数于无疆。”这话的意思是君主必须明白对百姓的责任：受到人民拥护，长期统治下去，必须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康熙帝日后努力实践她的教导，康乾盛世的形成不能不与孝庄文皇后的教导无关。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等三藩作乱，孝庄文皇后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拿出宫中金帛犒赏出征劳苦的将士。十四年，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机叛乱，她又向康熙推荐图海镇压叛乱，图海迅速平定了布尔尼。 　　康熙二十六年（1688）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后病逝，终年75岁。临终嘱咐在孝陵附乾隆孝贤皇后像乾隆慧贤皇贵妃像乾隆婉嫔像 　　道光为皇子时的嫡福晋，后追封孝穆成皇后近安葬她以靠近康熙父子。康熙帝把她的灵柩暂时停放在河北遵化清东陵，雍正时才葬河北遵化昭西陵。徽号在平定三藩后定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她的谥，雍正、乾隆添加后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翊天启圣文皇后”。 香妃之谜 　　《清朝野史大观·记回部香妃》描写了乾隆帝的一个妃子——香妃。说她本是回部王妃即首领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妃子，生下来就有异香。将军兆惠征回部时，乾隆帝向他提到她。后来兆惠生擒香妃，献给乾隆。但香妃始终不做乾隆妃子。乾隆叫人劝她服从，她从袖中拔出刀来，表示她宁死以报旧主。乾隆母亲孝圣宪皇后劝告乾隆不要接近她，或杀掉她或放归，但乾隆始终舍不得。时不时去看她。香妃常思故乡风物，乾隆帝就在她所居楼外建西域式的礼拜堂。庄妃居住的永福宫数年后，乾隆到外面祭祀去了，乾隆母亲让她自缢。乾隆回来时香妃气绝，但面目如生，只好厚其棺殓，以妃礼葬之。 　　这个故事是编造的。征回后乾隆帝的确从回疆获得一个妃子，是伊帖尔汗氏，长得很美。她是回疆额色尹的侄女，图尔都的妹妹。乾隆二十四年（1759）配合清军作战的额色尹被封辅国公，图尔都封为一等台吉。端康皇贵太妃第2年图尔都送妹妹伊帖尔汗氏入宫，表示友好。三十三年伊帖尔汗氏进为容妃。为了博取她的欢心，使她不过多思念故土，他一方面让维吾尔族厨师给她做维吾尔食品，一方面为她建宝月楼（地址在今新华门）。此楼7楹，极其华丽。在宝月楼南面，建清真寺，让她倚窗西望，以解乡愁。 　　乾隆帝还做过两首《宝月楼诗》。其中一首： 　　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 　　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 　　屏文新弗禄，镜影大光明。 　　麟次居回都，安西系远情。 　　乾隆五十三年，容妃去世，终年54岁。 清文宗皇后——那拉·兰儿（慈禧太后） 　　一、政治档案 　　慈禧太后（1835-1908）姓叶赫那拉氏，满洲人。安徽宁池太广（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道惠徵之女，小名兰儿。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她的旗籍，开始是镶蓝旗，后来抬到镶黄旗。咸丰元年选为秀女，封兰贵人。六年生载淳。在封建社会，妻以子贵，那拉氏生载淳而封懿妃。第2年晋升为懿贵妃。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祺祥”。她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上徽号“慈安”，那拉氏上徽号“慈禧”。那拉氏居丧时居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又称西太后。 　　慈禧太后有野心，有权术。咸丰帝去世以后，她勾结奕䜣发动北京政变，将政敌端肃集团打下去，获得垂帘听政的权利，改年号“祺祥”为“同治”。所谓垂帘听政就是皇帝坐在养心殿皇帝宝座上，前有御案，后有黄纱屏，两太后坐在黄纱屏幕后面。凡奏章经两太后过目后，大臣拟旨由两宫太后裁定，然后盖上咸丰帝赐与钮祜禄氏的“御赏”印和赐与载淳而由慈禧太后保存的“同道堂”印，大事就确定下来了。慈安太后缺乏才力，而幼帝又不是她生，便处处让着慈禧太后，名为两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慈禧太后一人独裁。像这样的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从同治元年持续到十二年，第2年，同治帝亲政，但只一年就病逝了。接着是由她点名4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为了有效地控制光绪帝，她把面长、口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塞给光绪帝当皇后。以其年幼又与钮祜禄氏垂帘听政，直到光绪十五年，才由光绪帝亲政。其间，钮祜禄氏已于光绪七年去世。她撤帘由光绪帝亲政，她也不是不管政事了，光绪帝虽亲政，“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二十四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她又训政。这一训，就是10年，直到她死去，所以她实际统治中国47年，将近半个世纪。 　　她获得垂帘听政权力后，继续咸丰帝镇压农民起义政策。两江总督何桂清因为镇压不力，节节败退，被她处死。为有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她重用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委任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4省军务，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又发布上谕，借师助剿，攻打太平军。很快就组织了“常捷军”、“常胜军”之类的洋枪队。在中外军队的共同打击下，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终于被镇压下去。不久又派李鸿章镇压了捻军。曾国藩和李鸿章都得到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给的大奖赏。 　　慈禧太后持扇坐像对列强慈禧太后一开始是有反感的，她反对过《北京条约》，所以发动政变前曾担心列强干预。奕䜣对她说，外国没有异议，他敢保证，她才放手去干。列强不干预使她获得垂帘听政权力，她当然感激，于是对列强态度来了个大转弯，产生了求和的外交政策，并与列强相勾结，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外交上她是妥协投降政策。中法战争中本来冯子材率领清军打嬴了，她却同意李鸿章妥协投降的荒谬主张：借谅山的胜利作为与法国缔约的条件。甲午战争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她就主张停战议和。 　　戊戌政变后，英国人帮助康有为避难香港，各国不支持她立大阿哥，她就很光火。于是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慈禧太后一反常态，不顾光绪的反对，以清廷名义发布诏书，“向各国宣战”。为了得到义和团的帮助，她改镇压为招抚，并下令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给北京义和团。清军和义和团在天津攻打联军，在北京进攻使馆。攻打使馆，这是违背国际惯例的，予联军扩大侵略以口实，愚昧之极。天津沦陷后，慈禧太后派人到各使馆，表示“道歉、赔款、惩凶”。联军打进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为了向列强献媚，保住她自己，途中发布“铲除”义和团令，令李鸿章与联军和谈“便宜行事”。讨论《辛丑条约》条款，列强提出“惩凶”要求，要求处死或监禁一些“首祸诸臣”，慈禧太后惟独却对发出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没有提出惩罚的要求。看到空前辱国的《辛丑条约》12条，没有把她从统治地位赶下来的条款，慈禧太后感激涕零，赞扬说：“今兹条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她还自责地说：“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打算把清朝变成陈天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洋人的朝廷”。她毫不考虑地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照即办。”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她发布上谕，充分暴露了她色厉内荏，朝三暮四，投降卖国的嘴脸。 　　慈禧太后一切从个人出发，在统治集团内她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肃顺等八大臣与她作对，她惩治了他们。奕䜣协助她成功了北京政变，被封为议政王，主持朝政。可是奕䜣势力的增长，使她又感到了威胁。光绪六年（1880）慈禧太后太监携物出宫，违背规定，与护军殴打，慈禧太后因此事与奕䜣争辩，隔阂加大。同治四年，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之机，她免去了奕䜣的一切差事。后来慈禧太后又恢复他的职务，到光绪九年慈禧太后抓住奕䜣在中法战争中前瞻后顾、举棋不定的辫子，大做文章，以“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相责，最终免除了他一切职务。光绪帝即位后产生了帝党和后党。后党骨干都是中央与地方上的重臣，帝党是光绪帝身边的人和官僚士绅。在甲午战争后和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对帝党给予了沉重打击：光绪帝囚于瀛台，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志锐调任乌里雅苏台，文廷式被革职。自有慈禧太后，清廷矛盾不断，党争无已。 　　慈禧乘轿出游图慈禧太后贪图享乐。晚清民族危机严重，但为了祝自己的寿，“颐养天年”，她于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之际耗银63万两建储秀宫。后来她又动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吃紧之时，她为自己的60大寿，不惜举国债修建宫苑。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说：“慈禧太后为自己建颐和园、筹办六旬庆典不可能少于一千万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慈禧太后以归政后颐养天年为名，公开地或隐蔽地举借外债以营修宫苑，其贷款的总数超过了洋务企业的借款”。她就是这么为了个人享乐而置国家和人民安危于不顾的统治者。 　　慈禧太后思想。谢俊美说：“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慈禧太后支持洋务运动，批驳清流派非议洋务言论。考虑到机器制造与天文算学密切相关，奕䜣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五日，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招收年满20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入馆学习。第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奏“天文算学无庸招集正途（进士、举人出身与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荫监生出身的叫正途）”，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他认为到天文算学馆学习的人只需责成钦天监从聪颖的少年考选就行了。慈禧太后斥责道：“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技巧。……借西法以引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庚子后她发动新政，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了劝戒汉人妇女不要缠足的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 　　至于她破坏戊戌变法，谢俊美先生说是她“在顽固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她镇压变法是基于个人权力和朝局的考虑。特别是裁冗官、合并闲散机构，停捐纳，改科举，罢免礼部堂官后，朝局一度动荡。她担心变法不利于自己。为了稳固政局，不致因变法而引起新的震荡而使王朝遇到颠覆的危险，慈禧决定结束新政。” 　　二、日常生活及其他 　　下面是慈禧太后生活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乘轿。慈禧太后六十圣寿，正是甲午战争进行之时，光绪皇帝率王公百官到皇极殿庆贺。典礼极隆重。慈禧太后扮观音菩萨像慈禧太后出宫坐64人抬的轿子，路过各处，均有景点。结彩燃灯，陈设极其华丽。扶鸾的仪校穿着五彩衣，德宗步行前导。前又有王公2人，每人持如意一柄俯首退后引行。 　　吃。慈禧太后吃的菜达百种。燕窝、熊掌、鹿筋、鱼翅、海参，是常吃的，其他有清汤鱼翅、蒸肉掌、鸡蛋饼、香肉、白菜煨肉、樱桃烧肉、竹笋炒肉丝、红白肉丸等。每餐3大桌。菜饭由太监用食盘端入。盒是绿色的，其中可放两个大碗4个小碗，都画有黄底绿龙或写有“寿”字。在宁寿宫御膳房中，供她使用的金、银、玉餐具有1500多件。 　　穿。慈禧太后常穿黄缎袍，上绣粉红大牡丹花，发髻上满是珍宝。头左边垂挂珠络，中间盘着粉红牡丹，都用宝石配成。颈项下的披肩，好像鱼网，缀以3500粒珍珠。每粒大如鸟蛋，闪闪发光。左右手戴珠玉镯各一，右手指都罩着戒指几枚。鞋上有串珠，镶以各色宝石。 　　住。慈禧太后的住房，屋宇深邃，窗户装玻璃，做工精细，五色缭绕，令人目眩。锦幔低垂，里面陈设，外面不能窥见。睡觉时，慈禧太后有宫女为她捶腿，一直到她睡熟。太监侍立回廊，名曰坐更。睡醒后，慈禧太后要喝一盅人奶，练八段锦，然后离床漱洗。内监揭开绣花窗挡。这时有人在外大喊：“老佛爷醒了！”听到喊声，内监鱼贯而入伺候。 　　爱好。慈禧太后喜欢看戏，喜欢写字。她临摹法帖，写小楷。还喜欢画画。每次作画总是现出不满意的样子，放下笔就说：“坏了！”一旁伺候的太监须交口称赞，让她高兴起来才画成一幅。然后为近侍讨走。画兰竹，寥寥数笔而已，然而设色布局必苦心经营。最喜欢画葡萄，画几个圈容易，至于屈曲的藤蔓，信笔走之，易于神似。她见光绪学英语进步快，也想试试，但学不到两周，就耐不了苦，以后再也不提学英语了。 　　坟墓与陪葬品。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病死，终年74岁，葬清东陵。据于善浦《慈禧陵墓》，随葬品“据内务府簿册所载”，殓入棺材的有玉器82种和大量稀世珍宝。她穿的寿衣“仅金丝串珠丝绣礼服和外罩绣花串珠褂两件，就用了大珍珠四百二十粒、中珠一千粒、一分小珠四千五百粒、宝石一千一百三十五块。”“慈禧胸前佩带着两挂朝珠和各种佩饰，用珠八百粒、宝石三十五块。另外还有串珠九链，围绕全身。……”慈禧太后棺椁下面还有一口井，也存有大量珍宝。该文记述慈禧太后随葬品的篇幅，足有4页16开纸。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说，1928年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军长孙殿英盗挖其坟时挖出的随葬品有朝珠一串，108粒。一柄九龙宝剑，九条金龙镶嵌上面，剑柄上有宝石，有五升之多。头枕翡翠西瓜，口含夜明珠一颗，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球。这个记载与于文记载比较，不仅陪葬物品种类大不相同（于文没有提到九龙宝剑），而且数量上十分悬殊。 毅皇后 　　毅皇后（1855-1875）是同治皇帝之后，姓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同治十一年九月立为同治帝之后。她坚持正义，不畏惧婆婆慈禧太后的淫威，敢于维护自身清白和尊严，后被慈禧太后迫害致死。 　　因为同治帝选中慈安太后推荐的户部尚书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做自己的皇后，而把慈禧太后推荐的侍郎凤秀之女富蔡氏封为慧妃，慈禧太后怀恨在心，经常借故打击毅皇后。毅皇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里没有听任摆布、凌辱，为了维护自身的清白和尊严，她敢于自卫。 　　慈禧太后喜欢看戏，要毅皇后陪她。每当看到淫秽地方时，毅皇后总是扭头不看，慈禧太后认为在出她的丑。 　　毅皇后端庄美丽。同治帝亲近她，慈禧太后便骂她狐媚主上。慈禧太后劝同治帝亲近慧妃，疏远毅皇后。毅皇后的服侍人员要她亲近慈禧太后，否则于己不利。毅皇后说：“叫我尊重她可以，让我亲近她我做不到。我是依祖宗之命，从大清宫门迎进来的，不是轻易甩得掉的。” 　　从他人口里听了这话后，慈禧太后恼羞成怒。她认为这是毅皇后在讽刺她，因为当初朝廷选秀女，她是从侧门入的宫，不是像毅皇后那样从正门迎进来的。恼怒之下，慈禧太后抓住毅皇后的头发往墙上撞，同治帝见了都几乎吓晕了。 　　同治去世，光绪帝继位。当时毅皇后已经怀孕。因为怕她生下皇子，对自己掌权不利，便逼死了毅皇后。有一说毅皇后是吞金而死的。 珍妃 　　珍妃（1876-1900），满洲镶红旗人，他他拉氏，侍郎长叙五女，是光绪皇帝的宠妃。因她支持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为慈禧太后迫害致死。 　　珍妃长得漂亮，鹅蛋脸形。光绪十四年，13岁的珍妃与15岁的姐姐瑾妃均被选为秀女。入宫前与其姐姐受教于翰林院编修、主战派文廷式。十四年十月初五，诏立副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长叙四女和五女为妃子。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大婚。婚后光绪帝与皇后接触少而与珍妃接触多。珍妃活泼，能书善画，给了光绪很多乐趣。光绪二十年由珍嫔升为珍妃。 　　光绪帝亲珍妃而远皇后使慈禧太后大为光火，因为皇后是她的侄女，是她控制光绪帝的工具。她面斥光绪，要他善待皇后而远珍妃。 　　光绪亲政后逐渐形成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珍妃长兄志锐先后被光绪帝由翰林院编修提为詹事府詹事和礼部侍郎，文廷式于光绪十六年中榜眼，光绪帝让他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他们成为帝党主要成员。他们在甲午战中十分活跃，斥责后党李鸿章误国，要求罢掉孙毓汶、徐用信在军机处的职务。文廷式把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引发了“公车上书”爱国行动。珍妃与他们意气相投，向光绪帝发表意见，支持主战立场。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旅顺失守，光绪帝令将李鸿章革职留用，摘去顶戴。慈禧太后对此不满，决定对2妃开刀，给光绪帝一个打击。二十九日，她令太监对2妃廷杖，说她们干预朝政，降为贵人。志锐被调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经光绪帝的请求，慈禧太后才恢复2妃位号。 　　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加重，大清江山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应康有为吁请，为了振兴国家，挽救大清王朝，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珍妃经常把宫内消息通过其兄志锜告诉维新新党。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囚于瀛台，珍妃囚于宫内。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翌日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潜逃。逃跑前，慈禧太后使人推珍妃入井，终年才25岁，其尸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从井中捞出。 名义皇后和大胆妃子 　　溥仪妻婉容（右）与文绣1922年，溥仪17岁时，宫里为他选定了一个皇后和一个妃子。皇后是婉容（1905-1946），妃子是文绣（1909-1950）。抗战时期，三岁为清帝的溥仪又当上了满洲皇帝。这时溥仪又多了一个贵人谭玉玲（1920-1942）。 　　特赦后溥仪跟护士李淑贤结婚。 　　下面说的是溥仪开始娶的皇后与妃子的性格与命运。 　　皇后全名为郭布罗·婉容，字慕鸿，满洲正白旗人，是内务大臣容源的女儿，生于天津。1922年选定为皇后，12月1日大婚。由于溥仪性无能，婉容婚后不久就过独居的生活。1924年与溥仪被逐出宫外，迁天津。在天津她还是比较愉快。1931年9·18事变后她与溥仪在日本人秘密护持下去了东北长春。第二年溥仪成为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称皇帝，婉容也被立为皇后。但此后便加快了走向毁灭的步伐。 　　婉容在东北学了点英语，能写英文信。她与近侍祁继忠、李某通奸，产下一女，被溥仪杀死。自此她染上了吸鸦片的毛病。因受刺激，患上了精神病。1945年日本投降后流落民间，1946年病逝。 　　妃子全名额尔德特·文绣，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北京。1922年她被选定为溥仪的妃子。她同婉容一样被逐出皇宫后就到了天津。她还在宫中时就与婉容结了怨，与溥仪也没有感情。她与婉容最大不同的是她有反抗精神，敢与传统观念决裂。1931年她从天津张园逃出并提出与溥仪离婚。她要求溥仪给她5万元生活费。她这一举动震动了当时社会，最后她胜利了。 　　离婚后她改名傅玉芳，回北京居住，曾担任四存小学教师和《华北日报》校对。 　　她过了20年自由、有情趣的生活，没有再婚。1950年去世。 前紧后松的内监制度 　 　　内监也叫宦官、太监、寺人，是在宫廷和少数王公、文武大臣家里服役已经阉割了的男子。他们被称为“病态社会的怪胎”。这些人的存在有很长的历史，在殷代就有了。 　　内监中也有本事大、对国家作出过大贡献的人，例如东汉发明造纸的蔡伦和明朝下西洋的郑和就都是内监。清朝关心国家大事不顾个人安危的寇连才也是内监。不过这种人确实太少了。内监为患倒是不少。历史上内监为患最严重的，秦朝就有赵高，他杀皇长子扶苏、丞相李斯，自为丞相，然后又逼二世自杀。唐朝宦官专权，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永贞革新流产，参与革新人员全部遭殃。后来的甘露之变，大批朝臣被杀。明朝内监为患就更触目惊心。永乐年间重用内监，后来内监发展到十万。明朝让他们逐步掌握朝政，甚至享有批红权。他们居内阁之上，导致政治腐败，加快了明朝的崩溃。 　　清朝怎么对待内监的，制度如何？ 　　一言以蔽之：清朝对内监的管理是前紧后松。 　　关外时期后金没有内监。入关后顺治朝才开始引入内监：“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员额，数止千余。”鉴于历史上内监为患的教训，顺治帝用内监，但对他们警惕性很高，一开始就进行严格限制。顺治十年（1653）谕： 　　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至周仅具其职，司阍闼洒扫给令而已。秦汉以来，始假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贻祸后代。小忠小信，固结主心；大憝大奸，潜持国柄。宫廷邃密，深居燕间。淆是非以溷贤奸，刺喜怒而张威福。变多中发，权乃下移。历览覆车，可为鉴戒。朕酌古准今，量为设置。级不过四品，非差遣不许擅出皇城。外官有与交结者，发觉一并论死。 　　上面这段话出自《清史稿·世祖本纪（十年）》。 　　顺治十二年，皇帝在交泰殿特立铁牌，告诫内监不许干预政事，窃权纳贿，交结官员，越分奏事，否则凌迟处死。他还规定内监不得廷赐臣宴时沿明制入班行礼。然而他有疏忽之处：听信内监吴良辅的怂恿设立十三衙门：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尚方监、惜薪监、钟鼓监、兵仗监、织补染监。十三衙门以宦官为主管，营私舞弊。顺治临死时曾为之后悔。康熙即位后立即撤销了十三衙门，并杀吴良辅。 　　顺治在世时就开始减少内监数目，到康熙时下降到七百。雍正时忽又增加到2400多人，最多时达3000多名。 　　乾隆帝为了让自己和他人警惕内监的危害，以秦、赵、高三字为内监之姓。三字组合就是“秦赵高”。此外他又对内监定了11条处分条例。 　　对犯罪内监的处罚，有的遣送到吉林打牲乌拉为奴，有的遣送到黑龙江给官民为奴，有的罚款46个月的薪金。他们每月薪金是48两。有个叫高云从的内监，在乾隆二十三年（1774）泄露朱批机密，乾隆帝立即对他处以磔刑。 　　乾隆鼓励大臣严格管理内监。乾隆朝，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乾隆帝给他升了7级。 　　清朝中叶以前由于严格管理内监，没出什么大乱子。诸宗元在《清稗类钞·序》中说：“宦寺女谒（女谒，通过宫中受宠女子请托）之祸，中叶前未之有闻。” 　　清朝后期对内监的管理就比较松懈，特别是慈禧太后宠信他们。内监曹进喜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宫中很得意。外省督抚乃至诸王、贝勒逢年过节都要给他送礼。同治、光绪时，慈禧太后宠任内监，让安德海到南方置办龙衣。她对总领内监李莲英更是放纵，以致使他权倾一时。 　　尽管后期对内监的管理比较松懈，但整个来说，相对于明朝来说管理为严。内监在清朝没出大乱子。 　　清朝垮台后，内监并没立刻除掉。由于“优待条件”允许溥仪小朝廷在紫禁城住，还有几百内监跟随他。1923年7月16日，溥仪驱散了大部分，直到他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时，都还有一些跟随。抗战胜利后，溥仪当了俘虏，内监才完全散尽。 太监逸事 　 小德张 　　小德张指清末内监张元福。 　　小德张是河北青河人，12岁时入宫当太监，被改名张兰德。初事慈禧太后，为回事太监兼寿膳房掌案。因为会煮菜，得到慈禧太后宠爱，升为二总管，位仅次于李莲英。李莲英告老回家便升为大总管。后来他受隆裕太后宠爱。狗仗人势，挂在他口边的一句话就是“奉懿旨”，势焰熏赫。他纳贿7000金，慎刑司不敢深究。 　　慈禧太后死后的一段时间是所谓的国服期。本来这个时期规定不能大兴土木，而他却运动隆裕太后兴修延熙宫，一个西式铁楼。工无竣期，款无定额，款子给他贪占了很多，慈禧太后的钱有一部分进了他的荷包。他用这些钱在天津买了豪宅。 　　小德张身为太监，竟求艳富。他与载澧之妻——八姑奶奶有染。出宫后他娶妻纳妾，成为罕闻。 寇连才 　　寇连才是清末内监中惟一关心国家大事，敢于冒死哭谏的忠臣。 　　寇连才（？-1896），直隶昌平人。15岁入宫，先在慈禧太后梳头房里，后到会计房，为慈禧太后管账。再后来他又被派到奏事处，名为伺候光绪帝，实为监视他。 　　甲午战败后，国人无不扼腕。此时，慈禧太后欲以大阿哥替代光绪帝。她杖击支持变法的瑾、珍二妃，她自己恣意挥霍，贪图享受。对于慈禧太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寇连才忍无可忍，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二十三日早晨跪在慈禧太后床前哭谏：“国家已经处在危难之中，但老佛爷您自己不考虑吗？您放纵游乐，会生内乱的。”慈禧太后以为他疯了，连声呵斥，寇连才走了。 　　寇连才看哭谏无效，就请了5天假回到家里，与父母兄弟诀别。他拿出一个记事本子交给弟弟。回宫后，把自己的积蓄分给小内监，他是准备一死了。二十八那天，他上了一个折子给慈禧太后，内有10条意见，要求太后归政光绪等等。慈禧太后见到折子，大为震怒。问他： 　　“这个折子是你写的，还是受人指使写的？” 　　“这是奴才自己写的。” 　　慈禧太后让他把折子背诵一遍给她听，寇连才背得差不离，没大错。慈禧太后说：“本朝老规矩：内监讲国家大事要斩首，你知道吗？” 　　“知道。我要怕死，就不敢上折子了。” 　　慈禧太后派人将寇连才关押在内务府慎刑司。两天后移交刑部，处斩。 安德海之死 　　安德海（？-1869）直隶南皮人，与张之洞同乡。同治时他自宫进京当内监，对慈禧太后阿谀奉承，很得慈禧太后赏识。他便无视朝廷规矩，干预国政，纳贿招权。先是于同治四年（1865）在慈禧太后面前搬弄是非，攻奕䜣短处，使之免去议政王的封爵。他又笼络朝中官吏，奔走其门，气焰日盛。当时同治帝已是10多岁，十分讨厌他。有一次，他因事斥责安德海，反而受到慈禧太后的责备，心里就更恨安德海。碍于慈禧太后，他不好发作，便常在宫中将泥人头砍断，以示对他的愤怒。他把要杀安德海的事告诉钮祜禄氏，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劝他不急，他很不愿意，等不及了。 　　同治八年（1869）八月，慈禧太后令安德海到南方置办龙衣。她曾问同治帝同意与否，同治帝表面上说同意，却立刻报告钮祜禄氏。说，安德海一定要出都门，出都门就斩。但是谁能下手呢？钮祜禄氏看同治急于处置安德海，不好扫了他的兴。况且，让安德海这种人长期在宫中，让西太后当第二个武曌，以后自己死了也无法见文宗。于是便说，能处置安德海的人只有山东巡抚丁宝桢。同治听了很高兴，急求钮祜禄氏密告丁宝桢，俟机把他干掉。丁宝桢接到上谕后想，安德海要去广东，一定经过山东，于是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德海要过山东，如见他有不法之事，将他逮捕，然后报告。 　　安德海率两只船到德州，船上龙凤旗飘扬，带有男女多人，还有女乐，观者如堵。安德海自称奉旨差遣，置办龙衣。安德海过德州境时，赵新密报丁宝桢。慈禧太后听后惊恐起来，因为根据祖制，太监是不允许离宫半步的。她不得不忍痛与慈安太后、奕䜣及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议论此事。大家都说，按照老祖宗规矩，内监不得离开都门，违反者杀无赦，应当就地正法。但慈禧太后把逮捕安德海就地正法的朝旨扣留了两天，直到醇亲王催，才发。 　　赵新有心计，怕惹祸，说正要拿获安德海，但他已扬帆南下。丁宝桢急令东昌、济宁各府州县跟随追捕。丁宝桢令东昌府程绳武追赶。程绳武跟踪了3天不敢动手，丁宝桢又派总兵王起率兵追赶，直到泰安才追上，押解到济南。安德海有恃无恐，大声说：“我是奉皇太后之命来的，谁敢动我？哪个要是动我一下，是想死得早一点儿罢了。”官吏听后感到恐惧。这时朝旨尚未到达，丁宝桢想，朝旨是否命令杀还是个未知数。不如先把安德海杀了，即使受到严惩也不为遗憾。泰安知县何毓福长跪，请求稍等一下朝廷命令。隔了一会，处决安德海的朝旨终于到达，丁宝桢于是在八月初七夜晚将安德海杀了。 　　杀安德海后，丁宝桢声名鹊起。 李莲英 　　李莲英（1848-1911）生于直隶河间府大城县，原名李英泰，字灵杰，年幼死了父亲，是个无赖，落拓不羁。7岁净身，两年后由内监沈兰玉介绍入宫，当了一名太监，改名李莲英。李莲英为人乖巧，那拉氏追求新发型，要梳头房为她仿作，多次易人都不中意，李莲英刻意揣摩，数日技成，得幸于慈禧太后。 　　咸丰十年，咸丰帝担心自己死后，朝政将被那拉氏把持，在避暑山庄与宠臣肃顺商议，欲效法西汉钩弋故事除掉她。李莲英得知消息，连夜报告那拉氏的妹妹，奕之妻。第2天早上，奕之妻以生命向咸丰帝担保那拉氏，救了那拉氏的命。后来慈禧太后先立奕之子为光绪帝，后来又立其孙为宣统皇帝，有报恩之意。自此，慈禧太后更宠信李莲英。 　　同治八年（1869），李莲英由梳头房太监升为内廷总管太监。他可与慈禧太后并坐听戏，权倾朝野。慈禧太后赐予2品顶戴，赏给黄马褂。李莲英40岁时，慈禧太后赐以珍品蟒缎与福寿字。朝内外知道慈禧太后宠信李莲英，内自军机，外至督抚无不献礼。 　　李莲英贪婪。慈禧太后经常赏赐他，他不满足。他借权营私牟利，卖官鬻爵。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前他就攫取了5000多万两银子，这笔巨款被八国联军抢走，后来他又谋得2500万两。李莲英死后，摄政王载沣还对这笔款子垂涎，处心积虑地企图弄到手。 　　在戊戌政变中李莲英站在慈禧太后一边，但他不同意以大阿哥取代光绪帝。在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做了弥合关系工作。 　　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病死，树倒猢狲散，李莲英被撤销总管一职，赶出皇宫。宣统三年李莲英死去。他的财产全部充公。 清朝宗室概况 　 　　宗室指皇帝的宗族、族人。清朝宗室是满洲贵族的核心。清朝的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赤、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因系黄带子得名；后者俗称红带子，因系红带子得名。觉罗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都不如宗室优厚。宗室和觉罗的区分是皇太极时期开始的。天聪九年（1635）正月，皇太极说：“宗室者，天湟（皇族、宗室称天湟）之戚，不加表异，无以昭国体，甚或两相诋毁，詈及祖父，已令系红带以表异之。又或称谓之间尊卑颠倒，今复分别名号：遇太祖庶子，俱称‘阿格’；六祖子孙，俱称‘觉罗’。”“六祖”指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觉昌安兄弟六人：除觉昌安外，还有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包朗阿与宝实。 　　端郡王载漪宗室的子女、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降及死亡须俱报宗人府，登入黄册，觉罗登入红册。宗室包括皇室成员犯罪，交宗人府处置。康熙帝处置次子允礽，雍正帝处置其兄弟允禟、允禩都是交宗人府。晚清慈禧太后专权，对待不听她话的皇室成员如皇后皇妃动辄用家法惩治。 　　清王朝对宗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优待的。 　　努尔哈赤之时，其子侄只封贝勒、台吉之号，皇太极时，崇德元年（1636）宗室封爵定为九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和奉国将军。爵号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前4等爵都“入八分”，辅国公与镇国公则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都冠宝石顶，以补服翎眼为差次。奉国将军比较武职正三品。顺治六年（1649）增为十二等。这十二等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乾隆十三年定为十四等：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 　　爵位等级用不同的章服（以图文为等级标准的礼服）和冠顶相区别：辅国公以上的都冠宝石顶，再以补服（朝服。用金线和彩色丝线绣成图案，缝于胸前和背后）和帽上的孔雀翎眼区别其等级。不入八分公以下的冠珊瑚顶。区分等级的目的一是与百姓区别，二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促其自爱。 　　封爵等级不同年俸区别大，一等和硕亲王年俸银1万两，禄米5千石；三等的多罗郡王俸银5千两，禄米2500百石，六等的固山贝子年俸银1300两，禄米650石。 　　一等和硕亲王年俸比文职一品官年俸高50多倍。 　　皇子15岁封爵，由宗人府提出意见，皇帝批准。亲王子20岁，由宗人府奏请皇帝考试授封。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一子袭爵，其余儿子要考试骑射和满语，分别等级封爵。 　　王室成员封爵，根据军功大小和嫡庶亲疏决定。没有爵位的称闲散宗室。 　　勋劳卓著者，其爵位子孙可以世袭罔替，例如睿亲王、礼、郑、豫、肃、庄这六大亲王及克勤、顺承两郡王，其爵位就可世袭罔替，他们称为铁帽子王。其他人子孙袭爵，或保持爵位，或降一等，到十二世才断。高宗长子永璜于乾隆十五年去世，追封定亲王。死后，他的长子绵德袭定亲王，后降为郡王。四十一年因事革爵，四十二年封镇国公，四十九年晋升贝子，五十一年去世。其子奕纯袭贝子爵，道光元年去世。奕纯子载锡袭贝子爵，道光元年去世，载锡子溥喜袭镇国公。 　　入关后任官实行考选制度，朝廷有意为宗室入仕搭桥铺路，开方便之门。顺治十年（1653）令八旗各设宗学，没有封爵的宗室子弟，10岁以上都入学，选择满、汉官员讲授经史，乾隆后满语和骑射也列为教学范围。康熙三十六年（1697）举行宗室会试，但三十九年怕讲八股，习诗赋，会沾染汉人习俗，于是停止此类考试。雍正时令宗人府设笔帖式考试，让他们从笔帖式开始逐步升级。另外是于雍正二年（1724），在金鱼胡同和帘子胡同设左右翼宗学，专门教授宗室子弟。乾隆九年（1744）每5年一次合试宗室学生，由皇帝决定名次。醇亲王奕与其家人合影会试之年赐以进士。嘉庆四年，又恢复了宗室乡试和会试。只考八股文1篇，五言八韵诗1首，一天考完。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说：“觉罗旗人乡、会试，与满洲相同，但宗室考试，不与满、汉同试，另于大场后一、二日，以一文一诗试之。亦在贡院，只一日毕事。十人取中一人，如有奇零，数不及五人则不取，过五人又取中一人。故乡试中七、八名，会试中二名，后增至三名。” 　　四代同堂的满族大家庭入关后，王朝还专门规定宗室缺。宗人府规定府丞1人、堂主事2人为汉缺外，其他都是宗室缺。此外在六部、理藩院等机构中也用一些宗室缺。康熙时，为解决无路入仕的宗室成员官职问题，钦定侍卫90人，规定在宗室中挑选。雍正时，裁撤宗人府满洲司员笔帖式的一半人，让宗室人员补充。乾隆时设宗室御史4员，作为司员晋升之阶。嘉庆朝，除特设宗室翻译乡会试外，又在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扩大宗室入仕之途。 　　在司法方面宗室有特权。宗室在关外时期是用宗族内部的家法管的。入关后，宗室由宗人府管。宗人府是顺治九年（1652）沿袭明制建立的。它位在内阁、六部之上。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按时修辑玉碟（王族谱系），确定宗室爵禄，告诫宗室成员，赏有功，罚有过，祭祀先帝。宗人府制定了《宗人府则例》。律例一共有26条规定：例如王到一般官员免责打，宗室、觉罗罪犯可以折罚，犯笞杖罪，可以折罚钱粮；犯枷罪，可以折为圈禁空房；初次犯徒三年或二年半罪的，折圈禁一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恩将军伊冲额，打死雇工，圈禁80天便了事。但是最高统治者如果将宗室成员视为死敌，那处置也是残酷的，例如慈禧太后处置肃顺、载垣、端华就够残酷的。 　　轻微罪不革去宗室籍。除了这些优待外也有一些限制和禁止，例如不准抗传不到，王等不许擅传等。王公及闲散宗室不许离开京城40里，不许任外官，不许经商。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他们显“贵”。 　　经济方面，关外时期宗室没有多少特权，没有官职的一律不免徭役。入关后，王朝照顾宗室，可谓无微不至。除了分封的一部分土地给他们外，每年给宗室数百万两的补贴。婚嫁有专门的补贴：娶妻、嫁女补助100两，续娶则给50两。生育有物质鼓励，子女到10岁就有粮米和银两补助，每月有2两赡银，一直补到20岁。依赖王朝分封的土地和补助，宗室人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寄生集团。一部分不会营生，多妻多子，王朝补助不足以挥霍，他们把田地都卖了。乾隆年间，乾隆帝“笃念宗室贫乏，以致失产无以自活，因命宗人府堂官详为抚恤。”按照贫乏等第，其最贫者，赏银三百两，其次者，半之，命其赎回田产，以资生理。此外婚丧嫁娶无不补助。此外，朝廷时常宴请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私宴）于乾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类似宴会在乾隆九年、四十七年和嘉庆九年都举行过。其中乾隆四十七年的宴会宴请的宗室成员人数达3000人。 　　由于王朝宠着他们，加上市井小人对他们大献其媚，宗室很多人养成了傲慢态度。他们不但不与汉人士大夫亲近，就连地位比自己高的满洲亲戚也不甘居其下。一些宗室成员还为非作歹。《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说的一件事就是一例：“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也。” 　　宗室也出过一些文人。《啸亭杂录》作者昭梿（1776-1829）就很著名。他是努尔哈赤二子代善之后，嘉庆七年授散秩大臣，十年袭礼亲王爵。他著《啸亭杂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道光初年以前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资料，是研究清代的重要资料。可是他在嘉庆二十年被人控告凌辱大臣，拷打自己的庄头，圈禁了3年，革去封爵，其他还有诗人文昭，饶余亲王曾孙，号紫幢居士，著有《紫幢诗钞》。敦诚（1734-1791）、敦敏（1728-1796）两兄弟都是诗人。前者有《四松堂集》、《鹪鹩庵笔麈》，后者有《懋斋诗钞》。他们诗宗晚唐，颇多逸趣。康熙十四子允禵（tí）嫡孙永忠，“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 　　宗室中还有东晋陶渊明那样性格的人。书诚，袭封辅国将军，不为世俗所婴，40岁就辞官为农。官邸有隙地，他手持泥箕、锄头，种植蔬果。晚年学习养生术，每天少吃多餐，吃到甜的就吐出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宗室中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清初出的武将尤多。《清史列传》的“宗室王公传一”、“宗室王公传二”就记载了49名宗室成员，在数十年建国期间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而成为王公。这49名宗室王公，除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朗、莽古尔泰、尼堪、博格、阿巴泰、岳托、阿敏、勒克德浑、褚英、杜度、巴布泰、德格类这些人们比较熟悉的以外，还有硕塞、萨哈璘、雅尔哈齐、瓦克达、穆尔哈齐、巴雅喇、芬古、察尼、喀尔楚浑、巴思哈、务达海、博和托、固尔玛浑、傅喇塔、穆尔祜、萨弼、苏布图、温齐、阿拜、巴尔泰、汉岱、恭阿、屯齐、塔拜、赖慕布、玛瞻、巴穆布尔善、巴尔堪、扎喀纳、拜因图、硕托与延信。多尔衮以摄政王主持朝政长达8年之久。在清王朝尔后的200多年中，出自宗室的文臣武将人数远不及清初，《清史列传》中所载只有21人：中等阶层的四口之家雍正到乾隆任职的莽古赉，乾隆到嘉庆任职的兴肇、恒瑞，嘉庆到咸丰任职的耆英、敬徵、禧恩，道光到咸丰任职的戴龄、灵桂、恩华、祥厚、绵洵、肃顺、耆英、奕经、常清，道光到同治任职的奕纪，道光到光绪任职的奕山，咸丰到光绪任职的奎润、福锟、麟书、绵宜。在这21人中，奕经、奕山与耆英，臭名昭著，详《鸦片战争》一文。 皇室成员的称呼 　 　　皇室是皇帝的家族，是宗室的一部分。清朝是满洲贵族的政权，皇室成员称呼有些与历代相同，例如帝王之妻称皇后或后，帝王母亲称皇太后等。但由于使用满语和其他原因，有些称呼用词与历代有些不同，罗列如下： 　　皇阿玛：皇父。 　　皇贵太妃：是对皇帝之祖遗留下的妃嫔称呼。 　　贵太妃：对皇帝之父遗留下来的妃嫔称呼。 　　阿哥：对皇子的称呼。如果有几个皇子，就在“阿哥”之前加“大”、“二”、“三”等。 　　固伦公主：满语中“固伦”是国的意思。固伦（公主）用以称呼皇帝女儿。 　　和硕公主：满语中“和硕”是一方的意思。和硕公主称呼妃嫔生的女儿和皇后抚养的宗女。 　　县主：对郡王女儿的称呼。 　　郡君：对贝勒女儿的称呼。 　　县君：对贝子女儿的称呼。 　　乡君：对镇国公、辅国公女儿的称呼。 　　格格：对亲王到入八分辅国公的女儿的满语称呼。亲王女称和硕格格，郡王、贝勒女称多罗格格，贝子女称固山格格，入八分镇国公与辅国公女就称格格。 　　福晋：对亲王、郡王和世子正妻的称呼。 　　固伦额驸：固伦公主的丈夫。 　　和硕额驸：和硕公主的丈夫。 　　皇子皇女： 皇子 　　皇子出生，无论嫡庶，一下地就交给乳媪。一个皇子有40个乳媪，其中保姆、乳母各8人，其他叫针线上人、浆洗上人与锅灶上人。断奶后交给谙达，凡饮食、言语、行动、骑射都由他教。十二岁开始学满语，十四岁时学射箭、骑马，十六到十八岁结婚。 　　根据康熙帝的规定，下代皇室男性辈分以允、弘、永、绵、奕、载、溥为序。皇子排行按“皇×子”的形式表示，如康熙四子胤禛就叫“皇四子”。 　　皇子到了六岁给他戴小帽，穿小靴，披小袍。送他到上书房上学。 　　皇子不能跨越门槛，由内侍举而置之门内。 　　父皇在世，住东宫，住处叫阿哥所。父皇死了，就与生母分府而居。母亲是皇后则不分开。 　　清朝十二帝，皇子共113名。太祖有子16。一人为皇帝，和硕亲王3人，多罗郡王1人，封公爵3人，封将军2人，无爵或生前有爵被削6人。太宗有子11，1人为帝，3人封亲王，4人封公，3人早殇。顺治有子8，1人当皇帝，3人封亲王，4人早殇。康熙帝有子35。《清史稿·皇子世系表》的“圣祖系”只提供前24子的情况。这24子，当皇帝1人，封亲王11人，封郡王5人，封贝勒3人，封贝子1人，另有4人早殇未封。雍正生有10子，1人为帝，5子早殇，削去宗籍1人，封和硕亲王1人，封和硕怀亲王1人，袭亲王爵后降贝子1人，高宗生子17人，帝1人，早殇7人（其中被追封2人），追封2人，封亲王3人，初封贝勒后有升级的2人、封郡王1人，过继他人而袭郡王1人。嘉庆5子，帝1人，封亲王1人，封郡王2人，早殇1人。道光帝9子，帝1人，封亲王1人，郡王3人，早殇2人，过继他人而袭郡王1人，封贝勒1人。文宗2子。长子为帝，次子早殇。同治、光绪、宣统俱无子女。 皇女 　　皇女与母亲的关系比皇子与母亲的关系更疏远。出生到结婚与母亲见面只几十次而已。 　　满族贵妇皇女下嫁后赐予府第，不仅不能与家公、家婆同居一个房子，与丈夫同居也都困难。公主要是想与丈夫同床共枕，得交钱给保姆（又称管家婆）。如果不交钱，保姆一定多方阻止，或者责骂她们不要脸。公主感到委屈，入宫也不敢哭诉。即使哭诉，亲生母也不听。因为这个规矩，公主没有生子女的。额驸要是有子女，那就是侧室所生。 　　有这么一件事。咸丰帝女儿嫁给符珍，由于保姆阻拦，她多年见不到符珍。有一天她跪在父皇前面问：“父皇究竟把我嫁给了谁？” 　　公主下嫁后被孤立，精神自然受到极大的损害，活到50岁都不容易。 　　太祖有女8人，封固伦公主1人，和硕公主2人，封郡君1人，无封者4人。太宗女14，封固伦公主9人，和硕公主1人，县君及县君品级各1，无封爵2人。顺治6女，一人封和硕公主，5人早殇。康熙有女20，其中12人早殇，其余8人分封为固伦公主或和硕公主。雍正4女。早殇无封3人，初封郡君，进郡主，后追封和硕怀恪公主1人。高宗女10人，早殇5人，封公主5人。仁宗5子。帝1人，封郡王2人，封亲王1人，早殇1人，有追封。仁宗9女，4女封公主，5名早夭。道光有10女，早殇5人，其中2人有追封，5人封公主。咸丰1女，封公主。 皇宫 　 　　皇宫是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清朝选择明成祖朱棣开始用的北京皇宫(现在故宫)为皇宫。过去叫紫禁城。《汉语大词典》中“禁”的第12义项为“帝王宫殿”。《文选·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掩彩瑶光，收华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宫，以象紫微，故谓宫中为紫禁。”紫微星古代当作帝座。 　　皇宫为三重城墙包围的木建筑，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清代分别在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康熙八年、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乾隆元年、十二年、三十年、三十九年与嘉庆二年重修或增建，占地72万多平方米，大小宫殿与房间有9000余间。红墙黄瓦，壮丽辉煌。 　　紫禁城有4个城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午门居南面城墙正中，是“献俘”之处，东华门与西华门相对，大臣上朝经过。玄武门在康熙朝因避其讳改神武门，居北，后廷人员从此出入。与玄武门相对的是景山。此山名称有个演变过程。此山本是建元大都时堆土而成的山丘。苍松翠柏，故名“青山”，山下是皇宫的煤堆，故又名“煤山”。乾隆年间山上种果树，改名万寿山。山上有5峰，每峰都有亭。山上风景好，最后又改名景山。明末，李自成攻破北京，行进在北京古城墙下的驼队崇祯皇帝在山上自缢。 　　有水环绕紫禁城，是谓护城河。午门外有天安门，天安门外有金水桥，跨过该护城河。 　　皇宫面积很大。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为高达10多米高的城墙和宽52米的护城河所围绕。皇宫结构基本可分前后两部分，以乾清宫为界。前为外朝，后为内廷。外朝是气势雄伟的3大殿，是皇宫的中心：太和殿（又名金銮殿）、中和殿、保和殿，在一条直线上，是外朝，是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举行庆典之所，譬如皇帝即位，庆祝元旦、春节，为皇帝祝寿，宣布政令，发布进士榜等等。两翼是文华殿、英武殿，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见朝臣的地方。文华殿有时为皇帝讲解经史之处，英华殿曾用为《四库全书》编纂。从保和殿往北走，到乾清门。乾清门是御门听政的地方。乾清门北面部分就是后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和东西6宫，属内廷。皇帝住乾清宫，交泰殿放置玉玺，皇后住坤宁宫，妃子们住东西6宫。 　　在后3院两侧，有端凝殿，存放皇帝衣冠；有懋勤殿，存放图书笔墨；有上（尚）书房，供皇子皇孙读书；有南书房，原为康熙帝读书处，后选翰林学士入值办事。 　　坤宁宫北为御花园。东6宫之东为外东路，有宁寿宫，乾隆帝退位后住在这里，有花园，名乾隆花园。 　　乾清宫墙外西南，有养心殿。养心殿本是前明遗址，雍正年间才加以修缮。该殿工字型，是皇帝起居和政务活动处。殿额有“戒急用忍”4字，是康熙赐与胤禛的训示。同治、光绪时，慈僖太后在这里垂帘听政。 　　皇宫遭过火灾：康熙十八年，太和殿遭灾，乾隆四十八年体仁阁遭灾，光绪十四年太和殿遭灾。 　　皇宫屡有增修和修缮。顺治十二年内宫重修，第二年竣工。这一年在景运门（内宫东垣之中）外建奉先殿，第二年（1657）竣工。康熙八年建太和殿，又重修乾清宫，十八年重修奉先殿，二十九年重修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隆元年改雍和门为熙和门，二年重修奉先殿，十二年在乾清门左右各建直庐（值宿处所）一二间，景运、隆宗二门内各建直庐5间，三十年重修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十九年建文渊阁，嘉庆二年重修乾清宫及其左右的昭仁殿、宏德殿、交泰殿。光绪十五年重修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十七年贞度门重修。民国八年因溥仪大婚重修交泰殿。 皇家园林 　 　　皇家园林是皇帝居住、玩乐和办公的地方。清朝的皇家园林有6座：在京城有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颐和园；在河北承德有1座，叫避暑山庄。 　　清朝皇家园林有如下特点：第一、数量多，规模大，景点多。1朝而建6大皇家园林，在历代是首屈一指的。圆明园、颐和园都是大园林，而承德避暑山庄是皇家园林中最大的，比颐和园还大1倍。各园景点多：静明园16景，静宜园28景，圆明园40景，其他各园如畅春园、颐和园、避暑山庄的景点也都很多。第二，园林艺术集天下园林之美。圆明园有气派恢弘的北方园林的特点，也有南方私家园林之典雅俊逸，还有西洋楼的点缀。第三，功用多。清朝皇家园林集居住、读书、游乐、办公、政治活动于一身。有宫殿可住，有景点供游，有殿堂听政，有书斋读书，有宗教活动场所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商讨统一大业。 　　下面逐一介绍6大名园。 圆明园 　　被英法侵略军抢劫、烧毁的圆明园残迹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清华园西北的后华家屯，是清代建设的规模最大，景点最多，陈设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宫苑。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赐与皇四子胤禛，作为他的府第。胤禛即位后大建，乾隆南巡，令人将江南名园绘制成图，带回北京，仿制园中。乾隆十年，由外国传教士朗士宁(意大利)、蒋友仁(法国)制图，由中国工匠施工，又在园中建了几座洋楼，名为“远瀛观”、“海宴堂”、“方外观”、“养雀笼”、“奇趣”，中西建筑各逞风姿，又珠联壁合。道光帝即位后续建。前后经营150年，用去白银2亿两，役使能工巧匠无数，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无数血汗。 　　圆明园总面积350公顷，周长10公里，占地5千多亩，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组成，长春园在圆明园以东，万春园在圆明园、长春2园东南。圆明园规模最大，长春园、万春园比较小。因为这个原因，3园统称“圆明园”。下面分别介绍3园，着重是圆明园。 　　圆明园多数人说是40景，也有说48景。“景”是单幢的或成组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综合。圆明园可划为前部、后湖、福海3大区。前部主要有大宫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九州清宴等。大宫门有宫门5间，门前有东、西朝房分立两侧，东、西朝房后各有27间转角朝房。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正殿，匾额“正大光明”为雍正手书。勤政亲贤殿在正大光明殿以东，是皇帝批阅奏章，召对群臣的地方，九州清宴是一组规模最大的建筑群，是帝王住所，前后临水。后湖(在正大光明与九州清宴之间有前湖)景区，主要有镂月开云、天然图画、慈云普护、碧桐书院、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万方安和、山高水长、同乐园等殿阁馆所。镂月开云以香楠为建筑材料，盖二色瓦，前植牡丹，后列古松。天然图画是呈方形的楼阁，掩映在绿树之中。碧桐书院是书房，在后湖东北，四面临水，前有平桥。慈云普护在湖中，有楼3层，供大士像。上下光天是两层楼宇，在后湖西北，登楼可见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湖景。杏花春馆在上下光天之西，馆前有菜圃。坦坦荡荡是鱼池，在后湖西岸。万方安和在杏花春馆之西，是山、屋环水之景，房基为条石架构，呈形。山高水长在园的西南，坦坦荡荡之西，是招待外藩的住所。同乐园是戏台，在后湖东北。后湖之北有水木明瑟、舍卫城、文源阁、廓然大公、西峰秀色、四宜书屋、北远山村等。水木明瑟在本区中央，用西洋水法，引水屋中，转动风扇。舍卫城在水木明瑟以东，供奉各种佛像和佛经。文源阁在水木明瑟以北，开始为四达亭，乾隆后储《四库全书》一部。廓然大公在舍卫城东北，一组建筑，有规月桥、峭蒨居、影山楼、披云径、绮吟堂、韵石淙、启秀亭、双鹤斋8景。西峰秀色是园中小山，有庐山特色。四宜书屋在廓然大公东北，仿海宁陈氏安澜园造。北远山村在大北门偏东循苑墙过北关都是村落。福海在园中占地很宽，四周有10岛，中央是蓬莱三岛。福海区主要景色有方壶胜景、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平湖秋月、曲院风荷5景。方壶胜景在福海东北角，东有蕊珠宫，西是三潭印月。蓬岛瑶台在福海中，大小有3岛，有畅襟楼，端午在此比赛龙舟。接秀山房在福海东南角，屋内漆器都是紫檀木。平湖秋月在福海西北角，仿西湖干湖秋月造。曲院风荷也是仿西湖十景之一。荷花多，因此有曲院风荷之名。圆明园40景，在《宸垣识略》有详细介绍。 　　长春园在圆明园以东，有景点30多处，是座中西合璧的园林。主体建筑为淳化轩，左右廊的廊壁嵌有《重刻淳化阁帖》144块。其他景有海岳开襟、狮子林、如园、西洋楼，包括上面提到的远瀛观等建筑。 　　万春园(同治以前叫绮春园)坐落在圆明园和长春园的东南，有30景。 　　圆明园建成后成为皇帝避暑办公，发号施令的地方。雍正初年饬令圆明园为春夏秋听政之所，因此雍正至咸丰，每年的大半时间都在这里办公，处理政事。 　　咸丰十年九月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 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是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建起来的皇家园林。 　　万寿山原名瓮山，山南地势低洼，形成一个湖泊，叫瓮山泊。乾隆十五年(1710)，为庆祝皇太后60大寿，乾隆帝在瓮山盖亭台，瓮山泊改名昆明湖，山湖并名清漪园。第2次鸦片战争中，该园受到破坏，只有个把不能燃烧的建筑保留下来。同治年间，慈禧太后提出修建颐和园，军机大臣奕䜣等，鉴于国库空虚，坚持异议，没修。光绪十年(1884)奕劻代奕䜣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又有了新主意。她觉得城中乐趣不如郊外，挪用海军军费修建清漪园。从光绪十二年到二十一年，修了10年才修成，改名颐和园。 　　颐和园分东宫门、前山、后山和湖区4部分。 　　东宫门区包括宫门、仁寿殿、德和园、玉澜堂、夕佳楼、宜芸馆、乐寿堂、长廊。东宫门额“颐和园”3字为光绪皇帝手笔。仁寿殿是召见群臣的正殿，德和园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玉澜堂在乾隆时是皇帝游园时休息的地方，后来成为光绪帝寝宫。夕佳楼是观赏夕阳处，宜芸馆是供后妃出入的地方，乐寿堂为慈禧太后居住处。长廊沿昆明湖北岸曲折而行，长728米，273间，4个亭子均匀分布，长廊栋梁上绘有数千幅画，其中3百多幅为人物画。 　　前山区主要有排云殿、佛香阁。排云殿21间，是万寿山中心建筑，座北朝南，黄瓦玉阶，是慈禧太后接受朝贺的地方。佛香阁，平面八角形，在山坡上，高41米，台高20米。 　　后山区有智慧海、五彩多宝塔和香岩宗印之阁等宏伟建筑，被英法联军烧毁，现在显得清幽，但谐趣园、景福阁尚存，值得一游。谐趣园有园中园美称，原名惠山园，仿无锡惠山秦园而造。景福阁为慈禧太后赏月、登高之处。 　　湖区大，水面开阔，占全园的3／4。有5个岛屿和一道长堤。5个岛屿都建有亭子：知春亭、凤凰墩、治镜阁、藻鉴堂和龙王庙。南湖小岛蓬莱岛由17孔桥与东堤相连。桥长150米，桥的每个石栏杆顶都有石狮子。共544只，形态各异。西堤仿西湖苏堤造，有6座不同形态的桥点缀其间。 　　前山富丽开阔，后山幽静深远，湖面浩荡，5座岛屿亭阁点缀其间……，颐和园真是游览休闲的好去处。 畅春园 　　畅春园在北京西直门外12里海淀，康熙29年(1690)改造明朝武清侯李伟故园为别墅，方圆10里，易名畅春园。万泉庄泉水引入园内，古树苍藤，水槛(临水栏杆)委蛇。门内为九经三事殿，后面是春晖堂，其后为寝殿，名“寿萱春永”。后面有云涯馆。馆后过桥，在循山向北，可见河池。南北各立一堤防：玉涧、金流。门内又有瑞景轩。轩后有一景，称林香山翠，其后有延爽楼。楼左为式古斋，斋后为绮榭。 　　园内筑有东西二堤，东为丁香堤，西为兰芝堤，各长数百步，与瑞景轩相通。西堤外再建一堤，叫桃花堤。东西两堤之外有河流数道，环绕苑内，最后流出西北门。 　　云涯馆东南角门外，转北为剑山，转南为澹宁居。其前殿为康熙御门听政引见之所，后殿为皇帝读书处。由大东门土山北沿河岸西行，就是渊鉴斋。沿河还有好几个书斋。 　　渊鉴斋之西有凝春堂。其东室为纯约堂，其右为迎旭堂。纯约堂东为迎凉精舍，迎旭堂后为晓烟榭。河岸以西为松柏室。其左为乐善堂。河上有阁。其北为集凤轩，轩后为渡河桥。往西走是俯镜清流。 　　春晖堂之西，出如意门，为玩芳斋。山后为韵松轩，2层。宫门外船坞之西为无逸斋。 　　畅春园为康熙帝驻跸(帝王出行，中途暂住)之处。孝庄文皇后(皇太极皇后)、孝惠章皇后(清世祖皇后)和康熙帝的母亲孝康章皇后都曾来园中颐养。 　　畅春园在乾隆时期重修，后来荒废。 静明园 　　静明园在圆明园西玉泉山麓，原是辽、金行宫，元、明是寺。顺治二年重修，改名澄心园。康熙十九年增修，三十一年改为这个名称。 　　此园有16景。首先是廓然大公。这是宫门内的正殿，是皇帝临幸时的听政之所，北临后湖。湖中有景点，叫芙蓉晴照，其西为虚受堂。虚受堂的西山旁有玉泉趵突，泉水如珠在山脚喷出。泉上为龙王庙。庙南，一条石径通往竹罏山房。竹罏山房仿江苏惠山听松庵建造。龙王庙之南为圣因综绘，此阁仿西湖圣因寺行宫八景造。在圣因综绘之西是绣壁诗态。其西为溪田课耕，因为临河都是水田，故有此名。溪田课耕之北是清凉禅窟。其北是采香云径。采香云径之南是峡雪琴音。南山颠有玉峰塔影，仿金山妙高峰建造。东山麓有楼，叫风篁清听。往西走是镜影涵虚。镜影涵虚之南，即是进东园门往南走，有池水，叫裂帛湖。湖水嘶嘶作响，于是名曰裂帛湖光。裂帛湖光附近还有云外钟声与翠云嘉荫2景。乾隆时又增加“清音斋”、“华滋馆”与“玉泉垂虹”等16景。 　　咸丰10年受到英、法联军破坏，光绪二十六年(1900)，再次受到八国联军破坏。 静宜园 　　静宜园在西郊香山脚下，静明园之西。原为金、元、明帝王游乐之处。康熙帝在此置行宫，乾隆十年重修。 　　园内有景点28处。首先是勤政殿。这是园中正殿，是皇帝临幸之所。往南走再折往东，就是丽瞩楼。从楼后往南走是绿云舫。实际上园中只有小水，不能行舟。从丽瞩楼往南是虚朗斋。该斋前是石渠，流觞曲水。在带水屏山之西是璎珞岩。宫门之南，沿着璎珞岩向东走再稍微南行是翠微亭。翠微亭东边是青未了亭，依岩叠石而建，前山青翠万状。往西走是驯鹿坡。坡之西有龙王庙，其上是蟾蜍峰。峰稍东是栖云楼。璎珞岩之西有香山寺，此寺是依山而建的最早的寺庙。前面建有牌坊，山门东向。寺前石桥之下有池叫知乐濠。“知乐”典出《庄子·秋水》。香山寺正殿门外有听法松。听法松3字刻于门前石阑。听法松之后为海棠院，院东是寺庙来青轩，建于依岩叠石之上，有康熙帝御书“普照乾坤”4字。稍西有香岩室。在香山寺西北山峰有座洪光寺。香岩室前是霞标蹬，有九曲十八盘道。行宫之西有玉乳泉，泉西稍南是绚秋林，绚秋林之北、绿云舫之西是雨香馆。丽瞩楼北翻过岭是唏阳阿(俗称朝阳洞)。唏阳阿之北是芙蓉坪，芙蓉坪西南是香露窟(居园中最高处)，香露窟南稍东是栖月崖(在玉华岫之北)，栖月崖之北是重翠崦，重翠崦西南有古刹，叫玉华岫。玉华岫西南是一巨石，叫森玉笏，上有御题“森玉笏”。森玉笏东北峰上有亭，称隔云钟，这里可以遥闻觉生寺的大钟声。 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承德离宫，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郊，是另一座皇家园林。 　　山庄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修建，乾隆时大规模扩建，五十五年建成。 　　山庄占地560万平方米，周围宫墙长20华里，有丽正门、德汇门、碧峰门等5个门供出入。正门是“丽正门”，门名用汉、藏、蒙、回、满5种文字镌刻而成。山庄门上悬匾1方，上题“避暑山庄”4字，是康熙帝的手迹。门内9重院落是皇帝起居和办公的地方。自康熙至咸丰，皇帝每年将近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度过。因此，避暑山庄可称为清王朝的第2政治中心。 　　山庄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 　　宫殿区在山庄的南部，有“正宫”、“松鹤斋”、“万鹤松风”和“东宫”4组宫殿建筑。“正宫”有“避暑山庄门”，皇帝在此阅射、接见官吏、外国使节，有正殿“澹泊敬城”，皇帝举行大典，有殿堂“烟波致爽”供皇帝居住，有殿堂“四知书屋”、“云山胜地”供皇帝办公。“正宫”东面是“松鹤斋”，后妃住处。“松鹤斋”后面为“万鹤松风”，康熙在此批阅过奏章，乾隆在此读过书。“松鹤斋”东面是“东宫”，是皇帝处理政务、接见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的地方。 　　苑景区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 　　湖区在山庄的东南，宫殿区的北面。湖水为堤岛分割。湖中有如意洲。洲岛连以朱栏小桥。洲上有屋，名观莲所、延熏山馆、无暑清凉和乐寿堂。洲西北有一名为青莲的小岛，筑有一栋二层之楼，名烟雨楼。湖北岸有几座风格各异的小亭，绕以垂柳；湖的南端有三座长亭和方亭，叫水心榭。湖西有一组仿镇江金山寺的建筑，背后山上有一高耸之阁，登阁远眺，整个湖区尽收眼底。 　　平原区在湖区之北，有四亭：“甫田丛越”、“莺啭乔木”、“濠濮间想”、“水流云在”，可坐观湖光山色。平原区之西有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平原区之北为“万树园”，乾隆帝在此接见过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宴请过前来投奔清朝的厄鲁特蒙古首领三车凌(杜尔伯特部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三台吉)。 　　山区在山庄西北部，占有山庄的4／5。山峦起伏，青松满岗。高处筑有四亭：“锤峰落照”、“四面云山”、“南山积雪”、“北枕双峰”。远眺可见庄外八大喇嘛庙(俗称“外八庙”)。 　　避暑山庄，既有平湖烟雨的江南之美，又有祟山峻岭的北国雄伟气象，因而兼有南北之美，变化相异的风格和谐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清朝政治大要 　 　　下面分三个时期纲要性地概述清朝政治制度、统治策略和统治集团主要的内部斗争。 关外时期 　　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努尔哈赤以报父仇起兵讨伐尼堪外兰。之后用了30多年时间，统一了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部落，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起一个与明朝对抗的割据政权——后金国，使一个弱小民族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间。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创建了一种合军事组织、政治组织和生产组织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度，这种制度后来又成为后金国家政权构成形式。实行奴隶制的后金国最高统治者是汗，最高统治集团由汗与八旗旗主组成。努尔哈赤以法治国，他立禁约，禁止作乱、盗窃与欺诈，但法律多不成文，刑罚只有鞭扑斩决。他设理政听讼五大臣和札尔固齐10人处理狱讼。五大臣与诸贝勒每5日协议国政，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在听讼五大臣基础上产生。由于感到嫡子不宜作为太子继承汗位，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建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即奴隶社会末期常见的军事民主合议制。 　　皇太极即位后，后金进入了新阶段。首先通过打击阿敏、莽古尔泰和代善三大贝勒，取得独自南面至尊的权力，改变贝勒共治国政制，即取消合议制，然后建文馆，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个封建性的中央集权制。皇太极重视以法治国，法制建设推向更大范围，习惯法开始向成文法过度。他“参金酌汉”，制定了一系列单行条例，并颁布了清朝第一部会典——《崇德会典》。为加强军事力量以大力扩张，他建立起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此外他采取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他制定《离主条例》，限制贝勒权力，使旧的生产关系得以改变，缓和阶级矛盾。在文化上他大力组织人力翻译汉文典，组织科举考试，加大了学习汉文化的力度。通过一系列改革，完成了割据政权的制度改造，加上天聪九年他获得传国玉玺，于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称帝，把汗权发展到皇权。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军和其他抗清力量，建立统一全国的封建政权成为清廷第一桩大事。 　　清廷的手法是首先骗取明朝官僚地主的支持以集中力量打击李自成的起义军。多尔衮打出了“灭流寇安天下”的旗号。到北京后，为崇祯帝发丧，给予明官降附者以官职。为了安定民心，免除辽饷、练饷和剿饷。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后，清廷立即掉转方向打击南明政权和地主官僚的抗清斗争。 　　清廷显示民族的征服，实行圈地、剃发、颁布逃人法、投充法和实行屠城的5大弊政，激化了民族矛盾。 　　清廷入关后定都北京，建立起以满州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 　　为了有效地维护统治，顺治初年清王朝就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 　　一、组成第二支经制兵——绿营； 　　二、制定职官制度； 　　三、制定内监严格管理制度； 　　四、军事征服转向以法治世，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 　　五、恢复科举。 　　康熙到道光时期主要的政治措施是： 　　通过中枢机构，实行密折制度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雍正朝集权达到顶峰。从此行政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皇帝乾纲独断，手操统治网的纲，任意张弛。 　　加强思想统治，一方面大力宣扬理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 　　经营边疆。采取恩威并施，以镇压为主的策略，利用民族和宗教，将西北新疆、青海、西藏纳入版图。西南地区，通过平定三藩，局势安定，改土归流，打击土司割据，进一步加强了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加强法制。不断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而成《大清律例》。行政法日益完善，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会典。为使各部院管理规，又制定了各部院则例；为了管理少数民族，制定了少数民族地区法律。 　　进一步利用科举考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除正常的科举考试外，康熙、乾隆2帝还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千方百计把有才能有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吸收到清政府部门。 　　实行以实力为后盾的自主外交，即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外交，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康熙年间大败俄军于雅克萨，迫使俄国坐下来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保障了东北地区安定。雍正年间与俄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使中俄边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促进了两国文化贸易往来。 　　加强思想统治。康熙亲自编写《性理精义》，重新刊行《性理大全》，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还大兴文字狱。 　　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限制通商口岸并压缩口岸数量，约束外商活动范围，限制中国商船出海和商品种类。 　　改变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法。乾隆中期开始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如三十九年山东的王伦起义，四十六年甘肃的苏四十三起义、四十八年甘肃田五起义，五十一年到五十三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六十年的湖南、贵州、四川起义等。统治者总是采取镇压的方针。接着在嘉庆初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嘉庆帝表示要改残酷镇压的政策为“王、霸兼行”镇压与封建伦理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嘉庆七年，嘉庆帝说：剿捕邪匪“应靖以兵威或迪以德化”。同时对传习白阳、白莲教者进行刑事处罚。 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后中国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多次侵略，咸同时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这些情况导致了清朝政治诸多变化： 　　政府机构变化。鸦片战争后清朝三改官制：为适应中外贸易，为方便与驻各口岸外国领事交涉，道光二十二年设五口通商大臣，咸丰十年改名南洋通商大臣，同时设立北洋通商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属下还设有同文馆和总税务司。戊戌变法期间撤销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闲散机构。变法失败后这些机构重新恢复，光绪二十七年实行新政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制改革。 　　闭关自守的政策被迫取消。《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废除公行制度，清朝闭关自守的政策被迫取消。 　　实行屈辱外交。这个时期列强频频侵略中国，迫使战败的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屈辱条约。条约由列强规定，清政府只能俯首听命。咸丰帝坚持“华夷之辨”，不同意列强在北京设外交机构，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再也无法阻拦列强在北京建立外交使馆。清朝的外交人员也备受列强侮辱。《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咸丰帝死后，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出了几次激烈的斗争。第一次是，咸丰帝去世后，慈禧太后与奕䜣勾结，发动北京政变，把其敌对派别肃顺集团打了下去，慈禧太后获得垂帘听政权利，统治47年。同治、光绪都是傀儡，皇权异化。第二次是同治十二年底，同治帝为慈禧太后下令重修圆明园而与奕䜣为首的朝廷大臣的剧烈冲突，第三次是光绪十年（1884）恭亲王奕䜣与全体军机大臣全部革职，第四次是戊戌变法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激烈斗争，结果戊戌变法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光绪帝囚禁瀛台。 　　军制变化。清朝的前期和中期，国家武装力量是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实行传统军制。咸丰初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八旗、绿营不是对手。曾国藩招募和训练的湘军和后来李鸿章招募的淮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这两支军队是私人军队，属于勇营制，清朝完全依靠它们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两支军队成了清朝正规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大量裁撤，防军和练军继起。湘军、淮军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被摧毁。光绪年间，清朝为了抵御外侮创建了海军和新军，采用近代军制。 　　权力转移。慈禧太后掌权后，继续执行依靠曾氏集团镇压太平天国，以致唯言是听，造成“外重内轻”局面。大学士祁寯藻等17人联名保救因畏惧太平军而弃城他走被判斩监候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国藩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何桂清终于处死。咸同光时期，湘军一大批将领担任督抚，改变了以往封疆大吏由满人担任的惯例。满汉总督比例由道光二十一年的8∶6下降到同治九年的2∶12，而满汉巡抚的比例从嘉庆五年的10∶16下降到同治九年的1∶20。他们夺取了相当一部分过去由政府操纵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财政大权，造成皇权下移和外重内轻的结果。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慈禧太后要向联军宣战，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敢于跟朝廷分庭抗礼，联络东南诸省督抚与英、美签订协议，搞“东南自保”。清王朝曾企图将权力从督抚手中夺回，在洋务运动中通过扩大总理衙门权限、设置北洋通商大臣和设海军衙门等手段来与地方上的督抚争权，但是收效甚微。 　　借师助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他们原来鄙夷、憎恨外国人，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同治元年发布上谕宣布“借师助剿”，过去的敌对双方勾结在一起了。 　　三次革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后和抵御八国联军失败后，清朝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了革新，旨在挽救自己的灭亡。这种革新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经济层面上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戊戌变法，第三次是全面改革的新政。第一次革新败于甲午战争，第二次革新败于慈禧太后为首的帝党，第三次进行了10年，多方面的改革使中国出现了多方面的新气象，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结果却与统治者的原来意图相背离，没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宪政改革。光绪三十一年后清王朝的新政转向宪政改革，直到宣统三年，目的是效法日本等国通过立宪图强。成立议院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搞了法制改革和官制改革。谘议局的成立为立宪派增加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资政院的成立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映政治改革要求提供了讲坛，法制改革的结果使封建法制体系崩溃，近代法制得以建立。由于“责任内阁”现出“皇族内阁”原形，“立宪”欺骗性大暴露，使立宪派走向了背离清政府的道路，促进了清王朝的垮台。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由努尔哈赤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创立的。它是满洲军事、社会组织形式，后来成为后金政权基础。 　　八旗制度起源于牛录制。出兵或打猎，按族党屯寨进行。每人出一支箭，十人为一牛录，其中有一首领，叫“牛录额真”。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黄、红、白、蓝四旗，分别打黄旗、红旗、白旗、蓝旗。四十三年扩大为八旗。原四旗名称冠以“正”，另四旗名称以黄、红、白、蓝冠以“镶”，即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新增四旗的旗子，镶黄旗的旗子在黄色旗上镶黄边，镶白旗的旗子在白色旗上镶红边，镶红旗的旗子在红色旗上镶白边，镶蓝旗的旗子则在蓝色旗上镶白边。 　　每旗有7500人，含25个牛录。这时每牛录有300人。牛录的长官叫牛录额真，汉名佐领。5牛录为1甲喇，首领家甲喇额真，5甲喇为1固山，首领叫固山额真（都统）。每固山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副都统）。1固山即为1旗。八旗的最高统帅叫“汗”，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固山额真由其子侄担任。努尔哈赤与各旗旗主都有精锐卫队，叫“巴牙喇”。 　　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牛录额真，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战斗的指挥者。每个成员既要生产又要打仗。作为兵，有前锋、骁旗和护军之分，前锋披坚甲，持武器冲锋在前，骁旗披轻甲，从后冲击，护军是精兵，相机行事。 　　八旗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说是经济制度，是指各种行政经费是按牛录为单位分摊。每个牛录派男丁10人，牛10头在空地种粮，收获归公；说是行政制度，是指各级大小官员除是生产的组织者、战斗指挥员外，还是行政官员，八旗充当了国家机构。 　　努尔哈赤创建了满洲八旗，皇太极又发展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共有24旗。入关后，八旗成为军事组织，并分为京师八旗与驻防八旗，分给土地，发给兵饷。其待遇，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物质上的都比绿营优越。 　　入关前，皇帝统管两黄旗，代善，清太祖次子，统管正红旗；济尔哈朗，庄亲王舒尔哈齐子，统管镶蓝旗；多尔衮，清太祖十四子与阿济格，清太祖十三子，统领镶白旗；多铎，清太祖十五子，统领正白旗；乐托，代善长子，统领镶红旗；莽古尔泰，太祖五子，掌管正蓝旗。入关后，八旗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镶黄、正白、正黄，其他是下五旗。上三旗为皇帝自领。发展到后来旗主权利被削弱，八旗全归皇帝统领。 　　清代中期，八旗军事职能逐渐削弱，成为管理旗务的行政机构。 　　八旗官兵平时不劳动，全靠薪俸和领地内的租税过活，成为腐朽的寄生集团。 　　清朝灭亡，八旗制度终结。 清初五大弊政 　 　　清廷入关后采取了一些笼络民心，安定社会的措施，但是不久又实行了民族压迫的五项弊政。这五项弊政是： 　　圈地。紧急圈地有三次。第一次，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将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死于战乱留下的荒田分给诸王、勋臣、兵丁。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直隶的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因驻扎八旗兵，这些地方的无主荒田也分给他们。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范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三次被圈土地16万余顷。其中有很多是有主土地。 　　颁布剃发令。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清廷颁布剃发令。所谓剃发，是指男子必须依满洲习俗剃发：前部头发剃尽，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许，不遵令者当“逆命之寇”。 　　颁布投充法。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投充法和逃人法，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 　　逃人法。清兵入关后，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 　　屠城。城镇百姓如不顺从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大杀百姓。有名的有“扬州七日”，“嘉定三屠”，此外还有江阴之屠、苏州之屠、宁都之屠等。 　　圈地后，大量汉人失去土地，流落他乡或沦为庄田的农奴。剃发令迫使汉民改变几千年的习俗，引起愤怒和反抗。投充法使人心惶惶，在各地引起巨大骚动。逃人法使人人自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的灾难，激化了民族矛盾。屠城，残害百姓，惨绝人寰，只能激起汉人的民族仇恨。清末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口号，与清初五大弊政留给汉民的惨痛和仇恨不无关系。 皇权的集中 　 　　历代封建王朝都集中皇权，清朝也一样，从皇太极起就开始集中皇权，到雍正朝集权达到了极点。 　　清朝统治者集中皇权手法多。 　　雍正朝的密折皇太极首先设总管旗务大臣一人，加强对八旗的控制。第二，打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变四大贝勒南面为他个人南面。第三，把正黄、镶黄、正蓝三旗收在自己的麾下，取得了汗对诸贝勒的绝对优势。第四，原来六部由贝勒管，改为归他个人管。 　　多尔衮摄政期间，把皇权集中推向新阶段。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削弱诸王的权力。济尔哈朗本来也是摄政王，顺治四年为他所罢。肃亲王豪格在顺治五年为他幽禁致死。与此同时他却扩大亲属权力。他与胞兄阿济格、多铎掌握两白旗和正蓝旗，还拉拢两黄旗。多尔衮摄政期间制定职官制度，规定六部长官，各部院的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对地方没有命令权，地方督抚必须奉旨行事，使皇权对督抚形成遥控。此外在政权机关中实行多元多轨制，同一职权由两个机构掌握，任何一个机构不能独主，从而使大权掌握于皇帝手中。 　　顺治亲政后首先削去多尔衮尊号，囚禁其兄阿济格，掌握两黄旗与正白旗。 　　康熙幼年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4大臣辅政。鳌拜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专横跋扈。康熙八年，康熙帝逮捕鳌拜，排除障碍，集中皇权。 　　这以后，皇权的集中则通过改变中枢机构来实现。到雍正朝，中央集权达到极点。 　　清初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先后有四个，随其变迁皇权越来越集中。 　　第一个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初年贵族预国参政的政治制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理政听讼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与都堂（亦称扎尔固齐）10人佐理国事，与诸贝勒共议国事。后来，议政的人扩大范围。天命七年（1622）三月，皇子8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十一年九月，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与议政。又于八大臣之下每旗设理事听讼大臣2人，是为16大臣。崇德二年（1637）规定每旗设议政大臣3人，议政大臣就有24名，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成立，从而确定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为中央辅政机关。清廷入关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有所发展。顺治元年，内廷设议政处。后来吸收范文程、宁完我这些汉族大臣为议政大臣。顺治帝执政初年，仍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策。由于后来南书房和军机处的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权减小，乾隆五十六年废止。咸丰十一年，奕䜣又封为议政王，四年被取消。 　　内阁这个名称起初是三国时魏国的秘书署，明朝用为政务中枢机构名称。内阁的职责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献替可否，奉陈规诲”就是对君主劝善规过，进行开导。“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就是研究各机关和大臣呈送皇帝的题本和奏本，草拟批文供皇帝参考。顺治十五年，承袭明制，把始于皇太极时期的内三院改名为内阁。清内阁设在午门内东南角，门朝西。入门，西为满本堂，东为汉本堂。两堂之北有一门。入门，有大学士直舍3间。堂上悬乾隆御笔“调元和气”4字。堂外有匾，上镌“机密重地，一应官员不许入内”字样。 　　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俱复职，满汉分授。大学士依明制带殿阁衔，因而有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体仁殿大学士之名。大学士为正二品，比明朝大学士地位高，明朝大学士，秩皆正五品。大学士名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官”，其实只是给题本、奏本做票拟而已。军国大事，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最后由皇帝决定。 　　第三是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有碍皇权的发挥。康熙亲政后，便以设南书房的措施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南书房本来是康熙帝读书写字的地方，在乾清宫西南角。康熙十二年三藩乱起，军事事务骤增，为方便军事指挥，十六年（1677）开始选调翰林入书房当值。这些人叫南书房行走（行走就是入值办事），职位相当宰相。首批入值者有张英、高士奇。他们除陪伴皇帝读书写字外，还代皇帝发布命令，成为康熙帝的秘书班子，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而加强了皇权。 　　第四设立军机处。军机处原名“办理军机处”，初为适应西北用兵需要而设于雍正七年（1729）。第二年，改名军机处，全名“办理军机事务处”，考虑到内阁非僻静之处，易泄密，便设在接近雍正帝住处的隆宗门内。长官是军机大臣，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京堂指3、4品的高官）担任。下设军机章京。 　　军机处的职责，起初是只管军事，后来参与机密，商讨大计，成为“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的“执政之府”。军机处的成立使皇权集中达到颠峰。“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办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朱笔改正。” 　　军机处有三大特点。一是人手少。军机处无定员，一般是38人。二是办事快。当日事当日毕。递送上谕，有明发与廷寄两种。直接交兵部驰寄叫廷寄，先交内阁然后传各部叫明发。三是守机密。一因衙门隐蔽，不受干扰；二因保密措施好，用印有监视，三因军机大臣与章京不与外人接近。 　　军机处设立后，南书房不再参与机务，专管字画。军机处在乾隆元年曾改名总理处，不久又恢复。宣统三年四月，军机处在设新内阁时裁撤。 　　军机处值房军机处的成立，就有了直属皇帝处理军国大计的常设核心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撇在一边并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借此皇权独尊的专制制度最后形成。 　　中央集权还有密折一途：官员向皇帝递折子，秘密报告各种秘密下情。发明这种方法的是康熙。康熙末年江宁职造曹寅和苏州职造李煦受命康熙刺探江南动静。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二，康熙批复李煦《请安折》说：“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人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道光皇帝的建储秘诏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语断不可叫人知道。”李煦后来为康熙帝提供了一念和尚在太仓起义的情况，浙江四明山地区农民起义的情况和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等人在籍议论太子废而复立以及康熙五十年江南科考舞弊案等等。以奏折向皇帝言事的人后来从心腹扩大到在京大臣和地方督抚。康熙五十一年（1721）正月，康熙帝向在朝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副都御使发了一道上谕，说自己年事已高，不见不闻之事很多。虽有言官，但瞻顾缄默，因此需要他们把所见所闻开列陈奏。雍正帝更重视密折奏事。为了考察和监督官吏，他将可以密折奏事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乃至知府、同知。密折在乾隆朝一度停止，嘉庆朝恢复。 　　皇权在晚清受到削弱。同光时期，曾国藩系统的督抚大增，中央集权受到削弱。清王朝曾采取过措施集权，但并不成功。 对蒙古、东北、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 　 清朝对少数民族所居住的边疆地区的管理十分成功，周总理曾说：“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①清朝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实行改土归流，对蒙古、东北、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采取如下措施。 　　一、设军事行政机构管辖 　　清朝对这些地方的统治、管理与一般行省不同，不设督抚，都实行军府制，由将军率八旗驻防。 　　东北是清朝龙兴之地，而沙俄在顺治、康熙朝就曾把侵略的触角伸到黑龙江流域，清朝统治者对这里十分重视，在这里实行军府制，分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兼军政和民政两个方面。多处筑城，设立总管和副都统，驻有重兵4万，而内地各省驻防仅一万六。 　　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度。这种制度首先在内蒙古实行，后来推行到外蒙古、新疆、青海等蒙古族居住地区。旗制有似八旗制度，是政权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和社会组织。盟由数旗组成。每旗由清廷从本旗王公、太吉或塔布囊内任命旗长一人掌管旗务、再加上协理台吉23人协办旗务。此外还设管旗章京一人统管一旗之事，副章京一至二人分管一旗之事。内外蒙古同时也实行军府制。内蒙古设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城将军，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绥远、张家口驻兵二万多，畿辅、热河及陵寝围场驻兵一万七。 　　西北地区的新疆行政因民族杂居，故行政制度不一，乌鲁木齐、巴里冲等地实行郡县制，蒙古族住的地方实行盟旗制，天山南路实行伯克制。②整个西北地区也实行军府制，设伊犁将军，西北驻防八旗兵一万八千。 　　清朝从皇太极时起就设有管理蒙古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名为理藩院。顺治朝后此院仍然存在，职能扩大到回部和诸藩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驭抚绥，以固邦翰。”③ 　　二、利用宗教，实行政教合一 　　蒙古盛行喇嘛教，统治者利用该教进行统治，实行政教合一。清朝政府本着“修其教不易其俗”的原则，顺应他们的习俗，在蒙古地区大建寺庙，免除喇嘛的赋税差役，给活佛和上层喇嘛封号、特权，封赐4大喇嘛教首领④，分别主持卫藏、漠南和漠北的宗教事务。 　　三、设置军事哨所 　　东北、蒙古、新疆沿国境线内设置卡伦哨所，派遣官兵了望、戍守。分三类：“常设卡伦”，士兵长驻，“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则根据季节的冷暖移动，“添设卡伦”，暖则设，冷则撤。 　　四、设立驿站 　　清政府在东北、西北和西藏地区都建立了驿站，传递文书，为尽快了解边疆情况，及时向这些地区传达上谕提供了方便。《厄鲁特蒙古图》此外驿站也可以供运输军饷、武器的人员、车马休息、住宿，保证平叛的需要。 　　五、恩威并用 　　所谓恩威并用就是镇压少数民族的割据和反叛，而以恩德拉拢其上层。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平定策妄阿拉布叛乱，平定西藏珠尔墨特叛乱等为施威；给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爵，给予丰厚俸禄，娶蒙古贵族女儿为妃子，让他们到北京或避暑山庄觐见皇帝都是施恩笼络。 　　----------------------------------------------------- 　　注释： 　　①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1日 　　②伯克是维吾尔族官名。伯克原来世袭，平定大小和卓后改为任命。 　　③《清史稿·职官》 　　④4大喇嘛教首领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也称土司改流，指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永久世袭的土官改为随时任免的流官。这是雍正四年（1726）开始实行的加强对西南边疆统治的一项政治措施。 　　西南少数民族多，元代以来实行土司制度。元代在这些地方设了安抚司、宣抚司、宣慰司，用当地的酋长为官吏，称土司或土官。文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武官有宣慰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少数民族人民由土司管理。这种管理办法在当时还是恰当的。明朝因袭了这种制度，并制定了一套贡赋、征调、驻防和承袭制度。清朝初年还是这个制度。这种制度落后性日益显著。在土司统治下，土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广西土司岑宣栋允许土民读书，但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担心他们考取后脱离他的统治。土司统治，赋役无名，刑杀任意。土司为儿子娶亲，土民三年不得婚姻。一年之中向土民小摊派四次，三年又一大摊派。土司取之土民的钱粮超过田赋百倍。土司之间经常互相攻伐，给土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土司制度易于导致地方割据，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雍正三年鄂尔泰由广西巡抚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到任后他发现贵州种家苗已为乱20年。四年春他上书雍正帝：一、云贵问题没有什么比得上苗族问题急迫，安民必先制夷，制夷必改土归流。二、列举东川、乌蒙、以步当车的清末云南邮政局邮差镇雄3大土司的罪恶并建议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三、澜沧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四、提出改流做法：“计禽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五、剿夷要练兵选将。 　　鄂尔泰的意见得到雍正的同意后，四年五月鄂尔泰就派兵攻破种家苗36寨，迫使21寨投降，安抚苗民500多户，人口2000多人，计擒贵州镇远土知府、霑益土知州，者乐甸土司乞求免死，种家苗全部平定，得到雍正帝的赞扬。四年十月，鄂尔泰实授云贵总督。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和镇雄土司庆侯为乱，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讨平，五年，禄万钟投降，要求改土归流。五年二月，云南镇沅土目刁如珍杀害流官，焚烧房屋，鄂尔泰派兵讨平并抓获刁如珍。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放纵土兵抢掠，鄂尔泰同样派兵讨平。十一月，鄂尔泰招降贵州长寨后路苗184寨，编户口，定额赋。六年，鄂尔泰总督权限进一步扩大到广西。鄂尔泰派兵擒获东川法戛土目（土目，土司所属员司的称号）禄天佑与则补土目禄世豪，惩办了米贴土目程永孝。程永孝妻子发动叛乱，鄂尔泰派总兵张耀祖讨平。八年六月，由于刘起元移镇乌蒙后“恣为贪暴”，禄鼎坤发动叛乱，攻陷乌蒙，与族人杀了刘起元，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氏等地土司头目起来响应。鄂尔泰调集万余人分3路镇压：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参将韩勋攻镇雄。破苗寨，杀苗兵，十分惨烈：“勋与苗兵遇于莫都，战一昼夜，破寨四，杀数百人；进攻奎乡，战三日，杀二千余。”鄂尔泰令张耀祖统率诸军分道穷搜，将抓获的人刮肠破肚，挂在悬崖树梢，使人见了胆战心寒。叛乱镇压下去后，鄂尔泰在云贵边界建庚戌桥（庚戌指庚戌年，即雍正八年），以纪其功。在大军威慑下，云南永昌边外孟连土司主动表示愿意纳税，鹤庆边外子主动表示愿意进贡。 　　由于清将欺负苗民，雍正十三年贵州清江、台拱地区又掀起一场反清斗争，攻陷凯里。清朝先是派刑部尚书张昭前去镇压，由于他反对改土归流，又不懂军事，旷日无功。后来又派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去镇压，张广泗熟悉苗地情形，大肆杀戮，终于把他们镇压了下去，改土归流得以继续进行。 　　从四年到十三年，改土归流在云南和贵州、广西、四川大规模地进行。云贵地区重要是用武力推动改土归流，而其他地区主要是采取招抚方式。推动改流土司共60多个。 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是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发动的扫除以肃顺为代表的排外派，夺取最高权力的政变。这次政变确立了慈禧太后在晚清47年的统治。这次政变称北京政变是以政变发生的地点命名，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是根据时间命名：祺祥是年号，辛酉是干支纪年，指1861年。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咸丰帝临终时诏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为参赞政务王大臣。同时咸丰赐予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一枚“御赏”图章，给皇太子一枚“同道堂”图章。诏谕由八大臣拟定，盖上两枚图章才有效。咸丰帝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搞权力平衡。 　　八大臣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俗称肃顺集团。这是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他们有革弊振衰，重整朝纲之志，对外取排斥态度。肃顺素来厌恶叶赫那拉氏，曾求咸丰帝效汉朝“钩弋故事”除掉她。 　　十二日，咸丰卒于热河行宫，31岁。载淳继位，改次年为祺祥元年，尊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九月一日，大学士桂良和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奏请为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分别奉以“慈安”、“慈禧”的徽号。 　　慈禧太后是个权欲极为强烈的人，要垂帘听政，但八大臣甚至连奏章都不愿呈览给她们过目。慈禧太后决定除掉八大臣。 　　八月一日，奕䜣抵热河行在，慈禧太后与奕䜣密谋政变，镇压八大臣。慈禧太后担心列强干涉，奕䜣保证不会，相反会支持。 　　八月十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建议在亲王和大臣中各简派一二人辅佐。十一日皇太后召见八大臣，命照奏请执行，载垣等抗言，并由焦祐瀛拟旨，说本朝无太后垂帘先例，在亲王和大臣中各简派一二人辅佐也没必要。两宫太后将董折与八大臣拟旨留下不发。两时许，太后又召见八大臣，肃顺等八人激烈反对，说他们是参赞政务王大臣，不能听太后之命。八人声音很大，两太后气得手都发抖，幼帝吓得哭了，尿湿了裤子。 　　十二日，肃顺等八人开始怠工，两宫皇太后将董折与八大臣拟旨一并由内阁发下来，他们才言笑如初。慈禧太后妹夫醇郡王奕看见他们那样，很是愤怒。接着载垣、端华、肃顺八大臣又错误地以撂挑子来威胁两太后，九月初四，两太后顺水推舟罢了他们一些职务。例如免了载垣銮仪卫，免了肃顺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灵柩自热河启运北京。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分离八大臣，安排肃顺护送笨重的灵柩走大路，两宫皇后与小皇帝走小路，随以其他7位参赞大臣。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比灵柩早四天到达。灵柩十月三日才到北京。 　　九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三十日两宫太后召见奕䜣等人，哭诉肃顺等行为，管理户部事务的周祖培建议给他们重治其罪。同日，内阁颁布奕䜣早就拟好的一份上谕。内容是：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肃顺、端华、载垣不尽心和议，只知道诱惑英国使臣；二、和议后，京师已经平静，咸丰帝想回銮，但受到他们阻挠，损害了他的身体以至死去；三、王大臣阻挠从亲王和大臣中简派辅佐人员，已丧失人臣之礼；四、载坦等专擅；五、决定把八大臣逐出军机；六、分别轻重，处置八大臣。 　　九月三十日，政变发生。奕䜣宣读诏书，令侍卫将载垣、端华拿下，囚禁宗人府，肃顺随灵柩刚到密云，醇郡王奕深夜破门而入，将正拥着两个妾睡觉的肃顺逮捕送到宗人府。十月六日，肃顺斩立决，载垣、端华赐自尽。 　　十月一日诏授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补授为宗人府宗令。十月五日，诏命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一月初一，紫禁城养心殿举行垂帘大典。从此，慈禧太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成者为王败者寇，肃顺、端华、载垣自此被清朝统治者贬为“三凶”。 晚清的三次革新 　 　　从咸丰到宣统朝这半个世纪，皇权、吏治愈益腐败，军事落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国内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列强侵略频频，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清朝先后进行了三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新政。三次革新虽然都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但重点是不同的。洋务运动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革新，戊戌变法主要是政治领域里的革新，而新政则涉及各方面。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以新式武器装备陆和海军的运动。 　　当时把跟国外打交道称作洋务，这次改革引进外国文化和人才，故称洋务运动。 　　六十年代初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处在蓬勃发展之际。清政府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官僚如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觉得要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侮以求长治久安，必须求强、求富。而要求强、求富，就必须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传入中国的早期木制自行车洋务运动有如下几方面： 　　一、军事工业。军事工业是洋务运动的重点。如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创建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创建马尾船政局，张之洞于光绪十四年创建了湖北枪炮厂等。 　　二、民用企业。兴办军事工业求强，兴办民用企业求富。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有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1877）创办的唐山煤矿、光绪六年（1880）创建的天津电报局，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创建的兰州机器织呢局，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湖北织布局和汉阳制铁局。 　　三、兴办外语学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同治元年（1862）奕䜣创立同文馆，招收八旗儿童学习英、法、俄文。接着李鸿章、左宗棠办起外语和科技学校。此外，洋务派还选拔学生留学，组织人力翻译外文科技书籍。 　　四、办海军。光绪年间，建起了南洋、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工业全是官办，资金来自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用作海军军费的相当一部分为皇室和各级官吏所鲸吞。为慈禧太后建造的颐和园，自开工就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挪用，一共用了数百万两。民用企业则是“官督商办”，由官僚控制，吸收私人投资。 　　军事企业几乎都聘用了外国人帮忙，如金陵机器局聘请了英国人马格里任技师，福州船政局聘用了法国人日意格为正监，德克为副监。 　　洋务运动经过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就失败了。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者轰毁了马尾造船厂，甲午之战，日本侵略者使北洋海军全部覆没，洋务派的坚船利炮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如此，洋务运动还是有意义的。首先它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工业，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开了头。第二，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人初次见到机器大生产，开了眼界，促使他们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此外还加强了国防力量，促进了近代教育的萌芽。第三，洋务运动期间由于对外交往的需要，清朝政治制度也发生了进步的变化，即进行了官制和教育改革，产生了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总税务司等。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发起的并得到光绪帝支持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这一年是干支纪年的戊戌年，这场运动便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导致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使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挽救危亡必须变法，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感到中国不学西方就难以图存的广东南海知识分子康有为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应顺天乡试时就提出了变法主张。二十一年（1895）他到北京应会试期间，听到日本逼签《马关条约》消息，联合18省举人于四月七日“公车上书”，将给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交给都察院。 　　康有为上书不久中了进士，拜候补工部主事。上任后他又两次上书光绪帝。光绪帝读到他后一次上书，十分赞赏并让人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二十三年十二月与翌年正月，康有为又两次上书，清末上海南京路上刚刚开通的有轨电车提出了具体的变法措施并批驳了反对派李鸿章和荣禄等人的“诘问”。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接受变法主张的光绪帝下诏变法。 　　从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103天里，光绪帝下了几十道命令，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几方面的变革。 　　政治方面：改革机构，裁减政府人员，革新吏治，广开言路，言论、出版自由。 　　经济方面：奖励工商业，设立国家银行，修铁路，办邮电。 　　军事上：淘汰冗兵，训练海军、陆军，改用洋枪洋炮。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派留学生，设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创造和科技工作。 　　以上改革归纳起来就是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存，自强、求富。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帝党共同努力的政治改革运动。 　　这次革新还没发生多少实际上的效力就被后党破坏了。变法开始时，慈禧太后没有说什么，但当她发现改革触及她的权力时，就迅速采取一系列手段加以破坏：将革新最重要人物——帝师翁同龢革职；控制京畿的军权，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令任命为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到她面前谢恩；最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搜捕维新派，结果康有为亡命香港，梁启超逃到日本，谭嗣同拒绝出走日本的劝告，与杨锐、刘光弟、林旭、康广仁、杨深秀被处斩。新政措施除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取消。 　　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发起政治运动的一次演习，虽然失败了，但它在经济领域开展近代化的企图具有创新意义，使爱国救亡思想深入人心，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新政 　　新政是晚清的第三次革新。 　　这次革新起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西逃之时。这时候，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面临危机。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光绪二十六年（1901）十二月十日，慈禧太后于西安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上至军机大臣，下至各省督抚提出革新意见。三月三日，设立督办政务处作新政实施机构。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清末革新。 　　清末革新内容： 　　政治方面：改革官制。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三日设督办政务处，接着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撤销一些闲散机构（如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此外还变革法制，仿行宪政。 　　经济方面：设商部，订立“奖励工商章程”。 　　军事方面：裁绿营，练新军。 　　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设学校，派学生留学。 　　风俗习惯方面：废除满汉通婚禁令，禁鸦片，禁妇女缠足。 　　这次变法与戊戌变法在内容上差不多，但实实在在，成就最大，给暮气沉沉的晚清带来了新气象。慈禧太后搞新政的目的是挽救封建王朝的灭亡，但事与愿违：新教育和留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党人，假立宪促进了革命高潮，奖励工商和厂矿开设扩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练新军练出了大批清王朝的掘墓人。 宪政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清政府进行了一次宪政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 　　所谓立宪改革就是将原来的专制君主国家形式改为议会君主体制，“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国家制定宪法，实行议会制度。 　　为什么清政府要搞宪政改革呢？ 　　庚子事件（即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发生后，慈禧太后“深念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是造成该事件的原因。她觉得不能按照原来的统治方式继续下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在西安她就发布了变法改革的谕旨。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内阁制，制定宪法，国家很快强盛起来，继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后又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专制的俄国。这个事实激起了中国资产阶级立宪念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就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江苏名士张謇写信给袁世凯，以日俄之胜负为例子，宣传宪政改革好处。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云贵总督丁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驻法公使孙宝琦、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也都奏请立宪。慈禧太后终于接受了立宪的建议。但她也有将计就计，借立宪之名来实施加强中央集权之实的意图。 　　当年六月十四日清廷派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考察政治”。革命党人吴樾为揭穿清廷的骗局，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在正阳门火车站谋炸五大臣，炸伤载泽、绍英，清廷以李盛铎、尚其亨替代载泽、绍英两人。 　　第二年考察了10多个国家的宪政的五大臣回国后即请求清廷实行宪政，极言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好处，并提出首先要改革官制。御前会议决定：1.十年以后施行宪政（1908年因国会请愿才改为以9年为期）；2.大体效法日本；3.废现行督抚，新设督抚相当日本府县知事；中央政府组织略与日本现制相等。 　　要削减督抚权力，袁世凯第一个不愿意。议论到中央官制，又涉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于是朝廷出了个“五不议”：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颁诏“预备仿行宪政”。 　　宪政改革从此搞了四项： 　　首先是改革官制。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布中央官制：“军机处为行政总汇……毋庸编改内阁……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厘定十一部：外务部、吏部、学部、民政部（巡警部并入）、度支部（户部改用此名，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农工商部（商部并入）、陆军部（兵部改用此名，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法部（刑部改用此名）、礼部（太常、光禄、鸿胪3寺并入）邮传部、理藩部。各部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各部尚书军充政务大臣。这次厘定官制之前，二十七年总理衙门已改为外务部，二十八年撤销詹事府、通政使司，三十年，增设商部、巡警部和学部。 　　军机处、内阁和各部主管官员： 　　军机大臣：奕劻、瞿鸿、世续。 　　外务部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礼部尚书溥良，度支部尚书溥，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学部尚书荣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法部尚书戴鸿慈，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 　　中央的官制改革只换了一些名称，总的是维护皇权，政务大臣汉人只占1/3，以责任内阁为中心的官制改革根本没实现，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立宪派的强烈不满。 　　清政府又对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省设提学、提法、交涉三司及巡警、劝业道，没有学政的省份增设学政。提学使司主管教育，提法使司管司法行政，交涉使司管理公众交涉，巡警道管巡警、户籍、卫生事务，劝业道管农工商和交通。 　　东三省改行省。撤销原东北地区的将军、都统、副都统，设东三省总督与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 　　第二、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诏设中央资政院，同年九月谕设立各省成立民意机构谘议局，实际上是宣统元年成立。资政院和谘议局是议院正式成立前的预备机构。资政院“博采群言”，养心殿垂帘听政处为中央民意机构，有总裁、副总裁、秘书长和1、2、3等秘书。议员3百人，恰好25人钦定，其余来自各省。负责议定国家每年收支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法规制定、弹劾大臣和奉旨交付讨论之事。谘议局有权议定本省行政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等，供督抚采纳。宣统二年九月，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会议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并有中外记者旁听，对传统的专制体制以极大的冲击。各省的谘议局具有地方议会性质，激起了地方立宪派的热情，促进了立宪运动的高涨。 　　第三是法制改革。法制改革是宪政改革的基石。清末法制改革，一是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二是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封建法制解体，近代法制确立。 　　第四是成立“责任内阁”。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日，清政府在立宪派的催促下，被迫提前4年成立“责任内阁”；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等实际是一个“皇族内阁”。国务大臣13人：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院等部大臣分别由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担任，他们也是国务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满贵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 　　宪政改革期间，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策动了三次请愿。第一次是宣统元年十二月，要求速开国会，第二次是宣统二年五月，也是要求速开国会，第三次是当年九月，不仅要求速开国会，还要求组织责任内阁。朝廷对第一、二次要求的回答是国民意识不一致，要九年预备，国民教育普及了才开。第三次请愿，参加代表多，奉天、四川学生声援，16省督抚联名要求组织内阁，明年开国会，声势浩大，朝廷为之震慑，乃表示将九年预备立宪改为六年。1913年开设议院，官职重新厘定，预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 　　这个“责任内阁”违背立宪原则，“预备立宪”成为骗局，引起强烈的义愤，“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立宪派要求另组内阁，遭到拒绝。这个集权皇族的“责任内阁”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了清末宪政改革失败。清末宪政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了人心，推翻封建专制清王朝成为人民的共同心愿。清王朝垮台的日子就要到了！ 清王朝军事简史 　 　　《清史稿·兵制》说：“有清以武功定天下。”清王朝的建立靠的是战争和武力，维持清朝统治靠的主要也是战争和武力，然而它的衰落也与武器落后，军队战斗力丧失、屡战屡败有很大关系。 　　武力凭借的是军队和武器。努尔哈赤开始起兵讨伐仇人尼堪外兰时“兵百人，甲十三副”。然而他重视发展武装，一年之后就发展到了500人，万历四十三年建立起一支数万人的八旗军队，皇太极时扩军，建立起汉军八旗（33000人）和蒙古八旗（22000人）。入关后又相继建立了绿营、湘军、淮军、防军、练军、海军和新军，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地方兵，如蒙兵、僧俗兵、藏兵、甘兵、贵州夷兵、山西、陕西边外的番兵、各省的乡兵等等。武器由关外时期的弓箭、刀矛、马匹发展到中期火器为主（60%）到晚清时期的洋枪洋炮。 　　《崇祯皇帝自缢图》17世纪法国绘画以骑兵为主的八旗兵是关外时期为努尔哈赤所创的经制兵，是一支劲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依靠八旗兵统一了女真，在东北建立了与明朝对立的后金割据政权。关外时期，八旗是支劲旅，战功赫赫。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4部与科尔沁等5部九国之师攻打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八旗攻其前军而败其余部，很快就打垮了九国之师的进攻。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率八旗进攻抚顺，掠人畜30万。天命四年萨尔浒一仗，八旗以6万兵力粉碎了明朝9万人马4路进攻，使明军永远失去了进攻后金的力量。六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发动辽沈之役，夺取了明在东北的重镇沈阳和辽阳。皇太极即位后，指挥八旗两次入侵朝鲜使之臣服，三次出征统一漠南蒙古，五次入塞，掳掠大批人畜和金银财宝。崇德五年（1640），八旗在锦州、松山大败明军13万，消灭了明朝在东北的主力，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尽为清朝所有。 　　吴三桂降清，山海关一战，八旗入关，使清廷定鼎燕京。八旗与新组建的另一支经制兵——绿营兵合力，南征北战，镇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南明政权以及地主阶级的抗清力量，平定三藩，统一台湾，雅克萨驱逐俄罗斯侵略军，平定噶尔丹叛乱，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反击廓尔喀入侵，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镇压张格尔叛乱。通过这些战争，清朝有效地征服了中原，统一了边疆，迎来了康乾盛世，维持了清朝的统治。 　　但是从平定三藩开始，养尊处优的八旗兵战斗力开始下降。平定三藩时图海、赖塔、穆占这些八旗将领还敢打敢拼，战绩突出，而勒尔锦、尚善、喇布则畏敌如虎。喇布名为扬威大将军，统兵数万，竟多次败于仅有4000兵的敌将高大节。顺承郡王勒尔锦驻防荆州不敢过江，他把南怀仁所铸大炮掩埋起来首先退却。满洲亲王、贝勒以下在三藩面前畏怯不前的，有近20人在康熙十九年后被查办。勒尔锦革去郡王，贝乐尚普任安远靖寇大将军，主持岳州军务，日久无功，免去贝勒。平定三藩主要依靠绿营。绿营当时有40万投入战斗，在关键时刻是他们起作用。“云贵多山地，绿营步兵居前，旗兵继之，所向皆捷。”雍正九年（1731），三等公、领侍卫大臣傅尔丹率军3万，其中八旗兵为主，从科布多进攻准噶尔，听信准部伪降将，中伏于和通泊，3万兵马几乎全部覆没。八旗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就是这次。乾隆帝整顿八旗，拔擢能臣勇将，战斗力有所提高。在两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两征廓尔喀的作战中，以八旗为主体的清军再次发挥了作用，最终取得了胜利。 　　嘉庆元年，川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八旗不是对手，旧日平定三藩时、准部、大小金川以及统一台湾时绿营还是发挥大作用的。但由于待遇低，训练废弛，这时也不行了。四川合州知县龚景翰主张募集乡勇。最后依靠乡兵，才将起义平定下去。与白莲教交战时，是乡兵冲锋在前，绿营跟在乡兵后面，八旗军又在绿营后面。于是平定白莲教起义，竟用了九年的时间。 　　道光时八旗进一步腐败，已经不成兵了。道光十五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揭露京城八旗兵的情况说：“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起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康熙御制“威远将军”炮八旗、绿营没了士气，战斗武器比起西方来那就更落后。19世纪初，英国陆军广泛使用来复枪，有加农炮、榴弹炮，海军有长达百多英尺长配备数十门火炮的战舰。而清军长期使用冷武器，讲究骑射本领，不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制造。即使有，也是低级的。枪只有鸟枪、滑膛火绳枪，火炮粗糙而不准，舰船短小，质量差，不堪使用。道光十五年（1835）广东水师新制大炮40门，试射时竟有10门炸裂。清军的武器不仅落后而且旧，山海关这样的军事重地，几门大炮还是明朝的遗物。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武器，可以设想能打得赢什么仗？ 　　道光二十年后的战争呈现规模大，次数多的特点。外国挑起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有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新疆之战，中日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共6次，太平天国起义则是最大的农民起义。清军抵御侵略战争，除新疆之战取得胜利外，其他都失败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军开始遭受重大损失后，依靠湘军，勾结列强才取得胜利。大臣张之洞对清军的能力用一句话作了概括：“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 　　晚清多次抵御侵略战争失败，不仅暴露了经制兵的腐朽和武器的落后，充分暴露了制度和皇权的腐朽以及统治者的昏庸和无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固然与琦善妥协投降和奕经、奕山、杨芳的无能有关，更与道光帝虚骄和立场动摇有关，中法战争不败而败完全是由于李鸿章的妥协投降政策。 　　在反侵略的战争中，清军出现了叶志超、方伯谦、潘鼎新那样的贪生怕死、怯弱逃跑的懦夫，但也出现了像左宗棠、冯子材为代表的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将领，尤其是裕谦、关天培、左保贵、邓世昌英勇献身，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不屈和爱国主义精神。粉碎为英、俄支持的浩罕阿古柏入侵新疆的胜利是左宗堂率领刘锦松的湘军和董福祥的甘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斗争的结果。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鉴于八旗兵和绿营兵丧失战斗力的表现，清朝被迫改变老规矩而任用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还在军制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把八旗、绿营搁一边，而利用团练湘军、淮军。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又组建防军、练军。为了抵御外族的需要还组建了海军和新军，武器也逐步近代化。防军、练军，不用刀矛弓箭，改用洋枪洋炮。体现在新军上的改革更大：装备近代化，兵役制度采用西方征兵制，单一兵种向合成兵种演变。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全部西化。 　　清王朝加强了海防要塞，大沽炮台重建，山海关、旅顺口、威海卫、烟台、大连、福建闵江口、广东珠江口、浙江的舟山、镇海都重修了炮台，屯兵驻守。 　　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清朝的统治集团中经常出现对立派别。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琦善、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派，最后是投降派在道光皇帝支持下占了上风，使清朝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收复新疆的战争有李鸿章为首的只顾海防，不顾塞防派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既重视海防也重视塞防的一派，最后左宗棠的观点为清政府采纳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日甲午战争中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避战求和派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清王朝在战争中失败，但这不是战之罪，而是不善战之罪；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慈禧太后为发泄个人私怨，贸然向八国联军宣战，光绪帝和地方督抚主和，最后清朝在战争中失败。 　　关外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从《水浒传》、《三国演义》学到不少军事理论。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卷二十：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自谓有谋略”。皇太极还让达海翻译《三国演义》，颁发给将领学习。军事家有努尔哈赤、皇太极。 　　清代前朝的兵书主要有：《乾坤大略》，王余佑（1615-1684)作，阐述了如下军事思想：一、速战速决；二、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三、以决战为上。《回治平胜算全书》，年羹尧（1679-1726）编。阐述的主要军事思想是：一、重视军事训练；二、重视了解敌情；三、重视占领有利地形；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方法；《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书。此外还有《洴澼百金万》，惠麓酒民编；《将略要论》，刘连城编；《戊芨谈兵》，汪绂编；《兵迹》，魏禧（1624-1681）编。军事家有多尔衮、康熙、施琅、乾隆、傅恒等。 　　晚清军事著作主要有：《海国图志》，魏源（1794-1857）著，介绍各国历史、地理，谋划整军经武；《平海心筹》，林福祥（1814-1864）编，介绍“毒烟喷筒”等13种火器，还在战略方针上提出了战、守、和三策；《洋防说略》，徐稚荪著，阐述海防建设。此外有介绍西洋武备知识的著作，如《中西武备新书》、《兵学新书》，还有介绍西方军事训练的著作，如《训练操作详晰图说》、《战法学教科书》。军事家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等。 清朝军制 　 　　清朝先后有8支武装力量：八旗兵、绿营兵、湘军、淮军、防军、练军、海军和新军，兵制经历了传统军制（经制兵）到勇营制（湘军、淮军）再到传统军制（防军、练军）到近代军制（近代海军、新建陆军），装备由冷火器到火器的过程。下面逐一介绍八旗兵、绿营兵、湘军、海军和新军的创建、性质、特征、建制、装备等情况。 八旗兵 　　弯弓射箭的清朝士兵八旗兵是经制兵，为努尔哈赤所创，起自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的八旗制度。旗是满洲军制名。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形成。牛录是女真在氏族、部落阶段出师、狩猎当中形成的组织形式。原来每牛录10人，万历二十九年扩为300人。万历二十九年设立四固山，固山就是旗。每旗含5甲喇，每甲喇为5牛录，分别使用黄、白、红、蓝4种旗子，因而是四旗。四十三年（1615）扩为八旗：在原来的黄、白、红、蓝4旗的基础上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旗主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充当。皇太极时期又扩为二十四旗，即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二十四旗中起核心作用的还是满洲八旗。八旗每旗指挥人员设都统（固山额真）1人，副都统（梅勒额真）2人，参领（甲喇额真）5人。牛录的统领是佐领（牛录额真），佐领居参领之下。二十四旗在习惯上还是称八旗。 　　八旗在开国时期有亲军营、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步兵营5个兵种，入关后又增加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键锐营和神机营。 　　八旗制度是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作为军事制度，八旗中每个1660岁的男子战时随时准备披挂上阵。所以八旗兵世代军籍，实行世兵制。 　　八旗兵入关后约20万人，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旗兵驻京城四周，保卫皇宫和京师，主力是骁骑营、步军营和护军营。驻防八旗分驻各省要冲地点。京营八旗与驻防八旗人数差不相当。 　　八旗兵擅长骑射，装备主要有战马、云梯、大刀、盔甲、弓箭、配刀、藤牌、鹿角、鸟枪、红衣大炮等。蒙、满八旗善骑射，平旷作战是他们所长；汉军八旗善火器，围城攻坚和水上作战是他们所长。 绿营兵 　　绿营兵是入关后改编明降卒与招募汉人而成的地方军（但东3省不设绿营），为多尔衮所创。他考虑旗兵太少，不足以控制全国。因使用绿旗，故名绿营或绿旗兵。绿营也是经制兵。 　　绿营兵源，开始实行招募制，后来转向世兵制。 　　绿营除少数配合驻防八旗拱卫京师以外，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各地，维护地方安全。在京绿营统一由八旗步军统领，地方上的绿营由地方长官统领，因此绿营在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总督，没有总督之省则是巡抚。操练和征战由提督和总兵负责。 　　绿营分陆营和水师两个兵种，各有马兵、步兵、守兵3个等级。绿营总人数一般保持在60万人左右。绿营的驻军组织有标、协、营、汛4级。总兵以上的官员率领的绿营兵叫标兵。因此，标有督标（总督统辖）、巡标（巡抚统辖）、提标（提督统辖）、镇标（总兵统辖）、军标（成都将军统辖）、河标（河道总督统辖）和漕标（漕运总督管辖）。后3标与前1标（督标）相并列。标下是协，由副将统领。标兵是绿营的主力。协下是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为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总督除管督标各营外，还管本区内巡标、提标、镇标诸标，而巡抚没有管辖提标、提标诸标权。 　　绿营以营建制。各标均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统领是参将、游击、都司和守备，地位与州县官相当。 　　绿营兵多步兵，常用武器有刀、枪、矛、箭，还有鸟枪、铳枪和抬枪，也有大炮。待遇比八旗则差很多。 　　绿营始于顺治朝，名为60多万，但缺额六、七万。同光时屡裁，但与清朝相始终。 湘军与淮军 　　湘军起于团练、乡勇，是咸丰朝由曾国藩创建的军阀武装，后来成为清朝正规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来在甲午战争中为日军摧毁。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受咸丰帝之命以罗泽南、王鑫团兵为基础组织地方武装——团练。开始叫湘勇，后来称湘军。他用明戚继光和嘉庆时浙江人傅鼐之法训练。三年春，曾国藩增募3000兵，并派罗泽南率兵赴南昌救受太平军围困的江忠源。鉴于太平军有强大水师，除陆师外曾国藩又在咸丰四年建立了水师，船240多艘，水勇5000人。 　　湘军实行募兵制，在选将、招募、教育、编制、训练、武器、饷源上与绿营不同。 　　选将、募勇原则和将士之间的关系：将有治军之才，不怕苦，不怕死，不汲汲于名利。士兵要朴实，并有全家担保。将士之间实行家长制：兵为将有，士兵服从营官，营官服从将领。将领服从曾国藩。 　　湘军陆师13营，每营500人。下设4哨，哨辖队，1哨有1至8队，1队10人。陆师共有5000余人。水师10营，每营开始440人，船21艘，后来500人，船30艘。1营30哨，每船1哨。水师5000人。马军1营，分5哨，每哨5棚，1营250人。 　　水陆师指挥员加上战斗员，再加上水手、丁役等，全军共17000人。攻打天京时总兵力达到12万人。 　　湘军装备：刀、矛、抬枪、劈山炮、小炮、鸟枪、船（长龙、舢板、快蟹）、马匹等。 　　教育、训练：用儒家思想教育，严格训练，虽酷暑寒冬不松懈。弁勇要求能跳上丈高之屋，跨过丈宽之沟，火球能掷20丈之遥。 　　湘军军饷自酬，实行高薪饷，比绿营多1倍有余。兵饷名义上是自筹，实际上一靠捐输，二靠各省督抚支援。 　　与绿营比，湘军有很多方面不同。绿营归兵部指挥，实行世兵制，湘军不归兵部，听从曾国藩一人，实行招募制，士兵选择严，质量好，训练艰苦。绿营吃国家粮，武器由国家提供；湘军的薪饷自筹，武器先进，刀矛与火器并重，水师装备洋炮。绿营腐朽，没有战斗力；湘军蛮横，敢拼。绿营饷薄额多，湘军饷厚额少。以普通士兵的薪金作一比较：魏源《圣武志》卷十一：“绿营兵饷之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米五斗。各省镇标，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湘军勇丁4.2两。 　　淮军是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于同治元年初在安庆组建的军阀武装。李鸿章招募3500人，曾国藩拨给3000人，共6500多人。同治四年发展到六、七万人。编制模仿湘军，不同的是淮军在装备方面优于湘军，洋枪洋炮多，并且采用洋操。 　　乡勇本来是正规军的辅助力量，有事征调，无事遣散，但湘军、淮军在咸同间是清朝用来镇压太平天国的惟一军队，充当了正规军的角色，这是清朝军事制度上的一大演变。 防军与练军 　　为避免朝廷猜忌，当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后，曾国藩裁撤25000人，留万人守南京，15000人为皖南北之师。这余下的湘军与淮军都是勇营，他们留下来用于国防，称防军。 　　同治初年，各省督抚从绿营中挑选一部分人训练制兵称练军。照勇营办法训练，不用刀矛弓箭，换用洋枪洋炮，称练军。练军始于同治二年刘长佑编练直隶。再说早点则在咸丰十一年署步军统领文祥已经挑选八旗精锐在北京创立神机营，使用洋枪，开始了练军训练。同治五年到光绪九年，各省从绿营中也挑选优秀将士开始练军训练。防军和练军于是成为清朝的正规军。 海军 　　清朝海军的建成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成果。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萌发建立海军的意图。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更加刺激清朝建立海军的计划，并开始行动。经过10年努力，建起了3支海军：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粤洋海军。其中粤洋海军分福建海军和广东海军。北洋海军驻守大沽、旅顺、营口、烟台，南洋海军驻守江宁、吴淞、浙江，粤洋海军负责海口、台湾、厦门、琼州、廉州等福建和广东海面。 　　福建海军，在光绪十年前有各种舰船16艘，在中法之战中损失殆尽；南洋海军，在光绪十年前有大小舰船17艘，也遭受重大损失。广东海军在中法之战前有各种舰船25艘，但都比较小。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是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是海军的主体，到光绪十四年（1888），全军4000多人，有大小舰船25艘，其中巡洋舰7艘，铁甲舰2艘，蚊炮船6艘，练船3艘，运船1艘，鱼雷艇6艘。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的海军衙门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在旅顺、威海卫修了炮台，还有其他一些配套设施，形成完好的海军体系。 　　北洋海军的编制有二：一是船制，二是官制。船制：分右翼、左翼、中军、后军4队。中军、左翼、右翼各由3舰构成。后军由炮舰、鱼雷舰和练习舰各3艘以及运输船1艘构成。官制：李鸿章为总节制，下面提督1人，总兵2人，副将5人，参将4人，游击9人，都司27人，守备60人，千总65人，把总99人，除李鸿章以外一共272名官员。 新军 　　新军是甲午战争后清朝采用新式装备，运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练兵方法和军制建立起来的近代化陆军。 　　新军的开头是光绪二十年（1894）冬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按照德国的陆军建制、战术，使用洋枪洋炮训练“定武军”，共10营，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袁世凯接手，并更名“新建陆军”，人数扩大到7000人，增加了步兵2000，马队250人。 　　新军建制一是分兵种（如上述），二是实行营制。全军分左右翼（相当于旅），下面有营、队（相当于连）、哨（相当于排）、棚（相当于班）。官制：总统1人（袁世凯摄），两翼各有翼长1人，统领1人，分统2人，营有统带官1人，帮统官1人，队有领官1人，哨有哨官1人，哨长2人。棚有正副头目各1。 　　新军机关有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等。 　　新军使用武器有奥国造5响曼利夏步枪，马枪，6响左轮手枪和格鲁森快炮。聘德国人伯罗德操练，德国人祁开芬为炮队教习，挪威人曼德为马队教习。 　　新军除袁世凯的陆军外，还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在江宁编的自强军。该军也分兵种：步队、炮队、马队和工程队。全军13营：步队8营，炮队2营，马队2营，工程队1营。编制仿欧洲军队：步兵营分5哨，250人；炮兵营分4哨，200人；马队分3哨，180人。工程营100人。35名德国人当教练，将领贝伦可多夫作总教练，天津和湖北武备学堂学员为分教练。后来又聘请了日本教习。 　　自强军后来由刘坤一接办，最后归袁世凯，做他的武卫右军。 大战 　　清朝从兴起到灭亡，战事不断，大战有20多次。这20多次大战与清朝的兴亡乃至整个中国的遭遇密切相关。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胜利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才能巩固并发展下去；山海关之战、镇压抗清之战、定三藩、攻取台湾、三征噶尔丹、平定罗卜藏丹津、平准与平回，这些战争的胜利使清朝统一了全国，拓广了疆土，并使康乾盛世的出现成为可能。平定张格尔、镇压白莲教起义、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新疆，清军取得胜利，清朝才可能维持统治；而清朝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上的失败，则使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清王朝当然也遭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也由此产生。 　　下文叙述20次大战。甲午战争结束后的台湾保卫战，是台湾军民自发抗击日本殖民统治之战，也一并叙述。 萨尔浒大战 　　萨尔浒，地名，在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萨尔浒大战是天命四年（1619）明朝与后金以萨尔浒为主要战场进行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以后金的胜利和明朝的失败告终。从此，明朝再也没有进攻后金的勇气和力量，而后金对明朝则取攻势。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大举攻明，毁抚顺，拔清河堡，明将李永芳投降，明朝震惊，决心消灭努尔哈赤政权。第二年二月明以杨镐为经略，出动9万余兵力，号称47万，分4路进攻后金的赫图阿拉。萨尔浒之战遗址西路：杜松率领总兵赵梦麟、参将龚念遂等所部兵2万余，出抚顺；南路：李如柏，领兵25000人，出清河；东路：刘10000余人，出宽甸。北路：马林，领兵15000人，出开原。东路有朝鲜兵13000人，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配合刘作战，北路则有叶赫兵配合。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集中兵力，严阵以待。 　　杜松想夺头功又轻敌，于天命四年（1619）二月二十八日首先出发，急行军，二十九日到达抚顺关，三月初一渡过浑河，到达萨尔浒山。杜松得知后金正在形势险要的界凡筑城，目的是阻拦明军，他以一部在萨尔浒扎营，自引小部到达吉林崖，攻打界凡。努尔哈赤令2旗援界凡，自统6旗攻萨尔浒大营。萨尔浒明兵以战车环列，挖战壕，树木栏，把火器摆在阵地前面。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兵佯攻，明军施放火铳，放巨炮。八旗兵奋勇冲杀，突破明兵栅栏，攻破明军在萨尔浒的阵地，然后麾师急援界凡。八旗兵以数倍兵力夹击明兵。这时天色已暮，明军燃起火把，八旗兵从暗击明，铳炮集射明师，杜松中箭死，赵梦麟也殁于阵中，龚念遂败退到斡珲鄂漠。后金兵追亡逐北20里，明兵投水而死者甚众。 　　北路马林军听到消息，急据离萨尔浒西北30多里的尚间崖，把进攻转为防御：环营挖了3道壕沟，把火器排列壕外，以骑兵居后。监军潘宗颜与游击龚念遂各领一队人马到几里外的地方驻扎，成犄角之势，三处都摆上大车以挡后金骑兵突击。努尔哈赤率1000精兵突破龚念遂营后又驰往尚间崖。大车挡不住后金骑兵贯穿马林的布阵而与大军夹击明军。尚间崖下，河水为明兵鲜血染红。潘宗颜的阵也守不住了，马林只好收拾残兵退回开原。叶赫兵在半路上听到马林失败消息，就退回去了。杨镐听到消息，连忙止住李如柏和刘军进发。李如柏一军保住了，但刘已经出发，已到达离都城兴京只50多里的地方了。他们并不知道两军的失败情况。努尔哈赤知道刘节制严整，炮车、火器都厉害，就让投降的明军持杜松令箭对刘说西路军已接近兴京，担心西路夺了头功的刘连忙把部队一分为四，加速前进。初三在董鄂地方（今辽宁桓仁），刘击败后金守兵。初四，当他到达阿布达里冈后就进入努尔哈赤预先布置好了的口袋，遭到伏击，刘战死。 　　刘兵败后，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立即率领八旗兵进击帮助明军的朝鲜兵。初四日朝鲜兵到距赫图阿拉60里一个叫富蔡的地方。代善率八旗兵突入营中，饥饿而装备甚差的朝鲜兵不堪一击，纷纷投降。连都元帅姜弘立与副元帅金景瑞也都投了降，而明监军乔一琦跳崖身亡。 松锦大战 　　松锦大战是皇太极时期清军与明军在东北地区的又一次大仗。“锦”指锦州，“松”指锦州南18里的松山，是东北通往关内的战略要地。崇德五年（1640）三月至七年二月，皇太极为了打通进入关内的通道，在此组织了一次大仗。此仗又以皇太极的胜利和明朝的失败结束。此后明朝在关外对清朝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以前，由于东北通向中原的咽喉山海关扼于明朝之手，清兵入关只能抢劫财物，不能占领土地。皇太极志在进入中原占领全国，必须占领山海关，而要占领山海关，又必须夺取关外4城：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大凌河城已于崇德三年十月攻下平毁，此后便把宁锦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崇德四年二月，皇太极率军数万轰击松山，但死伤2000余人而未能攻下。这教育了皇太极，攻破宁锦，必须做好准备。崇德五年（1640）三月，他令多尔衮、豪格、济尔哈朗等屯田义州，以备粮草。六月，皇太极任命多尔衮为攻锦州统帅。多尔衮驻锦州30里外，允许士兵轮流回家，城里人可以自由出入。皇太极知道后大怒，六年三月多尔衮被降职为多罗郡王，罚款万两，其他围锦将领如阿巴泰、杜度也都被降了职，罚了款。命济尔哈朗代替多尔衮职务。济尔哈朗在锦州四周挖深壕，把锦州围个铁桶一般。招守城明将祖大寿投降，不应。锦州的外城由蒙古兵据守，他们害怕清兵围困，投降了清军。驻守内城的明将祖大寿，连忙急告明廷，要求增援。 　　夏五月，明廷以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共13万兵马赴援，屯宁远、锦州之间。八总兵是：王朴（大同总兵）、唐通（密云总兵）、杨国柱（宣府总兵）、马科(山海关总兵）、曹变蛟（玉田总兵）、白广恩（蓟州总兵）、吴三桂（宁远总兵）、王廷臣（前屯卫总兵）。祖大寿从锦州城中传语洪承畴不要轻率作战，洪承畴也主张慎行。洪承畴计划粮饷辎重先由杏山输往松山，再由松山送往锦州。明兵部尚书陈新甲怕出兵久，粮饷难以供应，派遣职方郎张若麒以监军身份要他们速战。崇祯皇帝也以密敕要洪承畴刻期进兵。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率八总兵开往松山，二十八日次松山。杨国柱先到，陷清军埋伏，中流矢而卒，以山西总兵李辅明接替。洪承畴将粮草放在宁远、杏山、塔山外的笔架山，曹变蛟的7个营的步军驻扎乳峰山之西、松山之北，环以长壕。骑兵安排在城的东南北3个方向，壁垒坚固。在明军打击下，清军将领3降2死，多尔衮、豪格难以招架。八月，皇太极统帅大军赴授。清军一字排开，自乌欣河南山一直排到海滨，居于松山和杏山之间，割断杏山粮饷，缴获明军笔架山上的粮食12堆。明军失粮道后便将步兵七营撤掉，背松山城列阵。皇太极估计明军带的粮食只能吃六七天，七天后他们一定会撤兵。于是他把清军潜伏在塔山、杏山、小凌河要隘，伏击逃兵，同时增加守护笔架山粮草的兵力。不出所料，洪承畴与八总兵商议，决定让王廷臣、曹变蛟与洪承畴留在松山，其余六总兵分两路回宁远就食。王朴率兵先乘夜色逃跑，其余总兵相继离开。队伍没有秩序，争先恐后。自杏山往南，沿海到塔山，为清军邀击掩杀，溺死海中的不计其数。王朴、吴三桂带着兵马在塔山为清兵所阻，回到杏山，过了几天，又回宁远。洪承畴像 在高桥遇到清兵埋伏，大败，他们只身逃到宁远。其余几名将领落荒而逃。洪承畴与辽东巡抚邱民仰率将吏入松山城。曹变蛟夜袭皇太极御营，但被击退。洪承畴13万兵马，被歼5万多人。自此，锦州围困更急，松山也围困很紧，外援断绝。 　　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领城中全部马步兵突围，失败退回。七年二月，守松山的副将夏成德降清，松山城破，洪承畴、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邱民仰、总兵祖大乐等都被俘。只洪承畴、祖大乐被送往沈阳，其余被杀。三月，锦州无粮，“人相食”，祖大寿投降，松锦大战结束。 　　杏山、塔山两处明将不降，四月九日，济尔哈朗以红衣大炮炮轰塔山，歼灭明军七千。二十二日，又炮轰杏山，豁口长达25丈，明军投降。松锦之战结束。 　　失去松锦，明朝就失去了辽东到关内的战略要地。清军进入中原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问题了。 入关之战 　　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朝睿亲王多尔衮指挥清兵以以逸待劳的战术在山海关战胜李自成，清朝从此开始进军中原统一全国，由割据政权变为全国性的政权，而山海关之战便是清朝历史上关键性的一战。 　　这一仗需从吴三桂说起。 　　吴三桂字长白，江苏高邮人，父亲叫吴襄，住北京。吴三桂是崇祯时总兵，守宁远。顺治元年三月，当李自成自太原而宁武、大同，向北京进军之时，崇祯帝封他为平西伯，入卫京都。吴三桂向北京进发，在滦州（河北滦县）遭遇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两位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又退回山海关。李自成叫吴襄给吴三桂写了一封劝降信，加上4万两犒银，由唐通送给吴三桂。吴三桂见大势已去，决定投降。 　　山海关由李自成派来的2万人驻守。当吴三桂走到滦州时，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大怒，立刻改变投降主意。返回山海关，赶走李自成守关将士。四月十五日，吴三桂写信给多尔衮乞降并乞师，共同攻打李自成。二十日多尔衮再次得到吴三桂催师函，二十一日多尔衮率师到离关10里处。 　　得知吴三桂变卦消息后，李自成于二十一日率兵数万（一说20万，又一说6万），到山海关，以吴襄为人质。并派唐通出兵一片石（在山海关北）堵截吴三桂。又派兵政部尚书王则尧再去招降吴三桂。清军击败唐通，王则尧为吴三桂扣留。吴三桂迎接多尔衮，剃发，表示效死清廷。多尔衮令吴三桂为先锋，以白布系肩，作记号，以便第二天大战时辨认。 　　第二天大战。农民军队伍从北山排到海边。吴三桂依多尔衮命令，冲击李自成的前锋。李自成在西山观战。农民军张两翼围吴军数匝，双方相斗数十回合，呼声震海。战至中午，刮起大风，灰尘漫天。就在农民军疲敝的此时，清将阿济格、多铎率铁骑冲击农民军中坚。清军入关，农民军原来不知道。李自成见了，吃惊地说：“这是满洲兵！”便策马下岗。农民军见李自成下岗，军心涣散，便溃散了。 　　多尔衮令吴三桂追赶，至永平，李自成再败。吴三桂将王则尧交给多尔衮，多尔衮杀王则尧，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在向北京撤退路上杀吴襄。至京，杀了吴三桂全家。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次日西撤。 20年抗清烈火 20年血腥镇压 　　清廷入关，引发了剧烈的民族矛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燃起了抗清烈火，此起彼伏，长达20多年。抗清力量可分为三支：农民起义军、残明政权和汉族官僚知识分子。清政府利用抗清力量本身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经过20多年的漫长岁月，依靠八旗、绿营，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终于把三支力量都镇压了下去，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农民起义军的抗清及清王朝的镇压 　　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蓬勃发展，明王朝就要被他们取而代之时，多尔衮曾派人以福临的名义给农民军送信，表示“协谋同心，并取中原”，欲分一杯羹。后来范文程献计，改与农民军共同争夺明朝天下为与农民军争夺天下，便把农民军视为统一中原的最大障碍而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早在吴三桂“乞师”之时，多尔衮就恶狠狠地说：“与流贼不共戴天。”多尔衮率军进关，进攻农民起义军，打的是“为明讨贼”的旗号，以引诱明朝官僚地主的支持。他们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一直穷追不舍。农民起义军斗志顽强，大部在抗清失败后，余部仍坚持了10多年。 　　李自成山海关失败后，于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日离开北京，南走河北，然后西走山西。多尔衮即令英王阿济格、多铎、吴三桂紧追不舍。顺治元年五月，李自成在河北望都、定州反击清军失败。五月四日到真定，当日与第二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大战，被射中胁下，负伤而走。然后，李自成率兵经井陉（ｘíｎɡ），过固关，入山西。十二日，清军到了固关就停止追击，返回北京。 　　李岩建议到河南发展，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把他杀害，离散了军心和人心。九月十五日，随李自成西撤的唐通降清，引清军进攻李自成家乡米脂县。 　　顺治元年七月上旬李自成回到西安，确定以关中为根据地，打算“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他派兵守陕北，进攻晋北，出潼关，下河南，招降了大同明总兵姜瓖。 　　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令阿济格攻打李自成，吴三桂、尚可喜跟随出征。二十五日又派多铎带领孔有德、耿仲明先讨伐李自成，然后征服南明政权。顺治二年正月，费英东子图赖率兵攻打潼关，李自成败绩。当时阿济格与吴三桂已到西安之北，李自成放弃西安，潼关、西安相继陷于清军之手。李自成从蓝田经武关（陕西丹凤东南）入湖北襄阳，在九宫山为地主杀害。 　　李自成死后，余部坚持抗清。郝摇旗、刘体纯率10多万人与明将何腾蛟联合，李自成妻高夫人与高一功、李过率30万人与明将堵胤锡联合。联军在岳州城下、藤溪、湘阴大胜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领的清军。四年十一月，明督师何腾蛟率焦琏（ｌｉáｎ）、郝摇旗在广西全州大胜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六年二月，清廷集大军进攻湖南，何腾蛟被杀，郝摇旗、刘体纯与其他一些农民将领如李来亨、袁宗第等联合明将谭文、王光兴等到川、鄂继续抗清。康熙二年，抗清将领们在清兵围困下相继战死。 　　郝摇旗等先在湖南抗清，受到南明政权的排斥，便转到川、鄂地区。该地区西至大巴山、巫山，东临武当山、荆山，居长江三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个地区的抗清农民首领，除郝摇旗外还有刘体纯、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明将则有王光兴、王光昌、贺珍、谭宏、谭诣、谭文，共13人，故称夔东十三家。他们用永历年号，两围重庆。康熙元年，四川总督李国英提出由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得到清廷的批准。 　　康熙二年（1663）正月春节李国英率师从夔州（今奉节县）出发，直抵羊耳山进攻袁宗第，初三攻克袁部据点大昌城。但袁部已提前撤离到茶园坪山寨并焚毁城内外房屋，因而李国英占领的是一座空城。袁部贺道宁投降，其据点大宁被清军占领。下旬李国英攻打茶园坪。二十三、四两日，两军激战甘沟关与茶园坪，袁部战死、跳崖与被俘甚众。两军激战甘沟关，袁率残部往巴东与郝摇旗部会合。 　　正月初五李来亨、马腾云、党守素合兵万人，与湖广提督董学礼3万人激战兴山李家崖，兵力损失过半，余部转移。清军攻下归州、巴东、巫山等地。陕西提督王一正率兵25000进入湖北，攻占竹溪、竹山，连续击败郝永忠于赤土坡、邓川峪、张老河。接着，王一正占领郝永忠经营12年之久的房县。 　　三月九日，董学礼夺取李来亨所据守的南阳河的两个险关，但二十五日，李来亨士兵化装混入商贩中，配合攻击部队，袭击董部，使之损失巨大。 　　二十五日，刘体纯、李来亨、郝摇旗、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一共50000人，到达巫山，企图一举击败清军。战斗异常激烈、悲壮，李国英顽抗。在关键时刻，义军粮草被李国英一支援军切断，义军不幸失败，阵亡7000人。 　　八月十九日，清廷派出大批援军分别前往湖广、巫山、兴山。十二月上旬至下旬，义军大小首领千人投降，刘体纯全家自尽，郝永忠、袁宗第在四川大兴县黄草坪被俘，三年初被杀。夔东十三家抗清失败。 　　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八年初顺治亲政。顺治变多尔衮重在武力镇压的做法为剿抚并用。他还制定了先西南后东南的策略。八年令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偕贝勒屯齐进攻湖南、广东，令吴三桂偕李国翰进攻孙可望、李定国。吴三桂连下成都、叙州（今宜宾）与重庆。十年令洪承畴经略湖广、两广和云贵。 　　张献忠于清顺治元年取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三年七月入川北西充山抗清。十二月，靖远大将军豪格入四川，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作战，中箭牺牲。张献忠四名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在张献忠死后进驻滇黔，于四年从四川退至云南、贵州联合桂王抗清，四人先后封王。清廷派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南下进攻残明政权。顺治九年，农民军联明抗清出现大好形势：孙可望、李定国从南宁把颠簸流离的桂王迎入驻贵州安隆。刘文秀围成都，杀清都统两人，大败吴三桂于四川，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宝庆。接着李定国打了个桂林、衡宝之役，连取沅州、靖州、武岗、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敬谨亲王尼堪被杀。但这个大好形势被孙可望迅速破坏。十四年九月他挑起内战，以十万大军进攻李定国，被李定国打败后，投降洪承畴，清廷封为义王。乘起义军内讧机会，洪承畴、吴三桂向顺治帝建议发起总攻。十五年正月，顺治帝令清兵三路入滇：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与李国翰一路从四川南下，征南将军卓布泰一路由广西西进，宁南靖寇大将军洛托与洪承畴一路由湖南西进。桂王政府出云南永昌，奔腾越。李定国在贵州磨盘山设伏以待清军。由于叛官卢桂生泄密，李定国大败，以残兵赴云南孟良，与桂王脱离，联络各土司反清，转战滇缅边境。因感伤恢复无望，康熙元年六月在悲伤中病死。 残明政权的反清斗争及清朝的镇压 　　清廷入关后，连续出现了几个与清王朝对立的残明政权：福王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绍武政权和桂王政权。由于本身的问题，前四个政权，清政府没花多少时间就给解决了，后一个政权只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加入，才坚持了10多年的时间。 　　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万历进士马士英勾结江北四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拥立明神宗孙、福王朱常洵长子朱由崧，称帝南京，建元弘光，是为福王政权或弘光政权。马士英担任东阁大学士，不久升太保。他推荐崇祯时谄附大宦官魏忠贤的万历进士阮大铖为兵部尚书，该政权腐败不堪，矛盾重重。福王即位不久就下令选美。马士英、阮大铖排斥东阁的学士兼礼部尚书史可法，让他督师扬州，处处受马士英的牵制。而四总兵不出兵抗清，却相互攻击，抢夺地盘。弘光二年（1645），驻武昌总兵左良玉之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南下讨伐马士英，马士英、阮大铖令刘良佐、黄得功撤离汛地，与左良玉交战，江淮门户空虚。 　　福王政权中除了史可法、黄得功少数将领以外，其余没有几个是真正抗清的。更有甚者，这个政权以农民起义军为敌，而认敌为友。他们派人到北京议和，幻想通过割地、纳款为手段与清朝结盟，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赐银5万两，米10万石。 　　二年四月，清朝豫王多铎南下江淮，围扬州，刘泽清降清。四月二十五日，史可法被执，多铎要他投降。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从容就义，不屈而死。五月初十，清军渡江，刘良佐投降，招黄得功投降，遭黄得功呵斥，黄得功被降将张天禄射中喉咙，黄得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拔箭刺喉自杀。福王被俘，顺治三年死于北京。三年五月，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钱谦益与大学士王铎等迎降多铎。福王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马士英在太湖被俘杀掉，阮大铖(chénɡ)在浙江降清。 　　弘光政权灭亡后，崇祯举人张煌言、崇祯进士钱肃乐、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朱大典等拥立明太祖10世孙朱以海嗣鲁王位，监国（代行国政为监国）于绍兴。这个政权一建立，就与隆武政权搞摩擦，水火不容。鲁王划钱塘江为守。顺治二年十月，鲁王出兵攻打杭州，后败退。顺治三年二月，清贝勒博格以征南大将军，征福建、浙江。 　　与鲁王监国同时，明礼部尚书黄道周、都督总兵官郑芝龙与其弟郑鸿逵拥立明太祖9世孙袭唐王爵的朱聿键，监国福州，建元隆武，封郑芝龙、郑鸿逵为侯，郑芝豹、郑彩为伯。 　　唐王在上游地区建宁、天兴、延平、兴化和下游地区漳州、泉州、邵武、汀州各设巡抚，仙霞岭外170处驻兵把守，计划10万兵防守，10万兵攻伐。军事由郑芝龙负责。朱聿键多次催郑芝龙出兵，广有田产的郑芝龙无意抗清，总是以薪饷缺乏为由，不了了之。首辅黄道周，于隆武元年（1645）自募9千兵出征抗清，到婺源兵败被俘，翌年三月不屈被杀。顺治三年正月以定国公郑鸿逵为左先锋出兵浙江，郑芝龙从子建国公郑彩为右先锋出江西。但郑鸿逵到达闽浙交界的仙霞岭就称饷绝而不前。二月唐王御驾亲征，驻建宁。六月清兵进入渡钱塘江，占有浙江。鲁王逃脱，亡海上，四年驻舟山。六年清军攻破舟山，鲁王逃亡金门，八年放弃监国号，康熙元年病逝。 　　顺治三年六月，占领浙江后，清军向福建进发。郑芝龙还师，退至安平。八月，唐王去江西，二十一日起行，二十四日到顺昌，为清兵捉住，与曾妃同斩于汀州。顺治二年闰六月，清廷令洪承畴招抚江南。 　　隆武二年，郑芝龙暗通洪承畴，撤兵不守，清军顺顺当当地进入福建。郑芝龙降清后封同安侯。顺治十一年因招降其子郑成功不成，遣戍宁古塔。 　　上面说的三王，抗清并没有多少战绩，命也不长，只有桂王政权在农民军和反正将领的帮助下坚持了十五六年，有些作为。 　　顺治三年十一月，崇祯时户部员外郎苏观生、崇祯时礼部尚书何吾立朱聿键之弟朱聿为帝，年号绍武。刚成立就与桂王政权相攻。第二年清军破广州，为李成栋所俘，自杀。 　　顺治三年十月，万历进士、兵部右侍郎，唐王封为平粤伯的丁魁楚和福王政权时封右都御史的瞿式耜拥立明思宗堂弟桂王朱由榔，监国肇庆，后称帝，建元永历，这就是桂王政权。该政权是五个残明政权中力量最强，抗清时间最长的，持续了十五六年。这一方面与李自成和张献忠余部加入有极大关系，另有方面是一批降清明将领反正，例如明将李成栋于顺治二年降清，曾参与江阴、嘉定大屠杀，但于顺治五年与另一位降清将领金声桓反正。两人各有10万人。他们的反正后，永历帝便有云贵、湘桂、川赣、广东七省之地。 　　顺治六年正月济尔哈朗与孔有德破湘潭，弘光政权的兵部右侍郎何腾蛟被俘，不屈而死。十一月尚可喜攻克广州，孔有德破桂林。 　　由于清兵追击和操纵该政权的将领挟持的原因，永历帝颠沛流离，一直处于流亡状态：肇庆→梧州→平乐→桂林→全州→武岗→靖川→柳州→永州→南宁→桂林→浔州→→梧州→肇庆→梧州→安隆→昆明→永昌→藤越→缅甸。顺治六至九年，由于张献忠四大将的加入支撑，桂王政权曾一度声势浩荡。十四年由于孙可望的投降变节，政权出现危机。在清军的打击下，桂王十三年出奔缅甸。十八年吴三桂进入缅甸，逼迫缅甸将桂王交出。缅甸无法拒绝，桂王乃于康熙元年四月被绞杀于昆明。 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抗清斗争及清王朝的镇压 　　由于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击败农民起义军后又一个个摧毁残明政权，一部分明朝的官僚地主逐步认清清王朝的实质，从而走上了抗清道路。顺治二年下半年抗清义军纷起。这部分人除前面讲到的史可法、湖南弘光朝的兵部尚书何腾蛟外，还有嘉定左通使侯峒（tónɡ）曾、进士黄淳耀、江阴典史陈明遇、阎应元、松江进士陈子龙、闽浙永历帝的延平郡王郑成功，还有知识分子黄宗羲、顾炎武、夏完淳等。清王朝对他们残酷地予以镇压。下面三起是有名的： 　　顺治二年闰六月嘉定左通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和江阴典史陈明遇、阎应元为抵制清朝剃发令，与嘉定和江阴全城民众抗击李成栋的清兵入城。前者死守12日，毙敌75000多人。因援绝矢尽，大雨坏城，终为所破，侯峒曾与二子指挥作战，敌不过，便相抱投水。后来朱瑛再起抗清，清军攻破，屠城三天（史称“嘉定三屠”），死者相藉，血流漂杵。后者坚守了81天，最后因粮尽弹绝，城被攻破，陈明遇被杀，阎应元不屈而死。清军对城中人“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内外共死17万多人。 　　郑成功的反清斗争是官僚地主抗清斗争中最有声势，坚持时间最久的斗争。郑成功，本名森，又名福松，字大木。唐王封他为总统使、招讨大将军。他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率部入海。顺治三年十二月初一，郑成功据南澳（广东饶平县东南海岛），大会群臣，发誓复明，奉永历帝正朔，顺治六年六月被封为延平王。郑成功分所部为72镇，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而清王朝企图招降，于顺治十年六月五日封他海澄公，被拒。 　　顺治七年八月郑成功取厦门。十一年十二月克漳州。顺治帝剿抚并用的策略在郑成功部将中也发挥了作用。总兵黄梧和施琅先后降清。叛将黄梧献海禁之策，企图断绝沿海人民接济郑成功，让郑成功饿死、困死。从顺治十三年开始，清朝三下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出海。顺治十八年“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康熙三年“又遣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尚书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复堪，令再徙内地五十里。”海禁给郑成功造成很大困难。十四年八月，郑成功克台州，后因闽安陷落，又撤回厦门。十五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兵，大举北上，破瓜州，下镇江，围江宁，东南震动。清江南总督郎廷佐施缓兵之计，以投降相许，要郑成功宽限30日进攻。郎廷佐秘密向附近清军求救，清总兵梁化凤自崇明岛驰援。郑成功失去警惕，营垒疏防。清军集中兵力突击，郑军大败，十六年十月回师厦门。张煌言只身逃回浙江天台，为清兵搜捕，就义于杭州。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取台湾，作为抗清复明根据地。康熙二年清军克厦门、金门。二十二年施琅攻取台湾。 定三藩 　　“藩”本指篱笆，这里指藩王。藩王为王朝所封，驻守边疆，起保护王朝的屏障作用。清朝三藩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联络耿精忠、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等掀起了一场长达8年的叛乱。康熙帝以其雄才大略，平定了这场叛乱，真正在关内实现统一。这场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军事斗争世称平三藩。 　　吴三桂在镇压农民军和西南抗清力量后被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压抗清力量有功，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精忠袭祖父耿仲明爵，驻福建。三藩中以吴三桂力量最大。他在云南积极培植私人势力，以图世守云南。他有兵10余万，占有明代世镇云南的沐氏庄田700顷作为藩庄。此外他征关税，开矿铸钱，经商敛财。尚、耿2人也各有兵2万，也强征关税，聚敛钱财。三藩每年耗掉军饷2000余万两。他们的存在对清朝构成极大威胁。康熙帝决定撤销。 　　康熙十二年，尚可喜请归老辽东，留其子尚可信镇广东。康熙帝要求他们父子尽回辽东，并要撤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吴三桂、耿精忠也“要求”撤藩，以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康熙帝与议政王商议撤藩问题。很多人包括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清政府重臣都说不宜撤，但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同意撤。康熙帝认为吴三桂撤亦反，不撤亦反，决定三藩并撤。吴三桂原希望朝廷慰留他，让他效法沐氏世镇云南。没想到康熙帝下撤藩诏，大失所望，便谋反叛。当时朝廷派侍郎哲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催吴三桂办理撤藩，吴三桂便加快了反叛步伐。 　　这年十一月，吴三桂以谒永历帝朱由榔墓，与之告别为借口，挑起部众反清情绪，杀了催他离开云南回辽东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翌年为周元年。蓄发，易衣冠，旗帜尽白。他致书二藩、郑经与贵州、四川、湖广、陕西诸将吏，要他们响应。十二月吴三桂出兵贵阳，贵州提督李本深投降。吴三桂派马宝率军由贵州入湖广，派王屏藩进攻四川，窥视陕西。十三年正月，吴三桂称周王，改元利用，遣部将杨宝应破常德，夏国相破澧州，胡国柱破衡州，吴应麒破岳州。在吴三桂影响下，总兵、提督纷纷从叛，除李本深外还有云南提督张柱国、四川总兵谭弘、吴之茂、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湖北襄阳总兵杨来嘉、河北总兵蔡禄、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杀经略莫洛在宁羌反，并于十四年攻陷兰州、延安与绥德。耿精忠于十三年三月据福建反，囚禁福建总督范承谟，到十三年年底，已经占据浙、赣30多个城市。郑经派大将刘国轩率师进攻闽粤沿海潮州、漳州和泉州，并打到惠州府。十五年尚之信在广东叛变，囚禁忠于朝廷的父亲尚可喜。孝庄皇后养女孔四贞之夫抚蛮将军孙延龄也于十三年二月叛应吴三桂，杀都统王永年，幽禁巡抚马雄。一时间，中原、西南、东南反清甚嚣尘上。然而，当吴三桂占据湖南后便不再渡江，却派遣夏国相进犯江西以与耿精忠相合。他攻陷萍乡、上高、新昌等地。另一路是从岳州分出部分精锐，与杨来嘉一起进犯陕西，以与王辅臣相合。然而，由于清军的阻击，这个西进计划未能实现。 　　康熙十四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也乘机兴兵作乱，对京师造成威胁。这支叛军为信郡王鄂札和都统大学士图海所败。 　　吴三桂叛变的消息首先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差往贵州的党务礼、萨穆哈驰驿到京所报告。原来反对撤藩的索额图要求主张撤藩的官员正以国法。当时年仅20岁的康熙帝承担责任，坚决地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 　　对于吴三桂的叛变，康熙帝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他采取分化剿抚并用策略。他下令停撤广东、福建两藩，把打击的主要对象放在吴三桂方面。他削了吴三桂的官职，又将留在京城的吴三桂儿子吴应熊投入监狱。十三年四月读了由哲尔肯、傅达礼带回的吴三桂要求划江而治的奏章，康熙帝大怒，杀了吴应熊及其儿子吴世霖。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康熙帝向叛乱的地方和对平叛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一一派出将领（主要是八旗将领）率军前往：十二年十二月令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镇守广西，前锋统领硕岱扼守咽喉要地荆州，还派多罗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赶赴荆州，以扼制叛军北上，派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西安将军瓦尔喀赴四川，扼守汉中，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跟随入川，令副都统马哈达驻守兖州。十三年正月，令总兵徐治都守夷陵，隆禧为镇西将军守西安，令都统巴尔布率军加强荆州守备，令都统朱满率兵守岳州，将军尼雅翰到安庆。三月清廷令安南将军额驸华善守京口，定南将军希尔根驰援江西，平寇将军根特巴鲁赴援广东。四月，以根特为平寇将军赴广西讨伐孙延龄，调西安副都统德业立守襄阳。扬威将军阿密达镇守江宁，平南将军赖塔率师赴杭州，令阿密达袭诛蔡禄。六月贝勒尚善为安远大将军率师赴岳州，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浙江。九月，广西提督马雄叛变，令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赴广东。康熙帝还令南怀仁赶造火炮以攻叛军。南怀仁赶造的火炮后来在进攻萍乡夏国相的叛军时发挥了作用。 　　康熙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系列精心的布置逐步收到效果。 　　浙赣福建方面。十三年三月耿精忠自福建将兵马分为三路：总兵白显忠进攻江西，总兵曾养性攻击浙江，都统马九玉从仙霞岭进攻金华、衢州。七月浙江总督李之芳协同赖塔，率满洲兵、绿营兵与乡勇败曾养性于金华、常山、石梁，收复义乌、汤溪、寿昌、淳安、东阳、嵊县。十四年正月，杰书在浙江打败耿精忠，收复永康、缙云。十二月，杰书大败曾养性于衢州与台州。十五年七月，赖塔大败马玉九、林福于衢州，又败之于仙霞关，进入福建。十四年上半年希尔根、岳乐在江西联合作战，收复龙泉、西塘、宁州、建昌、永新、庐陵。十五年二月，吴三桂派遣高大杰、韩大任袭占军事重镇吉安。岳乐力复萍乡。十六年三月简亲王奉康熙帝令围攻吉安，高大杰病死，韩大任投降。福建方面。八月，根据李之芳建言，杰书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仙霞岭，马九玉投降。九月清军收复建宁、延平。马、白已先后投降，十月耿精忠只好投降。曾养性后来也投了降。十六年，郑经军在兴化、泉州一带为清军击败，退出漳州。十九年郑军退回台湾，清军复取厦门、海澄、金门。浙江、江西、福建于是平定。 　　川陕甘方面。王辅臣叛乱后，康熙帝依甘肃巡抚华善之请，授予提督张勇靖逆将军，并予以便宜行事权。张勇麾下有西宁总兵王进宝、甘肃总兵孙思克、宁夏总兵陈福。陈福在宁夏兵变中被杀，张勇疏荐天津总兵赵良栋任宁夏提督。十五年二月，图海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平定王辅臣的叛乱。三月，吴三桂派王屏藩、吴之茂从四川北上，声援王辅臣，为张勇、王进宝与振武将军佛尼埒击败。四月围困兰州，五月，图海在王进宝与凉州提督孙思克协助下败王辅臣于平凉城虎山墩，康熙帝给王辅臣发去招降谕旨，王辅臣接受招抚投降（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接进京令后自杀）。六月守将赵士升投降。张勇复河、洮二州。十五年，赵良栋与王进宝分兵平定了秦州西和、礼县。十八年十月，赵良栋克徽县，进而克略阳、阳平关、沔县。十九年复成都，以功擢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十五年擢为陕西提督的王进宝于十九年收复凤县、两当，复汉中地，十九年克保宁。王屏藩自缢，吴之茂与部将共17人被擒而杀之。昭化、剑州、苍溪、蓬州、广安、合州、西充、岳池皆定。 　　两广方面。十三年二月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广西提督马雄初不从叛，后来也叛。广西巡抚傅宏烈为图恢复，阳受吴三桂伪职。他曾劝说孙延龄反正，并于交址界募义兵5000人，克桂林、玉林、梧州、昭平、浔州千余里。十八年正月，他与镇南将军莽依图率军在南宁彻底击溃吴军。十九年二月后为马雄子马承荫军欺骗被执，送往吴世璠处殉难。十六年十月孙延龄夫妇打算降清，为吴世琮所杀。十三年十一月，尚可喜次子尚之孝率军进入潮州，击败刘进忠，克潮州、海澄。尚之信得不到吴三桂信任，康熙帝令对他劝降。十五年十二月尚之信投降。康熙帝令复其爵位，随大军讨伐叛军。 　　湖南方面。吴三桂打到长江南岸松滋后不马上北上，停留了3个月，为的是等康熙帝对他隔江而治建议的答复。这是他的最大失策，给了康熙帝调兵遣将时间。八旗军到达荆州不敢过江与吴军作战。吴三桂兵力主要集中在岳州，但由于大批人马调往江西以联合耿精忠，又有部分调往西北以与王辅臣相合，岳州、长沙比较空虚。十五年三月，岳乐进攻长沙，尚善进攻岳州。经过激战，两军形成对峙。十六年征南将军穆占征讨湖南，与岳乐猛攻长沙。十七年初清军占领湖南东南数县。越来越感到困难的吴三桂欲以称帝振奋叛军。于是三月草草成礼，称帝衡州，国号为周，大封群臣。然而八月即去世。孙吴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迁往贵阳。七月吴军猛攻永兴，八月因吴三桂之死而撤走。十七年闰三月，吴水军将领林兴珠反正。他献策断掉吴应麒的粮道之策，十八年正月，清军收复岳州，接着收复长沙，二月收复衡州。十九年三月，吴应麒、胡柱国从辰州逃往贵阳。 　　二十年，清兵分别由贝子彰泰、赖塔、赵良栋统领，由粤、湘、蜀进攻吴三桂老巢——云南，二月吴世璠自杀，函首入京，吴三桂被掘坟析骨。长达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终于结束。 　　平定三藩过程中，以前驰骋沙场一往无前的八旗兵已现出畏葸不前的暮气。图海、赖塔、穆占这些八旗将领还能敢打敢拼，战绩突出，而勒尔锦、尚善、喇布则畏敌如虎。勒尔锦、尚善抵达荆州三年都不敢过江，仅作壁上观。勒尔锦被革去郡王，羁禁，尚善革去贝勒，喇布统兵数万，竟多次败于仅有4000兵的高大节，被召还京师。相反，绿营却表现出勇猛顽强的气势。康熙帝及时地鼓舞绿营。康熙十五年五月，令兵部查明功次，及时议叙。起巨大作用的绿营将领除西北的张勇、赵良栋外，湖北地区的有蔡毓荣、万正色、徐治都，浙江有施琅、姚启圣、吴兴祚，广西有傅弘烈等。绿营共有40万投入战斗，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攻打云贵时，“绿营步兵居前，旗兵继之，所向皆捷”。 　　三藩平定巩固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为尔后开展行政和财政改革，驱逐沙俄在黑龙江的侵略势力，解决西北边疆问题，开拓疆土奠定了基础。 施琅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以施琅为水师提督，攻取台湾，完成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统一大业。 　　施琅（1621-1696）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左冲锋，顺治三年降清。郑成功招施琅不至，郑成功将他父亲、弟弟及子侄都给杀了。 　　台湾自古是中国土地，明末为荷兰殖民主义者霸占。为了建立抗清复明根据地，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进攻台湾，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台湾。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郑成功死前，长子郑经在厦门，与乳母通，产下一子，郑成功知道后很生气，令人把郑经杀了，诸将保护郑经没杀。台湾黄昭、萧拱宸伪造郑成功遗诏拥立郑经弟郑世袭为护理国事。讣至厦门，郑经承袭“延平王”爵位。他以全斌为右军都督，陈永华为谘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准备东渡台湾（讨伐郑世袭等人）。这时清靖南王耿继茂、闽浙总督李率泰派人来劝降。郑经表示愿效法朝鲜，做属国，进贡。清朝方面当然不同意。冬十月，郑经赴台，捕获郑世袭、黄昭、萧拱宸等人。 　　陈永华善治国，在他的辅佐下郑经铲除荷兰在台湾的殖民主义势力，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垦殖，种蔗制糖，又与英国、菲律宾群岛开展贸易。 　　十七年十月，金门、厦门为耿继茂、李率泰与施琅、黄梧所取。清军“堕两城，弃其地，收宝货妇女而还”。金门、厦门失守后郑经加强了澎湖的防卫，在妈宫港建垒，筑炮台。十八年荷兰将领波尔德与清军合攻台湾，因台湾固守，率舟北上，到普陀山，遇飓风覆没。 　　从十九年起，施琅就开始疏请攻台。掌管台湾军事的大将刘国轩知道施琅意图，在澎湖沿岸筑短墙，置腰铳，建起壁垒（围墙）二十多里。此时三藩尚未平定，康熙帝当然还不能马上实施这一方案。二十年正月郑经病死，十月三藩平定，郑经死后，台湾内讧。本来在郑经应吴三桂约出兵闽粤期间，台湾政事委任于长子郑克。郑克贤明，有治才。7年后郑经回到台湾也还是由郑克管理政事。郑经死后应该由他主政。但部将刘国轩、冯锡范擅权，杀了郑克，而立只有12岁的郑经幼子郑克塽。这时，解决台湾问题提到康熙的议事日程。二十年七月，康熙以施琅为水师提督。福建总督姚启圣对于攻台也很积极。施琅似乎更积极。到二十一年十月，他先后四次请求专征。议政大臣会议支持他，大学士明珠支持他，康熙帝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指示施琅相机进剿。此外康熙要求姚启圣在钱粮方面大力支持。十一月姚启圣给施琅解到银9万两，另外提供了25000两用于奖赏。 　　六月的澎湖风急浪高，不是用兵时候，但施琅就是要打个敌人意料之外的仗。二十二年六月早晨，施琅率领2万余水军，二百三十只船集结铜山。蓝理自告奋勇充当前锋。次日申时（下午三时到五时）施琅率军乘风破浪抵达澎湖西南的猫屿和花屿海面，即取八罩屿与锚泊地。刘国轩以为他已在澎湖沿岸设了那么坚固的防御工事，现在又是八罩屿大风大浪季节，施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八罩屿停舟。郑军将领要求乘清军立足未稳的时候先发制人，刘国轩不同意。他要以逸待劳，不战而收全功。 　　十六日施琅率军进攻澎湖。蓝理率领7条舰船冲入敌阵。大风冲散了蓝理船只，郑军舰船合围过来。施琅指挥舰船救援。流铳射中施琅眼睛，仆倒。蓝理去救，腹被大炮打中，肠都出来了。郑军将领曾瑞大喊：“蓝理死矣！”蓝理扶着弟弟起身，大呼：“蓝理在，曾瑞死矣！”众皆感奋，奋勇向前。郑军将领林升身中三箭，郑军混乱。施琅引军而还。施琅奖励蓝理2000两。 　　十七日施琅用甲衣裹头，集中将士分兵四路，再次进攻。蓝理要求上战场，施琅坚决要他留下。施琅严申军令，总兵以下退缩的斩首。刘国轩率领船二百余艘，官兵二万列阵以待。两军海战开始，烟火蔽日，呼声震天。开始时风朝清军吹来，海浪大起，但施琅坚持战斗，呼天相佑。随后风向反转，施琅令火器船进攻，火桶、火罐扔向郑军，郑军大败。清军伤亡二千一百多人，总兵朱天贵战死，总兵林贤重伤，而郑军被击毙万二千人，将领邱辉、江胜、陈起明、吴潜、王隆等战死，烧毁战舰二百多艘。刘国轩逃往台湾。 　　康熙得知澎湖的胜利消息十分高兴，要求给予施琅足够的援助。施琅把兵剿与招抚结合起来。为降兵医疗，厚待刘国轩亲信，全部让他们回台湾，叫他们给刘国轩捎信：如果投降，一定保奏，封给公侯。 　　台湾人心鼎沸。郑克塽令文武商量对策。建威中镇黄良骥主张取吕宋（菲律宾），冯锡范同意，但刘国轩认为不行，坚决主张投降。闰六月初八，郑克塽让协理礼官郑英平、宾客司林维荣持降表到澎湖见施琅，请求允许世守台湾，受到拒绝。郑克塽不得已派冯锡圭等再到施琅跟前，表示彻底投降，交出延平王印、武平侯刘国轩印、忠诚侯冯锡范印，又派遣刘国昌、冯锡奎到施琅军前，缴奏版籍土地人民。这时康熙降敕也到达澎湖。内容大意是郑氏集团如果投降，他们过去的罪过一定尽行赦免并从优叙录。这个降敕使郑氏集团吃了定心丸。 　　八月十一日施琅入鹿耳门（台南安平港北）受降。郑克塽遥向京师叩头谢恩。十八日，郑克塽剃头易服，施琅宣布皇帝诏书。郑克塽举家迁北京，封公爵，后来病死。 　　台湾平定捷报传至京城，正是中秋。康熙授予施琅靖海将军称号，封靖海侯。 　　康熙赋诗，把施琅比为汉伏波将军： 　　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 　　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共安流。 　　自此清朝统一台湾。台湾原称东宁府，郑克塽投降后改台湾府。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2员，兵8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2千驻守。 康熙三征噶尔丹 　　康熙帝于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率军讨伐准部噶尔丹叛乱并取得胜利，开始了统一新疆、青海、西藏和蒙古大业。 　　元代灭亡时，蒙古分成3大部：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漠南蒙古（今内蒙古）早就臣属清朝，而漠北、漠西蒙古有时与清王朝通使，有时为寇。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和图尔伯特部。噶尔丹就是最强的准噶尔部的首领。他在沙俄支持下，肆意侵犯其他部落，打进南疆。 　　清初，噶尔丹兼并漠西其他三部，又征服了青海和天山南北路，日益骄傲。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率兵袭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胡图克投奔漠南乞降。康熙命尚书阿尔尼安置他们。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在沙俄二万人支持下以追仇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为名进袭离北京900里的乌珠穆沁，并深入到乌兰布通（今赤峰附近）。为镇压噶尔丹的叛乱，二十九年（1690）七月十四日，康熙帝御驾亲征，世祖次子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出古北口；世祖五子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军出喜峰口。至博洛和屯，康熙感冒回銮，兵马听由裕亲王福全指挥。后来康熙令由康亲王杰书替代恭亲王领军与福全会合。八月初一，清军与噶尔丹于乌兰布通遭遇，击破其用骆驼构成的驼城，噶尔丹大败，只剩下几千人马。噶尔丹派人顶佛像要求原谅他的罪过，上书请降。福全没有穷追，让噶尔丹逃脱，被削爵，罢议政。 　　噶尔丹并没甘心失败，积极发展力量，气焰嚣张，多次要求清廷把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交出来。三十三年噶尔丹派兵侵略喀尔喀益甚。三十四年噶尔丹率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侵至巴颜乌兰。第二年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第二次御驾亲征。令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在要道上阻拦，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率陕甘绿营兵出宁夏西路，切断归路。康熙帝本人出中路，约期夹攻。五月，康熙由科图到达漠西。这时东西两路军尚未到达。清军迂回行走，粮草运输遇雨，军队走了70多天，人马困顿。大学士伊桑阿等请求回銮，遭到康熙痛斥。噶尔丹听说清兵前来，连忙逃走，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被西路军拦截。费扬古袭击噶尔丹阵后辎重妇女，噶尔丹大败。斩首数千，降三千，获马驼、牛羊无数。噶尔丹带着几十个骑兵逃走。 　　噶尔丹破喀尔喀后，留恋漠北，其伊犁旧部落全部被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并，噶尔丹走投无路。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第三次御驾亲征。康熙令马思哈、费扬古两路进兵。由于清政府警告了俄罗斯不要与噶尔丹建立军事同盟，同时在伊犁的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正等着噶尔丹，准备把他抓起来献功。噶尔丹众叛亲离，便仰药而死。策妄阿拉布坦派人进京朝贡，献上噶尔丹尸体。 　　第三次征讨时，康熙一天在沙漠发现明成祖勒铭纪功之碑。洗干净一看，上有“永清沙漠”之语。康熙感慨地说：“真是永清了！”话里饱含了征服噶尔丹的喜悦。 　　“真是永清了”，这句话说得早了点儿。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与贵族达瓦奇仍继续为乱。雍正帝与乾隆帝继续征讨，才最后把准部平定。 平定罗卜藏丹津 　　上文提到漠西蒙古（也称尼鲁特蒙古）。漠西蒙古分四部，其一为和硕特部。明末，该部移居青海，曾帮助清朝抗击过噶尔丹和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对青海和西藏的骚扰。康熙三十七年（1696）清廷任命其头目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 　　达什巴图尔死后，其子罗卜藏丹津袭爵，他认为青海、西藏都是和硕部的领土，自己又是和硕特部酋长固始汗（即顾实汗）的嫡孙，应恢复前人的霸业，统帅诸部。雍正帝刚登基，他认为这是脱离清王朝羁绊的好时机，便于雍正元年夏天引诱诸部在察罕陀罗海联盟，叫他们各复旧号，取消清朝王、贝勒、公等爵号。他自称达赖浑台吉以统诸部，想据唐古特以遥控青海。八月，他把劝说他罢兵的清朝驻西宁侍郎常寿拘留起来。青海大喇嘛察罕诺门因他所诱服从了他。大喇嘛服从后，远近效法。游牧番子喇嘛等20余万人同时骚动，进犯西宁，掠牛马，抗官兵。 　　这年冬十月，雍正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驻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平定叛乱。丹津以青海沙拉图为根据地，派兵攻打西宁附近小城、驿站。年羹尧分兵出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内乱，南守巴塘、里塘、黄胜关，堵住叛军入藏之路，又请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泊，断其通准部之路，又派兵分攻镇南、申中等堡。罗卜藏丹津开始害怕起来，释放了常寿。他上表请和，雍正不答应。 　　第二年正月，岳钟琪进攻西宁东北的部隆寺，斩敌6千。年羹尧率兵2万进攻在柴达木负隅顽抗的罗卜藏丹津。二月岳钟琪夜袭哈达河，一夜进军160里，黎明突至，叛兵还没起身，罗卜藏丹津穿妇人衣逃跑。清兵紧追，日行3百里，几天后到达青海、西藏交界的桑骆海。俘获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弟、妹和叛军头目，杀叛军8万。 　　四月，岳钟琪以2万兵进剿罗卜藏丹津余部，在庄浪卫的西山俘杀叛军5千，其余投降，罗卜藏丹津投奔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岳钟琪班师回朝。 　　此后，青海归入清朝版图，西宁卫改为西宁府，青海地区的蒙古族分为29旗，各设扎萨克（意为一旗之长）治理。 两平金川 　　两平金川指乾隆十二年（1747）与三十六年（1771）先后派兵平定大小金川叛乱。 　　金川是指大渡河上游两条支流，一叫大金川，一名小金川，都因临河的山上有金矿而得名。这里崇山峻岭，气候恶劣，民俗尚武。 　　大金川头目莎罗奔因雍正元年随岳钟琪进藏平叛有功，授金川安抚司，势力逐渐加大，图谋地方霸权，攻掠临近土司。他想吞并小金川，首先通过婚姻关系，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之弟良吉尔与阿扣私通。乾隆十年，良吉尔勾结莎罗奔，袭取小金川，诱执泽旺，夺走印信，阿扣改配良吉尔。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又进攻革布什咱与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副将张兴、游击陈礼镇压，反为所败，十二月两将丧师身陨。这年六月乾隆帝派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统兵3万，进攻莎罗奔的3千兵马。 　　金川番兵筑碉，层层设防。石碉用石头砌成，有20至50米高，四周有小孔，可以放枪。张广泗初战告捷，但后来为石碉所阻，寸步难行。第二年乾隆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并起用岳钟琪为提督助战。讷亲刚愎自用，一开始就限3日拿下莎罗奔侄子据守的噶尔厓，结果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无奈的讷亲将兵权交给张广泗。由于莎罗奔有间谍良尔吉、阿扣，军机尽泄，战不利。张广泗与讷亲又不相协，各持己见。十三年九月，张广泗、讷亲被召回京城，十二月诛张广泗，十四年正月杀讷亲。 　　金川战争已经两年，军费耗去近2000万两，而无寸尺之功。乾隆不死心，十三年九月乾隆派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以经略兼四川总督统兵35000再战。他到军营立即将良尔吉、阿扣与另一名间谍杀死。他与岳钟琪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分两路进攻。当时军机处亟需人，乾隆又不愿以巨大损失来换取一个小地方的成功，遂令傅恒于十四年四月回京。傅恒以金川旦夕可下，要求继续打下去，乾隆不同意。由于大金川经过两年战争，兵力削弱，莎罗奔也不想打。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赴莎罗奔老巢勒乌围招降，莎罗奔投降。二月六日，傅恒班师回朝。 　　二十五年五月莎罗奔病故，其侄子郎卡于二十七年围攻丹坎。乾隆帝令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大金川附近9个土司兵力会剿。土司害怕大金川，不能协同进攻。乾隆《平定金川战图册·紫光阁赐宴》阿尔泰令土司兵撤退，并令大金川拆毁工事并归还掠去的丹坎人，答应给郎卡颁发印信。郎卡为拉拢小金川，要求允许将女儿嫁给泽旺儿子僧桑格，得到阿尔泰同意。联姻后，两金川势大，附近18家土司推两金川为雄长。不久，郎卡去世，其子索诺木继位，泽旺也让位于其子僧桑格。三十六年索诺木杀革布什扎土司，僧桑格进攻鄂克什与明正两土司，乾隆下令讨伐，总督阿尔泰驻兵打箭炉（今康定），但半年不进兵。阿尔泰被赐死，乾隆又令大学士温福统兵由汶川往西，桂林为川督，从打箭炉往南，夹击小金川。十二月攻下小金川巢穴，泽旺被擒，僧桑格逃往大金川。为剿灭大金川，乾隆令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增调陕甘、云南兵力分三路进攻。温福采取碉堡战术，以碉对碉，兵力不足。温福对于乾隆帝关于注意守护饷道、粮台的叮嘱不在意，对后路失于防范，小金川一个诈降的小头目七图甲噶尔思甲布向索诺木透露清军部署，让僧格桑切断温福粮草，温福战死于大金川的木果木。 　　乾隆帝大怒，三十八年八月，任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进剿大小金川。增派两个健锐火器营，还有黑龙江、吉林、伊犁厄鲁特兵共5千。十月二十九日，阿桂以2万进攻鄂克什，明亮以2万进攻玛尔里，丰伸额以15000兵进攻绰斯甲布，十一月初三克复美诺官寨，小金川全境收复。 　　三十九年正月阿桂、明亮与丰伸额分三路进攻大金川。索诺木凭险构筑石碉，勒乌围官寨工事尤为险固。清兵逐碉逐卡争夺，冒死进攻。阿桂率西路过谷噶丫口，深入大金川百余里，明亮率南路自格藏桥一路破碉毁寨，十二日攻克马奈，丰伸额一路由卓棵采进攻凯立叶。七月初一，攻克达尔图要隘，西南两路声息相通。八月十五日，穷蹙的索诺木派头人献出被毒死的僧格桑，乞降。阿桂不答应，严诘头人：索诺木为什么不亲自来营盘？ 　　四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两路军对索诺木所在的官寨勒乌图形成夹攻态势。勒乌图靠山临水，地势险要，墙垣坚固。八月十五日，清军以重兵四面攻打，第二天攻克勒乌图，索诺木逃往噶拉依。阿桂开始企图诱擒索诺木，索诺木顽固、狡猾，不肯就范。四十一年正月初四，阿桂令四面炮轰噶拉依，索诺木走投无路，才不得不率领2千余人出城投降。 　　金川战后，便依乾隆帝谕旨设镇安营，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后来两厅并为懋功厅。大小金川地名不复存在。 　　两金川战争从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到四十一年四月一共进行了4年半。朝廷为战争拨出军费6000万两，另有各地捐助饷银1000万两，川运开捐约千余两，捐躯的文武官员699人，死去的护军、披甲、马步兵9713人，而大小金川兵力不过15000人。“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在所谓‘十全武功’中历时最久，糜费军费最巨，损兵最为惨重。其对手，乃僻处大小金川一隅，兵力不过一万五千名而已。” 平准与平回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帝写了本《十全记》，夸耀他的“十全武功”：两攻准部，一攻回部，两攻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安南、缅甸各一次，征服廓尔喀两次。下面说他的平准与平回。 　　准部即准噶尔部。该部在康熙、雍正年间叛乱，康熙与雍正两帝出兵镇压，取得重大胜利。策妄阿拉布坦长子噶尔丹策凌于雍正五年（1729）继承汗位。罗卜藏丹津投奔他后，噶尔丹策凌不听朝廷诏命，交出罗卜藏丹津。雍正五年冬，大学士张廷玉力赞对准噶尔用兵。于是以开国功臣费英东曾孙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八里坤，出西路。当时罗卜藏丹津与其族罗卜藏舍楞谋杀噶尔丹策凌，事被发觉，噶尔丹策凌打算把丹津献给清朝，听到清朝出兵消息后，打消了主意。九年四月，勇而寡谋的傅尔丹轻信准部伪降将的谎言，在和通泊（在今内蒙）遭到大、小策凌敦多布率领的2万余准兵伏击，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阵亡，只残兵2千余名败回大营。 　　十年七月，噶尔丹策凌令小策凌敦多布率兵3万袭击喀尔喀，掠去额驸策楞2子与畜群。策楞怒发冲冠，大胜噶尔丹策凌于鄂尔浑河光显寺。乾隆四年，受到打击的准噶尔保证不越过阿尔泰山梁，清朝保证喀尔喀不越过扎不堪。 　　乾隆十年，噶尔丹策凌去世，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承汗位。不久准部陷入内乱：十五年庶子喇嘛达尔札篡夺汗位，准噶尔部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外孙阿睦尔撒纳于十七年与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联合杀了喇嘛达尔札，达瓦齐自立为大台吉。不久阿睦尔撒纳又与达瓦齐相攻，失败后率部降清。二十年二月，乾隆帝利用准部内讧的机会作统一该部的部署，以完成康熙、雍正2帝未竟大业。乾隆派班第为定北将军，出北路，阿睦尔撒纳为辅佐；永常为定西将军，出西路，萨赖尔为辅佐。两路各25000人，马7万。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乌里雅苏台，各带两个月粮食，约会于博罗塔拉河（在伊犁东北300里处）。两副将军各领兵3千先行。由于两副将军原来都是准部魁首，所到之处，望风归降。五月初一，两军会于博罗塔拉河，距伊犁3百余里。纵酒无备的达瓦齐逃到离伊犁180里的格登山，以烂泥为营。清军派遣已降清军的阿玉锡率20余骑探路。阿玉锡竟连夜捣毁达瓦齐营寨。达瓦齐率2千人逃跑。他们翻过冰岭，南走回疆。他以为乌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对自己好，便去投奔他。哪知道霍吉斯早已接受清军命令，把达瓦齐等人抓了起来。罗卜藏丹津也被抓住。达瓦齐、罗卜藏丹津作为俘虏献于京师，乾隆帝赦免其死。班第封一等诚勇公，萨赖尔封一等超勇公，阿睦尔撒纳晋封双亲王，食亲王双俸。达瓦齐也封亲王。于是天山南北两路都不血刃而定。 　　阿睦尔撒纳想当厄鲁特蒙古4部的总台吉。乾隆令他于九月到热河受封，班第催他上路并与喀尔喀亲王一块走。阿睦尔撒纳上了道，哈萨克贡使随行。八月十九日走到乌隆古河，阿睦尔撒纳说他要暂时回去治装，把副将军印交给额林沁，叫他先走。阿睦尔撒纳由额尔齐斯河走小路往北逃，派人到札布堪河接他的妻儿子女。阿睦尔撒纳到处煽动叛乱，伊犁各喇嘛（僧侣）、宰桑（准部汗之下管理政务的官员）劫掠军台。当时清军已撤，只有5百人留在伊犁。班第、鄂容安（西路参赞）被围死之。西路军数千屯乌鲁木齐附近，永常退却到巴里坤。乾隆帝以策楞代永常，玉保、富达、达尔党阿为参赞，两路讨伐。 　　二十一年正月，叛军逃到哈萨克，却让人到特克勒河，对玉保等说诺尔布已将阿睦尔撒纳抓起来，一会就到。清军受骗不进，使阿睦尔撒纳逃走。五月，乾隆令达尔党阿与哈达哈替换策楞、玉保，兼令兆惠从巴里坤赴援。达尔党阿出西路，击败哈萨克2千兵马，阿睦尔撒纳易服潜逃。达尔党阿又听信叛军谎言中叛军缓兵之计，让阿睦尔撒纳逃跑。因为清军频受欺骗，二十年秋天受封的厄鲁特4部轻视清军，重又构乱，阿睦尔撒纳乘机到博罗塔拉河会合叛逆，想自立为汗，准部又大乱起来。兆惠闻变，自济尔噶朗河向南转战，经过百多次苦战，杀敌甚众。补给困难而处困境之中时，得到侍卫图伦楚所率2千兵的支援，解围后返回巴里坤。 　　二十二年三月，乾隆以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剿叛军。碰上准部自相仇杀，瘟疫在准部流行，兆惠长趋直入，叛军鸟兽散，头领先后投降或被杀，惟有阿睦尔撒纳没有抓到。阿睦尔撒纳逃到哈萨克，六月兆惠、富德追到哈萨克。哈萨克汗阿布赉与阿睦尔撒纳积怨，要擒拿阿睦尔撒纳献给清朝，惊弓之鸟状的阿睦尔撒纳见阿布赉收了他们的马后，感到不妙，乃逃至俄罗斯。乾隆帝以檄文向俄罗斯索取，卡死阿睦尔撒纳退路。当年冬天，阿睦尔撒纳患痘而死，俄方把他的尸体运到中俄边界，让中方验看。 　　以上是乾隆两定准部，下面说平回。 　　“回”指“回部”，指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地区。回部原来有一个叶尔羌汗国，康熙十七年，叶尔羌汗国为噶尔丹所灭。从此，回部属于准部，征赋税，应徭役。噶尔丹死后，维吾尔族人派罕巴尔蚂罕默特欲谋独立，被策妄阿拉布坦拘禁。派罕巴尔蚂罕默特生2子，长曰布拉尼敦，次为霍集占。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准，布拉尼敦与霍集占被释放，清兵护送布拉尼敦回到南疆，招抚旧部，而留霍集占居伊犁执掌回部事务。二十一年夏，受到阿睦尔撒纳反叛的影响，霍集占自伊犁率众潜归，发动叛乱。二十二年集中伯克（回部凡官曰伯克）、阿浑（通经典的主教），杀清副都统阿敏道，自立为巴图尔汗，各部响应叛变的竟有数十万。但也有大批维吾尔族人脱离他们，归顺清朝。二十三年，乾隆以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将满、汉兵万余，率鄂对（维吾尔族）由吐鲁番进攻库车。雅尔哈善不听鄂对劝告，疏于防范，让集中在库车城已成瓮中之鳖的布拉尼敦与霍集占逃跑。兆惠自告奋勇请求完成平回大事。霍集占奔叶尔羌，布拉尼敦奔喀什噶尔。十月初六，兆惠率军进攻叶尔羌，霍集占闭门不出。兆惠令副都统率兵8百扼守喀什噶尔援路而自己渡葱岭南河（亦称黑水河）夺取城南英奇盘山下的回部牧群。桥断，军分两半。回部5千军来截，隔河不能救，加上淤泥多，马跑不动，清军损失很大。兆惠派人告急，依林为营，回部在上游决水灌营，兆惠开沟排泄。北路的富德听到兆惠在黑水河被围的消息，率领乾隆派来增援的2千索伦、察哈尔兵以及北路兵千余冒雪且斗且前赴援，巴里坤大臣阿里衮与爱隆阿也率兵前来参加解围。解围后，两军回到阿克苏。六月，集中了2万兵、3万马、驼1万，然后兵分两路，兆惠由乌什取喀什噶尔，富德由和阗取叶尔羌。布拉尼敦、霍集占逾越葱岭，欲投达拔克山。七月，达拔克山酋长擒获布拉尼敦、霍集占，回部平。八月奏捷。兆惠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富德封成勇伯，晋一等侯。 　　新疆历史上叫做西域，西汉时属于西域都护府。明王朝初曾拥有新疆东部，后来又退出。乾隆平回后，新疆才又重新归属中原王朝，至此，清朝疆土到达最大范围。此后葱岭以西的布鲁特、爱乌罕、博罗尔、敖罕、安集延、巴达克山诸国才遣使朝见清朝皇帝。 　　平回后，清廷加强了新疆地方统治。首先是在二十七年设伊犁将军，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然后设乌鲁木齐都统和副都统以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分别管辖北、南两路诸城。第二是修筑城堡，第三是改置府州（如改乌鲁木齐为迪化州，巴里坤为镇西府等）。 白莲教起义与清朝的镇压 　　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浩大、长达9年的白莲教起义，波及川、陕、鄂、豫、甘5省，清朝调遣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组织了数十万民团（仅嘉庆元年、二年四川应募乡勇达30多万）用了9年时间和2亿两白银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这次大起义的大背景：一是乾隆后期吏治败坏，土地兼并，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在鄂、陕、川交界的南山老林地区就聚集了很多贫困破产者。二是秘密宗教白莲教在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大量发展，仅四川、湖北参加者就有200万之多。其经卷宣传光明战胜黑暗的道理，认为“大劫在遇，天地皆黑，日月无光”，“世界必一大变”，号召同教之人互相帮助，男女平等。三是乾隆末年自然灾害频仍，乾隆五十三年荆江地区洪水，五十九年襄阳地区洪水。尖锐的阶级矛盾、自然灾害和白莲教的发展是这次大起义的主要原因。 　　起义导火线是清政府对秘密宗教白莲教的残酷镇压。白莲教首领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相继被捕。刘之协乘隙逃脱，朝廷下令搜捕。各省官吏乘机勒索，惟贿是求，引起了白莲教的大起义。 　　奉命镇压苗民起义的德楞泰嘉庆元年正月初七，张正谟、聂杰人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接着二月，林之华在当阳起义。三月王聪儿、姚之富在襄阳、樊城起义，十月徐天德、王登廷在四川达州起义，冷天禄、王三槐在四川东乡起义。十二月，在四川巴州、通江等地又爆发了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冉天元等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 　　清朝立即分兵镇压各支起义军。湖北巡抚惠龄出兵对付张正谟、聂杰人，二月，聂杰人被擒。西安将军恒瑞与乌鲁木齐都统永保镇压林之华，第二年，林之华在巫山大茅田阵亡。襄阳这支起义军人数最多（5万），力量最强，清朝派出护军统领明亮、三等侍卫鄂辉、直隶提督庆成率大队人马前去镇压，刚释放的蒙古窃马谪犯也都被驱使从军协助额勒登保。 　　流动作战是白莲教起义军的特点。襄阳起义军攻襄阳、樊城未果，分路转战河南、湖北交界，一支队伍曾攻占孝感，打死清参将傅成明。清廷急忙令明亮驰救，并调湖南苗疆兵2万前来援助。八月襄阳义军到钟祥（靠近今湖北荆门市），突破清军四面包围，二年初到达河南，然而分成北路（王廷诏、高均德率领）、西路（由李全、樊人杰率领）、中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以不同路线向陕西进发，会师镇安。清军分路尾随，为三路襄阳起义军忽南忽北的行军拖得疲惫不堪。五月十二日，中路襄阳起义军在白马石渡过汉江。惠龄、庆成（直隶总督）、舒亮（侍卫）、恒端（西安将军）这些清将因襄阳部渡过汉江被降了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襄阳起义军与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义军在东乡会师，根据地区为各支队伍编号：王聪儿、姚之富部称襄阳黄号，徐天德、王登廷部称襄阳白号，另有张汉潮部称襄阳蓝号，龙绍周部称太平黄号，冷天禄、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罗其清部称巴州白号，冉文俦（ｃｈóｕ）、冉天元部称为通江蓝号，等等。他们还设立了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官职。会师后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分开，各自为战。襄阳部留下李全一部，全部撤离四川，回湖北。 　　在回湖北途中，襄阳部在白帝城与清军激战。之后向夔州进军，再分为前后两路进军湖北。前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到达湖北南漳，后路由王廷诏率领，抢渡汉水不成，转向陕西，又折向四川。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渡汉水入陕，经山阳再入湖北时，被清将明亮、德楞泰（副都统）困于郧西三岔河，7千义军战死，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由李全、樊人杰、张正潮等继续领导抗清。 　　以上是湖北起义，是白莲教起义的第一阶段。下面说四川起义，是白莲教起义的第二阶段。 　　四川的起义军兵分两路，川北一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川东一路由冷天禄、王三槐、徐天德领导。二年十一月，前一路进军巴州、仪陇、营山，后一路进攻大竹、长寿。奉令前去镇压的陕甘总督宜绵束手无策。嘉庆帝派遣湖广总督勒保统管四川军务，宜绵移督陕、甘。勒保到四川后对镇压起义军做了分工部署。他对四川起义军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利用起义军将领中部分人对因廉洁而有“刘青天”之称的南充知县刘清的崇拜心理，让刘清说降起义军将领，二是利用刘清、罗思举组织乡兵弥补八旗兵、绿营兵战斗力弱的不足。八月，勒保兵围云阳安乐坪，不能破，便利用王三槐对刘清的崇拜和麻痹心理，诱执王三槐。审问他为什么起义，王三槐说是“官逼民反”。第二年王三槐凌迟处死。其部由冷天禄、徐天德率领。 　　罗思举是四川东乡乡勇，胆大而诡计多端，组织“罗家军”，常奇袭起义军。例如，嘉庆二年率乡勇于云阳歼陈家山部起义军4千，三年冷天禄据安乐坪，环攻3月不下，罗思举率乡勇梯登绝壁，缒引亡命之徒（焚烧义军营寨），使冷天禄部遭受重大损失，川东起义军不能振作。九月，由于德棱泰围攻，罗其清、李全奔上天险大鹏寨。十一月罗思举率敢死队乘夜色缘长竹梯从绝壁登山奇袭，罗部溃散，为清军斩杀，罗其清被俘牺牲。 　　十二月除夕，德楞泰与龄惠袭击冉文俦于通江，冉文俦死难。罗其清部下苟文明与冉文俦侄子冉天元率部与在东乡的起义军会合。 　　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帝去世。临死，乾隆拉着嘉庆的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对于嘉庆帝来说，将起义军镇压下去可谓任重道远。嘉庆首先抄了和珅的家，赐其自尽。他以为起义既然是“官逼民反”，处置了和珅就可以平息百姓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怒，给起义烈火浇水。他说和珅扣押军报，蒙庇领兵大臣。处置和珅就是杀鸡给猴看，警告将帅们日后必须拼命。他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甘、豫5省军务。但是半年过去了，勒保没什么战绩，七月又以额勒登保替代他。额勒登保采取坚壁清野做法，给起义军制造了困难，迫使起义军转移。冉天元部就从川东北转移到清军较少的川西。五年嘉庆帝下诏要陕西湖北学习川北，设堡寨，实行坚壁清野，给起义军吃住造成极大困难。 　　当时八旗、绿营战斗力大为丧失，各路官军打仗是让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八旗兵跟在后面。嘉庆元年、二年，四川应募乡勇达30多万。靠乡兵打赢的仗，八旗官长争着算自己功劳，冲锋陷阵的乡兵却没有份。四年四月，八旗的健锐、火器两营京兵吃不起苦，不受约束，勒保要求他们全撤回京。 　　王三槐死后，冷天禄担任大元帅。四年三月初十他为额勒登保部攻杀于四川的岳池。九月明亮、恒瑞从留坝北追张汉潮，张汉潮殉难于陕西五郎。然而四年十一月到五年正月，冉天元领导的起义军连续取得胜利。十一月在四川北部苍溪与额勒登保激战，杀清副将以下24名、士兵和乡勇200多人。然后离开川东北到清军较少的川西，起义队伍不断扩大，队伍从4千多人发展到5万。福宁上奏道：“贼愈剿而愈炽”。五年正月十九日，在蓬溪高院又击毙清北镇总兵朱射斗，声威大震。三月，冉天元与德楞泰和杨遇春率领的清军在江油县马蹄冈大战。起义军失败，冉天元被俘牺牲。 　　义军马蹄冈之败给起义军沉重打击。自此，起义军基本上是处于被动局面，清军尾追不舍。起义军败多胜少。六年二月，王廷昭为杨遇春与庆成俘获送京；三月，冉学胜在留坝击败清军将领杨奎，杀总兵、副都统以下的将士数百。五月，徐天德被德楞泰追击，于两河口溺死。五月，龙绍周、苟文明、王国贤、冉学胜几路起义军聚集在陕、川、楚边界。六月，清经略、参赞在四川平利开会，决定德楞泰由西南进攻，额勒登保由东北半路拦截。七月，冉学胜在南江被俘。八月，清军杀龙绍周于平利。德楞泰让士兵200人一队，穿上起义军的衣服，打着他们旗号，以投降了的起义军士兵为向导，满山遍野搜寻，乘夜袭击。十月，起义军只有戴仕杰、樊人杰、李彬、苟文明、刘朝选、汤思蛟领导的6支队伍，每支不过千人，在四川境内活动。川陕起义军10万，已差不多消灭完了，仅存这6支队伍，和在陕、楚活动的起义军加在一起的不过1万左右。十一月，川东的起义军从深山老林出来寻找食物，被勒保军队杀害不少。川北的起义军2千多人西奔开县、大宁老林。由于坚壁清野，起义军没有粮食只好宰骡马为食。七年正月，在开县的苟文明部为德楞泰3路追击，苟文明率部夜渡汉水进入南山，并与宋应伏合兵，败清副将韩自昌，七月苟文明在花石岩遇害。另外五月樊人杰为德楞泰追击，溺于官渡河。六月蒲景集起义军于鲍家山，为德楞泰所部副将色尔滚与总兵蒲尚佐所破。 　　五月，急不可耐的嘉庆帝切责额勒登保与另一统帅札克塔尔旷日持久，又没方略，均革职留任。他饬令额勒登保要想办法抓住起义军首领，并悬重赏刺激将士效命。为了邀赏，清军搜山，绝壑穷崖，无所不至。 　　七年十二月，川陕楚起义军领头都已经镇压，只剩下千多人。嘉庆帝以大功戡定，大封有功将领。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明亮、赛冲阿、杨遇春都受封。 　　尽管还有小股起义军在湖北、陕西、四川深山老林活动，嘉庆帝还是睡不着。崇祯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为洪成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所败，只剩18骑。后来就是这18骑隐藏在商洛，过了一年就发展成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推翻了明朝。这段历史嘉庆帝当然很清楚。于是他令额勒登保务必彻底镇压。 　　额勒登保自屯陕西西乡，防堵川北起义军到陕西，德楞泰屯四川太平、大宁，防堵川东起义军分派人马，勒保部来往于东乡、新宁之间，防堵南往腹地的起义军。当时宋应伏、苟朝九正集中巴山的尚存的起义军分队向四川移动。起义军虽然人数少，但灵活机动，常引诱官军入山，然后突出击杀。八年春，额勒登保的左翼长穆克登布就在四川南江被起义军突出格杀。当时又有300名乡兵以苟文润为首也上山加入起义队伍。其原因是清朝裁撤乡勇，每人只给5钱作为刀矛费，2两作为回籍费。他们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感到回籍费太少，于是上山。这些人有山战经验，腾越如猱，勇猛胆大，有的身中数箭还坚持战斗。清副将朱槐被打死在山沟，乡勇魏中才劝降苟文润，反为苟文润所杀。八年十一月，德楞泰手下数十名副将以下的将士被他们打死。额勒登保一面派清军与乡兵搜捕并悬赏购捕，一面采取招抚。几百个起义军当成几千万来搜捕，并规定凡乡兵抓住一人，都增加回籍费。大部分的义军被搜捕杀害，少数人投了降。九年八月，起义军最后的两个领导苟朝九与王世贵分别被捕于南郑，赵洪周为购捕令所惑，杀苟文润投降。九年八月，起义军全部被镇压，起义彻底失败。 平定张格尔叛乱 　　镇压张格尔叛乱，是道光朝的一件大事。 　　张格尔是乾隆朝已被镇压的维吾尔族叛乱首领大和卓木布拉尼敦的孙子。青年时曾在阿富汗喀布尔接受英国殖民者的训练，甘心充当英国打开中国大门的马前卒。加上想为他的祖父复仇，他时刻都想进行叛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他乘天山南路之人对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度心怀愤怒的时机率领布鲁特族数百人偷袭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为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色普征额击败。 　　道光六年（1826）七月，张格尔再攻喀什噶尔。这一次他向敖罕国借安集延兵万人。他出的酬谢是攻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割喀城给敖罕，所得子女、财帛平分。安集延兵强悍善战，有“一百个回兵不如一个安集延兵”的话。敖罕酋长率兵前来，张格尔探明喀城无援，又背弃诺言。敖罕酋长盛怒，自个儿攻城，遭到顽强抵抗。敖罕酋长宵遁，但有二三千人留下帮助张格尔。这一次，他们攻占了喀什噶尔和其他3个城，刚调来镇守喀什噶尔的伊犁将军庆祥兵败自缢。 　　在喀什噶尔尚未攻占之前，道光皇帝令原陕甘总督杨遇春以钦差大臣领陕甘5千兵驰赴哈密。伊犁将军长龄建议要求增派4万兵马。道光帝任长龄为扬威将军，又令山东巡抚武隆阿率吉林、黑龙江3千出关。武隆阿与杨遇春都做参赞。队伍尚未集中，张格尔就攻占了喀什噶尔4城，烧房子，杀军民，并向阿克苏进发。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派参将王鸿仪率兵6百御敌于都齐特，全部阵亡。阿克苏守军不满千人，长清分兵拒之，得到增援，加上100多人骋沙扬尘，迷惑敌人，才保住阿克苏。十月，大军万余集于阿克苏，形势才缓和下来。 　　七年二月下旬长龄、杨遇春与武隆阿在洋阿巴特、沙布都尔、河瓦巴特、洋达马河勇猛奇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3路于洋阿巴特进攻两万人的叛军，大胜，杀死、俘虏的叛军很多，安集延两个将帅也被打死，清军士气高涨。 　　二十九日，清军追到浑河北岸。张格尔十多万浑兵于河南岸列阵，准备背城一战。穴垒轰炮，鼓角震天。当晚刮大风，飞砂走石，长龄想退营10里，等风停了才进军，杨遇春不同意，说：“此天助我也。天色昏暗，敌人辨别不了我们有多少人，又不担心我们马上渡河，时不可失。况且我们远道而来最好速战速决，难以持久。”说完，杨遇春就派千余骑兵到下游牵制敌军，他自己则率炮队渡过上游，炮火与风沙一齐压向敌人。敌军出乎意料，他们拖着笨重的鞋子，背负沉重的干粮，很不方便，逃跑时，米袋子、鞋子丢得满地都是。杀敌无数，生擒4千。张格尔出境，往达尔瓦斯藏堪地方逃去。 　　六月，杨遇春与杨芳分道出塞，追击张格尔。杨芳在阿赖与浩罕兵2千相遇，陷于埋伏，损失很大。道光下令入关。 　　张格尔在各部落辗转吃喝，诸部落不能供养，生计越来越难。清王朝以郡王与10万金为赏捉拿张格尔。十二月，长龄派遣黑回（一说黑山党人），到境外放烟幕弹，说清军已完全撤退，喀什噶尔空虚，回人盼望张格尔回来。张格尔信以为真，率步卒500潜回。在格尔铁盖山（阿富汗东部），落于长龄、杨芳六千人包围圈内。张格尔率残兵30骑而逃，为清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抓获。 　　张格尔被送北京。道光帝下令将他寸磔喂狗。长龄以功封为二等威勇公，杨芳封三等果勇侯，均赏双眼孔雀翎。将士胡超以下也有赏赐。杨遇春实授陕甘总督。 　　平定张格尔叛乱用兵36000余人，用银千万余两。 　　平定张格尔叛乱是道光朝一件大事，它使新疆获得了一个较长的和平稳定的新局面，到同治初年新疆才又出现危机。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扩大它在中国的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中国侵略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鸦片战争要从英美向中国贩卖鸦片说起。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开了海禁后外国与清朝的贸易逐渐发展开来。英国开始与清朝贸易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美国则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19世纪30年代以前，清朝与英国贸易处于出超地位。中国输给英国的货物有茶叶、生丝、陶瓷等，很畅销，而英国输往中国的呢绒、钟表、玻璃制品却难以找到出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殖民主义者丧失人性，不惜毒害中国人民，向中国倾销鸦片。他们把在印度、孟加拉生产的鸦片源源不绝地运入中国，而且有增无减。康熙年间，鸦片输入每年200箱左右，嘉庆年间每年增至4000多箱，此后增加更为疯狂。嘉庆五年（1800）年输入4570箱，道光十八年（1838）40200箱。 　　鸦片有麻醉功能，可作中药，但吸上了瘾，就会骨瘦如柴。鸦片输入不仅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使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转为入超，而且严重地损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嘉庆初年就屡次下诏，命令禁烟：一有鸦片输入即行销毁，抽鸦片的人处以绞刑。但沿海官衙，贪利纳贿，不顾命令，听由鸦片倾销，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初八，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请求朝廷广传戒烟药方，限期一年戒绝。道光读后即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第二年一月，林则徐到广东，即令英商3日内交出所有鸦片。英商不理睬。二月初，林则徐停止与英贸易，囚禁充当英商买办的汉人。英领事义律不得已，交出海上趸（ｄǔｎ）船上1037箱鸦片。林则徐知道这不是全部鸦片，他便让士兵围住商馆，英国等鸦片贩子又交出鸦片20283箱，每箱120斤。 　　鸦片全部交出后，林则徐即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虎门滩高处，监视销毁。四月二十二日开始执行。 　　士兵把鸦片倒入海水，再倒入石灰，使之沸腾，随流出海。方法简单效果好，见者无不拍手称快。 　　林则徐禁烟，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林则徐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政府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决定侵华，派遣曾任好望角舰队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义律为正副谈判代表，并任懿律为总司令侵华。第2年（1840）五月40余艘舰船4千名英国海军到广东，封锁珠江口。由于广东沿海防守严密，英军乃北犯浙江沿海，六月初攻陷定海。八月十一日闯入天津。道光皇帝极度恐慌，立即由主战转为求和，八月二十二日将林则徐革职，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谈判。琦善到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拆除珠江口防务设施，遣散水勇、乡勇。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琦善派鲍鹏向义律求和。琦善秘密与义律签订《穿鼻条约》，内容有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款600万元的条款。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三，英军单方面公布《穿鼻条约》。正月初四，英军强占香港，又不交出定海。被激怒的道光皇帝于初五下诏与英宣战。他派宗室御前大臣奕山为清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去广东与英军作战。二月六日，英军炮击虎门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与守军奋勇还击，坚守阵地，壮烈牺牲。二月十三日杨芳到广州。这个在擒获张格尔之役立过功的名将竟信“邪术”，搜集民间马桶，列于乌涌以“镇”英军大炮，这当然阻挡不了英军长驱直入，直逼广州城郊。三月，奕山率大军到达广州，他不用粤勇却招募福建水勇。他不懂打仗，又不听林则徐劝告。四月初一晚，他抱着侥幸心理，贸然夜袭。英军乘机反攻，包围并炮击广州。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求和。二十七日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60里之外，缴纳“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 　　广州人民对英国侵略军十分愤怒。四月初九日盘踞广州北部炮台的英军窜入广州北郊三元里行凶抢劫，调戏妇女。村民奋起反抗，打死英军数名。第二天，三元里及附近村庄数千群众又在附近的牛栏岗痛击英军。奕山得报，派余保纯去威胁群众，为英军保驾，香港岛开埠图英军才得以逃脱。 　　对《穿鼻条约》仍不满意的英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扩大侵略。七月十日，替换义律为全权公使的璞鼎查率军攻占厦门，总兵江继芸牺牲。八月十七又攻陷定海、宁波。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死难。九月四日，道光皇帝又任命他的侄儿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指挥军事。奕经是个酒色之徒。他一路迁延，直到二十二年（1842）正月十六日才抵达。他不了解敌情，贸然分兵三路于正月二十九日袭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结果大败。四月，英军入长江口，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最后血战牺牲，而两江总督牛鉴怕死逃跑，致使宝山陷落。六月上旬英军进犯镇江，清副都统海龄率军力战，不幸牺牲。下旬英舰80艘集于南京下关江面。道光帝急派盛京将军耆英和两江总督伊里布与英军谈判。七月十三日，在英舰“皋华丽”上，清政府两位代表与英军代表璞鼎查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 　　条约13款。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在以上5处派驻领事，海关税率由双方商定，赔款2100万元。 　　条约未正式签订以前，道光帝对英方要求十分气愤，但当国的穆彰阿（满洲蓝旗人，文华殿大学士，管户部，当国10年，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咸丰朝革职）说：三年抗英无功，靡饷劳师，“抚”比“剿”强，费用相当，而一劳一逸。答应英方要求，可以“清难息民”。昏庸的道光帝听信这些话，便答应了英方要求。 　　清廷对战争中的清将是这样处理的：牛鉴定斩监候，奕山、奕经定绞监候（监候是指判刑后监禁，不予执行，待秋审时由皇帝裁决）。余步云处死。余步云，广安人，浙江提督，在定海招宝山镇守，英军攻定海，他不战而逃。 　　后来，牛鉴、奕山、奕经均受道光庇护而先后释放并授予新职。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 太平天国起义与清王朝的镇压 　　太平天国起义与被镇压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大事。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在起义军沉重打击下，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后来依靠湘军并勾结列强才把起义镇压下去，灭亡的命运才得以延缓。 　　太平天国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义的发展和清朝镇压的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是咸丰元年（1851）由广东花县人洪秀全领导发起的。鸦片战争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宣传推翻清朝的革命道理。太平天国天王玺咸丰元年（1851），他趁广西桂平饥荒之机领导穷苦农民2万举行起义，国号定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起义军攻下永安（今蒙山），洪秀全在这里制定官制，给核心领导人物封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东王节制西王以下诸王。 　　咸丰二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北上，克桂林，捣全州，入湖南，取岳州，获得大批船只，编成水师。年底，进入湖北，攻克武昌3镇。然后沿江东下，克九江，下安庆。三年二月，占领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与清朝对立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四月，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万余人北伐，直取北京；派胡以晃、赖汉英西征，以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为目的。北伐的队伍由于孤军深入，遇上武器、御寒衣服接济不上的困难，一路不顺，未能攻下天津而南折，在山东连镇、高唐惨遭失败。西征队伍先后三克汉口、汉阳，再克武昌。在湖南遭遇湘军，互有胜败。五年，湘军进逼九江，威胁南京。石达开奉命西援，在湖口、九江痛歼湘军水师，继续西进，第三次克服武昌。十月，石达开率师从湖北进入江西，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六年三月，燕王秦日纲率军大破钦差大臣托明阿，击溃江北大营，五月，石达开与秦日纲攻破江南大营。这年初秋，太平军占据皖、赣大片土地和湘、苏部分地区，革命形势达到高潮。 　　从太平天国起事之时，咸丰帝就开始实行利用汉人来对付的办法。起用了诸如林则徐、李星沅、徐广缙、向荣等汉族官僚。林则徐赴任，从福建行至广东潮州就病逝了，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提督向荣、广西巡抚代理钦差大臣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两江总督钦差大臣陆建瀛无不败在起义军手下。李星沅督师武宣，未捷先死；周天爵协助，两败武宣；乌兰泰受伤桂林，死于阳朔；陆建瀛被斩，命丧南京；徐广缙以湖广总督指挥无能，因太平军攻克武昌被革职拿问；向荣在江南大营被击溃后，命丧丹阳。在起义军沿长江南下之际，惊恐万状的清廷一面征调绿营，一方面令各地办团练进行抵抗。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受命办理湖南团练。曾国藩在练勇的基础上扩充，于咸丰三年正月开始组建湘勇，后称湘军。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水陆师万七千余人，起自衡州，开往湘潭，迎击西路军林绍璋的偏师。从此湘军开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四月二日，湘军大败于靖港，五日却大胜于湘潭。七月一日攻占岳州，八月二十三日攻占武汉三镇。然后湘军沿江东下，九月二十一日，湘军罗泽南攻陷湖北兴国州，十月初，攻陷湖北半壁山，中旬太平军退出田家镇。十一月上旬，太平军又退出湖北广济、黄梅。但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在湖口大败湘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39艘。五年，东王杨秀清派石达开率军西征，取得一系列胜利，三取武昌，并开辟了江西根据地。 　　第二阶段是咸丰六年秋至十一年八月：太平天国内讧和重新振作。 　　金田起义时，杨秀清就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可以控制洪秀全，甚至可以杖责洪秀全。咸丰六年六七月间，杨秀清诡称天父下凡，要洪秀全封他万岁。洪秀全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密令在江西和湖北督战的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勤王。素与杨秀清不睦的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万余人。石达开对这种滥杀行为不满，从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天京军民也愤怒声讨韦昌辉。洪秀全不得已密令杀了韦昌辉。但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便率10万大军离京出走，分散了太平天国的兵力。这次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清廷乘机令钦差大臣德兴阿攻陷扬州，重建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与帮办大臣张国樑重建江南大营。八年八月中旬，太平军在江西的营盘全部丢失。 　　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建立了年轻的新的领导核心。洪秀全以20岁的广西桂平人陈玉成为前军主将，33岁的广西藤县人李秀成为后军主将，22岁的广西藤县人李世贤为左军主将，30岁的广西桂平人韦俊为右军主将。八年六月下旬，李秀成在安徽枞阳开会，决定先破江北大营，解天京之围。会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陈玉成、李秀成密切合作，于八月二十日发动浦口战役，破江北大营。十月十日，李秀成发动三河镇战役，歼敌6000，湘军悍将李续宾自杀。接着，陈、李又攻克舒城、潜山、太湖等地。十一月十二日，李世贤围攻芜湖湾芷清营，击毙提督邓绍良，同月辅王杨辅清攻占江西景德镇。九年二月十六日，陈玉成在安徽庐州活捉安徽巡抚李孟群。十年二月九日，李秀成攻克杭州。闰三月十六日，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的猛攻下，江南大营崩溃。两大清营解体，天京解围。二月十九日，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克丹阳。四月六日李秀成占领常州，十日又占领无锡。二十三日李秀成、杨辅清占领苏州、江阴。到五月十三日，嘉兴、太仓、嘉定、青浦、松江陆续为太平军占领。苏南根据地由是开辟。六月后，陈玉成连克浙江余杭、临安。八月二十五日，李世贤攻克安徽徽州府城。十月九日，又进占浙江富阳。二十二日李秀成攻入黟（ｙī）县，咸丰十年六月初九进驻祁门的曾国藩大惊失色。太平军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富庶的苏浙成为太平军广阔的根据地，为太平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使天京有了两翼之护。 　　第三阶段：咸丰十一年九月至同治三年六月，湘军夺取上游安庆，李鸿章与洋枪队占领苏浙，天京攻破。 　　咸丰六年十一月，胡林翼夺取武昌，湘军由湖南扩展到了湖北。七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丧回家守制。因石达开部在赣南闽浙交界活动，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咸丰帝令他复出，带兵援浙。前此一月，李续宾奉胡林翼令已攻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荣与所部17000余人战死。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藩派其弟曾国荃攻打天京上游的屏障安庆。由于曾国荃兵力有限，与安庆的太平军守军相持。根据咸丰十年四月天京会议安排，李秀成、陈玉成实行第二次西征，期于十一年三月会师武汉，以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于十一年二月八日攻克黄州，离武汉75公里。由于英国参赞巴夏礼阻挠，陈玉成放弃了攻武汉的打算，回师救安庆。李秀成救援安庆的态度不积极，十一年五月才到武昌，受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的恫吓，同时听说陈玉成已经折返安庆，便放弃对武汉的进攻而回。陈玉成到安庆后，先锋程学启叛变，陈玉成又与主将林绍璋、干王洪仁玕意见分歧，救援受到干扰。十一年八月一日，粮食断绝的16000太平军守城将士战死，安庆失守。洪仁玕说：“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陈玉成转移庐州，于同治元年四月三日在寿州被苗沛霖诱捕，解往胜保营，从容就义。安庆失守后，皖北的桐城、皖南的池州等地丢失。 　　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与李世贤在浙江扩大了势力范围。八九月间占领常山、余杭、严州、诸暨、绍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攻克杭州。台州府和宁波府也于十一月一日和八日被李世贤攻破。 　　北京政变后，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省军务。同治元年，曾国藩分3路进攻太平军：曾国荃一路率湘军主力进攻南京，左宗棠一路率湘军一部进攻浙江，李鸿章一路进攻苏南。太平军在苏南和浙江的根据地在列强军队配合李鸿章指挥的淮军和左宗棠指挥的湘军的夹攻下相继丧失。苏南方面，同治元年三月十九日，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破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于上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配合淮军将领程学启诱使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献苏州而降，并杀主将谭绍光。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戈登配合淮军将领刘铭传攻陷常州。浙江方面是英国领事馆通事郑阿福的“常安军”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攻占宁波，英国军官乐德克率领的中英混合军“安乐军”在攻占宁波后又于七月攻占余姚，法国军官德克碑与勒伯勒东指挥的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向浙西进攻。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常捷军”与清军攻破杭州。 　　同治元年夏，曾国荃一路逼近天京，对天京实施包围。洪秀全令进攻上海的李秀成回护。李秀成组织30万大军分3路救援，但因士气不佳，未能解围。天京城内粮食匮乏，李秀成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到其他地方建立根据地，遭到洪秀全的拒绝。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其幼子洪天贵继位。六月十六日，湘军轰塌太平门城墙，湘军入城烧杀。李秀成携幼主出城，后来分散。李秀成被俘，写了数万言供词，表示愿意招降余部，供词写好当日即被杀。幼主到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后来到江西。九月，洪仁玕与幼主先后被俘。幼主被凌迟处死，终年16岁；洪仁玕就义南昌，临刑作诗，最后几句是：“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是英法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发动的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次战争要从英国要求进入广州城和英法要求修约说起。 　　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的《南京条约》有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英人虽然很快进了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但久久进不了广州城。英公使文翰、包令多次向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入住广州城的要求，叶均断然拒绝。叶名琛的做法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坚持“夷夏之防”，认为外国人“性同犬羊”，外夷进城会影响中国人。对他们来说，外国人少进一个城就好一分。 　　咸丰四年（1854）英国又抓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虎门条约》和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的一些条文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开放内地和沿海，使鸦片贸易合法，取消内地各口关税、公使驻京等。这个要求得到法、美两国附和，却受到咸丰帝的严词拒绝。六年（1856）三国再次要求修约，清廷仍不理睬，但三国尤其是英国却志在必得。它见口头要求得不到实现，就决意动武，九月二日发生“亚罗”号事件就是先兆。 　　这天，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获了两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是英国商船，船上的英国旗受到中国士兵的侮辱，要求中方送回并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把人犯交英领事馆，但巴夏礼拒绝接受。英国即以此为借口进行挑衅。十七日，英海军少将西马糜各里率英舰进犯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叶名琛坚持“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原则，端坐衙署，对于英人进城要求不作答复。英军兵力不足，只好撤退。叶名琛向咸丰帝谎报军情，说敌人死伤400多人，还说总司令也被击毙。 　　“亚罗”事件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强行改组议院通过侵华战争条款，七年（1857）二月二十五日英国政府任额尔金为赴华交涉专使，指挥新的侵华战争。 　　这年一月十九日，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胡作非为，被知县处死。法国以保护教会为名，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1857）十月法国派葛罗率舰队到香港与英军会合，联军共有5千6百多人。十一月十日，联军占据珠海炮台，攻打广州，广州陷落，二十一日叶名琛被俘，一月七日送往印度，后来死于加尔各答。广东巡抚与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协助英法联军建立傀儡政权“联军委员会”，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结束，统绐广州长达3年多。 　　咸丰帝闻讯，大吃一惊，任黄宗汉为两广总督。 　　咸丰八年（1858）一月十三日，英法公使额尔金、葛罗照会清廷，要求派钦差大臣谈判修约，赔偿军费、增开口岸、改订关税、公使驻京，遭到咸丰帝拒绝，要他们到广东与黄宗汉谈。二月七日，黄宗汉通知各国使臣来广东谈判，俄国使臣到黑龙江谈判。三月十一日，英、法、美、俄公使照会清廷，派全权代表谈判。清廷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跟他们谈判，英法拒绝，说谭不够资格。四月八日，英法联军炮击大洁炮台，扬言进攻北京。咸丰帝慌了手脚，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沙花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于五月十六、十七两日跟四国议和，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56条，附约1条；中法《天津条约》42条，附约6条。主要内容：1公使驻京；2扩大领事裁判权；3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营口、汕头、台南、琼州、淡水、烟台等10处为通商口岸；4外国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5外国人可到内地游历、经商；6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7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公使驻京”是中英《天津条约》所独载。十月三日，中英、中美又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减少关税，鸦片贸易合法。 　　咸丰帝对条约恼怒万分，特别痛恨“公使驻京”这条，“华夷之辨”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天朝”皇帝哪能与外国夷狄同住一城？他宁愿用全免进口税这一“恩惠”来取消公使驻京这条。他派桂良、花沙纳南下改约，桂良照会额尔金重议公使进京这一条。额尔金同意公使另驻其他地方，但条约一定得在北京换约。本来不愿让外国人到北京来的咸丰帝也同意北京换约，他可能是想长痛不如短痛吧。 　　咸丰九年（1859）五月二十五日，英法美3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从大沽口溯北河赴北京换约。清政府五月二十三日告诉他们：大沽设防，须改道北塘。英法舰先到，不听，驶入大沽并开炮轰击炮台。清僧格林沁率军还击，敌舰4沉8伤，打死打伤478人，英军舰队司令何伯受伤。美舰后至，遵嘱改道，没发生冲突。 　　联军遭惨败的消息传到英、法国内，两国决定增兵，以武力迫使清朝道歉。它们组织了一支25000人的侵略军，重新任命额尔金与葛罗为全权代表，两人于十年五月三日到香港。联军兵船于九月十五日驶到北塘。六月二十六日，联军万余人占领新河与军粮城，僧格林沁率精骑3000在敌人火器射击下冲锋，死伤殆尽，只余下7骑。二十八日联军攻占塘沽，七月五日，攻占大沽炮台，守将直隶提督乐善与炮台官兵全部死难。八日联军占领天津。咸丰帝急令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赴天津与联军谈判。联军提出新条款：赔偿800万两，天津为商埠，允许公使进京。咸丰闻之大怒，要决一死战。七月二十六日，联军3000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进发，咸丰帝又改变主意，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联军谈判。二十九日，拟答应他们各项条件，但巴夏礼又提出，英法使节向清朝皇帝当面递交国书，立而不跪；清朝皇帝也须当面把条约批准书面交英法使节；清军从通州撤出。咸丰得知后气得要命。在他看来，英法使节递国书必须跪拜，这是“国体”。他坚决不同意巴夏礼的意见，愿跟联军决一死战。八月四日，僧格林沁根据咸丰帝的旨意拘留了英法人员巴夏礼等39人为人质。这一天，联军攻陷了北京门户通州。七日，清军与联军激战八里桥（离北京城20多里），清军伤亡惨重。咸丰帝惊慌失措，留下奕䜣与联军议和，八日，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住进避暑山庄。二十二日，联军侵入北京，同日抢劫圆明园。二十三日，英法胁迫释放被拘人员：不释放就炮轰北京城。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僧格林沁先后释放了19名，其他20名已在狱中死去，英人为报复，给清朝皇帝“永久性的教训”，于九月五日烧毁了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4朝修建，耗资2亿两以上的圆明园，犯下了滔天罪行。 　　九月十一日，奕䜣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9款，中法《北京条约》10款。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还增加了下列内容：1增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华工出国；3将九龙割让给英国；4将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资产发还（法国翻译擅自在文本上加上“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一条）5赔偿英法军费各88万两。恤银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俄国乘清政府之危大捞了一把。咸丰八年四月，俄国西北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兵临瑷珲，清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签订《中俄条约》，将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中俄共管。咸丰十月二日，俄国借口调解中英法关系有功，签订《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归俄国。后来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被俄国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俄国还获得了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的领事裁判权。 　　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英法俄等列强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土地以及司法主权、租界管理权、内河航运权等权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民族经济，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平定新疆 　　同治四年（1865），新疆喀什噶尔地区的封建主金相印利用当地回民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起兵反清，并向中亚浩罕国求助。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自称帕夏。同治十年（1871）沙俄出兵占领伊犁9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辰、瞻德、塔尔奇）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第二年，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沙俄竟不答应。面对这一形势，投降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而以维持民族利益为重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恢复。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终于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 　　左宗棠委任刘锦棠为前敌指挥，总理营务。刘锦棠打过几十次仗，有“无战不从，无战不胜”之誉。左、刘共同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决定先攻北路（北疆），再攻南路（南疆），节节取胜。 　　光绪二年（1876）四月，刘锦棠兵出嘉峪关。闰五月，次巴里坤，进驻古城。六月，刘锦棠围困叛军所据古牧，阿托爱弃马而逃。刘锦棠又用开花炮攻城。古牧6000守兵被歼。收复乌鲁木齐、迪化及其王城。八月，乌鲁木齐都统攻克玛纳斯南城，北路遂清。 　　光绪三年，刘锦棠挥戈直捣南路。三月三日刘锦棠围攻敌人据点达坂城。城内引湖水卫城，泥淖深及马腹。清军提督余虎恩、陶生林与副将夏辛酉等马队掠过深淖，列于城左山冈，提督谭上达、谭和义、戴宏胜等马队，列在城后山上，降将总兵崔伟等马队居两军之间。这时敌人还在呼呼睡大觉。天明雾收，城中人望见清兵，无不大惊失色。总兵侯名贵向城内用开花炮连番轰击，城中人马碎裂，夺门而逃，但又被清军堵住，刘锦棠叫人喊：“把穿奇装的捆起来，有奖！”结果，城中大小头目都被捆出来，无一逃脱。达坂城攻下后，驻吐鲁番的叛军首领白彦虎与托克逊城的叛军首领海古拉都逃走。吐鲁番与托克逊城落于清军之手。三月十八日阿古柏看到人心已去，便服药自杀。九月，清军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诸城，十一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阗。阿古柏残余势力逃到俄国。 　　新疆南北两路收复后，清政府便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伊犁问题。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派崇厚去俄国交涉，他竟迫于沙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伊犁名义上归还了中国，但其西南大片领土都送给了俄国，居民又被俄国夺去，伊犁便成了空城。 　　《里瓦几亚条约》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朝野的反对和拒绝，崇厚被严办。光绪六年（1880），改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到彼得堡谈判改约。要野兽将已入口的肥肉吐出来，何其难也！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曾纪泽以极其艰苦的马拉松式谈判终于签订了比《里瓦几亚条约》好得多的《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9城，取消了上述非法条约中割占伊犁南部大片土地的条款。但这仍是不平等条约，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被沙俄强行割去，赔款900万卢布，并规定沙俄在新疆贸易有免税之权。 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开始，十一年（1885）结束的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战争。 　　这次战争的起因是法国企图从越南打通一条西南地区的通道以掠夺那里的资源。战争本来是中国打赢了的，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和妥协的政策，最后却失败了，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从此，法国从中国西南肆意向中国扩张。然而在战争中刘永福和冯子材及其所率领的军队为国家领土完整进行的英勇斗争永远名扬反侵略史册。 　　战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黑旗军先胜后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 　　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法军占领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省。法将安邺与越南土匪头目黄崇英勾结，企图占领整个越南。越南国王邀请中国黑旗军帮助抗法。 　　黑旗军首领刘永福（18371917），字渊亭，本名刘义，广西上思人。他率领的军队打七星黑旗，故称黑旗军。这支军队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跃在两广边境上的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失败后，驻扎在越南保胜（今老街）一带约有2000余人。刘永福接到邀请后即率军绕道河内，他设下埋伏，诱斩安邺，大败法军于河内城郊。 　　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副提督，管理宣光、兴北、山西三省。 　　光绪九年（1883）二月法军再次攻陷河内。越南国王阮福膺（12岁）再次邀请刘永福参战。四月十三日，黑旗军大败法军于河内城西纸桥，法军中校司令李维业被打死，刘永福提升为三宣提督。 　　法国不甘心失败，增兵进攻顺化，七月十二日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攻占顺化，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使越南变成法国殖民地。 　　十一月十四日，法军孤拔司令统帅5000人大举进攻北越的中国驻军和黑旗军，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年正月法军增加到16000人。由于操外交大权的李鸿章采取投降政策，加上中国驻军与黑旗军寡不敌众，接连失利，只好退出除谅山之外的各个据点，黑旗军退至保胜。北越基本上为法军所占。 　　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占领越南，中国撤军，中国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与法通商等。 　　第二阶段：马尾海战，中国失败。 　　中方虽然声明将驻扎在越南北圻的军队撤回，但没确定时间。十年闰五月一日，法军去谅山“接防”。清军代表告以尚未接到撤防命令，法军便开枪打死清军代表，清军自卫还击，击毙法军近百人。 　　闰五月二十二日，法国一支舰队（司令孤拔）闯入中国海军基地福建马尾。闽浙总督何景、船政大臣何如璋声称为履行“和议”，对舰队须加以保护，不须先行向他开炮，但七月三日，该舰居然向福建水师轰击，击沉兵舰11艘，运输船19艘，清军死伤700余人。福建水师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到袭击，但他们立即英勇还击，击伤几艘敌舰。第二天，法国舰队又击毁了法国帮助建造的整个马尾造船厂。七月六日清政府不得不向法国宣战。 　　第三阶段：战争在海上与中越边境进行，中国虽胜犹败。 　　七月十日法国侵略军炮轰基隆，二十日登陆台湾并进攻沪尾，被孙开华部击退。八月十三日，法军再次进攻台湾，轰毁基隆炮台，翌日占领基隆。清军与法军在台湾多处激战，损失很大。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法舰攻镇海口岸，提督欧阳利见迎击，杨歧珍开炮还击，伤法舰。后来在海战中，孤拔受伤，不久病死澎湖。 　　与此同时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分为西线和东线。西线是岑毓英的滇军和黑旗军，东线是潘鼎新的桂军。西线大胜法军于临洮，东线兵挫谅山，潘鼎新逃到龙州。法军占领镇南关。 　　因病开缺的冯子材奉命出关助剿，任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广西钦州人，字翠亭，曾在向荣麾下参加过镇压太平军起义，作战勇猛。继二月二日败法军于越南扣波后，又于二月七日、八日、十日、十三日与苏元春、王孝祺等在镇南关大获全胜，法军全线动摇，谅山克复。 　　越南军箪食壶浆以迎冯子材，做清军向导。法军大败消息传至巴黎，茹弗理内阁倒台。但西太后、奕䜣、李鸿章等怕激怒法国，不敢乘胜追击，而将这个胜利作为乞和的资本“乘胜即收”，便于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战。 　　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共10款。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二、同意法国在广西、云南两省享有通商特权；中国如在这两省修铁路，须与法国商办；三、指定中越边界上两处地方为通商口岸。 甲午之战 　　中日《甲午海战图》甲午之战是日本挑起的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它发生在光绪二十年（1894），二十一年结束。因为战争开头这年光绪二十年在甲子纪年系统中称甲午年，因此这场战争叫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失败大大地加深了中国民族危机。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逐步强大起来。19世纪末日本便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争夺。朝鲜、中国离它近而且弱，因此它便寻找侵略的机会。 　　光绪二十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的正月初三，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口号是“逐灭倭夷”，“灭尽权贵”。四月二十八日，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日本就把这当成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机会，第二天日本内阁就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 　　受朝鲜政府的请求，五月一日，清政府派出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总督叶志超率兵入朝，协助镇压起义，1500名陆军（一说2400名）部署在汉城西南牙山。清朝出兵是在日本表示中国出兵协助朝鲜“戡乱”，日本政府“必无他意”的情况下的。驻日公使汪凤藻还于六日照会日本，告知中国出兵消息。 　　存心挑衅的日本政府在得知清朝出兵的消息后派出10000多陆军侵入朝鲜，占领汉城和一些重要据点。为了避免中日摩擦和战争，清政府提出双方撤军，但日方不同意。六月二十一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罡英为首的傀儡政权，并逼他邀请日军驱逐牙山清军。在主战派帝党的要求下，李鸿章派出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昆、总兵左宝贵、马部练军总统丰陞阿4军先后入朝，并以重金租用“高升号”等三艘英国商船载兵两千增援牙山，由北洋海军济远、广乙等舰护航。日本间谍侦知我开船时间，日军事先派舰队守候在朝鲜西海岸。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国船舰驶至牙山口外半岛海面时遭到日舰袭击，英商船“高升号”被击沉，800多名官兵死难。“济远”号击伤，甲午战争爆发。就在海战发生那天，日军进攻牙山，聂士成移师成欢，叶志超退守公州。日军进攻成欢，聂士成英勇抵抗，击毙日军多人后退往平壤，叶志超不战而退到平壤。他谎报牙山大捷，获取赏银2万两。 　　七月初一，清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八月十六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清军分路迎敌。马玉昆在大同江东面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卫汝贵在平壤城西阻止了日军进攻。守卫北门（玄武门）的左宝贵登城指挥，不幸中炮牺牲。担任总指挥的叶志超在事仍有可为的情况下再次率先逃跑，军心大乱，十七日平壤陷落。途中他拒绝聂士成“扼守安洲，深沟固垒以待”的建议，不顾一切狂奔，八月二十二日叶志超逃回国内。 　　八月十八日上午，载送援兵至朝鲜大东沟准备返航旅顺的北海舰队10艘，在黄海遇上一字形日本舰队12艘。日舰不仅舰多，而且吨位大，速度快，速射炮多。提督丁汝昌命令队舰马上成犄角迎战，“定远”、“镇远”两舰居中。日舰绕开“定远”、“镇远”两舰，向较弱的右翼的“扬威”、“超勇”两舰进攻。两舰中炮沉没。丁汝昌所在的指挥舰“定远”舰中弹，丁汝昌受伤，改由管带刘步蟾指挥。“定远”等轰击敌舰“赤诚”、“比睿”，两舰被迫退出战阵。下午，日舰首尾攻击北洋舰队，船体受伤，弹药将尽的“致远”猛冲迎面开来的敌舰“吉野”，但被“吉野”施放的鱼雷击中。全舰200多官兵除16人得救外，都壮烈牺牲。管带邓世昌落水后被他的太阳犬衔住，使不下沉。誓与军舰共存亡的邓世昌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殉难。“经远”舰中炮，200多人牺牲。“镇远”（管带林泰曾）击中敌指挥舰，丧失作战与指挥能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中绝大多数指战员表现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但也有个别贪生怕死者。“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与“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 　　黄海之战，双方都有损失：北洋舰队损失4舰，日舰重伤5舰。 　　以上为战争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辽东半岛进行。侵朝日军分两路进攻中国。第一路由司令官山县有朋率领于九月二十六日从朝鲜的义州出发突过鸭绿江防线，二十八日占领九连城、安东。第二路由司令官大山岩率领下，由日舰队护送，于花园口登陆，于十月九日占领金州。翌日，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逃走，日军轻易占领了大连。接着进攻北洋海军基地所在地旅顺。旅顺设有海、陆炮台50多座，万余人驻守。但统帅龚照屿与其他将领同样逃走，只有总兵徐邦道一人率军抵抗，毕竟寡不敌众。十月二十六日，旅顺落于日军之手。 　　以上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进行。 　　清政府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把媾和的打算通知日本，然而，日本不肯。它们要消灭北洋舰队。 　　黄海海战后，中国海军本可重整旗鼓，与日本再决雌雄，但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保存实力，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后来在光绪二十一（1895）元月，日本派20000人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日军从南帮炮台轰击北洋诸舰，并以鱼雷入口狙击。“定远”中鱼雷沉没，“来远”、“威远”、“靖远”相继沉没。北洋鱼雷艇12艘出口逃遁，全部被俘。诸洋员要求投降。刘步蟾自杀，丁汝昌与刘公岛守将总兵张文宣也服毒自杀。营务处道员牛昶炳召集诸将及洋员商议投降。最后在降书上盖上丁汝昌之印，悬白旗向日本投降。至此花费巨额白银经营10余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日军在进攻威海卫的同时，又大举进攻辽东。鉴于淮军将领作战指挥多次失败，清政府改派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辽东事务，湖南巡抚吴大澂与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率湘军6万出关与日军作战，均告失败。三月，日军相继攻陷了牛庄、营口与田庄台。 　　就在辽东之战进行之时，清政府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议和。一月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聘请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到日本求和。日本为了歼灭全部北洋海军，拒绝和谈，斥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科士达同去，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光及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春帆楼谈判。在日本淫威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全部无理要求，签订了《马关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为：一、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五、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 　　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是中国的浩劫，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中国被帝国主义宰割进一步加深，但这也唤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中国必须图强。康有为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戊戌变法，就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台湾保卫战 　　当《马关条约》约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条款传出后，全国愤怒，康有为率领1300多名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清政府一些要员如张之洞等也都认为割地万不可行。台湾人民对于割台无不惊骇、痛哭、愤怒。台湾军民同仇敌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抵制割让台湾给日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二十一日，台湾绅民发表公告，发誓不服属于日本，坚决挽留台湾巡抚唐景崧及帮办刘永福率众抗日。二十五日台北罢市，宣布饷银不准运出，用于抗日。但清政府阻止人民反对割台，于四月二十六日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并派李经方（李鸿章之子）为割台使，到台湾与日方办理割让手续。五月十日，割台大臣李经芳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签订《交接台湾文据》。 　　为反抗日本霸占台湾，以台绅邱逢甲为首的台湾官民于五月二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宣告自立。六日日军登陆。十二日，唐景崧微服潜回大陆，邱逢甲等台绅也相继内渡。 　　唐景崧、邱逢甲走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并没夭折。爱国志士徐骧、吴汤兴、姜绍祖与台湾帮办刘永福携起手来，共同领导台湾人民抗日。抗日烈火顿时熊熊烧起来，他们拿起武器，频频打击敌人。 　　武装保卫台湾战从五月下旬开始，首先在北部地区打响。五月二十日，日军进犯台湾新竹，徐骧、吴汤兴、姜绍祖和部分清军，在新竹痛击日军，杀伤大量敌人。次日，日军进攻大湖口，被吴汤兴部击退。三十日，新竹被日军攻下。闰五月十七日，义军分三路反攻新竹，姜绍祖牺牲，徐骧、吴汤兴突围，退至大甲溪、台中。 　　第二阶段斗争转到中部地区。七月七日，日军攻打台湾府城台，提督陈尚志战死。八日，日军猛攻八卦山，义军与日军激战，吴汤兴牺牲，吴彭年与其指挥的七星队阵亡。徐骧撤至台南。七月九日，日军进攻彰化。 　　十一日，刘永福率黑旗军收复大莆林。六月底，日军攻占苗栗，七月十四日台湾义军再克苗栗，日军退入彰化城。日军进犯大甲溪，遭到吴彭年和徐骧伏击，歼灭日军1000多人，刘永福军和义军也有很大伤亡。 　　由于台湾军民斗争声势浩大，日本援军到七月下旬达到七八万人。 　　八月中旬，日军进攻嘉义，义军和清军用地雷炸死敌人数百。日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受重伤，后来死去。 　　二十一日，日军占领嘉义，义军首领徐骧殉难。二十七日，台湾军民在嘉义西南的曾文溪与日军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失败。余部退入台南，受敌三路夹攻。九月四日，台湾全境落入日军之手。二十一日刘永福乘英国轮船回到厦门。 　　刘永福黑旗军与义军，面对在数量上与装备上都占有优势的日军，毫无畏色。他们坚持抗敌五个多月，使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加上病的伤的，一共有三万多人，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他们的战绩鼓舞人心，永垂青史。 　　刘永福军与义军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卖国的清政府免去了刘永福一切官职，不允许大陆人民支援他。甚至于刘永福派人募捐得来的经费都被清政府扣留。台湾的外国商人拒收刘永福发售的银票，日本派奸细与各国侵略者共同对反日斗争进行破坏。刘永福与义军失败，清政府罪责难逃。 　　台南失陷后，台湾的抗日斗争仍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一直没间断。 抗击八国联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军与义和团在京津两个战场反击俄、英、法、日、美、德、意、奥八国联军侵华，进行了一次民族自卫战。战争因敌人的强大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的软弱投降而失败，但清军特别是义和团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永垂青史。 　　叙述这次战争首先得交代义和团，义和团是甲午战争后在山东、直隶出现的反帝组织，由农民和其他各式各样的社会驻扎在上海租界内的美国军队最低层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会社组合而成。他们讲道教拳，相信符咒，宣传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其基本单位是坛，互不统属，有事才协商统一行动。 　　鸦片战争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欺凌良民，酿成了许多诸如马神甫教案、巨野教案之类的不幸，洋教便成为义和团的斗争对象，“扶清灭洋”成为他们的口号。首领主要有朱红灯（？-1899）、赵三多（1842-1902）、坐在乾清宫宝座上拍照的八国联军军官张德成（？-1900）、曹福田（？-1900）、阎书勤（？-1900）等。义和团反洋教主要采取攻打、拆毁教堂和杀教士的手段。清朝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袁世凯，直隶总督裕禄、聂士成都镇压过义和团。 　　列强视义和团为洪水猛兽，他们要求清廷全面取缔，清朝考虑这样做结果不好，没有做。列强不满。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四日（5月31日），八国联军以护卫使馆为名派遣356人自天津抵京。六日又有93人进京。这么多武装人员已足以保护使馆了，但十四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竟又率联军2000左右乘火车分批离津向北京进发。十五日联军到廊坊，铁路已为义和团破坏，不能继续乘火车前进，遭到清军董福祥部与义和团的联合攻击。清军和义和团虽然人众，但八国联军火力猛。清军和义和团伤亡不少，但联军只死伤7人。侵略军不能乘火车去北京，便决定回走，到杨村，从那里乘船到京。二十二日，当他们离开廊坊时，董福祥部奉慈禧太后命赶到，与侵略军激战，打死打伤敌人54人。西摩尔到杨村，又遭到聂士成武卫前军和义和团的打击。由于后勤没保障，西摩尔又改变计划，撤回天津。回撤时，再次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拦截。二十五日，聂士成部在北仓打击后撤之敌，西摩尔军伤亡89人后占领了北仓。二十六日，西摩尔所部攻占聂士成交给义和团守卫的西沽武库，聂士成闻讯后欲夺回该库，与西摩尔激战，又打死打伤敌人140人。三十日在援军支援下西摩尔才回到天津租界。 　　八国联军450余人到京，护卫使馆能力已经充裕，但为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八国决定继续增兵。五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向大沽口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他凌晨2时交出炮台，遭到拒绝。二十一日凌晨，联军猛烈炮击炮台，守军还击，打死打伤敌人130多人，并伤敌舰6艘，然而大沽终于被攻下，罗荣光壮烈牺牲。与此同时，紫竹林租界里的联军攻占了白河右岸存有大量弹药的武备学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正式爆发。同一天，清军炮击紫竹林租界，炮火集中，很多建筑物着火、爆炸。二十二日，曹福田率团民数千人攻打由俄军把守的老龙头火车站。这里是联军向北京运兵的枢纽，是租界与外界联系的门户。团民打死打伤敌人110多人。为配合团民攻打火车站，天津机器厂西局的清军用野战炮轰击织绒厂联军司令部信号台，双方形成拉锯战，损失都很大。二十六日，西局武器库被炸。 　　二十四日，八国联军600人增援租界。沿途遭到清军炮击，不得不后撤。二十五、二十六两天2200名联军开往租界，沿途又遭到清军阻击，死伤224人。余下的2千人二十七日才赶到租界。二十九日，这部分联军赶到西沽武库，接应西摩尔，使之得以撤回租界，于是租界的联军增到6千。六月一日（6月27日），联军发起了对大沽通往天津的要冲——天津机器东局的进攻。清军顽强反抗，天津城内的义和团也赶来参战。激战数小时后，东局失守。这时，奕在天津大沽口炮台张德成率5千（一说7千）团民到达天津配合马玉昆的武卫左军进攻紫竹林租界。为冲破敌人地雷区，义和团用火牛陷阵。第2天又进攻火车站，双方争战激烈，车站几度易手。七、八日，马玉昆与曹福成再次进攻火车站，未能占领。九日清军从西局子轰击租界，敌人伤亡很大。十三日，联军为清除西局子的威胁，反攻纪家庄。守卫在这里的团民上千丧生。聂士成不敌，退至八里台。中弹多处，仍坚持指挥，最后殉国。350名武卫军战士壮烈牺牲。十五日，清军又一次发起对火车站的进攻，又没取得成功，反而死了5百，联军只损失150。 　　十六至十八日，联军进攻天津城。马玉昆、裕禄、宋庆逃跑，义和团和淮军顽强抵抗，打死打伤敌人数百，但没能守住天津。天津失陷。七月六日（8月4日）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开往北京，沿途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袭击。 　　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到北京战场。 　　五月初列强派兵北京“保护”使馆时，一向畏惧列强，列强说什么就听什么的清廷开始感到列强的威胁比义和团要大。八旗亲贵主张利用义和团，他们放宽门禁，从五月初开始让团民随意出入，团民遂大批涌入北京。对于义和团，军机大臣荣禄、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和地方大官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张坚决剿灭，而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大学士徐桐主张利用对付联军。为解燃眉之急，慈禧太后倾向后一派。刘坤一、张之洞则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馆签订东南保护条款九条，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互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另有《保护上海城乡内外章程》，规定对上海租界的保护。 　　十五日（6月11日），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二十日，清廷第一次发出打算利用义和团的上谕。当西摩尔率兵千余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发时，慈禧太后下令裕禄阻拦，避战求和的裕禄没有阻拦，倒是义和团在廊坊破坏了西摩尔的计划。二十一日，联军进攻大沽炮台，二十五日，为联军入侵激怒的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声称与联军决一雌雄。慈禧太后看到联军增兵北京，感到侵略军对清朝的威胁大于义和团，便临时改变策略，决定借助义和团联合抵抗联军。宣战后，清政府拨发粳米2万石，银10万两给义和团。 　　五月十九日，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十八日晚攻击使馆哨兵，但被击退。五月二十四日清廷任命荣禄为进攻外国使馆总指挥，甘军、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他们首先攻打奥、意使馆，奥馆卫队逃跑，意馆在二十五日被占领。六月十一日（7月7日）至十七日（7月13日）清军对使馆防区进攻达到高潮。几乎占领法使馆并攻破联军在肃王府的第7道防线。七月二十日联军进入北京才结束，始终未能攻下使馆区。期间，五月二十九日白天停火1天，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初六停火15天。在此16天里，双方往来信使，清政府还给使馆送去大米和蔬菜。 　　张之洞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迎候联军，途中为董福祥部所杀，五月二十四日，清军虎神营士兵枪杀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攻打使馆是列强逼的，但这加上杀害外国的外交官也给联军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七月十日，联军两万多人由天津沿运河进攻北京，十二日联军攻占杨村，裕禄自杀。二十日北京陷落。二十一日清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西逃。联军在北京和福建屠杀、抢劫。库款损失6千万两，珍贵文物损失不计其数。慈禧太后到西安后马上翻脸，下令剿灭义和团。沧州、河间、涿州、易州等地大批团民倒在清军和联军的屠刀之下。 　　慈禧太后委任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于七月二十五日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12款，附件19条。主要内容：1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9亿8千多万两。还有地方赔款2千多万两。2东交民巷划外交馆界，界内由各国派兵管理，中国人不能居住。3京师至海通道上的炮台都要拆毁。允许外国军队驻在北京到山海关的12个重要地区。4惩办首祸大臣。5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交部。6禁止中国人参加与诸国为仇敌的各种组织。条约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也给清政府沉重的打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上说：“乘舆迁播，宗社（宗庙、社稷）几屋（屋，终止），赔款累累，元气丧尽。” 清朝职官 　 　　职官指文武百官，清朝依照明朝职官的老规矩和政治需要设置部门，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关内关外时期不同，鸦片战争前和鸦片战争后不同。 入关以前 　　清朝关外包括两个时期：努尔哈赤时期和皇太极时期。两个时期职官总的来说比较简单，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但皇太极时期的职官开始汉化。 　　努尔哈赤时期是采用八旗制度作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形式。八旗源于明万历29年四旗。努尔哈赤是最高君长，他的下面是八旗之主固山额真（贝勒），共8名。固山额真有助手2人：左、右梅勒额真。再下面是甲喇额真（八旗中级编制单位甲喇的长官），每旗5名。每个甲喇额真管5牛录，牛录之长为牛录额真。每个牛录管300人。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大臣，亦称议政大臣，共5人，俗称“五大臣”，由努尔哈赤亲信和统兵将领担任。同年，努尔哈赤又设理事十大臣（满语“扎尔固齐”），与理政听讼大臣共同佐理国政。 　　皇太极登基后，开始中央集权。一是打击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这3大贝勒，变四大贝勒“共同南面坐受”的局面为他一人南面。第二，削弱旗主和贝勒的权力。他于八旗主外增设总管大臣，每旗1名，名为“总管旗务八大臣”，与诸贝勒共议国政。之后又在每旗内设两名佐管大臣，共16名，掌管各旗旗务，审断诉讼，并参与国政。崇德二年（1637），又增至24人。每旗又设调遣大臣2名，共有16名大臣，出兵驻防。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在八旗制度外效仿明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为首长。崇德元年（1636）将天聪三年所设文馆改为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弘文院），并设都察院、理藩院。六部、三院加上理藩院、都察院简称三院八衙门。 　　理藩院、都察院与内弘文院、内国史院俱设大学士1人，学士1人，内秘书院设大学士1人，学士2人。六部与理藩院、都察院长官为承政，各由满、汉、蒙3人担任。副长官为参政，各部院参政分左、右。工部参政6人，其他部门为8人。均设启心郎（沟通满汉语言隔阂的翻译）1人，由汉人担任。 入关后 　　入关后，职官除继续设理藩院和顺治元年新设内务府外，其他机构都仿照明代，原来满洲官名纷纷改名。例如，顺治元年承政再改为尚书，六部及理藩院的左、右参政改为左、右侍郎，左、右梅勒额真，顺治十年改为副都统。固山额真在顺治十七年改为都统。入关前后的职官的区别更在于入关后比入关前的政府机构多得多了，而且有中央和地方之分，有文职、武职之分，有满缺、汉缺之分。随着形势变化职官在晚清也产生了重大变化。 文职职官 前期、中期 　　按照郑天挺的划分，入关后的前期指顺治元年到雍正元年，中期指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 　　一、中央机构和职官 　　中央行政机构主要由皇室事务机构、中枢机构和日常行政机构3部分组成。 　　（一）宫廷和皇室事务长官 　　1、宗人府。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明代的宗人府归礼部，清代的宗人府却位于六部之上。长官为宗令，1人，由亲王担任。副长官是左、右宗正，各1人，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担任。其下还有左、右宗人，各1，由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担任。还有府丞1人，由汉人担任。 　　2、内务府。内务府为清朝特设，管理宫廷事务，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之外。负责宫内典礼、仓储、财务、工程、畜牧、警卫、刑狱。长官为总管大臣，以满族王公或大臣担任。 　　3、詹事府。詹事府是管理太后、太子家事的皇室机构，光绪时废。长官为詹事，副长官为少詹事，由满、汉各1人担任。 　　4、太医院。太医院为皇帝及其家属保健。官员有院使、御医、医士、医生等。 　　5、通政司。通政使司是管理章奏文书机构，光绪28年裁撤。长官为通政使，副长官为通政副使，均由满、汉各1人担任。还设参议，也是满、汉各1人。 　　（二）中枢机构和长官 　　1、内阁。顺治15年改内三院为内阁，为执政之府。内阁职务是票拟：替皇帝看了题本或奏本后在纸上写上处理意见，送皇帝裁定执行。然而在清初其职权先后受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和军机处的限制，雍正以后成为处理例行政务及发布文告的机构。长官为大学士，由满、汉各2人担任，副长官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 　　2、军机处。雍正年间成立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长官为军机大臣，无定额；初为3人，后来增至45人，最多时达78人。属官为章京，由满洲16人、汉族20人担任。 　　（三）日常行政机构和职官 　　1、六部。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长官是尚书，副长官是侍郎。各部尚书、侍郎都由满、汉各1人担任。 　　2、都察院。长官为左都御史，副长官为左副都御史，均由满、汉各2人担任。 　　3、理藩院。长官为尚书1人，副长官为左、右侍郎，均由满、蒙贵族担任。 　　4、翰林院。翰林院掌管修史撰文。长官为掌院学士，由满、汉各1人担任。属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由满洲2人、汉族3人担任。又设侍读、侍讲，各由满洲3人、汉族4人担任。 　　5、5寺。5寺为太常寺（管祭祀）、大理寺（管审判）、太仆寺（管车马）、光禄寺（管典礼）、鸿胪寺（管交际）。历代多设司农寺，明清未设。太常寺、鸿胪寺：都是设专管事务大臣1人，由满人尚书承担，另设卿与少卿。卿，两者都是满、汉各1人。少卿，两者不同：太常寺是满、汉各1人，鸿胪寺是满1人，汉分左、右少卿，各1人。大理寺、太仆寺、光禄寺，长官俱为卿，满、汉各1人；副长官为少卿，满族1人，汉族2人。 　　6、国子监。国子监是掌管国学政令机关。设管理监事大臣1人，从满、汉大学士中挑选，由皇帝任命。属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还有司业和监丞等。 　　7、钦天监。钦天监掌管天象，推算历法。设管理监事王大臣，无定员，由皇帝任命。长官为监正，副长官为监副，均由满、汉各1人担任。 　　二、地方机构和职官 　　（一）省级 　　1、一般行省的主要官吏：总督和巡抚是最高行政长官，称封疆大吏。全国设8个地方总督：直隶、两江、两广、闽浙、四川、云贵、陕甘、湖广。巡抚1省1个。 　　省有两大机关：承政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前者负责民政和财务，后者负责司法和监察。主管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各有自己的辅助官——道员。属于前者的称守道，属于后者的称巡道。 　　2、特殊行政区 　　1）顺天府 　　设兼管府事大臣1人，府尹1人，府丞1人。 　　2)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是清朝的发祥地。盛京（今沈阳）为陪都，设户、礼、工、刑、兵5部。各设侍郎1人为长官。又设奉天府，设府尹1人，盛京将军1人，副都统3人，分居盛京、锦州、熊岳城。吉林、黑龙江地方设将军，掌管军政，再设副都统辅助。 　　3）少数民族地区 　　新疆地区：八旗驻防，置新疆提督1人，伊犁将军1人，都统、办事大臣各1人。 　　内蒙古地区：八旗驻防，设绥远城驻将军1人，副都统1人。 　　外蒙古地区：八旗驻防，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1人，参赞大臣2人及科布尔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1人，库伦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1人 　　青海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1人。 　　西藏地区：设驻藏办事大臣1人。 　　4)专职性地方机构 　　漕运。长官为总督（1人），属下为督粮道（8人）。 　　河道。长官为总督（开始1人，后3人），属下有同知、通判。 　　盐政。长官开始是御使，后来是大督抚。 　　教育。长官是学政，每省1人。 　　关税。清初至鸦片战争，征税关口分为“户关”和“工关”。 　　前者负责征收百货税，后者负责征收竹木、盐茶税。设监督1人。鸦片战争后设洋关。长官为税务司，用洋人。 　　（二）府级 　　府是省的二级机构，长官是知府，京师所在府称府尹。属下有同知、通判。同知管钱粮，通判管粮运、水利。 　　（三）县级 　　县是府下机构。长官为知县，属下有县丞、主簿、典史、巡检，分管政务、户籍、赋税、巡捕、诉讼、文教。 　　清末官制改革，地方官职只有小变：（一）光绪朝建立东三省：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裁撤东北地区的将军、都统与副都统，改设巡抚。（二）学政改为提学使，按察使改为提法使。 鸦片战争后职官的调整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失去了完全独立的地位。由于列强的胁迫和清朝本身图存的原因，不断调整官制，或增或减或并。除增减的以外其他仍旧。 　　1、道咸同三朝的职官的调整 　　1）增设五口通商大臣与三口通商大臣。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三口：天津、牛庄、登州。这是临时涉外机构，道光二十二年（1842）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外交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口通商事务。最初由两江总督兼，二十四年改由两广总督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加到16个，上海成为通商和外交中心，于是咸丰八年复由两江总督兼。咸丰十年，五口通商大臣改南洋通商大臣。清末，南洋指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三口通商大臣设于咸丰十年，管理三口通商事务，兼办海防。同治九年改北洋通商大臣。北洋，清末指奉天（辽宁）、直隶（河北）、山东沿海地区。 　　2）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十年（1860）设立，光绪二十七年裁撤。始以办理外交为职责，后来扩大到通商、海防、关税、传教和洋务诸项事务，成为军机处之外的一个中枢机构。官员分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有一名首席大臣总领（首位总领大臣是恭亲王奕䜣，任职28年，第2位是庆亲王奕劻，任职12年），有几位总署大臣，不定额。有办事章京4人，帮办章京2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文馆是同治元年设立，教授英、德、法、俄4国语言文字，后来又教化学、格致、医学。设管理大臣。属下有提调、帮提调。有总教习、教习，由洋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署咸丰十一年设于上海，同治三年迁北京。管理关税行政与官员任免。设总税务司1人，副总税务司1人。南洋通商大臣何桂清任英人李国泰为总税务司，后来李国泰让位于英人赫德，该署长期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成为他们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工具。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 　　2、光绪朝职官的调整 　　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后，清廷实行“新政”，政府机构改革。光绪27年（190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撤通政使司、詹事府。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成农工商部。设练兵处，后来练兵处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三十一年（1905）增设巡警部和学部。三十二年（1906），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归礼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刑部改法部，理藩院改理藩部。太仆寺归陆军部，增设邮传部。至此，中央便有11部：外务、吏、民政、度支、农工商、陆军、法、学、邮传、礼、理藩。外务部设总理王大臣、会办尚书、侍郎等。学部长官为提学使，其他部主官为尚书、侍郎。罢东河（山东、河南）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巡抚与福建水师提督。三十三年提刑按察使改提法使，各省增设巡警道，增设劝业道。 　　3、宣统朝的职官调整 　　宣统三年五月，诏改官制，成立责任内阁，下设10部：外务、民政、度支、农工商、陆军、海军、法、学、邮传、理藩。以总理大臣为最高长官，辅弼皇帝，掌握政务。各部长官以大臣代尚书，副长官则以副大臣代侍郎。 　　二、地方行政长官 　　从清初到宣统朝，地方实行3级政区（省、府、县）5级政府（督、抚——藩司、臬司——道员——知府——知县）制：省，康熙朝全国设18个：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光绪朝改为23个：上面18个加上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府，183个；县，1358个。 武职职官 　　清朝军队由皇帝掌握。皇帝如果年幼未亲政，则由摄政王或太后代理。协助掌握军权的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和兵部，清末官制改革，则是军谘府、陆军部、海军部。 　　经制兵分八旗和绿营两个系统。各自的武官依职位高低可排列如下： 　　（一）八旗：将军、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城守卫、1904年的清朝九品武官（中立者）协领、总管、参领、副参领、佐领、防御、护军校、骁骑校。 　　（二）绿营：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 　　湘军实行营制，有营官、哨官、哨长、什长。 　　练军头目名称与湘军同。 　　北洋海军设提督、总教习、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管带，基本与绿营同。 　　新军陆军编制是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头目有军统、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正目等。 　　清朝职官有如下特点： 　　1.基本仿效明朝而又有变更。《清史稿·职官志》序言论及清朝职官史时说：“世祖入关，因明旧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官制，清朝基本上是依照明朝。但是它又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做若干变更。例如为便于贯彻它的民族政策，设立理藩院；为加强皇室管理，设立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内务府。鸦片战争后，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末，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欺骗民众，搞宪政。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君主专制的问题，没革除政府腐败无能的弊端，未挽救得了它的失败命运。 　　2.重满轻汉。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统治者主体的封建王朝，人数少管不过来，于是联合汉族地主阶级进行统治。在官吏选择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重满轻汉倾向。一些部门官员用满人，汉人不能沾边。内务府、理藩院就是。第二，重要职位基本用满人。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和总督就是基本上用满人。乾隆八年，杭世骏在时务策中说：“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这种情况到同光时期才有改变。一些小官，例如驿丞、典史，满人则不屑为，只给汉人做。第三，满、汉待遇也不相同。顺治十六年前，内阁大学士，满员1品，汉人2品。第四，汉缺可以满人担任，满缺不能由汉人担任。 　　3.机构重叠。中枢机构在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南书房和军机处。行政机构除六部外还有院、寺。 选举、品衔、俸禄、考核 　 选举 　　选举就是选拔录用官吏。 　　关外时期，实行世职制。努尔哈赤时官员从努尔哈赤的家族中挑选，第二要看才具。主管官员在八旗中均匀分配。皇太极时世职条件是军功和率部属投诚归附的情况，六部、三院的官员由贝勒大臣议定。 　　入关后清朝文职官吏选拔，基本按照明朝制度，有正途和杂途之分： 　　正途。《清史稿·选举志》：清朝文职官吏选拔沿袭明制，以科举考试为正途。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的，殿试一甲一名状元授修撰，第二、三名(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散馆后，经过御试授予编修、检讨、各部主事或知县)、主事、中书、推官、知府、知县等。举人三次考试未中，皇帝派王大臣挑选魁梧者授职，授予知县、州同、州判、县丞、盐大使等官。 　　康熙、乾隆时期还举行了博学鸿词的制科考试，选拔人才。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考试，应试143人，取中50人，俱授翰林院官。 　　从国子监的学生中挑选也是正途。国子监的学生是贡生和监生。贡生是从生员(秀才)中选出来，品行兼优，入国子监读书的人。监生是指在国子监肄业者。贡生有6类，监生有5类：岁贡生(每年由府、州、县从廪生中选送去国子监读书的)、恩贡生(逢国家大庆而从府、州、县廪生中加选去国子监读书的)、拔贡生(乾隆七年确定，每隔12年从府、州、县廪生中选拔文、行优秀者，与督抚汇考核定入国子监学习者)、副贡生(副榜录取的贡生)、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府、州、县廪生中选拔文、行优秀者，考定保送入国子监读书的)、例贡生(廪、监、附生，捐纳入国子监读书的)与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监生资格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借祖、父功劳取得监生资格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的)、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国子监读书的)。其中恩贡生、拔贡生、副贡生、优贡生以及荫监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如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 　　杂途：其他途径称杂途。常见的杂途有捐纳、保举。捐纳就是买官。文职捐纳是从康熙十三年开始到光绪三十二年，进行了60多次。文官可从小京官捐起，直到郎中。保举是从顺治年间到乾隆年间由贝勒或中央各部官员荐举有办事能力的贤俊为官。顺治元年六月“敕廷臣各举所知并严连坐蔽贤之罚”。康熙年间，清苑(今河北保定附近)、三河(今安徽庐江县北)、麻城(今湖北)的知县因为“牧民有声，相继见举。”杂途还有杂流和从八旗的各种官学的官学生、俊秀中选拔。杂流是士流以外出身的人，官学生和俊秀是八旗子弟。 　　清末，官员来源有所不同。外务、民政、邮传、农工诸部成立后，组织采用新法，逐步与国际接轨，开始使用留学生和京师大学堂培养的学生。曹汝霖(18771966)，光绪三十年(1904)从日本归国后担任外务部副大臣，叶公绰(18801965)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历任湖北农学堂教习、两湖总师范学堂教习，后调邮传部。 　　清朝军官乘坐的马车及随从武职官员的选拔有如下5途： 　　第一是从兵丁中选拔。据《光绪会典》，满洲、蒙古族的前锋准拔补前锋校、委署前锋校，亲军准拔补亲军校、委署亲军校。汉军领催、马甲，准拔补城门吏，绿营士兵准拔补把总、外委、额外外委。 　　第二是捐纳。武职捐纳从雍正时开始可捐千总、把总，乾隆时升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第三是通过武举。乡试武举，中式者为武举人，会式中式者为武进士。会试中式者授予不同等级的武职。顺治元年规定，一甲进士，授参将，第二名授游击，第三名授都司。二甲进士授守备，三甲进士授署守备。后来规定有变化。 　　第四是世代承袭。公以下，恩骑尉以上都准按品补授武职。承袭有两种：一种是世袭网替，不计次数。但只有少数人如八大亲王才有此权利。另一种是有次数规定，职位逐次递降。这是大多数情况。 　　第五是恩荫。雍正年间规定，京官一品尚书等，外官总督、将军，其荫生可用为都司衔都司；京官二品侍郎等，外官巡抚、提督，其荫生可用为署都司衔管都司，如此等等。 　　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清朝选举实行官缺制度。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官缺(满洲缺、蒙古缺、汉人缺等)。地方上按“冲(正当交通要冲、位置重要)”、“繁(事务多的地方)”、“疲(欠赋多的地方)”、“难(刁民多，案件多的地方)”划分官缺。 任命 　　入关前官吏任命由汗操纵。 　　入关后授予官职大权操在皇帝手里。礼部和军机处可以推荐乃至任命大学士、九卿、尚书、将军以及省级、县级的主要官员，但得先报名单和材料，得到皇帝批准才行。皇帝可以直接任命官员，特简：京官京堂以上，外官道府以上各缺由衙门或吏部具题打报告，请旨授予。5品以下的京官、4品以上的外官，初次任用，还必须朝见皇帝“验看”，这在乾隆年间成为一个制度。被任命的官员必须符合下列规定：1出身必须“清白”，不得是八旗或汉人的家奴。2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或捐纳取得做官资格。状元可授修撰，榜眼、探花授予编修。詹事府、翰林院、吏部、礼部及各司郎官必须由科举出身的人担任。3必须根据已定的官缺任用。官缺有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和汉官缺。是什么族的官缺由什么族的人去担任。但汉缺可由满人担任。4汉官不得在原籍任职。 　　任官有几种。一是署职，即见习，也叫分发。见习两三年后实授。二是兼职，三是署理，即代理。四是护理，低级官兼任高级官。五是加衔，本官基础上加高级官衔，一般是虚衔。六是差委，由皇帝派叫差，由衙门堂官派叫委。七是革职留用。 品衔和俸禄 　　品衔就是等级。关外时期，官职世代承袭，由小到大分备御(原为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改为牛录章京)、游击(天聪八年改为甲喇章京)、副将(天聪八年改为梅勒章京)、总兵(天聪八年改为昂邦章京)5级。后面4种世职又各分3级。 　　入关后清代官职有九品，每品有正有从，9×2=18，共18等。九品以上是官，以下是吏。 品级 　　正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光禄大夫殿阁大学士领侍卫大臣／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协办大学士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尚书总督(加尚书衔)左、右都御使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太子少帅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总督左、右侍郎副都统总兵／从二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布政使副将 　　正三品:都察院左、右副都御使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按察使参将／从三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盐运使游击 　　正四品:顺天府尹通政司副使大理、太常、太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道员都司管带官／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知府城门领 　　正五品：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郎中同知守备／从五品：鸿胪寺少卿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员外郎知州千总 　　正六品：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中允主事通判知县门千总卫千总营千总土千总／从六品：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土知州州同武略佐骑卫 　　正七品编修七品笔帖式太仆寺主簿府学教授／从七品：检讨中书园子监博士州判 　　正八品县丞学正御医教谕部院衙门笔帖式外委千总／从八品:典簿训导委署骁骑尉 　　正九品：登仕郎府知事县主簿九品笔帖式外委把总／从九品:翰林院待诏登仕佐郎国子监典籍司狱额外外委 　　未入流：典史驿丞 　　清朝官员品级十分复杂，以上仅是品级举例，晚清官级没包括在内。详见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 俸禄 　　关外时期官员俸禄不清楚，入关后，俸禄有禄米和俸银两部分。下面是入关后各类品级官员的俸禄。 　　这个俸禄标准从清初直到清末都没变。到晚清俸禄变低，有时还有折扣。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下)说，他在光绪任京官俸银只是六折发给。六品官春秋两季应是60两，折扣后还有其他扣除，只得32两。翰林院官员为了增收，盼望放差。学差3年，大省份有三四万，小的万余。其次是主考，一次可得数千两，最苦是去广西，只有九百两。 　　京官除了贪污外就是靠地方官送钱。 　　清初地方官员采取征火耗的办法增收，雍正朝开始有了养廉银。这部分钱比正俸高很多倍。养廉银有地方差别。直隶总督每年15000两，知县6001200两。云南总督2万两，知县8001200两。此外官员还有办公费，多入个人腰包。 考核 　　关外官员考核始于皇太极六部设立三年后的天聪八年(1634)。这一年考核六部官员。内三院、都察院官员也纳入考核对象。八旗驻防官员任职三年后也要考核。他们第一次考核是崇德元年(1636)，经过考核，根据表现平定是否称职，然后陟黜。 　　入关后清朝对官吏的考核承袭明制，采取京察、大计2法。顺治二年开始大计，考核外官，3年一次；九年五月决定以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后来改为3年一次，实际开始以京察考核京官是十年四月。京察、大计都是考核才(才干)、守(操守)、政(政务)和年(年龄、健康)4方面。每个方面有3项，才有长、平、短，守有廉、平、贪，政有勤、平、怠，年有青、中、老。根据《清仁宗实录》十七年记载，嘉庆十六年大计，下面是浙江和云南大计结果：浙江卓异官11员，年老官7员，有病官员1名，才力不及2员，浮躁官1名；云南卓异10员，不谨官2员，年老官4员，有病官2员，才力不足官2员，浮躁官2员。 　　大计的考核有两种。县、府、州、道、司考核下属，造册报督抚，督抚复核，写出考评语，送吏部复核。布政使、按察使则由督抚出具考评语送吏部。吏部复核后上报皇帝。大计有卓异与供职两等。京察，形式有三：一、三品以上的大臣，首先自陈，吏部填写履历列题，报告皇帝。督抚也作为京察对象。他们与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被放在不同的册子里上报。三品以下的官员，如京堂、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左右春坊与庶子等与皇帝比较亲近的官员，由吏部填写履历报皇帝，由皇帝引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如翰詹、科道、司官、小京官等，由各衙门考核，吏部与大学士、都察院、京畿道对他们进行复核，评出等第，上报皇帝。京察有三等：一等称职，二等勤职，三等为供职。 　　官员根据等级升级、保留职务或降职。 任用外国人 　 　　任用外国人是清朝的一贯政策，但晚清与清初有较大的不同。 　　清初使用的外国人少，供职的部门比较单一。 　　被任用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是汤若望与南怀仁。汤若望是德国人，天主教传教士。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来华，善天文，编成《崇祯历书》。顺治元年向清朝赠送浑天仪、太阳象限仪、望远镜。次年整理成《时宪历》，任钦天监正。康熙三年由于杨光先诬告下狱。 　　南怀仁（1622－1688），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善历法。康熙三年由于杨光先诬告与汤若望同时下狱。康熙七年十二月，南怀仁奏言所颁民历与天象不合。负责天文的官员通过会议、测验认为所奏是实，而南怀仁的历算合符实际，康熙帝便以他为监副，废杨光正旧法，用南怀仁新法。九年，南怀仁要求改造观象台仪器，康熙帝同意他的建议，并升他为监正。 　　南怀仁还懂兵器。三藩造反时，他奉旨制造战炮320位。平叛后，南怀仁加官工部右侍郎。此外，南怀仁还当翻译，搞测量，教数学。康熙帝向他学过数学。二十七年，南怀仁病故，谥勤敏。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以地图多不合经纬度，派大臣何国栋带领西方传教士分赴各省测绘地图。这些传教士有日尔曼人白进、费稳，法兰西人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冯秉正、德玛诺，葡萄牙人麦大成等。经过数年努力，绘成《皇览全舆图》。 　　前清时期还有葡萄牙人福文高、意大利人闵明我供职于钦天监。 　　据《清稗类钞》，康熙朝，朝鲜人金简在国子监肄业后当官，当到工部侍郎。 　　晚清从洋务运动开始受聘的外国人比清初多得多，供职的部门也多： 　　法律。美国人丁韪良曾任清政府国际法顾问，被授予三品、二品官衔。 　　教育部门。英人包尔腾于咸丰十一年（1861）任第一任英文教习，丁韪良在同治四年（1865）任同文馆教习。英人巴克斯自光绪二十九年开始任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长达10年。美国人柏尔根光绪九年（1883）来华，曾任山东潍县广文学堂校长。美国人丁家立受聘担任天津中西学堂总教习，后来该校更名为北洋大学，他仍任总教习。 　　海关。英人在这个机构任职的人特多。咸丰五年(1855）英人李泰国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九年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任中国海关税务长48年，英人安格联历任海关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副总税务司、署理总税务司等职。英人贺壁礼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镇江、北京、厦门等地任帮办、副税务司，还代表中国参加光绪四年（1878）巴黎博览会。在海关任过职的还有德国阿理文、夏德，丹麦欧森，葡萄牙人罗竹谢，英人金登干、易纨士、马士、葛德立、戴乐乐、魏尔特等。 　　外交。同治六年（1867）美国人蒲安臣担任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同治七年率中国使团出访美、英、法、普、俄等国。英人马格里曾任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美国人科士达在光绪二十年（1894）被清政府聘请为赴日议和使节的法律和外交顾问。 　　军工。美国人科尔被任为江南造船厂总监工。法国人日意格在同治五年（1866）受左宗棠委派，筹建福州船政局，任正监督，两年后加提督衔；法国人德克碑任副监督，官至浙江总兵，获提督衔。李鸿章创金陵机器局，又任上面提到的英人马格里为技师，造水雷失败（一说制造大炮在大沽炮台爆炸），被解职后担任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 　　军队。受聘在清朝军队任职的以英国人多。英国人琅威理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美国人华尔于咸丰十年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后来任洋枪队的副将，进攻太平军。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新军陆军教官，英人葛雷森被聘为北洋海军总教习。英人马格里、德国人谢福音于同治九年（1870）来华，为李鸿章聘为陆军教官，在天津训练清军。此外法人毕乃尔被派往刘铭传处教练枪炮，帮助攻下太平军所据江阴，后来又参加镇压捻军，赏加提督衔。 　　交通。法国人沙海昂光绪二十五年（1899）来华，任京汉铁路工程师。英国人金达受李鸿章之聘任山海关北洋官铁路局总工程师，对中国铁路建设做了贡献。 　　矿业。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人胡佛来中国，任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1929－1933年成为美国总统。 　　医疗。美国人胡美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1919年在长沙雅礼医院任主任医生，美国人毕德格受聘办北洋医学馆，为北洋海军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 　　这个时期聘请的洋员数目大。仅淮系集团聘请的洋教习、洋技师、洋顾问、洋幕僚和洋将就达140人左右。 　　这个时期，受聘的洋人表现不同。多数传播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有的为维护中国利益英勇斗争，有的还献出了生命，例如在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战中，德员哈卜门、英员阿德成、美员马吉芬与中国官兵并肩作战，清廷晋升他们并赐以宝星。英员尼格路士和余锡尔还献出了生命。但有的表现很不光彩。一、索取巨额回报。科士达当顾问，协助日方迫使清廷答应日方提出的空前苛刻的条件。工作不到半年，向清廷索取白银15万两。二、利用他们的职务从事控制中国的侵略活动。英人赫德任中国海关税务长48年，控制中国财政收入，干涉中国内政。此外，他在光绪二年（1876）担任李鸿章助理期间，配合英国公使威妥玛进行讹诈，订立《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暗助法国，策动李鸿章签订《中法新约》。他还制定并推行一套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控制中国的财政收入，帮助列强特别是英国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同治七年（1867）美国人蒲安臣为出访英、美、法、普、俄等国，擅自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以扩大掠夺华工，加强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文化、宗教侵略。赫德的弟弟赫政以驻藏帮办大臣升泰翻译的身份，欺骗清政府于光绪十九年同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使英国取得了对哲孟雄（锡金）的统治权和在西藏通商的利益。三、为虎作伥。甲午战争后期，日军向停泊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昼夜围攻，北洋海军总教习英人马格禄威胁丁汝昌投降，洋员浩威在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后竟冒充他的名义起草投降书，向日本投降。 名王名臣列传 　 　　王是最高爵位，一般赐与皇子。因为世袭的原因，子孙也能享有王爵。此外，清初一些有大功的人也获赐王爵。 　　清初名王，属于皇帝子侄的有太祖次子礼亲王代善、太祖侄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庄亲王舒尔哈齐、太祖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太祖十五子豫亲王多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太宗十二子阿济格、太宗五子承泽亲王硕塞、太祖孙克勤亲王岳托。晚请名王，属于皇子的有道光帝六子恭亲王奕䜣、道光帝七子醇亲王奕，乾隆帝重孙庆亲王奕劻。因袭爵而为王，有名的，满人有杰书（代善孙，袭封康郡王）、勒尔锦（勒可得浑子，袭父爵）载沣（奕子，袭封醇贤亲王）、载垣（康熙帝13子胤祥5世孙，袭封怡亲王）、端华（济尔哈朗七世孙，袭封郑亲王）。蒙人则有僧格林沁（袭科尔沁郡王爵）。清初汉人有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义王孙可望等。睿亲王、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以及克勤、顺承两郡王有世袭罔替之权，被誉为铁帽子王。 　　大臣指高级官员。清朝高级官吏，据严复的统计有2748人。有名的，如顺治朝范文程、洪承畴、陈名夏、冯铨等，康熙朝有鳌拜、索额图、图海、赵勇、赵良栋、张伯行、李光地、施琅、张廷玉、明珠、靳辅、于成龙等，雍正朝有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隆科多、岳钟琪、年羹尧、张广驷、讷亲、梁诗正等，乾隆朝有傅恒、阿桂、于敏中、梁国治、纪昀、和珅、福康安、海兰察等，嘉庆朝有勒保、额勒登保、杨遇春、洪亮吉等，道光朝有曹振镛、长龄、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叶名琛、琦善、耆英等，咸丰到宣统时期有杜受田、肃顺、向荣、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胡林翼，荣禄、曾纪泽、郭嵩焘、刘锦棠、董福祥、冯子材、袁世凯等。下面挑出起了关键作用的十几位名王名臣立传。他们是多尔衮、范文程、于成龙、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林则徐、肃顺、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其他还有一些对清王朝影响较大的名王名臣如袁世凯，未给他们专门立传的原因，是他们的主要事迹在书中都有了介绍。 多尔衮列传 　　多尔衮像多尔衮对清朝来说是个极重要的关键性人物。他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不仅战功赫赫，协助皇太极统一了东北蒙古，臣服朝鲜，而且率清军入关，建立了统一全国的清王朝。 　　多尔衮（1612－1650），努尔哈赤十四子，15岁封为贝勒。年轻时经常随皇太极出征或亲自率兵出征，身经百战。天聪二年(1628)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立大功，封墨尔根戴青号（聪明王）。三年九月随皇太极从龙井关（靠近喜峰口）进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二十日在接近北京广渠门外击败明援兵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接着又在蓟州歼灭山海关援兵五千。天聪五年（1631）初，后金设六部，多尔衮主持吏部。同年又跟随皇太极围明大凌河，六年五月出征察哈尔，八年五月随皇太极攻明，克保安、取朔州。九年与岳托招抚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获元玉玺。崇德元年进封为睿亲王。皇太极令多尔衮偕同多铎攻打山海关，牵制明兵，协助阿济格掠夺北京附近城镇，使阿济格打了56个胜仗。十二月，多尔衮跟随大军进攻朝鲜，在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与其2子，国王李倧投降。三年八月与豪格等分8路大举伐明。从山西到天津，出青山关（喜峰口旁边）回，攻克城池40多座，俘获25万人口，掠得金银无数。五年，皇太极开始做攻打松山、锦州准备。五年多尔衮受命屯田义州，攻克锦州城西九台。六年受命率兵围困锦州，多尔衮因擅自下令让士兵轮流回家，使城里的军民得以自由出入，被皇太极处罚，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万两。由济尔哈朗替代他围城。几个月后，皇太极才让他继续围城，将济尔哈朗换下来。 　　说多尔衮是政治家，一是在选择皇太极嗣位者时出现政治危机，他善于改变策略，避免了清廷的分裂，使形势恢复正常，二是他听取范文程的劝告，率兵顺利入关并使清廷建都北京，建立起统治全国的政权。他摄政7年，使清朝统治中国开了个好头。 　　崇德八年（1643）四月，皇太极暴卒。清廷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正黄、镶黄两旗拥护皇太极长子豪格，并得到索尼、鳌拜的支持。多铎、阿济格支持多尔衮。双方争得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多尔衮认识到，自己这方不如对方。他马上改变主意，建议立皇太极九子福临，得到对方同意，避免了清廷的分裂。 　　福临即位，是为世祖，以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顺治元年春，多尔衮计划率师伐明。四月四日与十五日，清大学士范文程两上“进取中原”之策，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入关抢劫、掠夺的做法，要申明纪律，秋毫无犯，要注意安抚百姓和明朝宗室。为了改变八旗兵惯于抄掠的军风，多尔衮给每个士兵发了两个月的粮饷。下令“勿杀无辜，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由于明平西伯吴三桂因其宠妾陈圆圆为李自成部下刘宗敏夺去而大怒，改变投降李自成的主意，转而投降多尔衮，以借其力报复农民军。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人向多尔衮乞师，得到承诺。二十一日晚多尔衮领兵到山海关。翌日四月二十二日凌晨，吴三桂到清营拜见多尔衮。当日农民军与吴三桂军大战。农民军与吴三桂激战多时，精力耗得差不多时，多尔衮以精力旺盛的阿济格、多铎两支军突入，农民军大败（详见《入关之战》）。五月多尔衮到达北京，通过为崇祯帝发丧，吸纳了一批明宗室投降人员，如冯铨、龚鼎孽、陈名夏等，免除明三饷，安抚了民心。 　　多尔衮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没有让兵马停下。十月十九日他令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经山西入陕，征讨大顺军。吴三桂、尚可喜随征。二十五日，他又令多铎统军征讨江南，孔有德、耿仲明随征。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失败后，多尔衮又移师东南和西南，征讨残明政权和与农民军结合的残明抗清力量。在多尔衮去世前，除福建厦门以及川、鄂、桂、滇、黔部分地方还掌握在残明政权与农民起义军手中外，全国已经为清朝所统一。 　　入关后在国政方面，多尔衮利用其摄政王的职权完成了一系列管理国家的基础工程： 　　顺治元年开始以“详译明律，参酌时宜”为方针，于三年完成《大清律集解附例》，使清朝有了第一部全国遵守的成文基本大法。 　　吸收明官为清朝效劳。清廷入关后需要大批政府官员。当时惟一快速有效的途径是吸收明朝官员。多尔衮大胆吸纳明官。“顺治初元，遣官征访遗贤。车轺络绎。吏部详察履历，确核才品，促令来京。……明季故臣，如谢陛、冯诠、党崇雅等，纷纷擢用，中外臣工，启荐除授，得官者，不可胜数。” 　　效法明制，设立职官，并根据清朝自身特点作了必要的改革，使国家机器得以顺利运行。顺治四年还确定了官吏的“四格六法”的考绩办法。嘉庆八年才作修订。 　　恢复科举考试。“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顺治二年实际恢复科举考试，这一举措有助于吸纳汉族知识分子，有助于巩固政权。 　　顺治五年准许满汉官民联姻，这个规定有助于消弭民族隔阂。 　　顺治六年，为解决土地不足问题，令各地垦荒，永为己业。 　　多尔衮独裁，顺治四年济尔哈朗被罢辅政，次年因其曾拥立豪格，被降为郡王。五年，幽禁豪格，削爵籍没，死于禁所。 　　多尔衮禁止诸王与政府机关官员来往，以免他们干涉国家事务。 　　多尔衮为维护八旗和满族贵族利益，采取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汉人易衣冠，剃发，圈占汉人土地，引起汉人强烈不满，激化了民族矛盾。 　　多尔衮权力迅速上升。顺治元年擢摄政王，次年追赠皇叔父摄政王，三年又尊为皇叔父摄政王。随着地位的上升，他越来越贪图享乐。睿王府本来雄伟辉煌，他不满足，在古北口建避暑城，加派百姓钱粮。 　　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年39岁。第二年正月，顺治追赠他为成义皇帝。一个月后，苏克萨哈等人控告他“谋篡大位”。多尔衮被削爵，财产入官，暴尸示众。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为他平反昭雪。 范文程列传 　　范文程（1597－1666）在关外尤其是开国时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范文程是辽东沈阳人，字宪斗，号辉岳，明生员。好读书，灵敏沉毅。曾祖范，明正德（1506－1521）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攻下抚顺，范文程与其兄范文寀一道降后金。得知他是明朝名臣之后，努尔哈赤十分器重他。努尔哈赤攻打辽阳、四平、广宁，范文程一直相随。 　　皇太极即位后仍让他跟随左右。天聪三年，跟随皇太极攻打明朝。进入蓟门，攻克遵化。范文程自己率偏师配合作战，进攻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这5处都为他攻克。不久，明师包围大安口，范文程以火器解围。皇太极率兵进攻永平，留范文程守遵化。明军大兵掩至，范文程力战退敌。范文程以此被授予游击世职。 　　五年，后金兵包围大凌河，明别将占据西山顶峰，负险坚守。范文程单骑赴敌垒，晓以厉害，竟然使这支军队投了降。 　　此后范文程数次为后金军事活动献策。 　　崇德元年，后金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担任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所管是机密要务。每次范文程被召入宫问计，很晚才能出宫。有时范文程还没来得及吃饭就被召入宫内议事。皇太极让大家推举固山额真（旗主），有人推举范文程，皇太极说：“范章京才能的确能胜此职，但固山额真只管一军之事。我正把他作为我的左右手，你们考虑其他人吧。” 　　顺治帝即位后，范文程隶镶黄旗。 　　不久多尔衮率师伐明。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说：过去伐明，深入后又返回，中原人民一定以为我们没有攻占全国的大志，只是想抢些金帛子女罢了。于是他们与我们不同心。这次伐明，一定要申明纪律，秋毫无犯，把进取中原的打算给他们讲清楚。明官复其职，老百姓复其业，录用贤能，体恤那些孤苦无处投诉的人。这样，黄河以北的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崇德八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克西安，顺治元年正月，多尔衮为农民军的声势所震慑，连忙派迟起龙为使者跟农民军联系，提出双方“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意见，农民军未予理睬。范文程定调子，将农民军看成敌人，说：清“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当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东北后，多尔衮立刻召正在盖州汤泉驿养病的范文程商议对策。范文程表示对农民军要征讨，并分析了农民军失败的3个因素： 　　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他主张火速入关，直取北京。多尔衮听了范文成这一席话后决定立刻起程。 　　接着范文成提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止嗜杀，安百姓。 　　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第二天，范文程到军营起草晓谕明朝吏民文告，写上他的姓名并注明他的官阶。文告把清军进入关内夺取全国政权说成是“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为闯贼”，并一再表明“师行以律，必不害汝”，要他们见清军时能安下心来并给予支持，共同对付农民军。下面就是要吏民归附的话：“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 　　清军占领北京后，范文程提出了一系列开国要则，全部为多尔衮所采纳。例如为崇祯帝发丧，安抚遗民，任用明官，定律令，征求赋税册籍，建议减少赋税等等。 　　清军入关以及建国，多尔衮都是按照范文程的意见行事。一、命令旗兵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民宅，不听命令要处罚。二、吸纳明官。三、为崇祯帝发丧。四、取消明末三饷。 　　为奖赏他的功劳，朝廷赐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爵位名，即“男”），加拖沙喇哈番（拖沙喇哈番为八等爵），赐号巴克什，接着又赏给二等精奇尼哈番（精奇尼哈番为四等爵）。 　　顺治二年南方抗清斗争基本被镇压下去，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朝廷又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年就举行了乡试。 　　顺治八年，多尔衮去世。多尔衮被控告“图谋不轨”，范文程被革职留任。 　　九年范文程遇恩诏，再授世职，赐一等精奇尼哈番，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 　　清初，农业生产收入不好，钱粮征收困难，范文程提出了在湖广、江西、山东、陕西、河南等主要产粮区实行屯田的建议，顺治帝赞成。 　　十一年八月，顺治帝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范文程以病辞谢。九月，顺治帝封他太傅太师，允许他的退休要求，派人给他画像。 　　康熙五年范文程病逝，终年69岁。康熙帝为其祠题额“元辅高风”。 于成龙列传 　　于成龙（1617－1684），山西永宁人，字北汉。崇祯年间副贡（副榜录取的贡生）出身。顺治十八年开始任官，先后担任广西罗城知县、四川合州知州、黄冈知州、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任上，他爱百姓，缉盗贼，兴教化，严吏治，除弊政，廉洁奉公。康熙帝称赞他是“天下廉吏第一”。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授为广西罗城知县。这一年他已年届45。罗城居万山之中，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条件很差。城内只有6户居民，于成龙初在关帝庙里办公，后来移至3间草屋。到任后对百姓进行法纪教育，严于执法，又注意教育效果。胥吏胡安之招摇撞骗，于成龙得知后就拘禁审办这个胥吏。廖姓与赵姓为两姓房屋之间的一块5亩土地，发生大械斗，廖姓死47人，赵姓死38人，且赵姓房屋被毁72家。于成龙从教育角度进行判决。判词说：械斗这种恶习，触犯国法，伤和气，天理不容，人与神灵都痛恨……人之生命至为宝贵，以三十八人及四十七人之性命，为价值不过一百千之五亩去牺牲。得失如何？……况且赵姓房屋又被烧了七十二家，而此七十二家之财产与五亩荒地比较，得失如何？……本县令仁心为怀，不忍于两姓死亡很多人之后，再杀几十人以相抵，使全村变成为废墟，两姓都绝了后。从宽将余人一概免究。惟将赵姓族长赵君芍、赵翰生，廖姓族长廖桂穆、廖顺成按律斩首示儆。判词继续说：廖姓死人多，但房子没烧；赵姓死人少，但烧了72家屋，两相抵。荒地归公出售，以免以后为此相争。于成龙利用此案对罗成百姓进行了一次很深的教育。 　　出现盗贼，于成龙带乡兵及时捕治，捣毁他们的巢穴，老百姓得以安心耕种。 　　于成龙在当地建学校，设养济院，凡是应当办的他都努力去办，一县大治。老百姓很喜欢他，总督卢兴祖称赞他的政绩卓异。 　　康熙六年（1667），于成龙迁四川合州知州。因为大乱的原因，州治才100多人，正赋才15两。于成龙革除积弊，招民垦田，一年后就有1000户人家。不久于成龙迁黄冈同知，十三年署武昌知府，他缉捕盗贼，成绩显著。于成龙署武昌知府时，吴三桂打到湖南。麻城、大冶、黄冈盗匪依山结寨响应。担任过于成龙捕役的刘君孚与谋内乱的黄金龙及大盗结成一伙。于成龙清楚，刘君孚虽反，但与匪徒之间关系还不融洽，还在犹豫之中。于成龙带兵直驱匪穴。沿途张贴告示，宣布自首可以免罪，匪徒每日投诚千人。于成龙让小吏与刘君孚联系，投降可以免死。于成龙带着2人，打伞盖，鸣铜钲，直入贼舍，大声叫刘君孚出来。刘君孚叩头投降，匪徒投降数千人，黄金龙与另一头目邹君申逃跑。于成龙又挑选勇敢者追击，两匪首被捕。 　　八年于成龙官黄州府同知。此地盗贼横行，以前的官员无可奈何，干脆置之不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成龙坚决与盗贼做斗争。他抓住一个叫汤卷的劣迹累累、对盗贼知情的捕役，通过明查暗访，终于捕获了盗贼集团。他将打击与宽容结合起来，把息盗与德教结合起来，捕获大盗贼，教育小偷小摸，使当地社会治安有了很大转变。 　　十七年于成龙任福建按察使。当时，郑成功屡次攻打泉州和漳州诸郡，有几千老百姓蒙受通海的不白之冤，立了案，要杀头。于成龙上书康亲王杰书，说受牵连的多为平民百姓，应该释放。杰书向来尊重于成龙，就按照他说的办了。清军中掠来不少良民女子，没为奴婢，于成龙集资把他们赎出，让他们回家。 　　十九年（1680），直隶发生饥荒。这一年，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守道参议董秉盅报告，淮安卫、蔚州卫、西城和东城共有950顷29亩水冲沙压地。原来巡抚金世德请求蠲免此地田赋，但没成功。于成龙上书康熙帝，要求给种这些地的人暂时免赋。康熙帝要求派人勘察，弄清事实。于成龙派天津道李实地踏勘，官员保结，报告户部。户部终于同意从康熙二十年开始给这些地蠲免钱粮。 　　清初，官员薪金一般比较低，而上级官吏诛求无已，便向百姓搜刮。搜刮方法之一，就是增加火耗馈赠上司，这无疑加重人民的负担。于成龙一贯主张禁火耗。他在任直隶巡抚时颁布《严禁火耗谕》，指出：老百姓没有钱，饥馑到来之时，稍有良心的人，没有那个不拊膺长叹的。担心国赋难完，民力难支，哪能忍心在获取薪金后，敲面黄饥瘦的百姓之骨，吸卖儿鬻女之髓，以满足一身一家之欲。敢于这样忍心害理做的人，祸必不远。要求各州县长官务须洗心涤虑，痛除积习，不要横征暴敛，恣意剥削。此谕有情有理，竟对一些官吏不起作用。这年中秋竟有大名县知县向于成龙送礼，被于成龙断然拒绝。之后他又发布《严禁馈送檄》。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受召觐见康熙帝。康熙帝赞扬他是“清官第一”，赐银千两，坐骑一匹，并写诗赞扬。于成龙奏请允许真定府属5县缓交房租并蠲免霸州钱粮，得到批准。 　　二十一年（1682），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他大抓吏治，要求州县官员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他兴利除弊，订立《兴利除弊条约》，共有严禁火耗、禁止私派、严禁馈赠等15条。他编出《劝民节俭歌》百余句，散发各地宣传。 　　清廉是于成龙最突出的方面。杨安和在《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的序言中这样概括他的清廉事实：“在罗成任县令六年，离任时穷得连路费也没有；在黄州八年，赴福建任职时仅被褥一束，朝衣一袭，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在富甲天下的江南任封疆大吏，仍布衣疏（蔬）食，被百姓称为‘于青菜’。” 　　二十三年于成龙死于任上。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而已，别无余物。市民痛哭，绘像祀之。谥“清端”。 张廷玉列传 　　张廷玉（1672－1755），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重臣。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是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在南书房当值。历任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曾赴山东处理邪教。雍正即位后升礼部尚书，仍值南书房。做过顺天乡试考官。因为欣赏他的公慎，雍正加他太子太保。雍正四年（1726），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晋升文华殿大学士。六年晋升保和殿兼吏部尚书。七年，军机处成立，张廷玉担任军机大臣，参与机密，他一直担任到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二年赐予伯爵。 　　张廷玉周密敏捷，勤快谨慎。雍正视为依靠，因此很听他的话。当时浙江衢州、江西赣州等地聚有棚民。为防其中强悍者剽掠，张廷玉奏请对他们严加管束，有好学、有技勇的，通过考试录用，对棚户不得歧视。雍正帝立刻让督抚执行。雍正十一年（1733）他又上疏说，照行省惯例，罪重的犯人拘禁起来，罪轻的可以取保。但刑部不分轻重一律收禁，使无辜之人受累。应该按照行省做法，有所分别。他还说，刑部判刑，往往删截律例，只采用几句话，有时甚至只看与某个案例仿佛就下断语。玩弄手法作弊，就是这样来的。要求都察院、大理寺纠正。如果伙同他们草率从事，就一起处分。雍正马上让九卿议论遵行。十二年，张廷玉报告说，他经过直隶（包括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大部与山东一部分），遭受水灾的地区已经赈济，但还有些地方积水没干，请求增加赈济一个月。雍正也同意了。 　　张廷玉忠心耿耿地为清廷效劳。雍正帝对他说：“汝今为朕办事，身兼数职，夙夜在公，朕常以汝眠食俱废为虑”。根据张杰（2003）的统计，雍正赠送给张廷玉的银子就有8.7万两，其他还有当铺、住宅古玩、貂皮、人参、内府书籍等。为奖赏张廷玉等人翊赞之功，雍正帝奖赏一等阿达哈哈番，可以世袭。张廷玉请求允许让其子编修张若霭承袭。 　　十三年，雍正帝去世，遗命张廷玉死后可以配享太庙。乾隆即位后让他总理一切事务，给他一等世职阿达哈哈番，合为3等子，张廷玉仍让张若霭承袭。乾隆二年赐伯爵，赐号勤宣。 　　乾隆二年十一月，张廷玉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两人不和，分为两党，满汉官员分别归附。乾隆帝对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采取“互相抑制，左右结合”的办法对待他们。 　　张廷玉精通文史，曾任《明史》总裁和《会典》总裁。著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澄怀园文存》等。 　　张廷玉多次要求休职，乾隆帝为之不快，多次挽留。乾隆二十年三月，张廷玉去世，终年84岁，遵雍正遗诏，配享太庙。谥“文和”。 田文镜列传 　　雍正时期有“田陈李鄂”之说。“田陈李鄂”是雍正4大宠臣的姓。田指田文镜，陈指陈时夏，李指李卫，鄂指鄂尔泰。下面叙述田文镜的情况。 　　田文镜（1662－1733）原为正蓝旗，后来被抬为正黄旗。康熙时先后任福建长乐县丞、山西宁乡知县、直隶易州知州、吏部员外郎、郎中、御史与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他受命祭告华岳。这年，山西受灾。年羹尧请求朝廷救济。雍正帝询问山西巡抚德音，德音说山西没有灾荒，而田文镜如实报告了山西受灾的全部情况。雍正帝赞扬他直言相告，并让他去赈灾，暂时担任山西布政使。田文镜本有为政之才，清理积案，剔除宿弊，山西吏治为之一新。从此，田文镜得到雍正帝青睐。 　　二年，田文镜调到河南，代理巡抚。田文镜上疏，请求将陈、许、禹、郑、陕、光6州升为直隶州。不久，雍正帝正式任命他为河南巡抚。 　　田文镜迎合雍正帝好恶，以严厉深刻为治理政事的原则。清查拖欠的赋税，开荒山，都是指定日期完成任务。州县稍有违背，州县长官就有贬职的危险。知州黄振国、知县汪、邵言纶、关都挨了贬。雍正帝坚决支持田文镜。直隶总督李绂向雍正帝告田文镜迫害读书人，雍正根本不管。御史谢济世告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10大罪状，并说到黄振国等4人太冤，雍正谴责谢济世与李绂同党，撤了谢济世的职，将黄振国、汪处死、邵言纶、关被流放边远地区。 　　田文镜有改革头脑，经常上奏疏，提出许多兴利除弊的措施和建议，例如：1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有官职退居在乡的和在地方上体面的人都不例外；2五年（1727）黄河盛涨，每年夏至后距堤一二里的村民按户派出劳力抢护；3山东、河南交界处越界役捕越界抓获罪犯，如彼界有司庇护罪犯，应允许本省督抚移送咨文揭露；4山东仓库亏空，应效法河南，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要让接任官稽查。如有亏空，要赔偿一半才得离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也按这个原则办理。这些意见大都获得雍正帝的同意或部议从之。 　　五年，田文镜授以河南总督，七年加太保，不久又兼河北总督。这一年山东大水，河南也有些地方遭灾。雍正帝令蠲免钱粮，但田文镜上奏说实在没有成灾，士民踊跃交纳钱粮，要求仍按原来的数额交纳田赋。结果造成祥符、封邱等地卖儿女。九年，雍正说：山东有灾，河南也有灾。原以为田文镜能料理好，没有另派员治赈。发生祥符、封邱等地卖儿女的惨状，是因为田文镜年老多病，为属下欺骗了。现令侍郎王国栋到河南治理赈，让田文镜以病乞休，解任还京，病愈仍回原任。十年，田文镜仍以病乞休。不久病逝。赐祭，谥端肃。 林则徐列传 　　禁烟运动的领导者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历乾隆、嘉庆、道光三世，先后担任职务很多，最高级职务是总督：河东河道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是勤于清王朝事业的，但与众多封建官僚不同的是，他是近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关心百姓疾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鸦片战争期间成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此外，他还是思想家，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父亲叫林宾日，以教书为生。林则徐幼年聪敏，四岁开始读书，嘉庆九年（1804）年20中举，十六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十九年授编修。此后他频繁调动：二十一年担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二十三年三月充任会试同考官（协同主考或总裁的阅卷官），闰四月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五年二月调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二十五年七月担任浙江杭州湖道，道光二年（1822）任江苏淮海道，浙江盐运使，三年任江苏按察使，四年正月署布政使。六年四月署两淮盐政，七年五月任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年六月任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调任河南布政使，十一年七月调江宁布政使，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十二年正月擢江苏巡抚，六月赴任。十五年十一月和十六年七月，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十七年正月升任湖广总督，十一月命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右督御史衔，驰往广东禁烟，十九年十二月担任两广总督。二十年六月定海为英军攻陷，九月林则徐被革职。二十一年五月以四品卿衔发配到新疆“效力赎罪”。二十四年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三月授陕西总督，二十七年三月升任云贵总督，后因病开缺。三十年九月，道光皇帝令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到广西镇压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林则徐带病从福建起程，病亡于广东普宁县。道光帝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嘉道时期，清朝渐入末世，吏治腐败，贿赂公行，政治积弊日深。林则徐为官廉洁，反对腐败，兴利除弊，以利国便民为念。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林则徐等关于虎门销烟的奏折河南仪封工程未峻，看到料贩屯积居奇，立刻奏请地方官员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道光皇帝把他的奏议发到有关官吏那里议行。在巡抚任上时，遇到歉收之年，他就上奏，请求减缓税赋。任盐运使时，他支持陶澍的盐政改革，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废除有利盐商，不利百姓的纲盐制度。赴任湖北布政使时，他发出禁令，沿途不许阿谀逢迎，借端勒索。一切饮食都是自己购买，要求所属官员只到本境码头接见，不要远迎。 　　任湖广总督时，林则徐针对江汉水灾频繁，对人民群众危害巨大的问题进行整治，大力修堤，建立报汛制度，要求沿河州县做好防洪准备。道光十八年，汉水猛涨，接近历年最高水位，但由于上年冬天修了江堤，江汉没有一处决口。汛期他还亲自上阵，督防大汛。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督防大汛就有两个多月，使险情转危为安。 　　重视整治吏治是他更为重视的方面。湖北巡抚周之琦操守清廉，性情朴直，他大加称赞；襄阳知府阿尔璋阿疲玩昏庸，在调任后仍旧不改，林则徐立即请求将他开缺。副将、游击、守备、千总，年老体衰，弓马生疏而被降级休职多人。为有效进行反贪维护清廉，他还制定严密的财务措施。 主张严禁鸦片的广东水师 　　提督关天培英商为掠夺中国财富，不顾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大肆贩卖鸦片毒品。雍正朝开始，就规定禁止买卖鸦片与吸鸦片，但屡禁不止。吸鸦片之人越来越多，遍布城乡，下到农民，上至将军督抚，中央要员。看到由于鸦片的贩卖中国银圆滚滚外流而中国人身心受到摧残，林则徐痛心疾首。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制定了六条章程：一、收缴烟具。二、吸鸦片者，促令限期投首自新。三、开馆贩卖鸦片并制造烟具者要加大处罚力度。四、对于违犯禁烟条例的属员，上司要查明揭发，失察者要加重处罚。五、地保（替官府办差的人）、牌头（十户一牌，甲长为牌头）查明烟土、烟膏、烟具。不举发，与正犯同罪。六、用“熬”审审断。“熬”审就是严刑审问。六条章程使湖广地区禁烟掀起了热潮。烟贩纷纷投案自首，不少烟土、烟膏、烟具被缴获。禁烟是林则徐在湖广地区的最大功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禁烟运动”。道光十七年八月，林则徐向皇帝密奏，指出衙门中吸烟人多并包庇卖烟者，1839年6月，在林则徐主持下，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图为销烟池遗址。他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的这番话使道光皇帝下决心禁烟。道光皇帝召林则徐进京并接见8次。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道光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到广东禁烟。他在广东收缴英商鸦片2万余箱，在虎门公开销毁，使禁烟取得了伟大胜利，林则徐成为反抗外国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对英国侵略者怀有高度警惕。他购买船炮加强虎门炮台，他补充广东水师。同时他还奏请道光皇帝，提醒沿海督抚，加强战备，预防外敌报复。 　　二十年六月英军攻陷定海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态度由信任转为贬斥。林则徐随后被撤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对国事仍鞠躬尽瘁。赴戍途中，因黄河在河南开封决口，他奉旨在开封祥符修水利，到伊犁后他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开发阿齐乌鲁苏，捐资修龙口水渠，在库车、阿克苏、和阗等地修水利。任云贵总督期间，林则徐镇压了汉、回人民起义。 　　林则徐有民本思想，他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正因为有民本思想，所以他关心百姓疾苦，注重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革除对百姓不利的陈规陋矩。 　　林则徐思想顺应潮流，主张经世济用和改革。由于清朝前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思想误导了朝廷，也包括林则徐。开始他也以为清朝了不起，英人只要吓唬一下就会听话。后来林则徐认识到自己看法错误，立即积极了解西方，组织人员探访夷情，翻译西书。他主持编译《四洲志》，较为系统地介绍世界30多个国家的情况；编辑《华事夷言》介绍外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派人翻译《各国律例》，向国人介绍外国法律。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林则徐在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方面带了头，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 肃顺列传 　　肃顺（1816－1861）是清朝远房宗室（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才属清朝宗室范围），爱新觉罗氏，字雨亭，父亲是郑亲王乌尔恭阿。道光朝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宗室爵名），后来授散秩大臣(侍卫处高级官员）、奉宸苑卿（内务府奉宸苑长官）。咸丰帝即位后，升为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銮仪卫主官）。因为肃顺敢作敢为，咸丰帝便有意用他。咸丰四年（1854）肃顺任为御前侍卫，后来又升为工部侍郎和礼部、户部侍郎。七年升左都御使、理藩院尚书兼都统。八年十二月，调任户部尚书。 　　咸丰以前，清廷歧视汉人，不委任汉人以军权。肃顺有眼光，他摈弃歧视汉人之见，将汉人朝士郭嵩焘、邓辅纶、尹耕云、及王闿运、高心夔等人延揽门下。咸丰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八旗、绿营一败如洗。肃顺把眼光投向汉人，极力建议咸丰帝起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来对抗太平军。薛福成《庸盦笔记·肃顺推服楚贤》说：“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肃顺还救了左宗棠。咸丰九年左宗棠用手打了永州镇被革总兵樊燮，樊燮告到都察院和湖广总督官文那里。左宗棠被官文所劾，廷旨令文恭密查，如查实左宗棠有不法之事，可即地正法。肃顺密告幕客高心夔，并设法救助，他告诉王闿运说，要等内外大臣有疏保荐，他才能替左宗棠说话。在南书房郭嵩焘求助下，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疏荐左宗棠，胡林翼也疏荐左宗棠，疏中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咸丰帝对肃顺说，现今天下大乱，左宗棠如果军事上有一套，还是应当宽恕他的过失，用他。肃顺就说，听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多次做出成绩，骆秉章之功都是他的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把中外保荐各疏写在上面，让其根据情况办理。官文见左宗棠有人保，也就不了了之。不久，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 　　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肃顺受咸丰帝任命与工部尚书彭蕴章等采取铸大钱、发行官钞、收厘金等办法，解决了所需巨额军费问题。 　　在上层，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结成一党。这一党在政治主张上符合咸丰帝重振朝纲，守华夷之辨的意图，得到咸丰帝的宠信。 　　肃顺主张对外强硬，严刑峻法。咸丰八年（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十六日，咸丰帝派前大学士耆英随同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赴天津议和。耆英不等咸丰帝的命令就擅自回京，拟判绞斩候，但肃顺奏请立刻正法。咸丰帝开始觉得这太过分，但后来还是听了他的。顺天乡试，大学士柏葰纵容家人作弊，咸丰帝令肃顺会同刑部会审，定罪处死。咸丰帝念柏葰是旧臣，想宽大他，独肃顺力争，九年二月十三日还是把柏葰给斩了。九年肃顺觉察出筹措镇压太平军经费的宝钞处所列“宇”字5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请穷究，查出司员台斐音、容溥等与商人勾结，侵吞巨款。结果撤了上述2人与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籍没官吏数十家。管户部的大学士翁心存因宝钞案被迫辞职。六、七月间与俄使伊格那提也夫谈判，伊格那提也夫提出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提出非分要求，遭到肃顺严词拒绝。 　　十年，英法联军攻下大沽，咸丰帝派桂良议和失败。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仓促逃跑热河，奕䜣留京与联军谈判，九月十五、十六两日，《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先后签订。之后，联军渐退。留京大臣催促咸丰返京，肃顺以敌情叵测，力阻回京。十年十二月，肃顺被任为协办大学士。 　　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危，召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载淳即位。肃顺等顾命大臣反对两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肃顺于十月六日被判斩立决，端华、载垣自尽，其他5名顾命大臣革职。肃顺斩首当日，倾城而出观看。肃顺骂不绝口，到了菜市口刑场还不肯下跪，被刽子手打断了腿。 僧格林沁列传 　　僧格林沁（1811－1865），蒙古科尔沁旗人，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顺治七年（1650）科尔沁多罗贝勒新吉伦晋封为扎萨克多罗郡王爵，世袭罔替，第8次承袭者为索特纳木多布斋，无子。僧格林沁为索特纳木多布斋族侄。道光五年（1825）七月僧格林沁遵旨过继为索特纳木多布斋之子，承袭其扎萨克多罗郡王爵。十月袭封，在御前行走（不改变原来官职而调任他职务，就叫在某处或某官行走）。此后僧格林沁一直得到朝廷宠信，屡屡升迁。十二月赏戴三眼花翎，六年赏用紫缰，九年赏穿黄袍马褂，十四年授御前大臣，不久补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十五年总理行营，十六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二十四年任右翼监督，三十年九月任左翼监督。咸丰二年（1852）道光皇帝安葬，僧格林沁尽心丧事，赏加3级。 　　咸丰三年五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天国北伐军进攻河南，咸丰帝害怕他们打到京城来，连忙命令僧格林沁偕同左都御史花沙纳专门负责京城各旗营防守事宜。八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北伐军突入直隶，攻占铭临关，进入正定府，惊惶万状的咸丰帝令绵愉亲王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守卫乾清宫，并给僧格林沁颁发一柄讷库尼素光刀。十月，太平军由沧州到静海，计划进攻天津。为了防止太平军北上，僧格林沁进军到永清的王庆坨，受到咸丰帝的夸奖。四年正月僧格林沁在子牙镇南擒斩多名太平军，咸丰帝赏给他湍多巴图鲁名号。此后，僧格林沁又在河间府多处与北伐军作战。二月，太平军丞相吉汶沅在与僧格林沁作战时中流矢牺牲。僧格林沁被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其子封乾清门三等侍卫伯彦讷谟祜，让他在御前大臣上行走。五年正月十九，由于僧格林沁采取军事进攻与诱降相结合的手段，连镇被攻破，林凤祥受伤被俘。接着，僧格林沁以诡计诱使坚守高唐的李开芳离城后，令城南清军作疏防之态，诱使太平军从此突围，进入50里外的茌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引河水淹灌在壕沟里的太平军将士，李开芳被擒。 　　林凤祥、李开芳两将领俱解北京，遇害。李开芳被擒后僧格林沁又一次获得咸丰帝大奖：以前赏给的亲王可以世袭罔替，还赏给坐肩舆，他的两个兄弟也都升了官。五月在京举行凯撤礼，僧格林沁上缴参赞大臣关防与讷库尼素光刀。十二月僧格林沁调镶蓝旗满洲都统，七年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六年（1856）九月，亚罗事件发生，英海军进犯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八年（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由于直隶总督谭廷襄疏防，炮台失陷，英法炮船顺利驶入内河，进逼天津，清廷被迫与联军签订《天津条约》。英法联军撤出天津大沽，清廷任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七月，僧格林沁在大沽恢复炮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联军炮船再次驶入天津大沽口内，不听劝阻，轰击炮台，步兵登岸，被僧格林沁击退，联军战船4沉8伤，478名联军丧命。第二年，英法联军报复。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六日，联军增兵，分兵两路，进攻新河与新河以北的军粮城。僧格林沁率3千精骑迎击联军，死伤殆尽。僧格林沁被迫撤至唐儿沽，又遭到联军炮轰，清军死亡很多，僧格林沁撤至大沽。清军与直扑过来的联军展开肉搏战，鲜血染红了战壕。大沽炮台被占领，僧格林沁撤退到通州。咸丰帝认为僧格林沁办理海防军务不周妥，拔去了他三眼花翎，革去了他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和镶蓝旗满洲都统的职务。后来，咸丰帝认为僧格林沁能得兵心，仍让他领钦差大臣关防，与户部侍郎瑞麟办理防剿，把三眼花翎还给了他。 　　八月四日，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受咸丰帝派遣与联军议和。谈判破裂。僧格林沁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将巴夏礼等26名英方人员和13名法方人员抓了起来送抵北京。当日，联军进攻张家湾和通州。僧格林沁退守八里桥，与联军浴血奋战而终归失败。咸丰皇帝仓皇逃走热河。僧格林沁被革去爵职，但保留钦差大臣职务。 　　慈禧太后图谋以政变篡夺清朝大权时，僧格林沁偏从慈禧太后。他受慈禧太后笼络，在奏折中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肃顺致函僧格林沁，指示他只能写“皇上圣鉴”，僧格林沁反驳说：“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况皇上冲龄，未能理政……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他表示以后奏折还是照老样子写，就是不听肃顺一派的。 　　起于清初的捻军于咸丰初年在安徽、山东、河南一带非常活跃，咸丰帝先后派遣河南提督善禄、安徽巡抚周天爵、兵科给事中袁甲三、湖南提督武隆额率兵镇压，遭受惨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又令僧格林沁与内阁侍郎瑞麟赴山东镇压。僧格林沁按次第进击，镇压了大批捻军。十一年四月，捻军围困滕县，僧格林沁解围，杀害捻军就达六七千人。咸丰皇帝高度评价他的功劳，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并赏还亲王称号。 　　同治元年正月，江苏出现一支捻军，僧格林沁率军追击。这支捻军由金乡奔鱼台，到丰、沛，再到河南杞县。僧格林沁三路会剿，大杀捻军，死者数以万计。随后僧格林沁又率军追杀逃脱的捻军。五月，僧格林沁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六月，山东捻军长枪会一支进入直隶，僧格林沁以招抚和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将这支捻军消灭。 　　七月,朝廷命令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全部军务，并调度直隶、山西省的防兵，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各省督抚提镇以下各官以及正白旗、汉军副都统等都归其节制。此后僧格林沁平捻声势更大，捻军损失也就更大。八、九两月，僧格林沁亲督各军在山东连续进攻，亳州以北的捻军消灭。二年（1863）僧格林沁在安徽颍州等地大举进攻，捻军首领韩四万、苏天才被擒，首领李勤邦叛变并为清军诱擒，首领张乐行及其子张喜，捻首杨瑞英、王怀义请降。六月，山东淄川的捻军在僧格林沁进攻下被剿灭，一些逃到大白山的捻军也被擒获。接着移师邹县，镇压占据白莲池的捻军。十月僧格林沁亲自到亳州，指挥马队进攻捻首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咸丰六年组织团练与捻军作对，次年投奔清朝。十一年反清，封奏王。同治元年三月降于清将胜保，四月诱执陈玉成，翌年叛清）所部捻军。苗沛霖为清总兵王万清斩首（一说为苗沛霖部下所杀），其部将陈万福、苗景开、葛春元等均为所杀。咸丰帝大喜，称赞他肃清直隶、山东全境后又移师豫、皖之交，扼剿东走的捻军，给僧格林沁很多奖励，最大奖励是赏给贝勒爵，由其子受封。 　　六月，天京被攻破后，太平天国余部一部分与捻军在湖北麻城、蕲州等地活动。僧格林沁派成保、郭宝昌等带兵镇压，捻军死伤甚众。捻首温其玉、黄文诰投降，太平天国端王蓝成青被捕，数十万人投降。 　　四年（1865）四月，太平天国余部一部分与捻军进入山东，由汶上县挺入郓城西北水套一带。僧格林沁率副将陈国瑞、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两军追击，日行一两百里。两战两胜，追到曹州府西北高庄集地方。清军饥饿，力不能支，在太平军和捻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僧格林沁躲进长壕，被太平军和捻军围困。清军突围不成，全部被歼灭。僧格林沁走到吴家店，只有几个随从。僧格林沁马倒，被杀死。 　　僧格林沁死后谥“忠”。灵柩抵京后，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亲临赐奠。光绪十五年在北京安定门内为僧格林沁建显忠祠，追念“前勋”，以示“优异”。 奕䜣列传 　　恭亲王奕䜣像奕䜣（1832－1898），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道光皇帝生前就欣赏奕䜣，死前“朱谕‘封皇六子奕䜣为亲王’”。咸丰元年（1851），奕䜣封恭亲王。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靖成皇后去世，奕䜣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䜣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䜣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䜣、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䜣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摄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 　　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全部免职，换成以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䜣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䜣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䜣获得“贤王”美称。 　　奕䜣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䜣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䜣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䜣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䜣，也给予了奕䜣巨大权力。但随着奕䜣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䜣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䜣一直浮浮沉沉。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䜣，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䜣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奕䜣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䜣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䜣更为孤立。反复浮沉磨平了奕䜣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䜣“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䜣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二十四年（1898）奕䜣病故，终年66岁。谥“果敏”，其子载澂袭爵恭亲王。 曾国藩列传 　　曾国藩像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他是晚清具有经世特征的理学家，是同治中兴头号“名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他倡导洋务，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文学理论上也有所建树。 　　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翰林院史官)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后来连续升为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署吏部、兵部侍郎。作为京官，常与文渊大学士，咸同时期理学代表人物倭仁学习理学。《顺性命之理论》是曾国藩的代表作，说什么人在娘胎时以五伦为内核的那个理就充塞胚胎中了。受魏源通经致用思想和湖南学术界影响，曾国藩学术上一开始就具有经世的特征，不尚空谈，期于辅世。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旗所指，势如破竹，经制兵八旗、绿营节节败退。咸丰帝下诏求言，曾国藩上疏，对于当时社会弊病和治理方法、朝廷用人乃至咸丰帝本人的风尚和个性都敢痛下针砭。 　　咸丰二年(1852)七月曾国藩被派往江西任乡试正考，途中闻其母丧故，乃回家奔丧。十一月二十九，湖南巡抚张亮基奉到咸丰帝令，要曾国藩帮助办理湖南团练于长沙，协助官兵维护地方治安。于是他在湖南以湘乡团练罗泽南、王鑫千人团丁为基础组织了“湘勇”，后来称为湘军。“湘勇”捕获大批“土匪”，曾国藩大开杀戒，世以“曾剃头”相称。他以明戚继光为榜样治军，训练了一支迥异于清朝经制兵的新式武装。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打出捍卫名教的旗子，湘军水陆两军17000人自衡州起程，会师湘潭，迎击太平军，湘军开始成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四月二日靖港大败，羞怒的曾国藩投水自杀，为士兵捞起。曾国藩气焰没有收敛，率湘军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水面上和陆地上与太平军较量。四年十二月，石达开率水师取得湖口大捷，曾国藩害怕被俘，再次投水自尽，为土兵所救。然而曾国藩具有战略眼光，例如安庆是天京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曾国藩对夺取控制天京的上游重镇安庆十分重视。他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一折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源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安庆是天京的粮草供应地，如果湘军据有此城，就绝了天京之粮。当江南大营第2次攻破，清政府要他移师东援，但曾国藩就是不肯调动围困安庆重兵。十一年八月一日曾国藩、胡林翼以曾国荃、彭玉麟等几支重兵终于攻克安庆。为攻克天京铺平了道路。 　　十年四月，太平天国克复常州、苏州、嘉兴，清廷令曾国藩速援苏、常，曾国藩只带了一部分人马前往安徽祁门，而让其弟曾国荃继续围困安庆。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十分重视培养人才。他专疏保荐的江忠源，当上安徽巡抚，胡林翼是他的部下，他奏称胡胜己十倍，升任湖北巡抚。他在籍办团练时，吸收的将领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等，不管来自什么职业，都信任他们，成为湘军骨干。对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重要的“中兴”之臣，他的救助、调遣和推荐使他们得以发挥巨大作用。 　　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率湘军攻陷武昌，激动万分的咸丰帝决定授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曾国藩喜不自胜。但是军机大臣祁寯藻对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这话增添了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疑心。7天后，他只给曾国藩一个兵部侍郎，只管军务而已。曾国藩不高兴，但无可奈何。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向朝廷报了丁忧，不待奏准就回了家。咸丰帝给假3月，让他回家守制。假快要满了，曾国藩以要求终制试探咸丰帝看是不是封他督抚。咸丰帝不但没有赏他个督抚，反而把兵部右侍郎由实缺改为署理。曾国藩忍不住了，六月六日他上了两份奏折，一份要求终制，一份道他没有地方实权的苦衷，咸丰帝仍没买他的账，六月二十九日将他兵部右侍郎都给开掉了，让他以在籍身份，帮办湖南团练。后来咸丰帝在朱批中说因为江西军务有起色，让他干脆呆在家里守制(守孝27个月)。这下子，曾国藩惶惶不可终日了，在家里发脾气。八年三月七日，石达开军围攻浙江衢州，清朝的浙江军务紧急，咸丰帝不得不降旨恢复曾国藩原来的兵部侍郎衔，让他出山督办浙江军务。曾国藩六月初三曾国藩在湘乡接到命令，初七起程，七月初十到南昌。石达开由浙至闽到赣，再到湖南，曾国藩身负援浙、援闽任务领军尾随追击。九年二月，曾国藩驻兵于抚州、景德镇之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改援安徽，十一月十四日驻军宿松。由于清政府要他恢复为李秀成夺取的苏、常，六月十一日，曾国藩移居祁门。十年十月，曾国藩这个窝在李世贤、杨辅清的打击下，屡陷危机。是左宗棠的帮忙，使他脱险。 　　十年，江南大营第2次被毁，形势对清朝更为严峻，但给了曾国藩和湘军大好的发展机会。咸丰帝不得不把救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四月十九日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咸丰十年六月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慈禧太后掌权，继续以汉人攻汉人的政策，任命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湘军堂而皇之地替代了绿营，成为清朝依靠的军队。从此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 　　获得统辖4省军务的曾国藩，坐镇安庆，分兵3路进攻太平军：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率另支湘军进攻浙江，李鸿章进攻苏南。 　　十一年八月居天京上游的安庆为湘军攻占，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天国在4省各个战场接连失利。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事业”终于成就，并被誉为“中兴”之臣，封一等侯爵毅勇侯，赐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这是清朝开国以来文臣首例封侯。“朝野庆贺”。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后，为了消除清廷的疑虑，曾国藩裁撤已发展到30万的湘军，只剩几万人。 　　同治五年，曾国藩受命出兵镇压捻军，无功，不得已奏请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结果清廷派了李鸿章去。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在十一年十一月，设立安庆军械所，制造枪炮，开启了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他又让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同治四年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子弹和轮船。六年又设立江南造船厂。此外他支持容闳派留学生留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的建议，重视翻译外国科技资料。曾国藩因而成为洋务运动在地方上的著名首领。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发现江南苏州和松江两府承担的赋税历来比其他地区为重。经过战争，两府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他奏请减免2州赋税，结果2州与太仓州减赋1／3，使该地区漕粮负担严重不均的现象有所缓解。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十年发生天津教案。起因是同治九年五月法国望海楼教堂的仁慈堂死了三四十名婴儿，还发生外国天主教堂指使歹徒拐骗幼童事，引起近万名群众聚集教堂要求惩办罪犯。法国领事丰大业胁迫三口大臣崇厚派兵镇压，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又打死他的一名随从，结果被民众打死。随后天津城的外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建筑被群众烧毁。英、美、法等7国向清政府抗议，并在天津、烟台以军舰示威。曾国藩奉命赴天津处理，李鸿章协助。他们屈从列强，采取妥协的外交路线，处死了所谓肇事者20人，充军25人。天津知府张光禄、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曾国藩被斥为卖国贼。自此，曾国藩心情不好，于十一年在南京病逝，终年62岁。清政府十分悲伤，辍朝3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曾国藩是理学家，在文学上主张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有《曾文正公家训》行于世，其奏疏、信札、诗文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列传 　　李鸿章是晚清声名显赫，资历很深的重臣。《清史稿·李鸿章传》评论他：“国家倚为重臣，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年家子（同年登科者的后辈）受业曾国藩之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书挽联一副：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李鸿章像天下才。 　　二十七年，李鸿章中进士，改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咸丰年间，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成为晚清著名权臣，担任清朝要职30多年。他长才多能，以军事家、洋务派和外交家闻名于世。三者中外交是其主要方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李鸿章归入“外交”类，故下面介绍以其外交方面为重点。 　　李鸿章以军事起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崭露头角。咸丰十一年依曾国藩的托付到庐州招募淮勇，买办雇船将淮军运抵上海，勾结列强的“常胜军”等摧垮了苏南的太平军。同治二年十月，镇守苏州的太子军郜永宽等8名将领，杀掉慕王谭绍光，投降淮军将领程学启，李鸿章竟支持程学启杀掉这8名将领。夺取苏南后，李鸿章获太子太保衔与黄马褂之赏。三年六月，淮军肃清苏南太平军后，他又率军航海援闽。他为镇压太平天国效了大力，封为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为，在《太平天国起义与清王朝的镇压》一文有较详细的介绍。同治四年至七年他又采取围困的手法镇压了捻军。东捻平定后赏加一骑都尉世职，西捻平定后加太子太保，并赏入觐时赐紫禁城骑马。 　　李鸿章是不是军事家？用他镇压农民起义为例也许说得过去，但拿他与列强打仗为例就不行了。他花巨资建成的北洋海军，是先进水平，远东第一，却惨败在力量相对较弱的日本舰队面前。黄海战役后，北洋舰队还有一批舰船，还有战斗力，但由于他的守港保舰思想，开始不同意别人提出海外游弋，伺机打击敌人，后来又不同意出港作战，结果躲在威海卫让日本人摧毁。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舰队在他指挥下顷刻灰飞烟灭，这算什么军事家呢? 　　李鸿章是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洋务运动的领袖和核心人物。这个时期，为了清朝的“自强”、“求富”，以抵御外侮，他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金陵机器制造局(制造枪炮)、江南机器制造局(与曾国藩合办，生产枪炮子弹、舰船，并设翻译馆)、天津机器局(崇厚创办，同治九年接办。产品与江南机器制造局差不多)、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兼揽商货)、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等。他还积极派学生到国外留学，同治二年他奏准在上海、广州设里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的孩童学习外语。他最大的洋务活动是建立了北洋海军。李鸿章这些功绩对整个洋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对清王朝军事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有贡献。 　　在创办洋务过程中李鸿章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清流派李鸿藻、倭仁等曾上书反对洋务运动，并得到一批士大夫的附和。恰好福州造船厂在沈葆桢接手后一度遇到困难，这些人便主张停办。李鸿章上奏反驳道：“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居，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李鸿章是晚清从事外交长达30年的资深外交家。其外交活动“以天津教案为首”，同治九年(1870)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掌管了清朝整个外交大权，他的外交活动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以后。他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主要有《中英烟台条约》、《中法和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李鸿章的座右铭。这些屈辱条约的签订与他妥协求和的外交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中法战争，中国打赢了，李鸿章还是向慈禧太后进言，说什么应该适可而止，最后和法国签订了屈辱条约，使胜仗变成败仗。 　　李鸿章妥协求和思想的产生有其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朝的虚弱，弱国无外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就于一时也。”第二，李鸿章的外交反映了清廷的需要。清朝抵御列强的侵略，十之有九失败。不答应列强的要求，不摇尾乞怜，清朝统治者就无法苟延残喘。清王朝需要李鸿章这么个对外妥协的人办外交。第三、主观原因是李鸿章对人民没有信心，对列强的力量估计过高，他怕不满足列强无厌之求就会招致战争，而一旦打起来中国一定失败，一失败又要割地赔款。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惯用的外交手段。同治十三年(1876)马嘉理事件发生。为了入侵云南，英国派柏朗率领近2百人由缅甸向云南进发，英国驻北京使馆职员马嘉理到云南边境接应。出于愤慨，云南人民打死了马嘉理。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乘机提出几项无理要求，其一是将云南巡抚岑毓英提京审讯。李鸿章与威妥玛于烟台谈判。李鸿章通知俄、德、美、法等国公使到烟台干预，迫使英国取消提京审讯云南巡抚岑毓英的要求。李鸿章甲午战后，为了让日本退回通过《马关条约》夺取的辽东半岛，李鸿章利用俄、法、德三国干涉，也取得了预期结果。但是第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他故技重演，企图联俄制日，通过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对付日本，结果使俄国以借修铁路为由兵不血刃地把势力扩张到我东北。 　　“以夷制夷”不失为一种外交手段，但李鸿章始终把它当灵丹妙药，把外交的希望寄托在强盗身上，不依靠本身的实力，太过于天真，无异于守株待兔、与虎谋皮。 　　李鸿章一生获得清政府很多奖励但也受过罚。甲午战争后期，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二十六日旅顺失守，李鸿章遭到革职留任、摘去顶戴处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后李鸿章被一些人斥为秦桧。然而清廷仍重用年过70的李鸿章。翌年二月，李鸿章赴日议和，十二月以专使赴俄祝贺俄皇加冕。签订中俄密约，赴英德法美诸国访问。二十三年九月回京，在总理衙门行走，二十四年勘察黄河工程。清军联合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失败后，李鸿章又担任议和大臣。二十七年七月与联军签订《辛丑条约》，九月二十七日病逝，终年78岁。李鸿章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清朝。死后赐太傅，谥文忠。 左宗棠列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五年(1826)，参加府试，获第2名，十二年(1832)捐监生，参加乡试，落选。因为道光皇帝要求再搜阅未被取中的“遗卷”，左宗棠有幸中式十八名举人。此后参加3次会试，都没有成功。回家后以教书为业并雇工种植。 　　十二年入赘周家，妻子周诒端。十七年，由于老师吴荣光之邀，任醴陵书院山长。颇有政绩的两江总督陶澍恰好请假回乡省亲，县令借书院为行馆，叫左宗棠写副对联，表示迎接。左宗棠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春殿”本指御殿，这里指道光帝。“家山”是家乡，“印心石”是陶澍家中古石。《清稗类钞·陶文毅知左文襄》：“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月‘印心石’，故文毅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见时宣宗尝从容询及也。” 　　左宗棠年轻时代读书，讲究“经世致用”，研究舆地之学，对顾炎武的《天下郡过利病书》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感兴趣。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与他所崇拜的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结为亲家，左宗棠的女儿许给陶澍才8岁的儿子陶桄，而陶澍的大女儿又嫁给胡林翼。十九年陶澍去世，左宗棠因熟人曾任编修的贺熙龄之荐到陶澍家主持内外，一方面教育他未来的女婿，一方面研究经世之学。 　　左宗棠幼时自负，有不可一世之志，以诸葛亮自许。有时写信，自称“老亮顿首”。后来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率兵抵甘肃准备收复新疆时，吴大澂在甘肃督学，曾以杜甫《咏怀古迹》首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为试题，借以颂扬左宗棠。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41岁。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攻湖南。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协助守长沙，有功，由知县升同知。后来张亮基调往山东，骆秉章来湖南，左宗棠又进他的幕府，骆秉章视为左右手。咸丰六年，诏以兵部侍郎用，不久加四品卿衔。左宗棠为人性急刚烈，九年因事掌掴永州镇被革总兵樊燮，左宗棠为樊燮构陷于湖广总督官文，上闻于咸丰，咸丰召左宗棠对簿武昌。幸得肃顺、郭嵩焘(翰林院编修)、潘祖荫(侍读学士)、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救助才得以免祸。左宗棠像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不仅对咸丰帝说左宗棠无罪，还说其才可大用。关于肃顺在这次事件中出点子救左宗棠之事，可参考本书《肃顺》一文。 　　十年四月，咸丰帝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随同曾国藩治军，左宗棠招募了一支5千人的“楚军”。这年秋天，曾国藩进兵皖南，驻祁门，受到太平军李世贤、李秀成的围攻，饷道断。左宗棠以5千兵力与十余万太平军对抗。十一年三月攻陷婺源，攻下俘梁、乐平、鄱阳、建德，李世贤撤军，曾军粮路恢复。左宗棠擢三品京堂(高级官员)，补太常侍卿，襄办江南军务。“楚军”扩为8000，援浙。由于原巡抚王有龄在太平军打击下自杀，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当时浙江只湖州和衢州属清朝，两年左宗棠恢复例如浙东。同治二年(1863)四月任闽浙总督，七月攻下富阳，三年二月克嘉兴、杭州。赐太子少保衔。七月，浙江全部归于清朝。左宗棠以功封一等恪靖伯。左宗棠书法（今存西安碑林）嗣后，左宗棠又歼灭了太平军余部李世贤与汪海洋。 　　左宗棠热心洋务。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他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光绪六年创办了兰州机器制呢局。 　　陕西同治年间，陕、甘、宁、青爆发回民大起义。同治五年(1866)以张宗禹、张禹爵为首的捻军赴西北联合回民。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与回民起义。次年晋升东阁大学士。 　　同治四年浩罕汗国陆军司令阿古柏率兵入侵南疆，先后攻占了天山南路各城，六年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政权。沙俄和英国通过支持阿古柏想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同治十年(1871)五月十七日，俄军占领伊犁。新疆局势万分紧急。新疆丢失，甘肃、蒙古也将相继丢失，西北就失去屏障。左宗棠力主恢复伊犁，与李鸿章等人专顾海防的片面观点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祥支持下，清廷同意出兵新疆。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二年四月三日，刘锦棠统帅湘军西进。左宗棠采取“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策略，占领乌鲁木齐，第2年又攻占达板和托克逊等城，阿古柏自杀。库车、拜城和喀什噶尔相继而下。后来通过反复的外交努力，俄国交还伊犁。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外国侵略势力吞并新疆企图破灭。左宗棠行楷七言联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以太子太保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八月病假，九月授两江总督。九年，法国侵略越南，左宗棠请求到云南督师，令老湘军将领王德榜赴永州招兵。因法国议和，招兵停止。由于清军在滇、越边界败退，十年五月左宗棠再入军机。七月初法国把战火从越南烧到中国，进攻基隆后又炮击福建马尾水师。清廷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遣兵赴台受阻，王德榜、冯子材大胜法国于越南谅山，本可以把法国赶出越南，取得彻底胜利。但李鸿章妥协求和，左宗棠气愤不已，疾病加剧。垂危向朝廷呈上《请专设海防大臣》奏折，提出加强海防7条意见。临终前口授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七月，左宗棠病逝，终年73岁。 　　左宗棠为清王朝苟延残喘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他积极从事洋务事业，促进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值得称道。他粉碎了沙俄和英国以支持阿古柏侵占我西部地区的野心，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是他对国家对民族的伟大贡献。晚年一心扑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事业上，令人感动。 百官百态 　 　　清朝文武官员三万左右，级别大大小小，性格表现形形色色。 　　先说武将种种性格、表现。 　　凶狠残忍。入关之前后，清将都很凶狠。皇太极时，八旗将领统一女真族和五次入关都是大肆劫掠，掠夺人畜。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派遣吴巴海、列古乐岱等率兵400人出征瓦尔喀，俘虏壮丁560人，妇女500口，幼稚90口，马60匹，牛100头。野兽皮数百张。皇太极派兵入关抢掠，在他的传中已有交代。清初李成栋，率兵在嘉兴就杀了两万多人，吴三桂穷追桂王，最后将他绞死昆明。雍正八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运动。因为镇守苗疆乌蒙府的清总兵刘起元“恣为贪虐”(《清史稿·鄂尔泰传》)，苗民攻克府衙与总兵衙门，杀刘起元以下官员多名。云贵总督鄂尔泰指挥清军进剿，焚苗寨，杀苗民。鄂尔泰还令提督张耀祖分军搜捕苗民，把他们内脏掏出来，悬挂在树枝、悬崖上。 　　勇冠三军。清将张勇攻打过农民军，更主要是平定三藩。“身经数百战，克府五，州县五十。右足中流矢，伤骨不能履，常以肩舆督战，临敌若无事而智计横出。”(《清史稿·张勇传》)冯子材的勇猛更令人肃然起敬。中法战争中，他年近70，但面对凶狠的法军，他“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越出搏战”。(《清史稿·冯子材传》)他多次击败法军，成为著名抗法名将。 　　视死如归。鸦片战争关天培任广东水师提督，在英军炮火中，坚守靖远炮台，孤身无援，受伤数十处，仍点燃大炮杀敌，最后壮烈牺牲。邓世昌在黄海与日舰激战中，率受伤的致远舰冲向敌舰，遇鱼雷，与全体官兵掉进水里。爱犬托他上来，他把爱犬按进水里，同归于尽，誓死与致远舰全体官兵共存亡。 　　轻信中计。雍正九年，开国功臣费英东曾孙傅尔丹任靖边大将军，率兵3万余进攻准噶尔，轻信敌谍言，中伏和通泊，几乎全军覆没。 　　轻率怯懦。鸦片战争时的奕山，没准备就仓猝向英军进攻，结果大败而回，退缩广州城。英军炮轰，他赶紧叫人竖降旗。 　　荒唐指挥。鸦片战争中，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封为“果勇侯”的杨芳企图用马桶去阻挡英军。奕经名为扬威将军，沉迷酒色，凭占卜所得签语制定作战计划，加上泄露机密，进攻宁波、定海和镇海的3路大军都被打败。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甲午战争中方伯谦是济远号的管带，在黄海大战中畏敌逃跑，济远号撞伤扬威号，致使该号被日舰击沉。叶志超在甲午战中担任平壤清军总指挥。日军进犯平壤，叶志超抛弃军粮器械逃跑。 　　清朝文官与武将一样也是形形色色。总督是地方官，节制地方文武，本文归入文官。 　　忧国爱民，大义凛然。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时遇到灾荒就主张减缓赋税，利国利民。受命到广东禁烟，他大义凛然，责令英美烟商交出237万多斤鸦片并销毁于虎门，予英、美列强以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概和力量。光绪元年左宗棠出兵新疆，讨伐阿古柏，收复了天山南、北2路。光绪六年崇厚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规定中国只收回伊犁，但割让霍尔果斯和以西及特克斯河流域大片土地。曾纪泽受命重开谈判，以收回伊犁与特克斯河地区为期。让豺狼吐出已入口中之食，谈何容易！但曾纪泽有捍卫国家主权决心。他在送原署理使俄大臣邵友濂回国诗中说：“仓卒珠盘玉敦(玉敦，歃血盟誓的器皿)间，待凭口舌巩河山。”他以对国家的忠心和巧妙的谈判艺术和顽强的斗争精神，终于战胜了狡诈、蛮横的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高级顾问等对手，达到了既定目标。 　　艰苦朴素，廉洁克己。于成龙，康熙帝誉之为“天下第一廉吏”，本书《名王名臣》中有详细介绍。汤斌(1627－1687)是康熙年间另一廉臣。他位至内阁学士，每日以豆腐和蔬菜为食。死时只有8两银子，同僚凑了20两才把他埋葬。在整个清代，廉洁臣子是凤毛麟角，少得很。 　　为民治水，大禹再世。清初，黄河多次水灾，顺治朝朱之锡受命治水十年。总督朱昌祚说他“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昕，xīn，太阳升起时)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撙节，节约)，见今财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他的前任杨方兴和后来的治水名臣靳辅也无不如此。 　　临危不惧，气壮山河。鸦片战争中，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率4000人防守，他登城督战，誓与镇海共存亡。镇海失陷，他悲愤投水殉难。 　　直言不讳，不顾安危。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在《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中直陈朝政得失。启中有“视朝太晏”、“小人荧惑”之语，嘉庆帝读后大怒，遣送伊犁。他对自己的遭遇全不在乎，做诗“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光绪年间御史安维峻更是一位不怕死的直谏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他上疏劾李鸿章跋扈，还责备慈禧太后：“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仍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结果是革职。这样的结果乃至比这更惨的后果，安维峻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生活特殊，常人难想。清朝一些官员醉生梦死，生活方式非一般人能想得出来。乾隆时担任过甘肃布政使和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喜欢吃驴肉丝，让养驴的在驴身上割下最肥的一块来做。被割肉的地方流血，就用烧红的烙铁在流血的地方烙一下，以此止血。这时，驴总要惨叫一声。道光时的南河督设宴，有里脊肉一道菜。这菜的做法是先鞭打猪，待猪奔跑到要死时，从背上割下一块肉。这块肉因为奔跑时精华集中此处，故美味无比。做这样的一道菜要杀50多头猪。 　　封豕长蛇，贪婪无比。贪赃枉法是清朝官员的通病，有的数额特别巨大。乾隆朝和珅，贪赃枉法，抄没的家产达8亿两。国泰是山东巡抚，附和和珅，行贿受贿，州县仓库亏空200多万。王亶望在担任甘肃布政使期间，与总督勒尔锦改“监粮”为输粮，又捏灾冒赈，侵吞国家钱粮。任浙江巡抚时，被抄出的家产逾百万。嘉庆十三年，山阳县县令王伸汉冒开饥民户数领取救济款25000两，杀害查赈的江苏知县李毓昌。道光时的南督，住江苏清江浦。每年修河费五六万两银，大小官吏侵吞十分之九。两广总督李鸿宾每月从外国走私鸦片的贩子处收贿银36000。光绪时，李鸿章与俄国签订辽东半岛租借条约，一次性获取沙俄财政大臣威特贿金50万卢布。(曹贵民《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 　　狡诈无比，诡计多端。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挥师北上，直抵南京城下，收复附近4府、3州、24县。两江总督郎廷佐假降，但要求宽限30日，郑成功听信其言，放弃进攻，坐待受降。清将梁化凤穴地而出，以500骑兵突袭郑成功前锋营，次日城内尽出攻击，郑成功大败，北伐失败，仓皇退回厦门。 　　淫乱无度，残忍无比。《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 　　卖国投降，不顾廉耻。鸦片战争中，琦善擅自答应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给英国并签订含有该项内容的草约。战后，耆英与伊里布担任全权代表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谈判，全部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贪生怕死，遇敌即逃。鸦片战争中，在英军进攻面前，浙江总督步云逃跑，两江总督牛鉴逃跑。广西巡抚徐延旭在中法战争中负责北宁军事，驻军谅山，但当法军进攻北宁时，他仓皇逃往龙州。 　　奉承巴结，设法上爬。军机大臣傅恒，是孝贤纯皇后弟，为乾隆帝倚为重臣。很多官员都想巴结他。傅恒兄长广成去世。傅恒正在热河陪伴乾隆，请假回京治丧。他没到之前，很少有官员去吊唁，而当傅恒到的那天，官员便蜂拥而至，素车白马。一向与广成没有瓜葛的也去了，并故意找机会与傅恒讲话。 　　顽固守旧，反对改革。晚清时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指导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求强”、“求富”。但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把洋务派斥为“名教罪人”。 　　人往往有多种经历，表现有多方面。前面提到的王亶望，他不仅贪婪，而且好色，生活糜烂。他有个宠妾叫卿怜。他让人做了一条四脚裤，上绣“鸳鸯裤”三字，与卿怜同穿。乾隆帝生气地说：“公卿宣淫，以至于此！”清末袁世凯一生，更是五毒俱全。他反对人民群众运动，倒退反动，两面三刀，卖友求荣，投机钻营，窃取革命果实。再拿清末三大“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来说，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但也有搞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功绩，左宗棠还有收复新疆的大功。 　　人与人相比，往往有相同方面，也有不同方面。就镇压太平天国的作用而言，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就洋务运动功绩而言，则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但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捍卫国家尊严方面，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比是望尘莫及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很多观点与曾国藩雷同，但左宗棠与李鸿章观点就有很多差别。(董蔡时《左宗棠评传》66667页)他们在“海防”和“塞防”问题上，在中法战争中就有矛盾，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崇洋媚外行径也有过非议。三人禀性也不同：曾国藩长于“谋”，李鸿章长于“才”，左宗棠则长于“气(正气)”。吴三桂与李成栋有相似之处，都是明朝臣子，都降清，镇压清初的抗清斗争十分卖力，但也有很大的区别。两人后来都反清，但李成栋是反正，而吴三桂是叛乱。 　　上面我们以概括的语言说了一些清代官员形形色色的表现，下面我们再引一些具体例子和故事做进一步的补充。 巡抚朱国治 　　前面说平定三藩一事时曾提到云南巡抚朱国治因不从吴三桂反被杀。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过去。 　　朱国治(？－1673)是汉军正黄旗人。顺治四年(1647)由拔贡知北京附近的固安县。十七年升江宁巡抚。上年郑成功北伐为粱化凤所破，十六年十月，郑成功还至厦门。十七年九月初六，他给朝廷上疏，提出以守为战的策略。他分析清军与郑成功军各自长短：清军长于弓马和陆战，郑军长于战船海战。他建议海口多设烽堠炮台，使郑军势困援绝，众心必变，乘间攻之，一定得胜。十八年，就是这个巡抚连续制造了两桩大案——哭庙案与奏销案。前一案包庇贪官，压制人民，后一案是维护朝廷催促钱粮，打击缙绅。 　　顺治十七年，江苏吴县县令任维初盗卖仓粮。第二年正月初七顺治帝去世。二月初一，丧报江南，地方官设堂哭灵。过了两天，对任维初痛恨的百多名诸生(一说18人)到孔庙哭灵，发泄对任维初的怨恨，将任告到府衙，向朱国治呈投了诉状。审理时，任维初交代他初到吴县，因为上司索求馈赠，没有钱，只好做这样事。朱国治听后大惊。他不仅没有惩治任维初，反而诬陷诸生，向朝廷报告说：“‘县令催征招尤，劣生纠党肆横’，震惊先帝之灵，妄图抗粮谋反。”朝廷立即派员调查，朱国治大造声势。七月朝廷下令，将倪国宝、顾伟业、金圣叹等18人处斩，其中还有8人的妻子、家产入官。朱国治亲临刑场监斩。 　　奏销案与哭庙案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奏销的意思是将征收的钱粮报部。奏销案就是一个与征收钱粮有关的案子。 　　明代以来，江南役赋比其他省重得多，其中又以苏州、松江为最。因为役赋重而完不成的人很多很多。 　　顺治帝去世后，康熙帝即位，以索尼、鳌拜等4人辅政。辅政令吏、刑二部让各级官吏催征积欠、钱粮。接到命令后朱国治立即行动，到无锡、嘉定一带催交。六月，朱国治上疏，造册向户部报告苏州、常州、镇江、松江4府与溧县一县欠交钱粮的13517位文武绅士，还有衙役254名，诬称他们“抗粮”。吏部作出严厉的惩罚规定。根据规定，在籍绅衿，不论官职，或黜革，或降职。有些人还遭鞭打。有3000人被械送刑部议处，第二年五月才送回。翰林院编修探花叶名霭因为欠钱一文，都被革去编修之职。于是有民谣说：“探花不值一文钱。”“苛政猛于虎”，这话再次得到了证实。 　　康熙十年，朱国治调云南巡抚。很可能是康熙觉得朱国治对清朝太忠诚了，于是派他去监督吴三桂。 　　从朱国治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对清王朝是忠实走狗，对人民却猛过恶狼。 双料曹操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个善骗无义，好生诡谋的奸雄。无独有偶，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朱勋集狡猾、贪婪、巧佞于一身，在短短的十年就从一个县丞爬到封疆大吏的官位，人称“双料曹操”。双料者，加倍也。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双料曹操最后落了个凄凉回籍，没过几年就魂归地府了。 　　朱勋，江苏靖江人，出生在乾隆朝，字晋斋，号虚舟。族人富有，独朱勋中落。他因为有点鬼才，经常做些古怪事，族人给他捐了个官，分发陕西。乾隆五十三年(1788)，朱勋借补咸阳县丞。 　　一天，吏员集中在长官衙门请示公事，有同僚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正在择婿，如果哪个人年轻还没娶妻，这就是好机会了。有按察使作奥援，富贵不难。朱勋听到这番话后怦然心动，谋划起怎么做按察使的乘龙快婿来。 　　回到家里，朱勋便唉声叹气起来。妻子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刚才听说你妈病得十分厉害，怎么办呢？”妻子听后马上说：“我回去看看。”朱勋暗喜。随后朱勋暗地里拿出6百两银子交给一个仆人，对他说：“这些钱都给你。你领夫人去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再回陕西给我找麻烦就行。”仆人明白他的意思，大喜过望，按照他的话去了。 　　妻子走后，朱勋就借口说他妻子死了，委托媒人，娶按察使外甥女为继室。有了按察使的奥援，朱勋飞黄腾达起来。五十五年升为咸宁知县，五十九年迁乾州直隶州知州，六十年擢同州府知府。 　　嘉庆元年(1796)朱勋因剿灭将军山农民起义，赏戴花翎，五年二月升延榆绥道。闰四月，调陕安道。七年镇压白莲教起义首领苟文明有功，赏加按察使衔。八年朱勋授按察使。十年因为他在秋审时轻罪重判，部议降职，但嘉庆帝改为留任。十四年，朱勋授布政使。十八年九月朱勋做上了护理巡抚。所谓“护理”是指官员出缺，由次级官守护印信，处理事务。十月，实授巡抚。《清史稿·疆臣年表》上记载，朱勋从嘉庆十八年到道光二年担任陕西巡抚。 　　朱勋贪婪。嘉庆八年初，因南山粮食腾贵，朝廷给士兵在饷外增加盐米钱5钱，并规定三年后才减到4钱。十年六月，朱勋把4钱全扣了，放进自己荷包。他却借包谷2千石给士兵作3个月的粮食，这种做法引起了宁陕新兵之变。此事在魏源《圣武记》中有记载。 　　昭槤《啸亭续录·朱勋》里描写朱勋：“惟以贿闻，百姓恨之切齿。”他开始当巡抚那年，南山木材匮乏，他照旧征税，引起农民造反。农民说：“惟有屠斫老朱后，我辈方解甲归田也。”这话用今天话说，就是“把这个姓朱的老东西杀了以后，我们才会放下武器回去耕田。”最后有个叫杨时斋的救了他。 　　十九年(1814)十二月，朱勋因为因循疲玩，降二级留任。 　　道光元年(1821)九月，朱勋担任护理总督。十一月，华阴县农民严文潮故意杀了一家二口，朱勋审案时，判处严文潮斩决枭示。但刑部按照当时法律改拟斩监候。朱勋自请交部议处，部议降二级调用，皇帝从宽改为留任。 　　道光二年(1822)陕西渭南县发生一桩人命案。该县富豪柳全璧索债将佣人朱某打死。接着他以重金贿赂县令徐润，称朱某是自己跌伤致死。虽然结了案，但朱某妻子不服，上控到朱勋巡抚衙门。朱勋改托另一县令姚洽另审。柳全璧广行贿赂，朱勋与布政使邓廷桢都有所染。姚洽按意旨办案。朱某妻子刚生小孩，姚洽叫差役硬逼她赴审，以致伤风而死。朱某妻子的亲戚马某屡次控告，姚洽对他施以严刑也死了。朱某有个侄女，因为接受贿赂，私下里表示可以私了。但村民很愤怒，威胁她说：“你如不上告，我们要分你的尸。”该侄女不得已入京上告。后来朝廷派人弄清了真相，柳全璧处死，徐润、姚洽戍边，朱勋与邓廷桢降职。 　　钦差工部尚书文孚、内阁学士辛从益奏劾，道光帝很是气愤，斥责道：“朱勋历任有年，于地方人命重案，任听属员颠倒是非，舞弊枉法，负恩溺职，莫此为甚！必应先行严议。”部议将朱勋革职，命他到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但道光帝赏三品顶戴，让他退休还乡。听到这个消息，百姓拍手称快。 　　朱勋留念京城，与要员结交。他以为自己没事，常常发牢骚说：“这么久还不起用我？”三年(1823)秋天，朱勋接驾良乡(离房山不远)，没想到道光帝要他马上还乡。朱勋为人豪奢，他虽侵吞巨款，但不够他挥霍。离京之日，债券如山，行李萧条。在家乡凄凉度日，九年(1829)病死。 不文不正 　　“不文不正”是嘉道宠臣曹振镛死后社会上给他的评语。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父文埴，官户部尚书。乾隆四十六年曹振镛中进士，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侍讲、编修、学政，先后充当乡试副考官、正考官、殿试读卷官、会试正考官、通政使、实录馆副总裁、实录馆总裁、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还有些加衔，如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此外道光皇帝还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在紫光阁给他画像，并作辞赞扬，赏给双眼花翎等等。他是皇帝十足的宠臣。 　　曹振镛历仕三朝，为官数十年，干的事主要是在科举考试、撰写皇帝实录、政府部门事务(如承书谕旨，议论国事等)上，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什么他能历仕三朝，飞黄腾达？《清史稿·曹振镛》说他：“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同光时人朱克敬《瞑庵二识》说：“曹文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有几次曹振镛也因为有过失，嘉庆、道光二帝不得不交部严议，但结果是一再“加恩”，减轻部议处分。例如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以失察工部书吏舞弊冒领三库银两，部议降二级调用，上加恩降三级留任。”道光二年二月，“承办坛庙工程司员得受官匠银两，复瞩托看册司员蒙混算销，上以该堂官漫不经心，将振镛等交部严议，寻议褫职，上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 　　曹振镛三次担任学政，主持过乡试、会试各4次。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他评举子的文章全看字，看是不是馆阁体。馆阁体字体拘谨，毫无生气。据《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进士中如果谁有个字不合馆阁体，就进不了翰林。判断文章优劣，不看内容，只看字体，多么荒唐！《清史稿·曹振镛传》说他“不取淹博才华之士”，那就得取庸庸碌碌之辈，让这种人管理政事，哪能让国家振兴起来？ 　　曹振镛在朝中钳制人口，堵塞言路。朱克敬《瞑庵杂识》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道光初年，曹振镛当政国，很不喜欢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做御史的，他“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务缄默守位，寖成风俗矣。”《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上说：道光初年，道光帝为政事弄得很疲倦，苦于章奏不能全阅。曹振镛向道光皇帝献“计”：现在天下太平，臣子好危言耸听，指陈朝廷阙失，是想追求声誉。治他们的罪，他们会说拒谏。以后奏章，不用都看，只选一部分有错误的为据，批评他们，他们为陛下圣明震慑，就没人放肆了。道光帝听了他的话。从此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万马齐喑究可哀”！咸丰初年，曾国藩曾上书，痛惜“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道光时期，一般士大夫麻木愚昧，苟且因循。这种风气也可在曹振镛那里找到根源。罗继祖《枫窗三绿》上载了一个故事：宣宗曾大考翰林和詹事，以左思《咏史》诗“巢林栖一枝”命题，好多人不得其解。曹振镛在侧，宣宗问他：“你知道吗？”曹振镛明明知道也说不知道。别人问他为什么在皇帝面前说不知道，他说：“知道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也没什么损失，‘炫己损人，吾不为也。’”作者评论道，曹振镛是以文学受知遇，并擢升到宰相地位，在文学方面应起带头作用，怎能装不懂来显示自己有容，有修养？这就是道咸以后缙绅不学无术的根源。 　　曹振镛的“有容”是表面的，有限的，骨子里是妒忌，不惜暗地里陷害他人。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到一件事：有一次道光帝问：“阮元当督抚已经有三十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多快啊！”曹振镛说：“这是由于他学问优异。”道光帝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学问？”曹振镛答道：“他现在担任云贵总督，还天天刻书谈文。”曹振镛知道道光帝不喜欢大臣这样做，怕废了公事，曹振镛这样一说，目的是想引起道光帝的厌恶情绪。结果不久阮元就内调了。 　　曹振镛以自己的言行给晚清造成了严重的柔靡世风：官员们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瞑庵杂识》录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予以讽刺。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生前被当成股肱之臣，死后被谥“文正”。文，道德博闻；正，守道不移。对臣下来说，最美的谥就是“文正”了。在清朝历史上被谥“文正”的大臣只有8位：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样的美谥，曹振镛哪里配？有人说曹振镛只能是不文不正。可是这样不文不正的大臣，却荣华终生。 硬骨头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人。在天津任知府的数年间，勤于政事，严于律己，吏慑其威，民怀其惠。 　　咸丰八年(1858)，英军侵犯天津，直督跑了，石赞清搬来两个大饔，里面注满水，放在台阶上，说：“英国佬要是进来威胁我，我跟妻子就死在这里。”不久，相国桂良与英国议和，英军离开天津。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总督以下多受辱。英军将卒分驻官廨。但石赞清坚持不离开官署。英国人要他走，他说：“砍我头可以，但衙门我不让。”英人听后感到诧异但对他无可奈何。 　　七月二十九日，英军500人拿着兵器进入他办公的地方，扶他上轿，抬进英国使馆，向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为难你。我们抬你进来是由于有兵卒烧我们的船，只好借你来镇镇他们。”石对他们的要求感到愤怒，不吃饭。好几天，老百姓情绪高昂，说如果石赞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与英国人拼命。英国人害怕，叫石赞清离开使馆。石赞清不答应，说：“我是怎么个来的，就应当怎么个回去。”英国人只好再让500人为前导，在八月初三这一天，用轿将石抬回府衙。 买官之后 　　同治初年山西有个姓夏的商人，虽没读过什么书，却突然动了官兴，出钱买了个官儿，被分发到陕西当县令。有人好心地对他说：“你初入仕途，不懂什么规矩，最好聘请一个有文化熟悉官场的人做你的参谋，以免被人取笑。”于是这个姓夏的请了朋友帮忙。 　　到陕西之后，按规矩要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他到巡抚官厅，举止矫揉造作，同去参见的有一个是四川进士陕西长安县县令唐李杜(字诗甫)，问他： 　　“贵姓？” 　　“夏。” 　　“从前有个叫夏征舒，是府上什么人？”唐李杜听后高举两手，露出庄重的表情，问道。 　　“是先祖。” 　　姓夏的见唐李杜神情严肃庄重，以为他说的“夏征舒”一定是显贵。 　　唐李杜听了答话，点头笑了一下。 　　参见结束后，姓夏的回到寓所。朋友问他到巡抚官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姓夏的一五一十把唐李杜的问话与他的答话告诉了他。 　　朋友一听，连说：“坏了，坏了！这个夏征舒是个龟儿子。” 　　夏征舒是春秋时人。其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夏征舒杀灵公后逃到楚国。 　　夏听朋友一说，气得不得了，就要到长安县与唐李杜论理。朋友阻止了他，说：“明天他还要去巡抚官厅，还会见他。何必着急？” 　　第二天夏见了唐李杜就扑过去，揪住他的衣服，责问： 　　“你为什么骂我龟儿子？” 　　“诸位都在这里，我何尝骂他龟儿子？诸位听见我骂他龟儿子了吗？” 　　夏更加愤怒，揪住唐李杜去见巡抚。唐李杜让夏先说，夏把“夏征舒”的“征”字给忘了。巡抚笑着对夏说：“龟儿子是你自认的，不是他骂你。”说完叫巡官把他们送出去。随即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内容大致说夏咆哮官厅还可原谅，但胸无笔墨，何以治民。令其回去读书等等。 　　夏没有办法，只是气罢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爱国者、思想家、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写的诗句，体现了为振兴国家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英雄本色。这气壮山河的呼声，是对旧世界的嘲笑，是参加革新运动自豪的表达。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清史稿·谭嗣同传)光绪十年(1884)入新疆刘锦棠幕，光绪二十二年(1986)奉父命以同知捐候补江苏知府。他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倡设南学会，办《湘报》。二十四年，拜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当荣禄奉慈禧之命大捕维新派时，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劝他逃走，被他拒绝。他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梁启超，决心以死表示他的维新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临刑赋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八月九日被捕，在狱中题诗一首。 　　其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首句：“望门投止”与“张俭”，出《后汉书·张俭传》。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开始被举荐为秀才，他揭发中常侍侯览罪恶，要求杀了他。张俭同乡朱并为讨好侯览而诬陷张俭与24个恶徒为党，于是发文缉捕张俭。张俭逃跑。“望门投止”是说张俭看到哪家就到哪家投宿。人们仰慕张俭名行，张到哪家投宿哪家都肯接受。“望门投止”在这里指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难。“思张俭”意思是希望康梁二人出逃哪里都能得到保护。第二句：“忍死”是临死坚持，有所期待。“杜根”是后汉安帝时人，为郎中。他因为直谏邓太后归政安帝，被命令打得晕死过去。复苏，逃到酒家做工，邓氏被诛，杜根拜为御史。“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希望康梁忍耐一段时间，以图东山再起。第三句：“横刀”，刀架在脖子上。此句写作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气概。末句自豪地把自己与康梁俱喻为高大的昆仑，为世人所景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四日斩六君子于菜市口，翌年谭嗣同遗骸运回湖南，葬浏阳城外山下，墓前华表有挽联一副：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门包与别敬 　 　　门包是贿赂官府守门人的钱物。进官府都须给守门人礼物，这个陋规可以说是与清朝相始终。吴三桂派人出关乞求清兵进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想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金贿赂多尔衮左右，才得开门接见。后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府有人刺探到杨宏胜(1886－1911，原任满清新军第三下标正目)从事反清活动消息，便乘夜谒见鄂都瑞澂。守门人就向他索取门包。 　　门包不是清朝才有。明宗臣《报刘一丈书》就有几处为进权门首先给守门人送礼金，守门人才给通报的描写。 　　清朝的陋规绝不仅是门包而已。比这更大的送礼还不少，而且名目有好几个。外官引见(皇帝接见臣下)、请训(三品以上外官赴任谒见皇上)离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叫“别敬”，夏天给京官送的礼叫“冰敬”，冬天给京官送的礼叫“炭敬”，过年给京官送的礼叫“年敬”，给京宫女眷送的礼叫“妆敬”。这些实际上都是贿赂。 　　何德刚光绪时曾在京曹19年，后来出任江西建昌和苏州知府，著有《春明梦录》一书，对此类礼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地方官。地方官不给京官送礼，那结果可想而知。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了他几次调任觐见皇帝后“出京留别”送礼的情况。他在道光二十五年补授陕西督粮道，“出京留别”，“别敬”花了17000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留别”，花了12000多。陕西粮道是“夙称优缺”，于是他借钱“别敬”：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又须觐见皇帝，又须“出京留别”。这次他送了多少呢?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召见后，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初四“北上入觐”，十二月十二日到长辛店。八年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都有核别敬单的记录。但他花了多少钱，没说。估计数目不会小。 清朝吏治 　 　　清朝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有官僚就有一个吏治的问题。清朝的吏治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谈。一是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一是从乾隆后期到清末。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总的比较重视吏治，措施比较得当，官员比较用命，贪污的相对少些。 　　关外时，努尔哈赤总结历代治世经验，指出：“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顺治八年(1651)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雍正帝说：“大吏不清，民何以安?”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措施比较得当，官吏中贪污比较少。 　　这个时期的廉政措施如下： 　　一、禁止贪污。贪污损害国家，也腐蚀官僚队伍。这个时期的皇帝都有禁止贪污的上谕。努尔哈赤时就有命令不准行贿受贿：“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准收汗的赏赐，不准接受尼堪送的东西。……要给尼堪发指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的人治罪；如果接收，接收的人治罪。”皇太极制定律例，惩办贪暴。顺治帝为了杜绝贪污订出十分严格的规定：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康熙朝所修的《大清会典》规定：“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大清律》对于监守自盗和官吏受财者，都作了严刑规定。例如监守自盗，1两以下杖80，20两杖1百，流2千里，40两斩。官吏受财者1两以下杖70，40两杖1百，徒3年，120两，绞(监候)。 　　二、严惩贪污受贿。这个时期对贪污、纳贿的官员给予了惩罚——革职、抄家、处死或令自尽。处死的，例如顺治朝有大学士陈名夏、巡按顾仁，雍正朝有河南学政俞鸿图，乾隆朝处死的不法官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更多，有名的如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伍拉纳、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福菘、两淮盐政高恒等。至于被革职、抄家的那就更多。雍正初年清查钱粮，督抚、布政使、粮道官员共11名，再有苏州织造李煦。这些处置对有贪心的官吏起了震慑作用，敲响了警钟。 　　三、崇奖清廉。康熙帝重视好典型的教育作用。当时于成龙、汤斌、张伯行、陈瑸都比较廉洁，受到康熙帝赞扬，其中于成龙最突出，得到康熙帝高度赞扬，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康熙帝崇奖清廉，促进了廉风的形成。康熙一朝，大臣大都比较端谨；只是康熙后来宽政，末年康熙帝多病，内政外交渐废，贪污之风有所抬头。 　　四、加强监察和考核。顺治时对京官实行京察，对地方官实行大计。皇太极就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负责对官吏监察。雍正元年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 　　五、实行耗羡归公，养廉加俸制。清初由于官员俸禄低，上索于下，下转索于民成为习惯。征收赋税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再多收一些，称作“耗羡”。雍正二年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全部交公，一部分留补亏空，其余发给大小官员养廉，起到限制官吏贪污勒索作用。 乾隆后期到清末 　　这个时期吏治逐步败坏，朝廷廉政措施不力。 　　乾隆后期由于皇帝骄奢淫逸，要求官员向他“贡献”、“报效”，以罚代惩，官吏贪污成风，巨贪和珅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尽管乾隆口头也讲廉正，还惩罚了几个大贪，但风气败坏已无可挽回。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又有新的特点。第一、官员贪污多串通作案，例如嘉庆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私雕假印，串通银号虚收310600两，十四年通州粮仓场舞弊，中西二仓短米9600余石。户部银库累遭库吏侵蚀，道光二十三年，查出乾隆末年以来被侵吞900余万两。道光时期河工官员贪占河工费极为严重。朝廷每年下拨的河工费达五六百万，河工官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贪占大部分。第二、官员们普遍因循怠玩，大吃大喝，玩忽职守，最突出的例子是嘉庆二十五年兵部把印都丢了。第三、人际陋规多，详《门包与别敬》。第四、官吏不思进取，庸俗鄙陋。嘉道两朝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没有兴国之术，却阻拦向皇帝进言、限制知识分子、阿谀奉承，庸俗不堪，造成道光后世风柔靡。嘉庆帝打击了以和珅、富纲等贪官，惩罚了各个贪污案件中的罪犯，道光时期实行海运，使大批漕运官员勒索钱财无门，道光支持两江总督陶澍改革明代以来的垄断食盐运销制度，堵塞了大批盐政人员受贿之途。但两帝对官员因循怠玩，玩忽职守之风无可奈何。 　　咸丰时期，许多官员不按规定擅自征收赋税，即浮收，或以高价将应征粮食折为银两，即折收，从中渔利，咸丰帝发过整顿吏治的旨令，但不落实。 　　庆亲王奕劻贪污、行贿受贿成风。《贪官污吏传》(北京古籍出版社)记录了好些晚清巨贪：奎俊任四川总督时“食赈银至五千万两”，崇礼利用粤海关监督之职“括银数百万两”，甲年战争后，荣禄以练兵酬款为名奏请刚毅到江南搜刮，“除常款外，无公无私悉取之”。曹贵民在《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一文提到的巨贪还有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提到受贿大员李鸿章。奕劻贪污受贿而有家产2亿两白银，李鸿章与沙俄签订辽东半岛相界条约时一次获取沙俄财政大臣威特贿金50万卢布。 　　慈禧太后专权于晚清，她还为了个人的享乐，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她还违背祖制，怂恿内监安德海、李莲英违法乱纪。 　　清末搞新政，虽然也说裁“陋规”，但徒有倡廉之名而无廉政之实。· 清朝法制简史 　 　　清朝法制在关外经历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以及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入关后到清末经历了从封建法制到近代法制的演变。 关外时期 　　努尔哈赤欣赏诸葛亮的治蜀经验，重视以法治国。明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开始立法。但法律形式粗疏，多为努尔哈赤口头宣布的某些“禁令”，或者是诸贝勒口头议定的规则，或者是八王发布的“文书”。努尔哈赤口头“禁令”是基于女真传统习惯的不成文谕令。四十四年(1616)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对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理解更深，强制八旗将领乃至八旗之主严守法度。这时法则多了一些但不全面，“内容涉及到八旗的组织和制度、军令、围猎令以及诉讼等各个方面。”开始有了成文法，例如天命六年(1621)《禁单身行路谕》就是。 　　在“定国政”之前，努尔哈赤政权还没有什么司法机构。那时谁犯了罪，直接按照军中的刑法规矩处理。万历四十三年立国后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五大臣，下设十名理事官“扎尔固齐”。司法机构就有了两级：第一级是牛录，第二级是诸王贝勒大臣。轻微案件由牛录处理。诸王贝勒大臣接受五大臣审问而未决和依努尔哈赤指定的案件。复杂案件，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再由五大臣鞫（ｊū）问。之后报告诸贝勒。大家议定后，向努尔哈赤奏明三遍复审的结果。如果恐怕有冤屈，就让打官司的人跪在努尔哈赤面前，再详细审问，把是非搞清楚为止。如果是努尔哈赤亲属犯法，努尔哈赤就以汗和家主双重身份亲自审断。 　　诸王贝勒大臣审案时不许喝酒、吃肉，索贿、受贿。 　　努尔哈赤时期刑罚残酷，死刑有斩头、烧杀、炮烙、“乱刺鼻、耳、脸、腰”后斩首、磔杀、戮尸，体刑有打腮、穿耳、鞭打等。 　　皇太极的法制建设围绕集权、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夺取明王朝的政权为目标来开展。制定了“参金酌汉”的立法路线，扩大立法范围，法律形式多样，成文法成为主要方式，法制建设已进入到封建法制阶段。 　　法律比努尔哈赤时期大为完善。如以下方面皇太极都立了法：一、行政。《崇德会典》汇集天命十一年到崇德元年的重要谕令，内容包括了礼、刑、户三部的主要法令，还为皇族立了法，建立了宗室封爵制度。二、调整社会关系。天聪五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就是为了调整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三、经济关系。规定按人口分配土地，禁止贵族大臣子弟放鹰，蹂躏田园，允许自由买卖粮食。四、刑事。汉族历代王朝刑律的“十恶”（谋反、谋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十恶）罪被引入，犯上罪列为十恶之首的政治罪。不在“十恶”范围里的政治罪还有叛逃罪、逃人罪（离开奴隶主逃跑）和容隐逃人罪、通敌罪。一般刑事犯罪有盗窃罪、通奸罪、欺骗罪、杀人罪、赌博罪、左道惑众罪、贩卖武器罪等。经济犯罪有经商漏税罪、隐匿壮丁罪、行贿受贿罪、隐匿俘获罪、种烟吸烟罪等。刑罚有杀头、拘禁、鞭笞、穿耳、鞭打、圈禁、流放、籍家、罚银、革职、解任等。四、典礼。为了集权的需要，皇太极还制定了显皇位之尊的典礼。在他登基之前，他要求王公大臣以及内宫遵守从汉族宫廷学来的各种礼仪。五、军律。为了有效地与明战争，皇太极迭次颁发军律。六、婚姻。天聪六年还下达了禁止乱伦婚娶，禁止没到十二岁的女子出嫁的法令。 　　法律形式，有与努尔哈赤一样的上谕，如“禁隐匿壮丁令”、“禁诸王贝勒违法令”；成文法则有条例，如《内外牛录首告离主条例》、《纵畜入田罚例》。崇德元年(1636)效法《大明会典》颁布了清朝第一部行政法典《崇德会典》，是天聪时期各种法令的汇编。 　　皇太后时期，牛录还是基层司法机关，而由于天聪五年六部设立，中央有了最高司法机关和折狱审案的专职部门——刑部。审案，有时各旗旗主、诸王贝勒大臣仍须参加，最后报告皇太极，由他裁夺，付诸实施。 顺治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封建政权，关外那些简陋的法规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开始了涉及面广大的立法活动。多尔衮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能统治全国，还必须实行封建法制。顺治元年王朝以《大明律》为蓝本，参考后金满制，于顺治三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此律是清朝大法典，用到宣统三年才废止。该法典弁以“六脏图”、“五刑图”等八种图像。律是基本大法，436条；例是辅助法，824条。律文7篇：名例律、吏律、户律、刑律、工律等。此法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续修，更名为《大清律例》，俗称《大清律》。律文相对保持稳定，而附例即条例不断续增，由原来的824条到同治时已增至1892条。 　　除了《大清律》这个基本法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各部院的则例，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光绪会典事例》、《六部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礼部则例》。还有各部管辖的事项规则，如《钦定八旗则例》、《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等，监察法规有《京察法》、《大计法》，民族法规有《蒙古律》、《回律》、《番律》、《钦定西藏章程》等。此外还有各种经济法规和涉外法律。 　　法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维护皇权和封建统治。《大清律》明确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对犯有推翻王朝罪行的凌迟处死并株连到祖父、伯叔、兄弟之子。被凌迟处死的，其子孙如不知情可以免死，但须阉割并发配新疆。 　　二、以刑罚加强思想专政。从顺治朝直到宣统朝以文字狱打击对清朝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甚，详《文字狱》一文。 　　三、维护旗人特权，对他们刑罚可以换轻刑、减等。《大清律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减等是指所犯死罪斩立决，可以换成斩监候之类。 　　四、维护宗族特权。宗族是同一父系的家族。为了通过宗族的领导管理同族，以巩固清朝统治，清朝统治者要求立族正，并赋予他们以调处、裁判的权力。清朝利用族正征税、治安、禁盗贼、禁犯上、守国法等等。同时法律规定维护宗族的特权，允许对“悖逆子孙”予以严惩，规定对族产予以保护。 　　五、刑制规范。清废除了明代厂卫和镇抚司使用的一些酷刑，如脑箍、烙铁、立枷等，而将建于五代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当作正刑。笞是用竹板或荆条打脊背或臀部、腿，杖是用大竹板或荆条打脊背或臀部、腿，徒是拘禁并强制劳动，流是流放僻远之地，死就是处死。其中死刑分立决和监候两种。立决是犯大罪，立即处死；监候是犯罪较轻，经过秋审才决定是否要杀。五刑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刑，例如迁徙、充军、枷号、赎刑、刺字、凌迟、枭首、戮尸。枷号是将犯人上枷，标明罪状示众，赎刑是用钱抵刑，刺字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在面、额、项、臀部等处标明犯罪原因，凌迟是酷刑：先割两乳、两臂，然后开膛取出内脏，最后割脑袋，枭首是斩首并悬挂示众，戮尸是陈尸示众，以示羞辱。 　　六、民事经济方面。严令旗地买卖(这个规定到咸丰五年松动)，实行地丁合一(详《经济·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清初为了镇压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而颁布《禁海令》、《迁海令》，限制对外贸易，限制开矿，维护旗人地位，也给了奴仆一些小保护权，但雍正时期有开豁贱籍政策。 　　七、涉外法律以闭关自守为原则，讲究自尊，限制贸易，警惕外患，排除天主教。 　　这个时期法律特点与其内容密切相关。一是维护中央集权和满族、宗族特权，二是刑罚严酷，三是实行思想专政，四是闭关自守。 　　这个时期的司法制度比关外严密多了。其中央司法机构维持明朝“三法司”制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都察院监察百官，并参与审理大案。地方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有督抚、臬司、府、县四级。 　　审理案件程序是：诉讼先经州县审录，如判徒刑须经府、按察司，然后报督抚。督抚同意后还要报刑部备案。判流刑、充军、发遣，须由各省督抚审结，案卷报刑部，由堂官侍郎批复，由各省执行。判死刑特别慎重，由三法司会审。有秋审和朝审。州县将判死刑的案犯和案卷送省城(乾隆三年以前还要经过府，才到省)。臬司审核后报督抚。督抚根据情况判为情实或是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具题上奏皇帝裁决。皇帝将题本转交三法司。刑部提出处理意见，别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将意见分送天安门会审各衙门。八月一天，天安门会审。书吏宣读刑部决定，会审会议通过。再报告皇帝裁决。朝审是复核京师死刑案件。过程与秋审一致，时间是八月初。皇帝判决算是终审。判可矜、留养承祀就是免了死刑，批缓决就是继续监押，留待下次秋审或朝审。批情实就要处决。 　　非常大案要王、大臣、九卿会审。宗室、觉罗罪犯由宗人府、刑部会审，蒙、汉相涉案由蒙古官员与汉族地方官共同审理，地方大案由布政使与按察使会审。发回及驳回案件由督抚与司道会审。 鸦片战争后到清末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朝丧失了部分司法主权。在新政变革中，清朝封建法制迅速解体，向近代法律体系演变。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新阶段，也开启了清朝法制新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司法制度也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并从同治三年开始在租界内任意设置司法公廨。列强侨民在民事、刑事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审理而由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领事法庭公廨审理。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中国丧失司法主权的标志。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变法。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改革法制的建议被采纳。清廷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负责法律改革。经过10年的努力，对旧有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法律体系建立了起来。封建法制演变为近代法制。法制变革包括司法制度的变革与新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司法制度变革。一、司法独立。光绪三十一年(1906)清政府改革官制，改刑部为法部，为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不再兼审判事务；大理寺改名大理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法部设总检查厅，成为最高检察机关。这个改革使司法终于独立，过去司法行政混一的体制崩溃了。二、审判诉讼制度改革。西方一系列的近代诉讼审判原则和制度被引进。废除三法司会审和九卿会审制，实行四级三审制。审判衙门分为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四级(宣统元年，开始筹措经费，建立审判厅，培训新型司法人才)。民事、刑事案件，由初级审判厅审判；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民事、刑事诉讼分开，建立了起诉、预审、公判、上诉、判决等程序和公审、回避、陪审、辩护等制度。三、监狱制度改革。设“模范监狱”、“罪犯习艺所”，改变以往以监狱惩罚罪犯的传统。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了京师模范监狱，随即在一些省府州县也陆续筹建。 　　新法律体系建立。新法律体系的建立仰仗新的法典的制定。经过十年努力，制定了一系列近代法律。光绪三十年(1904)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三十二年颁布《破产律》，三十四年(1908)颁发《钦定宪法大纲》，同年制定了近代行政法《钦定行政纲目》，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又诞生近代刑法《大清新刑律》，宣统三年编成近代民法《大清民律草案》。此外，三十四年拟订的《大清商律草案》、宣统二年编成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尚未经清廷审核，清朝就已灭亡。 折狱与释纷 　 　　清朝专门负责审判的，中央一级有刑部官员，地方上有按察司的官员。由于行政与司法混一是封建社会法系的一大特点，皇帝是一国最高行政长官，也是一国最高司法官，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一县的大法官。行政长官兼管司法，要判案，还要解纷。 　　下面是两组文章，记叙皇帝、督抚、臬司、县令折狱、释纷情况，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行政长官的才德和思想，并反映出吏治的优劣。 　　第一组是三篇关于折狱的短文。三篇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用对比。第一篇比较了嘉庆帝、刑部和伊犁将军审案。在给赵继昌定刑的问题上，刑部显然是轻判而嘉庆帝量刑准确。刑部之所以轻判是由于他们对赵继昌的罪行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实质。嘉庆帝比刑部高明，还在于他看到了翰林院的管理责任，而刑部只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出翰林院也有问题。第二个案子，是伊犁将军错判。这个伊犁将军观念僵化，没有看到邢杰强奸儿媳，这已经是犯了罪，原来的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已经不存在。邢吴氏的反抗完全是自卫。嘉庆帝看出了变化，“翁媳之义已绝”，终于纠正了刑部的错误。第二篇反映唯心与唯物思想在办案中的表现及其不同结果。滋松县原县令是唯心思想，他不是先取证，而是断定作案的人肯定就是尸场附近的人干的，于是他把20多名无辜之人抓起来，关了多日，真正案犯查不出来。代理县令李静庵是唯物思想。他先是取证，最后找到作案的人，放出无辜者。取证当然要吃苦耐劳，李静庵“冲泥”、“冒雪”终于破了案。两种思想后面还有两种作风和对人民态度的对比。想当然、简单化是官僚作风，是草菅人命的态度，办案当然省力，但绝不能把案子办好。深入调查，是实事求是作风，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作风，需要“冲泥”、“冒雪”，最后终于把案办好，无辜终于获得自由。第三篇《胡氏杀夫案》中，截然不同的办案道德形成鲜明对照。一种是打击罪犯，保护无辜；一种是为了自己，不惜陷害无辜。遂宁县县令徐钧和幕僚张友是后一类，臬司张集馨和委员李象昺是前一类。徐钧为了保自己的官位，不去缉捕罪犯，却陷害受害者，并屈打成招。他们的心多么狠毒啊!读这篇文章应该注意该文最后一句：“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州县既不可靠，那么像徐钧那样的害民官吏，不知有多少，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又不知有多少。 　　第二组是三篇关于释纷的短文。第一篇说的纷争源于双方各自局限，只知一时的江面宽度，并把自己了解的那一时宽度看成永恒，无视了水面宽度是变化的。陈树屏肯定双方都存在一定情况下的正确，自然取得皆大欢喜、纷争立解的结果。第二篇说的纷争起自“鼓噪”一词，裘孙制府通过释词正名，终于使裘安邦放弃了官司。这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分析纷争的症结，对症下药，释纷并不难为。第三篇是袁枚凭借其才学快刀斩乱麻解纷的故事，告诉我们，学识对于调解人民之间的纷争有很大作用。 第一组 嘉庆帝审案 　　嘉庆五年，嘉庆帝审查了刑部送来的一个案件。案情是这样的： 　　有个属于汉军籍叫赵继昌的读书人，混上一个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是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的新进士。三年后通过考试授予官职。他请假多年，住在村里。因为文理不通，不敢参加甄别性的考试。 　　赵继昌以前认了一个姓赵的姑娘为义女并调戏成奸。这个“义女”后来嫁给一个叫袁凤瑞的。后来赵继昌多次奸污袁赵氏。为了达到永远占有她的目的，他伪造了一份袁凤瑞欠他钱的借据，逼他休了袁赵氏。赵继昌收纳袁赵氏为妾。 　　刑部认袁赵氏与赵继昌通奸，是袁赵氏父母贪财，怂恿她做出丑事，不可以良家女论。而赵继昌收纳她为妾，是在袁凤瑞休赵氏之后，性质与强占人家妻女不同。他们援引凶恶棍徒生事扰害良人罪例，判他到烟瘴地方充军。 　　刑部将案卷呈送嘉庆帝。嘉庆五年五月，嘉庆帝仔细审阅案卷，下谕： 　　一、赵继昌文理不通却成为庶吉士，如严加追究，可以构成大案。事属既往，姑免追究； 　　二、如果是袁赵氏在袁凤瑞责备她的不端后自行离婚，赵继昌买袁赵氏为妾，还不算强夺，可减轻对他的处罚。但实际上是赵继昌诬陷袁凤瑞，逼迫他休妻接着就买袁赵氏为妾，这与强占他人之妻无异。判赵继昌去烟瘴地方充军太轻，应比照强夺良人妻女，奸占为妻罪例判为拟绞候，进入秋审。 　　三、该犯是告假庶吉士，在村里久住。管理旗务的参领、佐领失察，应该按规定给予处分。翰林院掌院及教习庶吉士的大臣，有稽查训课的责任。赵继昌告假到期应催他销假，参加考试。看出他文理荒谬，不能应试，即可据实取消他的资格。为什么任他借请假拖延时间，借职官声势奸淫肆横?当时的掌院和教习，均不合格，要求刑部取消他们的职衔，一并论处。 　　嘉庆帝判案准确，改判合理。他从该案看出政府官员的问题并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很是难得。而总督和刑部却对案件性质认识不清，量刑失当。 　　嘉庆帝判案准确不止一次。嘉庆十七年(1812)西北地区有个叫邢杰的企图强奸儿媳邢吴氏，儿媳反抗，强奸未遂。咬掉邢杰嘴唇一块皮。六月伊犁将军晋昌拟判邢吴氏问斩。嘉庆帝审查时纠正了这个判决，改判邢吴氏免于治罪。他说：“蔑伦行奸，翁媳之义已绝。”他援引了乾隆时的一个案例：江苏省有个叫蔡通的撞见他叔叔与蔡通自己的老婆行奸。气急的蔡通刃伤他的叔叔。开始拟判蔡通绞决，经刑部讨论，认为蔡通是捉奸，刃伤胞叔，应当从宽赦免。邢吴氏是女子，突然遭到强暴，情急之下，咬掉她公公的嘴唇皮，其情节与无故干犯尊长完全不同。 冒雪破案释无辜 　　乾隆时湖北松滋县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个叫王五子的小孩死于野地，丢了耳环、衣服。县令把尸场附近20多人抓去审问多日，都查不出来。后来上司派李静庵做代理县令，接过案卷。 　　李静庵先到尸场查看后便冒着雨雪，带领几个精干差役微服出行。他们来到一家卜筮草店，问近日来卜卦的人是多还是少。卜者说：“少。前些日子本地有个十六七岁名叫鲜旺儿的童子来测字。我检出‘鸱鸮’的‘鸮’字，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枭首之象。’他显得很紧张。”李静庵追问那人详情，卜者说，那人曾做过一个人的义子。因他游手好闲，品行不端，被赶出家门。李静庵又问那人住处，卜者又告诉了他。 　　李静庵率差役寻到卜者讲的地方。李静庵让差役突然喊一声：“鲜旺儿！”马上就有一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惊问李静庵是什么人。李静庵说：“我是你的邻居呀，隔了几年，你就不认识我了？现在我要到某村去，路不熟，你给我们带路，我们给钱。”鲜旺儿开始觉得路远，天色也不早了，不愿去。但看见白花花的钱，就答应了。李静庵又说：“你把你的东西带上，免得丢了。”鲜旺儿就从草丛中拿起一个小袋与他们同行。到了一个客栈，李静庵让差役翻看鲜旺儿的袋子，发现有当票。李静庵马上让鲜旺儿把所当的东西赎回来。赎回来的东西竟是耳环和衣服。李静庵让死者家属来认看。死者家属一见马上号啕大哭。有了赃物，但鲜旺儿还死不承认。李静庵用饮食引诱他，他才承认。李静庵急让人把20多名无辜放了出来。有人为此作诗颂扬李静庵： 　　不是冲泥亲冒雪，无辜枉累廿三人。 　　“冲泥”是踏泥而行的意思。 胡氏杀夫案 　　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川遂宁县县令徐钧上报了一个杀夫案：县里有个姓胡的妇女与她小姑杀了她（胡氏）的丈夫蒋某，判二人凌迟。当时担任四川臬司的张集馨接案审理。 　　一般妇女杀丈夫，是因为与他人通奸，张集馨审查材料，没发现有奸夫的叙述。胡氏仅18岁，小姑才17岁。老婆谋害丈夫，妹妹谋害兄长，一定有重情，而非情非理，令人惊异。案卷里说蒋某痨病严重，胡氏谋害丈夫后即可改嫁，小姑等胡氏改嫁后就可独吞百亩地。案卷里还说蒋某被害后有盗贼剪开篾墙盗窃，捕役曾亲往查验。张集馨于是调集了捕役和验伤人员。 　　他特别派遣委员李象昺悉心调查研究，说：“此案实情与罪名相距很大，稍有疏忽，一定冤枉好人。” 　　李象昺先向捕役了解剪开的篾墙道口、盗贼出入的印痕口门尺寸高度（1尺2寸）和宽度（1尺1寸）。问了一天，盗情已经清楚。 　　张集馨问验伤人：“验尸单上填有‘上颚红润’，那就是捏伤肾子造成的，肾囊是否还坚硬呢？” 　　“不硬。” 　　“哪有上颚红润而肾囊不硬的事？” 　　验伤人交代说：“肾囊的确没伤，上颚也没红润，幕府张友说遍体无伤，哪会死呢？不如在验尸报告单上说捏伤肾子，才不会被驳回。” 　　张集馨接着提胡氏姑嫂来问。张集馨发现姑嫂二人都是纤弱女子，很是老实，没有一点泼妇的样子。张集馨问他们为什么害死蒋某，她们回答说，她们受了刑，书吏要她们这样招供。临起解时，县令母亲每人给了制钱千文，叫她们不要翻供。 　　张集馨又提地方上负责治安的团长来问，团长作了如下交代： 　　验尸无伤，死者所盖的棉絮失落无存。要求县令查出棉絮所在，说如果查出来案情就可大白于天下，结果被县令斥责了一番。 　　死者有痨病，咳嗽不已，体力很弱。平日从床边到寝室门口只几步路，他都要蹲地休息片刻。死的那天晚上，胡氏与他同床，下垫篾席，上盖絮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惊闻其夫大喊一声，滚地说不出话来。她摸衣服，找不到。只见墙根有一个圆洞。是盗贼钻进篾墙把被窝、连带他们的衣服都抱走了。 　　胡氏开门到小姑卧室借火和小褂。小姑说：“你把我的衣服穿走了，我咋办？” 　　厢房住有王姓母子二人，听到胡氏喊有盗贼，儿子拿起一个棒子就要出门。母亲制止他，说：“盗不可测，我们租别人房子住，何必要替主人外御其侮？”听了这话，儿子才没出来。 　　蒋某叔婶住后院。听到胡氏呼喊，就提着油灯来看。只见蒋某滚在床下，墙根有洞，床上棉絮荡然无存，胡氏布褂也不见。开大门出看，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微闻临村有逐盗之声。第二天向乡保、团长报案，他们马上到营县呈报。当时缉捕令很严，县令害怕受到四参处分，授意捕役说不是盗窃案，是胡氏与小姑谋命案。徐钧验尸，见尸体没有伤痕，就胡编什么尸体背后的指甲抓痕就是致死之伤。没有凶器，就把屋内墙上篾匠用的弯针一条指为凶器。接着县令派人把胡氏与小姑锁到观音崖，打了她们几十个耳光，又用木扁担各压一次，两人忍不了疼，就按照差役教的招供，两人被迫无辜服罪。 　　张集馨调徐钧到省申斥。开始他还桀骜不服。张集馨让知府怡昌、委员李象昺提集全体人证，在衙署与徐钧同审。徐钧见验尸人和差役吐出真情，才无话可说。当晚，徐钧到李象昺家里，向他求情。李象昺对他说：“如果尸体有致死之伤，不难开棺再验；如果尸体没有伤，我不能只顾友谊而让无辜受到极刑处罚。”徐钧说：“死者实在没伤，肾囊之伤是张友所为。” 　　案子平反后，胡氏与小姑脱去囚衣，交亲属领回。 　　徐钧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忍心害理，陷害两个弱女子。案子大白后，他不自责请罪，却担心弹劾，就到处找关系替他找出路。学使彭咏莪写信给张集馨，说徐钧是他亲戚，能容就容，不能容就让他病退；山东巡抚陈庆偕也要求对他格外优容。上司没有深究，结果徐钧以病为名退休回家。 　　此案如果不是张集馨的认真负责，不是他把百姓当成一回事，如果不是委员李象昺的深入调查研究，徐钧一定纠缠不已。张集馨深深感到：“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 第二组 陈树屏解纷 　　光绪十五年(1889)，中丞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制军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二人地位相当，个性都很强，经常发生口角。 　　一天，在武昌黄鹤楼举行公宴，相互敬酒。主宾都有几分醉意。座中突然有人问到面前长江水面的宽度。谭说是五点三里，张说是七点三里。双方争得面红脖子粗，谁也不肯服输，一时又无人判断谁是谁非。张突然想起江夏县(武昌)县令陈树屏。张说他应该最了解。于是立刻派了一名军士请他。 　　陈树屏是名进士。听到二人请他回答长江水面宽度的问题，便立即跟军士走。他足一迈入屋，张、谭异口同声地问。陈应声道：“水涨时是七点三里，水退后只有五点三里。您二位说的都不假。”听后，张、谭哈哈大笑，争辩立刻停了下来。 片言解纷 　　康熙十年有个规定：军队将官因为发饷迟了，或扣发军饷，或对士兵暴虐，引起士兵鼓噪，就要革职。顶头上司及提镇都要降两级调走。另外，河营士兵喧哗，提督徇情不检举，或检举不实在，也要降两级调动他处。如果顶头上司唆使喧哗，就要革职审问。 　　道光三年的一天，南河中军副将军裘安邦（字古愚，嘉庆武进士）操练士兵，因为要求过严，士兵不服，喧哗起来，裘安邦认为士兵“鼓噪”，要求河督（河道总督）查办，但河督不答应，双方产生龃龉。 　　江督孙制府（疑为两江总督孙玉廷。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孙玉廷担任两江总督。）知道了这事，决定让双方重归于好。做到这点，必须让裘安邦放弃要求。 　　孙制府在“鼓噪”二字上做文章。他问裘安邦：“当天演武场中只是人声喧哗呢，还是又有击鼓声呢？”裘安邦说：“只有人声，没有击鼓声。”孙制府说：“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噪杂。一定兼而有之，才叫鼓噪。你说的情况不叫鼓噪。”听了这席话，裘安邦再也没说什么，与河督的纠纷马上平息。 袁枚解纷 　　乾隆时期，文人袁枚（1716－1798）曾在溧水、江浦、江宁（今南京）担任知县。以他渊博的才学和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不少纠纷。下面是其中的三个。 一 　　有两人争方山溪洞外的一块地。两人打官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没有契券，官司久久断不下来。袁枚接手后，望着成堆的案卷说：“这与左丘明讲的‘宋郑之间有隙地’差不多。（按，《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两国之间有几处可垦而未垦之田，双方展开了长期争夺。）我认为你们把官司了结了吧。”说完把他们的状子烧了，发给双方田契，让双方开垦，双方不再争执。 二 　　一天，江宁一条战船停在江边，一个老兵蹲在舵楼拉屎。一条小船扬帆而过，老兵被撞，坠水而死。士兵跑出来，把小船的帆斩断，系住小船，把船夫打得死去活来。 　　官司打到袁枚那里。袁枚查验了尸体，对船夫说：“你把帆挂起来试开一下，看为什么会撞别人的船。”船夫说是风大，非人力所能控制。袁枚说：“你的话不可信，再张开来给我看看。”船夫按照袁枚的话做了，乘风破浪。船一下子就走远了。士兵见小船走了大嚷。袁枚结案说：“这是误杀，不是有意的。法律上没有因误杀而赔命的规矩。埋葬费由我出好了。” 三 　　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刮大风，白天都变黑了。江宁有个韩姓姑娘被风吹到铜井村。该村离江宁90里。第二天村里人将姑娘送到江宁。姑娘与李秀才的儿子早已订婚。李秀才认为风不可能把人吹到那么远，姑娘被送回，一定有奸情。他把官司打到县里，要求把婚约解除掉。袁枚说：“古代有风把人吹到60里外的事，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便把载有此事的元代郝经《陵川集》给他看，并说：“郝公一代名臣，能说骗人的话吗？当年风吹的是吴家女，后来嫁了宰相，只怕你儿子没有福分。”秀才听了大喜，把状子撤了。 清朝文字狱 　 　　在其整个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康熙至乾隆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中国最早的文字狱是崔杼杀大史，事出公元前548年（据王彬《禁书·文字狱》26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齐庄公与大夫崔杼妻子通奸，崔杼杀了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大史杀了，大史弟又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二弟又这么写，崔杼为他们的正直折服了才没杀。后世文字狱屡屡为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有清一代，文字狱达160多次。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最后的一次文字狱是清末“苏报案”。 　　在清朝16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例如下面讲到的雍正二年的查嗣庭狱，起因是一个“维民所止”题目。这本是诗经上的句子，但统治者挑出首尾二字，并牵强附会地说这是“雍正”断头的意思。再如下面讲的《徐述夔诗集大案》，作为罪证之一的是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指明天，“清都”当指天帝住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表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但讦（jié）告者和统治者把这里的“明”“清”二字硬说成是“明朝”与“清朝”。乾隆朝杭州有个叫卓长龄的，写了一本《忆鸣集》，仅因为“鸣”与“明朝”的“明”谐音，“忆鸣”就说成是“忆明朝”，指为图谋不轨。多专横的统治者！ 　　大多数的文字狱不仅要严惩诗文作者，还要株连大批无辜的人，包括家属、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告发者往往得以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一头钻进故纸堆，搞考证去了，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下面是康熙到乾隆朝的一些文字狱案。 《明史》案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南山集》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此案须先方孝标说起。方孝标，桐城（今安徽）人。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烨）讳，以字行。顺治时，中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顺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结果均被免官戍边，流放到宁古塔，后遇赦。方孝标到云南，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吴三桂反清失败，方孝标先迎降，得免死罪。他写有《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二书。《滇黔纪闻》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用南明诸帝纪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进士，任编修。他立志修明史，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对《滇黔纪闻》十分重视。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该书符合事实，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材料不少。 　　戴名世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认为“本朝当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 　　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记述桐城地区地主、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署名宋潜虚，因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讳戴为宋。此书由尤云锷、方正玉捐款印行。他们俩再加上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康熙五十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字慎旗）向刑部告发了此事。九卿会审，《南山集》定案。《南山集》案，实际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揭露南明隐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连竟达数百人。戴名世寸磔，方孝标已死戮尸。他们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都被杀头，母、女、妻妾、姊妹、儿子妻妾、15岁以下子孙、叔伯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朱书、王源这时已死，免于判罪，汪灏、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方正玉、尤云鹗发往宁古塔。方孝标儿子方登峰、方云旅，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尚书韩菼、伺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康熙闻奏改刑。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免死，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汪灏、方苞免死，入旗为奴。尤云锷、方正玉免死罪，其家迁徙边远地区。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都免于治罪。 查嗣庭案 　　科举考试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须出自四书五经。雍正四年（1726）九月，江西乡试正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四字命题。此四字本出《诗经·玄鸟》。但有人告发说，查嗣庭出这个题目是别有用心。“维”、“止”就是雍正断首，雍正大怒，查嗣庭自然挨上官司。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是康熙时中进士、授予编修的查慎行的弟弟。雍正说，他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是圣祖临终时惟一传诏大臣。雍正即位时曾任总理事务的四大臣之一。雍正五年（1727）以私藏玉碟底本等41罪判处永远监禁，次年死于禁所。是隆科多荐举了他。他出的题目，显露出他对朝廷心怀怨望。他有两本笔记，悖乱荒唐，其中有很多怨诽捏造之语。还说他对康熙皇帝用人、行政以及朝廷的诸种措施和处置进行毁谤和攻击。雍正命令，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司）严审定案，最后罪名定为“大逆不道”。 　　第二年查嗣庭案结束。查嗣庭虽已在监狱病故，仍受到戮尸、儿子处死、家属流放的惩罚。因为查嗣庭是浙江人，以前还另有一个浙江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秘书，著《西征随笔》，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被认为是讽刺康熙皇帝，于雍正四年被杀。雍正对浙江人怀恨，于当年10月下诏停止浙江乡试。 吕留良戮尸 　　吕留良，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诸生。明亡后，因种族思想主导，不仕清朝。郡守以隐逸推荐，他辞而行医，后又削发为僧。他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同，反对尊君卑臣。他主张驱逐满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统治。吕留良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想不到雍正时受曾静文字狱牵连，被戮尸，著述被毁。 　　曾静的事是这样：湖南人曾静崇拜吕留良的思想，派他的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同谋举事反清。想不到岳钟琪告发了曾静，雍正便派人提曾审问。曾静供认是受了吕留良著作中有关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论述的影响，又与吕氏门徒严鸿达、沈在宽很投合，遂有此举。 　　曾静、张熙被解至京师，吕留良、严鸿达、沈在宽的藏书被抄，日记被缴。由于曾静改口称颂雍正并著文驳斥吕留良的缘故，雍正认为吕留良的罪过超过了曾静。结果将吕留良、严鸿达及吕留良之子吕葆中戮尸示众，子孙遣送边陲，妇女入宫。沈在宽凌迟处死，而曾静、张熙则免罪释放。 　　雍正把曾静投书事和吕留良案的上谕，审问曾静的记录合在一起，编辑《大义觉迷录》四卷，刊发全国各县学，目的是以此消除反清思想，分化抗清力量。 　　乾隆即位后，曾静、张熙还是被凌迟处死。 徐述夔诗集大案 　　徐述夔诗集大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乾隆三年中举。 　　徐述夔著有一部诗集《一柱楼编年诗》，多数咏叹明末之事，如《正德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其子徐怀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将此书刻印出版。 　　徐怀祖以2400两银买下蔡耘田地数顷，不久就去世了。乾隆中期查禁书甚严，蔡耘田兄蔡嘉树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徐怀祖之子徐食田，说是他卖出的几顷田地里有祖坟，要求用960两银来赎，否则要告徐家私刻、藏匿禁书。 　　因为有谕旨说只要在规定期限把书送官府，可免于追究，徐食田将《一柱楼编年诗》送到县府。东台县令徐跃龙要徐家给蔡家划出坟地10亩，蔡嘉树觉得目的还没达到，便向江宁布政使陶易告状，说“壶儿”就是“胡儿”，含诽谤之意，其他句子也多有悖逆之意，实为罪大恶极。陶易觉得徐食田已经交书，可免追究藏书之罪。他在蔡嘉树诉状上批语说，书版已交，如有违碍，就销毁，事与你无干。师爷陆琰在批语上还加上为徐述夔打抱不平的话。案子转扬州府知府谢启坤。 　　八月，江苏如皋县民童志夔向江苏学政刘墉交出徐述夔诗集及沈德潜《徐述夔传》，事情就闹大了。乾隆帝认为徐述夔“暗肆诋讥”、“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十一月，大学士、九卿遵旨拟议，说，“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况且不说“到清都”，“上清都”，而说“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作出将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徐食田处决的判决。 　　最后奉旨：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戮尸，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斩监候，秋后处决。尊孙徐道南、寿南、孙媳缪氏、沈氏给功臣为奴，门生徐首发、沈成濯与江苏藩司陶易、幕友陆应琰、扬州府知府谢启坤，还有作序的黄斌和沈德潜都治了罪。 　　徐述夔书、版销毁。 《字贯》编者的冤死 　　王锡侯，字韩伯，江西新昌人，乾隆举人，因《康熙字典》错误颇多，他就另编了一本字典以补不足。他取名《字贯》，是他认为字好像散钱，以义贯之。 　　《字贯》依《康熙字典》分部，又依义分为天、地、人、物四类。下面再分四十部，体例略同《尔雅》。音义相同的，即合在一起。每部配以千字文。 　　《康熙字典》是奉康熙帝之命所作，并由他作序，是御定之书。王锡侯的《字贯》是对《康熙字典》的大胆挑战，是件好事。王锡侯的冤家王泷南却当成攻击王锡侯的机会而揭发他的“罪行”。乾隆帝读了进呈的《字贯》。他认为第一本序文凡例中把康熙、雍正庙讳与御名相并列是“大逆不法”，便命令将王锡侯押至京师，交刑部审讯。 　　结果，王锡侯及其子孙都处以重刑，毁版并禁止销售。解京治罪的还有题诗卷首的李友棠。他被革职。两江总督高晋、江西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大学士史贻直、尚书钱群为王氏家谱及王锡侯其他书作序，只因为他们去世，才未深究。 想入非非者的不幸 　　有的文字狱是一些想入非非的穷知识分子自投罗网。他们为了出名，对帝王怀着幻想，为了唤起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注意，或著书立说，或出谋献策，不但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反而被认为“干犯皇上御名”、“狂妄”等罪名，受到严惩，身首异处，家破人亡。下面说两桩这样的案子。 第一桩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广西浔州平南县老秀才吴英在桂林拦住藩司朱椿的轿子，献上一份策书。该书向皇帝献了五策： 　　第一是免粮银充实社仓。他说：“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现在皇上正免除各省税粮，不如将所征粮款划拨州乡，添设义仓，这样不但易于借纳、发放，又免差役、胥吏索取的弊病。第二是准许百姓自由贩盐。由专门的衙门管理盐业有许多弊病，例如负担盐官的俸禄，运输过程中易出现私盐现象，盐埠业主短斤缺两等等。准许百姓自由贩盐，交税纳款，上下两便。第三是弥盗。小盗乱于荒野，大盗作乱朝廷，弥盗是大问题。他提出的弥盗之法是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一人为盗，九人连坐，甲长与盗同罪。第四是限制或禁绝种植烟草。第五是整治寺僧。他认为寺僧太多，增加农民负担。让众多寺僧参加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利。 　　吴英已到花甲之年，乡试屡试不第，以为通过献策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得到重用。出乎吴英意料，朱椿看了第一条就认为“语多狂悖且叠犯皇上御名”，把他逮捕起来，审问他有没有同谋。最后吴英被判凌迟处死，两个儿子和亲弟、侄子斩立决，吴英的妻妾、未成年的子孙和侄子给功臣为奴。一个家庭就这样给他断送了。 第二桩 　　乾隆年间，山西临汾有个读书人叫冯其炎。亲生父亲本来姓赵，他年幼时父亲就死了。父亲死时，有母亲、一兄、一弟。因为母亲改嫁给冯珍，他便改姓冯。十年后母亲去世，妹妹夭折，哥哥返回赵家，只他一人跟继父生活，穷而孤单，但他继父还是送他读了书，于乾隆四十一年中了秀才。 　　成年的冯其炎产生了对异性的追求。恰好他的两个姨母，一个有一小女，年方十七，另一个也有小女，年方十四。如果他一人而娶此二表妹，岂不美哉？可是他家穷，不说娶两个，一个都没办法。他精神失常了。四十七年七月，他跳城墙自杀而伤腿。对两表妹的思念割舍不断，他想起一个办法：先得到皇帝赏识，然后请他帮忙！若皇帝赏识他的才华，派个能干的官员，骑一匹快马，赶到临汾，问冯其炎有没有两个表妹，事情不就完成了吗？ 　　他开始给先秦名著《易经》和《诗经》作注。四十八年正月他携带两书注解到了北京，寻机会把注解送给皇帝。他听说皇帝将出城祭泰陵（清世宗陵），便成天守在长辛店路上。结果被认为形迹可疑，将他拘捕起来，并搜出他携带的材料。直隶总督袁守侗便以他“妄言狂吠，上渎天聪”的罪名，判他流放黑龙江为奴。 七个“惨”字，终结腰斩酷刑 　 　　腰斩是一种酷刑，起码从秦时就开始用了。对丞相李斯施行的刑罚就是腰斩。腰斩是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刽子手要犯人快死，就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要犯人慢点死，就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慢死，上截往往还是活的，过段时间才痛苦地闭上眼睛，很惨。 　　最后一次腰斩出在雍正十一年。这次腰斩是雍正帝所判，而废除腰斩也正是雍正帝。 　　这最后一次腰斩是判给了河南学政俞鸿图。 　　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雍正十年被任命为河南学政。学政负责一省学校教育和各种文化学术之事，举人考试也在其中。科考时，他告诫仆从在试院外值班以绝考试资料传递之弊。处斩犯人的发辫被拽起想不到仆人欲得举子贿赂，与他的妾串通，帮助他们作弊。其妾把与考试有关的材料贴在俞鸿图的官服里面，俞鸿图穿出去，脱下后，仆人撕下来传给外面的举子；外面的仆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把有关的材料传进考场，收取贿赂，达万余两。他们的勾当俞鸿图因大意并不知道。不久，外面满城风雨。十一年兼河南巡抚的王士俊弹劾俞鸿图，告他纳贿营私。十二年三月，雍正帝派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河南会同山西、河南的河东总督审理俞鸿图案件。谕旨十分严厉，声称如果徇情，对侍郎和总督严惩不贷。 　　开始俞鸿图否认自己有接受贿赂行为。但其妻妾仆人承认了作弊、接受贿赂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俞鸿图不得不认罪：的确有将劣等试卷当作合格试卷并接受贿赂万余两的事。陈树萱向刑部提出了将俞鸿图处斩的意见，刑部同意并报雍正审批。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雍正批准对俞鸿图斩立决。 　　俞鸿图亲家邹士恒受命接管俞鸿图的职务，并将俞鸿图处以腰斩，监斩的人也是邹士恒。 　　让犯人亲戚接替犯人的职务并由他施行酷刑，这多么残酷，多么不人道。但雍正帝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这么做。邹士恒慑于天威，不敢把此刑罚告诉俞鸿图。 　　刽子手执行腰斩，犯人要想快死，必须给钱。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邹士恒才告诉他是执行腰斩，这时他已来不及准备。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俞鸿图上截在地上打滚，痛苦万状。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7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邹士恒向雍正帝报告了这一惨状后，雍正帝下令封刀，腰斩自此废除。 清朝外交简史 　 　　外交，清朝称“洋务”或“夷务”。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清朝外交方面的发展情况。 关外时期 　　政治是目的，外交是手段。努尔哈赤在不同时期因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外交手段也不同。统一女真部落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从苏克素护河部开始由近及远地攻打各部。统一女真族时，与蒙古和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与明朝保持君臣关系，向明朝进贡，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在统一海西四部过程中，努尔哈赤运用了联姻手段，与叶赫和乌拉两部都建立了婚姻关系。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娶乌拉首领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布占泰。努尔哈赤还娶了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的女儿为妻。杨古砮死后，努尔哈赤没有因姻亲关系给杨吉砮的儿子纳林布禄任何让步。最后他们还是兵戎相见。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争胜利，接着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地区70多个城堡后，天启元年(1621)后金成立后，他又有了夺取中原的企图。为了争取时间做准备，这时努尔哈赤又要与明朝和谈。闰四月二十二日，他让释放而归的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人进关对明朝廷说，明朝应承认后金，并要求派人到后金进贡谈判罢兵。 　　明朝决心围剿后金，乃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构成包围圈。努尔哈赤利用外交打破这种包围。他多次派遣使者赍书朝鲜，希望朝鲜“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然而朝鲜没听他的。 　　皇太极即位后充分利用外交为其扩张的政治服务。他的目标与其父一样是占领中原，统一中国。天聪四年上谕，表示要实现“打开山海(关)，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计”的计划。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断明朝羽翼。努尔哈赤死后，明辽东巡抚袁祟焕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为窥视后金前去吊丧，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遣使者回访。袁祟焕表示愿意讲和，让使者告诉皇太极。因为朝鲜拒绝努尔哈赤提出的双方结盟的建议，皇太极下决心攻打朝鲜。为绝明朝从后牵制之患，便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方吉纳、温塔石到宁远表示愿意讲和，并给袁崇焕开出一张礼单，要求明朝“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送之后，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后，后金“以东珠十颗，貂皮十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送我。”三月五日，袁崇焕与李喇嘛各写了一封信，要求后金接受和谈条件，遣使臣杜明忠给皇太极带去，业已降服朝鲜的皇太极马上板起脸，于四月八日回复中逐条批驳他们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故昭梿《啸亭杂录·太宗伐明》说：“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祟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di，欺骗)也。”元年(1635)三月，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降服朝鲜后就以袁崇焕“修葺城墙，潜图侵逼”为借口，攻打锦州，遭重创。增兵攻打宁远，又遭重创，史称“宁远大捷”。这件事使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他需要一段时间把后金的事办好才能夺下中原。他又玩起了和谈花招，先后于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给祟祯帝写信，二年正月给宁远总兵祖大寿写信，给明廷诸臣写信，三年正月十三日致书袁崇焕，都是讲和。五月十一日，五次派兵越过长城，掠夺明边。在这期间，他多次提出与明朝和谈，他觉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谈。皇太极把明朝作为主要对手，而对农民军取避让方针，多尔衮按照这个方针，于顺治元年正月写信给李自成农民军，表示“协谋同心，并取中原。” 　　皇太极三次派兵征服了漠南蒙古，蒙古与后金形成内附关系。两次派兵征服朝鲜，朝鲜成为清朝属国，称臣纳贡，四年朝贡一次。 　　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制定。外事由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负责。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这个时期，清朝外交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实力为自主外交基础。顺治年间，俄国向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城。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康熙帝先后两次派兵进攻俄军盘踞的雅克萨，把他们打痛之后，派遣索额图等与俄国以戈洛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边界问题。索额图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俄方企图多占我土地的无耻谰言，签订了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年间，中俄就中段边界谈判，中方代表隆科多对俄南怀仁献给康熙皇帝的铜镀金天文望远镜方代表萨瓦战争威胁不示弱，与之力争。后来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段中俄边界。 　　第二、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迅速增加，清朝成为宗主国。随着清朝的强大，四面八方的国家纷纷前来与清朝建立关系。到乾隆时与清建立关系的国家已有44个。先后成为清朝属国者，除朝鲜外，还有琉球(顺治十一年)、越南(顺治十七年)、缅甸(乾隆十五年)、暹罗(顺治九年)、南掌(雍正七年)、苏禄(雍正四年)、尼泊尔与锡金(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乾隆五十三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坎巨提(乾隆二十六年)。朝贡密度，大的三年一贡，如琉球，中等的五年一贡，如苏禄，密度小的，十年一贡，如缅甸、南掌。 　　第三、外交礼节显尊自大。使臣出访，属国国王派陪臣三跪九拜迎接。宣读诏饬，国王率陪臣三跪九拜，读毕也要三跪九拜。属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必须三跪九拜。与清朝仅是一般关系的国家，其使臣觐见清朝皇帝也要三跪九拜。顺治十三年，俄国使臣巴依科夫率团到北京，不向顺治帝跪拜，遭到拒收礼物并遣返的惩罚。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马戛尔尼拒绝三跪九叩，最后允许他按觐见英王礼单膝下跪，这是惟一的宽大。后来英使阿美士德访问中国，欲觐见嘉庆帝，因为拒绝三跪九拜，嘉庆帝怒而不见，令其归国。 　　对于西方国家，清王朝也把它们当作藩邦属国看待。把他们的使臣说成“贡使”，以理藩院管理与他们的外交事务。 　　第四、闭关自守，限制外贸。详见《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第五、对于外国传教士由信任转向抵制。康熙朝允许人民信教，外国天主教徒有10万。对传教士顺治帝和康熙帝还比较信任。顺治帝临终就继承人问题征求德国教士汤若望的意见。还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定三藩期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帮助铸造大炮。康熙四十三年(1705)罗马教王派多罗为特使到中国，规定入教之人不得祭天、祭孔子、祭祖先，触怒康熙，因执行这个命令后臣民就只听教皇不听皇帝了。四十五年多罗被驱逐，随后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还颁布了传教治罪条例。 　　这个时期，外国人来中国最多的是俄国人，其次是英国人。主要是贸易往来，俄国还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喇嘛教。俄英两国不止一次派团访华，俄国七次派使团就政治、贸易、宗教事务访华。清朝罕见派团出国的情况，只在雍正八年(1730)派了两个团访俄，祝贺新皇即位，争取对征讨准噶尔的支持。 　　这个时期，清朝外交由皇帝决策，理藩院、鸿胪寺兼外事执行机关。 鸦片战争后至清朝灭亡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清朝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实行屈辱外交成为清朝最大的外交特点，鲜有外交自主可言。由于清朝腐朽，积贫积弱，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 　　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朝屡战屡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实行投降政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危害中国最大的条约有《南京条约》（1842）、《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中俄瑗珲条约》（1858）、《马关条约》（1895）、《辛丑条约》（1901），根据条约赔款共13亿两，割地，计有香港（归英国）、九龙半岛（归英国）、澳门（归葡萄牙）、黑龙江北岸（归俄国）、乌苏里江地区（归俄国）、霍尔果斯河地区（归俄国）、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归俄国）、辽东半岛（归日本）、台湾（归日本）、澎湖列岛（归日本），其中割让给俄国的土地面积最大，占150多万平方公里。割让的土地，少数还了，多数没还。还有很荒唐的现象：外国人可以代表清政府与本国签约，例如尼泊尔和锡金于光绪十九年，英国人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签约，承认这两个国家为英国保护国。外国人率领清朝代表团出访，例如美国人蒲安臣于同治七年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欧美和日本等11个国家。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日俄为争夺我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清政府竟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表示中立，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两个强盗抢自己的东西却袖手旁观！ 　　1858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作为战败国的外交人员，清朝使臣频受侮辱。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去日本议和，竟被日本暴徒打伤，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失败后，日、德两国竟要清政府派大员到这两个国家赔礼道歉。结果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张翼、荫昌赴德国，礼部侍郎那桐和驻日公使李盛铎去日本赔礼道歉，载沣去德国，德皇要求他行跪拜礼，经公使吕海寰一再疏通，才免除跪拜。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一文说：“过去清政府要求洋人跪拜，拒绝采取西方仪式，这次反过来，求用西方仪式而不易得。”前清时期的外交礼规如不在北京与外国使臣交涉，要外国使臣三跪九叩等规矩在咸丰后不得不打破。 　　尽管屈辱外交是清朝外交特点，但清朝政府及其外交人员并非对列强处处俯首贴耳，有时还是进行了斗争。首先在咸丰朝光绪初年肃顺严词拒绝了沙俄使臣伊格那提也夫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光绪初年在新疆问题上清朝与俄国进行了斗争，处分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派遣曾纪泽重开谈判，经过斗争签订了《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七日，俄国逼迫盛京将军增祺派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奉天（今辽宁）置于沙俄的监督管理之下。清政府知道后，拒绝承认，将增祺革职。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驻俄公使杨儒拒绝在新约稿上签字。加上东三省人民抗俄斗争和其他列强的反对，俄国政府被迫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批在18个月内撤走。光绪二十九年（1902）英国侵略西藏。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与英方草签《拉萨条约》，规定划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清政府外务部电令有泰“切勿画押”。后来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到印度与英方代表力争，要求重订条约。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唐绍仪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收回了原来条约中丧失的部分主权。但是英方攫取了50万英镑赔款，与增设商埠，设代办处的特权。 　　第二、鸦片战争后对列强由排斥转向勾结。咸丰帝坚持“华夷之辨”，认为外国人“性同犬羊”，宁愿放弃全部关税也不愿让外国使臣进驻北京。长期以来清朝把外国称之为带有贬义的“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䜣为首的洋务派改变了对列强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出现“借师助剿”。 　　第三、对外国的称呼变化。咸丰以前称呼外国用带有侮辱性的“夷”字。在外国压力下，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各式公文不得书写“夷”字，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日本公使又要求清政府改正“夷岛”的说法，清政府便诏令一切文书不得再用“夷”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就对列强侵略者口口声声称“友邦”了。 　　第四、属国逐步与清朝解除藩属关系。由于清朝力弱和属国被列强侵占等原因，属国纷纷被迫解除原来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具体情况如下：朝鲜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琉球于光绪五年为日本所灭，越南于光绪十一年《越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缅甸于光绪二十一年被英国占领，这一年缅甸最后一次向清朝进贡。暹罗于咸丰二年因太平天国起义，贡使不能进入中国，此后成为自主之国。南掌于光绪十一年成为法国保护国，苏禄于乾隆二十八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清史稿·属国列传》说廓尔喀在光绪末年还入贡中国，但没说明何时绝贡。浩罕于光绪二十九年为俄国吞并，坎巨提于光绪十九年为英国吞并。 　　第五、成立专门外交机构。鸦片战争前，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外交事务由理藩院承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迫于五口通商，于道光二十二年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外交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事务，但这是个兼职，初由两江总督兼，二十四年改由两广总督兼，咸丰八年又归两江总督兼。十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也是由江苏巡抚兼。咸丰十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光绪二十七年成立外务部，替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没有从事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从此成为历史。应该指出的是外务部与总理衙门组织机构没多大差别。顾维钧说：“改称外务部后，内部组织仍沿其旧。办事的有几个留学生，业务也和从前一样，不同的是名义上由一名总长代替多名大臣来主持外交事务。” 　　在国外开始建立使馆。光绪二年（1877）十二月八日，郭嵩焘以公使身份被派赴伦敦，表示对马嘉理案的“惋惜”，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接着在美国、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建立使馆。 　　第六、外交使团出访多起来。前清派使团出国访问是罕见的事，清末就多了起来。除了前面说到的蒲安臣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11国外，还有同治五年知县斌椿父子及同文馆三人组织的观光团游览英、法、德、丹、比诸国。 　　咸丰、同治朝与列强签订的部分条约清末外交思想存在分歧。首先，清流派与洋务派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䜣为代表的洋务派对列强的态度已由敌对转向笼络、勾结，而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抨击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第二，在洋务派之间也有矛盾。奕䜣认为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曾国藩认为对外国应以诚相待。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笃教’。……无论彼之或逆或顺，我常常守此而勿失”。“忠信”、“笃教”，出《论语·卫灵公》。李鸿章记得曾国藩与他论及与洋人交往之道：“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过分吃亏。”又说：“我这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之力。”郭嵩焘则主张“循理”：条约不载，拒绝；条约载了，就须服从。薛福成则认为对列强不能以诚信相待，对它们“循理”。他指出，洋人欺软怕硬，只可以势禁，不可情感。他还主张外交应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奕䜣、曾国藩、李鸿章把个人行为规范等同于外交准则，郭嵩焘则过分强调了“理”而忽视了“力”。薛福成观点符合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利益。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外交上有感情用事的现象，最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在光绪二十六年。咸丰十年八月四日，载垣与英法联军谈判，把巴夏礼等26名英方人员和13名法方人员拘禁起来要挟。光绪二十六年抗击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令荣禄联合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辅国公载勋发布枪杀外国外交官的奖赏令，日本使馆秘书杉上杉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打死。这种做法为对方扩大侵略提供了口实。 　　清末外交在道光朝和咸丰朝当然是由道光帝和咸丰帝决策。尔后则由慈禧太后、载沣决策。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参与决策、咨询并执行外交政策。其下属部门和使领馆是外交政策的纯粹执行者。 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是康熙年间驱逐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俄军的自卫反击战。尼布楚条约则是清朝通过雅克萨战争以及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 　　黑龙江流域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元年，俄罗斯帝国在向西伯利亚扩张得手后便把魔爪伸入我黑龙江地区，先后占领了尼布楚与雅克萨两城。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即着手解决驱逐沙俄问题。二十一年（1682）二月中旬开始，康熙巡行东北。东巡后，他命令副都统彭春与郎谈在八月十五日以行猎为名到达斡尔、索伦侦察敌情。两人回来汇报，说只要3000人带上红衣大炮20门就可解决问题。十二月，康熙帝任萨布尔为黑龙江将军扩建瑷辉城，为驱逐俄军作准备。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令彭春、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领满、蒙、汉3000多人分批抵达雅克萨。五月中下旬到达城下，要求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撤退，但受到拒绝。二十五日，一队沙俄军队企图冲入城内支援，被林兴珠（原是吴三桂部下，平定三藩时降清）所率藤牌兵杀伤大半。清军当晚以炮火攻城，次日郎谈又在城下堆放柴火，准备焚城。俄军大惊，托尔布津没办法，乞求投降。康熙降旨，宽恕他们的罪过，让俄军撤离。清军毁城，撤回瑷珲。 　　托尔布津得到清军撤回的消息后，七月又回到雅克萨，重新筑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军2500人再攻雅克萨。五月萨布尔与郎谈率军到达城下。俄军不投降，六月四日清军炮轰，同时切断水源，歼敌百余名，托尔布津重伤死去，雅克萨旦日可下。沙俄连忙派人到北京，“乞撤雅克萨之围”。为了和平谈判边界问题，清廷主动撤军。沙俄被迫同意清政府主张，答应派使者议定边界。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索额图离京与俄国谈判。离京前，康熙帝谕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游以及通向此江的一河一溪都属我方。二十八年（1689）七月八日，双方代表：清朝方面是领侍卫大臣索额图，俄国方面是御前大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双方在尼布楚开始边界谈判。俄方代表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被中方代表断然拒绝。经过斗争，双方在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如下： 　　1、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外兴安岭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以南属中国，外兴安岭以南和乌第河中间地区归属留待以后讨论。 2、拆毁雅克萨城，俄国居民及其财物撤回俄国。 3、严禁双方猎户人等捕猎偷盗。 4、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和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 5、中俄两国人民有合法手续者，可以相互贸易。 6、条约签订后，双方有逃亡的必须引渡送回。 　　这是一个平等条约，是雅克萨战的胜利成果，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定。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清朝前期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闭关自守。这个政策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五口才停止。 　　顺治时，郑成功在厦门一带抗清。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清王朝于顺治十二年（1655）实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对西方商船也作了严格限制，只许驶进厦门，在澳门停泊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海禁失去了意义，次年海禁撤销，允许海上捕鱼，第三年又开放对外贸易，设置四个港口：广州、漳州、宁波与云台山（连云港），准许外商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以“民俗易嚣，洋行错处，必致滋事”为由把四口减为广州一口。 　　康熙时虽然放宽了外贸，但对外商有约束和限制。约束之一是规定外商输出入货物要经过官商即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并非就是13家。康熙五年（1720）是16家洋行组成公行，乾隆初有20家，二十二年有26家，道光九年只有7家，道光十七年（1837）才真的有13家。公行负责为外商买卖货物，交纳税款。 　　到乾隆和嘉庆时约束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5条《防范夷商规条》： 1、外商船到粤卖货后，令其依期回国，即有行欠未清，就让他们在澳门居住，将货交行代售，第二年顺搭归国。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 2、不是开洋行之家，一概不许窝歇外商，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如有故纵夷商，以致作弊者，分别追究责任。 3、向来外商到粤贸易，只许将带来货物售卖，买别的货回国；凡是禁止出洋之货，一概不得私行贩运。内地行店民人如有违禁借贷勾结的，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追究；内地民人贪财受雇，应交地方官教育。 4、外商购买货物，派遣许多人，到江浙等省，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嗣后有似此者，代为觅雇及递送之人，一并抓获追究。 5、外商船进口之后，停泊黄浦地方，督标候补备内酌拨一员，督同稽查；并于附近之新塘营酌拨桨船一只，与该处原设左翼中营船会同稽查，巡逻弹压。 嘉庆十三年（180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十五年颁布《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对外商和其他外国人进入实行限制。这里仅详细介绍《八条章程》。八条是： 　　一、外国战舰不得进入虎门。 　　二、不能携外国妇女来商馆，商馆不能藏武器。 　　三、外船雇佣领江人员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由衙门发护照，并随身携带备查。 　　四、外商雇佣中国奴仆限名额。 　　五、居住商馆的外国人，不得任意乘船出游。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到花园及寺庙游玩，但须带翻译。外国人如有不当行为，翻译要负责。 　　六、外国人不得自行到官厅报告。如有陈诉，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负有指导、保护外国人责任，但不负责外国人债务。 　　八、外国人每年在广东商馆居住经商，有一定限制。事毕须回国。不归者只能在澳门居住。 　　英国一直垂涎中国市场。为了扩大中国市场，推销商品，乾隆五十八年（1793）派遣使臣马戛尔尼勋爵率代表团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提出六条要求，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英国不死心，嘉庆二十一年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企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因为代表团不愿意行清朝政府规定的三跪九拜之礼，还没等到嘉庆帝接见就走了。二事详下文《英使访华》。英国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始终没有达到。 　　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有三： 　　一、夜郎自大。乾隆在写给英国女王信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二、中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 　　三、害怕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侵害，怕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勾结反叛。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它阻碍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影响了清朝的财政收入。其次，妨碍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第三，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衰落。所有这一切，阻碍了中国在十八九世纪的发展，导致中国在近代的落后，遭受列强欺辱。 英使访华 　 　　为了打开中国封闭的贸易大门倾销其商品，英国两次派遣使臣访华。一次在乾隆五十八年，一次在嘉庆二十一年。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为使、斯当东为副使，率领英国使团第一次访华，并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 　　五月二十九日，英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率领英国百人左右的使团乘船从英国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抵达大沽港。钦差徵瑞派天津道员乔人杰与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前去迎接。清廷把英使当成贡使，在他们的船上挂上“英吉利贡使”旗。翌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代表团会见。然后走陆路转往北京赴热河。七月初九，徵瑞就代表团觐见乾隆帝的礼节问题发生了争执。徵瑞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拜，马戛尔尼只愿依拜见本国元首时的礼节，免冠单腿行礼。 　　八月初二，代表团抵达热河；初七，二使拜访和珅。初十，英使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九屈膝，九鞠躬。递送了英国《表文》，即国书。《表文》要求遣使驻京。使团敬献礼品19件，有钟座、天球全图、地球全图、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后来乾隆帝回京看这些礼品，对这个模型特别感兴趣。乾隆帝奖赏了英使，回赠英王礼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第二天英使再次谒见了乾隆帝。 　　十三日，是万寿节，乾隆帝83寿辰。使团到敬诚瞻泊殿行庆贺礼。仪式盛大，参加盛典的有外国使臣，王公大臣。演出有歌舞、杂耍、戏剧、烟火，连续几天。 　　十七日，英使团返京。二十八日，大学士和珅会见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二十九日，马戛尔尼到大内太和门接受《敕书》，拒绝遣使驻京要求。马戛尔尼回到住所，按照本国政府训示，拟出六项要求，交给和珅。六个要求是： 　　一、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贸易； 　　二、允许效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商馆，藏货或发货； 　　三、允许租借舟山附近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作为英国商人的住地，收储货物； 　　四、允许在广州附近一个地方，居留英国商人及寄寓澳门之人，准其自由出入； 　　五、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转口税。如果完全做到，则照1782年税率减免； 　　六、禁止向英商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发钦定税则抄本，以便遵守奉行。 　　和珅将英使要求汇报乾隆，乾隆以《敕书》回答。 　　九月初三，英使团迫于乾隆的命令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坐船离京回国。和珅等送行，把拒绝六条要求的《敕书》与赠送礼物清单送船上。 　　乾隆帝担心马戛尔尼在离京后生是非，命军机大臣通知沿途地方保持警惕，增强防务。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马礼逊为副的使团第二次访华，扩大中英贸易。闰六月初六乘五条船到达天津。嘉庆帝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恭、工部尚书苏楞额到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陪同“贡使”来京。和世恭要使团行三跪九拜之礼，使团不听。一夜之间，驰至圆明园。第二天早上，嘉庆帝等待使者朝见，正使说病了，副使说礼服没有准备好，嘉庆帝发怒说，英使“竟系无福承受天朝恩赉”，当日就遣还了使团，《表文》也不要，退回“贡品”。第二天，嘉庆帝怒气消了些，派布彦泰带上礼品白玉如意一支，翡翠玉朝球一盘，大荷包两对，小荷包八对赏给英国国王，又派苏楞额赶到通州，赏收英国部分“贡品”：地图4张，英国王妃像5张，山水人物画95张。送上敕谕一道，内容有三：英国远在重洋，来中国是“输诚慕化”。二、赞扬马戛尔尼“不愆于仪”，斥责使团“不遵礼节”。三、说明原定接待计划：初七使臣瞻觐，初八赐宴，初九陛辞，十一日颁赏，十二日遣行。 　　嘉庆令各地在使臣过境时防范谨严，不许他们逗留停泊。 外交逸事 　 煞英使威风 　　唐景星在同治初年在总理衙门任职。当时朝廷诸大臣不明欧洲外交上的规矩，每当他们的使臣盛气凌人之时总是缩着颈，你看我，我看你，毫无办法。这样一来外国人对中国人更为轻慢。但他们想不到唐景星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 　　一天，驻华英使威妥玛在总理衙门为争一事不胜，拍案大嚷。这时刚从欧洲回来不久的唐景星在场，突然举起拳头呼地站起来，大声说：“威妥玛，你怎敢如此放肆？”威妥玛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何无礼，直呼我名？”唐景星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清楚吗？你敢拍桌，我有什么必要对你讲礼！”此话出其不意，威妥玛的威风顿时被煞了下去，像个泄气皮球，一声不吭。 　　后来有人问唐为什么敢得罪英国大使。唐说：“我在欧洲时间长，熟悉他们的规矩。按照外交礼节，在公堂拍桌，他就有错，他无法怪罪我。” 折服英商 　　同治接见西方使节铜版画同治六年（1867）九月，陈其元（字子庄，海宁人）在南汇（上海附近）当县令。一天，一个英国商人用船载煤到上海，船陷淤泥沉没，煤浮于海面，海滨一些居民捞了一些浮煤回家。他们并不知道是从洋船来的。不久，那个英商和一个翻译来到县府，毫无根据地说什么他的船被南汇老百姓烧毁，煤全部被抢，要赔50000元。 　　陈其元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后来陈其元想，如不查清事情，把百姓捞到的煤归还他，他还会闹事，报告总署，伤害老百姓，成为不赔而赔了。况且哪里知道总署会不下令赔偿呢？于是他便到乡下亲自查询。这时，英国领事已照会清江海关道，关道委员与英商及翻译又来找他。海面上英舰往来鸣炮，南汇百姓大惊。 　　陈不怕种种恐吓，义正辞严地对英商说：“我县老百姓如果真的劫掠了你的船，是应治罪，可是事实上是你的船自行沉没，老百姓只是捞了点水上浮煤而已，这也算犯罪？如果你说煤不给捞，让我代为清查，尚可尽力查办。你丢的是煤，哪能让我们赔银呢？你要赔银，这是讹诈。讹诈，哪还有交情可言？我宁肯丢乌纱帽，你也休想要银子！”关道委员也大义凛然指责英商。英商无话可说，十分沮丧。最后陈与之商定，只将老百姓捞的煤交还给他了事。 王公出使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九月，镇国将军，庆亲王弈劻之子载振作为庆贺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的专使，前往英、比、法、美、日访问。回国后任命为商部尚书。诸王公羡慕得不得了，都想出国以猎取高位。后来贝子溥伦到美国看比赛，镇国公载泽到欧美考察宪政，镇国将军载到美国作参赞，海军大臣载洵、贝勒载涛到各国考察军政：使者联翩，不绝于道。但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别无所知，因此常不顾外交礼节，贻人笑柄，辱国而已。 　　载洵在英国住王宫，里面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在里面吃饭。载洵的警卫是东北人，他们把受雇于英国汽船上的老乡也请去王宫里吃饭，同席的别国王公引以为大辱。 　　英国船厂商人邀载洵赴宴。载洵答应了但又不去。检阅英国军舰，时间定在上午九点，他又迟到。在柏林，他在众人面前称赞德国强大，英国人听后光火。 　　王公在国外有挟妓之行，载尤为放肆。 清朝经济发展简况 　 　　清朝经济简况，下面分阶段概述，重点在入关以后。 关外时期 　　满族早期是奴隶社会，把抓来或买来的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辽阳一带的女真族还能从事农业生产，但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则是游牧性的，以狩猎为生。到努尔哈赤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掳掠而来的汉人和朝鲜人有所增加，他们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满族人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犁、铲、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还有，原来生产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开采金银矿、炼铁，逐步产生封建因素。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旗制度创立，封建徭役萌芽：规定每1牛录出丁10人，牛4头耕作，收获上缴后金政府。天启元年(1621)，满族进入辽沈地区。由于实行“计丁受田”，将明官丢弃的大片田地分给汉人和满人耕种，向政府交税。这对汉族封建地主经济而言，是倒退，使农民沦为半自由的农奴，但对满族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搞庄田制，以13丁7牛，田100日为1庄，其中80日自食，20日收获归庄主，则又倒退到农奴制上。 　　皇太极即位后5次侵入关内大量掠夺人口和牲畜，加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他缩小庄的规模。原来的1庄13丁改为8丁，其余5丁编为民户。此外，将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再建庄田。通过实行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恢复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有了条件。他颁布《离主条例》，如果奴隶主违规(随意杀人，奸污管辖的妇女，隐藏战利品等)，允许奴隶出户，转为农奴，这就削弱了奴隶制。 　　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皇太极要求屯地的官员懂种植之法，特别注意克服滥役民夫延误农时的问题。 　　经过10余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进步。棉布、粮食，过去缺少，现在已经自给。 顺治到嘉庆时期 　　男人在辫发顺治元年宣布免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但并未切实执行，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徭役反而加重了。圈地、剃发、逃人法、投充法和屠城5大弊政的实施和“迁海令”的颁布，火上加油，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因此顺治初年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收不上田赋，经济相当残破。顺治八年，国库存银仅20万两，十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直省交纳的钱粮达不到规定数额，一年少400余万石。顺治亲政后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第一、轻徭薄赋。由于逃亡人多，土地荒芜，顺治减少税额，以减轻人民负担。譬如顺治八年免山西荒地150000顷额粮，十七年免湖广荆门、沔阳等县，衡州等卫16年份额赋。八年、十四年、十七年一再下诏免除三饷。第二、鼓励垦荒。顺治帝一再下令，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田，开垦的土地给以印信执照，永远成为开垦者的产业。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农民垦荒，可免赋3至6年。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垦荒取得很大成绩，顺治十八年全国土田比八年增加了2356444顷。在军费浩繁的情况下，顺治九年财政收支还有赢余。顺治时期还完成了一桩大事，那就是花了10年功夫，在顺治十四年编纂成《赋役全书》。由于战乱，明代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使清初征赋毫无根据。《赋役全书》的编成，为田赋整顿提供了依据。 　　康熙至乾隆是清朝经济最辉煌的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封建经济取得巨大成绩。 　　三代同堂的小商人之家农业方面。这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是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康熙帝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他开始又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的措施，耕地面积便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540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至680余万顷，雍正二年680余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扩大到700多万顷。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水患严重，康熙帝派靳辅治河，解决了水患。雍正和乾隆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的袭击。小凤仙以前明朝的一条鞭法的役赋制度不公平，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役赋比较公平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 　　农业技术和南方双季稻在这个时期得到积极推广，精耕细作，品种改良，亩产不断提高。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同时，棉花、桑树、甘蔗、烟草、茶树等经济作物也发展得很快。 　　手工业。丝织业在苏杭、江宁十分发达。江宁在乾隆时仅织缎机就有30000多张。这些地方的丝织品十分精美。棉织业中心则在松江(今上海吴淞南)和上海、苏州、无锡。松江的棉纺织有“衣被天下之称”。无锡号称“布码头”。陶瓷产地有几十个，最著名的是景德镇，有官窑，有民窑，工匠有几十万。产品销往国内外。此外清朝陶瓷，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都很著名。 　　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食盐、烟、茶、糖、铁器、瓷器等。商业发达的城市，北有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南有江宁、苏州、杭州、镇江、扬州、无锡、广州。商业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商号和拥有数百万两的大商人。 　　外贸。外贸在这个时期比清初有了较大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统一，康熙开海禁，于云台山(今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设海关，对外贸易逐渐兴旺。从事外贸的主要是闽、粤、浙等地商人，出口货物主要是日用品，如丝、茶、大黄、瓷器、色纸、红毡、白丝、金丝、白沙、鼎釜等。进口则有大米、燕窝、鱼翅、鹿皮、苏木、白锡、胡椒、象牙、米虾、纹银等日用品。互市的国家由暹罗(今泰国)、菲律宾等南洋发展到荷兰、日本、琉球、英国、葡萄牙、法国。贸易发展很快，康熙五十年，苏州造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余只。外国来的船更多。中国对外贸易经常处于顺差。 　　卖红枣的小贩明代产生而在清初一度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时候“春风吹又生”。譬如，不少机户雇请工人织布，矿冶业大型冶铁工场雇请工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清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只限于几个手工业小门类，星星点点，未成燎原之势，发展十分缓慢。 　　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上：康熙二十一年收入3110万两，二十四年3123万两，雍正二年3092.6万两，乾隆五十六年收入4359万两。国库存银不断增加：康熙十二年(1673)存银2135.8万两，由于平定三藩战争，十七年降至3339920两，三十年激增到31849719两，五十八年增至47368645两。雍正三年增至4000万两，八年增至62183349两。雍正十三年减至34530485两。乾隆二十八年增至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81824044两。 　　这个时期国家的钱基本上用于军饷和战争。乾隆三年户部尚书梁诗正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十年梁诗正擢户部尚书，又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全国兵饷每年平均22000万两。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次战事军费37613万两，而从康熙十六年到道光六年海塘、河工例外开支只是9133.3万两。 嘉庆到鸦片战争时期 　　嘉庆至道光二十二年，这个时期清朝经济步入衰落阶段。由于入关后大量掠夺土地，1078处皇庄拥有土地35772顷75亩多。乾隆至道光期间，大官僚拼命兼并土地，例如大学士和珅有地8000余顷，广东巡抚百龄有土地5000余顷，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有地25000余顷，导致农民逃亡，沦为佃户和流民，耕地面积锐减。“乾隆三十一年，民田、屯田共7807156顷，其他官田尚未计算入内，嘉庆十七包括民田、庄田、屯田、起旗地及其他各种官田，共7913939顷，统计项目增加一倍，耕地面积仅增长1％强，这意味着耕地实际面积在减少……”手工业生产也逐步萎缩。由于政府过重的征课和派差，商人亏本，负担过重，影响生产。例如，铜产，乾隆三十一年是14674481斤，嘉庆十五年减为10574916斤。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无法发展。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户部存银下降：嘉庆元年是5600多万两，三年减至1900多万两，十六年存银2078万多两，十七年收入4013万两，支出3510万两，结余仅503万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每年库存不过2700多万两。道光十九年收入4191.9万两，支出3178.3万两，结余1013.6万两。 鸦片战争后到宣统时期 　　身着盛装的晚清蒙古贵族妇女道光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个时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清王朝灭亡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变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但鸦片战争后，这种自然经济体系打破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及其附近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增开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例如，英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输出中国的商品(多为棉纺织品)是52.4万英镑，二十五年(1845)就达到239万多英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放肆从中国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如蚕丝、茶叶、棉花、食糖、烟叶、畜产等。赛金花洋货尤其是纺织品的流入使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分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江苏太仓、松江一带没有土纱织布，江浙地区农民纷纷从事经济作物养蚕产丝，供应市场。传统的自然经济就这样开始受到破坏，中国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倾销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全面展开。它们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八年(1902)，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就达8.127亿美元。它们采取四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一)政治贷款：为偿还日本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法洋款”(4亿法郎)、二十二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数额巨大，利息很高，都附有政治条件。(二)向铁路投资：甲午战争后，英、俄、德、美在中国争相夺得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建权。(三)投资矿山：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开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攫取多个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四)开设工厂。甲午战前后，属于外国资本的有900多家。帝国主义的投资控制着中国的经济部门，还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同治初年至光绪朝中期（60年代至90年代），以奕䜣与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始创办的是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商办企业即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到甲午战争时已有170家，集中在缫丝、面粉、机器修造等企业。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古董商人在鉴别瓷器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后几年里兴起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潮。在上海、江苏、湖北和浙江一带，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创办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制药、榨油、印刷等企业和采矿业。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期间，新创办的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达62家，资本总额1246万元(一说58家，资本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19家，资本543万元(一说只有8家，资本4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十分困难，资金缺乏，设备简陋，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拿纺织企业来说，民族资本主义纱厂的棉纱就难以与洋纱和外资棉纱竞争。清朝实行的厘金税率高达5％10％，清末身穿“朝天马蹄袖”的上海妇女也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遭受了两次危机。清政府用于鸦片战争的费用多达4000多万两。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用于河工和赈灾3312多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存银123.9万两，三十年十月，187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库存银只有战前的1／10。太平天国起义最初3年，清王朝镇压起义，开支浩大，加上因江苏的水灾、冰雹而下拨赈灾款450万两，清朝遭受第一次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仅22万多两。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财政收入有所好转。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中，平均收入是8250万两，而道光年间一般只有4200万两，看起来增收将近一倍。但是支出大，节余不多。光绪十一年(1885)至二十年(1894)的10年中，节余最多的一年是十七年：1032万多两，最少的一年是二十年，只有75万多两，其他八年是270多万两至967万多两之间。甲午战争失败，巨额战争赔款，清王朝遭遇第二次财政危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捐纳(给钱粮得官)，由各级官吏赔偿亏空，内府接济，发大额钞票和收取厘金等。再有一个重大措施是举债。一是举内债——向民间金融机构透支或垫支，二是举外债——向外国银行借钱。第三是加重税收。有亩捐、土药税、印花税等。庚子事件后，赔款摊派到各省，税收多如牛毛。“捐税之多，无孔不及，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凡百货什物均要抽捐，肩挑负贩，无不纳税。” 　　咸丰、同治时，清廷依靠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曾国藩这支军队是私人军队，要自筹军饷，清廷不得不允许他设立了军需局、总粮局、支应局(就地筹款的非正式机构)、厘金局，从而操纵地方财权。财政大权交给地方督抚，而使中央对财政的管理受到极大的破坏，对地方财政失去了控制。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1902年中国汉族少女的着装督抚专擅财权的局面并没改变。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廷搞新政要钱，搞“预备立宪”要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制定了清理财政的措施。例如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调查每年收支情况，找出历年财政体系问题，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从地方督抚手中要将财权逐步夺回。地方对此消极反抗，隐瞒财用实际情况，不让中央政府知道。中央与地方在财权问题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经济掠影 　 治理黄河 　　《乾隆南巡图》中视察黄河的场面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决口，顺治时据王永谦统计大决口就达20次，康熙最初16年决口67次。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翟家坝等处溃溢，高家堰最严重，决口数十处。黄河水逆流到清水潭、洪泽湖，泛滥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使下河、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受淹。黄河泛滥成灾，使占清朝每年漕粮400万石之半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痛苦”。黄河泛滥使淮河和运河受影响，梗塞不通。治理黄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康熙帝即任安徽巡抚、治河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时有官学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初历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选用了没有官职的水利专家陈湟作助手。陈湟，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 　　靳辅受命后，四月五日即赴宿迁河工署就任。他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治河意见，同日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案，也有用工和经费预算。廷议以经费多、用工多而否决。康熙决心治河，要求靳辅再拿出可行方案。晚清农民在耙地靳辅从桃园到海口，一一勘阅出有问题的河段。当时正是平三藩用钱多的时候，为了把费用限制在原来估计之内，靳辅反复修改了原计划，例如用驴运土改为用车运土，离堤30丈外取土改为20丈内取土，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改为浚深河底。十七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经过廷议，得到批准，《康熙帝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 　　根据黄河实际问题，靳辅对症下药，在清口开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筑堤束水，引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疏浚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入海口河道，修两岸堤防及云梯关外拦水坝，使河水畅流无阻，在砀山、萧县、宿迁、桃园、清河等地黄河两岸修建水坝，降低黄河水势，加固考城、仪封、封丘、荥阳的黄河堤岸。封闭新庄闸运口，另开七里闸运口，运口距黄、淮交汇处约10里，从此没有淤垫之患。经过这一番治理，河患大大减轻，山阳、高邮等七州水退田出。黄河治好后，20年间没有大患，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靳辅还在清水潭筑长堤，船行于是安全。靳辅在黄河北岸挖出一条中河，漕船过清口仅行数里即转至运河。以前漕船北上出清口后要走黄河180里才能进入运河。 　　康熙对治河贡献极大。治河是他的部署，审查靳辅治河计划的也是他。他六巡江南时每次都查看河工，给治河作重要指示。 　　康熙帝还派人修治了北京永定河。永定河原名浑河。因其发源于西北，水含大量泥沙，对下游危害很大。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派人从良乡（北京附近）到东安（北京与天津之间）修了一条200余里的新河道，两岸还修长堤，让水乖乖地流入大海。原来受水淹的地方，百姓建房、耕地。 蠲免钱粮 　　蠲（juān）免钱粮就是免交赋税，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朝。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顺治入关，首先免了都城遭受战争实难的三年服役，顺治八年，顺治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以后朝朝如此，成为清朝一贯政策。 　　康熙朝蠲免钱粮最为经常而且量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如四十九年（1710）十月康熙下令第二年将全国钱粮一概蠲免，并从第二年起，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使远近均沾，历年旧欠，也都免征。据《蕉廊脞录·康乾普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普免天下钱粮27940400两，三十年（1691）与四十二年相同，免天下钱粮27590000多两。五十五年（1716）免27700000两，六十年（1721）免27641900多两。 　　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蠲免多次。例如，二十一年（1756）、三十五年（1770）、四十二年（1766），四十三年（1767），五十五年（1790）。或三年轮免一周，或七年轮免一周。 　　蠲免钱粮原因，首先是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稳定。第二，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以得到群众拥护。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老百姓受灾，没有收成，不蠲免钱粮，就会引起起义。不得不免了赋税。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三十二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还有嘉庆十一年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56厅州县灾赋，咸丰四年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129州县灾赋，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等。 　　雍正朝也蠲免钱粮，只是不那么经常。例如，雍正四年（1726）蠲免苏州、松江两府田赋45万两，八年免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全部额征地丁钱粮。雍正对蠲免钱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蠲免钱粮使“无知小民”产生侥幸心理：“少遇歉收，即借言委延逋欠，盈千累百，积至数十年，总期一免而已。” 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中国传统的手纺织机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点修改。五十年（1711）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但这未免除丁粮，改革不彻底。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合理，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据《清史稿·食货·户口》：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19203233，雍正十二年26417932，道光二十九年增加到412986649人。 　　乾隆时很多人家巨富。先说京师附近的： 　　京师米、贾、祝氏从明代起就富于王侯，屋宇有千多间，园亭华丽，游10天都游不完。宛平的查氏、盘氏两家也和米、贾、祝诸家一样富。这两家喜欢交结士大夫，总想往上爬，多次被弹劾。 　　陕西有一家是唐尉迟敬德的后代，积累的资产无法计算。所铸银砖，四人还抬不动。 　　最后讲两家江苏和浙江的： 　　江苏吴县西南太湖洞庭山的席氏和浙江嘉兴县北30里的王江泾陶氏都是大地主。两姓联姻。一天陶氏坐船到席家去，从泊船处到席家两里多路，都设有灯棚，晚上行走不需点蜡烛。 　　陶氏到后，席家好几天都设宴招待，还奏乐。席氏对陶氏说：“我这里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吗？”陶氏说：“别的没什么，只是大厅地板砖太宽，长宽都有好几尺，像是行宫里的样子。另外，书房窗外池塘没有荷花。”席氏听后没吭声。 　　过了两个时辰（4小时）左右，席氏邀请陶某再去看池塘。哟，怎么一下子满眼都是荷花了？再到大厅一看，地板早已把大砖换成只有尺把见方的小砖了。 　　有一次，姓陶的到苏州找到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很有名气，叫绝秀班。演员见他是个乡巴佬，讨厌他，讥笑他，清朝时的农村少数民族乐队说：“你喜欢看戏，何不请我们到你家里演？但每天要用凤鱼、火腿招待我们才行。”当时，演一场戏要200两银子。陶回去后，一下就向他们定演100场，每场都给200两。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演个不停，但他不看。一天招待两餐饭，都是凤鱼与火腿，没有其他饭菜。这样过了十天，把戏班子折磨得难受极了，道了歉才作罢。 　　上面讲的人应该说是富有的了，但是还有比他们更富裕的。昭梿《啸亭续录》里就说到一户： 　　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困，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馐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与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 从熔化内府金钟到推广厘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王朝镇压起义，一方面要兵，另一方面要钱。咸丰帝解决兵的问题，开始是调遣八旗、绿营，后来是依靠湘军。军费开支浩繁，但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咸丰帝和清廷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下面是其中的几项： 　　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十一月，咸丰帝命大臣熔化乾隆五十四年（1790）所铸造的内府金钟（乐器）3口。3口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 　　停薪。咸丰三年停发了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银一年，但增加养廉银。 　　捐款。要富绅捐款，要京城铺户捐税。 　　捐输。捐输也叫捐纳，就是用官职换钱。清朝遇到急难解决的经费问题时常用这个办法。这项措施首先施行于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之时，不过那时仅限文官。用武官官职换钱，始于雍正初年，用兵于西北之际。咸丰年间，捐输又用上了。元年户部捐输收入1110585两，二年捐输收入3135861两，三年捐输收入672611两。 　　清朝农村木匠活中的拉大锯举借内外债。内债是向国内的票商、士绅借钱；外债是向洋商借款。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四年，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借外债12笔，共1878620两，年息8厘到1分5厘。 　　预征钱粮。所谓预征钱粮是指前一年预先征纳下一年的钱粮，例如咸丰三年令山西、陕西、四川等“完善地区”预先借征咸丰四年的钱粮，四年秋又预先征五年的钱粮。 　　实行钱粮津贴制度。钱粮津贴是行之四川的一种加派：每田赋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浮收。所谓浮收指额外征收钱粮。浮收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残酷。如漕粮浮收，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又要交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等，合计一下，二石四五之当一石。 　　铸大钱。铸大钱是指咸丰三年开始铸造减重大钱。例如咸丰二年每文重1钱，每千文重6斤，当千的大钱仅重2两，那么以往千文钱所要的铜可制每枚当千文的硬币48枚（6×16两÷2＝48）。这样减重大钱面值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共15种。 　　印发官票和钱票。官票和钱票都是纸币，由户部印制发行。官票印有“户部官票”字样，面额有1两、5两、10两和50两；钱票又称宝钞，是大钱，面值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4种。规定2000文抵银1两。 　　实行厘金制。厘金就是厘税，1%为厘。厘金是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咸丰三年，帮办扬州军务刑部侍郎雷以根据盛世滋生图幕客钱江的建议向里下河地区仙女庙米行、店铺实行1%抽税制度（当时叫“劝捐”助饷），半年就得2万贯。此法从1个地区推向江苏1省，后又推向全国的一切商品。厘金分百货厘、盐厘、土药（国产鸦片）厘、洋药(鸦片）厘4种，以百货厘为主。它使用范围最大，收入也最多。农产品、日用百货在运输、交易过程中都课税。故有坐厘、行厘之分。所谓行厘就是商品过关卡就要收税，而关卡很多，山隘水涯、关津要道都有“奉宪抽厘”的旗帜，所以重复课税非常普遍。所谓坐厘是指在商店、粮行交易的货物纳税。实际上一些非交易的商品，如走亲戚带的鸡鸭也都纳税。厘金名目很多：出产地有“出产税”、“落地税”、“土产税”等；通过地有“土产厘”、“百货厘”等；销售地有“坐厘”、“门市月厘”等。税率不断提高，从1%提高到4%乃至12%。 　　就这样咸丰帝筹集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的1亿7千万两军费。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什么办法都想到了。结果是人民吃尽了苦头。预征钱粮、钱粮津贴、浮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生活无法过下去；铸大钱，发行大额钞票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引发私铸之风；厘金苛重，危害商民，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清代教育简史 　 　　清代教育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封建教育进入到近代新式教育的过程。 　　以满洲贵族为统治集团主体的清朝，从进入中原后就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其文教政策，第一是尊崇儒学，提倡理学，使之向全社会推广，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笼络汉人学子。第二是推崇官学，学校与科举并行而以科举控制学校。他们的文教政策实质就是从思想上牢笼全国人民特别是士子，对清王朝俯首听命，乖乖地服从它的统治。 　　京师大学堂外景及其牌匾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清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的官学是国子监、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等。地方上的有府学、州学、县学。私塾为私学。 　　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是培养官僚的，设于京师崇仁里成贤街，隶礼部。主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次官为司业，蒙满汉各1人。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讲学的有博士、助教、学录。教学管理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前3为低级班，中2为中级班，后1为高级班）。学生来源于贡生和监生。监生有岁贡生（每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恩贡生（逢国家大庆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拔贡生（乾隆七年开始，每隔12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例贡生（廪、监附生，纳捐入监学习者）。监生有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的监生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祖、父功劳为监生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监学习者）。学生一般300人，住校。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有习字、习射。学生在低级班学习1年半，文理兼通则进入中级班，再过1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进入高级班。教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生在监内要练习做八股文，以应付以后科举考试。 　　国子监有一些制度。一是按月考试积分。此法于顺治十七年停。二是历事制，即派监生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3个月。此制度康熙初年停。三是季考月课制：为培养监生的科举考试能力，祭酒3月对监生一考，司业每月十五对监生考试。这个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长。 　　国子监在雍正后有所发展，争取到了较多经费，校舍也有所扩充。乾隆初年，对国子监的制度作了改革，严格了师生的选拔，加强了教学管理制度，增加了明经、治事科八股，监生肄业期满叙用也得到保障。 　　道光末年，国子监开始衰落，教学制度有名无实，住校人数只百余人，同治二年，只40人。 　　宗学是为宗室子弟开的学校。顺治十年开始，学制5年，教习从满汉人中选拔，读满书、汉书。兼习武艺。学生可以殿试授官。光绪三十四年宗学撤。觉罗学是为觉罗子弟开的学校。觉罗指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觉罗学与宗学差不多。这两类学校由宗人府管理。 　　俄罗斯馆是教授俄罗斯子弟学习汉语、满语及经史的学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设，同治元年撤。雍正五年（1727），定学生仅4名。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设于畅春圆，教八旗子弟算法。前者隶属国子监，后者在乾隆四年（1739）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由国子监管理，这段时间前后由钦天监管理。 　　外国教会在太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学生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科、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的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20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脩，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私塾里背对先生背书的学童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教育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光绪元年（1875）前后，列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就有800余所，二十五年（1899）增加到2000所左右，有些学校还升为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贫穷子弟与富人子弟兼收。教会学校课程有3大类：宗教、经学和近代科学（数理、化学、生物、卫生、史地、美术、体育等）。列强兴办教会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施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办学，“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传教的热诚”。但他们招收贫穷子弟，对普及文化有帮助，近代科学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改变旧教育。十九世纪50－90年代，洋务兴起，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教外语）、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讲授洋枪洋炮知识）、京师同文馆大门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训练使用和维修洋机器技术），近代新教育从此产生。 　　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了大批爱国志士。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其中包括了学制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万木草堂（康有为创办于广州）、时务学堂（梁启超创办于湖南），还有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这3所均为严复创办）。这些学堂学兼中西。比如万木草堂，其课程有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和地理、数学、格致）、经世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校。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办了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修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普通之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术、格致、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专门之学有高等算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10种。戊戌政变后，惟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以苟延残喘。在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二十七年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但这个改革没实行多久，又取消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了张百熙（管学大臣）、张之洞（两广总督，教育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奏定学堂章程》。河南淮宁县（现淮阳县）高等小学堂师生于1904年的合影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故称为癸卯学制。根据这个学制，正式教育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初等教育有3类：一、蒙养院，学习4年，学游戏、说话、歌谣。二、小学，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地理、格致、体操。三、高等小学，学习4年。课程是除掉体操的初等小学课程，加上中国历史和图画。中等教育只有1类：中学学堂，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外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高等教育有3类：张之洞一、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习3年。分3类：第一类是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预科；第二类是格致科，工科、农科大学预科；第三类是医科大学预科，各自有其课程。外语在各类学堂占重要位置，一般要修两门。二、分科大学堂。分8科：经学、政治、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3年毕业。三、通儒院。通儒院是大学本科后教育，无规定科目。 　　癸卯学制除对普通教育作出规划外，还规划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育分正式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3类。正式实业学堂分初等实业学堂（按专业分为农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3种）、中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工、商、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高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业、工业、商业与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3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则分普通补习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两种。实业师范学堂含实业教员讲习所。这些学堂分别与普通教育中的一些类别平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高等小学并列，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 　　张之洞受命于张百熙主持指定学制，张之洞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了日本教育，癸卯学制就是学习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结果。教育内容进行了革新，由专注四书五经为科举的教育转向重视学习西方科学，而且教育模式也获得更新，使教育第一次与国际接轨。然而仍保留了封建色彩，比如学校还保留每月的祭孔，读《圣谕广训》，中学毕业生授予拔贡、优贡、岁贡，把高小生当作秀才，通儒院毕业生当作翰林升阶等。 　　上海王家堂圣母院所设女塾内的教内女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日，清廷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国子监归并其中。第2年，各省裁撤学政，设提学使司，各厅、州、县设立劝学所，管理本地区学务。教育行政机构更新，保证新学制的贯彻。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旧学制由此瓦解，新式教育的障碍得以清除。 　　由于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以往封建官学、私学和书院形式得到了跃进式的变化，使近代新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了。 教育花絮 　 科举时代的老师 　　科举时代的老师有好几类： 　　一是受业师。受业，即传授知识。受业师经年累月地跟学生讲授四书五经，指导他们写文章。 　　二是问业师。问业是请教学业的意思。问业师不去天天授课，只是解答偶尔来找他们的学生的一些疑难。 　　三是受知师。受知是受人知遇，赏识宠遇的意思。负责考试的老师名为受知师。受知师有的是县、府、道试的主试官及阅卷主任，有的是主持科试（分科考试）的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有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优贡、拔贡的学政，有的是乡、会试主考，有的是殿试阅卷大臣，有的则是书院的山长、监员。 　　四是保举师。顾名思义，保举师就是保举升官的“老师”。这种“老师”只有当官的人才会有。此类“老师”也必为一定级别的官吏。他赏识某个下司，便打报告荐举，使之晋升。 　　五是拜门之师。拜门本意为登门拜谢。拜门之师也可列于受知师之师。这种“老师”是足以作为靠山，能提携自己的高官显官。求他们帮忙，得请人介绍，整肃衣冠，准备好礼物登门谒见。到时得叩很多次头，口口声声“老师”、“老师”，才得以在簿籍上登上姓名，得到做弟子的资格。 　　唐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这里讲的职责去衡量，只有受业师才真正称得上“老师”，问业师勉强算得上，其余的都是因手中权力大，与人前途关系大而尊为“老师”的。 桃李先栽海外花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始于东汉，清代的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朝鲜、琉球等国。 　　琉球国大臣子弟到中国入学国子监读书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批4人，学成回国后，嘉庆读书像授予4品官职。 　　嘉庆十年（1805）琉球国学生又按老规矩来中国求学。中国政府派著名诗人吴兰雪以博士身份教他们作诗。吴兰雪即吴嵩梁，“兰雪”是字。江西东乡人。乾隆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失败。不久，参加乡试终局。官内阁中书。善诗，称“师佛”。学生很聪明，学的很好。十四年，学生回国，途经山东。别驾蒋第送行。学生作诗谢蒋，诗句工整可诵。见兰雪衣钵传海外，蒋乃为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 　　凤凰池，典出《晋书·荀勋传》，指中书省。这里是指内阁中书吴兰雪。两句意思是说，没想到内阁中书吴大人竟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外国留学生。 正音书院 　　所谓正音”就是矫正语音。清初闽方言区的福建郡县和粤方言的广东地区都设有正音书院。规定二省乡试举子须用官话词语，不许用方言词语。学政面试考生，听不懂，不会说官话的童生不能考秀才。 　　正音书院的设立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培养官员说官话，听官话，便于向地方官准确地传达皇帝的命令，也方便从方言区来的官员转到外省做官。 　　雍正六年（1728）皇帝说：“凡是官员都有管理老百姓的责任，他们讲话应让个个明白，这样才可通晓民情，熟悉地方上的事情，办起事来不出差错……我接见大小官员让他们奏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用他们土话讲，听不懂。他们都是做官的人，到礼部演习礼仪之后，陈述奏进对答，仍有不可通晓的话，那末，到其他省做官，又怎能宣读命令，嘉庆当皇子时的作业审理案子时都做到历历清楚，使小民都清楚呢？官与民，上级与下级，言语不同，一定要办理文书的小吏代为翻译转达，转个弯，一定出很多岔子。况且这两省的人，到外省做官，他们讲话听不懂，便不能深悉下民之情，老百姓也不懂官长的意旨，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太不方便了。但语言自幼习惯而成，一下难以改过来，一定要慢慢训导，久了一定会通。应让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向所属府、州、县管教育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多方训导，一定让语言明白，使人易懂，不得仍用土话。那么他们以奏请对答，便可讲得详细而易懂，到地方做官，民情便容易上达了。” 　　两省正音书院到道光以后逐步废弛。 武训兴学 　　教会学校的学生在用辫梢画圆武训，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家贫不能读书。因不识字，常尾随上学的富人儿童之后想学几个字，儿童讨厌他并欺侮他。他便立下志愿办义学，教人读书识字。 　　他行乞数年，积得200余串钱，有个家伙骗他说：“你攒钱没利息，何不把你的钱做本放出去？以后你这笔钱用不尽。”武训不知钱该放给谁，那个家伙便来了个毛遂自荐。武训便把200多串钱交给了他。 　　那家伙欺侮武训老实，把钱全吞了。武训讨还，一文不得，气得生了病。同县贡生杨树坊为他诚心感动，对他说：“以后你把钱存放在我这儿，我绝不亏待你。你以后不要听那些不正当人的话，一误再误。” 　　武训病好后白天行乞或给人打工，晚上绩麻。过了几年，积了几千文，全部交给杨树坊，利息逐年增加。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积钱万余串。杨树坊劝武训娶媳妇，要后代，武训不同意，说：“我决心下定了：我要拿这个钱办学。” 　　杨建议武训把学校设在本庄，武训不同意。他觉得设在本庄有谋私之嫌。他要把学校设在几里路外的柳庄。柳庄大，招生容易，学校设在那里，还可以防本村思想不好的人揩油。校舍地址定了以后，附近村庄纷纷捐助。 　　校舍建好后，即招收童蒙、攻经两级学生。所谓“经”是指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之类。他对老师很尊敬。老师吃饭，他站在门外。一位老师昼寝，武训跪在床前。老师醒来后，非常感动，以后就不再昼寝。对调皮学生，武训也以长跪来使之觉悟改过。 　　武训在柳林办起义学后，又在临清、馆陶办起义学。远近之人皆称武训为武善人。 　　武训50岁去世。县里人感激他兴办新学，在柳林为他立祠祭祀。 晚清公费留学 　　鸦片战争后，魏源（1794－1857）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同治年间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出现了到国外留学的热潮。 　　一、留美 　　官费派学生留美从私人留美说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容闳、黄宽、黄胜3人由在香港的英人教会学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咸丰三、四年（1853、1854）又有两批私人留学美国。咸丰四年（1854）容闳自美国留学归来，努力促成公派出国。同治十年（1871）与十一年曾国藩两次奏请公派出国，获得同意。十一年至光绪元年4年间，清朝先后派出4批1115岁的幼童共120名留学美国，以陈兰彬与容闳为正、副监督。1872年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学生住在美国人家中，后来美国方面盖了3层楼给监督教员与学生居住。 　　正监督陈兰彬顽固守旧，要求留学生忠君，遥向清朝皇帝叩头并保持满族服饰，拖长辫子。容闳则听由学生改变装束。陈兰彬不满，要求总理衙门把容闳调回国内。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容闳调任副公使兼副监督，吴子登接替陈兰彬职务。吴子登到美国后，由于留学生没有给他叩头，大发雷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朝廷，要求全部遣返留美学生。光绪七年（1881）全部官费留美学生94名幼童返回中国。中途辍学和去世的有32名。 　　这批学生中最有名的是詹天佑，他勘查、设计了京张铁路。 　　为了侵华长远利益，美国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意以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留学生。通过考试，清政府选出47名学生于宣统元年（1909）送往美国，分在19所大学学习。2年送70名，3年送62名。 　　二、留欧 　　洋务运动中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人才，以创办船政实业，清政府于光绪三年（1877）至二十三年（1897）派出4批学生赴欧留学。4批学生由船政局和水师学堂派出，留学的国家有英、法、德。学生是成年人，思想成熟，任务明确，学习刻苦，成效显著。其中一半成了北洋舰队的军官。有名的有林泰曾（镇远号管带）、刘步蟾（定远号管带）。 　　19世纪以前，日本经常派人到中国留学。自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富强起来，导致日本在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18941895）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日本的强盛刺激了中国的留日热。第2年，清政府就派了13名学生到日本留学，义和团（1900）运动后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留日潮流形成。三十一年官费留日生就达2000人左右。 　　除了官费留学外，自费和其他渠道留学的也很多。譬如光绪二十九年在日本留学的自费生和其他渠道留学的就达6000人左右。 家教 　　家教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中国自古重视家教。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奇逢《孝友堂家训》指出不重视家教的危害和齐家难于治国平天下。家教有身教和言教。言教有很多写成了著作。例如东汉蔡邕《女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蜀汉诸葛亮《家戒》、唐太宗《帝范》、宋叶梦得《石林家训》、元郑太和《郑氏规范》等等。清朝写成文字的家教也很多，有名的有朱柏庐《朱子家训》、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张履祥《训子语》、康熙帝《圣祖廷训格言》、张英《聪训斋语》、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等等。清人家教的内容主要是讲如何修身、咸丰为皇子时的《楷书唐人诗》治家、处世、读书、交友、就业等方面。 　　修养方面的家训，如康熙《圣祖庭训格言》就论述了“志于道”的意义： 　　志之所趋，无远不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志于道，则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据于德，而依于仁，而游于艺，自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涵泳从容，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如何治家?朱柏庐《朱子家训》说： 　　勤与俭，治生之道也。 　　如何读书？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中说： 　　所贵于读书者，期于明伦达理、立身应务也，今之读书有两等人：一等浮华伶俐，粗解文词，自诩才华，凌傲浮薄，藐视父兄，伦理实行，百不竟一，幸窃科名，尤滋罪恶。此为得罪名教，无足言也。又有一等衿其稽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身心一无得，高谈远骛，务为博杂，不但任之以事一无实用，至父母奉养、妻子饥寒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情解理，可以引经制事，不则迂阔无当于身心事为之用，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何?赖此两脚书橱耶?此似胜于浮华无行之流，亦非读书致用之义也。……希贤希圣，儒者之分。圣贤德业虽不易几，既禀儒术，必先勉力学为端人，绳趋尺步，宁方勿圆。名士才子，放诞恶习，极力戒之，否则不如不识字人也。 　　平辈人见面打拱作揖这段家训，首先指出两类读书人的恶劣倾向，然后告诫子孙要学做道德端正之人，不要效法上述两类读书人。 　　封建时代的家训有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有的话在当时看来是对的，今天看来则是糟粕。张英《聪训斋语》有言：“读书固所以取功名，继家声，然亦使人尊重”，就不太高尚。 　　家训语言一般朴素易懂，亲切。看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的一段：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甚矣。 　　处此时世，负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一则平日免于觊觎，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子弟略见窘态，不至一味奢侈。 　　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宴起为首。 　　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 　　再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段他写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信： 　　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外出游戏征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可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有的家训用诗歌韵语形式，流畅易记，如阮元(乾隆进士，曾为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教儿子从小就养成廉洁习惯的训语就是用诗歌形式写在一张小红笺上： 　　翡翠珊瑚列满盘， 　　不教尔手一相拈。 　　男儿立志初生日， 　　乳饱饴甘便要廉。 清代科举 　 　　清代科举最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已举行了，但不经常，考试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入关后，首次科举考试是在顺治二年。 　　清朝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一是为选官取士。清朝土地辽阔，需要大批官僚来管理政事，帮助维持统治。从科举及第的考生中选取官员是唐代以来选拔官员的正途。这种做法有助于克服选拔中的长官意志，扩大选官基础。二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这个目的清初尤其明显。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出乎这个目的，康熙、乾隆二帝各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还搞了一次制科考试——博学鸿词科考试。第三是有助于加强思想统治。通过考四书五经，默写《圣谕广训》，就可以有效地达到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目的。 　　火车站进京赶考的举人（左一、左四吸烟袋者）清朝科举制度仿照明制。与明朝一样，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考试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相同——都是靠四书五经，考试的级别、步骤、授予的资格以及授予官职和明代也基本一样。 　　科举考试分童试和正式考试。通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正式考试。乡、会试实行回避制度，试官子弟、亲戚不能参加考试。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正式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下面介绍这些考试。 　　县试在每年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考前要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倡优、皂隶的子孙与居丧守孝者不能参加考试。考生由5人联保，另有本县一名廪生作保人。县试考4场或5场。前2场考八股文与试帖诗，默写《圣谕广训》。第三场考诗赋，四、五场考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县试录取后即可参加府试。事实上第一场录取后即可获得参加府试的资格。府试是通过县试后才有资格参加的考试。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进行，由知府主持。时间多在四月。参加府试，报名、保结，与考试的场次、内容同县试差不多，只是保结廪生要多一名。府试通过后是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学正又名提督学院，故名。院试考两场。第一场为正试，考八股文两篇，试帖诗一首。第二场为复试，考八股文一篇，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录取后获得生员资格，生员俗称秀才，送入府县学官，准备参加正式考试。 　　乡试是正式考试的第一级。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因是八月考试，又称秋闱。生员、监生、荫生、贡生、官生以及经科考合格的都可参加。考试分三场：初九为头场，十二为第二场，十五为第三场。举子须于前一天进场，第三天交卷出场。第一场考八股文7篇，第二场考论一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5道。录取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是正式考试第二级。每3年在京城举行一次。时间是二、三月，所以又叫春闱。举人与国子监的监生参加。为防止假冒举人参加，顺治十四年后，举人在会试前要复试。会试有礼部主持，大总裁（主考官）为内阁学士或六部尚书。副总裁为六部侍江南贡院的考棚郎或内阁学士。考试场次和内容与乡试同。会试取中的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是最高级考试，由皇帝主持，考策问。策问是以政事、经义等设问，举子作答。内阁拟题，皇帝选定。答题用字千字以上。四月二十一日举行。考试3天后读卷官送前十名呈献皇帝。皇帝确定名次，并召见这十人，叫小传胪。余下取中的也由皇帝确定名次。内阁中书填写金榜。二十五日殿试名次揭晓，以舞刀射箭为晋身之阶的晚清武童在太和殿举行名典礼，这叫大传胪。大金榜张贴在长安街宫墙上。二十六日举行恩荣宴。考中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殿试后中式者除前3名外还要在保和殿举行朝考。由皇帝命题，由钦定大臣阅卷，分别等次。 　　状元、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其他新进士由掌院学士带领引见，由皇帝派遣任官。有的选为庶吉士，散馆后再授予官职。一般的授予六部主事、国子监博士或县令。 　　举人通过大挑也可作官。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会试后，6年搞1次，由朝廷挑选形貌好和应对灵敏的做知县或学官。 　　上面说的是正常进行的科举考试。除此以外，清代还有制科、翻译科和武科考试。 　　制科是由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制度，始于两汉，清代制科始于康熙。清朝的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和孝廉方正科，还有经学科和临时的召试。博学鸿词科在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了一次，试题是“璇玑玉衡赋”一篇，“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一首。参试者143人，取中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授翰林官。乾隆元年（1736）举行第二次制科考试，钦命第一场题为“五六天体之中合赋，以敬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诗题为“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韵”，文题是“黄钟为万事根本论”。第二场题经、史、制、策各一。参加者176人，取中一等5人，授编修；二等10人，授庶吉士。二年补试续到者，取中一等1人，二等3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考试。试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制钱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复试首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题“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186人参加考试，经过复试，仅有10多人考取。经济特科是应贵州学政严修于二十四年所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拟订章程后才举行的。大金榜孝廉方正科所举，重在考查德行。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康熙孝廉方正科还没形成定制，乾隆后才成常例。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孝廉方正科考试多是虚应故事。经学科考试仅在乾隆十六年搞过一次，进士、诸生和退了休的都可参加，但他们的经学必须渊博纯正，道德高尚修明，由大学士、九卿、督抚荐举。录取了4人：吴鼎、梁锡玙、陈祖范、顾高。前2人授为国子司业，后2人年事高，不能供职，进士题名碑授予国子监司业衔。临时的召试是皇帝巡幸，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生员，办了一些规定手续后，由学政会同地方督抚考试录取。 　　翻译科据商衍鎏先生考证本之于金女真进士科。翻译科之设是为维护满蒙语言文字。翻译科考试只限于八旗子弟，考试不定期。根据《清史稿·选举三》，关外皇太极时期开始了翻译考试，入关后顺治八年、康熙初年、雍正元年有乡试，乾隆朝次数多些，嘉庆、道光两朝仍然有乡、会试。考试要求屡变。例如，雍正元年，乡试只考一场，考试题目或奏章一道，或从四书、五经出一题。后来是从《性理精义》、《小学》中限三百字命题。乾隆三年规定在翻译题外作满文一篇。“武科，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年会试，入文科制。……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为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下面对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作一解释。 　　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必用。它是明成化年间形成的一种考试文体。格式死板，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破题要说明题意，承题进一步说明题意和文章主旨，起讲是议论开始，入手是引入正题的话，起股是总论，出题是点出题目的散句，中股与后股发挥题意，至文章重心，束股说完意犹未尽的话，收结收束全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因而称八股文。有些文章只有六股，也算是八股文。 　　八股文多取四书语命题，例如顺治二年，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因为以四书语命题，因此八股文又叫四书文。作八股文，考生要用儒家思想论述，“代圣贤立言”。以书中一句话命题叫小题，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以整篇为题就是大题。八股文用字有一定限制。顺治二年每篇不得超过550字，康熙二十年限650字，乾隆四十三年限700字。 　　还有一个试帖诗，它是乾隆二十二年后乡试、会试要考的。它是五言八韵诗。内容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例如路慎庄的试帖诗：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 　　共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 　　寒衣新浣出，密线旧缝成。 　　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 　　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阴。 　　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 　　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 　　露布频闻捷，铙歌报太平。 　　清朝科举制度源自明朝的科举制度，但也有不同于明朝科举制度的地方。 　　第一是有民族歧视，尤其是清初。雍正前搞满汉两榜。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优待，只考翻译（满—汉）。科举本是选官的根据，但满人当官不必通过科举考试。乾隆时大学士60人，汉人25，旗人35，汉人全是进士，旗人只有4个。 　　第二是考官不仅要有官位和出身，从雍正四年开始还要经过考试。 　　第三是为避免各省录取名额太悬殊，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把录取的名额分到各省。下面是4年会试录取名额： 　　年份 总数 满洲 蒙古 汉军 直隶 奉天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康五十二 186 4 2 22 1 15 10 15 9 30 20 13 12 8 6 3 4 3 4　乾三十四 143 3 1 13 1 10 8 8 5 28 24 16 4 3 7 4 2 3 2 1　嘉六 270 8 2 3 25 1 19 14 14 陕甘 12 江苏 20 安徽 15 25 22 12 10 17 14 7 10 8 10　道二十 183 7 3 5 20 2 17 8 8 陕甘 6 江苏 17 安徽 7 18 17 6 5 7 7 5 6 6 6 　　第四是为了避免代考现象，实行复试制度。乡试从顺治十五年开始复试，会试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 　　第五是讲形式。最主要的表现是在作文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说的“文徒空言，不适于用”。试帖诗纯粹是对仗、用韵，会用谀词。另一表现是重书法。书法不好，内容好也得不了高等。著名学者龚自珍朝考，文思浩荡，洒洒千余言，最后却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屈没了人才。 　　清朝科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处罚也重，但始终不能根绝。这足以说明清朝士风的败坏和科举考试走到了末路。 　　科举考试固然为选官提供了一条路子，但弊病很多，最大的弊端就是摧残知识分子。它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束缚在四书五经里面，思想僵化了，不会生计，年复一年的考试，身体也搞坏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典型。第二，学非所用，脱离实际。举子虽然把“子曰”、“诗云”背得滚瓜烂熟，胸中却无治国一策。书院考课课卷第三是把人限制在读书求功名的惟一道路上，使一些人谋求金榜题名，不惜金钱乃至生命，铤而走险，败坏了风气，也促使一些官僚腐败堕落。鉴于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清末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统治集团中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要员也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宣布停止一切乡试、会试，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终于寿终正寝。 　　附录一：八股文范文 　　题目：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按，此题出《大学·第十章》） 　　作者：严虞悙（1650－1713，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会试第二名。授编修。官至太仆寺少卿。著名散文家） 　　正文（括号内为结构简释）： 　　王者平天下之财，以道生之而已。（破题）夫财不可聚而可生，而生之自有大道也，可徒曰“外本内末”乎？（承题）且平天下者，而权夫多寡有无之数，宜非王事之本务也。不知生民有托命之处，无以给其欲则争。两间有不尽之藏，无以乘其机则敝。惟不私一己而以絜矩之意行其间，所为导利而布之上下者，诚非智取术驭者之所能几也。（起讲）吾为平天下者言生财：（入手）财本无不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气立耗，而生人即无以自全，知其本无不生，而长养收藏，可以观阴阳之聚。财亦非自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精易散，而大君于是乎无权。知其不可不生，而盈虚衰旺，可以调人事之平。（起股）生财固有大道焉。（出题）求珠于渊，取璧于山，开天地之未有以夸珍奇者，非生也。夫民有衣食之利，而金玉夺之，贫与富相耀，私而不能公矣。大道以正其经，而不通难得之货，不作无益之器，饮食以为质，与天下相适于荡平焉。关市有征，国服有息，竭闾阎之力以称富强者，非生也。夫国有维正之式，而商贾算之，子与母相权，暂而不能久矣。大道以定其规，而不损下以益上，不夺彼以与此，制节而不过，与天下相安于中正焉。（中股）大道而精言之，则与性命相孚。以不贪为富，以不蓄为宝，清心寡欲，既以清生财之原而由是，措之则正，施之则行，百官万民，群拱手以观圣天子之发育。道之所为，无欲而通也。大道而广言之，则与天地相参。裁成其有余，辅相其不足，仰观俯察，既以博生财之途而自是，天不爱富，地不爱宝，人官物曲，咸奋发以赴圣天子之精神。道之所为，大亨而正也。（后股）于财之未者而生之，生于天，生天地，生于人，而实生于君。《周礼》、《周官》，具见圣人之学问。于财之既生者而益生之，益而生，畜而生，节而生，即涣而益生。官山府海，只为霸国之权谋。（束股）生财之道，即絜矩以平天下之大道也。（收结） 　　附录二：清代各省夺魁人数 　　说明：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经济特科”历年录取的进士数统计，清朝进士共有27178名。一般每科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属第一甲，获此殊荣者叫夺魁。下表录自南京夫子庙展览室。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直隶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湖南 贵州 河南 陕西 四川 蒙古　状元 40 20 9 6 4 4 3 3 3 3 2 2 1 1 1 1　榜眼 26 29 7 5 7 1 10 6 5 4 5 2 1 1　探花 42 27 4 3 6 5 1 5 4 6 1 2 1 一队夷齐下首阳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是清初恢复科举考试的一个目的。这一着的确奏效。 　　八旗铁骑入关，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的情绪，有的甚至遁入山林，拒绝跟清朝统治者合作。清初恢复科举考试并出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参加考试。康熙、乾隆两帝还要各地官府推荐隐逸名士参加制科考试。于是他们纷纷下山，走出家门，进入考场，自愿参加到为清朝服务的选士行列中。《清朝野史大观》有一篇讽刺文章《一队夷齐下首阳》可以佐证。 　　明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常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夷齐”、“首阳”、“周粟”，出自《史记·伯夷列传》：“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明朝诸生效法他们，为了抗节，杜门不出乃至上山，现在为了肚子，不得不走进考场应试。顺治三年，取中的进士，一甲3名，二甲57名，三甲293名。顺治八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参加了科举考试，中副榜。《清史稿·选举志四》上说：“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当然也有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始终不参加，不与清朝合作，例如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 　　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说：“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诸生下山、出门参加科考的主要原因。 老考生 　　在封社会，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条灿烂诱人的道路。考上秀才，在乡里就会被另眼相看，考上进士肯定就有官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千上万，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格名额却很少，有人把科举描绘为知识分子的羊肠小道，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为了实现理想，有的读书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由黑发考到了白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封建社会白发考生不知有多少！下面是清代一些老考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考生黄章，年已百岁，还参加顺天乡试。进考场时由曾孙打着书有“百岁观场”4字的灯笼前导。黄章是40岁才中秀才83岁选为岁贡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李炜100岁，参加会试。 　　道光六年（1826）广东104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没考上，道光帝恩赐国子监司业衔。 　　据王建辉、易学金主编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的考生，八九十岁以上的有94人，第二年会试的，90岁以上有4人，80岁以上的有73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90岁的有180人，95岁以上的有6人。 桂林一枝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一块巨匾嵌入墙内，“三元及第”4字赫然可见，此匾标榜嘉庆十八年（1813）中解元，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并于当年就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4字为两广总督阮元亲自书写，让人刻的。 　　陈继昌参加廷试时，抱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始评为第二。曹振镛（1755－1835）说：“本朝百年余来，三元尚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结果改为第一，于是陈继昌便三元及第。他的座师（主考官）刊刻“桂林一枝”图章一枚相赠。 　　曹振镛说的三元“尚只一人”是指江苏常州县钱启。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解元，四十六年（1781）中会元与状元。 　　“桂林一枝”是出类拔萃之义，语出《晋书·邹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片玉。” 　　“桂林”双关，指桂林府，又指桂树林。“桂林一枝”说陈继昌是桂林府（临桂县属桂林府，桂林府治所在）的出类拔萃者。 　　陈继昌是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之孙，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会试同考、直隶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江苏巡抚。 考场·作弊·科场案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八百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作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人，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经过复试，原来中式的举人有的取中，有的落第。最后姜宸英被逮捕下狱，死在牢中；李蟠谪戍。 　　第四个：康熙五十年（1711），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考官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考官。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与张伯行竟互劾。康熙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第五个：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主考是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将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大臣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剥夺了柏葰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不断出现。同治朝就不严格了。《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说，同治四年（1865）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满装书籍的藤箱拉进试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 考场是监狱 　　科举时代，考场是监狱，很多考生视为畏途，有的听说与考试有关的人和事竟吓得魂飞魄散。 　　首先，不论什么考试，考生都要受遍身搜查之辱。考生被视同囚犯。 　　如果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得考三场，要挨一天一夜的苦，受三十多个小时牢房的折磨。考生须于考前一天入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之物除文具外，还有餐具、茶具、被褥、食物乃至煮饭、汲水的用具。号舍只4尺长、3尺宽，卧时只能缩着头。第二天子时发试卷，考生就得点蜡烛考试，顾不得闷热、蚊咬。 　　监考，有的是在楼上居高临下监视，有的是在试场上走来走去，特殊的考试则由士兵持刀夹着考。 　　考试时间有严格规定。考试终止时间一到，就要立刻交卷，不允许稍停片刻。 　　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得以录取的名额是很少的。能否成名，荣华富贵取决于一场文战。考生思想紧张可想而知。成功的考生，不仅要在寒窗10年里将大量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善于八股文、试帖诗的制作，还非得有龙马般的精神、驴骡筋骨、蝜蝂呆气、骆驼毅力不可。 　　考规的威逼，吏卒的监视，时间上的催促和搜查的凌辱，使很多考生视考场为畏途，每到考期，都有戒心。有个年近50的士子叫齐升甫的考了20次童试还没过关。一天他与几个与他同遭遇的人饮酒。忽然有人跑来大喊：某日学政（负责考试的人）要来视察了。几个饮酒的人马上停杯，窜逃一空，而齐某不动。原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吓得魂飞魄散，手足僵硬了。 清朝文化简史 　 　　清代文化成就辉煌，现分哲学、考据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几个方面简述。 　　清初有三名著名哲学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参加过抗清。黄宗羲（1610－1695）哲学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哲学上主张理在气中，政治思想上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认为民重君轻。顾炎武（1613－1682）哲学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兵书》。他有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气构成的。他赞赏黄宗羲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他反对理学，认为理学空言心性，不是学问。他主张学以致用。王夫之（1619－1692）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10种。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乾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戴震（1724－1777）。哲学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他对“气在理先”、“理生气”等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理是气之理，“非生物之外别有理也”。他还批判了天理人欲的程朱理学，指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杀人的观点。 　　鸦片战争后积聚的社会动荡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都是代表人物。龚自珍（1791－1841）、魏源（1794－1857）都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反对脱离实际，学习西方，提倡改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哲学上，龚自珍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批判了长期流传的天人感应论，否认天象与认识的必然联系。他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告诉人们清王朝已从“治世”进入“衰世”，提出了“更法”思想和“心力”说。魏源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默觚》。他强调“知”在认识中的作用。康有为哲学著作有《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他提出“元气论”和变异、进化思想。他把元气看成万物的本原，晚清的中国村落认为变异是普遍现象，生物是不断进化的。谭嗣同（1865－1898）主要哲学著作是《仁学》。他用“以太”作为宇宙本原。“以太”是西方物理学概念。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对象和真理是客观的，另方面又怀疑感性认识的作用。严复（1854－1921）哲学思想反映在所译《天演论》中。他奉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认为认识来自实际，但他不相信感觉之外的东西，陷入了不可知论。孙中山（1866－1925）哲学观点反映在《心理建设》（或称《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中。他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由物种进化而来，按“洪荒时代”——“神权时代”——“民权时代”次序进化。人的认识过程是行——知——行，知难行易。他有形而上学的认识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水平有三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把社会发展动力归因于群众心理，又是历史唯心主义。 　　清代兴盛考据学。考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手法对古文献真伪和其中的史实、人物、典章制度考证研究。顺、康、雍三朝为考据学创始期。顾炎武的《日知录》有着丰富的校勘、辨伪以及对人物、史实、典制、天文、地理的考证结果，《音学五书》对古音审定精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古代典章制度考述甚详。阎若璩在康熙年间所作《尚书古文疏证》，举证128条，对《尚书》的真伪进行了深刻研究。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到全盛，分为两派：吴派、皖派和浙东派。吴派擅长经史，代表人物有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皖派擅长经、子、小学，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这个时期考据学方面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惠栋的《周易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道光以后为衰落期。这个时期绝大多数考据学家“失去了早期考据学者的那种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严格缜密的治学方法了”。这个时期考据贡献较大的有俞樾和孙诒让。前者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和后者的《墨子间诂》很有名。 　　乡间绅士的聚会清重修史。鸦片战争前修史分官修和私修。前者有《明史》、《清实录》、《清会典》、《清三通》、《大清一统志》等。《清实录》是《满洲实录》与清朝诸帝实录的合称，《清会典》、《清三通》讲清朝的典章制度，《大清一统志》是中国地理志。私修的史书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志》讲历史地理，阮元《畴人传》，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畴人传三篇》是历代科技人物传，计六奇《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写明末农民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17381810）的《文史通义》。乾隆绘《岁寒三友图》此书重在论史，可与唐刘知己《史通》媲美。鸦片战争后，修史不绝。著名的有魏源、夏燮、梁启超、夏曾佑、王国维等。魏源著《海国图志》、《圣武志》，前者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后者写关外和清初历史。夏燮《中西纪事》叙述两次鸦片战争，《明通鉴》记述明朝兴亡和南明事。梁启超是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学家，研究方面极为广博。他极力使史学为政治服务，他著《变法通议》、《古议院考》、《波兰灭亡记》、《越南小记》等就是使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例子。他的史学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很有名，他的《王荆公传》、《李鸿章传》等人物传记也是众所皆知。所著《新史学》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诞生，提出旧史的弊端，呼吁“史学革命”。夏曾佑在20世纪初年出版通史《最新中学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在体例上、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对中国历史发展分期客观而科学，胜于前人。19世纪末，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古代经卷，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新资料。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古史新证课时提出以新发掘的地下资料甲金文与历史典籍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来考察历史。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考》等论文就是这一方法的实践结晶。他用甲金文与《史记》、《楚辞》等材料相互印证，考证了商周人物、制度，令人信服。 　　清代文学最辉煌的成就是小说和戏剧。小说创作在清代的辉煌，其标志是乾隆时所出小说《红楼梦》。其他前期小说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都很有名。清末，出现三类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行记》，揭露清末黑暗的政治面貌，曾朴《孽海花》反映同治后30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现实性都很强，艺术性也都很高。嘉庆手书吉语清末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翻译外国小说异军突起。林琴南翻译小说多达171种，成为当时翻译大户。由于明清小说成就高，故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戏剧创作，前清有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个传奇剧本，成就甚高。戏剧家李渔（1610－1680）不仅创作了《风筝误》、《玉搔头》等多种剧本，还写了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记》。清末戏剧革命，出现服务于政治的倾向。 　　清代文学，散文、诗歌也有成就。清初散文有名的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清中期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和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晚清时期，曾国藩把桐城派古文推向新高潮。维新思想兴起后，桐城古文受到冲击。诗歌创作，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诗作表现民族兴亡，希望恢复故国。钱谦益、吴伟业虽屈身仕清，但诗中还是抒发怀念故国的情怀。乾嘉时期著名诗人首推沈德潜。他创台阁体诗派，词气安闲，雍容尔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纪昀像郑燮诗作反映人民疾苦，能触及阶级矛盾。袁枚书写“性情”，缺乏社会意义，但他彻底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起了好作用。晚清著名诗人有龚自珍、柳亚子、黄遵宪等。龚自珍作品为现实服务，想像丰富，风格多样。柳亚子是南社诗人，诗作中多追怀民族英雄，揭露社会黑暗。风格清新朴实，流转自如。黄遵宪诗作反映了自咸丰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段时间的历史面貌。他长期从事外交，到过日本、新加坡，诗作中反映了世界上的奇风异物和新思想，带给中国全新信息。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作诗要有“新意境”。他本人写了一些维新方面的诗歌。 　　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天文学家王锡阐（1826－1682），精于天文历算，著有《大统历》、《历说》、《西历启蒙》。又有《晓庵新法》讲勾股割圆诸法和其他内容。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在天文历算方面著书80余种。邹伯奇（1819－1919）通晓天文、化学、物理、地理，发明摄影器。李善兰（1811－1882）翻译了大量数学著作，华蘅芳（1833－1902）与徐寿（1818－1884）翻译了很多物理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的著作。詹天佑（1861－1919）从美国学成归来，担任铁路工程师，修建了京张铁路，并发明了火车挂钩。 文化撷英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都是康乾盛世出的大型图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图书精品。 　　《古今图书集成》是类书。全面收录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著名学者陈梦雷说：“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漏；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按类编排，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下设32典，分为6117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10个纬目。1万卷，另有目录40卷，合1亿6千万字，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5倍多。 　　本书首先是康熙年间陈梦雷编纂，雍正时蒋廷锡奉敕续编。 　　《四库全书》是乾隆间奉敕按经、史、子、集四部将古代文献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一部巨型丛书。 　　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了夸示文治，乾隆于三十七年（1772）下令收罗学者，开四库馆，校辑古籍。令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篡，陆费墀为总校官，戴震主持经书，邵晋涵主持史书，周永年主持子书，纪昀主持文集并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念孙、朱筠、姚鼎等儒学大师担任编辑，真可谓学者云集而由鸿儒把关。 　　文献来源是敕撰本（由朝廷组织专人编撰的书籍）、内府本（皇史宬懋勤殿内阁大库、武英殿昭德摛藻堂藏书）、永乐大典本，还有从各地征集来的图书。乾隆五十二年全书缮写完毕，历时15载，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古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万6千多册，另有存目书6766种，93551卷。全书收集图书浩瀚，包罗宏富。 　　全书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编书过程中，销毁了近3000种所谓有“违碍”之书。 王氏父子 　　说到清代的小学即文字、训诂之学，不能不提到乾嘉学派。说乾嘉学派，又不能不说到江苏高邮王氏父子。他们在中国的音韵学、校勘学、语法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氏父子指王念孙及其儿子王引之。王念孙（1744－1832）字怀足，号石臞，乾隆进士，曾任谏官，弹劾国相和珅。任永定河道时，水溢河道，免官。年少时受业于经学大师戴震，成为有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校勘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定古韵为21部。此外他还著有《方言疏证补》和《毛氏群经楚辞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嘉庆进士，授编修，累官至工部尚书。他继承父亲的文字、音韵之学并加以推广。著有《经义述文》、《经传释词》。 　　王氏父子精通小学，以校勘见长。他们不株守汉学，能跳出汉学的藩篱。他们采用因音求义、旁征博考、文献互证等一系列的方法来训诂、释义，考证结果因而精确，使人信服。例如《诗·终风》：“终风且暴”。毛《传》：“终日风为终风。”《韩诗》：“终风，西风也。”王氏父子找出了《诗》中“终……且……”句子（例如《燕燕》“终温且惠”、《伐木》“终窭且贫”），经过综合分析，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终”作“既”解。 　　在校勘方面，他们既善于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又不囿于成见，综合各种方法进行精密的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他们还注意总结规律，归纳条例。例如，“王念孙《淮南内篇杂志后序》，根据校勘《淮南子》的九百多条实例，‘推其致误之由’，得出‘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半’的结论，并进而归纳出64种条例，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孙钦善《考据学》）他们在考据学上代表了乾嘉学派最高成就。 　　道光七年（1827）王引之奉道光之命，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共2588条，遂成《字典考证》一书。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简称，其内容是商代王室的卜辞，是殷商时的文字，是陶文之后的最早文字，在地下掩埋了两千多年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 　　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古时称殷，商朝迁都于此。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农民就常从地下挖出甲骨。甲骨与泥相粘，浸水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能离析。放入水盆，大约两三个月后才现上面刻辞。二十年下半年，古董商售甲骨于天津。学者王襄、孟定生断定为古简。二十五年古董商范维卿贩甲骨于北京，王懿荣、端方以每字二两或二两五银的价收购。王懿荣定为甲骨文。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字正孺，光绪进士，甲午战争时期入直南书房，任国子祭酒兼练兵大臣。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看到他们在北京的野兽暴行后，十分愤慨而投池自尽。他搜集的上千片甲骨由其子卖给刘鹗。刘鹗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捐官治河，很有成绩。范维卿和另外两个古董商赵执斋、方药雨也把收到的甲骨卖给他。刘鹗又让他的三子买到千多片，他一共购得5000片。 　　光绪二十八年，刘鹗在上海寓所与朋友罗振玉讨论甲骨文。罗振玉怂恿刘鹗拓墨影印，并结合《周礼》、《史记》所载，为之考证，经孙诒让、日本林泰辅学士考订，第二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石印，线装6册，拓印1058片。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字叔宫，号雪堂。孙诒让，字仲容，同治举人，经文家兼文字学家。尔后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有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与此三人合称四堂。1978－1982年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有力见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文字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代学者对于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出版与藏书 　　清代图书业十分繁荣，出书种类多，卷帙浩繁。从西汉以前到明代出的书，根据方厚枢《中国书知多少》，才62016部，666446卷。清代200多年，出书多达126649种，170万卷。《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只是经史子集部分，就有8000多部。清代所出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规模最大，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中的盛举。 　　清代图书出版繁荣，有几个原因： 　　一、清王朝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善书法能诗。为了文治的需要，他们积极鼓励著述。《啸亭杂录续集》说：“列圣万机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模仿规范，实为万世之巨观也。”他们勘定的图书，就有157种，22580卷（此据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二、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 　　三、学术勃兴。梁启超把清朝200余年比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儒不与清王朝合作，潜心著述，开启了清代的朴学。中期的乾嘉学派，大兴朴学，考证由经学蔓向历史、地理、天文、算术等数十个方面。清季大兴考伪之风，并起古今文之争。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译风骤起，敦煌写经和殷墟甲骨文，研究甚盛。中国危亡，研究中国出路的也多。于是，“硕学名儒，各标宗派。故鸿篇巨制，不可殚纪。” 　　四、出书手段多。有手写，如《四库全书》；铜活字印刷，如《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排印，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石头记》；锡活字印刷，如马瑞临《文献通考》；磁版印刷，如徐致定《周易说略》；木刻版印，如徐乾学所辑《通志堂经解》。此外还有泥活字印刷、铅活字印刷、石印、铅印等。石印与铅印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洋引进。 　　清代图书业兴旺，藏书处也多，藏书楼有国家的更有私人的。国家的，有七阁和建于明代的皇史宬，其他官藏还有昭仁殿、五经萃室、南巽殿、紫光阁、舆图房。私人藏书处很多，有名的多在江浙。其他地方有名的，清初有江苏的绛云楼、汲古阁，天一阁，晚清有山东聊城的海源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皕宋楼与杭州的八千卷楼。 　　下面简介七阁和私人藏书楼。 　　七阁是清代乾隆时造于各地的用以储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他们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文渊阁在北京紫禁城东南角文华殿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中，乾隆四十年（1775）建；文津阁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是乾隆四十年（1775）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建；文溯阁在沈阳清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文汇阁在江苏扬州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文宗阁在江苏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建；文澜阁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收书七万九千余卷，三千五百种，历时十年完成。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每册都盖有“文渊阁宝”四字，与“乾隆御览之宝”二印，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每卷首钤有“文源阁宝”印，上加“古稀天子”圆玺。 　　七阁之中，文源阁在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焚毁，文汇阁在咸丰四年（1854）焚毁，文宗阁在咸丰三年焚毁，文澜阁在咸丰十年倒塌，书多有失。 　　传是楼是徐健庵建的藏书楼。徐健庵（16311694），江苏昆山人，名乾学，字原一，“健庵”是他的号。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编修，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告老还乡，建传是楼，以藏其书。 　　传是楼筑在他居所之后，共七间，贮书若干万卷，分经史子集四种。所有的书都按部归类，淡黄的书套、白色的标志光彩夺目。 　　徐健庵把儿子带到楼上对他们说：他认为给子孙遗留土地财物、金玉珍玩、园池台榭之物都是眼光短浅的做法。他与众不同，传给子孙的是楼上的书。并将楼命名为“传是”，著名的散文家汪琬写了一篇记。汪在记中论述了藏书的意义。 　　汲古阁是毛晋（1599－1659）建的藏书楼。毛晋，初名凤苞，后改名晋，字子晋。该阁所藏宋、元刊精本，打上宋本、元本椭圆形印鉴，又在首页加盖甲字印。其余藏书印上“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或“毛氏藏书”或“东吴毛氏图书”或“汲古阁世宝”或“子孙永宝”或“子孙世昌”或“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或“开卷一乐”或“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或“弦歌草堂”或“仲雍故国人家”或“汲古主人”或“汲古得修绠”。还有的盖上朱方大印，其文云：“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友，无宁舍旃。’” 　　天一阁建于明朝，原是范钦的藏书处，在鄞县（今宁波市）。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阁初建时，下面凿一池，四周绕以竹木，阁未署名。收集碑刻时，忽得元揭傒斯所书吴道士龙虎山天一阁石刻，以为其意恰好与阁之凿池意图吻合，便移其名为阁名。范氏立法，书不借人。子孙读书，就在阁上。别人要是入内看书，要先报告范氏后裔。许可后，由人导往。 　　晚上禁入。不许在内吸烟。 　　阁门重重封锁，鲜有人进，到处是蜘蛛和蝙蝠粪便，狼藉不堪。 　　初藏书53000多卷，明清时为浙江藏书第一。由于盗窃原因，光绪时，十之九散失。 　　红豆书店是惠栋（1687－1758）藏书处，在江苏苏州城东南冷香溪北。 　　相传东禅寺有红豆树，为白鹤禅师所植，老朽后又萌发新枝。惠栋祖周惕移一枝种于阶前，生意郁然，乃自号红豆主人。惠栋亦以红豆名藏书处为红豆书店。 　　惠氏三世治经，闻名东南。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该树。 　　涵芬楼是宣统元年（1909）张元济（字菊生）创建的图书馆。原址在上海宝山路，靠近沪宁车站。 　　馆中藏中文书12000多种，其中宋刊、元版、精校、旧抄之本有500多种，附藏西文书3800多种，日文书400多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馆中藏有全套600册《永乐大典》（原为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已将涵芬楼并入其中的东方图书馆在战争中焚毁。幸好574种珍贵图书已转移，得以保存，现存北京图书馆。 清代书画 　　首先说清代的绘画。 　　清初以“六大家”和“四僧”的画著名。 　　“六大家”包括“四王”和吴、恽。 　　“四王”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huī）。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娄东人，祖父是明代万历朝的首辅。王鉴（1598－1677），字园照，号湘碧，与王时敏为同族子侄。他们都曾接受过明代画家董其昌指导作画，都是山水画家。道光《情殷鉴古图》王时敏追随元黄公望，代表作有《落木寒泉图》、《云壑烟滩图》等。王时敏诲人不倦，爱才若渴，“为一代画苑领袖”。王鉴以五代著名画家董源和南唐著名画家巨然为宗，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与王时敏匹敌。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之孙。少时从其祖父作画，仿效黄公望，于浅绛法独有心得，深得祖父赞许。康熙时进士，累官至户部侍郎，康熙常将他招入便殿作画，鉴定内府名迹，任书画总裁、康熙万寿总裁。曾任中国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编辑官，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等。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江苏常熟虞山人。王时敏与王鉴见他可以造就，带他游历各地，并示以秘本，指导将近20年，终于成就。王翚效法元人笔法而有唐人气度。他的山水画，或气象雄伟，或具体而微，构图别致。代表作有《溪山红树图》，《仿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等。康熙中期，应诏以布衣供奉内廷。他与学生杨晋合作创作了《康熙南巡图》。图长300米，人物20000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每年年底，王翚给他的门人宾客每人1幅画，用来换取裘衣。一些爱好他的作品的人马上准备钱等着买。王翚作品，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宋荦等都曾作诗赞许。他作画，必用宣德纸、重毫笔与顶烟墨。他说，缺一样，就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 　　“四王”技法都是以干笔渴墨层层积染作画。他们多模仿前人，创新不多，属于保守派，但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一直以他们的画为正宗，追随者甚众，直至清末。 　　恽寿平（1633－1690），初名格，“寿平”是字，号南田，江苏武进人。父亲忠于明，恽寿平不应举，卖画养父。山水学元代王蒙，并以山水画自负，见了王翚画后，自量比不上他，就改写生，专攻花卉，开拓了宋徐崇嗣的没骨画法。作品超脱不俗，清新生动，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至。代表作有《双清图》轴、《花卉册》等。浑格不仅画法独步，而且诗格超逸，书法得禇遂良神髓，世称“南田三绝”。 　　吴历（1632－1718），号墨井道人，也是常熟人。与王翚同师王时敏，两人风格不同：王翚画清丽，吴历画冷隽。吴历山水画还富于纵深感与立体感。“宗法元人，尤长大痴法。迭嶂层峦，心思独运，而气韵厚重沉郁，深得王奉常之传。”晚年吴历信奉基督教，改用西洋法作画，“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 　　“四僧”指八大、石涛、髡残和弘仁四个和尚。这群画家风格与“四王”迥然不同。 　　朱耷（1626－1705），名统麓，号雪个、八大山人，明宗室，入清后为僧。善山水，擅花鸟。山水画原学董其昌。入清后，更易其法，布局险怪，意境苍凉。代表作有《山水通景屏》、《鱼乐图》、《柯石双禽图》等。花鸟画用拟人手法，简约含蓄。《孔雀牡丹图》以牡丹悬崖下孔雀站立卵石顶上为画面，令人联想到清代官员头上的花翎，讽刺惟命是从的奴才。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之子（石涛于画后往往钤以“靖江后人”），名若极，字石涛，自号清涧老人，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明亡后，出家为僧。曾两次以明遗民身份接驾，迎康熙。工花鸟兰竹、人物，尤善山水。前者代表作有《墨竹》、《墨荷图》、《焦菊图》、人物代表作是《睡牛图》、《西园雅集图》，山水代表作有《淮阳洁秋图》、《搜尽奇峰打草稿》、《泼墨山水卷》。石涛最初师法清初安徽新安画派，受清初画家梅清影响殊深，后来他自创新法，《清史稿》上说他“画笔纵恣，脱尽窠臼。”《中国美术简史》说：“石涛山水不宗一家，戛戛独造，看似无法而实际上便古法为我法，想像力丰富，景色郁勃新奇，构图新颖自然，笔墨纵肆潇洒意境生气奕奕，充满了昂扬的激情。”王原祁说，石涛当推第一。他自叹不如，亦料王翚不及。 　　石涛有很高的绘画理论，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影响很大。 　　髡残（1612－1673），姓刘，字白秃，号石谿，湖南武陵（常德）人。善人物、花卉、尤长山水画，取法王公望、王梦。好写奇特奥景，构图好山重水复，善用秃笔，多含兴亡之感。代表作有《苍翠凌天图》、《苍山结茅图》等。 　　弘仁（1610－1663），原名江韬，字奇六，安徽歙（shè）县人。明代诸生，入清后为僧，改名弘仁，早年学宋人画师，晚年学元末画家倪瓒。善山水画，好画黄山松石，表现幽寂的气氛和奇倔的形象，透露出与清王朝不合作的思想。代表作有《冈陵图》、《晓江风便图》。 　　“四王”与“四僧”的区别主要是保守与创新。 　　清代中期（康熙末至嘉庆），出现了两个绘画中心：一是北京，一是扬州。 　　北京的宫廷画家以创作人物为主。著名画家有焦秉贵、冷枚、丁关鹏等。他们多画人物：皇帝、后妃等。意大利画家郎时宁用西洋画法和中国颜料创作了许多人物画和花鸟画。 　　乾隆时期“扬州八怪”以画山水、人物为主。郑燮（1693－1765）好画兰、梅，尤善画竹，借以歌颂清风亮节，表达孤傲脱俗的感情。代表作有《衙斋竹图》、《兰竹图》、《荆棘丛兰图》。金农（1687－1764），山水、人物、花卉都行，尤善画梅，造意新奇。画山水则景色疏简，饶有趣味。画人物，则外貌夸张。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梅花图》。汪士慎（1686－1759）画梅花、水仙精妙独绝，《春风香国图》、《湖石水仙图》是其代表之作。李觯（1686－1762）善花卉，画笔纵横，风格豪迈。《松藤图》、《土墙蝶花图》都是传世之作。黄慎（1687－1770）善人物、山水、花鸟。“用狂草入画，恣意放纵，线条酣畅，极具变化”。（赵丛苍主编《古代书画》）。慈安太后便服像有《漱石捧砚图》、《醉眠图》传世。李方膺（1695－1755）善画兰竹松石，也能画梅。有《墨梅图》、《风竹图》、《游鱼图》传世。高翔（1688－1752）山水画著名，构图简静而洗练。代表作有《山水册》、《弹指阁图》、《梅花图》。罗聘（1733－1799），金农弟子，善山水、花卉、人物，能继承前人又不拘泥，笔法生动，《鬼趣图》、《二色梅图》都是传世精品。 　　“扬州八怪”以花鸟画为主，注重发挥个性，表现自我，创新精神强，新意浓郁，写意画得以很大的发展，使画坛再次异军突起。 　　嘉庆以后的著名画家有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两人都是书法家兼花鸟画家。他们的画融入了他们用笔苍健的书法特点，具有淳朴风格，然而色彩鲜明。他们力求造型特色之美，有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 　　下面说清代的书法。 　　清代书法可分二个时期：清初至中期道光与中期以后。 　　第一个时期是帖学大兴时期。所谓帖学是翻刻前代名帖临摹。清初，由于康熙皇帝赏识，明董其昌书法十分流行，出现“万家一董”的现象。董体融颜体与赵体之法，圆转流利，闲适自然，但启示薄弱。学董体最著名的有张照（1691－1745）、沈荃（1624－1684）、金农（1687－1763）、查昇（1650－1707）。清中期，乾隆皇帝则偏好元代赵孟頫的字体，又出现“千户一赵”的现象。赵体笔画圆润，光绪皇帝《临颜真卿自书告》轴字体匀称优雅。学赵体最著名的有汪由敦（1692－1758）等。 　　不论在清初还是中期，书风独特的书法家还是大有人在。譬如清初的傅山、朱耷，中期的梁同书、郑板桥。傅山（1605－1690），草书云转霞飞，小楷朴实古拙，行书秀逸多姿。朱耷行草融合篆法，风貌奇特。梁同书（1723－1815）号山周，是乾隆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梁诗正的儿子。开始学颜柳书法，接着又学米芾，晚年又加以变化，崇尚自然，笔力纵横，名满天下，求书者众多，每天求他替自己写字的纸就有数束。日本、琉球都有人来求字。一次，琉球国王让一个留学生回国前一定要梁同书写幅字才回去。梁同书满足了他的愿望，学生才高兴离去。郑板桥书法也很有特色，融真草隶篆为一体，杂以兰竹描绘之法，别成一体，郑板桥称为六分半书。 　　第二个时期是碑学时期。碑学是崇尚碑刻的书派。嘉庆、道光以后，书法家效法六朝碑版以及自秦及晋的石碑文。最突出的有邓石如、赵之谦等。 　　邓石如（1739－1805），安徽休宁人。他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碑刻。他学书善作变化，融合篆书、隶书，能以隶法写篆书，以篆书笔意写隶书，超越了前代隶书和篆书高手。在篆隶书取得突破后，他又以篆隶笔法入楷，超越了唐人。 　　赵之谦（1829－1884），绍兴人。开始学颜体，后钻研北碑，以碑北写行书。篆、隶学邓石如，并能融化，楷书以颜体为本而又有魏碑特点，称为“颜底魏面”。隶书又掺以楷法，很有个性。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清末大书法家。学书不囿于一人一体：楷书学颜体、钟繇，隶书学汉石刻，篆书学石鼓文。篆、隶、真、行、草俱佳而以篆书为最。其楷书，严谨匀整；行草，气势奔腾；隶书，苍劲雄浑；篆书，雄放泼辣。 　　清代是书法中兴的时期，名家众多，上面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值得佩服的是，很多书家同时又是画家，譬如傅山、朱耷、金农、郑燮、赵之谦、吴昌硕等。虽是书画同源，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一人而兼善两艺，需付出多少劳动！ 　　清代书法论著较为丰富，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书概》、石涛《画语录》。 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子，名若极，号石涛，释号原济，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工人物画，尤善山水画。构图富于变化，意境新奇、雄浑。著名画家王原祁赞叹道：“大江南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与弘仁（1610－1663）、髡残（1612－1673）、八大山人，合称“清初四画僧”。 　　由于清王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和明宗室采取优抚政策，石涛的大半辈子在清朝过，并两次恭迎康熙圣驾，坚持不懈地从事绘画创作。 　　石涛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了获取绘画素材，使作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奇山异水不断赋予他的创作以新意。 　　石涛注重师承，但不囿于成法。因此他的山水作品富于变化。当代著名美术史家俞建华评论说，石涛“能熔铸千古，脱去时习，独出手眼，无一笔浙、吴两派习气”。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统一，还有无法而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奉为圭臬。八 大 山 人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明宗室，号人屋。“八大”，四方四隅人为大；“人屋”，广厦万间俱人屋。 　　八大山人性耿直，有异秉。八岁即会诗。善书法，工篆刻，精于绘画。曾画荷花一枝，半开池中，败叶散乱，横斜水面，生机勃勃。张挂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满堂。他又曾画过龙，蜿蜒升降，欲飞若动。山人又喜欢说笑话，倾倒四座。 　　后来山人哑不能言，后弃家为僧，号雪阁，不久又发疯。其号先后易为个山、个山驴、八大山人。 　　山人酒后作画。作画时只将墨泼在纸上，或用破扫把将墨水洒在纸上，或用破帽把墨抹在纸上。一张纸搞得肮肮脏脏的，简直不忍目睹，这时他才拿起笔来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或成花鸟竹石，无不入神。如果写字，他就挥臂援笔，狂叫大呼，洋洋洒洒，立刻写出几十个字来。酒要是醒了，一个字都写不出。这时即使把百镒黄金放在他面前要他再写，他看都不看。 焦秉贞的西洋画 　　吴历《湖天春色图轴》西洋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大概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的，有耶教天主像。 　　这幅像画的是一个神气圆满、彩色鲜丽的小儿。利玛窦曾说：“中国人只会画凸出的一面，所以没有凹凸之分。我国画家既会画凸出的部分又会画凹陷的部分，所以四面都圆满。” 　　康熙时济宁人焦秉贞研究西洋画后，领悟了它的画法：正面明而侧面暗，把暗处涂黑一点，明亮的正面就凸现出来了。后来他又把西洋画的画法来了一番变通，描绘人物甚工。 　　焦秉贞供奉内廷，他依康熙之命绘制了四十六幅西洋画耕织图，形态毕肖。不知者还以为是外国人画的。 傅青主作画 　　傅青主（1602－1683）即傅山，青主是字，明末清初人。明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穿朱衣，住土穴，坚决不出来作官。康熙年间，他已70余岁，举博学鸿词，被强征至京。他躺在城西古寺，不参加考试。最后以老病辞归。 　　傅青主善画山水墨竹，工诗文及金石篆刻。他还擅长医术，尤其妇科。 　　傅青主以书画闻于世，但不轻易为人作画。 　　有位朋友求画。傅说，他作画，首先要选择时间，选不好不下笔。朋友约定中秋晚上作画。他说，如果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就要朋友准备好纸笔。 　　中秋到了，天气果然晴爽，朋友大喜。他知道傅饮酒，就先与他痛饮，从晡时（下午三至五时）到日偏西才罢。然后让侍者把墨研浓，把两张茶几拼在一起，将丈把长的玉版纸铺在上面，取铁界尺压住纸的四角，说等月亮东升时就用蜡烛光照着画。 　　不久月亮出来了，傅很高兴。他让侍者手拿一钵浓墨放在旁边几上，让其他人退下，独自一人执笔作画。朋友远立观望。只见傅手舞足蹈，好像发狂似的。朋友跑到他背后，用力把他抱住。傅狂叫一声，叹道：“你这一下子把我的画兴败了。”说完，把笔扔在地上不画了。 女画家的不幸 　　清代有个女画家叫李珍。她是湖北潜江人，便自号“潜江女史”。父亲叫李小峰，以画花卉闻名，是他教李珍画画并成名。但由于她父亲贪图权势和金钱，使富于才华的李珍遭遇不幸：她成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李珍花卉画得好，求画的人自然多，求婚的人也多。答应谁好呢？他父亲贪鄙，要找个做官的作女婿，以便日后与官场打交道。 　　江夏（今武昌）县令诸可权的远方亲戚向李珍求婚。他家本来穷，有时连锅都揭不开。他母亲认为把李珍娶过来，靠她卖画，便可解决生活问题，便请人代为求婚。李珍父亲觉得把女儿嫁给诸某，就可捐一个县丞、巡检那样的官儿，便答应了。后来他听说诸某穷，又追悔莫及。 　　新婚之夜，李珍见诸某无能又难看，很不高兴。一个月后，李珍随诸某到汉阳婆家，妯娌笑她长得不好看，有的又说她的脚不够小，还拿她的脚细看。李珍的女仆偶尔劝阻，竟遭诸某之兄的耳光。 　　李珍不惯煮饭、女红，家里人又说她懒，无能。 　　不久，诸某即督促李珍到武昌取画具、画稿，希望她卖画得钱。李珍对这个要求很气愤。她认为，绘画是父亲教的，作品卖钱大半应归父亲。这又导致了翁婿之争。 　　父亲、丈夫都是贪鄙之人，夫家个个俗陋难堪。处于如此环境中，李珍感到如行于荆棘之上，便愤怒地说：“如果以大义要求我，我以自己的手艺养丈夫就够了，现在全家吃吃喝喝都靠我，哪有这个道理？”她于是把画具尽行扔掉，发誓不再作画。婆家见她如此，对她更为刻薄，多次骂她。李珍再也忍受不了，便吞生莺粟膏自杀了。 长江万里图 　　张学曾，会稽人，字尔唯，号约庵，工书，善山水画。顺治元年（1644），张到苏州担任太守。同级堂官孙承泽（益都人，字耳北，号北海，明崇祯进士，入清仕至吏部左十郎）、龚鼎孳（合肥人，字孝升，号芝鹿，明崇祯进士，康熙时官至礼部尚书，擅长诗歌）、曹溶（秀水人，字秋岳。明崇祯进士，官御使，归清后授原官。擅长诗歌）三人设宴为之饯行。 　　酒后各人展示所藏名画，互相夸耀。张学曾展示的是其所藏宋名画长江贯道（名参）“万里长江”画卷真迹。孙、龚、曹三人传观，爱不释手，赞不绝口。都说，这可谓压卷之作了。张很是得意。不意孙承泽突然对他说：“这图以‘万里’为名，而为你一人所有，岂不太贪；不如截为四段，每人一段，各得二万五千里，岂不是件好事？”龚、曹二人附和，拍手叫好，令侍从立即取刀尺来。爱图如命的张学曾一听，信以为真，连忙跪地乞求。孙北海大笑，说：“我现在想起唐代一副绝对了。”大家问是什么对。孙说：“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 　　“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是集句对。上句出自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下句是刘禹锡《赠李司空妓》“恼乱蓟州刺史肠”句，改换了一字。 清朝时期的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一语可能是来自留美学者容闳一本书名：《西学东渐记》，意思是西方学术传入东方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遍世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艾儒略、罗雅谷、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来华，译介了西方数学、建筑、测量、历法和神学等方面的西方著作，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怀仁像到了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关闭的大门后，西学东渐加速了步伐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清朝前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天文方面。清廷入关后，德国学者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易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朝。清廷又易名《时宪历》颁行。从清初到道光十八年（1838），钦天监监正和监副由西方人担任。第二是军事方面。在平定三藩时期，比利时学者南怀仁制造火炮三百多门，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第三是自然科学方面。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雷孝思等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于康熙二十六年来中国传教，携有天文仪器和图书多种。南怀仁和张诚（法国人）等向康熙传授过自然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等科学知识。在康熙的支持下，编译了《数理精蕴》。白晋、雷孝思他们帮助中国测绘了中国地图，康熙五十八年成《皇舆全图》。张诚有译著《实用几何学》。洪若翰、刘应治好了康熙眼疾。康熙帝让他们在皇宫建造实验室，制造丹药物，西方药物开始在中国传开。解剖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康熙四十三年（1704）罗马法王派铎罗来华，禁止中国教徒拜天、祀孔、祭祖，惹怒康熙帝。铎罗被送出澳门，凡不在钦天监工作的教徒一律出境。从此到嘉庆，西学东渐冷了下来。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速，原因之一是五口通商，闭关自守政策没法坚持，西方文化随着商品大量涌入。原因之二是译书量大。中译西书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学者开始从鸦片战争失败寻找教训，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多起来。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翻译馆翻译了西方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有算学、重学（注：即力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等。第二是外国人西书中译。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出书介绍西方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方面知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在马六甲、新加坡华侨中传播西学，出版书籍。 　　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提供了几个西书中译的数量： 　　一、1843年到1860年，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出版西书434种，其中宗教类329种，占75.8%，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105种，占24.2%。 　　二、从1860年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西书555种，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他游记、杂著、议论45种。 　　三、1900年到1911年的10年中，从日文、英文、法文等翻译的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百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译书的两倍。 　　四、马礼逊等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32种，成为林则徐、魏源了解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近代物质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变革。道光朝，林则徐购买了西方大炮装备虎门炮台。同光时期开始了舰枪炮的制造。光绪四年，唐山开平煤矿有了铁路。电话、电报、电灯、电车都在光绪朝出现。甲午战争后，“纺织、印刷、酿造、纸革、陶瓷、茶糖、淀粉、玻璃、肥皂、火柴之类，靡不购机设厂，竞师西法。”晚清戊戌变法、新政、开办学校，无不与西学引进有关。辛亥革命中，爱国知识分子就运用了中译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学说》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论进行革命。 　　清朝统治阶级容纳西学，是为了政治目的，这就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中学”指封建制度和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西学”，洋务派与维新派有不同解释。洋务派的“西学”局限在自然科学技术，只是物质方面的东西。维新派的“西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西方政治制度和民权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清朝统治阶级是企图用西方的知识为其统治服务。 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 　 　　1896年断发易服、投身革命的孙中山以鸦片战争为开头，列强频繁入侵，逼迫清王朝多次割地赔款，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20世纪初年终于灭掉了清王朝。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出生于广东香山先翠亨村一个贫苦家庭。光绪四年，他随母亲到美国檀香山生活了5年，开阔了眼界。光绪九年（1883），他回到国内，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由于受改良主义影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应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蔡元培一句话，就是要求清政府实行资本主义。他的要求根本没有引起重视。而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中，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仍不顾国计民生，大修宫苑。看清清王朝的腐朽后，孙中山决定抛弃改良思想，推翻清王朝。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首先在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后来，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纲。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在武昌成立日知会，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从此，革命党人有了统一的政党和纲领。 　　首先鼓吹革命而且最激烈、最热情的群体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东京的留学生。蔡元培在上海从文化方面宣传革命，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留学生和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经常在上海集会，评议时政，宣传革命。一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被翻译出来，抨击清政府，宣传“三民主义”，号召推翻清朝统治的报刊如《国民报》、《浙江潮》等纷纷出版，并成为青年最爱读的书籍。东京当时是世界上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生以纪念明亡242周年为名集会，痛斥清王朝，鼓动反清。两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宣传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 　　革命宣传首先遇到来自清王朝的阻挠和迫害。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东京中国留学生反清宣传，他勾结日本政府驱逐留学生回国。革命宣传还遭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攻击。他们竭力为清王朝辩护，意在说明不应该推翻；他们鼓吹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现共和；梁启超还极力维护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对保皇派的言论，革命派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光绪末年，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为了模糊革命党人的视线，熄灭他们的斗争烈火，清政府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玩起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紫禁城西六宫成立“皇族内阁”，但是这种做法最后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孙中山没有把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目标停留在口头上。他像太平天国一样，坚持用武装斗争去实现目标。他与黄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购买枪支，策反新军，不断组织武装起义。早在兴中会成立的那年（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就组织武装起义，而后的起义接连不断，著名的有：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革命党先后发动了惠州起义、萍乡起义、黄冈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安庆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或由于布置不够周密，或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终为清政府镇压，最后失败。失败后，队伍里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有些人干起了暗杀。大多数革命党人未因失败而灰心。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铁路筑权卖给英、美、德、法，激起川、鄂、湘、粤四省人民的激烈反对，四川掀起保路运动，斗争发展到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镇压，湖北防务空虚。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湖北革命党人在8月19日（阳历10月10日）晚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翌日黎明占领湖广督署，并成立湖北革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国号定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 　　武昌起义在全国吹响了向清王朝发动总攻的号角，立刻就得到全国的响应。自9月1日到10月7日，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四川、山东等15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朝迅速土崩瓦解。1921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宣统帝被迫退位，清王朝灭亡，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也最后终结。 　　是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垮台。武昌起义发生在宣统三年，甲子纪年是辛亥年，史学界把以武昌起义为主的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整个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胜利，但最后又失败了。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与其他领导人在国外、香港和上海，当时正在武汉的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更严重的是后来让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临时约法》被抛弃，南京临时政府命运被断送。 革命鼓动家 　 　　欲起革命，舆论先行。要推翻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清王朝和已经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首先要有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日本和上海两地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如同春笋接连出现，一批不顾个人安危，以犀利、激烈的言辞宣传革命，猛烈向清王朝开火，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宣传家也涌现出来。章炳麟、陈天华、邹容便是这样的人物。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余杭人。自幼熟读经史，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家。他原来是改良派。光绪二十六年他自动与改良派决裂。他写了《客帝匡谬》一问，批评自己拥护清帝的错误。两年后他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二十九年，章炳麟在上海《苏报》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的谬论，论证了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最好办法。他指出实现民主共和是必然趋势。他热情地为邹容《革命军》作序，清政府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将章炳麟逮捕。被捕时，章炳麟从容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在狱中，章炳麟通过新闻媒体继续鼓动人民与清廷作斗争。狱中过了3年，于光绪三十二年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编辑《民报》，宣传反清。 　　陈天华，字星台，号思黄，湖南兴化人。年少即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31岁还没结婚。有人催促他，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声讨沙俄妄图霸占我东北地区。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镇压，陈天华忧愤如焚。便写《猛回头》、《警世钟》来唤醒国人。且看《猛回头》中的一段文字：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从汉人，拱手降洋。 　　《警世钟》里写道：“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们是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同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 　　他笔下一个个字如粒粒子弹，射向敌人，如一只只劲手挥动，召唤国人挥刀向满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头上砍去，由于陈天华用白话文或浅近文言文来写，他的文字宣传最盛行，有效，传阅长江沿岸各省。 　　光绪三十年（1904）秋，为了发起湖南起义，刘天华回到长沙，计划在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全省官吏在万寿宫行礼时，预埋炸药把他们全部炸死，同时分别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地起事。 　　由于泄密，刘天华重返日本。第二年，刘参加发起同盟会，推为会章起草之人，编辑《民报》。这年十二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清国学生取缔规则》。他担心罢课斗争继续不下去，将会证实日本报刊诬蔑中国学生“乌合之众”的说法，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湾自杀，留下《绝命书》一份。 　　陈天华死后，香港在杏花楼开追悼会，临吊千余人，灵柩运回湖南，葬岳麓山。出葬之日，送葬学生出动，队伍长达10余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正当是夏天，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安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父亲是巨商。 　　邹容聪明，12岁时，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均已朗朗上口。他从事雕刻并成为高手，更通晓经文、《说文》。父亲要他从科举中找出路，他不高兴。父亲发怒，要他跟随成都名儒吕翼文读书。 　　他好菲薄古人，把程朱清儒学说，驳得体无完肤。吕翼文将他开除。光绪二十八年（1902），邹容留学日本。初就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习日文。第二年春，邹容参加拒俄大会，登台演说。他参加义勇队，以备归国从戎。不久，日本政府按照清公使蔡钧的要求，勒令解散义勇队。正好清政府指派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出了丑事，邹容乃与好友张继等五人，闯入姚舍，打了他几十个耳光，把他辫子剪下，挂在留学生会馆正梁。闻见者无不称快。姚文甫要警察逮捕行凶者，邹容便与张继回到上海。 　　当时著名革命家兼学者章太炎先生主讲爱国学社，张继引邹容晋见。章一见就觉得邹容是个非凡的人才，称赞他少年英发，并把他称为“小弟”。 　　邹容参加爱国学社不久就觉悟到清政府的不可靠而革命志士觉悟还不甚高，便发愤写出《革命军》一书，此书共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全书共二万多字。书写好后，给章太炎修改。章太炎说，语虽浅直，但能感动一般世人，不这样不行。于是作序，以广发行。金天翮、蔡寅、陶赓熊等为他提供出版经费。《苏报》发评论颂扬。书一出，举世轰动。 　　后来章太炎被捕，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在公堂上，他与章太炎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身份，义正词严地驳斥清政府的“起诉”，使清政府官员大出其丑。 　　邹容章太炎为邹容所感动，写就《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①，干牛肉作糇②。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③，乾坤只两头④。 　　就在差两个多月就可出狱之时，邹容受不了折磨病逝，时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九日，年仅20岁。中国教育会为他举行追悼会，革命志士刘三冒毁家杀身危险，将他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赠邹容以大将军称号。章太炎为他修治墓道，并作表刻石，称颂他的革命精神。 　　----------------------------------------------------- 　　注释： 　　①指剪去姚文甫辫子事。 　　②指生活不讲究。糇，干粮。 　　③临命，临死；掺手，手拉手。 　　④指顶天立地。 大论战 　 　　正当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活动之时，死守改良主义的康有为、梁启超对革命派大力攻击，孙中山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论战在报刊上进行。《新民丛报》是保守派的主要喉舌，《民报》是革命派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康有为围绕三大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反满，要不要推翻清王朝。改良派说，满族已与汉人同化，应该注意政治改革而不该排满。改良派反对排满，实际上是反对推翻清王朝。他们说革命会引起内乱，爱国就不要革命。革命派举出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进行民族压迫、出卖主权的行为，已经使人对它绝望，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仇人，爱国必须推翻清王朝。所谓排满，并非把满人斩尽杀绝，只是推翻清王朝。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改革是实现君主立宪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康有为把《公羊》三世“有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抛出“三世说”，说“据乱世”要经过“升平世”，才能到达“太平世”，即从封建专制进入到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君主立宪阶段。“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按，躐是超过的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在封建专制下被愚昧，缺乏民主政治的能力，必须在“开明专制”下培养自治能力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实行民主共和还为时尚早。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一年（1905）的一篇文章中引当时菲律宾人民和美国黑人争取独立的事实说明民主共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大声质问道：“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针对梁启超的言论，革命派指出，国人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揭穿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的实质是要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奴役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主张，写进了纲领。梁启超说封建土地国有制是“国本”，而谁改变封建土地制，“平均地权”，就是“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指出，土地是生产要素，本来就不应该私有。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土地问题。“地权失平”就会导致“人权失平”。只有平均地权，才能摆脱地主压迫，促进社会发展。 　　论战持续了两年，最后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新民丛报》停刊而终止。革命派取得胜利。通过辩论，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六次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一文提到革命团体和政党等领导了多次起义。下面着重叙述六次：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光复会组织的安庆、绍兴两地同时举行的起义，同盟会组织的黄花岗起义，武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前五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引发了推翻清王朝全国性的辛亥革命。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是两次有关联的武装起义，而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早的反清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派会员募捐，用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并在汕头、香港等地招兵，企图一举夺取广东。半年时间，联络了会党和广州驻军数千人，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九日起义。但八日即泄密，海关捕获手枪600余枝，70多人被捕，领导人之一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他继续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并积极筹备惠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五日惠州起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爆发。 　　直接领导这次起义的是郑士良。他们攻打新安县沙湾，首战告捷。然后东进，势如破竹，胜于佛子坳，擒获清管带杜凤梧，夺洋枪700枝。攻永湖，击败清军5000，获洋枪五六百枝。沿路投奔革命队伍55000余人。队伍进军到梅林时，孙中山自香港来电，说外援没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起义队伍弹尽粮绝而溃散，郑士良走避香港，第二年病逝（一说被清奸细毒死）。 安庆、绍兴起义 　　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成员在安庆和绍兴密谋举行的两次起义。安庆起义是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发动的，杀了安徽巡抚，但最后失败。绍兴起义是秋瑾预定同时在绍兴大通学校举行，然而尚未举行就不幸被捕。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年少即摒弃科举进入学堂，游学德国、日本。比较中外政治，深深感到满清政治的腐败，需要革命。 　　徐回国后捐了个道员，候补安徽。他到安徽后创办了巡警学堂，与革命党人经常通信，从大通等处潜运军火，准备武装起义。 　　偷运军火之事为安徽巡抚恩铭察觉，革命党人之一叶某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徐锡麟并说他是首领。叶某提到徐锡麟时是报他的别名。恩铭要当时已当上警察长的徐锡麟协商侦探。徐怕事情败露，决定先发制人。他打算先杀恩铭，再杀安徽满人官员。事定后直下南京，再徐定大计。 　　徐锡麟与下文提到的秋瑾约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六日同时起义。届时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出席，伺机之后进攻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后来改期为六月初十。后来因为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引起清廷警觉，于是徐、秋二人再次约定五月二十六日同时起义。 　　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上午八点恩铭与藩司冯煦、臬司联裕到会，徐即从靴统内拔出六响快枪两枝，一手一枝，轮流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7枪，抢救无效死去。徐锡麟宣布起义，带领学生占领军械所。后徐锡麟被捕，视死如归，被剖腹剜心，不屈而死。 　　秋瑾（1877－1907）是清朝末年一位著名女革命家，女中豪杰。她是浙江绍兴人，字睿卿，号旦吾，又号竞雄、鉴湖女侠。 　　秋瑾少时聪颖好学，有才女之称。年18即依父命嫁与湖南人王延钧，生子女二人。她与丈夫志趣不同。光绪三十年（1904）秋与丈夫分家并到东京留学。她在东京与革命党人往来，并与湖南人刘道一、王时泽等结成秘密会，以反清恢复中原为宗旨。她还创办《中国白话报》，鼓吹革命。 　　第二年二月四日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六月重返日本，加入同盟会。十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查禁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秋瑾便于十二月回国。 　　秋瑾秋瑾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八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在虹口祥庆里租房建立机关。因制造炸药不慎，秋瑾伤手，陈伯平伤目。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秋瑾被邀主持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校事。学堂是徐锡麟、陶成章创办，是光复会的活动中心。秋瑾利用学堂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她联络金华、处州、绍兴会党，发展会员，组织“光复军”。她与徐锡麟分头组织安徽、浙江两省起义。时间原定五月二十六日，后改六月十日，再改回五月二十六日。 　　徐锡麟的死讯，秋瑾六月初一日才在报上看到。浙江金华、兰溪几处光复军在五月中下旬或起事失败，或因他故遭受破坏，秋瑾为之寝食不安。秋瑾的活动，清政府已闻知。六月四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学生叫她从后门逃走，她却叫学生先走，她独处室内，自闻知徐锡麟死讯后，义不独生。 　　秋瑾被捕后，始终“坚不招供”。她义正词严地回答审问她的人：“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最后她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恶魔般的清王朝的愤慨和对她的革命事业夭折的痛心。她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必胜信念。六月初六日，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3岁。 黄花岗起义 　　宣统二年（1910）正月同盟会员倪焕典在广州率3000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倪焕典牺牲。一些革命党人灰心丧气，企图通过暗杀来夺取胜利。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开会，鼓舞斗志，并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为了作好准备，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华侨中募捐，购买武器，黄兴、赵声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和800人敢死队，许多队员写了绝命书，表示必死的决心。林觉民就是写了绝命书的一位。 　　黄兴在广州建立了30多个秘密机关。由于叛徒出卖，一些机关遭受破坏。由于走漏风声，总督张鸣岐、提督李准为防革命党人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发难，不给新军军械。同时，从香港过来的敢死队也只是一部分，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与原计划相比大减。原计划十路进兵，现只好改为四路进兵，黄兴集中力量攻打张鸣岐总督衙门。 　　攻打衙门是从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30开始的。起义军直捣总督衙门，张鸣岐已凿墙逃走。起义部队烧毁总督衙门房后，分三路迎接事先已联系好的新军、防营和民军。黄兴率领的一部行至双门底时，遇到前来响应的温带雄率领的防营数百名。由于温部未按原来约定的臂缠白布为记，黄部以为是敌人，双方互射，造成大批革命士兵伤亡。温带雄被打死。黄兴3指伤折，逃至香港。 　　起义军在途中又遭清军截击，双方展开巷战。由于参加起义的人太少，终于失败。牺牲86人，其中不少是爱国华侨。有的则被捕后就义。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殓骸骨72具，合葬黄花岗。 　　孙中山称这次失败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但“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在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不是偶然事件。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革命党人刘静庵、张难先等就在湖北组建了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三十二年（1906）以后，由同盟会会员发起组织并以同盟会纲领为纲领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等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在15000名湖北新军中，1/3以上参加了革命组织或与革命组织有联系。宣统九月，共进社与文学社共推蒋翊武（文学社）为起义军总指挥，孙武（共进会）为参谋长，刘公为未来军政府总理，准备起义。同时派人到上海接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到湖北主持大计。 　　革命党人原定八月中秋起义，后因准备不充分而延期。八月十八日，孙武在制造炸弹时不慎炸伤，送进医院，机关暴露，当天党人彭楚藩、杨洪胜、刘复基等30人被捕，后来被害。十九日总督瑞澂下令逮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走，在这“群龙无首”之际，革命党人充分发挥了主动精神，自发串联，约定起义。十九日凌晨得知三烈士死难消息后，革命党人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二道点名时发难。晚上八时许，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程正瀛推枪上弹，持枪而待，即问金兆龙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喝问：“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你能怎样？”陶启胜上前扼住金兆龙手腕，呼令护兵逮捕他。程正瀛当即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忍痛急逃。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呼喊声，知道有变故，即取枪在手，边装弹边走。远远看见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向他开枪射击，陶下楼逃跑。这时全营顿时轰动起来，枪声大作。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出来阻挠造反，没有一人退缩。阮荣发向人群开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枪库内士兵与起义军相互配合，占领了楚望台。 　　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被推举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讲话，号召讨伐满清，宣布了纪律。起义军连夜攻打总督衙门。瑞澂急忙凿穿衙门后墙逃上“楚豫号”舰逃往上海。经过一夜战斗，革命士兵占领了武昌全城。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早晨，驻汉阳、汉口新军起义。革命党的武装起义终于成功。不久，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革命派的暗杀活动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人除多次进行武装起义外，还进行了几十次的暗杀活动。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把这些搞暗杀活动的分成两类：一类是游离于革命团体以外的人，一类是经受不住革命失败，铤而走险的人。 　　下面所说到的三次暗杀活动都是第二类人所为。这些革命党人对武装起义丧失了信心，本人又敢冒险。暗杀活动，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暗杀活动虽然成功，对清廷产生某些震慑，但其作用是很有限的。陈月清主编《近代中国》说：“反动社会的统治秩序不是个别人物所能独自决定和支配的，恐怖活动不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对暗杀手段的崇拜是革命者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 汪精卫炸摄政王 　　汪精卫汪精卫（1883－1944）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三十三年入同盟会，推为评议员，曾任《民报》主编。23岁后随孙中山、黄克强、胡汉民等游历各方。曾往南洋群岛组织同盟分会。后归国参加起义，多次失败。宣统二年（1910）元月中旬汪精卫偕同黄树中、黎仲实、陈璧君离香港到北京，在北京太平桥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秘密机关，以从事暗杀活动。他写信给“南洋同志”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到北京后，他们计划过炸庆亲王奕沣、贝勒载洵、镇国将军载涛，都因不便而未行动，最后他们决计刺杀摄政王载沣。 　　他们首先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装四五十磅炸药的铁器，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与喻培伦、监国摄政王载沣像黄复生在摄政王载沣必经的北京地安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被人发现。三月七日汪精卫与黄树中被捕下狱。狱中，汪精卫书写供词，对自己暗杀事供认不讳。两人被判无期徒刑。狱中，汪精卫写了几首慷慨激昂的诗，但享受优厚待遇。清政府慑于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遂于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将他们释放。 温生才毙孚琦 　　宣统三年三月初十，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击毙广州将军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梅县人。年少孤苦。14岁时被人骗去荷兰种植烟土。三年后转卖到吡叻，做锡矿工，每天只有六七毫工钱。在这里他参加了同盟会。做锡矿工时，不堪折磨，乘机逃回。跟随过沈宗济、荣勋、魏邦瀚，又到越南，充任常春亲兵，后来又归冯子材，执旗牌。阅历现状既多，特恨满族统治者。他一度重回吡叻，追随孙中山，革命之志益坚。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驻粤满族将军增祺被召入京，都统孚琦补缺任广州将军。三月初十这一天，华侨飞机师冯如在燕塘（广州东门外）演试飞机。孚琦浮夸习性，好事纵游，便停轿参观，他看罢飞机表演，又去农事试验场。之后到咨议局前商店麒麟阁门首时，早在这里守候的温生才知是孚琦，便从人群中飞出，冲向轿子，手持快枪，向孚琦射击。孚琦头部中弹。卫士为此突如其来的枪击吓得乱跑，轿夫也把轿搁下跑了。这就给了温生才从容射击的机会，孚琦总共中四枪：太阳穴一枪，脑门一枪，颈项一枪，身部一枪。温生才用的是五响手枪。 　　孚琦倒在轿内，两足突出轿外，鲜血涌出。 　　温生才后被警卫郑家卫跟踪。至东关凤仪街时，郑又约河南侦缉队黄熙材共同追踪。出永胜街，郑上前抱住温生才，并鸣号，召诸巡士将温拿获。 　　十六日，温就义。就义前，温神色自若，绝无怯容，沿途自言自笑。走到惠爱街时对路两旁观者说：“今天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必发奋做人。”“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彭家珍炸良弼 　　武昌起义后，感到大事不妙的清廷急忙启用还乡的袁世凯。袁世凯深感革命形势不可逆转，便想乘机篡夺革命果实而逼宣统下台。皇族亲贵良弼与载涛等反对退位。他们筹建“宗社党”，与南方革命军对抗并企图除掉袁世凯。 　　良弼，字赉臣，满洲人，是皇室成员，光绪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有军事知识。回国后任近卫军统制，至军咨使，主张用武力对付革命派。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人。16岁时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日本学军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国后历任奉天讲武堂讲师，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参加了同盟会。他觉得不除良弼，就实现不了共和。于是他断然决定谋杀良弼。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彭家珍乘快车到达北京，下榻金台旅馆。当晚他穿上整齐的军服、配上漂亮的腰刀，冒充良弼的好友——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泰，乘馆中马车径直来到西城红罗厂良弼住所。他走到良弼家门口，守门人告诉他良弼不在家。正当他怏怏不乐地准备折回时，良弼恰好从外面回来。他高喊“赉臣”！良弼对深夜有人来访感到意外，下车后上台阶往屋里走，彭急下车，将炸弹投向良弼，炸断左腿，昏厥于地。良弼被扶入屋里，请川田、池上两个日医治疗。但肌理中含药毒，又由于失血过多，良弼终于在初十那天死去。 　　炸弹爆炸之时，弹片触石反弹，彭家珍头中弹片死去。 　　良弼被刺身亡，加速了清帝逊位的步伐。 李沛基炸凤山 　　荣禄凤山，满洲人。光绪间总统四镇新军。宣统三年九月任广州将军。他一到职即被革命党人周之贞炸死。 　　凤山被认为是满族人中比较开通的。开始随荣禄治武卫军，陆军大臣铁良十分器重他。曾出访欧洲，考察德奥陆军。回国后任军咨府参谋。他曾认为陆军大臣非己莫属。但陆军大臣忽然让荫昌补授，他便与铁良同谋外任。三月孚琦被炸死广州，清政府知道广东是革命党产出之源，广州将军实难找人担任。凤山以懂军事自命，清政府便想借他的能力保卫边疆，于是凤山得以补广州将军之缺。黄兴决定以凤山作为暗杀对象。工具是配置毒药的重型炸弹。李应生在配置时晕倒，改由其弟李沛基完成。 　　炸弹安放在凤山必经的一个洋货店屋檐下，系以长绳。店中人均离去，就只凤山一人住在这里。 　　凤山是九月初四到的广州。他轻车简从，只有一妾、一婢、二仆、一老妇，行迹诡秘。他到广州之时，迎候的仅仅是某协统与八个士兵罢了。 　　凤山刚到洋货店屋檐下，李沛基割绳，炸弹从上掉下，轰然一声，炸掉凤山头颅及臂部的一半。卫兵一半死去。都督张鸣岐惊慌不已，语不成声。 　　爆炸后，李沛基乘乱逃走。 中华民国成立 　 　　清宣统帝退位诏书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这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成果。 　　中华民国的成立有个过程。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当时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宋教仁等人也不在武汉，革命士兵请出清军有“名望”的第二十一混成旅统领黎元洪任都督。军政府立即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国号定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体现了兴中会、同盟会的目标和纲领。 　　出于执掌全国革命政府大权的目的，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邀请各省代表在武昌开会，讨论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十一日（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也邀请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讨同样问题。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二十五日（11月15日），独立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经过激烈争论，武昌方面因有“首义”之功获胜，决定会议在武昌开，但各省须留一名代表在上海以便联络。 　　十月十日（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改在汉口英租界举行，湖南代表谭人凤被推举为会长，主持会议。十月十二日（12月2日）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4章21条，规定了总统、副总统产生办法，规定了参议院的组成，对行政各部部长及其责任也作了规定。由于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运动，迫使会议通过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当日南京光复，会议移往南京继续开。临时政府的组建是重大议题。十月十四日（12月4日），驻上海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总统。二十七日（12月27日），会议推翻这个决议，选举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溥仪出宫时的养心殿寝宫原状黄兴不愿就职。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十日（12月29日），17个独立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袁世凯，重申十月十二日决定，希望他早定大计。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公历。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同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所提各部总长名单，5日孙中山简任各部次长： 　　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建国方针：“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宣言还规定了内政外交方针：内政方面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和财政五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外交上“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代表会议授总统印，决定用阳历纪年，定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同盟会成员林森为议长，议员43名，同盟会会员30多人。 　　袁世凯为革除封建专制政治，实现三民主义，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法令。外交上承认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终于诞生。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为清王朝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得到清政府重新重用，于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就任清内阁总理大臣，载沣辞职。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力量要清帝退位，一面以重兵攻占汉口、汉阳，威逼武昌，要革命政权让出政权。 　　临时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和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孙中山受到政府内部压力，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提出要“拥袁反清”。1912年1月22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让位5条件，再次表示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愿意辞职。袁世凯为篡夺革命果实，逼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清王朝终于灭亡。袁世凯向南京临时政府表示接受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3日，孙中山按协议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荐袁世凯以代。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 后记 　 　　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在《加强对清史的研究》一文中说：清史的研究“从纵的方面说，应该包括清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起止时间，从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经过康雍乾盛世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衰落，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共268年。如果上溯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历史，则长达三百多年之久。”该文主张“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这样做，“有助于我们从清王朝盛衰兴替的全过程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清代各种制度、政策、机构以及历史事件、思想潮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因此，把三百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是很有必要的。”本书就是依照这一思想尝试编写的一部简明清朝综合史。 　　本书14个专题，旨在反映清王朝的主要方面及其发展。“帝王”部分不仅仅反映各帝性格、功过，更企图通过叙述各朝大事，勾勒清王朝的兴起与衰亡的轨迹。“后宫”、“皇宫和皇家园林”、“王室”、“政治”、“官吏”、“法制”、“外交”、“军事”、“经济”、“教育”、“科举”、“文化”这些专题既横向展示清朝主要方面又纵向性地逐阶段地反映这些方面的发展。“灭亡”专题则专门叙述其灭亡过程。 　　专题除个别外都是以概论性的文章开头，续以若干短篇，或对首文要点内容进行详释，或作补充，充实内容。 　　本书在参考前贤时俊大量著作的基础上写成。文献资料存在一些分歧，本书处理原则是：一、以正史和第一手史料为准。例如洪承畴松山被俘后降清的原因，《清朝野史大观·多尔衮》说：“洪承畴之降于清也，以世祖之母博尔济吉特氏劝降之功居多。”今人所著，也有博尔济吉特氏的献媚和所献人参汤起作用之说。而据《清史稿·洪承畴传》和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所载，关键是皇太极脱下貂皮大衣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感动了他。本书从《清史稿》。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以权威论证为准。如孝庄文皇太后下嫁之说，从孟森先生考证不采。三、从众。例如尼堪征楚、粤的时间，《圣武记》说是顺治十年：“十年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偕贝勒屯齐进征楚、粤”。《清史稿·李定国传》载，顺治“九年”李定国杀尼堪于衡州。据《东华录》卷七顺治帝谕尼堪“从湖南进取宝庆，入广西，搜剿余孽”，是在顺治九年八月，而十一月“敬谨亲王殁于阵，追封庄亲王。”《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尼堪“（顺治）八年封为敬谨亲王，次年任定远大将军。”该辞典指明其卒年是1652，就是顺治九年。显然，当以“九年”为是。四、尚未确定孰是孰非者，两说并存。五、对历史人物评价，运用新时期史学界人物评价原则。《清史稿》的人物评价多误，“文化大革命”前一段时期的一些看法偏激。 　　有的小题目是借用的，而内容来源多处，例如《双料曹操》即借用《清朝野史大观》的题目，内容融合了该篇与《清史列传·朱勋》、昭槤《啸亭杂录》的《陕西冤案》、《朱勋》，还有魏源《圣武记》与《清史稿·疆臣年表》的内容。 　　本书多种体裁综合运用，内容经纬相贯，纵横结合，网络交叉，意在多方面、多角度地反映历史。有的人和事，在不同文章都需交代，因而有重现现象。为尽量减少文字重复，或详此而略彼，或彼详而此简。 　　拙作为广西大学科研项目，得到了广西大学科研处资助。 　　感谢广西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大量资料。 　　责任编辑何宗思先生给予了指导，并对拙稿录入等方面的文字错漏予以订正，还精心为此书选配了267幅历史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谨致谢忱！ 　　欢迎专家、读者对本书批评、指正！ 　　林涛 　　2003年12月 您好！您下载的小说来自 www.27txt.com 欢迎常去光顾哦！更多内容等着你。 本站所有资源全部转载自互联网！请支持正版，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