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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何痒
　　作者：文武之道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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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学比一般的孩子早了那么一两年，而且男孩子发育晚，小时候记得自己永远是班上个头最小的，被人欺负那是家常便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班上一个叫胡凯的男生放到了垃圾桶里，拖着在操场走了一圈。
　　好多年以后的聚会上，大家说起这件事情，都还要在一番调侃和评论后加上一句总结：宋峰，你就是太老实了。
　　老实？据说这是委婉表达“没出息”的词语。我不知道我有多没出息，或者说我还能有多么没出息。我只知道，起码，混在这个社会上，我不能表现的那么没用。
　　我想再不能有人比我更能深刻体会到：‘学习好顶个屁’用这句话的含义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为了爹妈，也就是这一个原因，我一直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勤奋读书就像一个套儿，套上了，就这么习惯地走下去。如果我说我是懒人，肯定要被周围的同学揍。可是，我真的很懒，因为太懒，我甚至不想打算自己的将来。随大流成了我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而在我们那所全国重点大学里，出国留学，成了90%人的毕业选择。
　　所以，没有悬念，我跟着宿舍里的人一起去了新东方，一起报名考托考G，一起攒写个人简历和简介，一起填写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申请表，一起等待offer雨落在我的肩膀上。
　　爸妈自然是一百个支持，自打我上学以来，他们最大的人生爱好就是见到认识不认识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要拉着跟人家不经意地谈起我的成绩好和我的听话懂事。所以，从小楼道里的小孩儿就不愿意和我这个他们父母口中天天念叨的‘楷模’玩儿，全民公敌的压力使我很少和人聊天，也就是因为很少说话的缘故吧，我见到陌生人都会有一种不自在。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写作文，题目好像是：我的理想。我当时写的是科学家吧。这就像现在问我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事业一样吧。可是，当时，我真的想说，我的理想就是能让我爸我妈别再以我的考试分数作为他们心跳起搏的动力了。我的压力不会比他们小，记得中考前的一次模拟，因为语文考的不够好，我跑到了班主任家，求他给我父母打电话，让我进家门。
　　大四的下半学期，我又体会到了当年中高考时的压力，等待offer的过程是漫长而难熬的。看着录取通知书的雨点打在了周围很多同学的肩膀上，我开始有些坐立不安。眼看就要到传说中的415死期了，而我投出去的申请信都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所美国学校的申请费，一般在50-100美元，而核算成人民币，每一次申请对于生长于工薪家庭的我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钱打了水漂固然心疼，而更难受的是每周末回家的时候都要面对父母渴盼的目光，他们想问又不敢问的样子，使我感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压力和自责。
　　2002年的3月22日，是个我当时想表框纪念起来的时间。因为那天，在我第1001次打开自己申请学校所填的电子邮件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封英文的email，地址是×××@××.edu。我颤抖地点开鼠标后，果断地发现这不是一封系里秘书发来的据信，而是一封教授直接发来的信，信的内容是与我确定时间，进行电话面试。
　　“老大，我有电话面试了。”看到了这封信，我就激动地朝着宿舍里前几天刚刚接到另外一个学校offer的宿舍老大狂喊。
　　“哟，不错呀。恭喜恭喜，哪个学校？快回信呀。”老大一边催着我回信，一边以过来人的身份提点，“要礼貌，多说thank you，多表示要珍惜研究机会。”
　　“恩，好。”我一边说，一边准备给教授回信。
　　老大凑到了我的身边，看着email的内容，若有所思地说道：“恩？看这教授的名字好像是个中国人呀。你小心点，据说中国老板一般很苛刻。”
　　“有人要就不错了。”我一遍敲着键盘，一边说道，“谁能像叶合宇一样，拿offer拿到手软，斯坦福，哈佛随便挑呀。”
　　叶合宇是我们宿舍的老二，那小子是个天才，我一直觉得只要他肯努力计算机图灵奖的获得者名单里就肯定有他的名字。
　　我回信，信的开头就是中规中矩的“Dear Professor Li”留了自己的手机号，以及方便打电话的时间，我就按下了“回复”键。
　　给我写信的是US News上面全美大学排名从第50到100之间的一个学校的计算机系教授，英文名字是 Han Li。这两个字让我猜测了半天他的中文名字，李，黎？含，寒，汉，函？算了，电话面试的时候只要是喊Professor就好了。
　　等到了约好面试的当天，我一早上起来就像进行什么祭典一样，一直虔诚地捧着自己的手机，在宿舍里来回踱步。再接了两个以光速挂断的电话后，我终于接到一个开头号码显示为001的电话。
　　接起之后，我终于体会到心如擂鼓是什么感觉了：“Hello? Hello?”
　　“Hello？”——北美和亚洲之间的海底光缆铺得真好，对方的声音清楚的就像在隔壁说话。
　　“Hello.”那天一共说过多少遍Hello，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除了这个词，我竟然紧张的连中学课本上的How are you？都忘记了。
　　“Hi. I am calling for University of ××. Are you Feng?”
　　“Yes. Are you Professor Li?”
　　“Yes……”
　　然后就是一堆关于课程和计算机知识的问答。当时，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了。高度紧张状态下的我，脑子像一个转不动的石鼓，回答的慌乱而不知所言。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完了，肯定泡汤了。
　　不过，说完了专业问题，教授开始问起我一些传说中电话面试都要问到的问题。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apply to our university?”
　　“Because……”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答案背了一遍。
　　“OK. Thanks. I guess that’s all what I want to ask. Do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me?”
　　啊？对他有什么问题？这个好像我从来没有准备过。
　　我能说什么？不知道，但是总不能停着不说吧。
　　“Are you Chinese?”——这句话一出，我就想打自己一个嘴巴，一定是潜意识里想起跟老大讨论中国老板比较严格，所以才莫名问了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他英语说得比中央9的播音员纯，所以我怀疑他是个ABC。
　　“是呀。不过工作中我都说英文。”——他的中文也字正腔圆的像个播音员。
　　“Sorry.”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不过‘对不起’是我从小到大的口头禅，翻译成英文也完全没有觉得不顺嘴。
　　“No problem. I will contact you later. Bye.”
　　“Bye.”
　　挂了电话，我就开始后悔得用手敲自己的脑袋：真是个笨蛋，这下全完了吧！
　　不过上了半天新东方，就一句话我觉得还真的有用：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我最终还是拿到了这个大学的offer，而在我拿到offer的当天，父母舒展了愁容的刹那，想到就要离开他们，我忽然有种解脱的感觉。
　　这种不孝的想法，使我陷入了极度的自责，所以准备签证和行礼的那段日子里，我总是想法设法的陪在他们的身边。没有去毕业旅行，也没有像宿舍里其他人那样急急去寻找自己的f2陪读。记得当时叶合宇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别不听哥哥劝，要是现在不找，去了北美那片广袤的土地上，男女比例不是用失调能形容的了。单身女生数目求极限可就是个0！”
　　我当时没有特别理解这句话的深刻，直到几个月后联系学校来机场接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女生下飞机是有n辆车来接的，而n个男生下飞机要攥在一辆学校中国学生会指派的车里搓成一堆儿拉回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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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另外两个同一天到的男生一起坐上了一个来接我们电子工程系师兄的92年产的本田。（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后来那个师兄反复跟我们强调：我这车，可是92最豪华。）
　　同车的四个人，除了这个电子系的师兄，其他的两个人都是跟我一样来读PhD的新生。他们一个在国内已经拿了硕士，在这里要跟着生物信息系的一个大牛做组合DNA序列测定，而另外一个则是跟我一样的本科毕业生，叫王新，天津人。而专业也是和我一样的计算机工程。
　　再了解到我们是同系的之后，两个人不自觉的开始有些亲近感。聊天的范围也从每个初来乍到美国的留学生都会聊起的家乡，学校，专业而转移到了系里面的相关话题。比如哪个小秘待人亲近，写套磁信的时候，老板有没有回复。
　　当我告诉他自己没有写过什么套磁信或者找学校里在读的中国学生了解情况，而只是按照online的申请步骤填写了申请表，寄了申请材料之后。他一副发现外星人的表情看着我：“不会吧？这样你都能申请到？“
　　我不知道这样为什么申请不到，不是该交的东西交了就好了吗？
　　他紧接着又问我：“你老板是谁呀？“
　　我很老实地交代着官称：“Professor Han Li“
　　他忽然摆出一副内幕尽知，原来如此的模样：“噢，听说他刚刚当教授不久，还是个Assistant Professor.所以一定是急着招学生。你今后可有得受了。“
　　美国的教授分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和full professor 三个级别。这我在来之前也听说过，从assistant professor 晋升到 associate professor 是做教授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从助理教授到了副教授，就意味着你拿到了tenure track 也就是‘预备终身职位’，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铁饭碗，拿到了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就算你不再搞研究，不再教书育人，你依旧可以在学校挂职，不用担心学校会解雇你。据说几年前曾经有人讨论过美国大学教授制度这种一劳永逸的方式是否合理，不过后来还是因为学者们反对的浪潮太过强烈而最后继续维持现行的制度了。
　　一劳便可永逸，但是这其中的一劳却并非那么容易。一个教授从开始被学校聘用，到拿到终身职位，一般要经理4-6年，而这4-6年就是他们最辛苦最用功的时期，当然也是他们对学生最push的时期。（push这个词是我刚刚跟开车的师兄学的，大概就是形象说明老板压榨的意思。）
　　我知道王新一定是提醒我要未雨绸缪，做好被压榨被折磨的准备。我感激地笑笑，并没有说话。“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向来都十分认同的一句话。既然要求严格，那就好好干吧，反正除了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了。
　　车开到学校，师兄把我送到了学校的研究生宿舍。再来之前，我已经在网上填写了住宿申请，预定了房间，交了押金。而看着车停在了研究生宿舍门口的时候，我才听到另外两个中国学生说，这里的房租太贵，而他们都是和另外的中国人提前联系，一起合住到了校外，一个月可以省下二三百的美金。
　　临下车的时候，王新一副可怜我的口气：“宋峰，你怎么什么都没搞清楚，两眼一摸黑的就来了？我把msn留给你，你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吧。”（后来我才知道，这小子就是个包打听，学校里发生的新闻他永远不可能是第二个知道的。）
　　我真的挺感激他的，尤其像他所说，我就是“两眼一抹黑”，在如此陌生的环境中，能有人这么主动的帮自己的忙，我心里多少有了些踏实的感觉：“好呀，这是我的msn,常联系。”
　　研究生宿舍虽然贵点，条件却是不错的。三室一厅的公寓，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厨房和洗手间是公用的。和我同住一个公寓的是一个日本的男生，和一个俄罗斯的男生。那个日本男孩瘦瘦小小的，看上去很安静，和我一样不太爱讲话。而那个俄罗斯男生人高马大，说起英语都带着俄语的卷舌音，听上去分外聒噪，偏他就是个爱吵闹的个性，住在一起没有两三天，已经听他从苏联解体分析到普京当政了。我很佩服自己是如何理解并敷衍着他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的。
　　三天后，我的时差基本上倒过来了，而中间那个来机场接我们的师兄又带着我们三个去了一趟超市，买了些吃的和生活必需品。
　　今天是学校可以正式注册的日子，我和王新约好一起去办理了入学手续，领学生证和一些必要的资料，当然还一起去听了学院举办的新生入学讲座以及填写一些关于身份和工资收入的情况。
　　之所以要填写工资收入，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拿到的奖学金是助研形式的，这就等同于给老板打工领工资，既然这样就要填写合同上的合同工资，以便今后填写税表报税（美国的报税制度非常复杂，并且是拿的越多，越复杂。）。
　　做好了一切的入学准备和记录入册的工作，我和王新一起拿起地图，开始找食堂。我们两个很饿，中午就忙得没吃饭，到了现在已经是前心贴后心了。
　　“咱们去这个食堂吧，听他们说这个是学校最好的食堂。”王新指着地图之间一个位置说道。
　　“行。你带路吧。”我很庆幸自己到了第一天，就认识了这么个又热心又头脑清楚的人。
　　到了食堂，我们找了个空位坐下，才发现这里是自助形式的，吃的，喝的，自己拿。反正我们都饿了一天了，看到什么都是两眼冒着绿光，披萨，汉堡，墨西哥肉卷，沙拉，可乐，橙汁，咖啡，一圈下来，我们两个才恢复了点聊天的力气。
　　“宋峰你们老板找你了吗？”王新一边往咖啡里加糖一边问我。
　　“恩？没有。你们老板找你了？”。他的老板是个美国人，听他说是个有名的好好先生，从来不折磨学生，看到人都是笑脸相迎的。
　　“没有。不过我给他发了封信，告诉他我到了，我们约了周三上午见面。”他喝了一口咖啡，然后带着教育青少年儿童的口吻对我说道，“我跟你说，这要主动点。及时写信汇报，才能给老板留下好印象。”
　　“噢，好。那我回去就写。”我听的很认真。
　　回了宿舍，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王新教我的，打开电脑，给教授写了封信。
　　Dear Professor Li,
　　I have arrived at the university. Do you have time for a meeting?
　　Best regards,
　　Feng.
　　发送的按钮点出去以后，我开始查看自己的其他邮箱。开启了msn，然后就蹦出一条最新的留言，是我妈的：宋峰，在那边注意多休息，别熬夜。
　　多休息，别熬夜——这句话我不知道听她说了多少遍，可是只有今天，身处异国他乡，我才忽然体会到了《游子吟》那首诗的真正含义。
　　为了这句“别熬夜”，我失眠了。
　　我忽然想起了从机场接我们到学校的路上，那个电子系的师兄说他来了美国5年都没回过家。而前面还有师兄师姐，都是7，8年没有回去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踏上和他们一样的道路，多年不归。
　　现在我就在曾经以为是远方的地方，想着回不去的家乡。盯着电脑屏幕，发呆。就被outlook忽然跳出的邮件提示惊醒。我连忙打开，一看，是老板的回信。
　　Hi Feng,
　　I am glad to hear from you. Can you come to my office 11am tomorrow morning?
　　Thanks,
　　Tony
　　这封信很短，但是除了看到明天11点去老板办公室见面等重要信息外，我还注意到了一堆无聊的事情。比如，他用了Hi,而不是Dear。他glad to hear from me，说明及时向老板汇报是对的，他结尾用了Thanks.而不是我会用的万能信件结尾:Best regards。还有他最后的落款，是Tony。这应该是他的英文名吧？原来他平常是用英文名的。而且，他写信用的是名字，而不是title+姓，是平易近人的意思吗？我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称呼名字的，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甚至都是如此。既然是这样，我应该称呼他professor还是Tony? 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回信的时候是凌晨2点半，原来熬夜的不止我一个人。
　　在想了一会儿之后，我决定还是叫他professor,毕竟中国人都讲究：礼多人不怪。于是，我开始回信。
　　Dear Professor Li,
　　Sure. I will go to your office at 11am tomorrow.
　　Thanks,
　　Feng
　　我也学着他用了thanks做结尾，发完信后我上了早上8点的闹钟，钻进了被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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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清早，我在闹钟的催促下迅速爬了起来，简单的收拾，不过十分钟。（以前在宿舍的时候，我就是唯一个能在闹钟响后的三分钟内使自己清醒的人，满屋子的人都一直很佩服我的这种特异功能。而我只觉得这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
　　收拾好东西，我拿上地图开始从住的宿舍往计算机学院的教学楼走去。这所学校建在整整一大片红木森林中，各个学院的教学楼都是星罗棋布地隐在森林里面的。（据说这是全美有名的风景秀丽的校园之一，刚开始，我的确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所震撼。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烟稀少的烦闷渐渐代替了初来时的新鲜感。直到后来，离开那地方许久，再重新返回的时候，我才重又感受到了那里的美丽与恬静。也许人的观察总是随心情而改变的。）
　　阡陌交通，是用来形容这里连接各个学院的林间小路的最好词汇。我拿着地图，花了半个小时的功夫，才从研究生公寓走到了计算机学院的教学楼。
　　到了系楼，我先去了一趟整个学院的办公室。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昨天和王新路过的时候，曾经顺带看到过一张所有faculty的照片贴图，上面贴着所有教授的照片。我来之前，是看过老板的主页的，可是与很多教授的做法不同，他只贴了自己的简历，研究兴趣和联系方式，却没有贴自己的照片。所以，我抱着一种认认脸，或者说“知己知彼”的心态去了学院办公室，站在那张贴了百十号人头的大画报旁边，开始寻找Li的英文字母组合。
　　刚看到L开头的教授那一排，我忽然听到不远处一个美国女生的纯正西部口音：“Hi, Tony. This is your package“，她blablabla后面说的一堆，我都没听太清楚，只是Tony一词让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惧怕将军的小兵，我承认却厌恶自己性格里的这点懦弱。只是一个同名的发音，我不免转头朝左边不远处看去。
　　刚刚说话的是院里分管包裹收发和杂物的小秘，而正对着他的男人是个中国人或者说华裔。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日的模样，侧脸的轮廓，说话时比讲中文的我们略微夸张的口型，以及他身上浅灰色的polo T-shirt，和那条卡其色的棉质裤子。我想他是我的老板，这基本不用猜测了。
　　他们说了几句，他忽然毫无征兆地朝我这边看来。就是这样，我看到了他的正脸。不知道男人是不是都有争强好胜的心态，我看到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年轻，更好听的词语应该是风华正茂。我记得简历上看到他大学毕业的年份比我早了七年。我不知道，七年后，我是否能像他一样，就算不是功成名就，也起码做得个人人敬仰的大学教授，这样最起码对父母有个交代。
　　他看到我后，礼貌地点头微笑了一下。我也点了下头，却没有笑出来。因为还没来得及想自己要用什么方式，什么话语给老板留下一个第一印象，他就拿着包裹转身离开了。
　　我没有去追，因为约定好的时间是11点，而看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只有9点多。这里的人很讲究准时，不早，不晚，不要打乱别人的安排。于是我做到了一间教室，慢慢地等着。等待的中间，我翻出了打印好的老板发表的论文，多读读吧，希望一会儿谈话的时候不要露怯才好。
　　看论文的时间过得很快，尤其是看不懂的论文。一篇都没看透的时候，就到了10点55分。我承认，我几乎是一边看论文，一边看表，凑到了一个几乎正好的时间，我收拾好书包，起身走到了二楼，写着Professor Han Li的办公室的门口。
　　走过去的时候，他的门是半开着的，我站在外面示意性的敲敲门，就听到里面的人说了声：“come in.”
　　我走进去，就看到了今天早上有一面之缘的老板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抬起了头。
　　“Hello. Professor Li. I am Feng.”这个简单的开场白是我刚才在看论文的时候偷偷想好的。
　　他听到我的介绍很快站了起来，隔着办公桌一边伸出一只手，一边说到：“Hi, Feng. Nice to meet you.”
　　我赶忙伸手跟他握了一下，然后答道：“Nice to meet you too.”
　　“How are you?”这就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当时我以为他在问候我，所以就非常非常镇定的使用了中学课本上的那句：“Fine. Thank you. And you?”
　　“Good.”－－听了这个词，我才知道，原来How are you的回答是good，而不是fine.更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How are you比你吃了吗还没有任何意义，不代表对方的任何态度。
　　接下来他的寒暄止步，就开始迅速的切入正题：从简要说明的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到这学期应该选的课程，我们交谈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别人用英语说这么久的话，而且还是个中国人。好在老板的英语很纯正，否则会让我觉得十分滑稽。
　　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说要带我去看看研究生办公室。我跟着他穿过走廊，来到二楼另外一侧的一个房间的门口停下了。他掏出一张卡，在门口刷了一下，就听到了电子锁打开的声音。推门进去后，我就看到了几个类似于国内办公室的隔断分开的隔间，每个里面都有一台电脑。他带着我走进了最里面的一间，示意我说这就是给我准备的地方。
　　“Right now. I have three students. Besides you, there are two part-time PhD students. They might not be here that often.”他是在提醒我这屋里今后长期都将只有我一个人吗？挺好，落得清净。
　　“OK.”我话音未落，忽然听到了一阵手机铃声。眼看着他接了起来。
　　“知道了，我马上回去。”——他在讲中文，不知道对方是谁。只是挂了电话，就又开始了从中央1到中央9的转换，“I have some family emergency. Got to go. Talk to you later. Bye.”
　　“Bye.”不管对方是谁，我都要谢谢他。终于不用再变扭着讲英文了，终于可以放松一下绷紧了一上午的神经了。
　　见过老板后的第三天，所有的课都开了。我这学期选了算法和计算机图像处理两门。算法是所有学计算机的人的专业基础课，而计算机图像处理正是我老板的研究方向，所以也是我的必修课。
　　上算法的老头是个希腊人，一口带着浓浓地中海风情的英语听得我晕头转向，好不容易熬完了尽两个小时的第一节算法课。我就迎来了图像课，上课的是个台湾人，四十多岁的年纪，头顶开始微秃，经典的中式英语说得让我知道原来当教授的中国人也不一定都要像我老板一样讲一口流利纯正的美语。只第一节课下来，我就能够感觉到：图像课不好混。（是的，这同胞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Who use Windows? Hands up! 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课举手的习惯，所以尽管我用的是Windows，还是没有举起手来，而那4，5个举起手的同学，就被他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顿，原因就是干吗放着Linux不用，用那么破烂的操作系统？）
　　至此，我以为我预料到了上研究生课程的艰巨性。可是直到一星期过去后，看着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作业和project，我才明白：这年头真的不好混。
　　忙碌，我开始了比以前上学时更加辛苦的忙碌。这种忙碌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没时间想家了。而这种忙碌给我带来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时间做饭了。（临出来的时候，我跟着我妈恶补了一阵做饭，但是到了这里才发现，根本用不上。）我每天都是一种补充能量的巧克力棒，早中晚各两个，饿了就再加一个。这让我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闻到巧克力或者可可的味道就犯恶心。但是在当时，这是我唯一的食粮。
　　上课过了一周，我再忙也没敢忘记和老板见面时，他曾经跟我说过，下周同一时间，再meet一回，讲一下具体的研究细节，让我开始帮他干活。（是呀，老板招你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上课的，虽然上课是为了更好的帮他干活。）
　　到了预定的时间，11点，我准时站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这次门没有开，我敲了敲，里面并没有什么动静。没人？我又使劲敲敲后，确定了他并不在里面。于是，我走回了办公室，给他发了一封邮件，算是告诉他见面的时间我去过了，但是没有人，然后问他什么时候还有时间见面。
　　发完信，我就去打了杯水，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回信。然后，我就彻底傻在那里了。
　　Hi Feng,
　　Sorry about that. My wife and I just had our first baby three days ago. I am pretty busy for these couple of days and I will be back to school next week.
　　Thanks,
　　Tony
　　他生小孩了？我当时看信的感觉就一个：神奇！原来那天打电话给他的是他老婆，或者说他家里人。怪不得这几天都没见人影，我想到这里，也觉得没什么好想的了。
　　直到几天后把这个消息以八卦的形式传递给王新的时候，他才非常善意地提醒我：你应该表示祝贺。
　　原来我竟是如此不懂人情世故，是呀，看到那封email，我只觉得是他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来，竟不记得回信去恭喜。
　　在王新的提醒下，我开始坐在电脑前反复思索自己该写什么，想来想去，二十分钟后，我发了一封信，信上就是我这十几年英语学习，外加20分钟深刻思索的结果。
　　Hi Professor Li,
　　Congratulations!
　　Best regards,
　　Fe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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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星期，在约定好的时间，我和他meet了第二次。这次他给了我一叠厚厚的资料，嘱咐我认真看完，然后开始着手做我们定好的研究项目：车牌识别。（就是从摄像头的录影中，利用计算机技术识别出车牌号码，以便对交通肇事车辆进行法律追究。）他跟我谈到，12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国际会议的deadline，希望我在这之前能够出些结果，这样就可以试着去投会议文章。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毕竟能研究出东西，出论文是每个PhD学生所希望的。
　　想出结果？那就要好好干活，努力编程。这下，除了那两门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的课程，我又多了搞自主研究这个更重的负担。
　　9月开学到12月，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据说是美国节日最多的时候，最重要而且最欢乐的是万圣节，感恩节，和接下来的圣诞节。中国学生会也举办了一些迎接新生的庆祝活动，而当地的华人教会也组织新生一起包饺子，做饭。这些我全部都是听王新说的。而我的这三个月，过得就像一天：早上披着星星去学校，晚上带着月亮回家睡觉，超市里的巧克力棒都是被我买光的，我怀疑厂商就快给我一个最佳消费者奖了。
　　结束了期末考试，我就全力对付起还有三天就要截止的会议投稿。这三天，我一共睡了4个小时。投稿的截止时间是12月9日的早上八点，而我再和老板来来回回无数次电子邮件后，终于在12月9日凌晨三点，把论文的最终版本发了过去。
　　一周后，我接到了老板的电子邮件。
　　Hi Feng,
　　The paper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conference. Good job. BTW, we are going to have a Christmas party at our home next week.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he party. The following is the information for it:
　　Time：Dec. 22th 6pm
　　Location: ×××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would like to come.
　　Thanks,
　　Tony
　　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挺高兴的，论文接收了高兴，老板请我去他们家玩，我也挺高兴的。这种打一巴掌给个枣的安慰方式，我一直特习惯，习惯了很多年。
　　我恭恭敬敬地回了封信，说我非常感谢他的邀请，愿意去。而且我还听从了王新的意见，买了瓶红酒当作礼物。（据说去美国参加party一般都是带酒的，而我在卖酒的地方挑了半天，买了瓶Napa Valley产的1992年的红酒。）
　　12月22日，晚上六点，我拿着一瓶酒来到了老板信上交代的地址。这地方其实是一片专门给学校教职员工住的房子，与校区之间有bus往来，挺方便的。
　　我走近了写着313门牌号的房子，从窗户里看进去，就能看到一棵很大的圣诞树，里面的灯光是橙黄色的，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使我忽然想起了了“家”这个字眼儿，然后心中就泛起一丝酸涩。
　　按了门铃，静等着。门开后，老板就站在门里，看到我时脸上带着笑意：“Hi, Feng. Come in.”
　　进去后，我把礼物递给他，他接过来后，就放在了一边的小桌子上。我看见客厅里已经站了八九个人，这其中我认识两个，就是老板的那个两个part-time的学生，他们两个已经在公司工作了，而且都是美国人。
　　另外还有几个中国人和美国人，老板帮我介绍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他的朋友，也都是在硅谷那几家尽人皆知的公司工作的搞IT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
　　我注意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老婆或者女朋友，只有我是一个人。更令人郁闷的是我和这些人，包括老板的那两个学生都没有没什么交集，所以谈话内容十分的浅显和清淡。不是我从哪里来，哪个大学毕业，就是我在做什么研究项目。只是那个在IBM做资深研究员的老板的朋友张毅再听说我是北京人之后，忽然朝着老板说了句中文：“哟，李函，这是你老乡呀。”
　　老板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略略点了下头。而我则是生出了十二万分的诧异：原来，在宿舍，我这不爱说话的性格，就被人说完全没有北京男生能侃能贫的快活劲儿。而现在，眼前的老板那简直比我更不像我们那地方出来的人。可是，如果真的说他像哪里人？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正想着，我忽然听到了不远处的另一间起居室传来了一个声音：“噢？谁是北京的？”说着，就从屋里走出了一个年龄和我妈相仿的阿姨。
　　“妈，”老板忽然说着中文迎了过去，“他们再说我今年新招的学生呢。”老板说到这里忽然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走了过去。
　　“宋峰，这是我妈，从北京过来玩儿的。”他第一次用中文叫我的名字，也是第一次我从他的嘴里听到了儿话音。他果然是北京人。
　　“阿姨好。”我看着眼前的李妈妈笑得慈祥，不知怎么，忽然心里一热，想起了我妈。
　　同一方水土出同一样的人，她们都带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情。李妈妈看着我，笑得很开心：“哟，这孩子看着好小，刚来美国吗？大学刚毕业？”
　　“恩，来了三个多月了。我今年7月份毕业的。”
　　“那才二十出头呀？过来特想家吧？”
　　提到了家，我脸上开始有点挂不住：“还好，挺忙的，都没什么时间想了。”
　　“看这孩子瘦的，太忙吃不好吧？以后有空来阿姨这儿，阿姨给你做饭。”
　　李妈妈太热情了，热情的我都不能用不好意思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了。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陪着李妈妈说话，我终于能够有正当理由离开老板他们那拨儿说着英语，开着美式玩笑的欢乐人群了。
　　跟李妈妈聊了一会儿，我渐渐知道，她是过来帮忙照顾老板刚出生的孩子的。老板的老婆现在看着孩子在二楼的卧室休息。
　　更李妈妈聊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客厅那边传来了一阵响动，我寻声望去，就听到一旁的李妈妈说：“噢，可能是小希抱着孩子下来了。”
　　小希是老板老婆的名字，李妈妈说她叫何希，是老板上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结婚两年，现在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我随着李妈妈到了客厅，就看见一个样貌年轻的女孩儿正怀抱着一个肉嘟嘟的婴儿，站在人群的中央。那女孩儿我没看仔细，可是她怀里的婴儿却着实可爱。我想，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长得那么小的东西。那么小的眉眼，一缕一缕的胎发柔柔地垂在小小的脑瓜顶上，小小的手努力的张着。这是多大的孩子？算算好像是？三个月。
　　“So cute.”
　　“She is so pretty.”
　　“Look at her big eyes.”
　　周围的赞美声成片响起，我看到老板脸上浮现起浅浅地笑容。是吧，自己的孩子被人夸，哪个做父母的能不开心呢。
　　忽然，老板的一个美国学生带来的女朋友自言自语到：“Mmm, she looks more like……”
　　大家都知道她应该是在评判这小女儿更像爸爸还是妈妈，而当她的话说了一半的时候，在IBM工作的张毅所带来的5岁的女儿忽然说道：“like him!”
　　然后那个穿着一身公主裙的小宝贝，忽然伸出手，直直的指向我。这估计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一刻了，都说童言无忌，今天我才真正的领教了。
　　哈哈哈哈哈哈，屋子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巨大的笑声，而我的脸烫的就像发烧，低着头，从始至终，再也不敢去看老板的脸了。
　　这次圣诞节party后，我们放了寒假。寒假过后，我接到了老板的信，说是布置下面的任务。新年过后的第一次meet，老板像往常一样，给了我一堆的资料，提出了很多的想法和实施建议，并且鼓励我说: “Let’s tr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by at least 10%.”
　　我点头答应着，出了他的办公室。果然还是和原来一样，英文对英文，我并不应该盼望知道两个人是同乡后，我们就可以说说中文了。不知是思乡作祟，还是什么，我忽然感到了一些寂寞。
　　接下来的半年，我就像一只被套上行头，拉磨的驴。在老板一刻不停的催赶下，拼命的看文献，拼命的写程序，拼命的debug，拼命的攒论文。每个认识我的系里的中国学生见到我的时候都会重复那句名言：原来中国老板真的很push。
　　六月期末考结束，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旁边，疯狂地赶着今年的第三篇会议论文。终于按下了发送按钮后，我长处了一口气，一下子趴在了办公桌上，死活都不想再爬起来了。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听到办公室的门响。坐起身来，一探头，就看见老板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后笑了一下，说道：“宋峰，辛苦你了。”这是他第二次用中文喊我的名字，我听后立时没有反应过来，怔在了那里。
　　他看了下我的办公桌，发现底下堆满了某个名牌生产厂商的巧克力棒盒子，忽然说道：“你不是一直吃这个吧？”
　　“不是。”我本能的撒了谎，“就是这几天太忙了。”
　　“ok.那你回去休息一下吧，我们过几天再谈。Bye。”他说完转身出了门。
　　休息一下是几天？3天。第四天我又接到了他的信，被叫到了办公室。再说完了所有的研究进展和进一步计划后，他最后拿出了一个塑料瓶子，很大的那种。
　　“给你。”他把瓶子放到了我的面前，“维生素。补充营养。”
　　“啊？这”我一下子觉得很不好意思，对领导的关心忽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这……”
　　“拿着吧，我们下周再说。”
　　我抱着那瓶维生素，出了老板的屋子。
　　若干年后，曾经有人出很多钱让我帮他修改一个程序，而现在只为了这瓶维生素，我为他出了很多篇一级会议的论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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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暑假。但是，对于一个PhD学生来说，是没有暑假这个概念的，因为老板说：“I will pay you during summer time. Work for me.”
　　所以，对我来讲，暑假和平常的唯一区别就是：校园再也看不到那么多学生了。如此清净的环境，果然没有比搞研究更好的娱乐了。
　　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看到同一个人，不管是否是强迫的，那么这个人都将成为他的生活重心。我现在就陷入了这个状态。白天，我的脑子里除了程序，就是老板的要求。后来，变本加厉，我开始做梦，梦里全都是老板的话，当然说得都只有提高运行速度，精准率也要提高之类的话。
　　干活，干活，一直干活。这些东西的回报除了那一篇篇的论文，就是老板的一句“good job”或者“well done”之类的夸奖。可是，不得不承认，我听到这话真的比打了吗啡还激动。因为，如果干不好的时候，老板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会看得我不寒而栗。还是那句话，我没出息，我最怕老板生气。
　　眼看暑假就要过去，马上就要开始新的学年了。而老板最近一次找我meet的话题，除了研究，还提到他要招收一个新的PhD学生，也来自中国，是个女生。
　　九月份开学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女生，叫做朱琴，是浙江人，典型的南方女生，看上去温柔乖巧，说话声音也很甜。
　　看见我，“师兄，师兄”叫的很亲。攀谈中，我知道她是和她老公一起来的这个学校，她老公是电子系的新生，而她是计算机系的。
　　“师兄，你有空去我们家玩呀。我老公做饭可好吃了。”我怎么感觉她说她老公和说她们家保姆没什么区别？
　　“好，有空去。”我敷衍着答道。
　　一个月后，我在某天放学的路上见到了她和她的老公，两个人手拉着手正往住的地方走。甜蜜的感觉连我这个从未谈过恋爱的人都能感受的到。她的老公白白净净，看上去很有书生气。
　　从此，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了两个人，我和朱琴。朱琴来的并不多，一周一到两次，一般是和老板meet的时间才会来。渐渐地，我发现，朱琴并不完全像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样，乖巧温柔。更多的时候，她有一种八面玲珑的伶俐。来了一个多月，她便成为了中国学生会的副主席。不知是否是社会工作太多，她一直没有很顾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这点，从她问我的课业知识和专业问题，我就能感觉到。
　　终于，在临近学期末的一天，她冲进了办公室。看到我在，忽然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看见她哭，我一下子慌了神，连忙问到：“朱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师兄。”她忽然走到我的面前，说了句，“可不可借你的肩膀用一下？”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半天回不了神。
　　不过，这并不影响她那天的发挥。她一下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抽泣道：“师兄，我心里难受。”
　　我心里更难受。说实话，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推开，可是碍于面子，或是我太唯唯诺诺的个性，我只是僵在那里，不敢动弹。
　　“师兄，刚才我去找老板，他说我了。”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哭泣的原因。
　　“怎么了？”我想我知道怎么了：你总是不干活，天下没有白养活你的老板，只有白养活你的老公。
　　“老板说我进度慢，催我赶一个deadline。我怕，我怕我赶不出来，师兄，你帮帮我，好不好？”
　　这就是她趴在我肩膀上哭的原因吗？应该是吧。其实，她太不了解我了。其实她完全不用趴在我的肩膀上，只要她哭，哭着求我，以我这种没出息的个性就回百分之百的不好意思回绝：“你，你先别哭。我帮你想想办法。”
　　听到这句话之后，她果然抬起了头，从书包拿出一堆老板给的资料，对我说道：“师兄，就是这个，你帮我看看吧。”
　　“什么时候要？”
　　“下周三。”
　　“我尽量。”
　　到了下周二的晚上，我把所有调试好的程序发给了她。这个学年，我已经上完了所有的课程，只是专心在做研究，所以相对开始的时候轻松了一些，也开始有时间自己做饭吃饭。不过，为了给她赶东西，我又吃了一周的巧克力棒。
　　三天后，我收到了老板的电子邮件，叫我stop by他的office。这就是立马过去的意思。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就看见他沉着一张脸，拿出一叠纸，上面打印着我给朱琴写的程序。
　　“Is this what you did?”声音冷得发寒。
　　“Yes.”我感觉我的声音发颤，但是我直觉自己绝对不能骗他。
　　“If you have spare time, focus more on your own research.”他声音冷，眼神更冷。
　　“Yes.”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OK. See you.”他不再看我，低头去翻桌子旁边的资料了。
　　我默默地站起来，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直接走回了办公室。坐在电脑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键盘，不知过了多久，脑子胡乱的想着：完了，老板生气了，这下死定了。我开始懊恼自己的盲目，更懊恼自己的笨拙，应该在给朱琴程序前多给她讲讲，这样老板问起的时候才不会穿帮。老板一定开始讨厌我了，我这辈子活了二十多年，最怕别人讨厌我，或者生我的气，做个老好人，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在这种胡思乱想中，我开始想家，想小时候，想以前那些借别人抄作业而被当作英雄的美好时光。人长大了，果然连帮别人有时候都是倒忙。
　　不知觉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叫，一看电脑上的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了。还没吃晚饭，办公室里的巧克力棒，也被我消灭一空了，没办法，走回家吧，回家去弄点吃的。
　　我关机，拿起大衣，正从椅子上站起，就听到了门开的声音，我侧步一看，是老板。
　　他看到我后，并没有惊讶：“宋峰，还没走？”他忽然又说了中文，并且第三次喊了我的名字。
　　“现在走。”我克制住自己再次跟他道歉的想法，准备离开。
　　“吃晚饭了吗？”他问了一句我当时听起来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明白的问题。
　　“没有。”我只能回答最原始的答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一起去吃？”
　　“啊？”我当时出口的就是疑问句叹词，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知道一个吃宵夜的地方，很不错，走吧。”他笑了一下，招呼着。
　　“好。”他给了我一颗这么大的枣，我甚至还没觉得他刚才打过我一个嘴巴。
　　上了他的车，是一辆很新的凌志。车开了20多分钟，我们在一一个写着“顺风面馆”招牌的小餐馆停下。
　　他带着我走进去，跟老板熟络地打着招呼。看得出，他是这里的常客。
　　店老板把我们领到了靠墙边的一个座位旁，递给我我们一人一份菜单，说：“慢慢看，我一会儿就过来。”
　　菜单是各种各样的面条：炒面，汤面，烩面，三鲜的，什锦的，叉烧的……这么名目繁多的item，我忽然看到了那个最熟悉的字眼“炸酱面”。看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妈，别怪我没出息，只有在吃饭的节骨眼，才想起她做的那香气扑鼻的，油汪汪的炸酱。她说过：那炸酱面必需要用六必居的黄酱弄出来才够味儿。不过现在，别奢求这么多，看着那“炸酱面”三个字，我的口水就开始分泌了。
　　“想好了吗？”
　　老板的问话挺简单，我却又踌躇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懦弱的可悲性格，使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犹豫不决：“想，想好了。”
　　“确定？”
　　“恩。”
　　“老板。”
　　听着老板叫‘老板’，我忽然感到有些滑稽，自己偷偷笑了一下。
　　“笑什么呢？”
　　“没有。”得，被发现了。我立时有点窘迫。
　　“吃什么？”店老板看着我。
　　“噢，炸酱面。”我不自觉地伸了一下舌头。
　　“得，又一个好这口儿的。也是北京人吧？”店老板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恩。”其实刚进来听到他招呼别的客人，我就听出他的京腔了，这回儿一相认，就马上有了亲切感。
　　“那就两碗炸酱面。马上！”店老板收起菜谱离开了。
　　两碗？怪不得店老板说：又一个呢。想到这里，我忽然心里有些暖，没来由的觉得：老板不再像原来那样有距离感了，起码他也吃炸酱面。
　　“你也喜欢吃炸酱面？”他看着我，笑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我笑，但却是最亲切的一次。可是这一亲切，开始让我犯了瞪鼻子上脸的毛病，带些调侃的口吻说道：“北京人有不喜欢吃的吗？”
　　说完，我就有些后悔，马上低下头，不敢看他了。
　　“有。”他说话也带上了三分调侃，“我老婆，她只吃米饭。”
　　“啊？”我承认我当时的吃惊真的全部来自于听到一个北方人只吃米饭这个让人不能理解的事实。
　　“所以，她不在的时候，我就自己跑出来吃面食。”老板一边说，一边无奈地皱了下眉头。
　　我后来常常想：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那天的那次皱眉，才使我有了一种微妙的想法，觉得他也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可接近，或者说他其实也有很多的别人不了解的无奈和抱怨。
　　两碗热腾腾的炸酱面端上来，我们两个吃的都狼吞虎咽，竟然谁都没有顾得上和谁说话。我并不知道自己是饿多一些，尴尬多一些，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多一些。
　　我只知道，一边吃，我一边考虑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饭钱怎么办？吃碗面条，没多少钱，可是美国人讲究AA。钱都是要细细算清楚的。一会儿是当场分账呢，还是我回去还给他？要不然我请客？可是这样好吗？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无聊问题的折磨下，咽下去一碗面条的。等吃完的时候，店老板拿来了账单，老板掏出了钱包，递过去一些现金，并且说了声：“不用找了。”
　　我知道，在美国吃饭是要付小费的。看了看，算了算，我觉得自己应该给他差不多12美金。可是，这话怎么说呀。
　　老板付了钱，对我招呼着：“走吧，送你回去。”
　　我跟着他上了车，坐在车上，我下意识的捏住自己的钱包，咽了口吐沫，鼓起勇气，说了声：“Professor. 那个，bill，我们split吧？”这句中西合璧的话是我想了半天才说出口的。
　　可是刚一出口，就听见他说：“You are so funny.”
　　这只一句后，他便再没了话，直到把我送回研究生宿舍，他才对我说：“早点休息。晚安。”
　　“晚安。”看着他的车隐没在黑夜中，我转身进了楼。
　　回到房间，我拨通了一个电话，打给家里。电话是我妈接的，我问了问家里的情况，知道一切都好，临了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开口问到：“妈，你那炸酱是怎么做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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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是在被给与的时候，要求更多的东西。
　　比如老板，我交了写好的程序给他，他就回开口要更多的计算程序。后来朱琴跟我说，她从来不做多少交多少，而是留在手里慢慢交给老板，这样就不会被逼的太紧。
　　比如我，第一年的圣诞节我去他家参加了party,第二年他就没有写信邀请我。当然也没有邀请朱琴。只是，这种on and off之间的对比，还是让我产生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
　　寒假过后，又是紧张的忙碌期。一碗炸酱面的作用，显然比去年的一瓶维生素还要大，我居然又帮他发了几篇很好的论文。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用居然这个词。我想我那几年，不光是刻苦，也算是运气，或者说如有神助吧。以至于，后来很多同学都跟我开玩笑说：你老板绝对是踩着你的尸体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
　　圣诞节没有去成他的家，我心里最大遗憾是不敢拿出来告诉别人的：那就是没看见那个被别人说和我长得像的小baby。那孩子得一岁多了吧？记得去年圣诞，大家逗趣，非要让我在出门前抱一下她，照个照片，弄的我完全手足无措。不过，抱着那么小小，软软的东西，感觉是非常奇妙的，尤其是她贴在怀里的时候，那种依赖感使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这也许就是别人说的，人都有保护别人的欲望？
　　搞定最后一篇论文是6月的一个星期三。这次，稍微早了一点，我八点多就做了最后的提交。然后，拿起书包，就离开了办公室。从我的办公室到走廊中间的楼梯是要经过老板的办公室的，而路过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灯还亮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居然传来个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我承认，我能如此清楚地确定里面是一个baby在哭，一个男人在哄，是因为我把耳朵靠在了门上。
　　靠的很紧，几乎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门上，结果悲剧发生了，我就这样一个不小心，跌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有多尴尬，只记得进去后，我猛地看见了抱着女儿的他，然后慌乱之下说了一句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的话：“她是不是饿了？”其实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饿了，我只知道我妈说我小时候一饿就哭。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不是饿了，她是该换尿布了。不过这句话让我自己把自己陷入了跟他一起哄孩子的汪洋大海中。一个男人加一个婴儿是手足无措，两个男人加一个婴儿就是混乱了。不过有了我，起码有了一个唯一的好处：他可以开车，而我可以在车后面扶着专门装baby的座子，让他开车回家。
　　到家之后，他拨通了一个电话，问了几句之后，就对我说：“要换尿布。”说完后，他从屋里拿出一片尿不湿，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一个类似于生物学实验的漫长过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换尿布多练几次，就可以熟练地像摊鸡蛋一样了。如果一个男人在自己孩子一岁多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换尿布，只能说他从来没有上过心。）
　　换好后，我们两个都已经累的不行了，更多是着急的，因为孩子总在那里扯着嗓子哭，哭得我的心肺都跟着一扯一扯的。看来所有动手的东西真的都比较难，我忽然庆幸自己学的是软件，而不是硬件了。
　　眼前的宝贝儿不哭不闹的样子，还是非常可爱的。一岁零八个月大，已经会说好多词了。我非常乐意逗着这个长着水晶般大眼睛的小女孩儿玩。因为，现在在屋子里，只有她和她爸爸。说老实话，我是不太敢和她爸爸说话的，尤其是问些孩子她妈呢，或者孩子咋办之类的问题的。所以，我只能拿着屋里到处散落的玩具逗着这个已经能够满地跑了的小丫头玩。
　　“宋峰，你帮我看一下小媛好吗？我去买些东西，马上回来。”老板的口气有了一些恳求的意味。
　　“好。”这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的。
　　老板走后，我终于开始像逗小狗一样带着她到处跑跑跳跳。这小丫头也有人来疯的性格，撒欢儿似的随着我满世界跑。
　　大概一个小时过后，老板回来了。买了一些日用品，包括一些婴儿食品，还有我们的晚饭。
　　（喂小媛吃饭是个力气活儿，这是一项一条龙的服务：首先要找到一个她今天喜欢用的勺子，然后打开一本她喜欢看的书，一边讲故事，一边趁她不注意，对准她的嘴往里塞。老板那种急性子的人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而我也是在研究了很久之后，才发现这条行之有效的方法的。）
　　晚上，连哄带骗的喂了小公主吃饭，我们也吃了饭。终于，我尝到了逗小孩儿玩的恶果，那就是，她开始粘你，不让你走。再尝试了无数次的潜逃后，我都被她惊天地泣鬼神的哭声给抓了回来。
　　“等她睡了，我再走吧。”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还一直觉得自己有讨好老板，巴结上司的嫌疑。
　　“谢谢。”这个谢谢似乎比我每次帮他发论文的thank you还要说得发自肺腑。
　　终于，把小媛哄着了，我准备偷偷逃出老板家的时候，已经夜里11点钟了。
　　“宋峰，要不你睡客房吧。那么晚了，孩子在这儿，我没法送你回去。”老板提出了一个让我死都不能答应的建议。
　　我感觉这就如同美国总统让我住白宫，光想着，我就能难受死，这要是能睡着，都新鲜了。
　　“不用了。我回去了。走几步，不远的。”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不过这话一出马上就暴露了。
　　“什么不远，开车还要半个小时。你开玩笑呀，住吧。”老板笑了笑。
　　“噢。”我根本没想答应，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和别人说不。住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果然失眠了。可是，失眠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偷偷听到了老板的电话。
　　“孩子，你不带走，我就让我妈带回去了……”
　　“没什么好说的，孩子是你坚持的，既然你不管，我也只能找人照顾她。”
　　“离婚手续我这边齐了，你那边尽快吧。”
　　我听到这几句，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了。而第二天顶着两只熊猫眼，看见那双水晶般透明的大眼睛的时候，我心里忽然特别难受：这么可爱的小孩儿，就是搁到了希望工程也有很多人疼呀，怎么爸妈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我走过去，蹲在客厅里，和她一起搭积木。没过多久，就听见了身后面老板的声音：“宋峰，你再帮我看一下小媛，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回来。”
　　“好。”我答应着，连头都没回。
　　这次的一会儿，可比昨天长多了，这个一会儿从早上太阳升起一直到了傍晚太阳落山。除了给小媛喂饭以外，我还帮她换了尿布。这一天下来，除了喝了水管子里的自来水，我就没发现老板家的冰箱里还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看着他昨天买的一大堆小媛的婴儿食品，我踌躇着再怎么样都不能跟这么点儿的孩子抢吃的。
　　不过到了傍晚，我实在饿得不得了了，就打开了一罐类似于蔬菜泥一样的罐子，拿勺子开始挖着吃：这下我终于明白为啥这么难给小媛喂饭了，这东西可真难吃，一股莫名的芹菜混胡萝卜的味道散在嘴里。
　　就在我偷吃小媛口粮的时候，老板进来了。提着很多东西，看着我，还没来得及把吃了一半的玻璃瓶藏起来。
　　“哈哈哈。”他忽然把袋子都扔在地上笑了起来。
　　说心里话，现在想想的确挺可笑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在那里偷吃一岁多小女孩儿的食物。可是当时，我心里异常郁闷：我给你看孩子，一天都没吃啥，吃点这么难吃的东西，你居然笑得这么开心。
　　看到我的眼神有些怨念，他忍住了笑，走过来，一边抱起小媛，一边说：“我们去吃东西？炸酱面？”
　　炸你个头！我确定我在心里是这样骂了一句的，只是我胆子太小，出口的却是：“好。”
　　带着孩子，注定什么都是干不成的。我们坐在餐馆里她就开始吵着要下地跑，然后等面条上来，她又开始吵着要吃。我哄了很久，都没啥效果，没办法，最后只好外带了两份炒饭打包，我们又回了家里。
　　到家之后，小祖宗完全没有歇着的意思，她忽然开始对拼图感兴趣了，当然她是拼不出什么完整图案的，基本上就是揪着我，这指一下，那指一下，然后我就要把手里的一块图版放在她指定的位置。每放一块，还要喂她吃一口苹果泥。
　　吃带回来的炒饭成了打时间差的战斗，好不容易放下一块拼图，喂了她一口苹果泥，我就赶紧端起饭盒吃口饭。当然这时间往往是没有那么充裕的，我往往是刚端起来，就感觉到她揪着我的衣服，指着拼图要我接着拼。
　　“小媛乖，让哥哥吃饭，爸爸喂你。”老板说完这句话，我忽然有一种他占我便宜的感觉。大七岁就长辈了？
　　当然，小祖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她一把抱住我，死不放开，然后说：“哥哥喂，爸爸喂哥哥。”
　　我承认我当时满脸黑线，不用吃了，已经饱了。我赶忙说到：“小媛，接着吃。”然后背对着老板小声说了句，“等她吃完我再吃吧。”
　　“辛苦你了。我去一下书房，有事叫我。”老板说完就转身上了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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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留学生有多穷？
　　我一个人不太有代表性。但是，当我暑假从研究生宿舍搬到了校外，和一家另外的中国家庭住到一起，分担房费的时候，我还是为了每月省下的200美金而高兴了一阵的。
　　不过这高兴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因为我渐渐发现：跟这家人住在一起十分有难度。这家里的男人是个化学系的博士后，女人就是过来陪读的，在家带孩子。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而现在这个女人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挺着6个月大的肚子，追着两岁的女儿满屋跑。
　　“佳佳，把东西放下！”
　　“佳佳，别扯厕所里的纸！”
　　“佳佳，过来吃饭！”
　　我承认，这小女孩比小媛还要淘。而且淘的十分有创意，比如有一天，她要求我跟她玩，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拿了一根长长的绳子，从头到脚，非要把我绑起来。这让我觉得她肯定从电视上看了什么非天线宝宝或者芝麻街之类的节目。
　　不过，就算她再淘，再闹，也不是我决定搬家的最终原因。我是个什么都能忍耐的人，就是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像居委会大妈那样古道热肠的帮助别人。
　　渐渐地，我发现男人和女人之前的和平相处，都是为了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敷衍。后来，日子久了，不知是他们对对方又聚集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还是跟我慢慢熟络起来，两个人恢复了以往的争吵状态。几乎每句话都是呛着出来的，为了多一勺盐吵，为了谁去给佳佳换尿不湿吵，为了男人晚到家一个小时，饭菜凉了也吵。
　　为了少听几句，有几次就是我去给佳佳换的尿不湿，我去给佳佳喂饭。当然，这个时候，两个人都会有些不好意思，同时收敛一点点，然后女人开始接过佳佳哄着睡觉，男人则做到客厅书桌的电脑旁开始浏览网页。
　　为什么吵成这样还要在一起呢？为什么吵成这样还要不停生孩子呢？为什么吵成这样还要家丑外扬找个人来住呢？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也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原因，我才一直没有好意思提出离开。
　　为了尽可能躲避他们的争吵，我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很早就出门。办公室是个好地方，朱琴并不怎么来，所以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一个人的。
　　车牌检索的项目基本上告一段落了，而我在这个学校也呆了整整两年了。2004年9月的开学，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要开发一个新的项目：人脸识别。
　　我真的不想花一千页的A4纸写下了这识别‘人脸’比‘车牌’的难度大多少。谁都见过长得一样的字母，可是谁见过长得一样的人？
　　老板说：识别人脸是为了做最终的图像识别，而其中的一个应用就是以量化审美标准，计算机判定一个人长得是否叫作美丽。
　　不知道这话，在那些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人听来是多么地滑稽。但是，对于我来讲，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在用数字，比例，公式，和程序量化着数据库里的每一张人脸图像。
　　跟我们合作的是同一个学校心理系的一个教授，他让自己的学生对路人进行抽样调查，然后分析排列出大多数人认为最美的脸，和最（有创意）的脸。然后，把这一堆大大小小的调查结果发给我，让我从中提出量化标准，然后带入样品库进行检测。
　　每次见到那个心理系的学生，我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他的头像就在抽样调查的问卷里。看着他，我总觉得很熟。这只是这个研究项目对我心里产生的最小影响，渐渐我发现，我看谁的脸脑子里都忽然反应出：瞳距与脸宽的比例，鼻子与人中的比例，嘴巴长度与宽度的比例等一连串数字码。
　　这个研究后遗症，一直保持了很久，包括我在圣诞节前，拿着初步结果去见老板。我递给他数据分析，和结果举例的同时，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仔细看过，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沉稳，干练，有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味道。即使和他一起吃过饭，帮他看过孩子，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仰头看他的态度。而他也从来没提起过这些插曲，再回学校见到我，又是一堆资料，成篇成篇的研究计划。还有每周一次的meet，以及依旧公事公办的英语对话。如果说，有什么改变，也许就是他在非办公时间见到我，比如在走廊里偶尔碰到的时候，用中文偶尔聊上几句。话题是：吃了吗，住的远吗，买车了吗，之类等几乎等同于问今天天气是不是不错的话题。）
　　今天，我终于认真看了他的脸：很奇怪，所有量化的标准在他的脸上都处在误差范围之内。之所以奇怪，是因为这量化标准是按照美国人的面貌设定的，而作为亚洲人，是该有误差的。他有，但是都很小。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老板的五官长得很立体，很像个混血。
　　看我盯着他看了那么久，他忽然笑了：“too much research?”
　　我知道他这是在嘲笑我犯了职业病，我立马有点窘迫：“It is ok.”我觉得就是让我一个人去修长城，我也会工头说：不累。
　　接下来的讨论就是老板一贯的方式了：先肯定了一下我的初步工作，然后提出了改进方法，和方向。朝我说了句：“Clear?”
　　“Yes.”我这一辈子后来居上，再过几年一定比同龄的美国人说的yes还要多了。
　　圣诞节过完，我终于鼓起勇气跟那家人说了我要搬出去。他们开始让我好好想想，后来见我坚持，就说了句：你要多付一个月的房租，才能走。（我当时的确问了句不是有以前交的押金可以扣吗？那个男人和女人难得联合起来一次：这是这里的规矩。）
　　千方百计想省的钱，往往是省不下来的。我又交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搬了出去。出去后，我找到了王新，问他说找房子的当中，我可不可以住在他那里。王新租的也是别人先租下来，再转租给他的房子。他回去问了二房东，人家嫌太乱，人太多，并没有答应。
　　车到山前总是有路的，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买个睡袋，睡在办公室。我已经到处去联系住处了，估计出不了一两个星期，我就能找到房子了。
　　2004年的圣诞节后的商品促销季：我买了一个大大的睡袋，拉着自己本不多的一箱子行礼，安营扎寨在了办公室。这个时候，是校园里最清净的时候，大家都在放圣诞和新年的假，没有人会注意到，学校里还有什么可疑人群深更半夜在楼里活动。
　　我就这样，从12月26日，一直住到了12月30日。没什么不方便，唯一的坏处就是：快一周没洗澡。不过过了年，学校的体育馆就会开放，到时候就可以去洗了。况且，我已经收到了一个房主联系我的电话，说他1月3日就从外州赶回来，到时候就可以去看房子了。
　　美国的Holiday season指的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从圣诞到新年，家家户户都布置起彩灯，这时候走在校外的居民区，就像走在童话中的仙境里一样美丽。
　　我乘着末班车，从超市拎了些吃的和水，回到了办公室。一边吃着冷冷的三明治，一边敲着程序。我计算的人脸数据，还完全没达到心理系的那个学生所提供的人工评判标准，加班那是难免的了。况且，除了加班，我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了。
　　就这样，敲着敲着，我忽然听到了办公室开门的声音。探起身一看：是老板？！这不是放假吗？他查岗来了？
　　“宋峰。你真的在？”
　　“恩？”什么叫做我真的在？
　　“我刚才在楼下，看见这里灯亮着，估计就是你。”
　　“噢，我在编程。”不知道这算不算有表功的嫌疑。
　　“还编呢？歇歇吧，大过节的。”——我居然干到连老板都说歇歇的地步了，不知道算不算PhD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有个坎儿，我想弄过去。”才发现：原来研究这东西，用英文说习惯了，中文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想说我在debug。
　　“明年再说吧。回家吧，我送你。”
　　明年就是后天，这跟今天完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况且我也没家好回。
　　“你不是住在办公室了吧？”老板在地毯上发现了我平铺的睡袋。
　　“没有。”我如果会撒谎，就不会再说完这句后，低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了。
　　当然，出卖我的，不只是我的胆怯，还有一旁的行李箱。
　　“怎么了？没地方住了？”
　　我想我不能再说谎了，因为我就没这个天资：“我在等房子呢，1月3日就能住进去了。”
　　“那这几天呢？住这里？”
　　“恩，凑合一下。”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打开二楼的窗户跳下去，‘无家可归’——我终于知道自己有多么难堪了。
　　“走，跟我回去。到我那里住几天好了。”
　　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就想说：别了，让我自生自灭吧。可是领导的关心，不给面子，那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收拾一下，走吧。”老板又催了一次。
　　“恩。”我嗫嚅着答应，然后收拾起自己的睡袋，拉着一箱子行礼，跟着他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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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老板跟我聊起，过了年他会再招一个博士后，也是中国人。让他做些图像算法的改进工作。
　　到了家，我跟着他进了门。进去后，就发现，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小媛呢？”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非常不该问的话。
　　“我妈把她接回去了。”
　　“噢。”
　　“时候不早了，我带你去客房，你休息吧。”
　　“好，谢谢您。”
　　我的客气听上去有点古怪的意味。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洗澡然后躺在床上睡觉了。
　　这夜我睡的很踏实，第二天是自然醒的，起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我不知道这对于主人是不是太晚了。我连忙爬起来，洗漱好，穿好衣服，就出了房门。然后就看到了以前在电视里常常看到的关于美国家庭生活的一幕：老板坐在开放式厨房的餐桌边，左手拿着一本杂质，右手拿起一片面包咬在嘴里。而这个时候，总会在电视里出现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端着烤好的熏肉和煎好的鸡蛋轻轻地放在丈夫旁边，两个人相视一笑，然后也许会发展为一个kiss。
　　不过，这房子里现在并没有女主人，也没有熏肉和煎鸡蛋，只有几片面包，一杯果汁。
　　老板听到了响动，抬头看着我：“起啦？吃早点吧。果汁，牛奶都在冰箱里，杯子在桌上，你自己拿吧。”
　　“噢。”我有点局促地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子，又从冰箱里拿出果汁倒了半杯。然后，放回了果汁，坐到了餐桌旁。
　　“我今天要去见几个朋友，有些你也见过，要去吗？”这种拉拢关系的聚会，我实在没什么兴趣，况且老板已经是他们那里最小的一个了，我去了就更没什么共同语言了。他们谈的不是公司股票，就是金融投资，我的钱少的连存款的银行突然破产都不会觉得心疼。
　　“不去了，太麻烦了。”
　　“好吧，那我晚上回来，冰箱里有吃的，你自便吧。”其实，听得出来他刚刚也就是客气，随便问问。
　　他出门后，我就一个人呆在家里，这样挺好，反而自由。就这样，整整一天，我就坐在他家，盯着客厅里那个大电视，一直在看。说实话，来美国这么久，我都没有好好看过一回电视，以前在研究生宿舍没有，后来搬到那个博士后的家里，他家有台很小的彩电，据说是垃圾箱旁边捡来的。当然捡来的东西就不能保证质量了，常常出现噪音，不过这些噪音都远不及他们夫妻吵架的声音大。
　　我在冰箱里找到一盒很大的鸡肉沙拉，一边挖着吃，一边看电视。转了几个台，看了两个电影，和一场体育比赛，中间还穿插着一个做饭的节目和一个模特大赛。不知不觉，就看到有个台正在直播纽约时代广场的金苹果降落。
　　这美国人迎接新年的传统项目我听说过，可是时代广场我却是第一次看到：原来那个就是几条交叉马路的一个中心点，小的根本算不上是个广场。我正诧异着，就听见了开门的声音。是老板回来了，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8点多一点点，这么早？那苹果还要五十多分钟后的东部时间夜里零点正才落呢，他的聚会散的挺早。
　　“在看什么？”他看到我在看电视，一边放下手中的东西，脱了大衣，一边走了过来。
　　“金苹果降落。”我如实汇报。
　　“呵呵，那些人都疯了，纽约的十二月和北京一样冷。他们去现场的人，一般要等上十几个小时，就在街上站着。”
　　“那是够呛。旁边没有小店之类的？”我开始无比同情电视里那些冻得红扑扑的老外。
　　“听我去过的一个朋友说，都关了。而且，据他说，每个去过的人回来都只有一句话告诉别人。”
　　“啊？”
　　“Never do it。”
　　“哈哈哈哈哈……”我们两个都被劳苦大众的这句教训结晶触发了笑点。
　　“我带了东西回来，咱们吃点儿吧？“老板笑得差不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啊？你不是去参加聚会了吗？”没吃饱？忽然想起了陈佩斯电影里他们家老爷子说的话：吃洋饭站着吃，吃洋饭吃不饱。我又不自觉的笑了一下。
　　“吃的午饭，而后晚上考虑到不能把我开山大弟子就这么扔在家里饿着不是？”老板好心情地开起了玩笑。
　　听着他的玩笑，我忽然有一点感动。底下的小兵其实很好打发，你只要说：××是本将军最好的战士，××就一定会为了这句话肝脑涂地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我感动于他没有计算那两个part-time的美国学生，而把我当作了他的第一个学生。我觉得，这就是个荣誉，没证书，也是。
　　我们两个坐在桌子边以光速消灭了他带回来的外卖（其实，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们俩吃饭的时候都保持着饿死鬼投胎的默契，从来不讲话，速战速决。也许每个当过PhD，赶过deadline的人都有这个偏好。）。收拾了碗筷后，他就对我说：“那苹果就快落下来了，你去看吧。”
　　应了一声后，我就坐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那个直播时代广场盛况的频道。其实，在在场观众的脸上，你是看不出半点寒冷带来的郁闷与不适的，他们各个精神饱满，激扬振奋。主持人拿着画筒一个个采访过去，每个人都说很棒很开心。（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是打肿脸充胖子的。）
　　我看着听着，就觉得有人走了过来：老板走到沙发的旁边，手里拿着半打啤酒，对我说：“喝点东西？”
　　我一直认为整个美国，大家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喝酒。泡吧是为了喝酒，开派对是为了喝酒，就连公司尾牙，大家最兴奋的都是开香槟的时候。可惜，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喝酒的人。我体内的酒精分解酶含量可能和一只老鼠的差不多少。这点，我在大四毕业吃散伙饭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了。
　　在中国，有人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在美国，同样是这样。所以，我是不能辜负领导期望的，干什么都不行。
　　可是，渐渐我才发觉，老板并没有觉得他在请我喝酒，因为他把啤酒当作白开水。果然是喝点东西而已。只是，我喝了一瓶，就觉得电视上的金苹果已经变成两个了，而嘴里说的话也不太能控制住了。
　　我记得我当时似乎问了他三个问题，有些是我以前从类似于《走遍美国》之类的书上看来的。
　　1.大苹果落下来会放花吗？
　　他说：不会，那是街区，要当心火灾发生。
　　2.我喝了几瓶了？
　　他说：很少。
　　3.落下来了？是不是那一瞬间，大街上的人要kiss？
　　他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每个听到的人都要kiss。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大概就只记得这三个问题了。只是在洗脸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上嘴唇的右边破了个小口子，用舌头一舔，还有些疼。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想的是什么了，因为我脑子当时有成千上万个念头闪过了。但是最终他们都沉淀为一个念头：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呆着！
　　我出去后，就不太知道什么叫好好呆着了。看见老板，我开始不知道手脚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了。他站在厨房的灶台边，背对着我，听到脚步声，就转过头来：“早点喝粥吧，比较好。”
　　他是说我昨夜喝醉了，今早喝点粥比较养肠胃吗？可是，我第一反应却是：他是说我嘴破了，吃面包比较困难吗？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过来，吃早饭，干嘛愣在哪里？”
　　我被他问的一激灵，赶忙挪到了桌子边坐下了。接过他递给我的碗，一勺一勺的舀着煮的香软的糯米粥，小口小口的喝着。嘴上的伤口的确有些疼，而我也不自觉地用舌头偷偷舔着伤口。
　　“没想到你这么不能喝酒。”他开着玩笑。
　　若无其事？还是真无其事？都不是我能操心的：“对，我喝不了酒。”
　　“那可真的要练练了。”他这话说得很奇怪，我不想用暧昧这个词，但是我也确实没有言语来形容他当时看我的那种淡淡中带着一丝玩味的眼神了。
　　2005年的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自己脑子里莫名的念头折磨着：究竟，我，那夜，记得，什么，是，真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平静。之所以平静，是因为他都不在家，叮嘱了一句他要去趟纽约，留下了钥匙，就消失了。他一去就没了消息，我已经和新的房东签好了合同，交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准备搬进去了。
　　新的房东是个数学系的中国男生，叫沈城，比我大了三岁，也比我早来了美国三年。他为人很热情，见到我就天南海北的侃了半天。然后就开始告诉我：宋峰，你要学开车，然后搞辆车，否则没法追女生呀！
　　这我是听说过的，这边地广人稀，公共交通也并不十分发达，没有自己的车生活会非常不方便。更别说带着人家女孩等上半个多小时公交车，然后去城里吃饭了。
　　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学车，开始考驾照，最后，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而自从跟他住在一起后，我也开始尝试去参加一些中国学生的聚会，开始接触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跟这些人在一起，我渐渐发现自己并没有以前那么孤单了。但是孤单和孤独不是等号连接的关系，不知为什么，我仍旧感到孤独，即使几乎每周末都开始有不同的聚会可以参加。
　　其事，我这段日子能活得这么轻松，也完全要归于老板这段时间并没有以前那么push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push,是因为他根本不在学校，而是on sabbatical leave了。Sabbatical leave是指一个assistant professor在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后，可以有6个月的时间，做一个带薪休假。能拿到这种福利，只能说名一个问题：他拿到了tenure track，终于修成正果了。
　　三月的一个周末，沈城还有我，和另外几个中国学生在一家博士后的家里一起bbq。我们架起了炭火，放上了淹好的鸡翅和排骨，就开始聊起天来。
　　“宋峰，你小子现在可爽了。你们老板休假，你也跟着休吧。”这是王新的声音，他的美国老板似乎也没有传说中那么仁慈，所以现在他也开始羡慕起我来。
　　“休什么呀，他每两周就让我交一个report。远程遥控。”我的人脸识别研究还是要继续的，而且下个月就有个会议的deadline。我的轻松只是相对的。
　　“他现在人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陪读的mm问的。
　　“纽约吧？我不太清楚。”我的确不太清楚，只记得他走得那天说的是纽约。
　　“就是纽约。”王新作为学校里的八卦王，肯定了这个说法，“告诉你们吧，他老婆就在纽约呢。听说他们正在闹离婚，说不定就是过去办理离婚手续的呢！”
　　“离婚？为什么？”八卦是人无聊的时候最大人生兴趣。尤其是现在问话的这个陪读mm。
　　“这不清楚。”王新忽然转头问我，“宋峰，你是他学生，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对你是怎么知道他要离婚的都不知道。不过，我实在太佩服这些能够抓到八卦消息的人了，因为至少我内心清楚：这并不是捕风捉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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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里这几个月一直是我和那个新来的博士后，两个人。他是今年一月底过来的，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说来非常滑稽，他来的时候老板已经去休假了，他打电话让我带着那个博士后去办理一些在学校注册的手续，然后带他去激活ID，再把一些以前老板给我的资料复印给他。
　　我带着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忽然想起我当初来的时候，老板也是带着我去做这些事情的。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倒像是过去了很久很久一样。
　　四月初的某天，老板回来了。他没有休满6个月的假期，因为马上就有两个论文的deadline要到。一篇是我的，一篇是朱琴的。他要回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因为，我在和沈城去学校的路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而接起的第一句就是：“宋峰，我明天的飞机回去，你有车了对吧？你去机场接我吧。”
　　我很后悔自己不久前在接到他电话，讨论完车牌识别的优化问题，顺便聊到了自己的二手丰田。我当时就是说我的车牌字母就长得有点宽，和一般的不一样。所以，把这套程序转成商品还需要一定的考核。当时，他就敏感地抓住了我的话，知道我考了驾照，有了一辆车。
　　我之所以后悔，不是不想去接他。而是接他要开一段非常危险的山路，才能到SFO机场，这段路我还没敢开过呢。因为，据说这学校里常开这段路的人，平均每人都曾经在这条路上出过一次事故。但是，我不能说不，因为我不敢，因为，我不想说，我忽然很想让他第一个见到我，就像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我喜欢“第一”这个词。
　　我比他飞机预定到达的时间早了4个小时出了校门（一般从我们那里到旧金山机场只要不到这一半的时间。），然后就开着我的小丰田，以蜗牛般的速度爬在了去机场要经过的那条山路上。终于，在一辆油罐车都从左道超过我了之后，我开始尝试着多踩了一点点油门。
　　三个小时后，我终于爬到了旧金山机场，把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场之后。我站在了domestic arrival的接站口，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后，老板从出口出来，只带着一个随身的电脑包，再没其他行礼了。
　　“宋峰，long time no see.”他看见我笑了。
　　“Professor. 你到了。”我本来只想说一句：你到了。但是觉得太过瞪鼻子上脸，所以就加了官称。其实，当年第一次meet的时候，他最开始就说过：“Call me Tony if you like.”
　　只是，我不知怎的，总觉得不合适，于是一直叫他professor。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不自觉地努力减少喊他官称的次数。
　　“叫我李函吧。”
　　听了这句话，我忽然有些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这话有千斤重，比那句“Call me Tony if you like”重了太多。我知道他见到每个人都可能说后面一句话，比如朱琴，比如那两个美国学生，他们都一直叫他Tony。可是，他现在让我叫他‘李函’，这是朋友的意思吗？
　　我脑子里模糊不清，没法回答他的话。只能另起话头：“车在停车场呢，我们过去吧。”
　　到了停车场，他看着我的小丰田，笑道：“挺不错的，开得怎么样？”
　　怎么样？我在回去的路上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开得相当不怎么样。
　　“宋峰，你不是第一次开×号路吧？”
　　“不是，第二次。接你的时候是第一次。”
　　到了他家的门口，他忽然停在了那里，看着我，笑着，不说话。
　　“恩？”我被他盯得有点局促。
　　“钥～匙～”他故意拉长了声音，逗笑着。
　　“噢！”我慌忙掏出自己的一串钥匙，从上面拿出了他走时候留下的家门钥匙递给他。
　　“好，谢了。”他打开了门，忽然转头过来看我，“要不要进去坐一下？”
　　“不了，那个程序还差一点，马上就deadline了。”我朝他笑了笑。
　　“好，加油！这次的会议要是中了，你就捞大发了。”
　　“恩？”
　　“地点在夏威夷呀。”
　　从会议论文投出，到老板告诉我接收的中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朱琴从PhD学生转成master学生了，因为老板说她的研究能力不够。而那中间，她曾经有一次哭着让我再帮帮她，写个程序，我居然说了“不”。这是我有印象以来第一次和别人在重要的问题上说‘不’。为了这个‘不’字，我很多天没有睡好觉。
　　会议定于7月中旬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举行，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要开始准备定机票和酒店了。一般情况下，飞到美国其他州去开会，我们的住宿标准都是一晚上不得超过100美元。可是在夏威夷，找一个这样的酒店，基本上是天方夜谭。没办法，我不敢造次，只好写了封告诉老板这个情况。而老板给我的回信说：酒店机票他来搞定，他也去。
　　大大小小的会我开过五六次，老板去过的也有两三次，可是，我从来没在会议上见过他。因为据说：所有的教授去开会都不是真正去听报告的，而是冲着coffee time或者宴会的时间去聊天的。这就叫建立交际圈，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估计他只是在我根本不去凑热闹的时间出现，所以，我们从来都没见到过对方。
　　一个月后，站在夏威夷的骄阳下，我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是那种天天在电视里，图片上看到的蓝天碧海，椰林树影，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们入住的是希尔顿的海滩酒店群，也是檀香山风景最好的一片沙滩，看着不远处太阳映照下粼粼的波光，我除了发呆，不知作何言语。
　　“看沙滩美女看傻了？”老板的一句调笑，活活吓了我一跳。
　　“没有。我看海呢。”这解释听上去真的很没有说服力。
　　“走吧，check in 办好了，去房间。”他说完就带着我穿过大堂，上了电梯，到了预定好的酒店房间。
　　进了房间，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落地窗的大阳台，正对着一片浩瀚蔚蓝的太平洋，这就是传说中的海景房间吧？只是，放下行礼，我才知道，我们两个住一间。虽然是两张床，虽然觉得这样可以省钱，我还是心里有一点小变扭。我对自己说：这也没啥好奇怪的，谁跟自己的老板呆太久能不变扭呢？！
　　但是，跟自己老板住一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好处，就是夜里临睡觉前，我又实战演习了一遍明天做会议报告时的内容。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十二万分的斗志，以觉对现炒现卖的精神完成了早上九点的presentation。战斗结束了！我的夏威夷沙滩，我来了！
　　老板们必到的coffee time，我溜了。然后潜回酒店房间，换了沙滩裤，换了T-shirt，就跑到了酒店附近的沙滩上面去晒太阳了。
　　这人生可实在是tm太爽了！我很少说话带脏字，因为爸妈从小管的很严，但是此时此刻，不加上这个修饰语，是无法描述我当时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的。海水中的负离子果然有让人放松和舒缓情绪的作用，再加上灿烂的阳光和细细的白沙滩，我真想躺在这里，一辈子都不再起来了。
　　不知道躺在那里多久了，忽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宋峰，你倒会找地方。”
　　是老板？“啊？”我一下子睁开眼睛爬了起来。
　　老板同样穿了一跳沙滩裤，上面是一件夏威夷特有的花衬衫，背着一个单肩挎包。然后，从里面翻出一个东西，递给我：“你肯定没抹防晒霜。”
　　“防晒霜？”我听到这个名词，心里一颤，那不是女人才用的玩意儿？
　　“给。这个SPF指数很高，还不错。”
　　我低头看了一眼，虽然上面写着for men的字眼，我心里还是有些变扭：“算了吧，太麻烦了，我不用了。”
　　“呵呵。”老板听完笑的非常诡异，“嘴硬也撑不了多久。给你放这里了，我下午要去听个报告，听完给你打电话，晚上一起吃饭。”
　　“好。”
　　我答应了晚上一起吃饭，但是我可没答应用防晒霜。
　　到了晚上，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撑不了多久了。而且，也没可能出去吃饭了。被太阳晒了半天多，我的脸红的像个猴屁股，应该说整个身子都通红通红的。而且还疼，就是那种在伤口上撒盐的疼，一碰就像搓起了一层膜。
　　老板看着我这样，就说：“我跟他们去吃饭了，然后给你带点回来，你拿冷水敷一下。我给你带点晒伤药回来。”
　　大约两个小时候，他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带子，里面有给我带的晚饭和一些治疗晒伤的药膏。
　　“怎么样了？”
　　“蜕皮了。”我真的很郁闷，疼的郁闷。
　　“看，不听老人言吧。”他忽然把头凑得离我很近，看着我脸褪起的皮儿说，“吃吧，吃完上药。”
　　我不自觉的退后了一下，逃出了他的视线，坐在桌子边开始吃晚饭。吃着他带回来的寿司卷，我问道：“你们去吃日本菜了？”
　　“是呀，你不知道每年来夏威夷旅游的日本人，比美国人还多吗？”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忽然冒出了一个非常搞笑的想法，“他们是来参观珍珠港的吗？”（侵略者到此一游？）
　　“他们从来不去那里。不过，说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去吧，来了夏威夷几次，我还没去过呢。”
　　“啊？在哪里呀？”
　　“离这里开车就半个小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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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珍珠港，我们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去先要放半个小时日本是如何偷袭珍珠港的爱国影片，然后就带你到当年被击沉的军舰附近的海域，默哀。说实话，气氛是很压抑和悲凉的。可是，更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的是，来这里的根本没有亚洲人，原来大家都知道，万一被误认为成日本人给群殴了，就不太值得了。
　　站在纪念馆里的老美各个都带着几分沉痛，其实我也挺难受的，毕竟那么多人就永远沉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水下面了。可是，我总觉得有人再用冷得像刀子一样的眼光戳我，我吓得紧紧跟着老板，他往前走走，我就跟着往前走走。
　　“怎么了？”前面的人忽然回头看了我一下。
　　“你说他们是不是把咱们当日本人了？”我说话声音很小，生怕自己的中文被他们听明白了。
　　“没事。”他轻笑了一下，“走啦。”
　　他忽然拉起了我的手，就这么在一群美国人的鄙视下，穿过了纪念馆，走上了回航去岸边的小渡轮。
　　到了渡轮里，他就那么自然地松开了手，指着靠近船尾的座位，和我说：“我们坐那里吧。”
　　出了珍珠港，回酒店的路上，我们在街边的一家小餐馆尝了夏威夷当地的一种很有名的闷烧猪肉。回到酒店的房间是下午两点多，外面正是艳阳高照的时候，看着沙滩上欢乐的人群，我的心又开始有点痒痒了。
　　“想下去玩？”
　　“恩，想去游泳。”
　　“防晒霜。”
　　“知道了。”
　　我在洗手间换了衣服，拿了防晒霜，正准备出去，就听见老板说：“防晒霜要出门前15分钟涂好。现在涂。”
　　“啊？”
　　“啊什么，不是要我帮你吧？！”
　　听了这话，我赶忙拿出那管防晒霜，挤了一大堆粘粘忽忽的白色的糊糊匆匆抹在脸上，胳膊上，和腿上。
　　“行了吧？”我能出去了吗？
　　“就一花猫。”他说着就靠近了我，忽然伸出手在我的脸上使劲抹了几下，“一看就没干过活儿，抹过腻子。”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那腻子抹匀了，我走了。”
　　“好，就在昨天那片地方吧，我一会儿去找你。”
　　“好。”
　　我出了酒店，到了沙滩，脱了上身的T-shirt，就穿着沙滩裤下了海。泡在温暖的海水里，柔柔的海浪涌来摇晃着我的身体，也摇晃着我的心：我们，我和老板，我和李函，是不是太近了？我直觉：这是不好的。虽然我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知道“然”就是“然”，不然？不然怎么办？
　　我一直觉得，如果那天能够再多给我半天时间想想，那该有多好。不过，我还晕在海浪里的时候，就感觉有个人靠近我了。
　　“宋峰，你怎么在哪里都能发呆？”
　　“啊？啊。海水太暖了。”
　　“今天是不错。很适合snorkeling，我们去？”
　　“什么？”我没听明白那个英语单词。
　　“潜水。”
　　这是一种简单的潜水运动，人不用带氧气瓶潜水到深深的海底，就能看到美丽的珊瑚和热带鱼。只要一根管子，伸出水面，然后底部连接嘴部的塞子，就能保持呼吸了。当然做这种潜水运动是要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一定要在非常非常潜的海域有大量美丽的珊瑚群，这样才会吸引艳丽的热带鱼群。
　　这东西看上去不是一般的简单，只要带上呼吸用的口罩，努力往水下一探，把呼吸的通气口留在水面上，就一切ok了。但是，我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生物学知识：一般珊瑚都是长在有暗礁的地方，而这种地方也多有洋流形成。
　　当我带着呼吸面罩和潜水镜努力探下去的时候，就看到了成片成片的热带鱼群，色彩艳丽的游动穿梭于形态各异的珊瑚间，让我忽然想起了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不过，好景不长，我看了没几眼，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暗流湍急的礁石中间站稳。一个趔趄，我就被一股突然袭来的海流冲的失去了平衡，眼前的热带鱼群忽然散开，我鼻子里猛然被灌进一股咸腥的海水，脑子被呛得发胀。然后就感觉被人瞬间拦腰抱了起来，肩膀以上的部分被托出了海面。
　　这感觉像极了小时候，我舅舅把我从陶然亭游泳场的成人游泳区一把提落上来，当时我害怕的要死，疯狂地抓着救我的人，爬上岸的时候，我表姐跟我说：“你看你把我爸抓的，一道子，一道子的。”
　　等我咳出了憋在鼻腔里的水，我才发现我是搂着老板的脖子被他抱在水中的，然后他脖子以及肩膀上都是血道子。这么能够呢？我觉得我站起也就用了一秒钟，怎么那么多道子，我属猫的？
　　“有没有事？”
　　“没有。”我特别想站起来自己上岸去，可是又怕一松手就又喝海水去了。
　　“你看吧，我扶着你。”
　　“不看了，走吧。”
　　“害怕了？”
　　“恩。”
　　“你太瘦了，水一冲就跑了。”
　　“恩。恩？”
　　人在水里消耗的体力是在陆地上的五倍。所以，一上了岸，回了酒店换了衣服之后，我就开始觉得饿了。
　　晚饭，我们去了不远处的一家海鲜餐厅。这地方的饭菜价格比一般同等餐厅贵了三倍，因为它卖的是环境：坐在露天的餐桌旁，海水涨潮冲刷沙滩的声音胜过了一切刻意为之的伴奏，月色于火把交织的自然之光代替了所有人为的灯光。
　　原来我一直奇怪，美国很多餐馆为什么要把灯光调得十分幽暗。而今天我才知道，他们只是在跟随模仿自然的脚步，而这种自然状态下所看到的一切都带上了一种朦胧的美好。就像我眼前的他，那种看不清，看不真的感觉让我无法理智的判断人美丑的标准了，只觉得夜幕下的他那张轮廓不很分明的脸变成了一种带有黑盒性质的美。
　　“宋峰，你又发呆了。”
　　“恩。”我终于承认了，我承认我在发呆。
　　好在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不过我想他心里根本其实就是清楚的，所以也不需要问我。
　　“我点了这个，尝尝。”
　　“恩？”我看到桌子上多了两杯琥珀色透明的东西。
　　“Mai Thai，这里的尤为好。”
　　“好。谢谢。”我只喝了一口，就知道这是酒。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酒，只是我对所有的酒精味都异常敏感。
　　这酒和所有的鸡尾酒一样，喝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后劲儿往往要两三个小时后才知道。
　　吃过晚饭，回到酒店里，我开始有点头晕。强撑着冲了澡，洗掉一身海水沙粒和防晒霜后，我穿着白白的浴袍，一步一步摇到了自己的床边，“嗵”的一下趴倒在了床上。
　　还没睡着，就觉得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离得很近，热气呵出在右耳廓后边，忽然有点痒痒的感觉。我微微睁了眼睛。
　　“还没涂晒伤药，起来。”
　　“算了。明天再说。”
　　“那你睡吧。”
　　“恩。”
　　我觉得自己睡着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和我一样，遇到过一种这样的情况：你觉得自己肯定是睡着了，可是梦里的事情都很清晰，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是醒着的，但明明没有睁开眼睛。（后来，我想了很久，忽然觉得庄子说的那种梦蝶的状态是个真事存在的状态，而并非哲学家的臆想。）
　　梦里：我觉得有人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涂一些黏黏的东西。每个部分都涂了，从脖子，到胸口，到腹部，到腿，再到脚趾。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的那个梦，猛地掀起空调被，却什么都没有看见。身上还是和昨天一样，没有晒伤药膏，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可是，就是这样，我才更加感到寒冷：因为我记得我昨天是穿着浴袍睡倒在床上的，而今天却是裸睡在空调被里的。没有人在我身上帮我涂晒伤药，和有人在我身上没帮我涂晒伤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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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来的时候，老板并不在房间里。等我迅速穿好衣服，冲到洗手间去刷牙洗脸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把刷得满嘴的牙膏沫子迅速冲了几口，然后就手捧着温水往脸上扑了几把。洗完脸，刚刚抬起头看镜子时的倾斜角度让我猛然发现自己右边锁骨的边上有一排小小的血印，是齿痕！
　　我穿的T-shirt是小开口的圆领，所以当我完全站起来的时候，它又被盖在了衣服里。我颤巍巍地用右手扒开衣服的领口，那排小小的齿印又露了出来，我忽然觉得那就像一排恶魔的小眼睛，瞪得猩红，再多看一下就会心跳骤停。
　　我往上拉了拉衣领，就出了洗手间。拐到客厅，就看见老板站在那里。
　　“早。”
　　“早。”
　　“昨晚睡得好吗？”
　　“好。”
　　“I don’t really have a good sleep.”
　　“啊？”
　　他忽然指指脖子上的抓痕说：“很疼。”
　　这按照我平常的习惯，一定会一边低头哈腰，一边说：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可是，今天，我忽然格外的冷静，看着他说道：“抹点药吧。你买的药好像有治破口的。”
　　“好吧。我倒是忘了。今天你什么安排？”
　　“要去听报告，上午，下午都有。”我不知道自己如此刻意的说自己有事是不是显得更为不妥，不过我知道，离他远点是我现在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
　　“那别忘了晚上的Banquet,听说很棒。”说完之后，他比我先离开了房间。
　　我一天都坐在希尔顿的会议中心，听了无数场报告，还参加了平常不去的coffee time，可是这一天我都没有看见他，不过倒结识了一些从美国其他学校赶来开会的中国学生。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和另外的三个男生，三个女生一起约好去参加晚上的Banquet。
　　这次夏威夷的会议主办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专门举办了一个有夏威夷风情表演的宴会。宴会设在希尔顿酒店群的一个顶楼的天顶上。天顶的中心架起了一座四方形的大舞台，几百张餐桌以舞台为中心，呈辐射状延伸，占满了整个的露天广场。广场的四周都摆放着有夏威夷特色的烧烤，海鲜，伴汤，和特制沙拉，还有当地盛产的水果鲜榨汁，以及各种酒类。
　　宴会是自助餐形式，我和约好的几个中国学生一起拿了食物，就坐到了一个离舞台不远的桌子边上。不一会儿，晚会开始了，我们欣赏着夏威夷Hula舞蹈，吃着津津有味的食物，时不时还聊两句哪个跳舞的女孩比较漂亮。这感觉挺开心的，因为可以用中文交谈，大家都还那么热情，完全没有和外国人说话时的拘束和没有共同语言。
　　我一直在专心的看表演，专心的吃东西，专心的聊天。只是再某个忽然不专心的瞬间才想起了他说过：Banquet别忘记，很棒。我不想猜他有没有来，因为就算他来了，也一定是和那些大牛教授们坐在一起套近乎，这几百张桌子，谁能看得见谁呢？
　　不过，当我刚刚闪过了他来了这个念头，就真的看见了他。晚会进行到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项目：身穿草裙舞的美女去台下拉人上台去一起跳舞。他就被拉了上去。那天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西服，但是那天他穿西服的样子却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特别的晚宴西服，材料会比一般的西服更有质感，有光泽。）。如果穿着西服跳草裙舞，还能够看上去不滑稽，而是散发出一种吸引人的气质，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个人了。
　　我想当时的我，眼睛里一定散发出了一种叫做陶醉的微光，才能让他在跳舞的时候，忽然看向了我，眉梢挑起的一眼，刺进了我的心。四目相对的一刹那，我慌神低下了头。开始忙着用刀子切碎盘子里的猪肉。
　　切着，切着音乐停了，演出结束了。不过我的手没停，接着切吧，这块切完了，还有那块那。就在我卖力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宋峰，吃的这么卖力气？”
　　“啊？”我抬头看着他。我们一桌子都抬头看着他。
　　“好好吃，回头见。”
　　“再见。”我觉得我的鼻子尖都在冒汗。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听到了同桌人小声的议论。忽然一个女生的声音飘来：“宋峰，他是你同学吗？”
　　“不是。”
　　“那他是哪个老板的学生？”
　　“他是我老板。”
　　宴会结束了。明天我们就会坐飞机返回旧金山。刚刚要和那几个中国学生告别，我居然就看到了传说的中的牌神：腰里一副牌，逮谁跟谁来。那三个中国男生一副手痒痒的样子，就要拉着我去拖拉机！说心里话，我挺高兴的，毕竟这样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刚才还在想自己回去该做什么呢。
　　于是，我被他们拉到了他们住的酒店房间，打牌之前我还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表示礼貌：“你好，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住了。”
　　“什么？”电话那头的人明显有点没搞清的感觉。
　　“我和会议上认识的几个人今天晚上一起有些研究事情要谈。”我不敢说打牌，这明显是不上进的表现。
　　“好吧，但是别把最新的结果告诉他们。”老板果然是老板，这么高瞻远瞩的事情，我并没有估计到。
　　“恩。”
　　挂了电话，一边的人开始问东问西。
　　“宋峰，你给谁打电话汇报呢？”
　　“我老板。”
　　“你们住一间房呀？”
　　“恩。”
　　“我很少听说老板会和学生挤一间房的，那多变扭呀。”
　　“恩。”
　　“你们老板可真够抠门的。是不是你来开会的饭钱他也从来不给你报销呀？”
　　“还好了。没有。”（没有，吃饭都是他付钱的。）
　　这些人真的是牌神，他们居然拉着我打牌打到了凌晨五点，我们要赶上午的飞机，所以我早上七点的时候，就回了酒店的房间。瞪着一双熊猫眼我就开始打包，八点的时候，我们俩准时check out 开车赶去了机场。
　　飞机上，老板问我：“你们昨晚谈什么了？”
　　“没什么。”我总不能说谈5，10，K，80分之类的吧。
　　他冲我一笑，不再说话了。
　　而我，也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到了旧金山机场，我们下了飞机，上了车。他开，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可是车开了20分钟左右，我才发现这车开得越来越不对劲儿。回学校的方向是往南开，而我们现在是在往北开。周围的景物越来越不熟悉，但是灯光却越来越亮眼。
　　“咱们这是往哪走呢？”我的问题带着一丝不安。
　　“旧金山。别说你没去过。”
　　“我没去过。”
　　“到了这儿快三年，你都没去过旧金山？”
　　“没有。”
　　一句“那正好”之后，我们开进了一片灯红酒绿的世界。这下，我终于知道，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大城市原来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一样的灯火通明，一样的是不夜城。这与我们那个小山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车停在一片地下停车场，他就带着我走到了街上。
　　“咱们去哪？”
　　“Castro 的酒吧。”
　　“开车不能喝酒吧？”我只是不想喝，尤其这理由正直的不得了。
　　“无所谓。”
　　旧金山的Castro district后来我是在网上查过的，只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在两条街的交口停下，进了一个叫做twin peaks的酒吧。Waiter 把我们领到了一个临窗的座位，老板点了两位Irish coffee。我知道，我们肯定不是来喝咖啡的。
　　酒端上来，果然飘着咖啡和酒精混合的香气。
　　老板看着端酒上来的Waiter忽然问了一句：“Do you think he is?”
　　Waiter 忽然笑着瞟了我一眼，答道：“Yes. He is.”
　　我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哑谜，尴尬中我只能端起那杯Irish coffee慢慢地喝着。我喝完酒，就对着他说道：“咱们回去吧？”
　　“好。”
　　我之所以，这么着急催他，一是我真的想回家，二是我刚才看到了正对着我，背对着老板的不远处的一个座位上，有两个男人抱在一起正在kiss。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没有和他说话，他也没说话。我满心就想着两个问题：1。他酒后驾驶，会不会有警察把我们拦下来；2.他刚才和waiter 到底再说什么？
　　他把车直接开回他家，然后停在车库，对我说：“今晚上住这里吧，明天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也行。”
　　“你提个大箱子怎么回去？我喝了酒头晕，每天送你吧。”
　　你刚才开了一个半小时都没头晕，送我回家也就20分钟的路，头就突然晕了？
　　“那我让同学来接我。”我开始想给沈城打点话。
　　但是当我掏出电话的一刹那，他忽然一把抓住了我拿电话的右手，整个人朝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我压了下来：“知道我刚才和waiter在说什么吗？”
　　“什么？”这个我很想知道。
　　“我在问他，你是不是gay。”
　　“我不是。”我觉得我是用全身力气压下了那句“你tm放屁！”的。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知道，我当时应该一秒都不犹豫的说：我不喜欢你。可是，我犹豫了，就在犹豫的瞬间，那个仍残留有Irish coffee味道的嘴唇压了下来，堵在我的嘴上。
　　我一下子惊得挣扎着推开他，却被安全带的保护力死死的锁在了车座子上。我仍旧有个机会说：我不喜欢你。
　　然而，我却说了：“可是你不喜欢我。”
　　“怎么会。你是我最好的学生。”
　　“如果今后有一个人能发更多的论文，他就会代替我。”我说完这句话就打开了安全带扣子，冲出了他家车库的后门，一直走，一直走，走在夜里路，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家里。
　　打开家门，我一头冲进自己的屋子，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开始小声的哭泣。这声音真的很轻，轻的连我自己都听不到，却惊动了沈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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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敲门声，就擦了一把眼泪。迅速跳起来去看门。
　　门打开，沈城站在外面，看到我一脸担心的模样：“宋峰，你怎么了？”
　　“没事。”
　　“你不是去夏威夷开会了吗？”
　　“回来了。”
　　“对了，学生会发信了，说有很多新生联系他们下个月开始去机场接机呢。咱们也去吧？”
　　“好呀。”
　　到了八月份，开始有从大陆新来的学生陆陆续续地到达了旧金山机场，沈城非常开心的告诉我：“哥们儿，我找了个肥差。有两个女生，同一班飞机到，后天，咱俩一人一个呀？”
　　两天后，沈城开着他的本田雅阁，我们到了旧金山机场。到了机场，我们接到新来的两个学妹。一个叫叶薇，是南京人，另一个叫吴君，和我是老乡，北京人。
　　当沈城听说吴君已经结婚了，并且老公马上要过来的时候，他把聊天的重点转移到了漂亮的叶薇身上。既然这样，我就开始陪着吴君聊天，反正是老乡，也不愁没有什么谈资。聊天中，我知道了，吴君是来读电子的PhD。
　　“宋师兄，你听说过我们老板吗？”
　　“听说过，好像不错。”
　　“噢，那你老板怎么样？”
　　“还好。”
　　“好什么呀。”一旁的沈城突然插嘴了，“都快把宋峰同学累死了，整个一资本家！”
　　“你老板是美国人？”吴君天真的认为资本家就是美国人。
　　“是中国人。”
　　“叫什么？”
　　“李函。”
　　九月份的开学，我又开始渐渐忙碌起来。老板今年招了一个新的美国男生，full-time PhD，和我一样。那个男生叫做Mark，天生一副贫嘴的模样，在我的程序里，估计是很多项内容都不会达标的。不过，这孩子为人十分热情，总拉着我胡侃胡说，我渐渐感觉到自己的英语口语在Mark来之后，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叶薇来了之后，迅速成了沈城等中国男生追逐的第一对象。她长得很漂亮，我觉得我现在说谁漂亮，那是最有科学眼光的。而且，她说话很温柔。所有的男生都想排着对请他吃饭，所有的男生都要拿着号陪她逛街。相比之下，吴君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话在这里同样适用，于是在不忙的时候，我常常会带她出去买东西，毕竟做公共汽车是件很不方便的事情。
　　11月的时候，我陪她去旧金山机场接了她的老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男生也是过来申请读书的，叫胡旭。吴君一路上就跟胡旭夸我是如何如何乐于助人的。开始，我很怕胡旭听太多会不高兴，后来看到他诚挚的笑脸，我才忽然觉得：夫妻是相互影响的，好人是会找到好人的。
　　日子就是这样，平静如初。仍旧跟老板meet，仍旧用英语讨论所有问题，仍旧被催着编程写报告。我们谁都没再提那天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直到12月中旬的某天，那个中国博士后忽然一脸怒气冲冲的冲进办公室，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从隔间出来，看着他把办公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砸进一个垃圾袋一样的塑料袋里，我忽然感到害怕：“许赫，怎么了？”
　　“宋峰。你，你不知道！咱们都被蒙在鼓里了！”他忽然气鼓鼓地发起了连珠炮，“李函把咱们的研究成果都申请了专利，然后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字。我听国内的一个朋友说，他正在用这些专利在国内拉风险投资，建厂，赚钱呢！然后，咱们这些搞苦力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别着急，你要不然找他谈谈？”
　　“没用，我谈了。他说他是从自己的科研基金里给我们发工资的，所以，所有东西弄出来都算他的！反正我不干了，老子走人了！”他说完，拿着那一大袋子东西冲出了办公室。
　　其实，这个问题客观来讲，是个主观问题。或者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板说的是法律规定，没有错误。但是，分给共同的科研人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们两个都没错。
　　许赫走后的第三天，老板把我找到办公室谈话，内容就是许赫的英文版：你在我这里做研究的东西，就应该是我的。
　　他blablabla说了一大堆道理，临了我大概应该说句“Yes”才能表示自己一贯的听话。
　　不过，听他说了那么多英文。最后一句：“Does it make sense?”之后。
　　我脱口出了一句中文：“我不在乎。”
　　这句话出口，他立时愣在了那里，等了半饷忽然道：“那你在乎什么？”
　　我那天并没有喝酒，但是不知道上午的那杯咖啡是否就给我壮了胆子，我很淡很淡地说：“我在乎的东西你不在乎。”
　　说完，我忽然起身，连句See you都没有说，就冲出了他的办公室。
　　在那以后，我关了自己整整一周，在房间里。没编程，也没给他发任何email.而他也没有理我。圣诞节的时候，胡旭和吴君夫妇请我去他们家玩，同去的还有沈城，我们又打了一通宵的拖拉机，至此我才明白：原来牌神到处都有。
　　第二天早上，我和沈城开着汽车轻飘飘地回到了自己家，补了一白天觉之后，我们终于在傍晚爬起来了。起来后，我们两都带着PhD特有的受虐心里先查了一下学校的邮箱。他的很空，我的有一封信，是老板发来的，说12月30日meet。
　　“不是吧？你老板地球超人呀？”沈城看着页面上打开的我老板要求12月30日上午9点meet的信，吃惊地说，“靠，哥们，这也太狠了吧？”
　　“恩，这年头不好混。“我笑了一下，就回了一个 ”OK。“发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下午约定的时间，我到了老板办公室。全校就只有我们两个坐在办公室里，真的是一景儿呀。
　　“I did not do any work last week.“这是我这三年来，第一次告诉他：我没干活。
　　“宋峰，你收拾一下，穿多点，我们去个地方。“
　　“啊？“ 去哪里？吃早点？
　　“我在这里等你，一个小时后见。“
　　我确定，我完全没明白收拾一下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洗了一把今早出门没洗的脸，穿着平常穿的衣服，背着笔记本电脑包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行，到时候，你冻死，别喊冷。“
　　就这样，我完全莫名其妙的被他拉到了旧金山机场，掏出driver license，过了安检，我才看清了票上的目的地写着：JFK （纽约，肯尼迪机场）
　　我第一瞬间的反应就是：找你老婆去吗？是去打她新任男友或者老公的吗？那你带我肯定吃亏了。
　　飞机飞到纽约就是深夜了，我们下了飞机就住到了机场附近的酒店。他早就预定好了，一个房间，两张床。
　　我洗了洗，就躺着睡了。前几天熬夜的不舒服还在，我睡的很好。第二天醒来，早上八点多。老板忽然站在了我的被窝前面说道：“起床，否则就晚了。“
　　原来真的有会议，或者是meeting，我开始紧张，不是吧？我真的没干什么，还是以前的东西拿出来凑合说？
　　我起了床，跟着他出门，换了大大小小n条地铁线。上了地面，我跟着他走了一段很短的距离，忽然就拐到了一个人头攒动的街口。这地方，我见过，是：时代广场！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再没往前挪动一步。
　　“快走，十二点以后就不能站进去了！“他忽然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就把我扯进了包围圈——就是广场封住的警戒线。中午12点后，就禁止入内了。
　　起初我并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来干嘛？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想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句名言：Never do it! 尤其是我，现在穿着在加州穿着的棉外套，看着周围穿着厚厚羽绒服的人类，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只南极企鹅，一副单薄不怕天寒地冻的样子。
　　再回身看看，那个穿着一件又大又厚的羽绒防寒服的家伙，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一个星期没干活，你至于这么折磨我吗？“
　　“我告诉你多穿点了。你怪谁？“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这个模样吧？
　　“你够狠！“
　　“进来。“他忽然打开了自己的羽绒服，示意我躲到里面去。
　　“我没事。“
　　“嘴越来越硬呀？“
　　“恩。“
　　十分钟后……
　　“你脱下来，我穿。”
　　“不行。“
　　“我冻病了，没人给你编程了。“
　　“所以，进来。“他忽然一把把我拉进了怀里，用那个大大的羽绒服把我包了进去。
　　我没他个子高，被他从背后抱在怀里，就在前面拉链的开口处露出一只脑袋。我想着我俩现在的样子忽然感到很滑稽:这不是袋鼠是什么？
　　不过我确实暖和了，不只是身体，还有心。被他拥在怀里的这个夜晚，是我辈子最幸福的一个晚上。不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温暖，不是和朋友在一起的开心，是一种心里软软的，柔弱却又甜蜜的滋味，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滋味。
　　“以前有好多女人，让我带她们来这里看Golden Apple，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他说这话是想讨好我吗？可是我听来分外刺耳。我想冲口而出别那我和她们比，可是话到嘴边打了个结，就成了一句更有自嘲意味的话：“那是因为她们都不会编程。”
　　“不是呀，我前妻就会。”他带着笑的声音听出并没有生气，接着就转了话锋“索求过度，是女人的通病。”
　　这话什么意思？是夸我不跟他争抢专利权？还是提醒我，见好就收？可是，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什么。没想过。你给什么，给多少，我从来就是只有接受，这点从第一天和你打交道就注定了。
　　他看我没有答话，也察觉到自己刚才的话有点过分。于是打着圆场说：“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在努力尝试给你了。”
　　“我没要。”
　　“你要了。”
　　“什么？”
　　“我的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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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不说，我一定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是期盼着什么的。无欲则刚，这条我一直自己鼓励着自己的座右铭，就这样被他轻易地推倒了。
　　我没有说话，慢慢闭上了眼睛，转过头。前额贴在他的侧脸上，用我额头的温度，熨贴着他冰凉的脸颊。
　　“这么烫？你不是真冻坏了吧？”
　　“没有。”
　　“肯定是发烧了。”他忽然低下头，用他的额头试了一下我的额头，“没错，很烫，我们走吧。”
　　“我没有发烧。”我不想走，好不容易来一次，怎么能走呢？
　　“别逞强了。咱们走吧。”他说着，连托带抱，就往警戒线的出口走去。
　　现在是只许出不许进了。所以，慌忙之中，我朝他喊道：“李函，我们别走了。快到时间了。”
　　“还有四个多小时呢。”他看了一下表，然后忽然语气极其温和地对我说，“乖，听话。”
　　我没有观摩或者演习过任何一场恋爱，我只听我表姐这样和她们家以前养的那只小猫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不知怎地，听到了一个‘乖’字，我就忽然有一种被疼爱的感觉，然后就很‘听话’的跟着他出了广场，回了酒店。
　　我想，我一定是被他那句‘乖’叫小了好几岁，我居然在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无限遗憾的跟他说起了那个以前听到的传说：“在新年钟声的金苹果下kiss，是可以保佑一生一世的。”果然，我求的比谁都多，居然求了他的一生一世。
　　他笑而不答，把我放到了床上，就找来了退烧药，给我吃了。然后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睡吧，明天起来，就会好了。”
　　我们在纽约一共住了两天，而我的烧也发了两天。握着回程的机票，我的热度反而有所减退了。我很怕，很怕，这就是征兆，就是所谓的“求不得”。
　　新学期开学，我得到了别人都求不得的一样东西：实习。在学期中间实习是每个老板都不赞同的事情，因为这样会耽误自己的研究进度。但是李函让我去实习，并且这实习的地方是他帮我找的：Adobe。
　　看着他弄好的推荐信和CPT表格，我有点不知所措。
　　“为什么？不做人脸识别研究了？还没最后攻关呢？”
　　“那个不着急，你去做段intern，对以后找工作有好处。”
　　“我不做photoshop。”我觉得我就是不想去，没有为什么，唯一的为什么就是：不在学校了，我就不想不在学校。
　　“呵呵。谁说让你去ps了。”他开起了玩笑，“是研发部门。”
　　其实我知道Adobe是做图像最好的公司之一，就是做photoshop也是算法和软件，可是现在要去研发，那就是更高级一层的新产品研究，我有一点点动心了：“那好，多久？”
　　“三个月。时间太久我也等不及呀。”
　　这话有一语双关的意味，我听了脸上一红：“那我周末和平常帮你加班做研究吧？”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他忽然很深地看了我一眼，“但是不能再把自己弄生病了。”
　　“好。”
　　在公司实习，我才渐渐明白：原来在公司干活竟然比给老板打工轻松。而且公司里的同事，有很多中国人，大家相处的都不错，没有太多复杂的斗争。三个月的时间，眨眼就快到了。公司的经理跟我谈起了续约的问题。我告诉他，老板那边可能还有事情要做，而他也表示了理解。
　　我的合同是3月3日到期，而我在合同到期前的倒数第三个星期，返回了一趟学校所在的city。那天是2月14日。我鬼使神差地挑了这个日子，其实，不想承认也罢，我就是带着某种目的想去看看他。到了老板家的门口，我按了门铃。
　　他应该不会想到我来，我暗自偷笑。本来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回来的，他肯定猜不到我提前回来了。当然，我也没猜到，开门的竟然不是老板，而是叶薇！
　　她来开门的时候，穿得是长裤长袖的大大不合身的睡衣，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当然，她看到我也分外尴尬。忽然朝里面喊道：“Tony, 有人找。”
　　我觉得转身逃跑是我现在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跑到了自己的车上，发动后，就马上开出了停车场，一直开回了公司，没有停顿。
　　三周后，我给老板写了一封信，说公司要和我续约，我想再做三个月。他回信只有一个词:ok.
　　半年后，我回到了学校。遇到Mark就听说老板在不久前又去补自己的带薪假期去了。遇到了其他人，大家都很热情，一起吃饭，一起聚会，一起打牌。
　　回到学校，我又忙了一个月，弄出了最后符合标准的人脸识别，把结果发给了老板，并且在信中提到：我想申请毕业。在这里已经快四年了，工科四年毕业，是一个很合适的期限。
　　老板回信的时候说我做的结果他很满意，让我写论文，准备答辩。六月份，到九月份的三个月时间里，我写了论文，用email的形式发给他修改，然后又再Adobe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九月二日，预定答辩日期完毕，我就可以改叫 Dr. Song 了。从那次纽约回来后，我已经九个月没有见到过他了。
　　九个月后，我在自己答辩的当天见到了他。两个多小时的答辩进行的很顺利，他一直在那里听，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在答辩的最后，他问我：“What’s your plan after graduation?”
　　“Go for a job at Adobe.”我想我能找到这份工作，与他推荐我实习还是有些关系的。
　　“Good.”他说得很轻，再没半点话了。
　　答辩结束后，胡旭和吴君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作陪的还有沈城。因为胡旭今年申请到了计算机学院的奖学金，导师就是李函。吃饭的时候，胡旭一直在像我打听老板。一副担心自己不能做好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刚刚入学时的自己。
　　“师兄，听说老板这两年没那么严格了，是吗？”
　　“是吧，还好。”
　　“那老板对学生凶吗？”
　　“还好。”
　　“他看上去很年轻，多大了？”
　　“三十二，三吧，不太清楚。”
　　“那还是个很push的年龄。”胡旭说的很肯定。
　　是吗？估计年轻比较有力气折腾，年老的就没那点力气了。
　　大家说了几句关于正题的话，就又开始胡扯，扯的最邪乎的就是沈城，当然他这都是王新修改版：“你们知道吗？叶薇，其实根本就不是个好鸟。”
　　沈城这不应该算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因为他接下来马上说道：“她经常去酒吧玩一夜情。而且听说那次被罗放捉到（估计是叶薇当时的男友），她居然说什么：姑奶奶就这爱好，不能接受，别找我呀。”
　　“我靠，这爱好搁谁谁受得了呀？”一旁的胡旭插嘴道。
　　“还是你们俩好。”我看着他和吴君由衷地说，“一辈子，幸福呀。”
　　“对了，师兄？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吴君立马问道。
　　“这儿太难了！”沈城插嘴道，“女人太少了，好的就更少了。”
　　“我在San Jose那边租了新房，你们有空可以过来玩呀。”我赶快叉开了这话题。
　　从胡旭家出来，我接到了老板的一个电话：“宋峰。出来坐坐。”
　　“好。”我没有拒绝。
　　他开车带我到了downtown附近的一家pub，点了两杯 Dry Martini. 举起酒杯，他与我轻碰了一下：“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我答谢。
　　“宋峰，你是我第一个毕业的学生。”
　　“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说些感谢恩师之类的话。
　　“也是我最好的学生。”
　　“这不一定。”
　　“第一个就是最好的。你不是这个逻辑？”
　　“不是，只是最难忘的。”
　　“那什么是最好的？”
　　“不知道。”
　　“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在美国，我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你也知道。当然请不动你这种人才了，所以找了另外一些人，刚起步不久，所以，很忙。”
　　“恩，我们公司也有新产品上线，所以也很忙。”
　　“回我家吧？”
　　“干什么？”
　　“喝酒。”
　　“刚刚喝过，不去了。还要开车。”
　　“那好，小心点，这是我们家钥匙。”
　　“干什么？”
　　“有空回学校的时候，帮我看看有没有人偷东西。”
　　“恩。”我果然是个只会回答肯定句的笨蛋。
　　那夜告别后，我开车回了自己在硅谷新租的房子。他则连夜赶往了旧金山机场，住在机场旁边的酒店等待很早的一般飞机回北京。
　　至此，两年过去，我们再没见过。
　　两年后，我接了父母到美国来旅游。
　　父母在家坐了一大桌子的菜，我叫了沈城，王新，还有胡旭、吴君一起来吃。沈城已经毕业，在ebay工作了；而王新也毕业了，现在在APPLE上班。吃饭的时候大家聊的都很开心，尤其是我妈和吴君，两人就怎么给我找对象问题，展开了街道办事处大妈般丰富的联想和讨论。
　　“妈，你别瞎操心了。”
　　“这怎么是瞎操心呀？你说说，你都27了，还交过女朋友。”我妈恨不得拿着手指头戳我的脑门子。
　　“阿姨，我觉得宋峰，个儿是个儿，样儿是样儿。工作又好，肯定好找。”沈城的话明显是在帮我圆场。
　　“阿姨，我觉得他就是自己太老实了。”王新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久，也恐怕最了解我的懦弱。
　　“是呀，阿姨，你没看他老板以前把使唤成什么样子了。”这是沈城在替我打抱不平。
　　“也没有，老板还是挺好的，最近都在国内，一般都是电子邮件联系，我们还觉得挺爽的呢。”胡旭在一旁帮老板说话。
　　“对了，说到你们老板，他还回来常住吗？”王新止不住的八卦。
　　“不知道。”我和胡旭异口同声。
　　当时我的确不知道，但是几个月后，再送走我爸妈之后，我接到了老板的一封邮件：“宋峰，我已经把美国的房子买了，两周后交付，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清了吧。”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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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照他的吩咐开始在craiglist上张贴告示，准备把他里面的家具都卖出去。我叫了胡旭和王新来帮忙。
　　“师兄，老板真的不回来了？那我还能毕业吗？”
　　“能，我还听说有msn 视频答辩的呢。”
　　“我听说你们老板，开公司，最近赔了。他不是抵押了这个房子吧？”王新的话像是一根针，刺了一下我的心。
　　“你听谁说的？”
　　“我公司有个同事，说认识他。”
　　包打听实在是太不一般了。我至此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太强了。你是不是连他在中国干什么都一清二楚呀？”
　　“这倒没有。不过……”王新忽然掏了半天，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名片。“这是他在中国的名片。”
　　我刚才都已经五体投地了，现在真的没什么好奉上的了。
　　“给我吧。”我伸手去要，就像小孩要糖一样。
　　“给。”
　　我们三个一共收拾了三天，才差不多把这些东西都折腾出去。而在厨房的格子里，我看到了一瓶酒，是1992年，Napa Valley产的红酒。是那瓶？不可能。那年初来时的圣诞到今年都已经6年多过去了，怎么可能。
　　后来，我打开包装，才看到里面的一行小子：我儿子拜师的酒，等他修行成了再喝。看到这里，我忽然鼻子一酸，拿起电话按照名片上的手机号码就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忽然，我意识到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我正想挂断，就听到那边迷迷糊糊的声音说：“喂，谁呀？”
　　“李函。”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也没有说话的气力了，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宋峰？”
　　“你当我是你什么？”
　　“恩？”他晕着。
　　“我是你什么人？”
　　“学生呀。”他还是晕。
　　“那你是我什么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呀，呵呵。”他终于开始有点清醒了。
　　“呸，你才大我7岁！”
　　“噢，对了，你怎么有我北京手机号呢？”
　　我没回答他，把电话挂了。
　　三日后，我跟公司请了假，带着那瓶红酒回了北京。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了他的公司。看着里面人员繁忙，却井然有序的样子，我就开始觉得：看来八卦不能尽信。
　　我抱着纸袋字冲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秘书小姐是这样说的：“李总，他说他是你儿子，我们拦不住。”
　　“下去吧。”李函打发了秘书，就抬头看着我，“你也太小气了，一句占便宜的玩笑，你就打着飞机的跑回来找我算账了？”
　　“不是。”我把那瓶红酒放在他的桌子上，“你弄这跟女儿红似的的东西干什么？”
　　“噢，这个。”他仔细看了一眼酒瓶子，“嫁女儿的时候用呀，现在不是嫁到了Adobe，多好。”
　　“好你个头。”敢情我不是儿子，而是女儿？
　　“干嘛？”他一副无奈，倒显得我在无理取闹。
　　“不干嘛，应聘。”
　　“哪儿？”
　　“这儿。”
　　“简历。”
　　“没有。”
　　“手里那信封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给我看看。“
　　“不给。“
　　他忽然从办公桌后面绕过来，扑上来就开始抢我手里的信封。那是绝对不能给他看见的，因为直到我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的公司面临倒闭，或者说已经倒闭了。所以，为了给他加油，我在飞机上写了一封非常肉麻的信，或者说非常自大狂的信。
　　这信就一行：乔布斯有苹果，李函有宋峰。
　　他抢到我手里的信封，拿出来看了一眼，就笑着说：“这简历不错。我留下了，等通知吧。”
　　“你！”
　　“你回北京干吗来了？”
　　“遛弯儿。”我还能干吗？你成心呀？
　　“那我带你去遛遛？”
　　“好。”
　　“想去哪儿？”
　　“鸟巢。”
　　“你倒没说天～安～门～”
　　大学毕业离开，到现在，我整整七年没有回过北京。这就应了当初来机场接我们的那个师兄说的：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坐在李函的车上，看着周围并不太熟悉的景物，我心里忽然有种物是人非的感慨。“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这话的分量，到今天我才真正的体会到。
　　“你怎么了？”李函看出我眼睛湿了。
　　“没事，这些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你不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吧？”
　　“就是。就是被老板逼着干活，所以没时间回来！”
　　“那我罪过可大了。”
　　“恩。”
　　“给个赔罪的机会吧？”
　　“恩？”
　　“我们去喝酒。”
　　他带我去的酒吧我肯定没有去过。但是人长了这么多年，我一进去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原来北京也有像Castro的地方？”
　　“你知道Castro是什么地方了？”
　　“你当我白痴？”
　　“没有，就是少点心眼。”
　　“你对你大弟子就这评价？怎么不写在推荐信里？”我快被他气冒烟了。
　　“写了。踏实，勤恳，不都是吗？”
　　“你！”我总是被他说的没法答话。
　　“宋峰，回去吧。这里不适合你。”
　　“两杯长岛冰茶！”我喊的很大声，吓了服务生一跳。
　　“你也会喝酒了？”
　　“我会的很多，不会，也可以学。”
　　“不是什么都那么容易学的。”
　　“那可以试试。”
　　喝了酒，他就带着我回到了家。推开门，我就跟着他进了屋子。
　　‘砰’的一声，门是被我的身体撞上的。
　　因为进门的一刹那，他猛然回身，把我压在了门上，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你确定试试？”
　　“恩！”说心里话，我当时并没有搞明白他问的是什么。我只觉得只要他说的，我都要答应。
　　后来，在酒精的气息中，我们交换着彼此的思念与渴望。
　　进入的瞬间，我感觉到了从下到上，散入了五脏六腑的痛。那痛凝聚在心里，就止不住了泪。
　　“函，李函……”除了叫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了。这忽然使我想起小时候，被玻璃划破手，哭着喊妈妈时的情景。
　　我忽然觉得委屈，没来由的委屈。一直向着给我疼痛的人求安慰，这么多年，一直如此。
　　“小峰，乖。忍忍。再忍一下。”
　　他没有停，而我就真的‘忍’了下来。
　　为了这个‘乖’字，当年我被从时代广场拉回了酒店；今天，也是为了这个‘乖’字，我被他用自己的方式烙印。
　　“让我留下吧。”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求他，是否比较容易成功。
　　“你什么时候拿绿卡？”他问了我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恩？快了吧。公司交上去了。第一类优先。”
　　“那等拿了再说吧。”
　　“为什么？”
　　“我需要人跟着我中美之间来回跑，有绿卡方便一点。”这话很冠冕，而且听上去充满希望。
　　“那行，你别骗我。”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忽然想起了那年的情人节在他门口看见的叶薇。
　　“我骗过你吗？怎么‘一朝被蛇咬’的感觉？”
　　他说完这话，我才想到，这么多年，他怎样对待我的情况都有，就是没有骗过我。我想，如果我问，他会连自己有几次一夜情都告诉我吧？
　　“那你这么多年有过几次 one night stay？”——我终于知道自己有多缺心眼了。
　　“一夜情谁能记得住？”
　　“恩。”我同意，我当时就想揍他一顿。
　　“不过我记得多久没有了。”
　　“啊？”
　　“你毕业以后。”
　　这有什么联系吗？我毕业多久了？两年多了吧？这话太不可思议了。我特别想相信。所以，我相信了。
　　“你没毛病吧？”
　　“你觉得呢？”
　　想到刚才我红了脸：“那，那为什么？”
　　我就想听句好听的，不过人家给我来了个特诚恳的：“这几年压力太大了。跑了很多地方，要找人投资，要顾研究，要带学生，要顾产品开发，要顾市场销售。忙的都没时间一个人睡觉，哪里找得到时间两个人睡觉？”
　　“没看出来你那么忙。”看着他脸近在咫尺：他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一样年轻，一点都没变。
　　两周后，我回到了美国。刚刚回去不久，我的绿卡批了下来。在公司又呆了三个月，帮组里结了一个项目。我递交了辞职。离开的时候正好是十二月中旬，圣诞节假期前，公司里要好的朋友都告诉我：你再多呆一个月，就能多拿一个月的工资还有年终分红了。我想，我等不及了。
　　从公司离开，处理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我开车回了学校，因为今天是胡旭答辩的日子，李函也从国内赶过来了。
　　记得半个月前他给我打电话问：“你说我给胡旭视频答辩怎么样？学校没问题的。”
　　“不怎么样。”
　　“恩？”
　　“你那么久都没看见你学生了，他想你。”
　　“好。那我也去想想他。”
　　看到了就要答辩的胡旭，他一脸的紧张。时候还早，所有的教授都还没有到。他正在那里摆弄投影仪。看到我，他很激动：“师兄，你来了？太谢谢你过来给我加油了。”
　　“紧张吗？”
　　“本来不紧张，老板都说了视频答辩了，我还美呢。过几天又说要过来了，我现在彻底紧张了。”
　　“啊？噢，别紧张，一定会成功的。”
　　答辩后，老板说请客，组里所有的人，包括胡旭的老婆吴君。
　　两个美国学生因为寒假放假的缘故，已经回了父母家。所以，组里现在剩下的只有已经毕业的胡旭和我，还有两个老板去年招的中国学生。这下，剩下的全是中国人，大家都用中文交谈，感觉很亲切。
　　我怀疑，不，我不用怀疑。我一定是在行情最不好的时候进的组（拿终身教职前的教授果然是不能跟的）。
　　老板现在对待学生的态度，简直不是用突飞猛进就能形容的。大家都敢跟他开玩笑了。
　　尤其是吴君。那玩笑，真是太彪悍了，连我都稍带上了：“李老师呀，听说你以前对宋峰可狠了。”（这孩子，心眼还没有我多。）
　　“宋峰说的？”李函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吓得我赶快去拿桌子上的茶杯，低头喝了起来。
　　“不是。他那么老实的孩子。”吴君比我小吧？怎么敢这么说师兄呢？
　　不过她接下来的一句，我差点没把茶喷出来：“李老师，看在宋峰跟了你这么多年的份儿上，你在北京帮他找个女朋友吧？”
　　吴君真是个热心肠的孩子，我妈上次临走时嘱咐她的话，她还记得：小君，有空多帮帮我们宋峰，帮他盯着点儿。
　　“呵呵。”李函笑而不答。
　　吴君心诚的我都差点没感动了：“我觉得自己就跟他半个妈似的，老替他操心。他太老实了，这边也没有什么合适的。”
　　“好，我帮他找一个。”李函说完很自然的把手放在我肩膀拍了拍。
　　我笑得那肯定是特别不自然：“你们都别开我玩笑了。”
　　晚饭后，我和李函回了我在公司附近租的房子。这房子明天就到期了，住了两年多，怎么说也有些感情了。
　　进了门，我们脱了大衣，我去给他倒了杯水。回来的时候，就看他拿着我摆在客厅镂空隔断里的一个维生素瓶子。
　　听到声音，他拿着瓶子转头看我：“这都过期好多年了，不能吃了啊。”
　　“早吃了。节约是留学生的主题。”我看着他。
　　“那里面这哗啦，哗啦的是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摇晃着瓶子听响儿。
　　“再摇就碎了。”我制止了他的行为。
　　他听我这样说，就马上拧开了盖子，看到里面的东西说：“好像已经碎了。”
　　我几步冲过去，抢下了瓶子，狠狠瞪了他一眼：“你！”
　　看着瓶子里被摇碎的金色的糖块，我心里忽然有点难受。这里面是那年离开肯尼迪机场时，李函看见我一直念念不忘那个金苹果，就在机场纪念品店里买了包做成金苹果样子的糖球。他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下有一袋子了，美了吧？”
　　回到学校，我把它们都装在了他给我的维生素瓶子里。这几年的新年，我每年都拿出来，吃一个。
　　“我每年的最后一天都拿出来吃一个的，现在没法吃了吧？”
　　“啊？那什么时候能吃完呢？”他用了一句玩笑，掩饰了自己口吻中的酸涩。
　　“能吃完。”我很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我曾经跟自己说：只要吃完了就能忘了你。”
　　“那可完了。”他忽然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就往门外走。
　　“干吗去？”
　　他没说话，把手伸进我的裤兜从里掏出车钥匙，就把我推上了车。车开得很快，深夜的硅谷再没有白天的繁忙，所以也没有了那么多的traffice，一路疾驰北上，他居然把车开到了旧金山机场。
　　冲到柜台，买两张最近一般到纽约的机票：只剩下了头等舱。
　　“这比您四年给我的工资都多，要不然您还是给我折现吧。”拿着那张去纽约的机票，我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登机了，少废话。”他拉着我上了飞机。
　　下飞机是纽约时间的上午，一到机场，他就拉着我满机场的逛纪念品店，终于在一家里面发现了那种金苹果糖球，他一下子买了10包。
　　“拿着。”
　　“干吗？这么多糖，我又不是小媛。”
　　“吃完了再忘了我。说好了，一年最多一颗啊。”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无聊。”
　　几天后，当我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世代广场里面的时候，我说了同样的话：“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无聊。”
　　他没答话，仍旧像那年一样把我裹在他的羽绒服里。
　　“李函，你多大了？”我承认我嘴硬，心里的温暖，还是液化了眼角的冰凉空气。
　　“你二十八了吧？”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反而来挖苦我。
　　“恩。那你比我还大七岁呢。”虽然你不说，我也不能不提醒你小媛都会打酱油了，你就别抽疯了。或者说：我们都别抽疯了，浪漫我不求。只要能好好的，平平静静的过，就很好了。
　　“你来那年多大？”
　　“二十一”
　　“七年了？”
　　“七年了。”
　　他忽然隔着羽绒服咯吱起我来。那么多人，我有点慌神，生怕别人都看过来：“你别闹了。”
　　“痒吗？”
　　“痒。”
　　“我小时候，我妈常说：有痒痒肉，是因为有人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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