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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继死去的人 作者：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译者：黄维明


    科学院院士之女被杀，疑点集中在一个始终不露面的神秘男子身上，能够提供该男子线索的人却不明不白相继死去……
　　孤女伊拉，父亲早逝，母亲拉青几个弟妹跳楼自杀未遂，一块儿住在伤残疗养院里，全靠伊拉一人四出打工维生。
　　伊拉不知道自己离奇的身世。不知道由神秘男子一手酿成的危险正在步步靠近，向她包围过来……
　　主要人物表
　　娜斯佳——内务部侦查员，少校，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中的女主角
　　亚历山大·塔什科夫——联邦安全局侦查员，少校
　　伊拉——身世坎坷的少女，本书女主角
　　瓦列里·沃洛霍夫——医学博士，高级医生
　　戈尔杰耶夫——外号“小圆面包”，内务部反严重暴力犯罪处处长，上校侦查员，娜斯佳的顶头上司
　　奥里山斯基——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们
　　尤拉·科罗特科夫——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们
　　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们
　　米沙·多岑科——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们
　　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联邦安全局上尉侦查员，塔什科夫的部下
　　斯塔索夫——退休民警，私人侦探
　　娜塔莎——伊拉的妹妹
　　加利娜·捷列辛娜——伊拉的母亲
　　米隆——大学生，娜塔莎的临时辅导教师
　　叶卡捷琳娜·阿尼斯科维茨——独居的老妇人，案发被害人
　　斯马戈林——叶卡捷琳娜之父，著名科学家、院士
　　伊万·贝绍夫——古玩收藏家、学者——叶卡捷琳娜的朋友们
　　马尔塔·舒尔茨——叶卡捷琳娜的朋友们
　　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著名歌唱家——叶卡捷琳娜的朋友们
　　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伊拉家的房客
　　沙米尔——伊拉家的房客
　　伊里亚斯——伊拉家的房客
　　薇拉——奥列格的妻子，瓦列里医生的“实验母本”
　　卓娅——出版社校对，塔什科夫的初恋情人，瓦列里医生的验母本
　　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残疾人疗养院主任医生
　　尼古拉·塔什科夫——体育教师，侦查员塔什科夫之父
　　马尔法小姐——修女，残疾人疗养院看护
　　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护士
　　阿列克赛·齐斯加科夫——某大学数学教授，娜斯佳的丈夫
　　阿亚克斯——西亚某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头目
　　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该恐怖组织成员
　　六年前，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把自己和自己的三个孩子变成了残废。但是几年过去，悲剧并未结束。凡能提供曾与姑娘的母亲相识的神秘人物消息的人相继死去……
　　1
　　看见这个房间的地板中央横陈着一具老年妇女的尸体，不禁使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害的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太①。据初步掌握的材料，眼前的死者却没有放过高利贷，也没有在家里开当铺。而且，“斯大林式”楼房的大住宅里摆设的家具，显示出主人的富有和贵族家世。
　　①指陀氏小说《罪与罚》中被害的女房东。
　　著名的科学家斯马戈林院士曾经住在这里。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死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是她的女儿，她一生嫁过三次人，改过三次姓，但是没有挪过住所。在这幢楼里，她大概比所有其他住户住的时间都长。只有她的住房是单独的，其他的房间随着经常变迁的住户早就变成了公房。有的人分到或者是买到新住房搬走了。有的人是同亲戚或者别的夫妇换了房子。房门上扎满了各色门铃按钮和写着姓名的纸片，而叶卡捷琳娜的房间门上只有一个门铃和一个漂亮的金属牌，上书“院士B.B.斯马戈林”。
　　一位法医鉴定人仔细查看了尸体，一位刑事侦查员取证了脚印。谋杀显然是出于图财抢劫的目的，原本非常富丽豪华的房间被折腾得一片狼藉。一眼就能看出——在这里寻找过什么。
　　“死者有亲属吗？”侦查员奥里山斯基问一位被请来做见证人的女邻居。
　　“我不清楚，”穿运动服的少妇犹疑不决地答道，“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不太长，总共才半年。不过我听说，她没有子女。”
　　“你们楼里谁能谈谈阿尼斯科维茨的情况？谁在这里住的时间久一些？”
　　“哦，我可说不上来。”女邻居摇着头说，“我在这里很少同别人搭话，我只是租一个房间，女主人买下一套住宅，拿一个房间供人合住，我们是难民，”她补充说，“从塔吉克斯坦来。这里的人就像躲避鼠疫一样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传染病人似的。所以他们都不怎么同我们说话。”
　　的确，女邻居提供的情况太少了。需要检查整个单元，搜集一些有关老太太的原始材料，她是被重物残酷地击中后脑致死的。
　　已故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几乎不与同楼的居民们往来，但是总的看来她的朋友和熟人却不少。作为莫斯科本地人，她在这里长大成人，上完了中学和大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到处都有朋友。当然，远非所有的朋友今天都在人世。但是无论如何，了解死者情况的大有人在。
　　奥里山斯基首先吩咐，要找到那些经常到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来并且能够大概说出究竟有什么东西被抢走的熟人。这样的熟人找到一个——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他同死者十五年前离婚，当时她59岁，而他62岁。十五年来他继续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来做客，带来鲜花和一些令人感动的小礼物。
　　“假如我问起你们离婚的原因，您不会见怪吧？”侦查员小心地说，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很不寻常的细节：在这么大的年龄离婚，而且又不是为了组织新的家庭。
　　彼得·瓦西里耶维忧郁地望了一眼奥里山斯基。
　　“我是个傻瓜——这就是全部原因。我迷上了一个年轻女人。我想，这就是那种真正让人们神魂颠倒，让人们拼死追求的东西。我同卡捷琳娜离了婚。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卡佳很久都在笑话我。她说，你这个过于自信的小傻瓜，活该，对你是个教训。她对我一直很好。后来我多次向她求婚，可是她每次都拒绝了。她说，这么大的岁数出嫁，而且还是嫁给前夫，太可笑了。但是她接受我献殷勤，没有赶过我。”
　　“这么说，她原谅您了？”侦查员追问了一句。
　　“原谅了，”阿尼斯科维茨点点头，“她从来不长久生气。知道吗，她的幽默感简直令人吃惊，她善于笑对任何不幸。这么多年来，我一次也没有看见卡捷琳娜哭过，您相信吗？一次也没有哭过，倒是经常哈哈大笑。”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同奥里山斯基一起到前妻的住宅去。一路上，他吸了几次戊酸薄荷脑脂。看得出，他情绪低沉，害怕走进不久前死者躺过的那个房间。不过最终，他还是打起精神，悲伤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查看财物。根据他扫视满墙挂画的眼神，以及打开壁橱的每一节抽屉和所有立柜门的熟练程度，奥里山斯基明白，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十分熟悉室内的布局，并且知道什么地方应该放有什么东西。
　　“看来，东西都在原位，”阿尼斯科维茨双手一摊，“只丢了一幅画，一幅小画，但是我不认为是被小偷偷走了。”
　　“为什么呢？”奥里山斯基警觉起来。
　　“它太廉价了，也就值几个戈比。放着这些极为珍贵的油画不拿，偷它有什么用。”
　　“也许，问题在于尺寸。”侦查员推测道，“小画更便于携带。”
　　“不，您说得不对。”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反驳道，“您瞧，这里有许多小型画，卡捷琳娜的父亲维涅迪克特·瓦列里耶维奇对它们情有独钟，一辈子都在收集。所有这些画都非常名贵，很值钱，请您相信我。可丢失的却是一幅微不足道的小画，那是卡佳从一个街头写生家手中买来的，仅仅是为了好玩儿。”
　　“那上面画的什么？”
　　“临摹达利的鲜花和蝴蝶。这种写生画眼下在莫斯科比比皆是，总之是信手涂鸦。我想是卡捷琳娜随手把它送人了。不可能是谁偷走了这样不值钱的东西。”
　　“就算是这样，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关于这幅画我们会查清楚的。而那些珍品呢？”
　　“都在，一件都不缺。您知道吗，简直惊人。卡捷琳娜有一批精美的祖传首饰：钻石、祖母绿、白金。一件就值多少！然而这些东西却一件都没有拿走。”
　　这倒真的是奇而又奇了。为什么当时五斗橱的抽屉全都被拉开，东西散落满地呢？显然是找过什么。既然不是找贵重物品，到底要找什么呢？罪犯为什么没有拿走贵重物品呢？贵重物品很多，又都放在显眼的地方，他肯定看见了，甚至也摸过。究竟为什么没有拿走呢？
　　必须赶快再找到一个仔细看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东西的人。不能排除，她的前夫发现了失物，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挑明。
　　在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一本用药房松紧带穿着的记事簿，里面夹着许多滑脱的纸片和名片，鼓鼓的。侦查员的任务极其明确：从死者的熟人中找到一个能对她拥有的贵重物品提出肯定意见的人。这项任务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谈何容易。按照这本记事簿上的姓名一一查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娜斯佳①认真地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一连串的，“去世了……”、“号码转给了其他用户……”、“去世了……”、“去世了……”。
　　①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的昵称。
　　第三天，她终于如愿以偿，艺术理论家、彩绘鉴赏家、古玩收藏家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还健在，并且对阿尼斯科维茨的油画及首饰都了如指掌。当娜斯佳拨通他的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老朋友遇害的消息，而且还不停地说：
　　“上帝啊上帝！我一直坚信，她会比我们大家都更长寿！她的身体极好。啊，卡捷琳娜呀，卡捷琳娜！”
　　“您同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很久了吗？”娜斯佳问他。
　　“一辈子。”贝绍夫立即回答，“我们的父辈是朋友，我同卡捷琳娜实际上是一块儿长大的。我的父亲和维涅迪克特·瓦列里那维奇都是收藏迷。可是我和卡佳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我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藏品并且继续收藏，可以称之为子承父业。然而卡佳对收藏却不感兴趣，这种事情似乎不能打动她。加之女人一般不爱好……她悄悄地出卖贵重物品，靠这些钱过日子。国家给她的退休金很少，我们的博物馆人员不受尊重。”
　　“那么什么人继承她的财产呢？”
　　“国家。卡捷琳娜立下遗嘱把一切捐献给几家博物馆。她没有她可以向之托付这一切的亲属。”
　　“难道没有一个亲属吗？”娜斯佳不相信。
　　“没有。当然，亲属还是有的，”贝绍夫用发颤的嗓音回答，“不过不是可以把藏品留下的那一类，而是些混吃混喝的人。卡佳虽然没有收藏的嗜好，但是十分清楚她手上那些东西的价值。我指的不仅仅是货币价值，还有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她很有教养。”
　　可以分遗产的亲属。这十分有趣。而且是没有，又不是完全没有，假如他们同谋杀有关系，他们就把珍品拿走了。否则谋杀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有什么妨碍了他们？他们杀死了人，却没能把珍品收起来带走……必须紧紧抓牢那些邻居不放。因为能够在这种场合妨碍罪犯的，只能是出现在门外楼梯上的人。
　　“请您说一说，伊万·叶利扎罗维奇，遗嘱是怎么写的。我的意思是，是否点明了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后，每一件东西归哪一家博物馆继承？”
　　“我理解您的问题，”老收藏家点点头，“是的，点明每一件东西时，都有各个博物馆和公证部门的代表在场。遗嘱对什么东西交给推进行了明确的登记。有几幅画卡佳没有写进遗嘱，她打算卖掉它们，靠卖画的钱过日子。”
　　“后来怎么样？她卖了吗？”
　　“当然。”
　　“卖给了谁？您知道吗？”
　　“什么卖给了谁？是卖给我。她把画卖给我了。它们至今在我的手上。”
　　“倘若这些钱不够花了呢？”
　　“我同她谈过这件事情，”贝绍夫点点头，“第一，我从她那里买的那几幅画非常值钱。您也许认为，我利用老交情，从卡佳手上廉价购买？才不是呢！我给的是实价，这一点您可以相信。这些钱应该够她生活许多年。第二，如果钱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遗嘱，从遗产中随便拿出点什么东西再卖。”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确吗？”娜斯佳归结道，“立遗嘱时，所有的贵重物品都经专家仔细验证过，并且确认都是真品？”
　　“完全正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担心她会遭到抢劫？”
　　“这不可能！”贝绍夫肯定地说，“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大概这就是个性使然，”在他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老头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说，卡佳从来不担心任何事情。她认为，命中注定的祸福反正摆不脱。其次，我刚才对您说了，她不是特别看重这些收藏品。在理智上她懂得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不到。因为不是她亲手收集的，她没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财力。当然，她的房门包了铁皮，这还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那些钻石她就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她不适合戴钻石。”
　　现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拿出阿尼斯科维茨的遗嘱请艺术鉴定家把遗嘱描述的贵重物品同住宅里的实物对照比较。同时再次鉴定其真实性。因为小偷如果是经常登门造访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乱真，伪造某些东西和油画的赝品。这样一来就会弄清楚，为什么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发现不了有东西失窃。
　　第一个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贝绍夫本人。他是这里的常客并且熟悉室内保存的贵重物品。第二个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维茨的前夫，他也经常来访，也熟知墙上的每一幅画和首饰盒里的每一件珠宝。娜斯佳感觉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只要稍微再挖深一点，他们就会暴露出来。她最不喜欢这种事情。如果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贵重物品被调换了，那么关于谋杀理由的说法也就只剩下一个，只需从一大堆嫌疑人中寻找罪犯就行了，这很枯燥。
　　假如死者确实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说法，而且不止一种，这要有意思得多。
　　她从来没有为几乎不想睡觉吃惊过。从小就是这样。伊拉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一说就安静地钻进被窝，不耍小孩脾气，但这并不等于她立即就能入睡。她静静地躺着，然后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到早晨5点钟左右她的眼睛就会睁开。伊拉这么早醒来并不觉得疲劳或者没有睡够。只是她一直就是这样。
　　发生那场不幸的时候，她才14岁。她被送进寄宿学校上学，直到16岁，然后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生活的意义在于尽量多地挣钱。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的药品和食品要花钱，还有伊拉憎恨的母亲也要花钱。
　　立法的混乱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工作。早晨5点钟她爬起来，跑步去扫人行道或是铲雪——按季节而定。8点钟擦附近一幢十六层楼的台阶和楼梯。10点半赶到小商品市场去给商贩们送水、送热饭和香烟。下午5点钟市场关闭后回家，上商店、做饭、收拾屋子，一个星期两次去医院看弟弟妹妹，一个月一次去看母亲。晚上10点到12点钟在附近的一个小餐厅擦地板并干完其他的脏活。她没问过自己，能这样坚持多久，她的力气够干多少活儿。她就是这样生活，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医生们都说，娜塔莎和奥列奇卡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小巴甫利克还可以，不过需要一大笔钱，因为必须做好几次手术，手术费很贵。至于能不能帮帮母亲，她甚至连犹豫都没犹豫过。她早就明白，犹豫是有害的。几年前她从电视上听说，一位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钱。电视台向公众呼吁：帮一把，一个人出一点，能给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员死了。伊拉总共只想过一次，既然那位电影演员和他的朋友们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她一个人更不用想凑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这惟一一次就足够她一劳永逸地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必须做事，必须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松，否则永远没有结果。”
　　她完全独立地说出“瞻前顾后把我们变成胆小鬼，决断的本色在苍白思虑的袭击下黯然淡化……”这句谢克斯皮罗夫式的豪迈格言时只有16岁。
　　现在她20岁了。她像一挺装满子弹不停射击的自动枪一样，迈向自己的目标。
　　起床时还不到5点，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着脚走进厨房烧茶。这套房子里曾经住过她的大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她自己。现在只剩下伊拉一个人。从去年起，克服怀疑和恐惧，租出去两个房间，把第三间最小的留给了自己。谢天谢地，暂时一切都还凑合，当然，尽管闹过矛盾。不过，伊拉·捷列辛娜会保护自己，两年的寄宿学校生活教会了她许多事情。
　　厨房里脏极了——又是沙米尔领来了客人，也是他没有随手收拾干净。伊拉不怕做任何工作，出租房间时就警告过沙米尔：如果您自己清洗打扫，就还是这个价钱；如果要我为您收拾，那价钱就要高一些。他同意多付钱，那也不能弄得跟猪圈似的！一个人应不应该讲点良心？况且，伊拉几乎每天都看见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就准备理直气壮地挣那提高的房钱了。只是对第二位房客不方便——他是一位沉默谦和的大叔，很讨人喜欢，不吵不闹，几乎从不带客人进来。即便有客，他们也是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甚至连伊拉的餐具都不动，他自己带有餐具，还自己清洗收拾。总之他是个爱整洁的人，虽然同沙米尔付一样的房钱，却从来不用在他的身后收拾打扫。
　　幸好，今天是沙米尔在这里住的最后一天。晚上就走，说是回老家去，好像是在莫斯科的事情都了结了。下一位房客说来就来，一个星期前，沙米尔领着他来过。伊拉不太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这无关紧要，沙米尔及沙米尔之前的穆萨她也都不喜欢。她照样生活，家具完好，也没有把房间烧了。他们准时付房租，从不要赖。万一发生公共危险，只要跑去叫弗拉迪克大叔就行了。
　　很快地洗了把脸，伊拉就着茶抹上便宜的人造奶油吃一块黑面包，套上一条旧训练长裤和长袖衫，出门去扫街。打开房管处放扫帚、铁锨和刮铲的储藏室门，她发现她的扫帚没有了。恰好是她的扫帚，那把她比照自己的身高精心挑选，用了很长时间，磨光了把，还做了适合她的小手的把套的扫帚。
　　“这群母狗！”伊拉恨恨地低声埋怨道，“可恶的母狗，连一把扫帚也偷，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抠出来。”
　　当然，这是游手好闲的塔尼卡捣乱，对这一点，伊拉毫不怀疑。去她的，没什么，她同她会算清账的。有塔尼卡热泪长流的时候。连跟她在一起的那个野汉子一道。他们想白捡一套房子，作为管院子的人，却横草不拈竖草不拿。他们俩三天来一趟，扫帚动半下，就跑回家了，可路段就那样撂着不扫。伊拉请求过把那段路固定给她，给她加一份工资，她可以在早晨4点钟上班，清扫两个路段，这比强行派别的人做完塔尼卡的工作好。可是，如果照伊拉的建议办，就不得不解雇游手好闲的塔尼卡，并且把她撵出宿舍。自然，除了塔尼卡本人，大家都赞同这个决定。她的姘夫暗中打发自己的那帮狐朋狗友——一群长着无耻嘴脸拿着橡胶棍子的种牛，他们很快便找到环卫部门的上司解释，如何如何不能把塔尼卡赶出宿舍。上司睁只眼闭只眼，放过了塔尼卡。而伊拉面对他们的彬彬有礼倒没什么事，她每次一碰到这个女人，必定当面对她说怎么看待她。而塔尼卡，这个浑身挂满金链子的30岁的丑姑娘，也以牙还牙，简而言之，她们干了一仗。这不，还把扫帚偷走了，这个母狗……
　　扫完街道，擦完十六层楼梯，伊拉跑回家冲了个澡，换好衣服。同时决定打个电话。
　　“弗拉迪克大叔，我是伊拉，您好。”她一口气说，连跟人说话也是黎明时工作的速度。
　　“你好，”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回答，“怎么样？”
　　“挺好，弗拉迪克大叔，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新房客。”
　　“俄罗斯人？”
　　“不是，是沙米尔的朋友。”
　　“明白了。你能来一趟吗？我想同大家商量一下，让他们看一看。”
　　“好的，5点钟以后，行吗？”
　　“行。5点到5点半之间你来电话吧。”
　　“我会打的。谢谢，弗拉迪克大叔。”
　　“再见。”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伊拉·捷列辛娜曾经是斯塔索夫①的邻居。当时，斯塔索夫娶了玛格里特，同她和女儿莉莉亚住在索科尔尼克。离婚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在切列穆什卡的革间宿舍。捷列辛家发生不幸时，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一年前伊拉突然给他打电话，对斯塔索夫用不着多做解释。他一听就能明白。
　　①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昵称
　　伊拉第一次打电话就是为了商量一下。她说，她决定接收房客，急需用钱，但是又担心。斯塔索夫是个当了二十年侦查员的民警，他不同意，用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来劝阻、吓唬她。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旦有什么事情可没有谁来保护她。但是伊尔卡主意已定。她需要的不是出租还是不出租房间的建议。她需要的建议是，如何防备这类不快。
　　按照斯塔索夫的意见，原则上不可能避免这些不快。不过，他还是给她出了几个主意，照着去做有可能减少危险。当时他建议她事先调查清楚未来房客的情况。伊拉对此有所准备，她同意了，并且如前所说完全照办了。第一个租房候选人是一个正在被侦查的罪犯，斯塔索夫领着伊拉到彼得罗夫卡给她看了一堆画册、照片和判断意见，两天后被侦查人被拘留了。自然，还得使这件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与一个年轻的扫街女工没有关系。对下一个候选人，斯塔索夫在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良好”，为防万一，再次警告说，这种企图是危险的。并让伊拉坚决保证不通知斯塔索夫就不能接收房客。
　　现在，弗拉迪斯拉夫已经不在民警分局工作了，领取了私人侦探执照，负责“西利乌斯”影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在彼得罗夫卡和内务部仍有朋友，这些朋友都乐于帮助调查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客。事前暗中保险，总比事后为女房主收尸好。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和好友不少，但是，最糟糕的是，他们都有儿孙，儿孙们完全有可能听说一位独居的上了年纪的太太毫无防备的家里保存着贵重物品。尤里·科罗特科夫同侦查员奥里山斯基一道负责组织鉴定油画和钻石首饰的真伪，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像个不爱动的人一样，摊到向认识死者的人询问的差事。
　　通过这些询问，可以勾画出这位74岁的妇女风风光光的一生。她的一生是愉快的。1941年卡佳19岁时，未婚夫上了战场，1943年他牺牲了。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矫型外科医生，姓施瓦伊施泰因，在医生反革命案中被捕，经受不了监狱看守的虐待死于牢房。第二个丈夫死于车祸。第三个丈夫前面说过，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她不得不同他离婚。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没有孩子，这一点女难民邻居没有说错。她患有一种妇科疑难病。
　　换了另一个女人，可悲地失去一个未婚夫和两个丈夫，不知因为什么过错受到不能生育的惩罚，一准会认为自己命运悲惨、生活坎坷。然而这不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甚至难以想象有比她更乐观、更愉快、更友善的人。在她有生之年的交际圈子中，经常有作家、诗人、美术家和演员，她出席所有的首映式、画展开幕式和诗歌朗诵会，近年来更是不漏掉一次剧院老演员俱乐部组织的活动。虽然她从来不是戏剧工作者，许多老资格的演员、导演、舞美都认为她是“圈内人”，因此在总排练时总是邀请她，在首映式上地总是坐在前排，面带赞许的微笑，手捧一大束鲜花，好在落幕时献给他们。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合法婚姻的间隙，她同当时几个颇有名气的人之间，发生过几次轰劝一时的罗曼蒂克，这几次恋爱的结局各不相同，有的是人家甩她，有的是她首先放弃，还有的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双方协议分手。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抹去她脸上的微笑，或者抑止她响亮的笑声。甚至当她那装着刚刚从储蓄所取出来准备买电视机的钱的手提包在街上被抢走之后，她跑回家赶快给女友打电话时，竟然哈哈大笑，好长时间没有说出一个字。
　　“你想得到吗？”她终于止住笑声开始说话，“我遭抢劫了，真是奇闻！”
　　话筒里的声音无论如何作不出另外的判断，女友还以为叶卡捷琳娜是在哭，并且伴着歇斯底里大发作，马上开始安慰不幸的人。直到几分钟后才明白，叶卡捷琳娜不是在哭，而是在笑。
　　“你好像还很开心？”女友大惑不解。
　　“现在我能怎么样，该号啕大哭，是吗？”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回答她，“你知道我的原则，如果能做成什么就必须做，如果什么也做不成，那就听天由命，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心流泪。再者，我对你说过多次，有天使保护我。既然抢走了我买新电视机的钱，就是说我本不该买。大概，即使我买回来，电视机也会爆炸或是烧毁。既然如此，不如没有这笔钱，岂不强似让我与整套房子一起葬身火海？”
　　当她的第三个丈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向她提出离婚的打算时，她就是这样坦然接受。而离婚几个月之后，当他重新迈进她的门坎时，她也是这样嘻嘻哈哈。
　　“啊哈，老猫玩儿够了？”她一面用她拿手的蘑菇汤和加葡萄干、杏干的羊肉抓饭款待他，一面柔声地问，“得失如何，亏了？”
　　不能说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过于注重仪表或是离不开美容保健院，但是她总是尽量做到外表上看起来舒服，梳理极为考究的灰白头发，淡淡地化妆——墨染的睫毛，高雅的唇膏，颧骨上一抹淡淡的肉色胭脂，保养很好的双手和经常修剪的指甲，她没有随着年龄过分发胖，好穿她喜欢的奶油色衬衫套装。经常到女友家中做客，从不拒绝参加周年纪念宴会的邀请，而这类邀请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有的满70周岁，有的满75，还有的是庆祝金婚。至于从艺50周年纪念就更多了。
　　“我进入了最佳年龄，”阿尼斯科维茨经常说，“我所有的朋友们都进入了应接不暇过节日的好时光。只是要顾得过来买好鲜花和礼品！”
　　不错，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朋友和熟人很多，甚至很难想象她会有仇人。因为杀害她如果不是为了油画和钻石的话，就应该有什么个人原因。就算有冲突，大概也是很早的事情。今天坐在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面详细回答所有提问的是已故阿尼斯科维茨最好的一位女友。这类谈话对娜斯佳是一种精神休息：老年人常有注意力和交际力不足的毛病，一般说话很多，尽管这种话题相当悲切。一个亲近的人死了，对他们不用施加任何强迫。相反，往往很难让他们打住话头。但是娜斯佳压根也没有想过制止他们。谈话人脑中产生各种联想，循着联想的思路，他们正在想起并且开始讲述一些乍看起来与死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可能会突然出现从未想过需要专门询问的细节。最主要的是，引导人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讲述。搞了一辈子刑事侦查的继父曾教导娜斯佳说：“静静地等着他自己说漏嘴或者说出事情的关键。你听他说，不要打断他，赞许地感兴趣地点头，以此为他营造出一个自由驰骋的幻觉，这种虚幻的自由会使他陶醉，使他不再注意措辞。”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舒尔茨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遭抢劫后哈哈笑着打电话给她的那位女友。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您说，您的女友同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的关系怎么样？”
　　“最好了，他们从小就彼此认识。瓦涅奇卡有一段时间甚至曾经向我献过殷勤。真的，这很早了，当时我还不到50岁。您知道吗，他早已丧偶，在为自己物色新的生活伴侣。”
　　“那您呢？没有接受他献殷勤？”
　　“干嘛要接受。”舒尔茨风情万种地微笑了一下，“瓦涅奇卡很迷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自由。即使我当时坠入情网，毕竟没有到离婚的地步。”
　　“为什么？您有小孩子？”
　　“上帝保佑您，47岁的人怎么能有小孩子！不，孩子们都大了。可瓦涅奇卡是俄罗斯人，而我是德意志人。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一种思想，我们不应该同非德意志人结婚而被同化。我已故的丈夫也是德意志人。”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怎么样？贝绍夫没有想过向她献殷勤吗？”
　　“噢，您说什么，亲爱的，他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经过这个阶段了。这是少年之恋。后来卡捷尼卡有了未婚夫，她同他大概是在战前一年半至两年时相遇的。”
　　“后来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同贝绍夫的关系如何呢？”
　　“非常稳定。他们两家是通家之好。伊万喜欢卡佳父亲收藏的画，他总是说，只要卡捷尼卡打算出卖，他就要把它们全部都买下来。”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据我所知，您的女友立下了遗嘱，把几乎所有的画都捐献给了博物馆，只卖了几幅给贝绍夫，是这样吗？”
　　“是这样，她是这样做的。”
　　“那为什么她没有把所有的画都卖给伊万·叶利扎罗维奇，既然他那么想得到这些画？他们可是友好相处了一辈子。到底为什么她不成全他呢？”
　　“卡佳想让这些画伴随自己度过余生。她一生都看着这些画在身边，不想在大限未到之前同它们分开。起先她的确曾经向伊万提议，在遗嘱中写上把画交给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现得极为高尚。他说，我不要你以为我在迫不及待地盼望你早死。我不想成为你的继承人。更不想白自得到这些画。于是他们商定，卡佳卖给他几幅画，够她过日子，其余的画捐献给博物馆。”
　　“究竟为什么遗嘱只说捐献给博物馆呢？难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没有一个亲属吗？”
　　“亲属她倒是有几个，不过他们不需要画。都是远房亲戚，连通信联系都没有。”
　　这倒符合实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珍藏着她多年来收到的信件、贺卡和电报，其中的确没有亲属的片纸只字。不论贝绍夫，还是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都一致肯定，是有一些父系亲属，但是都很遥远，不是在摩尔曼斯克，就是在马加丹，而且从来没有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来过。也就毫无理由怀疑他们贪图斯马戈林院士的收藏品；
　　“请您谈谈，假如这些亲属突然出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没有说过？”娜斯佳问马尔塔·根利霍芙娜。
　　“我相信，她说过的，”舒尔茨肯定地回答，“她向我隐瞒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一定说过的。”
　　“一般说来她可能有些没有告诉过您的秘密吗？”
　　“噢，亲爱的，”舒尔茨喘了一口气，“应该了解卡佳。她乐观、开朗，但是绝对不多嘴多舌。绝不。假如卡佳想隐瞒什么，无论哪个热心人也打听不出来，我敢向你保证。她善于守口如瓶，而且口风比任何人都严谨。她在这一点上很受好评·可以同她分享任何秘密，完全可以相信，决不会从她的口里传出去。卡佳一生没有骗过一个人，或者就像现在爱说的，信得过。谁知道她把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抽泣了一下，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在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中，她第一次让自己表露出了软弱。娜斯佳在近几天中已经多少遍想过，许多年轻人低估了老年人。他们比不足40岁的人通常所认为的聪明得多，精神上复杂得多，坚强得多。至于把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坟墓，这已经有点意思了。她悲剧性地惨遭毒手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
　　娜斯佳看了看时钟——6点半，可怜的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坐了四个多小时了。怎么可以这样折磨一位不年轻也不太健康的老太太？
　　“谢谢您，马尔塔·根利霍芙娜，由于您的帮助，现在我对您的朋友的印象清晰多了。”娜斯佳温和地说，“我可以请您喝杯茶或者咖啡吗？”
　　“非常乐意。”舒尔茨兴奋地说，“如果您指给我你们的女卫生间在哪里，我将非常感谢您。”
　　娜斯佳抱歉地笑了一下。事实上，那个龌龊的地方就在她的那一边对着证人，本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的，不要等到她的忍耐力达到极限。舒尔茨起身去上厕所，娜斯佳桌子上的内线电话马上就响了。
　　“娜斯塔西娅·巴甫洛芙娜，有空吗？”是斯塔索夫的声音。
　　“有空，你在哪里？”
　　“嗯，在走廊里遛遛。能到你那里呆一会吗？”
　　“来吧。不过别做傻事，我这里有一位证人。”
　　“你委屈我了，”斯塔索夫抱怨说，“爱情可不是傻事，有人可能不方便。好，我跑着去。”
　　大概他真的是跑来的，也可能就是从隔壁办公室打的电话，至少，他真的只过几秒钟就来了。同他一起进办公室的还有一位瘦瘦的个子不高的姑娘。她有一张疲惫不堪的脸，长满粉刺。站在她的旁边，两米高、绿眼睛的美男子斯塔索夫显得更挺拔，肩更宽，更漂亮。
　　“我不能路过门口而不向你表达自己炽热的感情。”弗拉迪斯拉夫一进门就笑着宣布说，“你认识一下，这是伊罗奇卡，我过去的邻居，现在的被保护人，我对你说过她的情况。”
　　“对，对，我记得。”娜斯佳点点头，“很高兴。”
　　姑娘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回答她，连微笑也没有。“我们查了一个叫伊里亚斯的身份。”斯塔索夫满不在乎地继续说，“他想租伊拉的房间。”
　　“那又怎么样？他是个被侦查的强盗还是杀人犯？”娜斯佳开玩笑地说。
　　“谢天谢地，不是。我们都知道，他是现房客领来的。所以确定伊里亚斯的身份就不难了。笨蛋，当然，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这条线上的一个倒爷。但是暂时还算清白。不是躲藏谁，手没有弄脏，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萝卜头而已。”
　　此刻回来的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好奇地看一眼这奇怪的一对，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的斯塔索夫在老妇人出现时立即跳起来，赢得了她赏识的微笑。而伊拉则没有对她的出现做出反应，对她那文雅礼貌的“晚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哪位要茶，哪位喝咖啡？”娜斯佳殷勤地问着，打开煮水器，从桌子里取出茶杯、咖啡、茶叶和糖，“您要什么，马尔塔·根利霍芙娜？”
　　“请来杯茶。”
　　“我也要茶。”斯塔索夫说，“你呢，伊利莎？”
　　“我不要。”姑娘嘟哝道。
　　弗拉迪斯拉夫三大口喝光了自己的茶，毅然站起身来。
　　“好了，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们走了，谢谢你的茶。看到你很高兴，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你可别不露面。”娜斯佳微笑着回答。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在斯塔索夫和与他同行的姑娘身后默默地看着。
　　“多么古怪的姑娘。”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她说。
　　“怎么古怪呢？”
　　“完全不懂礼貌，她的目光透着腼腆，受到了伤害似的。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问题少年’，是吗？”
　　本可以只默默地点点头，不扩展这个话题的。可是娜斯佳感激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详详细细开诚布公地讲了许多关于已故的阿尼斯科维茨的情况，加上她也想对谈话人做点什么让她高兴的事。看来还得同她再谈一次。而在这种场合，还有什么比讲那些容易使人想起流言的故事更令人愉快的呢？马尔塔日后向自己的熟人说起时还可以引用说，“这是她在彼得罗夫卡听来的大秘密。”老年人最大的乐趣是聊天，而主要的收获就是谈资。
　　“您说什么，马尔塔，伊拉已经不是少年了，她20岁了。她只是看起来这样。因为她的生活很艰苦，至于她不懂礼貌和腼腆，您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责备她。如果您想听，我告诉您。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自然，舒尔茨想听。别人想听都听不到！
　　“也许您还记得，六年前，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过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妇女从九层楼的窗口扔出了她的三个孩子，自己也跟在他们后面纵身跳了下去，而大女儿逃出门躲进了邻居的家里。”
　　“对，对，”马尔塔兴奋地点头说，“我看过。”
　　“这个伊拉就是那个大女儿。”
　　“您说什么？”舒尔茨两手一拍，“太可怕了！”
　　“我告诉您一点您也许不知道的事情，”娜斯佳神秘地说，“他们都还活着，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和母亲。不过，当然，都成了重残疾人。惨祸发生的第二天，父亲心肌梗塞去世了。他承受不了。于是，伊拉在14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您理解吗？完全是孤单一人。为了养活自己和四个残疾人，她还必须做很多很累的工作。尽管他们没有同她一起生活，孩子们住在医院，母亲在残疾人疗养院。可是他们需要食品和衣物。所以，我认为，我和您可以不去计较伊拉忘了说‘谢谢’或者‘请’以及不太懂礼貌的举止言行。”
　　“可怜的姑娘！”舒尔茨叹了口气，“命真苦，我的上帝啊，命真苦。”
　　民间哲人说，上帝喜欢有耐性的人。还有人说，善于等待的人最终会如愿以偿。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没有必要陪着这样一个太爱说话的70岁的证人来一段饮茶仪式。她有一大堆当急之务，她应该要几个紧急电话，但是她认为必须表现得沉稳耐心，使马尔塔·舒尔茨心目中对刑事侦查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印象。她因此得到了百倍的回报。因为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说：
　　“您知道吗，我觉得，卡佳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母亲。”
　　“您根据什么这样认为？”
　　“我现在想起来了，关于这一悲剧事件，的确所有的报纸甚至电视都报道过。卡佳没有订报纸，也没有看过报纸。可是她有一次到我家来做客，偶然看到一条简讯，就说：‘不幸的女人。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不会有好结果。’”
　　“她还说了什么？”娜斯佳问，她感到嘴唇一下子发干了。
　　“没有了，大概，这就是不可能从卡佳口中披露、被她带进坟墓的秘密之一。”
　　把马尔塔·根利霍芙娜送下楼，娜斯佳转身返回自己所在的五楼。不可思议的峰回路转，得来全不费功夫！要是斯塔索夫没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呢？要是他蜻蜓点水地一来就走，没有碰上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呢？要是伊拉表现得像个懂礼貌的正常姑娘，马尔塔没想到对她进行一番评论呢？成功系于一发，每一秒钟都有掉进深渊和粉身碎骨的危险，但是毕竟保持住了平衡，并且顺利到达了预定的地点。
　　
　　2
　　母亲明亮的浅色眼睛望着伊拉，安详地微笑着。从九层楼上落地后，她折断了脊椎，丧失了独立行走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由于颅骨损伤，她还丧失了记忆力。她今天所知道的，就是医生、女儿和残疾人疗养院的人告诉她的事情。恢复记忆毫无希望。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希望还是有，但是需要一大笔钱，由专家按照教程对加利娜进行长期的专门训练。伊拉交不起这笔昂贵的费用，她节省每一个戈比，积攒起来准备给弟弟巴甫利克治疗用。
　　“为什么你不注意一下自己的脸？”母亲批评地看着伊拉问，“这些难看的粉刺把你毁了。”
　　“我没有向你请教。”伊拉粗暴地回答，“你最好关心关心你的孩子们怎么样吧。”
　　“他们怎么样？”加利娜跟着她重复一遍，“你去看过他们了吗？”
　　“去了。昨天去的。他们感觉不好，谢谢你还想到他们。”
　　“你为什么这么说，女儿？”加利娜苦苦地哀声说，“你真狠心。”
　　“那是因为你太善良了！给我安排了这一生的幸福。你能给我解释清楚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妈妈，为什么？”
　　加利娜·捷列辛娜明亮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人们对她说，她把自己的孩子们从窗口扔了出去——11岁的娜塔莎、7岁的奥列尼卡、半岁的巴甫利克。但是她不记得这件事了。加利娜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们还对她说，她的丈夫经受不住惊吓，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她也不记得丈夫了，但是明白，既然她有四个孩子，那么大概也有丈夫吧。
　　“你总是责怪我，”她呜咽着说，“可是我没有一点错。”
　　“那是谁有错呢？谁？你倒是告诉我，谁有错？谁强迫你这么做了？”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捷列辛娜嗫嚅道，“你别折磨我了！”
　　“是你在折磨我！”伊拉猛地大叫起来，“鬼知道你把我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不是在说你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六年，我不能接他们回家，因为我不能保证看护他们，我不得不一周用七天时间起早贪黑地拼命，就为了给你去买那些愚蠢的药，本来可以用这些钱给巴甫利克买一公斤草莓，或者是给娜塔莎买件新衬衫的。天哪，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她疲惫地坐在母亲床边的地板上大哭起来。加利娜小心地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伊拉的头，伊拉一阵颤抖，仿佛有人打了她一下一样。
　　“你别碰我！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六年前你要是心疼一下你的孩子就好了。你毁了四条生命，父亲就是被你杀死的！”
　　“当时我要是死了就好了。”加利娜绝望地说。
　　伊拉站起来，用手擦干眼泪，抓起自己的挎包，向门口走去。
　　“说得对，”她看也不看母亲，说，“你要是死了倒好。”
　　半夜两点多钟，伊拉·捷列辛娜回到家，轻轻地走进厨房吃点东西。她已经利用看过母亲之后到餐厅上晚班之前的时间收拾好了房间，现在厨房整洁有序。沙米尔走了，而新房客伊里亚斯要两天后才搬过来。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第二位房客，从来不随手扔东西，所以，伊拉自信，近两天内家里将会保持整洁。
　　她对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有好感，她希望所有的房客都是像他这样的人。这个50岁的男人是位安静少语的知识分子，因为与妻子离婚等着解决住房问题搬来这里，他对女主人非常和气，见她不停地从一个工作奔向另一个工作，甚至尽自己所能帮助她。
　　“伊罗奇卡，我要送东西去干洗店，给您捎带洗点什么？”他问。
　　“伊罗奇卡，我计划明天去采购食品，您需要什么吗？”
　　如果伊拉下班回来时他还没有睡下，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会同情地说：
　　“您请坐，伊罗奇卡，我给您沏杯茶，您休息一会儿。”
　　但是这种情景一般不常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很早就起床去上班，因此晚上不坐到很晚。不过，今天是星期五，明天他不去上班，所以当伊拉到家时，他还没有睡。听见她小心的脚步声，房客来到厨房。
　　“怎么，伊罗奇卡，就剩下我和您两个人了？新房客还不来吗？”
　　“再过两天。”她一边回答，一边切下一块面包，从冰箱里拿出廉价的人造奶油。
　　“这一次是谁？”
　　“噢，”她不经意地摆了一下手，“一个像沙米尔那样的人。”
　　“您怎么就不害怕，”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摇了摇头，“这种人值得怀疑，天知道他们都往这儿领些什么人。连我都害怕，可是您却……”
　　伊拉牢牢地记着斯塔索夫及其在民警分局的朋友们关于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审查一事的训示，因此她没有去安慰胆小的房客让他放宽心。
　　“得了，那有什么，他们不会杀人。当然，我最好再找一位像您这样的房客，可是这样的人上哪里去找？您还不如说说在电视上看了什么电影。”
　　“来点干酪吗？”房客提议道，“我今天买的干酪好极了，还有香肠也不错。我来给您切，要不您总是就着人造奶油嚼面包，这样有害健康。”
　　当然有害。她脸上的粉刺之所以不退，就因为吃面包总是抹这种掺了太多的化学成分和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劣质人造奶油。不过，这很便宜。而她应该节省。但是要向极富同情心的房客去乞讨，她无论如何不会干，那还不如去死。
　　“我在餐厅吃过了，服务员给的，”她说出了现成的托辞，“我现在只是随便吃两口，为了遵守习惯，马上就要睡觉。您怎么还没有躺下？”
　　“睡不着。刚同前妻谈过话，心情不好，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她吵闹了？”伊拉猜测道，“嗨，这条母狗！要是我就用手掐死她。伤害这么好的人，她怎么不害臊？我真是搞不懂！”
　　“犯不着这样，”房客温和地制止她，“她是个好女人。只是性格不合群。顺便，伊罗奇卡，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有个男人给你打过电话，是你过去的邻居。”
　　“他说什么了？”伊拉警觉起来。
　　“请你给他回电话。”
　　“噢。”她嘟哝一下，咬一口面包，“好的。”
　　是弗拉迪克叔叔。当然，在她这个年龄叫谁叔叔或者阿姨都很可笑，现在时兴叫名字加父称，但是斯塔索夫永远是她的弗拉迪克叔叔。当他搬进她们楼里时，伊拉还不到10岁。他的女儿长得非常出色，而他的妻子，莉达阿姨，是只母狗。不仅同这样0的丈夫离婚，而且还与一个品德恶劣的人交往。在伊拉·捷列辛娜看来，所有不会珍惜好丈夫的女人都是母狗。莉达阿姨就是母狗。还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的前妻也是。上帝，她要是找到这样一个不酗酒而有礼貌，像这位房客这样的人，她会给他洗脚，端茶倒水，每天都要感谢上帝。而像弗拉迪克叔叔这样的人，再理想不过了，美男子，职务受人尊敬，人又善良，顺便说说，为人也好。即使稍稍有点什么也是偶然的。这些娘们要干什么？她们完全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悲伤，不知道穷困，这才瞎胡闹，把自己打扮成公主，看不起人。可是像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人哪一点不好？钱挣得少？但是这些钱总归是清白的，夜里能睡得安稳踏实，不用担心监狱和子弹。如果你嫌少，你自己去挣呀。早晨5点钟起床去扫大街，晚上去餐厅擦地板洗盘子，就像伊拉自己一样。要不大家都想做有游艇和苏格兰城堡的外国亲王。连手指头都不用动一下，却能马上得到一切。母狗，真是母狗。
　　躺进被窝，伊拉怡然自得地挺直身子，闭上了眼睛。没有立即进入梦乡，她知道这一点，可以在安静中稍稍幻想一阵。幻想有朝一日出现一个人，怜悯巴甫利克，能拿出钱做手术。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需要，她能挣钱，养活两个妹妹和自己，养活母亲也够。不管伊拉怎么恨她，可毕竟是母亲。你不能拒绝她，不能撇下她不管不顾。难道让她死了就好了？不要这样，还是她们大家都活下去。等到巴甫利克一切都正常了她还要攒些钱，给父亲的坟前立一块碑。当然，她照料坟墓，经常去送花。有好心的人们修了一圈栅栏，但是立碑很贵，这可不得不靠她自己努力了。如果诸事顺遂不出岔子，就像现在这样，过五六年她就能为巴甫利克攒够所需的钱。再过一年，就可以把碑立起来了。再往后必须修茸房子。别人不爱护住宅，因为不是自己的。伊拉当然想把脱落的壁纸粘好，把天花板上的斑点涂掉，跟她同在一个房屋建筑开发经理处的钳工沃洛季卡同情她，免费为她修理水龙头。反正过五年之后，住宅会变得根本不能用。这也需要钱，要很多钱。没关系，她能应付。
　　在伊拉·捷列辛娜的梦想中，没有漂亮的白马王子对她一见钟情，并且把她带往遥远的国度去享受现成的荣华富贵。她的愿望实在而简单：如何正当地挣钱，这些钱派什么用场。她从来没有想过，她的力气和身体是否能够实现她的计划，为巴甫利克治好伤之后，在父亲的坟前立碑，修葺房子等等。她会有自己的家庭、丈夫和孩子吗？什么人会需要她这个由于辛劳而疲惫不堪的早衰的没有文化一贫如洗的人呢？
　　这些事情她的头脑里就没有想过。
　　鉴定专家、艺术理论家、珠宝行家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几天后就做出了结论：已故阿尼斯科维茨住宅里的画和首饰没有一件是赝品，所有的实物都是真品。遗嘱中提到的物品一件不少，无一丢失或者被偷换。甚至连那张可笑的蝴蝶鲜花小画也找到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在她死前不久把它送给一位女友的孙女做生日礼物了。
　　如果坚持图财害命的说法，只剩下一种可能：有人妨碍了罪犯，因而他什么也没有拿走。然而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因为罪犯有足够的时间翻箱倒柜，首饰盒就在其中，他为什么不拿呢？
　　盗窃收藏品很少有随便胡乱得逞的。有经验的罪犯首先要准备好快速销售的渠道，找到能使油画和首饰脱手的销赃人。通常，有人事先定画，到时候不偷所有的画，只偷预定的，才有保证卖掉。因为不这样，多出来的画往哪里放？难道挂到墙上不成？在地段警察拜访之前，也不能卖到博物馆去，那里的人都不是傻瓜，早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了。
　　如果犯罪目的最终还是在于斯马戈林院士的收藏或是他们家族世代相传的首饰，那就应该追查销赃渠道以防万一。而杀人犯在事先踩出通向买主的路时，会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条路留待科罗科夫少校去探索。讨人喜欢的黑眼睛侦查生。
　　几分钟之后，薇拉应该到达。她的情况暂时一概正常，没有外行人也能看出来的偏差。但是他看得见、他知道现在正在或是将来会在她的身上发生的事。近些年来，他在自己的实验中突飞猛进，现在他几乎能准确无误地预见结果。他焦急不安地等待结果，完全不能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指望着只要有结果，哪怕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结果也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当然，遗憾的是他最好的一个实验由于不取决于他的原因突然停顿了。多好的一个实验母本……
　　蔽拉来了，像平常一样，迟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对她是难以纠正的。她恪守的信条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定要迟到，特别是赴心上人约会的时候。不错，她上班也不力求准时。
　　“你好！”她高兴地微笑着飘进他在实验室隔壁的诊室，“为什么一副忧郁的样子？”
　　“想你了，”他勉强笑了一下，“瞧，你一来，我马上就高兴了。”
　　“让你久等了，”薇拉撒娇地柔声说，“看着你愁眉苦脸，现在我开心不起来。”
　　“你感觉怎么样？”
　　他本可以不问。如果一个有六个月身孕的女人容光焕发，穿一身令人吃惊的盛装，她不可能感觉不好。
　　“非常好。真的，昨天晚上我稍微有点不舒服，非常害怕，要是我有你家的电话，一定给你打电话了，真的！多可怕啊！不过很快就好了。”
　　“那到底是什么使你害怕了？”他关切地问，“恶心、头晕，还是疼痛？”
　　“不是，哪儿都不疼，就是……嗯，我不知道，不舒服，就是觉得可怕。也许，你还是告诉我你家里的电话，嗯？要不有什么事情，你是医生，我不找你找谁？”
　　“薇罗奇卡，亲爱的，”他耐心地说，“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得了吧，当然，妻子吃醋，诸如此类。我听够了。我有丈夫，顺便说说，他也既不是天使又不是傻瓜，不过说到孩子，而且是我和你的孩子，可以放弃点什么，你不能想想办法吗？”
　　“不，我亲爱的，没有办法可想，”他的口气稍稍强硬了些，“我有几个小孩子，这你十分清楚。我不能冒险。”
　　“可是我和你也要有一个小孩了。你的那几个孩子哪点比我们的孩子强？”
　　“他们不比他强，”他的声音稍柔和了一些，“不过，要是我的妻子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她会马上提出离婚。那样一来，孩子们准会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成长。而你的孩子会在合法婚姻中诞生。他还会有一个永远不知道生下的不是亲生骨肉的父亲。即便一切照旧，我和你的孩子一切都不会缺少。我的孩子们也不会缺少什么。如果我和你都解除各自的婚姻，我们俩结婚，那么我们的孩子会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成长，而我的那几个孩子却不是。所以现在我问你：我的那几个孩子什么地方不如我和你的小宝贝？为什么我应该牺牲他们？”
　　“原谅我吧，”她坐在他的腿上，温柔地用鼻子蹭着他的脖子，“别生气。我真的吓坏了。你不生气了？”
　　他吻了她的面颊，然后又吻她的额头。
　　“我不生气，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小宝宝怎么样。”
　　在实验室，薇拉习惯地脱下衣服，走进设备舱。她多次做过这些动作，已经不用吩咐和提醒，她知道该做什么，怎么站，怎么躺，怎么呼吸。
　　“今天吃过东西了吗？”他以防万一地问，同时放下身前的保护屏。
　　“没有，跟平常一样。”
　　“好样的。”
　　不过，他也可以不问。举止轻率、用心不专的薇拉，准备做一个某些人所谓的“疯狂母亲”，至少，她在受孕前大约一个月就开始关心未来孩子的健康了。自然，打乱医生规定的规则，倒谈不上。
　　确信薇拉看不见他，他赶快套上工作服，戴上面具和手套，好，可以开始了。
　　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关上机器，他立即脱下防护服，放进专用柜，然后才升起防护屏，按下打开设备舱门的按钮，让薇拉出来。
　　“怎么样？”她快活地问，不慌不忙地穿上昂贵的衣服，“正常吗？”
　　“正常。”他肯定地说，高兴地看着穿衣服的女人。毕竟，薇拉很美。甚至大起来的肚子和已经消失的腰身也没有影响她。她的体型好。“穿好衣服后到诊室来。”
　　每次程序结束之后，他都本能地想尽快离开实验室。虽然他确切地知道，在开机时没有任何危险。把薇拉留在实验室，他回到诊室。暂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生产之前她还应该进行四次这样的程序才能看出结果。
　　薇拉飘进诊室，迅速把门从里面插上。
　　“我表现很好，应该得到奖赏。”她带着调皮的微笑说。
　　“不过可不是在这里，薇罗奇卡。”他被激怒了。
　　“为什么不行？门插上了，谁也进不来。”
　　“别说蠢话。”
　　“这不是蠢话。”
　　他看出来，薇拉生气了。但是刚做完实验就去碰女人，是不可接受的。
　　“薇罗奇卡，亲爱的，急什么，真的。让我们今天晚上从从容容地约会，你要知道，我不喜欢这种仓促的办公室苟欢。”
　　“可是我就想现在，”薇拉固执地说，“以前你不是这样谨慎的。你也喜欢过办公室苟欢。”
　　从前。当然，从前他能让她在这里躺在柔软的沙发上，因为这是为了事业需要。而现在事业需要她经常重复这种程序，怀孕期间需要做二十次，以后在哺乳期一个月一次。自然，他应当同她做爱，这一点毫无疑问，对他来说，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是情人。请吧，他准备就在今天晚上做这种事，在合适的地方，而不是在这里，也不是现在。
　　“可是我喜欢在你长时间忍耐的时候，”他快活地说，“但是像现在这样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刚刚想要——马上就随你所愿。这样很无聊。可是当你经过忍耐之后得到时，那完全是一种别样的乐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对我来说是这样。你是个特别的女人。好了，快回家去，吃点东西，躺下休息一会儿，7点钟我等你。说定了？”
　　薇拉任性，但是好说话。她从小习惯要求别人立即满足自己所有的愿望，同时如果请求她忍让，并且答应给予她比她所要的更多的话也容易让步。
　　“说定了，”薇拉吸了口气，“不过你别迟到，我没有钥匙，别让我像个傻瓜似的在门外站着。”
　　“你放心。”他亲昵地笑了一下，“快回家去吧。”
　　无论怎样也猜不透阿尼斯科维茨同加利娜认识之谜。娜斯佳所有的时间都有一种感觉，在这件案子上不管抓住什么线索，一切仍旧如同一盘散沙。说法一个接一个被否定，值钱的东西既没被偷走，也没有被用赝品偷换。在小偷和走私犯的圈子中，没有人听说过斯马戈林院士的藏画。没有人光顾过珠宝商。阿尼斯科维茨楼内的邻居们也没在死者门口碰到可疑人。在这上头花费的时间很多，但是一无所获。事情毫无进展。就连早年认识一个普通家庭妇女这一句看似胡说的话中，也没有查出眉目。
　　但是娜斯桂没有动摇。此外，她习惯于最后见分晓。如果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方面找不到答案，可以尝试走另一条路，从捷列辛家那方面入手。诚然，消息来源不很多，严格地说，只有伊拉一个。
　　“当然可以问，”斯塔索夫对娜斯佳说，“但是未必能有什么结果，加利娜·捷列辛娜丧失了记忆。六年前她的两个女儿都还大小，不一定知道母亲认识的人，最小的男孩就更不用说了。只看伊拉知道什么。”
　　“斯塔索夫，没有你我应付不了，”娜斯佳陪着笑脸央求道，“你那个姑娘如此孤僻，未必愿意同我谈话，一切都拜托你了。”
　　但是弗拉迪斯拉夫大失所望。伊拉尽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母亲和父亲认识的人当中有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这么个人。斯塔索夫还真的记下了伊拉所能想起来的捷列辛周围所有人的名字。
　　“你同他们接触接触试试看，”他向娜斯佳建议道，“也许，他们认识你说的那个老太太。”
　　好主意。先试试接触接触再说……
　　同曾经跟捷列辛家过从甚密的人会面，给娜斯佳留下了沉重而苦涩的印象。她不理解，怎么能发生一个14岁的小姑娘孤立无援地生活这种事情，竟然没有一个成年人支持她一下。
　　伊拉最先想起来是博热诺克夫妇，过去曾与捷列辛娜家住在同一幢楼里，还在他们搬到索科尔尼基之前。博热诺克太太是个爱吵架的阿姨，常常会为随便一个话题朝别人大喊大叫，她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记仇，而是对她不理解的事情的一种防卫反应。由于她的大脑先天不足，又没受过训练，她懂得很少，以至于她总是从早到晚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害怕上当吃亏，使得她老是一张口就说“不”字。相反，博热诺克先生活不多，嗓门不高，躲在妻子用以吓唬对手的高声大嗓后面坐享清闲，日子倒也过得自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难题。
　　“加利娜出嫁之前，我们同她就是朋友，后来渐渐疏远了。照我看，她的灵魂出窍了。”
　　“这是什么意思？”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是说她完全疯了，”博热诺克太太挥了一下手说，“开始相信上帝了，不知为什么，总是念叨救世主。”
　　“难道信仰上帝是发疯的标志吗？”娜斯佳吃惊地问。
　　“不，可您怎么看？”博热诺克太太马上冒火了，“这是丈夫影响的她，他也上教堂。弄得她晕头转向。”
　　“你们从来没有听加利娜说起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吗？”
　　“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个什么人？”
　　“根据我的情报，这个女人认识加利娜，在发生不幸时，她说过：‘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不会有好结果。’您怎么看，这句话说明什么？”
　　“不，您怎么看？当然，是说她信仰上帝。我相信，她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疯的，因此才把孩子们都害惨了。”
　　“出事之后，您去看过加利娜吗？”
　　“没有。看她干什么？”博热诺克太太反问。
　　“你们是朋友，在一幢楼里住了多年，难道您就不关心她的大女儿伊拉？”
　　“不，你的评论很有意思，”她又提高了嗓门，“难道我们应该把她接到家里来吗？我们自己有两个孩子。”
　　“不是这个意思。伊拉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但是在遭遇不幸和父亲去世之后，只剩下她孤身一人，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的朋友一家需要帮助吗？”
　　“不，听您的意思，好像这一切是我们的错，难道是我们把孩子从窗口扔出去的？”
　　她像装甲车一样刀枪不入。对她来说，原则上不存在“别人的悲哀”这个概念。
　　“除您之外，捷列辛家还有别的朋友和要好的熟人吗？”
　　“莉季娅·叶芙捷耶娃，也是我们过去的邻居。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在斯塔索夫根据伊拉·捷列辛娜的谈话中记下的名单中，有莉季娅·叶芙捷耶娃的名字。但是，她所提供的情况也很少，至少她没有听说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确，从叶芙捷那娃的谈话可以明白，加利娜·捷列辛娜结婚两年后，很快就同自己的女友们疏远了。
　　“她没有同我们吵嘴，没有。但是您知道……她自己从来不打电话，从来不请客。如果我去看她，她当然没有撵我走，也让座，招待，同我说话。但是我始终觉得，她不需要这些。她认为是负担。她不需要我。尼娜·博热诺克还为此抱怨过她。据我看，她连丈夫也不需要。”
　　“孩子们呢？”娜斯佳问。
　　“孩子们另当别论。她的全部身心都在他们身上。只能谈谈孩子，只有孩子们使她感兴趣。这样的情况可以举出两三次来，然而每一次都让你明白，这种生活中有一种只有麻木狭隘的加利娜而绝不是你能享受得了的东西，这您知道……社交愿望在逐渐消退。”
　　“莉季娅·瓦西里耶芙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能详细一点吗？”娜斯佳请求道。
　　莉季娅·叶芙捷耶娃没有说加利娜怎么委屈了她，怎么说过让人不愉快或者伤人心的话。加利娜总的说来是一个安分守己、温柔随和的人。但是自从生了伊罗奇卡之后，她好像变得深沉了，陷入了一个显然只有她才能体味的给她带来欢乐的世界。她不愿意同任何人分享这份欢乐。在伊拉5岁、二女儿娜塔莎2岁时，莉季娅有一次到捷列辛家做客，给孩子们带了礼物。送给伊拉的是精美的看图识字课本，送给小姑娘的是极好看的连衣裙。加利娜收下了极好看的小连衣裙，但是随手就把识字课本放到了一边，却没有让女儿看。
　　“你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客人对小姑娘说，试图引起她对礼物的注意，那是她满怀爱心挑选的。
　　但是加利娜从她的手里简直是夺过书本就塞进了远处的柜子里。
　　“她不需要这种东西。”她严肃地对叶芙捷耶娃说。
　　“为什么不需要？让她学习阅读，她已经大了。”莉季娅表示异议。
　　“她有另外的使命。”加利娜回答。
　　几乎经常都这样。她说出一些莫名其妙、语带玄虚、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也不认为有必要给女友一个合乎常理的解释。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愈来愈使周围的人难堪。捷列辛一家逐渐失去了所有的熟人，谁都不想上他们家去了。在娜塔莎之后，奥列尼卡出生了。然后是巴甫利克。捷列辛夫妇所有的孩子身体都不好，经常不是生这种病就是生那种病，为孩子们所累的加利娜，大概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同女友们保持关系、出事之前的两年，莉季娅就停止给她打电话或者走动了。加利娜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有一天，莉达在街上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碰到加利娜的丈夫列昂尼德·捷列辛和10岁的伊拉，列昂尼德特别不好意思，伊拉倒还平常，大声说：“我们去看爸爸的朋友格里沙叔叔，他生病了。不过您别对妈妈说看见我们了，好吗？要不，她会骂人的。”
　　“骂人？”莉达奇怪极了，“妈妈为什么要骂人？你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捷列辛更加不好意思了，亲昵地摸摸女儿的头，无奈地看了莉达一眼。
　　“伊罗奇卡，快去面包铺，我们俩都忘了给娜塔莎买巧克力了，拿着钱。”等小姑娘手攥着钱走远一点，列昂尼德说，“莉达，真的别对加尔卡说见到我们了，好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做了什么事情害怕成这样？”
　　“没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做，看了看格里沙·萨姆索诺夫，他生病了。”
　　“这有什么？”
　　“加尔卡不能容忍他。不许我们同他见面。如果让她知道我还带着伊拉，她可能要打死她。”
　　“上帝，格利什卡有什么地方让她不满意了？我可知道你们，你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加利亚一向待他不错。是不是他们吵架了？”
　　“好像是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保证，以后不再跟萨姆索诺夫来往。’其他的她什么也没有解释。你知道加尔卡，她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干干脆脆，不作任何解释。问与不问都一样，什么也问不出来。她微笑着责备地看着，不说话，直到你开始觉得是自己错了。不过她同格里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假。要知道我想同他谈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而他微微一笑说：‘你，廖尼亚，原谅我，我没有得罪你的妻子。但是你也别生她的气。我们犯不着同自己的女人一般见识。她不许你同我来往，——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就悄悄见面，不声不响不张扬。’”
　　“还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
　　“没有，”列昂尼德摇摇头，“不过，我想，这件事连一个空蛋壳也不值。加尔卡迷信宗教，我认为这很正常，她喜欢就由她去。而格里沙——他非常好斗，好挖苦人，说话刻薄。也许，他胡说了什么对上帝或者教堂不恭敬的话，她就生气了。”
　　“你同她生活得很沉重吧？”莉达同情地问。
　　“我爱她，”捷列辛简单地回答，“我爱她本来的样子。也许别的人跟她在一起真的感到压抑。尼娜·博热诺克非常委屈，还有你，莉杜尼亚也是，我看得出来。加尔卡把所有的女友都赶走了，她谁也不需要。所以你别告诉她我们去看格里沙了。”
　　“我不说，你放心。但是这毕竟不近人情，”莉达责备地说，“怎么能因为一句话不投机就抛弃朋友呢？”
　　伊拉手里拿着一大块包装鲜艳的巧克力回来了。
　　当捷列辛家发生无法挽救的灾难时，莉季娅·叶芙捷耶娃不在莫斯科。此前几个月她嫁给在里加服兵役的丈夫，随他去了拉脱维亚，一年前才跟丈夫一起回来。丈夫囡为是俄罗斯人又不懂拉脱维亚语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转入了预备役。从尼娜·博热诺克那里听说捷列辛家发生的事情之后，她立即跑来看伊拉，但是伊拉对她不甚亲切，并且说了很多粗话。屋子里乱哄哄挤满了不说俄语的男人，于是莉季娅认为伊拉在忙“正事”，不是特别需要帮助，就匆匆离开了。
　　格里高利·萨姆索诺夫是歌剧院的歌唱家，住得离叶芙捷耶娃家不远。娜斯佳决定去看看他。她很走运。萨姆索诺夫在家，而且，看来他正感到寂寞无聊，因为他对一个刑事侦查员的来访表现出明显的高兴。他正想有人说说话。时值六月，妻子带着孩子们去别墅了，所以歌唱家很高兴同一个不熟悉的女人在一起排遣孤独。
　　谈话涉及的事情，他记得相当清楚。
　　“我知道加尔卡为什么禁止廖尼亚同我来往，”他断然宣称，“她害怕。”
　　“她害怕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
　　“我这样认为，她有一个情夫。可能也没有，但是她当时怕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变得刷白。”
　　“当时是什么时候？格里高利·萨姆索洛夫。您的话我一点都不懂，请详细地从头讲起。”
　　“我碰到加尔卡时，她正从卡捷琳娜的家里出来。我说的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利维茨的家，不过我们背后都叫她卡捷琳娜，叫顺口了。”
　　“您同阿尼斯科维茨很熟吗？”
　　“嗯……怎么说呢……”他微笑着两手一摊，“我们大家认识她很多年了，她是个出色的歌剧鉴赏家，经常到我们剧院来，不少于一个星期一次。白菜会、周年纪念会、首演式都邀请她列席。她就像我们的一尊保护神一样。你瞧一瞧大厅，只要看见有卡捷琳娜坐着，就意味着一切正常，世界没有颠倒过来，大家都健康地活着。但是要说我跟她很亲近，谈不上。她很善于保持距离。走进她的心可不那么简单。”
　　“请您谈谈，您是怎么碰上捷列辛娜的？”
　　“那天我本来是去接卡捷琳娜，送她到城外我们总导演的别墅去。他那天举行60岁生日宴会。我来到楼前，乘电梯上了楼，正在这时，卡捷琳娜家的门开了，加尔卡·捷列辛娜从里面出来下楼。我大为惊讶：她在这里干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卡捷琳娜跟她认识。加尔卡的脸色变得苍白如雪，冲着我尖叫一声，咬着牙打了个招呼，就冲进了电梯，我连电梯门都没来得及关上。”
　　“您没有向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问问捷列辛娜吗？”
　　“当然问了。可她只是摇了摇头，说：‘您别问了。格里申卡，这不是我的秘密，我无权张扬。’”
　　“可这能有什么秘密？”
　　“噢，随便什么样的，”萨姆索诺夫大笑起来，“卡捷琳娜热衷于庇护别人的风流韵事。我确实知道，她在自己家里向许多名人提供幽会场所，不过一个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卡捷琳娜口风极严。她倒适合做侦查工作，真的。”
　　“根据您所说的话，能否做个结论，加利娜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同某位名人幽会了？”
　　“哪里，就这样做结论——言重了。但是说得完全真实合理。顺便说一句，这些约会带有浪漫色彩也不一定。如果发现他们是在那里进行招魂集会之类的胡闹，我也不惊奇。”
　　“难道阿尼斯科维茨是教徒吗？”娜斯佳问，“与她亲近的人中谁都没有说过这一点。”
　　“哎，不是。卡捷琳娜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但是很喜欢附庸风雅，追赶时髦。刚一流行扶乩，卡捷琳娜就会跟着做。她喜欢在自己的家里组织‘沙龙’，只要有借口。而借口可以是任何一个有趣或知名的人、演员、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特异功能者，不管谁都行。”
　　“您怎么看，格里高利·彼得罗维奇，有没有人可能知道，阿尼斯科维茨和加利娜·捷列辛娜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萨姆索诺夫笑着摇了摇头。
　　“即便有，也只有一个，就是与加尔卡在卡捷琳娜的家里约会的那个人。还有卡捷琳娜本人，不过现在你没法问她了。”
　　也好，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娜斯佳本来指望，选择从捷列辛娜接近阿尼斯科维茨的路，能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但是她一无所获。不错，这两个女人认识，马尔塔·舒尔茨没有弄错。那又怎么样？这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死有什么联系吗？未必。甚至肯定毫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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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连续几天，伊拉都在餐厅看见这个家伙，与其说是他盯着她，不如说是经常带着明显的兴趣看着她。
　　“格洛利亚”是一家最普通的小餐馆。专横的黑手党从来不会在这里集会，也不会抢劫它。只有收费人一个月来一次，老板给他劈下一定数量的钱，大家就都相安无事了。白天，“格洛利亚”是咖啡馆，从8点到11点是餐馆，这里总是安静舒适，顾客很少，基本上是同一批人，认为在这里既能吃得好，花钱也不多，就在家门口，比眼看天就黑了还要忙乎做晚饭好得多。
　　存衣室工作人员科里亚叔叔、餐馆服务员、小卖部服务员知道所有顾客的名字和他们的口味。伊拉也喜欢这家餐厅里弥漫着的那种家庭气氛，大家对她很好，给她些食物，态度和蔼。恰巧住在那幢由伊拉擦洗楼梯的十六层楼里的科利亚叔叔特别喜欢她，他每天遛狗时都看见她先是拿着扫帚扫街，然后拿着拖把和水桶擦洗门厅，到晚上又在“格洛利亚”。
　　“你要累死了，”他叹着气说，“有谁见过——这样从早忙到晚玩命做三份工作。”
　　他还不知道小商品市场……
　　今天这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又一次一个人来到饭馆，坐在角落里，同以往一样，要了烤鲜鱼片，酒是杜松子酒。但是老的程序打乱了。伊拉正在擦烤圆白菜馅饼的烤盘，感觉到身后站着一个人。她扭过头去，看见那位顾客带着奇特的目光看着她。
　　“您有什么事？”她不客气但是也无恶意地问。
　　“没什么事。想跟你聊聊。”男子回答。
　　“好吧，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伊拉。”
　　“我是奥列格。可以只叫奥利克。那我们就认识了。”
　　“好吧，认识了。现在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我想问，你的脸怎么了？病了？”
　　“我从小就这样，交易不公平。你问这干什么？”
　　“问问而已。大概，你的生活很沉重，是吗？我看你每天晚上在这里像只蜜蜂一样，洗呀、擦呀地收拾。”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你干嘛纠缠不休？”
　　她背对着陌生人说话，一面没好气地擦着沾满油渍的烤盘。
　　“你工作到几点？”
　　“到做完所有的工作，几点完事算几点。”
　　“你住得离这里远吗？”
　　“就在附近。”
　　“可是半夜里回家不害怕吗？”
　　“害怕，”她终于微微笑了一下，“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在家里做的工作。”
　　“你愿意吗，今天我来送你？”客人出乎意料地问。
　　“为什么？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要，”奥列格又一次说，“让我送你怎么样？”
　　“那你就送吧，”她冷淡地耸耸肩膀，“反正我不会邀请你上家里去。”
　　“我也不会赖着要上你家里去。”
　　他回到大厅里，重新端起杜松子酒。过五分钟，伊拉就把他忘了。直到11点钟之后，她到大厅里擦地板时才想起他。他那张桌子空着。“也算是护送人，”伊拉心里冷笑道，“跑掉了。说不定正躺在哪个姑娘身边……”她没来得及转完念头，因为从存衣室那边传来科里亚叔叔的声音。他在同什么人说话。伊拉留神听了一阵，第二个说话人的声音有些熟悉，好像是那个烦人的奥列格。
　　在清理餐厅和盥洗室之前，她强制自己压下好奇心，依然平静地擦大厅里的地板。她拎起水桶和地板刷子走出大厅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看上去形象欠佳：陈旧过时的运动裤、洗得退了色的汗衫、蓬乱的头发、疲倦的面容。随他去吧。她必须工作。至于他不喜欢——让他滚得远远的。
　　奥列格兴致勃勃地在同科利亚叔叔讨论足球或是冰球之类的赛事，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她有一阵觉得，他根本不是在等她，此刻只是在同存衣室看门人聊天，然后嘲讽地转动门把手——“拜拜，擦地板的公主！”或许他根本不是在等她，而是在等餐厅或小卖部的某个女服务员。她马上去擦盥洗室，暗中指望着，如果奥列格要走的话，至少不要当着她的面走。但是他没有走。半夜12点多钟，伊拉做完工作，把水桶和地板擦放进杂物房，向门口走去。科利亚叔叔抖响了钥匙串，“格洛利亚”夜间关门和早晨开门都是他的职责。
　　伊拉走到外面，示威似的装作没有发现奥列格的样子，即使发现了，也完全不明白他干嘛站在这里。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就在身后，让她大感惊奇的是，他没有赶上她，只是在后面跟着。同逐渐增长的恐惧搏斗着，强压下转过身去的愿望，她走到了自家门口。
　　“你是送我吗？”伊拉站在门厅口没好气地问。
　　“是啊。”奥列格平静地回答。
　　门厅边亮着一盏灯，现在伊拉可以好好打量一下他了。中等个头，当然比她自己高些，可爱而诚实的脸庞，穿的衣服很贵，虽然简单。牛仔裤看起来是普通的，汗衫和上衣也是，然而整天在服装中奔走不停的伊拉十分清楚，这种“普通”价值多少。
　　“你到底要什么，护送人？”
　　“想证实你平安到家，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
　　“因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份关怀？时间没地方打发了？”
　　“有地方。充满关怀，”他突然笑了，“好吧，我走了，祝你好运。”
　　他转过身，匆匆往“格洛利亚”方向走回去。伊拉只是觉得奇怪，因为去地铁完全是另一个方向，然后一想，奥列格大概住在附近什么地方。他每天来“格洛利亚”吃晚饭不是没有用意的。
　　家里安静而清洁。新房客伊里亚斯刚刚搬来三天就外出办事去了，说要离开十天。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已经睡了，他的房间里没有灯光。伊拉把茶壶放到火上，赶快钻进挂着一面大镜子的浴室。
　　这家伙为什么对她纠缠不休呢？事实上她这张脸能够漂亮一些。伊拉对他说的是实话，她从小就这样，因此她习惯了长满令人讨厌的粉红色丘疹的皮肤不健康的样子，大概，不习惯的人，看着会觉得不舒服。没有梳理的头发蓬得像一团乱麻，不，真的，他干嘛还纠缠不休？
　　炉灶上的茶炊开始轻轻地响了，伊拉跑进厨房，趁响声没有大到吵醒别人，赶紧关上煤气。她不想打扰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打开冰箱，她忧郁地看清，除了人造奶油和两节小香肠，冰箱里什么也没有。“傻瓜！”她在心里骂自己，“阿尼娅给你留下了一纸袋吃的，可是你却忘记拿了。全都是因为这个傻乎乎的奥列格。”小卖部服务员阿尼娅确实给她留下了一只纸袋，伊拉记得里面有两个圆白菜馅饼和一节香肠。她心里因为奥列格而焦躁不安，就忘记了纸袋。
　　自制的小香肠味道不怎么好，已经干枯发皱，引不起食欲，人造奶油也没有什么可抹，因为今天没顾得上去买面包。干完市场的活，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两个妹妹，在那里逗留了很久，等她回来时商店已经关门。当然，买面包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都不成问题。卖新鲜面包的老太太们在地铁站呆到晚上10点钟。不过，她们的面包比商店里贵得多，她没有权力这样花钱。她有目标，她要按计划朝这个目标前进。她的一切乃至最少的零钱都得服从这一目标。连买面包多花一千卢布，都会推迟伊拉最终付清弟弟手术费的时刻。
　　冰箱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木制面包盘，那是伊拉给房客们用的，她自己的面包总是用聚乙烯袋包好放在冰箱里。这样在冰箱里不会发霉。而她又需要省钱。伊拉像个小偷似的向四周看了一眼，打开了面包盘，那里放着一大块面包和半节“索科尔尼切斯基”火腿肠。切一小块，行不行？
　　不，她坚决地放下木盘，像挨了烫似的缩回手。她有生以来从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是在学生宿舍。现在也不会。不错，她是一个粗鲁、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贫穷的扫街工、清洁工，还是一个洗碗工，但不是小偷。
　　伊拉给自己倒了一杯浓茶，放了一勺多糖，坐在桌子边的凳子上。屋里寂静无声，跟平时一样，在这一片寂静之中，她不喜欢并竭力从自己身边赶走的那些念头又涌了上来。她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是准的过错？母亲的？就是！自从出事之后的这些年来她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最近以来，她的头脑里开始出现另外的想法。为什么母亲会突然精神失常？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她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要是她还保持着记忆该有多好……当她非常疲劳时，伊拉就开始为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得以逃脱并且躲进邻居的家里而懊悔。让母亲把她也从窗口扔出去算了，也许那样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罪。让自己也去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享受国家全额保障，也就不知道伤心了。起码，那要比她千方百计节省可怜的一点点钱自己养活自己强得多。如果后果更严重些，也就是摔死而已。那就没有任何辛苦和烦恼了。
　　残疾人疗养院在非常远的地方，到那里去必须乘电气列车。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知道，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从高楼上摔下地之后失去了记忆，她去看加利娜时大体上不抱任何希望。她到那个地方去更多的是遵循惯例行事。
　　残疾人疗养院院长没有讲出一点娜斯佳感兴趣的东西，倒是马尔法小姐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谈话对象。胖胖的马尔法小姐俗名叫赖莎，50岁左右，待人和气，几年前她出家进了离这儿不远的修道院后，一直无私地照料孤身病人。她对加利娜·捷列辛娜格外关照，因为人们对她说，加利娜致残之前，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笃信上帝。
　　“只有女儿来看她，”修女告诉娜斯佳，“还有一个人关心加利娜，但是从来没有到她那里去过。”
　　“是什么人？”娜斯佳警惕起来。
　　“一个很有趣的男人。大概三四个月出现一次，每次都必定找我问加利娜的情况。”
　　“他是谁？他如何解释自己对加利娜的关心？是亲属还是家庭的朋友？”
　　“我说不上来，”马尔法护士轻柔地微笑着，“我有什么权利问他？他说，他跟加利娜已故的丈夫很熟，我只得相信他。但是我有个印象，他是个医生。”
　　“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根据他提的问题。他对给加利娜服什么药，她有什么病感兴趣。您知道怪在什么地方吗？他从来没有给她带过任何东西，无论大的或小的礼物。只是找我问他的问题。”
　　“就这些吗？”娜斯佳全神贯注地看着修女和善的圆脸庞。
　　“不。”
　　马尔法小姐坚定沉着地迎着娜斯佳的目光，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还有什么？”
　　“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经常到这里来，并为此给我付了钱。我用这些钱为加利娜买各种小用品：牙膏、肥皂、糖果、衬衣，自己一个戈比也没有花，你不必怀疑。”
　　“这些情况您连她的女儿也没有告诉过？”
　　“当然，没有。我许诺过的。说到底，这是加利娜自己的秘密，但是我有责任保守它。不过她不记得这个人。总的说来，她对发生不幸之前的任何事情都不记得了。”
　　“您怎么知道她不记得他？您到底对她说过他没有？”
　　“不，您怎么啦，怎么可以，他自己想证实她是否完全丧失了记忆，曾经在我带她到公园里散步时几次走过她的身旁。她对他毫无反应。”
　　“兴许，他们过去不认识？”娜斯佳推测道。
　　“可能。”马尔法小姐同意。
　　“很有趣。这个人最近一次来这里很久了吗？”
　　“三个星期之前。”
　　“就是说，现在他不会很快就来。没关系，只好等着。马尔法小姐，我可以请您帮个忙吗？”
　　“得看是什么事。”修女小心地回应说。
　　“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如果这个人再来，请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过，一定要马上打，而不是等他走了才打，好吗？”
　　“我尽力吧。”她点点头。
　　走访捷列辛娜的三个小孩娜塔莎、奥莉娅和巴甫利克所在的儿童医院的结果大出意外。一个陌生男人也经常到这里来，而且也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健康。三个孩子从高处坠地的后果各不相同，共同的只有一点——没有别人搀扶他们都不能行走。比如，13岁的奥莉娅停止了发育，现在的智力只相当于母亲把她扔出窗口时那个7岁小姑娘的水平。摔裂的骨头怎么也无法愈合，由于并发症和炎症不断又无法做手术，因此小姑娘至今都打着石膏绷带。17岁的娜塔莎情况相反，智力得以保持正常，她的目的性之强让医生们都大吃一惊——靠课本自学掌握了中学的全部课程。课本是伊拉带给她的。她几次想转到残疾儿童寄宿学校去，那里有老师。但是医生不同意，因为姑娘经常生病，需要治疗。一阵小小的穿堂风就能使她发烧，烧到差不多四十度，而且持续几天不退。除此之外，没有心脏起搏，一个星期也过不去。另外，主要的困难在于，奥莉娅和娜塔莎两人都对许多药物过敏，在她们住院以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们可以或不可以用什么药。两个小姑娘的变态反应如此强烈，以致稍不注意就可能导致咽喉水肿引起窒息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们交给别的机构是危险的。目前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两个小姑娘一辈子算是完了。
　　与拜访残疾人疗养院不同，陌生男人在那里只限于同修女小姐说话，而他到医院来则去看望两个小姑娘和小巴甫利克。因此娜斯佳立即请求带她去看娜塔莎·捷列辛娜。娜塔莎是个漂亮的姑娘，但是病态般的苍白，穿着特制的紧身背心坐在摆满了书的床上。除她之外，病房里还躺着五个未成年人，五双好奇稚气的眼睛立即一起投向娜斯佳。
　　娜塔莎·捷列辛娜不论外表还是风度举止都不像自己的姐姐。虽然病得很重，她微笑着同娜斯佳说话，尽量表现出竭力追求留下良好印象的人们通常展现的礼貌。
　　娜斯佳不由想起自己同伊拉惟一的一次会面，她指责一切，全不顾忌给周围留下什么印象。
　　“萨沙叔叔是爸爸的朋友，”当娜斯佳问起经常来医院看望捷列辛家的孩子的人时，娜塔莎开始乐意地讲述原委。
　　“萨沙叔叔姓什么？”娜斯佳感兴趣地问道。
　　“尼古拉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
　　据娜塔莎说，“萨沙叔叔”就是那个大约一个月来看他们一次的尼古拉耶夫，除了给娜塔莎带书，别的什么也不给孩子们带。这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不知道，至少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十分和善、细心，关注娜塔莎的学习成绩，甚至检查她如何解物理和数学题。他不吝惜时间，给她讲解中学课本中她没弄懂的那些章节。
　　护士们也知道“萨沙叔叔”，但是她们指出，他对奥莉娅和巴甫利克几乎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都陪着娜塔莎，同两个小的至多不过坐上十分钟。诚然，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他每一次都问得很详细。他长得什么模样？50来岁，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深色的头发杂有白发，没什么特征。
　　“您知道吗，我们有时甚至觉得娜塔莎是他的女儿，”一位护士悄悄地对娜斯佳说，“大概，他同他们的母亲有过浪漫史，所以，他对其他孩子关心较少，而且仅仅是做做样子，以免他偏向娜塔莎一个会惹人注意。”
　　看来，似乎她离真相不远了。至少，这个假设看起来完全合乎逻辑。如果加利娜·捷列辛娜正是同他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约会，那么可以踏踏实实地放下这条线索。这件事情同阿尼斯科维茨遇害没有关联。
　　但是，终归还是有什么妨碍娜斯佳彻底放弃对捷列辛一家的调查。这个“什么”就是神秘的“萨沙叔叔”对加利娜·捷列辛娜和她的三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始终不懈的关心。虽然一共有四个孩子，但是他只关心三个。他为什么不关心最大的伊拉呢？或者他最终还是关心她的？
　　已故阿尼斯科维茨的宿舍那个门洞的所有居民都认识了米沙·多岑科的相貌，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他详尽地询问每一个人，无一遗漏，多岑科清楚地知道，很多人都认为“看见了”和“注意到”之间距离不大，人的大脑能把耳闻目睹的一切记下并且储存起来，但是必须善于选择记忆库的钥匙。成千上万的人看见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之后却完全不正确地宣布，“谁也没看见他”。可以羡慕年轻侦查员的勤奋与毅力。总之，他到底查清了凶杀之前不久楼里来过一个陌生人。确切地说，不久前住进楼里的人们都没有见过他，不错，这一类人毕竟是多数。一个50多岁的男人，可爱的外表，深色杂白的头发，谁都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指不出任何特征来。正确的特征是鼻梁稍稍有点隆起。
　　多岑科又一次访遍了在大楼里居住超过六七年，即在捷列辛家发生不幸之前往在楼里的住户。他的奔走得到了回报：一个房客想起，她不止一次看见过有这一特征的男人，但是在多年以前。
　　这样一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一个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与加利娜·捷列辛娜约会的男人，在加利娜和她的三个孩子住进医院之后不再到这里来了。从那以后过去了六年。在这六年中，那个男人经常出现在加利娜和她的孩子们身边，并且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而不久前，在阿尼斯科维茨居住的楼里，人们又看见了他，之后就发现阿尼斯科维茨被杀害了。一个引人喜欢的故事，什么也说明不了。
　　“直说吧，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当娜斯佳说完自己的残疾人疗养院和医院之行后，尤拉·科罗特科夫指出。
　　“谁能做得更好，让他去做吧。”她耸耸肩膀。
　　“但是这里漏洞太多，”尤拉气愤地说，“难道你自己没看出来吗？”
　　“我看出来了，”娜斯佳并不气愤，她赞同尤拉的意见，“但是补漏洞总比束手无策地干坐着对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过早去世唉声叹气好。当务之急是查明四个男人是否是一个人：第一个同捷列辛娜约会，第二个到残疾人疗养院向修女马尔法小姐提了一大堆问题，第三个上医院探望捷列辛娜的孩子们并且对娜塔莎特别关注，第四个在阿尼斯科维茨遇害前不久才出现。外表描述如此模糊，可以比照着找出上百个年龄相当的男人。按照你所形容的我的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一下子冒出多少取决于事实上有几个男人，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四个。听清楚我的意见了吗？”
　　“你的意见你明白，结果如何，你等着瞧吧。”科罗特科夫埋怨道，“我说，让我去过一夜好吗？”
　　食道真窄，娜斯佳差点没让一口咖啡呛着。
　　“怎么啦，你被从屋里赶出来了？”
　　“不是被赶出来，而是我最好两天不回去。我恳求科良还跟以前一样，但是现在不方便，瓦莲金娜住在他那里。”
　　自从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认识瓦莲金娜之后，尤拉·科罗特科夫就碰到了特别尖锐的“住宿冲突”问题。以往他到同事家去住宿没有丝毫不便，因为谢卢亚诺夫离婚后一个人住一套宽敞的宿舍。现在呢，来了个迷人的瓦列奇卡，使局面大大复杂了。问题不在于拥挤——他们可以随意分住在谢卢亚诺夫的三个房间里，而在于礼貌不允许尤拉打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单独相处。与此同时，这种微妙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延伸到娜斯佳的单间宿舍去。尤拉十分清楚，娜斯佳的丈夫眼下正出门在外，还是请求她给他一个栖身之地吧。
　　“走吧，”娜斯佳点点头，“你可以睡折叠床。不过我那里没有吃的。”
　　“没关系，我们在路上买，”尤拉振作起来，“同时我们可以预先排练一下明天业务会上的凄惨场景。我要直接看看，小圆面包，将如何为阿尼斯科维茨案件而让你我的脸面擦桌子。”
　　“会是他正确，”她忧郁地补充道，“这么多天过去了，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啊，亲爱的，你不对，”科罗特科夫摊开双手，“我们也在调查抢劫动机，检查所有的销赃渠道，顺便说说，我向你夸一句海口，我给邻居们帮了大忙。定购阿尼斯科维茨收藏品的人我没有找到，但是我发现了向一位大古董商定购赃物的线索。同事们在那里全线布置了预防措施，敞开口袋等着小偷呢。可是你想想，如果这些小偷准备去杀害老板呢？到那时候，我，聪明的密探科罗特科夫，还会使我们免于一死。而你却不夸奖我，只是一味地责骂埋怨。”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娜斯佳大笑起来，亲昵地弄乱他的头发，“等着‘小圆面包’明天骂人吧，倒霉的事情不少呢。我一般是他旁边的天使。”
　　他们坐进尤拉那辆奄奄一息的旧汽车，开到娜斯佳住的谢尔科夫斯科耶路。他们在家里很快用半成品做好晚饭，同时科罗特科夫还不停地埋怨娜斯佳不会理家。
　　“应该加上点蒜和其他调料。”
　　“蒜没有。调料嘛，大概有，但是我不知道廖什卡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
　　“沙拉油你这里总该有吧？要是有沙拉油也行。”
　　“好像没有，要到冰箱里去找找。”
　　“瞧你，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
　　他打开冰箱门蹲下来。
　　“亲爱的大姐，你这里放着一锅汤！”
　　“是吗？”娜斯佳真的吃惊了，“正需要呢，而我竟然不知道。那里头还有什么好东西呀？”
　　“好像是剩下的烤羊肉。干酪也很多，你最近一次光顾这里是什么时候？”
　　“去你的吧，科罗特科夫，别逗了，”娜斯佳挥一下手说，“我拿近处这一块，赶快吃完好睡觉。”
　　“你这个怪女人，”尤拉谴责地摇摇头，“廖什卡辛辛苦苦为你做好了吃的，好让你不至于在他出差期间饿死，而你却在凑合。”
　　“别给我起这么难听的绰号，要不我不给你折叠床，让你睡在地板上。好了，把汤拿过来，还真的要喝掉，否则廖什卡该委屈了。”
　　没想到晚饭还很丰盛，娜斯佳同尤拉由于饥肠辘辘，一下子往肚子里塞进好多食物，已经撑得不能动了。
　　“听着，”娜斯佳害怕地说，“我好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贪嘴犯了个大错误。”
　　“我们再在桌子旁边坐一会吧，着什么急呀？”科罗特科夫漫不经心地附和道，“廖什卡什么时候回来？”
　　“再过三天。”
　　“你想他吧？”
　　“我？”听到这个推测，娜斯佳甚至连夹在指缝间的雪茄都扔掉了。
　　“当然不是我。齐斯加科夫是你的丈夫，不是我的。”
　　“不，不想。你也知道，尤里克，我从来不想。”
　　“谁都不挂念？”他怀疑地问。
　　“谁也不挂念。自给自足到令人生厌的程度。有时我觉得，我一般谁也不需要。一只自得其乐的小猫。”
　　“阿霞，你有没有为你的自给自足害怕的时候呢？”
　　“有的，”她笑笑，“经常有。但是我同这种胆怯作斗争。”
　　“以什么方式？”
　　“劝说自己，一切都归咎于我的工作占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我没有同任何人交往的愿望。后来，我有了廖什卡，他代替了我的女友、朋友、情人和所有的人。顺便说说，关于朋友，我和你都忘了给斯塔索夫打电话了。”
　　“对呀！”科罗特科夫突然想起来，“我们两个马大哈，现在已经晚了，大概不便打扰。”
　　“晚了？几点了？”
　　“12点半。”
　　“嘘，你，尤尔卡，你总是用你那些哲学思想骗我。好吧，早晨再打。去铺床吧。”
　　她给科罗特科夫铺好折叠床，按照待客之道把冲澡的优先权让给他。娜斯佳钻进被窝，缩成一团，疲倦地闭上眼睛。但是睡不着。不由想到伊拉·捷列辛娜，虽然她没有过错，却命运不济，孤孤单单地活在世上。
　　“不，我不明白。”她突然说出一句话来。
　　“你不明白什么？”已经入睡的科罗特科夫不理解地应道。
　　“什么都不明白。一个小姑娘苦苦挣扎，玩命似的干四份工作，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帮助她，要知道她的父母有朋友，那么这些朋友现在都在哪里呢？难道岁月把人都改变了？我不明白，尤利克，怜悯、同情还有普通人常见的恻隐之心到底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心发抖？我记得很清楚，我14岁的时候，我们过的什么生活。假如我的家庭碰到什么事情，但愿不会，至少会有十个家庭帮助我、支持我，我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不会让我去住寄宿学校。可是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的世道是，你看见了捷列辛娜活生生的实例，金钱毒害腐蚀着人们的心灵。阿谢尼卡，文明世界生活在天经地义的观念中，一部分人，钱多，甚至太多。另一部分人，钱少，甚至没有钱。这是生活的正常潮流，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可我们的同胞们都是在大家的钱应该一样少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潮流突然被打乱了，而且突然得心理来不及适应。哪里见过这样的事，一个人的退休金只相当于一张市内电车票。而一个邻居却有三辆小汽车和两幢郊区房子，这位邻居上一趟超级市场买食品，就花掉三个老人的退休金。除了仇恨、嫉妒，对别人的不幸漠不关心和无根据地贪婪，这还能导致什么？”
　　“是啊，大概你是对的。”娜斯佳沉思地说，“加上普遍缺乏信心：明天会不会被抢走一切？所以甚至富裕的人们也不从事慈善事业。担心明天政权更换，财源断绝，为了以后一辈子生活得体面，就要想方设法积攒得更多。即使如此，城里还是有一个人对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妹妹、弟弟极为关心。尤拉，这是为什么？他的关心从何而来？而他为什么不关心伊拉呢？”
　　“听着，你给我出了道难题，”科罗特科夫抱怨地说，“你总是在该睡觉的时候冒出一串一串的问题吗？等我们找到这个尼古拉耶夫，一切都去问他。忍耐一下吧。”
　　“对不起，”娜斯佳抱歉地说，“晚安。”
　　她此刻已经确信，他们根本找不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这个人。当然，好在不是伊万诺夫·伊万·彼得罗维奇，不过本质上差别不大。
　　卓娅与薇罗奇卡完全相反，不引人注目，历经坎坷，直到37岁了还是个待字闺中的老处女，她把自己受孕当做是上帝的恩赐，而看他就像是看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怀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和高兴。尽管他是她未来孩子的父亲，可还是对他称“您”，与充满活力、精明强干的薇拉不同，她甚至从未提起过合法婚姻。
　　他在卓娅身上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她需要每星期进行一次照射。他严格注意，不让两个女人在他的诊室碰面。
　　“您为我做了这么多。”她在程序结束后边穿衣服边羞怯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别说蠢话，”他兴奋地嘟哝着，“这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我应该关心你也关心他。你感觉怎么样？”
　　“谢谢，很好。只是有些害怕。听说，在这个年龄生头胎很危险。您看，不会有事吧？”
　　“当然。把这种忧虑从脑袋里扔出去。你是个正常健康的女人，一切都应该顺利过去，不会有事的。我每个星期为你检查一次不会白做的。”
　　卓娅怀孕才三个多月，但是他对她寄予了最大的希望。二十年顽强不懈的努力，夜不能寐，与自己不爱的女人同居，终于应该带来盼望已久的结果了。如果卓娅不辜负他的期望，他就娶她为妻，作为对命运的感激。同卓娅的关系是一种资本，可以把它的利息倚为依靠直至终老天年。她将幸运地成为他的妻子，看来，她会宽恕他的一切，并且忠实地照料他后半辈子的生活。
　　但是总的看来她说得对，37岁生头胎是件冒险的事。不用说，他关注着她的身体状况，不过要在妇产医院的严密保护下，让他们邀请高明的心脑科大夫，还有外科大夫。如果卓娅自己不能生产，就只好做剖腹产手术。卓娅本人不能冒险，孩子更不能冒险。小孩子应该用母乳喂养，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
　　“您很快要过生日了，如果我送您一件礼物，请别生气。”
　　上帝，多么感人！他为什么要生气？恰恰相反。
　　“卓尼卡，孩子，当然，我非常高兴你记得我的生日，”他温和地说，“但是，你不应该为我花钱，很遗憾，我不能像我应该和心想的那样帮助你，我自己挣钱不是太多，可是要知道我有家庭，妻子和孩子，这你是知道的。如果你买礼物送给我，我自己会难为情的。”
　　“看您说到哪里去了，”卓娅嘟嘟哝哝地说起来，就像看一尊圣像似的看着他，“您怎么可以这样说，您什么也不欠我的。既不用帮助我，也不用给钱。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有。这样您不生气吧？”
　　他轻轻地拥住她吻了一下她散发着好闻的洗发水香味的头发。对待同他的每一次约会，卓娅都像准备第一次见面一样，洗干净头发，穿漂亮衣服，修剪指甲，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所有的约会都照常在他的诊室或实验室里进行，少有例外。怀孕之后，她不再要求床笫之欢，不像年轻貌美、精力过剩、贪求欢娱的薇拉。她一般什么都不要求，除了默默地忘我爱他的权利。
　　“你走吧，亲爱的，”他温柔地说，“我有很多工作。”
　　他不是撒谎，工作的确很多。他计划给一家大型的科学杂志写两篇论文，尚未动笔，甚至病例材料都没有收齐。此外，桌子上上星期就放着一大摞学术专著手稿，别人送来请他写书评的，而他连翻也没有翻。还有他自己的一件工作，这对他比其他一切更有意义也更加重要。这项工作什么也没有带给他，既不能扬名天下，也不能获得金钱，更不为世人承认，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当然除了他自己。他为自己的思想工作了二十年，直到现在，似乎接近完成了。只有成功才能给他安慰。甚至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一成果，随他去吧。如果他能够对自己说：“我做到了这件事。我证明了我是正确的。现在我能做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的事情。”这就足够了。
　　然后，就可以同那个沉默少语、容易满足、永怀感激的卓娅安度一生了。至于为了完成这一思想而犯下的过失，将不再烦扰他的良心。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的顾虑并非多余。早晨的业务会上，绰号叫“小圆面包”的戈尔杰耶夫上校，又一次向整个反严重暴力犯罪处宣称，他没有特别偏爱的人。侦破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遇害案没有结果，得到了应得的评价，尽管我们满心希望，也不能把这一评价称为是令人满意的。
　　“非常不好，”戈尔杰耶夫作了令人不快的结论，“散会。娜斯塔西娅，你留下。”
　　娜斯佳靠在椅子背上等待训斥。她知道，维克多·阿列克谢那维奇当着大家的面，不会指责任何一个人，最激烈的言辞都留待单独谈话时才说，因此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不错，让人惊奇的是，上校没有留下尤拉·科罗特科夫，也放走了米沙·多岑科。寻找替罪羊或者放狗咬“靠边的”都不是他的准则。
　　办公室里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小圆面包”挨着娜斯佳在会议桌旁边坐下来，摘下眼镜，习惯地把塑料镜腿放到嘴里。
　　“你谈谈吧。”他十分平和地说。
　　“谈什么？”
　　“谈谈阿尼斯科维茨案件。怪我，我忽略了这件案子，放松了监视，我曾经相信一切都围绕着收藏品和钻石。我早就该找你谈谈的。什么在困扰着你，斯塔谢尼卡？这个案件什么地方不对劲？”
　　“全都不对劲！”她绝望地说，“我压根儿就没弄明白。”
　　“嗯，这种情况并不少，”上校笑了一下，“十年来，我至少每个月听你这样说一次。”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有些绝对荒谬的想法，而且检验它们的路子也未见得好多少。但是我自己应付不下来，我的锋芒很快会受到挫折。”
　　“这样才像话，”上校点点头，“至少像一次实事求是的谈话虽然有关荒谬的设想我也听你说过一点。这种情况过去有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自我们认识以来有过二百次。你别唬我，更别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什么想法？”
　　“根据熟悉阿尼斯科维茨的人的证词，她保守着大量的风流隐秘，她经常在家里安排幽会，幽会的主角是一些知名人物。糟糕的是，她把这些隐秘真的埋葬了。至少，同我谈话的人当中，没有人能说得出这些风流韵事中的一个角色。”
　　“是不能还是不想说出来？”
　　“我不知道，”娜斯佳坦白地说，“事实就是没有说出来。这些幽会者之中有一个人的行径尤为奇怪。我有有力的证据认为，他好像与谋杀有关联。但是怎样找到他，还没有想出办法。”
　　她详细地向上司讲述了脸孔讨人喜欢的神秘男人。
　　“因此必须有步骤地采取行动。首先要尽可能确认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想方设法找到他。这有两个方法，一个保证通向成功，但完全是愚蠢的。”
　　“谁愚蠢？”戈尔杰耶夫不明白，“是成功还是脸孔讨人喜欢的男人？”
　　“方法愚蠢。是极其简单的意思，没有创造性。主要是要求大量的人放下工作，时间长短不定，肯定会相当长。我指的是在残疾人疗养院和医院设伏傻等，等他在那里出现。”
　　“第二种方法呢？”
　　“设法通过与阿尼斯科维茨相识的人找到他。这有细微的差别，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没有秘密在她掌握之中的人，阿尼斯科维茨也不是无所掩饰的。她最为亲近的三个人是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童年的朋友、收藏家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和知心朋友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舒尔茨，他们都没有享受过好客之家的服务。不过，如果找到在那里幽会过的人，那就完全有可能，恰好是这些人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哪些人因为自己的风流韵事到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去过。我几乎相信，她对他们不至于如此滴水不漏。”
　　“怎么如此有把握？”“小圆面包”的眉毛向上挑起。
　　“这不是有把握，”娜斯佳摇摇头，“这是一种期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期望阿尼斯科维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渴望分享秘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是谁的秘密，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这种需求实现起来一般有两种形式：掌握秘密的人或者记日记，或者泄露秘密。实话告诉您，当查清阿尼斯科维茨的贵重物品没有被抢走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日记。但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三个最亲密的朋友异口同声向我保证说，她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我认为，贝绍夫和舒尔茨对此可能不知道，尽管他们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与她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丈夫不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她告诉过什么人。否则我只得承认，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头目，曾在专门的训练中心接受过相应的心理训练。”
　　“你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亢奋起来，“这老太婆是个老牌间谍——这里有什么名堂。新思路。好吧，笑归笑，但愿你是正确的，斯塔谢尼卡。根据熟人讲的情况判断，阿尼斯科维茨是一个正常的乐观愉快、友善待人的阿姨，照这么说来，她的心理应该是正常的。带着自己的情妇上她家里去过的知名活动家的名单你有吗？”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不过这是她圈子中的人，是她认识的人，她同他们在社交活动、首映式、周年纪念会和宴会上见面。首先急需拟出一份尽可能齐全的这些人的名单，然后小心挑选出那些背叛夫人躲藏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背后的人。在这些轻浮的情人之中，应该有哪怕一个人知道，这个脸孔讨人喜欢并同加利娜幽会的人是谁。也许，我们会走运，这个男人就在熟人名单上。”
　　“明白了，问题难在哪里呢？”
　　“难在他们不会同我谈话。您想想，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去找一位前部长，并开始向他盘问那套房子的女主人的情况，就是他曾经在那里嫖过女人的那套房子，请原谅我的粗鲁。前部长会急着向我解释我的想象出了毛病；并把我赶出门外让我下不了台。那种以揭露某桩谋杀案的名义散布对自己有害的私人秘密的人，您这一辈子见得多吗？”
　　“很少，”戈尔杰耶夫赞同地说，“就是说少得想不起几个来，甚至就没有过。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困难在哪里，怎样克服它我却不知道。有一个希望是，等拟好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后，角色自己撞上门来。有一个推测，他是个医生。”
　　“如果不来呢？”
　　“到时候我要想一想。离这一步还早着呢，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暂时必须鉴别外貌。”
　　“那你别磨蹭。我今天批准了米沙·多岑科的休假申请。”
　　“怎么让他休假！”娜斯佳惊讶地叫了一声，“从几号开始？”
　　“7月10号。没有安排好——只好怨自己。”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娜斯佳开始给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熟人打电话，跟他们约定见面。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说没说过，有一个她几年没见的老熟人到她那里去过？”
　　“记不记得在她的熟人中有个深色头发开始变白，脸孔招人喜欢的男人？”
　　“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中有没有接近医生的人？”
　　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要问。至于回答能不能给这位迟暮的老妇被害的秘密泻进一线亮光，没有丝毫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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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当斯塔索夫请求伊拉同阿娜斯塔霞·叶敏斯卡娅见面并且回答她的问题时，伊拉断然拒绝到彼得罗夫卡去。
　　“得了，费拉迪克叔叔，干嘛浪费时间。”伊拉说，“我只在5点到10点之间能有空，可是我在这段时间里还要打扫房间、上商店。娜塔莎要一种莫名其妙的课本，必须去找。我没有时间空谈。”
　　“这不是空谈，伊利娜，”斯塔索夫严肃地说，“归根结底，我在彼得罗夫卡的朋友们为了给你查明那些当倒爷的房客，从不吝惜时间，你可别忘恩负义哟。”
　　“到底有什么事情？”她生气地问，“需要谈什么？关于我父母的事全都已经谈清楚了，怎么又来刨根问底，过去这么多年了……”
　　“伊拉！”
　　“那好吧，好吧，”她让步了，“也许，让您这个卡敏斯卡娅亲自到我家里来一趟？”
　　斯塔索夫也可怜她。他知道，他这个原来的邻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干多少工作，他也理解，一天忙活十八到二十个小时，就是对于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也是吃不消的事情。
　　“让她明天5点钟来，”伊拉建议道，“这时候家里没有别人，说话安静。不过您也要来，费拉迪克叔叔，没有您在场我不说话。我怕见生人。”
　　头天晚上，她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了一遍自己的住所。没什么，还不错。当然，不能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节，但是一般的工作访问还过得去。毕竟，她平时尽量不让家里显得杂乱，以免在房客面前丢人现眼。伊里亚斯外出还没有回来，而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要到8点左右才下班回来，有时候还要晚，他要穿过整个城市，他说过跑一趟要一个半小时。况且他明天好像要去看房子——前妻又找到一种交换房子的办法，伊拉听见他在电话上商量来着。应该早点到家，擦擦地板，掸掸灰尘，检查一下厨房，洗碗池里不要有放了许多天的脏盘子。让弗拉迪克叔叔同他的女警察一道来，既然他们这么着急。
　　虽然她平时要“做”到最后一分钟，但是这一天，当最走运的卖主卖完预定的货物，开始收拾货架上的东西时，她就匆忙离开了市场，飞跑到家，整理前厅、厨房和自己的房间，洗把脸，换好了衣服。总而言之，彼得罗夫卡的这个女人与她没有深交，但是当着弗拉迪克叔叔的面不方便，不想蓬头垢面。
　　5点整，门铃响了。门口站着斯塔索夫和那个女人，不久前伊拉去彼得罗夫卡时，弗拉迪克带她到她的办公室去过。
　　“请进。”她嘟哝着说，她高兴地发现，这女人穿得一点也不比她好：牛仔裤不是最贵的，普通天蓝色小方格棉布宽边帽，脚上穿一双深色平底鞋。
　　伊拉跟平常一样忘了打招呼。
　　娜斯佳瞧了一眼伊拉·捷列辛娜的住所，尽量不使她的好奇当面表露出来。很明显，小姑娘竭尽全力使屋子保持体面的样子，但是所有的东西还是显露出贫寒。脱落的壁纸用胶粘着，天花板很久没有全面粉刷，只涂了涂出现暗斑的地方。
　　但是女主人的冷淡骗不过娜斯佳，漆布上潮湿的反光充分说明，这里对来客——虽然是不速之客——早有准备。
　　“你们喝茶吗？”伊拉还是沉闷不悦地问。
　　“不用，谢谢。我们尽量不耽误您太多的时间。”
　　“那就到房间里去吧。”
　　保持这个小房间的秩序大概一点也不复杂。家具是最低限度的，一张大沙发，两把椅子，一个衣柜。连一张桌子都没有，虽然空间允许。娜斯佳明白，所有的好东西伊拉都到房客的房间里去了。那里大概有安乐椅、书桌和台灯。既然靠房子赚钱，那就要诚实。不是徒有四壁的陋室，而是配有体面家具的房间。
　　“伊拉，您曾经听说过一个姓尼古拉耶夫的人吗？”娜斯佳开门见山地谈起正题。
　　“就是去医院的那个人吗？娜达什卡说过。”
　　“您自己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没有到我这里来过。”伊拉笑了一下。
　　“他是谁？哪来这么个人？”
　　“我不知道。”她冷漠地耸耸肩膀。
　　“可是，要知道他经常去探视您的弟弟和妹妹，就是说，他是您家里的熟人。”
　　“那又怎么样？”
　　伊拉带着发自内心的困惑看着娜斯佳。
　　“去就让他去吧。关我什么事？他给娜塔莎买书——谢谢，我的花销还省一点。”
　　“伊拉，但是这有点……”
　　情况如此不合常理，娜斯佳一时也想不出词来。“难道您对他是谁不感兴趣吗？一个不相关的男人去医院探望您的亲人，而您对此却安之若素。”
　　“我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当妈妈把他们扔出窗外，父亲因悲痛去世之后，没有一个男人来帮助，我被扔下不管，像一只小狗掉进水里，任凭你自己去挣扎。如果后来有人因为这些小人物而良心发现，也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没必要跟他见面。他算我什么人？亲戚还是兄弟？要是想帮我，就该来找我，问问我需不需要什么。空着两手去医院看望几个孩子——不算大善人。”
　　“好的，我们不谈这个了，”娜斯佳平静地说，“您记不记得您父母的熟人中有一个讨人喜欢的深色头发的男人？当时他可能是45岁，或许还更年轻一点。”
　　“不，不记得。您问他干嘛？”
　　“需要找他。他说，他认识您的父亲。我需要找到他。老实承认，我非常需要您的帮助。看来，我错了。很抱歉。伊拉，好好想想吧。他叫尼古拉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您下载的文件由www.2 7 txt .c o m (爱 去 小 说 网)免费提供！更多好看小说哦！
　　“我已经说了，不认识这个人。我不是撒谎，当着上帝说，”伊拉突然像孩子诉苦似的说，“您为什么不相信我？”
　　娜斯佳相信她，她明白，一个20岁的姑娘，整天忙着扫帚、铁锨、抹布、水桶，在一排排摊位之间跑来跑去送食物、饮料、雪茄，实在没有精力顾及时不时到医院去看她伤残的弟弟妹妹的那个男人。她有其他的烦恼，她有完全不同的事情要操心，既然这个陌生的男人没有什么坏处，那就可以不去想他。必须考虑的只有怎样赚钱为小巴甫利克治病。
　　“伊拉，您从来没有听自己的父母说过认识一位医生吗？”
　　“没有，”姑娘摇摇头说道，“没有听说过医生。”
　　“听说过谁？”
　　伊拉抬起头，娜斯佳突然看见，她的眼里涌上了泪水。
　　“他们谁也没有！”她用失去控制的嗓音喊道，“谢谢妈妈把所有的朋友都拒之门外，无论是自己的还是爸爸的朋友。她是个疯子，跟她说说话都不行。她胡言乱语，听着都害臊。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常来的有尼娜阿姨、莉达阿姨，还有爸爸的朋友格里沙·萨姆索诺夫叔叔。那时候多么愉快，他们说笑话，聊天，一起抱着我去散步。一切都跟普通人一样。到娜培莎出世之后，母亲就整个变得疯狂放荡了……”
　　“伊拉！”斯塔索夫斥责道，“你说的什么话？她可是你的母亲。”
　　“就是，她变得疯狂放荡了！”伊拉说得更响，“这大家都知道。爸爸很苦恼，我都能看得出来。她为我们大家臆想出一种什么使命，老是来那一套。”
　　“什么使命？”
　　“我哪能知道！整天嘟囔唠叨，只有鬼才明白她说些什么。直到她说够了才罢休。”
　　“伊拉，”斯塔索夫再次重复道，“不可以这样说母亲。”
　　“那就说说她怎么行事，可以吗？可以，是吗？她把大家的一生都毁了，把父亲也害死了！坏蛋！我恨她！”
　　突然，她绝望地放声哭起来，哭得娜斯佳的心都抽紧了。她不知所措地看看斯塔索夫，但是弗拉迪斯拉夫只摇了摇头，说：“别劝阻她，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应该给予伊拉公平的评价，她很快控制住情绪，用一件很旧但是洗得很干净的针织女短袖衫袖口擦干净脸，大声抽泣了一下。
　　“好了，过去了，”她颤抖着嗓音小声说，“请别介意，继续问吧。”
　　同女警察谈话使她脱离了常轨。弗拉迪克叔叔和他的女熟人早就走了，而伊拉却还在不时哭泣，尽管平时她一般很少这样放纵自己。10点钟之前，她赶到中心书店，为娜塔莎买了法语教科书，正好是她要的那种。回到家躺一会歇歇脚，10点半左右门响了——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回来了。
　　“伊拉，您在家吗？”听见他在前厅说话的声音。
　　她缩成一团躺着不动。如果答应他，就得走出房间，同房客说话，可是她的泪水还在流淌。当然，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是一位善良可亲的叔叔，但是他会问长问短，怎么了，有什么事还是有什么人让你受委屈了，为什么哭等等，而她会哭得更厉害。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不好。在弗拉迪克叔叔和女警察面前没有控制住，脱口而出就够了。现在正在责备自己，不宽恕自己。
　　不想哭还有一条原因，皮肤本来就不健康，经含盐的泪水刺激会更糟。伊拉凭经验懂得，粉刺因受刺激会更多。整个脸开始发痒难受，本来就够烦人的了，加上弄成这副样子——使人一看就生厌。
　　厨房里传来流水声，冰箱门轻轻关上——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在做晚饭。伊拉打开长沙发上方的灯，看看钟，该准备去“格洛利亚”上班了。她咬咬牙不再哭，站起身来。
　　“原来您在家里！”房客厅见她在走廊的脚步声，惊讶地说，“我以为您不在家，我叫了一声，可是您没有答应。”
　　“我打了个盹，”伊拉赶快回答，转身背过脸去，“太累了，一天手忙脚乱的。”
　　“跟我一起吃点东西吧，”他提议道，“我正巧都做好了。”
　　“不，我该走了。您别费心，我刚吃过。”
　　伊拉往肩上披上一块薄披风，去上晚班。刚走到门厅口，就有一个年轻人手捧着一沓纸朝她飞跑过来。
　　“姑娘，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我们进行有关选举的社会调查。您投谁的票？”
　　“别纠缠。”她一边走一边说。
　　可是小伙子却不罢休。相反，他与她并排走着，晃着捏在手中的纸。
　　“姑娘，您怎么啦，这有什么难回答的？我的任务是询问一百个18到25岁的人，您正合适，您选举时投谁的票？”
　　“别纠缠，我说过了。”
　　“您投谁的票？”小伙子哀求道，“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怎么，总共才两个人哪？”伊拉嘲讽地问。
　　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确信，共产党人掌权会堵死她所有挣钱的可能性。所以她留心倾听竟选报道，并且知道候选人不是两个而是十一个。
　　“其余的都不算数，”年轻的社会学家大大咧咧地说，“他们的个人成就率太低。”
　　“他们的什么太低？”伊拉又问一遍。
　　“个人成就率。他们在人民中间不受欢迎。主要竞争对手是叶利钦和久加诺夫，您选谁？”
　　“谁都不选。”
　　她走得很快，不看令人厌烦的谈话人。
　　“也就是说您不反对所有的候选人？”
　　“你干嘛老是纠缠不休？”伊拉恼怒地说，“该选谁，就投谁的票。完了，付钱吧。”
　　走进“格洛利亚”，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投向奥列格通常就坐的角落。桌子空着，算了吧，也不是很想。护送人……他今天没有到这里来。也好，她的脸显然不是为有人护送而生的。
　　在关门前的几分钟，他来了。像第一次一样，出现在她的背后。
　　“你好，伊利什卡。”
　　她的泪水又涌上了眼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这么叫她，可是自从他去世之后，她一次也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叫。确切地说，听是听到过，可是不是叫她。
　　“您好，”她合上眼皮挤出眼泪，含糊地回答，“又来护送我了？”
　　“又来了，”奥列格有准备地说，“不赶我走了？”
　　她没有回答，用力刮着一只大煎锅底上的油垢，那锅是用来盛鱼的，鱼的做法有点特别。她的后背感觉到奥列格在默默地注视着她。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有什么好看的？”
　　“我妨碍你了？”
　　“那倒不是，要是你喜欢就看吧。没有什么意思。”
　　“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常常一站几个小时看着母亲，就跟现在一样，丝毫不差。”
　　“你母亲是干什么的？”伊拉萎靡不振但是感兴趣地问道，“是演员吗？”
　　“什么演员哪！”奥列格笑了，“洗碗工。我们住在一个镇子上，挨着一所疗养院，是政府的。母亲在那里的厨房工作，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洗碗机，所有的东西都用手工洗。她带着我去上班，我就看着她把盘子、锅、桶等洗得光洁耀眼。”
　　“这么说你是个大款，是不是？”
　　“似乎是。”
　　“就是说你在莫斯科的餐饮业发了财，到餐馆来用晚餐。大概是个大盗。”
　　“大概是。”奥列格轻松地承认。
　　“那么快从这里走开吧，”伊拉突然粗暴地说，“我同大盗没有交往。我可没有工夫搭进去。”
　　“你别害怕，我是在开玩笑。我有正常的工作，受保护的，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她收拾完餐具，去取抹布和水桶。奥列格同上次一样，坐在存衣室前的安乐椅里，开始同科利亚大叔闲聊。不知为什么伊拉总觉得他是在等她，这个念头让她高兴。虽然她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餐厅女服务员走近她的时候，她已经刷完了厕所里的便池。奇怪，伊拉还以为除了科利亚大叔之外，所有的人都走了。
　　“你要什么？烤羊肉串还是基辅肉饼？”
　　“给点不太贵的吧。”伊拉回答，没有挺直身子。
　　“对于我都一样，”女服务员笑得有点怪，“你说什么，我就端上来什么。”
　　“为什么？”
　　伊拉挺直腰，莫名其妙地盯着她。这个“我端上来”是什么意思？她是不是挖苦人？
　　“为什么要你端？”
　　服务员好奇地看着伊拉：
　　“你怎么了，不知道？你的骑士定了两份晚餐。并且另外给了我钱，让我为你们服务。他对你可真大方。”
　　“嗨，你走吧！”伊拉依然弯下腰刷洗便池，“你的玩笑……”
　　“哪里是玩笑，你说什么！我敢起誓。你快点刷完，要不厨师都走了，如果菜凉了，我什么都不会做，他们把炉灶都关上了。”
　　伊拉没有回答。当遭到捉弄时她总是局促不安，不知道为了不至落到可笑的地步该如何做才正确。她的幽默感差一些，可是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中有什么幽默可言。
　　“好吧，我把两样都端上来，你自己决定。什么不吃就带回家去，他都预先付过钱了。只是……伊拉……你这是……总之，我在那边都铺好了，餐具也摆上了，有冷盘、酒水。你快点把冷盘吃完，好吗？我就能快些上完热菜，好赶快回家。而你们呢，想坐多久就坐多久。不过得把餐具洗了，要不到早晨就干了。科利亚大叔会把钥匙给你留下，你把该锁的都锁好，早晨给他送过来，说好了？”
　　伊拉刷完便池，转向服务员，打算说几句尖刻的粗话回答她开的玩笑，但是她猛然醒悟，这不是决赛。
　　“你……是认真的？”她以防万一地问。
　　“啊，上帝！”服务员举起两手轻轻一拍，“当然是认真的。快，伊拉，别慢吞吞地叫人着急，我还等着回家呢。”
　　伊拉不慌不忙地用洗脸池上的香皂洗脸洗手，仔细地在镜子里照照自己。在餐厅里用晚餐，在她有生以来还从未经历过。她不相信只要一碰魔板就变成公主的灰姑娘的故事，她也不相信一见钟情。如果第一眼看见的是褴褛的衣衫和讨厌可恶的粉刺，何来爱情可谈？
　　她犹豫不定地走进前厅，奥列格马上迎着她跳起来，科利亚叔叔则准备回家。
　　“给，”他把一串钥匙递给伊拉，“把该关的门都关上，打开报警系统。你会下百叶窗吗？”
　　“我不知道，没有试过。”
　　“我来下，”奥列格插话说，“你别担心，科利亚大叔，一切都会办妥。”
　　他们走迸昏暗的大厅，厅内空无一人。顶灯已经关掉，只有奥列格常坐的角落里的桌子上，亮着一盏罩着柔和的淡黄色真丝灯罩的台灯。伊拉背靠着墙坐下来，马上感觉到了双脚的酸痛。犹豫片刻，她在桌子下面脱掉鞋，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你怎么无缘无故想出这么个点子？你以为我穷得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吗？”
　　“你这个小傻瓜，告诉你，我是这样想的，”奥列格微微一笑，“请姑娘下饭馆不是因为她们快要饿死。你吃沙拉吧，他们这里的沙拉味道很好。你大概没有尝过吧？”
　　“没有吃过，”伊拉承认，“不错，很好吃。你结婚了吗？”
　　“瞧！”奥列格哈哈大笑起来，“同什么人一起吃饭，同一个已婚的还是未婚的男子，对你来说并不一样。”
　　“都一样。不过想问问。”
　　“结婚了。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难道你的妻子不在家等你吗？”
　　“可能在等。但是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她应该在早些时候等我。”、
　　“她对你不忠，是吗？”伊拉理解地问。
　　“还要怎样。”
　　“干嘛不离婚？”
　　“快生孩子了。已经六个月了。”
　　“啊——”伊拉拉长声说，给自己舀了第二份沙拉，这沙拉的确好极了。伊拉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沙拉。
　　给他们送上了热菜——三大盘，一盘烤羊肉串，一盘基辅肉饼、一盘撒着茴香的嫩土豆，盘边摆着切得很漂亮的西红柿和黄瓜，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绿色的甜椒片。伊拉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食物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喝？”拿过杜松子酒，奥列格问。
　　“我不行，我有过敏症。”
　　“如果喝一点会怎么样？”
　　“会难受，会喘不过气来，可能会死。上寄宿学校时，有一次姑娘们用酒灌我，后来不得不叫急救车，差一点离开人世。我们家有这种遗传。”
　　“这是一种什么病哪？”
　　“鬼才知道。我和弟弟妹妹都有这种病。都碰上了。”
　　“你的父母有这种病吗？”
　　“没有。”伊拉简短地说。
　　她不想谈父母。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她越来越喜欢奥列格。真想不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小伙子，不是首都人，在乡村里长大。同妻子也不和谐。不，什么傻娘们、母狗，简直骂不够！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妻子？年轻、强壮、可爱，看样子还有钱，而且也善良。
　　“听我说，不过你别觉得委屈……你的脸这样也是因为病吗？”
　　“大概是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习惯了。怎么，看上去很讨厌是吗？”
　　“你说到哪里去了。”
　　他温和地笑一笑，抓住她的手，抚摸着粗糙的手指，手指的皮肤冻裂了，指甲因为工作而变成了难看的畸形。
　　“一点也不讨厌。但是，要知道，大概可以做点什么，为什么你不去看医生？”
　　“因为这得花钱，而我又没有钱。”伊拉简单地回答。
　　“科利亚大叔说，你干了很多工作，难道你挣的钱不够花？或者是要攒钱做什么事情？”
　　她再次感到不时拧鼻子会使她露马脚。今天的发作使她衰弱无力，精神不振，再也没有力气把自己装扮得骄傲、独立了。如果这个奥列格是另一种人：充满自信、好嘲笑人、炫耀财富，她也会努力把自己表现得坚强有力，什么也不缺少。可是他没有那样做。于是她开始讲述。这些年来她头一次信赖一个索不相知的人。她从来不向别人吐露心事。甚至她的房客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得不出租房间。只有斯塔索夫知道，因为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历历在目，当时他同她住在同一幢楼里。
　　奥列格听得很认真，在她讲述时没有打断，甚至也不吃东西，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你愿意吗，我试试请一位医生？”听完她悲惨的身世，他提议道，“让他给你看看，也许他能帮助你。”
　　“我说了，我的每一个戈比都有用场。”
　　“这你别操心，由我来想办法。”
　　“你为什么要管这件事情？钱没地方花了？”
　　“是没处可花。”
　　“这不可能。你一直在撒谎。”伊拉喘口气说。
　　“可能的，伊利什卡。甚至很可能。你像我的母亲。”
　　他又一次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这种情景在伊拉的一生中从未有过。
　　“早些时候，两个月之前，我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内心一阵发紧。妈妈就曾经这样，又小又瘦，从早到晚工作，头发顾不上梳，双手冻裂发红。父亲抛弃了我们，母亲自己抚养三个孩子，我常常幻想，有一个人会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只是接手解决，不要求任何回报。举手之劳。一下子拿出很多很多钱，让妈妈不再工作，只待在家里抚养我们兄弟。我的母亲当时很漂亮，尽管工作很苦，但是所有的男人都朝她看。连那些休养的官员们也是。我尽管当时还小，但是什么都懂，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孩子们都早熟。我看见她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每一次我都指望能碰到一个英俊王子娶她为妻。而王子们无一例外都是十足的官僚，塞给她一盒糖果或者一束可怜的花，就动身返回管辖地去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艰难，但是没有一个下流胚帮过忙。所以，我就想帮你，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懂吗？”
　　她小心地抽出手，羞怯地抚摸着奥列格的脸颊。
　　“关于别的用意……”她停下来迟疑了一会儿，“是因为脸，是吗？你摸我的脸感到不舒服，是吗？”
　　“你说什么呀，伊利什卡，”他忧郁地笑笑，“我只是不希望我妈妈的悲剧在你的身上重演。”
　　“就是说，不舒服，”她平静地认定，“不过你别在意，我不觉得委屈，我在寄宿学校就领教过了，现在我变得坚强了，这点事情难不倒我。你的大夫真的能帮助我吗？”
　　“我不知道，我不会撒谎，但是我会问的。听说他有些神通，简直可以创造奇迹。如果他肯为你治病，我来付钱，你不要为钱的事不安。”
　　“谢谢。怎么样，我们走吧？我要早起床。”
　　他们很快把餐具从大厅搬进厨房，伊拉全都洗了，熟练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聚乙烯袋，塞进包里。
　　“你经常挨饿吗？”奥列格关切地问。
　　“我有用处，”她简短地说。意识到自己出语不当过分伤人，“用这去喂无家可归的野狗，我们楼周围狗太多了。”
　　“噢，明白了。”
　　当然，说喂狗，纯粹是托辞。奥列格也心照不宣。伊拉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他明白，但是赞赏他善解人意。
　　仔细锁好所有的门，放下百叶窗，打开报警系统。他们朝她家的方向走去。
　　“你几点钟起床？”奥列格站在她家门口问。
　　“5点。”
　　“现在已经两点了。你只剩下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请你原谅，我出了这么个点子，没有想到你起床这么早。都怪我害得你睡不好觉。”
　　“胡说，”她不在乎地挥一下手，“我本来可以不睡觉。我休息两个小时就够了。可现在你怎么回家呢？地铁已经不开了。”
　　“我有车，就停在‘格洛利亚’旁边。”
　　“为什么不开过来？”伊拉笑着说，“我这张脸还没有坐过豪华轿车呢！”
　　“你的智力没坐过，”他笑起来，“也许，我就是想和你多呆一会儿。开车我们五分钟就到了，而步行却走十五分钟。你真的睡两个小时就够了？还是说句漂亮话？”
　　“真的，不骗你。”
　　“你真走运。这一生中你还来得及做很多事情。既然如此，也许你会请我喝杯咖啡？或者你是害怕？”
　　“我怕什么？我的一个房客就在身边，万一有事他不会让我吃亏。只不过，我没有咖啡，我不喝那东西。”
　　“那么，有茶吗？”
　　“茶有。”
　　“糖也有吗？”
　　“有。”
　　“那你就发出邀请吧。”
　　他们乘电梯上楼，悄悄走进黑暗的门厅。从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的门缝里泻出一线亮光，房客还没有睡下。
　　“伊拉，您一切都正常吗？”门内马上传出他的声音。
　　伊拉愣住了，紧紧抓住奥列格的手。
　　“是的，我一切都正常。”她大声回答，尽量使声调平稳。
　　“我担心了，你没什么事吧，已经两点多了。”
　　“一切都正常，”伊拉重复着，“我们一个服务员今天过生日，我们在那里庆祝，所以耽搁了。”
　　“这就好，”房客放心地说，“晚安。”
　　伊拉踮起脚尖，领着奥列格进了自己的房间。“你坐在这里，我马上放好茶炊。”
　　他扶着她的肩膀，把她扳向自己。
　　“你有一位关心人的房客。他监督你的道德吧？”
　　“不，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什么都不监督。”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藏起来不让他看见？难道你没有权力带朋友回家来吗？你们这是什么规矩？”
　　“什么规矩都没有，”伊拉生气地回答，“我也不是把你藏起来，只是不便让别人担心，他这样因为我而不睡觉，可是他早晨还要去上班。他是个正常的人，不像我这样，他需要睡觉。”一
　　“其他的人你也是秘密带来吗？”
　　“什么其他的人？”伊拉不明白。
　　“其他的男人。”
　　她的脸上泛起红晕，挣脱他的手。
　　“我没有带任何人来过。你胡说些什么？”
　　“根本没有任何人？”
　　“根本没有，如果你是说这方面……你不要这样想，我是寄宿生，我们在那里受的生活教育是不需要任何男生。”
　　“伊利什卡，”他小声说，“别生我的气。不过你老实说，你不想吗？我不会冒犯你，只跟你一起喝杯茶，然后我就回家。”
　　她朝旁边看着沉默了一会，接着把目光转向奥列格。
　　“我害怕。”
　　“我已经说过，我不会冒犯你，既然你不想。我是什么，是虐待狂吗？”
　　“我不是指这个……”
　　他明白了。小心地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膀，拉在怀里，拥抱住了她。
　　“别害怕，”他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答应你，一切都会好的。”
　　“你要明白。我不能做这种事……”伊拉继续陈述理由，“我要抚养弟弟妹妹，还有母亲。”
　　“别害怕。”奥列格重复着。
　　整整过了一个小时，他走了。伊拉无声地把他送到前厅，打开门。幸好，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的房间在最里边，既然他睡了，那么应该听不见。
　　离开之前，奥列格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躲躲藏藏，你欠别人什么？”
　　“不欠任何人什么，自我保护。人是群居动物。一人可则人人皆可，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然而禁一人则可禁众人，那么大家都不可以。我就没有想过要试一试。我的那些房客什么人不往这里领啊。一个沙米尔就够折腾的，谢天谢地，他可走了。他每天都有客人。要是让他知道有个男人经常来找我，那就一切都完了。我可就挡不住了。”
　　“高明。”他赞同地说，“自己想出来的？”
　　“不，一位好心人指点的。”
　　走出门厅，奥列格快步向“格洛利亚”方向走去，他的小汽车——廉价的招人喜欢的“大众”就停在那边。他住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在空旷的马路上花不了多少时间。现在夜深人静，车影无踪，一路畅通无阻。
　　看来，“喀山帮”的人是牢牢相中了索科尔尼基的这间房子。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伊里亚斯——一位知名人物。在他之前是沙米尔，而沙米尔又是穆萨介绍来的。加在一起是一辆“六套车”。要是找到他们的头头就好了……他就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他本人不是喀山人，是俄罗斯人，他的名字无人知晓，只知道化名。亏得这伙人想出了这种勾当！打着倒爷做生意的幌子四面八方往来穿梭，从俄罗斯到土耳其，到埃及，在准备圣战的穆斯林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帮助恐怖分子。他们不相信通信手段，认为最好是口头转达消息。这也对，这样更稳妥。任何无线电或者电话都可能被窃听。
　　两个月以前，奥列格接受了任务，执行任务时进入了索科尔尼基的那套房子。他决定认识女主人，伊利娜·捷列辛娜，未婚，20岁。他来到姑娘晚上工作的“格洛利亚”。从那时起，他已经不能把她从脑海里抹去了。
　　他对她所说的在乡村长大，冷酷无情的官员，辛苦操劳的母亲，都是亲身经历的真事。对伊拉的同情与日俱增，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在没有同伊拉谈话之先，他已经知道了她的全部身世，当伊拉亲口对他讲述她的生活时，他确信，伊拉绝对没有添枝加叶夸大其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是为了博取怜悯。奥列格童年时读过许多童话，家里几乎没有别的书。这许多的童话都是哥哥小时候父亲同他们一起生活时买给哥哥的。这些厚厚的印着大字的连环画，是惟一能读到的东西。塔吉克、土库曼、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的民间故事……在他用这些故事的标准看待生活的时候，他曾经相信王子和幸运，相信世界上有善良高尚的骑士迟早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母亲并且帮助她。
　　但是，骑士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出现。而母亲却眼看着衰老虚弱。于是奥列格暗自决定，一定要自己亲手创造出一桩小小的奇迹，不是为了向谁施恩，只是为了确认：这是可能的。这种事情经常有。就算他们家不走运，奇迹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但是应该存在于什么地方。因为故事都是活生生的人编出来的，既然他们能编出来，就应当是某时某地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恶有恶报是真理，那么善人应当有善报。只需要第一次推动，就会有第一件大公无私的善事，接下去连锁反应就开始了。
　　他绝对不是一个乳臭未干少不更事的浪漫主义者。相反，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过去的生活相当艰苦，他并非多愁善感。在艰苦的生活中，不得不经常作恶比行善多，尽管作恶是以行善的名义，但是毕竟恶就是恶，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关于小小的奇迹的念头扎根于意识深处，现在极少浮上表面，但是从未泯灭。然而在认识伊拉·捷列辛娜之后，正如心理学家所说，它具有了现实意义。
　　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今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是他的工作，他的任务的一部分。他应该与“喀山帮”住所的女主人接触，在可能的情况下同各位房客以及他们众多的客人认识，骗取信任。尽量摸到一些有关那个化名阿亚克斯的头头的情报。化名本身引出了该头目是个大足球迷的想法。因为“阿亚克斯”是一个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的名称。不过这一切还只是推测。因为“阿亚克斯”这个名字属于一位神话英雄。这个鬼头目选择自己的化名时的想法还只是猜测。
　　但是正事归正事，奇迹归奇迹。必须同妻子谈谈她总是到他那里去的那位医生。她对他极为推崇！简直是位手到病除的神医。他要是能给伊拉治疗就好了，不管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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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深色花白头发，外貌招人喜欢的中年男人”的神秘外表，是一种模糊不清、不可靠的说法。要弄清楚细节还不简单。
　　哪些人能够相当详细地描述他？首先是马尔法小姐；其次是娜塔莎、奥尔加和巴甫利克·捷列辛所在医院的护士们；再次是孩子们自己。但是只好立即把孩子们排除：“萨沙叔叔”随时可能出现，而天真的巴甫利克、奥尔加、娜塔莎马上就会告诉他，警察对他感兴趣。如果跟17岁的娜塔莎尚能商量商量的话，那么这一招对未成年的奥尔加和小巴甫利克根本行不通。他们马上就会说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护士们也不是特别可靠。谁知道“萨沙叔叔”有没有买通她们之中的谁，保持沉默或者及时通风报信。
　　不过，对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遇害的那幢楼的房客，倒是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被查找的男人未必会在那里出现，甚至肯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就说明他与谋杀无关。但糟糕的是，只有两个人见过并且记得他，而且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楼下的一位老太太记住了他，是老早以前他频繁进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时候，这已经相当久远了。在谋杀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她没有见过他。另外一位女邻居在这楼里住的时间不长，谋杀发生前两天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门口看见过一个深色头发的男人，但是再往前却从来没有见过他。
　　米沙·多岑科根据经验知道，调查这么两位证人不会有结果。不会有结果在这里指的是被侦寻的男人的本来面貌。这样想出了一个办法。
　　因为多岑科已经认识了楼里的所有住户，所以他决定利用就住在阿尼斯科维茨楼上的一位艺术家的专长。费多尔在展览中心旁边给人画肖像速写，喜欢大量喝酒，但是他的眼睛仍然锐利，即便喝醉了手也不颤抖。
　　多岑科先从年长的那位女证人开始。阿尼霞·卢基尼奇娜蛮有信心地指导费多尔工作，她极为满意，深谙所负任务的重要性。
　　“太凸了，画得太凸了，”她指挥道，“是这样的。不对，眉毛不是这样的，再画浓一些……嘴唇嘛，嘴唇有点抿得太紧了。他的嘴唇多漂亮啊，大大的……”
　　费多尔依照女人的话，顺从地修改画面。
　　“嗯，你把他画得有点老气，”阿尼霞·卢基尼奇娜扫一眼画好的画，不以为然地说，“他根本不是这副模样。”
　　他们又重新开始，长圆脸、发型、鼻子、嘴唇、眉毛、眼睛、下巴、皱纹。
　　“看看，现在怎么样？”多岑科满怀希望地说。
　　“现在好了。”很快将满94岁的女证人满意地说。
　　他们带着肖像找到另一位女邻居，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前不久看见过“萨沙叔叔”的那一位。
　　“你们怎么搞的，”她看了一眼画，惊奇地说，“这根本不是他。”
　　“这么说，”多岑科疲劳地叹口气，“他来过了。让我们从头开始。您说的‘根本不是他’怎么理解？”
　　“怎么说呢，”女人有些慌乱地说，“不像。”
　　“这不是一回事。”米哈伊尔耐心地开始解释，“你能好好想象一下演员皮埃尔·雷沙尔吗？”
　　“这是他的肖像吗？淡黄头发，穿皮鞋的高个子男人？”
　　“对，就是他的。”
　　“当然，”女人微笑了一下，“他是这副外表，决不会把他同任何人弄混。”
　　“现在请看。”他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照片，把其中的一张拿给女证人看。“是他吗？”
　　“根本不是他，”她立即回答，“这哪里是雷沙尔？是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这一个呢？”
　　他递给她另一张照片，照片上印着精心化装成雷沙尔的人，惟妙惟肖，但还是能看出来不是法国电影演员。多岑科走访证人时总是随身带着几套专门准备的照片，因为他早已学会：直观的范例总是比最详细的口头说明效果更好。
　　“这一个呢？”
　　女人一边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脸，一边沉思着：“总的看来像雷沙尔。不过，我看这毕竟还不是他。”
　　“很好。现在请看这张照片。”第三张照片上的人，只不过没有化妆，但是戴着假发，很像雷沙尔的发型。
　　“不，”她摇摇头，“这个不像。”
　　“为什么？”多岑科马上问，“您看，发型完全一样。”
　　“但是脸型不一样。”
　　“鼻子一样长。”米哈伊尔坚持道。
　　“长鼻子，但是脸型不一样。”女人不让步。
　　“现在理解‘根本不是他’同‘不像’的区别了吗？”
　　女证人大笑起来。
　　“您说得对……真想不到这么有趣。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请把肖像递给我。”
　　她重新审视着费多尔的创作，不过更仔细。
　　“不错，您说得对，不能说这‘根本不是他’。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那个男人的嘴唇要薄一些，干瘪一些，眼睛也没有这么大……”
　　费多尔又画起来。结果他的铅笔画出来的一张脸，与在阿尼霞·卢基奇尼娜指导下制作出来的那张脸几无共同之处。
　　米沙早就知道会是这样。阿尼霞·卢基奇尼娜见过这个男人多次，但是从那以后过去了好几年，他已经六年没有露面了。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她将近90岁，很自然，在她看来，他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因为那时他比她年轻四十岁，如果不多的话。另一位女邻居看见他是在现在，他又长了六岁，而她才27岁，他大概显得像个龙钟老人了。这就是认识他的脸与描述面容的差别，不行，从这两个女人口中不会有任何结果。
　　谢过年轻女人，多岑科在楼梯上同费多尔告别。
　　“也许，到我那里坐坐？”好客的艺术家提议，“喝上五公升？”
　　米沙不想喝酒，外面很热，必须回去工作，事情积得太多了。但是他坚决遵守一条戒律：必须和证人交朋友。和志愿助手尤其如此。费多尔，当然，如果米沙不去喝伏特加，未必会生气，但是下一次就别再指望他的理解和帮助了。而这个恼人的下一次可能就发生在明天。多岑科总是怀着单纯的羡慕注视着比他自己侦查经历长得多的同事们的工作，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头禅：“我的小人儿悄悄说。”似乎他们在每条街、每个机关都有这样的“小人儿”。而米沙自己的“小人儿”暂时很少。怎能知道，有朝一日，费多尔不是呢……
　　“喝上五公升——这个主意太好了，”他愉快地回答，“谢谢邀请，我去买点下酒菜。”
　　“我有，”画家已经忙得疲惫不堪，“什么也不用买。”
　　他们往上爬了两层楼。在费多尔住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五家人。走廊又窄又长，照例，摆满了用具，从盆、桶，到自行车、滑雪板。
　　“走这边，不过要小心，别蹭上油漆，”画家提醒道，“这里刚刚刷过门，油漆还没有干。”
　　费多尔的房间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第一眼就可以感觉到这里有女人。新洗的窗帘在擦得一尘不染的窗户上挂着，沙发旁边的小柜上放着一排漂亮的化妆品小瓶子。
　　“我们不妨碍你的女主人么？”米哈伊尔以防万一地问，“如果她看见我们放纵自己酗酒，她回来会吵架的。”
　　“她不回来，”费多尔不在乎地回答，“她今天昼夜上班，要到明天早晨才回来。”
　　“那好吧。”
　　趁费多尔摆桌子，从房间一角的冰箱里往外拿食物的工夫，多岑科浏览了一遍挂在墙上的画。
　　“是你的作品？”
　　“嗯，”画家闷声闷气地说，“喜欢吗？”
　　“喜欢。我以为你只在街上作画，并且马上就卖给定货人。”
　　“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定货人不喜欢，拒绝取画，我就剩下了。一般是为了练手，不要丢生了。”
　　“拿什么人来练手？”
　　“要看碰上什么人，邻居、熟人，有时候只是头脑里的想象。你知道，冬天活少。天亮得晚，黑得早，谁都不情愿站在寒冷中，无论是我还是顾客。因此冬天我更多的是在出版社里干活，当然，不是大出版社，那里有自己的大师，而是挣几个零花钱，我在那里设计封面，或是广告招贴画。为了不丢生，只好什么都画。铅笔肖像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尤其是要快。为了突出容易辨认的面部线条，经常需要练习，要不顾客会说不像。你请坐吧，侦探，都弄好了。”
　　米沙坐到桌边，怀疑地看一眼主人的下酒菜，举起高脚杯。
　　“来，为了我们的相识。”他提议。
　　“干杯。”费多尔赞同地点点头。
　　他们就着鲱鱼罐头和西红柿片喝了第一杯，画家随即斟满了第二杯。
　　“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多岑科坐到了对面。
　　“但愿能到处跑跑，让子弹都追不上，”费多尔认真地解释，“为你，为你的成功干杯。你不能不成功。”
　　“这话对。”多岑科承认，但是恐惧地想，子弹嘛，也许不至于在杯盏之间飞过。但是这样喝的结果绝不亚于枪伤，失去行为能力和意识。不，就让子弹横飞好了，子弹还可以躲避，渗进体内的酒精却没法躲。
　　他又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画前。
　　“这是谁？”他指着一张袒胸露肩的漂亮姑娘的肖像问。
　　“隔壁那家一个男人的女朋友。她早把他抛弃了，但是肖像还挂着。漂亮，是吗？我让邻居拿去做个纪念，可是他不拿。他说，我的眼睛再不看这个卑鄙小人。”
　　“我拿去吧，”多岑科笑了，“我爱自己所有的女友，甚至是抛弃了我的女友。她们抛弃我不是因为她们是卑鄙小人，而是因为我不够好。为什么归罪于她们呢？”
　　灌进肚子的酒精很快就发作了，米哈伊尔想停下来，以免喝得太多。他从桌上拿过一块厚面包和一块香肠，走到另一面墙边。一位男人的肖像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人依稀是他认识的一个人。
　　“这是谁？”
　　“鬼知道他是谁！是我虚构出来的。”
　　“他像一个人……”
　　“也许，”费多尔耸耸肩，点着一支烟抽起来，“所有的人彼此之间都有些相像，这是我作为一个画家对你说的，鼻子、嘴巴、眼睛等表面差异共有十五种，眉毛的线条要少一些。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它们的搭配。呶，看见那边，窗户之间的那幅画像吗？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他曾经一起在博物馆搞装饰挣外快。现在你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吧。”
　　米哈伊尔看那幅画：脸部真的很像他自己的脸。他又把眼光转向使他感兴趣的那幅肖像。这个男人让他清晰地想起一个人来。
　　“你是什么时候画的这幅画？”
　　“我也记不确切了，”费多尔两手一摊，“前不久。你放下来看看背面，我总是注上日期的。”
　　多岑科从墙上取下画，翻转过来。标注的日期使他为难了，是5月24日，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被害的前几天。他的头脑里虚构的！还用说吗，米哈伊尔迅速从文件夹里取出费多尔按照女证人口述作的几幅画。
　　“你过来看，”他要求道，“好好看看。”
　　费多尔趴在画上，接着把他虚构的男人摆在旁边。
　　“是——啊，”他拉长声说，“像。怎么会呢，我的脑子里偶然虚构出来的男人到被害人的家里来过？听我说，莫非我有特异功能，啊？”
　　“你没有特异功能。你不过是看见他并且记住了，但是没有注意罢了。坐下来画出来了，还以为是自己虚构的。也许，一半是想出来的，另一半是画出了不久以前看见过的。”
　　“是这样的，”画家摇摇头，“真是没想到。”
　　“现在你仔细看看，卢基尼奇娜老太太说过，他的嘴唇饱满，而年轻女人肯定他的嘴唇薄而瘪，你画的嘴唇适中，但是在所有三种情况下的形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将认为，我们确定了口形。再看鼻子，老太太说他的鼻子有点凸起，年轻女人没有说鼻子。这么说来，她能看见的只是正面，因为她没有看出鼻子凸起，你画上这个人的鼻子也是鹰钩鼻。而这块胎记是哪来的？是真实如此还是你的虚构？”
　　“谁认得他呀。我根本不记得他。只能想象。”
　　“你认识的男人有颧骨上带胎记的吗？”
　　“你等等，我得想一想。”
　　费多尔沉思着喝下第三杯酒，不再坚持要侦探跟他对喝了。
　　“有带胎记的。别季卡·马拉霍夫。可你问他干嘛？”
　　“见鬼，我不需要他，”多岑科粗鲁地说，“你能马上把他画出来吗？大略，凭记忆。”
　　几分钟后，一张干净的纸上出现了一张脸部素描，高颧骨，左面有一块胎记。与多岑科感兴趣的画上的男人的颧骨丝毫不差，胎记不偏不斜恰在同一部位。
　　“原来，这个虚构的男人的颧骨是你从马拉霍夫的脸上借来的，”米哈伊尔做了结论，“那么说，他的颧骨应该是别样的。”
　　“你看，”费多尔又吃了一惊，“是真的，我把别季卡的颧骨搬到他的脸上来了，自己却没有发现。你是个行家！”
　　“你也是，”多岑科笑了笑，“现在找下巴上的小窝。”
　　“在哪里找？”画家不解。
　　“在自己的朋友、邻居中找。你还给他们中的谁画过肖像？”
　　费多尔久久端详着自己的画，试图想起他从谁的下巴上借用了这个小窝，然而就是想不起来。
　　“好了。我们将认为，他实际上就有这个小窝。行了，费佳，不要喝酒了，还要工作，坐下来再画一幅肖像。嘴唇、鼻子、下巴同这张画一样，长圆脸跟女证人们说的一样。行吗？总体上由你定，如果某些线条与前三张画吻合——要特别注意，尽量不要照自己的意愿添加，我需要你的想像力。作完这张画，再画下一张。”
　　“什么下一张？”
　　“你先作完这一张，然后我再告诉你下面怎么画。为了不干扰你，我暂时到外面去跑跑。给你买两瓶酒以示感谢。好吗？”
　　“好吧。”费多尔高兴了。
　　起先，工作前景不甚令他振奋，他本来打算利用女友昼夜值班的机会好好乐一乐的，与高脚杯、酒瓶、下酒菜为伍，如果走运，就找个好对手。但是白给两瓶酒的许诺使他换了一个角度，对这个难题刮目相看。
　　过了半小时，多岑科回来了，用纸袋装着两瓶上好的伏特加。
　　“画好了？”
　　“画好了。”
　　费多尔递给他一张新画，他身上有一种造作的、不自然的、生硬的感觉，就像平时画画没有灵感，生拉硬扯把一些线条与另一些线条牵强刻板地组合到一起，并且担心弄错那样。画上的人不生动，像一个机器人。米哈伊尔满意地指出，第一阶段实验进展顺利。就应该画成这样。
　　“接下来干什么？”费多尔贪馋地把目光瞥向酒瓶问。
　　“接下来你闭上眼睛，歇上几十分钟，然后把所有这些画收到一边，再拿一张白纸，凭印象给我把这个男人画出来。不是像你刚才画的那种瘦削样子，而是一个正常的栩栩如生的50岁的男人。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给人好感，甚至是有魅力的脸，懂了吗？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不打扰你，这伏特加由你尽兴喝个够。”
　　一个小时之后，米沙·多岑科从费多尔的家里出来时，公文夹里装着五幅画，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他相信，至少有两幅画，画出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遇害前不久拜访过她的那个男人。只需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一幅。
　　星期天下午一点半，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给伊拉·捷列辛娜家里打电话。他已经去过小商品市场，从远处观察并且确证伊拉正忙得不可开交。她在挨得很紧的服装摊和鞋摊之间穿来穿去，身后用小拉车拉着一个大包，大声喊道：
　　“香烟！饮料、矿泉水、果汁、不含瓦斯，‘贝贝尔大夫’，可乐！”
　　“小吃！汉堡包，新鲜露馅小圆饼，烤羊肉串带配菜！”
　　“热茶！热咖啡、黑咖啡、加奶咖啡！”
　　买卖兴隆，生意红火，这里星期天顾客很多，包括外来人，他们到这里来一次，就想解决所有的穿着问题，因此整天从一排摊位走到另一排摊位，当然也需要吃喝。断定伊拉一时半会儿未必能从这里脱身，奥列格坐进自己的“大众”到她家去了。来到她的家门口，紧张地倾听勉强能区分开的沙沙声。房子很老，很结实，砖墙，隔音极好——远非现在的预制板快速建筑物所能比，楼下打个喷嚏，楼上的玻璃都震动。会给他开门吗？如果有人开门，会是谁？伊里亚斯？根据侦察情报，他外出已经回来了。或许是尚不了解的邻居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对他的了解跟对一只奶山羊差不多。最理想的情形是碰上伊里亚斯的朋友大聚会，装出张皇失措的神色，把同伊拉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会怎么样？是很可能的事，伊尔卡总是在固定时间上班，只有市场突然关闭时她才能提前五个小时回家，可要知道这个市场就在近旁，随时可以赴回家看看是否一切正常。只要市场上没有人制造爆炸，商贩们不会收拢自己的东西——屋子就能保证没有女主人在场。况且，根据伊拉的讲述判断，“喀山帮”在她的面前并不拘束，他们方便时就聚会，不论白天黑夜。第二位房客就不同了，别客气，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虽然还是如伊拉所说，他们也不是很注意他。他平和、寡言，不妨碍任何事。但是，好长时间没有人开门。也许，屋子里没有人？
　　终于，听见快速有力的脚步声。
　　“稍等，”门里大声说，“这就开。”
　　门开了，奥列格看见一个中等个子穿一件深色毛巾长袍的结实的男人。头发还是湿的，奥列格明白了，刚才门铃响时，房客正在洗淋浴，所以这么久没有开门。
　　“请您原谅，”热斯杰罗夫不好意思地说，“我找伊拉，她在家吗？”
　　“请进来吧。”男子亲切地说着，把奥列格让进前厅。
　　十分清楚，这不是伊里亚斯，这么说是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也行，好吧，用不着兜圈子，奥列格心想，碰到谁，就从谁开始工作。
　　“伊罗奇卡不在家，她上班去了。如果您有什么急事，我告诉您怎么找她，就在附近，不远。”
　　“私事……”奥列格打住话头，“最主要的我已经知道了。既然她在上班，就是说，一切正常。”
　　“您指的什么？”房客严肃地问，“什么正常？”
　　“您知道吗，我同她昨晚一起吃晚饭了……我觉得，她不太习惯我们吃的那些东西。但是这一点，我后来回到家里才想到。看在上帝面上，您别以为我管闲事，但是我觉得，伊拉经常吃不饱，如果这样的话，那顿晚饭后她可能难受。这种情况很常见。因此我才来问问，是不是一切正常。您是她父亲吗？”
　　“不是，年轻人。伊罗奇卡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在她这里租了一个房间。如果您不着急，我想同您聊一聊。”
　　那还用说吗！不是他自己缠上这位房客的，也不是他自己钻进来谈话提问的，而是房客自己主动接触他的。
　　“那就到我的房间里去，我们在那里要方便一些。”
　　的确，与伊拉留给自己的那个小房间相比，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的房间像是沙皇的寝宫。是这套房子中最大的，有二十五平米。带一套软座家具，沙发边的角上有一盏漂亮的落地灯，彩色电视机，两个窗户朝向公园。这不是房间，是一个梦想。
　　“我叫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房客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把客人安置在安乐椅上，自己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您呢？”
　　“奥列格。或者奥利克，随您的便。”
　　“您早就认识伊拉吗？”
　　“也是也不是，我观察她已经两个月了，但是直到几天前才决定跟她说话。”
　　“什么叫‘我观察’？”房客皱起眉头，“您是不是跟踪她？”
　　“上帝保佑您！”奥列格快活地笑起来，感到体内冒起一股不舒服的凉气。这个不多说话、不起眼的房客，眼光真厉害，“我在伊拉上班的餐馆里看见她，就注意上她了，因为她特别像我的母亲。为了看她，我开始专程到那里去。就是这样。”
　　“年轻人，你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一家私营公司的警卫。保镖，大概，在您的眼里这不太体面，是吗？”热斯杰罗夫笑了笑。
　　“听我说，奥列格，”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伤感地说，“我不想对人们评头品足，或者对谁宣讲道德。这不是我的专业。我是个最普通的会计员，不知道什么是私营公司的警卫。我不知道，这不好还是好。我有几个成年的孩子，我只懂得一点：现在的生活我不懂，我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同自己的朋友在电话上聊天时挂在嘴上的那些字眼，我不理解伊罗奇基娜的那些房客，所有那些沙米尔们、伊里亚斯们。这是另一种生活，显然是我已经无法适应的另一个星球的生活。但是，就是在这外星生活中也有牢固不变的东西，而我想您能知道这一点。不可以让伊拉受委屈。您懂我的意思吗，奥列格？您最好现在就想一想，并且决定您有没有信心不使她受委屈。如果您没有信心，我就把您关在门外，从此以后，您永远别再出现在伊拉身边。”
　　热斯杰罗夫仔细地看看房客。
　　“我不懂您的意思，”他平静地说，“您说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使她受委屈？怎么，她向您抱怨过我吗？她告诉您我欺负她、委屈她了？请您解释清楚，尊敬的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别发火，年轻人，平心静气听我说完。我不知道，伊拉对您说过她的身世没有。如果说过，那么您应该能够全部明白。如果没有，就请相信我一句话：她的生活非常非常艰难。您甚至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有多难。不错，您说得对，她经常吃不饱饭，她一天只睡四个小时，有时还要少。她喝茶不放糖，吃黑面包，抹廉价的劣质人造奶油。她病得很重，虽然，从全部情形看，她毫无察觉。您看到她的脸吗？请相信我，这不是由于健康过剩。她穿得很差，因为要节省每一个卢布。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姑娘，几乎从不接收款待。虽然我，上帝作证，经常想给她些吃的，塞给她一块好一些的、新鲜一些的。我不是她的什么人，一个旁人，萍水相逢的人，等我的前妻一解决换房问题，我就要马上从这里搬走。但是我想警告您，如果当我还在这里时，我看见伊拉因为您而痛苦，我会采取措施。”
　　“有意思，什么措施？”热斯杰罗夫嘲笑地问。
　　他喜欢这个房客。谈话本身让奥列格得到了大量必需的信息。只需从容不迫地把谈话引向另一个房客，即“喀山帮”上。
　　“可是您知道，还有谁住在这套房子里吗？”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以问答问。
　　“我不知道，是谁住这里？”
　　“绝对是一帮犯罪分子。伊罗奇卡大概不知道这一点，她很少在家，但是我看见听见的很多，特别是晚上，当她在‘格洛利亚’上班的时候。不过至今我们年轻的女主人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可侵犯的人物，因为她从来不给他们打自己主意的借口……总之，您理解我指的是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多么奇怪，他们也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如果您使伊拉受委屈，您将不得不面对我还有他们。我吗？是个不年轻，也不十分健壮的独身会计员，您不必怕我什么。可这些沙米尔、托菲克、拉菲克、伊里亚斯们，完全是另一种人，我可以向您保证，为了自己的女主人，他们会咬断您的脖子。”
　　原来，托菲克和拉菲克们都来过。好极了。沙米尔和伊里亚斯是房客，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在的。托菲克很可能是多梅绍夫，这家伙。拉菲克呢？这是个新的。在研究有关捉摸不定的阿里亚斯团伙的资料时，还不为人知。必须趁机好好问问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天哪，他们有这么多人！”奥列格开玩笑地举起双手，“他们都住在这里吗？”
　　“不，只有一个住在这里。伊里亚斯。其余的人都是朋友，但是经常到这里来。带来点什么，又拿走点什么，把一些纸转来转去，一句话，不是正经人。我不认为您会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好的，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也想请您相信，我不想对伊拉做任何坏事，相反，我很希望您能给我出出主意。”
　　“主意？”房客惊奇了，“关于什么？”
　　“关于我怎么帮助伊拉，又不刺伤她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我已经发现，她对任何帮助她的建议都很警觉，甚至怀有敌意。但是您更了解她，大概能指点我，如何和以哪种方式为她做点什么好的或是有益的事情。”
　　“您真的想帮助她？”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不相信地再问一遍。
　　“当然。我，确实不太富有，但是我有一点积蓄，如果您指点我……”
　　“给她买套衣服。您亲眼看见她穿的什么。要知道她还只有20岁。她也想看上去不比别的姑娘差。”
　　“也许，给她钱买食品更好？您亲口说过，她老是吃不饱。”
　　“这无济于事。如果给她过日子的钱，她马上就会跑去给弟弟妹妹买东西了。”
　　“那么，干脆给她带食品来？”
　　“您忘了，奥列格，她吃不惯丰盛高档的饭食？如果她像小孩子般贪嘴吃下所有您带给她的东西，事情可能真的要由医院来收场了。总的看，换一种方式，都会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坏事。”
　　“我还是不明白，既然她吃不饱，她怎么能干这么多的活？她早就应该因为虚弱而病倒了。”
　　“还有精神力量呢？意志、明确的目标？您对伊罗奇卡估计不足，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人。她有着战胜困难的钢铁般的意志，这种必胜的意志是支撑她的力量，不使她彻底倒下。我再对您说一遍，奥列格，您能为她做的惟一有益的事情就是买一套漂亮衣服。主要是要暖和。她冬天在挨冻，一双好鞋——一双暖和的防水鞋。相信我，这比做其他的事情都要好。但是我再次警告您：如果您打算向她行两三天善，然后就消失，最好现在就走开。我希望您睁开眼睛看清形势，年轻人，伊拉在我住在这里期间一个男人也没有领回来过。我以为，她没有遇见过男人，在她的生活方式下，她没有这方面的精力，没有时间，没有可能。如果您现在哪怕只伸出手抚摸她一下，她马上就会迷恋上您，爱上您。她会感到幸福。而您呢？您为什么要这样？您不会让我相信，她漂亮，您想了她一辈子，是吗？她是个贫穷有病又不漂亮的姑娘，背着四个残疾人的沉重负担，他们瘫痪的身躯还要压在她的身上许多年。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吓人，让人不寒而栗，她无比正派、清白。然而同时她又没有文化，粗俗，缺乏教养，她的性格令人难以忍受。这些会很快使你厌倦，往后怎么办？您会伤她的心。自然，我那些特别的邻居会找到您，对您说，您不对。他们是些容易激动的人，但是他们的男女贞洁观发育健全。所以，我认为，在他们解释之后您就会安息了。这对谁有好处？对伊拉？对您？不。因此，我再次坚决地恳求您，奥列格，趁还可以抽身时，不要走出这轻率的一步。我希望，还可以抽身！”
　　他的两眼直盯着奥列格，连热斯杰罗夫都在他灼热的目光下变得不自在了。
　　“当然，”他小声说，“我会考虑您的话。”
　　“转告伊拉你来过？也许不必？”
　　“不必。我已经答应了您要考虑考虑。”
　　“这就好，”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微微一笑，“我很高兴，您理解了我的意思，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我送送您。”
　　这个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看他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女主人的！可笑又可悲。但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对见面的结果相当满意。第一，他为自己取得了在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子里出现的合法地位；第二，他发现了“喀山帮”中还有一个未曾掌握的拉菲克，对他的侦查必须马上着手；第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自己给了奥列格同伊里亚斯认识的理由。理由正当，绝无风险，并且易于操作。
　　“听我说，我同你的女主人有点……那个……可是你的那个邻居真怪，吓唬我说，如果有什么不对，他就叫你和你的朋友们来找我的麻烦。让我们现在就谈一谈，男人跟男人，免得以后难受。”
　　别吹毛求疵了。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随时可以证实，奥列格同他谈的正是这件事。伊拉也可以证实，他照顾她。如果这场谈话战术对头的话，那么最多两个小时，他同伊里亚斯就会成为好朋友，这样认识托菲克——拉菲克们就为期不远了。
　　星期一排满了学术和组织活动，他只好把薇拉的来访挪到晚上。一天之中她给他的诊室打了好几次电话，任性地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糟糕的是，例行程序只能空腹做。所以为了不让她挨饿，他一般尽量在上午接待薇拉。但是今天怎么都排不开。诚然，研讨会与办公会之间有两个小时的间隔，但是在这段时间实验室的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的。
　　大约7点左右，技术员往他的诊室探探头。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关上机器还是您继续用？”
　　“关上吧，”他点点头，但是没有抬起来，“只是把钥匙给我留下，我明天早晨提前来。”
　　十分钟后，技术员送来实验室的钥匙，道过别走了。稍等片刻，他从保险柜中取出组合箱，走出诊室，打开实验室的门，重新开开机器，把组合箱放进仪器格。他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他在非工作时间接待病人。这不受领导赞赏。
　　薇拉浑身怒气闯进他的办公室。
　　“终于可以做事了？”她几乎是在喊叫，“我现在都饿晕了！”
　　“请别喊叫，”他平静地指责她，“我可是建议你把检查改到明天早晨的。我亲爱的，我是在班上工作，而不是在奶奶家里做客，并不是随时都能支配自己的时间的。”
　　“怎么能拖到明天？”薇拉生气地说，“你自己说的，所有的医嘱都必须准确认真地遵循。既然预约今天，就应该是今天。万一我的病情突然有什么发展怎么办？今天你能发现它，等到明天就已经晚了。得了，我们赶快去实验室。完了我吃点东西，要不我都迷糊了。”
　　“薇罗奇卡，”他柔声地说，“我赞赏你能听我的劝告，但是凡事都有限度。我经常给你检查，你要相信，暂时不存在任何担心的依据。”
　　他们已经进了实验室，薇拉在躺上能自动把她送进观察舱的两轮车之前，迅速地脱衣服。
　　“我听说，有些病发作起来……怎么说……啊，想起来了，极猛，像飓风一样。万一我碰上了呢？今天你能看出来，采取措施。等到明天，也许，就回天乏术了。”
　　“请放心，”他开始为她的愚蠢恼怒了，“如果病就像飓凤一般降临到你身上，那么这也只能等第二天检查后才能诊断。别惊慌，脱衣服，躺到轮车上去。”
　　“她的确会是一个没有理智的母亲，”他一面习惯地换好衣服，放下保护屏，打开仪器，一面想，“行，不错，将生下一个好孩子。”
　　回到诊室，薇拉立即从挎包里拿出面包夹干酪和一个大红苹果，极有兴趣地用洁白的牙齿咬了一大口果肉。
　　“对了，小兔子，我想跟你说说，不过你别害怕。”
　　“我应该怕什么？”他莫名其妙地转向她，停下正在一本杂志上作的笔记。
　　“奥列格，我的丈夫，想让你给他认识的一个姑娘咨询咨询，你同意吗？”
　　“你怎么啦，疯了？”他恶狠狠地说，把笔扔到一边，啪地合上杂志，“你的丈夫怎么会请我？难道我们的事他都知道了？”
　　“你别神经紧张。”薇拉安详地说，津津有味地啃着面包片。“他非常清楚我经常来找医生，不是马马虎虎的，而是最好的，他只给莫斯科有名望的人看病，你怎么想？我连这一点也要向他隐瞒吗？相反，我想方设法向他说明，找你很难，你很难接收新病人，所以我只能在你给我约定的时间去找你，哪怕是我或者我的丈夫不方便，否则你就把我从病号登记册上除名了。你是个忙人，如果你指定我晚上7点或8点钟来，我必须毫无怨言地来。你怎么，以为我是轻易跑到你这里来赴晚间约会的？”
　　“你肯定他对我们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稍微平和地问。
　　“绝对，奥列格相信孩子是他的。”
　　“可是万一这是个狡猾的手腕呢？”他又不安了。
　　“什么手腕？亏你想得出来！”
　　“万一他怀疑什么，或者看见我同你在一起，现在正在寻找认识情敌的理由呢？”
　　“哦，正好！”薇拉哈哈大笑起来，“他需要理由，又怎么样？如果他有一点点怀疑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没有任何理由，在这种机构里规矩严峻，跟斯大林时代一样。现在全俄罗斯都在改革，可是他们那里不是俄罗斯，而是一个独立王国，类似罗马的梵蒂冈，他们那里没有任何改革，你可以相信我。”
　　“那姑娘是什么人？亲戚？”
　　“不是，只是一个熟悉的人。”
　　“薇罗奇卡，你把我吓了一跳，”他已经能克制住自己，也能微笑了，“对一个不到三个月就要当父亲的已婚男人而言，这怎么可能只是熟人？你的丈夫开始撇下你寻欢作乐去了，啊？”
　　“你得了，”她精明地把吃剩的苹果用餐巾包起来放回挎包里，“没有，真的，给她咨询一下吧。你怎么啦，为难了？奥列什卡说，她很不幸，贫穷，是个扫街女工。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碰上她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跟她寻欢作乐。”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她满脸粉刺，看着可怕。”
　　“至于吗？你看见过她了？”
　　“没有，奥列格说的。这么说你接受她了？”
　　“我不明白，薇拉，你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安排这件事情。比如我，一点也不想同你的丈夫面对面相见。我也不害臊地告诉你，我害怕这件事。我感兴趣的只是，你对此为什么不担心？或许，观察丈夫同情人约会，你会得到一种特殊的满足？我知道，许多女人有这个特点，这能愉悦她们的神经。告诉你的奥列格，我拒绝了，就说我忙。”
　　薇拉马上从她坐的椅子上站起来，坐到他的膝上。把手指插进他脑后的头发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面颊。
　　“你真笨，你什么都不懂，”她低声而亲切地说起来，“很好，如果他同你认识的话反而会更好。第一，他会确信我的确经常访问的正是医生，而不是情人。第二，他将认识你是我的医生，因此，如果他在什么地方偶然看见我们，我随时能理直气壮地说是碰到了你。如果女人在街上或是在地铁里碰到自己的医生，比如跟他要张处方，这有什么可怕的？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再有，别忘了患者同这些医生保持着事务联系。患者为了感谢治疗，开始为自己的医生办事，所以约会理由也不再仅仅同疾病相联系。而且以后我同你用电话通话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一切都应当合法、公开，这是最好的。你自己想一想，我同你认识不到一年，可由于老是愉偷摸摸、躲躲藏藏，受了多少折磨！我希望近几年我们不分手，因为我和你将有孩子，难道你希望我们往后的生活还这样不安定吗？你正式成为我和我们的孩子的医生之后，你也会有权随时来看我们，而不需要什么虚假编造的解释。”
　　“好吧，”他同意了，“说好了，我接受她。但是你说她是一个扫街女工。我收费很贵，这一点你想清楚。莫非你的丈夫以为因为认识我会免费咨询吗？”
　　“这个你别担心，全部费用都会付清。”
　　“不，亲爱的，这对我不合适。你知道，我对自己的顾客非常认真，尽力不同可疑的人打交道。这个年轻姑娘身后有支付能力保证的是什么人？我对此感兴趣。我不希望与黑手党有联系的人跨进诊室的门槛。”
　　“噢，她同任何黑手党都没有关系！”薇拉懊丧地叫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不幸姑娘，奥列格的同事中什么人的亲戚。他们单位的工资都是光明正大的，用这钱付给你治疗费。接受她吗？”
　　“好吧，”他叹了口气，“让他们来吧。”
　　“什么时候？”
　　“先看看我的日程安排。”
　　他轻轻地推开薇拉，拿过日程表，上边详细登着所有预约的门诊、约会、咨询和接待的病人。
　　“星期五12点半。只是告诉他们别迟到。我每天有一个小时会诊时间，即便在此期间咨询刚刚开始，我也必须离开。让他们早点来，哪怕在走廊上等一会儿。”
　　“谢谢你，小兔子。”
　　薇拉热烈地吻了他的嘴唇，急忙回家去了。
　　门在她的身后关上好久了，而他却一动不动地坐着，双眼茫然地盯着一点。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手掌一阵刺痛，把困惑不解的目光转向手掌，他明白了，在手指间转动的铅笔一下子折断了，骤然出现的断面尖刺扎进了手掌皮肤。他什么时候折断了铅笔？他居然没有发觉。

　　6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关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周围的前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不愿意同她开诚布公谈话的担心完全被证实了。况且，其中的许多人决不是“前”，今天，他们的官运仍然如日中天，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对讲述娜斯佳想听的事情，他们毫无兴趣。事实上，她开始所谈的阿尼斯科维茨为之在自己的家里提供栖身场所的熟人，应当肯定是她的同龄人吧？根本不是，就是说，也许，她也让自己的同龄人在家里幽会过，但是在最近十五到二十年中，与房子的女主人本人相比，幸运的情人群体已经大大年轻了。岁月流逝，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老了，但是在她的熟人圈子中总有许多人比她年轻十岁，二十岁，四十岁。
　　娜斯佳会见的人数愈多，愈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不约而同，他们言犹未尽，支吾搪塞。与其说他们直接拒绝回答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含糊其词，有时候在讲什么之前，他们要做一点莫名其妙的停顿。似乎是在斟酌、掂量这能不能讲，或者最好是缄口不说。这可以称做是有意斟字酌句，认真负责。娜斯佳只好耍心眼，尽可能多布下一些陷阱和圈套，但是她越努力就越清楚地懂得，这些人的沉默与他们自己的风流韵事没有关系。他们在竭力回避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英娜。不管娜斯佳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对此作何解释。与她关系良好的人们不想扩散的，是这位斯马戈林院士的女儿一生中的什么？
　　不过，如果从反面走，那就完全可以试试从与死者关系不好的人那里打听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从朋友那里得不到，就去找敌人。总之，这项任务也不简单。谁肯承认同一个被杀的人相处不好或者敌对过？只好再向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舒尔茨求援。她同其他人一样，严守“对死者只溢美不扬恶”的原则。
　　“为什么您不说您的女友有个人秘密？”娜斯佳开门见山，“我满心指望您的帮助，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可是您却把我引进了迷宫。您怕得罪谁？您想想，人命关天，在这类问题上，过分拘泥保留经常妨碍揭露罪犯。往往会误事，让罪犯逍遥法外。”
　　舒尔茨是一位有智慧、有经验的太太，通过同娜斯佳五六次的交谈，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卡敏斯卡娅少校是一个沉稳持重、各方面都无懈可击的人，因此接下来她没有再含糊躲闪。
　　“好吧，”她喘了一口气，“既然您自己打听清楚……当然，这些话我们以前不想说，况且毕竟大家都爱卡佳。”
　　“您说的这个‘我们’都是哪些人？”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和我，还有卡佳的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也同意这样做。犯不着重提这段往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您自己明白。”
　　娜斯佳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一下子就相信，民警分局已经洞察一切。实际上还一无所知。怎么提问才能不显露出欺骗？“您自己明白”。还不错！要是明白了就好了。但是谈话的障碍依然存在。
　　“为什么您说，只同贝绍夫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前夫讨论过这件事？”她问，“难道再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当然没有，”马尔塔·根利霍芙娜立即回答，“别人怎么还能知道这件事情？卡佳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也善于保守他人的秘密。如果可能，她也会向我们隐瞒的。”
　　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是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就好了。同时必须装出一切都了然于胸的样子，否则老太太马上就会醒悟，她上当了。从知情者有童年朋友贝绍夫和离异丈夫阿尼斯科维茨来看，是有关家庭的事情。马尔塔则是以最亲密女友的身份得知问题的。
　　到底没有出什么纰漏。“半吞半吐”在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许多熟人的谈话中都存在，而舒尔茨声称，除了阿尼斯科维茨本人之外，知晓秘密的只有三个人。似乎是有某种误会。马尔塔说的是一回事，而娜斯佳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没有退路，必须小心谨慎，非常仔细地往前走。
　　“您知道吗，”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我可有一个印象，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噢，我的天，他们知道什么！”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两手一拍，“他们知道的只有一点：卡佳把他拒之门外。她这么做是公开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脆果断，毫不含糊。仅此而已。”
　　很好，好极了！卡佳把他拒之门外。这个他是谁？她为什么要把他拒之门外，而且还是公开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脆果断，毫不含糊？为什么谁也不渴望讨论这件事？问题越积越多，整个架构随时都有轰然坍塌的危险。
　　“有意思，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熟人都如何看待她的这一举动？”娜斯佳抛出了准备好的诱饵，“因为这种姿态需要不小的勇气，您同意吗？”
　　说完这句无的放矢的空话，内心深处做好受挫的准备，她便等待结果。
　　“您说得对，亲爱的，”舒尔茨点点头，“大家都吓坏了。他是个可怕的人，当众受辱，可能会把他知道的一切都抖出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股骇人劲渐渐平息下去。几乎没有人提起他，但是大家都记得他，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诚然，事隔多年，他的发现未必对什么人有意思或是有危险。因为吵架发生在70年代中期，过去二十年了。当时无可争辩。现在则未必。”
　　“为什么他不这么做，您怎么看？”
　　“因为卡佳，这是显然的。他爱她。”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呢，投桃报李了吗？”
　　“这才是最复杂之处。您知道吗，她爱了他很多年。很多——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几十年。卡佳嫁给可怜的施瓦伊施泰因之后，他们就认识了，那是在战争刚开始不久。从那之后，他们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虽然卡佳在第一个丈夫死后又结过两次婚，她确实有风流韵事。知道吗，这是常有的事——爱着一个人，却嫁给了另一个，甚至是另两个人。卡佳把他拒之门外，但是许多年的眷恋却不会如此轻易了断。过了几个月，她原谅了他。”
　　“这个背景没有人知道吗？”娜斯佳猜道。
　　“没有人知道，除了我和瓦涅奇卡。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知道这个情况要晚得多，是卡佳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刚同自己年轻的花钱狂断绝关系。”
　　“结果，知道失和的是大家，而知道和解的只有你们三个，”娜斯佳总结道，“也许，隐瞒这个事实没有意义？您自己说，大家都担心，当众受辱的这个人会把他知道的事情都抖出去。如果大家都得知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同他和解了，他们会轻松地舒一口气。停止让人们长期遭受恐惧的折磨，难道不是更理智一些吗？”
　　“您不理解，”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低声说，“这不仅仅是恐惧。”
　　“还是什么？”
　　“是人格，是良心。这一代每个人都有亲人遭到镇压。朋友、亲戚、邻居，我同卡佳的同龄人还有更年轻的人也都经历过夜半门铃响的恐惧。这种恐惧您不知道，您还太年轻。开头我们为一个问题苦恼：为了什么？当我们一旦理解了什么也不为，也就理解了另一件事：我们，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或者我们的亲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大家都不宽恕为这些逮捕负罪的人。当卡佳完全是偶然得知，她的丈夫被逮捕是拜谁所赐时，她被极大地震惊了。于是她在盛怒之下，当着许多人的面公布了这件事情。可是随后她也明白，不可能就如此简单地割断多年的关系。所以开始同谢苗暗中约会。您明白吗，她曾经羞于面对众人。我能理解她，要知道，当时在揭发的浪头上，支持她的人太多了。把那个人指为坏蛋、胆小鬼、败类、告密者等等。从此以后，如果让大家知道她继续同他保持关系的话，她会没脸见人的。这是她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明明知道那个人促成了逮捕，实际上是促成了她丈夫的死亡，自己却缺乏力量一笔勾销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总而言之，她原谅了他，虽然这几个月来她也承受了极为痛苦的折磨。您知道吗，卡佳很长时间没有白发，我们大家都羡慕她。可是这几个月中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就是说，他叫谢苗。好的，冰层开裂了。如果施瓦伊施泰因被逮捕真的是因为这个人告密，那么找到他的名字和地址就不复杂了。刑事案件档案中应该有资料。如果一切都如马尔塔·舒尔茨所说的那样，这个暂时神秘的谢苗，应该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能够与之分享别人的秘密的那个人。马尔塔不由自主地亲口强调了一句，“大家都吓坏了”。然而及至他们的关系开始避开大家，就更加能够无所顾忌地把一切都告诉他，因为这一关系与共同的熟人不可能再有任何瓜葛。谢苗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交际圈中消失了。
　　娜斯佳自己没有到克格勃的档案馆去。她很善于放弃情绪化的抛头露面，集中精力思考破案，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她不能只是组织别人去做的琐事。其中包括她不能够，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处于低三下四的地位，她被看成一个进门求人的小人物，而别人则居高临下向她施恩赐惠，虽然事实上是公事公办，既是她的职责，也是向她施恩赐惠的人的职责。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是两年前。她没有一丁点想再去的愿望。当然，从公务纪律的观点看，这样任性是不可原谅的，民警军官没有任性的权利。但是，由于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没有过其他的任性，同事们谅解了她的这个一小“点”，并且把所有需要求爷爷告奶奶他说好话、央求在证件上签字盖章、在门外等候几个小时等等差事都承担起来了。
　　第二天，尤拉·科罗特科夫把一张写有名字和地址的纸放到娜斯佳面前。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健在，住在莫斯科中心沃斯塔尼亚广场一幢高楼里。
　　“嘿，阿西卡，给你这个档案中的讨厌鬼。”科罗特科夫精疲力竭地说。他习惯地骑坐在卡敏斯卡娅办公室的椅子上，从娜斯佳的鼻子底下强夺下咖啡杯，“也许，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没弄懂，不过，我们这位谢苗·费多罗维奇是一位极高尚的人。凭良心说。”
　　“高尚的告密者？”娜斯佳谅诧道，“竟有这等新鲜事？”
　　“嗯。与其他的告密者相比较而言。你认为，一个罗德钦科就能把施瓦伊施泰因博士关起来吗？绝对不是，是那里的人一齐使劲。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也在其中。案中的告密者有十来个，而作者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的人。那些告密信基本上写得都很干巴，没有文采。而亲爱的谢苗·费多罗维奇的信正赶巧了，在日期上它是最近的。你猜得到是个什么样的情夫吗？”
　　“看来，不幸的博士严重妨碍了某某人，而这个某某人极欲把他投进监狱。他有可能向施瓦伊施泰因夫妇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他供出来。但这些人要么不够歹毒，要么想像力不够丰富。要么被吓得还不够，提供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将事情搞掂。而谢苗·费多罗维奇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事情明摆着，他的歹毒和想像力应该更多一些，既然他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暧昧关系。也许，其中另有曲折。比如，谢苗·费多罗维奇在某方面受施瓦伊施泰因所妨碍的那个人指使。或者他怕这个人。总之，不能不服从，虽然并不太想把情妇的丈夫弄得太惨。只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尤里克，我一直害怕从道德上评价那个时期的事件。一些人说没办法，在强迫和恫吓之下。另一些人用手指点着揭发他们说，正派的人不接受强迫或者恫吓。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受到威胁，你会做乐意做的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他们。我记得太清楚了，阿尔森怎么威胁我，我发疯般地为爸爸和廖什卡担忧。也为瓦洛佳·拉尔采夫的女儿担忧。阿尔森绑架了她，并且利用她来讹诈我。要知道我按照他的命令做了一切。不接案子，中断工作，解散小组，开张病假条坐在家里。至于即使不出家门，守着电话机，我反正也能欺骗他，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已经离题太远了。但是，你为什么说，罗德钦科是一个最高尚的告密者呢？”
　　“因为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想想马尔塔·舒尔茨对你说的话。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她的话。”
　　“对了，我想通了，‘大家都吓坏了’指的是害怕泄露风流韵事和夫妻反目。好了，原来，所有这些人彼此都了解，知道写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丈夫的告密信，揭露罗德钦科之后，又害怕他也会算计他们大家。”
　　“我想，整个事情正是这样。”科罗特科夫点头称是，“可是他没有出卖他们，所以我才说他高尚。如果当众羞辱了他，自然完全会按照‘谁是审判员’的原则受到斥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也许做了，”娜斯佳沉思地接下去说，“但不是大家都听得见，而是悄悄地，对着热爱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耳朵。也许，顺便说说，因此她才原谅他。她只需明了，他一点也不比她其余的老朋友、老交情更坏。既找到了保持沉默的力量，又不破坏同他们的关系。那么马尔塔·舒尔茨是偶然没有写密友丈夫告密信的吗？”
　　“没有就是没有。”尤拉笑一笑，“她的丈夫写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很快也很容易就被管住了，他因为担心家庭写了告密信。总之，情况极为简单。你自己明白，施瓦伊施泰因博士是个医生，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总有一帮文艺和演艺界的精英，因此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证明反革命医生蓄意‘治坏了’一批苏联艺术的骄傲，主要演员、导演、作家和画家。仅仅需要这些‘骄傲’控告一下不正确的治疗。”
　　娜斯佳去找谢苗·费多罗维奇时，内心想象他是一个体弱多病、凶光毕露的人。但是她的预测只是部分得到证实。80多岁的罗德钦科当然不会给人年轻活跃的男子汉印象，但是也没有行将就木的龙钟老态。当然，年龄和疾病不饶人，但是他头脑清醒，记忆力不减当年。罗德钦科有一个大家庭，同儿子、儿媳、孙女、孙婿和两个重外孙住在一起。进入这套大房子之后的头十分钟，娜斯佳就看出来，这个大家庭都尊重老爷子。半小时后，她已经明白，谢苗·费多罗维奇当年为什么没有抛弃家庭，甚至容忍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两次嫁人。不可能抛下真诚爱你的人们。他们需要你，完全不是因为你钱挣得多或是占据着给你也就是给你的家庭以种种优惠和方便的要职。他们需要你，是因为你理解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你的身边感到温暖，是因为……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的爱情，试图用语言描述爱情是愚蠢的。洋溢在罗德钦科家庭中的爱，正是由多年来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的告密者谢苗·罗德钦科本人凝聚起来的。
　　“您想谈谈卡捷琳娜？”他一面问娜斯佳，一面把她让进自己带大窗户和宽阳台的房间。
　　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外面是夏天的炎热，娜斯佳看见一张放着枕头的躺椅，窗台外侧打开的书上放着一副老花镜。显然，她进来之前，罗德钦科正在阳台上看书。
　　“也谈谈您，”娜斯佳微微笑着说，“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既不是要谈您，也不是要谈她，而是要谈其他的人。”
　　“您这么自信，我会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吗？”谢苗·费多罗维奇显出怀疑的神气问。
　　“相反，我完全没有信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得不请求您甚至劝说您。我有些问题直接与侦破谋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案有关。”
　　“只是有些问题吗？其余的呢？”
　　“我向您提出其余的问题纯属好奇。如果您不想回答，我也不会勉强。怎么样，说定了？”
　　“好吧，”罗德钦科咂咂嘴唇说，“请。我们出去透透气，房间里闷，我不喜欢闷热。”
　　娜斯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阳台上可以放心大胆地抽烟，不必拘束，也不必问主人允不允许。罗德钦科坐在自己的躺椅上，让她坐在稍低些的带坐垫的折叠椅上。
　　“我理解得对吗，杀害卡捷琳娜的罪犯，你们至今没有找到？”罗德钦科半信半疑地问，“难道查找罪犯这么复杂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难题。涉及这么多的贵重物品，它们不可能在第一个角落里就卖光，能在很短的期限内相当顺利地揭露罪行。妨碍你们的到底是什么？”
　　“动机，”娜斯佳简短地回答，“我们没能够查明动机。就是说，没能够找出有杀害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动机的人。”
　　“您是想说，收藏品并未失窃？”谢苗·费多罗维奇说不出来地吃惊。
　　“收藏品完好无缺。”
　　“那是为什么呢……况且，当然，您自己刚才说，您不知道为什么。这太奇怪了。没有更奇怪的了。”
　　“就是说，您以为，谋杀阿尼斯科维茨仅仅是为了油画和钻石吗？”她更准确地补充说。
　　“还能为了什么呢？我千百次对叶卡捷琳娜说过，劝她不要对这些贵重物品掉以轻心，既然她不想卖掉它们，那就在有生之年把它们捐赠给博物馆，这些东西在博物馆里会安全无恙。反正根据遗嘱也是由博物馆全盘接收。但是她固执己见，说想陪着这些东西终老余生。我没能够说动她。”
　　“您认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没有也不可能有仇人吗？”
　　“怎么会呢，有仇人是可能的，”他沉默了，接着又补充道，“但是仇人，据我所知，没有。卡捷琳娜是一个少见的绝对是大家都喜欢的人。不可能不喜欢她。”
　　“谢苗·费多罗维奇，您知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保护过熟人的风流韵事吗？”
　　“当然。当我不再是她的圈子中的一员之后，她还乐意同我讨论这些韵事。大概，您知道这段可悲的往事，既然您到我这里来。”
　　“非常粗略，一点皮毛而已，”娜斯佳点点头，“大部分我都不清楚。不过这正好是您不一定非回答不可的问题，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您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比如，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为什么瞒着大家同您继续约会的问题。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您在她的丈夫被捕和死亡一事中的作用只涉及她，而对此取何态度是她个人的事情。她宽恕了您，与此同时，她为什么应当看别人的眼色呢？我对此不理解。”
　　“我尽量向您解释清楚。至少，我明白您的疑惑。当时，在1949年，我32岁，我的儿子3岁，女儿刚刚出生，我也十分清楚，如果我不服从的话，等着我的家庭的是什么。我尽自己所能抵制了很长时间。我建议利用施瓦伊施泰因家的其他朋友们的帮助，指出了他们的名字，既然卡佳的丈夫注定要被逮捕，我指望他的落难至少不是出自我的双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检举没有促使他们动手，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人检举，并且知道是哪些人提供的。”
　　“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了。在全面监视和大逮捕时期，也有过连环保，我在机关里有一些朋友给我通报消息。最可悲的是，所有写过告密信检举卡佳的丈夫的人都留在了她的圈子里，继续到她的家里去，多年以来被她继续当做朋友。您要是看见就好了，当施瓦伊施泰因死了以后，他们如何向她表示同情！他们那时候都年轻，发生争吵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我由于不小心丢失了几张异议书，卡佳对这些话不理解，但是他们都很清楚。我大声引用了不同告密信中的一些话，这些告密信的作者，在卡捷琳娜把我拒之门外的时候都在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我全都知道。您知道吗，按照‘自己是傻瓜’的原则，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关系都查个水落石出，所以我没有以揭露其他人来报复。说到底，报复他人不能减轻我的罪过，我承认了它，而其他人的罪过就让它埋在他们的良心中吧。”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知道了写告密信检举她丈夫的不止您一个吗？”
　　“如果知道，也不是从我这里，我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当时所有写了施瓦伊施泰因告密信的人当中，痛苦的只有您一个，而其余人继续围着您心爱的女人跳舞没有刺痛您吗？”
　　“刺痛？”罗德钦科沉思地重复了遍，“也许。您知道，我同您的谈话很奇怪。要知道我同任何人都不能谈这件事情，我只同卡捷琳娜谈，她比我整整年轻五岁，而过了50岁之后，五岁的差距已经算不上差距了。因此甚至对她我也不能做到绝对直言不讳。而现在在您的面前，我才明白老年人有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同龄人讨论这个题目我会不高兴的，而跟年轻人——请吧。在您的面前我不觉得不好意思。也许，是因为现代的年轻人更加不在乎道德，因而更加宽容他人的罪过，对犯罪更加冷漠。您不至于唾沫横飞地指责我，对吗？”
　　“对，但是并非因为我不在乎道德。在某些方面大概您是正确的。谢苗·费多罗维奇，要是一个年轻些的人说这些话，我会怪他，但是我不能怪您。”
　　“您看，”罗德钦科嘿嘿笑了，“年龄是一面有用的挡箭牌。年轻迷人的女人们对我也已经不见怪了，不论我说些什么荒唐话。现在您清楚了，为什么卡佳隐瞒同我的关系，因为她不知道，她的朋友中有些人并非不该受到谴责。她是个圣洁的人，她原谅我甚至都觉得尴尬。所以她不想让人知道。她在这些人面前不好意思。您想象得到这种奇谈怪论吗？她在他们的面前不好意思，是因为她能够原谅我，还因为她不能无视我们的爱情。”
　　“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朋友们的真实面目告诉她吗？您自愿把全部罪责的重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把这个秘密保守了这么多年。”
　　“这很复杂。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一言难尽……当然，在她当众羞辱我、禁止我再跨进她家门坎的时候，我想这么做的冲动非常强烈。不过，这种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我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失去了卡佳，我再也看不到她了，就是她再把什么人从自己的家里赶出去，也不能使我变得轻松些。后来过了几个月，她回到了我的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以致完全忘记了要同谁算账。况且，这些人在我的面前实质上并没有过错，他们对不起的只是卡捷琳娜。我怎么能报复他们呢？仅仅因为他们更走运，卡佳没有识破他们的所作所为吗？这既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他们的功劳。一切都出于偶然。他们中不管是谁都能处于我的位置。几年之后，进入了下一阶段，我已经无论为了什么都绝不会冒险去擦亮卡佳的眼睛，让她看清她周围的人，甚至连这种念头也不会有了。我们日见衰老，有人故去，有人重病躺倒。有人迁到其他城市去投靠能照顾他们的子女，我们这些相知相交四五十年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大概有人对您说过，卡捷琳娜永远是这伙人的灵魂，喜欢交际，经常有很多人围着她转。不过，您想过这些人都有谁吗？在他们之中老朋友、老熟人并不太多。哪能一下子让卡佳抛开这些人，跟他们大吵一架？强迫她同马尔塔、同伊万绝交？那她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对她而言，所有其他年轻人都代替不了这伙人。”
　　“不过她可以原谅他们，就像原谅您一样。”娜斯佳指出。
　　“万一她不能呢？我怎么能冒险？我已经不能同卡佳共享老年了。结果会是，由于器量狭小的报复，我却毁了她同亲朋好友的关系。让她孑然一身，而自己却在爱我的家庭中享受天伦之乐。对不起，您不觉得，我同您谈这个题目谈得太多了？您说过，这些问题对于侦破凶杀案不是必需的。”
　　“是啊，”她赞同地说，“我们言归正传吧。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没有对您说过，她在自己的家里向他们提供幽会场所的人当中，有一个比她年轻25岁左右的医生？”
　　“医生吗？”罗德钦科笑了笑，“有过。还不止一个。卡捷琳娜从和施瓦伊施泰因共同生活时起，在医疗界就认识很多人。”
　　“我不是问所有她认识的医生，”娜斯佳克制地说，“我需要的只是六至八年前在她的家里同自己的情妇约会的那些。如果再具体些，我要的是一个医生，他的情妇叫加利娜·捷列辛娜。”
　　“加利娜·捷列辛娜？她是谁？”
　　“这个女人六年前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扔出窗外，接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啊，是的，是的，”罗德钦科精神起来，“记得，记得，卡佳说过。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谢苗·费多罗维奇，这很重要。所以我请求您想一想，尽量准确一些，详细一些，阿尼斯科维茨究竟向您说了些什么？”
　　近几年，他们约会，到公园或者郊区去散步。最喜欢去科洛姆斯科耶和奥斯坦基诺，有时候去阿尔汉格尔斯基，随着年事日高，在隐秘场所幽会已无必要，现在他们连续几个小时在林阴道上慢走，在长凳上坐坐，没完没了地聊天。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讲别人的浪漫故事，而谢苗·费多罗维奇高兴地听她讲故事。他心爱的人语言俏皮尖刻，她的口头讲述更像背诵一个杰出讽刺作家的散文。她所有的故事中都贯穿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个特点：她尽量不点出多余的名字。这不是保密，在这位老朋友面前她已经不必用心隐瞒什么，这更像是她从小养成的文学语言。干嘛让一个故事中塞满名字？不能向对话者说明任何东西，只能分散注意力。当然，如果说到某个著名演员或是作家，另当别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医生还是她的家庭主妇女友都不是知名人士。因此，给罗德钦科留下的都是无名氏，虽然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经常提到他们。医生和家庭主妇的浪漫史就是这样长，以致她有时挪揄道：
　　“他们走路就像我和你，谢尼亚，这样的步子。两个人都有家庭，他们并不想毁掉家庭，但是他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肯定一直到老都不会散伙。”
　　头一次听到家庭主妇的名字，是在发生不幸之前不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一次说：
　　“看来，他们真的要同你我的命运一样。不要错会我的意思，谢尼亚，我不想让你想起你我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把它埋葬了，但是医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而可怜的加利娜毫不怀疑。有意思的是，她有朝一日会知道他的行径吗？如果她知道了，能原谅他吗？”
　　“他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谢苗·费多罗维奇精神不振地问道。
　　那一天他两手感觉不好，心脏疼了好几天了，有时一只手不能动弹，两眼发黑。他极吃力地硬撑着遵守惯例同叶卡捷琳娜去散步，他连话都懒得说，每发一个音，声音都很小，太阳穴和后脑勺疼痛得厉害。
　　“暂时我知道的也不确切，但是他……你怎么了，谢尼亚？你不舒服吗？”
　　“对，我有点难受。”罗德钦科承认。
　　“天哪，看你的脸色多么苍白！你为什么还要来散步？为什么不说你病了？我们走，我们走，”叶卡捷琳娜着急了，“我这就给你叫出租车，你回家躺着去。一定要叫医生，我同你都不年轻了，不能拿身体开玩笑。”
　　他听话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她身后向公园大门走去。一到家他马上躺到床上，晚上不得不请来“急诊出诊”医生，医生带他住进了医院。谢苗·费多罗维奇过了三个月才出院，住院期间，不知名的医生和那个加利娜的命运打扰他最少。他把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最近一次谈话忘到了九霄云外。又过了一些时日，他重新恢复了同叶卡捷琳娜不慌不忙的散步。有一次，叶卡捷琳娜说：
　　“你知道吗？谢尼亚，那个医生以及他多年的爱情故事到底以悲剧结局了。不幸的女人企图自杀，把几个孩子从窗户里扔下了楼。这件事甚至报纸都报道了，我不知道，他背着这么沉重的良心负担，往后怎么生活。现在我开始责备自己纵容了这段关系。我也有一部分过失。”
　　“上帝保佑你，卡佳，”罗德钦科反驳道，“这怎么能怪你呢？”
　　“但是我给他们提供了宿舍，他们在我的家里幽会。”
　　“即使不在你家里，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幽会。别承担多余的责任。”谢苗·费多罗维奇想安慰她。
　　“不，谢尼亚，”她直摇头，“你不懂，我对她非常内疚。我本该更慎重些的。”
　　但是他不想谈别人的悲剧。在医院三个月加上家里两个月卧床不起，医生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死亡的病床上拉了回来，他十分害怕自己日益接近的末日，尽量回避谈论伤心的话题。因此他努力替换讨论的对象，向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提出了一个不沾边的问题，他们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谢苗·费多罗维奇，我需要找到这个医生，”娜斯佳坚定地说，“所以我请求您好好想一想，尽量回想起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对您说过的有关他的一切情况。就算您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有关他的任何信息对于我都很重要。您已经说到过，他有家庭，他也不想放弃家庭，等等。也许，还有其他信息？”
　　“卡佳还说过，这个医生是另一个医生的熟人，或许是他的学生，或许是诸如此类的人，对，想起来了！罗曼诺夫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罗芙娜，这个名字能告诉您什么？”
　　“歌唱家？”娜斯佳小心翼翼地问。
　　还在上中学时，在70年代的苏联舞台上，有一颗耀眼的明星——被评论家称为“歌坛低音天使”的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她体态匀称苗条，一根淡褐色的粗辫子，从脑后直垂腰际，用柔和悦耳、不高的嗓音，演唱苏联作曲家的抒情歌曲，基本上都是歌颂俄罗斯和普通的俄罗斯妇女。
　　“对，著名歌唱家，”罗德钦科重申，“赫赫有名的低音天使。他们要是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天使就好了！她不停地从一张床跳上另一张床。请原谅我的粗鲁，但是她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荡妇。不是流产就是性病，而且有丈夫！她的丈夫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他的面前是闪光的官运，可以在党的系统升迁。因此，您自己明白，为了不妨碍丈夫的职务升迁，莲诺奇卡·罗曼诺夫斯卡娅应该非常谨慎、非常检点。她非常清楚，她的舞台星运正好与他做她的丈夫和他掌权的时间相等。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被破坏掉，她就会被掐着脖子拉下台来。诸如电台录音、电视镜头、巡回演出，甚至是外省俱乐部的蹩脚音乐会等等，全都得没戏。她会因贫困潦倒而死去。因此，自己所有的难题，莲诺奇卡都是私下解决，严格保密。她的流产医生是固定的，而且非常可靠，是卡捷琳娜给她介绍的已故施瓦伊施泰因的一个同事兼朋友。后来，叶莲娜完全失去了控制，她开始酗酒，随便同人寻欢作乐，染上了性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佳还是帮助她，给她介绍了一个可靠而有经验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也是已故丈夫的一个朋友，她同他这些年来没有终止保持关系。有一天，这位皮肤病性病专家对罗曼诺夫斯卡娅的健康状况有点不满意，打发她去做补充检查。叶莲娜自然反对了好久，她害怕招致多余的人了解自己的情况。然而专家让她相信自己的同事是可靠的人，可以信任他，他会字口如瓶。而且，这位年轻的同事对专家本人非常尽责，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莲诺奇卡牙齿咬得格吱响，不过还是去检查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年轻同事什么地方受到她的青睐，反正过了一段时间，罗曼诺夫斯卡娅来求卡捷琳娜帮忙了。她说，这样招人喜爱的人，却如此不幸。妻子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病，她因为一次车祸变成了残疾人，无论如何他不能抛弃她。这不道德，但是他有一个女人，他爱她，可是没有地方约会，等等。您自己明白，当然，卡捷琳娜觉得非常可怜，于是就同意了。”
　　“但是，罗曼诺夫斯卡娅离开舞台很久了。”娜斯佳指出，“我记得很清楚，是1982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她已经不演出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还要早得多。好像是1974～1975年，在莲诺奇卡全盛时期。你是对的，到80年代初期她已经不演出了。彻底堕落成酒鬼了，告别了音乐会，不再录音。开始人们还想让她复出，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但是勃列日涅夫死后，中央机关开始换班，她丈夫的升迁被阻断，也就没有人抬举她了。”
　　原来，这个医生同加利娜·捷列辛娜约会了十五年。还不错！但是这意味着，加利娜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是他的孩子。一共四个，而不仅仅是娜塔莎。当然，虽然他的兴趣都指向她一个人的事实，更像是说明，其余的孩子是加利娜同丈夫所生。怎么找到这个捉摸不定的“萨莎叔叔”？剩下的最后希望是叶莲娜·罗曼诺夫卡娅和她的性病医生。只有他们能说出他的名字。
　　要想找到曾经给著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治疗过性病的医生，只能通过罗曼诺夫斯卡娅本人。因为想从1949年去世的施瓦伊施泰因的朋友圈子中确定他的名字，是一件绝对没有指望的事情。结束对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的访问，娜斯佳回到民警分局，她瞥了一眼尤拉·科罗特科夫和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的那间办公室，尤拉不知道忙什么去了。科利亚正在专心地起草一份文件，不时看看摊开在桌子上的拍纸簿，和记着笔记的散页纸。
　　“科林卡，我去向‘小圆面包’汇报，你行行好，帮我找到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
　　“你的叶莲娜有父称吗？”谢卢亚诺夫怀疑地问道，“难道她是个就像通常说的圣经家庭中的无性诞育的孩子？”
　　“有父称，”娜斯佳笑笑说，“但是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25年前她是著名的舞台歌唱家。现在她应该有50～60岁。找得到吗？对了，她的丈夫当时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显赫的特征，”尼古拉嘿嘿一笑，“阿西卡，你为什么要当密探？你应当去干考古。你这么愿意发掘古代历史。好吧，我去找找。怎么谢我？”
　　“我在小卖部给你买个面包。”娜斯佳许诺说。
　　过了半个小时，向戈尔杰耶夫上校报告完工作，她重新来到谢卢亚夫那里。他仍然在写自己的文件。看来，办公室在这半个小时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三十分钟前放在地板上无声无息的茶炊，现在挪到了小柜上，正咝咝响得欢。
　　“面包呢？”谢卢亚诺夫询问地抬起眉毛，“我已经烧上茶炊了。”
　　“罗曼诺夫斯卡娅呢？”娜斯佳摹仿他的口气反问，“我不预先支付。”
　　“你误会了，姐们儿。我有生以来从不死气白赖要预付。还有，你自己从事这些考古发掘图的什么？考古学家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找骨头架子。因此我给你找到了一具尸体。”
　　“科利亚！”她绝望地呻吟了一下，筋疲力尽地缩进椅子里。“你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罗曼诺夫斯卡娅的身上了。”
　　“好了，请你原谅，”尼古拉摊开两手说，“没有满足您。但是我尽了力了。不，真的，阿霞，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处于连续神志不清状态已经很多年了。颈椎摔伤了。因此酒精有害，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太久，你只迟了一丁点，早点想起来，就赶上她活着了。”“科利亚，你这种愚蠢的玩笑有完没完？我这儿挂着一件谋杀案，你却嘻嘻哈哈。”
　　“是不是挂着一件案子？”他询问道，“据我所知，这样的‘悬案’你至少有三件。我们每个人都不比这少。所以不用悲观。我们继续工作。叶莲娜·弗拉基米罗芙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两个星期前去世了。她一个人生活，由于她酗酒无度，丈夫早就抛弃了她。一个成年的女儿独立生活。”
　　“女儿的地址呢？”娜斯佳疲倦地问。
　　“阿霞。她不是一般地独立生活，而是非常独立，独立到你找不到她。当然，我能尽心竭力为你去搞她的地址，不过你要考虑到，这条街在悉尼，乘飞机得飞十六个小时。”
　　“真不走运。她到澳大利亚很久了吗？”
　　“1989年去的，顺利出嫁，就远远地离开了精神失常的酒鬼妈妈。从此一次也没有回过俄罗斯，我核查过了。”
　　“谢谢你，科林卡，你是真正的朋友。只是遗憾，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娜斯佳脸上显得茫然，以致好心肠的乐天派谢卢亚诺夫霎时间充满了同情。
　　“你想向她打听什么？也许，我们试试怎么从别的渠道问清楚。”
　　“唉，科利亚，我要向她打听一个医生的姓。他二十多年前给她做过检查。”
　　“这有什么难的？有医疗病历卡和其他的东西。”
　　“一切都是私下进行的，极其秘密。舆论界不应该知道一位夫人、歌唱家经常治疗淋病和滴虫病。而让她去找我需要的这位医生做检查的正是性病专家。因此，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病历卡。费用按照行情用现金结账。我想向罗曼诺夫斯卡娅打听的或者是医生的姓，或者是让她去找他的那位性病专家的姓。”
　　“那么，我们找找性病专家，”谢卢亚诺夫提议，他喜欢所有能撇开拼凑可恶的格式化纸张的机会，“关于他都说了什么？”
　　“他是死于1949年的施瓦伊施泰因博士的朋友，与博士的遗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长时间保持交往。”
　　“她也死了，”他接着说，“真来劲。我怀疑，你的这位性病专家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男人都不长寿。要知道他应该有80多岁甚至更老些。你有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吗？”
　　“有。”
　　“咱们赌一瓶酒，我两天之后给你查清楚性病专家的姓？”
　　“你刚才还在说饮酒有害。”
　　“谁说我要喝酒了？我赢你这瓶酒，带回家去珍藏在柜子里。用不着的时候就摆着。譬如有时客人来了，我就犒劳犒劳谁。”
　　“好啊，你这该死的敲诈犯，居然敲诈我。你也在办阿尼斯科维茨案，所以，完成我的委托，是你分内的职责。”
　　“阿西卡，跟你玩儿不行！你随时准备扼杀最浪漫的激情，我需要的是刺激而不是履行职责。如果我和你打赌，我的激情就来了，否则，太乏味了。”
　　“啊，你是在找乐子。好，说定了，我给你一瓶酒，只要找到他，请吧。我让这案子搞得焦头烂额，时间在流逝，却一点进展也没有。‘小圆面包’已经不拿正眼瞧我了，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线索都卡住了。案子就像着了魔一样，没有一种合理的说法。那位传说中的医生是惟一的线索了。”
　　他们还就酒瓶的大小和白兰地的品牌讲了一番价钱。娜斯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她的情绪糟透了。她同罗德钦科谈话时突然冒出来的希望转眼间就化为泡影。罗曼诺夫斯卡娅死了，性病医生大概也死了。她已经不怀疑，两天之后，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将告诉她的正是这个结果。阿尼斯科维茨被杀害了。所有能够通向这个与加利娜·捷利辛娜约会了许多年，现在肯定是顶着化名到医院去探望她的孩子们的那个人的线索一下子全部断了。这个人在中断来往很长时间之后，又开始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去，并且是在她不明原因的死亡之前不久。
　　罗曼诺夫斯卡娅之死，对一个严重酗酒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时间太巧了。这里是否有捉摸不定的大夫“萨沙叔叔”的功劳呢？娜斯佳缩成一团，心里想着，询问死者的熟人和邻居是一项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刚刚围绕阿尼斯科维茨死亡的事实进行过一遍，又不得不为罗曼诺夫斯卡娅的案子重来一遍。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大量的气力。而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
　　马尔法修女用残疾人小车把加利娜·捷列辛娜推到疗养院外面开阔的公园里，她们散步散了很长时间，一小时前还是艳阳当空，现在却云起满天，刮起了强烈的冷风。加利娜冷得肩膀发抖。
　　“太冷了，”她任性地说，“我们回去吧。”
　　“还早。你应该多在室外的新鲜空气中呆呆。”修女不同意。
　　“可是我都冻僵了。”
　　“我去给你拿件暖和的东西来。”
　　“那好吧，不过要快点，要不我会感冒的。”
　　马尔法小姐急急朝大楼走去。上到二楼，她推开加利娜房间的门，开始翻衣柜里的东西，想找一件暖和的短大衣和三角头巾。突然，身后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修女转过身，她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她刚想笑一下打个招呼，那男人一个箭步蹿上来，眨眼间，有力的手指卡住了她的脖子。嘴里“卟哧”一声吐出一口气，女人只来得及明白一点：这一下她死定了。
　　娜斯佳喜欢丈夫在家里等她。的确，每当她在这种恶劣的精神状态下回到家的时刻，想到不可避免的晚餐谈话就觉得不堪忍受，使她像生病似的皱紧眉头。不过这种情况不常有。阿列克谢认识她很多年了，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她，从来都善于准确地感知她的情绪并及时保持沉默。
　　今天，娜斯佳的精神状态远不是最快乐的，但是也不至于沉重到不高兴与丈夫重逢的地步。他出差返回时，顺路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停了几天，刚刚回到莫斯科。
　　廖沙用非常吃力的咳嗽和严重的鼻塞迎接了她。眼睛发红，鼻子发肿，他的整个外表把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娜斯佳不同，他很少生病，这一次感冒使他很不习惯，因而烦躁不安。
　　“老天爷！”看见心爱的丈夫，娜斯佳两手一拍，“你在哪里弄成这副模样？”
　　“大概是在飞机上。”阿列克赛费力地嘶哑着嗓子说，“已经是第四天受罪了，是最厉害的时候，你一般都用什么治疗？”
　　“什么也不用，这你知道。我等着肌体自己康复，不必娇惯它。但是我的方法不适合你，你真的需要马上治疗。我也没有感冒药。”她心慌意乱地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往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到药房去看看。而这时候已经晚了，到处都关门了。”
　　“好了，勉强坚持到明天，早晨我自己去，现在去吃晚饭吧。”
　　晚饭后，娜斯佳让丈夫用芥末熏腿，用沙布包上洋葱末塞到耳朵里——一种有效的治伤风的民间偏方，往脚上抹松节油，套上厚袜子。她自己从未试过这种疗法，但是听别人说过该怎么做。
　　“你专门折磨我。”廖沙痛苦地嘶哑着声音说，当她给他擦刺鼻的松节油时，他双腿抽搐着，他最怕呵痒，“你想让我死啊。你这害人精，应该生在中世纪的西班牙。”
　　“对不起，弄差了五个世纪。不过我不是有意的。好好躺着，我不想让你死。如果没有你，谁给我做饭吃？”
　　“你真自私。”他埋怨道。
　　但是，当折磨终告结束时，他蜷到被子里，马上就酣然入睡了。娜斯佳踮起脚尖走进厨房，她还不想睡觉，她决定先把吃晚饭用过的餐具洗干净，再看会儿书。最近几个星期，她买到了五本让她感兴趣的书，但是哪怕打开其中的一本也没有时间。她这个捧书夜读的甜蜜梦想是注定不能实现了。娜斯佳刚洗完餐具，用毛巾擦干手，让她事先将铃声调到最低限度的电话悄然响了。
　　“没打扰你睡觉吧？”话筒传来科罗特科夫精神饱满的声音，他今天值夜班。
　　“暂时没有。”
　　“那就请你听一个睡前故事吧，好睡得甜蜜些。”
　　她的心脏由于预感不祥而隐隐作痛。尤拉没有为无谓琐事半夜里打电话的习惯。
　　“马尔法小姐被杀害了。是被掐死的。就在加利娜·捷列辛娜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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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伊拉·捷列辛娜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人能快速轻易地习惯舒适，但是要疏远舒适却很久很难”这句话的含义。在她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突变。她从一个无忧无虑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小姑娘突然变成了孤儿，形单影只地进了寄宿学校。不过事隔久远，创痛已经渐渐平复淡忘。从此以后她的生活一直很艰辛，简直没有习惯舒适的机会。
　　奥列格每天到“格洛利亚”来耐心等她做完工作，然后送她回家，已经几乎一个星期了。有两次他同她一起上楼进屋，踮起脚尖走进她的房间，大约过一个小时依然这样悄不出声地离去。伊拉很怕打扰年岁不轻、品行端正的房客。同时她也不想开先例。据奥列格说，到星期五，他们要去找那位医道高明的医生，他答应给伊拉看病并且确定治疗的可能性。但是到星期五还有两天。
　　她还没有习惯考虑“如果……会怎么样”，她生活在家庭里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考虑这些她那时还小。后来中学毕业，凡事都得自己做主，她果断地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怎么做。为了攒钱给巴甫利克治病，需要多少就做多少工作。还要再工作接着攒钱给爸爸立碑。没有什么“如果”或者“万一”可言。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立即成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这一部分不是决定性的或者主要的。他诚实地警告过，妻子怀着孩子，过三个月就要分娩。这么说，他还是会每天晚上到“格洛利亚”来，等伊拉洗完餐具擦好地板，就送她回家，有时候（当然不是每天），会到楼上她的屋里去。就这样到永远。
　　从市场下班之后，伊拉跑回家，冲完淋浴，匆匆吃点东西，就赶着去医院。最近一次，她觉得巴甫利克，她非常喜爱的巴甫利克脸色不好。小男孩抑郁寡欢，眼泪巴巴地说到别人的父母都给孩子带来了精致的玩具。伊拉到商店去打量了一下这些玩具的价格，玩具价格很让她泄气，她“买不起”。必须赶快想办法使小弟弟高兴起来，她不能看见他的眼泪。但是她暂时没有能力给他一件新玩具，因此她决定哪怕多买一点水果和糖果。如果巴甫利克慷慨地分给邻床的病友，那么他们兴许会不吝惜让他玩一玩他们的精致漂亮的玩具、构造模型和电动玩意儿。
　　医院大门口停着两辆带闪光灯的警车，然而伊拉没有注意到它们。医院很大，是市里最好的医院之一，这里有闻名全国的创伤和矫形学科。因此，民警分局经常往这里送伤员。但在儿科楼门口，一个男人阴沉着脸拦住了她。
　　“回去吧，姑娘，今天这里不让探视。”
　　“怎么不让探视？”伊拉被激怒了，“我要去看我的弟弟，我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这里。让我进去吧。”
　　“我对你说了，不行。明天再来吧。”
　　“为什么要等明天？现在是探视时间，从5到8点。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来的。”
　　男子疲倦地吐出一口气，轻轻地搂过伊拉让她背对入口。直到这时，伊拉才发现，在一边站着整整齐齐的一排父母，他们来探望自己的孩子，也都没有放行。那些有办法的人都围着大楼转悠，想凭记忆确定他们孩子的病床的位置，找到要找的窗户。其余的紧紧挤在一起，耐心地等着。
　　“不是你一个人。你看有这么多，”阴沉脸的男子说，“如果你愿意，就等着吧。什么时候可以了，全部放进去。不过最好明天来，为了保险起见。”
　　伊拉顺从地走向人群。
　　“发生什么事了？”她开始谈话时一般都不讲究客套，“为什么不让进去？”
　　“里面有一个护士被杀害了。”人们当即热心地向她解释。“民警都赶过来了——多得不得了。所有不相干的人都被赶出来了，谁也不让进去。”
　　这条消息没有给伊拉留下特别的印象。如果有人告诉她，一个孩子被杀了，她会害怕得发疯。万一这个孩子是她的弟弟妹妹呢？不过事情出在一个护士身上，那就随她去吧。只是不让去看巴甫利克不好。他在等着她来，因为她答应今天来看他。
　　在人群中挤了一阵，听听只言片语的谈话，伊拉决定还是等一等，毕竟只到6点半，离允许探视的时间结束还有整整半个小时。然后还可以吵着要求把探视时间延长到9点甚至10点，因为发生了这种意外事件。从这里到“格洛利亚”要走三十分钟。如果跑步或者碰上公共汽车，那么她可以在这里呆到9点半。这段时间内民警大概会离开，就可能有希望看到弟弟，或者哪怕把东西转交给他也行。
　　她离开人群，走向浓密的野生马林果灌木丛，不知为什么这里特别多这种灌木，她在灌木中找了一条僻静的没有人的长凳。坐到凳子上，伊拉脱下鞋跟都穿歪了的旧鞋，好让脚得到放松，然后仔细看着大楼周围忙乱拥挤闹嚷喧哗的人群，以便及时趁警察撤退的机会向入口拥去。暂时还没有人从门里出来，只有人进去。进去的人看样子都认识看门的阴沉脸的男人，因为他们都停一下同他握手问好，微笑着互相开几句她听不见的玩笑，然后大摇大摆地进去。终于开始有人出来了。最前面的是穿白大褂抬担架的人，担架上躺着一具蒙着床单的人体。这时，伊拉头一次感到不对劲。她清楚地想起了父亲也是这样被人从屋里抬出去的情景，他也是被蒙着头。当时人们告诉她，如果人死了，就要把头蒙起来；如果人活着，就要露着脸。担架上抬着人体的样子使她蜷缩起来。虽然这位护士不是她的什么人，但是一样可怕。两小时前她还在走路，大概还在挨病房给孩子们送体温计、拿药。也许，甚至还去过巴甫利克的房间。有意思的是，这位护士是谁呢？伊拉认识科里所有的护士，并且根据她们对待弟弟妹妹的态度区别对待。有一位非常喜爱孩子，对他们和蔼可亲，另一位严肃认真，第三个大体上认为不能溺爱孩子，甚至是病重的孩子，要不他们会不听话。如果被害的恰恰是那位对孩子们和蔼可亲的护士，那就太不幸了。巴甫利克是那么依恋她！巴甫利克哭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会安慰他。
　　从楼里出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宽肩膀招人喜欢的男人和一个高个瘦削淡黄头发的女人。伊拉觉得她面熟，再仔细看看，终于认出了她。对，她就是民警分局的卡敏斯卡娅，弗拉迪克·斯塔索夫叔叔带她到她的家里去过的。女人靠在一棵树上抽着烟，同宽肩膀男人谈着什么事情。伊拉从凳子上跳起来，向她奔去。
　　“你好。”她一面气喘吁吁不及思索地说，“我是伊拉·捷列辛娜，您还记得我吗？”
　　女人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表情，但是伊拉能够用脑袋担保，她没有吃惊。
　　“你好，伊拉。”她平静地回答，“当然，我记得你，你是来探视自己的弟弟妹妹吧？”
　　“是啊，可是不放我进去。巴甫利克在里面等着我，我答应他今天来的。”伊拉像炒豆似的说，“您不能带我进去吗？求您了。”
　　“不行，伊罗奇卡。我很高兴为你帮忙，但是儿科暂时不能放外人进去。行动小组还在里面工作，侦查员、鉴定专家，那里不能有无关人员。”
　　“但是我买了水果、浆果和糖果。”伊拉央求地看看她，给她着手里的两个聚乙烯塑料袋。“巴甫利克等着，奥莉亚和娜塔莎也等着。我10点钟必须上班，如果这段时间还不放人，我只好把东西拿回去。求求您了。”
　　“把塑料袋给我，”卡敏斯卡娅点点头，“我转交。这些东西全都给巴甫利克吗？”
　　“不。”伊拉连忙说，“这一包给巴甫利克，这里头有欧洲甜樱桃、香蕉、苹果，还有这包水果糖。只是告诉他，不要一个人全部吃掉，让他同病房里的伙伴们分着吃。糖果也不能给他吃，他对巧克力过敏，让他把糖果全送给小伙伴们。这些水果给妹妹，有两包，里面东西都是平分的，您不会弄混吧。还有娜塔莎，就是年长一点的那个，她在七号病房，请告诉她，戈尔德曼的书我还没有买到，但是我一定会买到，让她别着急。别人已经告诉了我什么地方才能买到老数学课本。我过一两天就到那里去，一定找到。”
　　“戈尔德曼？”这时伊拉看到，卡敏斯卡娅真地吃惊了，而且非常吃惊，“你的妹妹需要高等数学教科书？”
　　“是的，她要。她学了很多课程，她有天赋。”
　　“我有这本书。如果你想要，我带来。”
　　“这本书贵吗？”伊拉问，家里从小就教导她，买东西必须付钱，因为只有捕鼠器上的干酪才不要钱。
　　“我不知道。”卡敏斯卡娅耸耸肩膀，“这是我自己的教科书。我买它的时候好像是花了两个卢布。这是好多年前了，我把它送给你。”
　　这时，伊拉才不好意思地意识到，她不记得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姓倒是记得，但名字和父名都忘记了，真不方便……总不能叫她“卡敏斯卡娅同志”吧。
　　“阿霞，我们是在冒险，”一直默默旁观的宽肩膀男人突然插进来说，“父母们发现了我们，拿着自己的东西朝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将很难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伊拉另眼相看。把包拿到这边来。”
　　他机灵地抓住塑料包，几乎是从伊拉手里抢过来似的，快步走向医院大门，警车停在那边。
　　“他要把包拎到哪里去呀？”伊拉目送着他困惑不解地问。
　　“别着急，过一会他就回来把它们送进病房去。要不，我们一会儿就不得不接受这一大群人要转交的东西。大家都看见你走近我们，如果我接过你的包并把它们送进病房，那情况将不太妙。你同意吗？”
　　“一般说来是这样。”伊拉勉强微笑了，“我刚才没有想到。你们会很快结束吗？等着还有意义吗？”
　　“老实说，事情很多，大概我们要忙到很晚。你最好回家休息去，因为你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
　　“您怎么知道？”
　　“斯塔索夫说你干很多活。你哪怕稍微休息一下？”
　　“不——啊，”伊拉摇一摇头，“我什么时候休息啊？我每天工作。不过您不要管我，我并不太累。我很正常，能撑得住。你们在晚上9点以前忙不完，是吗？”
　　“大概是的。”
　　“好吧。”伊拉叹口气，“那我就不等了。不过您别忘了把食品转交给孩子们。”
　　“你说什么，当然，我不会忘记，不要怀疑。放心走吧。”
　　“话也请转到，不会弄混吧？”
　　“我不会弄混的。”卡敏斯卡娅向她保证，“戈尔德曼的书，我怎么带给你，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我直接带到这里给你的妹妹。”
　　“好的。”伊拉点头同意，“这样甚至更好。我走了。”
　　她几乎是跑到了公共汽车站，很为意外出现的自由时间而高兴。回到家，她马上闻到厨房里有做饭的香味。就是说，伊里亚斯终于回来了，因为这时间对于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太早了点。他下班回家要晚一些。果然如此。她看见新房客在厨房里，然而最糟的是——桌子边的椅子上端坐的不是别人，而是伊利娜的死对头——寄生虫塔尼卡。当然，又喝醉了。脸上浓妆艳抹——花里胡哨简直跟彩虹似的。她以为，抹上三公斤颜料就会显得年轻些，谁也看不出来她有多少岁。哼，这只母狗。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伊拉粗鲁地问，“叫你到这里来了吗？你来干什么？”
　　她相信，塔尼卡，不知廉耻的厚脸皮，是来求伊拉明天打扫她的路段的。以前她就曾经这样做过。就这样，她一般干脆不上班，让其他的扫街工由他们的上司想怎样就怎样好了。但是，偶尔，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塔尼卡会突然来找伊拉，企图跟她好好商量。她出钱，诉苦，甚至掉眼泪。当然伊拉需要钱，没别的可说，但是也要有自尊。伊拉不会拿塔尼卡的钱。她这个娘们儿太令人憎恶了。
　　“噢，伊鲁谢奇卡，”寄生虫塔尼卡开始大声哭起来，“我同伊里亚西克正在做晚饭等你，你坐下来吃吧，我们都做好了。”
　　我们，听见吗，都做好了！可为自己找到朋友了。
　　“我自己会做。”伊拉生硬地说。
　　她默默地从冰箱里取出还是昨天从“格洛利亚”带回来的一片面包和一位商贩留在市场上的一瓶没喝完的两升装“百事可乐”。她心存远见，把它拿回了家。为什么？她两只手都满了。为什么失去善心？伊拉清楚地知道。如果她自己不拿走这只瓶子，别人就会拿，不是因为没有钱拿它，而是拿去给卖散装饮料的人。
　　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纸袋，拿出夹熏香肠的面包，把“百事可乐”倒进一只有豁口的茶杯，坐迸沙发。没过两分钟，响起了拘谨的敲门声。
　　“伊鲁谢奇卡，可以进来吗？”是塔尼卡的声音。
　　“不可以。”伊拉低声不客气地回答。不过她相信塔尼卡没有听见。大楼是老建筑，厚砖墙，柞木门，几乎不透音。过去盖房子一点都不马虎，不像现在。
　　塔尼卡又重重地敲了一遍。
　　“伊利申卡，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伊拉大声回答，“你有什么事？”
　　“可以进来吗？”
　　“为什么？你有什么事？”
　　“想谈一谈。”
　　塔尼卡打定主意不待允许，难为情地把自己笨重臃肿的身躯挤了进来。
　　“有什么事？”伊拉郁闷地说，她明白，这样是摆不脱塔尼卡的，又不能赶她出去，塔尼卡不是来找她的，好像是来找伊里亚斯的，而同房客吵架不合适。
　　“听我说，”塔尼卡神经兮兮地低声说，“咚”一下笨重地坐在房间内惟一的一张椅子上，“据说，民警分局的人到你这里来过。”
　　“嗯。”伊拉啃着面包点点头，“你听说什么了？”
　　“他们问了些什么？”
　　“天哪，你操什么心哪？要知道是来找我不是找你。你缠着我干嘛？”
　　“不是，伊鲁谢奇卡，你别这么想，我只不过感兴趣。没问我的情况吗？”
　　“噢，你也值得他们问吗？”伊拉轻蔑而没好气地说，“如果需要，他们会找你的。”
　　“别瞎说。”塔尼卡反驳道，“如果有谁告我占了一间房子，首先应该去找所有的扫街工问清楚，我是不是真的不上班。向你问了些什么？”
　　“问什么我答什么。”伊拉打断她，“没有问到你。”
　　“确实没有问到我？”
　　“看在上帝面上，你走吧。”伊拉发怒了，“有那么一群公牛服服帖帖围在身边，谁会告你？生命要紧。出去吧。无偿为你扫街还不够吗？你还不让人休息。走开，找你的伊里亚斯去吧。你们的晚饭做好了，吃完把碗洗了。”
　　“你干嘛生气，伊利诺奇卡？”塔尼卡哀怨地哭起来，“你倒好，你有这么阔气的住房，整整三个房间，可是你只有一个人。你以为，别的人不想有自己的住房吗，而且还在莫斯科？大家都各显神通，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手段都是好的。你自己知道，人往高处走。你有什么可怜的，要是我也有自己的使用面积。”
　　“让你的使用面积把你噎死。因此别人就该帮你工作？领工资你倒忘不了。”
　　“你说什么？”塔尼卡激动地说，“什么工资呀？所有的钱都给了头儿，给了区经济管理局和民警分局了，为了不把我从宿舍赶出去。你不要这样想，我不需要别人的东西。我在工资表上只签个字，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我就是因此而害怕，当我得知民警分局来人找你时，我以为，有谁揭发我给民警钱，他们开始调查了。现在你知道，怎样同贪赃受贿斗争吗？你怎么啦？发现谁行贿受贿就完了，决不姑息。你就告诉我，不过要说实话：他们问没问这件事？”
　　“没有问这件事，你该放心了吧。”
　　“到底问什么？”
　　“什么也没有问。一边去吧，我说了，让我安静休息一会。我很快又要上班了。”
　　塔尼卡嘘了一口气，不情愿地走出房间。伊拉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百事可乐”，把没吃完的面包片放回纸袋中。由于同塔尼卡说话，食欲全消，一点都不想再吃了。她在沙发上伸直身子，盖上一块细绒毛头巾。昨天天气突然变冷，傍晚时分房间里变得又冷又干。不，从哪里冒出来像寄生虫塔尼卡这样没有良心的人？不仅不上班，不仅用她那一群公牛吓唬人，竟然还恬不知耻地担心民警分局是不是盯上了她。伊鲁谢奇卡，伊利诺奇卡！过个下贱货。没有别的词来形容她，有意思的是，她怎么知道弗拉迪克叔叔带着一个女民警到她的家里来过了。大概是她用钱买通的那个民警告诉她的。恐怕正是他打发她来打听问了些什么，是不是在了解他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单元门“砰”地一声响，塔尼卡走了。几乎同时，又响起了敲门声。是伊里亚斯吧？
　　“伊拉，您同我一起用晚餐吗？”
　　这可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他本来是打算同塔尼卡一起吃晚饭的。一般，邀请她上桌吃饭的只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所有这些穆斯林沙米尔们都没有这个规矩。对她所有的房客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条件：对她称“您”，并且保持距离。不能稍有轻薄非礼。否则，不知不觉就会招来麻烦，彼此纠缠不清。至今她一直跟他们保持距离，因此得以相安无事，不伤和气。伊拉费了好大的劲，搜索她知道的礼貌用语。
　　“谢谢，伊里亚斯，我已经吃过了，请别费心。”她隔着门大声回答。
　　听脚步声向厨房移去。还好，新房客没有纠缠。要不，这种情形多了……伊拉想起自己的第一个房客，阿塞拜疆人纳季克。他老是用自己的饭食打扰她。他说，我不能一个人吃饭，我们不兴这样。我们总是叫在场的人一起上桌。伊拉有一次盛情难却，同他一起坐到桌旁，吃过这顿饭她总算活下来了。他们的民族风味都是些什么？油腻、辛辣，味道很不习惯。而过后纳季克还一个劲地献殷勤说：“你现在就是我妹妹，既然我同你分吃了一个面包。”她太需要当他的妹妹了！今天是妹妹，明天还不知道会编出什么来。得了吧。
　　伊拉感到冻坏了。绒毛头巾已经不管用了，需要喝点热茶。她不情愿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慢慢走进厨房。使她吃惊的是，厨房里干净整洁，伊里亚斯随手洗了碗，连地板也擦了。灶台上放着一只木煎锅，锅里的肉散发着诱人香味，旁边有一只稍小一点的锅，锅里装着焖好的大米饭。伊拉点着茶炊下的煤气，坐在一把椅子上。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两手支着下巴。几乎与此同时，六吱呀一响，传来小心的脚步声——伊里亚斯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伊拉，如果你正饿着，请吃吧。我等朋友们来，做了很多，然而他们不能来了。”
　　礼让，再礼让，只有礼让能让她摆脱。
　　“多谢，伊里亚斯，我不想吃东西。现在我喝杯茶，发发热，就去上班了。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回来，您最好请他吃。”
　　“一定。”伊里亚斯点点头，“请您原谅，发生了塔尼亚这件事情。我没有叫她，她自己来的，并且请求允许她等您，我同意了。我不知道这会让您不愉快。”
　　“一切正常。”伊拉微笑着说。
　　这个小伙子令她喜欢。他不像前一位房客那样高声大嗓，不拘礼节，随手留下脏餐具、湿地板。
　　“她很不放心民警分局。”伊里亚斯用抱歉的声调继续说，“我也以为您有什么麻烦事。您遇到难题了？也许需要帮助？我有一些熟人……”
　　“一切正常，伊里亚斯，没有什么难题。谢谢关心。”
　　他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伊拉赶快喝完茶，犹豫地看了看没吃完的面包片，但是她明白不能吃了，于是重新把纸袋放进冰箱里。
　　9点55分，她套上一件暖和的绒线衫，外面罩上短外套，出门去“格洛利亚”。当她下楼梯后快步向十字路口走去时，她的新房客伊里亚斯重新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取下了挂在墙上的电话筒。
　　“是我，”待对方回应后，他说，“她什么也没有说，不论对我，还是对这个女扫街工。”
　　“我们大家都疏忽了。”
　　外号叫“小圆面包”的戈尔杰耶夫上校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内走来走去，碰到椅子就顺手用力推开。
　　“你们大家都错过了！他开始收拾能够认出他的人了。加利娜·捷列辛娜的残疾人疗养院的修女，孩子们住的医院的护士，甚至还有知道他的名字的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怎么能一再得逞？”
　　娜斯佳不说话。她十分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她的失误，只是她一个人的。几天前，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她坚持认为在疗养院和医院设下埋伏没有意义，行踪不定的“萨沙叔叔”可能不会很快到那里去。但是他去了，并且开始动手杀人了。这是她的错误。
　　但是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他，这个“萨沙叔叔”，是从何得知他们正在找他，掌握了他的相貌特征并且画出了甚至多多少少像他的肖像的？难道走漏了消息？是谁泄漏的？
　　“如果一开始我们不是被有关收藏品的说法所吸引，这种情况本来是可能幸免的。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去验证这一说法，而他在这段时间内却杀到了罗曼诺夫斯卡娅。如果我们在阿尼斯科维茨遇害的第一天，立即从她周围的人开始工作，恐怕早就找到了罗曼诺夫斯卡娅并且查明了他的名字。正好，阿娜斯塔霞，你能解释，为什么他杀害的恰恰是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护士吗？要知道，我根据你所说的情况理解，他六年来经常到医院去探视孩子们，应该有很多人都认识他。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被杀的是她呢？”
　　“他只在她值班的时候来看孩子们。是我的错。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做证。大家知道，来看小捷列辛们的除了姐姐之外，还有一个男人，他可能是亲属，也可能是他们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以为这已经够了，因此我对于只有一位护士对我说过他的外部特征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个护士就是被杀害的那一位。”
　　“很不好。行了，不要自怨自艾了，必须工作。还有谁能认出这个人？”
　　“孩子们，还有阿尼斯科维茨的邻居们。不过这可完全都是薄弱环节。实际上对他来说，真正危险的可能只有娜塔莎·捷列辛娜。奥莉亚和巴甫利克智力发育大致相等，他们的证词毫无价值，他们会一天变十次。达里娅·卢基尼奇娜老太太能认出她许多年以前见过那个人。许多年前他经常到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来，还有什么？怎么把他同谋杀联系起来？没有办法。在谋杀发生前不久看见过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的女邻居，以前没有见过他。所以，她能认出这个人，却不能证明这个人同阿尼斯科维茨相识的事实。”
　　“给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治疗性病的那位医生呢？找到他了吗？”
　　“找到了。”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插进来说，“但是，他几年前去世了。他已经老了。”
　　“行了。”戈尔杰耶夫沉思地说，“就是说，只剩下一个娜塔莎·捷列辛娜了，这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我认为要对她实行昼夜保护，但是，老天在上；我的孩子们，这是我能尽的最大努力了。现在是竞选时期，市里的形势极其复杂，很多人需要保护，你们自己都知道，一位副市长候选人差点被打死。我们不能保护阿尼斯科维茨的两个邻居。不会给我们这么多人，只能指望他们自己保护自己。而一个残疾姑娘就靠我和你们的良心了。她完全没有防护能力，我们要对她的安全负责。而且她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萨沙叔叔’同谋杀案联系起来的最后一个人。一方面，他在医院里探视过她，从而显示了他同捷列辛一家有着引人注意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是个医生，如果查查他的履历，那就能找到他同罗曼诺夫斯卡娅的那位已经去世的医生的联系，而那位医生又同阿尼斯科维茨相熟。否则，我们就无法使这件案子摆脱僵局。”
　　“但是，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的手放不开呀。”科罗特科夫说，“由于护士被杀害，整个医院乱成一团糟，如果我们在那里设伏，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知道。怎知道会不会打草惊蛇让凶手了解设伏的底细。那时我们就什么也捕获不到了。”
　　“但是至少我们得把姑娘保护好。”上校回答，“尤拉，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在那里组织戒备森严的埋伏，闹得尽人皆知。此外，那里毕竟都是些孩子，而不是成年人，他们比较好动，比较直率，他们发现不认识的叔叔们，就会传播开去。我们需要一个视觉记忆极好的人。他能根据我们这个侦查对象的几幅肖像，留心儿科病房来往的哪怕稍微有一点像画像的所有男人。一个责任心强、眼力敏锐、认真细致的人。有符合条件的人吗？”
　　“我们找一找，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卢亚诺夫点点头，同时又不是很有把握，“不过我还是推荐米沙·多岑科。他对确定凶手特征和绘制肖像做了很多工作。他一定已经在梦中见过这个人了。米沙比大家都更清楚他的外貌。对了，米沙尼亚怎么样？”
　　“你不是问米沙尼亚，而是问我。”戈而杰耶夫严厉地止住他。“多岑科的负担不比你们大家少，可是你建议解除他正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派到医院去吗？我同意你的理由，我认为是合乎情理的。米哈伊尔确实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萨沙叔叔’的特征。但是，请问，谁来接替他的事情？尼古拉，你只看见自己眼皮下的一小块。”
　　显然，“小圆面包”戈尔杰耶夫坚持己见只是装装样子。当然，连小孩子也明白，没有人比米沙·多岑科更胜任这一任务。
　　儿科护士被害同俗家名字叫赖莎·彼得罗芙娜·谢列兹涅娃的马尔法修女被害两起谋杀案如出一辙。两个女人都是被掐死的。两次谋杀都发生在白天，即正好在除了常住者和工作人员之外，探视者很多的时候，探视者彼此不认识，所以凶手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人丝毫怀疑。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死在存放孩子们入院时穿的外衣的房间里。
　　最近几天天气急剧变坏，一个姑娘觉得冷，在长时间的炎热中变得懒洋洋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感冒。阿列夫金娜进这个房间去给小姑娘取一件暖和的外套，就再也没有出来。存衣服的房间位于地下室，下去可以走楼梯，也可以乘电梯。谁也没有注意护士是怎么下去的。当时是最热闹的时候，刚过5点，从5点开始允许父母探视。儿科病房的人非常多。这情景同马尔法修女遇害时一样，只有一点不同，疗养院探视住院病人不是固定钟点，而是全天。
　　吸收了民警分局民兵处的侦查员参加调查两起罪行，但还是经常感到人手不够，时间也不够。这里刚有达官贵人被害，你们那里又冒出来什么修女、领退休金的老太太、护士……
　　残疾人疗养院主任医生对民警分局工作人员非坚持到场不特别满意。他同任何主人一样，不喜欢旁人到家里来整顿原有的秩序。负责加利娜·捷列辛娜治疗的医生焦躁不安，经常东张西望，使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由衷地高兴了一阵。
　　“你知道，如果主任医生看见我同您谈话谈这么长时间，他会狠狠敲打我。”他愧疚地解释。
　　“可您并不是在闲逛。”娜斯佳吃惊地说，“帮助民警分局，是您的责任，谁也无权在这一点上指责您。”
　　“这就像一个老笑话中说的，”医生微笑了，“‘您说我有权利吗？’‘对，您有。’‘那么我能吗？’‘不，您不能。’谁也不能禁止我同您谈话，这一点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但愿不要如此，哪位病人抱怨，他不能长时候诊或者在自己的病房等我，因为完全中断工作，只陪着您，我不会有好果子吃。毕竟我首先是个医生，我有重病人和残疾人，他们随时都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我理解，”娜斯佳答应，“请告诉我，捷列辛娜怎么承受马尔法修女在她的房间里遇害的事实？”
　　“开始，当然，她受到震动，精神压抑。但是后来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不恭敬地说，助理护士的惨死对加利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哪方面？”
　　“她开始出现对颅脑受伤之前的那段时期的回想。”
　　“你怎么不早说？！”娜斯佳几乎叫喊着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不错，他是正确的，娜斯佳心想。他怎么知道，这次谋杀的根源正好就在那段时期，不幸的捷列辛娜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的那段时期。总之，他怎么能知道，马尔法小姐遇害与加利娜有关？
　　“捷列辛娜到底想起了什么事情？”她已经比较平静地问。
　　“要是我，就不会这么提问。”大夫微笑着说，“她暂时还没有想起任何具体事情，离这一步还非常非常遥远。她嘴里只不过开始出现一些含含糊糊与她的现实联系不上的捉摸不透的词句。我之所以称为积极的变化，是因为自她住院这些年来，连这也没有过。她的记忆如同一张白纸。但是现在，我可以说，这张纸上有了不连贯的零乱散落的线条和斑点。要让这些线条和斑点形成类似图画的东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那您还继续在她的身上下功夫吗？”
　　“这一切不那么简单。”他叹了口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是专家，却又偏偏需要专家。而我们院里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需要从外面请。但是请专家需要钱和相当的努力。这件事恰恰应该由主治医生来做。”
　　“您对他说过捷列辛娜的情况吗？”
　　“当然，我当时就说了。”
　　“他作何反应？”
　　“他说，他考虑考虑怎么办。”
　　“他在你们面前非常严厉吗？”娜斯佳问。
　　“有时候是。他是个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他心情好的时候极为热情和气。如果碰上他心气不顺，他就只想着巴不得脚底抹油赶快溜。您打算同他谈谈吗？”
　　“有这个打算。不过稍微等一等。请告诉我，您主管捷列辛娜的治疗，是不是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修女的尸体之后？”
　　“当然。您知道，是这么回事，尸体是加利娜自己发现的。看来，是她在公园里等马尔法小姐等了很长的时间，不愿意再等下去了，她就请求把她送进楼里。加利娜的轮椅很好，但是她的双手软弱无力，骨折后愈合不好，疼得厉害，她很难独自坐轮椅走这么长的距离。我们一个护士把她从公园推回来。她们一起乘电梯升到加利娜住的三楼，电梯口离病房不远，然后就是加利娜自己回去了。她一进房间，就看见马尔法小姐躺在地板上。加利娜开始尖声叫喊，然后她就晕过去了，立即就有人按铃叫我，当时不到下班时间，我正好不在。在她未好转之前，我一直负责照料她。”
　　“请多给我介绍些加利娜的情况吧，”娜斯佳请求道，“她的个性、思维方式、习惯等等。”
　　“您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难道加利娜同马尔法之死有什么牵连吗？”
　　娜斯佳寻思，也许，对他用不着模棱两可或者故弄玄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抓不住的杀人犯很有远见，很危险。因此需要随时随地防止走漏消息。怎么知道，对什么人可以告知秘密并且要求守口如瓶，对什么人不可以？人心隔肚皮，一眼看不透。
　　“我想弄清楚马尔法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娜斯佳闪着蓝眼睛撒了个谎，“她照顾了加利娜这么多年，同她关系亲密，如果我想深入了解加利娜本人，也许，我还是先更好地了解赖莎·彼得罗芙娜。”
　　“赖莎·彼得罗芙娜？这是谁？”医生向上挑起眉毛问。
　　“马尔法小姐当修女之前叫这个名字。”娜斯佳解释道，“赖莎·彼得罗芙娜·谢列兹涅娃。”
　　“真想不到，”他摇摇头说，“我根本不知道。大家叫他马尔法小姐都叫惯了。谁也没有想到她的俗家名字。说到加利娜·捷列辛娜，我可以告诉您，是个固执的太太。性格很不合群，喜怒无常，容不得别人的意见，蛮不讲理。专横之中喜欢佯装温顺，抱怨生活不好。最经常的是埋怨女儿恐吓她。”
　　“什么，她真是这样说的吗？恐吓？”娜斯佳不相信。
　　她很难想象伊拉会是一个恐吓亲生母亲的人。当然，这姑娘远不是天使的化身，她急躁，有点粗鲁，但是毕竟不可憎。她多么爱她的弟弟妹妹啊！
　　“对，就是这样说的。”大夫点点头，“此外，她的确认为，女儿对她做的一切都是故意气她。她专门给加利娜带来一些不是她要的东西。”
　　“怎么不是她要的呢？”娜斯佳不明白。
　　“肥皂不是那个牌子，牙膏不是她喜欢的，头巾不是那种颜色。捷列辛娜总是不满意大家，其中包括我。她认为，我为她做得很少，如果我对她更精心些，可能就把她治好了。我认为，马尔法小姐之所以忍受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她无比的耐心和善良。”
　　同捷列辛娜的治疗医生谈完之后，娜斯佳就去找主任医生的诊室。她似乎很走运，至少主任医生在她看来是个极为热情和气的人。看来，她碰上了他心情最佳的时候，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是个红脸膛的黑发男子，眼睛快活明亮，调皮地微笑着，乐于谈话，温厚和善。
　　“请，请。”他站起身，做了个邀请的姿势，高兴地欢迎娜斯佳，“您请坐。我猜，您是为马尔法小姐的案子而来？一个令人惊讶的女人，真正令人惊讶。大海一样的善良和耐心！这才叫笃信上帝。难道能要求无神论者有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吗？”
　　谢尔盖·里沃维奇健谈地讲述修女的事迹。不停地称赞她，赞扬她的精神品质。最后，娜斯佳才把话题转到加利娜身上。
　　“谢尔盖·里沃维奇，您是否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加利娜恢复记忆呢？”
　　温和的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古拉诺夫转眼间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人，再也不像刚才那样开心逗乐。现在她的面前坐着一位准备同她讨论职业问题的职业家。
　　“我暂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我坦率地向您承认：我多半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但是究竟为什么呢？加利娜的治疗医生说，在她受到震惊之后，出现了帮助她的现实可能性。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您同扎米亚京大夫谈过了？您不直接来找我是不应该的。我会向您解释他所不能理解的道理。他关心的只是人的肌体健康。叫我说，我跟他是不同的学派。扎米亚京大夫是个纯理性的唯物论者。接受了把战斗的无神论强加给科学的所有不好的观点。灵魂没有感动物质对象的力量，然而由于人的肌体是所有的存在中最物质的对象，他在自己的治疗方法中遵循的就是这一学说。扎米亚京认为，正确的治疗之所以是正确的，它必定应该见效，不取决于病人对此怎么想。我持另一种观点。大概，因为我在立陶宛长大，毕业于维尔纽斯医学院，那里的居民中信奉天主教的人数很多，科学的唯物主义在那里从来不受欢迎。这样说吧，尊敬的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坚信，一个人，用通俗的语言说，心中一片黑暗，永远感受不到自己肌体的健康。如果他生病，那么他永远不会康复。如果他健康，那么他会患上某种慢性病。那位捷列辛娜的病就是证明。她当年做的事情，骇人听闻，不应该得到谅解，她竟然企图杀害自己的孩子。很难想象有更为可怕、更加沉痛的罪行，您同意吧。但是应当有什么原因促使她这么做，在她的生活中应该发生了什么真正荒谬绝伦的事情，才使得她决定走这一步。现在她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人们对她说，她做了这种事情，而她把这消息只当做一条消息。她不记得孩子们摔伤后粘满鲜血的身体横卧在人行道上的样子；她不记得，她怎么在家里追赶他们，他们怎么挣脱她的手，由于害怕而哭闹叫喊。她不记得那些促使她对孩子们和自己犯下罪行的荒唐事件。所以我对您说，有必要让她想起来吗？她的健康状况已经稳定了，当然，她不能独立行走了。她的脊椎摔坏了，四肢也折断了，但是她的其余部分感觉很不错。心脏、肾脏、肝脏，考虑到她的年龄，经受过损伤以及一系列的治疗，几次手术，还相当不错。大概有人对您说了，她性格不合群，任性和找茬儿胡闹是吗？说了吗？但是，按照我的观点，这证明她生活在自我和谐之中。她抱怨女儿只是因为她感觉不到、理解不了自己负罪于她。她不明白曾经想杀死她，而现在小姑娘不得不事实上赡养自己的杀人犯母亲。您想想，如果她恢复记忆，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只好单独面对这一连串噩梦，她孤立无援，疾病缠身，形影相吊，是一个对周围和大家有罪的人。除此之外，我劝您相信，她会疾病不断。一个在这种回忆中独处的人，只会厌世，她的潜意识会寻死，自我毁灭。正是这种潜意识只会激起疾病发作，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更凶险。您去找一个好精神病专家咨询一下，他会告诉您，临床上碰到疑难病症时首先要检查病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老是生病，不明白生的什么病，谁也不能确诊或者诊断，开方治疗，但是治疗无效。医生也闹不明白，束手无策。后来查明，这个人有严重的负罪综合症，自我责备或者自己有罪和不道德的思想控制着他，他压根就不想再活下去。于是他的潜意识不断地摧残他的肌体，不让他康复。我非常担心，加利娜·捷列辛娜正是这种情况，虽然扎米亚京大夫不赞同我的担心。但是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个人认为，让加利娜恢复记忆的企图，从医学的观点看是不慎重的，从纯粹人性的立场看是不人道的。让一切顺其自然吧。说到底，我希望您，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想一想今后。捷列辛娜的大女儿还太年轻，所以很自然，她不能把母亲接回家照顾她。姑娘需要工作，受教育，自主。再过几年，她有可能把母亲接出去。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说姑娘好像叫伊利娜，对母亲不是太亲热，经常训她，不过，您同意吗，可以理解她。她还很年轻。随着时间推移，她会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完全可能原谅加利娜。何况，加利娜自己并不记得自己的罪过。这是客观情况，所有的人，包括她的女儿，都必须尊重它。长大成年，有正常收入的女儿，能够保证给自己不幸的母亲以老年人应得的尊敬，将同加利娜一起生活，并且照顾她。但是如果加利娜回想起一切，那么我非常怀疑，她们将如何共处。加利娜自己将无休止地被自己的罪过和萦绕心头的噩梦般的回忆所折磨，考虑到她那好发号施令的专横性情，她确实会使女儿苦不堪言。她的罪过会变成侵犯，这种情况够多的。人们喜欢憎恨他们得罪过的人，这是伟大的拉勃吕埃尔说的。如果捷列辛娜回想起一切，母女俩就实在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如果加利娜有一个活着的成年女儿，她却还要在这里终老一生，要知道这是不正常的，这不人道。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就违反了公平法则。”
　　娜斯佳认真地听他说，她明白古拉诺夫是对的。本来现在她最希望的是让加利娜·捷列辛娜恢复记忆。但是她意识到，这事实上只是侦破杀人案的需要。然而这严格说来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甚至是危险的。可以坚持不懈，可以找到专家并且组织他们给加利娜治疗，这需要一定的努力，但是完全可能。甚至可以找到能支付治疗费用的担保人。对治疗摔伤病人和打开封闭的记忆感兴趣的有许多部门，既有医疗部门，也有跟医疗不沾边的部门，完全可以找到对此感兴趣的专家，他们需要修订教学方法，搜集科研资料，他们甚至非常愿意免费工作，如果病例不同寻常或者非常复杂的话。但是有必要这样做吗？揭露杀人犯并且知道在你身后留下了一个有病的、不年轻的、因为不能忍受自己的罪责而痛苦的女人？归根结底，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找到杀人犯，不错，这极其困难，但是可能。而要使能回想起往事的加利娜·捷列辛娜心境平和而满足，这就没有人能够办到了。这是不可逆转的。连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也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不能，哪怕是以追查残忍危险的杀人犯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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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热斯杰罗夫家的电话铃响时，薇拉正在酣睡。奥列格担心铃声太响会吵醒妻子，急忙抓起电话筒。趁着暂时有可能，让她睡吧。等到孩子出生，夜里无法睡觉，连找算命婆都顾不上了。
　　“是奥列格·维克多罗维奇吗？”话筒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是我。”“我是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是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医生。我打电话是不是太早了？如果吵醒了你们，请原谅。”
　　“不，不！没关系。”奥列格连忙说，“您要找薇拉吗？我马上叫醒她。”
　　“其实，我是找您，奥列格·维克多罗维奇。我本来把您和您的熟人安排在明天12点咨询。问题是出了点意外情况。我明天怎么也抽不出时间。如果把咨询改到星期一，您不会反对吧？”
　　“您星期一有时间吗？”奥列格不放心地核实。
　　他清楚地记得，薇拉对他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大忙人。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在这个星期插一个空，因为他的日程一个月之前就排满了。
　　“一定。问题在于，有一位病人，我约定他星期一来，他很快就要出国，星期六的飞机票。他一再请求我提前接待他。所以我想了想，要是能跟您调换一下顺序就好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他占用你们约定的时间，星期五来，而你们改为星期一原来安排给他的时间到我这里来。因为据我所知，您好像没有什么急事？”
　　“我们没有什么急事。”奥列格肯定地说，“我想请您给我的熟人检查一下，给她确定治疗的可能性。不过，她的毛病有很多年了，所以两三天不起什么作用。当然，我们星期一来。几点钟？”
　　“7点钟。顺便问问，您的熟人具体有什么病？”
　　“过敏症。”
　　“对什么过敏？”
　　“实际上对什么都过敏，食物，药物。”
　　“对开花的草木有反应吗？”
　　“这我不知道。”奥列格没有把握地拖着长声说，“她没有说过，我没有问过，也不能猜测。这重要吗？”
　　“当然，这些病情我到星期一自己问她好了。她最近做过什么化验没有？譬如说血液、小便？”
　　“我也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她做过化验的话，让她星期一带着化验结果来咨询，这样我会简单些。”
　　“不过，既然咨询推迟到星期一，她可以在这段时间去化验。”
　　“不必了。奥列格·维克多罗维奇，我自己给她开化验单，如果必要的话。像这种全面的过敏反应必须进行专门化验，没有医生意见谁也不会给你们做，化验很贵，要用特殊试剂。只是如果已经有了化验结果，就让她带来，如果没有就不必忙乎，该做的我们都做，不着急。”
　　“好的，就照您说的办，说好了，星期一7点钟。”
　　“就这样，星期一7点。”
　　奥列格放好话筒，匆匆出了家门。即使这样他上班已经迟到了。在跑下楼梯时，他想起来，一定要给伊拉打个电话，事先告诉她更改了看医生的日期，以便她从容计划安排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她怎么来得及做这么多工作。要知道，她根本不休息，没有假日，天天如此，从不请假，就为了挣几个钱。一个姑娘家哪来这么多的精力？……
　　晚上，他来到“格洛利亚”，同平时一样，定好晚饭等着伊拉。11点刚过，最后一位顾客离去，大约11点40分，她才洗完盘子，一阵桶响，她准备擦地板了。奥列格觉得她心情有点不好，不过他决定把谈话往后推一推，在她工作的时候不打扰她。他按习惯同存衣室的科利亚大叔闲聊，等着伊拉擦完地板和瓷面砖墙，拉着她的手送她回家。从第一天起，他就一直不用车，而是步行送她。他们俩都喜欢在空旷的夜街上从容漫步。奥列格确实每一次都问她累不累，是不是坐车更好些。然而伊拉总是不愿意坐车。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漫步中，有一种特别的，与每天在街道、楼梯、市场、餐馆、厨房极繁重的工作不同的感觉。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啊？”他们从“格洛利亚”出门时奥列格问。
　　“没有什么。”伊拉简短地回答，但是声调并非无动于衷。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他盘问。
　　“巴甫利克哭了。我今天去看他了。护士被害这件事情，使他很受刺激。昨天没有让我进去，只收了我转交的东西。而今天我跑去时，他满面泪水，怕得发抖。这是一位很好的护士，他对她十分依恋。我在他那里坐着时，他一直都在哭。我连奥莉娅和娜塔莎那里都没顾得上去。他抓住我的手不想放开。在我离开的时候还在哭。心都碎了。”
　　“没关系。”奥列格试图安慰她，“小孩子很快会忘记一切不愉快。不信你瞧，他明天就不会再哭了。到后天就会忘了这个护士。小男孩都是这样。”
　　“大概是吧。”伊拉叹了口气，“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他也会这样快把我忘掉。哭上三天，然后就会忘掉。小孩子的一切会很快平复。”
　　“你说些什么，伊利莎，哪来的这种念头。你能出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总会有什么事的，比如，我会死。”
　　“上帝，你怎么会死？年轻，有力，瞧你做这么多工作却不疲劳。没有一个男人能胜任这么大的工作量。我们还要治好你的病。你会完全正常。这种蠢话连想也不要想。”
　　“奥列格，你会出什么事吗？你的工作危险吗？”
　　“不。”他耸耸肩膀，“正常男人的工作。这种工作什么特殊情况都不会发生。”
　　“你真的是做私人警卫吗？”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你是在骗我。”
　　“怎么会这样呢？”他哼了一下，心里暗自发紧。
　　“我可知道，当警卫的都是些公牛，既在市场上见过，也在餐馆里见过他们。你跟他们不像。”
　　“这有什么有趣的？”
　　“嗯……我不知道，您的脸不一样，说话也不一样。不像他们那样。”
　　“这是因为我不是本市人，我是外省人。”
　　“就算他们全都是本市人，也是从农村到首都来找饭碗的。”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时间。奥列格想着怎么才能不露痕迹地把话题引到伊利娜的“喀山帮”房客们。自他们相识以来，他从伊拉那里知道了令他关注的团伙的许多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每一次他都要见机行事，以免姑娘察觉他对她的房客感兴趣。明明知道她在上班时到她的家里去，并且结识了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是明智之举。现在可以自如地从他谈起，你就等着瞧，说不定自然而然就会转到伊里亚斯身上。
　　“顺便问问，”他谨慎地开了头，“你的房客，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市人。聪明人，知识分子，非常平易近人。”
　　“你怎么知道的？”伊拉精神为之一振，“怎么，你同他认识？”
　　“认识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告诉你吗？”
　　“没有。”
　　“前两天我到你家里去了，你不在家，这样就同房客说话了。他是个好人，真的。”
　　“真的，好人。”伊拉同意，“他善良、细心，随时都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我有时都不好意思。他够可怜的，妻子不像话。你同他说了些什么？”
　　“说你。他对我说，你多么好，还要我不要使你受委屈。”
　　“真的？”伊拉有点高兴了，“他说我好了？”
　　“说了。”奥列格肯定地说，“有意思，你的另一个房客怎么看你？”
　　“不知道。”她耸了耸肩膀，“大概认为我有些傻里傻气。”
　　“他为什么这样想？”
　　“瞧，民警分局来找过我，然后又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塔尼卡。你想想，昨天我回到家，这个涂脂抹粉的肥婆正坐在我的厨房里。我对你说过她的，记得吗？”
　　“记得。可是她来干什么？”
　　“鬼知道她。她坐着，同伊里亚斯闲扯，好像他们在做晚饭。后来又挤进我的房间，打听起民警为什么来找我，问些什么来。简直折磨死人了。在这之后，伊里亚斯会怎么看我？看看塔尼卡就会明白，大概我也跟她一样。后来他还问，我同民警分局之间有什么过节，需不需要帮忙。显然是怜悯我。”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请我吃饭，说，伊拉，跟我一起吃饭吧。他想贿赂不幸挨饿的房主。”
　　“如果同民警分局之间有什么不愉快，他为什么就能帮忙呢？”
　　“谁知道，”伊拉嘟哝着鼻子说，“他们有什么能耐呀？大概他们习惯了凡事靠行贿解决。我不需要他帮忙，我自己能够应付过去。”
　　“你等等。”奥列格担心起来，“什么是‘不需要帮忙，我自己能够应付过去’？你同民警分局之间真有麻烦事吗？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没有任何麻烦。”她生气了，“不过是来谈了谈，问我父母的情况。老掉牙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问你房客的情况吗？”
　　“没有。他们为什么要问我房客的情况呢？”
　　奥列格对这件事并不关心。民警分局对伊拉·捷列辛娜本人不可能有任何兴趣。他对此坚信不疑，即使来了，也不外乎是为了“喀山帮”的事情，只不过伪装得很巧妙，伊尔卡觉察不出来罢了。难道又是左右手对着扯？难道民警分局找到伊里亚斯了？要知道他对自己的上司说过，不要单独干，一定要同内务部或者最好同彼得罗夫卡联手，共同努力就会找到阿亚克斯。偏不，固执己见，像一群蠢驴，不会有进展。还说我们不同任何人共享情报，完了。我们将自己来侦查阿亚克斯和他的“喀山帮”。归根结底，侦查西亚某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系不是内务部而是联邦安全局和军事情报部门的任务。俄罗斯牺牲的警察够多的了，让他们去对他们进行侦查吧。可是，如果内务部通过自己的渠道也找到了阿亚克斯，那么两个部门的行动不协调只能坏事。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伊拉因为无知没有看出来。说来是“喀山帮”行为中的一些小事，奥列格曾经从伊拉那里得知，他们是真正的穆斯林。尽管他们住在俄罗斯，虽然是暂时的，他们遵守斋月禁戒，不吃猪肉，不喝酒。总之，据伊拉说，她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饮过酒。那么对待她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也应该像真正的、虔诚的穆斯林一样，穆斯林认为，女人没有灵魂，她充其量是一件生活中的日用品。而这个穆斯林请她上餐桌，建议共同用餐，并且关切地问，需不需要帮忙？这不可能。他从来不会如此行事。没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会这样对待一个女人。但是要知道伊拉不会说谎。如果伊里亚斯行事不合穆斯林教规的话，就是说，发生了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他是在执行什么人的指示。他务必要打听清楚，民警为什么到女主人的家里来。都是些什么样的警察啊！直接到“喀山帮”居住的房子里来了。甚至没有想到采取措施，让他们的拜访不被配角察觉，一帮没脑子的笨蛋！显然没有事先警告伊尔卡保持沉默。
　　“毕竟你的房客是些可疑的人。我不是说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他是个正派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是这个伊里亚斯……你自己也说过，他是这样的人。可你怎么不怕招来不愉快？”
　　“我能招来什么不愉快啊？”伊拉吃惊地说，“我又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你亲眼看见了，我过的什么日子。我又没有在自己的小屋里藏偷来的东西，也不做任何坏事，我有什么责任？”
　　“伊利什卡，也许，你没做一件坏事，可是，如果你的房客被牵连到什么里头，那就会追究你。至少要让你做证。那样你就会有嫌疑。我全明白，你需要钱，但放进屋来的房客，鬼知道是什么人——这也不值得。必须想出更安全的办法。你能向我保证，等这个伊里亚斯搬走之后不再把房间租给可疑的人吗？”
　　“保证？”她眯上眼睛，她的脸变了形，那怪样子跟她在寄宿学校时与别的姑娘争吵时一模一样，“向你保证？哈，你是我的上帝，对我关怀备至！你担心，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无意中会伤及你是吗？可是钱呢？到哪里去挣钱？你来了又走了，今天有你，而明天没有你，你找去吧。再过三个月，你的孩子就要出生，你要开始为他忙乎，会忘记想到我。而我也有三个孩子，虽然他们不是我生的，你记住，对于我来说，这三个孩子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父亲的坟墓，而你排在第十六位。你不喜欢我的房客，把他们当成小路上的一块桌布，我没有雇你，是你自己每天晚上都来的。你若是不来，我也不会花钱雇你。你明白了吗？”
　　她加快步伐，头也不回地走到前面去了。出岔子了！奥列格本想使谈话转到“喀山帮”上，结果事与愿违。必须马上和解，现在不是破坏关系的时候。
　　“伊拉，你等等！请原谅我笨嘴拙舌说话考虑不周。伊拉，别生气，好吗？”
　　他快步追上她，抓住她的手。
　　“伊罗奇卡，亲爱的，对不起。你自己决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对此我无权干涉。我再不，真的，再不给你出馊主意了。”
　　伊拉软下来，轻松地笑了——
　　“好吧，就这样，原谅你了。”
　　奥列格在门洞口边上停下来。
　　“你家里今天怎么样？鸡笼子满了？”
　　“好像是的。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天天在这里过夜，伊里亚斯今天似乎不打算外出。你想上去吗？”
　　“如果你不反对。我保证悄悄地，不出声响。”
　　“那就来吧。”
　　他们悄悄地进了屋。屋里寂然无声，好像没有人一样。空空的房间里漆黑一片。奥列格想，讨人喜欢的体面的邻居大概好梦正酣，伊里亚斯在什么地方闲逛，出门时说不定能碰上他。可就有戏了。
　　在房间里，伊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就开始熟练地铺床。热斯杰罗夫看着她，为他同这个姑娘在一起时心里产生的令人压抑的怜悯而吃惊。他自己在贫穷中长大，知道贫穷是什么——穿得比别人差，半饥半饱，老是睡眠不足，因为必须天亮前就起床帮母亲做家务。不过他毕竟是男孩子，对于他没有多大妨碍的不时髦的旧衣服，想必会惹恼一个20岁的姑娘，漂亮姑娘穿旧衣服也会减色。
　　“听我说，伊利奇卡，”他小声说，“你的做生意的房客不廉价买给你几件剩余的衣服吗？你从他们手里买可以便宜一些。”
　　“瞧你说的，”她挥一下手，“我才不找他们买呢！”
　　“为什么？”
　　“因为，既然你求他一次，人家就帮助了你，往后人家会想，他们有恩于我，总之会成为我的负担。不，奥列什卡，同他需要保持距离。只有这样才会相安无事，我不需要他们的衣服，我就穿自己的衣服。”
　　“他们都倒腾些什么？”奥列格似乎是无意地问，“皮货，毛货？或者也许是廉价的针织品？”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伊拉断然回答，“这不关我的事。只要我不往他们那里凑，他们就不会碰我。谢天谢地。我出租房间几乎两年了，没有发生过一次不好的事。今后一如既往。怎么样？我们是躺下还是讨论我的房客？”
　　奥列格明白他对房客的兴趣有点过分，于是赶快脱衣服。或许是这天的天气难受，或许是他累了，不知为什么他特别不想走。同伊拉做过爱之后，他顿感困乏袭上身来，手脚发软，不听使唤，此刻他最希望就是留在这里，在这套房子里，在这个房间里，就在这张沙发床上翻个身睡过去。要睡上十二个小时。不值得奇怪——近两个星期以来，他要么后半夜2点，要么4点钟才能躺下，而起床却同平时一样是7点半，9点准时上班。只有这个伊尔卡才能睡三个小时还觉得完全能够忍受，而他热斯杰罗夫却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他不能宽纵自己，这已经是因为伊拉坚持自己的意见：房客们不应该知道他到这里来。他也没有权力让她为难。至于薇拉，早就习惯了他昼夜工作，全部心思都在自己的孕情上，饮食营养、保健、检查、散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不过这也好，未来的母亲应当从受孕之初而不是等到孩子出生之后才关心孩子，这还是古代的中国人说的。
　　他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勉强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感到散了架似的难受，腿部肌肉直抽搐。这种现象不是好兆头。他手上提着轻便凉鞋，穿着裤子，跟在伊拉的身后走到过道，吻了一下姑娘的面颊，不出声地溜出门。门随后悄无声响地关上了。奥列格换了一口气，穿上鞋，慢慢走下楼梯。这些天来他第一次后悔把车停在了“格洛利亚”旁边。突如其来的疲倦如此强烈，以致前几天还让奥列格高兴的沐浴着夜间凉爽的十分钟漫步，此时此刻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苦役。
　　但是在外面，他觉得好多了。大概都怪天气闷热，由于闷热他浑身不舒服。热斯杰罗夫精神稍微好转了一些，向“格洛利亚”那边走去时，步子也轻快多了，不再怀疑他肌肉结实的双腿能走完他注定要在罪恶的土地上走的这段路。
　　他早已习惯星期六有时星期天也在自己的诊室工作。今天也是星期六，他跟平常一样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面前摊着一堆纸——报告、资料、化验单、实验结果。不过这堆纸排开整整两个小时没有动。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漫不经心的目光看了它们一眼，怎么也不能集中思想。
　　两个小时前，薇拉打来电话，嘶哑着声音说：
　　“奥列格被杀了。”
　　她不知道详情。夜里3点钟左右，窗外一声爆炸，她同这幢多层大楼的住户一道醒来。当然，她被吓坏了，爬起床来向街上一看，马上就看到他们的铁壳车库着了火。开始，她甚至没有想到奥列格，还以为是谁炸坏了他们的廉价车库，是纯粹的流氓行为。直到过了半小时，消防队、民警队、急救车来到之后才知道，爆炸正发生在奥列格把车开进车库的时候。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可能地安慰薇拉，但是自己都听不清自己说些什么，只想着一点：“躲过去了，至高无上的上帝又一次保佑了我。躲过去了。”
　　他无论如何不能允许薇拉·热斯杰罗娃的丈夫把自己的一个熟人带到他这里来咨询。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就是这件事情不行。拜访定在星期五之后，他指望能够想出办法来。但是什么高招都没有想出来，他只是把咨询推到了星期一。星期一之前，他打算或者生病，或者紧急出差去给某个上层重要的病人会诊，或者还有什么……突然天遂人愿，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的确，有些疑虑仍然缠绕着他。万一热斯杰罗夫给自己的女友留下了应该在星期一接待她的那个大夫的电话怎么办？奥列格不在世了，可是电话随时都会响。这位可爱的姑娘的嗓音会提醒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他答应给她看病。如何是好？当然可以礼貌地拒绝。可是万一她与薇拉认识呢？如果薇拉为她求情，他就无法回避了。见鬼！必须想个办法……
　　不过，毕竟有上帝在保佑他，不该抱怨。
　　突然，他的心思转到了薇拉身上，但愿孩子不要有什么事。薇拉现在惊慌失措，如果加上极度地焦虑不安，容易早产。开始传她见侦查员，然后还要送葬。经历这些变故的同时，她会耽误好几次。这样很不好。这些心血最终会化成泡影！当然，还有卓娅和她怀的孩子。比薇拉的孩子更重要……但是薇拉没有了丈夫，可能会缠住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不放，不达目的不罢休。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她没有什么可争的，但是守寡之后，她就有充分的权利考虑自己孩子的父亲问题。当然，可以同她结婚，卓娅什么也不会知道，他对她来说是个结了婚的人，现在仍然是。但是，同一个喜怒无常、精力充沛的美人儿共同生活不合他的心愿。卓娅完全不同，沉默寡言、饱经磨难、擅长持家——正是他需要的。她同薇拉一样会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是与薇拉不同的是她还会是一位非常好的妻子。勾引别人的妻子当情人，同情人结婚的男人都是糊涂虫。既然她背叛了前夫，又如何能保证不给你戴绿帽子？不，只能娶你是她的第一个男人的女人。像卓娅这样的女人。同这样的女人需要正确地把握自己——你就是她惟一的男人，而同那些你不是第一个男人的女人，你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男人。这是生活的规律。
　　有意思的是，这个奥列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而且如此及时。
　　从晚上10点到早晨8点，医院儿科大楼的入口由民警守卫。米哈伊尔·多岑科的任务是白天看护娜塔莎·捷列辛娜。特别是在可能来人的探视时间。给他穿一件医院的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并且告诉他该做什么，怎样做，让来人都拿他当新来的大夫，编造说多岑科大夫擅长治疗记忆方面的疾病。他真的抽时间读了很多这方面的医学书，并且进行了更多的练习，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能够充当一名治疗不幸颅骨损伤的孩子的专家。到医院的第一天，米沙就同三个捷列辛认识了——6岁的巴甫利克、13岁的奥莉娅和17岁的娜塔莎。同巴甫利克一起学习了四十分钟，他得出结论，男孩子发育正常，虽然这里没有专门为他上课，就6岁的年龄而言，小男孩知识相当多，非常惊人，考虑到他的全部理智生活都在医院里度过，实际上除了医院的墙壁和公园，他什么都没有见过。
　　“娜特卡教我学习，”巴甫利克有兴致地说，“她已经教会了我阅读和数到二十个和七个。”
　　“数到二十七，”多岑科微笑着纠正，“为什么没有到三十呀？”
　　“不知道，娜特卡就这样说。她要我做题，我做到二十个和七个……做到二十七都对，往后就错了，明天她还要教我学，让我做到三十。”
　　“她也同奥莉娅一起学习吗？”
　　“不，我们的奥里卡太笨了。”小伙子说，“教她学习是白费劲。娜特卡开始还想，后来放弃了。她什么都学不会。米沙叔叔，您以后还来看我吗？”
　　“你希望我来吗？”
　　“希望。”小伙子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跟您在一起很有意思。反正就像跟伊尔卡在一起一样。”
　　“我们说定了，只是有一个条件，我们把奥里卡叫奥莉娅，把伊尔卡叫伊拉好吗？”
　　“那娜特卡呢？”
　　“娜特卡是个很合适的名字。”多岑科大度地认可了，“叫奥莉娅和伊拉显得亲切，她们是女孩子，而且是你的亲姐姐，你是他们惟一的男子汉，应该爱她们。不要对任何人说奥莉娅笨。”
　　“为什么？”巴甫利克奇怪地问，“她就是笨嘛，大家都这么说。”
　　“别人让他们去说，但是你不应该说。你们遭遇不幸，奥莉娅没有错。如果她不是摔着了头，她会同娜塔莎一样聪明。她需要同情，而不是讥笑。”
　　奥莉娅给多岑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乍一看她真的显得笨，因为她心里不能进行像她这样年龄的半大孩子力所能及的最简单的逻辑思维。
　　“我们做个游戏吧。”米哈伊尔提议。
　　“做吧。”小姑娘同意了。
　　“所有的黑人都是鬈发。你知道吗？”
　　“不。”
　　“那么，我告诉你：所有的黑人都是鬈发。明白了？”
　　“明白了。”
　　“现在我再告诉你，这个人是黑人，他是什么头发？”
　　“我不知道。”奥莉娅向他抬起惊奇的眼睛，“我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人。”
　　“黑人。”
　　“哪个黑人？”
　　“就是一般的黑人，随便哪一个。你说他的头发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她根本没有抽象能力。从一般到个别亦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多岑科惊讶地发现，小姑娘有非凡的记忆力。她能轻松地记住她听见的事情，能在以后，甚至隔很长的时间之后连贯地复述出来。但是这种能力只限于她听见的事情，对于她看见的事情则完全不行。米沙用了几乎一整天同奥莉娅进行实验，弄清了她虽然会阅读，但是根本记不住读过的东西。但是，她通过听觉接受的东西，则能牢固而长久地驻留在她的脑海之中。数字，长句，不容易弄懂的术语，甚至外语单词，她全都能够记住，并且从容不迫地复述出来。
　　不过，最令米哈伊尔吃惊的是姐姐娜塔莎。美貌惊人的脸上长着一对圣像画般的大眼睛，眼中隐含着痛苦的、不是小孩子所应有的毅力。她有最为普通、发育良好的记忆力，经过持之以恒但又不失标准规范的学习训练。不过，娜塔莎·捷列辛娜的能力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你怎么看，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能上大学吗？哪怕是函授也行。当然，我只能住在这家医院里，医生要经常来看我。但是我能够学习，我也想学习，非常想。”
　　“我想，这可以办到。”多岑科谨慎地答道，“至少，我十分清楚，有些人得了重病，像你一样，甚至更重，不仅能够上完大学，而且还能读完研究生，连学位论文答辩也通过了。如果一个人想学习，想从事科学研究，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欢迎，如果他有才能的话。而你就有才能，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一定要拿到中学毕业文凭。”
　　“拿文凭需要什么？”
　　“需要同教育厅商定，允许作为校外学生通过中学考试。或者把你送到考试委员会去，或者考试委员会的人到医院里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有志者事竟成。你相信你掌握了全部中学课程吗？”
　　“我相信。我能马上通过任何一门课的考试。”
　　从搁在娜塔莎床头柜上的书可以看出，小姑娘一直坚持学习中学课程。
　　“你想干什么？”米哈伊尔问，“进哪所学院学习？”
　　“我想学计算机。想当程序设计员。”娜塔莎羞涩地笑了笑，“就是不知道该报考哪所学院。”
　　“为什么一定要当程序设计员呢？”他惊讶地问。
　　“因为我再也不能痊愈。”她平静而认真地说，“我将一辈子离不开床或者轮椅。除了医院，我永远不能在别的地方生活。我一星期发作两次，如果医生不能及时抢救，一切会很快结束。姐姐对我说，现在‘急救车’说是两个小时赶到，但是一般赶不到。因为我不能呆在家里。而程序设计员是一种可以在医院里工作的职业。谁也不会要我每天去上班，我只需编制程序软件产品。”
　　“但是编程序需要计算机，可是这里没有。”
　　“如果需要计算机，就会有。”娜塔莎自信地回答。
　　“从哪里弄台计算机装在医院里？”
　　“伊拉会弄的，伊拉是我的姐姐。”她解释道。
　　米哈伊尔内心里一阵发紧，尽力不流露出他在想什么。当然，对娜塔莎来说，她的姐姐是一根魔棍，要什么给什么。娜塔莎大概不知道，伊拉每挣一个戈比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她不分日夜地苦苦挣扎，就是为了她的妹妹和弟弟什么都不缺。娜塔莎连想都想不到，伊拉为了搜寻妹妹需要的课本，放弃了扫完大街，擦完楼梯和在小商品市场穿梭往来之后，与晚上洗盘子打扫餐馆之间的休息，跑遍了全市。粗鲁、不懂礼貌、自尊、独立的伊拉不想让弟弟妹妹们知道，那定期为他们买水果、书本和衣服的钱都是血汗钱。
　　特别让多岑科不安的是把娜塔莎放进轮椅推着她到医院的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的局面完全无法控制。可以从任何距离向小姑娘开枪，米哈伊尔不能保护她。今天她的姐姐不来看她，她昨天来过了。现在正好是探视时间，推着娜塔莎出去散步时，护士推着轮椅在公园里走，而米哈伊尔无奈地跟在后面，敏锐的目光扫视着出现在视野内的人。他的脑子里清晰地想象着他在医院里等待的那个人，实际上他还梦见了那个人。至少，他在每个过路人的身上都依稀看见他的影子。
　　突然，米哈伊尔高度紧张起来，在林阴道靠近大门入口处走来一个男人。这个男人酷似画家画出来的那张肖像。当然，不是丝毫不差，但是这可以理解。在这种场合，完全相像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他大约50来岁。当时目击者很多，他们有可能细看罪犯。一般相似之处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根据这些肖像画，不是很容易找到要找的人。但是这一次的相似不容怀疑。只有疑心很重的人才能说他是“先入为主”。米哈伊尔到底细心，全面内行地研究了肖像的画法。
　　就是说，等到了！没有白等，一切都没有白费气力。他几乎用了一个星期，硬去充当恢复摔伤儿童记忆力的专家，同护士一起喝茶，给他们讲各种有趣的关于记忆法的故事，教给他们一些简单的记忆方法。当他往家走时，身受重伤的孩子们的样子，他们痛苦的眼神让他不得安宁。每天早晨，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起床时，都准备献出他所有的一切，只要不再到那里去，不再看见穿着胸衣，打着石膏绷带躺在床上输液的孩子们。但他还是穿好衣服去了。因为有机会，尽管可能性不大，杀害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马尔法修女、阿莉娅·梅利科娃护士，可能还有成了酒鬼的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的男人，有可能出现在捷列辛们住院的医院里。在他们家发生悲剧之后的六年来，他一直看望孩子们。他十分清楚，不论6岁的巴甫利克还是奥莉娅，都不能把他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也不能把他的外貌描绘得惟妙惟肖。可是这个娜塔莎……娜塔莎·捷列辛娜是他真正的危险。
　　多岑科竭力不调转头，眼睛盯住这个陌生人。男人在娜塔莎那边的林阴道上自信地走着。一瞬间他转过身，碰上了米哈伊尔的目光。尽管米沙非常努力表现得像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医生，正从一个科穿过公园到另一个科去，男人还是嗅出了点味儿。他定定地停了一会，随即改变方向，走过多岑科的身边，到儿科去了。还剩几秒钟做出决定。怎么办？抛开娜塔莎不管，跟着他去儿科？干嘛还要看着她，既然罪犯就在眼前，米沙有充分的不受限制的可能随自己的心意盯着他的背影。可是万一他有同伙呢？一个人没有帮手，先后杀死了三条、可能是四条人命，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像书上写的：来了，看见了，得手了……坏蛋！为了来一次就能看见并且得手“杀死”，必须预先来十次，打探什么有什么用，弄清一个人的作息时间：何时起床，何时去何处，何时回来，谁来拜访他，谁同他住在一起。盘算如何更容易杀死他。当你像一只公猫围着酸奶油打转似的围着自己的牺牲品转圈子时，也要留心，牺牲品也不是傻瓜，自然会发现你并且记住你。如果她的性格温和一点，她会装作无心地走上来问：您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为什么一路上我老是碰见您呀？您是我们楼里的新房客吗？不是啊？那大概是为人室抢劫探路的吧？这里，当然，谎话不长久。可以给好奇的牺牲品灌迷魂汤，但是她已经记住您了，过上半小时就会把您的光临告诉邻居。如果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二话不说，拿起电话立即通知警察局。“萨沙叔叔”犯下的杀人案，利索、漂亮而且经过精心策划，他大概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四次得逞。不可能。即便他生来走运，也不能一口吃下一桌饭，反正不能在三个星期内杀死四个人。没有经过事先准备，每一次都不留痕迹，没有被抓住，没有被跟踪。“萨沙叔叔”应该有帮凶，哪怕只有一个，但是一定应该有，如果现在跟着他走，娜塔莎就剩下一个人，因为护士指望不上，在危险时刻她未必能保护好小姑娘。
　　看清男人是朝儿科方向走去，不会回来之后，多岑科用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把手抬起来按住扩音听诊器，转了几个圈。彼得罗夫卡的高手们提供了这种简单的设备，即使米沙来不及对着装在其中的麦克凤说什么，他也可以用它来发出信号。信号的意思是要找的人出现了，正在去儿科的路上。现在，坐在车里的侦查员将正确地判断目标方向，而米沙自己可以安心地保护娜塔莎。
　　他快走几步赶上在自己前面推着姑娘的轮椅的护士。既然情形变得紧张了，必须让护士离这里远一些，不必为找理由耽误时间。他曾经答应娜塔莎打听校外考生和毕业考试的事情，正好趁现在的时间告诉她。
　　几分钟之后，护士轻松地把位置让给了可爱的黑眼睛大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他自愿来推着娜塔莎·捷列辛娜散步，因为他已经下了班，而朋友要过一个小时才来接他。于是护士回科里去了。
　　“娜塔莎，您需要向教育局长写一份申请书，让医院的主治医生和儿科主任签字证明。申请书要附上病历摘录，证明你六年来由于正当原因没有到国家教育机构上过课。然后让你的姐姐到你学习过的中学去开一个证明。证明你的确在那里从一年级上到了五年级。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过，如果您愿意听听我的建议，我推荐你先试试参加单科考试。您知道吗，有这样一种规则，根据这种规则，如果你考试不顺利，那么下次考试需要再等一年。但是单科考试委员会可以随时接待您安排考试，不一定是夏天。如果您能找一个督促您复习全部中学课程的人并说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您只要在去找考试委员会之前再加把劲补补课，这只需您用上两三个月。而如果您冒险碰运气——会不顺利，那一切都得拖整整一年。明白吗？”
　　“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一个检查我的知识的人呢？萨沙叔叔当然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也懂得很多，不过他可能不知道中学教学大纲的要求。我可以同他复习化学、物理和数学，可是俄语、法语和历史怎么办？”
　　“您有能帮助您学习的亲属啊？”多岑科假装吃惊地问，“我以为您只有一个姐姐，至少您的治疗医生是这样说的。”
　　“萨沙叔叔不是亲属，他是爸爸的朋友，但是他一直来看我们。”
　　谈话变得容易了，姑娘自己谈起了“萨沙叔叔”，现在可以不动声色地从她的嘴里套出详情了，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满头大汗两眼放光像个圆球似的滑稽可笑的人，急急忙忙跑到了他跟前。
　　“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原谅，”他恳求说，“我好像是迷路了。您能指点一下，去档案室怎么走吗？别人告诉我，进大门之后马上往左拐，一直走到拐弯处，我走啊走，怎么也找不到。我在你们公园里转悠了大概四十分钟了。重要的是时间距7点钟已经只剩下四分钟了，可是我听人家说档案室7点关门。”
　　“您走过了拐弯处，向左走得太远了，”多岑科笑了笑，“所以现在您已经差不多走到右边来了。”
　　他开始给汗流浃背的胖子指点去档案室的路。但是这也并不简单，迷路的来访者原来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里的方位，诸如“第二科”、“神经外科”或是“水塔”等等，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娜塔莎突然说，“还有一条近路，我知道怎么走，只是很难说清楚。”
　　胖子的眼睛完全急疯了。他很难搞清楚这一堆“向右”，“向左到第四个岔路口”，“绕过大楼但是别拐弯”等等。米沙突然可怜起他来了。
　　“干脆，我们把您送过去。”他提议道，“要不您一定还会迷路的，您已经彻头彻尾转向了。娜塔莎，指您的近路。”
　　汗流浃背的胖子轻松地喘口气，急忙迈着小碎步与多岑科并排走。当娜塔莎领着拐上沿着高高的铁栅栏延伸的狭窄小路时，米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边是铁栅栏，栅栏那边是人行道，另一边是密密的树丛。他本来张开了嘴，想坚决地说：
　　“不，娜塔莎，我们不走这条路，那边昨天开始了维修工程，必须转回去走林阴道。”
　　然而就在这时，他的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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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守候在小汽车里值班的侦查员收到多岑科的信号后，急忙向儿科大楼赶去。他们收到的指示极为明确：信号表示，要找的人正向捷列辛家的孩子们所在的儿科走去。理想的是应该将这个人拘捕。但是首要任务是保护好孩子们，谁知道这家伙的脑子里想些什么。
　　他们对这个男人的相貌特征了解得相当概括，因此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人，甚至与所了解的相貌特征相去甚远的人。他们带着无所事事的神情和无忧无虑的微笑走进儿科大楼，上到娜塔莎病房所在的那一层。他们记得多岑科大尉说过，娜塔莎是罪犯的首要危险。娜塔莎不在病房里，值班护士说，姑娘被推出去散步去了。两位侦查员一步跨两级台阶顺着楼梯跑上了奥莉娅和巴甫利克所在的五楼。然而那个男人就像钻进地缝里去了一样，病房、走廊、大楼周围再没有一个长得相似的人。
　　“难道多岑科认错人了？”其中一位推测道。
　　“可能。我也这样认为。即使我们找到了这个大叔，他却不是原来我们要找的那个，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他藏到哪里去了呢？”他的搭档滔滔不绝地反问道，“如果这个男人出现在儿科或者多岑科的身旁，他应该给个信号。他又在哪里呢？”
　　“鬼才知道他！好吧，主要的是孩子们没事。我们去找找多岑科，让他知道我们放过了他。”
　　住院医生室的人告诉他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就在医院里什么地方，哪儿也没有去，因为他的白大褂不在衣架上，而他的轻便风衣倒是挂着。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侦查员礼貌地问，“他经常呆在哪里？”
　　“请到三楼看看，第七病房，那里住着一个姑娘，娜塔莎·捷列辛娜，他大概在陪她学习。”
　　他们又到了三楼，尽管已经知道娜塔莎不在病房里。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他自己推着娜塔莎在散步。”一位护士告诉他们，“他说，同事会开车来接他，他现在有空，把我替换下来了。”
　　侦查员走出大楼，不慌不忙地在偌大的公园里溜达着寻找多岑科和娜塔莎·捷列辛娜。时间流逝，林阴道空了，病人们都返回了自己的病房，探视的人也已经回家，但是没有见到穿医生白大褂的高个子黑眼睛的男人和坐残疾人轮椅的美丽苍白的姑娘。
　　“大概是走岔了没有遇上？”他们恍然大悟，赶快返回大楼。
　　“就是嘛，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利，一个也没有盯上，找谁漏谁。”
　　但是到了科部才知道，娜塔莎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多岑科散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们不露声色，似乎什么意外情况都没有发生，侦查员又走到楼外，这才像换了个人似的。
　　“赶快找，”个子矮些的那个发令道，“出事了，没有枪根本对付不了多岑科，他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男子汉，不可能不声不响地把他从这里带走而不让人发现。”
　　半小时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米沙躺在灌木丛中。他失去了知觉，娜塔莎·捷列辛娜失踪了。
　　他们就像两个一年级小学生似的受骗了，现在这一点非常明显。随便塞给他们一个人，这个人接近描述的模样，像肖像上画出来的样子。这件事情不难，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他们明白，侦探一定能对他的出现做出反应。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当然，这个男人有真正的证件和天衣无缝的履历，没有破绽，对此可以不怀疑。他堂而皇之到医院来肯定有完全正当的、经得起审查的理由。多岑科看见他在儿科旁边，应该放下一切，专心去对付他，拦着他检查证件。也许，把他带到科里去，直到验明身份，接下来道个歉再放他走。孩子们在此期间没有“保护”也不要紧。
　　实质上不完全如此，但刻板的公式就是这么安排的。多岑科的确对酷似肖像的陌生人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但是他不是置娜塔莎于不顾，把她交给一个不懂事的护士，从他的后面猛冲上去，而是相反，让护士走开，自己留下来陪着姑娘。但是这也没有挽回局面，因为戏剧性的场面的导演和上演原本是指向轻信的护士的，还实施得非常专业。结果却把米沙蒙了。之所以蒙了，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萨沙叔叔”，五分钟前看见的，当时他想，他去儿科要干什么，他通知上阵的侦查员是否来得及截住他。心理谋划很准确。
　　绑架者用加了烈性毒药的瓦斯气瓶，迷倒了米沙，然后大摇大摆地推着娜塔莎的轮椅上了大街。多半也让她“吸进”了毒气，让她不能发出喊声。对一个健康人使用瓦斯气瓶，必须拿在手上或者用车拉着，这当然不能不让周围的人发觉。一个失去知觉的坐在残疾人轮椅上的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他反正坐着不能动，如果他的头偏向一边，大概是他习惯这样，或者是在新鲜空气中打瞌睡，因为毕竟是病人。至于用小汽车把这个人从医院送到别的地方去——这太平常了。人们往这家医院送来这类摔伤病人——糟透了。有的人经过手术和治疗，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出去，大量的就是这样坐在轮椅上度过今后全部时光。而多岑科叫侦查员下车来帮忙追踪，等于让自己的空间失去了监视，无意中自己帮了绑架者的忙。
　　“这样的失误连我都想不起来，”娜斯佳心情沉重地对戈尔杰耶夫说，“通过这件事可以教育年轻侦探，工作中忌讳什么。错上加错。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不明白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环节。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个神奇的医生就是‘萨沙叔叔’，他因为某些纯粹个人的动机杀死了阿尼斯科维茨。然后开始消灭一切可能认出他并且向我们提供证据证明他同捷列辛家的关系的人。他为什么要隐瞒这层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曾经相信，他隐瞒关系的动机也仅仅是个人计划。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只是一个单干的杀人犯。在私事中没有帮凶或者同伙。然而现在如何？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哎，哎，”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阴阳怪气地随声附和，“好吧，你见多识广。依你高见，现在倒过来了？”
　　“是的，他有个帮凶。还不是一个，他们有一伙人。这一伙人在干什么？帮助自己的头头为隐私排忧解难？不会是这样。”
　　“我自己知道不是。”“小圆面包”嘟哝说，“我不需要你的推测，我要你的结论和建议。”
　　“建议还没有想好。”娜斯佳有节制地一笑，“想像力不够。”
　　“那结论呢？”
　　“有三点。一个比一个复杂。第一，进行这一系列谋杀，他解决的不是自己私人的难题，而是其他的难题。不过我现在还弄不清楚这些难题是什么。但是我会弄清楚，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不要怀疑，我现在要稍稍小睡一会儿，否则头脑发晕。第二，娜塔莎·捷列辛娜一段时间内没有安全危险。因此，暂时可以不必担心。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寻找她，但是绑架者不会动她。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她。要不然，就在我们的米沙躺倒的那片灌木丛中杀死她算了。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想，绑架者为什么不杀死米沙？这不在话下，”她迷信地用指关节敲着擦得很亮的桌面，“愿上帝保佑他健康长寿。因为当时的情形非常合适，灌木丛很密，没有人能看见他们，瓶装的瓦斯与消音手枪有什么不同？一颗子弹更有把握。那么为什么要留米沙一条命？”
　　“大概在想杀死一个警察的时候，他害怕了，”上校推测说，“他知道，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拧断他的脖子。”
　　“不见得。第一，对所有的人而言，米沙是一位医生而不是我们的战友。第二，绑架者即便知道有埋伏，也不可能估计到他不得不从一位警察手中抢过坐轮椅的姑娘。他来抢人时只想到是护士推着姑娘散步。而假冒‘萨沙叔叔’这场戏正是为了把侦查员从娜塔莎的身边引开，如果他在附近转悠的话。绑架者准备从更容易得手的人手中带走娜塔莎，只要不是从警察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杀人？对于他来说这本不是难事，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可能，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一大帮人。”
　　“那是为什么？”戈尔杰耶夫跟着她重问了一遍，“你提的问题你自己回答。我们是自我服务。”
　　“我认为，是他不想吓着小姑娘，他害怕过分刺激她。往她的脸上喷一小点，等她清醒过来再细细向她解释是一回事，当着她的面杀死一个人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又必须在小姑娘昏迷之前，让这个人倒下丧失反抗能力。陪伴者必须是第一个牺牲品。否则看见绑架者针对娜塔莎的行为，他有可能喊叫、跑开、反抗等等。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绑架者都得首先让推轮椅的那个人失去威胁力。但是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出乎意料仁慈的意愿。因为照全部情形看来，他并不属于心慈手软的人。请看，他都杀害了哪些人，70多岁的阿尼斯科维茨，不幸酗酒的罗曼诺夫斯卡娅，与世无争一片善心照料患不治之症的病人的修女，儿科护士阿莉娅·梅利科娃，全部都是妇女。她们都没有防卫能力，也都不能给予反抗。他不怜惜她们，手都不抖一下。没有当着一个17岁残疾姑娘的面杀死下一个牺牲者，他怕什么呢？这是为什么？”
　　“据我记得，工作中有一个说法是，娜塔莎·捷列辛娜是这位‘萨沙叔叔’的女儿。他之所以明显地把她与捷列辛夫妇其他的孩子区别对待，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很清楚，他是担心自己的亲骨肉。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你这么吃惊，”戈尔杰耶夫耸耸肩，“这一切都很自然。”
　　“那他绑架她干什么？干什么？她好好地躺在医院里，有医生看护。纵然不是经常，但也是定期来探视她，六年来一切都让他满意。即便假定她是他的女儿，他把她弄出医院干什么？何况还是困难重重。只是别对我讲那种伤感的故事，什么这些年来他备受折磨，不能同自己疼爱的惟一的女儿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现在这种痛苦变得不堪忍受，所以决定绑架她等等。这种胡话我连听都不想听。孩子们实际上是孤儿，父亲死了，加利娜·捷列辛娜只是个形式上的母亲，她应该丧失了行为能力，因为她对过去的生活和自己的孩子什么都记不起来，更不能关心他们，因为她自己就是个重残病人。娜塔莎还不到18岁，完全可以合法地没有任何麻烦地收她为义女，或者办理监护手续，借用法律程序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去，根本不用伤脑筋，也用不着杀人和绑架等一切恐怖手段。”
　　“哼，照你看来都很简单，”上校哼了一声，“而姐姐伊利娜呢？万一她反对一个外人收养娜塔莎为义女呢？”
　　“有意思，既然他不同伊拉往来，他怎么会知道伊拉反对呢？她从来没有见过他。”
　　“也对。这么说，你不想听伤感故事。好吧，那请说说你的看法。”
　　“不知道，”娜斯佳痛苦地叹口气，“我什么都不知道，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脑子里一片空白，乱成一锅粥了。”
　　“你刚才好像说有三点结论。”“小圆面包”提醒她，“可是我只听了两点，第三点在哪里？”
　　“只要你不笑话，”她哀求道，“我有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是吗？一想到死尸一具接一具倒下，哪能笑得起来，哭还差不多。你还有什么？”
　　“我想，也许，这个‘萨沙叔叔’大概什么事也没有干？”
　　“怎么会呢？”上校皱起眉头说，“说真的，你有什么意见？”
　　“我指的是，他多年前确实同加利娜·捷列辛娜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过，加利娜的孩子中有一个，也许有两个或者三个是他的。除了伊利娜，自然，因为他对伊利娜从来不关心。而且，这个‘萨沙叔叔’确实到医院去看孩子们，确实有时也到残疾人疗养院去问问自己前情人的身体状况。他也确实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前不久到她的家里去过。但是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是吗？他们早就认识，他的牵连到此为止，其他的他什么也没有干。所有这些谋杀和绑架娜塔莎·捷列辛娜完全是其他人所为。”
　　“换句话说，”戈尔捷耶夫的声音变得严肃而干巴，“你是想说，三个星期以来我们的寻找根本不对头？第一种说法，我同意，十分显然，当罪犯杀害拥有大量收藏品的女房主时，应该飞快地去检验抢劫的可能性。我们把许多时间耗费在检验这种说法上——所有的东西全部被证明是真品，不能为此指责我们。但是随后我们又抓住探望捷列辛家的医生不放，我们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我们差一点失去多岑科——不是吗？你想说全都错了？我们一切都从头开始吗？”
　　娜斯佳一言不发，她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处长说得对，他一贯正确。她同意他的意见，却有某种因素妨碍她点头。不能依靠组织得很好的团伙来解决个人问题。可是，这个团伙组织得很好，不引人怀疑，所有的谋杀都完成得极其利落。这个组织得很好的团伙的头头竟是那个医生，这可能吗？从纯理论上看有可能。然而实际上呢？这个犯罪团伙的领导人应该是一个富有的人，非常非常富有，因为他雇人干事，特别是雇他们干谋杀这种勾当，必须付钱。那位去医院看望孩子们，去残疾人疗养院看望加利娜的叔叔，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像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吗？令人难以置信。这种人没有保镖不会出行。可是无论马尔法小姐，还是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奇怪的探视者哪怕有一个人陪同过。一次也没有见过他坐着车来。像他这样的黑手党的“大腕”也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吗？幻想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萨沙叔叔”无疑同捷列辛一家有关系，可是一个孩子被绑架了。只有他才能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娜塔莎而不是巴甫里克，也不是奥莉娅，恰恰是娜塔莎呢？仅仅是因为她能够准确无误地认出他来？那干脆把她杀掉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娜斯佳慢条斯理地说，“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萨沙叔叔’是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环节。哪怕他一个人也没杀，也必须找到他，他同这个案子大有牵连。”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戈尔杰耶夫冷冷地答道，“您找吧。明天早晨把当务之急的行动计划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已经好几天不见奥列格来了。开始伊拉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是有工作的人，还有妻子，而且是身怀六甲的妻子，可能有点小毛病，需要他的照顾。他对她没有任何责任，也没有向她承诺什么。一有可能，他就会来的。尽管已是星期一，是他们该去找那位高明的医生咨询的日子。可是奥列格还是没有来。伊拉稍稍有点生气，但是很快就释然了。及至过了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也过去了，奥列格仍然没有来。于是，她认了。归根结底，她是谁呀？一个长得不漂亮，穿得又寒酸的姑娘，既没有钱，又没有学历，更没有关系。他要她干什么？充其量让他开开心，解解闷罢了。可能，他想起了母亲和自己辛酸的童年，确实有过做一件善事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长不了，刚刚点燃就会熄灭，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伊拉也不习惯接受旁人的帮助，她从未见有谁给予过她这种帮助，因此也没有抱特别的指望。她自己能够对付。当然，如果脸上这些让她自己看着也觉得非常讨厌的丘疹能够退去，当然也不错，但是既然不行，就随它去吧。凑合着过吧。她自己就能对付。既然对付到了今天，今后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星期五，她跟平常一样5点半起床，喝完茶就跑出去扫大街。她扫完街往工具室里收拾自己简单的工具时，看见自己身边站着一个给人好感的宽肩膀男子。
　　“您是伊拉吗？”他问。
　　“是啊。”她一面关上工具室的门，一面嘟哝着说。“有什么事情？”
　　“需要谈一谈。”
　　“谈什么？”
　　“谈谈您的妹妹。”
　　伊拉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定定地看着男子刮得很干净的脸。
　　“奥莉娅？娜塔莎？她们怎么了？您快点说！”
　　“请您别激动，伊拉。”他从容地说，“让我们到旁边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哪儿也不去。”她断然回绝，“姑娘们出什么事了？”
　　“没关系，不去就不去。”男子叹了一口气，“您不去，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谈吧。第一，我们认识一下。我叫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姓科罗特科夫，民警少校，在彼得罗夫卡工作。在刑事侦讯科。想看看证件吗？”
　　“姑娘们出什么事了？”伊拉呆呆地重复着，突然感到一下子腿软手麻。
　　刑事侦讯科的人来谈妹妹？是奥莉娅还是娜塔莎？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早晨7点钟来找她谈话？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伊拉，您的妹妹娜塔莎被绑架了。”
　　“什么？！”她差点叫了起来，“您说什么？”
　　“请镇静点，伊拉，我之所以要同您谈谈，不是为了消遣，如果您惊慌失措，您对我说话就会颠三倒四说不到点子上。请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好。”她牙关打颤轻轻地说，“好，马上。”
　　科罗特科夫看着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发青的姑娘，不禁心怀感激地想起了娜斯佳。正是她昨天晚上提醒他跟弗拉德·斯塔索夫通了电话并跟他商量怎样同伊拉·捷列辛娜打交道才能得到需要的效果。这个姑娘不简单，娜斯佳警告他，性情固执，命运坎坷，如果不知道她的性格，很难适应她。而斯塔索夫认真想了想，回答说伊利娜最主要的是讲求实际。她有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她全部的生活都服从于这个目标，因此对于她来说，第一位的永远是务实。而情感一般没有意义。为了不让姑娘扯得太远，谈话的时候需要始终帮助她抓住正题，认清目标，对着最终结果和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这样才能使她感到亲切易懂，就应该照此办理。
　　“第一，我想告诉您，您的妹妹很安全。”
　　“您怎么知道？”
　　“您同我一起来想一想，”为了让她放心，科罗特科夫尽量把话说得平缓沉着，“如果您的妹妹妨碍什么人，他们本可以杀害她，但是他们没有加害于她，只是把她弄出了医院。这不可能是以敲诈为目的的绑架，从您的身上敲诈不出什么，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她不掌握任何秘密和机密情报，这一点也是尽人皆知的。就是说，谁也不会虐待她，拷问她。我和您的问题是——弄清楚，什么使他们对娜塔莎感兴趣，我们就能查明他们是什么人。我们将找到他们，也就是说，找到他们藏匿娜塔莎的地点，就能救出她，听懂了吗？”
　　伊拉的牙齿仍然在打颤，似乎眼看就会散架，但是她的目光说明她听懂了。
　　“她什么事都不会有？”她问。
　　“我非常希望能够这样。不过，常言道，依靠上帝，自己也别大意。我和您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搭救您的妹妹。同时我想，您应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不要再哭鼻子抹眼泪了。让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
　　“好的，”她又点点头，“好的，马上。需要什么，您请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到那边去吧，”伊拉用手朝邻近一座楼房那边指了指，“那边有条长凳。我的腿有点站不住了。”
　　他们走到长椅边，坐在一棵枝叶高张的大树的阴影里。
　　“伊拉，您想得起有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关心过您的妹妹和弟弟吗？不一定是最近一段时间，而是发生不幸之后的整个六年来。”
　　“不，没有谁。谁也没有管过他们的事情。”
　　“不是有个人经常到医院去看望他们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他没有到我这里来过，什么也没有问过。我已经对从彼得罗夫卡来的那位女人说过了。”
　　对，那个女人。当然，伊拉指的是卡敏斯卡娅。有意思，难道她根本不记得科罗特科夫其人了吗？因为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遇害后，正是他科罗特科夫同阿娜斯塔霞在医院里。伊拉走近他们，求他们把水果和糖果转交给弟弟妹妹们。难道忘了？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是不记得了。
　　“伊拉，您记得我吗？”他突然问。
　　“不，”她摇摇头，“难道我们认识？”
　　“护士遇害那天，儿科不放人进去，是我从您的手里接过了水果袋。想起来了？”
　　她仔细看看他，随即又摇摇头。
　　“不，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我记得，以前她同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叔叔到我的家里来过。可是您，我认不出来。”
　　“难道我变得如此厉害吗？”科罗特科夫开玩笑似的惊奇了，“才过去一个多星期，可您却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当然，记得当时有个男人，但是面孔认不出来了。那真的是您吗？”
　　“真的。”
　　真是个有趣的姑娘。所有用不着的事情都从头脑里清除出去。实用主义的生动体现。这位叔叔接过食品袋，答应交给孩子们——完事之后，就可以把他忘了。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可以休息了。抑或是妹妹失踪的消息使她的精神过分压抑？
　　“伊拉，请您努力尽可能确切地回答：娜塔莎哪些方面优于你们大家，您自己、奥莉娅、巴甫利克？我不是指的年龄。”
　　“娜特卡最聪明，”伊拉当即回答，“大家都说，她天赋很高。”
　　“这个‘大家’都有哪些人？”科罗特科夫警觉地问。
　　“医生、护士们。她通过自学掌握了中学的全部课程，我给她弄到她所要的各种教科书。有时候我要跑遍半个城市才能找到。”
　　“好，还有什么？”
　　“还有……”
　　她踌躇了，随即嘴唇颤动着羞怯地微笑了。
　　“娜塔莎漂亮。我也不知道，她长得像谁。您看我是这副模样，奥列奇卡也不怎么样。可是娜塔莎美得就像一幅画。”
　　“伊罗奇卡，”尤拉亲切地说，“您要明白，坏人早已不再为了漂亮面孔绑架女人了，我们不是生活在中世纪。请您想一想，您的妹妹身上还有什么能使她遭人绑架。被绑架的既不是您，不是奥莉娅，也不是巴甫利克，恰恰是她。”
　　“我不知道。”伊拉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您别生我的气，我对您说不出一句有道理的话。我甚至不明白，您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要是您问问娜特卡就好了，她马上就能回答您。”
　　“好了，伊拉，我们暂且放下这个话题。我现在就说请求您什么。第一，尽量不要同任何人讨论您的妹妹失踪的事情，这对于您而言应该不复杂，既然您自己说除了您自己，没有其他人关心孩子们。这样，谁也不会来问您什么，而您自己也不要说。说定了？”
　　“当然，既然需要这样。”
　　“现在说第二件事。这是我的名片。通过上面所有的电话，您可以找到我，或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卡敏斯卡娅。您记得她的，她到您的家里去过。只要您一想对我们说什么，不论通知或者询问，也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您可以随时打电话，不必客气。第三件事是最重要的。如果有谁突然关心您，或者您的弟弟妹妹，也许还有您的妈妈，请立即通知我们。还要努力尽可能清楚地记住这个人以及他对您所说的每一句话。总之最近一段时间任何一个新出现在您身边的生人，您都应该能够指认出来。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伊拉？您妹妹的安全和自由在我和您的手中，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把握自己。我和您应该高度集中，小心加细心，不出一点差错。我可以信赖您吗？”
　　她向他抬起眼睛，一双最普通的眼睛，细小、灰色、睫毛短而密，尤拉从这双眼睛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甚至几乎是沉静的内心。弗拉德是对的，这个姑娘随时需要一根实实在在、通俗易懂的支柱，让她不致跌倒或者垮掉。她应该有一个目标，应该有一个她为之效力的事业。那样一切都会适得其所。
　　几乎是带着感动看着熟睡的娜塔莎·捷列辛娜的那个人，有一个奇怪的绰号叫“阿亚克斯”。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这个姑娘，这个宝贝，呕心沥血制定一个比一个狡猾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不要求任何强硬手段，它们着眼于未来。等着她长大，看着她能出现什么结果。同时也好奇地关注着出自这位父亲的其他孩子成为什么样子。当然，阿亚克斯非常清楚娜塔莎父亲的名字，也知道孕育他的孩子的所有女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孩子的名字。他们各人各样，每个人都有招人喜爱的地方，不过娜塔莎有点特别。而伊拉——总体上是……在同一个父亲的所有孩子中，她们两个人最不平常，这两个姑娘是最成功的。可惜，当然，不是男孩子，男孩子身上展现的“商品特性”更加有利可图，但是，常言道，我们是利用已有的材料工作。况且，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暂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父系繁育的方法，将有可能大量繁殖受控人体器官。当然，把他们称为受控人体器官是人为的。字眼漂亮，他们不是受控制的器官，而是最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由女人生育并哺育长大。但是由父亲对她们施以不同的影响，决定孩子们获得特异潜质。第一个伊拉对体力负荷有着非凡的耐力，以及使人震惊的在两三个小时内恢复体力的能力。一个理想的士兵。娜塔莎有天才的大脑。三女儿奥列奇卡记忆力很好，多培育一些这样的奥列奇卡，传送秘密情报将不成问题。对她读一遍极为复杂的文字并把她派往非常遥远的地方。在路上、航空港、海关或者警察局，可以反复搜查她的身上是否带着文件或缩微胶片，将会一无所获。因为一切都印在她的脑子里。巴甫利克暂时还不明显，他才六岁，正是智力发育的好时期，但是在这样的年龄，判断他会出现什么特异还太早。好像，父亲对他采用了某种另外的方法。形象地说，为他设计的不是头脑，而是肌体。据医生诊断，巴甫利克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四个人当中惟一有愈合的良好前景的。需要做昂贵的手术，只能在国外的专门医院里做，而其余的人——两个姑娘和母亲，这种手术也无济于事，她们经受不住手术。据说，男孩子预后良好。
　　这四个人是那位父亲的第一批孩子。其余的都还小，从几个月到五岁不等。还有两个尚未出生。有意思的是他们将会有什么特异之处？本来可以放心等待，从旁观察，如果不是一次讨厌的意外的话。“父亲”碰到了阿尼斯科维茨那老太婆。这次见面的结果十分糟糕。“父亲”正在同自己的一个小男孩还有他的妈妈一起散步，老太婆看见了他。她坚持要他上自己的家里去做客，暗示他有必要严肃地谈一谈。“父亲”去了。当然，阿亚克斯的人看得一清二楚，跟着他到了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门口，狡猾地紧贴在恰当的位置，听到了全部谈话。这次谈话令阿亚克斯很不高兴，很不满意。老太婆向“父亲”提起加利娜·捷列辛娜，一口咬定是他使她误入歧途，让她神魂颠倒，说服她接连生下了几个不属于丈夫的孩子；知道发生不幸，却不去帮助沦为孤儿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母亲……
　　“我看见你故伎重演，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亲爱的，有一种病态的传宗接代的嗜好。您现在依然保持着原配婚姻呢？还是结过一打婚了？”
　　“原配婚姻。我不明白您的挖苦，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我的生活自从第一次结婚以来没有任何改变，妻子仍然重病缠身，实际上卧床不起，当然，我不能抛下她不管。但是，我是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您不能指责我爱上了别的女人。我曾经有十五年忠诚于加利娜，这一点您不能否认。但是从那之后已经过去六年了。既然我又碰上并且爱上了别的女人，谁能忍心抬起手向我砸石头？她给我生了一个孩子又有什么不好？我并不打算抛弃她不闻不问，我将尽一切力量和可能去帮助她。”
　　“你别给我灌迷魂汤打马虎眼了，亲爱的。既然您如此高尚，为什么不去帮助可怜的加利娜为您生的可怜的孩子们呢？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你们的关系，您完全征服了她，完全控制了她，您给她灌输一种奇怪的思想，说什么你们的孩子天赋优越。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您实际上在干些什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是吗？但是我可知道。您在加利娜身上进行了一种荒唐无比的实验，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警告过加利娜，让她跟您在一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轻信您的真诚与忠心。”
　　“您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您胡扯些什么？我同加利娜彼此相爱十五年，您却……”
　　“住嘴！自从加利娜自残也摔残了孩子们之后，我决定不声张你们见不得人的事情，是指望这场可怕的悲剧会使您醒悟过来。但是几个月之前，我偶然看见您在街上同一位带着极可爱的小姑娘的年轻妈妈在一起，于是明白您又在重操旧业。我跟踪了你们。是的，是的，别笑，虽然我明白，您想必想起来很可笑，像我这样年纪的老太婆当侦探。也好，让我们一起来笑一笑。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让我们一起来笑我观察四个月记下您的行踪的清单，这张清单上有九个地址和九个女人的名字，您用自己的爱情取悦她们，并准备同她们一起养育你们共同的孩子。这九个女人中已经有七个让您当了父亲，而另外两个刚刚准备当母亲。在这之后您还要对我高唱什么您是遇到了并且爱上了，什么您是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吗？您真是个恶魔，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是个怪物，不是人。”
　　“您胡说些什么……什么实验？您怎么想出来的？的确，我不是道德楷模，这一点您说得对，既然您这位高龄老侦探，探出了我的踪迹，那我也不抵赖。我喜欢女人，崇拜她们，我是个职业唐璜。还有，假如您愿意，我是个职业父亲。我喜欢我的女人们生育我的孩子。我不能抛弃因遭遇车祸变成残废的妻子有什么不好？您在这里对我念什么道德经？我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科学博士，约我看病的人排到三个月之后去了。这样您可以想象一下，我挣多少钱，我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会缺少什么，您听见了吗？而且这些孩子们的母亲都很幸福，我敢向您担保。您没有什么可指责我的。”
　　“可加利娜的孩子们呢？您抛下他们不闻不问。为什么？他们正好比其余所有的孩子更需要您的帮助和关心，还有您的金钱。这四个月中您到医院去了两次，亲爱的，却是两手空空去的。这是我亲眼所见。您甚至连一公斤苹果也没有给他们买。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受宠爱？”
　　“您什么都不知道，我把钱交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经常给孩子们买一切必需品。”
　　“就算是这样。虽然我倾向于另外一种看法。您不再关心他们，是因为您不再需要他们。他们曾经是您的可怕的实验品的一部分，他们是已经过去的一个阶段。现在您的新孩子更让您感兴趣。但是您也会冷酷地抛弃他们，一旦他们不再让您从科学的角度感兴趣的话。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呼唤您的理智，停止吧。恳求您停止。您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所有的准则，既违背了上帝的准则，也违背了人道的准则。我不赞成极端措施，只要您答应我停止，我决不对任何人吐露一个字。”
　　“可是您又能吐露什么呢？一个女纳特·品克顿！您拿什么来威胁我？以为我怕您吗？您要用您的故事达到什么目的呢？您会毁坏几个女人的幸福，她们都知道自己不是我惟一的女人。就是这些。您也热衷此道吗？她们每个人都养育着我的孩子并且感到幸福，这使您感到刺激吗？您一定想让她们感到痛苦吗？不如此，您就不得安宁？”
　　“找会告诉她们您拿她们做实验。她们应该知道养育的是什么孩子。”
　　“为什么？反正她们不会相信您。她们会正确地决断，因为这不是真的。您想让她们不再爱自己的孩子吗？我不怀疑，您竟这样残忍，尊敬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
　　“您十分清楚我说的是真话。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真的不会对您的女人们说什么。我对可怜的加罗奇卡犯下那一个错误就足够了，我告诉了她我知道的事情。她二话不说马上就相信了我。我至今还在谴责自己做了这件事。她因为承受不了可怕的真相而精神失常。但是我会在另一个地方说出我知道的情况，如果您不答应我停止的话。请您答应我不再生产您的优秀的孩子，我将保持沉默。”
　　“请听我说，我厌倦了您毫无根据的责难和无足轻重的威胁。我已经多少次向您说明：在这所有的一切中，除了单纯男人对女人的需求，尽管是放肆的需求，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一切。既然您强邀我来做客，是不是给杯咖啡喝，女主人？”
　　“好，我给您咖啡。不过我还是坚持建议您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听完五月中旬的这段录音，阿亚克斯明白了，事情不妙。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个消息过于灵通而且机智过人的老太婆？很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不过，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现在，而是很久以前，在捷列辛家还没有出事的时候。不要紧，她自己会说出来，如果问得巧妙的话。等她说出来之后就让她永远沉默。必须找到她记地址的小纸条。小小的纸条非同小可。这个机灵的侦查员找到了九个地址和九个同他生活的女人，而且打听清楚她们大家共有一个情夫。应该说是共事一个情夫。这样就找到了“父亲”。而这位“父亲”不能冒犯。活着的健康的人们需要他，最好是让他呆在自己的工作位置上。他不应该出任何事情。极富才能的“爸爸”，像烤馅饼一样收集孩子们不同寻常的体力和智力数据，就要大功告成地登上自己实验和研究的顶峰。在登上顶峰之前，需要保证他不受侵犯，好让他的研究方法带来滚滚财源。买主已经有了，正在耐心等待，已经筹好了钱，准备随时付清。因此必须彻底干掉这个老太婆。
　　于是，阿亚克斯决定了。彻底。随后他的同伙在老太婆的房子周围转悠，侦查清楚了民警活动的路线，终于弄明白，“父亲”周围的包围圈就要收拢了。可密探是何等烦人啊！好在，阿亚克斯的技术是一流的，甚至在联邦安全局中也找不出来。探听民警机关侦查员的谈话内容，如果他们不是在彼得罗夫卡的大楼里，而是在自由场所，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他从阿尼斯科维茨口中得知莲诺奇卡·罗曼诺夫斯卡娅的事后，决定事先加强保护。他的喽罗们在老太婆被杀害后的下一星期去拜访了堕落为酒鬼的女歌唱家。已经知道，阿亚克斯动手挺及时。不错，他们找到罗曼诺夫斯卡娅比他自己晚了两个星期，但到底还是找到了，一群屎壳螂。难忘的阿尔卡迪·伊萨柯维奇说过：“把这种能量——用于和平目的，在不发达地区抽水。”可是对医院的修女和护士他们稍微有点失算，没想到，这几个小子这么快就抓住他们不放。结果“爸爸”的特征出现在彼得罗夫卡比阿亚克斯弄清情况要早。当得知已经连“父亲”的肖像都画好了时，他明白了：必须赶快除掉那些近年来经常看见他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认出他来，从而把“爸爸”同捷列辛家的孩子们联系起来的人。而且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出现。
　　而“父亲”本人却过得很自在，装出一副不明就里的糊涂样，每天甚至在休息日照常上班，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烦人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不再搬弄她的道德说教，就似乎连想想她都忘记了。权当一个臭老婆子唠叨一阵就完了。谢天谢地。
　　他这个天才大脑从未想到围绕着他躺下了多少具尸体，仅仅为了保护他免受警察的拘捕和盘问。为此他应该偿还阿亚克斯。为一堆麻烦，为安全保障。没关系，要他偿还，偿还一切。
　　不好的仅仅是，不得不把小姑娘从医院里弄出来。因为她是最后一个能够认出“父亲”的人，而且无论如何不能杀害她。她是一幅活的商品广告，需要用她向买主证明“父亲”创设的方法的效果。用她和伊拉。如果这还不够，只好带他到医院去看奥莉娅，不过这不成问题，容易办到。最要紧的是迫使“父亲”把资料交给他们。这可能是个真正的难题。万一他拒绝呢？阿亚克斯细细研究他的一生，从中学时代开始，越是了解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越是怀疑他会把自己的绝方妙法以大价钱卖给别的人。就是说，必须马上研究备用方案，这样也需要娜塔莎。明天伊朗的专家就会过来，在专门装备的诊所里，昼夜陪伴娜塔莎，尝试弄清“父亲”采用什么方法制造出如此出类拔萃的孩子。

　　10
　　不管这一事件有多么可悲，但是对于奥列格的同事们来说，他的牺牲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们因此十分悲痛。调查一个为西亚某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工作的团伙，必须对终老天年非常乐观，奥列格正好干的是这一行。
　　联邦安全局的同事们是最后一批赶到爆炸地点的。大概是因为没有当即确认死者身份，直到过了大约四十分钟，扑灭大火之后才查明铁壳车库属于谁。这段时间内，在出事地点集结了相当多的民警分局工作人员、消防队员和医生，还有一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也赶到了。一群夜猫子！
　　查明遇难者的身份后，民警分局工作人员通知了联邦安全局值班员。值班员派来一个小组，经过短暂的争执，热斯杰罗夫的同事们把事情接了过去。不过，争执纯粹是名义上的，民警分局愿意并且欣然交出了尸体，显然如释重负。
　　亚历山大·塔什科夫少校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怀疑奥列格·热斯杰罗夫之死是由来去无踪没有露面的阿亚克斯领导的“喀山帮”干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名字，但是这对于逮捕和破案还远远不够。管他谁知道些什么名字。不是那个时代了，今天需要证据，尽可能多一些，更可靠一些。仅仅一种无形的知识已经不能使任何人满意了。况且，在揭露阿亚克斯本人之前，急躁行事是危险的。抓捕六个小喽罗，漏掉一个大头头，是一招蠢上加笨的败笔，等于虎归山林，鲸回汪洋。再想找到他可就有如大海捞针了。
　　有一段时间耗在询问人们上，结果查明，谁也没看见爆炸装置是怎么放进铁壳里去的。因为是在夜间，守规矩的人早就睡觉了。于是塔什科夫少校给自己提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不是三天之前，也不是一星期之后，偏偏在现在杀害了热斯杰罗夫上尉？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谋杀的诱因大概是某种事件，奥列格的某种行动。看来，应该仔细地重新检查一遍他最近两周调查阿亚克斯团伙的所有行动。
　　然而，糟糕的是，热斯杰罗夫上尉的纪律性从来就不突出，为此不止一次受到上级的批评。他一意孤行，固执己见，最不好的是经常“忘记”向领导报告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这种“忘性”同一意孤行和固执己见（越是骂他、吩咐他一定要做，他偏偏越是想不做）以及促使奥列格幻想一个人独立进行一次辉煌侦查的虚荣心的后果一样。在调查阿亚克斯团伙的过程中，他认真负责地报送有关团伙成员的情报，但是又顽固地规避回答他这些情报的来源问题。“你还要求我向你掰着手指头列举自己的间谍活动。”他嘲弄地回答领导整个“喀山帮”调查工作的塔什科夫。因此，谁也不知道热斯杰罗夫同伊利娜有接触，更不知道“喀山帮”在她的家里租用房间。
　　这样一来，塔什科夫绝对不是只花两个小时，甚至也不止两天，才最终找到热斯杰罗夫最近每天都去吃晚饭的“格洛利亚”餐厅。存衣室的大叔很熟悉奥列格，当时就说，与其说他是来吃晚饭，不如说他是来找洗碗工兼清洁工伊罗奇卡。那在哪里能找到伊罗奇卡？不用找，她9点钟之前自己会来。
　　她果真来了。看上她一眼，亚历山大就开始怀疑他的路子对不对。又瘦又矮，一点也不漂亮，衣着寒酸，而且还是个清洁工。奥列格能从她的身上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犯罪组织是不会接纳像她这样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的，那里没有她的立足之地。莫非上尉和她有过露水之欢？不，也不像。塔什科夫同热斯杰罗夫的妻子薇罗奇卡认识，他反复掂量，还是认为贫穷寒微的洗碗工无论哪方面的条件都不能同这位光艳靓丽的美女竞争。难道弄错了？不会，存衣室大叔说得很肯定，奥列格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并且同这个邋邋遢遢的姑娘一道离去。或者老大爷弄混了，到这里来的是另一个奥列格？
　　等了一些时候，塔什科夫随意走近邋遢姑娘洗盘子的地方。他猜想，眼前这个忙碌的舞台就是奥列格同这个姑娘认识的场所。
　　“您好。”塔什科夫从背后看着她，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你好。”洗碗工嘟哝了一句，没有转过身来，“有什么事？”
　　“您叫伊拉吗？伊拉·捷列辛娜？”
　　“是的，是我。”
　　“我需要同您谈一谈。”
　　姑娘转过身来，用出乎意料细心敏锐的目光看了塔什科夫一眼。
　　“谈什么？”
　　“谈您。”
　　“我还凑合。”她不屑地看他一眼，重新转过身去擦洗铁锅。
　　“难道您对谈谈自己不感兴趣吗？”塔什科夫假装吃惊地说，“您甚至也不问问，我想对您说什么吗？”
　　“关于我，您对我说不出一点有意思的话来。”伊拉回答，“不用您说我也全知道。您走吧，公民，别来打扰我，没有看见我有多少活要干嘛？”
　　“我还想同您谈谈奥列格。”
　　姑娘愣住了，塔什科夫看见她的后背突然绷紧了。但是她还是没有转过身来。看不出这个邋遢的姑娘竟然如此镇静！
　　“您要谈他什么？”她终于平静地开口了。
　　“您遇见他很久了吗？”
　　“关您什么事？您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上司。”
　　“他保卫的就是您，是吗？”
　　塔什科夫不知怎么回答了。原来，捷列辛娜并不知道奥列格在哪里工作。他都对她唱些什么曲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能把真相告诉她吗，还是摆脱这个话题以免引起她的疑心？
　　“不是保卫我本人，不过他是我的部下。”亚历山大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地回答，“那么，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为什么？”伊拉仍然冷淡地说，“我走什么运，应该回答您的问题？”
　　“我来解释，走什么运。奥列格失踪了。我们找了他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他，所以我想查清楚，什么人，在哪里，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见过他，现在明白了？”
　　捷列辛娜丢下手中的大锅小锅，整个身子转向他，垂下两只湿漉漉的手。
　　“怎么会失踪呢？”她软弱无力地再问一遍，“到哪里去了？”
　　“要是我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不会来找您了。”塔什科夫微笑着说。
　　“他上星期五在这里来着，后来我再没有看见他。我以为他工作忙，或者是病了。一点没有担心。”
　　“上星期五是什么意思？请说确切一点。几点来，几点离开，到哪里去了？”
　　“跟平时一样，10点刚过的时候来的，12点左右同我一起离开的。”
　　“你们一起去哪里了？”
　　“去我家里。”
　　“他总是在您下班后送您，并且到您的家里去吗？”
　　“不，不是每次，只是有时。经常是送我到楼门口就分手。”
　　“这有多长时间？”
　　“不长。”
　　“请更确切一些。”塔什科夫又一次请求。
　　“您干嘛刨根问底！”伊拉突然发怒了，“既然他失踪了，那你们去找啊，他跑到哪里去了，不要来找我打听，我们才认识几天。”
　　“这一点非常重要，伊利娜，我请求您回答。”他温和但是坚定地说。
　　“别把我弄迷糊了！”她提高了嗓门，“似乎要是我们认识一年，他就往我右边走了；要是一年半，他就往我左边走了。他从我这里回家去了，您听清楚了吗？当时我就知道，我感觉到了，他被牵连到什么事情里去了。也算是我的私人警卫。好像是诚实的人需要警卫。诚实的人钱总是不多，他们没有警卫也能过。而需要警卫的人却是些罪犯、强盗、歹徒之类。完了，公民，谈话结束。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奥列格藏在哪里。您快走吧。要是找到他，就请转告他，不许再靠近我。”
　　塔什科夫看见，她差一点就要哭，但是忍住了。就是嘛，好样的！简直令人称奇。在我们这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姑娘上哪里去找？不许靠近！真有你的！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除了身上的锁链，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无所畏惧。她知道从她这里没有什么可拿的。她大概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瞧她的小脸多么苍白。
　　他没有再说一个字，悄悄走到走廊，同看存衣室的大叔打个招呼，就钻进停在餐馆门外的汽车里。让姑娘稍微冷静一下，考虑考虑，她自己会说出奥列格充当私人警卫，陷进某个犯罪粪坑，因此被迫藏在什么地方躲避公愤等等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让她说服自己相信，奥列格不是个好人，不值得同情。然后，塔什科夫再来找她并且告诉她，奥列格牺牲了，实际上他是在联邦安全局工作。亚历山大根据经验知道，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愤怒不公正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羞愤感，并且希望立即赎罪。在这种心态下往往会说出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来，会努力满足对话人的愿望，往往因此而不太斟酌自己的言辞。
　　一切算计都很正确，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奏效。夜里12点钟，捷列辛娜走出“格洛利亚”，沿街向十字路口方向走去，塔什科夫打着发动机，越过姑娘，刹住车，下车迎面向她站着。
　　“伊拉，您应该知道真相，”他低声说，“我开始不想告诉您，但后来想了想，这样不对，就回来了。您不应该把奥列格往坏处想，他不是私人警卫。”
　　“就是说，您说了假话。”伊拉冷笑道。
　　“不，我隐瞒真相是为了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么说，他是民警分局的人，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塔什科夫满以为她会大吃一惊，对他的话作出更力强烈的反应。不，伊拉根本不是这样。她的声音平静，语调和缓。
　　“不完全是。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您自己明白，这不能到处张扬。所以，我们这些人都不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也对认识的姑娘们自称私人保镖。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并不重要。伊拉，奥列格牺牲了。”
　　“奥列格……出什么事了？”她不明白，“您说什么？”
　　“牺牲了。就在他离开您回到家门口时。因此我来找您问问：奥列格在牺牲之前的几个小时中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话，想着什么事？您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活着的人。所以您应当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平淡地说，“还好，您告诉了我，要不我还一直等着他……”
　　她转过身走开了。塔什科夫怎么也没有料到谈话会是这个结果。没有喊，没有闹，没有流眼泪，没有捶胸顿足，没有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讲述情人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甚至也不问在这种情形下完全料得到的问题。什么都没有，只是转过身就走了。
　　亚历山大断定，这种表现很可能是得到消息之后的精神压抑造成的。好吧，早晨之前让她去，先回办公室，尽量通过昼夜问讯服务搜集有关这个姑娘的情况，哪怕有一点点也行，早晨再来找她继续接着谈话。我们寄希望于早晨，趁她刚刚清醒过来，而他又掌握了一些与她有关的材料，谈话将会更加具体见效。
　　萨沙·塔什科夫还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钱。不光知道钱是圆圆的金属硬币、是窸窣作响的花花纸片，可以换来冰激凌、玩具或者电影票，而是懂得其丑恶可憎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当母亲抛弃他和父亲，到列宁格勒去嫁了一个新丈夫——一位著名作家，他的书一版再版，印量很大，人们立即对小男孩解释，为了更多的钱可以背叛最亲近的人——自己的儿子。父亲离婚以后，被迫换了工作。他曾经在莫斯科一个体育协会当教练，但是妻子离他而去之后他就不能参加集训和比赛了：儿子没有人管。作为教练，父亲的收入并不少，如果算上他带的队里有不少国际比赛获胜者，可想而知，离婚之前的家庭生活总的说来并不拮据：每次获胜后，教练都有丰厚的奖金或者别的奖励，像宿舍（比如，培养一名奥运会冠军）、优先购买汽车的机会（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冠）。为了不使萨沙沦为无人照管的孩子，他不得不告别这一切。父亲受的是专门教育——体育学院，他一直想当教练，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从事这一职业做准备，现在到哪里去找用武之地——他一筹莫展。只好到中学去当体育教师，钱，说实在的，挣得很少，不过，不用离开莫斯科。而且萨沙也在这所中学上学，就在慈爱的父亲的眼皮底下。
　　父亲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异常招人喜欢的男子汉，不仅有大力士的体型和漂亮的脸型，而且很有魅力，女士们对他的青睐经久不衰。在这个女性居多的教师群体中，除他之外还有一位男性是上了年纪的物理教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立即处于了受关注的中心，因为他不仅相貌英俊，相当年轻（离婚时他刚满34岁），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结婚。就是说，拥有婚姻自由。他的选择余地很大，学校里年轻的未婚女教师不少，于是他很快同一位英语教师坠入了情网。尽管尼古拉·塔什科夫一生从事体育和教练工作，一般说来不太懂得感情，然而他在性情上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他已经开始幻想同年轻美貌的“英国姑娘”结婚，把她娶进自己的家里，他们早晨将一同起床，两人一起去学校，放学时还是这样双双回家。他同妻子都是教师，在同一钟点上班，这意味着他们会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同事和朋友，他们有谈不完的话题，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彼此乏味，他们将是一个理想的、模范的家庭，他们将一起养育亲爱的儿子。但是幻想归幻想，因为“英国姑娘”很快就把一切都算计好了，周密细致，各得其所，谢天谢地，幸亏及时，就是说不是在结婚之后，而是早在结婚之前。她考虑的是，科利亚同她结婚之后，立即返回教练岗位，开始重新挣他来到学校后就失去了的大钱。他要再培养出一对奥运会冠军，挣一套全新的大房子，然后他们要买一辆崭新的汽车。要不，看着现在这套房子和这辆车，太可怕，太憋气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尽管生性浪漫，听半个字就能理解这些意思。因此，有远见的“英国姑娘”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未婚夫赤裸的肌肉、结实的后背时，没有来得及把自己声调甜蜜婉转的独白说完，她的话刚说到一半时，塔什科夫打断了躺在被窝里的夫人，默默地穿上衣服走了。第二天，他向校长交上了一份辞职申请。他在离家更近的另一所中学为自己找到了工作，把萨沙也转了过去。小男孩当时只有10岁，一天往返几次独立在路上做剧烈运动，对他来说还太小。这理由完全正当。虽然大家都很清楚，年轻漂亮的体育教师为什么离去。
　　但是对10岁的萨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原原本本地向他解释了一切。他没有编谎话来贬低自己，也没有用不信任男孩子理解原则上复杂的事物的能力来贬低儿子。
　　“我以为，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爱我和你，因此想成为我的妻子并且代替你的妈妈。原来她是想让我重新去当教练挣大钱，好供她随心所欲地花销。我不认为尊敬尤其是热爱一个准备出卖自己换取金钱的女人是可能的。你理解我吗，儿子？”
　　“我理解。”萨沙严肃地点点头，“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个同我妈妈一样的女人，是吗？”
　　“嗯，差不多。”父亲笑了。
　　这是大塔什科夫喜欢的字眼，连崇拜他的小塔什科夫的许多性格特点和习惯，包括这个“嗯，差不多”都是向他学的。
　　等到萨沙长大了一些，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常向他重复说：“商品一金钱关系之所以叫商品一金钱关系，是因为需要用钱、也只能用钱买到商品，也就是买到靠某人的劳动创造的东西。但是用钱买感情，可耻而且不值。但是更不值更可耻的是出卖自己的感情换取金钱。”
　　萨沙的功课学得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钱掉到了他和父亲的头上。而且不是小钱，是大钱。开始他们得到消息说，母亲同作家新丈夫在一次火车事故中遇难了。几个月之后，公证人找到他们解释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是著名文学家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鲍加托夫惟一的继承人，在最近的五十年内（根据著作权法）拥有他的作品的专有权。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企图提出抗议并对公证人解释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小塔什科夫当时已经19岁，不是已故作家的亲属，这位作家一定有其他的亲属，其中包括原配婚姻的孩子。公证人全然不理睬这些话，回答说，这是被继承人的意愿。他的原配婚姻确实有一个女儿，但是他同她由于政治原因，已经宣布脱离关系，她做了持不同政见的事，而第二个妻子就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的母亲、他非常爱她，这些年来深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因为他让她失去了孩子，撇下他没有母亲呵护。所有这些当然纯粹是胡说。塔什科夫父子非常清楚，要是笔墨大师深受折磨，他就不会娶那个把8岁的儿子丢给丈夫抚养的母亲当妻子。大概，不如说，是做母亲的良心发现，所以她劝说富有的丈夫写下了对被她抛弃的儿子有利的遗嘱。
　　“行吧，死者的意愿是神圣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叹了口气，“我们不能违背它。”
　　他们接受了继承权。等到萨沙放假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休假的机会，父子俩到了彼得堡。清理了作家的财产、存款，以及著作出版合同。他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得到的遗产比这些更多。作家的书一版再版，而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写了不少书。总之，是一位真正的经典作家。况且，由于当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该阵营的每个成员国都认为有义务用本国文字出版“俄罗斯老大哥”的文学经典著作。因此书的印刷量简直难以数计。办清手续之后，塔什科夫父子回到莫斯科。接连几天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后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作家的钱为题目的谈话。
　　“我们无权动这些钱。”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坚定地说，“但是既然死者希望这些钱归你所有，就随他去吧。我向公证人咨询过你能不能拒绝这些遗产，他说可以，但是那样就会在认为自己有权得到遗产的人们中间引起争夺纠纷。所以我想了想，我们的行为不应该挑起人们争夺吵闹。我说得对吗，儿子？”
　　“您说得对，爸爸。”亚历山大表示赞同。
　　“那么我又想，我们接受这笔财产，但是不要为自己动用它。我们是两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上天没有亏待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亏待我们的头脑，我们应当自食其力，否则我们就不能自尊。不过我们将保管这笔财产，让它增值，让他的书出版，谁想出都可以，出多少都可以。我们将用钱干一些既重要又需要的事情，但是我再说一遍，不是为了自己私人的需要。”
　　“用于幼儿园和医院？”萨沙猜道。
　　“嗯，差不多。”
　　从那之后过去了十五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现在已经34岁，正是当年他们家只剩下父子俩相依为命时他父亲的年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当时一直没有回去干教练工作。出现了中断，他在中学里过了将近十年，他的训练方法无可救药地落后了，也已经忘记了。现在他年过六十，但是他仍然像运动员一样身材挺直，着装精神，在他毕业的那所体育学院工作。岁月惟一的标志是头发差不多全掉光了，但是过早谢顶是塔什科夫家的遗传，连才34岁的亚历山大，头顶脱发面积也明显超过了有发面积。
　　至于作家的遗产，在头八年，即1989年的前一年，各种出版的盈利经常人到账上，相应的利息也有增长。但是后来，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迅速地被遗忘，谁也不需要他，财源就断了。由于当时亚历山大已经进入联邦安全局工作，因此塔什科夫一家提前知道财政即将剧变的消息，得以预谋对策，以使作家的遗产不至于血本无归。虽说他们自己不需要用这笔钱干什么，而且父亲和儿子都习惯了堂堂正正做人，譬如做事就要做得一丝不苟，决不能马马虎虎。他们把所有的钱从账上提出来兑成黄金，又过了几年，当外汇和银行账户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明朗之后，把黄金换成美元，找一家确实不会过热的银行开启外汇账户。这种银行尽管利率低一些，但是信誉比较高。
　　亚历山大好几次竭力找到值得使用作家遗产的项目，建议向某种效益好的基金会缴费，或者把钱转交给急需用钱的残疾人。但是父亲的反应让他吃惊。
　　“你能肯定这些钱一定会用到你选定的项目上吗？你能保证这些钱不会在半道上被偷走吗？”
　　当然，小塔什科夫保证不了。他已经是克格勃——联邦安全局的基干军官，比其他许多人更清楚甚至从最可靠的账上花钱的难易。
　　有时亚历山大从电视上听到呼吁捐钱帮助给这个人那个人治病，然而父亲连这样安排遗产的企图也根除了。
　　“你亲眼见过这个人吗？”他严肃地说，“你能向我用脑袋担保，他真的有病，需要用钱治疗，不是狡猾缺德地向轻信怜悯的同胞敲诈的方式吗？”
　　是啊，先是妻子，然后又是精明的“小英国佬”阿拉·谢尔盖耶芙娜的经历，让他有一种病态的疑心。
　　“等机会吧，不到你内心开始感到痛苦时，不到你发现心神不宁时，暂且不要做什么事情。当你感到你的内心老是痛苦——这时候你才找到了一件你应该花出这笔钱的事情。完全不明白，你的心为什么开始哭泣，是怜悯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还是害怕新的病毒大流行。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为无家可归的动物建一处栖身的窝。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就捐钱研制或者购买新疫苗。但无论如何，必须是你感到你不能不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需要的那个机遇。然而有意去找花钱的机遇是愚蠢的，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喜悦。”
　　亚历山大34岁仍然未婚，因为爱情换金钱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痕迹。他有过很多姑娘或者女人，早秃是他外貌上惟一的缺陷。但是当他用“遗产”来考验在他看来适合当妻子的女友时，每一次都看见贪婪的眼光。在知道遗产之后，她们的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更加细致，而说出来的话语则更加热情，更加露骨。他却立即觉得寒心、乏味甚至反感。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不是自己挣来的金钱呢？他理解，非常理解那些人，舍不得花靠多年来日复一日辛勤劳动所得的每一个戈比，甚至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令人厌恶的吝啬和贪婪也没有让他生气，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守财奴，喜欢给别人送礼物，出手大方。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了得到别人积攒的钱，怎么能不顾世界上的一切，不顾脸面、亲情、人格和良心。即使自己已经在世上活了34岁，当上了科长干到了少校，他对此仍然不能理解。就是说，他仅仅从纯理论上懂得这种事情在人世间随处可见，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可是真正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时，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能。不能就是不能。
　　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入睡。当然，躺在床上可以让白天过度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但是精神却很兴奋，一遍又一遍回想起妹妹和奥列格。为什么如此突然？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同时离她而去？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错。娜塔莎被绑架，奥列格遭谋杀。为什么命运要让她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不让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这不公平，不能这样，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她也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或许，上苍俯视着她，以为她既然这样勤奋努力，不知疲倦，是不是她的内心里除了肌肉和筋骨别无其他，空白一片？伊拉不相信上帝，也怀疑根本就没有上帝。当然，有的只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知道的东西。
　　她不爱奥列格，甚至就没有爱上他，只不过是感激他的同情，感激他每天晚上都来等她，让她在“格洛利亚”的工作人员眼里变成了一个有人追求的正常的姑娘；感激他有时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让她忘记简陋的衣着和脸上讨厌的丘疹；感激他张罗着要带她去看大夫甚至打算支付治疗费用，如果需要的话；感激在深夜的大街上短短的漫步中富有人情味的谈话；感激他不说大话也没有许诺什么，只是每天晚上都来说说话，尽管不多。伊拉也非常可怜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年轻、漂亮、善良的人，很快就要有孩子……她可怜奥列格的妻子，虽然她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她的心里一激灵。今天到“格洛利亚”来的这个家伙是什么人？要知道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说。万一他说谎呢？要是奥列格根本没有牺牲呢？他不过是为了向她打听什么，所以才编了一通奥列格的话。也许，他是绑架娜塔莎的那些人派来的呢？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叫什么……他昨天一大早跑来警告她，可能有陌生人要来盘问她，天哪，可是这个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由于对自己恼火，伊拉差一点没有放声大哭。随后她想起来，他给了她一张有电话号码的卡片。她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口袋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好放，她出门扫街时不带手提包，因为什么也没有，她费劲地从薄薄的旧被子（还是她小时候妈妈给她盖的那床被子，现在她把好被子都给了房客，让他们铺床用）里爬出来，拉开灯，抓过她早晨出门时穿的风衣。谢天谢地，卡片找到了。这不，是科罗特科夫·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电话号码都是五位数，有意思，半夜里能打其中的哪一个电话呢？要知道会闹得很不方便，把全家人都吵醒。不错，他亲口说过，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不必客气。话可是说得轻巧……而且她要在半夜里打电话也不太容易，电话挂在过道里的墙上，拉不到房间里来，伊拉不想让房客们听见说话。之所以不想，原因很多。房客看好她的宿舍是因为这里安静，也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听见他们的女主人半夜里给民警分局打电话。此外，这位科罗特科夫还特别交代不要扩散娜塔莎被绑架的事情。如果她一旦必须用电话说什么……到街边的自动电话亭去，行不行？说是自动电话亭，然而打电话要有磁卡，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换磁卡，而且要五百卢布，可以买一个长面包带几块方火腿了。
　　只好等到早晨。伊拉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小时，后来拉亮了灯。不，她不能等到早晨。科罗特科夫说的，立即打电话，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这是他的工作，他知道他说的话。既然说要这么做，那就必须这么做，这样做才对。为了案子，为了娜塔莎，他亲口说的，“娜塔莎的安全在我和您的手里，取决于我和您的行为，看我们能不能尽快找到她把她解救出来”。抛开那些礼节，她应该给他打电话，名正言顺。
　　伊拉踮着脚走进过道。正是早晨4点钟，大家都在酣睡的时候。没有开灯，她划着一根火柴，照亮写在卡片上的电话号码，取下话筒，用手摸着拨了第一个号码，对方马上就取下了话筒，答话的是一个睡意未消的男子。
　　“是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吗？”她用勉强可闻的声音对着话筒说，井用手捂住话筒，让声音不至传得太远。
　　他听不清楚。
　　“喂！”接电话的男子有些生气了。
　　“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她稍稍大声了点。
　　“是我。”他的回音已经平和了一些，显然是听见了。
　　“我是伊拉·捷列辛娜。”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说话不方便吗？”科罗特科夫立即就猜测到了。
　　“是的。”她小声说。
　　“您是在家里打电话吗？”
　　“是的。”
　　“有人来找你了？”
　　“是的。”
　　“什么时候？今天？”
　　“是的。”
　　“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您早晨5点钟上班吗？”
　　“是的。”
　　“4点45分我在您那幢楼的顶层等您，在顶间门口，您再对我细说。都听明白了吗？”
　　“好的。”伊拉轻松地回答。
　　回到房间，她又躺在床上，不过没有关灯，反正过半个小时就该起床了，还睡什么觉。瞧，他根本不为她早晨4点钟给他打电话生气。就是说，她做得完全正确。他过四十五分钟到她这里来，她全都告诉他，他也会给她出主意该怎么办。她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因为事关娜特卡，就是娜塔申卡，她的妹妹，她毫无行为能力，不能保护自己。伊拉很有自知之明，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只上过正规中学七年级，还是凑凑合合上的，寄宿学校的那几年不能算，寄宿学校算是什么学习啊，简直是一个笑话！成天酗酒，滥交，老是互相偷东西，也偷工作人员的。那里甚至连做家庭作业的地方也没有。老师也是一群窝囊废。大概在寄宿学校工作不受人尊敬，到那里去的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人。他们以为，如果孩子们——一群孤儿，那么他们用不着好的学识。于是，她，伊拉·捷列辛娜非常清楚，她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有工作的人，他们上过学，受过专门教育，有经验。如果他们说怎么做正确、怎么做不正确，她一定得听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让人做坏事。
　　4点45分，伊拉跑步登上顶层。科罗特科夫正站在顶间门口抽烟。由于激动，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昨天有个陌生男人到“格洛利亚”来找过她。
　　“奥列格是谁？”科罗特夫这时插嘴问。
　　“是个熟人。”
　　“早就认识吗？”
　　“不，大约两个星期。”
　　“他是谁？干什么工作？”
　　“他说他是私人保镖。可是昨天这个家伙暗示，好像是在机关里。他说谎，是吗？”
　　“奥列格姓什么？”
　　“我不知道。”她有些慌神了。
　　这段时间来，她第一次突然意识到，真的不知道他的姓。他自己没有说，她也没有问。不知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要问，再说，她问他的姓干什么？跟他又没有什么牵扯。
　　“但是他那一辆什么小汽车，您知道吗？”
　　“不，”她摇摇头，“红色的，外国牌子。我搞不清楚。”
　　奥列格开一辆红色外国车，在机关里工作，不过这有问题。特征豪华，有五分之一就够了，不会弄错的。
　　“但是他多大岁数，这您总该知道吧？”
　　“岁数……大约30岁，可能还小一点。对，他还说过，他的妻子正怀孕，六个月了。”
　　不错。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联邦安全局上尉。红色“大众”。29岁。有个怀孕的妻子。明白了，为什么昨天这位来客大驾光临。侦查谋杀案。好吧，侦查吧，没什么可怕的。当然，虽然是同时进行，可以互不干扰。
　　“伊拉，他没有骗您。您的奥列格真的牺牲了。我非常遗憾。有人在他的车库里放了爆炸装置。一星期前，星期五与星期六相交的半夜间。昨天访问您的人多半还会再来，而且很快。您不必怕他，他们想侦破奥列格被害案，因此想弄清楚他在最后几天，特别是牺牲之前几个小时的行踪。这很正常。我们侦破杀人案时也总是这样做。不过，为防万一，我给您提几条建议：第一，请他出示证件，并且尽量准确记住证件上的字。别不好意思细看证件，不要急于还他，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如果他对此不高兴，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您的。第二，不要对他说不真实的话。如果有什么不想说就别说。只是着在上帝面上不要虚构情节。戳穿假话最容易，但是往后，甚至没有一点过错的人也会开始不快，除了骗一次而已。如果谈到您的妹妹，最好不要复杂化。同奥列格的事情您也不必要隐瞒，他来找您，到您的家里呆一会就走了。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如果这个人来电话，同他谈完话之后，立即找我或者卡敏斯卡娅，您有电话。”
　　“要是又不得不在半夜里打电话呢？我很难为情，这么早吵醒您，让您起床……”
　　“打吧。您一切都做得很对。您知道吗，我们的工作中经常有难堪的时候。一位遭到强奸或者殴打的姑娘坐在我们面前哭泣，而我们却不能找到罪犯，这时候我们就感到难堪，甚至十分难堪。其他的事情都好说。”
　　他看看表，轻轻地推一下伊拉，让她下楼去。“行了，快去吧，要不您上班要迟到了。”
　　昨天的陌生人来到时，正好是伊拉把扫把放进杂品屋的时候。开始那一刻，她有一种神不守舍的感觉，命运似乎有意嘲弄她，让她两次经历同样的情景。先是失去了娜塔莎，接着奥列格又消失了。昨天这个人来找她，同她开始谈话又是这样，就像不久前奥列格一样。今天来找她是在这一时刻，又跟两天前科罗特科夫来的时候一样，莫非她的灵魂出窍了？
　　“早晨好。”他愉快地打招呼说，“又是我。”
　　“我看见了，”伊拉拉着脸回答，“还有什么事？”
　　“还是那件事，谈谈。”
　　“我没有工夫。”
　　“但是您干完活了。您刚开始清扫，我就在观察您了。现在您的活全都干完了，正是谈话的时候。”
　　“我还得去擦那幢楼的楼梯。”她固执地说，眼皮都不抬。
　　“让楼梯等着。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我同您谈的问题更要紧。”
　　“噢，连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都叫上了！”她的脸上挂出了轻蔑的怪相，“请问您尊姓大名？”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可以只叫我萨沙。”
　　“您有证件吗？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一定有。”他笑了笑，但是没有掏证件给伊拉看的意思。
　　“我要看看证件。一定。”她模仿他的口气说，“否则免开尊口。”
　　他默默地把证件递给她，于是伊拉按照科罗特科夫教她的那样，认真地从第一个字母读到最后一个。塔什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少校，科长。她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才把证件还给本人。
　　“好吧，我们谈谈，既然您觉得非谈不可。”她宽厚地同意了，“不过，不能太久，我的工作满满的。”
　　“请您回想一下，奥列格对您说没说过什么，譬如他白天怎么过，干什么，同什么人约会等等。”
　　“他不向我报告。”
　　她决定尽可能干巴简洁些。这个塔什科夫暂时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也没有对不起她，但是她已经不喜欢他了，伊拉说不清是为什么。也许就因为他活着，而奥列格牺牲了。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什么时候遇上的？”
　　“这关您什么事？”她无精打采地责问他，此时她关心娜塔莎更胜于奥列格。反正已经帮不上他了。可是娜特卡……
　　“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我求您帮帮我。奥列格是我的同志，我同他在一起工作，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出谋杀他的人。可是您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是您个人的对头或者我借了您的钱赖账不还似的。”
　　她有点尴尬，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好吧，对不起。”伊拉平静地说。
　　“那么说说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真的，他们谈了些什么？因为从“格洛利亚”走到家门口的那十几分钟，他们并不是一声不响的，而且假如他不上楼进屋，他们还要在门洞口站上十来分钟，也不是一声不响。可是要想回忆起来，似乎又什么都没有谈，或者……无论怎么奇怪，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基本上是在谈她，谈伊拉的事情。谈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谈他的母亲，她的房客。其他再没有谈过什么。她马上想起科罗特科夫的告诫，谈话尽量不要涉及娜塔莎。因此，回答得尽量简短而又诚恳（顾及科罗特科夫提出的上述限制）。
　　“谈过我，还谈过我的房客。”
　　“谈过房客？”塔什科夫吃惊地扬起眉毛。
　　“是啊。我出租房间。怎么，不可以吗？”伊拉挑战地问。
　　“不是，可以。房客都有些什么？”
　　“没有什么。普通的房客。”
　　“那关于他们您对奥列格说了些什么？”
　　开始她甚至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只知道认真诚挚地向塔什科夫一五一十地叙说，奥列格问她什么，她如何回答他。塔什科夫听着听着，眼光变得越来越严厉，脸部越来越紧张，而且不时打断她，为了更准确而插问时嗓音也变得断断续续。突然，一个猜想刺痛了她，她觉得像一根铁条扎进她的身上，越扎越深。奥列格和这个塔什科夫对她的房客感兴趣。不是对寡言少语的会计员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而恰恰是对穆萨、沙米尔、伊里亚斯和他们的朋友们。这么说来，奥列格要找的是他们，而根本不是她，伊拉？他同她上床，他说他根本不嫌弃她脸上的丘疹都是假装。他自己……他是在工作，搜集情报，真卑鄙！而她，这个傻瓜，居然相信了，被感动了。噢，她让他想起了妈妈。他想做件善事，为她预约了医生。卑鄙。
　　“您怎么了，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塔什科夫担心地问，“您不舒服吗？”
　　“我很好。”她呆滞地回答，“我无论什么时候都比奥列格好。难道你们从来不厌倦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像我这样轻信的傻瓜吗？你们装出一副情怀热烈的样子，求我带你们回家做客，介绍你们同房客认识。因为你们需要找房客，是吗？天哪，为什么谁想利用我就利用我？我是一个人，你们明明知道，我也是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块用完了就可以扔进污水坑的木头。您怎么不说话？”她自己也没发觉怎么叫喊起来了。“我说得对，是吗？奥列格来找我就是为了伊里亚斯和他那一伙人吧？我再也不告诉您任何事情了！我不会帮助您寻找杀害他的凶手。这个凶手做了一件好事，使世界上少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下流胚。您要明白，奥列格立了一功，在街上他收留了一个不幸的流浪女，给她温暖，让她吃饱，而她缠上了他。一个满身虱子的便宜货！臭狗屎！”
　　“小声些，伊拉，小声些。”
　　塔什科夫温存地扶住她的肩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擦去她脸上如雨流淌的泪水。
　　“您哭吧，哭一下你会轻松一些。过一会儿我们再谈。”
　　她哽咽着，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却不由自主、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起来，把脸埋在他宽厚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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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连续两天，雨仍然下个不停。窗外细密的毛毛雨声使人心境归于平静。他索性打开窗户，更好地听着雨声，呼吸潮湿凉爽的空气。在这里，在这套房子里，他感到安静而舒适，他十分清楚，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人到这里来。当然，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女人们。他的实验母本们，他做实验用的兔子们。他珍惜自己的女人们，如同人们珍惜一支心爱的自来水笔，习惯用它写字；一把心爱的安乐椅，习惯晚上坐在里面读书或者看电视；一只心爱的茶杯，装上咖啡会显得更香。不过不是因为他习惯了，而是因为她们对于他有用，不可缺少。她们应该为他生孩子，因为这种事情除了她们谁也办不到，他不得不珍惜她们，甚至有一点爱她们。当然，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他的理解与能力范围之内。
　　沉静温顺的卓娅已经穿好了衣服，默默地坐在沙发边上，耐心地等待他的吩咐。准备离开吗？煮杯咖啡？找点食品做一顿清淡的晚饭？主人有何吩咐？不，当然，如果什么时候要结婚，只能跟她。至少，她不会使这种生活方式败兴，不会说一堆蠢话或者表现出不需要的主动来烦人。对，卓娅——她对您可不会像那个薇罗奇卡。
　　“你去洗洗脸吧。”他温柔地对她说，“你的眼睛下边沾了黑痕。”
　　卓娅顺从地站起来，走进浴室，他听见流水的声音。随后卓娅重新回到房间里。她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但是不知怎么有点心绪不宁。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请您原谅我……”
　　“发生什么事情了？卓尼卡？”
　　“我大概是太愚蠢了，鉴赏力也不高。您不喜欢我送给您的浴液，是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极好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你。”
　　“那为什么您没有把它带回家去？我看见了，瓶子放在浴室的小柜子里。您把它送给您的朋友了？”
　　他颤栗了一下。好一个糊涂蛋！应该把贴在包装盒上的那张傻纸条撕去，那是卓娅写上新年祝辞后贴上去的。没有贴纸条，就是一只普通盒子装着一只普通的瓶子，在任何一家商店都能买到，试试证明一下，这就是她送的那一瓶，而不仅仅是同样的一瓶。真是鬼迷心窍，探进柜子里去了，她在里头找什么呢？
　　“卓娅，我跟你说过多次了，叫我的名字时别加父称！”他恼怒地回答，极力想挽回局面，转移话题，“我是你孩子的父亲，你要像小姑娘一样对我称‘您’。”
　　“对不起，”她小声地说，“我不认为您会因为这件事生气。”
　　“对，我生气了，你别忘了，亲爱的，我毕竟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我怎么能把你的礼物带回家去？你自己想想，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得把纸条从包装盒上撕掉，可是你在那纸盒上写下了如此温馨的话，这些话恰恰是你的礼物上最珍贵的。是的，我把礼物留在了这里，但是在这里，我有时候也能把它拿在手里，重温你写给我的那些话。你懂吗？”
　　“对不起，”卓娅又一次道歉，“我没有想到。”
　　“行了，我们不谈这个。”他轻松地叹了口气，“别再跟我吵嘴了。现在我们到厨房去，你煮点咖啡。”
　　计谋得逞了，卓娅没有再提礼物的事。
　　“您的朋友什么时候回来？”她一边分别往两只茶杯里倒冒着热气的浓咖啡，一边问。
　　“确切时间我也不知道。他走了三年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自己也知道。马上就要选举了——看样子是。如果政权更迭，完全可能，新总统要组成新政府，接着就会更换外交使团。这样一来……”
　　他摊开两只手，整个人的样子说明，他也不能有把握地说这套房子还能让他支配多长时间。
　　“但是，这不应该让你操心。等到孩子出生，你反正要呆在家里，这样我们将不得不停止约会。当然，我将同你见面，而且非常频繁，但已经……”他调皮地微笑了一下，“不是这种秘密约会。顺便问一下，你的父母怎么样？”
　　“不好。”卓娅叹口气，“老是生病。他们已经老了，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妈妈生我的时候42岁，而爸爸比她还大。再给您来杯咖啡？”
　　“你倒吧。”
　　他把杯子递给她，心满意足地看着卓娅保养极好的双手和精心修剪过的指甲。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她何来这般温顺可人。要知道，长相漂亮的娘们儿都娇生惯养，鉴赏力极好，并不像薇拉那样。薇拉别出心裁地染了指甲，不仅染过绿色，还上过黑漆，往自己身上挂那么多闪光的小饰物，让人眼花缭乱，俨然一棵新年枞树。不错，她人长得美丽，惹人注目，这些词对她都合适，无可争辩。但是严格地说，她这个人毕竟缺乏审美能力，俗不可耐，缺乏教养。卓娅从来不会这样，指甲上的油是暗肉色，不反光，既元珠母色又没有别的杂色闪光。首饰只有脖子上的一条精致的金项链，连个宝石坠子也没有。奇怪，为什么她直到36岁还仍然是个老处女。是不是男人们没有长眼睛？或者是她历经坎坷和腼腆的神态把她整个人甚至连外表都遮挡住了？况且他自己就是如此。开始一段时间，他把卓娅当成一个不幸的、不美的、不再幻想有完美的个人生活的单身女人，过了好长时间，他发现，她的身上没有什么不美之处，当然，不是绝代佳人，但也不是丑陋女子。
　　有意思的是他们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他相信他的方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孩子的智力、记忆力、身体耐力等各方面的素质都将是最高的。第一批实验不是十分成功，生下的孩子有病，心脏较弱，对一切都有极强的过敏反应。在血液方面怎么没有继承他的基因？素质组合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第一个孩子伊拉是一个样，娜塔莎是另一个样，奥尔加是第三个样……怎么也组合不到一起。现在应该组合起来了。他对此深信不疑，要是能够生一个男孩子就好了。
　　“你希望生个男孩还是女孩？”他问卓娅。
　　“男孩，”她羞涩地笑笑，“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如果是个男孩，我就给他取名叫瓦列利克。”
　　“要是女孩呢？”
　　“女孩就叫……不，我不知道。我还没有选好女孩子的名字。大概，叫瓦列莉娅，要像您的名字。”
　　“谢谢，”他笑了，“好了，孩子，该各回各的家了。”
　　他等卓娅洗好茶具收拾好餐具，同她一起走到外面，把她送到地铁口。他们的方向不同。
　　娜斯佳竟然不知在哪里感染了流感，她自己都十分惊奇。尽管血管衰弱，背上的旧伤一直不好，但是她对各种病毒感染都有惊人的抵抗力，就是全国都感染流行病躺倒了，她仍能安然无恙地上班，甚至不用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她发现能叫她躺倒的病毒八年出现一次。一种特别复杂的病毒。传染性病原体所有其他的变种都不能感染她。自从上次感冒到这次生病，正好相隔八年。八年前娜斯佳最后一次生病躺倒，高烧四十度，两腿酸痛得厉害。
　　因此，尤拉·科罗特科夫一个人去会见塔什科夫。娜斯佳由于不能亲自同联邦安全局的侦查员谈谈并亲耳听听情况而苦恼不堪，但是她明白，她不能走出家门。
　　“你哪怕回来时顺路到我这里来呆一会，”她请求科罗特科夫，“说说是怎么回事。”
　　“好吧，我来。”尤拉答应了。
　　自从伊拉·捷列辛娜再次给他打过电话，并且告诉找她谈奥列格的那个人的姓之后，戈尔杰耶夫上校就明白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被绑架的娜塔莎·捷列辛娜的姐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联邦安全局进行侦讯调查的对象。这件事情对民警、对反间谍工作人员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伊利娜不能仅仅由于已经复杂化了的形势就不同民警分局接触，因为她的妹妹失踪了，必须寻找她，但是这种接触本身又可能打乱塔什科夫的全部工作，因为可能会引起捷列辛娜的房客们的警觉，从而破坏整个精心策划的部署。然后，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按照这种情况下的惯例向上级报告，拜会双方主管部门的领导，从最高一级、次一级、再次一级，直到具体执行者。联邦安全局方面有塔什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少校，内务部方面有科罗特科夫·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少校。建议他们举行会晤，研究行动计划，即便不能联合行动，至少不能互相干扰。
　　科罗特科夫同兄弟部门的同行会晤去了，可娜斯佳不得不漫无目的地在宿舍里转圈，同难以克制的躺倒的愿望搏斗着。
　　“你干嘛找罪受啊？”丈夫不解地问，“躺着呗。”
　　他自己的支气管炎早已经应付过去了，现在只是偶尔咳嗽。他生病的时候，兴致和胃口都不减，躺在沙发上几乎不起来，时而酣睡不醒，甚至还耍耍小孩脾气。而且，不用讲究秩序：因为生病，他要怎么都可以，但是得适度。现在娜斯佳正病着，他真诚地希望，妻子能够稍微休息休息，睡够觉，好好调整复原。但是同时，她进食正常，跟好人一样，一天三餐。他一早已经跑市场买来了水果，怀着一线希望，利用娜斯佳生病的机会，他能塞给她一些维他命。至于她坚持不愿意躺在床上休息，引起了阿列克赛已是近似愤怒的惊诧。
　　“你吃药，躺下。”他要求道。
　　“我不想，”娜斯佳固执地摇头说，“如果我躺下就会睡着。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必须思考。”
　　“让你的思考等一等。它们跑不了。好好睡一觉，然后再思考，清醒的头脑总能更好地思考。”
　　“不，我不想躺下。我最好跟你在厨房里坐一会儿。”
　　“我太需要你了，”阿列克赛用鼻子闻了一下，“也许，你指望我会煎小牛肉排，而你在我转身的时候把它们从锅里往外拣？别想好事了，我该看我现在的这位研究生的天才作品了。”
　　“那么肉排呢？”娜斯佳失望地问。
　　煎小牛肉排是廖沙拿手的一道菜，他平日趁心爱的夫人在家的时候，也会露上一手让她一饱口福。娜斯佳亲眼看见，他从市场回来时从包里掏出了小牛肉。
　　“晚餐吃。你好像请科罗特科夫来做客了？那就让我们一起享用。”
　　“你真坏。”娜斯佳喘了一口气，重重地坐在厨房的凳子上。因为发烧而头晕目眩，周身感到令人讨厌的虚弱，更不用说极度疼痛的双腿，“对你而言，我的朋友比我本人宝贵。等我饿死了，你才会后悔，怎么不早点给我吃东西。”
　　“你得有良心！”廖沙被激怒了，“你面前有满满一盆桃和杏，冰箱里有欧洲甜樱桃，随便吃，管够。总之，老太婆，你还是上床去，犯不着往公共饮食中传播病毒。去吧，去吧，离开这里，别分散我的注意力。小伙子两天后要通过论文答辩，我应该整理好他的开场白。”
　　她沮丧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房间。廖什卡说得对，躺下来感觉不坏。但是她凭经验知道，一旦她躺下来，就会完全松弛、人睡，就不能像她自己形容的‘集合大脑细胞’了。她提心吊胆地看了一眼，悄悄溜进浴室，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美国退烧药，倒上一小玻璃杯水，一口服下。要是让廖沙知道她又服这种药，他会把它扔掉。这种药只能每天早晚各服一次，不能多服，否则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根据这种神药的发明者的设想，体温下降应该持续八九个小时。但是莫非娜斯佳搞错了，药效对她的作用弱得多，服药后烧真的退了，事实上突然明显见效，有三个小时，娜斯佳的感觉可以说很好，可是接着重新开始发冷，腿酸。体温计的读数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极不正常。
　　娜斯佳又朝厨房看了看，丈夫坐在桌子边，埋头看打字机打印的文稿，用黑笔在上面修改。此时他的面部表现出不满和挑剔。
　　“廖什卡，”娜斯佳有气无力地招呼道，“我能给自己弄杯咖啡吗？我不会出声，不妨碍你。”
　　他抬起头嘲弄地笑了，他的脸又换上了常见的宽容大度和亲切关爱的表情，这种表情她熟悉了二十年了。
　　“不能。不过你从来都是自行其是，阿霞，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喝咖啡有什么用？即便你不可怜我，也要爱惜自己的心脏。好像是个聪明女子，实际上什么都不懂。”
　　“我懂。”她委屈地说，“好了，廖沙，我冲一杯淡淡的，保证。别生气。”
　　“随你的便吧。”阿列克赛一气之下回了一句，“算跟你白说。你要是以为我没发现你刚才钻进浴室里，你就大错特错了。把药给我，由我来严格按时按量给你服药。”
　　她听话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药盒递给丈夫：“廖沙，你太过分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生平不相信，你能对我发这么大脾气。”
　　“是这样吗？阿西卡，我用词不当，真该死！必须改写这满纸胡言，简直需要坐下来全部重写。本来应该同他面谈一次，当场指出他这里犯的每一处错误，并让他重写。一处、两处、三处——牛头不对马嘴地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只有这样才能教给研究生一点学问。但是到论文答辩只剩下两天了，哪里还能重写？只好我自己写这篇开场白。最重要的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有一篇论文提要，他写了，我也修改了。每个字都校对过了，每道公式也都对，他呢，就不能根据公式编出一段十分钟发言的文章来？这满篇胡言乱语是从哪里来的？”
　　“廖舍奇卡，亲爱的。别发脾气了，听见吗？如果真的只剩下两天，那你别无办法，除了坐下来写完这段文章。那你就写吧。然后等论文答辩完了，同研究生一起研究一下。事实上你又何至于像个小孩子一样。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不知道，”阿列克谢生气地说，“也不想知道。”
　　“这就白生气了。”娜斯佳笑起来。
　　药力已经开始生效。她的感觉越来越好，甚至为急剧退烧有点着急。趁廖沙让那篇文章气得七窍生烟的机会，她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茶炊，往茶杯里放上速溶咖啡。
　　“既然你一直担任研究生学术指导，你应该知道，他们这些文理不通的论文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什么时候给你送来资料的？”
　　“星期一，十七号。”
　　“应该是什么时候？”
　　“我让十号之前送来，但是他来不及，忙着什么事情。”
　　“忙什么呢？”
　　“唉，阿霞，我怎么知道？一个人忙起来，事情有的是。原则上十六号并不算晚，如果论文合格，不是这满纸不着边际的废话的话。”
　　“廖什，你的研究生有妻子吗？”
　　“记不清了，好像有。”他耸耸肩膀，“你以为，他新婚燕尔，让蜜月弄得神魂颠倒，把心思全用到床上去了？”
　　“你说什么，我从来不问这种浪漫勾当。”“茶炊沸腾，自动切断了电源。娜斯佳为自己冲好咖啡，小心地用勺子把糖搅匀。”
　　“我们打赌，如果他有妻子，那么她对数学不陌生，尽管她是很早以前学过而且学得不好。而你的研究生，把钻研学术的功夫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了。”
　　“这种结论是从何谈起？”
　　“就因为选举，亲爱的。他为自己赞成的候选人做竞选宣传去了。参加竞选总部会议，做大量杂七杂八的工作。我不知道，是为了金钱还是因为思想观念。至少，在十六号早晨之前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好坐下来思考完成自己的学术发言。他东奔西跑，后来等他明白时间紧迫，就把学术论文和提要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请她来写论文。她尽自己智力写出来了。大概甚至还用打字机重打了一遍。我们打赌，这几张纸他不是亲自给你送来的，而是找机会托人捎来的。是这样吗？”
　　“你怎么猜到的？”阿列克赛惊讶了。
　　“至于她给他编了些什么，他甚至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他相信，既然手头上有了一篇很完整的提要，那就不会出什么毛病了。你也明白，十六号夜间到十七号早晨，他的眼睛都不曾合一下，直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晓，才会躺下睡觉。这就是整个故事，愿意的话，你去验证。”
　　“你真是个幻想家，”阿列克赛冷笑道，“但是我在逻辑上不能拒绝你的说法。我只不过出于好奇要检验一下。”
　　他伸手拿起电话，但是娜斯佳反应灵敏，夺下了他的话筒。
　　“哎，别，朋友，这不合适。我们不是打赌吗？”
　　“我可没有答应。我干嘛同你这个傻瓜打赌？”
　　“也用不着。但是我跟你赌了，赌什么？如果我说对了，你给我什么？”
　　“刮你的鼻子。你想要什么？”
　　“煎牛排，不是等到晚饭，而是现在。”
　　“阿谢尼卡，你讲点良心好不好。”丈夫央求道，“论文稿还得重抄。”
　　“好吧，不用煎牛排了，我忍一忍。那么，要是我赢了，你给我额外吃一次药。”
　　“我们说定了，你可得撑住。怎么，我的小财迷，只顾解馋，除了吃的和麻醉药，你就想不出别的了？贪吃，忘了打扮自己了？”廖沙挖苦她说，“这样吧，如果你错了，你马上把咖啡倒进洗碗池，上床去；如果对了，我就允许你喝咖啡，也不要求你卧床了。就这样，我慈悲为怀。”
　　“啊，猫哭老鼠，”娜斯佳叹了口气，“你打电话吧，反正你别想占便宜。”
　　同自己学院的什么人交谈了几分钟，阿列克赛·齐斯加科夫赞许地看一眼坐在桌子对面的妻子。
　　“你真行，老太婆，你发着高烧，脑袋居然照样好使。你走得太远了，只是小心别迷路。”
　　用水冲一下茶杯，脚步蹒跚进了房间，她的思绪又回到了未破的几起谋杀案和小姑娘被绑架案上去了。为什么要把她从医院里弄走？如果这种千篇一律的以绑架人质作为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那么绑架者应该已经声明了。譬如要钱，或者采取一定的行动。的确，在俄罗斯一切都与别处不同。譬如在其他国家，如果发生恐怖活动，那么马上就有某些政治性的恐怖集团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宣称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什么什么，我们要求当局什么什么，否则，不照我们的要求办就杀死人质或者炸毁地铁，云云。而在我们这里，地铁里发生过爆炸，但是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当时为什么要制造爆炸使人致残呢？是单纯的恶性流氓行为吗？到底为什么要绑架娜塔莎·捷列辛娜？而且还这样关心她，不当着她的面杀人，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办得到。所以，娜塔莎不是人质，暂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以她的生命相威胁。他们需要娜塔莎活着已经算不错了，否则，他们就在迷倒米沙尼亚的灌木丛里把她杀了。这倒是留下一线希望。不过那又怎么样？因为这一切应该有所交代。四具尸体，诚然，罗曼诺夫斯卡娅虽然尚有疑问，另外三具也是。况且，不是一口气吹成的，这都是能够辨认出是谁到医院去探视娜塔莎的几个人的尸体。随后，娜塔莎自己失踪，而且做得十分高明。对绑架一个毫无防卫能力的残疾姑娘的人，娜斯佳充满愤恨，她不能不佩服绑架组织得滴水不漏。
　　科罗特科夫正好在晚饭前到达，娜斯佳很小的单间宿舍里弥漫着奇斯佳科夫教授特殊烹调的煎小牛肉排的香味，让患流行性感冒的饥肠辘辘的女主人简直忘乎所以。
　　“大姐，你多生几次病吧。”尤拉刚进门口就精神振奋地说，“那样齐斯加科夫每天都会给你做可口的饭菜，我就借着公务需要每天都往你家里跑。”
　　“你想得美。”阿列克赛握着他的手噗嗤地笑着说，“你这位发了烧的女朋友都三天不能睡觉了，她跃跃欲试总想出去。”
　　“说得对。”刑事侦查员同意，“我这位女朋友的确发疯了，不过，教授，你的妻子很聪明，这得看怎么看，我们两个谁更差。”
　　娜斯佳从房间里走出来。在科罗特科夫进门时，她已经用舒适的袍子换下了牛仔裤，用大翻领衬衣换下了红棕相间的小碎格子衬衣。她吻了一下科罗特科夫的脸颊，责备地说：
　　“现在的男人们比老娘们还坏，一点不假。只要不走运的娜斯杰尼卡一生病，一失去警觉，他们就立即在她的背后对她评头品足起来。还算是绅士风度吗？”
　　晚餐的味道很好，不过，跟从前一样，总是由阿列克赛来做。但是他们吃得很快：毕竟廖沙还得为自己的研究生写完答辩发言。娜斯佳也急于同科罗特科夫谈话。
　　“是这么回事，大姐，”尤拉开始说，他们留下齐斯加科夫一个人，向房间走去，“我和你将同一位相当体面的男士工作，他叫亚历山大·塔什科夫。大概情况是这样：他们在跟踪一个专门为各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特别是恐怖组织起中介作用的团伙。这个团伙实际上全部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不过也有例外。例外之一是团伙的头目，据他们自己的情报，是一个俄罗斯人。捷列辛娜的家，是团伙其他成员租住的定期集会的地方。像这样的房子，他们在全莫斯科有九处，但暂时只发现了三处，其中就有伊拉的家。奥列格·热斯杰罗夫有意结识了捷列辛娜，大概，是打算同她的房客们接触。但是没来得及，塔什科夫说，姑娘表现很好，但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当然，得知一个人跟你上床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谁心里会高兴？在同塔什科夫谈话时，她说了一句令人好奇的话，似乎奥列格答应带她去找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曾经约好星期一去。你能无动于衷吗？”
　　“尤尔，我觉得，但是我害怕，你讲的这些让我头痛。我一听见‘医生’这个词就哆嗦。”
　　“看来，得找到这个医生，审查他，没有问题才能放心。我相信，这件事情背后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但是……有一个情况。诚然，我们俩当中是你在发高烧，不是我，因此我好像不会说胡话。据捷列辛娜说，最初，同医生预约的是星期五去咨询，但是星期四早晨，这位医生突然通知说，门诊推迟到星期一，他有点事情，时间排不开。于是在星期五到星期一的间隔中，奥列格牺牲了。也就没有人带伊拉去找这位大夫了。”
　　“你是想说，大夫不知为什么很不情愿热斯杰罗夫带伊拉·捷列辛娜去找他是吗？”
　　“亲爱的朋友，这正是我想说的。你摸摸我的额头，我并没有生病。阿尼斯科维茨被害案把我弄得焦头烂额。其中牵扯医疗事务太多了，又是医生，又是残疾人，又是医院。天哪。阿西卡，开头的一切是多么好，啊？你想一想，被杀害的老太太是高利贷者。杀人是为了抢劫。杀人是为了偷换她的收藏品。振振有词，一种说法比一种好听。然而有什么结果？一个捉摸不定的医生，50来岁，讲究仪表，深色头发间有白发，他在医院探视几个残疾孩子和他们的残疾母亲，顺手杀了医务人员。牧师在哪里？教区又在哪里？我们在这个案子中，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对路。”
　　“得了，别发牢骚了。”娜斯佳亲切地把他的头发弄乱，“让我们汇合到这一点上，我和你两个人，在这件扑朔迷离的案子中，有点走偏了，但是这不能成为打退堂鼓的理由。即使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中尽是些白痴，我跟你还是得工作。你同塔什科夫达成了什么协议？”
　　“他试试向热斯杰罗夫的遗孀打听，奥列格打算带捷列辛娜找的是哪一位医生。也许，这个医生是他们俩共同的熟人。”
　　“这位塔什科夫给你的总体印象如何？可以同他打交道吗？”
　　“完全可以。我理解，什么事让你不放心。因为你担心那位姑娘，对吗？”
　　“你猜得对，我可怜她，尤里克。非常可怜。而且还是连遭创伤——先是失去情人，接着又得知他对她纯粹是公务兴趣。要是另一个个人生活和伴侣选择没有问题的人也就罢了。偏偏她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希望，出现了惟一一个亮点——给你们吧。如此屈辱、失望。不过我，尤尔，十分清楚，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回事。如果联邦安全局的人需要捷列辛娜的房子和她的房客，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罢休。其中包括不惜重施热斯杰罗夫尚未完成的计谋。我想问你：你相信塔什科夫不会走这条老掉牙、然而很遗憾却是容易见效的路吗？你相信他不会再给姑娘带来一次创伤吗？”
　　“我绝对不相信。但是他也可怜伊拉。这一点千真万确。他也不想造成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的印象。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况且，我们还是走着瞧吧。”
　　他们又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科罗特科夫告辞走了。特效药的有效时间过了。娜斯佳又开始感到发冷，脑袋像灌了铅一样发沉，眼睛怕见亮光。她轻轻走进厨房，苦苦央求道：“廖什克，给点外国药，啊？”
　　奥列格牺牲之后，塔什科夫几乎天天同薇拉·热斯杰罗娃见面，起先是作为刑事侦查员提问题，后来是帮助安排葬礼和追悼会。这个性情乖张、喜怒无常，一度还歇斯底里的年轻女人表现得很勇敢，这让他感到奇怪。她没有晕倒，没有说半句话就嚎啕痛哭，没有发疯似的扑到棺材上面，经过爆炸和大火之后，不可能敞着棺材安葬奥列格。过后他想，她想必想着未出世的孩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突然降临的悲伤。
　　同科罗特科夫会晤之后，亚历山大又去拜访了一次自己同志的遗漏。薇拉很平静，好像丈夫牺牲的忌日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而不是几天。
　　“你好，萨沙。”她苦笑着说，“进来吧。你能来，很好。”
　　宿舍里空落落的，这使塔什科夫一开始感到不习惯。在奥列格遭遇不测之前，他到这里来过三四次，是在举行奥列格大型生日聚会的时候，还有一次是他晋升上尉军衔。最近一些日子，塔什科夫到这里来时，屋子里总是挤满了人——亲属，朋友，还有邻居，他们认识奥列格，认为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有责任同他的遗孀呆在一起。但是这一次室内空空。这充分说明，发生了灾祸，这里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你是为案件而来，还是只是来看看？”
　　塔什科夫不知为什么不愿意撒谎。他同奥列格·热斯杰罗夫及其妻子远远算不上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不过是一般交好，没有他也会有别的人来看薇拉，给她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兼而有之……”
　　这时，他注意到，薇拉伯穿着完全不像家常打扮。优雅的西服，衬托出她那发胖的体型，浓妆艳抹，脚上穿着高跟皮鞋，还有一股香味。这是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有一种女人，在家里也不邋邋遢遢，尽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管没有人看见她们。但是塔什科夫还没遇到过明知没有人闻她们的香味也要用香水的女人。
　　“你好像在等谁？”他体谅地问。
　　“不等人。但是我很快要出去。”
　　“我不耽误你太久。我只有几个问题。”
　　“是有关奥列格的吗？”
　　“是的。我想知道他在牺牲之前的几天中同什么人交往过。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曾经同一位医生约好为自己认识的一位姑娘咨询。你了解不了解谈了些什么？认识的这个姑娘是什么人？”
　　“就是你们之中谁的姐妹，”薇拉惊奇地回答，“难道你不知道？”
　　“你指的是我们科里某位同事的姐妹吗？”塔什科夫追问，尽量不流露出疑惑。
　　原来，热斯杰罗夫把伊拉说成是单位一位同事的姐妹。很可爱。况且，也好解释。如果考虑到薇拉毕竟是他的妻子，而不是街上一个不相干的阿姨。
　　“这我可不知道。是你们科的还是不是你们科的。奥列格没有这么说过。”
　　“噢，随她是哪位同事的姐妹。我们单位的同事有几千人，我一定要打听确切。他说没说过，她患的什么病？”
　　“没有，只是……”
　　她打住话头，盯着窗户外面看。亚历山大觉得，她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于是他不好意思问了。他客气地等了一会，然后小心地问道：
　　“你想说什么？”
　　“什么时候？”她转过身来，用安详的目光直视他的眼睛。
　　“我们谈到我们一位同事的姐妹。你开了头，但没有说完。”“是吗？”“薇罗奇卡，请你想一想，关于这件事情奥列格向你说了些什么。全部，包括最小的细节，原原本本。”
　　“关于这件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过。”
　　“那么谈的是哪位医生呢？”
　　“我怎么知道。”
　　“薇拉，不要把自己逼到墙角落里去。据我确切地掌握，你认识我问你的那位医生。别不承认。”
　　“好吧。就是给我看病的医生。奥列格请求我给他认识的姑娘预约门诊。更多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你完成他的请求了吗？”
　　“当然。”
　　“咨询进行了吗？”
　　“没有。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给他们定了时间，后来又不得不把门诊推迟到另一天，但是奥列格没有来得及。”
　　“我想，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也有姓吧？”塔什科夫问话中没能掩饰嘲讽。
　　“有，沃洛霍夫。”
　　她开始不耐烦地用鞋敲击铺在镶木地板上的地毯，于是塔什科夫明白，她在焦躁不安。也许是因为她急着出门，而他却耽搁了她，也许还另有原因……
　　“在哪里能找到你的医生？”
　　“在上班时。”薇拉的回答出乎意料地生硬，“大概，在他的家里也能找到。但是，很遗憾，我不知道地址。”
　　“薇拉，为什么你这样不喜欢这次谈话？为什么你不立即回答你们谈过沃洛霍夫大夫？”
　　“你什么都不懂！”她发怒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不是普通的医生，莫斯科最知名的人物都找他看病。而你却拿这些愚蠢的盘问去纠缠他，当然啦，一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说服他给这个丫头预约门诊，他推辞了好长时间，要知道他是个大忙人，而我傻乎乎的，一再坚持求他。现在我看，他是对的，而我错了。如果当初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你们现在就别想骗他。他会拒绝给我治疗。他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病人把民警引到他那里去？”
　　“薇罗奇卡，”塔什科夫想委婉地制止她，“你尽说胡话。没有人想蒙哄你的大夫。我们甚至还要占用他一点点时间。我们只不过需要了解清楚，他是不是同奥列格谈过话，如果谈过，都谈了些什么。就这么点事情。”
　　怒火熄灭了。薇拉又恢复了平静，她的眼光又找回了过去的安详。塔什科夫又同她谈了几分钟才离去。他刚一出门，门就关上了。薇拉·热斯杰罗娃马上扑向电话机。
　　“是我。”她对着话筒着急地说。
　　“是我。”他在话筒中听到薇拉焦急的声音，“你要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们很快就要来找你了。”
　　“谁？”
　　“唉，这些……委员会委员和民警们。”
　　“什么，马上都来吗？”他沉着地微微一笑，“不会太多吧？”
　　“请你原谅我。”微拉像炒豆似的说个不停，“这全是我的错。你记得我曾经求你给一个小丫头预约门诊的事吗？”
　　“对，当然，你去世的丈夫应当在一星期之前带她来的。”
　　“他们一个劲地追问我，这个小丫头是谁，奥列格准备带她去找哪位医生，我不想对他们说出是你，真的，但是，原来奥列格对她说了要带她去看给他的妻子治疗的医生。抵赖是不明智的，只好说了。现在他们就要到你那里来了。真可怕！这全都怪我！请你原谅我！”
　　“瞧你说什么话，薇罗奇卡，”他宽厚地笑了，“不要惊慌失措。这些人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想找到杀害你丈夫的凶手。让他们来吧，我很乐意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何况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好说。我没有见过你的丈夫，也没有见过他要关照的人。我甚至不知道她是谁，有什么病。因此他们从我这里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不过看在上帝面上，就让他们来吧。用不着这样心急火燎，亲爱的。这样对你有害，你应该珍重自己。”
　　“你……”他听出薇拉哽咽了一下，“你真的不生气吗？”
　　“哦，我的上帝，当然啦，没有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呀？只是可怜这些人白白浪费时间。不过，这其实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忘记后天你该到我这里来做检查吧？”
　　“你说什么，我怎么会忘记呢？你再说一遍你不生气，我才去，要不我会因此而误期。”
　　“我不生气，薇罗奇卡，丢掉你聪明脑袋里的这些蠢话，只想着我们的孩子。我吻你。”
　　“我也吻你。”她对着话筒“叭”地咂了一声。
　　他说的完全在理。他的确不怕刑事侦查员来访，不管是民警分局的还是联邦安全局的。他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他跟自己情妇丈夫的死亡没有任何牵连。让他们来吧，随他们问吧，随他们想把他往什么事情上扯吧。看着他们挖空心思地白忙乎，他会得到很大的乐趣。请吧，他准备同他们谈话，随时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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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对于娜塔莎来说，已经是第三个跟六年的医院生涯完全不同的早晨了。没有医生查房，面前摆的也不是不好吃但是已经习惯的由稀稀的稀饭和茶配成的早餐。连续三天她一个人在宽敞得使人想起病房的房间里苏醒过来，立即给她吃早餐，然后就开始做功课。饭菜很可口，但是不习惯，异族风味，娜塔莎甚至不知道给她吃的东西都叫什么名称。
　　她所记得的过去生活中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同新来的医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一道在医院的公园里面散步。他们送一个胖得可笑的叔叔去档案楼，因为他急急匆匆，还害怕迷路。后来马上就开始了“这种”生活，娜塔莎喜欢“这种”生活远胜于“那种”。要不是一个“但是”就好了。是伊拉姐姐，她猜不到娜塔莎藏到哪里去了，一定会急得发疯。还有弟弟妹妹也是，大概，没有她都会很寂寞无聊。在其他方面，这种生活完全能使姑娘满意。
　　她第一次清醒过来时是在一辆汽车里面，并且明白是躺在一部两轮车上。挨着她坐着的人当即就发现她睁开了眼睛，说了一句亲切安慰的话，快速给她打了一针，娜塔莎又重新陷入了昏迷状态。她第二次清醒过来时是在飞机上。旁边仍然坐着那个人，他又立即拿出了注射器。然后就一直是这个房间和一群彬彬有礼、不言不语为她服务的人。不知何故，他们谁也不同她说话。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在汽车上、飞机上陪在她身边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隆。不过他们对她说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17岁的娜塔莎·捷列辛娜满意。
　　“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手里，姑娘。你让我们看看你能干什么，我们保证为你安排最好的生活，只要你的病体能够适应。”
　　“我应该让你们看什么？我有什么能耐？我是个残疾人。”
　　“你是一个神童，虽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你在医院时周围的人不能赏识你的才能。我不能也不想向你解释细节，不过你表现越好，你往后的生活也会越好。你记住这一点。”
　　“你们把我绑架了？”她在到达的第一天就问。
　　“自然啦。不过不必说粗话，娜达申卡。换句话说，我们把你带到这里，为你的不同凡响的头脑安排更为舒适、更为合适的条件。但是你有一点说对了：我们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也没有征得任何人许可。”
　　“你们为什么绑架我？你们想索要赎金？”
　　“愿上帝保佑你！”男子哈哈大笑起来。娜塔莎已经知道他叫瓦西里，“什么赎金？你说什么？跟你姐姐能要什么？旧扫帚还是旧铁锹？”
　　“但是，难道他们不会找我吗？”娜塔莎慌神了。
　　“这也仅仅取决于你。你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它就能怎么转变。现在他们当然在到处找你，但是如果你想的话，也能随时停止寻找。而且这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意义。让他们找去吧。反正在这里谁也找不到你。”
　　“我在什么地方？”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你们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来了？”
　　“听着，”瓦西里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你是个明事理的姑娘。问一些反正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他自问自答，“看来，你还是不要问了。想一想，哪一样对你更好。让他们找你还是不找。我同时警告你，找不找都一样。找不到你的。但是起码可以做到让你的姐姐不要着急，不要自己想象出一幅可怕的景象。要知道你也担心自己的姐姐，是吗？”
　　娜塔莎默默地点点头。暂时她还不觉得可怕，因为她想象不到，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和出于什么目的，拿她制造这场恶作剧。这个瓦西里自己刚才说了，从伊拉那里一无所图，除了旧扫把，就是说，事情既不是为了赎金也不是为了钱，这么说来，谁也不会以杀害她，或者剁掉她的手指和割下她的耳朵来威胁她的姐姐。她从医院谈话、电视转播和书上知道，有时候绑架姑娘是为了把她们卖到外国的妓院去，但是她不适合做这种事情。那么为了移植她的器官而杀死她也不可思议，在她的体内简直没有一个有活力的部位。换句话说，她在头脑中还逐一考虑了所有可能的使她遭到身体损失甚至杀害的原因。17岁的娜塔莎·捷列辛娜得出结论，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威胁她。在同一家医院里度过六年之后，改变一下环境对她而言甚至很有意思。尽管在她穿着残疾人紧身胸衣的毫无希望的生活中有点惊险。但是毕竟有两件事情让她不放心，伊拉姐姐，她在那里怎么样？大概急疯了。还有，如果她需要医疗救护怎么办？在医院里，当娜塔莎疼得厉害或者心脏病发作时，能给她什么药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心中有数。可是在这里呢？有人知道这些吗？会不会娜塔莎第一次服药就因强烈的过敏反应引起窒息而死去呢？
　　因此，被绑架以来，她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决不服用任何药品。不论她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她将忍受任何疼痛。最近六年来她懂得了，任何疼痛，哪怕是最难以忍受的疼痛，都不是没有止境的。任何疼痛早晚都会过去，只要尽力忍住就行了。的确有危险，心脏可能经受不住。但是她应该控制自己，因为从现在起她的生命取决于她的控制力。
　　第一天，名叫瓦西里的那个人把一个瘦瘦的、不漂亮的黑皮肤女人带进了娜塔莎的房间。
　　“这是娜佳。将由她来照料你。娜佳是个有经验的护士，这样一切都会很好。”
　　娜塔莎从第一眼就不喜欢她，从黑黑的娜佳看坐在床上的姑娘的那种眼神。这种眼神有什么让娜塔莎蜷缩起来。或许是轻视，或许是厌恶，或许还有什么……
　　的确，没有埋怨娜佳的理由，她真的是个有经验的护士，而且做什么事情都手脚麻利，但是与此同时从她紧闭的嘴唇和刻毒的深色眼睛中流露出一股凶狠，让娜塔莎感到不自在。她试图同娜佳说说话，好让她对自己有点好感。也许，哪怕打听点什么。但是这一尝试令人难堪地失败了。护士嘟嘟哝哝回答的是些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的话，娜塔莎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什么问题……被禁止……”
　　“她说话真怪。”姑娘心想，“说的莫非不是俄语？我被弄到了什么地方？”
　　第一天天黑时，瓦西里又往房间领进来一个年轻人，娜塔莎看他一眼就愣住了。就是他，她梦中的英俊王子，匀称健美，黑色头发，深色眼睛，坚毅的嘴唇上一溜整齐的髭须，他正是她梦见过的人，她将终生爱他。但是她这个残疾人同他注定不能相聚厮守。他的出现使娜塔莎大为震动，以致没有听清楚瓦西里说的头几个字。
　　“认识一下，娜达申卡。这是米隆，他将教你学习数学。”
　　“你好。娜塔莎。”米隆的声音柔和悦耳，在姑娘听来，他说的话犹如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她甚至拿不出力气来回答问候，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慌乱地舔舔嘴唇。
　　“现在是向你解释清楚事情原委的时候了，”瓦西里同时继续说，“你就如我已经说过的，是一个对数学有非凡才能的神童。有人非常感兴趣，想让天才的数学家为他们工作。这些日子他们的代表要来鉴定你的天赋和能力，如果考试结果使他满意，你的生活将会根本改观。你将会在极为优越的条件下生活，挣到很多钱。你甚至有能力帮助你的姐姐。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关情况。这些人知道你有很多病。他们想验证你是不是能够工作并且能够相当长远地产生效益。尽管这句话有多么难听，一个人大脑再聪明，倘若他活不过三个月的话，他们也不会出大价钱。因此他们要先考考你的数学，这些人还派来一位医生为你诊察，并对你的身体状况做出结论。他要做一些化验，进行专门研究，对此你用不着多想，只要照吩咐去做就是了。你都听明白了？”
　　“不。”她已经从震动中回过神来了。在这位漂亮的小伙子面前无论如何不可以把自己表现得像一只驯服的、利用她孤立无援的处境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对她呼来唤去的小绵羊。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瓦西里故作宽容耐心地问。
　　“要是我不想呢？我不想让一些陌生人买走我，不想住在这里，不想让医生诊察我，我想回家。”
　　瓦西里叹了一口气，坐到房间一角的安乐椅上。
　　“你想去哪里？回家？”他疲倦地重问一遍，“可是你的家在哪里？在那令人讨厌的医院里，在那个一星期换一次而不是每天换一次衬衣的地方？那个让你吃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地方？那个你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任何生活前途的地方？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不会不理解你说的话有多么荒谬。你是那可怜的不幸的姐姐的累赘，你和另外两个，奥尔加和巴甫利克，还有你们的母亲。你以为，伊拉照顾你们几个人容易吗？你什么时候考虑过，为了一星期给你们送两次水果、食品、衣服、书本，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稍微想一想，她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里来？也许，或者你以为这些东西很廉价，是白给她的？没有的事。你的姐姐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你简直没法想象那些活有多重多脏。所以我才对你说：你有可能减轻她的负担，让她生活得轻松些。她将不用再抚养你，而且你还能给她钱。可是你回答我什么？或者你想让大家包括你的姐姐认为你是个不知好歹、不知感恩的人？”
　　娜塔莎睁开眼睛，事实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她从来没有想过。伊拉一星期来两次，提着装得满满的大包小包，给她找来她指名要的书籍、课本，在她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的脸上浮现出羞愧的红晕。不管那里怎么样，瓦西里说得对：她已经是大人了，不应该依靠可怜的伊拉赡养。难道她还小吗？当着这个黑眼睛王子的面，娜塔莎·捷列辛娜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让自己显得又小又傻。
　　“我将做需要的一切。”她轻轻地小声说，没有抬起眼睛。
　　“这样才好，”瓦西里快活起来，“那么我走了，米隆留下。今天你们要上第一堂课。对了，顺便说说，当我们把你……”他停顿了一下，思索恰当的词语，“带出来时，你手上有一本书。你不要担心，书没有丢。明天就把它还给你。”
　　真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突变，她竟然忘记了那本书！要知道她曾是多么爱惜这本戈尔德曼的教科书啊！伊拉跑遍了全莫斯科市也没能找到，因为这本书是很早以前出版的，现在就连旧书商也没有货。这本朝思暮想的书是阿莉娅护士遇害时到儿科来过的那位女民警带来给她的。从那时起，娜塔莎同这本书就没有分开过，甚至散步的时候也随身带着它，随便翻开一页，靠心算做题。而戈尔德曼的习题真是妙极了！非常好的习题。其他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没有这样的习题。题文不长，简洁优美。娜塔莎特别看重这些习题的质量，因为它们很容易记住。不用手和纸就可以演算。
　　门随着瓦西里出去关上了。娜塔莎突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她是同自己的梦中王子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她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一般需要怎么做。是自己开始谈话还是等待他开口？
　　“你感觉怎么样？”米隆突然问。
　　“谢谢，还好。”她礼貌地回答。
　　“你能上课吗？或者推到明天再上？”
　　“不，不，”娜塔莎赶忙说，她害怕王子会消失，以后再也不来了，“我感觉正常。现在我们做什么？”
　　“为了开始上课，我要先确认你的知识水平，也许，你根本不是神童，而是一个最平常的姑娘。”
　　这一下她真的惨了。事实上，他们凭什么断定她有不同寻常的才能啊？不错，她从很小的时候就爱好数学。于是妈妈坚持让她在上学的同时又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习。在学校里她当然全都是得五分，然而这不是标志，因为她在学校里只上到五年级，然后就住在医院里了。五年级的五分是微不足道的。五年级还谈不上数学，全都是些趣味娱乐。在医院里她开始加紧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而爸爸的同事萨沙叔叔一直检查她的作业，对她大加赞赏。但是他一次也没有说过她是神童。只是对她大加称赞并说过她头脑清晰，一定要继续学习，她具备学习所需的一切条件。
　　但是，如果第一次就发现她的才能是最平常的，那么米隆就不会再来了。就是说，她应该非常卖力才行。因为……因为如果是绑架者搞错了，而她又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那么她就不再是他们需要的人。到那时他们又该怎么处置她呢？送她回家？把她永远留在这里？不会，他们为什么要为她破费，给她吃、给她喝，请人侍候她。或者付给她返回莫斯科的钱。娜塔莎反反复复地设想着，他们会怎么处置他们不再需要的人。当然，不是根据自身的经验，而是根据她读过的书本，以及她在医院的电视上看过的电影。
　　到底还是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把她弄到什么地方来了。娜佳这个女人说话那么怪。而米隆这名字也是怪怪的，不像是现代人的名字。
　　“你为什么叫米隆啊？”娜塔莎突然问。
　　“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这么叫就是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名字。是古代的名字吗？”
　　“不是，完全是个常见的名字。我们那里很多男孩子都叫这名字。”
　　“你们那里是哪里呀？”
　　“我们那里，”米隆生硬地重复一遍，“具体在什么地方，你不应该知道。我们是上课还是讨论我的名字？”
　　她没有坚持。要知道，如果她不听话的话，米隆随时可能扭头就走。就是说，她还是听话随和些，只要他不走，只要她还能和他呆在一起就行了。
　　“怎么样？”
　　瓦西里手拿一张报纸，从他闲躺着的沙发上坐起来。
　　“你有什么话要说？”
　　“这个姑娘极为出色，”米隆非常赞赏地说，“真正地自学成才。我真不明白，躺在病床上，又没有老师，怎么能掌握这么多的知识。当然，还需要进一步雕琢，但是条件惊人的好。”
　　“那你就开始做吧，”瓦西里满意地说，“雕琢吧，让商品不至羞于见人。有的是时间，医生四天后才能坐飞机来，而且还得忙乎不少于两个星期，没准还会更长。你就住在这里，在二楼。别做蠢事，阿斯兰，我们的警卫很可靠，老鼠钻不过，苍蝇飞不过，所以最好别钻空子。”
　　“您说什么，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哪能呢，顺便说一句，姑娘很想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可以告诉她吗？”
　　“你疯了！”瓦西里气呼呼地说，“连想也不许想。”
　　“但是她注意到我的名字了。”
　　“那又怎么样？”
　　“她说得对，像我这种名字，在俄罗斯早就被遗忘了，只能在书里见到，可是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啊，见鬼，”瓦西里挥了一下手，“那就让她明白她不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她知道确切地点。当然，是我跟你疏忽了。当时应该对她说出你的真名。你们高加索人分散在所有的独联体国家。随便在哪个臭气熏天的犄角旮旯里都能找到你们。你往哪里看呢？你必须考虑考虑。”
　　“我不应该考虑什么，”米隆愤愤地回答，“我的事情是数学。至于秘密活动，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习惯了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它不会引起任何人奇怪。”
　　“好了，你别发火，”瓦西里息事宁人地说，“好在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愿上帝保佑，什么也不要发生。你最好跟我说说，这姑娘仅仅对数学，还是对所有要求智力的方面都有独特罕见的才能？”
　　“我不知道，”米隆耸耸肩膀，“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检查。”
　　“那么你就检查。别再把自己当局外人。你知道，早在古代人们就发现了，没有比奴隶效益更低的劳动。奴隶不参与利润分配，因此他对主人的福利无动于衷。可是你不是奴隶，你应该懂得，你的作用发挥得越好，我们的商品就卖得越贵，你的分成相应地也就越多。清楚了吗，阿斯兰别克？”
　　“确实如此，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清楚了。”
　　米隆回到最近几个星期将作为他的住所的房间。他不喜欢这里的一切：无论是这幢大楼，还是瓦西里，房间，为数众多的沉默不语的警卫，以及整个这件事情。居然绑架一个残疾姑娘！干这种事情，真是丧尽天良。她完全还是个孩子，绝对孤立无援，不能保护自己。但是米隆不能跟父亲的意志作对。也不能跟他们答应为这一工作付钱作对。的确，即使父亲吩咐他无偿去做这件事，他也一样会做。因为从他记事以来，就服从父亲，他怕父亲。
　　他的父母是印古什人，但是他是出生在这里，在西乌克兰，离边境附近的乌日戈罗德不远。父亲是军官，在喀尔巴阡军区服役。这里的反俄罗斯情绪一向很强烈，憎恨喀查普们，看不起他们，于是这个其父母饱受斯大林的强制迁徙磨难的印古什军官，很快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心理“生态”基础。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给儿子取名阿斯兰别克。妻子认为，既然儿子将在本地的学校上学，同当地的孩子交朋友，就不必让他同他们太不一样。母亲认为，在乌克兰长住，可以给孩子起个斯拉夫名字，然而父亲坚定不移。但是僵局自行解决了：在幼儿园，在学校，椎也不叫阿斯兰别克的全名，而是给他起各种各样的绰号，既有从姓名演变过来的，也有一些不知从哪里编出来的，开始把阿斯兰别克缩成阿斯兰，然后又变成了比较习惯的斯拉瓦，然后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斯拉瓦——这是从什么缩来的？”可供选择的有：维亚切斯拉夫、斯坦尼斯拉夫、弗拉迪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勃罗尼斯拉夫和米罗斯拉夫，小男孩选择了最后一个，不知为什么，他更喜欢这一个，这样就有了斯拉夫科、米尔科、米尔查等等。终于，阿斯兰别克对大家说他叫米隆，由于他乌克兰语说得很流畅，于是语言知识与典型的乌克兰名字相结合一下子解决了所有问题。阿斯兰不再受到戏弄，他的真名也不再受歪曲，他从印古什人阿斯兰别克变成了乌克兰人米隆，而他的民族属性只有在核对身份证的时候才被注意。他的外表同真正的乌克兰人很少区别，如果相信民间创作，“黑眉毛加黑眼睛”永远是这里的审美标准。
　　在选择职业问题上，他不得不同父亲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父亲坚持要儿子去当一名军人，并且要求阿斯兰上高加索的一所军事学院。
　　“你应该当一名印古什军官，为我们的故土服役。如果你在基辅上学，你将在乌克兰的军队中服役。”
　　但是阿斯兰——米隆不想当军官，他打算上物理技术学院。母亲站在他的一边。她不赞同伊斯兰教徒丈夫过分政治化的观点，她同任何一位母亲一样，不想让她的儿子参加军事活动。但是父亲不肯让步。于是阿斯兰到费拉迪高加索去考军事学校。他很走运。闹得轰轰烈烈的民族自决倾向正中他的下怀：入学考试需要用母语，不是俄语，更不是乌克兰语。父亲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允许儿子进基辅的军事学院，但是这也并不简单，作为一名基干军官，他把全部军旅生涯都撒在了乌克兰的土地上。原来，利用一个印古什军人的知识，健康和力量是完全允许的，也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可是允许他的血管里没有乌克兰血液流淌的儿子接受高等教育，而且还是进有名望的大学，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在原则上就是另一回事。必须有阿斯兰别克根本没有关心过的乌克兰国籍，甚至连他的父亲同国防部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应该说，阿斯兰——米隆自己对此有说不出的高兴，必须赶快寻找出路。否则，春季征兵时，阿斯兰就该开始到军队服役去了，恰恰又是去他的父亲绝对不允许的乌克兰军队。儿子应该为伊斯兰事业服务，而不是进东正教教堂。因此，父亲咬牙切齿之余，允许阿斯兰去报考任意一所有军事课程而且学生又可以免服兵役的大学。这一段选择时间已经不宽裕了。报考两所军校用去了半个月，必须找一所八月份举行入学考试的大学。事随人愿，阿斯兰别克，也就是米隆成了物理技术学院——恰恰是他理想的那所学院的学生。
　　他很长时间对父亲那些与自己的公务没有关系的活动漠不关心。他不去注意，把这些令人惊慌的想法从自己心中驱赶开，尽量不去想它，经常安慰自己，他似乎只是过分多疑而已。他不赞同父亲对俄罗斯人的憎恨，也不理解他，虽然他对他们家被强制迁徙的辛酸历史耳熟能详——父亲经常讲述。他们早已从乌日戈罗德搬到了里沃夫。阿斯兰在里沃夫上完了中学。家里经常来一些脸上长满大胡子、说阿斯兰听不懂的语言的人。他们同父亲一道下到地下室，他们每一家在地下室都有一个上了锁的隔间。然后又回到上面的住宅，长时间地谈论什么事情。信箱里定期出现大额的几千几千的国际电话账单，从账单上打印的城市看，阿斯兰不费劲就知道，父亲要电话最多的是莫斯科、格罗兹内、纳尔奇克和马哈奇卡拉，最糟糕的是阿斯兰一次也没看见过父亲打国际长途。这表明，他拨电话的时候儿子不在家。就是说瞒着他。看来，要是真有事情隐瞒的话，那一定是违法的事情。但是阿斯兰对此不愿意深想。
　　他已经通过了四年级的考试，正打算跟朋友们一道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这时父亲出乎意料地说：
　　“阿斯兰别克，你应该取消外出旅行，这里需要你。”
　　原来，要去喀尔巴阡山，位于库塔米和科索夫之间的一个什么地方，给一个什么姑娘教数学。阿斯兰寻思，父亲不过是推荐他去当一名补习教师，要去辅导一个姑娘准备升大学考试，同时可以额外挣点零花钱。这并不引起年轻人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喜欢去喀尔巴阡山，他以前经常同朋友们一起去，冬天去滑雪，夏天采蘑菇，那儿的森林里，蘑菇多得不得了。不错，同他一起去克里米亚的本来有他的姑娘，但是这件事情他甚至话到嘴边却不敢对父亲说出口。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工作不干，放着钱不挣？这是男人的耻辱。不论什么女人都不能成为男人改变自己计划的理由。
　　阿斯兰别克出发到喀尔巴阡去了。在科洛梅耶的小机场上，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一头浓密的波浪形头发和一张笑脸的男子在等着迎接他。他自我介绍说叫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
　　“你了解你将要做什么事情吗？”他们坐进车里向群山的方向行驶时，瓦西里问。
　　“父亲说，要我给一位姑娘辅导数学。”阿斯兰迟疑地说。
　　“这不完全对，”瓦西里笑了，“但是大体上正确。的确，是教数学，也的确是教一位姑娘。但这可不是辅导。这位姑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六年了，更确切地说，是她曾经住在医院里，在我们把她从那个医院里弄出来之前。据说，她有杰出的数学天赋，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夸这个海口的那些人都不是这一问题的鉴定人，因此需要你来验证她的知识和素养水平。我再说明一点：她在数学方面知道多少，这对于我并不太重要，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她的潜力、她的头脑、她的智力。我是个清醒的人，我理解，她躺在医院里，没有老师，没有进课堂，很多事情都没法知道，所以我不拘泥于她的知识范围。但是我应该确切地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还是虚张声势，虚构杜撰，想入非非。你懂得知识与天赋的区别吗？”
　　“当然懂。”阿斯兰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两眼扫望着窗外道路两旁掩映在苹果树和梨树之中的小房子。
　　他多么喜爱这里的景色，多么热爱是他真正的祖国的乌克兰啊！他从来就听不懂父亲那些偏执狂热的絮絮叨叨。关于历史上的故乡——印古什蒂亚——阿拉尼亚，关于多灾多难的伊赤克里亚——车臣，关于伊斯兰的绿旗和反对背信弃义的圣战——加扎瓦特。这一切离他是何其遥远，何其陌生，何等不需要。在这里，在西乌克兰，有他的朋友、他的家，这里的人都说他精通的语言，这里的人唱他从小就听惯的歌，歌中忧郁的旋律能让他热泪盈眶。偶尔从广播和电视里听到高加索民间音乐，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喜欢这种音乐，听不懂它，其中没有他听惯的节奏与和谐。
　　汽车停在两扇高大的铁门前面。瓦西里给了信号，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一个穿迷彩作战服的武装警卫走近汽车，看清是瓦西里，他殷勤地点一下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阿斯兰。
　　“这是……”
　　瓦西里讷讷着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显然是忘记了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过于复杂的名字阿斯兰别克。
　　“米隆，”阿斯兰替他说，“我叫米隆。这样更简单些。”
　　“对！”瓦西里赞许地点点头，“他叫米隆。他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是我们的人。”
　　大门开了，汽车平稳地开进去，停在一幢三层大楼的台阶前。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其他几个警卫围着大楼和在空空的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这是什么，是什么人的别墅吗？”米隆问。
　　“嗯，差不多，”瓦西里答应了一声，“我们称为康复中心，就是恢复健康的地方。”
　　“这里也有医生吗？”
　　“怎么会没有呢。当然不是所有的时间。但是需要的时候就有。随便什么科都有，而且是最好的。”
　　显然，米隆——阿斯兰想，在这里治疗的都是些大人物和大老板，只要他们不在，那么医护人员也就走了。瓦西里说，科室齐全，医术精湛。大概，邀请什么科的医生取决于大人物生什么病。也有相应的报酬。
　　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痛快。奇怪，一个姑娘家，中学生，而且身患重病，怎么跑到这样一个机构里来。在这里对她干什么？一个小姑娘，却有整整一个支队武装到牙齿的警卫。
　　现在是深夜，他已经躺到了自己临时新住所的床上，米隆第二次想到自己陷进了一桩不光彩的事件中。为什么那个姑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难道把她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她治病？又为什么不能对她说她是在喀尔巴阡山？从她同瓦西里的对话判断，她是被强制带来的，一句话，是被绑架的。但是，其实猜测有什么用，可以去问她自己，对，就这么办。就在明天早晨上课时。
　　塔什科夫同尤拉·科罗特科夫一道到医疗放射学应用研究所去。他们决定不提前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约定。他们认为，反正薇拉肯定会事先通知他。沃洛霍夫的诊室锁着门，在诊室的主人没有到来时，他们只好在门外的走廊里坐上整整一个小时。第一眼看见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张讨人喜欢又不加掩饰的脸，科罗特科夫就明白，出人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米沙·多岑科灵活的指挥下画就的肖像，非常非常接近原型。在意外成功的后面，总是紧接着失败，而且成功越辉煌越重大，失败也就越惨痛越显著，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根据自己的侦探生涯体会得十分深刻。
　　沃洛霍大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两位刑事侦查员。他打开诊室的门就消失在门后。亚历山大和尤拉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等了几秒钟，跟着走了进去。
　　“您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们礼貌地打招呼。
　　沃洛霍夫向他们抬起了眼睛，又困惑莫解地眯缝起眼睛。
　　“你们好，有事请讲。”
　　两位侦查员作了自我介绍，并简要地讲明来意。沃洛霍夫绝对平静地听着。
　　“很遗憾，我未必能为你们效劳。我从来没有见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我的病人的丈夫。”
　　“您要明白，在更大的程度上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姑娘。他曾经安排她来找您，”科罗特科夫灵机一动撒了个谎，“我们一定要查明这个姑娘是谁，她可能同他的死有牵连，或者知道重要情况。”
　　“但是我可更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沃洛霍夫耸耸肩膀，“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听她丈夫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的姐妹。说实在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也许，您能回忆起一些细节？”科罗特科夫央求道，“您明白，死者的同事很多，其中一半人都有姐妹，她患的什么病？”
　　“我哪能知道？”沃洛霍夫摊开手，“这个病人我也没有见过。据我的理解，问题恰恰正是要诊断她患了什么病。”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说，开始约定的是他们星期五来访，后来又推到另一天，因为你另有要紧事，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
　　“您把这个情况提前通知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了，是吗？”
　　“当然，我提前通知了。在首次预约日期的前一天。”
　　“您是以什么方式通知的？通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
　　“不是，我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什么时间？”
　　“早晨，我刚上班。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您要明白，查清奥列格牺牲前几天的行踪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关于他几点钟具体在什么地方的所有情报对我们都有价值。您是给他的家里打的电话吗？”
　　“当然。我没有别的任何电话号码。”
　　“在几点钟？”
　　“嗯，大约……早晨8点左右。在8点到9点1刻之间，这更准确些。”
　　“你们谈了很久吗？”
　　“根本不久。我向他解释了情况，并且请他把咨询时间从星期五推到下星期一。他同意了。这就是全部谈话。”
　　“请您说说，您早就同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相识吗？”在此之前一直暗中观察沃洛霍夫的塔什科夫抓住了主动权。
　　“从我给她看病开始，”沃格霍夫回答，“我们的相识是医生同病人的相识。”
　　“再具体一些？”
　　“一年左右。”
　　“这够久的，”塔什科夫说，“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从来没有向您透露过家庭问题吗？她没有说起过她的丈夫有对头吗？”
　　“亲爱的，您别混淆不同的事情，”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宽厚地笑了，“她丈夫的对头，这绝对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他的个人问题和公务问题。至于家庭事务，当然，我倒是经常向薇拉·尼古拉耶芙娜问起，因为现代医学确证，绝大多数疾病，特别是妇女疾病的发生和加重，都是对家庭不和的回应。比如，可以连续几年给某位女患者治疗湿疹，邪门，为什么最好的药也不管用？事实上，她的家里鬼知道闹些什么，她整个人一天到晚神经紧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治，湿疹也不可能消失。”
　　“就是说，关于她的丈夫，您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思的情况？”
　　“唉！”沃洛霍夫叹了口气，“我很遗憾，你们在我身上白费时间。”
　　“好吧，打搅了，请原谅。”两位侦查员站起来，“祝你好运。”
　　他们默默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楼梯口，顺梯而下，没有再交谈一个字。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拐角，放着一只高脚烟灰缸，上面有一行字很醒目：“不得抽烟。”其实，烟灰缸里满是烟头。科罗特科夫停下来，掏出了香烟。
　　“有什么要说？”塔什科夫问。
　　“没什么。你不喜欢这位大夫什么？”
　　“整个人。我不喜欢这位大夫，是因为他极像我们怀疑制造四起谋杀案和绑架孩子的那个人。”
　　“你得了吧，”萨沙瞪起了眼睛看着他，“当真？”
　　“绝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们的角色也是一位医生。”
　　“那为什么你……”
　　“照你看来，我应该怎么办？给他戴上手铐，带到彼得罗夫卡去？我没有捕人勋章，按第一百二十二条的方式拘留他无论如何也够不上。难道我在犯罪现场抓到他了？抓住他的手了？莫斯科的医生何其多也！每十个人中必定就有一个像我们掌握的口头描述那样。现在这个沃洛霍夫无处可藏，有了名字，地址就能查到。我们悄悄地工作，查明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在不在现场。”
　　楼下传来脚步声，有人走上了楼梯。于是尤拉不做声了。不再做声还因为研究所的同事们会听见，他怎样大声对尊敬的科学博士制定计划。脚步声临近了，在转弯处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接着是穿淡黄色真丝坎肩的后背。女人转过身，开始迎面走上来。这时，塔什科夫急忙把没抽完的烟头扔进烟灰缸，他的脸分明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
　　“天哪！卓娅，是你？”
　　女人僵住了，接着她咧开嘴唇羞怯而惊异地微笑了。
　　“萨沙！塔什科夫！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我也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你说什么，我哪行。我来治疗。”
　　“要紧吗？”塔什科夫不安地问。
　　“不要紧，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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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爱上了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她比他大三岁，根本没有发现可笑的五年级学生萨沙，因为她已经上八年级，是大家公认的美女。尽管她学习相当不错，从来没有违反过纪律，但是老师们都恨卓娅，而且恨得很强烈。这一点全校都知道。与女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优点相并列的还有一条很大的缺点：天生的文理通顺。如果这条缺点只是表现在完美无缺的拼写中，尚且可以忍受，但是卓娅竟然放肆地跟老师们争论，向他们指出他们自己的文法错误。唉，这些错误出现的频率比礼节更高。最早这种意外事件发生在她上六年级时。卓娅拿到经过批改的俄语书面作业，其中“写”这个单词中的一个字母被老师画上了红道，在上面用红笔挑剔地写着一个字母。姑娘莫衷一是，又是查教科书，又是查字典，但就是查不到老师写的那个奇怪的单词。她带着孩子的天真，直接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女教师自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傲慢地建议卓娅更好地背诵规则。卓娅知道规则，而且除此之外，她能够单凭视力“找出”不正确的书写，甚至如果对这一点教科书里怎么写记得不准，如果印出来的卑词扎眼，就意味着它印得不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骗过她。就是处于谵妄或催眠状态，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也不会犯拼写错误，或者在不需要的地方打上标点符号。
　　因此女教师的反击没有让她下不来台，也没有把她弄糊涂。她拿上自已被画出了“错误”的练习本、教科书和字典立即径直到了教员室，把学校所有的教师叫到现场主持公道。一位老物理教师哈哈大笑，承认当然是卓娅对，但是其他教师的反应就不尽一致了。他们没有明确表态，请卓娅离开教员室，借口要在课间休息结束前研究几个“业务”问题。当门在姑娘身后关上时，一群女教师异口同声地指责物理教师说：
　　“您疯了，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怎么能允许孩子批评老师？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而您却让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怀疑她。怎么好意思！”
　　“尼娜·斯捷潘诺芙娜不通俄语，难道是我的错吗？应该是她不好意思而不是我，更不是卓娅。同事们，我不得不让你们伤心。不过，标准规范的母语知识现在太少了。你们大家都写错别字，虽然不至于泛滥成灾，但是经常写错。所以你们等着瞧，这类错误会层出不穷。这是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的铃声。”
　　但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铃声却没有震醒自身文理不通的老师。他们经过简单的商量，决定给姑娘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在地理课上，她被叫到黑板跟前，给她出的都是些表现问答，虽然她回答得十分准确，严格按照教科书，指点地图上的各个地名一次差错都没有出。女教师轻而易举地提出了几个远远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范围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卓娅一点也没能答出来，班级日志上记上了她有生以来第一个刺眼的“二分”。
　　“惭愧，斯米尔尼亚金娜，”地理老师幸灾乐祸地说，“你的家庭作业做得很差。我早就注意到你这一点了，但是我宽容了你。下不为例。我现在每堂课都要问你，所以你要好好记。”
　　到周末，卓娅除了物理、英语和体育课之外的其他课程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复。教物理的老头不违背自己的原则，而且为自己的拼写心安理得——老经验了。英语老师阿拉·谢尔盖耶芙娜认为这个问题对自己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她的英文书写非常规范。至于不久前刚到学校来的体育老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塔什科夫，他没能给卓娅出难题，尽管他很想：她的体育素质非常好，她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田径组训练。必须赞扬塔什科夫的是，他没有参与集体整治六年级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愿望。
　　但是女教师们全力以赴。“二分”和“三分”从各个方向伴随着诸如家庭作业做得不好、笨头笨脑之类鄙视的责难向卓娅袭来。但是到学年快结束时，不得不“刹车”。按照所打的分数，卓娅应该被认为成绩不好，要留级一年，而留级在当时披认为是老师的次品。必须扭转局面。“二分”逐渐消失，被“三分”甚至偶尔被“四分”取代。简而言之，让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升到了七年级。
　　暑假期间，大家都逐渐冷静下来，9月1日，老师们准备给卓娅不计前嫌论绩评分，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固执任性的姑娘又一次显示了自己。这一次她的牺牲品是决定在课堂上采用极讲究的教学派头、建议学生们就“彼得一世的改革”组织一次辩论的女历史老师。
　　“你们要提出对他们改革有利的理由并反驳他们，”女教师解释道，“我将把你们的论据写在黑板上。然后我们做总结。”
　　说完，她用粉笔画了一条线，把黑板对半分开，在这一边写上“正方”。在另一边写上“反方”，就是这样，写成了字母“A”。
　　孩子们开始举手，卓娅也举起了手。
　　“好，斯米尔尼亚金娜，我们听你说。”
　　“‘反方’字母应该是‘O’。”卓娅平静地说。
　　女教师转过身，看了看黑板。
　　“我写的就是‘O’，你怎么了？看不清吗？如果是，你应该戴上眼镜，而不是批评老师。”
　　“我说的不是第四个字母，而是第一个。第一个字母也应该是‘O’，而不是‘A’。”卓娅低声但坚决地说。
　　女教师的脸涨得通红。当然，把厚脸皮赶出了课堂。然后，整治重新开始，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次更为激烈。女生斯米尔尼亚金娜所做的一切都不好，尽管这件事本来做得很好。一直到十年级，她所有的作文从文理角度均无可挑剔，题目“不公开”，但是所有科目的口头答问时，她一道补充问题也回答不上来。谁都已经想不起来卓娅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还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她的脸上永远凝聚着受惊吓、受折磨的表情。而被叫上讲台变成了一场噩梦。看来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它。有计划地把她培养成一个十足的三分生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中学毕业证上只有两个四分——物理和英语，遗憾，毕业证上没有体育。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萨沙·塔什科夫，体育老师的儿子还在三年级，在父亲没有带着他转到别的学校去的两年中，小男孩默默地崇拜着卓娅。下课后，萨沙到体育馆，耐心地等待父亲结束训练，在安静的大厅后面的小房间里做家庭作业。这里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办公室，他在里面换衣服并存放体育器材。他经常看见六年级（然后是七年级、八年级）的一位身材匀称的漂亮姑娘，她就像是他的可望而不可及、完美绝伦的崇拜偶像。而且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每星期课后在由他的父亲指导下的田径组训练三次，于是萨沙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称赞她。
　　“多么出色的姑娘，”大塔什科夫总是说，“天赋条件极好加上勤奋上进，她要是再多一些自信就好了，我就把她培养成一名冠军，要是允许的话。”
　　转学对萨沙而言几乎成了一场悲剧，因为他再也看不到自己崇拜的偶像。当他在新学校的体育馆突然看见卓娅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原来，父亲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小组，并且邀请卓娅跟着他训练。萨沙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命运对他太慈悲了。他哪里知道，只有从事体育的时候，姑娘才能不怕粗暴的吆喝和对自己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的指责。不管怎么说，一直到七年级，萨沙还有可能一星期三次见到卓娅，甚至同她说话，至于更多的，他则没有幻想过。
　　卓娅没有上大学，虽然她递交了毕业文凭，甚至好好复习参加了第一门入学考试，但是她没能走到主考席前，只是因为害怕晕倒。她自认为，现在又重新走进了刚刚挣脱的那场噩梦。她将是最不好的、最没有用的、最差的人，一个讽刺嘲笑的对象。她当时一直弄不明白，事实上一切已经过去。她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是因为她纠正老师的语法错误而老师们集中打击她，以防学生们群起效尤。然而她竟相信除了会正确书写以外，自己真的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凭这样的条件，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当校对员。于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就走了这条路。干这项工作不需要受高等教育，只要识字就行了，如您自己所知，上帝给了她充分的识字能力。她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年。开始在莫斯科一家大出版社，后来在一家大型科学杂志社，那里特别器重她快速记住专门术语写法的能力。如今这家大型杂志社关闭了，现在卓娅在一家受欢迎的周报社当校对。她中学一毕业就停止了体育训练，因为她不准备当冠军，她简直完全失去了当冠军所必需具备的心理素质。在出版社里人们对她极好，对她的工作质量和速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在学校，准确地说是近四年半中经常受到的创伤留下的后遗症，使年轻漂亮的女运动员变成了灰心丧气、沉默寡言、萎靡不振、胆小怕事的姑娘，她把周围的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不应得到的好感。
　　甚至没有人蓄意向她献殷勤，到了这一步，卓娅自己也不指望博得别人的好感。她害怕正眼看人，再不敢多笑一笑，更谈不上多说几句话，甚至说笑话。她给自己戴上了十字架，如果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里出现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她会背着十字架过上一辈子。他关于激光治疗血液病的论文要在卓娅当时工作的那一家大型杂志上刊出。
　　但是，亚历山大·塔什科夫既没有看到萎靡不振，也没有看见灰心丧气。他看见的依然是他像童年时一样爱慕的匀称、漂亮、温柔的那个卓娅。因为脸部线条仍如他熟悉的那样，甚至更加完美、成熟，更有魅力。在沃洛霍夫工作的研究所楼梯上碰到她，塔什科夫记下了她的电话，并且约定当天晚上会面。当然，他已经知道卓娅就是来找沃洛霍夫的，他自己说服自己，这次约会纯属公务性质，虽然表面上也有友谊的成分。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不是这样。可能，他至今未婚不是偶然。问题不在于女人贪图别人的钱财，更确切地说，不仅仅在于此。而在于，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在寻找一个像卓娅这样的女人。
　　晚上8点钟，走到“茨维特诺伊林阴道”地铁站，他买了一大束包装极为讲究的精美的鲜花，花的名字他不知道。之所以买，是因为这种花看起来美丽非凡。卓娅准时到达，不知为什么，这让塔什科夫感动。他挽起她的手，领着卓娅沿林阴道走去。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他真诚地说，暗暗闻着她身上的香味。香味好闻，亲切，这他马上就明白了。
　　“我也是。”卓娅小声回答，“说说你自己吧，生活怎么样，干什么工作？”
　　“卓尼卡，我生活很寂寞，因为基本上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干其他任何事情。”
　　“你有家庭吗？”
　　“唉，”他滑稽地摊开两手，“没有福气。你呢，出嫁了吗？”
　　“也没有福气。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怎么样？”
　　“好极了，不能再好了。健康、精神、快活，同一帮年轻运动员调情。听着，让我来给你们做媒，好吗？我看这是个绝好的主意。”
　　“你说什么，萨沙，我对你爸爸来说老了点。当年轻运动员我无论如何也不合适了。你做什么工作？什么风把你吹到研究所来了？”
　　“嘿，卓尼卡，我的工作丢人又烦人。有点类似密探，不过是相邻的部门。”
　　“在反侦察部门？”卓娅猜道。
　　“嗯，差不多。你呢？在哪里工作？干什么？”
　　“我是个校对员。别的什么也不会，就干这一行，已经二十年了。萨沙，你白天说，你们找沃洛霍夫来了……”
　　“说了。这让你担心吗？”
　　“哪里……有点……毕竟他是我的医生。”
　　她说不下去了，塔什科夫分明看到，她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或许她有意隐瞒？
　　“既然他是你的医生，那就请你把他的情况对我讲详细些，”他讲得尽量无所谓，“他暂时还没出什么事，你可以不用担心，但是我想弄清楚，我能不能相信他说的话。换句话说，他作为证人可靠吗？”
　　“喂，萨沙，他是个极好的人，”卓娅热情地说起来，“你应该相信他。他是个大好人，很善良也很聪明……”
　　她还说了一堆话，但是塔什科夫没有全部听进去。他的心一直作痛。我的上帝，她爱上了沃洛霍夫！还要怎样？亲耳所闻。多么下流的话：医生与女患者。就像一部蹩脚的小说。而他却想入非非，傻瓜！
　　一段时间他们说着各种废话，然而塔什科夫一直想把谈话扯向沃洛霍夫，而卓娅乐于听他引导。显然，一提到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就让她感到高兴。
　　“你同他有恋爱关系吗？”他突然问。
　　卓娅脸红了，垂下头，不答话。
　　“你干嘛不说话？如果有就说有，不用客气。这有什么不好？你是个自由的女人。”
　　“但是他不自由。”卓娅摇摇头。
　　“怎么，我国废止离婚了？”塔什科夫嘲讽地问，“或许你们的恋爱不够认真？”
　　他自己并不相信他的问话。卓娅不可能有不认真的、轻浮的恋爱。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要这样，萨沙。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这个人很好、很高尚。他的妻子因为残疾已经很多年卧床不起了，他不能抛弃她。”
　　“既然如此，那当然，”亚历山大同意地说，“你经常同他约会吗？”
　　“经常。第一，我每个星期都找他做检查。”
　　“第二呢？”
　　“嗯……我们约会。不是在研究所里。”
　　“在哪里？”
　　“萨沙，”她语带责备地说，“你怎么不害臊？”
　　“卓尼卡，我根本不是要问你们约会中隐秘的细节。但是由于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作为证人，让我感兴趣。我想弄清楚，他是否到过一些地方和看见一些事情。比如，在克罗彼特金斯卡娅区，在奥斯托任卡。”
　　“我不知道。”卓娅耸耸肩。
　　“在巴乌曼斯卡娅呢？”
　　“我也不知道。他常到电厂附近去，这一点肯定。让你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地方吗？”
　　“嗯，差不多。可能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娅有什么事情？他住在那里吗？”
　　“不，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是他有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娅有宿舍，朋友出国三年了，把钥匙留给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
　　“噢，你们就是在那里约会吗？”培什科夫猜到了。
　　“萨沙……”
　　“天哪，卓尼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平常的事，你们俩都是成年人，别顾虑多想了。你还是想想，6月上旬你们去过那里吗？”
　　“你指的是10号之前吗？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去过？”
　　“上星期。”
　　“具体是哪一天？”
　　“星期五……”
　　她又不往下说了。
　　“瞧，卓尼卡，都说出来吧，”塔什科夫催促她，“什么使你难为情？”
　　“星期六也去了。”
　　“哎呀，真不愧是朱丽叶，连着两天跑去约会。”
　　“我们在这套宿舍里过夜了。”
　　“噢，明白了。那卧病的妻子怎么办？”
　　“萨沙，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问这些事，这不方便。如果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对我说，可以留下来过夜，我只会为此高兴，不会问别的。我是谁，我还问他问题？”
　　“卓娅，你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权利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合法的丈夫。你也有权向他提出任何问题，问你感兴趣的一切。”
　　“可是我要是不想问呢？”
　　“那当然。”塔什科夫叹了一口气。
　　至少有一点清楚了：在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牺牲的那天夜里，沃洛霍夫大夫同卓娅在自己朋友的宿舍里。放置爆炸装置未必是在白天，周围都是人，而且热斯杰罗夫家的窗户正好对着车库。科罗特科夫对他说了其他几起谋杀发生的时间。亚历山大记住了所有的情报。打算现在认真地同卓娅谈谈，以便查清沃洛霍夫在这几个关头是否不在现场。
　　科罗特科夫的预感很少失准。一切都大致如他所预料，不仅使他也使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甚至米沙·多岑科灰心丧气。米沙在吸入了某种有毒气体后，躺了两天才恢复过来，已经上班了。
　　当务之急，是查明沃洛霍夫的住址，已知他住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娅区，小谢苗诺大斯卡娅街。
　　“真有你的，”科罗特科夫嫉妒地抱怨道，“有些人运气真好。我们这位大夫住得舒服不说，在外面还有地方金屋藏娇。住在那里，却往这里带女人，实际上不用在路上浪费时间。让我也这样享受享受。”
　　“你等等，尤里克，”娜斯佳愁眉苦脸地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我这里一直在想，我们的沃洛霍夫博士为什么需要朋友的房子，有什么作用？”
　　“什么为什么？很显然。”
　　“问题就在这里，不显然。根据公民登记股和区经济管理局的材料，我们这位博士没有结婚。即绝对独身。”
　　“你说什么！”科罗特科夫气愤得喘不上气来，“这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结婚，他说有个残废的妻子已经多年了。她死了是不是？”
　　“你就是让轻信给害的，”娜斯佳说，“还有我也是。我们凭什么断定他有妻子？就凭罗曼诺夫斯卡娅据说对阿尼斯科维茨说过，而阿尼斯科维茨好像又告诉了自己的旧情人罗德钦科？我们可以设想，一条消息经过十道转手之后，会被变成什么样子。”
　　“好吧，那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呢？要知道她对塔什科夫也是这样说的。”
　　“得了，尤尔，你有时候真叫我可怜。一眼就能看出你结婚得早。积习难改的老光棍们经常欺骗自己的女友，煞有介事地对她们谈论自己的妻子。这是为了暗示姑娘们不要拿结婚来纠缠，你想想，自己编造出一个残废妻子多好！没有任何奢望，同时又有一副高尚的苦难圣徒的面目。”
　　“不，阿霞。我有点不相信。”科罗特科夫接着说，“也许，他同自己的妻子没有登记？什么时候同居了，就开始共同的生活，没有来得及登记结婚，女人遭遇不测，他们继续住在一套宿舍里，他照料她。不能把她赶走。或者不想。她跟他甚至可以不登记，因而在民警分局和区经济管理局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好，我们马上来验证。”娜斯佳同意，“派我们有魅力的米沙尼亚去看看，这套房子里有什么。又有什么不在现场。”
　　“先不用管。斯米尔尼亚金娜肯定，往热斯杰罗夫车库里放炸药的那天夜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同她在朋友的宿舍里，从晚上7点到早晨10点。先检查其他的日子，顺便说一句，沃洛霍夫是个相当可爱的人，第一次要求，就给我们拿出了自己的安排表。表上确定了所有的约会、访问等等。一个精神非常专注的同志，他往前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都一一写下，分配合理，计划周密。我昨天看到这份日程表，今天派谢卢亚诺夫去找人谈话，我积了一堆事情，我想一下子写完这一沓纸，所以同科利卡对换了。”
　　他沉思地喝完一大杯茶，然后摇了一阵头。
　　“说到底还是你不对，大姐。”尤拉说，“如果沃洛霍夫没有一个残废妻子，那他为什么要在别的地方同自己的情人们幽会呢？带到自己家里去得了。你想一想，他许多年都同加利娜·捷列辛娜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幽会，为什么？”
　　“管他为什么。可能，他的父母还在世，老人性情严厉。他一点也不老，总共才51岁，所以完全可能有爸爸，有妈妈。不错，她们没有同他登记，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可能住在他那里。他有点怪。我不喜欢这个沃洛霍夫。”
　　一天的剩余时间就在现实工作中过去了，等娜斯佳醒悟过来，已经8点多钟了。在她考虑是直接回家呢，还是写完情况时，响起了礼貌的敲门声。是米沙·多岑科。
　　“什么事，米申卡？有什么高兴事？”她问。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让你高兴，不过，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是独身生活。既没有同居的女人，也没有父母。邻居们担保，他们多年来有了问题都去找他，这是任何医生分内的事情。此外，沃洛霍夫的父母以前确实跟他在一起住过，但是近十年基本上住在另一个城市，离小女儿更近一些，因为她有家庭和三个孩子，老人照看着外孙子。”
　　“也许，早先曾经有过妻子？”娜斯佳抱着一线希望问。
　　她多么希望为沃洛霍夫奇怪的行为找到一个简单的合乎逻辑的解释。然而有关他的情报越多，他的行为就越是难以解释。
　　“邻居们肯定，他根本没有妻子。连同居的女人也没有。诚然，他们看见过，时不时有女人来找瓦列里，但她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家里住过。最多是他允许她们留下过夜。”
　　“邻居们的话可靠到什么程度？”娜斯佳追问。
　　她在大城市长大，一辈子都住在多单元住宅的楼房里，所以对住户知道邻居的情况太多一向表示怀疑。莫斯科人彼此之间早就变得冷淡漠然了，甚至往往都不知道同他们住在同一层楼的人叫什么名字。
　　“您真让人扫兴，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多岑科笑笑，“我可不是随随便便和人谈话，我找到了一位为了优厚的报酬给沃洛霍夫收拾房间洗衣洗被的妇女。”
　　“她当然会在今天就告诉他，民警分局来人问他同女士们的关系了。”
　　“这倒未必。我是个记者，正在搜集单身男女的材料，由于这位妇女是单身，于是我才去找她谈谈。记者访谈，就这样切入题目开始的。而后把话题引向单身男人，就很容易了。她主动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而且她一次也不提沃洛霍夫的姓，只说，她的邻居是个招人喜欢的人，医学博士，真想不到，如此这般……我把谈话录音给你留下，您自己听吧。”
　　把文件放进保险柜，正准备回家，娜斯佳突然明白，她显然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昨天一整天她的体温不超过37.5度，她过于高兴，上班太早了。坐在办公桌边时，症状不太明显，但是她一站起来，沿走廊走上二十来米，可恶的虚弱让人难受极了，两腿发软，两眼发黑。“看来，我这样走不到家。”她伤心地想着，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这时，像是故意作对似的，戈尔杰耶夫出现在走廊上。
　　“这是什么意思？”他困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往回走啊？”
　　“忘了点东西。”娜斯佳想脱身。
　　“是吗？那你看看我。”上校要求。她顺从地转向他，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神色。
　　“你很会撒谎，娜斯塔霞，”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也许，你在办公室同另一个人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同我。你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瞧你说什么，一切正常。”
　　“哦，你打开自己的办公室，我们进去看看，也许你真的把他忘了。开吧。别侥幸了。”
　　她打开门，戈尔杰耶夫跟着她进了办公室。
　　“你坐下吧，”他命令道，“老老实实地坐着。我先找个有车的人。如果你这家伙再敢发着烧来上班，我就把你赶出去。你另请高就吧。没有你我已经够头疼的了。你不会站着生病，就躺下，别给人添乱。”
　　“我会，”娜斯佳开始辩解，“我一直是有病不躺下。你好像不知道。只是这一次比较厉害。这一次的病毒不一样，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
　　“病毒，病毒，”戈尔杰耶夫埋怨道，“一个蹩脚的舞伴，你知道吗……”
　　他摘下话筒，拨通了什么人的电话并说好，大约过半个小时把娜斯佳直接送回家。
　　“你今天能不能行行好？”上校问，“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样子吗？”
　　“当然，比表现更甚，”娜斯佳笑了，“在阿尼斯科维茨被害案上，我们往前进了一大步，离揭露并抓出凶手只差五厘米了。”
　　“只差五厘米是什么意思？”戈尔杰耶夫皱着眉头说，“你们从这五厘米要漂到哪里去？”
　　“再后退一公里。完全出于偶然，我们找到了一个配角，他好像有每次发案时都不在现场的铁证。奥里山斯基今天详细询问了他，当然，暂时把他作为证人。他不否认与阿尼斯科维茨相识的事实，然而，得知阿尼斯科维茨被杀的消息时他大为吃惊，做出全然不知情的样子。他交给侦查人员一本日记，说，请搜查我全身，直到不想查为止。我同奥里山斯基商定，暂时不问捷列辛一家的事。我们首先查清楚，在修女马尔法小姐和护士梅利科娃遇害时，他在哪里同谁在一起。同时，把他与酒鬼罗曼诺夫斯卡娅对比一下，然后再问孩子们和加利娜的事。我还没有见过这位医生，但科罗特科夫和奥里山斯基一致告诉我说，他绝对镇静，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反应都很自然，就像一个无辜的和完全不知情的人一样。一言以蔽之，俄罗斯的劳伦斯·奥利佛。”
　　“娜斯塔霞，别迷在刑事组合里了。我理解，你想把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以便漂亮地一下子让这位医生招供。但是别忘了被绑架的小姑娘。既然我们至今没有收到绑架者的消息，看来，她不是人质，只有这位医生才能告诉我们，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她。”
　　“我明白，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但是要知道，如果不好好地压倒他，他还是不会说。他表面上各方面都清白，如果我们操之过急，会把事情办砸。他反而会轻易脱身。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他的把柄。再有，您记住，我对您说出了自己对所有的谋杀和绑架都干净利索的怀疑。他有帮凶，尽管这家伙巧妙地骗过了我们的米沙尼亚。我想顺便对您说一句：米沙从远处看着沃格霍夫并且确信，他把在医院院子里看见的那个人变成了‘萨沙叔叔’——这个人肯定不是沃洛霍夫。那个替身的外表酷似肖像，但是却不是他。而米什卡的眼睛像金刚石，他在这类事情上是不会错的。这么说来，如果罪犯是沃洛霍夫博士，他至少有两个帮凶。而这已经是一个小组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小心的动作惊动了沃洛霍夫，小组就会陷进泥潭，消失得无影无踪。接下去我们就不得不放过博士，因为查无实据。”
　　“你说的都对，娜斯塔霞。没有什么可以反驳你，但是有一个理由是今天最重要的。姑娘，娜塔莎·捷列辛娜，我们不能磨蹭。到此为止，孩子，时间到了，你慢慢下楼去。天蓝色‘日古利’，你的朋友祖波夫开车。你别发抖，他今天情绪很好。”
　　鉴定专家兼犯罪侦查学家祖波夫以经常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和上司行为不端，以及价格和私有化方面的国家政策而出名。他是高级专家，但是同他交往要求周围的人有非凡的耐心和韧劲，他能把最乐呵的人折磨得愁眉苦脸。“有什么，祖波夫就祖波夫。”娜斯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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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尽管昨天一天留下了难以忍受的沉重感觉，米隆仍和平常一样睡得踏实，醒来时疲劳得到恢复，心情极佳。喀尔巴阡山清新的空气弥漫着森林的芬芳，让他陶醉。冲完澡刮好脸，他向走廊里一望，突然意外发现了一个行进的士兵，听到门的吱嘎声。卫兵陡然向米隆转过身来，但是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询问地看着。
　　“这里怎么要早餐？”米隆快活地问。
　　卫兵默默地走向挂在墙上的电话摘下话筒。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还是那位卫兵，把一张轮式餐桌推进了房间。餐桌上有一把咖啡壶、一只装着新烤的白面包的柳条筐、黄油、果酱、奶酪和火腿。此外，米隆在餐桌的下层还看到几只盖着程亮的盖子的半大的盘子，其中一只是黑鱼子酱，另一只是红鱼子酱，第三只是高温熏制的薄鱼片。他不习惯这种早餐。母亲早晨一般端上来足够吃饱的热餐，她以为，只要有可能让男人吃好，就应该尽力而为。要不你不知道他们白天会到哪里去，能不能吃好午饭。白面包味道很好，黄油新鲜柔软，吃了两片抹鱼子酱的面包和两片抹果酱的面包之后，米隆对生活环境十分满意，这顿早餐的量不比母亲在家里准备的少。
　　米隆再次打开门，把餐车推到走廊上，大声叫道：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课？”
　　卫兵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把米隆带到了娜塔莎的房门外，她被安排住在上一层。米隆礼貌地敲敲门，同时发现，站在旁边的卫兵正用明显不以为然的眼光看着他。当然，既然这是父亲一伙的，他们会认为：女人不是人，而是一件用具，完全没有必要敲女人的门。竟有这样的事情，真笨！
　　“早晨好，”走进娜塔莎的房间，米隆愉快地问道，“睡得怎么样？”
　　“好极了，”娜塔莎微笑着说，“你呢？”
　　“我也是。怎么样，我们开始吗？”
　　“开始吧。”她有准备地回答。
　　米隆翻开带来的习题集，给娜塔莎出题。姑娘很快在一张纸上写下公式，而他则在她的身后仔细观看。昨天他竟然没有看出来，她真美。真怪，命运是多么不公平！这么美丽的姑娘却终生残废。不过，真愚蠢！不应该这样想，每个人都有资格过健全的生活，不取决于脸蛋漂亮与否。
　　“你有什么病？”他突然问。
　　“什么病都有，”娜塔莎一面回答一面不停地做题，“你自己看不见吗？”
　　“我指的是你怎么会病得这么严重？”
　　“都是妈妈做的好事。把我从九楼的窗户里扔了出去。”
　　“你说笑话？”
　　她抬起头，把写着答案的纸递给他。
　　“我不是说笑话，确实如此。跟我一块儿被扔出去的还有妹妹和弟弟。当时我11岁，妹妹7岁，弟弟只有半岁。真的，妈妈自己接着也跟在我们后头跳了下去。因此大家都成了残废。而妈妈还完全丧失了记忆。所以谁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一点也不记得了。”
　　“可昨天瓦西里说到你还有一个姐姐供养你们……”
　　“最啊，是伊拉，是我们的姐姐。当时她14岁，她有力气，挣脱后跑掉了。她躲进了邻居的家里。你看看答案，对吗？”
　　“你等一等。”米隆懊丧地说，“我有时间看答案。让我们好好谈一谈。”
　　他看见姑娘高兴起来。正准备提出下一个问题，门被“嗵”地推开，瓦西里走进了房间。
　　“暂停！”他大声宣布，“娜达申卡，你休息一会儿，我请米隆离开两分钟。”
　　他抓住米隆的胳膊，用力把他拽到走廊上。
　　“我们到外面去。”他一面走，一面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
　　他们一言不发地下到一层，走出大楼。
　　“就是说，这样，亲爱的，”瓦西里干巴巴地说，“你要永远忘掉这些蠢话。雇你来是让你开发她的大脑，而不是她的履历。她的房间被监听了，我只是感到惊奇，你怎么就想不到这些。我们是严肃认真的人，不是在这里玩洋娃娃。你的父亲推荐了你，这对我本人意味着，你也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你还很年轻，亲爱的，我也不想让你因为一生中知道得太多、见识得太多而死去。所以请你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要逼我采取极端措施。而一旦发现你是个不严肃认真的人，我们会采取极端措施的。有问题吗？”
　　米隆想说“有”，但是咬住了舌头。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来说，一切应该都明白了。
　　“没有，没有问题。”他坚定地说。
　　“没有就好，”瓦西里的声调变软了，也温和多了，“我们姑且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是一次轻微的犯规，因为你不懂。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是吗？”
　　“是的。”
　　“很好。回姑娘的房间去，继续上课吧。也不要忘了我昨天交代你的事情，看看她对其他的学科是否也有才能。”
　　米隆回到娜塔莎的房间，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愤恨。父亲把他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臭狗屎堆啊！为什么对他就像对一件东西一样呼来喝去？他建议他，您看见吗？严肃认真的人，伊斯兰的伟大事业，去他的吧！现在他为自己的想法而羞耻，不能这样看父亲，这是罪过。父亲最清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和需要的，而他米隆的责任是做个孝顺儿子。
　　娜塔莎好像没有发现他的情绪变化，当他再次走进房间时，她对米隆亲切地微笑了一下。米隆拿起另一本习题翻了翻，找到一道较为复杂的练习题。
　　“给，你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把这道题解出来。”
　　“你刚才还想谈一谈的。”姑娘羞涩地说。
　　“我改主意了，”他断然回绝，“我们应该上课，而不应该聊天。”
　　她那大大的、扁桃形的眼眶里涌上了泪水，嘴唇颤抖，但是娜塔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拿过翻开的书本开始做题。米隆感到自己是个小人。他为什么要欺负她？生活已经够让她委屈的了。不信你瞧，她马上就会嚎啕大哭一场。但是又不能向她解释，瓦西里对他说了些什么话。房间被监听着。要是用手写呢？他拿起了笔和纸，但随即又停住了。房间被监听着，那么完全可能也被监视着。甚至可以肯定。瓦西里有言在先，他们是严肃认真的人。况且，管他呢。他将做一切，按照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的愿望和父亲对他的期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姑娘跟他有什么关系？她是他的什么人？亲妹妹？至于她的童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任何区别。不至于为了自己的好奇和怜悯去吃一颗子弹。
　　他们一直学到开午饭，在这段时间内，米隆小声地同娜塔莎说话，尽量不看她的眼睛。刚才，她解题的独到与机敏曾让他大为惊讶，而后来的情况则越来越差，简直是眼看着她换了一个人。
　　“你累了吗？”米隆冷冷地问。
　　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咬着嘴唇。
　　“那为什么题做得这么差？你的解法经不起任何推敲，绝对笨拙。你答题时选择了最远的路，完全可以找到简捷、漂亮三倍的解法。”
　　娜塔莎低下了头，米隆看见放在她膝盖上的习题集上有滴下的泪水。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你放松放松，控制住自己，”他说话的口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仍然相当严厉，“吃过午饭以后再接着做。”
　　同吃早饭一样，米隆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午饭，尽管现在他已经不喜欢这样。要知道，肯定有一个地方，譬如食堂、厨房，所有这些警卫和服务人员都在那里吃饭，为什么不让他同他们在一起呢？那么气氛要愉快得多。一有机会，要同瓦西里说说这件事。情绪被彻底破坏了。娜塔莎的房间被监听的事实本身就说明：这里不相信任何人，总而言之他们是在做违法勾当。父亲怎么同这伙人搅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一名军人，一名军官同一伙身份可疑、企图出卖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姑娘的智力的活动家。荒诞之极。可怜这姑娘真叫人心疼。但是，生命更可贵，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必怀疑，瓦西里要杀死他米隆就像杀死一条小狗一样容易。看看他说所谓极端措施之类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时那种眼神就够了。看来，既然瓦西里自己敢对米隆施以威胁，那么父亲在他这个瓦西里的眼里只不过是个走卒而已。
　　午饭后，他再到娜塔莎的房间去，现在已经没有陪伴了。卫兵看见了他，也只是目送着他进去。这一次，姑娘做题的结果仍然不见好转，于是米隆甚至开始怀疑，昨天和今天早上那些让他大为惊讶的精彩的解题方法，是不是他的眼睛看错了？
　　“你怎么了？”他关切地问，“你不舒服吗？要不，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他看见，姑娘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没有哭出来。
　　“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米隆想道，心中突然爆发出一阵狂怒，“我不能折磨这个姑娘。她有什么过错？”
　　他走近她，亲切地抚摸着她的头。娜塔莎的头发又干又硬，很久没有洗了。
　　“瞧你这么难过，”米隆说，声音不大，“用不着，娜达申卡，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什么题都会做，只是你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你是个令人吃惊的姑娘，我从来不相信，可以只凭几本教科书，又没有老师指点，学习高等数学，而且还学得这么棒，就像你这样。你是个真正的神童，我之所以责骂你，并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你没有尽力。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我。”
　　娜塔莎听话地抬起头，米隆就融进了她那又大又亮的眼睛中。
　　“你不仅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他继续说，“而且还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美女不应该哭泣，因为眼泪会损伤眼睛和皮肤。你不会再哭了吧？”
　　一丝微笑使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真的认为我很漂亮？”
　　“真的。你非常漂亮。”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聊天了？”
　　米隆尴尬了。他能回答她什么呢？说瓦西里早晨偷听了他们的交谈，禁止他同她谈与数学无关的话？
　　“我非常愿意同你说话，但是我们应该学习，要学很多东西，很多很多。你也听见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说的话了，是不是？如果你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你就会得到优越的高薪工作，你就能帮助自己的姐姐抚养弟弟妹妹和母亲了。因此，学习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也应该留待以后去做。你同意吗？”
　　“那把题做完之后，你会同我聊天吗？”
　　“当然。”
　　“米隆……”
　　“啊？”
　　“可要是他们不喜欢我，如果他们不给我工作，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大概会送你回去吧。”
　　“你相信吗？”
　　“当然相信。别的还能怎么样？一定会送你回去的。”
　　他根本不相信有这种可能。而是相信适得其反。对于一个多年脱离现实世界而生活，其轻信和单纯程度跟一个十来岁的儿童差不多的17岁少女来说，有关希望天才的数学家为他工作的雇主的神话是美好的，但是对于米隆来说，这种谎言骗不了他。这里另有隐情。但是是什么？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要绑架这么一个不幸的少女？最重要的是，一旦她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会怎么样？等待她的将是什么遭遇？
　　沉溺于自己的思绪之中，他没有听见身后的开门声，直到耳边响起瓦西里的说话声，他毫无准备地颤抖了一下。
　　“暂停，我的孩子们。娜塔莎，拿着这张纸，写上我口述的话。”
　　米隆看见瓦西里递给她一张标准电报稿纸。
　　“在上面填上自己的家庭地址，详细填写，开始是邮政编码，然后是城市、街道等等。捷列辛娜·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下面是电文。不打标点符号，什么地方需要打上句号，我会说。伊罗奇卜亲爱的请原谅我我非常爱你。我同他走时，想告诉你，但是没有来得及。别担心我，他关心我，吻你们奥莉娅、巴甫利克。在下一行签上名——娜塔莎。现在在下面写上回电地址：摩尔曼斯克，波利亚尔纳亚街门牌号二十，三号楼九单元。捷列辛娜·娜·列。”
　　娜塔莎惊讶地抬起眼睛看着瓦西里。
　　“什么？我们是在摩尔曼斯克呀？”
　　“当然不是，”他兴奋地回答，“不要提愚蠢的问题，你会安然无事。你的姐姐收到这份电报就可以不用再为你担心了。她会以为你是跟情人私奔了。但是往后，当你开始给她寄钱的时候，她就不会再为你事先不通知任何人而离开生你的气了。于是一切都会自然平息。”
　　米隆忧郁地看着娜塔莎相信了瓦西里。他厚颜无耻地对她当面撒谎，可是她却相信他。天哪，她还完全是个孩子！一个幼稚的书本——电视人，她只靠读爱情小说来了解生活，她相信一切，如果这不违背艺术构思的话。而瓦西里这个卑鄙小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售其奸。但是什么都不能告诉她——隔墙有耳。终究还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房间里有没有暗藏的摄像镜头。也许可以给娜塔莎写张纸条？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冒发生不测的风险？究竟为什么？自己的性命要紧。
　　伊拉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这样心痛，她习惯地做着近些年来每天都做的事情：打扫、擦洗、收拾、在市场上挤来挤去分送食品饮料、刮洗煎锅和烤盘，一边做着事还一边时时牵挂着娜塔莎。她在哪里？她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把她弄走？什么时候把她送回来？还会送回来吗？……
　　科罗特科夫恳求她不要同任何无关的人讨论妹妹被绑架的事。无关的人包括除民警分局负责这一案子的工作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因此，对于所有发觉伊拉可能有什么事情的人，她都不得不尽量轻描淡写地回答：
　　“一切正常，只是自己感觉不大舒服，有点小毛病。”
　　房客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同妻子之间有了一个新的话题——更换他们共同的宿舍。每天，伊拉都听见他同妻子打电话，听声音他既痛苦又生气。为个人的问题所困扰，他似乎没有发觉自己的女房主焦急失落和情绪败坏的神态。而这个伊里亚斯则恰恰相反，表现得细心同情，不时讨好地悄悄放上一点从市场上带回来的食品，没话找话地询问怎么了，为什么神情如此疲惫，以及她哪儿不舒服等等，颇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有时候她有一种想一吐苦衷的强烈愿望。譬如说说奥列格的牺牲和妹妹被绑架，可还是不得不将这些心事深深藏在心底，守口如瓶。既然不让说，那就是不能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服从。科罗特科夫懂得怎么做对娜达申卡更好。但愿不要因为她伊拉言行不慎而毁掉妹妹。否则，她今后一生都不能原谅自己。
　　今天又到了去看母亲的时间。伊拉本来一直在拖延这一时刻，每次到残疾人疗养院去都让她感到心情沉重。她不明白，她的母亲为什么做出如此荒唐绝情的行为。伊拉不能原谅她，因为按照她的看法，母亲现在生活在极乐世界，那里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忆，也没有她20岁的女儿起早贪黑已经苦挣苦熬了四年的难题，但是必须去。于是伊拉跟平常一样买了一些简单的礼物，办好了变化无常的母亲交代的事情，出发去看她，加利娜不在房间里。伊拉沉思地站在上了锁的门边，一个住在隔壁的老头拖着脚步沙沙地走过她的身边。
　　“你的妈妈在花园里。”他一边走一边费劲地克制着哮喘，断断续续地说。
　　母亲真的坐着自己的轮椅在一棵枝叶繁茂树阴浓密的橡树下面。令伊拉惊奇的是，总是陪着加利娜散步的那位修女马尔法小姐不在她的身边。
　　“马尔法小姐在哪儿呢？”伊拉边走边问。如果是跟母亲打招呼，她向来都省却问候客套。
　　加利娜的反应让她大为吃惊。母亲的脸抽搐起来，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开始嘟哝着听不明白的话。
　　“吐出……怪物……丑八怪……”
　　其他的伊拉什么也分辨不清。
　　“你怎么了？”她平静地问，“谁是怪物？是马尔法小姐吗？”
　　母亲的反应是念出一串根本听不懂的单词。她用发抖的手捂住脸，开始两边来回晃动身子。这一来真把伊拉吓坏了。自从六年前发生不幸之后，她一次也没有见过母亲歇斯底里大发作。相反，彻底忘却自己过去的生活之后，母亲变得对一切都令人吃惊地平静冷漠，总之再也不像伊拉从小就熟悉深爱的那个妈妈了。那个妈妈是位有爱心、体贴人的母亲，对孩子们亲切细心，从来不提高嗓门说话。现在的这个加利娜恶毒刻薄，喜怒无常，挑剔苛刻。当然，当着伊拉的面她经常哭泣，但是这始终都是嫌女儿粗鲁作出的反应，根本不是对她及其余的孩子们表示爱怜。但愿这一次也是……
　　“出什么事了，妈妈？”
　　然而母亲没有回答，两边晃动得更厉害了，她全身都在发抖。伊拉害怕了，她快步向大楼跑去，眼光搜寻着医生，哪怕护士也行。她看见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快来帮帮忙！”她用力喊道。
　　穿白大褂的男子转过身急忙向她跑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姑娘？”
　　“我妈妈在那边……”伊拉手指着妈妈所在的方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的情况不好，请帮帮忙。”
　　医生赶忙跟在她后面走。一看到是加利娜，他松了一口气。
　　“是捷列辛娜呀……您是她的女儿，是吗？没什么可怕的。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这样，过一会儿她自己就会好的。”
　　“可是她是怎么了，大夫？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得了什么病吗？”
　　“别着急，她什么病也没有。这是神经性的。”
　　“她因为什么会神经不安呢？”伊拉问，她稍稍冷静了一些。
　　“难道您不知道吗？”医生吃惊了，“您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马尔法小姐出事的那个吓人场面吗？”
　　“没有。出什么事了？”
　　“马尔法小姐被杀害了，就在您妈妈的房间里。您的妈妈是第一个发现她遇害的人。当然，这对于她是一个巨大的刺激。直到现在她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会哭。您不必害怕。”
　　“也许，需要给她打一针？”
　　“我说过了，她自己会平静下来。您马上就会看见，这种现象很快就会过去的。至于打针，她不需要，不用针剂，她服的药够多的了。”
　　“可是她抖得这么厉害……”伊拉朝母亲投过去满含爱怜又混杂着厌恶的目光。
　　“有什么办法，亲爱的，”医生耸了耸肩膀，“对此您必须习惯。您的母亲是个重病人。现在她还比较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症会越来越让人反感，这是事物的自然进程，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疾病，尤其是这种病，不是美好的。不过，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美好的。”
　　“我该怎么办？等待她停止哭泣吗？”
　　“好了，如果您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在公园里散散步。不过，我建议您还是回家去。这包里是什么？是您的吗？”
　　“是的，我带来了食品，还有母亲需要的一些东西。”
　　“把东西挂到挂钩上，在轮椅后面。不用担心，没有人会拿的。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没有小偷。走吧，我送您到门口。”
　　伊拉把包挂到挂钩上面，向母亲看了最后一眼，发觉自己体验到了一种意外的轻松，是探视时间很短，她没有来得及又一次同她争吵，也没有破坏自己的情绪。上一次她从这里离开时是哭着走的。讨人喜欢、脸色红润的大夫同她一起从环绕着残疾人疗养院的公园走向出口。
　　“修女出了什么事？”伊拉问，“是谁杀了她？”
　　“噢，亲爱的，这谁知道？”大夫两手一摊说，“民警分局在寻找凶手，但是暂时没有结果。”
　　“真想不到，”她叹了口气说，“她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人啊。我看她是我母亲惟一能够和睦相处的人。说得更确切些，是能够同我妈妈和睦相处的人。那么亲切，那么有耐心。我曾经听母亲大声呵斥，而马尔法小姐全都忍着，还陪着笑脸。您说，人们生病的时候，都是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任性吗？”
　　“差不多都是，”医生点点头，“病得越重，性格就变得越叫人难堪。对待这种变化，应该像对待不可避免的事情一样，不去计较就完了。您好像不经常来看妈妈？”
　　“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您是怎么猜到的？”
　　“如果您来得勤一些，我们一定早就认识了。您的妈妈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六年。”伊拉更确切地说，不由得突然为自己很少来看妈妈而感到羞愧。
　　“对，是六年，”他附和道，“但是我是第一次同您说话。一般常住这里的病人亲属，我都很熟悉。他们都来找我。可您不知为什么不大赏识我。”
　　“可是您是谁？”伊拉坦率地问。
　　“我是主治医生。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大夫自我介绍道，“您好像是叫伊拉？”
　　“是的。您怎么知道的？”
　　“哦，亲爱的，”谢尔盖·里沃维奇笑起来，“您忘了，我们住在这里。对于您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而在这里我们的小天地是封闭的，我们的病人脱离了外面的大生活，与世隔绝，当然，大家都认识所有的人。诚然，由于您的妈妈失去了记忆，恰恰关于您的家庭我们知道得不太多。但是我们知道，您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也住在医院里面。非常遗憾，您的妈妈碰上了什么事情以及她为什么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举动，对我们仍然是个谜。如果医生知道这些，也许，我们能够让她恢复记忆。”
　　“我也不知道。”伊拉坦白地承认。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也许，总有个人可以问问？”
　　“没有，”她直摇头，“没有这么个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邪恶缠上了她。我爸爸大概知道，可是他在出事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这么说您是孤身一人了？”古拉诺夫同情地问。
　　“彻头彻尾是一个人。不过我能够过下去，您别担心。”
　　“我不怀疑，”他微笑一下，“我提这个问题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您大概知道，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简单地说是掏国家的腰包。但是这个腰包近年来窟窿越来越多，变成了无底洞，鬼知道钱都漏到哪里去了。您亲眼看见了，我们都给我们的残疾人吃些什么东西，实在是不得已。钱拨得很少，而药品却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要筹款，首先只能指望亲属给我们的残疾人增加点营养。但是，我们院被迫收取住院费的那一天已经迫在眉睫了。您对此有所准备吗？”
　　“我？”伊拉惊惧地问，“很贵吗？”
　　真是雪上加霜。难道为巴甫利克一点一点节省下来的钱却还要用来支付母亲的费用吗？
　　“我也还不清楚。我想一想，一个月不少于五千吧。”
　　“多少？”她吓了一跳，“五千？天哪，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请等一等，亲爱的，不必过早地张皇失措。第一，这还没有实行。第二，完全有可能，交款数目不至于这么高。第三，对生活没有保障的人还有种种优惠。考虑到您的经济状况，对您的妈妈的收费将会低得多。也许，甚至会被列入免费住院的范围。瞧，我们到了。您紧跑几步，公共汽车来了。”
　　古拉诺夫赞许地对伊拉微笑着，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似乎是把她推向正在驶近的公共汽车方向。她默默地点点头，向车站跑过去，又同平时一样忘记了礼节性的告别。
　　这几次谈判进行得异乎寻常地艰难。阿亚克斯知道，他出了纰漏，他的部属办事不得力，不过他认为，为了过去的多数干得无懈可击的行动，他们能够饶恕他，不会提出索赔。
　　都怪伊里亚斯。阿亚克斯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能用训练无素、未经全面考验的人。考验方式一般是把一个人派往中亚沙漠中的随便什么地方，看他能否从容地忍受炎热、饥饿、干渴、长时间孤独沉默的期待。如果第一阶段的考验结果不甚理想，但是候选人本人仍然坚持想要工作，就给他机会训练，直到他感到在沙漠中如同在自己的家中一样为止。伊里亚斯的沙漠考验不及格，但是非常想为阿亚克斯工作，于是未经补充训练就录用了他，况且小伙子保证过提高自己，使自己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具备应有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相信了他，可结果却……
　　行动的第一部分干得非常出色，花高价顺利买到了核工艺秘密图纸，而伊里亚斯的任务是把图纸送到利比亚去。他同阿亚克斯手下执行类似任务的其他人一样，买了一张单独周游埃及的票，到埃及后租了一辆小汽车。对旅游代理说，他想一个人呆一呆，转一转，晒晒太阳，游游泳，三四天后才需要导游。然后他向埃及同利比亚的边界开去。那里横穿沙漠的边界线有名无实，根本没有人守卫。伊里亚斯在约定地点同向导兼中间人接上头，就同他一起进入沙漠到达指定的绿洲，他要在那里同利比亚方面会面，尽管事先警告过伊里亚斯，沙漠可不像特维尔斯卡娅和奥加列夫的栖身之地，人们会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中心电报局见面，在沙漠中，商定好的约会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几夜，总之对于等待他缺少定力和耐力。他很快失去了精神平衡，开始焦躁发火，冲中间人大喊大叫，中间人既不能向他解释，也不能让他消除烦躁，更不能让他振作精神。那个阿拉伯中间人只会说当地土话，而且是古老的阿拉伯语，对英语总共只会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几个短语：“请跟我走”、“请在这里等着”。
　　利比亚人到达的时候，伊里亚斯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可能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愤怒地冲着他叫喊起来。这个英语说得同样糟糕的利比亚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懂，接过图纸就走了。但是他向自己的上司汇报说，受托转交如此重要的机密图纸的人，是个缺乏自制力的人，看来不甚可靠。为此，现在阿亚克斯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同他谈判的人，是接近上层受卡扎菲信赖的人物。他的文化程度相当高，能流利地说好几种欧洲语言，是保障“穆斯林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潜力小组的成员。阿亚克斯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化名是卡斯托尔。
　　“你们的国家背叛了我们。”卡斯托尔厌恶地撇撇嘴说，“你们对社会主义失望，而置当时受这一思想感染的人的命运于不顾。你们曾经向我们承诺，用分享核武器的前景引诱我们，可是现在却一头扎进了灌木丛。不过，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依然生机勃勃，每个利比亚人的桌子上都放着领袖卡扎菲的《绿书》。我们要使不赞同我们信仰的全世界屈服。我们思想的伟大是无限的。而您，阿亚克斯，竟敢让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派一个意志薄弱、败事有余的草包饭桶传送文件。”
　　“我承认您的正确。”阿亚克斯顺从地低下头说，“我可以向您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了。我将会加倍关注手下人的训练。我建议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条件。”
　　计划的下一个行动已经不是保密工艺，而是为在利比亚的各个营地训练的恐怖分子制作证件和假履历。在这些营地训练的人是从黎巴嫩的各个难民区挑选来的，经过强化训练后“分散”到世界各地。新训练的恐怖分子需要证件，最好还要有假履历，以帮助他们避免检查时的难堪。阿亚克斯和自己的团伙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沙漠会晤中，他们把即将从训练班毕业的人的照片交给阿亚克斯的人。这些照片被以普通商贸生意旅行作掩护的人分别送往土耳其、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交给证件制作人，他们在短时间内制作相应的证件。然后沿原路线返回。阿亚克斯的人拿到证件后，先到埃及，再去沙漠，在绿洲等候利比亚人的代表，将这些证件交给他。就这样，在营地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揣着完全合格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姓名和职业的证件，走向广阔的世界。况且，一般给同一个人备有好几份证件。当然，证件上的姓名各不相同。实践证明，这类事先伪造好的证件大大提高了机动性和安全性，使得小组的行动不仅更为顺当，而且也更加长久。
　　这种事已经找阿亚克斯干过四次。现在要谈条件的是第五次。然而卡斯托尔并不着急，所有的时间里他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即能否无条件地信任阿亚克斯和他手下的人，他们还会不会出伊里亚斯这样的纰漏。阿亚克斯明白，卡斯托尔别无办法，反正这次行动只能由阿亚克斯去完成，即便去找另一个人干，过上一段时间，就算是不短的时间，他还是会收到定单。但是卡斯托尔生拉硬扯地责备阿亚克斯及其同伙冒完全失败的风险，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价。既然你们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可靠，那么对你们的效力所给的价钱就应该低一些。阿亚克斯明白，很难同他争辩，可靠性和安全性从来受到高度重视，既然可靠性和安全性有了问题，那么钱也要少给一些。
　　最终，他们到底谈妥了条件，于是阿亚克斯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也是他今天最为关心的问题。
　　“我们准备为你们开始进行优生法培训工作，这种方法将使您的国家不仅能提高科学潜力，而且能造就一批完美的士兵也是完美的执行者。在此之前我已经同您的同事波卢克斯谈过这件事情，他对我们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准备为这件事提供资金。”
　　卡斯托尔静静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既不开口提问也不插话打断。阿亚克斯猜到，拥有伊朗国籍、化名波卢克斯的大富翁如果不是卡斯托尔的兄弟，也是他的亲戚。他们为自己取希腊神话中一对孪生兄弟的名字做化名不是没有缘故的。卡斯托尔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自己的亿万富翁兄弟，显然，他在欧洲或者美国留过学，在那里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熏陶。“阿亚克斯”这个化名也是他建议的。自由往来于世界各地的波卢克斯，在任何一家银行都有户头，阿亚克斯为他的兄弟所做的事情，都是由他付钱。大概他也是为伊斯兰社会主义而奋斗。阿亚克斯怀疑，他实际上不仅为利比亚而且也为伊朗效力。至少涉及核工艺、核武器的部分是如此。伊朗也在恐吓世界舆论，声称他们很快就要拥有核武器，但是毕竟还有一条核查通道通往这个国家。而利比亚，无论谁都没有进入通道。周围是茫茫的沙漠，随你核查去吧。然而举世皆知，沙漠中什么都可以隐藏，不管是恐怖分子训练营地，还是核中心，谁也找不到。因此，如果国际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伊朗的核恐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么对利比亚的话就不可掉以轻心了。一方面，似乎他们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是怎么知道。完全有可能，阿亚克斯弄到的那些图纸不仅会落到卡扎菲的手里，而且也会被转交给伊朗。当然，会得到很多钱。须知伊朗这个国家很富有，不像利比亚。大家都有利可图。
　　同波卢克斯会面要简单一些，因此大量实质性的问题，阿亚克斯都是同他而不是同利比亚人卡斯托尔谈定的。关于沃洛霍夫博士的方法他事先也是同波卢克斯谈的，波卢克斯一点就着，当场就答应为这一方法付一大笔钱，钱的数目非常可观。甚至还派来了自己的医生，让他看“货”。
　　“波卢克斯先生往我们那里派了一位鉴定专家。他看到实验样品后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您的国家对这种方法是否感兴趣。因为从试验样品到总结性文件的路不近。唉，走完这段路需要大量开销。我需要知道，是我应该继续投入呢，还是你们不需要这种方法。”
　　“我信任波卢克斯先生。”卡斯托尔鼓凸闪光的眼睛定定地盯着阿亚克斯，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他认为这件事情值他准备支付的那么多钱，就是值那么多钱。当然，您应该明白，如果您提供的方法在我们的条件下不见效，您必须退还一部分钱。”
　　这一条十分苛刻，出乎阿亚克斯的意料之外。在得到任何商品之前，买主从来都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条件，让卖主为顾客的风险和疏忽付出一定的代价。买到手的商品不得调换或者退回，在这个世界上法律无情。因为受骗，可以杀死不诚实的卖主，或者随意施以其他的惩罚，这个受禁止，但是买主无权索回自己的钱。当然，就是有权也行不通。卡斯托尔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阿亚克斯给他传递过多少花大钱、行贿讹诈弄到手的机密文件，他从来没有提出过退钱的问题，如果利比亚的专家不能在这些图纸的基础上造出导弹或者做成什么装置的话。他们没能造出或者做成——这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说，物理学得不好，基本常识少了点儿。不过，卡斯托尔从来没有说过怀疑阿亚克斯的清白，也没有怀疑他使绊子。或许他起了疑心，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不说？而现在闹成这种局面……
　　“您说在你们的条件下可能不见效，是什么意思？您想说在没本事的人手里？”阿亚克斯尖刻地问。
　　“我想说的是，我国的气候、基因储备与研究你们方法的条件有重大差异。当然，如果这种方法真的研究成功了的话，”卡斯托尔说，他忍受不了讽刺挖苦，“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可能没有益处。难道您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差异吗？”
　　“这种方法是以在母腹中经受过放射性照射的胎儿为基础的，”阿亚克斯解释道，“据我所知，放射性的作用在各种气候带没有大的差异，也与被照射对象的人种尤其是民族属性无关。”
　　“好吧，我们看看。”卡斯托尔淡漠地说，“我们等着，看波卢克斯怎么说。”
　　从他不置可否的脸上，阿亚克斯看不出，利比亚人对这个建议是否动心。其实，卡斯托尔从来就是这副脸孔，喜怒不形于色，沉稳平静，有点挑剔，仿佛接受阿亚克斯的效劳反倒是格外抬举了他似的。阿亚克斯认可了他的骄傲，既不气恼，也不委屈。他很早就同各种穆斯林组织合作。说实在的，这种合作在他是子承父业。父亲身为俄罗斯人，信奉伊斯兰教仅仅是为了向他所憎恨的苏联现实表示抗议。他在中亚工作过多年，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他大肆向近东国家走私武器。他的关系又多又广，他把这一切都传给了他钟爱的独生子，对他说：“记住，儿子，只要存在着伊斯兰恐怖活动，就有挣大钱的机会。不抓住机会就太愚蠢了。”
　　六月底的罗马，酷暑难当。他们坐在皮亚察·拿波那“科伦坡”露天酒吧，这是个旅游胜地，游人如织，四时不断，在这里会晤可以避人耳目，省却担心。阿亚克斯坐飞机到罗马呆了两天，仅仅为了会晤卡斯托尔。今天晚上应该飞回家去。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逗留。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不喜欢罗马，一次也没有产生过到市里观光的兴致。阿亚克斯总的说来不是旅游爱好者。谈判结束，就该走了。阿亚克斯不慌不忙地取出钱夹，抽出几张纸币，塞到服务生送咖啡和账单的纸盘下面。各人自己付账，这是旅游圈中通行的规矩，在这种场合不可以标新立异。
　　民警机关的侦查员越是审查沃洛霍夫博士，他的形象就变得越发不可理解。如果从他的工作日志来看，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修女马尔法小姐和儿科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被害的时刻，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都在忙自己该忙的事情，除了杀人。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不合时宜地从楼梯上摔下来的那一天，沃洛霍夫正在卡卢日斯卡亚州奥勃宁斯克一个俄罗斯知名的最大的医疗放射研究所参加学术会议，并且还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报告。把所有的登记都仔细地查了又查，结果是，这四次谋杀发生时，沃洛霍夫博士不在现场是不容争议、确凿无疑的。
　　“这么说，他有一批帮凶，就像我们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断定，“我们只好跟踪他，等待他同手下的人会面。”
　　但是戈尔杰耶夫上校不赞成这个建议。在莫斯科地铁发生爆炸之后，几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又分别发现了爆炸装置。大部分人员都加强上去了。民警全部出动大张旗鼓地检查了地铁车厢、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以及郊区电气列车，而便衣警察则暗中查访，注意观察旅客、行人和间谍活动，试图防患于未然，及早发现“爆破手”。要找到从外部监视沃洛霍夫的人极为复杂，在外部监视的条件下有可能放过那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或者，比如脸谱化的狂热分子，无论如何注意不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医学博士。假如说是在第二阶段选举的前夜，他准备谋杀总统候选人，那另当别论。可这样……
　　“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吧，”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可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谢卢亚诺夫激动地叫道，“科罗特科夫到他们的研究所去过，就是说，一个人失效了，博士认识他的相貌了。我们的阿西卡不能动，她的责任是动脑子不是跑腿。只剩下我和米沙尼亚。如果我们昼夜跟着他转悠，过上两天，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曝光’了。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就是说，不用昼夜二十四小时，”戈尔杰耶夫回答，“你们可是密探，应该本能地感觉到，什么时候监视他有意义，什么时候多半不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你们应该有辨别力再加上经验，是不是？顺便说一句，你们要查清他带太太们去的那套宿舍的确切地址。不能排除他就是在那里同帮凶们会面的。要是过两天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奥里山斯基同博士谈一谈，让他说出，使他对捷列辛一家感兴趣的是什么。”
　　“您认为时机成熟了吗？”娜斯佳怀疑地问。
　　“我不这样认为。”“小圆面包”——戈尔杰耶夫断然回答。“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小姑娘被绑架了，到现在没有她的音讯，也没有绑架者的动静，必须加紧工作，要不我们要错过时机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娜斯佳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大堆当天的情报摆上架进行分析，头发蓬乱的科罗特科夫就闯了进来。
　　“伊拉·捷列辛娜收到了妹妹的电报！”
　　“什么？”
　　“电报。她在电话上念给我听了。电报说，请原谅，我爱，他带着我走了关心我。我想事先通知，但是没来得及。”
　　“胡说八道！”娜斯佳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当然，”科罗特科夫附和道，他已经平和了一些，“绝对不可信。事实本身如何呢？电报好像是发自摩尔曼斯克。我已经往那边打过电话了，那边答应找到电报局，拿出原稿核对地址。不过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可能是胡扯。好吧，尤利克，让我们有点远见，着手准备鉴定材料。如果找到原稿，奥里山斯基一定会要，我们也需要样本进行比较。医院里大概留有娜塔莎的练习本，必须把它们暂时收起来。”
　　“我的理解是你想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科罗特科夫把话挑明，“你自己当然脱不开身。”
　　“我是脱不开身，”娜斯佳老实承认，“请原谅，亲爱的。”
　　尤拉去了。娜斯佳开始琢磨那份莫名其妙的电报。为什么要发电报呢？要知道，很明显，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蠢话。不过，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有。莫非是要通过这种方法传递姑娘还健在，尚未发生不测的信息？即是说，停止寻找她吧，谁也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不，不对。想出这份电报的人，不会指望靠这些蠢话让民警轻信。那么他又是何用意呢？
　　现在一切多少有点明白了。机智的电报作者很可能就是绑架者，他对实际情况知道得比较准确，民警分局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特别是现在，正在进行选举，发生了暗杀政治家和行政领导人，以及在交通工具上制造爆炸等事件。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姑娘，谁也不会竭尽全力。最初的措施没有结果，就会悄悄忘却这个案子。最重要的是让失踪者的亲属不要去麻烦警察，暂时不会死人，谁也不会行动起来。这份电报完全不是为了让民警机关或者法院的侦查员相信它，它是为了使侦查员们不去寻找她，如果他们不想寻找的话。按照那位绑架者的看法，他们不应该想这件事情。他们干嘛，是不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了？
　　大概，绑架者的用意有以下几点。收到妹妹的电报，伊拉就会明白，这样分开后少了一张嘴，已经不错了。如果伊拉因为要养活四个残疾人而受够了苦，她一定会对妹妹的消息信以为真，因为这会让她稍稍松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她说什么也不会去麻烦警察了。一切都顺利解决了，解释清楚了，娜塔莎得到了妥善安置——谢天谢地。就算会有一点令人不安的疑虑折磨她，那么很大的可能是，多年的身心疲劳、毫无出路、经常缺钱，很快将使这种恼人的心烦即使不是永远也会长久地消失一段时间。
　　还有另一方面。完全可能，电报不仅是给伊拉·捷列辛娜，也是给她被绑架的妹妹看的。这件事情完全同那个事实一样，即绑架本身组织得小心仔细，当着17岁姑娘的面没有使用暴力强制。这种爱护娜塔莎的态度立即会引起娜斯佳，也会引起科罗特科夫的注意。而现在，他们又想安慰娜塔莎了，即给她机会通知姐姐，一切正常，不必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电报底稿肯定是娜塔莎亲手所写。既然可以给她亲手写电文的机会，为什么要答应姑娘，说我们一定会把电报发往莫斯科给你的姐姐。这样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安慰娜塔莎，又可以在那些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搜寻者们开始审查时，给他们一个额外的不必寻找姑娘的证明，因为她自己亲手写了一切正常。至于地址对不对，这也可以理解。要知道她不希望姐姐来把她带出她与心爱的人一起同住的房子。
　　所以，技术鉴定可以不用特别着急，反正能够肯定，电报的确是娜塔莎·捷列辛娜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意义的是想办法查明，是什么人把电报送到摩尔曼斯克邮局去的。说这个人是娜塔莎自己最不可信。绑架者未必肯冒险把她弄出屋子推到邮局去，毕竟是一个坐着残疾人轮椅的姑娘，这样过于招摇，太引人注目，何况还是个那样漂亮的姑娘，从她的身边走过不可能不注意到她。但是，一天之中，从邮局服务人员眼前经过的人何其多啊……
　　嗨，还是让米沙·多岑科到那里去走一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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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吃过晚饭，米隆下楼走进环绕楼房的森林。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在哪里？”他问站在台阶上的警卫。
　　警卫不予理睬，只是留心地看着米隆。
　　“你转告他，我想同他谈一谈。我在这里走一走。”
　　他悠闲自得地绕楼房转了一圈。实际上，围起来的面积不大，站在任何位置都能看见混凝土围墙。然而，不言不语的警卫随处可见。对了，不仅别想从这里逃走，在这里连想叫别人看不见你也休想，有上百只眼睛上百只耳朵在监视着。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地方保守着一些什么马德里王宫的秘密？一个17岁的残疾姑娘同这些秘密能有什么联系？
　　瓦西里走近他的身边，他又一次没有听见。也许是他沉思过深，也许是这个大个子男人的脚步格外轻，格外静。
　　“你想见我？有什么事情？”
　　“我想跟你谈谈娜塔莎。您知道吗，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她一点不能着急或者伤心，否则，她的大脑立即就会出故障。”
　　“是这样吗？这很有意思，你讲详细点。”
　　“早晨您打断我们的谈话后，我变得稍稍冷淡克制了一些。这很让姑娘难过，她的作业就做得明显差了。但是午饭过后，我对她稍微热情了一点，并且说她是个美人儿，她又重新表现出出色的才华。我不想向您隐瞒，她解出来的题甚至连我都做不出来，我可是年级公认的高材生啊。我不是吹，春天里我通过学年论文答辩时，我的学术导师说，达到了优等副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
　　“你是想说这个小姑娘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瓦西里疑惑地问。
　　“甚至更高。但是只能在她心境平和顺心满意的时候。只要她一伤心生气或者急躁不安，她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您知道她有这个特点吗？”
　　“我还不知道。但是你告诉了我，这很好。现在我就知道了。这很重要。这就是你想同我谈的全部吗？”
　　“嗯……”米隆不知所措了，他没有料到，瓦西里这么快就想草草结束谈话，“我想让您想一想如何不要让她伤心难过，如果您想让她表现出您所希望的结果的话，不可以委屈她或者惹恼她。”
　　“难道我委屈她了吗？我看，我们之中正是你在这样做，”瓦西里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或许你还有什么具体事情？”
　　“是的，”米隆拿定主意坚定地说，“您必须换一个护士。”
　　“你是说娜佳？”
　　“说的就是她。她太凶，姑娘也这样感觉。每当您的娜佳走进房间，娜塔莎就变得紧张不安。实话实说，连我也是，她是个很讨厌的女人，极为讨厌。当娜塔莎需要她的帮助时，她尽量自己动手，直到现在，只要可能，就尽量不叫娜佳。这样不会有好结果。比如，今天娜塔莎转身对不方便，把一杯热茶弄翻洒在了自己的身上。她需要换衣服，但是她不能让我帮她换，要知道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不是小孩子了。可是她不愿意叫娜佳。于是她只好难受地穿着湿裤子，忍受着，直到我们下课后我离开房间。这样不成，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不能这样。这会使她失去精神平衡。往后，她可能会烫伤自己，她会弄洒开水，烫伤的地方需要涂上药膏，而她都得忍着。”
　　“胡说，”瓦西里断然回绝，“一派胡言乱语。她还要来指挥我，挑选什么样的服务人员。娜佳是个优秀的有经验的护士，不过最重要的是她绝对可靠。可靠的娜捷日达，”他冷笑道，“没有谁可以替换她。现在你就去执行这项任务，说服姑娘不要胡思乱想。护士关心的是病人的身体健康，而不是他的精神状态。娜捷日达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干得非常好，我们也无权要求她做得更多。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包括娜塔莎，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神童。我们都不喜欢不爱我们的人，当然，我们宁愿同对我们好的人打交道。哼，可是在生活中，选择同什么人交往的可能性远非随时都有。如果我们的姑娘不懂得这一点，就应当向她解释清楚。让她学会在成人世界中生活。”
　　在成人世界中。好吧，就这样，现在就是同娜塔莎谈她应当进人的那个成人世界的好机会。
　　“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是真的吗，有人想雇娜塔莎去工作？”
　　瓦西里突然停下来，整个身子转过来对着米隆。
　　“你曾经同民警分局打过交道吗？”
　　“没有，”米隆惊奇地回答，“只在领公民证的时候。怎么了？”
　　“你知道吗，民警最爱说哪句话？”
　　“不知道。”
　　“‘现在由我来提出问题，而你只管回答问题。’没有听说过吗？”
　　“除非是在电影里。”米隆不自然地笑了笑，他明白，他们要他永远记住自知自量，恪守本分。
　　“现在你可以认为在生活中听到了。米隆或者事实上叫什么名字，你要记住：你在这里惟一的工作是教姑娘学习科学。偏离一步你就得死。任何超出你工作范围的多余的字，多余的动作，或者最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些都属于那个偏离一步。为了使你更加明白些，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父亲很感激我，不是用钱，而是用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因此，如果我不满意你的表现，你的父亲会第一个向你射出一颗子弹，并且以此为荣耀。因此你别指望他会保护你。行了，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回去吧。”
　　直到这时，阿斯兰别克——米隆才明白，他不是一个房客，他没有明确而合乎逻辑的理由，他完全弄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事情，不过他直觉地感到，只要需要给娜塔莎上课，就会允许他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行走。因为不能放他离开这里。对于他们来说，他不是自己人，他不是他们组织的成员。即使允许他知道娜塔莎在什么地方这个秘密，那也绝不会允许他随后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然而又只有泄露秘密这一个办法。正如瓦西里所说的，在这件事情上，连父亲也不能保护他。因此，米隆的举止得体与否，结果都一样，差别仅在迟与早。所以，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没有希望的病人娜塔莎·捷列辛娜。他的救星只有她。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在课业结束和这伙强盗不再需要米隆之前，让他们找到她。
　　阿斯兰别克——米隆对姑娘的思维特征分析得十分透彻。极大的智力潜能同缺乏生活经验加极度轻信相结合，使得娜塔莎相信甚至是最荒谬的谎言。卧病在床，她在钻研课本的同时，也阅读了同样数量的爱情小说，她以为现实生活就跟书中描写的一样。有灰姑娘和好心的仙女，有英俊的王子、非凡的奇遇和高贵无私的富人。当然，这并不等于娜塔莎相信南瓜会变成四轮马车，家鼠会变成马车夫，她的物理和化学学得非常好，但是她相信命运出现神奇转折的可能性。她赖以理解中学课程的毅力和坚定的目的性，正是由她对奇迹可能出现的盲目相信所激发出来的。奇迹一定会发生，不过它决不会降临到逆来顺受、无所作为的人头上。有关20世纪灰姑娘的大量故事雄辩地说明，幸福和成功只钟情于勤奋努力、夜以继日、不吝惜自己、不给自己丝毫放纵的人。娜塔莎付出了心血。因此眼前发生的事情在她看来绝对不是不可思议的。终于有人发现了她的才华并且想雇用她工作，尽管她是个病人，失去了活动能力。这有什么，她潜心钻研课本和参考书，解答数理化习题，忍受着背疼和腿疼，同不想活下去的悲观绝望作斗争等等，正是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她在13岁之前就学完了中学数学，又深入学了一年半的初等数学，从15岁开始攻高等数学，她明白，疾病限制了自己的条件。比如一般地说，娜塔莎更喜欢化学和生物学，但是姑娘清楚地知道，作为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不可能在实验室外面不用仪器和试剂，躺在医院里面工作。而数学家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微机也行。
　　绑架没有特别使娜塔莎恐慌，况且在这个地方谁都没有让她受委屈，也没有拿什么威胁她。相反，瓦西里和蔼可亲，甚至还关心不让伊拉着急，不让伊拉为妹妹失踪而害怕得失去理智。而米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诚然，第二天，他因为自己的冷淡无情把娜塔莎气哭了，但是后来就过去了，而且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她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了这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身上，他是她在小说中读到的偶像的活化身。因为在这一类小说当中，年轻富有的美男子总是爱上身染沉疴的姑娘，他们能够看清她们的智慧、意志和精神品质。所以，对娜塔莎而言，每天数小时与米隆相处，充满着令人喜悦的激动和幻想，这些幻想在她看来绝对不会是没有根据和没有结果的。
　　上课时，她经常捕捉到米隆的目光，她觉得他有什么话想说，但是没有拿定主意。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于是姑娘的心开始快速而兴奋地猛烈跳动起来。她非常想让米隆不要对她失望，因此她竭力使自己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才气横溢地跟着他学习数学和物理，绝口不提病痛和疲劳。他的每一个表扬，在她听来都像天上的音乐般美妙悦耳，要是他偶尔提起她的美貌，更是让娜塔莎精神振奋。
　　第五天，她的房间里装了一台微型计算机。米隆说，该学习程序设计了。娜塔莎真是一点就透，一听初步的讲解就领会了，立即要求米隆让她独立操作。她的作业完成得很轻松，她甚至觉得，他专门给她布置一些过于简单的作业。
　　“让我做复杂一点的作业吧。”她请求说。
　　“你相信你能做好吗？”
　　“我相信，”娜塔莎点点头，“你讲的我全都懂了。”
　　她真的做出来了，而且做得轻松快捷。米隆自己编制这种程序至少也要用两个小时，而娜塔莎作业用时不超过二十分钟。
　　“你以前学过程序设计吗？”他怀疑地问。
　　“没有实际操作过。书倒是看过几本，琢磨过，想自己编个什么程序，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微机。”
　　“听我说，你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赞赏地说，“我甚至想象不出来，世界上竟有像你这样的人。如果我是听别人说你，我一辈子都不会相信。”
　　“真的？”
　　娜塔莎突然一阵兴奋，大大的眼睛放出光彩，苍白没有血色的脸上泛出了红晕。
　　“千真万确，”米隆诚挚地回答，“你不会相信，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我教你，而是你教我。实际上是我在向你学习。”
　　“瞧你说些什么话，米隆……”
　　“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说。我想，等你的雇主来到后，他们不会失望。”
　　“你认为我有得到这份工作的可能性吗？”
　　“当然，而且可能性很大。对了，瓦西里说过，还有一位医生要来对你进行诊察。”
　　“是的，”娜塔莎马上黯然失色了，“这件事我没有想过。也许，我的身体状况对他们不合适。米隆，你不能打听到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吗？”
　　“我同瓦西里谈谈吧。”他答应了。
　　现在，她最希望的就是让决定她未来的那些人喜欢，因为在她的概念中，这个未来与米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米隆是为瓦西里工作，这很清楚，不过，要知道米隆聪明漂亮，善良细心，他是个非常好的人，而这意味着，瓦西里也不可能是坏人。因为像米隆这样的人，不可能为犯罪分子工作。现在，强行把她弄出医院而且还瞒着亲属和医生的事实，已经不再让娜塔莎惶恐不安了。这些人想对她行善，可医生和伊拉姐姐反正不会允许她离开医院开始工作的。既然米隆同瓦西里有联系，而瓦西里又同想雇她工作的人有联系，那么毫无疑问娜塔莎将同米隆一起工作，或者至少是离得很近。他们将在一起度过许多时间，有谁知道……至少，这一切在书本中更有说服力也更可靠。
　　她几乎根本没有想过妹妹和弟弟，也不牵挂他们。她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而这种生活又全都集中在米隆的身上。在娜塔莎身体健康开始上学的时候，她还太小，从来没有爱上过任何人。后来困在了病床上，她在医院的圈子中没有发现一个人能让她在半夜里醒来的时候心脏剧烈跳动。现在，这种事到底发生了。
　　她整个的身心充满了初恋的爱情，容不下丝毫恐惧和半点怀疑了。
　　半夜里，米隆被由远而近的汽车声吵醒。他听见上台阶的脚步声和不高的谈话声，但是听不清一个字，说的不是俄语，不过也不是平时来找父亲的那些大胡子陌生人说的语言。传到他耳朵里的话喉音很重，有点轻，没有听惯了的硬辅音。
　　米隆往窗外看了一眼，看见正在掉头上路的汽车尾灯，同时听见轻轻地打开大门的声音。“有什么人来了。”他明白了。是来，而不是走。因为陌生的谈话是在汽车从台阶边掉向大门之后。他开始忐忑不安，烦恼不快，虽然他十分清楚，来的人不可能与他个人有什么关系。
　　米隆再也没有睡着，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亮，试图想出摆脱绝境的办法，但是没有结果。怎么才能跑出去同寻找娜塔莎的人联系上，因为他们不可能不找她。还有这份愚蠢的电报……为什么要发这份电报？也许，娜塔莎的姐姐是个十足的白痴，会相信这篇关于热烈爱情的鬼话，但是在民警分局可没有这种白痴。让姐姐不再为娜塔莎担忧，但是民警分局反正还是会寻找她。或许不会找了？瓦西里要姑娘写电报，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假定，伊拉收到电报，把它交给民警分局，民警分局再询问摩尔曼斯克，不出两个小时就能查清，波利亚尔纳亚街二十号楼三楼九单元没有娜塔莎·捷列辛娜，从来就没有过。往后怎么办？米隆尽力回忆，想起过去曾经读过的一部侦探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民警分局怎么办？啊哈，对了，他们看看电报上发报局的号码，在电报局查找发报人亲手填写的电报纸，核对笔迹，他们拿到电报纸，确定报文系娜塔莎亲手所写。似乎还要看看指纹。电报纸上有娜塔莎的指纹。这一事实又补充印证电报的确是她自己写的。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然后，他们会开始为这意味着什么而大伤脑筋。既然娜塔莎写了电报，就是说她还活着；既然是安慰姐姐，就是说不想让姐姐找她；既然给了一个错误地址，就是说不想被找到。也许，收到电报之后，真的会平静下来，不再寻找姑娘。要知道，没有人要求赎她，也没有以什么相威胁。她自己跟着情人走了。
　　要是能跟娜塔莎的姐姐联系上就好了……这时，米隆的头脑中闪过一个极为不祥的念头：娜塔莎的姐姐可能同瓦西里的匪帮有勾结。电报只能被用于那个目的，即伊拉要用电报来掩饰自己，向大家解释她为什么不担心，不去麻烦民警分局。然而同时又会引起对她了解绑架准备的怀疑。很像是真的。但是这样一来，找机会同她接触就毫无意义了，这于事无补，反而马上会让瓦西里知道米隆的“不良”表现。那就完了。
　　必须想个办法把这些都弄清楚，哪怕是了解一下娜塔莎的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大早就出人意料。给米隆送早餐来的警卫说，上午不用给娜塔莎上课。米隆一杯咖啡没喝完，瓦西里就来了。
　　“今天你可以休息一整天。”
　　“为什么？难道不用再上课了？”
　　“还要上，但是今天不上。医生来了，他要进行初步诊察。”
　　“好吧，”米隆装得尽量无所谓地耸耸肩膀，“那我这一天都干什么呢？也许，我到镇子上去逛一逛？”
　　瓦西里似乎莫名其妙地轻轻一挑眉毛。
　　“到哪个镇子去？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森林。”
　　“您得了吧，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米隆和解地笑了，“我可记得有一条路，它能带我去。这里有个镇子，距这里大约十五公里。而且您还有车。我干嘛不去？您舍不得车，是不是？”
　　“忘了这件事吧，”瓦西里冷冷地回答，“这里的事情不全部了结，你走不出这块地盘。你去镇上有什么事？”
　　“需要买点东西。”
　　“比方说？”
　　“剃须膏，某些食品，书本。我在您这里都快闷死了，除了那个姑娘，我连个可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同她除了学习上的事情，连表示同情的话您都不让说。”
　　“什么食品没有给你？”瓦西里担心地问，“你不够吃？挨饿了？”
　　“那倒不是，食品不少，不过我习惯另外的饭食。红甜菜汤、面疙瘩、发面煎饼、甜馅饺子，这些食品我妈妈做得好极了。而在您这里吃的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别瞎想了，”瓦西里严厉地说，“给你什么就吃什么，饭食都是高质量、高热量的。如果你需要书，开张书单，我派人去买。虽然我当时就应该警告你，本地商店的选择余地很小，里面未必有你所需要的东西。”
　　米隆决定让步。他已经发现，当他表现顽强或者坚持自己的意见时，瓦西里不高兴。他应该顺从听话，应该像一个穆斯林家庭培养出来的乖孩子。行了，他给自己找今天的作业吧。
　　第一件事，他决定在楼内走一遍，看看什么地方有什么，但是这一时的冲动刚一开始尚未实施就被彻底制止了。他刚刚踏上娜塔莎房间所在的三楼走廊，警卫就挡住了他的路。米隆直到现在也没有学会区分他们，所有的警卫在他看来都是一副面孔，就像是孪生兄弟一样。
　　“今天不上课。”
　　“我知道。”米隆平静地回答，“我不是要到姑娘的房间去。”
　　“既然如此，你到哪里去？”
　　“嗯……随便走走，看看。”
　　“用不着。”
　　“为什么？”
　　“不允许。”警卫简短地回答，米隆从他脸上的神情明白，不会多作解释。
　　“只是不允许我到这一层来吗？”他十分温和地询问一句，“在其他的楼层可以走走吗？”
　　“可以在周围走走。”警卫同样温和地回答他，但是根据他眼中的表情，他明白他该向后转了。小伙子眼看就要发作了。
　　“好吧。”
　　他轻蔑地挥挥手，快步跑下了楼梯。外面的天气好极了，阳光明媚，但是不热，气温22～23度。山区的空气总是凉爽清新。头十五分钟米隆只是沿着不通透围墙围起来的空地享受着慢步闲逛，但是悠闲散步带来的愉悦很快就过去了。米隆的眼角频频瞥见树林中有人隐隐约约在走动。他明白了，有众多看不见的警卫目不转睛地紧盯着他。有意思，干什么要如临大敌一般戒备森严？要知道，除了瓦西里、娜塔莎和米隆自己，这里再没有别人。还有那个凶狠的护士娜佳。或许还有什么人，正因为如此才禁止米隆在大楼内自由走动？
　　当他第一次发现房子的边墙有点过长时，他已经沿着围墙转了五六圈了。他抬起眼睛，就看清他的房间窗户正对着这边，这就是那棵树冠伸展的老树，树的枝叶够到窗户的玻璃。不过，当他沿着走廊向自己的房间走时，他觉得距离短了许多，要知道他的房间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难道是障眼法？不对，有什么必要施障眼法？这是他的窗户，挨着还有两个窗口，虽然走在走廊上，但是他房间的门往前横着一堵密闭的隔断墙。就是说，大楼被分成了彼此互不相通的两部分。那么另一部分也应该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在哪里呢？
　　米隆离开围墙靠近大楼，继续绕着大楼信步走着。这一次他没有往旁边闲看，而是用心地仔细察看石头墙。转了两圈，他根本没有发现第二个入口。要么是门伪装得太巧妙，要么事实上就没有这个入口。里面有门通向房子的另一部分。也许，只有米隆住的第二层有密闭墙，而在一层和三层是通着的。但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一层楼从中间隔断呢？大概，那边藏着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正是为了看守这被藏着的东西或人，才在这里聚集了这么多缄口不语、铁面无情、深沉莫测、冷若冰霜的男人。果真如此，那这就不是什么值得特别在意的事情。莫非这里藏有大批钻石？战略武器？关着人质？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米隆的情绪被彻底破坏了，他再也没有了散步的雅兴。于是他回到了楼里。沿着走廊从站在自己房间边的警卫面前走过时，他仔细地看了看横在前头的那堵密闭墙，但是没有在上面发现一丁点有门的痕迹。墙面绝对平展，打磨得很细，贴着刷清漆的木条。坐在打开的窗户边，米隆木然地盯着大树伸展的树冠。起先，这似乎是一个不乏乐趣的传奇故事，然后是一件被迫但还不令人反感的工作。而此时，他感到自已被牵扯进了一件极其危险、毫无疑问是犯罪的勾当之中。难道父亲不知道把自己惟一的儿子派到了什么地方？但是即使知道，反正还是派了。
　　米隆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阿斯兰别克。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伊斯兰思想斗士有时候轻视受欧洲传统观念教养的人从来不轻视的事情。基督教徒极少把犯罪利益置于自己孩子的利益之上。显然，他的父亲不是这种人。一旦弄清楚，米隆根据父亲的意愿和推荐被牵扯进犯罪活动，这只能说明一点：他的父亲是个真正的思想斗士，在这场斗争中不怜惜任何人，不计任何代价。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不可治愈的残疾姑娘在这件事情中起着什么作用呢？她跟宗教思想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她扣在这里，还对米隆想打听点消息的企图以各种上天的惩罚相威胁？愚昧。病态的胡思乱想。
　　不，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想个摆脱瓦西里及其喽罗的严密监视同娜塔莎交流的法子。说话不能出声，这已经是明显不过的事。问题是摄像镜头还没有弄清楚，所以不值得冒险。如何是好？
　　只有一个办法，但是必须表现出非凡的机敏，才不至引起监视者的疑心。呸！什么话！好像在监狱里一样。而且，还要做到对显而易见的事视而不见。不需要特别紧张的挣零花钱的假期奇遇的乐趣，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剩下赤裸裸的令人丧气的真相是：他进了监狱，而且还注定逃不出去。
　　米隆觉得，娜塔莎比前天他最后一次看见她时气色差多了。显然，昨天持续了一整天的检查把她的身体折磨得疲惫不堪。
　　“情况怎么样？”米隆走进她的房间时带着夸张的神情问。
　　娜塔莎向他抬起大而发亮的眼睛，眼中凝聚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一切都好。”姑娘小声说，但是米隆看得出来，她说得极为勉强。
　　“你什么地方疼吗？”
　　“不，不，哪里都不疼。我们上课吧。”
　　“好吧，这就上课，既然哪里都不疼。我给你留的那一章，你都读完了？”
　　“读完了。”
　　“都读懂了？”
　　“当然，这很简单。”
　　简单！在他看来可绝不简单，当年他在这一章上绞尽脑汁琢磨了几乎两个月，才掌握了所有的定义、概念和定理。可她用一天就够了，而且还不到一天，因为她昨天整个白天都让医生占了。
　　“你知道，你看上去有点不对劲，”米隆坚定地说，“大概，你疲劳过度了。我今天教你简单一点的。”
　　“不，”她固执地摇头说，“我们还像平常一样学。等到雇我工作的那些人来的时候，我应当处于良好状态。”
　　“但是，我今天想教你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人不会这些东西都已经不行了。如果你的雇主看见你会这一手，他们会对你的技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米隆打算教娜塔莎文字编辑。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技能是处于目前境况中的她必须掌握的。他不相信存在偶然得知一个天才少女的境遇而心怀慈悲的雇主之类的美好神话。那些数不胜数、缄口不语、目光冰冷的警卫与这种积德行善的美妙神话反差太大了。米隆完全是出于别的目的。假如房间里装有暗藏的摄像镜头的话，他只能寄希望于显示器荧光屏不会进入镜头。
　　文字编辑让娜塔莎着迷了，才十五分钟她就掌握了必要的操作，开“窗”关“窗”、设定位置和版面、调整局部、分配页面等等。只能编辑已经存储在微机中的文件。娜塔莎不会打字输入，很难适应键盘上的字母排列。
　　“你一定要学会文字输入。这对任何工作都是必要的。让我们一起来练习。现在我为你设定‘窗口’版面。”
　　米隆双手按在键盘上，他的十个手指头在键盘上飞快地移动。
　　不要把我写给你的话读出声。你的房间处于监听之中。
　　“好了，现在我口述，你输入。我会念慢一些，你用心看着键盘，尽量记住字母位置。‘拉格兰日在归结统计学的基本原则时，用合适的联合系统代替了力量的随意系统……’怎么回事？”看见姑娘连手都没有放到键盘上，米隆生气地问，“你为什么不打字？”
　　她呆呆地坐着，两眼愣愣地凝视着他。
　　“你是怎么回事啊，没有听懂我的话吗？”他的口气柔和了一些，“我口述，你打字，并且要努力记住字母的位置。我们重新开始。‘拉格兰日在总结统计学的基本原则时……’”
　　他开始逐字逐句地口述，比第一次的速度更缓慢一些，他高兴地确信，娜塔莎听懂了他的意思。荧光屏上一个接一个地现出字母：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很好，真棒，”米隆夸奖说，“我们继续。现在我来给你演示如何排版才会好看。”
　　我和你陷入了困境。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困境。你要
　　尽量保持平静。我有几个问题请你回答。
　　“懂了吗？”
　　“懂了。”娜塔莎没有把握地回答，米隆分明听出她的声音里透着害怕。
　　“现在我再教给你一招有用的东西。”
　　他迅速敲了一个短句，然后演示删除文件的程序。
　　“你应该学会快速操作，无意识地动作，懂吗？”
　　“懂。”
　　“再来一次。我快速打一段文字，你把它删除。”
　　我们必须想办法同可能帮助我们的人建立联系。你要在天亮之前考虑好这件事情。在你认识的人或者亲属之中有没有可靠的人？怎样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想一想，全部详细写出来。现在你来练习。
　　娜塔莎用眼睛扫了一遍文件，在平滑的桌面上移动鼠标器，把浏览器移到需要的地方，轻轻一点，荧光屏回复到了原来的空白状态。
　　“好样的。现在你写出我口述的话，注意十个手指头的配合，加快速度。‘为了说明偶然的大规模现象的作用，我们来看一看化学反应的速度。比较粗略的观察就足以产生一个思想，即化学变化的速度取决于反应物质的浓度……’”
　　米隆以平稳的声调，缓慢地念着随手翻开的一本数学专著的段落，还要兼顾娜塔莎的作业情况。她的速度仍然很慢，手指头不听使唤，老是按错键，她不得不经常停下来纠正错字。他看得出来，虽然十分困难，但是姑娘还是尽了全力。显然，她什么地方不舒服，可是她不好意思说。
　　“也许，叫娜佳来？”米隆把书放到一边，建议道。
　　“干什么？用不着。”
　　“我觉得，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哪里都没有不舒服。你往下念吧。”
　　“好吧。”
　　大约过了一小时，米隆的嗓音明显嘶哑了。他“啪”地合上书，从桌子边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课间休息。你稍微歇一歇。顺便问问，昨天医生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给我做了详细检查。”
　　“做了哪些检查？”
　　“拍了X光片、心电图、抽血化验、听诊、叩诊，都跟平常一样。注射了一针什么药，注射之后我难受极了，不知道他给我注射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出结果？”
　　“不会很快。他说还需要重复做几次检查。我的情况非常复杂。米隆你能不能去给瓦西里说一说，别给我打针了，我害怕。”
　　“你害怕？”米隆吃惊地笑了，“这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病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于打针早就应该习惯了。”
　　“你不懂。我对许多药物过敏。在我住的医院里，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可以给我用什么药，不可以用什么药。可是这里谁都不知道。而这个外国医生更不知道。”
　　“外国医生？为什么是外国医生？”
　　“他不会说俄语。”
　　“那你怎么同他交谈？”
　　“由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翻译。”
　　“为什么你当时不告诉他们你不能打针？”
　　“我不好意思。”娜塔莎承认，“米隆，请你跟他说说，好吗？”
　　“当然，既然你求我。”
　　米隆很希望瓦西里自己谈起不能给娜塔莎用哪些药的事。要知道他曾经明确告诉他，在姑娘的房间里进行的所有谈话都有人监听。但是瓦西里既没有过来也没有把米隆叫过去。
　　第二天早晨，他好不容易才等到可以到娜塔莎房间去的时间。她理解他的意思了吗？如果理解了，她敢做需要的一切吗？即便她敢，那又有什么用处？必须从这里逃出去，保住自己的性命，现在还不算太晚。全部希望都在娜塔莎身上。因为，也许，到底还是有人在寻找娜塔莎。而他，米隆，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人寻找。父亲知道他在哪里，即使有什么不对头，他也不会担心。瓦西里早就警告过了。
　　今天娜塔莎看起来状态更差。她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她身上似乎只有两只眼睛是活的。但是它们活着！还能怎么样？它们放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灰蓝色光泽，这也让米隆高兴。
　　“为什么一副这么疲倦的样子？”他挨着她坐到微机旁边询问道。
　　“根本没有睡，”她回答说，“我按照你的吩咐，练习了整整一个通宵。”
　　“整整一个通宵？”米隆不相信地问，“你一通宵都在学习排版？”
　　“当然。我的手指头不听使唤，不习惯，必须好好练习指法。所以我从你的书中挑了整整十页。只是你没有教我如何制表，这需要一些专门符号。”
　　“好吧，我们来检查一下你打了些什么。给我看看你的成果。”
　　娜塔莎快速点着鼠标器，在荧光屏上调出了文件，还真的是数学书中的章节。这时，她一句话不说，打开了另一个窗口，米隆看见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段文字。
　　姐姐伊利娜，地址……电报……非常善良，非常乐于助人。会办妥一切需要办的事情。
　　尼古拉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们父亲的朋友。地址我不知道。他对我们非常好。六年来一直到医院来看我们，教我学化学、物理和数学。我想，如果他得到我的消息，会帮忙的。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医院的医生，是儿科脑外伤后记忆恢复专家，在我遭绑架时，他同我在一起。很遗憾，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高个子，黑头发，人长得很漂亮。当时我正在向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请教如何取得中等教育毕业证书，如果向他提及这件事情，他一定能够明白说的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在把我弄出医院时，对他也做了点什么。
　　不久前我们科的护士阿莉娅·梅利科娃被杀害了。民警分局在那里调查过。如果还没有找到罪犯的话，他们至今还在那里。
　　米隆敲了一个键，立即删除了“窗口”中的话。这时，荧光屏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仍然是数学文件，另一半则是空白。米隆打算在上面写上自己要对娜塔莎说的话。这姑娘确实是好样的，理解能力真强，不仅是精密科学学得好。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医生。这很有意思，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她昨天说的她对大部分药物过敏，只有医院的人才确切知道可以给她用哪些药，禁忌哪些药。天哪，幸好昨天他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瓦西里！要知道他差一点就要对他说了……显然，是上帝岔开了他。命运关照了他。自然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这一点。
　　我对瓦西里说过，你不能伤心激动，你的大脑会因此而迟钝，你的病历卡上肯定有用药记载。你明白我对你的要求了吗？
　　“现在让我们来学习显示数学符号，”他嘴上说着，“你用心地看着，记住如何在屏幕上显示每一个符号。我们定好专门的显示方式并利用Alt键……”
　　他们真的练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娜塔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错，并且记不住米隆给她演示了一些什么。
　　“喂，你怎么了？”他恼火地问，“你今天怎么这么迷糊？是不是没有睡醒觉啊？”
　　娜塔莎的嘴唇发颤，她把目光挪向了一边。
　　“嗨，笨蛋，”米隆在心里自责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啊？一个姑娘家处于这种复杂的情景之中，天知道我要求她些什么。换了另一个人处在她的位置，恐怕早就害怕得不知所以了，可是她却沉得住气，表现得相当不简单。”
　　“我害怕。”她用勉强可闻的声音说。
　　“你害怕什么？”他尽量心平气和地问。
　　他内心里完全凉透了。真是这样，她坚持不住了，全都忘记了，现在开始跟他大声讨论事先约定只能一声不响用微机屏幕讨论的事情。全都完了。本来是多好的主意啊！
　　“我害怕死在这里。你对瓦西里·伊络纳季耶维奇说过用药的事情了吗？”
　　“没有，我没有说过。”
　　“可是你答应过的。我是多么信任你。可是今天那个外国医生又来了，给我打了一针。他一个人来的，没有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陪着。我甚至没有办法对他作任何解释，他又不懂俄语。要是我突然感觉不好呢？这里没有人知道如何抢救我。除了这一件事情，我什么都不能想，你理解吗？我犯迷糊你生气，可是如果在我始终只能注意自己有无水肿、发冷发痒的征兆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不迷糊呢？你不懂得什么是过敏反应！你不懂得，当你突然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喉咙发堵、堵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不能吞咽，直到连气也喘不过来时，这有多可怕！”
　　她已经不是小声倾诉，她几乎是在喊叫，她的脸上淌下两大行晶莹的泪水，嘴唇直哆嗦。米隆望着她，使劲克制住不让欣慰的微笑流露在脸上。她全都明白，她所有的言行都十分得体。
　　“好吧，”他冷冰冰地说，“既然你坚持，我马上就去跟瓦西里说。只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哭了，看见女人的眼泪我就难受。”
　　他急遽站起身，走出了房间，马上就碰到了警卫莫名其妙的目光。米隆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就从姑娘的房间里出来了？他应当同她学到开午饭的时候。只有送来午饭时才允许他回自己的房间。
　　“我有急事要见瓦西里，”他生硬地说，“十分紧急。不跟他谈谈我不回姑娘的房间去。”
　　警卫一声不吭，从墙上取下了话筒。两分钟后，米隆已经坐在瓦西里的房间里了。
　　“知道了，知道了，”瓦西里忧郁地说，“你有什么建议？”
　　“我的责任是提醒您。她都害怕得没法学习了。如果真的有人来鉴定她的智力水平和数学知识，那么我可以担保，他们会大失所望。我早就注意到，娜塔莎的情况很不稳定，要么极为出色，要么很不像样。但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样大起大落与什么相联系。现在我猜想，显然，她经常疼痛或者她只是感到不舒服，但是又不得不忍着，因为她害怕您给她的药不对。我认为，您应该知道这一点。在精神紧张的情况下，加上疼痛，她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如果您给她服药，那后果是不可避免的。怎么，在你们把她弄到这里来时，不知道这一情况吗？”
　　“这不关你的事，”瓦西里阴沉地说，“她自己知道哪些药不能用吗？”
　　“问题正在这里，她不知道。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就够了。我自己只知道，医生们不知为什么都不把这些情况告诉患者，只记在病历卡上。我就经历过一次。我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手术结束后，医生说我对一种药物有过敏反应，就是这样说的：‘对一种药物’。具体是哪种药，是没有来得及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反正他没有说。您肯定知道，医生怎样对待患者。就像对待实验用的兔子一样，兔子不一定要知道在它们的身上干什么。”
　　“你是说在病历卡上有记载？”瓦西里若有所思地说，“好吧，我想想怎么办。你回姑娘那里去接着上课。顺便说一句，你给她教文件编辑干什么？还不如教她化学。”
　　“您错了，”米隆强烈反对，“现在到任何地方工作都离不开微机。如果说到工作，会操作微机任何时候都很被看好。当然，除非您话中有话，不是指的给娜塔莎找工作的事……”
　　“说的就是这件事，是这件事。”瓦西里急忙打断他，“你真是体贴入微，简直跟亲哥哥一样。”
　　“这也是因为无聊，”米隆笑了笑，“必须做点什么，既然不让到外面去。让我去趟镇上吧，我要去给自己找个心上人。”
　　“别磨蹭了，去他的心上人……回去工作吧。”
　　米隆回到娜塔莎的房间。她满面泪痕，但是眼中闪出询问的神色。他默默地挨着她坐到微机旁，在空着的那一半屏幕上出现了一串数学符号，下面是一个问题：
　　我做得对吗？
　　他摆出一副认真看她写出的数学公式的样子，然后赞许地点点头。
　　“真聪明，一切都做得正确无误。要知道你想得到就能够做到。你一点也不能激动或是伤心。”
　　“是，我知道。”娜塔莎点点头。
　　此刻，她的双眼充满了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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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塔什科夫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
　　“真可惜，她完全放弃了体育，”当亚历山大告诉他自己遇到卓娅的事后，他说，“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姑娘。她生活得好吗？”
　　“不大好。同父母住在一起，当校对员。同一个男人有暧昧关系，那个男人借口有一个他似乎不能抛弃的妻子，把她哄得俯首帖耳，然而那个妻子纯属子虚乌有。而她呢，是个傻瓜，竟然相信了他。”
　　“奇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摇摇头说，“她当年可是个漂亮的姑娘。变丑了？”
　　“你说什么，爸爸，她更加漂亮了。”
　　“你好像曾经爱上过她？看着我，”老塔什科夫微笑着说，“不要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邀请她来我们家做客了，”亚历山大避而不答，“你不反对吧？”
　　当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不会反对。儿子固执地过着独身生活让塔什科夫心里不安，甚至多多少少有些担忧。所以他千方百计欢迎儿子新结识的每一个女性，指望这一次的“遗产考验”会顺利通过。父亲希望家里有一位女主人，最终会有期盼已久的孙子在屋里跑来跑去。他自己一直没有结第二次婚。年轻的时候没有结成，一旦年过五十，他明白了，他已经无法适应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了，不是改变习惯的年龄了。他过着积极的个人生活，但是坚决拒绝把生活转上家庭轨道。
　　“别重蹈我的覆辙，萨尼亚，”他不止一次对儿子说，“别耽误结婚。要不然，你会拖到原则上不可能娶媳妇的年龄。”
　　“我不想娶为金钱出嫁的女人。”
　　“你就别在乎这笔钱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开导说，“忘了它们吧。就当它们从来没有过。要是早知道因为这笔该死的作家遗产让我抱不上孙子，当时我就应该拒绝继承。”
　　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即使是作为客人来到他们家，也很使老塔什科夫精神振奋。倘若姑娘这些年来没有变坏的话，她确实会很出色地经受住考验。从前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与狡诈和贪财相联系的东西。
　　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老少两位男士争着照料卓娅，给她的盘子里加最好的食物，回忆萨沙和卓娅上中学时的岁月。诚然，不管父子俩如何寻开心让她放松，备受折磨和逆来顺受的表情始终没有从卓娅的脸上退去。晚饭后，亚历山大送客人回家。
　　“你不着急吧？”他们下地铁时，塔什科夫问。
　　“不，我着什么急呀。明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所以可以晚一点睡觉。”
　　“那我对你有个请求。我们到你同沃洛霍夫约会的那条街去吧。”
　　“干什么？”卓娅惊奇地问。
　　“你自己说过，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大忙人，我不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占用他的时间。你指给我他的外交官朋友的宿舍在哪幢楼里，我自己来判断，他有没有可能是我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目击者。也许，房子和门洞的方位使沃洛霍夫什么都看不见。那样我将不再打扰你的这位大夫。”
　　“当然，”她马上就同意了，“现在就去吧，我指给你看。”
　　他们转了两次车，坐上阿尔巴茨科——波克罗夫斯科耶地铁线，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亚站下了车。卓娅深信不疑地把塔什科夫带到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亚街和小谢苗诺夫斯卡亚街的交汇处。
　　“瞧，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拐角过去第三幢楼。”
　　“我们再走近一点。”萨沙请求道。
　　他们慢步穿过街道，塔什科夫对着卓娅指的那个门洞和只有他明白的某一个点，做了个比量距离的样子。
　　“外交官的住宅在第几层？”
　　“第五层。”
　　“窗户朝向哪边？”
　　“朝这边，向着大街。”
　　他们还是同样慢步踱回地铁，塔什科夫把卓娅送到了她们家那幢楼旁。他不想同她分手，于是他赶快想出一个提议，好把她留在身边。
　　“多么温暖的夜晚。我们再散一会儿步吧。”他提议。
　　“萨沙……”卓桠羞怯地碰了碰他的胳膊。
　　“大概，我不应该说这话，我这样做很愚蠢……也过于自信……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吧，卓尼卡，”塔什科夫鼓励她说，“不要客气，我们可是两小无猜的朋友。”
　　他已经知道她究竟想说什么。但不想听这些。因为他明白，既然沃洛霍夫巧施手段哄骗她的芳心，那么自然不会对卓娅有一丝一毫认真的感情。她期待也好，等待也好，都是徒费心神。一旦她稍稍妨碍他的手脚，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齐她。
　　卓娅一言不发，于是塔什科夫明白，她不好意思把她想说的那几个字说出口，同时她又想对他以诚相待，不至于给他虚幻的指望。
　　“你是想说，你很爱这位大夫，我没有希望是吗？”他无可奈何地问。
　　“你想过期待吗？”
　　“想过。”
　　“萨沙，我非常抱歉……”
　　“瞧你说的，卓尼卡，不要道歉。是我应该请你原谅，是我让你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迫使你向我这个傻瓜解释。行了，让我们撇开这个扫兴的话题，最好还是散散步。”
　　他们又溜达了半个小时，塔什科夫就回家了。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父亲还没有睡觉，正在等他。
　　“亚历山大，”儿子刚进家门，他就以坚定的口吻说，“我坚决主张你考虑一下卓娅。她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这是明摆着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她对于你再合适不过了。我觉得，你应该抛开有关钱的挡箭牌，想方设法让她成为你的妻子。”
　　“爸爸，她正怀着孩子，”塔什科夫低声回答，“而且你自己清楚，不是我的孩子。”
　　“是欺骗她的那个男人的？”
　　“是的。”
　　“那有什么？你打算就此丢手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儿子。你不再是一名战士了？卓娅正是你需要的那种女人。我见过你交往过的小姐太太，她们任何一个都赶不上她的一个手指头。终于有了一个天生与你般配的女人。你还是小不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不是没有缘故的，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她是你的，她只为你而生。可是现在你却准备退却？”
　　“我不知道，爸爸，”亚历山大的声音更低了，“我什么都不知道。请相信我，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觉得，是她不需要我。她非常爱这个人。”
　　“嗯，你怎么知道。”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生气地答了一句，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亚历山大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想着卓娅，她的声音，她的眼睛、头发、后撇的嘴唇上挂着羞怯的微笑，久久不能入睡。老天，欺骗这样一个轻信他人的柔弱女子，该有多么缺德！把她带回家，分明是自己的单身宿舍，却公然撒谎，说什么这是他的一个公派出国的朋友的房子，什么他的家里有一个残废的妻子。而她居然全都深信不疑，还爱着他，岂止是爱，简直是奉若神明。
　　这时，廖沙·塔什科夫清晰地意识到，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他都应该同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结婚。
　　娜斯佳将要睡着时，紧挨着沙发的电话在她的头顶上发出了刺耳的振铃声。她决定等一等，让廖沙取下话筒，但是突然睡意顿消，想起来他不在家，而且最近两天都不会回来。他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去了，因为那里有一家他工作过的研究所，他的那位热心政治的研究生要在该所通过论文答辩。
　　“阿西卡，怎么抱着电话没完没了！”话筒中传来尤拉·科罗特科夫愤懑的声音，“你这个电话我拨了两个小时都拨不进来。”
　　“我没有跟任何人通电话呀。大概是线路出了故障。什么东西着火了吗？”
　　“着火？”科罗特科夫大声地噗嗤一笑，“说得不对。是洪水与地震齐发。医院丢失了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
　　“怎么丢失的？”娜斯佳冒失地问，她使劲地驱走睡意。
　　“我怎么知道？”他以问答问，“同我们周围所有丢失的东西一样呗。必须弄清偷窃方法。这还得费点心思。也可能，有人以此卖钱。简而言之，朋友，我现在筋疲力尽了。我们早晨再谈，你先想一想。”
　　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收到任何一件有关案件的新情报、查明了某个事实甚至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事实，戈尔杰耶夫处里的同事们总是首先一股脑儿地转给娜斯佳，礼貌而坚决地请她想一想，然后把想好的结论告诉他们。她呢，对这样安排也心安理得，因为她明白，这就是她在处里的主要工作，分析情报，整理资料，从宏观统计到具体的细微末节，全都管。
　　“这样翻来覆去太傻了。”娜斯佳心想，裹上一件毛巾长袍走进厨房，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厨房里思考问题总是更加轻松，一般也更舒适、更惬意。“最终必须同沃洛霍夫博士摊牌，让他说清楚他同捷列辛一家是什么关系，同时说明绑架者需要娜塔莎的病历卡有何用处。可能，这会暴露绑架者自己的某些线索。见鬼，真糟糕，落到这个地步！要是我们能够早一点知道，哪怕是猜到他们可能打病历卡的主意，我们就会不眨眼地盯牢它，设下埋伏，哪怕是用拳头捶捶墙，跺跺脚，但是干这种事的人还是有的。也就能在现场抓住偷病历卡的人了。”
　　她知道，早晨她将很难向处长交代。因为正是她坚持不对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采取强硬行动的，只需仔细监视他，指望发现他同帮助他制造四起（或者五起）谋杀案的人接触。如果她不固执己见，对他施加压力，完全可能，侦查员就能提前对盗窃病历卡的企图做好准备。因为他是医生，一定知道病历卡上记载着什么使绑架者感兴趣的事项。
　　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愿上帝保佑，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要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代价。
　　侦查员奥里山斯基极有礼貌地把医学博士沃洛霍夫请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高兴地发现，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接受询问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或激动情绪。
　　“是问有关我的病人的丈夫死亡的事情吗？”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这也是问题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山斯基含糊地回答，“首先我想确证，6月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您在什么地方。”
　　“您的同事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沃洛霍夫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我把自己的记事簿交给他们了，其中登记有我每天每小时的日程安排。不着记事簿，我自己也想不起来，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难道没有把记事簿还给您？”
　　“暂时还没有。”
　　“好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个。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您同5月底遇害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相识。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多年以前。”
　　“请具体一些。”
　　“很久了……大约二十年以前。”
　　“请再确切些。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我曾经有一位女病人，是广受欢迎的歌唱家。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来，她的知名度非常高，至少名声很响。是她介绍我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的。”
　　“为了什么目的？”
　　“对不起，您说什么？”
　　“她为什么介绍你们认识？有什么目的？也许，她想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说情，让您给她治病或者咨询？”
　　“哦，不，您说哪儿去了。叶卡捷琳娜的身体非常好，她不需要找我咨询。”
　　“那她为什么介绍你们认识呢？”
　　“您要知道……当时我同一个女人有些难题。我们没有地方约会。我没有租房子的钱，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年轻医生，初涉门道，挣钱不多，而私人开业是被禁止的。我的女病人得知我的处境之后，就同叶卡捷琳娜商量，于是叶卡捷琳娜同意我们在她的家里安排为数不多的约会。就是这些。”
　　“滑稽，”侦查员微微一笑，“可是在您有了自己的住房之后，为什么还要用阿尼斯科维茨的房子呢？您结婚了吗？”
　　沃洛霍夫轻蔑地看着奥里山斯基，但是回答却十分平和。
　　“不，我没有结婚，但是也不是无拘无束一身轻松。我的家里有一个可以算做是我的合法妻子的女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能同她分手。”
　　“好的。请说出同您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的女人的姓名。”
　　“我不想说。”
　　“为什么？”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您听好，归根结底，有这样一种观念叫男人的尊严。”沃洛霍夫激怒了。
　　“这位女士有丈夫吗？”
　　沃洛霍夫蔫了。
　　“嗯……当时有。”
　　“现在她是自由人吗？那您为什么要隐瞒她的名字？”
　　“请您理解，说出她的名字没有意义。她极为不幸，变成了一个重残疾人，丧失了记忆。她反正记不得您问我的事情，您甚至无法向她核对我说的话。”
　　“瓦列里·瓦西耶维奇，您不要以为这种态度很恰当。您给我们召来一个人，明明知道她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证实您的证词，所以我开始怀疑，您在某些方面没有对我说实话。”
　　“您有什么根据怀疑我？”沃洛霍夫急得面红耳赤，“而且，我同您是在讨论什么问题？难道爱一个有夫之妇是犯罪吗？这是哪一朝的法律？”
　　谈话偏离了主题，这正中奥里山斯基下怀。围绕着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家里同那个女人约会这件沃洛霍夫早年的风流韵事，他巧妙地将无意义的争执拖延了十五分钟，直到他觉得博士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并且已经被激怒，他才说出：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的女儿被绑架了。”
　　沃洛霍夫两眼在办公室里扫来扫去，仿佛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他无法向侦查员张口。奥里山斯基不说话，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对手对这一消息的反应。但是沃洛霍夫一言不发，虽然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侦查员的话并非无动于衷。
　　“您听懂我的话了吗？”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又问了一句，“您的女儿被绑架了。”
　　“哪一个女儿？”沃洛霍夫勉强挤出一句话来。
　　“怎么是‘哪一个’？”奥里山斯基恰如其分地假装困惑莫解，并抬了抬眉毛，“您有几个女儿？十个？二十个？我说的是您的女儿娜塔莎。”
　　由于不理解又不能问，沃洛霍夫脸上掠过一丝惊惶的神色。这是个什么问题啊，博士为它深受折磨，却又不敢向侦查员提出来。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谁。”
　　“对不起，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有几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儿？或者您想说您根本没有孩子？”
　　“听我说……您问得我措手不及……这让我很难说，但是您也是男人，我希望您能够理解我。我从未结过婚。不过我有过女人，我爱她们，她们也爱我。有几个还生了我的孩子。凡是属于我的孩子，哪一个我都没有不闻不问，我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即便同母亲停止了往来。同时我不能对选择孩子的名字施加影响。您明白吗？”
　　“您是想说，您有两个女儿叫娜塔莎？”
　　“三个。我想知道，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被绑架了。”
　　“娜塔莎·捷列辛娜。”
　　“哦，上帝，不！”
　　这时，沃洛霍夫的脸上流露出了明显的恐惧和绝望。
　　“您特别珍爱这个姑娘，是吗？”奥里山斯基毫无责怪地问。
　　“我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沃洛霍大的回答已经平静了一些。但是奥里山斯基看得出，他的内心绝对不平静，其实是方寸大乱。
　　“是什么人绑架了她？为什么？”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要是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原委，我也不用请您到这里来了。绑架者没有索要赎金，也根本不联络。所以我想像问娜塔莎的父亲一样问您：有什么人为了什么会绑架她？只有您能够回答我。请您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您。”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娜塔莎·捷列辛娜是个最普通的姑娘，而且身患重病，终生离不开残疾人轮椅。”
　　“您就是同她的母亲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吗？”
　　“嗯，是的。您怎么知道娜塔莎是我的女儿？”
　　“您经常到医院去看她，难道不是吗？”
　　“是经常去探视。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您冒充这个家庭的朋友，却只关心娜塔莎一个人，这让我们以为，她与捷列辛家其他的孩子们有所不同，而且不是客观上的不同，这个不同仅仅与您个人相关。如果您想帮助已故朋友列昂尼德·捷列辛的家庭，您首先应当帮助他们的大女儿伊利娜，她挑起了抚养四个残疾人的全副重担。然而伊利娜没有看见过您的任何帮助，并且根本连认都不认识您。您也几乎从来不看那两个更小的孩子。此外，您向他们报了一个假名字，这更使我们认为，您不是捷列辛家的朋友。所以一切都很简单，如您现在所知。”
　　“是啊，一切都很简单……”沃洛霍夫心不在焉地说，“可是娜塔莎……她现在怎么样？你们在找她吗？”
　　“对，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找到她。不过很遗憾，暂时一无所获。前两天有人从医院偷走了娜塔莎的病历卡。对此您能有什么解释吗？”
　　“她有强烈的药物过敏症，病历卡上应该详细记载着她能用哪些药，禁忌哪些药。大概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感兴趣。但是这也证明，他们想保住她的生命！他们关心她。难道不是吗？”
　　他祈盼地看了侦查员一眼，似乎是在等待他的赞同与安慰。刹那间，奥里山斯基甚至人道地可怜起这个多子女的父亲来。
　　接下来的几天之中，他们只在中午吃过午饭后上课。午饭前，娜塔莎完全受医生支配。米隆一次也没有见过他，警惕的警卫严密监视，不让米隆同住在三楼单间的其他人走同一条路，也不允许他天黑时出去散步。于是，米隆明白了，这件事有点蹊跷。晚上，各个房间的灯都亮着，从亮着灯的窗户数量，可以估摸出这里的人数。就是说，除了警卫、瓦西里、外国医生和护士娜佳之外，这幢楼里面还另有其人。归根到底，让他好奇的是，在墙壁隔开的另半边楼里住着什么人？为什么墙是密闭的？那边藏着什么人？
　　不过他决定不分散精力，不去想那些与他的主要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当务之急是从这里逃出去。只能想着这一件事，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事情。
　　这几天来，米隆觉得每一分钟都漫长难挨。他尽力而为，让瓦西里产生必须把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搞到手的念头。如果娜塔莎没有弄错，如果她住的病房真的有一名护士被杀害了，那么一定有民警守候在那里，需要逐个询问，寻找各种线索。瓦西里怎么弄到娜塔莎的卡片？要么买，要么偷。那么，派去弄卡片的人下手的时候碰上民警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用意就在这里，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上头了。
　　越是迟迟不见送来病历卡，越有成功的希望。派去的人一定是被抓住了，受到审问，迫使他供出全部真相，救援的人随时都会赶到。开着汽车来，坐直升机来，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徒步翻山越岭悄悄躲进山洞，出其不意地抓捕那伙人，都有可能。米隆发现自已经常撇下手头上的事情，聆听有没有汽车声响，有没有直升机轰鸣，或者特种部队踩断树枝的声音。但是周围杳无声息，既没有马达轰响，也没有树枝断裂。一片幽静中只有树叶沙沙低语。
　　希望正在与日俱增的时候，他看见了瓦西里的手上拿着的病历卡，顿感绝望懊丧，差一点号啕大哭起来。
　　“快来看哪，搞来了，”瓦西里愉快地欢叫道，“你可以转告姑娘，我们搞到了她的病历卡，上面真的写有能服哪些药，禁忌哪些药，这样一来她就不必担心了。再不会给她任何对身体有危险的药了。”
　　“要沉住气，”米隆心想，“且慢惊慌，也许，到医院去拿病历卡的人被发现了，人家让他径直进了病历室。当然，他一无所知，还自以为得计。故意放他离开，好跟踪查明他把病历卡带往何处。现在还有片刻宁静，他们要商量计划。仓促行事什么也办不成。忍耐再忍耐，忍耐加克制，才会有好结果。”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失去希望。看见瓦西里手上拿着病历卡时一度涌上心头的绝望很快就过去了，米隆又开始琢磨另一条路。仔细一想，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出在什么地方了。失算就失在把希望寄托在民警与偷病历卡的人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当然，他们错开了。不排除民警至今还不知道病历卡失窃。哪能不动脑子，这样简单行事？应当提前通知民警分局有这么个人去偷取病历卡，那样才能奏效。
　　他又想出了一个计划。需要较长的时间，也更加复杂，但是米隆觉得更加稳妥，只要事情不在他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结束就成。
　　今天走进娜塔莎的房间，他又想在微机上做一些完全不需要，但是却十分体面的作业。
　　你是从哪里得到戈尔德曼的书的？它是很早以前出版的，现在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一位女民警送给我的。当时她正在我们科调查护士遇害的案件。
　　这位女民警记得你吗？
　　我不知道。
　　你的家人的生日都是什么时候？
　　伊拉是9月，奥莉娅5月，巴甫利克1月，妈妈11月。
　　你从来不混淆他们的生日也没有忘记祝贺吗？
　　没有！没有！
　　这个重复了两遍的“没有”很动感情，以至米隆不由自主地笑了。
　　如果你不及时祝贺他们，他们会感到很奇怪吗？
　　对！对！对！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明白。
　　你学过什么外语？
　　法语和英语。
　　别忘了黄金人的故事。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大声说，语气中带着懊恼和气愤。
　　“今天你是怎么了，娜达莉娅？简直不像是你自己，连简单的作业都完成不好。你的病历卡拿来了，你完全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几道题你应当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什么地方不舒服，那就叫娜佳。”
　　“我的心疼，”姑娘发愁地回答，“马上就到巴甫利克的生日了，可是我却不能祝贺他。”
　　“蠢话，”米隆断然说，“太孩子气了。你就这一次不能祝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巴甫利克照样过。”
　　“不，他会过不好的，”她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大概没有小弟弟，所以你不理解。我和奥列奇卡好歹总算在家里过过一段时间的正常生活，可是巴甫利克进医院的时候只有半岁，除了医院的病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什么乐趣可言？伊尔卡一星期来探视两次，带点好吃的，这就是全部乐趣。而他一年过一次生日。一年只有一次，这你能理解吗？因此我们总是尽力给他意外的欣喜，伊尔卡把刚挣到的钱全掏出来给他买礼物，给全病房的小朋友买食品，我写滑稽诗，奥列奇卡朗诵我写的诗，给他画漂亮的明信片。我们集合在一起向他赠送礼物，奥列奇卡读诗。而且他们整个病房都跟他一道兴高采烈共同庆贺。怎么可以剥夺小孩子的这个节日呢？”
　　“你冲着我大叫大嚷干什么？”米隆突然粗暴地打断她说，“是我剥夺了他的这点乐趣吗？依我说，你要是觉得非祝贺不可，你就祝贺好了，只是这里不是我说了算，这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她稍稍小声说，“请你原谅我的失态。的确不是你的错。只是我的情绪太坏了，我一想到巴甫申卡过生日的时候得不到我的任何东西，心都要碎了。要知道没法跟他解释，他还太小，才只有6岁。他肯定在等着我的祝福，一旦等不到，一定会嚎啕大哭，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好吧，”米隆突然温和地说，“我去对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说说看。也许，他会允许你给弟弟发电报。你先编好诗句，以备万一。”
　　“谢谢你。”娜塔莎欣喜地回答。
　　“别谢得太早。暂时还什么都不清楚。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也可能不允许。”
　　但是瓦西里同意了。而且甚至没有费什么口舌，这让米隆吃惊不小。要么是他确实害怕娜塔莎紧张激动，心绪不佳，不能好好表现自己；要么是他另有打算。反正他轻易地甚至还有几分满意地同意她向小弟弟祝福。“当然，”米隆突然想到，“如果娜塔莎没有忘记弟弟的生日，甚至还跟往常一样给他写了诗，就是说，她的确一切正常，也就没有理由担心了。完全正确，瓦西里应该上这个钩。”
　　第二天，给娜塔莎拿来了一张空白传真电报纸。她在上面认真地用小字写了一首长诗，在一旁画上一只脖子上扎着大蝴蝶结的滑稽小狗。电报拿走时，她明显地快活起来，而且甚至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次让她写的完全是另一个发报地址。这份电报将不是发自摩尔曼斯克，而是发自奥伦堡。
　　然而，晚上等着米隆的是一个令人气短的意外。他给娜塔莎上完课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父亲坐在里面。
　　“你好，阿斯兰别克。”他冷冷地说。
　　“晚上好，父亲。”米隆小心翼翼地向父亲问好，料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果。
　　“你看见我好像不高兴。”
　　“你说什么，父亲，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有点措手不及。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来办事。决定同时看看，我的儿子怎么样履行自己父亲的请求。”
　　“怎么样？”米隆尽可能冷漠地问，“瓦西里说我的坏话了？”
　　“是的。这让我极为痛心。”
　　“我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意了？我听话顺从，执行他所有的要求，甚至遵守他强加给我的一切荒谬的规定。父亲，你把我送进了什么地方啊？是度假期还是服苦役？在这个地方不经允许连路都不能走一步。去镇子上不行，出大门不行，晚上散步不行，在楼里面走一走也不行。除了那个姑娘，不允许同任何人说话。我为什么要受这种惩罚？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要把我送进这座监狱？”
　　“你让我痛心，儿子。我原本以为瓦西里不完全对，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他并非夸大其辞。你桀骜不驯，执拗任性，你并不把父亲的话当做法律。这不好，这违反了常理。当一个不孝之子是一大罪过，大错而特错。但是更大的罪过，更违反常理的是怜悯女人。你陷进了罪恶的深渊，错上加错。”
　　“父亲，但是这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姑娘，而且患有不治之症。难道我连向她表示最起码的同情的权力都没有吗？”
　　“没有，”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绝，“你应该做瓦西里命令你做的事情。你应该为我所效力的事业效力。你不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这就是我的意愿。如果在你有罪孽的心灵中还有所怀疑的话，你记住，你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我的血，而不是这个姑娘的血。对我们而言，她是个异族人。而这意味着，她对于你来说也是外人。你的母亲得知你违背常理不听父亲的话，她会极为伤心。这一点你也应该记住。你是印古什人，是穆斯林，阿斯兰别克。如果我长期装作没有发现你的非穆斯林行为的样子，如果我停止了反对你不用你出生时我给你取的名字，这不等于我容忍或者准备把你投入斯拉夫文明的怀抱。你生为穆斯林，至死还是穆斯林。这也是我的意愿。”
　　说完这番话，父亲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米隆听见外面传来父亲同瓦西里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他的心里腾起一股突如其来的对瓦西里的仇恨，这个人比米隆所能想象的还要精明得多。真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发现了米隆只是假装无动于衷，实际上怜悯娜塔莎。这个眼力厉害的恶棍、卑鄙的告密者，先给父亲递了小报告。
　　不过父亲的权力毕竟是非常大的。二十二年来，他是阿斯兰别克——米隆惟一的主宰者。二十二年来，他要求儿子对他言听计从，绝不争辩，并且让儿子相信，儿子对父亲不顺从不尊敬是一大罪过。米隆也相信了他，至今仍然相信，尽管父亲显然干着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瓦西里对他说了那些话，诸如倘若你不听话，即使为了名誉父亲也会第一个打死你。父亲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点连讨论都不用。
　　这一天躺下睡觉时，米隆感到自己是一个违犯了教规的人，罪大恶极。如果他注定要为了父亲的意志而牺牲，他一定会接受，就像接受命运的恩赐一样，绝不敢反抗，也不会寻求解脱的途径。如果父亲叫他去死，他就应该去死。这再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他应该服从父亲的意志，这就是常理。
　　米隆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装的还是昨天睡下时装的那些念头。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了娜塔莎。好，他应该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接受死亡，如果这是父亲的意愿的话。父亲有权力自行决定自己儿子的命运，但是谁给他权力决定一位俄罗斯姑娘的死活呢？娜塔莎信任他，米隆，她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等着他拯救她。难道仅仅因为父亲要他意识到自己有错或者有罪，他就丢开她不管不顾吗？好吧，他可以去死，如果必须这样，但是他也得想办法把这姑娘救出去。他无权退缩。父亲认为怜悯一个俄罗斯姑娘、一个非穆斯林、一个异教徒的女儿，这是罪过。好吧，就让他，阿斯兰别克，做一个违反教规的罪人。况且，毕竟他还是一个男人！他有责任保护小孩子，即使是异教徒的孩子也罢。
　　既然如此，就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问题是莫斯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娜塔莎的电报？奥伦堡距喀尔巴阡山可不近，如果送电报的人从里沃夫坐飞机走，那不会早于明天。还有从这里到里沃夫的一段路程呢。首先得坐汽车到当地的飞机场，接着坐四十分钟的老式“玉米机”，而且到奥伦堡还不是每天都有航班。假定莫斯科收到电报是后天，那么就可以开始逐步实施下一阶段的计划。莫斯科方面收到电报之后，应当过几天，寻找娜塔莎的人才能理清头绪，如果还有人寻找她的话。如果他们能猜透米隆的用意，如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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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均非常健康的人。他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对令人不快和忧心忡忡的心情有特别强的排除能力。他善于不去想他不喜欢或是不愿意的事情，他也善于让自己不去牵挂他不想操心的事情。二十年坚持不懈地拿女人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做实验，他竟然能够做到从来不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极不道德和伤天害理而心虚胆怯。他有自己的目标，也只有这个目标令他心驰神往。他永远不能忘怀，当他提出的理论受到嘲笑讥讽，被一起共事的同行们斥为没有前途、违反科学而予以否决时，他所体验到的刻骨铭心的怨愤。沃洛霍夫想向自己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这一点今后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知道，这对他就足够了。二十年来他的头脑中连想都没有想过，一旦他的理论被证实，会带来滚滚财源。他的钱够多的了，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杰出的诊断医师和放射性应用治疗血液病的学术带头人，这使他名利双收。通过自己不合法的科学实验牟取暴利，他根本没有想过，这在他而言，是纯粹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思想。
　　5月中旬碰到阿尼斯科维茨老太婆，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不愉快。更令人不快的是，这次相遇照她所说并非偶然邂逅。原来，老太婆跟踪他好几个月了。这一次她有意相遇，是要给他上一堂道德课。他平静地对待同叶卡捷琳娜的那次谈话，他并不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认为，阿尼斯科维茨不会再打扰他，不会再在路上截住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太婆不过是要吓唬他一下，教训几句，然后就忘了，依旧忙她的事情。但是，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见面之后不久，沃洛霍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听说了您的实验。我们对实验很感兴趣。考虑一下您的条件，开个价。我们还会给您打电话的。”
　　沃洛霍夫当即大惊失色，因为事出意外而六神无主，甚至连答话都顾不上了。而打电话的那个人不待他回答，自顾说完就放下了话筒。他一再回想这个电话，力图事先想好几句话，以备他再来电话时好妥为应对。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我没有进行任何实验……”
　　随即他就明白，这些话都不合适。他们既然打电话，就是说他们知道底细。不承认有什么用？
　　“我的科学实验尚无结果……”
　　“我不需要你们的钱……”
　　“我不拿科学做交易……”
　　所有这些话在他看来都显得笨拙无力而且不得体，没有说服力，透着做作的小家子气。他明白，他们会以张扬相威胁，不过他对此倒不是特别害怕。他就以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相回敬。女人？不错，有过。那有什么，难道犯禁？孩子？不错，他的女人们生有孩子。难道这是犯罪？在孕妇身上做实验？你们说什么？我是个诊断医生，我运用放射学方法检查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这些方法取得了专利权，是得到承认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哪位妇女需要用我的专长进行治疗，我就给予她治疗，还能怎么样。对了，我曾经用研究所的化验室为自己的情人们做过检查。这不对。你们处罚好了。但是，一不偷，二不砸，并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经常生病？有什么办法。第一，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生态环境极差；第二，这与我本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唉，身体留下很多良好的愿望，可是暂时没有人能够废止遗传规律。毕竟这都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
　　总而言之，他不怕揭发。归根结底，没有谁能指认出他所有的女人和孩子。仅仅除了一个声称对他跟踪盯梢列出了名单的叶卡捷琳娜。平心而论，根据她说的数字，她列出的名单确实齐全。但是叶卡捷琳娜死了，死得恰逢其时。然而沃洛霍夫博士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方法交到别人的手里。他全都了然于胸，什么人为了什么需要这种方法。现在，实验臻于完善，只需等着卓娅和薇拉的孩子出生了。他相信他就要大功告成了。他学会了挑选智力优越、身体耐力与韧性超群，同时又绝对顺从听指挥的人做实验。理想的执行者在居心叵测的人手中，既可能成为超可靠的警卫和不屈不挠、不知失败的士兵，也可能变成狡猾的罪犯和雇佣杀手。
　　沃洛霍夫不想把自己的方法教给任何人，因为他清楚地看见了其大规模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当陌生人终于第二次打来电话时，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也不打算向你们出卖什么。”
　　“好吧，”电话那头说，“您是舍不得。我们自己来向您讨教您的方法。”
　　这次通话之后的几天中，沃洛霍夫坐立不安，提心吊胆，等着随时有人来抓他捆他，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刑讯拷问；或者到他家破门而入，偷走所有的笔记；或者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暴行等等。
　　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既没有攻击他，也没有偷他的文件。于是他渐渐平静下来，终于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情了，就像同阿尼斯科维茨谈话时他对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见我不怕他们，也就缩回去了。”这样一想，人也轻松舒服了许多。沃洛霍夫博士排除不快和惊恐意念的机制又正常运转了。
　　然而今天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告诉他说，有人绑架了娜塔莎·捷列辛娜。娜塔莎是他稍大一些的孩子之中惟一表现出非凡智力的孩子。奥莉娅要不是脑损伤，也应该跟她一样。但是奥莉娅的智力停止了发育，只剩下了超常的记忆力。他实验过这种方法的其他孩子还都太小。可是娜塔莎已经17岁了。就是说，电话上的威胁不是说说而已。绑架这个姑娘是为了仔细地检查她，试图查明沃洛霍夫究竟在她的身上下了些什么功夫。他们会做各种化验，让她遭受种种折磨人的折腾，包括穿刺取脑脊髓液。他们要对沃洛霍夫的方法探根究底。接着他们会对伊拉下手。当然，绑架伊拉要复杂一些，她不像她的半瘫痪的妹妹那样不堪一击。但是对伊拉完全可以采用欺骗手段，让她乖乖地、不吵不闹地跟着走，而且让别人不必找她。他们也需要伊拉，因为她已经向所有的人展示了她的连续工作能力，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如果需要，甚至可以不睡觉。仅仅从一个娜塔莎身上，他们弄不出什么名堂，他们只能用一系列的取样、检查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可是如果同时再对伊拉进行检查，那么他们就可能得到完全适合应用的结果。
　　不能让他们得逞。
　　摩尔曼斯克刑事侦查局的同行们对执行莫斯科市检察院侦查员的委托不是特别着急，但是还是做了该做的工作，虽然没有在一天之内做完。根据电报中指出的回电地址，在波利亚尔纳亚街确实有第二十号门牌，但那是一家大工厂的行政机关，根本没有什么三号楼，更没有什么九号住宅。电报底槁找到了，注销后发往了莫斯科。只需等着，看鉴定专家对比电报底稿和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练习本笔迹后如何说。各种字体的笔迹，第一眼看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不能排除模仿的可能性。
　　收到米沙·多岑科关于沃洛霍夫博士下班后到索科尔尼科夫区去了的通报，尤拉·科罗特科夫立即走进隔壁娜斯佳的办公室。
　　“听我说，我们的博士好像终于决定要同伊拉·捷列辛娜见面了。这是为什么？”
　　“是吗？”娜斯佳抬起眼睛望着尤拉，眼睛中亮光一闪，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我明白了。我真笨，尤里克！我怎么没有马上猜到这一点。快走。”
　　“去哪里？”科罗特科夫奇怪地问。
　　“去找捷列辛娜。走吧，尤尔，快走，在路上我再向你解释。”
　　科罗特科夫的汽车太陈旧了，每当车速超过五十公里时，它就“呲呲啦啦”直响。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快速赶路与谈话之间作出选择。娜斯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牺牲速度。
　　“如果我不对，反正我们也赶不上。如果我对了，又没有必要忙着赶。”
　　“你别打哑谜了，”科罗特科夫着急了，“赶快解释吧，你答应过的。”
　　“你记得我和你都曾经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个藏头露尾的萨沙·尼古拉耶夫叔叔基本上只关心娜塔莎，偶尔看看捷列辛的两个小孩子，从来不去关照伊拉，虽然严格说来，恰恰是她比其他几个孩子更需要帮助。后来一旦清楚萨沙叔叔就是沃格霍夫博士，我们好像都忘记了自己的疑问。要知道我们中间当时出现过一种说法，这个传奇般的尼古拉耶夫是娜塔莎的，也许还加上两个小孩子的父亲。因此，科斯佳·奥里山斯基才敢对沃洛霍夫摊牌，告知他的女儿娜塔莎被绑架的消息。不料打了个正着。现在你看会有什么好戏。沃洛霍夫对自己的情人斯米尔尼亚金娜玩花招，把她带进自己的家里，同时却让她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在国外出公差的朋友的房子。我们先撇开他为什么这么说的问题不谈。可以理解，既然他不想同任何人结婚，并且为此编造出了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妻子，那么关于住宅他只好撒谎。但是我们的朋友塔什科夫断言，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绝对不是傻瓜。她沉默寡言，温顺随和，历尽坎坷，但是并不愚蠢。听明白了吗？”
　　“还没有，你把她说得太精明了。要我明白什么？”
　　“是房子。经常住人的房子和偶尔去住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它们有区别，明白吗？气味、地板和家具上的灰尘、厨房的食品，还有好多特征，都能辨别出房子的不同用处。尤里克，相信我的话，觉察不出这种差别的女人还没有出世。这些正是女人的生活路线，料理家务、收拾房间的路线。男人们在二百次中只有一次会发觉这些琐事，而娘儿们却会时时刻刻发觉。现在你回答我，斯米尔尼亚金娜能不发觉这种差别吗？”
　　“看来，她没有发觉。”
　　“那她为什么没有发觉呢？”
　　“瞧你，阿西卡！”科罗特科夫生气了，“你干嘛紧追着我提问题啊？你自己问自己答好了。我是你做实验的小兔子吗？”
　　“嗬，发火了，”娜斯佳笑了起来，“冷静点，听我解释。她没有发觉差别，是因为没有差别。”
　　“怎么会没有呢？你自己刚才说的，沃洛霍夫把她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塔什科夫对此不完全知情。或者你在怀疑？”
　　“不，尤里克，我没有怀疑。沃洛霍夫在小谢苗诺夫斯卡亚街注册的房子同他的外交官朋友的房子，是同一套房子。只不过沃洛霍夫不住在那里。”
　　“一部精彩的电影。据你看，他到底住在哪里呢？”
　　“在伊拉·捷列辛娜的家里。”
　　时间将近晚上9点，伊拉还在家里，她16点钟之前要到“格洛利亚”去上班。
　　“哦，”看见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她惊惧地说，“你们找我吗？”
　　“不完全是。你的房客在家吗？”
　　“是哪一个？伊里亚斯？他不在，他回来得晚。”
　　“那另一个呢？他好像叫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他在家，叫他吗？”
　　“不用。我们到他的屋里看看。他住在哪个房间？”
　　“就是那一间，”伊拉指了指，“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你记得我们同你谈过奥列格吗？”科罗特科夫插进来说，“当时你对我们说，有一次他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你还没有下班，他同你的房客谈过话？”
　　“记得。不过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想问问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这件事。”
　　他们敲敲伊拉指的那个房间的门。
　　“请进。”屋里有人说。
　　娜斯佳瞥了一眼科罗特科夫，看见他的嘴唇抿成了细细的一条缝。他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
　　看见科罗特科夫，沃洛霍夫连身体都没有动一下，他手捧着一本书坐在沙发里，似乎长在了上面。尤拉第一个进去，娜斯佳跟着进去后，小心地掩上了门。
　　“晚上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她声音不大，以免让伊拉听见，“您还在不厌其烦地蒙骗周围的人吗？也许，我们终于该正式谈一谈了。”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我已经全都对检查机关的侦查员说了。不错，伊拉也是我的女儿，我想离她近一点。这有什么可指责的？你们认为我应该告诉她，她的母亲生的都不是丈夫的孩子，她真正的父亲是我吗？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让我不得安宁。”
　　“先停一停，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请您让我们坐下来，表示一点你不知为什么没能让自己的女儿养成的礼貌。何况，不应该归咎于她，她过的这种生活使得她顾不上温文尔雅。不过您的生活相当圆满，所以您完全有能力讲究绅士风度。”
　　沃洛霍夫站起身，表示抗议地把书放到书架上。
　　“请坐，”他冷冰冰地说，“不过，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你们应当向我保证……”
　　“您是向我们提条件吗？”科罗特科夫打断他，微笑着露出怀疑的神色，“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大概有点不大明白。”
　　“我坚持不让伊拉知道这件事情，”沃洛霍夫固执地说完，“否则，我将不同你们谈话。”
　　“太苛刻了，”娜斯佳笑着说，“您不正确地估计了形势，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可以长时间固执地同我们讨价还价，因为我们不是诉讼人，如果您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来找您谈谈，您却拒人于千里之外，把您的条件强加给我们，我们又不同意这些条件，只好和平地退出您的房间。您知道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吗？我们去找您的长女伊拉，告诉她您不通情理地坚持瞒着她。而明天，您会接到侦查员的传票，他与我和尤拉·维克多罗维奇不同，正好是诉讼人，他有权力要求您做证，而不问您的意愿，更不理会您因为难堪想给他提什么可笑的条件。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使您觉得合适，我们就不再占用您的时间，也不必浪费自己的时间了。现在由您决定。”
　　“劳驾，我求你们了，不要对伊拉说。”
　　“当然，”娜斯佳痛快地同意了，“如果这样做对破案无害，我们什么也不会对她说。那么，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对您描述一下总的情况，好让您大体上有所了解。许多年以前，您的女病人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介绍您认识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有很长很长一段时期，您都同加利娜·捷列辛娜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捷列辛娜的四个孩子中至少有两个是您的。后来，捷列辛娜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她铤而走险做出惊人骇世之举，想把四个孩子和自己都置于死地。不幸中之万幸，所有的人都活下来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您定期，虽然不很经常，到医院探视孩子们——娜塔莎、奥莉娅和巴甫利克。您去的时候，自称是这个家庭的朋友萨沙·尼古拉耶夫叔叔，而且您只固定在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的值班时间到儿科病房去。此外，您还定期到加利娜·捷列辛娜住院的残疾人疗养院去，但是只同修女马尔法小姐交谈，她负责照料加利娜，可以详细地向您提供她的身体情况。近些年来，您使用化名在自己的女儿伊利娜的家里租用一个房间。上述这些情况属实吗？”
　　沃洛霍夫默默地点点头。
　　“还有，今年5月，您在长时间中断来往之后，又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见了一次面。此后，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死人事件。先是阿尼斯科维茨死去，接着是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然后是马尔法小姐和护士梅利科娃。死的都是认识您并且知道您同捷列辛一家的关系的人。除了死去的这些人，只有一个娜塔莎能够确切地指出，说您就是到医院来看她的家庭的朋友萨沙叔叔。娜塔莎被绑架了。我希望她还活着。您的眼神吃惊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想说，您是第一次听说这几起死人事件吗？”
　　“天哪，当然……我从哪里知道？关于阿尼斯科维茨我听说过了，而其余的几起我不知道。是谁杀了她们？”
　　“有趣的问题，”科罗特科夫哼了一声，“要是从您这里听到答案就好了。”他当场把话挑明。
　　“从我这里？为什么是从我这里？怎么，你们以为是……”
　　“正是，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恰恰是您隐瞒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病态嗜好，您长期以来关于生病的妻子和小孩子的谎话，您关于外交官朋友的住宅的诡计，迫使我们认为，您并非一切都合乎常规。为了让我们把您当成一个正派人，您的周围有太多的骗局。”
　　“但是我跟这些谋杀没有任何关系呀。你们凭什么这么看？多么愚蠢！”
　　“不要急于评价，”娜斯佳平静地说，“我还没有跟您说完。前不久，您的病人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热斯杰罗娃曾经向您转达了她的丈夫为他认识的一位姑娘咨询的请求。您同意了，约定了门诊时间，后来又取消门诊并约定了另一个时间，推后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奥列格·热斯杰罗夫也牺牲了。您知道了他本来是要带伊拉去找您咨询的吗？”
　　“不。我哪里知道我病人的丈夫同她认识？我连说的是谁都不知道。”
　　“如果奥列格·热斯杰罗夫把您的女儿带进您的诊室，会发生什么事情？您如何想象事情的发展？”
　　“嗯……”沃洛霍夫耸耸肩膀，“我不知道。我很难想象会怎么样。大概，不会太愉快。”
　　“伊拉知道您在哪里干什么吗？”
　　“不。在她看来，我是一个不起眼的财务工作者，一家企业的会计。”
　　“她看见小小的会计以一位科学博士、医学巨孽的身份出现，会作何反应？”
　　“请你们听着，不要对我进行道德说教。你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我讲解说谎不好的吗？这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我是个成年人，我已经51岁了，如果我说假话，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对我而言，这些理由比不能撒谎的儿童真理重要得多。”
　　“难道您不认为奥列格牺牲的时间太巧了？恰好是为了您那非常好听的小骗局不被戳穿而需要他退场的时候。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仔细研究了您的记事簿上的登记，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急需将奥列格和他的被保护人的咨询改期的原因。但是您还是将咨询推迟了。您从中赢得了三个昼夜。在这三昼夜中，奥列格牺牲了。请您拿出对此予以反驳的理由。”
　　“但是您的同事验证了我不在现场！尤拉·维克多罗维奇，您自己……”
　　“完全正确，”科罗特科夫又一次插话说，“而且，我们还验证了，刚才对您说过的所有谋杀案，发生时您都不在现场。我们的结论是，这些罪行都不是您本人犯下的。”
　　“你们看，”沃洛霍夫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那你们刚才干嘛对我……”
　　“现在我来解释，”娜斯佳接过话头，“虽然您本人没有参与犯罪，这并不等于您没有帮凶。”
　　“嘿，您说什么？什么帮凶？”沃洛霍夫被激怒了，“我没有杀一个人，同这些杀人案没有丝毫关系。你们不要胡乱猜疑了。”
　　“好吧，不胡乱猜疑。我们结束臆想，改谈无情的现实。瓦列里·瓦西耶维奇，您关于爱女人和女人跟您生有孩子的男人的表白听起来很动人，却无论如何不能解释这一连串的死亡，不能证明杀人无罪。您的艳遇不值这么多条人命，您懂吗？”“我的上帝，整整一个小时，我想让你们相信的正是这一点。当然不值。因此你们没有任何根据怀疑我参与这几次谋杀。我有什么要隐瞒的？我是一个自由人，公开你们所说的我的艳史对于我毫发无损。所以没有什么说头。”
　　“有说头，甚至很有说头。因为存在导致尸骨成堆的缘由，都是因您而起，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也许，是您同什么人一起做成，有人帮您；也许，这确实非您所为，您与杀人毫无关系。但是杀人案同您有关却不容置疑。您是个健全的人，对分析思维并不陌生，既然都通过了两次论文答辩，您不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请您告诉我，这些尸体竭力保守的是什么秘密？为什么把这几个人都杀害了？如果我弄清楚他们为什么遇害，我就能弄清楚是什么人杀了他们。至于是您还是非您所为已经是第三个问题了。我有办法找到它的答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洛霍夫傲慢地说，“我没有需要以杀人灭口来保守的秘密。”
　　“您也许不需要，”娜斯佳顺水推舟地说，“但是有人需要。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您也不必抬杠。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和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您全盘否认，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强烈地怀疑，是您策划了五起谋杀案。我们有看见您今年5月同阿尼斯科维茨会面的证人做证，而且在她的住宅里发现了您的足迹。我们有马尔法小姐关于您经常到残疾人疗养院去的证据。我们有您精心选择医院探视时间以使尽可能少的工作人员认识您的证据。而惟一熟识您的护士被杀害了。其余的医生和护士只是从梅利科娃本人的口述中听说过您。小孩子的指证不算数，奥莉娅的智力不够，巴甫利克还太小。娜塔莎也认识您，可是却天遂人愿、恰逢其时地失踪了。您瞧，对您怀疑甚至判决的证据都足够了。第二条路，如果您希望我们不把您当成杀人犯的话，请您把您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您要明白，没有第三条路。”
　　“很遗憾，我不能帮你们什么忙。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秘密。据我看，它是你们想象的产物。”
　　娜斯佳正想回答，门铃响了。
　　“是您的邻居吗？”科罗特科夫问。
　　“未必，”沃洛霍夫回答，“他有钥匙。这是别的什么人。”
　　尤拉从座位上弹起来，轻轻地拉开一道门缝。走廊里响起伊拉急促的脚步声，门锁的扭动声。科罗特科夫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溜进走廊，尽量不让门厅里的人看到他。娜斯佳静静地打量着沃洛霍夫，琢磨着利用这意外出现的间歇改变谈话战略，因为她同科罗特科夫上汽车之后制定的计划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沃洛霍夫什么都不怕，至少不怕她在后面列举的种种情况。大概，他事实上确实未参与谋杀。但是他应该有所顾忌才对。他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五个人被杀害。只要找到一把正确的钥匙，就可以迫使他开口。
　　科罗特科夫推开房间门，侧身闪了进来，他一个字都没有说，递给娜斯佳一张纸，原来是一份传真电报。是巴甫利克·捷列辛的姐姐娜塔莎给他的贺电。
　　“您看看，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她把电报递给沃洛霍夫，“这是您女儿的笔迹吗？”
　　“这是什么？”
　　“您别害怕，这不扎手，”娜斯佳微笑着说，“您拿过去看一看。”
　　沃洛霍夫小心地接过电报，迅速地扫了一眼那几行整齐的小字。
　　“是的，是她写的。谢天谢地，她的处境不是太糟。”
　　“根据什么断定？”
　　“行列整齐，字体清秀。这说明她没有服用烈性药。她犯疼时，一般给她服用中等效力的麻醉剂。如果她的身体失调的话，她不可能写出这样整齐清秀的字来。而且诗的内容也说明她神志清楚。等一等，这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娜斯佳警觉地问。
　　“为什么祝贺巴甫利克？要知道他的生日在11月。上帝，他们还是让她吃苦头了！她把日期弄混了。她的记忆力出毛病了。”
　　“您肯定？您怎么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巴甫利克·捷列辛也是您的孩子？”
　　“是的，是的。是的！你们满意了吧？不错，他是我的儿子。他、奥莉娅、伊拉和娜塔莎，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加利娜嫁给了自己的丈夫列昂尼德，但愿他升天，她生的四个孩子却都是我的。现在怎么处置我，因为我们相爱，能把我枪毙吗？”
　　“请小声一点，”娜斯佳冷静地说，“您的女儿正在受难，现在只能想着这一点，可是您却还在说这些没用的蠢话、废话。难道您不明白谁也没有危害娜塔莎？相反，她明白她遭到了不幸，想让我们知道，想跟我们取得联系。您既然是她的父亲，不是不相干的萨沙叔叔，您就一定要帮助她，帮助我们。您曾对侦查员奥里山斯基说过，您对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从来都没有不闻不问。怎么，娜塔莎不如他们？她现在比所有其他的孩子更需要帮助，您却想撒手不管。请您证明给我们看看，您是一个不会听任自己的孩子遭罪的男子汉。否则，明天早晨就会有人带着逮捕证来找您，您也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您能在一夜之间躲藏起来。我同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就在这房子门外的楼梯上过夜，在来逮捕您之前您哪里也去不了。所以，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是接着谈下去还是等着早晨的逮捕证、手铐和其他的好事呢？”
　　沃霍夫走到窗户边，紧抿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对娜斯佳说：
　　“接着谈吧。”
　　阿亚克斯刚刚接到伊里亚斯的报告：民警分局找到了沃洛霍夫博士。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阿亚克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会有这一天。他按照既定计划，收拾完了所有可能把民警引向博士并且把博士同捷列辛一家联系起来的人，一切都做完了。阿尼斯科维茨老太婆、酒鬼罗曼诺夫斯卡娅、医院的护士、修女，甚至连那个出于好意打算带伊拉找沃洛霍夫咨询的小伙子，一个个都被灭了口。然而，他们到底还是找到了博士。怎么会这样？
　　毫无办法，既然民警分局穷追不舍，只好同赎买沃洛霍夫方法的主意拜拜了。瓦西里每天都打电话，但是很少有令人宽慰的消息。这个伊朗医生什么都查不清楚，只摸到了一鳞半爪，还没有搞清全貌。他说只检查一个人还不够，至少还需要一个样品，最好是两三个。哼，说什么两三个，这是他打岔，一个就够费劲的了。最好是最大的姑娘伊拉。有两个在医院里，但自从偷走娜塔莎的病历卡以后，那里一定布满了民警，根本钻不进去。其余的都还是小不点儿，他们被妈妈们刻不离身地守着，如果绑架了他们，妈妈们马上就会报警。伊拉已经年届二十，她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不必向任何人报告，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可报告。必须想办法把她骗走。对，即使伊朗医生不需要伊拉，看来也必须把她弄到手。鉴定专家过十天就到，如果只给他们看一个娜塔莎，可能不会给他们特别深的印象。请娜塔莎来证实，她的特殊才能不是天赋，而是特定影响的结果；若是同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伊拉一道，要更加有效得多。请看，同父同母的一对亲姐妹，但是所受的影响不同。这是第一批样品，培养她们时，还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而现在可以培养出一身兼有两姐妹素质的人来。不过，根据用户的愿望，也可以不兼容多种素质，单独侧重智力或者体力，可以选择。正好病历卡也很有用处，它无可争辩地证明，娜塔莎有六年没有出过医院，没有上过学校，她的所知所能，完全靠自己领悟，靠自己的智慧，没有老师的帮助。甚至连经常的疼痛和不断加重的心脏病也没有使她卓越的智力衰减。要是她的身体健康，有健全的家庭生活，得到名师指点，能进条件优越的图书馆，她该会有多大的出息啊！这边跟她在一起的是伊拉，小巧瘦弱，苍白病态，却承受着沉重的体力负荷。在喀尔巴阡森林中的一幢楼房里有漂亮的训练大厅，在大厅里可以好好地展示这个姑娘。要是她更加健康，正常进餐，您想想，又当如何？
　　对，把伊拉和妹妹一道展示，这个主意非常有诱惑力。不过……不，最终还是得放弃这个主意。不能动她。她曾经与被害的那个小伙子奥列格相识，她的妹妹又遭到绑架。就是说她同时有两个案子在民警分局挂着号。所以，她的出走，即便是自愿出走，也会引起怀疑。只好用一个样品去应付了。就让这个伊朗医生围着娜塔莎该怎么转就怎么转去吧，让他从她的身上能榨什么就榨什么去吧。全部希望都在这上头了。唉，阿尼斯科维茨这老太婆横插到他们的路上真不是时候！如果不是她，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等沃洛霍夫最新、最完美、最成功的作品，然后从容不迫地制定实施计谋，那位执拗的父亲自会把方法交出来，价钱也不会太贵。阿亚克斯心里已经把这个计谋差不多设计好了。
　　已经连续两天了，米隆一个劲地对娜塔莎表示不满。原来，他是嫌她没有学懂整个数学分析这一篇。
　　“不学好这一篇我们没有办法往下学，”他生气地说，“这是初步知识，是基础，你不学懂这些知识，下面肯定学不好。”
　　“但是，习题我都做了，而且也做对了，”娜塔莎据理相争，“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
　　“你只是鹦鹉学舌似的死记硬背，而我要你理解。”
　　娜塔莎不时因为丧气绝望哭上一阵，米隆用“手谈”向她讲解她掌握不好的篇章，但尝试没有奏效。第二天下课时，米隆请警卫找来了瓦西里。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的课程停滞不前了，”他垂头丧气地说，“距您的专家到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大约十来天吧，怎么了？”
　　“如果我理解得正确，我们应该向他们充分展现娜塔莎的数学奇才。我担心我们不能如愿。”
　　“这又是为什么？”瓦西里焦急不安地问，“第一天你就亲口对我说过，这个姑娘才华卓绝。你说没说过这句话？”
　　“我说过，”米隆点头说，“但是我还告诉过您，如果您没有忘记的话，她的资质非常惊人，不过这一切都需要精心雕琢。我一直都在进行这种雕琢。然而现在看来，她在基本知识方面存在很大一块空白。所有的定理她背倒是背下来了，但是她的理解力明显不够，而这可能使我们前功尽弃。”
　　“那怎么办？你有什么主意？”
　　“有。不过……连我也不知道。”
　　“你说，你说，”瓦西里鼓励地说，“如果还有办法补救，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决不能让我们的心血化为泡影。也许，需要给你增加点时间为她补课？我可以跟他们商量让鉴定专家晚几天再来，不是过十天，啊，我们就说再过三个星期。你觉得时间够不够？”
　　“问题不在于时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而在于我的能力不强，没有办法给娜塔莎把这一篇讲解清楚。我只是个普通大学生，虽然小有才气，但不是数学天才。对一个小孩子，而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孩子，要在几天之内讲清楚这么深奥的学问，除非是天才，他善于找到非传统的捷径、非传统的解题角度，找到另一种通俗易懂的逻辑。”
　　“你是说需要找到一位这样的天才并且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你说的太邪乎了。这不可能。还是另想办法吧。”
　　“有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需要找到一本书，正好是这样一位天才写的书。”
　　“这不成问题，”瓦西里当下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你开出书名来，我们想办法搞到这本见鬼的书，既然没有它无论如何不行。”
　　“没有书无论如何不行，您可以相信我，”米隆兴奋地应道，“如果您的鉴定专家要检验她高等数学方面的才能，她在这一篇上要出岔子。她的物理学和化学全都正常。就是这一篇……”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还夸张地耸了耸肩膀。
　　娜塔莎·捷列辛娜为她的小弟弟过生日写的诗，被打印成好几份，分发到戈尔杰耶夫上校、侦查员奥里山斯基、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的桌子上。他们时而聚集在一起，时而返回各自的办公室或家中，翻来覆去，逐字逐句逐行地细细品味，绞尽脑汁，试图猜出被绑架的姑娘想向他们传达的信息。他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黄金人”几个字吸引住了，因为这几个字在诗中出现了三次，但是，无论小巴甫利克，还是奥利娅和伊莉娜，都不明其意。他们想不起来，娜塔莎对他们讲过或者提到过“黄金人”的故事。那么，这几个字是写给他们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看的。但是，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是一尊青铜雕像？”戈尔杰耶夫提出了一种看法，“她被囚禁在一幢楼房里，楼房旁边立着一座青铜雕像？”
　　“哎，会不会是某位英雄家乡的一座青铜半身雕像？”科罗特科夫接着说，“这件事情不难，可以找到立有这种半身雕塑的城市清单。”
　　“就由你去找吧，”戈尔杰耶夫吩咐道，“我们先接着往下想，还有什么？”
　　“还有一本小说叫《黄金人》，”娜斯佳想起来了，“作者是摩尔·约翰。”
　　“写的什么？”
　　“匈牙利，19世纪。”
　　“未必如此，不过需要找到这本小说并且赶快浏览一遍，也许，文中会有启示。还有吗？”
　　“一个城市，它的市徽上塑着一个人……”
　　“一座金矿……淘金人……”
　　“一个童话的主人公……”
　　看法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看来是最可能的。所有的看法都是一样地复杂也一样地可疑。要逐一验证很费时间。但是，戈尔杰耶夫和他的部属对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没有把握。科罗特科夫搞到了出过苏联英雄、立有青铜雕像的城市清单，随即向这些城市发去了专门通知，说需要搜集位于指出的雕像附近的建筑物的情况。娜斯佳用一个通宵读完了约翰的小说《黄金人》。米沙·多岑科翻阅了徽章学，研究了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各个城市的市徽。侦查员一次也没有产生“就是它！”那种熟悉的、让他们一刹那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娜斯佳很晚才回到家。走出电梯，她闻到了令人陶醉的煎肉香味。毫无疑问，这香味是从她的家里飘出来的，分明是阿列克赛从朱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了。她惊喜地闯进门，吊到了丈夫的脖子上。
　　“廖什卡，亲爱的，我真高兴！”
　　“有什么好高兴的？”阿列克赛惊奇的是，他很少看见自己的夫人这样表露感情。
　　“我想你了。”
　　“别骗我。你闹了恶作剧，现在来讨好我。”
　　“你说什么？”娜斯佳委屈地说，“我什么恶作剧也没有闹，房子没有烧掉，花瓶没有打碎，家里也没有发水，你别中伤我。还不如说说你那个热衷于政治的研究生是怎么通过答辩的。”
　　“通过了，”廖沙简单地回答，“凑凑合合。我所有的学生中他是最丢人的，在委员会上我都替他害臊。”
　　“难道有这么差吗？”她同情地问。
　　“很差。好了，不说他了，扫兴。你有什么消息？”
　　“哦，廖什卡，我能有什么新消息呀？一堆尸体。一堆麻烦事。顺便问问，你的观察能力新颖不落俗套，请你说说，‘黄金人’这几个字能引起你什么联想？”
　　“心地善良、有同情心、慷慨大方的人。泛指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不，不沾边。不是泛泛评价，应该是确指具体的人物或者事物。”
　　“那我就不知道了。没有任何类比。”
　　“你再想一想嘛。”
　　“啊哈，这样还能吃得下东西吗？顺便提个醒，你是回家来了，不是上班来了。我饿了一整天，特地不吃晚饭，等你回来。”
　　“对不起。我现在去洗手。”
　　娜斯佳赶快换好衣服，洗完手，坐到桌边。“黄金人”尚未走出她的头脑，她无意识地把看见的一切都同那几个莫名其妙的字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华丽的英国茶叶包装盒上印着一辆载着人的四轮马车，背景衬着平原风光。一只颜色鲜艳的中国大保暖瓶。“特法利”牌白色电茶炊。一个红色塑料瓶。窗帘上灰色和粉红色的花。坐在桌子对面的棕红色头发的男人，她心爱的丈夫廖什卡。该不会是指棕红色头发的人吧？她陡然回想，五起谋杀案和绑架案牵涉的人中有没有一个棕红色头发的男人。什么也没有想起来，她没有碰到过棕红色头发的男人。
　　切下一小块煎小牛肉，她试图设身处地地从娜塔莎·捷列辛娜的角度去想。从这个姑娘不幸的生活来看，她的视野应该是非常狭窄非常独特的。既然她写出来“黄金人”，那就不必从太大的范围去揣摸其含义，诸如各个城市的市徽和金矿等等，只需从娜塔莎在这六年中可以接触到的范围去探索。
　　然而她能接触到一些什么呢？娜斯佳搜索枯肠，回想在娜塔莎的床头见过哪些书。有爱情小说，这一点不错，很多。还有教科书，有中学的地理学、历史学、俄国文学、生物学。稍深一些，高等学校的，有物理学、化学、数学。数学书不仅有课本，还有数学专著，娜斯佳对这些书记得非常清楚，她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她自己就曾经上过数理学校，虽然在诸多数学课程中，现在她记得最清楚的只有程序编制，这也是因为经常使用微机分析资料的缘故，其余的都已经忘光了。
　　“……阿霞！”她听见一声呼唤。
　　她一激灵，才明白是跟她说话，但是她没有听见。有意思，她这样坐了很久了吗？
　　“对不起，亲爱的，”她愧疚地笑了笑，“你刚才说了点什么？”
　　“可不是说了一点什么，而是说了一大堆话。像个傻瓜似的对着你滔滔不绝，原来全都白说了。你在想些什么呢？”
　　“在想‘黄金人’。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正好，我刚刚想起来。不错，指的是一个黄金小男孩。沾边吗？”
　　“小男孩怎么了？”
　　“记得吗，我和你上中学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一套《儿童小百科》。你有，我也有。”
　　“记得。”
　　“在生物和解剖卷中，有一则关于黄金小男孩的故事。有一个富有的酋长买了一个小奴隶，给他从头到脚涂上一层金粉。然而小男孩很快就死了，因为金粉不透气。这好像是一个织物透气性的例证。”
　　“原来如此，”娜斯佳点点头，“就是么，可我居然没有想起来。”
　　但是，涂上金粉的小男孩显然离题太远。但是她的思路，受到新的启发，沿着这个方向运转起来，弗莱明有一部写人的小说，小说名叫《金手指》。有几种版本书名就叫《金手指》。另几种版本书名不同，叫《戈尔德芬格尔》。仅仅是翻译不同而已。戈尔德芬格尔在英语中就是“金手指”。而“黄金人”英语念戈尔德曼·戈尔德曼，戈尔德曼……
　　噢，上帝，当然，戈尔德曼的书《分析习题与定理》。是她亲自把这本书送给娜塔莎·捷列辛娜的。娜塔莎被绑架之后，她的物品中没有了这本书。就是说，她留了个心眼带走了这本书。钥匙就在这本书里。
　　“廖沙，我马上需要《分析习题与定理》这本书。”
　　“我马上拿来。”廖沙困惑莫解地耸耸肩膀，走出了厨房。
　　几分钟后，他返回来。
　　“那本书到哪里去了？它本来在书架上的，我一直都看见它。可是现在没有了。你把它挪地方了？”
　　“是……不是……我把它送人了。”
　　“阿霞，你怎么了？”丈夫担心地问，“你感觉不舒服吗？”
　　“没有，我很正常。”
　　“你明白你说的什么吗？为什么你要我到房间里去拿一本你已经送给别人的书？而且，你能把戈尔德曼的书送给什么人呢？谁需要它？”
　　她晃了晃头，想缓解一下麻木。
　　“廖什克，你不明白。我确实把戈尔德曼的书送给了一个刻苦学习数学的姑娘。可是现在我需要这本书，很急。你能弄到这本书吗？”
　　“有多急？”
　　“非常紧急。可以认为我是心急如焚。”
　　“阿辛卡，我全都明白，但是已经12点半了，我有一本戈尔德曼在朱可夫斯基。你想要我现在穿上衣服开汽车去取吗？”
　　“我想。对不起，廖申卡，我知道，我很令人讨厌，换了另一个人当丈夫，早把我扫地出门了。但是我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丈夫，我只能嫁给你，再不会嫁给别人。你理解吗？”
　　阿列克赛·齐斯加科夫理解。他很早就十分了解自己的妻子，他深知只要事关某人的生命，娜斯佳决不会后退半步。她不在乎是否合乎礼节，也不在乎是否方便，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也不论是否天晚、假日、生病、忙碌或是其他障碍，都不能让她却步。在她看来，简直不存在任何障碍。因为对于他的妻子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来说，从来没有任何比人的生命更宝贵、更重要的东西，不管是政治巨头、知名演员还是残疾姑娘。不错，他的妻子性格不合群，固执任性，心胸狭窄，我行我素，不顾情面，但是他爱她整个人连同她这种可怕的个性，在家务事上出奇的懒惰，连同她对工作的拳拳忠诚，以及对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的人疾恶如仇、决不姑息。除了齐斯加科夫，娜斯佳的确不可能有别人做丈夫，因为其他任何男人都忍受不了这些鲜明个性特征的奇妙组合。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开始穿衣服。让他惊奇的是，娜斯佳也甩掉长袍，开始往身上套牛仔裤和背心。
　　“你要上哪里去呀？”
　　“跟你一起去呀。”
　　“干嘛？躺下睡觉吧，你早晨还要上班。”
　　“廖什，我不能不去。我跟你一星期没有见面了，哪怕在路上说说话也好。”
　　“明白了，”阿列克赛笑着说，“你真是体贴入微啊。你干脆老实说，你想看到那本书都快要急死了。我不明白的只是，你想从书中看到什么对你那一堆神秘的尸体有用的东西。”
　　“我自己也不明白，”娜斯佳一面把背心扎进牛仔裤，一面承认，“我们快走吧。”
　　在空旷的夜路上，到朱可夫斯基用不了太多的时间。父母去别墅了，所以他们深夜造访不打扰任何人。廖沙很快找到了书，娜斯佳一把从丈夫的手里抓了过来。
　　“你有手电筒吗？”
　　“什么样的手电筒？”
　　“普通的袖珍手电筒。”
　　“我找一找，如果需要的话，可是需要吗？”
　　“找一找吧。”
　　廖沙怀疑地看着她。
　　“想在车上看吗？你这个发疯的工作狂。等回到莫斯科都忍不住了？”
　　“不能。如鲠在喉。”
　　“真拿你没有办法。得了，拿好手电筒，我们回家吧。”
　　第二天早晨，娜斯佳赶到办公室的时候还不到8点钟。她很希望处长在。戈尔杰耶夫真的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整理卷示。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好像是弄清楚了。这件事情十分复杂。不过我几乎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找到答案了。如果我正确的话，那么娜塔莎·捷列辛娜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不是泛泛之辈。沃洛霍夫没有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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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凡是戈尔德曼在《分析习题与定理》一书中点到的所有专著、教科书、参考书、习题集和其他的文献，都一一被摘抄成单独的卡片，足有一大摞。娜斯佳早就不摸数学了，因此只好求助于阿列克赛。
　　“请从这一摞卡片中把写有普通教科书的挑出来。”
　　“你说的普通是指什么？”廖沙确切地问。
　　“我指的是随便哪个图书馆都有或者能随意买到的那些书。”
　　“清楚了。”
　　二十分钟后，一摞卡片减少了一半。
　　“还有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看剩下的那些，”娜斯佳叹了口气说，“我要从这一堆卡片里挑选出最少见的书，少到只能在两三个地方找到，不会有更多的地方有。”
　　“那就要挑选老版本，”廖沙提议，“数学书一般不再版，特别是四五十年代写的书。”
　　但是在《分析习题与定理》中涉及的这类书可不少。娜塔莎。捷列辛娜指的是哪一本呢？大概，她知道这些书中有一本的确很少见，但是到底是哪一本呢？还有，她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她一直躺在医院里面，又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就是说，这应该是一本只能根据版权记录判断其发行量的书。
　　娜斯佳把卡片摊开，开始仔细研究起来。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不，没有丝毫暗示。这是什么？
　　“廖什，Bun是什么意思啊？”
　　“全苏翻译中心，在前苏联时期有过这么一个单位。”
　　“难道他们也出版什么东西吗？”
　　“不，他们只负责翻译。基本上是根据各部门和机构的需求。”
　　“翻译稿往哪里送呢？”
　　“送给各个订户。不过你说对了一点，翻译中心的材料都装订成印刷品的样式，用打字机打印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微机，用静电复印机复印若干份，装订成册，套上特制的封面。等一等，我现在就拿给你看，我好像就有一本这样的译文本，在什么地方放着哩。”
　　阿列克赛走进房间。几分钟后就拿着译文本回来了。
　　“看，就是这个样子。”
　　娜斯佳翻了一遍，看了看最后一页。啊，原来是这样。廖什卡说的没错，在最后一页的下部打印着版权记录——日期、订书号、印数。印数很少，一共五份。看，紧挨着书名的就是Bun这正是要找的那几个字。而在戈尔德曼的书中，通篇只有一本著作用黑体字注明：久卢阿·《现代分析逻辑基础》。就去找它。
　　要到曾经叫全苏翻译中心的机构去查阅档案，还挺费时间。娜斯佳性急，害怕误事，但是加快事情进程又不取决于她。终于，她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久卢阿.Ж.-X.代分析逻辑基础。法文。订户：苏联科学院。接订：1967年5月12日；完成：1967年9月26日。原稿篇幅26.5印张，译稿篇幅27.3印张，共打印5份：订户2份，国立列宁图书馆1份，莫斯科大学1份，全苏翻译中心1份。”
　　看来，现存的五份译文本能够借阅的基本上只有三份。列宁图书馆根本不让进去，要有证件才行。当然，证件可以办，但是办证件需要时间，如果根据娜塔莎的请求，他们要在莫斯科寻找译文本，那就未必需要办理出入证。看来暂时先排除列宁图书馆。也不会到全苏翻译中心档案馆去找，第一，这样做非常复杂；第二，还需要查明那里有没有译文本。剩下科学院某个研究所的两份和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的一份。这要好办一些。
　　为了查明译文本在科学院的哪家研究所，又花去两天。让娜斯佳心中暗暗叫苦的是，藏有译文本的研究所竟然有两家。她原指望，这两份译文本会藏在同一个图书馆里面！如此说来，不得不同时“覆盖”三个点——两家研究所和一所大学。倒霉的还有，这三个图书馆对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敞开开放，大楼内没有通行验证制度，看来，任何人都可以毫不困难地进出这三个点。必须在所有三个点上守候娜塔莎·捷列辛娜的使者。
　　只要凭借书证就可以在这三个图书馆借书。能办理借书证的要么是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么是其他任何机关的研究人员，有单位领导许可并经图书馆主管研究所的领导批准方可。与学术机构没有关系的人，要取得这种许可相当不容易。所以可以预料，来借译文本的人将采取不同寻常的行事方式。第一种方式：可能盗窃译文本；第二种方式：请求某个大学生或者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借书证借出译文本。当然，不是无偿的。
　　从这两种方式可以想见，来人不仅可能在白天上班时出现，也可能在夜间无人时出现。白天大摇大摆，不显山不露水地进入大楼，完全不必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待大家离去，也实在枯燥无聊。半夜里撬开图书馆的门，从从容容地寻找需要的那本书，是小孩子都懂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事先略加留意，看看要找的资料放在哪里。它从何处拿来，然后送到何处去。比如，假装成一个爱喝茶的人，请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女大学生借本资料只用五分钟，只看看两个公式或者定义，对她说，我是一个欠账很多的人，我手头上的书太多了，如果不把先前借的书还掉，图书管理员不会再借给我一本书。可是现在急需查查那个译文本。难道富于同情心的女大学生会拒绝吗？绝对不会。何况又不是说，要她把资料借来交给可怜的欠账人，然后就白天打灯笼都找不到他了。不，说的是让她把译文本借来，他就在这里当着她的面看看需要的内容，再由她把书还回去。这就行了。
　　娜斯佳凭经验知道，无人问津的书一般都不放在书架上，而是堆在书库里面。对一个不相干的人来说，要到书库里找到它谈何容易。如果久卢阿的著作正好是这种无人问津的书，那么略施小计就能让人把它从书库拿到外厅来。书出库后并不当天拿回去，而是过上两三天乃至一星期，等到需要还回去的书积得相当多的时候，再一并搬回去。在这几天当中，完全可以偷走译文本。
　　侦查员分散了。米沙·多岑科去大学。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负责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另一个就分给了娜斯佳。研究所所长是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久久弄不懂要求他干些什么，为什么一位女刑事侦查员要呆在图书馆里面。
　　“如果您认为有某个犯罪嫌疑人打算在我们的图书馆行窃，”他说，“那我下道命令，让管理人员关好门加上锁。另外再责成夜班守卫每半个小时检查一遍图书馆。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在图书馆里面值班。这件事情是何等简单啊！”
　　“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娜斯佳耐心地解释，“我不需要偷窃被防止。我需要跟踪偷书贼，您明白吗？我需要看见他，看他把久卢阿的书带到什么地方去。”
　　“您这番高论真有意思，”所长生气地回答，“您是想说，为了抓捕一个小偷，我们的图书馆应该失去一部稀世珍品吗？这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您的图书馆反正要失去这部书，既然犯罪嫌疑人决定就是从贵所偷。您关门上锁，加上十个夜间保安，可是贵所同事之中总有人要借书吧。用钱或者干脆利用盛情难却的心理，我保证，他会想出一个可怜兮兮而又合乎情理的借口，三分半钟就可以得逞。”
　　“我预先通知图书管理员，这本书谁也不借，就说已经借出去了。”
　　“为什么？如果您这么做，我们就抓不到罪犯了。”
　　“您听着，请别利用我们的研究所解决自己的问题，拜托了。您的任务是抓捕罪犯，尽管去抓好了。而我的任务是保证研究所正常工作，其中包括为我的同事们创造开展学术活动的条件，条件之一是增加并且保全图书馆的馆藏。请您想别的办法去抓您的小偷吧。知道吗，民间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不要在别人的凳子底下找斧头。”
　　“您这么不好商量，我很遗憾。您是否应该想一想，这把斧头可能明天就要落到您的头上，如果您今天不在自己的凳子底下找到它的话。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这种警察式的幽默太玄乎，我听不懂。”院士傲慢地回答。
　　“遗憾，”娜斯佳重复道，“可齐斯加科夫教授却告诉我说，您是个知识渊博的人，有很强的幽默感。看来，是他错了。”
　　“您认识齐斯加科夫教授？”所长一听又来了精神，“请问，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他的妻子。”娜斯佳用她那清澈、诚实的眼睛看着院士，坦然地承认。
　　“您就是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齐斯加科夫的妻子？”他重复问道。
　　娜斯佳忍无可忍了，听任恼怒、愤慨在内心里汹涌激荡。她已经肯定，所长会满足她的要求和请求，现在他不会拒绝她了，但是她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她总是被当官的激怒，那些当官的喜欢把自己当成自己领地上的主人，而且这种强烈的主人感的基本表现，是把在这块领地上工作的人视为私有财产。如果他的图书馆丢失久卢阿著作的译文本，院士一定不会伤心欲绝。但是一个女警察认为可以拿他的财产冒险这个事实却让他气愤。与此同时，这位所长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本研究所的同事们昧着良心把图书馆的藏书据为己有，典型的“你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客人，每一个钉子都从工厂里拿吧”。但是如果外人胆敢拔一根钉子，那丑闻会传遍欧洲。怎么，居然敢！
　　“您以为，女警察就应该配一个管民兵的警察丈夫？”她强忍着气愤问，“反过来数学教授的妻子就不应该是我这样的？您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有人向您灌输，干民警的都是些愚蠢的白痴、厚脸皮的贪污分子、不学无术的笨蛋，不配与科学博士为伍是吗？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坐了四十分钟，怎么也不能使您明白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不错，是有风险，有很大的风险，久卢阿著作的译文本会永远离开您的研究所。您的图书馆再也不会有这部珍贵的书了。那又怎么样？世界会倒转？这部译文本在一所大学和一家由您的同行文尼科夫领导的研究所仍然有，列宁图书馆和翻译它的全苏翻译中心档案馆也有。只要稍加努力，我保证，小事一桩，您就能弥补这一损失。而今天急需这部书的罪犯们，手里捏着一条人命，可能还不止一条。如果这几条人命被毁掉，有谁能又如何能弥补损失？您知道吗，我是不得已才同科学家们发生矛盾，他们也是无比忠于科学才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忠于科学无上光荣，值得世人尊敬，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可是科学发现永无止境，造福人类。但是，您为之殚精竭虑的人类是由您所藐视的独立的人组成的。您大概听说过博罗津教授的可悲故事，他研究出了一种在军队中刺激进攻心理的噪音仪，并拿莫斯科的居民做实验。不要让我觉得您像他。”
　　“我曾经听人说，齐斯加科夫教授的妻子是个相当古怪的女人，”所长冷冷地说，“今天我亲眼见到了。我该如何对图书馆的同事们去说？那里没有空缺，所有的位置都有人占着。您以什么身份到那里去呢？”
　　“您就说，给我分配了一个简单的职位，譬如实验员，但是我临时到图书馆工作几天，因为现在是夏天，很多人想去休假。为了有说服力，您就批准一个图书馆馆员去休假吧。”
　　“好吧，我放一个人去休假。可是明天您结束工作就走人，我们怎么办？您一走了之，然而休假的人一时回不来。这一点，您当然没有考虑到。”
　　“当然，”娜斯佳赞同地说，“这一点我没有考虑到。这应当由您来考虑，因为您是一所之长。而我是警察，应该考虑的是，有一个人为了久卢阿的书可能要到您的图书馆来，他绑架了一名17岁的残疾少女，并且不知道将她藏在什么地方，我想找到这位姑娘，把她解救出来。我和您职业不同，任务也不同。您是提议开展一场谁的任务更重要的辩论吗？”
　　但是，不知何故，所长不想展开辩论。
　　图书馆很大，有点杂乱无章。娜斯佳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了这里的确有久卢阿著作的译文本，不过不是放在书库里，而是放在阅览室里。
　　“这本译著经常有人要用，”负责指导新手的图书馆馆员尼诺奇卡解释道，“所以这部书我们不外借，我们总共只有一套。”
　　要在阅览室借这部书，必须出示本所工作证，而且不止是出示证件，还要把证件押给图书管理员。
　　“其他单位经过审批的人如何利用你们图书馆的藏书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他们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我们给每个人一张借书卡，给书时拿公民证作抵押。”
　　“那么，凡是在阅览室借书的人就在这间阅览室里阅读吗？”
　　“哦，瞧你说的，”尼娜挥挥手说，“只有外来人才在阅览室里坐着看。本所人员借到书后都拿回自己的办公室去看。有些人也悄悄带回家去。他们早晨早点来，借好需要的书就回家去，晚上再还回来。也有过两天才还的。”
　　“难道他们就不用证件吗？”
　　“他们用证件干嘛？门卫就这样把他们大家放进来。另外，没有证件，你哪里都去不成，什么也干不成，到任何一个实验室用仪器都不允许。不过，如果一个人，假定说，有三天不用进实验室，他就会从阅览室借书用三天。我们一直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但是徒劳无功。”
　　“我可以在阅览室借阅台工作一阵子吗？”娜斯佳请求道。
　　“看在上帝面上，”尼娜当即就同意了，“你就在阅览室，我去预订室。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问，别不好意思。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我会随时向你介绍经验。我刚开始在阅览室工作时，非常想尽快找到每一本书。在书架之间跑来跑去，拼命地记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累得半死。我觉得，科学工作者都是严肃认真的人，如果快速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会赏识我。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不在意你为他们找书用多长时间，半分钟还是半小时。他们站着彼此东拉西扯，或者就坐在那些桌子旁边翻着报纸合订本。所以你可别玩命地跑得两脚起泡，明白吗？让他们等一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时间跟你我的一样，也是公家的。顺便问问，你问久卢阿的译文本干什么？”
　　“感兴趣，”娜斯佳不明确回答，“我曾经正经学过数学。我记得老师极力推荐我们要找到这部书。他说，这部书把最深奥的学问阐述得浅显易懂。但是我们当时一直役能够找到它。现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所以问一问。”
　　“你学过数学？”尼娜吃惊地问，“后来怎么了，放弃了？”
　　“半途而废了。考上了一所学院，学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出嫁了。”
　　“有孩子吗？”
　　“不，暂时没有孩子。”
　　“没有关系，”尼娜鼓励她说，“你才多大年纪啊，还能生。”
　　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场合，都是因她的外貌所赐。身段瘦削苗条，浅色的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条“马尾巴”，苍白的脸不施脂粉，娜斯佳总是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这个月她年满36岁，但是谁也不会认为她超过25～27岁。要是尼娜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她未必会如此乐观地预言娜斯佳未来的孩子。况且，在你27岁时，你说你进了学院，后来又嫁了人，人家会相信你，不会问你这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而到你36岁的时候，谈话内容可就完全不同了，至少有十五年的经历需要具体说明，诸如到过哪里，做过什么，是何职业等等。虽然娜斯佳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年龄，但是此时此刻，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显得年轻要方便有利得多。
　　不知不觉，在图书馆的第一个工作日过去了，有点手忙脚乱。娜斯佳和气地微笑着发出书本杂志，对“是我们的新同事吗”或者“姑娘，请您记住我，我要经常借这本书，不要把它借给别人”之类的问题给予简捷礼貌的答复。暂时还没有人问到久卢阿的译文本。临近傍晚，娜斯佳感到有点担心。预计，她夜间也要在这里守候，因为偷窃的可能毕竟不能排除，尽管可能性不是很大。幸好，预订室只工作到5点，而阅览室是到6点，所以快活的尼诺奇卡嘱咐娜斯佳收拾闭馆把钥匙交给值班室之后，飞快地跑开忙自己的事情去了。钥匙娜斯佳当然交了，因为所长应她的请求找来一把备用钥匙，可以用官从图书馆里面把门反锁上，耐心地等着，看小偷和黎明究竟哪个来得更早。
　　一夜平安无事，没有任何别的声音惊扰，她甚至还用几把椅子拼成一排，在上面睡了一觉。早晨，当女清洁工把水桶弄得了当响时，娜斯佳装作提前来上班的样子，顺利地同她错开了。
　　第二天，仍然是一天忙乱，虽然她工作起来轻松了许多，因为已经记住了什么书和杂志放在什么位置。午餐休息时，她跑到最近的一家商店买了一杯酸奶和一块干酪。虽然没有她所习惯的每两小时一杯咖啡，她有点难受，而且睡眠也明显不足，不过倒是有电茶炊，娜斯佳事先也准备好了速溶咖啡，然而她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喝上。一天下来，她的眼皮沉得睁不开。所以，娜斯佳害怕夜里沉睡不醒会睡过头。她看看表，走向电话机。
　　“我需要你的帮助，”她对伊拉·捷列辛娜说，“你今天可以不去餐馆上班吗？”
　　“怎么了？”伊拉惊慌地问，“完全不能动了？”
　　“完全。”
　　“我不知道……我必须跑去跟他们说一声。我还从来没有请过一次假。需要我干什么？”
　　“要你同我一起在一个地方过一夜。伊罗奇卡，没有你我应付不了，真的。”
　　“一整夜？到天亮？”
　　“是的，到7点钟，或者到6点钟也行。”
　　“哎呀，大街怎么扫？好吧，大街我可以6点钟去扫，这也不算晚。我这就跑步去‘格洛利亚’，通知他们我早晨去打扫，把钥匙留下来。到什么地方？”
　　娜斯佳把研究所的位置、怎么进图书馆一一交代清楚。
　　“你要尽量在7点钟之前赶到。过了7点钟就没有人到这里来了，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走光了。来得及吗？”
　　“来得及，我一会儿就到。”
　　她真的赶到了。伊拉出现在研究所阅览室时，才6点半钟。
　　“来，熟悉一下环境，习惯习惯，”娜斯佳对她说，“我跟你在这里消磨这一夜。”
　　“可为什么您要叫我来？”
　　“我怕睡着了，”娜斯佳老实承认，“昨天夜里我一个人在这里过的，稍稍迷糊了一小会儿，可是我不睡觉不行。”
　　“您打电话叫我来，这就对了，”伊拉认真地点点头，“我多长时间不睡觉都行，哪怕一星期不睡也不要紧，而且自我感觉正常，也不觉得疲劳。”
　　她们整理好阅览室的秩序，把书和杂志归回原位，娜斯佳把钥匙送到值班室，装作要离开的样子，但是沿着另一个楼梯重新登上了图书馆所在的三楼。
　　“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娜塔莎啊？”伊拉问。
　　她们已经烧好开水，娜斯佳终于给自己冲了一咖啡，给伊拉沏上茶。
　　“我不知道，我不想骗你。不过为了尽快找到她，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你看见的，你的妹妹给我们发来了信号，但是我没有把握，我对她的信号理解得是不是正确。我和你将在这里等一个人来取一本书。这个人会把我们带到娜塔莎那里去。如果我们这样做没有结果，那我不知道往下会是什么情形。不过你不必悲观失望，伊利什卡，我们会为解救你的妹妹斗争到最后。她是个不同寻常、非常优秀的姑娘，如果她敢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够做成。我也非常希望，即使我们这一次一无所获，她反正会想出办法来让我们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怎样找到她。你可以为自己的妹妹而骄傲。”
　　“真的？您真的这样认为？”
　　“绝对。你也可以为自己而骄傲。并不是每个姑娘都能够像你这样承受这么重的负担。伊拉，我必须非常认真地同你谈一谈。我们的时间很充裕，用不着着急。所以我想，大概，我现在就在这里同你谈谈，比以后匆匆忙忙在正式场合谈更好。”
　　伊拉的眼睛变得惊恐不安，血色从脸上退去，丘疹因此变得更加显眼。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落到她头上的坏消息太多了，所以她并不指望从这位女刑事侦查员认真的谈话中听到什么好事情。
　　娜斯佳格外可怜这位姑娘，这位在茫茫的自给自足、事事如意的成人世界中孤军奋战的姑娘，但是又不能向她隐瞒沃洛霍夫所说的真相。她有权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以及他对她的母亲、妹妹、弟弟和她本人干了些什么。
　　娜斯佳慢条斯理地讲着，小心慎重地斟字酌句，免得伊拉惊吓太甚，不至让她自惭形秽或者憎恶自己的亲人。因为她母亲的前车之鉴正是如此。得知沃洛霍夫的实验之后，她觉得自己所生所养的不是孩子，而是一群丑货、怪物、人造人。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几个优异的、活生生的孩子，诚然，他们有病，受到特殊方法的放射性影响，但是他们不是丑货，不是怪物。娜斯佳惟一决定不挑明的，是伊拉同自己的生身父亲已经在同一套房子里一起生活将近一年了。伊拉紧张地张大了嘴听娜斯佳说。娜斯佳在她苍白的脸上看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奇怪的表情，说不清是理解还是醒悟。
　　“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什么‘这’？”
　　“我之所以能干这么多工作并且能养活全家。如果不是他的实验，我会一无所能，是吗？”
　　“伊罗奇卡，如果不是他，你根本用不着做这么多的工作。你的妈妈、妹妹和弟弟会很健康，你的父亲会依然健在，你的生活也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
　　“不知道，”姑娘摇了摇头，“生活可是够复杂的。就是说，妈妈根本没有什么过错？”
　　“当然没有过错。她只是得知对你们做了什么之后，因为恐惧和悲伤而精神错乱。”
　　“不，反正一样，”伊拉又固执地摇了摇头，“他不过是想尽量更好一些。他希望我和巴甫利克强壮耐劳，希望奥特卡和奥列奇卡才华卓越。他是希望我们好。可是妈妈对此认识不清。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使大家变得更差。她应该相信他，既然爱他并且跟他生了孩子。换了我处在她的位置就不会这么做。我可以同他认识吗？”
　　“为什么？”
　　“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父亲。”
　　“伊拉，他六年来从来没有给予你们任何帮助。看来，他不需要你们，不管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
　　“不，我知道，他需要我们。只不过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他感觉自己非常有罪，所以没有承认。他毕竟经常去医院看望孩子们，去残疾人疗养院探视妈妈，您亲口说的。就是说，我们对于他不是无所谓的。我想，我一定要同他认识，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怪他，他不能对妈妈的行为负责。”
　　这个转折是娜斯佳始料未及的。当然，六年来，憎恨母亲的感情时时折磨着她，让她心力交瘁，她再也不想憎恨，她想原谅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要知道她缺少的正是爱。她不理解明摆着的事情，是因为她不想理解，她准备想出谅解沃洛霍夫的理由，对与这些理由相矛盾的一切视而不见。她厌倦了孤军奋战，除了自己的几个残疾人亲属，谁都不需要她，被所有的人遗忘，没有帮助，没有支持。实际上，惟一让她听到过一些关心和关切的活的人，正是她的父亲，她的房客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她从第一次起就那样地喜欢上了他，以致竟置斯塔索夫的严厉训示于不顾。民警分局审查了她所有的房客。除了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之外的所有房客，她对他一下子就深怀信任，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验看他的身份证。一个少言寡语、谦逊随和、同泼悍的妻子分居的会计。难道他还能闹出不检点、不愉快的丑事来不成？
　　所以，也许不必说服她相信，沃洛霍夫，她的父亲，就是罪魁祸首？她已然做好准备，即使不爱他，至少可以期待他的关心和温情。但是如果不能如愿以偿，那么等待她的将是极不正常的绝望。
　　“伊拉，这些话你大概不愿意听，但是我应当说，你的妈妈不是沃洛霍夫生活中惟一的女人。他还有其他的孩子。他未必能给你很多关爱，因为你是他的长女。而其他的孩子都还很小。你不应该对他期望过高。”娜斯佳慎重地说。
　　伊拉的脸色阴沉下来，不过只有几秒钟。
　　“我不需要他的任何东西，我至今都是靠自己，以后也能靠自己，您认为他不会帮助我？也不需要。帮助不帮助，随他的便，好吗？”
　　娜斯佳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现行刑法中，对沃洛霍夫应该对他的行为负何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非法行医？无效，他有医生证书，而非法行医这一条只适用于没有相应学历的医生。导致健康衰退的身体损害？这一点证实起来十分复杂。母亲受了放射性照射，在她们身上难以发现任何健康衰退。即使可以确定孩子们的健康所发生的问题，正是沃洛霍夫在孕妇们身上进行实验的结果，反正从法律的观点未必能够看出什么。按照我们的法律，未出生的孩子不能够算做是人，要知道在我们的国家堕胎不被认为是谋杀，而遭受身体伤害导致健康衰退的只能是人。耻辱、同事的藐视、丑闻被媒体曝光、医疗界的义愤，这些肯定会有，然而仅此而已。怎么知道，他的长女伊拉·捷列辛娜在此之后会不会是惟一需要为世人所不齿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的人。他那些孩子的母亲们，他过去的和现在的情妇们未必会谅解他。然而伊拉会谅解，她已经谅解了。
　　她们一直谈到后半夜。娜斯佳已经抵抗不住瞌睡，眼睛实在睁不开了，她躺到了拼成一排的椅子上。
　　“如果我稍微睡一会儿，没有关系吧？”她抱歉地问。
　　“当然，当然，”伊拉直点头，“您睡吧。我坐着。您别担心，我不会睡着，也不会放过什么。如果我听到可疑的动静，马上叫醒您。您请放心。”
　　娜斯佳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亮了。她爬起来，吃力地伸伸懒腰，舒展一下在又窄又硬的椅子上歪得发麻的手脚。伊拉坐在桌子边开着台灯在阅读什么。
　　“你看的什么呀？”娜斯佳问。
　　“这不，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不可以吗？”伊拉惊惶地问。
　　“可以。尽管看好了。是什么书啊？”
　　伊拉合上书，让娜斯佳看看封面。是一本数学分析参考书。
　　“天哪，你能读懂这本书？”娜斯佳大吃一惊。
　　“一点都不懂，一个字都不懂。真奇怪，”伊拉羞怯地笑了笑，“字好像都认识，都简单，但是一点也弄不懂。难道娜特卡全都能看得懂吗？”
　　“甚至更多。根据沃洛霍夫的讲述判断，她的数学学得非常棒，就她的处境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你的妹妹的确才华非凡。”
　　“可……这个人……嗯，沃洛霍夫，是他一直在教她学习吗？”
　　“他是这样说的。”
　　“您看，就是说，他毕竟还是关心她。不，我们对于他来说不可能是无所谓的。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为什么他不想认识我呢？他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弟弟和妹妹，却一次也不来看看我。是因为我长得太难看吗？”
　　“天哪，伊利莎，你怎么能这么说？”娜斯佳激愤地说，“谁对你说你长得难看了？多么愚蠢的话！”
　　“不，真的，我满脸都是疙瘩，背上也有。大概，他看着不舒服，是吗？”
　　见他的鬼，娜斯佳突然想，如果姑娘想听故事，她现在就可以听到。无论如何，她自己含辛茹苦地生活，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听我说，伊罗奇卡，我昨天没有全部告诉你。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决定先要向你隐瞒真情，但是现在，我想，必须说出来。沃洛霍夫对你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
　　“他从哪里知道？”
　　“他就住在你的身边。”
　　“就住在我们楼里？”伊拉抬高声调问。
　　“是的。”
　　“在哪一家？”
　　“在你的家里。”
　　相对无言。伊拉两眼盯着娜斯佳，心里紧张地揣摸着听到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小声地说：“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从第一天起。我好像感觉到……好像感觉到……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我，想办法给我增加营养，尽他所能帮助我。现在，我更加知道他需要我们。只是他害怕我们不原谅他。您告诉了我，这太好了。”
　　娜斯佳没有再费口舌向伊拉解释，沃洛霍夫住到她的身边，不是为了帮助她，仅仅是因为他必须跟踪观察他那荒唐怪异的实验最成功的一件作品。另外，孩子们和母亲们原谅不原谅他的问题，最终也困扰着沃洛霍夫博士，如果他还有所困扰的话。
　　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了，现在小偷已经不会来了，小偷需要的是黑暗。娜斯佳让伊拉去上班。她喝完第二杯咖啡，就准备开始在图书馆的下一个工作日。
　　刚刚吃过午饭，快活的尼诺奇卡就到阅览室来了。开始娜斯佳没有注意到她，继续为订书的读者挑选文献，同时把还回来的书归位上架。
　　“娜斯佳，”尼诺奇卡招呼她道，“你把久卢阿的译文本借给谁了？”
　　“没有借给谁。”娜斯佳无意识地回答，随即醒悟过来，“怎么了？”
　　“我找不到了。你没有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吧？”
　　原来如此。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预订。不过是在一个图书馆员的手里。这个个人生活不顺的女人，年轻可爱，也没有放弃找个好丈夫的指望，很容易接触，特别是如果不吝借男人的魅力和恭维的话。这个方案不知为什么被娜斯佳忽略了。她已经准备好了在研究所同事问到译文本时如何答复，就说有人在用，但是借书人答应她在5点钟之前还回来，她可以向读者保证一定把书留下，让他5点钟时再来。在此期间她来得及用电话同戈尔杰耶夫联系，同志们可碰上大救星了，又怎知这位救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图书馆女同事的方案则需要另作考虑，要知道如果对尼娜说，书借出去了，她会查借书卡并且查清楚是谁借的，再当面交代这本书要快看快还。幸亏，娜斯佳凭直觉想到了，已经把久卢阿的著作从它原来放的书架上挪到了另一个地方。她还算不错，假如这时尼娜不声不响地走到桌边，悄悄地拿起书，那么忙于分放图书、整理卡片的娜斯佳就发现不了了。
　　“尼娜，我很抱歉……请你原谅我，”娜斯佳喃喃地说，“我把它带回家去了。我想看看，可是早晨忘了放进包里。我明天带回来。”
　　“啊，你疯了吗？”尼娜大为光火，“什么‘明天’？这本书今天就要。谁允许你把译文本带回家去的？我早就警告过你了，这本书经常有人要用的，它在我们图书馆是惟一的一本。你让我现在怎么办？我怎么向读者解释？说我们馆里来了个不懂规矩的新手吗？”
　　娜斯佳决定不激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是平心而论，尼娜为什么在预订室决定借出属于阅览室的书呢？要知道这也是违反规定的。答案早就清楚，多余的问题也会引起女图书馆员警觉的。
　　“尼诺奇卡，亲爱的，”娜斯佳哀求道，“请你不要责骂我了，我明天一定拿回来。”
　　“书今天就要。”尼娜冷冷地回答。
　　“那好吧，你想让我现在就回家去取吗？只是阅览室不得不关门。”
　　尼娜看看表，点了点头。
　　“去吧，不过要快。我先以技术原因关闭预订室，然后亲自在阅览室盯一会儿。你要多长时间才能取回译本？”
　　“半个小时。”
　　“去吧，快跑。”
　　娜斯佳走到远处一个放着她的大运动包的角落，飞快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偷偷地把另外包装好的译文本塞进包里，快步向门口走去。她当然是回家，尽管回家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还是到工作单位跑一趟吧，去找“小圆面包”谈谈，商量商量。但是不能这样做。怎么知道，善良的尼诺奇卡会对找她借久卢阿的书的人说什么。也许，她会实话实说，一位新同事不守规矩，把书带回家去忘记拿回来了，现在她去取书了，马上就回来，只好等半个到两个钟头。这么一来，完全可能，那位珍本数学书的爱好者就会慢慢跟在这个玩忽职守的新同事身后，要么是出于好奇或者有意尾随并且再一次验证，要么怀着其他的不良企图，比如在返回途中运用轻度的身体杀伤从她的手里把书抢走。因此绝对不能到彼得罗夫卡去。
　　娜斯佳中午回家让丈夫吃惊不小，她一进门就扑向电话机。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出现了，他通过女图书馆员尼娜·卡梅绍娃采取行动。五十分钟后书将到他的手上。”
　　“明白了，”戈尔杰耶夫简短地回答，“别发抖，我们会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
　　“我没有发抖，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听不出来。”上校在电话里笑了。
　　四十五分钟后，娜斯佳像一阵风旋进了图书馆阅览室。
　　“给，”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边走一边解开大包取出译文本，“拿去吧。对不起，出了这种事情。”
　　她把包在全苏翻译中心封皮中的三厚册书放到尼娜面前的隔离台上。尼娜默不作声地接过译文本，向位于同一层走廊另一端的科技图书预订室走去。娜斯佳心里既好奇又急得要命，但是还得继续耐心地工作，等待这一天结束，幸好，等的时间不长。
　　科罗特科夫“陪着”尼娜·卡梅绍娃走。还在娜斯佳带着译文本回来之前，他就赶到了研究所，并找到一个有利位置，使自己能够看清尼娜及所有同她说话的人。预订室关门之前，卡梅绍娃没有把译文本交给任何人。5点整预订室关门，她走出研究所，尤拉小心地跟着尼娜跟到她家，顺梯上楼，站在高一层的楼道上等着。7点30分，卡梅绍娃走出家门，从服装和化妆判断，她是要去赴约会，肩挎一只长长的窄皮链的小包，手拎一只带提手的塑料包，里面装的显然是标准A-4开本的三册译文本。
　　尼娜由走在相应距离的侦查员陪着上了地铁，在市中心阿尔巴茨卡亚站出地铁。到了街上的地铁出口，一个捧着一大束鲜花的男人迎上她，机灵地挽起她的胳膊，领着她沿新阿尔巴特街向一家豪华餐厅走去。看清他们俩在一张桌子边落座并且点好了菜，尤拉找到电话请求增援，如果在进一步监视这位风流骑士时出现复杂情况的话。趁尼娜和她的朋友用那精致晚餐的工夫，戈尔杰耶夫已经从大学撤出了米沙·多岑科，从研究所撤出了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这两个人也都来到了餐厅外面。
　　“别让我的眼睛看见他们大吃大喝。”总是饥肠辘辘的谢卢亚诺夫小声说。您下载的文件由www.2 7 txt .c o m (爱 去 小 说 网)免费提供！更多好看小说哦！
　　“那就别看，”科罗特科夫友好地建议说，“没人强迫你。怎么了，瓦莲京娜夫人停止供你吃喝了？怎么突然抑制不住仇恨起大快朵颐的人来了？”
　　“瓦留什卡的妈妈病了，她在妈妈那里。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独守空房了。听我说，尤罗克，人们为什么都能很快习惯享受好日子，啊？离婚后，我独守空房四年都没什么。当然也忧愁过，但是毕竟没有死去。而同瓦留什卡认识才三个月，可你再试试，只要她不来，我就会坐立不安。也许，我真的该同她结婚了？”
　　这是两位朋友之间的值班话题，大约一个星期重复两次。一般是科罗特科夫坚持要尼古拉别磨蹭，尽快同瓦列奇卡结婚，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长时间不结婚过日子是有害的，如果他想做一个心理正常、肠胃无病的健康男人的话。尼古拉则表现慎重，不愿意仓促决定，他念念不忘在他看来极不和谐的第一次婚姻经历，并且援引娜斯娃·卡敏斯卡娅的例子，她出嫁才一年，虽然她同廖什卡认识已经二十来年了。
　　瓦列奇卡是民警中尉，在一个市政处的公民证股工作。在她的身上没有高傲冷漠和挑剔讲究，她是个最普通的姑娘，善良、随和、能干，有一张平常的、属于不漂亮的脸和令人惊异的身材。而且，她是驾驶教练的女儿，从小车就开得极棒，决不比名副其实的赛车手逊色，一般不适合上流社会的太太们做的事情她都做得来。但是，尤拉·科罗特科夫坚持叫她瓦莲京娜夫人，因为自从认识她的那天起，谢卢亚诺夫突然停止一个人消磨晚上的时光，不忘记每天早晨洗头，整个人也变得文雅起来。
　　终于，尼娜·卡梅绍娃同她那慷慨的崇拜者吃完饭跳完舞喝完了软饮料。这段时间内，科罗特科夫、谢卢亚诺夫和多岑科轮流随便找个角落吃了点热东西，不知怎么回事，这东西一下肚，马上产生了一种堵得非常难受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刑事侦查人员选择就餐地点、时间和食品的可能性很小。
　　他们分散开了。为防万一，他们决定对尼娜·卡梅绍娃也必须盯着，不能排除她是团伙成员。米沙·多岑科在三人中最为年轻漂亮，派他去跟踪尼娜。一旦情况有变，突然需要同这位可爱的女图书馆员接触，米沙尼亚那茨岗人的黑眼睛、微笑时露出的沽白牙齿，能很快博得她的好感。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则跟着尼娜把装译文本的包交给他的那个人。开始大家在一起走，因为毕竟骑士做了要送尼娜回家的表示，并未在餐厅门口撇下她。不错，他们在半路上分开了，但是从他们在地铁车厢里发生激烈口角时的面部表情可以得出结论，骑士坚持全程送到，而尼娜却拒绝。最终男士让步了，礼貌地吻了吻女士的小手，同她道过别之后，从阿尔巴茨科一波克罗夫斯卡亚线转乘了环城线。
　　往后的事情发展神速，完全不可理解。米沙·多岑科跟在卡梅绍娃后面走了。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则跟着有幸拥有久卢阿的《现代分析逻辑基础》一书译文本的人。目标——一个身材匀称、年约28～30岁、穿着一身考究西服的漂亮男子——出了地铁站，叫了一辆拉私活的汽车。这是个热闹地方，打车不难，两位侦查员也没有丢失那位舞蹈家。带着译文本的男子坐车出了城区，在城外跟踪他就麻烦多了，道路空旷，视野开阔。只好让他那辆车往前行远一些，靠车的尾灯和马达声来辨别方位。到了别墅路段，汽车停了下来。侦查员只得减速停在距别墅区二百米的位置。尤拉走下车，悄悄走近一些。但是他没有冒险走进别墅区，随着舞蹈家身后响起的低沉嘶哑的狗吠，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狗的数量，也说明了它们不喜欢外人。
　　拜访时间不长。穿西服的年轻人很快就从房子里出来走向栅栏，手上仍然拎着装译文本的那个塑料包。看来，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把书交给谁。
　　“我留下，”科罗特科夫小声对尼古拉说，“让我试试，查一查他来找谁。你跟着回城去，看他还要去哪里。”
　　时间已经相当晚了，目送着两辆车的灯光渐渐远去，尤拉·科罗特科夫懊丧地想，他要回莫斯科将会非常非常不容易。这里找不到“干私活”的司机，而依靠当地的民警分局也少有指望。
　　亚历山大·塔什科夫从谢卢亚诺夫手上接过目标时是深夜。科利亚去睡觉，而塔什科夫在楼门口等着，看手拎塑料包从城外返回的年轻人到哪里去。必须等到早晨。
　　6点半，一辆蓝色“沃尔沃”开到门厅口，方向盘前坐着塔什科夫已经熟悉的伊里亚斯，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客。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原来，阿亚克斯的人卷进了娜塔莎·捷列辛娜绑架案？抑或是伊里亚斯在几个地方捞外快？或者，简而言之，是同时为几个主子效劳？
　　从门厅里出来的人坐进了伊里亚斯的车。塔什科夫驱车跟在他们的后面到了飞机场。他在飞机场发现，那个人和伊里亚斯都没有上飞机。上飞机的是另外一个人。舞蹈家把塑料包连同三册书都交给了他。塑料包依旧是尼娜·卡梅绍娃用来装译文本同舞蹈家约会的那一只。接包的人排队登记去里沃夫的航班，伊里亚斯同舞蹈家站在他的旁边，三个人一起谈笑风生地议论什么。塔什科夫不想放过坐蓝色“沃尔沃”车的两个人，因此他去找在机场工作的同事，井同乌克兰有关部门的朋友取得了联系。朋友答应帮忙，凡是需要做的事情一一承包。
　　但是，这些事情组织起来需要时间。等塔什科夫再回到登记大厅时，他所关注的人已经杏然不知去向。接包的人还在排队，但已经是一个人了。亚历山大冲到停车场，拉开自己的车门，顺公路朝莫斯科方向追去，但是一直没有追上蓝色“沃尔沃”。当然，这不是致命的失误，因为他知道谁是伊里亚斯，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他，遗憾的是丢掉了舞蹈家。现在找不到他，而向伊里亚斯询问则等于整个阴谋曝光，因为阿亚克斯团伙，按一切情形看来，并不怀疑他们阴谋的周密性。还是让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处于这种无察觉状态为好。
　　萨沙垂头丧气地回到莫斯科，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指望乌克兰同行不至放过里沃夫航班上的那个乘客。早晨9点左右，他来到办公室，一进门，桌子上的内部电话就响了起来。“塔什科夫，”是局长的声音，“请给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去电话，那边有急事。”
　　亚历山大伤心地叹了口气，摘下话筒拨通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口述了昨天夜里舞蹈家拜访的那个别墅区登记的房主资料。
　　“这是当地民警分局的资料，”戈杰耶夫结束时说明，“您了解，这些资料可能相当陈旧。您的任务是赶快查明住户和房主，既然他们是各不相同的人。傍晚之前我等着要结果。”
　　萨沙仔细看了看根据戈尔杰耶夫的口述记下来的花名册。房主拥有别墅将近四十年了，里面的人倘若在世应是相当高寿，没准早就过世了，现在住在别墅里的是子孙辈。可在当地民警分局他仍然被当成在世的主人。鬼知道，现在的资料是怎么登记的！谁也不关心它是否健全可靠。
　　晚上8点，亚历山大·塔什科夫带着侦查结果到彼得罗夫卡来汇报。
　　“玩这一套，”听他讲完，戈尔杰耶夫上校拉长声慢慢地说，“闻所未闻。见得多了，就是没见过这一套。也许，这是偶然的巧合？”
　　“不，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娜斯佳插话说，她当时也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里，“这不是巧合。当然，这完全是意外，同时有许多情况都能说明，不，事实上是所有的情况都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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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塔什科夫在里沃大的同行们工作极为认真，不过他们所能查到的情况，有点让人扫兴。他们跟上了从莫斯科飞到里沃夫的那位乘客，跟踪他到了目的地。但是这个目的地是位于喀尔巴阡山中的一所保育院的校舍。该保育院由于资金不足，长时间走下坡路，终于在去年干脆关闭，把剩下的孩子都分散到其他的保育院去了。随后有人租用了校舍。里面现在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确切地讲，肯定有人知道，但是不说。
　　乌克兰侦查员对校舍进行了监视，发现戒备森严，得出结论认为走和平之路根本不可能进入大门。他们将上述情况通知了亚历山大·塔什科夫。
　　“萨什科，现在必须在国家一级想办法，”他们说，“光靠我们什么也干不了。租用校舍的人一定是花了重金行贿，而收受这些贿赂的官员们，什么也不对我们说。即使说，第一，他们会编造谎言；第二，消息马上会走漏给租房人。你愿意这样吗？”
　　塔什科夫当然不愿意“这样”。于是他决定飞往里沃夫，到现场看一看能够怎么办。但是，出发前，他碰到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就把沃洛霍夫的情况告诉了她。他每说一个字，都使她感到剜心之痛。但是他认为自己无权向她隐瞒真相。
　　“怎么，我要生下来的孩子将不是人？”塔什科夫说完之后，卓娅小声地问。
　　“不，卓尼卡，他是人，不过……大概，不完全是寻常的人。”
　　“我不要，”她摇摇头，“我不要生下他。”
　　“别说蠢话，你想流产已经太晚了，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接诊。”
　　“可以做人工引产。我能想出办法，同医生谈谈。我不会生下这个孩子。上帝，这种事情为什么偏偏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父母是那样高兴，他们到了晚年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孙子了。现在我怎么对他们说？说他们空欢喜了一场？说他们的女儿不识好歹同一个恶棍、骗子鬼混？这对他们是多大的打击啊。我真傻，萨沙，我真傻，竟然相信了他。原来，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压根就没有爱过我，是吗？”
　　“等一等，卓娅，别说得这么尖锐，”塔什科夫委婉地说，“沃洛霍夫博士是一回事，而你的孩子完全是另一码事，不要混为一谈。不错，沃洛霍夫是个无赖，但是孩子有什么错？你应该生下孩子，把他养大成人，两者之间没有关连。”
　　“我不能。萨沙，我一辈子都会认为他不是个名副其实的人，他是人工培育的，这是罪过，人为地制造人是弥天大罪。”
　　“看你尽想些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罪过。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卓娅，你想一想曾经陷入这种错觉的那位妇女，她在犯罪错觉的支配下，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和自己都变成了残疾人，而且简直是促成了丈夫死亡，这才真正是罪过。不要重犯她的错误。恳求你，千万别做傻事，让一切顺其自然。”
　　“他欺骗了我，”卓娅眼睛望着别的地方，低沉地说，“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怪罪他。我自己错就错在竟然自己欺骗自己。我本该明白，像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这样的人不可能对我感兴趣。我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我配不上他。但是我权当看不见，还觉得幸福，指望他……”
　　“住嘴！”塔什科夫提高嗓门，猛地从桌子边站起身来。
　　他们坐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地铁站附近的路边咖啡馆里。这里清静，人少，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就是他们俩，因此谈话时可以不必顾忌旁人听到。
　　“是谁向你的头脑里灌输了这一堆胡言乱语？你凭什么断定沃洛霍夫这样的人不可能钟情于你？不错，沃洛霍夫不爱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但这不是因为你配不上他的爱，而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人，他就是这么个人，明白吗？他的身上就没有‘爱’这根弦。你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可是你与世隔绝。这怎么行？你应该走出去，挺胸昂头，穿短裙子，让大家都看看你修长的腿；你应该笑，让大家都看看你好看的牙齿。然而你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愁眉苦脸，缩手缩脚，连话都害怕多说一句。要是按照我的意思……”
　　塔什科夫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来，打住了话头。照他的意思，他要给卓娅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裘皮大衣，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变得开心快活，笑口常开。他会对她及她的孩子宠爱有加，精心保养，呵护备至。但是，难道他此时此刻能对她说这些吗？
　　“卓尼卡，今天晚上我要去出差，我希望不会太久。你能答应我在我不在的时候不做蠢事吗？当然，我不能影响你要做的决定，你是个成年人，完全自主，你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只请求你一点：不管你如何决定，在我没有回来之前，不要付诸行动。你答应吗？”
　　“好的，萨沙。我等着你回来。虽然，天晓得，我不明白在这段时间内能有什么变化。你对我说的事，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都是一样。这已经无可挽回了。”
　　“你说得对，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可以改变。我想让你做一件事情。这是地址，”他递给卓娅一张小纸片，“在这个地址住着沃洛霍夫的大女儿伊拉·捷列辛娜。你去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去看看她有多么艰难，去看看她是多么勇敢地在拼搏着。如果按照你的缺损逻辑，她也是一个无权生存的人造人。你好好地看看她，卓尼卡，如果你不对她生出怜悯和同情之心，就算我彻头彻尾地错了。如果看着她，你不觉得她是一个和你、和我、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的人，就算你真的不需要生下这个孩子，我也决不会再劝说你并坚持要你保全他的性命。你会照我的请求去做吗？”
　　“好的，萨沙，”她顺从地说，“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去同她认识。请你别生我的气，我有这么强烈的负罪感。”
　　塔什科夫走近去拥抱着她，嘴唇小心地触及她的散发着洗发香波香味的头发。
　　“瞧你怎么了，卓娅，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出了这种事情，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你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时时刻刻，方方面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谢谢，萨沙。”她咽下眼泪回答。
　　塔什科夫飞到里沃夫时不是一个人。由于涉及的团伙肯定同神秘的阿亚克斯有关，还派了两个人同萨沙一道去乌克兰。里沃夫的侦查员给他们看了前保育院所在地的平面图。
　　“或者是通过官方途径，但是有诸多不便，浪费时间，肯定要走漏风声；或者是武力攻占，但是会有人员伤亡。”经过三个小时的商讨，他们得出了以上结论。
　　当然，结论不容乐观。
　　“还有一种情况，”塔什科夫说，“即使我们定出了一种伤亡最小的攻占计划，我们达到的目的也有限。我们能够救出姑娘，逮捕盘踞在保育院里的人，可还能有什么呢？阿亚克斯肯定不在其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以及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指望被逮捕的人会向我们供出其他的人，那就太天真了。受伊斯兰教育的人，都会不知恐惧，勇敢地面对死亡。我们未必能使他们害怕到背叛自己人的程度。据我所知，团伙成员中有人仅仅是为钱而工作，但是这种人非常非常少，大多数都是为思想信仰而奋斗，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如果能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逼走院子里的人，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引到阿亚克斯和其他也许还不为我们所知道的人那里去……”
　　当然，塔什科夫留了个心眼。他已经几乎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他知道谁是阿亚克斯。在戈尔杰耶夫上校办公室的会议上，他的同事卡敏斯卡娅将各种事实分析得严谨合理，令人信服。但是此时他另有想法。他想到了即将奉派进山去攻打保育院的那些年轻的特种作战队员们。如果那里确实戒备森严，那么伤亡肯定不会小。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应该牺牲自己？亚历山大很早就开始从事作战工作，十分清楚，说特种部队的人谁都不吝惜生命，这全是些漂亮话。一旦有事，把他们拉起来就派出去执行任务，不容进行事先准备，甚至自己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怎么样能够不动用他们而解决问题。这些孩子们被视为行尸走肉，不用可怜他们。实际上，有什么必要可怜他们？这是他们的工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义务，他们挣的就是这份薪金。仅仅最近两年，塔什科夫就为在特种部队服役的五个朋友送过葬。因此今天他认为，如果能够为保全哪怕一条性命做点事情，他就应该尽力做到。没有谁关心这些孩子们，没有谁珍爱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谁保护他们。
　　“你有什么主意？”里沃夫局的局长问他，“你有方案了？”
　　“我应该考虑考虑。”
　　“只是别太久，”同他一起从莫斯科来的费季索夫中校警告他说，“时间勉强够用。你亲口说过，有一个姑娘在他们的手里。但愿她不会有三长两短。”
　　“不至于。如果沃洛霍夫说的是真的，他们需要姑娘是为了研究，还为了某种目的。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还为了什么，但是这个‘某种’又实实在在确有其事。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派人到莫斯科，先是为了病历卡，后来又为了一套书。他们需要娜塔莎活着，至少暂时需要。如果已经把她除掉的话，就不会为了一部稀有书而兴师动众费这么大的周折了。”
　　“也许你说得对，”当地的局长沉思着说，“反正最好还是快一点。”
　　剩下的半天，塔什科夫在市里转悠。他不时在街心花园的阅报橱窗前停下来，想看看报纸。亚历山大不通乌克兰语，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懂一点。透过半懂不懂的字里行间，吃力地连猜测带琢磨，他发觉弄懂大概意思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起当地的报纸来。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篇有关慈善基金会的文章《CACTлиBEдиTиHcTBO》，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幸福的童年》。在这篇文章里有基金会的地址和它的结算账号。
　　基金会位于伊万·弗朗哥街一幢舒适的小别墅里。塔什科夫做好了苦口婆心持久耐心地说服基金会董事长的准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事情轻而易举速战速决地办成了。在基金会里他没有碰到一个男性，简直是进入了女儿国，她们一般不具备特有的“坚持不松口”的保护心理。她们全都说乌克兰语，但塔什科夫听得懂她们的意思。
　　基金会董事长也是一位女性，她的脸让塔什科夫觉得似曾相识。他分明清楚地记得，以前见过这两条描在略微上吊的猫眼上面的眉毛，这梳得平整光洁的头发，涂得很好看的丰满的嘴唇。莫非碰见熟人了？这样可就喜出望外顺风顺水了。
　　“我觉得好像同您在哪里见过面，”他尽可能笑着套近乎说，“您不记得我了？”
　　“您弄错了。”基金会董事长严肃地回答。
　　“但是您让我觉得面熟。”
　　“一点也不奇怪，”她淡淡地笑着说，“不过我很高兴人们仍然还能认出我，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不拍戏了。真要命，原来她就是让娜·多罗申科，一位著名演员，曾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中大放异彩。
　　“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您，”塔什科夫承认，“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让娜·多罗申科在从事慈善活动，我会马上想到您创立了基金会赞助演员、剧院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可是我赞助的不是演员也不是剧院，而是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您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许多人从电视上知道我是一个演员，然而要知道我一辈子都是在儿童剧院工作，就在这里，在里沃夫。我们经常为孤儿、为保育院和寄宿学校的孩子、为残疾儿童义务演出。所以对于这些不幸儿童的孤苦，”她凄苦地笑了一下，“我非常熟悉。然而这类义演变得越来越少，邀请我们去医院或者保育院演出的也越来越少。我扪心自问：难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孩子在减少吗？难道没有需要我们的艺术却又买不起戏票的孩子了？答案您自己可以想见。实际上，这种孩子依旧很多，只不过突然没有人关心他们罢了。国家拿不出钱来管他们，这就是根源。不过这也是多愁善感。请问，您有何见教？”
　　“我想找您谈一谈喀尔巴阡山区科索夫附近的那所保育院。”
　　“我知道，”多罗申科点点头，“有这么一所保育院，确切地说是有过。孩子们都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了。要知道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教员、医生、炊事员、清洁工以及其他勤杂人员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靠什么生活，那里没有任何生产，没有地方挣钱。他们出售自己园子里的水果，还进行走私，好在紧靠边界，关于保育院您想说什么？”
　　“我完全赞同您的担忧，”塔什科夫十分认真地说，“我想做点事情让保育院恢复起来。”
　　“您怎么会提出这个建议来？”多罗申科好看的眉毛向上挑起来，“仅仅是一片热心？”
　　“不完全是。让我来解释，校舍出租三年，三年租期只过去了一年。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赎回校舍。”
　　“什么叫赎回？您自己说的，它的租期是三年。这就是说，签订了契约，在三年期满之前契约不可以解除。”
　　“可以的，让娜·彼得罗芙娜，任何契约都可以解除。另一件事情是，提出前解约需要支付一大笔赔偿金。但这是钱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
　　“基金会拿不出这样一笔钱来，”多罗申科叹了一口气，“很遗憾，我们很穷，当然，尽管想要有所作为。所以，唉，您的想法不现实。”
　　“钱有，足够支付赔偿金。不仅如此，甚至还够投资兴办赢利企业，挣回可观的收入，保证孩子们的生活费并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
　　“哪来这么多钱？来路正当吗？”
　　“这是我私人的钱。”
　　“您是后台老板？地下百万富翁？”
　　“怎么会呢，让娜·彼得罗芙娜，我根本不是黑道人物，我是个最平常的俄罗斯百万富翁。我的钱绝对是清白的，我可以向您报告我的每一个卢布的来历。假如您对此感兴趣，请听我解释：这是我很早以前得到的一笔遗产，这些年来我坚守不花它一个戈比的信条，一次也没有动用过。不过我一直在使它增值。您大概听说过一位叫米哈伊尔·鲍加托夫的作家吧？”
　　“当然，”多罗申科耸耸肩，“他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我们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他的作品。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顺便说说，我甚至还在乌克兰电视台播放的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中演过角色。为什么您回想起鲍加托夫？他早就去世了。好像是死于意外事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因为我就是他的继承人。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去世时是我母亲的丈夫，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富翁。他去世以后，所有的钱都转到了我的名下。后来，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大量出版，稿费也就源源而来。所以，您可以想象这笔钱有多少。这么多的钱应该够恢复保育院并且扶持它所需的用度，如果您能妥善支配这些钱的话。”
　　“很诱人。您想拿什么做交换？”
　　“交换？没有交换。没有对等条件。您就当是收到一笔慈善捐赠好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和您都是成年人，我们都了解，没有平白无故的慈善事业。不论时间还是人手都是这样。您在这件事情中有什么利益可图？您要考虑到，在我没有弄清楚您的动机之前，我是不会接受您的建议的。您是俄罗斯公民，为什么偏偏要向乌克兰的孩子们显示您博爱的胸怀呢？怎么，在你们俄罗斯就找不到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了？”
　　“我有个印象，您在寻找拒绝的托辞？我没有听错吧？”
　　“您误会了，”多罗申科严肃地说，“我不愿意拒绝您的捐赠，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很需要这笔钱。各个保育院的窘况的确不正常。但是我不能拿基金会的声誉冒险。万一您设下圈套欺诈……”
　　“让娜·彼得罗芙娜，请相信我，我的建议没有丝毫违法犯罪的成分。我捐赠给您的钱是纯洁清白的。我希望，基金会和外喀尔巴阡州行政机关的正式代表一起尽快到保育院来，解决提前废止租约的问题。的确，您没有错，我有一定的条件，基于这些条件我才慷慨解囊，但是这只是条件，而不是贪财图利。”
　　“有哪些条件？说来听听。”
　　“应该让租房人尽快把校舍腾出来。您说得非常正确，我和您都是成年人，我们不可能不明白，为了从这所保育院遣散孩子和签订租约，在基辅、里沃夫和外喀尔巴阡，都花了很多钱。收受这些贿赂的人将会拼命死守，不允许废止租约，而月租房人也会向他们施加压力。局面非常严峻，让娜·彼得罗芙娜，我也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些强盗匪帮和贪官污吏利用沦为孤儿的孩子们来做交易。您认为我的行为荒唐古怪。作家鲍加托夫的遗产，我连一个戈比都没有花过，因为我希望这些钱用得不至于让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丢面子。您读过他的书，甚至出演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您应该十分清楚，鲍加托夫本人也会这么做。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孩子们怀有深厚的爱。”
　　塔什科夫激情洋溢、义正辞严地口吐谎言，连他自己都感到纳闷：刚才这一通高论是怎么编出来的？他也在中学里学过苏联文学经典作家的不朽著作，那些中篇和长篇小说带给他的，除了令人讨厌的感觉之外，就是为现实社会歌功颂德的华丽辞藻，他从来没有从中看出一丝一毫特别的正义感和对孩子们的爱来。况且，这位“正义和幸福童年的代言人”也没有放弃娶一个抛弃独生儿子的女人做妻子。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摸透了让娜·彼得罗芙娜·多罗申科，摸清了她的思路，到这会儿他才清楚地知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用什么语言同她谈话。
　　“我本来不想把我的名字张扬出去。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在我们俄罗斯，炫耀自己的财富是危险的。一旦我向慈善事业捐出这么多钱的事情公之于世，那么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和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就会搅得我不得安宁，他们以为我捐给保育院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头都藏起来了。我无法向世人证实我全都捐出去了，他们反正不会相信我。”
　　“当然，”多罗申科赞同地点点头，“如果这是您的愿望……”
　　塔什科夫明白，他打消了她因怀疑他的善意所导致的抵触情绪。下面的事情将会快一些，也简单一些。
　　早晨，米隆刚刚走进娜塔莎的房间，第一眼就看见了久卢阿的三册译文本。这个打击让他凉了半截。莫非又失算了？他们又一次枉费心机了，人家把书拿到了手，而且还送上门来，可民警却漏过了取书人。
　　娜塔莎尽力克制着，但是米隆看出来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显然，她也明白，他们精心构思的计策落空了。
　　“噢，我看见给你送来了《现代逻辑分析基础》，”他尽可能快活地大声说，虽然他自己的喉咙也发堵，“这太好了。你已经开始读了？”
　　“还没有，”娜塔莎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这本书刚刚才送来，也就是十分钟吧。”
　　“你首先必须仔细通读一遍，要注意一一读懂。如果你觉得什么地方弄不明白，马上问我。如果没有掌握前一个定理的话，千万不要跳到下一个定理上去。现在你就开始吧，我先在微机上做几道题。”
　　“米隆，难道我真的愚不可及吗？我觉得我全都理解得很好，可是你却说全都不对。”
　　“娜塔莎，不要断章取义，”他冷静地回答，“我没有说过全都不对。我不过是提醒你，许多定理你只是背下来了，并没有理解它们的实质。这是一种肤浅死板的学习方法。如果你只要通过大学三年级的数学水平考试，这倒也蛮正常。但是我教你学的不是高等学校的数学课，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真正的学问，是大学问，你明白吗？凭你的才华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大学问是容不得肤浅死板的。读完定理证明之后，你应当豁然开朗地对自己说：‘这才正确，不可能有别的路子。’可是当你还在说‘好吧，我记住并且将考虑到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所成就。久卢阿之所以写这本书，正是为了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复杂的事物，提出新的逻辑，便于掌握材料。”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零零落落的翻书声和轻轻的击键声。过了一会儿，娜塔莎抬起头来。
　　“米隆……”
　　“啊？什么地方不懂？”
　　“不是，我看不清楚，书上一片白。请把我向窗口挪近一点。”
　　米隆使劲忍住笑。久卢阿的书肖然是本好书。但是娜塔莎·捷列辛娜根本不需要，书上的内容姑娘早就学会了，而且学得相当好。但是在倒霉的游戏中，必须装出笑脸，既然是他起劲地往瓦西里的耳朵里灌输必须赶快弄到这本书的神话。书弄来了，现在请你们用它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来展示姑娘不同凡响的才华吧。娜塔莎耐心地读着，但是也记得正事。把她向窗口挪近，就是让她挨着米隆坐到微机旁边。她领会米隆的意思，真棒。
　　他推着轮椅，让娜塔莎坐到自己旁边，开始快速击键打字。
　　别着急，还不是完全无可挽回。必须稍作等待。也许会
　　峰回路转。
　　娜塔莎似乎完全钻进书中去了。
　　“我不明白，”她突然说，“要做多少次迭代？”
　　米隆盯着书，眼睛扫了一下她指的那一段。那一段只字未提迭代法。但是他明白她的问题：“要等多久？”他很快打出了答复：
　　我想，三四天。在这几天中，我们应该想好下一步，如果最后是我们没有办法的话。只是别泄气。我们能够逃出去，我保证。
　　但是他嘴上却说：
　　“你好好看看前一个定理，那里讲得很清楚。”
　　娜塔莎合上书沉默了一会儿。
　　“请你考考我，我觉得我现在都弄懂了。不过你说得对，学过这本书之后，所有的证明都完全变了样子。”
　　“你读了多少了？”
　　“整个第一章。”
　　米隆打开了习题集。
　　“你做做第360和378题。”
　　他稍稍挪开一点，让娜塔莎更方便地操作键盘。她抓紧一分一秒训练，现在打字速度提高了许多，而且几乎不出错字。
　　我觉得，你不过是在安慰我。情况不妙。我会死的，是吗？而你呢？你不要那样想，我并不太害怕。最可怕的是痛苦。这些年来，这么多痛苦我都挺过来了，我已经不害怕了。不会更痛苦了。只要不痛苦就不可怕。
　　“不对，”米隆断然说，看见微机上的这段话，他打了个冷战，“全都不对。根本不对。你用的方法不对。从头再来。”
　　他点点鼠标器，删除了那段让他心惊肉跳的话。娜塔莎转向窗外，陷入了沉思。如果房间里装有摄像镜头，那么监视者就会形成姑娘正在思索另一种解题方法的印象。米隆看看自己的两只手，手在发抖，哪里是发抖，是在哆嗦，就像早晨空腹醉酒一样。他把双手插在两膝之间，曲背拱肩，脸上装出深思的表情，当然，一切都对。她会死去。他，米隆也会，不会如此轻易地放他们出去。这里过于森严的警戒说明，这一切绝非儿戏。好心的雇主。有什么办法，等着他们来吧。等他们来到这里，看看天才的姑娘，同医生谈谈……往后会怎么样呢？把她送回莫斯科，还去那家医院，警察正在那里带着一堆问题等着她呢，到哪里去了？去谁那里了？去干什么了？不会这样，或者把娜塔莎弄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显然不是出于好意；或者是让她死去。而米隆的命运更简单，这是明摆着的。
　　娜塔莎重新转向键盘，把手放到键盘上，开始打字。
　　不要安慰我，我全都明白。你别担心，我不会丧气。谢谢你关于我并且想方设法搭救我。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你没有错。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
　　他的心由于同情这个孤苦无依的姑娘而发紧，她才活了这么几年，而且这些年还过得不甚开心。大概她是对的，他什么也没有办成。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希望。他们是残忍的，谁知道他们将为他俩安排什么折磨人的死法，既然他们决定要为决不屈服和企图得救而惩罚他们。如果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还可以指望快点死。朝后脑勺来一枪就完了。也好，就算姑娘来日无多，也要让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活得幸福。
　　我也爱你。
　　“这样要好一些。”他说，装作纠正她的答案中某些地方的样子。
　　这么说，我是对的，我会死去。否则你也不会哄我。你不能爱我，我是个残疾人，从来不被人喜欢。不必可怜我，我就是爱你。
　　“现在全都对了，我相信，”娜塔莎意外地大声说，“我可以看第二章了吗？”
　　“对了，”米隆打着冷战回答，“现在全对了。”
　　她又打开译文本，米隆惊惧地看见眼泪正滴落在打开的书本上。娜塔莎静静地坐着，既不哽咽，也不说话，听任两行晶莹的泪水顺着她苍白无血色的脸颊流淌。突然，一股强大的令人心悸的怜悯之心在他的心中涌起，让他热血沸腾，冲决了所有的疑虑和清醒的理由，填平了横在他这个22岁的健壮穆斯林和17岁的不可治愈的俄罗斯姑娘之间的鸿沟。他决不抛弃她，不能抛弃她。他们要么一同获救，要么一起赴死，反正他们俩要同生共死直到最后。
　　同塔什科夫谈过话之后的第二天，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按照他留下的地址登门拜访。给她开门的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伙子。
　　“您找谁？”
　　“我找伊利娜。”
　　“可她在上班。”
　　“上班？今天可是星期天哪。”卓娅不知如何是好。
　　“她一直都是天天工作，从不休息。”
　　“您能告诉我到哪里可以找到她吗？”
　　“她在邻街一幢十六层大楼里擦洗楼梯。”
　　她很容易就找到了邻街的十六层大楼，其余的楼都只有九到十二层。卓娅走近正门的台阶，隔着大窗户看见一位瘦瘦的不甚漂亮的姑娘，正在宽阔的前厅里擦地板。窗户外面临街处有一条长凳。卓娅坐到长凳上对着伊拉看着她，不时有人走进大门，在刚刚擦干净的地板上跺跺皮鞋，留下一串脏脚印。于是伊拉马上又把刚才擦得干干净净烟烟反光的地方重擦一遍。有时她直起腰来，弯起胳膊擦擦脸。开始卓娅以为她擦的是汗水，但是后来她才看清，她擦的不是汗水，而是泪水。
　　伊拉擦完楼梯和大厅，把水桶和抹布收到一个什么地方，走出大楼。卓娅本想叫住她，但是改变了主意，在后面跟着她走。姑娘走到卓娅刚才来过的那幢楼前，走进门里。大概，她现在要回家去。卓娅决定过一会儿再上楼到她的家里去。伊拉心情不太好，哭了好几回，她刚下班，不好马上硬去她家。让她稍稍休息一下。但是，很快伊拉又出门向小商品市场方向走去。卓娅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又跟着她往前走。半小时后她才明白，伊拉·捷列辛娜是到小商品市场来干活。卓娅在靠近热食摊的地方找到一条长凳，伊拉就是从这个摊上取食品和饮料送往各个摊位的。卓娅坐下来等着。等了好长时间，到4点钟，市场开始逐渐收摊。终于，卓娅看见伊拉向着门口走去。
　　“对不起，您是叫伊拉吗？”她走近姑娘问。
　　“是，是叫伊拉，”姑娘的回答不是特别礼貌，“有什么事情？”
　　“谈一谈。”
　　“谈什么？”
　　“谈您，也谈我。还谈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
　　伊拉的脸色倏然改变，警惕防备的表情消失了，代之以同情。
　　“您是他的妻子，是吗？”
　　“不是。让我们另外找个地方吧，这里人太多了。”
　　“走吧，”伊拉说完，灵巧地穿过仍然十分拥挤的人群，“这里有个地方，可以坐一坐。”
　　她把卓娅领到月台上。这里真的有好多长凳，但是都被带着提包背囊等候电气列车的人占上了。
　　“您别看人多，火车马上就来，他们都要上车走人。车次很多，每隔十到十五分钟一趟。”
　　还真是这样。铁路弯道那边响起了鸣笛声，随即火车就开过来了。月台上人头攒动，人们肩扛手提，向着打开的车门拥去。长凳都空出来，可以随便坐了。
　　“我们到那边去，那里阴凉。”伊拉手指着一棵树边的长凳说。事实上，那棵树长在月台下面，又高又弯，枝叶正好罩在长凳的上方，挡住了烈日。
　　她们俩坐下来。但是卓娅突然失去了决心，不知道从何说起，还需不需要说。她能对这个姑娘说什么问什么呢？然而伊拉首先打破了僵局。
　　“沃洛霍夫的事情您都知道了？”
　　“是的。”卓娅简短地回答。
　　“您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吗？”
　　“是的，有人告诉我了。伊拉……”
　　“什么？”
　　“您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是吗？”
　　“非常难。不过没有关系，正常。我挺得住。您问这个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请您原谅我，您大概觉得我傻里傻气的。问题是，我怀着孩子。”
　　“是他的？”
　　“是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伊拉扭过头惊奇地看着她。
　　“还能怎么办？生下来。”
　　“但是，不生行吗？”
　　“您害怕了？怕什么？嗨，对，明白了，您跟我的妈妈一样，也认为他的孩子个个都是怪物。我一直不肯原谅她做的事情。他们对您说过我们吗？”
　　“说过，我都知道。”
　　“您的孩子也不会原谅，如果您要扼杀他的话，”伊拉非常严肃地说，“您不要觉得亏心，您叫什么？”
　　“卓娅。”
　　“您早就……同他？”
　　“不到一年。”
　　“您真可怜，真可怜。”
　　伊拉小心地拉起她的手，笨拙地抚摸着。
　　“什么也不要怕，卓娅。生下来吧。我会帮助您的。”
　　“您怎么帮助我？”卓娅苦笑了一下，“您自己也需要帮助。”
　　“我什么都不需要，”姑娘突然粗鲁地回答，“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能够应付。如果您带小孩子有困难，我会帮忙的。可能，他会有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有的毛病。到时候我会告诉您做什么，怎么做。您别看我，我长得很难看，也没有教养，但是您的孩子将跟我不一样。您要是见过我们的娜特卡就好了，她特别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而且聪明，很有天才。您也会为自己的孩子骄傲的。别往任何坏的方面想。”
　　“您为什么要劝我？”卓娅疲倦地问，“这对您有什么好处？”
　　“劳驾，”伊拉恳求地看着她的脸，“让您的孩子出生吧。要知道我等于没有亲人……”
　　骤然之间，卓娅理解了她。这个姑娘太孤单了，尽管度日艰难，她也想组建一个哪怕是徒有虚名的家庭。因此才提议让自己帮助卓娅。伊拉和未来的孩子有共同的父亲，就是说，他们毕竟还是亲姐弟，尽管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连卓娅，这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也算是亲属。伊拉多么想让她的家庭不止是由几个没有行为能力时时要她操心的残疾人组成。她渴望正常的生活，渴望有人给她打电话，到她的家里去做客，而她也有地方过节日或者生日，不是去医院，而是去普通的家庭送礼物，坐在铺上节日桌布的餐桌旁边吃饭。塔什科夫说过，他的一个同事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认识了伊拉，唤起了她对人间温情的向往，后来他牺牲了。不过即使不牺牲，他们之间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对于他而言这只是工作，这种关系属公务需要。可怜的姑娘。
　　卓娅坚决地从长凳上站起身来。
　　“谢谢您，伊拉。”
　　“谢什么？”
　　“谢谢您的宽慰。谢谢您提议帮助我，您是个非常好的人，愿您事事如意。”
　　“那么，您不重新考虑考虑孩子？您不生下他？”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请您原谅我，再见。”
　　她转过身快步走下月台，走向门口。
　　
　　20
　　阿亚克斯喜欢把自己的住所布置得舒适而富有审美感。他早就已经明白，在握有金钱这种神奇尤物的情况下，为还有让你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使你不满意的事情而发火生气，是不可思议的。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排除任何不方便。因此，他耐心而投入地装修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宅，然后又装修别墅，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取舍。如今，住宅和别墅都完全符合他的高标准严要求。阿亚克斯无论在莫斯科市内还是在市郊，都能很舒适地消磨时光。他是个极顾家的人，爱妻子，爱儿子，也孝敬自己的母亲。母亲常住的地方，正是他温暖舒适、设施齐全的别墅。他也极其乐意经常去看望母亲。母亲从来不过问她已故的丈夫和独生的儿子干些什么，只知道富裕证明她的儿子能够成功地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如果撇开阿亚克斯的恐怖主义犯罪勾当不谈，总的看来他是个各方面都令人喜爱的人，有许多朋友，以及接受过他的各种帮助、认为自己应当对他感恩戴德的人。乍一看他微笑的脸庞和愉快的眼神，谁都想象不到，这样一个人会冷酷而不眨眼地下令杀人，会把两个被人为赋予特殊才能的年轻姑娘当成只不过是一种商品，必须“好好展示”，以图卖个好价钱。
　　送走了妻子和儿子。他们到法国的蓝色海岸去了，要在那里度三个星期的假。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到母亲住的别墅去。那里等着他的是热气腾腾、美味可口的晚餐、露天凉台上漫长温暖的夜晚和闲适随意的谈话、阿亚克斯从小就爱喝的加樱桃酱的茶。今天他也在别墅，他同母亲一起在按照老习惯喝茶。一直安安静静地趴在主人腿边的大牧羊犬突然站起来，不安地竖起耳朵。
　　“格列塔不安了，”母亲说，“大概又是有人在栅栏那边擦身吧。”
　　“我去看看，”阿亚克斯站起来，往肩上套上一件单上衣，“我们去吧，格列塔，检查一下，是什么人在那边走动。”
　　他随着牧羊犬走到栅栏边，马上就看见一个毫无特征的客人正在四下打量。
　　“您在找人吗？”阿亚克斯温和地问，但是没有走出栅栏。
　　问话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因为来人他认识。这个人不止一次在阿亚克斯和车臣人之间充当联络员。
　　“让转告您：再过三天将开始军事行动，可能要用山中的保育院。”
　　“好的，我明白了。还有什么事情吗？”
　　“别的没有什么。”
　　阿亚克斯不慌不忙地朝房子方向往回走。格列塔畏怯地跟在他旁边，时而不满地看看陌生人刚刚站过的地方。
　　就是说，再过三天，车臣将开始激烈的战争。反对派领导人或者高级指挥官中有人受伤后，将被送到喀尔巴阡山中的保育院去。阿亚克斯的人将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救治和应有的护理。老实说，正是为了要派这个用场，才在一年前租下保育院的房子。喀尔巴阡山中有好些小型飞机场，可以降落运送伤员的飞机，所有的组织问题都由乌齐耶夫上校控制，他一辈子都在外喀尔巴阡军区服役，在当地拥有通过贿赂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关系。往保育院运去了最新的设备，病房兼有手术和电子理疗功能，能治好严重的外伤病人，只要他还有一口气。紧急调遣医生也已安排就绪，所需医生提前选定，随时准备上机场。已经有过多次了，官方报道说某某人死于车臣的军事行动，半年之后他本人却又重新亮相，活跃、健康。谁也想象不到，这半年他是在哪里过的，为什么关于他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起死回生的本人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一笑，除了“安拉的意志”几个字之外决不多说。
　　再过三天。这就是说，三天之后保育院里不能再留下一个无关人员，无论是娜塔莎、上校的儿子阿斯兰别克·乌齐耶夫，还是伊朗医生。只留下瓦西里和护士娜佳，当然还有警卫。事情必须在这三天当中搞掂。
　　“是什么人，儿子？”阿亚克斯上台阶时，母亲担心地问。
　　“有人迷路了，问去车站怎么走。妈妈，我们再烧杯茶吧，这一杯已经凉了。”
　　“我这就去烧。”她说着就站起身来。
　　“你坐，你坐，”阿亚克斯温和地笑着说，“我自己来。顺便也给格列塔喂点食。走吧，亲爱的，”他轻轻地拍拍格列塔的头顶。那条狗讨好地眯缝起眼睛，“我们去拿你的食盆。”
　　走进厨房，他严严地关上门，打着煤气灶，往茶炊里添上水，从口袋里掏出大哥大。
　　“请接波卢克斯，”他低声说，“请转告，鉴定专家只能在三天内抵达。否则就不要来了。二天之后受控样品将被销毁。”
　　格列塔困惑而委屈地望着主人。他说了它熟悉的“食盆”，可是自己却没想到什么也没有往这个食盆里放，为什么还说？只顾站在厨房中间对着那个黑盒子说一些听不懂的话，甚至连看都不看放花提包的方向，好吃的带点咸味的食块通常都是出自那只提包里。与其这样，它还不如留在老主人身边。老主人虽然不像少主人这般可亲，但是心肠好，总是从桌子上拿点东西喂它。牧羊犬蹲在主人的腿下，试图截住他的目光。但是阿亚克斯似乎忘记了它，重新在黑盒子上按键。
　　“如果鉴定专家在三天之内赶不到，你们就甩掉货物，我们不能再保护它了。三天之后可能有客人要来，必须为他们腾出地方，保证不走漏消息。什么？我无所谓，这不关我的事。当然，要万无一失。儿子？他不会有问题，上校全都十分清楚。对，当然，也包括他。再见。”
　　阿亚克斯关上电源，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伸手从花提包里取狗食。
　　“怎么了，亲爱的？”他说，“查皮”的碎末从花提包倒进食盆，发出悦耳动听的沙沙声，“饿了？主人不给你吃的？嗨，他真坏，嗨，真坏，完全把小姑娘忘了，只顾忙这事那事。别生气，亲爱的，敞开吃吧。”
　　格列塔很能领会主人的语气，它明白主人没有给它食物不是因为它什么地方做得不妥或是犯了什么过错。这是最主要的。狗的忠诚规则不能违背主人的意志。格列塔向阿亚克斯投去恭顺的目光，舔了舔他的手。
　　亚历山大·塔什科夫很早就懂得了权力和财力，虽然他一直没有掌过权，只是接受了这一客观现实。他知道，许多罪行正是为了钱，甚至身败名裂的风险特别大也在所不惜。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都是对钱的渴望压倒了一切恐惧。
　　他清醒地估计了废止租约的形势。他知道，租约既然是靠了大量行贿才得以签订，那么决定这一纸合约的人，在租赁者面前就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借助于“幸福童年基金会”在当地的媒体上组织一个战役，掀起一个浪潮，动员社会舆论，然后挥舞拳头要求提前废约，同时表示准备支付全部赔偿金，因为孤儿们的利益更重要。甚至还可以试试宣告租约无效。决定租约命运的官员们，在这个浪峰上不可能持久对抗，他们没有保护租赁者的理由。但是这需要不少于三四个月才能办到，塔什科夫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
　　为了让能促成快速签约的人伸出援手，惟一的办法是花更多的钱行贿，比他们从租房人手里收到的贿赂更多。当然，行贿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情，这谁都知道。塔什科夫也知道，但他还是得行贿，用的是苏联文学经典作家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鲍加托夫遗产中的钱。当然，他并不亲自出面去做这种勾当，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甚至还高雅脱俗，但是同时也不留回旋余地，让受贿人休想耍滑头脚踩两只船。当官的确信受到势力更强的黑手党集团的钳制，他们的事，这个团伙全都了如指掌，如果不这么做就逃不出它的手心，它非找租房人算账不可。
　　最让他们害怕的是，他们必须以官方身份到前保育院去一趟，通知租房者赶快把房子腾出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敲定文件并且签字盖章是一回事，然而收了人家的钱后再甩掉人家，同时当面对他们说有人出更多的钱，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还要有一笔钱用来组织纠察队。把居民集合到保育院周围，发给他们写着“保育院属于孩子们！”、“外来人从保育院滚出去！”的标语牌，并且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做等等。纠察队员应该对官方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表达出促使尽快废约的现实理由。
　　“我们不想提前打搅你们。我们以为，一切都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地方行政当局的代表对租房人说，“但是您看，事情起了变化。对此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租约包含有违约和不守约条款，这您自己知道。我们将房子向您短期出租，只能以一伺出现向保育院拨款的可能性时租房者立即腾出房子为条件。我们没有守约，我们同您签订的是三年租期，因为当时我们相信，三年之内不会给保育院拨款。但是现在有钱了。为了这个三年期的租约我们已经够窝囊的了。请相信我，为了维护您的利益，凡是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尽力做了。但是，唉！”
　　塔什科夫站在表达愤怒的社会舆论的人群中，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地形。高高的混凝土围墙绕院子一周。塔什科夫装成一个热情活跃的积极分子，爬到纠察队员开来的汽车顶上，把一块标语牌高高举过头顶。他老练的眼睛穿过包围着建筑物的棕色树干和绿色枝叶，不时捕捉到移动目标。不错，这里的警卫够多的，最糟糕的是，他们不仅在混凝土围墙内侧的院子里，而且还在外面的山坡上执勤。这帮租房人个个都是尚勇好斗的亡命之徒。如果真要跟他们动武，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处置得对，用光了鲍加托夫的钱。如果解决问题可以不流血，那就不要流血，不管要花多少钱。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明白这个道理。
　　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没有把来访者送出门。刚刚发生的几件事情有如晴空霹雳。而且想不到竟会接二连三，真是祸不单行：阿亚克斯命令三天后甩掉姑娘和米隆，而这里却乱成一团糟。他说的三天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暂时什么都不能办。鉴定专家随时都可能抵达。必须让他们看到活着的娜塔莎而不是尸体。没有关系，也许，到早晨自会消停。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糟。官方客人离开之后，纠察队员并没有如瓦西里所希望的那样散去，他们继续围在房子外面，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不仅如此，暮色降临时，他们从汽车里拖出了帐篷，点燃了篝火，分明是准备做饭。怎么，他们要在这里过夜吗？胡闹。瓦西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出大门。
　　“公民们，”他尽可能有把握地说，“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各自回家去吧。行政机关的代表把当局做出的决定通知我了。我同意他转达的决定，不持异议。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搬出东西，腾出房子。我发誓，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不在这里了。你们的示威没有意义，我用不着说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引起一片怒吼，人群头上举起一批新的、瓦西里白天没有见过的标语牌：“喀查普从乌克兰的土地上滚出去！”“乌克兰的土地属于乌克兰人！”
　　人们喊道：
　　“我们要呆到你们从这里滚蛋为止！”
　　“不能相信你们！”
　　“从保育院滚出去，它属于孩子们！”
　　“大肚子喀查普是靠乌克兰面包养肥的！”
　　“趁着好胳膊好腿快滚开！你们剥夺了我们的工作！”
　　喊声中增加了攻击性。瓦西里明白了，通过和平谈判他根本达不到目的，向人群开枪也不行，所有的租房文件上都签着他的大名。如果有一个示威者被擦破点皮，首先会拿他是问。
　　“你们要怎么样？”他大声问，尽量不失镇静，“为什么不走开？”
　　“我们要看着你，”人群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还要看着，你怎么搬走东西。所有的汽车我们都要检查，不让你们搬走保育院的东西。你快收拾自己的东西去吧。”
　　这一招全然失灵了。就是说，娜塔莎不论是死是活，都无法从这里弄出去了。当然，可以由警卫押车，不许检查，但是他的警卫全都是些一眼就能辨出民族特征的人。不得了的还有武装的车臣人要到喀尔巴阡山来居留的事。一旦泄露秘密，阿亚克斯会拧断他的脑袋。
　　没有办法，只好等待，在三天之内就地解决娜塔莎和米隆的问题。还等个鬼！必须赶快制止鉴定专家到这里来。外面那伙人决不会放他们进来的，即使放进来，那么有外国人到来的消息也会马上传开。
　　瓦西里回到楼里，叫来了警卫队长马拉特，一个魁梧结实、满脸胡子直长到眼边的男人。
　　“必须当机立断，他们反正不会让我们安宁。就在今天夜里，你把该结果的都结果了。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
　　“这些人就这样围在外面？”
　　“照一切情形看来，是这样。他们不打算散开，这就叫来者不善。不要去招惹鹅群，这里不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您和我一样，都是不受欢迎的外族人。乌克兰没有参战。所以我们别出意外。”
　　“可奥赫里缅科呢？他哪能允许我们这么办？”
　　“哪能，哪能……他允许了。就这么办。他是个傻瓜。原来，不满情绪早就产生了，本该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措施，可是他却指望一切自生自灭，自行平息。现在讨论还有什么用？应该及早在能做点什么预防的时候讨论。现在只能顺时应势，相机行事。简单地说，必须人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姑娘和上校的儿子，他们再也没有用处了，撤退的时候反而是多余的累赘。惟一的时间是夜里，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把监控灯都断掉。”
　　“两个人一起干掉？”
　　“你啰嗦什么？”瓦西里光火了，“对你说一遍就够了，赶快去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
　　警卫队长默默地走出房间。暮色越来越浓。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盯着房子周围的人群。从他住的三楼窗户里看得十分清楚，人们支起帐篷，围着篝火忙着。照一切情形看，这些纠察队员很有经验，因为他们的活动组织得很好。从一大批人中分出一个“精神压力”小组，站在一边举着标语牌整齐地呼喊口号。现在，第一批人吃完晚饭来换班了。原先站着的人把标语牌交给已经吃完饭的人，再到篝火边去。看来，他们是要打算闹上一通宵了。但是这也不错。在自己一片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中，他们听不见他们料想不到的声音。
　　天色更黑了。警卫队长按照命令，没有打开围墙和房顶上的灯光。但这时瓦西里听见马达声响，稍过了一会儿，看见一辆载重卡车开到跟前。当即有几个男人从一堆篝火边离开，几分钟后就清楚了，他们拉来了几个蓄电池组，接上大功率的弧光灯。又过了一会儿，整个保育院被炫目刺眼的灯光照得朗如白昼。
　　“这群狗杂种，”瓦西里低声骂道，“居然堵得这么死。他们想看什么，我倒想知道。”
　　他冲进走廊。
　　“给我找马拉特，要快！”他对本层的值班警卫说。
　　五分钟后，警卫队长就到了，他刚刚吃完晚饭。
　　“暂停，”瓦西里对他说，“太亮了。”
　　“可以派一名神枪手，把他们所有的灯都打掉，”马拉特建议，“他们未必有备用灯。”
　　“你疯了！我们是和平的租房人，我们哪来的神枪手？你想闹出丑闻来吗？即使我们只开一枪。明天他们就会把警察、反侦察、国防部和新闻界的人全都招来。你的和平意识太差，没有长脑子啊？老老实实地坐着，不要探头探脑！早晨会比晚上聪明些。奥赫里缅科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一个星期之中，我们总能想出点办法来。最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我们这里的人数。你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租房人，就是我，需要五十个武装的车臣警卫吗？娜佳好说，她可以算成服务人员。医生也可以不包括在内，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事情发展到必须做出解释的地步，就说姑娘是我的女儿，米隆是儿子。那样，为什么需要医生和护士也就清楚了。可是你和你的这一帮蠢货怎么算？所以不能有一个人开枪，不能开一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马上把所有的警卫从开阔地上收回来，只留下森林里的哨位，这些笨木头，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想到照亮森林。只把狗留在开阔地上。”
　　像今天夜里这种情况，瓦西里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叫喊声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停息，太阳出来的时候，瓦西里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撒气的第一个人是米隆。米隆也是一夜无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早晨6点钟，他请二楼的警卫带他去见瓦西里。
　　“你役事瞎转悠什么？”瓦西里冲着他大声叫喊，“你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地坐着？”
　　“发生了什么事情，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米隆惶恐不安地问。
　　“不关你的事！没问到你别乱说。你的任务是教姑娘学习，你只管好好教。滚开！”
　　中午，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外面是将近三十度的炎热，这三十五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分散在房子周围的开阔地上，现在却闭门枯坐，忍受着无所事事和闷热憋气的煎熬。最糟糕的是食品不够。买食品一般都是到库蒂、科索夫或者扎博罗托夫去，有时也到科洛美亚去买，派一辆轻型卡车，买够一星期的存量，买肉都是委托给古楚尔人，他们卸下成扇的肉，从来不问零钱，从来不跟任何人说什么，蔬菜也是批发，其他的东西则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小批量购买，以免大量采购招人耳目。按计划应该在昨天派车去买食品，但是没顾得上。现在完全乱了套，不知道如何收场。即便以需要购买食品为由说服纠察队员，在车返回时，他们一定要查看，肯定会为储备品数量之多大吃一惊。显然，这些东西四个人吃一个月都绰绰有余。还得找借口解释。但是有什么办法？五十个男子汉，光靠寓言填不饱他们的肚子。他们需要肉和面包，这是最起码的。下午4点钟左右，响起了警车的汽笛声。人群慢慢地分开一条道，放进一辆顶上有闪光灯的面包车。面包车一直开到大门口才停住。从车上下来两名雄赳赳的自动枪手。随后，一个臃肿笨重的身躯气喘吁吁地挤下车来，他穿着民警制服，佩戴少校警衔。人群中又举起了瓦西里尚未见过的标语牌：“打倒见利忘义的政府！”“打倒吸食民脂民膏保护土匪强盗的警察！”显然，突然出现的这些标语是早就准备好的，防备警察偏袒租房人。“这群料事在先的流氓。”瓦西里咬牙切齿地说。胖警察对聚在大门口的人群说了很长时间，带侮辱性攻击的标语牌减少了几块。
　　官方代表懒懒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朝门口走了几步。
　　“让他进来。”瓦西里命令警卫。
　　大门缓缓地向两边打开。胖少校一摇一摆地走进大楼。小汽车也跟在他的身后开了进去。瓦西里下到一楼来迎接他。
　　“乱成一锅粥了，先生。”少校开门见山地对瓦西里用乌克兰语和俄语混着说，显得滑稽可笑，“必须把房子腾出来。”
　　“给了我们一个星期安排迁出，”瓦西里反驳道，“一星期后我们就不在这里了，您可以放心。”
　　“那有什么用，我不能等这么久。您看外面都在干些什么？别让我伤脑筋了。收拾起您的东西赶快搬走吧。”
　　少校显得疲惫不堪，浑身是汗，红红的脸膛油光发亮，说话慢条斯理，信心十足，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他不需要这么多人聚在自己的管辖区内示威。发生过多少事情啊，可是事后都得由他负责处理善后。要是发生群众性的骚乱怎么办？这个地区一向是平安无事的，他不希望发生任何混乱。千万可别砸了饭碗，他还没有挣到养老金呢。所以，这位先生，忘了别人慷慨赠给你的那一个星期，劳驾，请离开非法占据的房子吧。
　　还没有挣到养老金……瓦西里突然灵机一动：这是他们惟一的机会了。他不无用意地看了一眼瓦西里手腕上的“劳力士”金表，流露出露骨的、欲盖弥彰的羡慕。这个贪婪的人在埋怨自己贫穷。
　　“请跟我们一起随便吃顿午饭，少校先生，”他殷勤地笑着说，“请赏光。”
　　胖胖的红脸少校显然乐于赏光。他津津有味地喝完红甜菜汤，甚至还请求再添一次。上焖羊肉时，他吃得狼吞虎咽，就像五天没有吃东西一样。对于酒水，他的确推辞了一下，但是，他一看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以色列伏特加酒，两只小眼睛就冒出贪婪而谄媚的神色。瓦西里明白，客人快要顶不住了，果然如此。
　　午餐摆在瓦西里的房间里。羊肉之后是发面煎饼。这时候少校完全嘴软了。瓦西里想，该谈正事了。
　　他措辞非常谨慎，语带暗示。但是胖少校人很机灵，看来，大脑并未让油脂塞满。
　　“多少？”他不待听完瓦西里的话就问。
　　“多少由您说。您自己清楚，事情很微妙。”
　　少校说了一个数目。瓦西里觉得这个数目完全能够接受，当场就同意了。
　　“就是说，这么办，”少校用手掌擦去沾在嘴唇上的煎饼油，“由我把人分小批带出去，每批五个人，再多汽车里就容不下了。就是说多坐一两个，如果挤紧一点也可以，但是汽车玻璃是透明的，没有贴色膜，那些人会往车里面看，而车里面除了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不应该有其他的人。我们把您的人塞到座位之间，用东西蒙上，好让外面看不出来。可以吗？”
　　“当然，”瓦西里点头同意，“您更清楚怎么样更好。您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
　　“我无所谓。你说送到哪里我们就送到哪里。只是别太远，否则来不及。要跑好几趟呢……”
　　“必须送到离公路比较近的地方。到了那里，他们自己会有办法的。”
　　“好的，”少校点头说，“我们马上就开始。”
　　他看了看表。
　　“就是说，到公路跑一个单程需要四十分钟，返回也是四十分钟，来回一趟一小时二十分钟。现在是5点半，7点……8点半……11点……”
　　他计算着到半夜能跑几趟。而瓦西里则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最后的答复，他说，到半夜能带出多少人算多少人，剩下的请勿见怪。但是少校继续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时才弄清楚，他不反对马不停蹄一直干到深夜，好尽快拿到自己的钱，当然是外汇，而不是库邦，也不是卢布。
　　“少校先生，”瓦西里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有个不大的麻烦事……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在需要送出去的人当中有一个重伤员，他未必能用您提出的办法运送。他是个半瘫痪，平时行动要靠残疾人轮椅。”
　　“这不要紧，”少校挥挥手说，“不成问题。一个人倒还带得出去。到了夜间我们正好带他，夜间看得不是太清楚。像他这样的人你们不止一个吧？”
　　“一个，一个。”瓦西里急忙保证。
　　就这么办。主要的是把众多的警卫和有病的姑娘瞒过外人的眼睛从这里转移出去。到了外边，由马拉特去处理她，连同米隆一起。别忘了交代马拉特，在路途中必须保证米隆不出事，别让他在车上喊出什么蠢话来。
　　“这幢楼里有备用出口吗？”
　　“有，那有什么用？不仅有，还有两个呢。其中一个是地下室出口，卸食品就通过这个口。”
　　“噢，”少校活跃起来，“有办法了。我们就通过地下室把他们装进车里，把车停在外面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去看看，那个门是怎么开的。”
　　他们下到一层，走出大楼，绕楼一周。运食品的出口在与大门相对的背面。的确，纠察队员反正能看见……
　　“你有车吗？”少校问。
　　“有，有好几辆。”
　　“开过来围着出口，挡住外面的视线。”
　　十分钟后，三辆汽车停到了楼边上，正好让外面的监视者看不见楼里的人从出口出来坐进警察的面包车。又过了十分钟，面包车载着第一批人驶出了保育院的院子，缓缓穿过人群。装在车顶的扩音器打开，传出了胖少校的声音。这一次他说的全是乌克兰语：
　　“尊敬的先生们，请保持镇静，民警机关将监督执行法院决定强制外人迁出保育院的情况。我本人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所以我请求不要允许聚众闹事及其他违法行为发生，每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将回来一次，亲自监督强制迁出的情况。我将进入大楼监视保育院的财产不被抢走，不遭破坏。你们可以放下心来。我再一次提请注意，必须遵守秩序以及防火安全措施，不要留下无人看管的明火，不要带着明火靠近成片的森林。”
　　汽车穿过人群后，突然加速，渐行渐远，看不见了。瓦西里喘了一口气。这个少校真不含糊。好了，看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到底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今天，米隆没能见着娜塔莎。早晨同瓦西里争吵过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等着送早饭来，吃过饭就可以到娜塔莎的房间去了。然而，情形与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警卫送来早饭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走出房间，而是走到窗户边拉上窗帘，一言不发地坐到门边的沙发上。米隆决定装出什么特殊情况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平心静气地吃完早饭，从桌边站起来。
　　“走吗？”他询问道。
　　“今天不上课。”
　　“为什么？”
　　“命令。”
　　米隆早就领教过了，这里的警卫话都不多，所以提问题也没有意义，反正他们什么也不会说。
　　“那我一整天都干什么？”
　　“在这里坐着。”
　　“同你一起，是吗？”
　　“这是命令。”
　　他的心里很不平静。房子四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昨天开始，人群拥挤，人声鼎沸，甚至在最奔放的想象中，也无法把他们同受欢迎或者有善意的人联系起来。米隆试图丢开不去想它，读读书，睡睡觉，但是他什么也做不成，思绪总是围着聚集在围墙外面的那些人打转。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也许，这是他同娜塔莎努力同莫斯科建立联系的结果？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白天过得很慢，好像是生病的感觉。跟往常一样，午饭和晚饭送到米隆的房间里。到了夜间，警卫却没有动窝，仍然一声不响地坐在门边。米隆也没有躺下。半夜3点钟左右，又来了一个胸前挎着自动枪的大胡子。
　　“走吧。”他命令道。
　　“去哪里？”
　　“不要问。跟我走。”
　　坐在门边的警卫也站起身跟在后面。他们下到一楼，走到走廊尽头，米隆看见一扇磨损的铁皮门打开着，门后是向下的阶梯。他惊恐地转过身，撞到了走在身后边的警卫那张莫测高深的脸上。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走吧，别问。”
　　米隆看着脚下，一步步走下阶梯。他被带到了地下室。难道是末日到了？他明白，他们迟早要找他算清账，但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快、这样简单。不知为什么，他还曾经设想，首先瓦西里要同他长谈一次，或者，也许要揍他……但是没有想到如此简单：起来，去地下室。米隆甚至相信，他会有机会同娜塔莎告别，虽然说不清楚这种信心有什么根据。
　　他的脚刚一着地，一双有力的手就抓住了他，而嘴唇立即被一块胶布封堵上了，双手则被绳子反绑到身后。他看见前面有一个敞开的出口，通向外面。两名警卫架起他的胳膊，把他抛向出口，米隆看见外面还有两个警卫，他们帮着把他弄出地下室，坐进了一辆面包车里。由于恐惧和事出意外，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弄明白，乖乖地听任摆布，坐到了座位之间的底座上。他惟一看清的是一名司机、两名自动枪手和一个胖胖的人。他们都穿着警服。米隆头上被蒙上了一块擦车布，擦车布散发着汽油味还有别的难闻的气味，呛得他双眼流泪，鼻子酸痛。
　　“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许抽搐，不许说话，总之不许出声。”
　　因为蒙着擦车布，他两眼一抹黑，不过从声音猜测，在另一排座位中间的底座上也塞进了人。终于，车门关上，马达发动了。开始行驶很慢，后来陡然加速，汽车开始在起伏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米隆的头老是撞到坚硬的金属部件上。身躯蟋曲、两手反绑的姿势十分难受，不一会儿就全身发麻了。从司机前座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谈话，但是听不真切。谈话的声音很低。米隆紧张地倾听着每一个字，试图听清哪怕是片言只语。
　　“加努霞安排我不要在外面过夜……”
　　“行了，为了这笔钱也……”
　　“这些钱是我的，也要给她吗？必须编造谎话……”
　　“说谎并不难……”
　　他们谈的都是些米隆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的话题，诸如在什么地方采蘑菇采得更多啦，加努霞的亲戚家最近几天要宰猪请求帮忙啦，一个叫奥斯塔普丘克的费尽心机想要晋升没有升上去，他萎靡不振，马上就要退役，不能退到乌日戈罗德，哪怕是哈尔科夫也行，最好是基辅，等等。
　　汽车逐渐减速，渐渐停住了。突然，米隆透过蒙在身上的擦车布也能感觉出来，灯光陡然变了。
　　“好了，弟兄们，到了，出来吧。”他听出来，说话的依然是起先命令大家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许抽搐、不许说话的那个人。
　　米隆动弹了一下想站起来，但是发麻的双腿不听使唤，他又不能用手帮助自己。他的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幼稚的指望，以为他们会忘记他，把他留在这辆面包车里，过后会有人来放他离开这个地方。也许，还会给他带路？他把头往肩上伸一伸，竭力摆脱蒙在身上的那块臭味熏人的擦车布透透气，可是却被这种难受的姿势僵住了。这时响起了经过麦克风放大的声音：
　　“一个一个地出来！把武器放在车里！双手举过头！缴枪不杀！”
　　落网了！他们落网了！米隆高兴得想喊，然而他的嘴被胶布封得严严实实，只能发出低沉含混的呜呜声，未必有人听得见。这时候，关于别人会忘记他、没发现他在座位中间肮脏的擦车布底下的想法，让他觉得可怕，使他感到心慌。他深深地呼吸一下，在胸膛里攒足了气，重新发出呜呜的低吼，使尽全身的力气摇头，竭力吸引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身边响起脚步声，擦车布被扯开，一双手猛地把他拉出狭窄的座位夹缝，让他站立起来。米隆晃了一下，发麻的双腿站不稳，但是站在旁边的人没有让他摔倒，轻轻地把他推向车门口。
　　米隆看见面包车停在一个飞行场上，他认出来这就是两个星期之前他坐飞机降落的那个机场。空阔的机场四周布满明亮的灯光，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穿特种部队军服的人。刚从面包车里下来的人，马上被带到了停在不远处的一架飞机上，他们都戴上了手铐。一个中等个子、目光严肃的秃顶男子走近他，一把扯掉胶布，厉声问：
　　“姓名？”
　　“乌齐耶夫·阿斯兰别克。”
　　“是车臣人吗？”
　　“我是印古什人，即不完全是……我……”
　　“为什么贴着胶布绑着手？”
　　“不知道。大概，瓦西里害怕我会叫喊。”
　　“是人质吗？”
　　“不是，我……”
　　“那就是警卫喽？”男子打断他。
　　“也不是。”米隆急忙说，他担心把他当成是瓦西里一伙的，“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是被邀请来给娜塔莎上课的。”
　　“上什么课？”
　　“数学和物理学。请听我说，娜塔莎还在那里，她完全是孤身一人，她是个残疾姑娘。请救救她。”
　　“我们会的，”男子简短地回答，“伊里亚，带他上5017号飞机。”
　　绳子解开了，“喀嗒”一声响，一副手铐马上又扣在了米隆的手腕上。他被带着经过一架飞机，机内有同他一起来的警卫。再往前走几步还有一架飞机，机舷上用油漆喷涂着“5017”号。一进座舱他就看见了面包车里的那个胖警察。秃顶男子跟在米隆的身后也登上了飞机。
　　“怎么样，彼得罗维奇，准备走了吗？”
　　胖警察摘下大檐帽，用一块大手绢擦干汗湿的额头。
　　“马上，萨什科，再等五分钟，让我喘口气。”
　　“以后再休息，彼得罗维奇，以后。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等你等得不耐烦了。不应该让他着急。你怎么看，他打算什么时候把姑娘送出来？”
　　“我想，他将把她同这一拨人一起送出来。我对他说过，等天完全黑了，就可以带出来了。”
　　“你想个办法催他快一点。”
　　警察吃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舷梯。
　　“我到路上再想。这个人是谁？”
　　他用头点着米隆问。
　　“他说他是个大学生，是给娜塔莎上课的。”
　　“你说你是大学生？”彼得罗维奇不怀好意地笑笑。这一笑让米隆感到不大自在，似乎他也有什么罪似的。
　　“我确实是大学生，”他急忙说，好像是要洗清自己一样，“我一点都不知道，那里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要给一位姑娘上课，让我去当辅导教师，挣点钱。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
　　“亲爱的，是谁派你到那里去的？”警察还是那样嘲笑地问。
　　“父亲。”
　　“父亲是谁？”
　　“喀尔巴阡军区司令部上校乌齐耶大。”
　　“明白了，”彼得罗夫拖长声说，“事情很严重。他们那里如何对待这姑娘？”
　　“她被安顿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房间被监听，也许还被监视。劳驾，快些把她从那里搭救出来吧，她完全是孤身一人，她不明白发生的事，大概快要被吓疯了。”
　　“行了，彼得罗维奇，”带米隆上飞机的那个男子挥了挥手，“快去干正经事吧。我在这里同军区司令部乌齐耶夫上校的儿子谈谈。”
　　塔什科夫已经是第三夜没有睡觉了，他感到周期性地大脑发懵，思维停滞。可靠的粗人彼得·彼得罗维奇装成一个傻乎乎的蠢货，见利忘义，为了多挣几个钱而同意一小批一小批地往外偷运被困在保育院里的人，已经往保育院跑了八趟了。送到机场的人立即用飞机送往切尔诺夫策，这比把他们送往里沃夫或者乌日戈罗德更近一些，在分批往返运送警卫的面包车抵达时，小型玉米机也来得及返回接运下一批人。暂时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安静、平和、没有流血和枪战。只除了一点：不知是何原因至今未见娜塔莎出来。她怎么样了？难道瓦西里冒险决定不给她留活口？果真那样的话，一切可就都白费了。
　　亚历山大坐在5017号飞机的座舱里，趁等候面包车返回的工夫，对阿斯兰别克·乌齐耶夫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小伙子给他的总体印象不错，不像是匪盗团伙中的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他是乌齐耶夫的儿子。据乌克兰刑事侦查人员提供的情报，这个乌齐耶夫同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关系很密切。诚然，暂时尚未发现他参与具体行动，但是毕竟……
　　“你的父亲在这一事件中起着什么作用？”
　　“确切情况我不知道。不过，他专门来了一趟，警告我要绝对服从瓦西里，听从他的吩咐。”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你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
　　“他们发现我怜悯娜塔莎。”
　　“你真的怜悯她吗？”
　　“是的。她太优秀了。我同她想方设法给你们传消息让你们知道。您明白吗？”
　　“当然。你们俩是好样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什么事？”
　　“我真为她担心。瓦西里为什么还不把她送出来？”
　　“你是问我吗？你自己想一想再告诉我。要知道你更了解娜塔莎、瓦西里，还有那里的情况，你一直在现场，知道症结可能在哪里。”
　　“我明白了，”乌齐耶夫兴奋地说，“问题在于医生。瓦西里害怕娜塔莎没有医生陪送不行。大概，由于某种原因，医生一时不能走，所以也就没有把娜塔莎带出来。”
　　塔什科夫沉思片刻。看来，小伙子说得有道理。如果医生不走，也就不会把娜塔莎送出来。至于医生不走，是……是什么？是天上不打雷凡人不求神？是虾米没有蹦上山还不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
　　在瓦西里没有同阿亚克斯取得联系并且得到他的指示之前，医生不会走。但是现在他不可能同阿亚克斯联系上，而且很久都不可能联系上。因为阿亚克斯已经被逮捕了，在保育院的第一批警卫刚一到达科洛美斯基机场时，形势就明了了，瓦西里上了精明的彼得罗维奇的钩。
　　塔什科夫跳下飞机，向机场大楼奔去。
　　在黎明的寂静中，门栓拉动的声音显得格外响。阿亚克斯没有睡着，但还是让突如其来的响声震得心里直颤。他单独住一间囚房，不过这可以理解，即使在监狱和拘留所暴满的情况下，所有的犯人在第一夜都是单独关押。
　　“起来。”走进囚房的值班员命令道。
　　“还不到早晨7点钟，”阿亚克斯冷冷地回答，“现在无权审问我。”
　　“我说的是——起来！”
　　阿亚克斯似乎不大情愿地慢慢坐起来，开始穿鞋。他被押着在走廊里过了好几道门，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两个穿便服，一个穿制服。阿亚克斯看见桌子上放着一部大哥大，正是他的那一部。
　　“有人整夜不停地给您拨电话。您不想同这位用户说上几句话吗？”
　　“不想。”
　　“您怎么看，什么人会如此锲而不舍地给您打电话？”
　　“可能的人多了。有我这个号码的朋友有几十个。你们这么早把我叫起来，就是为了让我接电话吗？”
　　“我欣赏您的幽默。”穿制服的人冷冷地回答。这时阿亚克斯想起他来了，在逮捕和初审时他都在场，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都没有表示出一点想说话的意思来。“不过我想提醒您，在喀尔巴阡山中有一个被你们绑架的姑娘娜塔莎·捷列辛娜。您亲自掌握着她的生杀大权。如果我们能够把她活着平安带回莫斯科，这将是一回事。要是她遭遇不测，那就将完全是另一码事。所以我想，如果他再打过来，您还是回个话为好，同给您打电话的人谈谈。当然，谈话时要平静，别说蠢话。”
　　“您凭什么认为，电话呼叫同这件事情有关呢？也许，电话是我的妻子打来的，她正在国外度假。”
　　“也许吧，”穿制服的人表示同意，“但是无论如何您最好还是回个话。不过我非常怀疑，您的夫人会这样通宵不停地拨打您的电话。很可能是您在喀尔巴阡保育院的朋友科科夫采夫有事务必找到您。他那里出了棘手的事情，这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所以，您最好还是照我的请求去做。否则我将不得不强迫您做。”
　　“以什么方式？”阿亚克斯的眉毛抬得老高，“你们要对我拷打用刑吗？”
　　“那又怎么样，”一个穿便服的人突然插话说，“可以拷打，可以用刑。但是主要是说服。您被捕之后，我同您谈得够多的了，因此您有可能了解，我们对您的情况掌握得很多很多。追求自由对于您来说没有意义。在自由状态，抓捕您照样易如反掌，快得让您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往下您甚至还会被抓进内务部的隔离侦讯室。您自己知道，那里是什么规矩，还有见利忘义的警卫，您的那些朋友们很快就要见到您了。您惟一的指望还是我们的隔离室。这里也舒服一些，顺便说说，警卫更加可靠。但是只有在您按照我们的路子走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把您留在这里。如果我们和您一起弄成这么一种局面，即按照联邦安全局的路子查不清您的任何问题，您就得自动转归内务部审理，他们要将您转到布蒂尔卡去。到了那里，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扣在您的头上：又是阿尼斯科维茨，又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甚至还有罗曼诺夫斯卡娅。当然，主要是修女和护士。谋杀前三个人，您只是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参与了，而修女和护士则是被您亲手掐死的。曾经让我们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两个人怎么会让您靠她们那么近，甚至连喊都没有喊一声。原来事情很简单。她们同您很熟悉，都信任您。阿莉娅·梅利科娃从医科学校毕业之后，就是跟着您实习。顺便说说，一些好搬弄是非的人肯定地说，当时经常看见您和她单独呆在您的诊室里。关于马尔法小姐倒没有说什么，她每天都同您在一起工作。好了，谢尔盖·里沃维奇，我们是回电话，还是去布蒂尔卡，您看着办。哎，您请坐下，真理不在脚下，何况天色还这么早。”
　　古拉诺夫坐到指定给他的椅子上。他们说得对，他已经脱不了身了。组织过于庞大，依靠它干的事情太多了。他总是觉得他的职位——残疾人和老年人疗养院主任医生本身就能掩护他免遭怀疑。大概，正因为如此才蒙混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寻找来去无踪的阿亚克斯，以为这是个坐高级豪华轿车，保镖前呼后拥，挥金如土，飞扬跋扈的黑手党头子。行了，气数当尽。他尽情享受过了，风风光光，随心所欲，事母至孝，封妻荫子。通过组织一系列果断昂贵的行动，他极大地满足了自尊心。自从父亲把“事业”传给他以来，他一直知道早晚一切都要完蛋，而且会不得善终，就像现在这样，名誉扫地、脸面丢尽、逮捕关押，忍辱受审。他对此早有准备。他觉得生活平淡乏味，枯燥无聊，于是，他为它增添了一些内容，使之充满趣味和活力，赋予它经常冒险的刺激和诱惑。他不需要靠这么多钱来显示自己的强势、坚韧、灵活、机变、气派……
　　放在桌上的电话响了。古拉诺夫不假思索地伸过手去。
　　“是的，是我。好，好样的，你处理得很好。我很赞赏。让他走吧，这边有人迎接他。你亲自送他到里沃夫？也好，这里一切都会正常。我全都明白，你没有错，过后我亲自对奥赫里缅科去说。什么？不，暂时用不着，情况有变化。两天之内你给她找个地方安置好。你把客人送到里沃夫，然后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告诉你怎么办。好吧，瓦夏，祝你成功。”
　　古拉诺夫把电话放回桌上。
　　“现在你们满意了？”
　　“完全满意，”穿制服的人爽快地回答，“您可以去睡一觉，最近三个小时内未必会打搅您。”
　　阿亚克斯回到囚房，双手枕着头躺下。针对沃洛霍夫方法的行动是最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上头耗费的时间最多。他和瓦列尔卡·沃洛霍夫曾经是同班同学，早在那个时候，就听他说过有关制造超人的种种荒诞设想。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些话总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引起有伤风化的联想，不久，沃洛霍夫再谈论有杰出的身体和智力素质的人时，变得出言谨慎了一些。除了招致嘲讽讥笑，别的一无所获。毕业之后，他们各自东西，彼此再未谋面。沃洛霍夫从事医疗实践与科学研究工作，而谢尔盖·古拉诺夫有从事风风火火的共青团工作的特长，走上了行政道路。在科学会议上批判沃洛霍夫和他关于用放射性照射修正怀孕早期胎儿的思想的余波，当然也传到了古拉诺夫的耳朵里。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可是六年前，他碰到一个人到残疾人疗养院来打听因脑颅损伤而失去记忆的加利娜·捷列辛娜的情况，认出来这个人是过去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时候，谢尔盖·里沃维奇才恍然大悟，瓦列尔卡·沃洛霍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也就是那个时候，他萌发了利用这种思想的念头。
　　为了细致地观察沃洛霍夫本人、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们，他付出了六年的辛苦劳累，耗费了六年的心血。当伊拉离开寄宿学校开始独立生活时，古拉诺夫想到，把她时时置于视野之内不无好处。伊拉开始出租房间，过了将近一年，沃洛霍夫亲自住进了她的家里。古拉诺夫把这看做是一个意外的机遇，好事一件接一件，成功自己找上门，只有笨蛋才会不加利用白白放过。阿亚克斯马上精心安排，租占了第二个房间，并且前交后接都是他的人。就这样，把伊拉连同她的爸爸一同收入彀中。当部属向他报告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的电话谈话时，嗨，谢尔盖·里沃维奇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位父亲挖空心思、自欺欺人地编造出一个自己正在同妻子离婚和换房的传奇故事，每次都是对着寂然元声的空话筒，煞有介事地胡言乱语一通。
　　当然，行动安排瞻前顾后，周密稳妥。如果不是阿尼斯科维茨从中横插一杠的话，本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容不迫仔细周到地办成。然而，插进来一个多管闲事的老妖婆，使得一切都偏离了正轨。
　　不，他并不为过去的生活而羞耻，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完全满意，甚至每次去可憎的永久之城罗马，都使他感受到期望冒险的甜蜜。缺少这种感受，他就要发霉，甚至觉得自己在明显地衰老。他风光地活过了，也应当潇洒地走。还有整整三个小时不会来打搅他，这足够了。我们这些过时的品克顿侦探，从来就没有学会搜寻。谢天谢地。
　　刚一听到汽车开过来的响声，塔什科夫立即迎面走去。开始是必说的命令：
　　“一个一个地出来！”
　　“把武器留在车里！”
　　“双手举过头！”
　　“缴枪不杀！”
　　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往汽车里冲。只要里面哪怕还有一个武装匪徒，就不能这么做。车门口出现了一个惶恐不安的人，显然不是欧洲人。塔什科夫明白，这就是阿斯兰别克·乌齐耶夫说的那个伊朗医生。就是说，娜塔莎应该也在这辆车里面。在惶恐不安的外国人之后，他看见彼得罗维奇在汽车里面招手。
　　“快来把姑娘抱下车，萨什科。”
　　娜塔莎坐在底座上。在布满机场的灯光映照下，看得清她又大又亮的眼睛因为惊恐而发呆。亚历山大俯身把她轻松地抱起来，就像拿起一片鸿毛一样。
　　“一切都好，亲爱的，”他一边亲切地说一边抱着她向飞机走去，“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是来接你的。你真聪明，娜达申卡，你是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姑娘。往后什么都不用怕了，一切都好，都结束了。”
　　“米隆呢？”她突然贴在塔什科夫的耳边小声问，“他怎么了？”
　　“米隆是谁？”
　　“米隆。他给我上课。他在哪里？”
　　“难道给你上课的不是阿斯兰别克？”
　　塔什科夫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姑娘。
　　“你什么都不怕吗？”
　　“不怕。”
　　塔什科夫放慢了脚步。有点接不上茬。莫非是小伙子说谎？不会，他说的事情都应验了，把娜塔莎和医生一起送出来，恰恰是让瓦西里跟阿亚克斯打通电话之后。他抬起头，看见了阿斯兰别克贴在舷窗上的脸。
　　“你看，”他转一下身，让娜塔莎面朝舷窗，“是他给你上课吗？”
　　“米隆！”她突然大喊一声，差点震得塔什科夫耳朵发聋。“米隆！”
　　塔什科夫刚踩上踏板又退下来，以免崴伤脚。乌齐耶夫从飞机上跳下来，从他的手上抢过娜塔莎，像哄小孩睡觉似的把她抱在怀里，使劲地亲吻她的脸颊、眼睛、嘴唇。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又一次接受侦查员奥里山斯基的盘间后，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走出市检察院，在门口碰到了薇拉·热斯杰罗娃。她神色紧张，有点怪异。沃洛霍夫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副神情。
　　“还是为奥列格的事情找你吗？”她冷淡地问。
　　“是的。”
　　他很高兴可以用薇拉的丈夫牺牲掩饰过去，而避开他被传到检察院来的真实原因，薇拉看了一眼金表。
　　“我还有半个小时，让我3点半来。我们走走吧。”薇拉提议。
　　他们漫步走上热闹的大街，无话可谈。薇拉突然说：
　　“太闷热了。这些没完没了的汽车害得人没法呼吸，我们找个小院子，在椅子上坐坐吧。”
　　他们很快找到一个地方，但是薇拉不喜欢，那里没有树阴，却有一群小孩子围着沙箱追逐尖叫。
　　“天哪，热得真难受，”她抱怨说，“哪怕找个阴凉地方呆上几分钟。也许，到门厅里去？”
　　沃洛霍夫默默地耸耸肩。总之她说得对，门厅里一定又凉爽又安静。他们走进路过的第一个门洞，走上一层的楼梯口。那里的确又凉爽又安静，只是有一股浓浓的炸土豆、炸鱼的气味。薇拉靠在窗台上盯着窗户外面，背对着沃洛霍夫。接着她打开挎包，开始在里面找什么东西。看着她紧张的后背，沃洛霍夫想，她大概在哭，想找擦鼻子的手绢。当薇拉转过身来对着他的时候，他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始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然后听到“轰”的一声枪响。
　　“混蛋，”她面部表情呆板地说，“败类，为了你去坐牢也不可惜。”
　　她把手枪扔到楼梯上，缓缓地向下走去。弥留之际，沃洛霍夫还在惊讶，为什么楼里的居民没有一个人开门到楼梯上来，要知道枪声是那么响……
　　一切又重新走上了习以为常的轨道。伊拉早晨5点钟起床去扫大街。然后到十六层大楼里去擦楼梯。然后去小商品市场。晚上在“格洛利亚”上班。娜塔莎又住进了医院，依然是那家医院，也依然是那间病房。只是伊拉的家里再没有房客了。确切地说，有一个，是一个漂亮的黑头发小伙子，身份证上写的是阿斯兰别克，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米隆。他不交房租，他拼命工作，把钱都交给伊拉，一个戈比也不剩。
　　“我们首先攒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他对她说，“然后给你的父亲立碑。再往后等娜塔莎从学院毕业，我给她找一份工作，我们把她接回家来。我们的生活将会好得多。你只要稍稍再忍耐一阵，好吗？我们的生活将会好得多，我向你保证。”
　　伊拉相信。卓娅同塔什科夫每星期到她的家里来一次，是同那个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拯救娜塔莎的塔什科夫。伊拉不知道让他们坐在哪里，用什么招待他们，她觉得，她一辈子也报答不完这个严肃的人。她真高兴，卓娅到底决定了要把孩子生下来！她将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尽管不是亲的，她可以带着他散步，玩捉迷藏或者沾人的游戏，可以到幼儿园去接他。也许，到时候甚至还会托她送他第一天去上学。至于巴甫利克，她大概没有办法送他上学了。
　　她将会有家庭，不是仅仅由几个残疾人组成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将有米隆、卓娅和她的孩子，好像还有塔什科夫。她的一切都会很好，只需要非常努力地工作，还要非常非常有信心。
　　伊拉相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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